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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明末清初人物、职官、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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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1 01:12: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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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秉文(1585年—1638年),字含之,号钟阳。安徽桐城人,清代大臣张英的大伯父。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山东左布政使任上,保卫济南,抵抗清兵,以身殉国。妻妾赴大明湖殉国殉夫,家中侍婢十多人也同投湖自尽。
  张秉文"少朗俊,风格标异,大父参政公许为远器。"大父即祖父,张秉文祖父是张淳"张一包",曾任陕西临巩道参政。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授浙江归安知县。
  不久,调徽州教授,后迁户部郎中,出守抚州,累官湖广荆襄道,福建建宁兵巡道,广东按察使,广东右布政使,山东左布政使。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清兵分几路入关,其中一路为大将军多尔衮所领人马,最为剽悍,从河北青山口一直打到山东济南,临近年关时,将济南城团团围住。而此时,济南城内兵力空虚,守军还不足两千人呢。山东布政使张秉文一面流星快马,急报朝廷,请求援兵,一面动员城中百姓拿起武器保家卫国。
  张秉文衣不解甲,在济南城头苦苦死守。他天天盼着朝廷的援军到来,谁知替皇上督师的太监高起潜在临清坐拥重兵,偏不来救。另一路援军大将祖宽见状亦观望彷徨,贻误了战机。可怜山东布政使张秉文,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职行政官员,率济南百姓守城十余日,终于在次年正月初二被清军攻破城池。张秉文又率兵民与清军展开巷战,终是寡不敌众,中箭阵亡。清军攻占济南城,直至三月才撤退出关。
  这一仗,清军俘虏了分封济南的德王朱由枢,掠走人口五十余万。
  城破之后,张秉文虽一介文士,亦披甲仗剑,与敌周旋巷战。有人来报,说是张公已逃走。夫人怒斥:你们的主公岂是贪生怕死之徒?他绝不会弃城而逃!果然不久又有人来报:公已战死。夫人听了,泪下如雨:这回是真的了!对妾陈氏说:我说过要和夫子同死生的,家中幼孤就由你照顾了。妾说:你死我也死!于是,妻妾二人同出官署,赴大明湖而死。家中侍婢十多人,也一同投湖自尽。
  "夫子之死生惟官守,妾之死生惟夫子。"方夫人之死,看似殉的是丈夫,其实殉的还是国家,守的还是大节。陈氏妾及十多个婢女,尽皆殉的是大节。方夫人后来也得到朝廷表彰,赠一品夫人。
  张秉文抗清阵亡,以身殉国,方、陈二夫人也以身殉夫。他们的三个儿子克倬、克仔、克佑,继承父母之志,在清朝统治之后,虽然张氏一门出了"父子宰相"等诸多高官显宦,这三兄弟却一直孤高守节,终身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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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1 01:22:1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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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慧元(1600~1638) 字超想,号次如。明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1600.5.26)生于清涧,白宗舜次子。少时颖异,文思敏捷,熟读经史,精于易学;体貌魁伟,目光如炬;性情高迈,豪爽不羁。崇祯三年(1630)中举,遂以天下为己任。旋出潼关,抵开封,渡黄河,至临清,遍历华嵩海岱。时赋诗抒怀,有《道途小咏》行世。七年(1634)成进士,翌年授任丘知县。任丘靠近京都,有权势者甚多。赴任后,其廉以持己,不避权贵,修城筑堤,民感于心。九年(1636),清兵犯境,邻壤多陷,慧元岿然不惧,率众固守,待敌临近,躬擐甲胄,跃马出击,斩获甚多。次年春,内擢京师,因素不枉法徇情,阉官深恨,捏罪陷害,矫诏罢捕,旅地羁审,再禁任丘。十一年十一月(1638.12~1639.1)初,拟解京师,未行,清兵压境。士民及新县令李廉仲,以慧元才兼文武力请,留其共御强敌。慧元道:“丈夫身许国,岂以去位生嫌疑心乎?”遂慨然应允,负“罪”守城。敌攻弥紧,廉仲畏惧,对慧元说:“此城难守,大家乘夜潜出,何如?”慧元斥云:“吾家世受国恩,惟有与城存亡,弃城幸免,如法纪何?”即亲冒矢石,率子侄、家丁死守。十日(12.14)夜,李缒城而逃,满城鼎沸,守地遂破,敌蜂拥而入。慧元闻知,急前抗阻,负伤10余处,寡不敌众,无力再战,面北而跪,高呼“臣力竭矣”,厉声骂敌,又遭数刃殉难,年仅39岁。事迹载《明史》、《明史稿》和《崇祯忠节录》诸籍。十五年十二月(1643.1~2),平冤昭雪,旌表为忠烈,追赠河南按察司佥事。子羽宸、补宸、鳌宸、寿宸、延宸,被誉为五桂。
 楼主| 发表于 2019-6-11 01:29:0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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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岳托(1599年-1638年),努尔哈赤之孙,礼亲王代善之长子,满洲镶红旗人。岳托是清朝开国史上的一位重要将领,他在祖父去世后,以大局为重劝父代善拥立皇太极。岳托很早就投身戎马,太祖朝,岳托攻辽沈,征蒙古,与父亲代善同掌两红旗。岳托先被封为台吉、贝勒,后因军功被封为亲王,主管兵部。因其性情耿直,引起皇太极的不满,动辄获咎,屡遭贬斥至贝勒。1638年(清崇德三年)病逝于济南。皇太极念其功绩追封他为克勤郡王。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清政府为岳托立碑纪功。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使岳托配享太庙,入祀盛京贤王祠,并以克勤郡王之爵世袭罔替。
  人物生平少年经历岳托是和硕礼亲王代善的长子,母为代善之嫡福晋李佳氏。因其自幼丧母,继母和父亲代善对待他都很刻薄,故太祖大妃孟古哲哲(皇太极生母)受命将其与皇太极一同抚养。
  1620年(天命五年)三四月间,后金国准备从界藩城迁居萨尔浒城,努尔哈赤视察并指定各贝勒兴建府邸的宅地。代善看到其长子岳托修整好的宅地比自己的好,就先后让莽古尔泰和阿敏为自己请命说自己所居之地狭小,意欲霸占岳托的宅地。1620年(天命五年)九月初三日,代善次子爱新觉罗·硕托(岳托的同母弟弟)因为无法忍受代善的-而突然失踪,有人说其“叛逃”投明朝而去。在还未确定硕托是否叛逃时,代善即一口咬定硕托有叛逃之心;在找到硕托并且其本人明确表示并没有叛逃后,代善还是向努尔哈赤跪下五六次请求斩杀硕托。代善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努尔哈赤释放了硕托。努尔哈赤由此开始调查代善给予两个前妻之子的待遇问题。代善之子岳托、硕托所领有的资产均比其他的异母弟弟差。这一点令努尔哈赤深恶痛绝,因为努尔哈赤小时候曾深受继母-,所以他本人在对待诸子时十分注意,对于幼年丧母的褚英、代善给予的待遇称得上是格外优厚。因此,太祖怒斥代善说,你也是前妻的儿子,何不想想我不是对你更亲近吗?你怎么就被后妻蒙蔽得-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呢?何况我待你一直是特选良好的部民让你专管,你为什么就不能像我一样将优良的部民赐给岳托、硕托呢?太祖宣布废除代善的太子之位,让岳托、硕托与代善分家。驰骋沙场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二月,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奉集堡(今辽宁沈阳苏家屯区),将要班师返还的时候,突然接到谍报,附近发现了明军数百人。岳托于是偕同德格类向明军发动突袭,击败了明军。之后努尔哈赤攻进沈阳,后金军将逃跑的明军追至白塔铺。岳托闻讯后赶至白塔铺,驱逐明军四十里,歼灭明军三千余人。因为内喀尔喀扎鲁特部贝勒昂安把后金使者捉住并送往叶赫,结果使者被杀,在1623年(天命八年)四月,努尔哈赤派岳托同阿巴泰出兵征讨内喀尔喀扎鲁特部。岳托疾驰八日,直捣内喀尔喀扎鲁特部的驻扎地,出奇制胜的斩杀了昂安及其儿子。凯旋时,努尔哈赤亲自率众迎接,对岳托的善战、智谋予以肯定。拥立太宗1626年(天命十一年)9月,努尔哈赤病逝。由于实行汗位继承由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制,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都手握重兵,怀有夺取汗位的打算。关键时刻,岳托协同三弟萨哈璘劝代善拥立皇太极。代善放弃自己登位,转而接受岳托等人的安排。代善在翌日向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提议立四贝勒皇太极为汗,以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的形式拥立了新汗。皇太极登基之初,威望不隆,另外三大贝勒仍然与他平起平坐。岳托又积极协助皇太极加强中央集权,打击、消弱三大贝勒的势力。1626年(天命十一年)冬季,岳托又跟随父亲代善攻打扎鲁特部,斩杀其部长鄂尔斋图,俘虏了他的部众,岳托因军功被封为贝勒。出征朝鲜1627年(天聪元年)正月,皇太极命阿敏为主帅领兵出征朝鲜,岳托、济尔哈朗等随征。后金军跨过鸭绿江后,连续攻克义州、定州、汉山三城。之后渡过嘉山江,攻克安州,驻扎在平壤,平壤守将弃城逃走。后金进至中和,下谕命令朝鲜国王李倧投降。在后金军进驻黄州后,朝鲜遣使求和,岳托与众贝勒准备议和。阿敏提出异议,他想直接攻进王京。岳托据理力争,说“我国中御前禁军甚少,蒙古与明朝都是我们的敌对国,一旦边疆有战事,回师都来不及,当未雨绸缪立刻班师。”于是,岳托联合济尔哈朗与阿敏分兵驻营,又以朝鲜国王李倧的弟弟李觉为人质,再派使者去见李倧,李倧愿向后金岁贡财物。于是同朝鲜结盟,事后告知阿敏。阿敏以自己没有参加结盟为理由,放纵士兵劫掠。岳托劝服阿敏说:“既已结盟再纵兵大掠,不是仁义的举动。”又让李倧的弟弟李觉与阿敏结盟。之后还师,结束了朝鲜战事。随帝伐明从朝鲜回师后,岳托又跟从太宗皇太极伐明,由于大明名将袁崇焕的有力防守,清军损失惨重。但岳托在战斗中,不光击败了路遇的明军,在围攻宁远时击败明军挖壕士兵千余,复败明兵于牛庄。1628年(天聪二年),岳托同阿巴泰侵犯明边境,毁锦州、杏山、高桥三城。又烧毁自十三站以东堠二十一座,杀守兵三十余人。班师,太宗皇太极亲自出迎,赏赐良马一匹。1629年(天聪三年),岳托又进犯明锦州、宁远,焚毁明军积聚的粮草。1629年(天聪三年)十月太宗亲自攻打明朝,岳托与济尔哈朗率右翼军夜攻大安口,毁水门而入,击败马兰营援兵于城下。代善和莽古尔泰夜入御帐,不许诸贝勒大臣入内,与太宗密议说,我军深入敌境,劳师动众人困麻烦,即使攻入明朝边境,也是敌众我寡,建议太宗立即班师回朝。太宗虽不满,但面对两大贝勒的共议,又不得不做出让步。两大贝勒走后,岳托、济尔哈朗、豪格等众贝勒入御帐,见太宗闷闷不乐,岳托即请太宗明示。当岳托得知两大贝勒提议退兵时,立即与众贝勒令八固山额真至两大贝勒营地-会议此事,最终使代善与莽古尔泰收回成议,次日,岳托见明兵扎营于山上,分兵让济尔哈朗偷袭,自己驻扎山下等待时机。明军自遵化来支援,岳托回顾济尔哈朗说:“我一定会打败他们的。”之后五战皆胜。十一月,岳托率右翼军与阿巴泰所率的左翼军汇合于河北遵化,他们首先攻打顺义县,不久击破明总兵满桂等人。进逼明都北京,复跟随父亲代善击败明朝援兵。十二月,偕同贝勒萨哈璘围困永平,攻克香河。
  岳托在进攻明朝时多次立下战功,1630年(天聪四年),岳托同贝勒豪格回守沈阳。1632年(天聪六年)五月,岳托同济尔哈朗等攻打察哈尔部,行至归化城,俘获以千计。又偕同贝勒德格类开拓疆域,自耀州至盖州南。1633年(天聪七年)八月,岳托又同德格类等攻打旅顺口,攻克后留兵驻守。班师凯旋回朝,皇太极亲上郊外犒劳,并以金杯斟酒赐给他。1634年(天聪八年),皇太极阅兵于沈阳,岳托率领十一旗兵(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军一旗),列阵二十里许,军容整肃,旌旗鲜明。皇太极十分高兴并嘉许岳托,对岳托在兵部的工作也很满意。1634年(天聪八年)五月,岳托随从皇太极出征察哈尔,中途痪病,只能先行返还。1635年)(天聪九年),岳托随军攻打明朝山西,又因有病留在归化城。这期间蒙古土默特部告,博硕克图汗之子俄木布遣人同阿噜喀尔喀及明朝使者到来,准备进攻后金。岳托于是派遣伏兵邀击明使,擒住明军使者,令土默特部捕杀阿噜喀尔喀的部下。岳托选出部分土默特青年壮丁,编成队伍,立下条约,安定了河套地区的蒙古各部。之后与诸贝勒会师,一同返还。宦海沉浮1636年(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四月,封岳托为和硕成亲王。八月,岳托因被指控包庇莽古尔泰、硕托,以及离间济尔哈朗、豪格,众贝勒、亲王议定岳托为死罪。但是皇太极宽恕了岳托,只是降为多罗贝勒,罢免兵部的职务。另外,诸王又议罚岳托雕鞍马20匹,甲胄20副,空马20匹,银15000两,但太宗命仅罚其白银1000两,余者宽免。同时将爱新觉罗·硕托获罪后被夺满洲奴仆全部归还硕托本人。然后,太宗又遣大臣告诉岳托、豪格说,众议拟处以死罪,如果我真想杀你们,又有何难?只是苍天眷佑,使朕登基为帝,我有心与兄弟子侄共享太平。希望尔等今后竭力图报。对此,岳托与豪格都表示,死而复生是蒙皇上仁德圣恩,臣结草衔环也无以为报。
  1637年(崇德二年)八月,因太宗宸妃诞育皇子,蒙古喀尔喀部马哈撒嘛谛塞臣汗和土谢图汗特遣使臣献驼马并上表庆贺,太宗在演武场设宴款待蒙古使臣时,命竖起箭靶较射。在这次较射中,岳托因不善射,向太宗推辞说“臣不能执弓”,太宗答,你可以慢慢,射,你不射,恐怕其他的诸王贝勒不服,并催促再三。岳托只好勉为其难,可拉弓射了5箭均坠落于地,没有一次射中。引起了蒙古使臣的哄笑,岳托竟将手中的弓向蒙古人群掷去。于是,诸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议政大臣以及刑部承政共同会审,认为岳托一向心高气傲,妄自尊大,今于大庭广众犯下如此罪恶,难以姑容。议定岳托死罪,太宗不许;又议将岳托幽禁于别室,籍没财产,太宗仍不许;三议夺岳托所属人员,罚银5000两,解兵部之任,削贝勒爵,太宗同意,但命只将岳托从多罗贝勒降为固山贝子,暂令在家思过不准出门。英年早逝1638年(崇德三年),皇太极又恢复岳托的贝勒地位。这年秋天,岳托随皇太极出征喀尔喀,可是才至博硕堆,就知扎萨克图汗已逃走,于是无功而返。八月,讨伐明朝,授予岳托扬武大将军,贝勒杜度为副帅,统帅右翼军;统左翼军的是睿亲王多尔衮。军队进至墙子岭,明兵已经退入堡,在城外布置了三座营寨作为外线的防线。岳托率军攻克了外围三寨。但是城堡坚固不易攻打,岳托采用俘兵的建议,分兵正面佯攻,牵制明师,同时从墙子岭东西两边小道进行猛攻,连克烽火台十一座。于是左右两翼军深入关内,进行了长达五个月的掠夺。清军共攻下六十余座城,掠夺了无数人口、财物和牲畜。进抵山东,攻下济南。岳托于济南驻扎时染上天花,死于军中。
  1639年(崇德四年),多尔衮率领满载而归的远征军回到盛京,在汇报战绩时,没有岳托的名字。太宗惊问为何,才知早在济南去世,悲痛万分,辍朝三天,以示哀悼。同时命令不要告知礼亲王。等到岳托灵柩运回,亲至盛京城外的沙岭遥奠;还宫后,再次辍朝三日。诏封岳托为克勤郡王,赐骆驼五匹、马二匹、白银万两。身后风波岳托刚刚下葬还不足两个月,其原来的部下蒙古人阿兰柴等即告发岳托有谋逆之举,说岳托生前曾经给过岳母莽古济的第二任丈夫(即蒙古敖汉部之琐诺木)“刀一口,弓二张”,琐诺木则送岳托一匹马。而且,岳托还曾将琐诺木召入内室密语良久。此事上奏后,以代善(岳托生父)为首的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三人奏称,“当按律惩治,抛弃尸骨,戮杀其子”。对此,太宗的结论是:朕决定不降罪岳托了,岳托自幼为母后所恩养,朕亦“爱而抚之”,即使岳托萌生了“不轨之心”,朕亦不忍心对岳托施以身后之刑,关于这件事,你们就不要再说抛尸灭门的话了。个人贡献在治国方略上,岳托建议多为太宗采纳,如制定祭祀条例以禁止奢靡浪费,颁布《离主条例》,限制满族统治集团的胡作非为,从而缓和社会矛盾。
  1631年(天聪五年),后金国取得了大凌河之战的胜利,归降的汉官汉将多达百数十员,汉民亦多。为使之安下心来为后金国效力,岳托又向太宗建议,优待礼遇大凌河汉人,使天下人心归附,大业可成。至于如何优礼,岳托认为以满汉通婚为上:凡一品官降者以诸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国中大臣女妻之;其兵士则先察汉人女子给配,余者配以八和硕贝勒下的庄头女子。而且若诸贝勒大臣女出嫁后,有欺凌汉人丈夫者,治其父母之罪。太宗接受了岳托的建议。1632年(天聪六年)正月,岳托以身作则,率先与汉人佟养性额驸联姻。人物评价皇族子弟岳托能攻善战、头脑清醒、卓有才干。他在祖父去世后,以后金国的强弱和爱新觉罗王朝盛衰的大局为重,劝父代善拥立皇太极,为后金选择了一个最好的继承人。从而能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革除弊政,使后金迅速摆脱被动局面,转危为安,不断发展。在处理与汉民族的关系方面,岳托能从大局出发,积极争取汉人为满洲服务,并与汉军八旗的创始人额驸佟养性结姻,融洽了满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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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1 01:43:3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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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龙(1594年~1634年),明末将领,字苍渊,或苍元,回族。宁夏卫(今宁夏银川)人。由世职武举中试,历任宣府(今河北宣化)游击,永平(今河北卢龙)副总兵,署任都督佥事、三屯营(今河北迁西西北)总兵官。当时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出镇辽东,推荐马世龙随行,担任山海(今河北山海关)总兵,协助自己镇守辽东,共建大功而加右都督衔。
  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镪的话,派宁远中协副将鲁之甲为主将,参将李承先为前锋率领4个营(车炮营一、铁骑营一、水营二)7000战兵偷袭耀州,由于关宁军都是没上过战场的新兵,花了3天还没有搭好浮桥。后金当时在耀州有一个牛录的无甲旗丁和妇孺,还有有牛录额真屯布鲁的100战兵,得知明军消息后,屯布鲁和战兵连夜埋伏在官道两旁,等明军入夜到达时让城中妇孺举火敲锣打鼓,明军人马疲乏后,屯布鲁突然从两侧杀出,因为黑暗中不知敌人多少,大军在慌乱中崩溃了,先逃一步的骑兵为了防止敌人追击,竟然扒断了浮桥,导致了更大的伤亡。此战后金斩首四百级,包括鲁之甲与李承先,缴获铁甲700,战马600,史称“柳河之败”。战后马世龙被参劾,便称病离任。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大军入犯京畿,京城-,与孙承宗再度被起用,获赐尚方剑,总理诸路勤王大军。次年进左都督,加太子少保、荫本卫世千户。不久,再度“以病归”养宁夏。
  崇祯六年(1633年)五月,蒙部插汉、虎敦兔连合河套各部大举进犯宁夏,宁夏总兵官贺虎臣战死,明廷任命马世龙代理宁夏总兵官。世龙生长于宁夏,对宁夏山川、地理、形胜十分熟悉,加之攻防战备有方,半年之内,与来犯之敌在贺兰山一带和玉泉营、枣园堡等地数战皆捷,斩毙敌军二三千之多,世龙威名大震西陲。崇祯七年(1634年),病逝。追赠太子太傅,世袭锦衣佥事。
  马世龙家族在清代更加兴旺发达,他的曾孙马会伯(字乐闻),官至四川、湖北巡抚、兵部尚书衔总兵官。马会伯堂兄马际伯(字逸闻),官至四川提督。其子纪师、纪勋均为总兵官。马际伯胞弟马见伯(字衡闻),能文能武,有儒将风,深受康熙皇帝的宠爱,官至固原提督。马见伯胞弟马觌伯(字-),武进士出身,官至大同镇总兵官。
 楼主| 发表于 2019-6-11 01:48:2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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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廷扬 (1594—1647)
   沈廷扬,字季明,号五梅,今新河乡人。明兵部右侍朗兼右佥都御史,赠户部尚书。
   沈家境富有,为人慷慨有志气,崇尚侠义。当明末大乱,淮运中断时,沈创海运以接济军粮。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皇帝授沈武英殿中书舍人官职。时值崇祯帝下诏议恢复海运事,沈应诏上疏,建议从太仓浏河出海直抵天津,较运河转漕便捷,且省费用。他进呈海运书和海程图,并自备船只,亲试海运,获得成功,受户部员外郎职。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军入侵,锦州告急,沈被加以郎中官职,至山东登莱,筹划海运粮饷,接济锦州明军。翌年,漕运总督史可法保荐沈为光禄寺少卿,又升太仆寺正卿兼户部事。崇祯帝对沈十分器重,曾说:“居官尽如沈廷扬,天下何难治!”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沈应南明福王诏,以原官督饷江北军,编练部下熟悉水道的水手,得二万人。1645年(清顺治二年)加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职,总督浙直水师。1647年(清顺治四年),沈廷扬率舟师,联络张名振、张煌言、冯京弟等部,于鹿苑与清兵大战四昼夜。至福山途中,夜遭飓风袭击,战船翻沉于徐六径,土卒多溺死。张名振、张煌言、冯京弟混入降卒中逃遁。沈廷扬说:“我御史也,不可以无名死!”与部下700人皆被俘。已经降清的巡抚土国宝向沈劝降,沈不应;许以大官,又不应。沈700名部下无一人肯降,皆被杀戮,将沈转囚至南京。
   时已降清的洪承畴、周亮工曾先后向沈廷扬劝降,均遭痛斥。7月2日酉刻。沈方巾宽袍,乘车至三山街淮清桥,向南叩拜后从容就义。其甥黄仲融将其棺木葬于苏州虎丘五人墓西。南明永历时,桂王追赠沈为户部尚书,清乾隆中追谥“忠节”。
 楼主| 发表于 2019-6-11 01:54:3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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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俊(1594-1670年),字岂凡,江南吴江八都(今苏州市吴江区)人。明末清初贰臣。茅坤之外孙。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明亡后降清,仍任原官。曾上疏摄政王多尔衮建议蠲免京畿田租,献策十不从十不从。金之俊曾劝降左懋第。董鄂氏死后,写有《孝献皇后行状》。累官至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太傅。康熙元年(1662年)告老还乡。归田后,屡受施商余欺侮,患有膈症。康熙九年(1670年)逝世。
  上 书言事
  金之俊,字岂凡,江南吴江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顺治元年(1644年)睿亲王多尔衮底定京师,命原明朝官员各安原职。金之俊上疏请求先蠲免京师附近甸民的田租以获得农民的支持,又说:“土寇有率众前来归降的,宜赦免他们的罪责。抓获首领前来献上的,应该按照功劳赏赐。接受安抚的民众,最好是编为保甲,使他们能够重操旧业。没有稳定职业的人,应该对他们重新安排。”不久又上奏举荐丁魁楚、丁启睿、线国安、房可壮、左懋泰、郝絅等人,又弹劾通州道郑军生活悠闲无为并且姑息纵容盗寇,三关总兵郝之润纵兵抢掠人民的财物,请求将他们罢官免职;并请求召京畿附近的巡按及监司以下的官员前来为新王朝效力,禁止满洲官役额外需要驿递人员和马匹的情况。摄政王多尔衮看了之后,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
  顺治二年(1645年),因为京师的米价过高,上 书清廷说:“如今大军已经直取江南,应马上设置漕运总督及巡漕御史前去赴任。南京已经安定下来了,应该恢复原来的漕运事业了。”清廷下诏迅速商议。于是金之俊又上疏言明漕政八事,并将奏疏下放给各部。不久被调任为吏部侍郎。
  顺治三年(1646年),上疏请求酌定进士铨选制度。顺治五年(1648年),被授为工部尚书。顺治六年(1648年),请求归乡,加太子太保。顺治七年(1650年),又回朝任职。顺治八年(1651年),又调往兵部,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炙手可热
  顺治十年(1653年),调任为左都御史。上疏说:“审查犯罪之人,一定要按照法律行事,不宜将所有的人都牵连进去,导致无辜之人受连。”又上疏说:“各省的提学,按照常例应该是佥事道分别派遣。畿辅为首善之区,江南人才都汇集于此,这里的提学请在翰林官员之中挑选。”他的建议清廷都听取了。不久迁移为吏部尚书,被授为国史院大学士。
  顺治十二年(1655年),金之俊病重乞求告老还乡,顺治帝不允许,并且派画工去他的府邸画像。 顺治十三年(1656年),对诸大臣曰:“君臣之义,终始相维。你们今后不要总念着因年老而退休。你们忍心舍朕而去吗,朕又怎么忍心让你们告老还乡呢?去年金之俊的病非常重,朕遣人去给他画像。念他已老,惟恐不能再见了,所以不胜眷恋。朕所选拔的人,真想要和他们白首相依,实在不忍心分离啊!”金之俊哭泣而谢。 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为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晚年时期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下诏为崇祯帝立碑,命金之俊撰文。不久加太保兼太子太师,再次请求回乡。顺治十七年(1660年),亲自上 书祈求回乡,顺治帝下诏婉言将他召回,金之俊未至,加太傅。
  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改为秘书院大学士。金之俊自归后,屡以衰老乞休,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才准许他致仕。
  金之俊家居,有为匿名帖榜其门以谤之者,之俊白总督郎廷佐穷治之,牵累不决。事闻,上不直所为,以律禁收审匿名帖,镌廷佐二级,之俊削太傅衔。康熙九年,卒,谥文通。
  历史评价
  萧一山:运筹策划,经略四方,筦理机要,创制规模者,如范文程、洪承畴、金之俊、冯铨辈,虽以汉人投效,行节有亏,史书所载,黜之贰臣;然经营勤劳,亦不失为开国之良辅。
 楼主| 发表于 2019-6-11 02:07:4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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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壮(1596~1647年)字集生,号秋涛,泌冲沙贝(今属广州石井)人,在九江出生成长。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举人,四十七年进士,廷对及第第三名,称“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同充修史馆。
  天启四年(1624年),主持浙江乡试,策问宦官之祸。魏忠贤阉党对此恨极,借故削去子壮官职,其父同日被罢官回里。崇祯初,忠贤伏诛,子壮起为左春坊左谕德。崇祯四年(1631年),任少詹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五年,纂修“玉牒”,告成,迁礼部右侍郎。后因上疏逆上,除名下狱,减死放归,筑云淙别墅于广州白云山中,复修南园诗社,寄情其中。不久,起官协理詹事府,未北上,京师已陷。福王立于金陵,任子壮为礼部尚书,北上受命。清兵破扬州,子壮趋朝请旨设法守御金陵,为马士英所阻,不得入见。折往见掌京城军政要人赵芝龙,条陈抗卫事宜。芝龙色厉内荏,心怀降意。
  复往见钱谦益说:“明亡在旦夕,这正是臣子誓死效忠的时候,怎料朝廷内部人各一心,国事糟了!”是夜,马士英挟福王与太后潜逃。翌晨清兵已迫近金陵北郊,赵芝龙与钱益谦出城投降。子壮于是潜出寻访福王,由太平走芜湖,闻福王已被掳北去。过杭州,得见太后,着返粤兴师勤王。不久,郑芝龙和福建巡抚张肯堂等拥立唐王聿键于福州,加子壮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命与粤督丁魁楚和赣督万元吉同办军务。子壮于是在广州捐资募众2000余人,日夜训练。
  清军于顺治三年(1646年)九月入闽,总兵周之藩卫主战死,唐王被执。丁魁楚等拥立永历帝朱由榔于肇庆,苏观生又议立唐王弟聿于广州。永历帝授子壮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广东、福建、江西、湖广军务。清兵入广州,朱聿被执,死。次年春,张家玉、陈邦彦及新会王兴、潮阳赖其肖等先后起兵抗清,子壮亦于八月起兵于九江,约陈邦彦合攻广州,暗结指挥使杨可观等为内应。不料事泄,可观等死难,子壮兵驻五羊驿,久攻不下,为清兵击败,退还九江。长子上庸在阵上战死。适故御史麦而炫攻破高明,迎子壮师入,以故兵部朱实莲主持县政。九月,清兵陷高明,实莲战死,子壮、而炫俱被执,解至广州,不降被杀。
  永历帝赠子壮太师上柱国、中极殿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番禺侯,谥文忠。后人把他与陈邦彦、张家玉合称为“明末岭南三忠”或“广东三忠”。
  著有《经济言》、《南宫集》、《礼部堂稿》和《练要堂稿》等。
 楼主| 发表于 2019-6-13 23:28:10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人叫桑拱阳,临汾城西南的桑湾村人。他饱读诗书,尤精儒学。年岁不长,学问大长,长得他在家乡高谈阔论也有点怀才不遇的伤感了,因而,风尘仆仆南行了。渡黄河,涉长江,一气奔到了苏帅。那时的苏州正红盛着一个讲坛,他登台发言,令顾炎武、傅山这些学术大腕们也刮目相看,禁不住为这个晚生拍起巴掌来。
  桑拱阳的荣耀和李自成没有关系。
  桑拱阳的死亡李自成却难逃干系。
  当然,李自成绝对没有和这个知识分子过不去的意思,更没有将他列入臭老九迫害打击。反而,将之视为才俊,恨不能据为己有。其时,桑拱阳中了举人,并被任为河东书院城社的学正。他意气风发,准备将书生意气全部风发给社会。李自成就在这时候到来了,来了,一眼就盯上了这个意气风发的儒生,而且要把他招为幕僚,为自己打天下出谋划策。
  桑拱阳不干。
    自成,也玩了他自己,他陡然而至生命的末日。
  倒不是李自成识透了他的小小伎俩伤害了他,而是他那掩人耳目的小技损毁了他的肢体。为了造成身患黄疸的病相,他冥思苦想,将槐树的槐米熬成汁液,涂满全身。果然全身泛黄,黄得令李自成的心腹慌忙退出,唯恐多看一眼也身染此疴。心腹窜了,桑拱阳笑了。他笑得过早了,岂不知槐米有毒,毒侵肌肤,渗透骨髓,悄悄进入膏肓了。未及李自成打进北京,坐上龙庭,桑拱阳就闭目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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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3 23:32: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6-13 23:40 编辑

