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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民俗、城市风貌、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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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2 16:16: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4-17 17:18 编辑

访
老机场跑道埋在小学教学楼下
从1927年建立,到1958年12月改作工业基建使用,明故宫机场在南京历史上存在32年,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民航客运发挥了巨大作用,也 留下了许多故事。根据《白下文史》记载,现在的瑞金路小学还有一两百米的机场跑道遗址。根据这条线索,扬子晚报记者昨天前往瑞金路小学一探究竟。
让扬子晚报记者意外的是,眼前的瑞金路小学正在进行综合楼项目的施工,一片大工地中,记者并没有发现机场跑道的踪迹。“我们挖基础时还看到过跑 道。”现场几位施工人员介绍说,跑道是石头垫的路基,上面由混凝土浇筑,“施工前还有考古人员到现场来过呢。”施工人员指着学校内南面一排正在维修的教学 楼告诉记者,“我们就是在这里挖基础时看到跑道的。”工作人员特别强调,他们的维修施工是在跑道上层进行的,并没有破坏跑道。
最初只有土跑道,废弃后种过菜
南京的第一座机场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的小营机场,由于实在太小,后另选址于明故宫遗址建设机场。《白下文史》记载,当时的明故宫机场只是一片碾 平的空场地,铺了一条土跑道,建了几间棚屋而已,只能升降少量又轻又小的飞机,由军政部航空署管辖。民国18年(1929年)和25年(1936年),明 故宫机场先后两次扩建,机场西临秦淮河、北至中山东路、东接御道街、南至今瑞金路,当时属于军民合用机场。
解放后,明故宫机场由华东军区接管。1956年7月,南京民航迁往大校场机场,明故宫机场许多设施逐渐闲置。上世纪60年代部分区域还曾作为光华大队的蔬菜基地。1976年,在蔬菜生产基地上建设瑞金新村,1979年又建成瑞金北村。
徐志摩从这“走了” 张学良在此被扣
明故宫机场见证着历史的起起伏伏,许多名人在这里留下了故事。
1929年8月7日,国民政府沪蓉航线管理处开辟了南京—上海的航线,首次飞行中,飞机载运三千多封邮件在明故宫机场降落,这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条民用航线。
1931年11月19日上午,诗人徐志摩从明故宫机场搭乘邮政班机“济南号”飞往北平。因大雾影响,飞机在济南触山爆炸,徐志摩身亡。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张学良即被扣押,送往北极阁宋子文公馆,开始了其长期软禁生涯。
1937年,明故宫机场被日军占领作为华中战场和掠夺南京物资的主要空军基地。尤其不可忘记的,是日军曾将其作为细菌战基地,从这里起飞的日军敌机向华中、浙赣等地区投掷细菌弹,制造鼠疫瘟疫惨案,致使大量中国居民死亡。
1949年4月23日上午,代总统李宗仁匆匆来到明故宫机场,登上“追云号”专机,飞离南京。当天人民解放军渡过


从小营机场到马鞍机场,南京先后建有13个机场
南京是当年国民政府的首都,出于战略和交通等需要,民国时的南京先后建设了大大小小10座机场,有些发挥了重要的航运用途,一直使用到解放后;有些 只是作为小型飞机临时起降之用,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昙花一现;有的则是侵华日军修建的,抗战后就荒废消失。建国之后,南京又新建了禄口国际机场和若航直升机 机场;目前,在江北六合区,还有一座马鞍机场正在建设。
1、小营机场
南京历史上第一座机场
存在时间:1912年—1927年
位置:珠江路演武新村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同盟会美洲总支部决定筹建华侨革命飞机团支援革命。他们募集资金,购买了6架寇蒂斯(Curtis)飞 机。1911年12月31日,华侨革命飞机团的两架飞机经上海转抵南京,可南京却没有机场。于是,已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指定小营的演武厅作为飞机场。 机场非常简陋,没有跑道也没有通讯设备,只是利用操场的一块平地供飞机起降和停放。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空军编制扩大、飞机增加、小营机场不 能满足需要,因而废弃。
2、明故宫机场
最初仅一条跑道和棚子
存在时间:1927年—1956年
位置:明故宫遗址
1927年,因为小营机场场地有限,起降困难。国民政府在明故宫遗址修建一条跑道和几间简易棚屋,建立了明故宫机场。1929年4月的第一次扩建,将原来的土跑道扩成800米长的碎石道面。
1947年6月,明故宫机场再次扩建,拓长跑道、新建候机室,还增加了夜航灯光设备,建成479米长、25米宽的滑行道,机场面积达到120万平方 米,当时属于军民合用机场。1947年1月,机场划归民用航空专用。1956年7月,南京民航由明故宫机场搬迁到大校场机场。同年10月,该机场即告废 弃。
3、三汊河机场
南京首个水上机场
存在时间:1930年8月—1931年11月
位置:先在三汊河,后移至中山码头附近
1930年8月,国民政府在南京下关三汊河设水上民用机场,设有浮桥码头,因该地点偏僻,且夏日江水泛滥,次年11月16日,该机场移至挹江门外中山北路末端的江边。这里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机场设有风标、气压表、寒暑表等气象设备和200瓦无线电短波电台通信设备。
4、溧水机场
没跑道,可用作迫降场
存在时间:1936年-1937年
位置:溧水东门外章家庄
民国时期,为首都防卫的需要,航委会要求江苏省政府兴建溧水机场。溧水机场1936年开始修建,位于溧水东门外章家庄,距县城中心1.5公里。同年 冬建成,机场长1500米,宽1200米,没有跑道,场地平坦,临时碾压,可作迫降场,也可以扩为野战机场。1937年,机场废弃。
5、玄武湖水上机场
为国民政府要员专设
存在时间:1937年5月—1937年12月
位置:玄武湖樱洲南侧水面
1937年5月,为方便蒋介石水陆两用型专机起降,国民政府在南京城内北极阁对面玄武湖建立临时性水上机场浮码头一座。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水上机场随之废弃。
6、中山陵临时机场
可停放重型轰炸机
存在时间:1937年8月—12月
位置:中山陵景区附近
1936年年底,当时中国空军的马丁-139WC重型轰炸机速度快,载弹量大,是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最先进飞机。
这种重型轰炸机,南京地区的机场无法满足起降需要,因此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决定将市区通往中山陵的一段道路改造成临时飞机跑道。
后因战局变化,马丁重型轰炸机移驻南昌。公路机场也因此被废。
7、草场村机场
日军在宁建的首个机场
存在时间:1938年—1945年
位置:麒麟门附近草场村
据记载,这座机场位于南京市麒麟门附近吴家墩励志庄草场村。1938年,侵华日军在这里开辟跑道,建设飞机场,机场场面为长方形,长1500米、宽60米。1945年1月,机场报废。
8、马群机场
尚未投入使用就废弃
存在时间:1945年3月左右—9月
位置:马群附近
日本人占领南京期间修建的又一个机场位于马群。马群机场距离南京7.5公里,碎石跑道长1450米、宽40米,机场跑道位于宁芜铁路和百水河之间。1945年,为方便日军侵略战争使用的马群机场在开工6个月后,就因日本人投降而停建,机场被废弃。
这些机场还在服役
9、大校场机场
使用时间最长
建成时间:1931年
位置:大明路以东,七桥瓮以南
1931年,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在大校场建军用机场。1934年,大校场机场扩建,建有一条长800米、宽50米的土跑道,该机场是首都唯一的空军基地。
1947年夏天,机场改造,新建跑道设在原有跑道南侧,按照国际民航组织B级标准设计修建,道面是水泥混凝土结构,可以承受负荷重量80吨的飞机, 是当时国内最新式的坚固跑道道面。到1948年4月29日竣工时,总投资达840亿元(法币)。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7月,空军某部和民航南京站合用 大校场机场。此后又先后对大校场机场扩建两次。
1997年7月,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启用,大校场机场保留为军用机场。
10、土山机场
作为军用机场仍在使用
建成时间:1939年
位置:江宁东山文靖路