韩霖:博学的明末绛州孝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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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山县马趵泉村韩氏始祖韩霖,是明代一位颇有学养的儒士。
  韩霖(1596~1649),字雨公,号寓庵,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其毕生致力于军事、武术、书画、篆刻、考据等的研究传播,明末战乱时期,举家迁居于马趵泉村。

游学江南

  绛州韩家是明末河东书香门第,祖上曾是被誉为“绛州二尚书”之一的韩重(曾官至南京工部尚书)。良好的家境家风,培育出韩雲、韩霖、韩霞三兄弟,当时人称“河东三韩”。三兄弟中,韩霖最为著名,乃明末著名“东林党”的成员。其自幼聪明好学,喜欢钻研,尤其喜欢看历史、游记一类书籍,乡人称赞他少有大志,胸怀抱负。
  明万历三十四年,韩霖追随兄长韩雲到江苏游历,并以道德文章与当地文坛名人傅东渤、文太青等深交,黄道周、马世奇等名士也对其推崇备至。此后,韩霖又数下江南,曾先后拜访过学者董其昌、顾炎武、黄宗羲等,并与他们结为朋友。
  除了江浙以外,韩霖还以藏书及学识闻名于三晋,并与当时山西名士傅山等成为莫逆之交。明崇祯十六年,山西巡抚蔡懋德聘魏权中、韩霖、桑拱阳、傅山等人至太原三立书院,分别“讲战、讲守、讲火攻、讲财用、讲河防”,韩霖主讲的是战、守与火攻。
  在多事之秋的明末,韩霖敢于积极提倡军事变革,批判儒家伦理,更积极学习西洋铳法,这在那时思想保守的社会中是罕见的,彰显了其远见卓识和非凡志向。

收藏颇丰

  韩氏三兄弟韩雲、韩霖、韩霞均好读书、好藏书、重学术。其中尤以韩霖为最,“前先后购书万卷,购法帖数千卷”,在家乡建起了晚明时期山西著名的藏书楼——卅乘藏书楼,明代大文豪董其昌为韩氏藏书楼撰文题记。名士黄景昉的诗中称,“晋人往往夸三韩,仆婢都教读《尔雅》”,反映了“三韩”在晋人中的文名。
  据《绛州志》载:“韩之先京兆司空多秘籍,鸿胪景伯(韩霖之兄韩雲)继之合得万余卷,雨公悉推与景伯,而身则重购之四方。每游都邑及委巷小市,必穷其耳目之所未睹,或见之他所莫能得,则辗转抄录而后已。”由此可见韩霖好书、藏书的精神。
  韩霖收藏丰富,不仅有书籍,也有字画。傅山在“题旧拓圣教序”云:“圣教序旧拓本无几页,雨公所藏一册。即不宋,绝非二百年内物矣。”傅山还在“绛州帖”中说:“壬午,从河东府王孙得绛帖一部,绛帖传无之久矣。晋府宝贤堂云,是从绛帖抚勒者。韩雨公欲得之,吾谓:‘君家已藏半部真本,不必复须此矣。’韩语塞。”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韩霖的收藏丰富珍贵,与傅山的交谊亦深。
  韩霖收藏的书画多为珍品、所费不菲。至今,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有韩霖收藏的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的“溪山楼观”山水画卷。燕文贵的画在明末已罕见,韩霖能收藏这一手卷,其财力之厚和鉴赏之精可见一斑。此卷后有傅山长跋记载:“此偏关万金吾家藏而转之太原潘氏……先帝癸未(1643),绛孝廉韩雨公来太原,潘氏见之。韩既精鉴赏,而一生书画之契又莫逆于董,见而爱之,遂重购于潘氏,收之行笥中,以为宝,笥寄之于省城。遭乱,散失谁何。”
  明亡后,韩霖收藏的书画散落各地。清初,韩霖好友傅山家境虽一落千丈,但还是尽力收藏散落的韩霖旧藏。戴廷轼的《半可集》小画记云:“绛孝廉韩霖雨公,出游必携管夫人道升小画,随所侨悬焉。国变失之,太原陈又玄得于兵市,公他(傅山别号)先生自又玄易之于崛口山房,怜韩也。”

书印过人

  明末,韩霖不仅与书画界大家董其昌为忘年交,还与著名书画家黄道周、倪元璐等相善。除书画收藏外,韩霖也是出色的书法家,《绛州志》记载:其书法“效东坡与南宫,介苏轼与米芾间。”韩霖书迹今天已不多见,在明末清初的著名书画、篆刻家胡正言出版的《十竹斋书画谱》收有他的一件行书作品,笔势潇洒跌宕,果真有苏东坡和米芾的意境。《十竹斋书画谱》所收多为当时名家的书画墨宝,韩霖的书法能入选,反咉出其书法的声望。
  韩霖不仅精于书画鉴赏及创作,还善治印。明末治印名家中,朱简(字修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周亮工在《印人传》中对其推崇备至。韩霖与朱简为好友,朱的印学理论名著《印经》,就是在韩霖和万若的督促下编订的。韩霖还编辑了朱篆刻代表作《茵阁藏印》并作序,序中韩霖写道:“余究心此道二十载,殊觉登峰造极之难。”在明末另一治印名家胡正言的《胡氏印存》中,也有其为韩霖刻的“韩霖”和“雨公”两方名章;还有董其昌所推崇的治印名家吴迥也为韩霖刻过印,可见其在明末治印界交往之广。

博学多才

  正是因好购书、善藏书、爱读书,韩霖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汲取到渊源学识和先进思想,深深影响了其不凡的一生。韩霖在明末文坛可谓独具一格,其能中西并重,跟徐光启学兵法,向高一志(字则圣)学炮术,并以兵学名闻当世,这是难能可贵的。
  丰富的藏书、深远的交游,使韩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在天启元年中举后,韩霖屡困场屋,未能入仕,然其布衣一生,却著作等身,所著书籍涉及文学、军事学、书法学、目录学等诸多学科,主要有《守圉全书》《救荒全书》《铎书》《寓庵集》等四十卷、《书札》二十卷、《慎守要录》二卷、《购募西铳源流》一部(不分卷)。韩霖著作虽多,但大部亡佚,今存世者计有《守圉全书》《二老清风》《铎书》等。
  韩霖的博学,于其传世著作中可见一斑。在其所著《铎书》中,不仅大量引用当时文人著作,如朱国祯之《涌幢小品》、袁黃之《了凡四训》、李长科之《广仁品》,还有《中庸》《孟子》《尚书》《孝经》《诗经》等儒家经典和诸多宋明理学著作,而且引用了不少西方著作,足见其知识渊博。
  研习太极
  韩霖不仅是名士,还是宗岳太极拳的嫡系传人。宗岳太极拳是我国太极拳的重要一支,开山鼻祖王宗岳乃韩霖外祖父,其所著《太极拳谱》中之《太极拳论》,被视为太极拳经典理论。
  韩霖母亲王薇是王宗岳之女,自幼深得父亲太极真传。韩霖和兄长韩雲少时随母亲练太极,并得到外祖王宗岳的亲自指导。其中韩霖的太极拳最为出神入化。
  韩霖得外祖太极拳真传,并将此拳术传给后人,使后裔在农商并举、耕读传家之余,练太极强身健体。清康熙二十八年后,韩霖之孙韩日新在先祖的基础上把《太极十三势》进一步细化延伸,为后人研究习练“宗岳太极拳”指导了正确发展的方向。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马趵泉韩家生意发展壮大,在甘肃等地设立字号,他们又组建“韩家镖”,以太极拳保护家族商队商号的安全。
  如今众所皆知傅山精通太极拳,可鲜有人知韩霖是傅山太极拳师傅,是其将“宗岳太极拳”传给了友人傅山。傅山太极拳法至今仍有流传。 (陈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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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绛县城区是一个古老的城镇,街巷多而不齐,弯曲者多笔直者少,丁字街多十字街少。在老城改造中一些小街小巷已不复存在。根据1985年新绛县地名办公室资料,当时县城区共分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城南五个居民区。1992年设立城北居民区。至2007年,城区共有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城南、城北六个居民区及正平坊、孝义坊两个居民委员会。
东南居民区


   位于城东南方,北至韩家巷,西至南大街,有居民331户,1725人。地形呈坡式,东南低,西北高。主要街道有南大街、府君巷、韩家巷、安子巷等。城关镇人民政府、棉麻公司、糖业烟酒公司、饮食服务公司、银行等均设于此区。明代前该区曾称安阜坊,省元坊,明代合并为安元坊,解放后一直沿用这一名称,1966年改为东南居民区。至2007年仍称东南居民区。


    【府君巷】城东南方。系东西巷,东至东天池,西至南大街,巷长300米,宽4.3米。据传,此处于明洪武年间建有府君庙,故名。文革期间称前进巷。属东南居民区。


    【韩家巷】城东南方。系东西巷,西至北大街,东至东天池,巷长545米,宽5至6米。城关镇人民政府设于此巷。原为韩家巷、过桥楼、乐善巷。原韩家巷据传,明代工部尚书韩重曾居于此。原过桥楼据传,古时此处有河流,架设过桥梁,桥端建有小楼。原乐善巷据传,明代前有普善庵建筑物,文革期间称东方巷。目前,各巷已连结在一起,现用其中主巷命名。属东南居民区。


    【东岳巷】城东南方。系东西巷,东至桥北路,西至南大街,巷长225米,宽6米。据传,明代成化年间建有东岳庙,故名。文革期间称前进巷。属东南居民区。


    【蔡家巷】城东南方。系南北二道巷。南至东岳巷,北至府君巷.巷长176米,宽4.3米。古时,因蔡姓人氏居此得名。文革期间称前进巷。属东南居民区。


    【安子巷】城东南方。系东西巷,东至农机二厂,西至仁义路,巷长290米,宽3米。据州志记载,城东南方过去曾叫安阜坊,此巷名为安阜巷,后群众习惯称为安子巷。文革期间称战斗巷。属东南居民区。


    【南大街】城南半部。系南北街,南至南门口,北至贡院巷东口和北大街南口相接,街长500米,宽30米,县商业局、供销联社、工商行政管理局、棉麻公司、果品公司、土产公司、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新华书店、文化馆等单位均设于此街,系历代工商业云集之地,为县城主街。文革期间曾称红卫南街。南大街东侧属东南居民区,南大街西侧属西南居民区。


西南居民区



    位于城西南方,东至南大街,北至贡院巷,有居民449户,2315人。地形呈坡式,东南低,西北高。主要街道有南大街、中城巷、孙家巷、木匠巷等.县供销联社、商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果品公司、土产公司、新华书店、蔬菜公司、汽车运输公司、橡胶厂等均设于此区。据传,该区境内曾建有儒林坊,进士坊牌楼,因而取名桂林坊,解放后一直沿用这一名称,1966年改称为西南居民区。至2007年仍称西南居民区。


    【常家胡同】城西南方。系东西巷,东至南大街,西至中城巷,巷长145米,宽2.5米。古时,因常姓人氏居此得名。文革期间称灭资巷。属西南居民区。


    【中城巷】城西南方。系南北巷,南至孙家巷,北至贡院巷,巷长370米,宽5米,房产管理所设于此巷。古时,因此巷位于县城中心,故名。文革期间称爱国巷。属西南居民区。


    【钟音巷】城西南方。系东西巷,呈斜坡,西高东低,东至中城巷,西至衙坡下,南通砖坡巷。巷长100米,宽3米。因位于钟楼附近,打钟时该巷有回声,故名。文革期间称爱国巷。属西南居民区。


    【砖坡巷】城西南方。巷系东西巷,东至中城巷,西至巷底,拐向钟音巷,巷长95米,宽2.5米。巷中西高东低,全用青砖铺设,故名。文革期间称爱国巷.属西南居民区。


    【石人巷】城西南方。巷系丁字巷,中段北通钟音巷,东至中城巷,西到钟楼排房土阜之下。巷长300米,宽2.5米。过去曾和旧官署对称,因住旧官署办事人员多,曾叫小衙巷。巷中有半身石人像,1935年白佩华县长任职阶段曾更名为南石人巷,因北石人巷为县委等单位占用,己不存在,故叫石人巷。文革期间称爱国巷。属西南居民区。


    【小井巷】城西南方。巷系拐角形,北至常家胡同,东至双庙巷,巷长100米,宽1~2.5米,因巷中有一口小井,故名。文革期间称灭资巷。属西南居民区。


    【双庙巷】城西南方。巷系南北巷,北至贡院巷,南至木匠巷,巷长237米,宽2.5~3米。该巷曾有两个庙宇连贯建筑在一起,故名。文革期间称灭资巷。属西南居民区。


    【木匠巷】城西南方。系东西巷,东至南大街,西至中城巷,巷长175米,宽6米。据传,明代前有个手工业者在此开设木匠铺,故名.文革期间称跃进巷。属西南居民区。


    【孙家巷】城西南方。系东西巷,东至南大街,西至城西路,巷长400米。宽7~7.5米。县运输公司、燃料公司等均设于此巷。据传,此巷曾有孙都堂牌坊建筑物,故名。文革期间称跃进巷。属西南居民区。


    【阎家胡同】城西南方。巷系曲拐形,东至中城巷,西至城墙,南至孙家巷,巷长485米,宽2.5~3米。古时,因阎姓人氏居此而得名。文革期间称跃进巷。属西南居民区。


西北居民区



    位于城西北方,东至北大街,南至贡院巷,有居民3l3户,2247人。地形呈坡式,东南低,西北高。主要街道有北大街、贡院巷、朝殿坡、卢家巷、李家巷及1984年新开辟的东西大街等。县委、县政府、武装部、法院、党校、新绛中学、公安局、西街学校、百货公司、食品公司、邮电局、药材公司、电业局、驻军部队均驻于此区。新绛在隋代曾称正平县,县衙即设于在此区地段,因而取名正平坊,解放后一直沿用这一名称。1966年改称为西北居民区,北部居民与镇属乡区正平坊村民杂居。至2007年仍称西北居民区。


    【庄家窑】城西北方。系丁字形,南至贡院巷,北至李家巷南口,并向西拐到衙坡崖下,巷长140米,宽4.3米。据传,早时一姓庄的人在此打土窑居住,故名.文革期间称反帝巷。属西北居民区。


    【李家巷】城西北方。系南北巷,南至庄家窑北口,北至伯王庙南口,巷长410米,宽2.5~4.3米。据传,古时李姓人氏居此,故名。文革期间称反帝巷。属西北居民区。


    【卢家巷】城西北方。系南北巷,南至贡院巷,北至县政府,并向西拐接伯王庙,巷长285米,宽4.3米,县政府,武装部、广播电视局等均驻于此巷。古时,因卢姓人氏居此而得名,文革期间称反帝巷。属西北居民区。


    【仓坡巷】城西北方。系拐曲字形,东、北都至朝殿坡,南至王三府胡同.巷长225米。宽1.6~4.3米。据传,晋灵公王府仓库设此巷,又呈坡形,故名。文革期间称反帝巷。属西北居民区。


    【牛肋巷】城西北方。系东西巷,西至伯王庙,东向拐至东西大街,巷长180米,宽2.5米,据传,新绛城曾有“卧牛城”之称,该巷地处牛肋骨之间,故名。文革期间称反帝巷。属西北居民区。


    【贡院巷】城西北方。系东西巷,东至南大街,西至衙坡下,巷长275米,宽6米,县委、法院、公安局、西街学校等均驻于此巷。据载:此处为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场所,故名贡院巷。文革期间称红卫西街。属西北居民区。


     【王三府胡同】城西北方。系南北巷,南至新开东西大街,北至仓坡巷,巷长100米,宽3米。据传,晋灵公三个王府均设于此,故名。文革期间称反帝巷。属西北居民区。


     【米面局胡同】城西北方。系南北胡同,南至贡院巷,北向西拐至庄家窑,巷长100米,宽1~2米。据传,过去有经营米面的商人住此,故名。文革期间称反帝巷。属西北居民区。


    【大门道】城西北方。系东西巷,东至伯王庙,西至西北排房,长275米,宽6米。正平坊村委驻此。据传,过去此处有一高大门楼,行人来此必经,故名。文革期间称反帝巷。属西北居民区,东西大街开辟后,大门道巷有大段并入主街。


    【伯王庙】城西北方。巷系之字形,东至李家巷北口,西至大门道东口,北至王三府胡同,巷长140米,宽4.3米。据传,明代隆庆年间此处曾建伯益庙,故名。文革期间称反帝巷。属西北居民区。


    【朝殿坡】城西北方。系之字形,东至北大街,北至北门口。西至仓坡巷东口,长780米,宽7米,电业局、驻军部队营房均设于此。据州志载;明代正德十四年灵邱王曾在此处建朝致庙。文革期间称红旗坡。属西北居民区。东西大街开辟后,朝殿坡自牛肋巷东至北大街段已并入主街。


    【衙坡上】城西北方。巷系丁字形,东至衙坡,南至钟楼,长160米,宽15米,党校、新绛中学、看守所等均设于此。此处为历代旧官署所在地,过去曾有衙门之称,衙门东南有衙坡,因在衙坡之上,故名。文革期间称红卫西街,属西北居民区。


    【东西大街】城西北方。西迄北大街,与四府街西口相接,西至西城壕,总长674.33米,街宽13米,开建于1984年秋后,西去可达火车站,东去过四府街到东门外,尚未正式命名。


东北居民区



    位于城东北方,西到北大街,南至韩家巷,有居民558户,6794人。地形呈坡式,东南低,西北高。主要街道有北大街、东街、四府街、仁义路等。建设局、交通局、粮食局、财政局、机床厂、工艺美术厂、金刚石工具厂、皮革厂、色织厂、袜厂、汽车配件厂,酒厂、东街学校、招待所、剧院、医院等均设于此区。据传,该区三义庙前有旌孝坊牌楼,故取名孝义坊,解放后一直沿用这一名称,1966年改称为东北居民区。北部居民与镇属乡区孝义坊村民杂居。至2007年仍称西北居民区。


    【四府街】城东北方。系东西巷,西至北大街,东至文庙,巷长450米,宽5—9米。人大、政协、剧院、招待所、检察院、公证处等均设于此巷。原为盐店巷、四府巷两巷。原盐店巷据传,盐商在此开设店铺。原四府巷据传,晋灵公有十个王府,第四个王府设于此。解放后扩街通路,两巷连通,取主巷名称,称为四府街,文革期间曾一度改为兴无巷,现属东北居民区。1984年己与新建的东西大街直通,可西去新绛火车站。


     【北大街】城北半部。系南北街,南至贡院巷东口和南大街北口相接,北至原北门口,街道总长1215米,其中,贡院巷口至四府街口段长500米,宽30米;四府街口至原北门口,长715米,宽6~8米。县百货公司、邮电局、食品公司、服装厂、药材公司、交电公司、财政局、粮食局等均设于此街,系历代工商业云集之地,为县城主街。文革期间曾称红卫北街。北大街东侧属东北居民区,北大街西侧属西北居民区,北过东西大街十字口,塔寺子午线东侧属东北居民区,子午线西侧属西北居民区(寺上、一天门居民属东北区)。


     【东街】位于县城东北部,东西走向。东至东门内,西至北大街,街长780米,宽6米。县幼儿园,东街学校、县体委、工会、职工医院、建设局、交通局、二轻局、机床厂、工艺美术厂、金刚石工具厂、酒厂等单位均设于此。原为陶家巷、康家巷、铁香炉三个巷。西段为陶家巷,因明代陶姓五进士及兵部尚书陶琰居此而得名。中段为康家巷,因明代康惮王居此而名。东段为铁香炉,因此处原娘娘庙前有一铁香炉而名。后随城市建设发展,形成一条大街,群众因其位于县城东半部故称之为东街。文革期间曾名为红卫东街,现恢复东街名称。


    【文庙路】城东半部,系南北巷,北至四府街东口,南至东天池,巷长370米,宽4.3米~9米。原名文庙前,因孔庙曾建于此,故名。根据城市规划。该巷北与通往侯西铁路的主街(府街)接通,南与临新公路接通,成为一条主路,故更名为文庙路。文庙路与韩家巷相交十字口以南属东南居民区,以北属东北居民区。


     【桥北路】城东半部。系南北巷,南至城墙,北至原北门。巷长1105米,宽5米~30米。外贸公司设于此路中段西侧。缘桥北路,原为火神庙巷,石坡上、人头塔、槐道巷四条巷组成。据传;原火神庙巷曾有庙宇建筑;原石坡上,巷口一段坡用青石铺设;原人头塔巷过去有一石塔,上边分阶层刻有人头像;原槐道巷曾有一高大古槐。文革期间均称建设巷,现各巷己连结在一起,又南门外汾河公路大桥建成后,该巷位于桥的北端,故以此命名。桥北路与韩家巷相交十字以南属东南居民区,以北属东北居民区。


     【仁义路】城东半部。系南北巷,南起府君巷,北至一天门。巷长640米,宽4.3米,县人民医院设于此巷。原系四条巷,仁义巷为其中主巷,取友爱明理之意。现己连成一条通路,为便于管理,取原来四条巷中的主巷名称,统称为仁义路,其中韩家巷以南路段属东南居民区,以北路段属东北居民区。


     【程家胡同】城东北方。系东西巷,东至文庙,西至桥北路,巷长350米,宽2.5米。据传,晋国程婴救赵氏孤儿路过此地时,在路旁小庙住了一宿,第二天赴汾城,后为纪念程婴而得名。文革期间曾称建设巷,属东北居民区。


     【北窑上】城东北方。因位于县城北,居民靠土崖打窑洞居住,故名。文革期间称革新巷。属城北居民区。一天门城东北方。系南北巷,南至仁义路北口,北至北窑上,巷长250米,宽3~4米。据传,明代城东北处顶端建有吕祖庙,仿乡宁五龙宫式样建,每年旧历二月二日至十五日为朝拜日,一天门为该庙大门,因巷的位置在大门前,故名。文革期间称革新巷,属东北居民区。


 楼主| 发表于 2019-6-15 21:59:3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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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家族:贰臣宋琬的不二选择
来源:山东商报,作者未详。
孔有德、尚可喜、洪承畴、钱谦益、方大猷、潘士良、吴六奇、祖大寿……这些人的名字,有的会出现在影视剧中,有的则出现在武侠小说中,不过或许只有熟悉明清历史的人才会知道,这些人都曾在两个朝代中为官,而且被写入了贰臣传。朝代更迭之际,总有一些官员会被扣上奸臣或卖国贼的名号,其中有些人确实是失去了气节,在大军压境之际投降反戈,但是也有一些人,只是被历史的洪流推着向前走去,他们的内心之中,充满无奈与悲愤。宋琬,无疑是后者的代表。
  莱阳邑难
  如果没有莱阳邑难,也许宋琬会是一个醉心于诗歌创作的诗人;如果不是出生在明清易代之际,也许宋琬不会如此痛苦; 如果不是为了家族的荣耀,也许他不会去参加满清的科举,自然也不会遭遇世人的非议与莫名的牢狱之灾。
  不过遗憾的是,历史永远不能用如果来假设。
  作为一名幼年时就被诸多文人墨客赞誉为“少能诗,有才名”的神童,宋琬的少年时代可谓一帆风顺,“小试县、府、道,皆冠军”,甚至连他那读书做官的族兄宋玫也忍不住在外人面前“王婆卖瓜式”的夸奖他:“吾家玉叔,年未弱冠,诗才俊逸,皆有为而作”。
  不过,这一切从莱阳邑难发生之后,出现了改变。
  公元1642年,满清部队攻破了松山,明将洪承畴被俘,随后,锦州守将祖大寿率众降清,这样,作为大明王朝在东北边境最重要的门户锦州失守,这不啻于给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的心口上撒了一把盐,而清军也趁机从锦州一路南下,甚至杀到了莱阳。
  此时的莱阳县城里,因为老母年迈而致仕的大明吏部郎中宋应亨做出了一个极其悲壮的选择—和莱阳的几大家族一起散尽家财,组织部队死守莱阳城。
  进犯的清军在登州、文登等地相继被攻克后,却在莱阳县城下遭遇到了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的抵抗。意料之中的是汉人的反抗,但是反抗力度之强却在意料之外。
  最终,清军不得不撤兵离去,不过转过年来,清军再次以众兵包围了莱阳县城,这一次,莱阳失守了。
  疯狂的清军做出了一个极其残忍的行为:一根用来荡秋千的绳子紧紧的套在了宋应亨的脖子上,然后一点一点收紧,直到宋应亨死去。而与宋应亨一起罹难的,除了当时大明王朝的官员们,还有宋氏家族的一部分人。
  此时,宋应亨的二儿子宋璜在杭州任职,29岁的小儿子宋琬则随宋璜一起寓居杭州,躲过了家破人亡的这一难。
  命运之轮,就此改变—莱阳宋氏家族因为这场兵祸,就此走入低谷,而宋琬则肩负起了振兴宋氏家族的重任。
  两难抉择
  对于中国的文人墨客来说,立德、立功、立言是他们几千年来不变的追求,而明中叶以来,莱阳宋氏以文学鸣世,进入书香钟鼎之盛世,文士济济,冠带相望,为世人瞩目。在这种情况下,天资聪颖且“小试州府道皆冠军”的宋琬,多少也有一些读书做官的思想。只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尊崇儒家孝道的宋琬,遇上了人生中第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要入仕做官,就要参加满清人举办的科举考试,而满清人,是自己的杀父仇人。如果选择归隐,那么可能意味着整个宋氏家族都要陷入衰落—莱阳邑难之后,愤怒的清兵不但屠戮了宋氏家族的精英,同时还掠走了宋氏家族的财产和土地。一个兴盛于明朝中叶的世家望族,真的就要就此衰败下去吗?
  “事实上宋琬面临的是个人的家庭问题跟整个家族的两难选择。”李江峰这样说道:“家庭来说,清兵杀害了他的父亲;但是就家族来说,重振家族,通过仕宦的途径让宋氏家族重新崛起,就必须要向满清政府低头。”
  而事实上,入关后的满清政府也意识到了笼络汉族读书人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没有像元朝统治者那样按照种族来划分社会等级,而是采取了迅速汉化的政策:“比如说皇帝尊孔尊儒,比如说使用汉语和汉字,比如说推行科举取士制度等等,种种措施也多多少少化解了满汉之间的矛盾。”而就在宋琬犹豫不决之时,一个新的打击随即而来,衰落下去的宋氏家族,与莱阳的另外一家望族因为田产房产等问题,发生了矛盾。“莱阳邑难后,宋琬家族遭遇重创,父亲被杀,宋璠、宋璜、宋琬三兄弟中,宋璜之子似应在避难期间出生,宋璠一生无子,宋琬此时亦无子。这种人丁不兴的家族,又遭遇和邑中其他豪族的纠纷,以至于宅第也被侵夺,世家大族沦落到这种备受欺凌的地步,显然不是宋琬兄弟所能忍受的。”在李江峰看来,或许这一次的田产纠纷,恰恰是促成宋琬最终选择参加大清科举考试的原因之一:“作为仕宦家族来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备受欺负的宋氏家族如果想重现辉煌,就必须参加清朝的科举制度。”
  重压之下
  顺治三年,清政府重开科举,宋琬最终考中进士,得以担任户部河南司主事。
  这件事在彼时的莱阳县城内,引发了一片哗然。
  因为在宋琬参加科举考试的前一年,莱阳的左氏家族,涌现出了一位“文天祥式”的英雄人物—左懋第。
  左懋第是莱阳左氏家族的成员,明朝灭亡之后,明朝皇室后裔曾在江南建立了一个南明政权,而左懋第则在该政权中担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为了劝阻清军南下,左懋第持节北上与清朝谈判,希望能为南明政府争取一个划江而治的结果。
  这个很傻很天真的想法换来的是左懋第被清政府扣押,施以重刑要其归顺,同时派出洪承畴等降将游说,在软硬兼施未果之后,清朝统治者以其不肯剪发为由,将其杀掉。
  于是,左懋第那个“明代文天祥”的称号不胫而走。
  一个是宁死不屈的莱阳义士,一个是投靠杀父仇人做官的文人,两个人的人品在当时的莱阳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更为重要的是,整个莱阳宋氏家族的族人,都因为宋琬而遭到了白眼和鄙视。
  更让人郁闷的是,由于宋琬曾经是复社在北方最大的分社山左大社的主要成员,因此他也一度成了清政府统治者眼中的“不可信赖之人”。“在清军入关之后,复社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很多复社的成员奔走交流,开始积极地参与反清复明的行动,甚至策划起义,这些行为也让宋琬多少受到了牵累,所以他的仕途并不顺畅。”在李江峰看来,宋琬在仕清之后所遭遇的几次牢狱之灾,尽皆源自于此。
  不白之冤
  由于有着复社成员的身份,仕清之后的宋琬过的并不如意。
  据史料记载,顺治五年,栖霞民于七召集兵马反抗清廷,并且率众攻宁海,杀死了宁海知州刘文淇,这也点燃了胶东大地反抗清廷的熊熊之火。在几经剿匪未果之后,清廷最终收编了于七的部队,并命其栖霞把总,负责剿匪。“那么过了几年之后,于七的弟弟于十与宋琬同族同支的弟弟宋一炳(亦作宋奕炳)在一次山会上相遇了。”据史料记载,于十与宋一炳因为赌博争彩头而发生了争执和厮打,随后宋一炳上告兵部,称“废宦积贼合谋作反”。
  李江峰表示:“兵部在得知此事之后前来调查,于七反抗,于是重新带兵反出清廷,而宋琬一家则被捉拿下狱,在牢狱之中足足呆了两年多。”尽管最终宋琬的不白之冤被洗清,但是他的政治生命也就此结束:“宋琬曾是复社成员的身份本来就很敏感,加上其父曾抗击清军,这使得他很难被信任。事实上看一下目前的史料记载,宋琬在当时的地位是极其尴尬的,如果不是复社成员的身份,也许宋一炳很难告倒宋家,因为宋一炳本身就是一个道德有问题的人,兵部之所以会来调查,恐怕主要是冲着宋琬家族来的。”
  那么宋一炳为何会诬陷宋琬呢?在宋琬的作品中,李江峰找到了答案:“因为宋一炳曾经偷盗过,当时宋琬的哥哥宋璠恰好在担任官员,只要宋璠能出来为宋一炳说句话,可能这个案子也就了结了。但是作为一名文人的宋璠,是有一种文人情怀的,他没有徇私枉法的包庇宋一炳,这也使得宋一炳对整个宋家怀恨在心。”
  宋琬与于七勾结谋反一案,对于宋氏家族无疑是雪上加霜,由于于七案的牵连,宋琬的长兄宋璠还没被捉拿下狱就暴毙去世,而宋琬的二哥宋璜则在此之前因病去世,只剩下宋琬一人承担着家族的复兴,其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为此,宋一炳被莱阳宋氏家族革出家族,宋琬也留下遗嘱,禁止宋氏族人与宋一炳的后人有任何来往,甚至将此写入了家谱。“这事儿,我只是听老人们说起过,但是现在宋一炳的后人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7月18日下午,莱阳市团旺镇崔疃村里,宋琬第九代孙,78岁的宋炳文努力回忆着关于宋琬的一切,良久他抬起头,摇了摇头说道:“这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不是过的也挺好吗?”
 楼主| 发表于 2019-6-15 22:05:0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6-15 22:4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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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阳左家
http://tieba.baidu.com/p/5005656512


崇祯十六年癸未(公元1643年),二月初六日,满清鞑子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第二次率兵攻打莱阳城。知县陈显际、教谕孙尔振、典史冯昕皆、乡绅宋玫、张载徵、张宏德、兵败不屈而死。,左懋桂、左懋章、左懋芬城破被杀,左懋胤、左懋登、左懋德、左琈、左塐、左瑜等左氏一门三十七人殉难,其中左懋芬举家十七口及家中僮仆均投井死。百姓死万余。


https://www.sohu.com/a/115141077_446544

左氏家族
左氏家族先祖原居河北枣强,元末明初迁居山东济阳县,后迁入章丘县。明永乐年间,左原从章丘迁入莱阳西乡(今莱西),至今繁衍不息。左原为莱阳左氏一世祖。至明朝末年,左氏家族里人才辈出,享誉乡邑。学有所成的人物中,“楼”字辈的九人(左海楼、左云楼、左虹楼、左镇楼、左月楼等),“懋”字辈的十八人(左懋第、左懋泰、左懋赏、左懋芬、左懋芳、左懋桂、左懋甲、左懋晋等),被称为“九楼十八懋”。崇祯年间,更是涌现出了有“明末文天祥”之称的民族英雄——左懋第。
通过自身的发展和家族之间的联姻,左氏一族迅速壮大。当时莱阳城有张、赵、左、宋、姜五大世家,各自形成了独特的家族品格,其中左氏以“忠贞胜”。清兵入关后,左氏家族的人大多坚贞不移,拒绝参加科举和进入仕途,家道便衰落了。



http://tieba.baidu.com/p/6062421136

自明朝万历年间至清朝末年,胶东莱阳(含今莱西南岚)左氏家族共涌现了十七位举人,五位进士。是胶东莱阳县的四大家族之一,名震四方。


左氏家族举人、进士一览表
姓名 中举人时间 中进士时间
左之宜 明万历丙子(1576) 万历庚辰(1580) 进士及第
左之龙 明万历己卯(1579)
左之有 明万历乙酉(1585)
左之似 明万历癸卯(1603)
左之武 明万历丁酉(1597)
左懋第 明崇祯庚午(1630) 崇祯辛未(1631) 进士及第
左懋泰 明天启辛酉(1621) 崇祯甲戌(1634) 进士及第
左懋晋 明崇祯丙子(1636)
左其人 明崇祯癸酉(1633) 崇祯丁丑(1637) 进士及第
左颖发 清乾隆丙子(1756)
左 超 清康熙己卯(1699)
左继儒 清康熙辛卯(1711) 雍正丁未(1727) 进士及第
左静勗 清雍正己酉(1729)
左彝勗 清乾隆丙辰(1736)
左正原 清嘉庆庚申(1800)
左正麟 清乾隆乙酉(1765)
左 垲 清嘉庆戊寅(1818)










莱阳的左氏家族(九楼十八懋)



明朝末年,莱阳的左氏一族发达起来,成为了莱阳的五大世家(张、赵、左、宋、姜)之一。左氏家族中最有名的人物是左懋第。当时的左氏家业兴盛,子孙繁多,特别重视诗书传家。家族中的学子自己结为文社,切磋学艺。左懋第家就有一座浴月台,是兄弟们在一起的吟咏之所。左懋第在任陕西省韩城知县时,写诗道:“四载居秦素鱼疏,陶子常思归去庐。浴月台前荷定长,竹蕉深处好诠书。”

天启崇祯年间,左氏家族里人才辈出,享誉乡邑。其中学有所成取得功名的人物中,“楼”字辈的9人:左海楼、左云楼、左虹楼、左镇楼、左月楼等;“懋”字辈的18人:左懋第、左懋泰、左懋赏、左懋芬、左懋芳、左懋桂、左懋甲、左懋晋等,被称为“九楼十八懋”。清军入关以后,左氏家族的人大多坚贞不移,拒绝参加满清朝廷的科举和进入仕途,家道便衰落了。后来“九楼十八懋”就成为了莱阳左氏家族鼎盛时期的象征,载之家乘,为左氏后人津津乐道。







“群虎寨”顾名思义——一群虎的村寨。非也,本文要说的群虎寨是莱阳左氏的墓地。
莱阳左氏家族是明朝永乐年间,从章丘左家道口徙迁莱阳,一世是左原,二世是左盛,三世是左方。当时家境贫困,没有耕地,没有房屋,在城南门外以租他人的地种菜谋生,住在菜园小屋里,寄身于平民之家,更谈不上有什么墓地了。当时在莱阳城西有个马山埠壃,它的东半坡有个块杂草丛生的地方,是块没人管的地方。谁家死了孩子,因当地的风俗是孩子不成丁,死了后不准进自家墓地,特别是当时因卫生条件差,健康得不到保障,也没有计划生育,农家妇女生育的孩子有些一生下来就夭折了,夭折后就送到这块城郊野外的地方。时间久了,就成了乱葬岗。这处荒地其实是个小盆地,周围地形是山地,南低北高,北面有山,按照常规,水是从北往南流,但此处的外围是水从南经过西边转向北后又转向东,从乱葬岗的东边又向南流出了,把乱葬岗包围了一个圈。当时左氏二世左盛,三世左方就托人把以这个地方为中心周围10亩地,很便宜地买下了,花钱雇人把无主荒冢迁出埋了,栽树栽花加以修整,作为了左氏墓地。后来左盛、左方去世后陆续葬在此处,渐渐地就成莱阳左氏的墓地了。又过了几代,当年的乱葬岗早已是绿树成荫,落花流水,一片好景致了。
莱阳左氏从一世开始,靠的是由农业经济逐步走上了仕途经济,以农养文,以文养农,耕读结合,再加遗风和家训,乐善好施,崇德做人,立身大志,开拓进取,形成了左氏的耕读世家。从四世左文升、左文清以后为国培养出许多高层次文化人才,仕官接踵,政绩有声,文名享誉海内外,书香门第春常在,家族辈有人才出。每年清明节、十月一日这两个日子,左氏后裔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骑马的、有坐轿的等都到左氏墓地来祭祖。
左氏的墓地离莱阳县城有三里之远,当时的莱阳城四面都有城墙,并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城门上面建有城门楼,有一年的清明节,明朝莱阳县的知县,在早晨太阳一出的时候登上了莱阳城的西门楼,向西眺望,看到马山埠方向有骑马的、坐轿的、穿官服的、生龙活虎的一群人,并井井有序地在祭祖,并且香火很旺。太阳一出地平线,风和日丽,香火直冲九天,多时不散。这位知县就问手下的人,这是哪一家在祭祖,下面的人就说,这是小集街的左家后人在扫墓。这位知县感叹地说:“乃是一群虎也。”后来就传开了,左氏族人就把墓地起名为“群虎寨”。
群虎寨是个风水宝地,从地势上看,南来西水流向东,东显长河九曲沟,后高绵远儿孙胜,禾谷田蚕岁岁收,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左氏家族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培养了一批文武兼修、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明隆庆、万历以来,科第绵延,代有簪缨之誉,至今不衰,特别是家族第六代、第七代科举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胶东著名的官宦之家,成为莱阳的左宋张赵四大家族之一。明清两朝左氏家族共培养5名进士,12名举人,51名贡生,200多名庠生,另有监生86名,在莱阳的望族中名列前茅。
随着左氏家族的不断发达,群虎寨的香火越来越旺,人丁兴旺。在崇祯壬午年(1642年)十一月清兵攻打莱阳城的战役中,城内绅民以死抗争,城亡人亡,誓死抵御。左氏家族左懋芬、左懋章等率众坚守南城门。次年(1643)的二月六日,清军攻克莱阳城,大肆焚掠,庐舍为墟,各个家族都有殉难。而左氏死者独多,有三十七人烈殉,老中青妇孺宁可殉身于祸乱,而不偷一息之生,实属罕见。七世祖庠生左懋胤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生命,后来也葬在群虎寨西边几百米的地方。
明末左氏家族鼎盛时期在胶东地区拥有四万亩土地(凡指大亩),在城里的房产占地六、七十亩。左氏家族奋不顾身的抗清壮举,令满清政府深感震动。清朝政府对左氏等家族戒备甚严,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对左氏继续进行迫害,没收财产,驱赶出城。《莱阳县志》中记载:“清初游仙宫西左氏住宅没于官,迁常平仓此,久倾圮,光绪九年实仓修葺。十三年后颓废,宣统归农事试验场。民国十七年归建设局,二十二年改为县立第一小学。”此番变产,迫使左氏家族不得不离开了生活二百多年的莱阳城,分散搬迁到田庄和佃户村居住。
明末清初,合族分散搬迁的地方是:文登、威海卫、岔里(现莱阳市团旺镇左家岔)、李格庄(现莱阳市沐浴店镇)、左家泊(现莱西市经济开发区)、左家夼(现莱阳市古柳办事处)、北旺(现莱阳市沐浴店镇)、南仙庄(现莱西市绕岭)、小院(现莱西市马连庄镇左家院)、千檀(现莱西水集前疃)、大河头(现莱西市李权庄镇)、侯家疃(现莱阳市河洛乡)、日庄(现莱西市日庄镇)、南岚(现莱西市南岚乡)、苇夼(现莱阳市河洛乡)数十个村庄。顺治6年(1649),左氏家族又被诬陷反清谋叛,进士左懋泰、举人左懋绩、贡生左懋绩等100多口,被充军辽东。虽然离开了祖居,有的相隔千里,但左氏的后人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宗,没有忘记家训,没有忘记家规,没有忘记家风,他们把群虎寨的十亩地租给两家外姓穷人租种,不要任何地租,只让他们把左氏的坟地管理好,并规定每年祭祖时备好相应的有关祭品,由左氏族人来祭祖。左氏家族虽然分离了,但这个家族仍然还是原来的凝聚力,全族团结和睦,自发定规每年的清明、十月一日在太阳一出东方地平线时到群虎寨来祭祖,各个村都得带齐香纸等,虽然有些村离群虎寨近百里,当时没有交通工具,没有通讯设备,但大家全部徒步到群虎寨,并且很多大人都领着十几岁的自家孩子来瞻仰老祖宗,学家规董孝心,让左氏家风传承,特别远的村为了赶时间,在当晚的十二点左右由家族长辈组织带领从四面八方在太阳冒红的时候来到群虎寨。莱阳左氏家族的这一活动延续到1958年农村大跃进时期而停止了。
当初的群虎寨看坟的有两户人家,后来他们就在哪里生息繁衍至今,形成一个小的村落。现在的马山埠壃已经高楼满地起、家家住楼房的莱阳市城厢办事处和平村的居民区了。时过境迁,莱阳左氏的后裔们仍然在留恋他们的老祖宗。在九泉之下保佑了他们的子孙后代昌盛不衰,仍然还是那种虎生虎气虎劲倍增的莱阳左氏家族的虎精神。群虎寨的地方虽然变迁了,左氏后裔不再来祭祖了,但他们的居域遍及神州各地,用不同的方法去祭典自己的祖宗。多少年来,很多左氏才人、文人、能人还常到当初群虎寨的地方来怀旧、瞻仰自己的祖宗,用不同的方式来弘扬左氏的丰功伟绩,发扬继承家族的优秀传统,提高民族的素质。
2010年是莱阳左氏第五次续修族谱的第二年,今年又是庚寅年(虎年),探讨群虎寨,研究莱阳左氏家族的事迹和传说,别有一番风味。



赠官不受的左良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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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良辅,字台平,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岁贡。莱阳左氏七世祖,左懋第从弟。明末“复社”和“山左大社”成员。著有《折桂梯引》一书。此人才华横溢,极富盛名,可惜一生没有做官,堪称遗贤。
  雍正版《莱阳县志》(万邦维、张重润、卫元爵等1723年编修)卷八《人物·世贤》篇有《左明经传》一文:左良辅,号台平,博学能文,知人善诱,性刚负,气凌?时髦。试辄先人,裒首者屡。教授生徒,尽竭心力。泰山嶽嶽,望惕包老。而引講弹艺,蔼若家人、父子,由是生徒畏之、爱之。初训徒展玠,继授经张重润,得公余绪,皆十五列学宫,每试师弟三人迭为首次,时人艳之严朴。子其人卒成进士。公不褻赠官,至老以明经赴试,入棘一十五次,卒不得捷。寿七十余终,惜高才终不售云。
  文中说到此人非常博学,善于作文,性情刚负、气度超凡,当时的人都学他做派。善于教学,而且严肃和蔼并重,学生们都敬爱他。凡是稍微跟他学点或者是跟他学生学点的人参加考试都能考到前两名,这在当时很受人赞叹。早期教训出的有名徒弟有展玠,后来又教授张重润,他的儿子也中了进士,可是他自己却一直没有考中。
  他的徒弟展玠也是很有才气,远近闻名。但是他为人洒脱,无拘无束,这种性格估计影响了他的考试。顺治四年(1647丁亥年)被选为贡生,授阳信县训导,后来升淄川教谕。在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鬼令》(注1)一文提到展玠,说他洒脱,有名士风,在其他人把能说到的字都说完了,轮到他的时候实在是没有符合要求的汉字了,他还能顺口成句的就坡下驴,他的才华和机智可见一斑。
  张重润,是雍正版莱阳县志主要编修者,是廷尉张梦鲤曾孙,俭宪张嗣诚之孙,其父亲是癸未守莱阳城的总指挥——尚宝司丞张载徵,有重修城隍庙并寝宫碑记传世。张氏家族一直是家教严谨学风鼎盛,然张重润还跟左良辅继续学习经学,可见左良辅治学之高超。张重润的才华在当时也是令人叹服,很难有望其项背者,其诗文自成一家,风格优异。可惜癸未之变导致他不恋功名。清廷两次派到莱阳选拔人才的官员催促其进京,他以父母同时遇难,不能只守孝三年的理由坚持不走,守孝6年。以示对清军杀戮家人的不满。他参加考试都是轻松上阵、毫不重视,随意发挥,曾经接连“玩考”九次乡试。后以岁贡授陈留县令,敕授文林郎,万事无执,恬淡一生,享年86岁。
  展玠和张重润皆有大才,但都差点成了遗贤。究其原因,本人分析,因其受教于左良辅,他们三人的诗文都受左良辅影响,不墨守陈规,自成一格,而且自恃才高,奔放发挥,与当时乡试严格的八股要求不符,是否出现类似蒲松龄的“越幅”也未可知。另外,明亡和癸未之变也是影响他们考取功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左良辅的儿子左其人(字舆叅,号青邱)在他的教授下,早于崇祯癸酉(1633年)考中举人,丁丑(1637年)考中进士。后授魏县知县,居官刑部主事、平阳府知府,封中宪大夫等职。左其人青年才俊,为官清廉持躬,爱惜百姓,政绩优异。匪首李志成攻进北京后回归莱阳故里,因为忧愁于大明亡国忧郁而卒,乡人尊称为“贞孝先生”。著有《青邱诗集》、《浙游草》。左良辅能训导出优秀的学生,但是自己却没有为官。原因是他对于赠官不屑一顾,想自己去考取功名。晚年又以岁贡的身份参加考试,一共考了一十五次,一直到七十多岁去世前,竟然都没有考中。经历像蒲松龄一样,才高八斗最终没有卖于帝王家。在当时明朝将亡、官场昏暗的情况下人才被埋没也不难想象。可叹高才终不售、鸿儒成遗贤。
  历经文革,左良辅生平其他事迹再无可考。