土山机场是侵华日军在1939年修建的。土山机场采用的是碎石跑道。长1600米,宽50米,两端还有保险道各100米。1945年日军投降后该机场并未废弃。如今,土山机场渐渐成了“城中机场”,但仍然作为军用直升机场在使用。
11、禄口国际机场
T2航站楼明年启用
建成时间:1997年7月
位置:江宁禄口镇
禄口国际机场于1995年2月28日开工建设,于1997年7月1日正式通航。目前,禄口机场拥有通往54个国内主要城市、20个国际和3个地区城市的130余条航线,每周出港航班量达1200班。
今年6月17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二期工程主体建筑——T2航站楼11万平方米金属屋面成功封顶。据介绍,禄口机场二期青奥前建成启用。
12、老山若航机场
全国首家民营直升机场
建成时间:2012年7月
位置:老山南麓
2012年7月31日,位于老山南麓的南京若航机场投入运营,成为全国首家民营直升机场。该机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停放各类直升机35架。若航机场向社会公众开放,普通市民都可以“空中游南京”,价格定在每人不超过1999元,1000米以下低空飞行俯瞰南京城20分钟。
这个机场正在建设
13、六合马鞍机场
将成国家门户枢纽机场
存在时间:在建
位置:六合马鞍
南京马鞍国际机场即南京第二国际机场,建在马鞍镇附近,目前正在建设。马鞍机场拥有4条跑道、108个停机位,两组跑道分布在停机坪两侧。跑道长度 10000米,不仅可起降A380、B787等宽体远程客机,未来还可起降航天飞机。马鞍机场将建成我国面向日韩、北美和连接欧亚的国家大型门户枢纽机 场,成为除了北京、上海、广州之外的中国第四个大型国际机场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6:18:37 | 显示全部楼层
《新秦日报》二十五年

俞嗣如 遗稿
  《新秦日报》是由我个人经营的报纸。1921年10月5日在西安创刊,经过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历尽艰辛,备受摧残,于1944年4月停刊。
  解放后,1958年在西安市南城门楼举办的革命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刊登报道“西安围城”(1926年)情况的《新秦日报)》和其它有价值的历史文物,使我深感光荣。往事虽成陈迹,但我愿将自己创办经营《新秦日报》的概略,就记忆所及写出来,供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辛亥革命后,我与宋伯鲁(芝田)、张瑞峰(玉昆)、郭德沛(汝霖)诸先生一起,想把原由法政同学组织的“政治研究会”(学术研究并含有政治意义的社团)重建起来,继续活动。当由吴敬则私人垫款,从上海买回对开印刷机一部及各种字模等器材,准备出刊报纸或刊物,作为表达政见的工具。正在积极筹备期间,北京汤化龙领导的“进步党”,派来一个姓张的人在陕西设立分部,通过与宋伯鲁的商洽,拟将“进步党”与“政治研究会”合并成一个团体,大家表示同意。于是“政治研究会”的重建即告停顿,印刷器材则由吴敬则另设“艺林印字馆”营业。不久,“进步党”停止活动,合并亦成泡影。斯时,冯玉祥任陕西督军,刘镇华主持陕政,迫令所有政党一律停止活动;而宋伯鲁又赴北京任总统府倾问,张玉昆在北京当律师,辛亥革命时曾任陕西法制局长的郭德沛,也在北京司法部供职,压力增大,而主要成员星散,重建“政治研究会”的打算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时我仍考虑要办一张报纸,作为表达群众意见的阵地,当即得到宫逸泉、熊文涛和杨伯渊等同学的赞助,定名为《新秦日报》,借寓刷新陕政之意,经过短期筹备,这一张民间报纸便呱呱坠地了。起初,报纸委托梁府街省印刷局代印。后又由五味什字一家私营印字馆承印。不久该印字馆出盘,我借到堂兄俞述之卖房的一笔钱买下来,为长期办报打下了基础。
  《新秦日报》初出版时,新闻来源很困难。当时既无通讯社供稿,报社又无外勤记者,仅靠几个编辑和我进行采写,维持版面。那时的机关、团体对外封锁消息,即使一条新闻也得之不易,况且偶登一则不利于当局的报道,便要受到追查或处分,真是举步维艰。
(一)
  《新秦日报》在二十五年的过程中,曾多次遭受到当局的刁难,兹举其荦荦大者缕述如下。从这里可以看出旧中国的所谓“新闻自由”究竟是什么。