  附图:雍正元年(1723年)万邦维、卫元爵、张重润等编修《莱阳县志》卷八《人物·世贤》中《左明经传》
  注1 《鬼令》:教谕展先生,洒脱有名士风。然酒狂不持仪节,每醉归,辄驰马殿阶。阶上多古柏。一日纵马入,触树头裂,自言:“子路怒我无礼,击脑破矣!”中夜遂卒。
  邑中某乙者,负贩其乡,夜宿古刹。更静人稀,忽见四五人携酒入饮,展亦在焉。酒数行,或以字为令曰:“田字不透风,十字在当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赢一锺。”一人曰:“回字不透风,口字在当中;口字推上去,吕字赢一锺。”一人曰:“囹字不透风,令字在当中;令字推上去,含字赢一锺。”又一人曰:“困字不透风,木字在当中;木字推上去,杏字赢一锺。”末至展,凝思不得。众笑曰:“既不能令,须当受命。”飞一觥来。展即云:“我得之矣:曰字不透风,一字在当中;……”众又笑曰:“推作何物?”展吸尽曰:“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锺!”相与大笑,未几出门去。某不知展死,窃疑其罢官归也。及归问之,则展死已久,始悟所遇者鬼耳。 ——蒲松龄《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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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及莱阳左氏人士
                复社,明末文社。明末清初的江南大儒陆世仪在《复社纪略》中记载:崇祯元年,周钟选社十三子文;二年,尹山大会;三年,金陵大会;五年,虎丘大会,张溥为盟主,合诸社为一,定名复社,刊国表社集行世。复社以“兴复古学”为号召,故而得名。原为学术性社团,后逐渐发展为政治团体,涉入党争。南明灭亡后,复社部分成员坚持抗清,遂成为抗清组织,于顺治九年(1652年)被迫解散。                复社由全国十几个文学社团联合组成,其主要成员为青年士子,先后共计有2255人之多,声势遍及海内。其中在莱阳形成的山左朋大社和莱阳邑社是复社在北方的主要组成部分,登州府莱阳籍文士更是复社的主要力量。清进士卢见曾的《国朝山左诗钞》对此有记:“吾乡之预斯盟者,共九十一人,而莱阳居三分之二,且又过焉。”由此可见,当时山左参加复社的人,以莱阳为最多。其中《复社姓氏传略》记载有五十六人,《复社纪略》记有一十八人,《莱阳县志》中“艺文•宋孝廉继澄传”记载有六十二人,《文化之旅》“山左大社”一文记有五十九人。整理归纳出参加复社登州府莱阳县人士共计六十九人(其中孙一脉实为沂州人,崔丹一说为平度人)                左懋第(1601-1645),字仲及,号萝石,明南京刑部侍郎左之龙之子。崇祯三年(1630年),乡试第二名举人,次年中进士。历官陕西韩城县令、户部给事中、太常侍卿、兵部左侍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清军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任左懋第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使与清政府谈判。十月,抵北京,清廷令其以附属国身份进见,遭左懋第拒绝。清廷又派人抢劫国书,左懋第左手捧国书大呼:“接国书的龙亭何在?”摄政王多尔衮无奈放其南归,多尔衮的家臣冯诠劝多尔衮勿要“放虎归山”,左懋第遂于十一月被追回押在太医院,他视死如归,在门上题写“生为大明忠臣,死为大明忠鬼”,又悬苏武像以表忠心。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灭,左懋第闻言痛不欲生,题诗云:“峡圻巢封归路回,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魂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清政府为劝降左懋第,设“太平宴”宴请,又派降将洪承畴、李建泰、其堂兄左懋泰来说降,均遭他痛斥。闰六月二十日,左懋第在菜市口被处以极刑,他向南朝拜,从容就义。乾隆间追赠兵部尚书,谥忠贞建专祠。墓在莱阳城西北萝石顶。著有《萝石山房集》四卷、《奏疏》一卷。                左懋泰(1597-1656),字大莱,号旦明。明贡生、曾任巩昌府同知、徽州知府的左之祯之子。左懋第堂兄。明清之际其诗文称雄文坛,被誉为“天下文章之大家”。明天启元年辛酉科(1621年)举人,崇祯七年甲戌科(1634年)进士,授河南陈留祥符县知县,历官兵部主事、吏部员外郎。李自成陷北京,归降大顺,授兵政府左侍郎,镇守山海关。后又被迫降清,任原官,并消极对抗朝廷委派事物。康熙六年(1649年)为仇家所讦,与弟左懋绩、左懋晋及子侄左暐生、左昕生、左晓生、左昀生等举家百口流放盛京居铁岭戍所。顺治七年(1650年)与盛京、铁岭、尚阳堡等地的流人文士共创“冰天诗社”,懋泰工诗属文,在流人中威信很高,被尊称为“北里先生”、“塞外高松”。顺治十三年(1656年),因病去世。著有《徂东集》一卷。                左良辅,字台平,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岁贡。左懋第从弟。康熙《莱阳县志》卷八“人物•世贤”有传记:博学能文,知人善诱,性刚负气,凌轹时髦,试辄先人裒首者。教授生徒,尽竭心力。泰山嶽嶽,望惕包老。而引講弹艺,蔼若可亲。初训徒,展玠继授《经》,张重润得公余绪,皆十五列。学宫每试,师弟三人迭为首次,时人艳之严朴。子其人,卒成进士。公不褻赠官,至老,以明经赴试,入棘一十五次,卒不得捷。寿七十余终,惜高才终不售云。著有《折桂梯引》。                左懋芬,字学海,明崇祯六年(1633年)岁贡。明进士、云南道监察御史左之宜长子。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掳掠山东,攻打莱阳,左懋芬与知县陈显际、教谕孙而振、典史马昕及诸乡绅宋玫、张载徵、张宏德、赵士骥、宋应亨等率众守城。十六年(1643年)二月六日,城破,俱死之。当时左氏一门三十七人殉难,其中左懋芬举家十七口及家中僮仆均投井死。                左懋桂,字天木,廪生。明举人、封奉训大夫、琢州知州左之似四子。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围莱阳,左懋桂与左氏七世左懋芬、左懋章等率众守南门。十六年(1643年)二月六日,城破被杀,左懋胤、左懋登、左懋德,八世左琈、左塐、左瑜、左宅人等同日殉难。                左球,字淡若。康熙十年(1671年)岁贡,嘉祥县训导。左懋泰堂兄、明贡生左懋绩次子。



 楼主| 发表于 2019-6-15 22:45:16 | 显示全部楼层
《姜烈士正芳传》 作者:左 懋 第
姜正芳,邑人,居邑西北五里许〔指今柏林庄镇小埠顶村〕。少有力,能弓矢及剑。值海上备倭,应登州壮士募,欲杀贼立功名。后事已,罢归农。躯长健勇而朴诚,好解斗。有兄弟十年讼者,合之无异词。又知书,时说古今成败事,髯眉为动。崇祯二年己巳,年已六十。际〔遇〕董大成〔今属柏林庄镇刘家疃村人〕乱。大成亦邑人,恃勇好乱败产,多结恶少。会妖贼李〔指传白莲教的李盛明〕,不知何地人,能术煽齐民,成阴受约为从〔大成暗地里接受他的密约, 跟从他造反〕。有招远许汤, 杀催税隶叛据腰山〔今称窑山, 在谭格庄镇北〕。成与汤夙盟, 疑不定, 遂出城散徒掠人为盗, 三日, 得三千人。聚邑西刘家庄, 待与俱东去。芳居西南一里,成率骑至其家。芳不避, 为开陈大难, 不易发, 当早寝〔早早停息〕 。不应, 反迫与俱。芳度〔考虑〕其党已发,不可说,又徒死无益,佯应之。且绐〔音迨,同诒,欺骗〕之曰:汝事举三余日矣,官军得无知者?三千人而抱头聚, 若军至, 何以应?成曰:奈何?芳教以分为五, 皆里许隔, 变可相闻。贼从之。日暮, 果分为五,北者近芳居,贼腹心则居中。
十一月廿三夜,晦〔天黑〕不见人。芳喜,潜至其东南西,皆语曰:官兵至矣,吾侪chai〔我等〕皆良人,今无死所。如闻战斗声,宜各为计。掠人〔被掠之人〕皆惶迫,不知所为。芳因至中语曰:官军已至〔大成〕村后矣,宜力敌勿怠。大成及诸腹心俱卤騃〔痴愚,卤,通鲁。騃,音似〕,不知兵。皆惧而强诺焉。芳又说其北近居者曰:官军自南来, 汝等宜大呼示人众, 至便梃击无失。亦应曰:诺。因大呼, 居中者闻呼亦大呼。引人北向,梃相接溷〔混乱〕击焉。其东南西闻呼及战斗声,大恐,亦大呼,尽逃去战。贼闻呼亦乱。逮〔等到〕辨声谂为芳计,而成已偕从董平驰骑遁东埠。寻而告语之,怒回呼芳。芳应之途曰:我为汝练兵耳。成曰:汝乱吾兵, 何练为?芳曰:汝新集兵不可战, 试恐以官军走矣, 况亲至者乎?欲图事
须入与我谋。因延至其家。成与众贼因人多逃,皆摇乱无定见,遂信之。芳欲坚其入〔坚定其进入之决心〕,曰:兵未散者,尚五六百人,可驻我门前,但腹心入与谋。成遂及其腹心六七人入。芳为设坐,具灯火笑曰:俱饥矣,我具食。
芳三子,长别居;次渭经,抱布贸;渭明,嫁花草竹木以生。时长子之子春在焉。芳出属〔通嘱〕经视前门,明视后门。矫〔假传〕贼令,勿使一人入。属其孙从之〔嘱咐他的孙子跟从他〕。孙问所以,芳曰:贼入我彀中矣。待就食, 我从旁斫董贼死。我虽老尚健, 可抵三四人。魁死〔头目死〕, 余鸟兽散, 不足畏即不幸为贼杀, 举家以良百姓。杀贼死, 不愈于作贼死乎?汝勿语诸妇人, 但促具食。芳因入, 酌酒董贼前又遍酌诸腹心, 以麦汤饮之。成等皆就食, 惟一贼鲁东明者不食, 持铁叉立成傍目芳。芳疑之, 因自思曰:过此瞬恐无及,吾当并斫之。因取其衣下藏刀斫大成,未及。东明格之,铮有声。大成惊拔佩刀起应之。
诸贼舍食起拔刀。芳知不济, 持刀趋出门, 呼:马安在?得贼马耸乘之。大呼曰:人或逆我〔谁如阻止我〕,死矣。于是群贼随出大呼曰:围之勿令走。门前诸贼围之数匝。芳力斫,杀三四人。驰数十步,群矛环刺焉,遂坠马被缚。贼乃入收其家当。堂中乱,妇女多走。时贼约不掠,妇女多混邻居以免。其长孙亦走免。惟渭经、渭明被执,孙三人乱杀死。尽焚其庐舍。
大成以兵环〔包围〕芳并其子,骂曰:汝何为计杀我?芳曰:杀汝不中, 命也。但早死耳。贼怒, 骂曰:何易求死,命取水灌三人,寒冻之。群刺以矛,体无完肤,遂刳心剖肠。终无馁词〔始终没有屈服〕。芳既死,贼众渐集,又遣人分掠得千人。廿四日,遂攻邑城。廿五日又攻,皆不克。后遂益贼至五千人,围城焚外关。十二月,登兵〔登州府之兵〕至,与战,贼败走。追杀平之。大成同左龙西皆走出。至蒙阴县,典史王擒杀之,枭其首,传之邑悬示〔悬首示众〕焉。典史,山海关人。
左子曰:董贼之变,余时为诸生。闻有贼,士民皆乘城。贼方驻西埠外,久不来攻城。至夜闻众呼声,城者曰:贼其有恐与,不知芳之为也。芳以野老,未沾大官斗米,而散贼杀贼,以必死谋贼,何烈也。韩愈论张许: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方滋之寇,蔽遮江淮,阻遏其势。天下不亡,其谁之功?余谓莱阳门未及,土贼乘新集之势,卒薄城下,事未可知。夜散之,杀其势而缓其攻,以益〔增加〕城中一日之备,遂得获奸内靖,众志鼓厉。莱阳不亡,不可谓非芳之功。事虽小,大悬殊:愈〔韩愈〕之言益信夫。余尝拜其墓,见三坟为之流涕。因过其门:庐舍皆烬。孙十四人,贼杀其三,余者皆垢敝。妻王年六十余,依墙结茅以居。乘轩者〔即当官的。轩,古代高官乘坐的一种有围棚或帷幕的车〕未尝一问,匹夫之节,不亦悲乎?
发表于 2019-6-16 00:02:35 | 显示全部楼层
感谢上传
资料真好

记得前几年迷上明末清初史,还是因为百家讲坛
 楼主| 发表于 2019-6-16 18:19:1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文龙的一次撒谎,明末最有作为的登莱巡抚黯然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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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是明末第二任登莱巡抚,在广宁之败后,袁可立临危受命出任登州巡抚。
三方之设最早是前辽东经略熊廷弼提出的,但熊经略的三方是不包括东江的,而是宁锦、天津、登莱。
而到了袁可立时代,三方之设变成了关宁、登莱、东江。熟悉明末军事形势的朋友们都明白,袁抚的三方之设对后金的威胁更大,让后金前后受敌。
为了组建这个新的三方之设,袁可立调兵遣将,筹集物资,全力支持毛文龙创建了东江镇。毛文龙在天启年间也确实一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而收复旅顺的功臣袁可立,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奖赏,等待他的却是攻讦。事件的导火索,却是毛文龙谎报战功,袁可立作为毛文龙的直辖上级,被攻讦弄虚作假。
如果只是朝臣的攻讦,还不至于让袁抚萌生去意。而最终来自毛文龙的反咬一口,才是让袁抚心灰意冷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打个恰当的比喻,袁可立是伯乐,毛文龙则是他的千里马。但这个千里马并没感激伯乐的意思,反倒对伯乐反攻倒算,墙倒众人推。最后这个伯乐心凉了萌生去意。而毛文龙在当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袁可立的离任其实是毛文龙自己人生悲剧的开始,之后的每任登莱巡抚,都和毛文龙水火不容怨深似海,直至崇祯二年六月初,一把尚方宝剑砍下了他的头颅,结束了他作为明朝叛将的悲剧人生。
明朝最有作为的登抚的离任,是明末历史上的一桩闹剧。而这桩闹剧的核心,却是因为毛文龙所撒的一个弥天大谎。
笔者用明末遗存文献精确复原这一段光怪陆离的历史事件,还原一只馒头引发的血案!
第二章 袁可立调兵遣将组建东江军
天启二年,辽东巡抚王化贞派毛文龙带200兵,前去策应镇江(今丹东)辽民起义。
不久,金汗老奴派兵来伐,毛文龙并没有像后来的袁崇焕独守孤城宁远那样坚守镇江,与城共存亡。而是选择弃下镇江军民独自逃入朝鲜境内。赶来的后金军将镇江军民屠戳一空。
尽管毛文龙在镇江之战中畏敌逃跑,天启君臣仍对毛文龙抱有较大的期望。其中就包括登莱巡抚袁可立。在他为明朝收复失地积极进取的生涯中,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组建东江镇。
“辽东南路行监军道梁之垣题:‘今毛文龙新旧辽兵虽号四千,多赤身徒手之残疲。王绍勋等船兵未及三千,皆柔脆无用之水卒。自立且难,何以庇民而鼓其向化?无论东山拒贼之豪杰,已化为刀头之鬼!’ ”《明熹宗实录》,天启二年十二月
“部议以闽兵三千过海,宜催之速来,淮兵八千已至登莱,并贾祥所领浙兵三千一百,同闽兵俱当速发,为文龙用。又多运米豆布疋以为军饷,衣装之资庶足从彼制。奴不敢窥关,而关上守备益易修矣。上是其议”《明熹宗实录》,天启二年十二月
从这两份奏疏,我们可以大致一窥东江创建的来龙去脉。
广宁溃败后,有大约4000辽东水师退到了明朝属国朝鲜境内,毛文龙弃镇江逃入朝鲜后,他的职务是参将,是这些辽兵中官职最高的武官。
于是,袁可立为了三方之设,从内地又调集了14100兵,再加上无数物资,组建了东江镇。
天启三年三月,毛文龙由参将升任平辽副总兵。
应该说,在登抚袁可立组建东江镇的过程中,毛文龙也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一些小说描绘“毛文龙以200人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建东江镇”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瞎编,东江创立之初,完全是依靠朝廷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起始便有18100兵马外加钱粮无数,根本就没有给予毛文龙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机会。
第三章 毛文龙的弥天大谎
不同于崇祯年间资敌叛国盖棺定论的毛文龙,天启年间的毛文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他确实在积极地牵制后金,然而他的搪报上却也充满了各种荒诞不堪的战功报捷,而且几乎他每次报捷,都会有朝臣上疏指责他冒功。
而这一次,毛文龙的报捷神论,却酿造了明末历史上的大事件,这是毛文龙的塘报内容。
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刘爱塔之死遣张盘潜师夜起遂复金州今欲据金州以图三卫又报奴欲西犯榆关遣师渡江以伐其谋暗置空营更易旗号于是有满浦昌城之捷斩获奴级一百三十八颗获奸细四人及夷器等物奴耳目乱于梆声手足触于地炮东西奔命人马饥疲自相践踏而死者二万余人马三万匹
而关于毛文龙汇报的收复金州,却有另一份来自登莱总兵沈有容的塘报,上奏金州之战失利。
总兵沈有容塘报三月内统兵出海已见奴贼毁弃金州不守又报六月内有张盘风飘至麻洋岛船坏寄居又报九月初二日奴贼知金州有人遣人将在城兵二百掩杀殆尽张盘向住麻洋奴肆焚烧而毁其城垛城角以去《明熹宗实录》天启三年十月辛酉
这两份内容互异的塘报,在同一天发到了朝廷。
1)毛文龙说他在满浦、昌城(今天朝鲜境内)打死了二万多后金军以及三万匹马。他派张盘收复了金州。
2)然而沈有容却汇报张盘并没有收复金州,而是被后金击败,金州城也被焚毁。
当然事实是毛文龙并没有收复金州,不交一锋灭敌二万马三万也是子虚乌有的事。毛文龙塘报里的虚报战功确实过于荒诞不堪。袁可立本人当然也清楚这牛皮吹到没边了。
第四章 袁可立明确表态毛文龙的塘报不可考
对于毛文龙的牛皮大捷塘报,袁可立上了一疏是这样说的。
上谕兵部著该抚查明登莱巡抚袁可立奏刘爱塔事洩而金州空沈有容有登兵势寡四不可守之议而张盘毅然入而据之此毛文龙所以有金州已复之报也奴酋闻金州有人率众以至张盘退居麻洋岛此沈有容所以有九月初二之报也此金州复与不复之实也至于满浦昌城之举当以赶杀首级获奸细夷器等项为实功而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然其分兵设奇举火放炮使奴东西奔驰如弄于股掌之上当优叙以为用谋者之劝 上降敕谕奖励赏文龙银一百两蟒衣一袭又发帑银三万两劳赏诸将士并命所司议处钱粮接济《明熹宗实录》天启三年十月辛酉
袁可立疏的内容大致包括了这两点。
1)毛文龙不交一锋就打死后金二万人三万马,这事不靠谱(其数终有不可考)。至于毛文龙说收复金州,那是因为张盘先入据金州时,毛文龙先上的塘报,而沈有容说没有收复金州,是因为张盘撤退后,沈有容后上的塘报。
2)但毛文龙积极出兵袭扰,让老奴疲于奔命,功劳还是有的。
袁可立明知毛文龙说谎,但他还是为毛文龙作了力所能及的辩解。
在袁可立的建议下,天启帝最终的决定是给毛文龙发了一点奖赏。(赏文龙银一百两蟒衣一袭又发帑银三万两劳赏诸将士)
笔者认为,袁可立的观点是十分客观可取的,而且有理有据,赏罚分明。因为我们必须站在天启三年的角度来理解整个事件。那正是广宁惨败后辽东颓局。
毛文龙在天启早年是在积极地袭扰后金的,这种精神还是必须要鼓励的。至于他的牛皮塘报,当然不可能认可,但我们也应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
1)他确实在夸大战绩,想让朝廷多发点军费给他。
2)在那个畏惧后金如虎,八旗满万不可敌的朝代,毛文龙这样塘报宣传,某种意义上是为明朝壮胆鼓舞信心,表示八旗没有什么可怕的。要知道,这是在宁远大捷三年前的时期。
然而,这种根本没有必要较真的一份塘报,却被朝臣大肆上纲上线。而他们的矛头对准了毛文龙的直接上级袁可立。
第五章 朝臣攻讦袁可立
天启三年十月初十日丁卯,在馆,见工科方有度题,迄今不遗一矢,坐歼奴兵数万,实则千古未有之奇,袁可立当有特疏,而何以于有金州一事代为具报,于文龙满浦之事,无一言也?将以满浦为伪也,则文龙此举,千古未有之谎。正反明告,亟行显讨,以为边臣欺诳之诫。以为真也,则自当驰告朝廷,遣使慰犒,以鼓孤军之气。可立可付之不见不闻乎?是谓庸劣之臣,可罢也,仍敕山东巡按据实查勘,以听朝堂处分。《癸亥燕行录》
方有度攻击袁可立的内容的观点是,毛文龙塘报如果是假的,就应该明示并惩处,作为警戒;如果毛文龙塘报内容是真的,那么也应该立即上疏朝廷封赏。如果“满浦、昌城之捷”战报是真,那就是袁可立故意瞒报,那就是袁可立想拿毛文龙的千古奇捷来为沈有容掩饰护短。
真是满满的恶意,这完全是处处为难。无论接下来袁可立怎么为毛文龙辩解,都有一套罪大恶极的套辞给他戴上。
接下来,其他朝臣攻讦袁可立,也是按照这一个奇异的套路。
四川道御史李乔仑疏参登莱巡抚袁可立工部侍郎周应秋言毛文龙拥数万亡命于孤岛之外中国输数十万金钱于澎涛之中文龙报金州复矣沈有容又以金州掩杀殆尽闻两家戈矛先是可立阅无一言有抚与无抚同耳工部衣袄钱粮一节一堂之十同受窘辱应秋岂局外人乃阴阳反覆求见德于中官宁是须眉丈夫得旨袁可立新经叙功加衔周应秋佐部亦从无指摘事迹不必苛求《明熹宗实录》天启三年十月甲子
其他攻讦袁可立的朝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套路,不一一例举了。
如果说,朝中同事的攻讦是让袁可立倍感无奈,而来自毛文龙的反咬倒算,才真正是让其萌生去意。
袁可立饱受攻击,完全是因为他不愿意深究毛文龙的谎报战功。他是一个谦谦君子,一个用人不疑的好上司。然而他还是看走眼了,他这个伯乐所相中的“千里马”毛文龙是个小人,其人品是有问题的。
第六章 毛文龙反攻倒算袁可立
就在袁抚为毛文龙的虚报战功事件焦头烂额,饱受非议之时,毛文龙发表意见了!
然而,让世人震惊的是,毛文龙发表的意见,并不是力挺他的上级和伯乐,而是反咬一口,倒过来指责袁可立不给他报功。
这段历史所描绘的毛文龙的无耻嘴脸也让笔者看得目瞪口呆!
到底有没有杀敌二万马三万,到底有没有收复金州,你毛文龙心中没数吗?还是你毛文龙演戏演到入戏太深了?
袁可立英雄一世,可惜看错一人。
毛文龙者,公故奇其胆智。然自夜邑之奉蛊其心子,公之力柔其骨。数辇貂参于奥援,求增饷金,求宽海禁,无复吞之意。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二万。公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扶同而报,何辞于欺。乃移文东江,审其颠末。遂触毛帅之怒,嗾一黄门弹之,一二侪偶继之。天子不为动,旋以平莲功晋秩少司马。”《节寰袁公行状》
皇帝曰:‘巡抚佥都御史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公颔之,使者往覆东江。毛遂怨望,嗾方给事(方有度)触公,反以勋陟少司马。”《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
“后以议觕毛文龙有蛰公者,夫人欲与归,因公首功,以少司马晋公秩,得诰封三世。封淑人,荫其子。”王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
毛文龙不知道的是,他以小人手段逼走了恩人袁可立,最终反而害了他自己,酿下了他自己人生的悲剧。终明末历任登抚,袁可立是对毛文龙最为信任,支持力度也为最大。
袁可立去职后,登抚先后为武之望、李嵩、孙国桢。每一任登抚都和毛文龙处得水火不容,势如仇敌。
袁可立被毛文龙反咬后,选择黯然离任,这是君子之风、国士之风。
而之后的几任登抚就没有这样好说话了,他们无一例外大肆弹颏毛文龙杀良冒功、虚报战绩,相关的文献记载不胜枚举。最终,在崇祯二年六月,一把尚方宝剑在双岛砍下了他的人头,结束了他作为通敌叛将的可耻一生。
 楼主| 发表于 2019-6-16 18:21:24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学良困居台湾时候就研究明史度日,明末是个有趣的话题。
 楼主| 发表于 2019-6-16 18:40:4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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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原水城到蓬莱水城——明登莱巡抚袁可立的倥偬岁月
作者 袁家山
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二月十五日,袁可立降生在河南睢州袁淮的家里。这一年,嘉靖皇帝在北京依然整日里忙着寻找长生不老药,而权倾一时的奸相严嵩失宠,上海的徐光启也在这一年出生。黄道周在《节寰袁公传》中说:“安夫人(袁可立生母)妊时,数盥水,见金鲤荡漾盎中”。中国道教经典著作《道藏辑要》记载道:“袁可立降生之日,淮梦呂帝(吕洞宾)引一小童云:‘汝家世代行善,且知敬信我,今將小徒为尔后。曰:异日此地当出仙人’。即以此肇祥”。六十年后的袁可立真的来到了吕洞宾现身的地方蓬莱任巡抚,并在海战中遇险受到过吕洞宾的保佑,后来袁可立的别号叫“石仙”,堂号称为“石仙堂”。袁可立退休后在睢州南城别墅陆园中建起袁家山供奉吕洞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巧合,数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南来北往的命相学家竞相探索。王溢嘉先生在《中国人的心灵图谱》一书中引述清代王椷的《秋灯丛话》时有一段描述:“华亭的董其昌梦见神人告诉他说要等待袁可立同科考试才有希望上榜,就将袁可立带回家亲自课读,后来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同时上榜。”而现实中两人也的确是同科进士,官位相当。种种说法在今天的睢州父老中间一代代口碑相传,为古老的睢州增加了人文底蕴和神秘氛围
“今睢县行政公署为清之洛学书院,然本明袁尚书可立故宅也,至宅向南恰与南坡之袁家山脉络联贯。”(民国22年《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
“袁家山,又名吕祖庙、小蓬莱,在县城南门里,建于明天启年间。……周围湖水环抱,形似小山。”(1989年《睢县志·古建筑》)

甘露台
(明)著名书法家王铎
台峭属云根,垂杨掩一门。
洒阑疑野径,星摘冒山村。
别具渔樵味,自然涯壑存。
何须问白帝,造化在花源。
按甘露台在袁家山山顶(《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赠袁枢诗册》)

漫 成
(清)著名书画鉴赏家张庚
袁家山头晴霭暖,
大佛寺前春流淙。
青蒲出水仅三寸,
白鸟过溪时一双。
(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编选《晚晴簃诗汇》)

袁家山
(清)睢州知州范阳洵
花明柳暗兮恍是仙源,
吹笛鸣剑兮鹤唳青天。
神其醉止兮洞中高眠,
佑我苍生兮亿万斯年。
(《重修袁家山吕祖庙碑记》)
天启四年(1624)五月二十一日,登莱巡抚袁可立在登州即将离任时看到了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可百余间,文窗雕阑,无相类者。中岛化为莲座,左岛立竿悬幡,右岛化为平台,稍焉三岛连为城堞,而幡为赤帜。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海市”实录。字由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代笔书写,成珠联壁合之珍品。公元一九九四年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于睢县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文化佳话。
登、莱二州地处明末海防前沿,在战略上十分重要。明代登莱巡抚主要为抗击后金而设,共十三任,袁可立为第二任。历史档案表明,十三任登莱巡抚中,至少有六任巡抚或下狱或被杀而死于非命。袁可立是登莱十三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任,悍将毛文龙、抗倭名将沈有容,都在其麾下听命。袁可立政绩良好,在明末辽东战局和维护海防安全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袁可立曾与朝中的徐光启一道主张用优势兵力控制朝鲜,从而达到从根本上遏制满人的目的,可惜由于魏忠贤的乱政未能付诸实施。三百年后的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同样有这种认识,以此取得了遏制西人南下的战略目的,证明了这两位明代军事战略家的眼光是非常超前的。
天启二年(1622),明朝边疆多事,辽阳、广宁相继被后金攻陷,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革职,巡抚王化贞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人人把关门看作死地,百官们都不敢多说话但求自保。袁可立却在此时大胆提出了七项建议:“守御筑墉,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复多藏粮米以备之。尤宜破格用人,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县官之空乏。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袁可立的言论被天启皇帝一一采纳,给悲观的明朝廷带来了一线希望。天启二年四月,首任登莱巡抚陶郎先因涉赃下狱,本月十四日,加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天启皇帝在圣旨中说:“当辽广继陷之时,忧水滨之可问。值登莱匮亟之会,命飞挽,以专征。而尔振迅宏才,旌旗立为色变。……惟尔运筹师中,坐看有截海外,朕宽东顾”(董其昌书《天启三年诰命卷》)。而这时的形势非常不好,东海上虽然陈兵十数万,但因为失去主帅各自为政不听调遣。“于时毛文龙诪张于岛上,刘爱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盘于中”(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可立受命于危难之中,他上任后,锐意规划,整肃军纪,练兵采用戚继光的“水军先习陆战”之法,短期内立竿见影,士气为之大振,数年之间,满人不敢犯海疆。
袁可立认真总结了此前王化贞和袁应泰失败的教训,在战略思想上比较灵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乘其虚,可夹击也”。(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与袁可立共议战守,十分倚重。孙曾说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孙承宗《高阳集·答袁节寰登抚》)。
天启三年二月,袁可立设奇策反收降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袁可立在给天启皇帝的奏疏中写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携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但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已,能为可胜,是又当慎图之耳”(《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后来由于阉党迫害导致袁可立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袁可立回兵部任职后一直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书信往来不断,刘爱塔最终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并战死疆场。这次策反工作为时最长,刘爱塔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后金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最著名的战例。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多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师陆战队,并与枢辅兼兵部尚书孙承宗、侍郎毕自严戮力策应,在沿海上形成了“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孙承宗和袁可立共同主辽期间是满清势力最蜷缩萎靡的时期。天启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董其昌书《天启三年诰命卷》)
天启四年五月,内阁传户兵工三部圣谕,天启皇帝谕内阁曰:“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准平辽总兵毛文龙揭前事,为屡获活夷、斩获首级并获达马夷器等件,功虽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特谕!”(《明熹宗实录》)
袁可立在任时的登莱防务达到了明清战争的顶峰,他离任后就渐渐垮了下来,毛文龙和继任的登莱巡抚们关系配合得很不好,屡次打败仗,直到后来袁崇焕对毛文龙的擅杀直接导致了登莱防务的土崩瓦解。
明著名学者抗清名将黄道周曰:“公(袁可立)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明末由于战事陆上交通受到阻隔,朝鲜的军政事务主要归由登莱巡抚袁可立节制。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发生了后来被称为“仁祖反正”的宫廷政变,作为前沿最高统帅的袁可立按照当时的普世价值力主出兵讨伐。五十年后清朝政权已经建立,但这件事依旧为朝鲜篡君的后代们所忌恨。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庭开馆延修《明史》,朝鮮国王李昑派遣大批使者来中国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明袁可立的御状并要求重新改写历史,清朝对朝鲜的使团非常重视,《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史料对这件事都作了明确记载。
由于此前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争的军事统帅中是坚定的主战派,并因此和主张议和的袁崇焕关系不和。袁可立的形象很正面,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涉传记史料均遭删削,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为载有董其昌撰写的《节寰袁公行状》册和《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册,因为这两篇文章中都有所谓“诋斥满洲语句”的地方,所以这部书和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直到清朝光绪十七年,睢州地方官王玫还在风水仙的怂恿下借故拆毁由董其昌书写匾额的镂雕“袁尚书大石坊”,使这两座在睢州古城通衢中巍然屹立二百多年的名器毁于一旦。
 楼主| 发表于 2019-6-16 22:35:46 | 显示全部楼层
封杀三百载,大明一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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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林知青 博客
明末后金与大明辽东激战之时,据说最怕的有两人,一为孙承宗,一为袁可立。其中对这袁可立是既怕又恨,而且是深以为耻,对其恨之入骨,以至于后来修明史时把这袁可立的相关内容删得是干干净净,并将其传记,记载尽数销毁,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有写相关内容之人,杀无赦,不惜诛九族。所以我们现在对袁可立是知之甚少。
是不是感觉有点奇怪,懂点历史之人,说起后金畏怯之人应该不是袁崇焕就是熊廷弼,这袁可立是何许之人,让满清恨怕羞耻到如此地步?
明万历年间,北京景德门遭雷击,景德门是进历代帝王庙第一道大门后的一座大门,是专供皇帝出入的,遭雷击当是大不祥,当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时建言诸臣摈斥殆尽,无敢救者,公独抗疏辩论”,矛头直指皇帝;“疏上,触帝怒,又忤辅臣……奉旨革职为民”。此公就是袁可立,他为此被皇帝赶回家种田,这一种就是26年,朝中大臣为其鸣冤者十数年不绝,此事史称“震门之冤”。
袁可立,字礼卿,号节寰,河南睢县人。明万历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立朝不阿权贵,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军事战略家,曾经被誉为“后金粉碎机”。
袁可立其实是个文武全才,他心忧天下,清正廉洁,名留青史。在百度上位列历朝八大清官之一。他忠君爱国,求真务实。虽说他受高攀龙影响比较深,但在他身上是将早期东林党的入世精神,发扬得是最为光辉,他在明末党争激烈之时,不同流合污,也不人云亦云。
他是所谓明末“武三袁”之一,他比那两袁的结局要好很多很多了,袁崇焕被冤杀,袁应泰战死疆场,袁可立在朝庭危机四伏,眼见回天无力的情况下,选择了辞官以自保,退隐江湖,眼不见心不烦,最后还是得以善终。
在对付后金方面,他更是功勋卓著,究其要点,大致可为:“联络诸岛、收复旅顺、招降纳叛、几灭后金”,其中最让这满人头痛并感到羞愧的,是那招降纳叛。
袁可立成功策反了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这对后金军心打击是空前的,一时汉官降将瓦解殆尽。“公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此后形势的发展,使近辽海域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袁可立这一成功招降,让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一直是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
遗憾的是刘爱塔没有受到袁崇焕的重用,最终是战死沙场。而袁可立的苦心经营海防计划,被魏忠贤处处掣肘,最终袁可立愤而辞职。袁可立去后,毛文龙失去节制,其骄纵日盛,最终被袁崇焕杀死,不仅导致袁崇焕与袁可立间隙日深,也使得后金几无后顾之忧。
袁可立被当时称为“海上长城”。在天启年间,广宁失守,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之时。天启帝日夜为边事所忧,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拓地筑城,招集安置逃难流民,屯兵各岛间,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特别是率登莱水师“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时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
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等于是在辽海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地连为一线,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从上述战绩可以看出,袁可立在抵御后金的长期战争中,探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并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使得后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对大明有所作为,尤其是他在靠近后金沿海一带恢复海疆,他所取得的成果,无愧于海上长城之称号。
袁可立原属军籍,即世代当兵之出身,但他却在万历年间考中进士,一步步走来,几起几落,作为明天启帝帝师,他忠心耿耿;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军事战略家、抗清名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金陵陷落后,其子袁枢秉父志,“死忠死孝”,不仕满清,抑郁绝食数日而卒,死后六十年才得以被睢州人公祭,入祀乡贤祠。
袁可立不仅对于明朝末年的政治和军事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贡献,在文学立言上也多有著述,他所著《弗过堂集》、《抚登疏稿》、《韵学要览》、《古诗选》、《评选古唐诗》等文作,在当时就名声响亮。
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在自己编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过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龙、刘爱塔等一概削去不予立传。乾隆四十二年,有关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和宋岳飞的《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两文同时遭满清封杀令。相距五百年,来自宋明两个不同朝代抗金名将的英灵在清朝不期而遇了。
至于袁可立为什么受到清朝封杀,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袁可立是明朝末年著名的主战派官员,并且在登莱巡抚期间,给予后金军队沉重的打击。甚至在后来一手策划了刘爱塔的归明,而刘爱塔是明朝策反后金国最高官员,对后金的打击很是沉重。所以到了清朝之时,对于这些让祖先丢面子的人物,都选择了封杀遗忘。
就这样,一代名臣被封杀三百余年,当代满族学者徐建顺教授说:“清朝销毁了中国古代的大批书籍,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美化本朝,丑化前朝,为此不惜大改史实,以至于明清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两个朝代,其历史却是最迷糊的状态 ”。
被封杀的袁可立,我们应该记住他,因为他“散文诗词可比苏轼;韬略不输诸葛;探案神断可以狄仁杰比肩;刚正清廉堪比于成龙……”。
 楼主| 发表于 2019-6-17 00:29:11 | 显示全部楼层
大明工部尚书河道总督灵州功臣张九德
宁夏大学历史系 白述礼
本文发表于《宁夏史志》2008年第六期、2009年第一期、第二期;《吴忠日报》2009年4月至9月连载
大明工部尚书河道总督灵州功臣张九德(A)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由甘肃进入宁夏,自南而北,几乎纵贯穿流宁夏全境。“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自古以来,便得益于黄河灌溉之利。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大明庆靖王朱栴在其所撰《宁夏志》中指出:“黄河,自昆仑而来,……宁夏居人及军屯咸赖灌溉之力。”(1)所以,宁夏自古就被称为“塞上江南”。然而,黄河有时候也会发发狂,“阳侯鼓怒”就会暴发洪水,也给宁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因此,历代历朝都有杰出人物治理黄河,使百姓能够比较正常地利用黄河灌溉,发展农业生产,过上相对比较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明代万历、天启年的宁夏河东兵备道,官至工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全国河道总督、提督军务的重臣“总河”张九德,就是众多治理黄河功臣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张九德于万历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1620年)至天启五年1625年,在当时的灵州即今宁夏灵武市担任河东兵备道,期间,治理黄河工程的巨大成就,是他一生最大的亮点。他修建的灵州河堤,不但保证了新灵州即今灵武市的城市免去第四次迁徙,而且,基本上保证了宁夏黄灌区此后近400年黄河虽然也有灾害,但再没有大的改道,无特大水患。从而,使引黄河水灌溉农田事业,顺利进行,自古被誉为“塞北江南”的河东灵州地区得以持续发展,进而扩展到整个宁夏平原都成为“塞上江南”,张九德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他是应该载入史册的明代宁夏治理黄河的大功臣。张九德的治河业迹和经验,对正在实施的“宁夏沿黄城市带”建设,即将十个“滨河城市”打造为“黄金城市,塞上明珠”,无疑有一定的推动和借鉴作用。本文拟在广泛搜集和研究古今各方面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探索张九德先祖的家世,叙述张九德一生的经历,重点叙述并评论他在宁夏水利建设中的政绩,考证张九德筑灵州河堤、秦渠长湃、汉渠芦洞的遗址,以及研讨如何全面正确地评价张九德一生的功过。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指正。
一、官宦之家曾祖张楷
张九德《明史》无传,故其家世不详。北京大学李零教授考证孔子《圣迹图》时指出:“上海青浦孔宅旧有张楷曾孙张九德翻刻本”。(2)据此,我们得知张九德的曾祖父是张楷,张九德出身于浙江慈溪一个著名的张楷为代表的张氏官宦人家。而张楷是明代早期的大名人,是一位集朝臣、将领、诗人、画家、法学家于一身的多才多艺的著名人物。值得先仔细介绍一番,因为他对张九德肯定有家传的影响。
作为明朝初年的著名大臣,张九德的曾祖父张楷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明史》也没有他的传,据李贤《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公楷神道碑》(3)记载,张楷(1399——1460),浙江宁波慈溪人,字式之。生于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元年1399年)三月,逝世于天顺四年(1460年),享年六十有三。一生经历明朝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七朝。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进士。宣德初张楷“试政于夏官”,“拜江西道监察御史。”宣德“六年(1431年)考绩至行在因献圣德颂,正统初乃还,在任能辨疑狱”。正统五年(1440年)“用大臣荐陞陕西按察佥事理,屯田督租、赋治水利,俱有成绩。寻迁副使。”正统十二年(1447年)“陞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畿甸蝗起, 上命公督捕。公授郡邑捕法而按行之,蝗遂息。”以后,张楷出任福建巡抚。
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朝廷派佥都御史张楷为监军,前去征讨邓茂七起义。,在镇压邓茂七起义中,“凡定三郡七县破三十六寨,擒伪总兵学士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徕其民八十馀万。”(4)后来朝廷改派也曾主镇宁夏的陈懋最终彻底消灭了起义军。
张楷参加镇压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时,曾经“日置酒赋诗为乐”,显然不是一个称职的镇压叛乱者的将领。景泰元年(1450年)“景泰改元公班师至京,有妬其功者劾公初至躭诗玩寇,以罪罢归。”终于因为“躭诗玩寇”而被罢官。到天顺元年(1457年),转南京都察院。但不久去世。李贤评价张楷:“公好奖引士类,见人有善,必延誉之。遇患难者,必拯济之。尤笃于友道。其学浩瀚,善行草隶篆,所著有《四经糠粃》《大明律斛律条撮要》诸书,至于选诗唐音李杜诗草堂诗馀凡十数家,公悉和之,累数百卷。”
上述为张楷撰写《神道碑》碑文的李贤(1407——1466),邓州人,是明代五朝元老,官至少保、吏部尚书、大学士。从政三十余年,为官清廉正直,政绩卓著,是明朝历史上难得的治世良臣之一。(5)
张楷是著名诗人,张楷所撰《蒲東崔張珠玉詩集》二卷包括诗一卷,文一卷。该书现在网上公布拍卖价为人民币6000元。日本金泽大学李庆教授《平淡诗坛上的翘楚者——十五世纪诗人张楷生平事迹考略》考述了大陆失传的、仅存日本刊本的《蒲东珠玉诗》著者张楷的生平事迹。(6)
作为诗人的张楷,曾经因为向宣德皇帝献诗而惹来杀身之祸。《明史·陈循传》载“宣德时,御史张楷献诗忤旨。循曰‘彼亦忠爱也’,遂得释。”(7)御史张楷向皇帝献诗本为邀宠,谁知反惹恼了皇帝,多亏为官比较清廉的陈循为之辩解才解救了张楷得以免遭治罪。正统十四年(1449年),都御史张楷又因除夕作诗:“斯民何苦际斯时”“四山峰火照人红”“乱离何处览屠苏”等诗句,流传京城,人多传诵,礼科给事中王诏上书弹劾,张楷终于被坐罪免职。成为明朝一件因为诗文而遭罪的文案事例。(8)
张楷也是明初出名的画家,他以画《圣迹图》名留史册。李零教授指出:“圣迹殿中的《圣迹图》从哪儿来,一般说法,它是从明正统九年(1444年)张楷的线描本发展而来。张楷是明代早期人,它的《圣迹图》,原本是石刻本,早佚。●2 ●2上海青浦孔宅旧有张楷曾孙张九德翻刻本、康熙中方正范补刻本,均已亡佚...”。《圣迹图》是模仿佛教的本生故事,对孔子的一生做通俗宣传。(9)
张楷还是一位法学家,他的主要法学著作是大明案例汇编《折狱要编》十卷,张楷著,由天启年间曾任江西巡抚的杨邦宪校。(10)这就是张九德的曾祖父张楷。
二、云间知府河东兵备
关于张九德本人的文献资料,我十分遗憾的发现他在《明史》也无传,但史书却也有不少记载,特别是还有宁夏明朝地方志《万历朔方新志》收录了张九德本人所撰《抚都御史张九德撰〈新筑灵州河堤碑记〉》、《按察使四明张九德撰〈襄毅公巡抚鑑川王崇古祠堂记〉》以及《太仆少卿崔尔进撰〈灵州张公堤记〉》、《翰林院编修南居仁撰〈灵州三贤祠碑记〉》《御史沈犹龙撰〈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等明代当事人提供的关于张九德的重要史料,可供学者研究张九德。
1、慈溪名人万历进士
张九德,字成仲,又为威仲,别号曙海,也有称字曙海,曙海先生,浙江慈溪(今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人。宁波、慈溪,历史上也称明州、四明、鄞县。因绍兴、宁波和台州地区有四明山脉,故该区域亦称“四明”或四明地区,由此四明也成为旧宁波府的别称。宋朝就有《宝庆四明志》和《延祐四明志》,所以,《万历朔方新志》也称张九德为“按察使四明张九德”。(11)唐朝著名诗人贺知章他告老归乡,居四明小溪湖上,也曾经自称“四明狂客”,大诗人李白誉他为“四明逸老”。四明山还曾是全国十九个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中国南方七大游击区之一。慈溪之名的来历,据《延佑四明志》载:“汉句章董黯,母尝婴疾,喜大隐溪水,不以时得。于是筑室溪旁,以便日汲。溪在今县南一舍。故以慈名溪,又以溪名县”。(12)
浙江慈溪是一个自古名人荟萃的地方,单以出进士来说,明朝全国总共有进士24000人,仅慈溪一地就出了进士220多人。据张九德在松江知府任内的门生、御史沈犹龙撰《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载:“公諱九德,字成仲,别号曙海先生,浙江慈溪人,登万历辛丑进士。”(13)据此证明张九德为万历辛丑年,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大明进士。慈溪人十分看重他们明朝就出了200多进士的辉煌历史,并引以此为骄傲,对这些进士进行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如为什么进士张九德叫九德?《几个老慈溪人的名字》一文考证了张九德名字的来历,指出:“《尚书》中有记载:‘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矣。’以上九德,谓‘阴阳合德’”,这就是张九德九德的来历。(14)
张九德既然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大明进士,考明代学人中进士一般都为二十几岁,据此推算,张九德出生大约在万历(1573——1620)初年,即万历三年1575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左右。
张九德当进士以后,最初曾经担任的重要官职就是出任云间(松江)知府。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上海旧政权建置志》明代松江知府一览表载:
1367~1644年松江府知府一览表
姓名
籍贯
任职时间
简历
张九德
浙江慈谿(浙江慈溪)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
字曙海,进士
(15)上表说明,在张九德获取进士的七年之后,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慈溪进士张九德被朝廷任命为松江府(今上海市松江县)知府。松江府古代别称为“云间”,府治在华亭县,即今上海市松江县。松江府约为今上海市吴淞江以南直至海边的整个区域。松江为什么别称“云间”?其来历是:西晋有位文学家陆云,字士龙,华亭人,他曾经对客人自称为“云间陆士龙”,后人因此称松江为云间。今天上海市还出现了一个“云间城”——松江大学城,人气很旺,实际上就是松江大学园区,“云间城”由七所著名高等学府组成: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东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复旦视觉艺术学院,以及周边的立达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
松江人、大明御史沈猷龙指出:“公(指张九德)为吾(指沈犹龙本人)云间(指松江府)守(守即太守,指知府)。”(16)张九德在松江任知府期间,政绩非常突出,当时该地遭灾荒,张九德积极采取措施,拯救百万灾民。关于张九德在松江为百姓做的功德之好事,天启七年(1627年)沈猷龙《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中写道:“前二十年(即指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公为吾云间守,全活饥民数百万,奖育士类。(沈犹)龙出公门下,知公非一日也。”(17)
2、按察副使河东兵备
沈犹龙指出,“灵州,自秦汉以来,或称州或称郡或称军,与镇城仅隔一河,而东、西两道(指河东兵备道和河西兵备道)并建,盖其重也。神庙之季,天下纷然用兵矣,廷议遴选才德宿望之臣,分莅九边,而曙海张公(张九德)”于“庚申”即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1620年),“以按察副使飭河东兵备”即“以按察副使受事”,(18)被大明朝廷任命为宁夏督储河东道(《明史·职官志》写作“宁夏河东兵粮道”;清《嘉庆灵州志迹》也写作“河东兵备”),兼摄灵州(明灵州为今宁夏灵武市)学政。
督储河东道或称河东兵备是什么官职?考兵备道是明、清道员之掌整饬兵备者,置于各省重要地区。明朝时的兵备道,全称为“整饬兵备道”,官名,主管兵备事宜,始设于弘治年间,隶于总兵。明制于各省重要地方设整饬兵备的道员。置于各省重要地区。兵备在明代边防和内政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督抚从临时差遣到常设的演变,兵备道也成了常设和遍设,它和督抚一同构成了明代省级体制和以文统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明朝时的兵备道不是专缺,而是由布政司、按察司二司的参政、参议、副使、佥事兼任。因此,出任兵备道的这个人的品级,是以他本身的官衔为准。明朝时,按察使司的按察副使是正四品,按察佥事是正五品。比如某兵备道,他的本身官职是按察使司副使,则他的品级为正四品。
为什么沈犹龙说张九德又是“以按察副使飭河东兵备”“受事”?查明代按察司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一人正四品。《明史·职官志·卷四》指出:明代整饬兵备道有30多个,其中“宁夏河西道,驻宁夏,宁夏河东兵粮道,驻花马池。”因此,张九德到宁夏的官职,就是按察副使正四品、宁夏河东兵备道(宁夏河东兵粮道)。
明代朝廷非常重视宁夏边防军事以及黄河经济发展,在宁夏专门设置“督储河西道”和“督储河东道”两个官职,官位仅次于总督和巡抚,官居第三位,属正四品。据《万里朔方新志》第二卷“宦迹”一节记载,在总督和巡抚之后,即列督储河西道和督储河东道。记载自宣德年间的户部主事张添赐、按察司刘瓒开始出任宁夏督储河西道,到万历四十一年的年间,先后出任河西督储的官员总计多达84人;记载出任督储河东的官员名单包括张九德在内,也有25人。这些在宁夏出任督储的官员中,许多人后来晋升为巡抚、总督乃至朝廷各部侍郎、尚书等高官。
3、河东兵备避免兵变
张九德来宁夏河东灵州,赴任督储河东道的时候,行至固原,听说宁夏外调士兵闹事,他急忙星夜赶路,到宁夏积极抚慰军士,避免了一场兵变的发生。据上述沈猷龙《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中记载,当张九德到宁夏出任河东兵备的泰昌元年(1620年),正是明朝的多事之秋,“辽左、川、贵并军兴,多调边兵为援,驿骚无宁日”,其中也包括调宁夏镇的边兵,前去支援辽左、川、贵的战争,他们不愿意去送命,就在宁夏镇派出的援军刚刚开拔走到路上的时候,“捍丁金白、张威等路兵马,杀领兵官,”自任左、右将军,率军“焚掠而前,烟尘翌日,远近震骇”。正在前往宁夏灵州赴任的张九德,在固原“闻变,星驰进”,并致书给变兵“前导”,诚恳地劝慰他们道:“戌士远役,诚可念。即有所需,何不以情请,而轻蹈国宪?且父母妻子各在城,而自贻族灭,何也?军门发兵擒剿,汝进退何以自全?幸本道未受事,可开汝一面。如悔罪者,速按戈随本道蒞镇,以明无叛志也!”听到张九德诚恳而动人的劝阻话语,闹事的军卒们“环跪而哭,声震山谷,间叩头请死,有流血者。”张九德对这些军卒“随路慰遣原营安插”,对于闹事的首领,他“寘擒渠首,寘之法。”就这样,河东兵备张九德在赴任的路上,遇到一场兵变即将发生威胁宁夏的安定的时候,他竟然不动一兵一卒,没有一人流血牺牲,便使“宁镇以安”。
沈犹龙还记载,当时蒙古鞑靼银定、宾歹部曾经拥众牧边,骚扰宁夏,他们声言准备抢掠宁夏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境内)。张九德认为“彼素利我市赏,且中国无衅不敢叛,可不劳师而服也。”于是,张九德采用计取制胜,他计诱鞑靼通事(翻译)僧人,通过他们宣谕朝廷恩威,通事向张九德转达鞑靼首领银定、宾歹的要求:“无他也,意求增岁赏耳!”张九德认为这是无理要求,怒斥曰::“国家定制,谁敢议增?光欲增者,当决一战!”然后,勒兵令遍观营伍,严阵以待。银定、宾歹见此情状,只得“各诛帐下一人,以谢过焉。”
当时宁夏有奸人胆敢冒充熊经略的使者,在各地勒索马价,还传鼓进入河东兵备道署,非常傲慢。张九德问奸人:“镇故市马,然不敢马而价者,何也?”奸人回答:“道远恐疲,折价至近关买易为便耳。”张九德立即产生怀疑,命进行检查,发现其所带牒印文有异,真相大白,奸人受到应有第三惩处。
三、升按察使灵州河堤
1、臬台张公造福灵州
天启壬戍二年(1622年),大明朝廷晋升按察副使飭河东兵备张九德为按察使。按察使是明朝廷官署,全名为提刑按察使司 ,其官职设按察使、按察使副使,按察使为正三品之官,按察副使为正四品,下设佥事,为正五品,员数无定。按察使全名为“按察使司按察使”,“按察”相當於古代的“陳臬”,因此,按察使又被称为“臬台”或“臬司”。明朝省級地方官員分為三司,分別是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布政使管“民政”,按察使管“刑名”,都指揮使則管“一省軍務”。三司分别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省法院院长、省军区司令。
《明史·职官志》指出:“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其吏治。大者暨都、布二司会议,告抚、按,以听于部、院。凡朝觐庆吊之礼,具如布政司。副使、佥事,分道巡察,其兵备、提学、抚民、巡海、清军、驿传、水利、屯田、招练、监军,各专事置,并分员巡备京畿。”(19)
升职为正三品的按察使在宁夏从政的张九德,在宁夏做出了惠民的大事,他治理黄河,进行修建灵州河堤、秦渠长堤、汉渠芦洞、发明水戽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发展宁夏河东水利灌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复芜田数百顷”、“岁额聚增数千石”,受到百姓一致称赞,成为宁夏地区明代治理黄河的功臣。
2、宁夏黄河有利有害
位于宁夏河东滨临黄河的灵州,也曾经称为灵武,“阻河而城”,唐诗人吕温描写灵州地理山川形势是“山横旧秦塞,河绕古灵州”(20);另一位诗人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诗中赞颂灵州为“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灵州在唐朝以前早已经是“塞北江南”的(21)鱼米之乡。这就是因为得益于黄河灌溉之利,“居人三时农作寄命于河”。这里有秦汉时期修建的秦渠、汉渠,灌溉着河东灵州地区广袤的大地。朱栴《宣德宁夏志》指出,明代初年秦渠“灌田八百九十二顷三十亩”,汉渠“灌田七百二十九顷四十三亩”(22)。后来,秦、汉渠进一步扩大了灌溉面积,到了万历末、天启初,“秦、汉二渠,溉田至数千顷”。(23)
但是,黄河有发怒的时候,历史上曾经经常闹洪水,给黄河沿岸各地带来极大的灭顶之灾。明初的洪武十七年(1384年),黄河就曾经发大水,建城历史长达1575年的灵州被黄河水淹没。也正是因为被黄河淹没,灵州被迫向东北方向,“城凡三徙”(张九德语)。张九德来灵州出任河东兵备的时候的灵州城,就已经是古灵州被淹没44年以后的宣德三年(1428年),灵州城第三次迁徙后修建的新灵州城,即今天的灵武市。张九德到宁夏时,黄河水逼近新灵州城,形势非常严峻。
3、城凡三徙皆以河故
灵州城始建于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年),位于黄河峡口之下东岸,滨河而建,遗址当在今宁夏吴忠市西北靠黄河的古城,吕温称为“河绕古灵州”。到明朝洪武十七年(1384年)黄河发大水,淹没灵州城,灵州从此被迫向东北方向,三迁其城,宣德三年(1428年)迁到张九德赴任时的灵州城,即今灵武市。此后,古灵州(今吴忠市)地区就没有城市了,古灵州遗址只留下“颓垣”和一个“古城”之名,这里后来只有板桥、早元、瓦渠、古城、吴忠(堡)等乡村,一直归新灵州(今灵武)和后来的宁灵厅、金积县管辖,直到解放后才成立吴忠市。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子、大明庆靖王朱栴,洪武二十四年(1393年)五月“自庆阳徙居韦州”来到宁夏,他亲眼看到灵州城被黄河水三次吞噬的悲惨情景,在其所著我上引《宣德宁夏志》卷上(十一)的“属城”里的“灵州”中,写到被淹没的灵州时,指出,“故城居大河南,今犹存其颓垣遗址,其西南角被河水冲击崩圮”。他简要地记载了在明初“洪武间”、“永乐间”和“宣德间”,即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到宣德三年(1428年)的短短44年间,灵州城经历了三次“被河水冲圮”的灾难和三次迁徙的历史。进士出身的张九德,来宁夏灵州任高官,必然要熟悉明朝宁夏地方历史,在其所著《新筑灵州河堤碑记》中肯定地指出:灵州这个城市,“洪武甲子(洪武十七年,1384年)迄今,城凡三徙,皆以河故,而河亦益徙而东”。(24)翰林院编修南居仁在《灵州三贤祠碑记》也确认:灵州“洪武以来,三徙城矣!”(25)此后,宁夏灵州(今灵武)官民为阻止黄河东徙,避免灵州城第四次遭淹没和迁徙,每年“役夫三千、束薪千万”、“数百千金”,都投进了滔滔黄河,但都没有能够阻止黄河向东迁徙。在张九德到宁夏任职不到一年时间,黄河“屡决而东,城亦屡避而东”,“去城仅数十武矣!”,一武是半步,也就是数十步,已经到灵州城跟前了。今宁夏灵武市正在投资兴建西湖公园,这灵武市的西湖正是当年黄河泛滥,洪水逼近三迁后灵州城的遗迹和见证。
必須着重指出:張九德的“洪武甲子(洪武十七年,1384年)迄今,城凡三徙,皆以河故,”以及南居仁的“洪武以来,三徙城矣!”作为明代重臣,他们的记载对考证古灵州的城址的专家学者,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考虑他们的记载而谈古灵州城址,是不符合明代灵州城因黄河而三迁的历史实际的。他们的记载明确指出:是洪武甲子1384年到宣德三年1428年,即明代洪武十七年至宣德三年的44年间,不是指别的朝代的灵州城迁徙;这期间,灵州城因黄河而三次迁徙,请注意:他们说是三次,不是两次迁徙!
看到黄河水逼近灵州城只有几十步的可怕情景,河东兵备张九德惊呼:“若此,是无灵州城矣!”如果黄河再这样向东逼下去,灵州城将第四次被淹没,就没有这个灵州城了!张九德《新筑灵州河堤碑记》写到,“天启壬戍(天启二年,1622年),河大决,居民屡夜警,议他徙。”“阳侯(阳侯指古代传说中的波涛之神,这里指黄河发大水的汹汹波涛)鼓怒(黄河发怒了),吞噬城闉,民将弃厥居,而巢窟是栖。”当时灵州城“人情汹汹,意非物力所能支,则议先徙民,或亟徙城,以为长策。”明朝洪武以来,灵州已经是“城凡三徙”了,现在人们为了逃避狂怒的黄河水“吞噬城闉”,又喊出“徙城”那就是要第四次迁徙灵州城了!
4、河逼灵州石堤逼河
面对黄河逼近灵州城如此严峻的形势,特别是灵州官民纷纷议论要迁徙老百姓,并且还要第四次迁徙灵州城他去的时候,张九德对灵州官民大声疾呼:“御河犹御虏也,虏阑入,不逼之去,更延之入乎?且视势若建瓴而仅仅积薪委土,与阳侯争此之决耳”张九德说:“城可徙而东,河独不可徙而西乎?”于是,他提出战胜“阳侯”唯一的一法宝:“计非巨石砥柱之不可!”(26)在黄河逼灵州城东徙的危机关头,张九德坚定地提出以修建灵州黄河石堤,逼迫黄河向西迁移,来阻挡黄河“吞噬城闉”。
5、捐俸二百石堤之役
为了打好修建灵州黄河河堤的石堤之役,张九德带头捐出自己一月俸银二百两,少司马公李介石捐俸银一百两,张九德灵州守臣卢自立、参将高师孟等也纷纷捐助资金。加上绅邑、诸生及乡三老,“聚族而议”,征河西年例柴价五百两,军民愿输地基银80两,总共筹得修河堤银约一千四百多两。(27)有了足够的修建河堤的资金,于是,张九德开始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石堤之役”。
因为张九德已经断定要“巨石砥柱”,所以,灵州河堤,他一反过去用土加薪草的旧办法,决定采用新法,修建石堤。张九德命民间商议量地,分出大量田,供建堤之用;各村里出车;同时,调来两河营卒,轮番服役。张九德命造船百艘,利用黄河河道水运之便,“运峡口石,往来不绝,”采集位于今青铜峡峡口东岸吴忠市西南牛首山的大量石块作为建堤石材。一切修建河堤准备工作就绪,张九德请示曾经治理宁夏的两位高官:一是“先抚宁夏今制台少司马介石李公”。“制台少司马”的制台是总督,少司马指兵部侍郎,也就是原宁夏巡抚,当时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字介石的李从心;二是“前制台今大司徒聸予李公”,即原陕西三边总督,当时已经是朝廷的大司徒字聸予的李起心。给他们报告以后,两个上司都批复:“俱报可”,也就是他们都同意张九德的治河方案。于是,张九德命宁夏守备张大绶“董堤务”;命指挥孟养浩“司出纳”;命经历李盛春“程工作”。就这样,在河东兵备张九德亲自统率下,组建成一个精干的筑堤领导班子,于是,在灵州黄河岸边,开始“大兴石堤之役”。(28)
灵州黄河修建石堤战役打响以后,有人议论纷纷,说什么“滨河皆流沙,不任受石,恐卒无成功!”黄河岸边都是流沙,受不住石块,投了也是徒劳。但张九德的态度坚决,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予不无动!”但是,投石筑堤开始,“旋筑亦旋溃”,引得“众口益嚣”,反对的人更多了,然而,张九德仍然“坚持之”,他科学地分析在灵州黄河边投石筑堤旋筑亦旋溃的原因,指出:“此夫根底虚,故倾之易耳,非然水岂能负石而趋?”根据他的正确判断,于是,他命令用“聚石而投之”,一天向黄河投八百艘船的石料,就这样,三天以后,石堤基础“始定”。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于是从南边实地累特别坚厚的石料修建堤首,也就是挡水码头,现在人称“丁坝”,长40多丈,“用遏水衝”,从丁坝码头开始“以次迤西而北”累石建灵州河堤。(28)
6、灵州建堤 二年有半
张九德领导的灵州“石堤之役”,从天启癸亥三年(1623年)正月开工兴建,到天启乙丑五年(1625年)四月,总共用了两年另四个月,也就是长达840多天时间。张九德本人说“凡费时二年有半”,即近两年半时间。總計修建灵州黄河石堤,长度达六千多丈,约合二十多公里即四十多里长。也就是说,平均20多天约修一里左右。关于整个石堤工程所需的资金,张九德写道:“往岁议堤请帑金(一)万二千,业奉旨下,部覆不果。”“今议三千金,犹虑不足”,但,张九德筹集资金为白银一千四百多两,修建灵州石堤,实际用银只用了“九百一十两有奇”,“然卒以有余”,还没有用完;整个石堤工程两年多,动用米麦六十石,“而储尚有余”,没有用完。(29)
7、名张公堤以兹纪念
灵州官民盛赞张九德治河的功绩,称灵州石堤为“张公堤”,以兹纪念。御史沈犹龙撰:《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中详细记载张九德修建灵州黄河河堤的经过之后,指出:“时号张公堤。”张公堤建成之后,立即显现出明显的效果,张九德本人指出“功甫成,而河辄徙而西,遂复由故道。先所受嚙,淤为滩,可耕可艺,去城已十数里矣。”崔尔进评价张九德修建石堤,指出:“(张)公堤筑既成,则有见于(黄)河渐内徙。”塞上宁夏有了防洪的保障,“徹塞始有金汤。”(30)翰林院编修南居仁《灵州三贤碑记》也指出:“石堤克巩,(黄)河乃尔徙,(灵州)城赖以全。”
8、秦渠长湃汉渠芦洞
在修建灵州黄河河堤的同时,张九德还整治了秦渠和汉渠。张九德发现灵州赖以灌溉的秦渠和汉渠都存在问题:“秦渠堤溃,水暴泄,无所灌溉”;“汉伯渠又苦无尾,闾耕田皆成巨浸”。也正如御史沈犹龙所说“秦家渠常苦涸,汉伯常苦涨。三农失业,辍耒而嗟。”(31)农田无法耕种,农夫叫苦不迭。
为什么秦渠会发生“常苦涸”的问题?考灵州秦渠是宁夏引黄灌区最古老的渠道,一名秦家渠,相传创建于秦代,又说西汉,于青铜峡黄河东岸开口。据明代《嘉靖宁夏新志》载,秦渠自黄河开闸口,长75里,灌田900余顷,里、仁、李、罗、大、中,皆其支渠。因为秦渠上游自渠口至古灵州今吴忠市秦渠乡秦坝关一带,二十余里,近瀕黄河,黄河每发大水,往往冲毁渠岸,渠水自然外泄,所以,形成秦渠“涸”而无水灌溉。由于修建河堤之资金有余,于是,张九德进一步整治秦、汉渠,他为秦渠“筑长堤瀦之,岁比稔。”他专为秦渠修建长湃(湃字宁夏方言读音为bai,意思为堤),并在堤下数里筑猪嘴码头,即挑水坝,今日金积镇北原秦渠乡仍然有秦坝关地名留下,秦坝即秦渠之坝。张九德筑秦渠长湃,不到半年即竣工,“延袤四百余丈,高厚坚緻,亘如长虹,水无壅滞、泛滥,顿成有年。”之后,保护了秦渠口以下20余里河水对渠身的威胁,使渠水不至于外流而可以灌溉农田,保证了庄稼年年成熟丰收。据太仆少卿崔尔进撰《灵州张公堤记》载:张九德所修建的灵州秦渠石堤,“可导、可障、无荡、无涸、无淤”,“保厘而人安之。”而张九德修堤“畚锸之费,出公捐俸及搜括赎锾。不以劳民,民大悦。”于是,“营参戎马君载道併乡绅、县尹戴君任等,即以张公名堤。”崔尔进给予灵州张公堤极高的评价,比作“如姑苏之白公堤,武林之苏公堤。”他说是“介郡贰守沈君道隆求余为记。”他欣然命笔,撰写了《灵州张公堤记》。(32)
为什么汉渠“常苦涨”?张九德又是从何处去解决汉渠涨水的问题?考汉渠位于古灵州今吴忠市南部,南靠山麓,北凭秦渠,也是宁夏最古老的渠道,相传创建于汉代,一名汉伯渠,于青铜峡东岸开口。明《嘉靖宁夏新志》载,汉渠长95里,灌田730余顷。因为古代汉渠“无尾”,没有泄水的通道,渠水流入古灵州南河东一连串的湖泊。据民国《宁夏省水利专刊》载,汉渠渠水加上南部山水爆发,都流入汉渠,使渠水暴泄,无处排泄,就汇入秦汉渠之间的低地,形成宁夏河东地区72连湖的吴南湖泊区,其中大湖就有巴朗湖等二十多个,最大的巴朗湖周围有20多里,周围比明宁夏城(今银川老城,城墙周围18里)还大,约为明灵州城(今灵武,周围7里8分)的三倍大,如此多而又大的湖泊,一片汪洋,造成农田无法灌溉。张九德在给秦渠筑堤之后,又为汉渠开秦渠清水沟芦洞,用以泄汉渠“巨浸”之水,引流入黄河。张九德由吴南最大的巴浪湖东北开口,让汉渠水以及一连串的湖水,由巴浪湖流入清水沟,再于吴南村今吴忠市上桥镇秦渠底开清水沟洞,名芦洞,让水由吴南村穿秦渠底暗洞,经吴东村,到新接村流入黄河。吴南村清水沟秦渠芦洞长十三丈五尺,高、广各三丈五尺。也就是长44.1米,高、宽都是11.6米。同时,张九德又“自秦渠北岸抵窑桥,疏渠道三十里,泄水入河。”也就是从秦渠北岸把清水沟疏通,让来自汉渠的水,经30里,于新接村流入黄河。这段渠道就是今吴忠市和灵武市排水沟——清水沟下段的前身。(33)工程不到三个月完成。沈犹龙指出:张九德在灵州治理黄河和秦汉渠水利工程,“(张)公筑长湃以护秦,别开芦洞以泄汉。计疏渠道三十里,复芜田数百顷,而岁额骤增数千石。”(34)
张九德当年所开位于今吴忠市上桥镇的清水沟秦渠芦洞,在解放以后已经由清水沟水穿秦渠而过的秦渠底暗洞,改为钢筋水泥结构的秦渠水由清水沟上面流过的秦渠渡槽。
9、创制水戽利民灌溉
张九德作为明代水利专家,他在宁夏不但修建灵州黄河河堤,治理了黄河水患,使三徙之后的灵州城即今灵武城,避免再被黄河水第四次淹没。他还治理了秦渠和汉渠,解决了“秦家渠常苦涸,汉伯常苦涨”的问题,让农民更好地利用秦汉渠灌溉农田,发展河东的水利事业,促农业生产的发展。他更进一步发明水利灌溉用的“水戽”,即提水灌溉农田用的水车。沈犹龙记载:张九德在灵州“又创制水戽,利民灌溉,号张公车。”(35)什么是“戽”?据《汉语词典》解释,戽,是一种汲水的农具。宋沉与求的《雨不止》诗:“已看城郭半浮槎,水戽联翩接渚涯。”(36)水戽即戽斗,就是古代取水灌田的农具,形状像斗,两边有绳,由两人拉绳牵斗,用戽斗汲水灌田。
10、灵州学政商学育才
宁夏灵州地区有花马池等盐池,盛产池盐,是盐商云集的地方,但盐商的子弟却无法在宁夏入学应试,不得求取功名,影响盐商在宁夏的积极性。明代朝廷地方对此十分重视。作为同时兼任灵州学政的河东兵备张九德,不但在治理黄河水害保护宣德新建灵武城的安全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也在发展宁夏教育事业方面做出成绩。当时,宁夏“镇临极边,武备盛而文事寡。”张九德“辑学政,月有课,岁有较,朔望蒞黌宫,讲业论道。”张九德主持的灵州城“俊隽叠双,边方侈为盛事。”(37)
明朝宁夏商业发达,但外籍盐商子弟在原籍读书,家中无人约束,多数旷荡,随来宁夏,因为不能考试上学,这些盐商,张九德“以羁商之术,辟造士之门;还以怜才之法,广招商之路。”《万历朔方新志》载,灵州“商学:天启元年盐商思归故里,不乐输纳,影响宁夏的盐粮和军饷。为笼络(1621年)张九德学政奏设。”(38)这就是说,在天启元年(1621年),即张九德刚刚上任河东兵备兼灵州学政的第二年,张九德就在灵州盐课司所在地惠安堡(今宁夏盐池县惠安堡乡)奏设了宁夏商学。张九德“创设商学,以便商贾子弟肄业。于是,群商輻辏,岁课羡溢。”(39)
11、治河三役撰河堤记
张九德在灵州治理黄河以及秦汉渠成功地打响“三役”。第一、张九德从天启三年(1623年)正月开始“大兴石堤之役”,到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历时两年另三个月,建起石筑灵州河堤,总长六千余丈,相当现在的二十多公里,黄河水因此由向东逼进灵州城下,改为“而河辄徙而西,遂复由故道,先所受嚙,淤为滩,可耕可艺,去城已十数里矣。”第二、张九德下车伊始,即视察渠务,亲自督导开展第二役:修筑秦渠石堤工程。不到半年完工,长四百余丈。使渠水者有所蓄,无壅滞泛滥。第三、张九德针对汉渠因为无尾,泄水不畅,渠水经常暴涨,无法种田,农民辍耕哀叹的情况,主持修建为汉渠泄水的芦洞,解决了汉渠排水问题。
历时三年,完成三役,治水工程完成。取得极大的成效,张九德本人也甚为喜悦,他特为之撰写了一篇《新築灵州河堤记》,明《万历朔方新志》和清《灵州志迹》中都收录了。其中真实地记述了治理宁夏黄河、秦、汉渠水利工程的全过程。他在文章最后深刻总结三役工程最初的“三忧”:“不侫三年于此。未事则忧物力,方事则忧成劳,已事则忧久远。今幸三忧且释得于告终事矣。”同时,总结出黄河水利工程所以顺利完成的“五因”的宝贵经验和“成功之本”,指出“因是三役者,予不侫因法于古,因石于山,因力于民,因能于众,因主裁于上,获绾任事之幸,是皆今日成功之本也。”(40)我以为,张九德的《新築灵州河堤记》是中国黄河水利史和宁夏水利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他总结的“五因”,即使在今日仍然可以供我们各级领导者主持经济建设工作所借鉴。
12、民怀其惠建三贤祠
张九德灵州修建黄河河堤,秦渠石堤以及汉渠开芦洞的三大水利工程,给宁夏灵州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修河堤保证了灵州的安全,灵州城没有因为黄河水而再迁,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三大工程顺利竣工,大量河水冲淤之滩地,变为可耕之良田,“复芜田数百顷,岁赠税额数千石”;秦汉二渠经过整治,“使涸者有所蓄,而涝者有所泄。”出现了“两渠之间,翼翼或或,绿野如云”(41)的丰收景象;张九德在宁夏灵州“肃宪章,贞百度,严刁斗,明烽燧,饬将吏,课博士弟子,董正盐法,詟服援兵,芳施闳泽,弈世利赖,则境以内胁胁,有口碑在。”(42)《万历朔方新志》作者在“宦迹”一节以十个字高度评价张九德任职宁夏督储河东道期间的功劳:“筑河堤,增税地,多所兴厘。”
为表达宁夏灵州地方官民乡绅百姓对张九德的爱戴、赞扬和怀念之情,于天启七年,即张九德去任后两年,在灵州今灵武特建“三贤祠”与杨一清和王琼对宁夏有功之臣并尊为“三贤”。翰林院编修南居仁专门为此撰写了《灵州三贤祠碑记》以兹纪念。在张九德去灵州两年以后,灵州官绅百姓仍然怀念张九德,宁夏举人张先春、沙听、贡生沈谏等人,专门跑到京师找到张九德的学生沈犹龙,向他诉说此种思念张九德之情,“请为文,以留公爱。”,沈犹龙“出公门下,知公非一日也,又敢以不文辞哉?”于是,当即撰写了《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这是一篇长达千字的全面记录张九德从政辉煌事迹的纪念碑文。其中也记三贤祠:“先是(灵州)城北有二贤祠,祀杨公一清、王公琼,以报修边之功也。及(张九德)公去任二年,而镇人思公之功,起不让于杨、王也,于是,貌公像而三之,夷其额曰‘三贤’”。沈犹龙高度评价张九德与王琼、杨一清的才能和功劳不相上下:“秉中枢如王公,掌纶扉如杨公,事业彪炳,真堪鼎足而立也。表曰三贤,谁谓不宜?”(43)御史沈犹龙,官至兵部侍郎,清军入关,在松江,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等初起兵抗清,沈犹龙被推为盟主,最后为保大明而牺牲。
《万历朔方新志》中,特别收录了明朝翰林院编修南居仁专门撰写的《灵州三贤祠碑记》。其中在记载镇守三边二十年的杨一清和循杨一清之绪督三边军事的王琼二人的功劳的同时,充分肯定张九德修建宁夏黄河水利安定边疆的巨大成果,南居仁甚至把张九德比作西晋大政治家“得弘一纸,胜十部从事”的刘弘和西汉大将军和以威信服羌族罕开的赵充国,夸赞张九德是大明朝一个“无形的长城”,“谁谓古今人不相及焉?”因此,张公与杨王并祀,“旌曰‘三贤’”。南居仁三贤祠颂曰:“焯彼二公,姐豆有秩。张公继起,循禹之迹。昔也洪流,今获黍稷。买犊弃剑,计安反侧。鼎鼎三贤,贞珉永勒。”(44)
四、灵州河堤今在何处
现在,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进行考论:张九德所建灵州河堤的遗址,究竟在今日宁夏何处?据《灵武市志》载:“张九德倡捐俸银以筑堤。……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正月兴灵州黄河石堤工程。……在灵州城南10余里之实处,垒石筑河堤40余丈为堤首以挡猛水。再向北依次延伸,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历时三年工程告竣。共筑河堤六千余丈。”(45)据此,似乎张九德所筑河堤地址在当时的灵州即今宁夏的灵武,但笔者对此结论提出质疑。
考明朝关于灵州河堤的几篇历史文献记载,首先,张九德本人撰写了千字文《新筑灵州河堤碑记》,其中关于灵州河堤的修建文字多达600多字,十分详尽,应该是第一手资料,是灵州河堤的最可靠的依据。但是,我发现,其中并没有关于“在灵州城南10余里之实处,垒石筑河堤”的记载。张九德指出:“而议者纷,若谓‘滨河皆流沙,不任受石……’……乃令聚石而投之,一日尽八百艘。三日,基始定。于是,从南隅实地始纍石,特坚厚为堤首四十余丈,用遏水衝,余以次迤西而北,其纍石亦如之。计堤长为六千有奇。”(46)
这里我想提醒读者注意:张九德当时的灵州城在今灵武市,而辖区包括古灵州城址所在地今吴忠市,第一、张九德记载有议论者认为“滨河皆流沙,不任受石”,可见投石修河堤的地点是“滨河”而建。黄河故道滨河在古灵州城之西南、西面,淹没古灵州城以后,向东北流为新河道,逼近新灵州城之西北。“滨河”应该还是指故道,黄河主河道。第二、张九德明确指出是在“从南隅实地始纍石,特坚厚为堤首四十余丈,用遏水衝,余以次迤西而北,其纍石亦如之。计堤长为六千有奇。”并没有说从当时的灵州城南10里之实处建堤。“滨河”的南隅实地,实际上应该是滨黄河主河道故道,发大水决口是在古灵州之西南,即今日吴忠市西南的古城湾。为什么吴忠市西古城乡靠黄河有个古城湾?考上引古灵州被淹没的亲历见证人朱栴,在其《宁夏志》中明确指出灵州“故城”被淹没是“其西南角被河水冲圮”,说明本来由南向北流的黄河,发大水以后,是从古灵州城西南冲毁古灵州城,然后改出现一个新河道向东北流,此地是黄河冲毁灵州城改新道的拐弯之处,古城湾由此得名流传至今。所以,在古城湾滨黄河岸上游的“南隅实地”之处,当在今吴忠市西南金积镇北靠黄河岸一带,笔者发现《吴忠市志》中《吴忠市地形图》上,正巧原秦渠乡今属金积镇最北面临黄河岸边仍然保存下来有一个紧靠黄河的地方叫河渠湃村,所谓“河渠湃”顾名思义,河者黄河,渠者秦渠,湃者堤也,因此,应当与黄河河堤和秦渠长湃相关,估计张九德完全可能就是从河渠湃村附近“实地”开始建灵州河堤,先建堤首40余丈,然后,以次迤西向北,修石堤,长6000余丈。秦渠长堤也应在其附近。
再考翰林院编修南居仁撰《灵州三贤祠碑记》,其中明确指出,“先是河屡决而东,城亦屡避而东,且迤北。洪武以来,三徙城矣!张公曰:‘若是,是无灵州也!城可徙而东,河独不可徙而西乎?’乃循河故道,躬理畚插,筑石堤,长六千丈。”(47)请注意,南居仁在这里强调的是“乃循河故道”“筑石堤,长六千丈”。非常明确地肯定灵州河堤修建在黄河主河道的“故道”,而黄河故道不在当时的灵州今灵武之南,而正是在古灵州之西即今吴忠市之西,应该是黄河决口淹没古灵州的地方古城湾之上,先在其南偶十里之外实地,筑堤首,然后,沿黄河故道,依次向北,修筑石堤,把逼近当时灵州的河水逼回黄河故道,以解当时的灵州城河水之围。南居仁所说“循河故道”就是张九德本人所说“滨河”,意思完全一致。因此,不可能是在没有黄河主河道“故道”的当时的灵州城南10余里。如果是新灵州即今灵武之南十里开始建河堤,则应该在今灵武崇兴附近黄河发大水冲出的新河道,那只是类似古代黄河非主河道的枝津,那样的话,可以暂时阻止河水淹新灵州城,但无法逼使河水流归故道,河水被堵在古城湾至崇兴,反而,会造成古灵州之地再次被淹,但是,史料没有古城再次被淹这方面记载,说明河堤没有在新灵州南十里开始。因此,张九德修建的灵州河堤的确切遗址,应在古灵州即今日的吴忠市古城湾西南十里金积镇最北面濒临黄河的原秦渠乡一带开始,再向北,共六千余丈,而不是在当时的灵州即今日的灵武之南再向北。(见《张九德筑灵州河堤示意图》)
上述三篇关于灵州河堤的文献,张九德本人是亲自督造河堤的总指挥,是最直接的当事人,他最清楚。他的文章长一千多字,关于河堤的记载多达600多字,应该作为第一依据。南居仁应该也是听说,但他记载比较详细,也多达150多字,也可以作为重要补充依据。他们说“滨河”、“循河故道”,应该就是古灵州即今吴忠市古城湾的黄河发大水以前的由南向北的故道。而沈犹龙身在京师,关于河堤只有寥寥56个字,显然简单得多,但是,他只是说“相度水势,从十里外建石堤,为一劳永逸策”,并没有说“从灵州城南10里”。“从灵州城南10里”之说,显然缺乏可靠的依据。沈犹龙说的“从十里外建石堤”应该理解为从黄河发大水的古城湾十里外,即古城湾上游南面地方开始建河堤。当时的灵州即今日的灵武西南十里也有河道,但那是类似古代黄河分出的枝津的新河道,不是原来黄河的主河道,不是黄河“故道”。
考证灵州河堤今日所在确切位置,我还访问了宁夏水利厅离休干部、从事宁夏水利史研究40多年的宁夏水利史专家80岁高龄的卢德明老先生。据卢老讲张九德所建灵州河堤,其堤首,现在人称“丁坝”,如张九德本人所说是为了“用遏水衝”,首先要挡住河水的冲击,才能继续修河堤,堤首地址应在古灵州即今吴忠市古城湾以上“十里外”“南隅实地”。然后,接着堤首再向北建六千余丈石堤,现在人称“顺坝”,用以逼河水向西,沿故道而流,这样才能解除当时灵州河水逼城的威胁。根据明代张九德、南居仁和沈犹龙的记载,以及卢老分析,我认为,灵州河堤地址当在古灵州今吴忠市西,不可能在今灵武。因为河水是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从古灵州(今吴忠市)西南泛滥,离开由南向北流的故道主河道,淹没古灵州城,转向东北绕一个大弯,出现另一个新河道。并迫使灵州“城凡三徙”,之后迁到张九德看到的灵州城(今灵武城)。到238年以后,天启二年(1622年),“阳侯”(黄河)再次发怒,冲向灵州(今灵武)的,已经逼近灵州城。只有在河的上游建堤才能挡住河水,在当时的灵州城边建堤根本不起作用,只能暂时挡住河水不淹没灵州城,而不可能逼河水西迁,留归故道。甚至还会在古灵州之地造成新的水灾。张九德治理黄河建河堤,创建的丁坝和顺坝相结合的治理黄河的办法,也就是堵截和疏导相结合的办法,一直沿用至今。
五、延绥巡抚工部尚书
张九德在宁夏出任河东兵备前后六年期间(泰昌元年1620年至天启五年1625年),政绩突出,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二十一日,廵按陕西御史刘廷宣疏为荐举方面官员,“”其中举荐的官员就有张九德;三月二十七日宁夏廵抚李从心疏为荐举方面官员其中又“荐荐”“宁夏兵备张九德”;同年,山西廵按李日宣疏为举该方面官员,也又有荐张九德。(48)因此,沈犹龙记载,张九德在宁夏河东兵备任内,政绩斐然,“到乙丑(天启五年,1625年),两考卓异,巡抚都御史去。”天启六年(1626年),朝廷提拔张九德的官职以资奖励,由地方第三位官员督储河东道晋升为地方第二位官员——延绥巡抚,成为陕西四大巡抚之一(陕西巡抚,甘肃巡抚,宁夏巡抚,延绥巡抚),后并加任都御史。但他在延绥巡抚任内似乎时间不长,估计也就一年左右。《樵史》记载:“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辰牌时分,司礼监承谕,传旨升王立极、王之臣加少师;……许宗礼、吕图南、张九德、张文郁、单明诩、岳骏声、李春茂、王之宷升都御史。其余侍郎、少卿的升迁,不在此内。这些官员平时清修自好的,被这一升,反都浑在浊水里面了。到酉牌时分,天启皇帝驾崩。”(49)
张九德还曾经继承先祖张楷衣钵,对于法法律颇有研究,他撰写法学著作。传世的著作有明朝天启丙寅六年(1626年)张九德撰《折狱要编》十卷,三河卢友竹校刊本,六册,线装。该书著录于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页130。现藏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50)此外,张九德还编辑了《胆识类纂》,抄本。(51)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23岁的天启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病逝,他无子嗣,遗照由其弟朱由俭继位。八月当月,16岁的朱由俭即位,成为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明思宗朱由检(1611-1644),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他是明朝最勤勉的皇帝,但明朝积弊太深,他无力回天,最终,自缢于北京故宫北的煤山,成为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因此,《明史》评价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失德,而亡于万历怠政”。
(崇祯长编清汪辑编,卷之三载,明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兵部覆延(绥)镇修边功,加搃督
王之采(1625年11月至1627年4月任职)、廵抚张九德各一级,搃兵杨肇基进太子太保。”(52)这段记载说明,他与 王之采同时因叙延绥修边功,被兵部上奏朝廷加一级,三边总督 王之采1627年4月离任。所以,张九德大约1626年到延绥,也是1627年初离任,一年左右。
张九德在延绥巡抚任内修边政绩卓著有功,因此被升一级。随即,张九德由延绥巡抚被提升到朝廷,任命为大理寺卿。大理寺,掌刑狱案件审理,是:中国古代执法机构,相当于当代最高法院。大理寺卿:大理寺最高首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正三品。
大明御史沈犹龙,在崇祯皇帝初即位时撰写的《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中写道,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今上(上在这里指崇祯皇帝)即位,公(指张九德)以少司马(兵部侍郎的别称)陈新政,上嘉纳:‘老诚敏练,无逾卿者。’”(53)这段记载说明,崇祯皇帝即位的时候,张九德已经晋升为工兵部侍郎。他向新皇帝陈新政,得到皇帝的嘉奖。侍郎原本为各部主官尚书之副手,明朝升侍郎为正二品官职,与尚书同为一部的官品。
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己酉,刚刚即位不久的崇祯皇帝,任命在宁夏督储河东道任职六年,治理黄河,延绥巡抚取得优异政绩的大理寺卿、都御史、兵部侍郎“张九德为工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史书也简称“总河”。(54)工部是中国封建时代中央官署名,为掌管营造工程事项的机关,中央六部之一,长官为工部尚书,曾称冬官、大司空等。工部掌管全国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与吏、户(度支)、礼、兵、刑并称六部。工部一般设有:尚书一人,正二品;侍郎二人,正三品。也就是说张九德由省级地方官员一下子就被提升为中央朝廷的正二品高官——尚书,尚书官职应该比现在部长还要大,等于国务大臣,差不多相当现在的国务委员、副总理级别了。
关于张九德出任大理寺卿以及工部尚书等职,还可以从崇祯长编看出:《崇祯长编》载: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庚子,……大理寺卿张九德疏辞总河新命,不允。”(55)这段记载说明:第一、天启七年(1527年),张九德由延绥巡抚调朝廷,先任大理寺卿,旋加任兵部侍郎。第二、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己酉,张九德又有“总河新命”即任命大理寺卿“张九德为工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十天之后,他上疏请辞新任命,没有被批准:“庚子……大理寺卿张九德疏辞总河新命,不允。”张九德对于工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的这个新任命的职务,提出辞疏,皇帝答复:不允。天启七年(1627年)末,崇祯皇帝还曾经委派大理寺卿张九德参与审理阉党魏忠贤假子、肃宁伯魏良卿一案。魏良卿是大宦官阉党魁首魏忠贤的侄儿、假子,掌管锦衣卫南镇抚司(审讯机关)大权。后来被定为第二等罪犯“首逆同谋”处死。
《崇祯长编》载:“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癸亥,罢宁夏巡抚焦馨及大理寺卿张九德”。(56)这里,应该是因为魏党的问题,罢免张九德所有官职:包括大理寺卿、工部尚书,河道总督,提督军务等。这段记载说明,张九德的大理寺卿以及出任工部尚书河道总督提督军务,大约是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到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这段时间,也就是三个多月。
工部尚书张九德为什么《明史》无传?张九德究竟当没当过工部尚书?诸焕灿《慈城有五状元吗?》一文曾经提出否定,诸文写道:“但魏文(指魏金水《古邑历千载慈城五状元》一文)提及杨(杨守勤)亲家‘万历二十九年工部尚书张九德’。按理官至尚书一般给了立传,但《明史·列传》没有张九德传,在《明史七卿年表》查核,万历二十九年的工部尚书是杨一魁非张九德。”(57)读到这段文字,我发现,其实是诸文所引魏文“万历二十九年工部尚书张九德”一句本身有误,错误在于张九德是天启七年(1627年)的工部尚书,而非万历二十九年,万历二十九年他中进士,还没有当工部尚书。可见诸文因魏文而搞错了。
为什么工部尚书张九德在《明史》无传?我以为和他依附魏忠贤党有关,但是,如果他是依附魏党是重要成员,《明史》会以叛逆列传,而张九德并非重要成员。在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钦定逆案中,他并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惩处,仅仅被列为最后一等、即第六等的“挂冠闲住”而已,所以,也就没有作为叛逆列传。张九德曾经担任工部尚书,我们还可以从《明史·列女传》得到证实,《明史·列女传》记载:“刘氏,张能信妻,太仆卿宪宠女,工部尚书(张)九德妇也。性至孝,姑病十年,侍汤药不离侧。及病剧,举刀刲臂,侍婢惊持之。舅闻,嘱医言病不宜近腥腻,力止之。逾日,竟刲肉煮糜以进,则乃姑已不能食,乃大悔恨曰:‘医绐我,使姑未鉴我心。’复刲肉寸许,恸哭奠箦前,将阖棺,取所奠置棺中曰:‘妇不获复事我姑,以此肉伴姑侧,犹身事姑也。’乡人莫不称其孝。”(58)《明史》虽然没有张九德传,但《明史·列女传》却准确无误地写道“工部尚书九德”,从而确认张九德为工部尚书。只是上引崇祯长编载崇祯元年三月“罢……大理寺卿张九德”记载说明,张九德大理寺卿任工部尚书衔任内的任期,为三个多月,即天启七年十二月至崇祯元年三月。
那么,张九德是不是就是工部尚书无疑了吗?那还不能这样说。考《明史·七卿年表》:“工部尚书,天启六年(1626年)……薛凤翔五月任。崔成秀十月以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七年薛凤翔。……崇祯元年(1628年),薛凤翔正月免。刘廷元正月任,五月免。”,按明制,工部尚书按说只能有一个人担任,《明史·七卿年表》(《明史》卷112,表13:七卿年表二)说明,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到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工部尚书先后由薛凤翔和刘廷元担任,没有记载有张九德,那么,崔成秀和张九德都应该算是兼职,即张九德有工部尚书衔,但主要职务是河道总督。这和他曾经在宁夏从事水利建设治理黄河和引黄渠道有直接关联,顺理成章,出任工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再说,因为河道整治兴修水利,本身就是工部一个主要职责。有工部尚书衔,主管河道总督一职,既方便,也顺理成章。
张九德的后代,据《慈溪县志》“张能恭小传”记载:“张能恭,字伯安,尚书张九德长子。弟能信,字成义。”(60)张九德长子张能恭,其妻杨氏,她的父亲即张能恭之岳父张九德的亲家是杨守勤,乃是明代万历朝状元。张九德次子张能信,字成义。他的妻子就是《明史列传》的烈女刘氏,是明代封建社会孝敬婆婆的模范,她的事迹被收入《明史·列女传》。张能信本人是刘宗州的学生,与刘宗元是挚友。在明末清初,他们都是天主教耶稣会人士,形成浙东蕺山学派。清军入关以后,张能信参加了抗清斗争,《南疆绎史》记载:“慈溪张能信(成义)丙戌后,起兵不克,行逊;莫知所终)”。(61)龚缨晏 在《明清之际的浙东学人与西学》一文中指出:“张能信的父亲曾投靠魏忠贤,而其岳父则是魏忠贤的反对者,张能信皈依天主教,可能与这种家庭背景有关。明朝灭亡后,朱宗元很快归顺清朝,而张能信则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黄宗羲与张能信同是刘宗周的弟子,同是抗清战士。”(62)这里所说张能信的岳父,也就是烈女刘氏之父、张九德的又一位亲家是太仆卿刘宪宠,他是
东林党领袖,所以说他是魏忠贤的反对者。
六、千秋功过如何评说
张九德晚年有一个失误,也给他带来一个污点,这就是上述记载的他曾经投靠魏党。明代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为非作歹,不可一世。朝中大臣几乎都是他的党羽,全国官员大多数都有意无意地依附魏忠贤。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为巴结魏忠贤而为之立生祠。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加以奉祀,称为生祠,大约开始于汉代。立生祠的人大都是为民众请命,给民众带来福惠的重要人物,数量也不多。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潘汝桢第一个给魏忠贤建生祠,接着各地效仿,天启七年(1627年),生祠遍布全国。祠中供有魏忠贤塑像,头戴官帽,身穿朝服,手持玉笏,俨如帝王。行人经过要行五拜礼,呼九千九百岁。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各地官吏纷纷为他设立生祠。张九德也卷入其中。但是,张九德什么时候建生祠?史料没有见到具体记载,我看到天启六年(1626年)建生祠运动开始的时候,他升延绥巡抚,随后进朝廷升兵部侍郎、大理寺卿。史载延绥巡抚朱童蒙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以后,在延绥镇(今陕西榆林)建高规格琉璃瓦的魏忠贤生祠,(63)据此在延绥建生祠不是张九德。因此,估计他建生祠是到朝廷以后,天启七年(1627年)全国建生祠高潮时候的事。因为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明熹宗朱由校死去,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继位,翌年改元崇祯。崇祯帝在对魏忠贤“阉党”隐忍、“薄示优容”一段时间后,终于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一清除魏忠贤出京,并逼其于途中自缢。
在魏忠贤死后,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正式下令清查“阉党逆案”,下旨先从“五虎”、“五彪”入手,开展了持续一年多的政治清算运动。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在清算运动中,张九德被罢官。最初,三法司只提出51个要惩处的阉党名单,崇祯帝看到“三法司”一直有回护阉党的态度,感到清查运动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思宗非常恼火,于是亲督此事,崇祯二年谕命内阁并吏、刑二部、都察院上书逆名单,拟就惩治魏忠贤党羽的《钦定逆案》,。崇祯二年已巳(1629年)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以谕旨的形式公布“钦定逆案”名单,刊布全国。据明韩爌撰《钦定逆案》记载,对阉党以八等定罪:一、首逆二人,魏忠贤和客氏,处凌迟;二、首逆同谋六人,处斩首;三、结交近侍19人,判秋后处决;四、结交近侍次等11人,处流放;五、逆孽军犯35人,处充军;六、谄附拥戴16,充军;七、结交近侍又次等128人,判刑三年;八、结交近侍减,即“词颂”44人,定挂冠闲住,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名单五十七人,则共计三百一十五人。张九德被定为八等中的第八等“祠颂”四十四人”之一。这44人,包括张九德最后处理是:“以考功法不谨例一款,将诸臣并拟闲住。”(64)也就是“挂冠闲住”,免官职,告老还乡,并没有判罪,没有给刑事处分。据《崇祯朝野记》钦定逆案八等钦犯全部名单为:
第一等、首逆:魏忠贤、客氏。依谋反大逆律,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已经正法。
第二等、首逆同谋:崔呈秀、李永贞、李朝钞、魏良卿、侯国兴、刘若愚。依谋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已经正法,减等拟斩。
第三等、结交近侍: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孙如冽、许志吉、薛贞、曹钦承、吴淳夫、李夔龙、陆万龄、李承祚、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张体乾、孙云鹏、杨寰。以上依诸衙门官吏典内官互相交结泄漏事情、夤缘作弊扶同奏启律,斩,秋后决。
第四等、交结近侍次等;魏广微、徐大化、霍惟华、张讷、阎鸣泰、周应秋、李鲁生、杨维垣、潘汝桢、郭钦、李三才。以上依交结近侍官员律,减等充军;仍行各抚按招拟有赃私情节,一并看明奏请发落。
第五等、逆孽军犯:魏志德、魏良栋、魏鹏翼、魏抚民、魏希孔、魏希尧、魏希舜、魏希孟、魏鹏程、傅应星、杨六奇、客光先、徐应元、刘应坤、王朝辅、徐文辅、孙进、王国泰、石元雅、赵秉彝、高钦、王朝用、葛九思、司云礼、陶文、纪用、李应江、胡明位。
第六等、交结近侍又次等:冯铨、顾秉谦、张国瑞、来宗道、郭允厚、薛凤翔、李蕃一、孙杰、张我续、朱童蒙、杨梦袁、李春茂、李春烨、王绍徽、徐兆魁、刘廷元、谢启光、徐绍吉、邵辅忠、杨所修、贾继春、范济世、李养德、阮大铖、姚宗文、陈九畴、亓诗教、赵兴邦、博櫆、安伸、孙国桢、郭巩、冯嘉会、曹思诚、孟绍虞、张朴、李恒茂、郭尚友、李精白、秦士文、张文熙、杨惟和、何廷枢、陈朝辅、许宗礼、卓迈、卢承钦、陈尔翼、石三畏、郭兴治、刘徽、智铤、何宗圣、王琪、汪若极、陈惟新、门克新、游凤翔、田景新、吕纯如、吴殿邦、黄运泰、李从心、杨邦宪、郭增光、王点、单明诩、李嵩、牟志夔、张三杰、曹尔祯、毛一鹭、张文郁、周惟持、徐复阳、黄宪卿、许其孝、张养素、汪裕、梁克顺、刘宏光、温皋谟、鲍奇谟、陈以瑞、庄谦、龚萃肃、李应荐、何可及、李时馨、刘渼、王大年、余合中、徐吉、宋祯汉、张汝懋、许可德、刘祖述、李灿然、刘之侍、孙之獬、吴孔嘉、季寓肃、潘士闻、王应泰、张元芳、阮鼎铉、李若琳、张永祚、周良才、曾国祯、张化愚、李桂芳、张一经、陈■〈〈日上廾下〉殳〉一、夏敬承、周宇、魏豸、郭希禹、颉鹏、李际明、魏宏政、岳骏声、郭士望、张聚垣、周锵、徐四岳、辛思齐、胡芳桂。以上依结交近侍官员律,引名例律减二等,坐徒三年,纳赎为民。
第七等、谄附拥戴:李实、李希哲、胡良辅、崔文升、李明道、刘敬、徐进、冯玉、杨朝、胡宾、孟进宝、刘镇、王体乾、梁栋、张守成、商成德。以上一款十六人,并前一款徐应允等十六人,俱为民当差。
第八等、又疏列次等四十四人: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房壮丽、董可威、李思诚、王之臣、胡廷宴、张九德、汤三九、乔应甲、杨维新、朱国盛、冯时行、吕鹏云、董懋中、周昌晋、虞廷陛、杨春茂、徐景濂、陈保泰、郭兴言、周惟京、徐扬先、陈序、曹谷、朱慎荃、郭如暗、何早、虞大复、叶天陛、邸存性、葛大同、夏之鼎、张九贤、李宜培、谭谦益、欧阳充材、吴士俊、徐溶、潘舜历、李三楚、童舜臣、阵守瓒。以上照考察不谨,拟冠带闲住(御笔抹去「冠带」二字)。(65)
对张九德一生功过如何评价?我以为,天启末年给魏忠贤“祠颂”,被“挂冠闲住”,固然是张九德的一个污点,不能忽视,更不能原谅。但是,就其一生来说,这一点应该是瑕不掩瑜。在当时全国疯狂吹捧魏忠贤,纷纷为其造生祠的大背景下,张九德采取 “祠颂”应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考张九德,也不像是一个想巴结魏忠贤而图谋高官厚禄的人。韩爌《钦定逆案》评判张九德时的结论是 “张九德, 素无节钺之望,乘时幸躐,谅非无因。”这里,主持查捕魏忠贤党的韩爌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张九德“素无节钺之望”。什么是“节钺”,“节钺”就是指总揽地方军政大权即总督巡抚一类的封疆大吏。节是指古代地方官授职时皇帝颁赐的旌节,钺是指皇帝颁赐的一种青铜制形如板斧而较大名叫斧钺的兵器,凡是不听将令者皆可斩杀,二者都象征着极大的权力。《礼记·王制》:“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斧)钺然后杀。”这里就是说张九德向来就没有想当总督巡抚成为封疆大吏的愿望,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向来没有什么企图涉足权欲的野心,他到一地为官,都是踏踏实实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后来“乘时幸躐”当了巡抚都御史,“谅非无因”,韩爌料想他也是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以为这正是因为他的政绩突出顺理成章,并非巴结什么人得来的。连崇祯皇帝也曾经嘉纳张九德“老诚敏练,无逾卿者”。其实,钦定逆案名单是有扩大化的,其中应该有一些人不是自愿所为的,如宁夏巡抚、三边总督、兵部侍郎史永安,虽然也曾经在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给魏忠贤建生祠于固原,但他同时又是反权贵、反魏忠贤的东林党人之一,他肯定不是自愿建生祠,他最后也没有列入逆党名单。又如与张九德同时任命的工部侍郎郭增光,曾经在开封建祠,有文章说“开封的巡抚郭增光,巡按鲍奇谟,都是魏奸的忠实走狗,索贿的专家。”(66)然而,《明史》却记载:“开封建祠开封之建祠也,至毁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帝者。参政周锵、祥符知县季寓庸恣为之,巡抚(郭)增光俯首而已。锵与魏良卿善,祠成,熹宗已崩,犹抵书良卿,为忠贤设渗金像。”(67)可见开封建祠,主要是周锵所为,开封巡抚郭增光既然是“俯首而已”,自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张九德所以卷入对魏忠贤建祠称颂,被列入名单第八等,我分析,一方面,本来最初名单只有50多人,崇祯皇帝特别不满意,于是就扩大,有些不该列入的也列入了,虽然张九德没有什么其他劣迹,但这时候他已经是朝廷重臣,他卷入“祠颂”,逆案扩大名单也就只得将他列入到第八等;另方面,韩爌说他“乘时幸躐,谅非无因”,看来,他本人也可能一定有他的不得已的难言之隐。考《明史·阉党传》中列举各地建祠官员名单,不知为什么没有列出张九德,可能也说明他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一类,就没有记载。
《钦定逆案》的作者韩爌是什么人?韩爌(1564-1644)是明代著名大臣,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朝廷首辅,东林党元老,崇祯皇帝派他主持查捕阉党。而他这个人为人老成持重,天下称贤。因此,由他撰写的《钦定逆案》对张九德的评论,应该以为是比较公允的评价。
考张九德由地方到朝廷,从政几十年,也的确从来并没发现有其他任何劣迹。张九德的一生,从任松江知府,“全活饥民数百万,奖育士类”,到河东兵备、延绥巡抚,安定西北边防。特别是修建灵州河堤、整治秦汉渠等大型水利工程,不但保护了灵州城免去第四次被黄河水淹没、徙城和百姓搬迁之灾,没有张九德的灵州河堤,就保不住宣德年间建的灵州即今天的灵武城,张九德应该是灵州今灵武的功臣,。而且,大量水淤河滩地成为良田,农业进一步发展,百姓生活提高。因政绩突出,提升为延绥巡抚,新皇帝登基,被调到朝廷,后担任“总河”(即工部尚书河道总督)的要职。他曾经给新上任的崇祯皇帝“陈新政”,崇祯皇帝还表彰他,“上嘉纳:‘老诚敏练,无逾卿者。’”我以为,张九德筑灵州河堤的功劳,是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宁夏黄河从天启年间之后到今天近400年,没有大的改道,没有出现特大的水灾,使塞北江南更上一层楼,由河东灌区进一步扩展到整个宁夏平原,这是张九德的最大功劳,这是张九德一生政绩的主流。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夸大张九德灵州河堤的功效,并不是有了张九德的灵州河堤,宁夏黄灌区的问题就都解决了,黄河再也没有水灾了,再也无需治理黄河了,不是这样的,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解放后人民政府修建的青铜峡水利工程,用青铜峡大坝锁住了滔滔“阳侯”黄河,让它驯服,不再“狂怒”,这应该是宁夏水利建设“一劳永逸”的更大的决定性的工程。即便如此,黄河历年都还是有小的塌岸发生,例如,有记者孙凯曾撰文报道,吴忠市金积镇原秦渠乡河渠湃村原本在现在的河中,因为河岸崩塌,河渠湃村只得向东迁移。2006年3月,孙凯写道:“在吴忠市秦坝关秦渠乡,河流呈V形动荡,7公里长的堤岸,近年来塌了3公里,损失良田3000多亩,现在的河中心就是原来的河岸,是村庄的所在地。现在村庄已经往后退了3次。”(68)因此,宁夏人每年都要治理黄河,需要防洪,修整河岸加固河堤。虽然仍有塌岸,但那只是局部小范围发生,并没有因为河水暴涨出现黄河大的改道,而发生像明代淹没古灵州城那样的特大水灾。无论如何,张九德在宁夏的业绩的巨大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他应该肯定是明代一位大有作为的对朝廷对百姓有大贡献的高官,是明代宁夏治理黄河水患的专家、功臣,他为时近两年半所建灵州河堤,以及整治秦汉渠的水利工程,无疑是宁夏水利史上造福百姓的壮举,是宁夏水利建设的巨大工程,保证了灵州即今日灵武市的城市安全,没有再发生第四次迁徙,是灵州今灵武市的功臣,他所撰《新筑灵州河堤记》以及记载他的事迹的《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等文献,是研究宁夏历史的珍贵史料,因此,当时宁夏人给他和其他二人立“三贤祠”纪念,所以,他在宁夏水利史和宁夏古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应该不能忘记明代的历史名人张九德,宁夏人是不是可以重新为张九德树碑立传,建议在适当地方建张九德塑像,纪念这位曾经治理黄河给宁夏人民谋利益的历史人物,弘扬其为民造福祉的精神。正在进行建设现代化新宁夏并在打造“沿黄城市带”宏伟工程的宁夏人民,将汲取并发扬包括张九德在内造福宁夏的众多历史名人的伟业和经验。
注释:
(1)、朱栴撰,《宁夏志》,卷上七,山川,见吴忠礼主编《宁夏历代方志萃编》第一函,天津古籍出版,1988年。
(2)、(9)、李零著《去圣乃得真孔子》,上篇:纵读《论语》(人物篇),一、走近孔子【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8年。
转引自《搜狐读书频道》(搜狐书网lz.book.sohu.com/chapter-9981-2-7.html)。
(3)、李贤撰《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公楷神道碑》,引自:国学之窗[李守力博客专栏]张都宪张楷八字考证(文/李守力)[原创2008-07-19 14:25:10]
(4)、张廷玉等撰:《明史》,《明史·丁瑄传》,卷一百六十五 列传第五十三;李贤撰《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公楷神道碑》。
(5)、引自:"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李贤_(明)&variant=zh-cn
(6)、李庆著:论张楷《蒲东崔张珠玉诗》--兼谈中国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日本金泽大学李庆教授《平淡诗坛上的翘楚者——十五世纪诗人张楷生平事迹考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三期,Li Qing 。
(7)、《明史·陈循传》,卷168,列传56。
(8)、《明英宗实录》中华历史网《明朝》令人瞠目结舌的明朝:皇帝与文官集团开战(申精)【明英宗】
(10)、《明清案例汇编及其时代特征》(doc 18)|中国经理人(www.handlers.cn)。[转自中华历史社区http://bbs.1history.cn/ ]
(11)、《朔方新志》,卷四,词翰,七十八页有《按察使四明张九德撰襄毅公巡抚鉴川王崇古祠堂记》一文。
(12)、百度百科:慈溪:作者:汐浪 2007-8-16 22:55:00,慈溪历史。
(13)、(16)、(17)、(18)、(31)、(34)、(37)、(52)、(55)、御史沈犹龙撰:《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载《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
(14)、《几个老慈溪人的名字》,载《慈溪土著的BloG》(15)、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撰:《上海旧政权建置志》,第六章人物>>节第二节 人物表【明代】
(18)、(43)、、《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御史沈犹龙撰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
(19)、《明史》卷七十五,志第五十一 职官四;罗冬阳;明代兵备初探[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1期;15-21);中国历代职词典中华博物审编委员会、百度知道:明朝时的天津兵备道是几品?解决时间:2008-3-2 15:34)(20)、《全唐诗》卷371_18,吕温:【奉送范司空赴朔方(得游字)】
(21)、《全唐诗》卷566——15,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
(22)、朱栴撰《宁夏志》,卷上,二十七,河渠。
(23)、(24)、(25)、(26)、(27)、(28)、(29)、(32)、(33)、(39)、(40)、(46)、《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抚都御史张九德撰新筑灵州河堤碑记》;《翰林院编修南居仁灵州三贤祠碑记》;《太仆少卿崔尔进撰灵州张公堤记》;胡迅雷:《张九德与宁夏》载胡迅雷著《宁夏历史人物研究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270—271页;明管律撰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之三“水利”,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187页;宁夏省水利厅编《宁夏省水利专刊》,“各渠考述”“七秦渠”、“八汉渠”,中华书局刊印,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
(30)、(42)、《太仆少卿崔尔进撰灵州张公堤记》,《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
(35)、《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第469页。
(36)、《汉典》网站,“词语解释”:“水戽”。
(38)、《万历朔方新志》,卷贰,学校。
(41)、(44)、(47)、《翰林院编修南居仁灵州三贤祠碑记》《万历朔方新志》,卷四,词翰,。
(45)、苏闻主编:《灵武市志》卷三十二,“人物”“张九德”,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33页。
(48)、纂修官:浙江道监察御史李长春、 编辑、较正:廪监生方 至:《大明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哲皇帝实录》,卷之七,天启四年正月至四月 。
(49)、《樵史》第十四回。又称《樵史通俗演义》。存四十回。题“江左樵子编辑,钱江拗生批点”。据考证,樵子、拗生为陆应?,字伯生。松江府人。清初刻本,首《樵史序》,尾署“花朝樵子自序”,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皆有藏。
(50)、见《资料连接网》)Dushu.com读书网:《寄园寄所寄》。
(51)、(清)汪楫编《崇祯长编》卷之三
(52)、引自古籍善本网。
(54)、明□宗□皇帝实录《崇祯实录》卷之〔四〕。
(55)、《崇祯长编》卷之四。
(56)、《崇祯长编》卷之七。
(57)、诸焕灿《慈城有五状元吗?》,《情系中华》2002年2月号。
(58)、《明史·列女传》,卷302,列传190,列女二。
(59)、《明史》六卿。
(60)、清杨泰亨、冯可镛纂:光绪《慈溪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61)、《南疆绎史》,勘本卷十一。
(62)、龚缨晏《明清之际的浙东学人与西学》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
(63)、(67)、《明史·阉党传》卷306 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64)、明韩爌撰:《钦定逆案》,出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山东齐鲁书社,1997年出影印本。引自“古迹善本网”。
(65)、《崇祯朝野记》
(66)、云中岳:《五月狂客》第二章:剑飞刀吟(第6页),引自“书路文学网”。
(68)、记者 孙凯:《惊心动魄的黄河塌岸》。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6日。
(本文发表于《宁夏史志》2008年第六期、2009年第一期、第二期;《吴忠日报》2009年
 楼主| 发表于 2019-6-17 15:34:02 | 显示全部楼层
越其杰,字自兴,一字卓凡,又字汉房,明朝贵州贵阳府(今贵州贵阳)人。他是明末抗清民族英雄杨龙友的舅舅。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举人。曾为徐州总兵高杰部下。安宗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五月,南京失守,不久,不愿降清,后不久抑郁去世。

明熹宗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任夔州府同知。时奢崇明叛乱,占据重庆,攻下遵义府诸县,又围成都,越其杰随朱燮元平定奢崇明叛乱有功,升佥事。




崇祯年间
明思宗崇祯初年(公元1628年)任霸州兵备副使,崇祯末年为凤阳监军。




弘光年间
甲申国变后,安宗朱由崧在南京继位,越其杰以右佥都御使巡抚登莱。后调任巡抚河南,兼辖颖、毫二州提督军务,又兼巡抚汝宁、南阳、陈州三府。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因大将高杰被河南总兵许定国杀害于睢州故袁可立府第,睢境大乱,许定国部降清。弘光元年五月,南京失守。越其杰与河南参政袁枢(袁可立子)回南京,清军破南京后,二人相约发誓不降清,相继忧愤而卒。而同为明朝旧臣的王铎和钱谦益、张缙彦降清,亦郁郁不得志而终其余生,死后被乾隆编入《贰臣传》,留下了永远洗不净的污名。
 楼主| 发表于 2019-6-19 15:26:02 | 显示全部楼层
扬州明月杜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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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扬州东关街的东头有一条巷子,名叫田家巷,这条巷子的得名是因为明朝崇祯皇帝的国丈田弘遇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据清·梁章钜《浪迹丛谈》介绍:田妃“居扬州新城田家巷,东起东关大街,西至缺口门大街。《吴梅村集》中《永和宫词》所谓‘扬州明月杜陵花’,即咏其事”。杜召棠在《蜗涎集》中也说:“入东关门不数十步,街南第一巷,名田家巷,即田畹私邸所在。其屋大门洞临东关大街。逶迤而南,以逮缺口门大街。其长度几及扬州新城,由北而南全长三分之二以上,宅第恢弘,有如此者,恐为民间所仅见。”
    田弘遇之女,据说名叫田秀英。《明史》卷114《后妃列传·田贵妃》记载:“恭淑贵妃田氏,陕西人,后家扬州”,“妃生而纤妍,性寡言,多才艺”。明·李清《三垣笔记》中说她身有奇香,“虽酷暑热食,或行烈日中,肌无纤汗,枕席间皆有香气”。田氏因其父在扬州任千总时(1611年)生下她,遂为扬州人。  
    朱由检做信王时,16岁的田氏便嫁进王府,崇祯元年(1628),朱由检当了皇帝,她被封为理妃,后进封皇贵妃。
    明思宗朱由检是一位勤政的帝王,他白天在文华殿与群臣议事,晚上在乾清宫批阅奏章,在国情紧急时连续几昼夜不休息。宫中有一条夹道,三伏酷暑毒日当头,皇上往来于宫殿中,被阳光晒得热汗淋漓,十分无奈。田贵妃便想了一个办法,在夹道中搭起了席篷,挡住了日头,这样不仅皇帝,就连那些随从也避免了日晒之苦。朱由检对此感到十分满意。后来,田氏为皇帝生了永王朱慈炤、悼灵王朱慈焕、悼怀王及皇七子。这些皇子除四皇子永王慈炤外,其余皆早夭逝,田贵妃遂因悲伤过度而得病,于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辞世。谥“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葬昌平天寿山,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田氏幼时家在扬州,田弘遇请了一位薛姓琴师教授她鼓琴之技,而这位琴师后来成为她的继母,田氏的琴棋书画等技艺也大多受其影响。田贵妃色冠六宫、艺压群芳,她吹笛,被思宗赞为“裂石穿云”,她还喜欢骑马打猎,《永和宫词》中有几句赞她:“上林花鸟写生绡,禁本钟王点素毫。杨柳风微春试马,梧桐露冷暮吹箫。”他的才艺令人称赞不已,因此深得信王朱由检的喜爱。田贵妃还擅长下围棋,她的棋艺究竟怎样,吴梅村说她“蹴鞠谈棋复第一”。明末清初常熟人王誉昌《崇祯宫词》有一首咏田妃与皇帝下棋的情形,诗后注曰“每与帝弈,辄负二子,未尽其技也”。这说明田贵妃的棋艺要比崇祯高,是她有意相让,故每次下棋都输二子。
    田贵妃最为出众的是她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她吹得一管好笛,崇祯帝称赞她的笛声能“裂石穿云”,抚琴更是她的一项绝技,其声响遏行云,绕梁三日。
    崇祯帝喜欢清雅,热爱音乐,喜欢弹奏古琴,自己还能作琴曲,空闲时最爱听田妃演奏。当他得知田妃的技法是从其母亲那里学来的时候,便召其母进宫,让她们母女二人合奏,效果极佳。此后,田妃的母亲就经常被召入宫中献艺,在后妃的亲属中,也只有她才能经常入宫见到自己的女儿。
    崇祯皇帝曾以访道为内容作了五支琴曲,题为《崆峒引》、《辞爻歌》、《据桐吟》、《参同契》、《烂柯游》,让田妃经常弹奏。
    田妃弹琴的轶事流传很广,《中华野史镜鉴》、《中国皇宫五千年秘闻》等书即有收录,蔡东藩《明史演义》、姚雪垠《李自成》等小说中也有描写,电视剧《明末风云》中有“田妃弹琴”的片段。



吴伟业《永和宫词》


扬州明月杜陵花,夹道香尘迎丽华。   

旧宅江都飞燕井,新侯关内武安家。   

雅步纤腰初召入,钿合金钗定情日。   

丰容盛鬋固无双,蹴鞠谈棋复第一。   

上林花鸟写生绡,禁本钟王点素毫。   

杨柳风微春试马,梧桐露冷暮吹箫。   

君王宵旰无欢思,宫门夜半传封事。   

玉几金床少晏眠,陈娥卫艳谁频侍?   

贵妃明慧独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   

皓齿不呈微索问,蛾眉欲蹙又温存。   

本朝家法修清燕,房帷久绝珍奇荐。   

敕使惟追阳羡茶,内人数减昭阳膳。   

维扬服制擅江南,小阁炉烟沉水含。   

私买琼花新样锦,自修水递进黄柑。   

中宫谓得君王意,银环不妒温成贵。   

早日艰难护大家,比来欢笑同两娣。   

奉使龙楼贾佩兰,往还偶失两宫欢。   

虽云樊嫕能辞令,欲得昭仪喜怒难。   

绿绨小字书成印,琼函自署充华进。   

请罪长教圣主怜,含辞欲得君王愠。   

君王内顾惜倾城,故剑还存敌体恩。   

手诏玉人蒙诘问,自来阶下拭啼痕。   

外家官拜金吾尉,平生游侠多轻利。   

缚客因催博进钱,当筵便杀弹筝伎。   

班姬才调左姬贤,霍氏骄奢窦氏专。   

涕泣微闻椒殿诏,笑谭豪夺灞陵田。   

有司奏削将军俸,贵人冷落宫车梦。   

永巷传闻去玩花,景和门里谁陪从?   

天颜不怿侍人愁,后促黄门召共游。   

初劝官家佯不应,玉车早到殿西头。   

两王最小牵衣戏,长者读书少者弟。   

闻道群臣誉定陶,独将多病怜如意。   

岂有神君语帐中,漫云王母降离宫。   

巫阳莫救仓舒恨,金锁凋残玉筯红。   

从此君王惨不乐,丛台置酒风萧索。   

已报河南失数州,况经少子伤零落。   

贵妃瘦损坐匡床,慵髻啼眉掩洞房。   

豆蔻汤温冰簟冷,荔枝浆热玉鱼凉。   

病不禁秋泪沾臆,裴回自绝君王膝。   

苔没长门有梦归,花飞寒食应相忆。   

玉匣珠襦启便房,薤歌无异葬同昌。   

君王欲制哀蝉赋,诔笔词臣有谢庄。   

头白宫娥暗颦蹙,庸知朝露非为福。   

宫草明年战血腥,当时莫向西陵哭。   

穷泉相见痛仓皇,还向官家问永王。   

幸免玉环逢丧乱,不须铜雀怨兴亡。   

自古豪华如转毂,武安若在忧家族。   

爱子虽添北渚愁,外家已葬骊山足。   

夜雨椒房阴火青,杜鹃啼血濯龙门。   

汉家伏后知同恨,止少当年一贵人。   

碧殿凄凉新木拱,行人尚识昭仪冢。   

麦饭冬青问茂陵,斜阳蔓草埋残垅。   





昭丘松槚北风哀,南内春深拥夜来。   

莫奏霓裳天宝曲,景阳宫井落秋槐。




《兵部题行(兵科抄出前军都督府左都督田弘遇奏)稿势 (按兵部题予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云: 微臣弘遇,叨属恭淑端慧静怀皇妃至亲,行年六十有五,止有幼子敦吉一人,荷蒙天恩,于去年七月,内授都指挥佥事。举家老幼,顼戴洪慈。臣仰体时艰,随具疏控辞薪俸。比因前岁(按:崇祯十四年)给假酬愿南海,舟楫湿蒸,以致血气宁滞,感染痰瘤,动履艰难。诈岁(按:崇祯十五年)六月内底京,病躯尚在支离。突闻皇贵妃死逝,悲痛几绝。寻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力疾陛见,尚思犬马馀年,矢报君恩于万一。不料痰瘤溃后,精血日衰,卧床不起。入冬以来,病势日增,饮食日废,四肢骨力,朝夕难延……臣察得戚臣帮国泰,系神宗皇贵妃胞弟,蒙皇祖授官左都督。臣子敦吉,寒微虽不敢比拟,.但以懿亲言之,同一皇贵妃胞弟,财叨恩似亦宜同……

《甲申小纪》 初,田弘遇生儿,嘱妃求上取名。上弗许。妃言父艰于得子,欲得天宠已压之而,上因将易经随意展开,艮之上九,遂取敦艮。弘遇甚喜,以告科臣孙承泽。(《思陵典礼记》、《春明梦余录》、《山书》作者)泽曰:“此非佳兆也。”弘遇再三问其故,未敢言。未几妃薨,盖十五年七月也。弘遇又问,泽曰:“艮,止也。又上九像曰敦良之吉,以厚终也。是实为妃之兆乎。”

《玉堂荟记》 吴阿衡,河南人,初第时,娶宏遇妹为妾,近为蓟辽总督,有疏言其饮酒多近妇人者,上疏自辨,称臣之妾,即都督田宏遇胞妹,娶已多年,臣近得阳痿之症云云。此何等语,乃入之章疏,可谓大无礼于吾君矣。又山中走出一熊,为兵士所得,乃疏陈练兵之效;未几,全军陷没。


查为仁《人海记》 田贵妃名秀英,其妹名淑英。


《明史列传第八》 庄烈帝七子。周皇后生太子慈烺、怀隐王慈烜、定王慈炯。田贵妃生永王慈炤、悼灵王慈焕、悼怀王及皇七子。


《三垣笔记》“田妃之宠,周后颇不能容。一日,妃疏列后过,上曰:「妃可无礼於后耶!」命罚处某宫半年。其实妃不能文,上故命为之,以讽止后,又量示罚处,以存大体耳。此亦十库内官为予言者。又云,凡东西宫对上言,皆自称女儿。”



《玉堂荟记》 田妃能书,甚有机智,诞日在四月,丁丑遇旱,上方斋宿武英已半月矣,至是欲暂还宫,妃遣人力辞曰:正为诞日,不宜还也。庚辰、辛已之间,大珰曹化淳辈使人于南京、扬州用重价得歌舞女子数人,上甚宠之,即辛巳册立为嫔者是也。缘是累月,未与妃相见,妃乃手缮疏谏,上批数月不与卿相见,学问视昔大进,歌舞一事,祖宗朝皆有之,非自朕始也云云。此疏竟在宏遇家,每持以示人,台省诸公,多有曾见之者。


《三垣笔记》 田贵妃......予后巡视十库,内官复为予言,往时驾往东西二宫,暴行巷中,贵妃入,乃置篷覆其上,往来无阻。无乃祖宗用意良深,而后人未可遽变耶!又於西宫建一台,置小洞,与上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则首不加笄,每著衣,必日更数色。又上所冠平天冠,旧时多用鸦青石,而间以珠,妃则取珠大如弹丸者缀之,皆备重价购得,冠上石少珠多,所以光明炫目。

《旧京遗事》 田皇亲居第在西安门,即太监王体乾之旧宅,都人称为铁狮,故元贵家门前狮也,今在田家云。皇亲女为西宫。皇贵妃善大书,能鼓琴,圣心钟爱。皇亲持亲,恃其贵溢,气势奢华,是以园亭声伎之美倾甲于都下。然性侈荡,好招诸朝贵饮,酒再行,主人老,不任劝酬,颓唐径醉,诸妓歌喉檀板,辄自出帘下,诸朝贵无分司洛下之才,而喻言惊满座之放。是以长安诸外戚虽以意气自豪,亦颇讥田家家法之不检。皇亲于辛巳年以进香普陀为名,道经吴门,渔猎金昌声妓无已,竟以此失欢皇上。壬午,皇贵妃薨,田家稍稍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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