  (1)冯玉祥在陕时,外县多种鸦片,《新秦日报》以“春秋责备贤者”为题的小评,劝告制止,不意却遭到报复。1922年4月(<新秦日报》登载汉中寄来反对吴佩孚而组织起来的《民团军成立宣言》后,冯玉祥即令警察厅和五个警察分署署长率领警察,于夜间将报社和我的住宅包围,进行搜查。搜出了汉中民团军石印的原件,即迫我到警察厅进行审讯,追问我“为什么要办报?”我说,办报是为了宣扬民意,促进社会进步。刊登《民团军成立宣言》是有闻必录。且这是印刷品,邮电检查何等严密,既能寄出,报纸为什么不能登载?但他们不听分辩,将我拘留起来。结果经西安孤儿教养院院长张子宜、基警教青年会总干事张亚雄奔走营救,由四家商号具结作保,才被释恢复自由。时隔不久,警察厅又把报社总编辑郭瑞圃拘押了七天,才算了结这一公案。事后我听说,冯玉祥竟把邮电检查机关一个检查员打了四十军棍泄愤。我被释回来,心灰意冷,迟迟未复刊。不料有一天,冯玉祥派其高参兼禁烟局长张树声找我,问我何不出报?并约我去见冯。我说,等安排报纸出版后再说,搪塞过去。《新秦日报》经过这次波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订户不断增加。《申报》驻陕记者秦毅斋并将这一新闻界的新闻,电告上海,刊诸《申报》,于是各地新闻界纷纷函电慰问,交换报纸和通讯稿也日益多了起来;上海、广州等地商业广告亦与日俱增,版面随之改观。稍后,当我见到冯玉祥时,冯说前事“对不起,希原谅”,表示歉意。
  (2)冯玉祥离陕赴豫,刘镇华以陕西省长兼理陕西督军,声势显赫,部属称其为刘兼座。《新秦日报》与刘相处较久,矛盾冲突也较多。
  刘镇华督陕后即剪除异己。一次计划借在三原县召开军事会议之机,演戏请客,派人代他主持,于席间拟将陕西军人马青宛当场枪毙。我从省议会议长南岳峻之弟南云峰处得知这一消息,报纸即于当日披露。适逢马的一个亲信先一天来省购物,翌日早见报大惊,急购报一份,快马赶赴三原报信。这时会议己结束,马正在台下看戏。这个人混近马身边示意,马即托词外出,这个人将报纸指与马看,马即乘这个人的马驰离三原,迳返交口镇防地。三原会议主持人,见马久出未回,情知有变,但查寻无踪,便急电报告刘镇华。刘镇华此时也已见报,闻讯大怒,即令警察厅长马浩把我叫去,追问消息来源。我初则敷衍,后不得已告知原委,但表示一切责任由我承担。经马浩与刘反复商量,并会同司法科长陈景云迫使报社承认“传闻失实”,予以停刊七日处分了事。
  1923年夏末,有一个名叫侯明玉的木匠来报社闲谈,说他由友人刘东轩介绍,替日本古玩商密田、田上几个人做装运钢佛象等物的木箱。不久,日商又介绍他到“汉口日信洋行陕西支部”工作,经常到彬县北山一带去运桐木,并采购棉花,大量收购古玩。“日信洋行”的野口三郎、恩田、申子田,还有一个大将叫中川,这些日人以买棉花为名,看样子是搞其它活动的。并说这些日本人,曾带他去过三原、泾阳、高陵、临潼、渭南一带,到处照相、绘图。一次还在西安东门外祭台村白佛寺照相开会,行动可疑。侯明玉表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不愿再替日人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坚决辞职,并请求将其所谈予以揭露。据此,报纸除对间谍活动一节,因涉及外交关系,持慎重态度未予发表外,对日商大批采购桐木违法事实进行揭露。指出:陕西非通商口岸,日本洋行不能直接到彬县采购货物。关中道尹兼陕西交涉署长南岳峻见报后,即派人来报社了解,又找侯明玉询问情况,遂即令彬县知事和省警厅根据国际法及通商条约勒令日信、大仓,高桥、三井四家日本洋行停止在陕活动,并令有关人员离陕返回汉口。刘镇华原与日商有所勾结,对此大为不满,竟说南岳峻未经呈报省府,即以报载为凭勒令日商离境,若引起纠纷,必为省长增加麻烦。同时对报社施加压力。幸好不久刘离陕西,此事遂告结束。
  1924年7月,鲁迅先生来陕讲学,刘镇华妄想借鲁迅先生的声望抬高自己的身价,故对鲁迅先生殷勤招待,并请为他的部属讲话,同时暗中托人向鲁迅先生示意,希望在讲话中对其政绩有所揄扬。不意鲁迅先生对其部属仍讲“小说史”,只字未提刘治陕的事迹。刘闻讯后,很不愉快。《新秦日报》获悉这一情况,即据以作新闻报道,刘见报怒不可遏,立令教育厅长景岩征、警察厅长马浩向报社大兴问罪之师。虽经报社编辑王淡如据理分辩,结果仍不免受到勒令停刊七日的处罚。
(二)
  刘镇华独揽陕西军政大权并不满足,还把魔掌伸向河南,企图兼并国民军胡笠僧的兵力,他先命憨玉昆带兵入豫,憨兵败自杀。刘不甘心,复亲自出马,倾镇嵩军全力,东出潼关击胡,又被胡击溃,全军几遭覆没。刘收集残部流窜鄂陕交界一带,吴佩孚补以饷械,乃复受吴用,成为直系军队。并得湖北督军肖耀南之助,在汉口日本洋行购买军火,积聚兵力,拟再次找胡笠僧报仇。迨胡笠僧逝世,国民二军势衰,刘于1926年乘机收编股匪王老五等,在豫西四处截击国民二军,并向西推进,连取潼关、华、渭数县直扑西安。当时西安守军仅有国民二军李虎臣少数部队,因众寡悬殊,打算退往西路各县保存实力,徐图再举。适西安士绅韩绾青、王子端等代表西安军民前往三原,请来杨虎城新胜之师,与李虎臣共守危城。西安虽被围长达八月之久,《新秦日报》坚持出版,从未停刊。
  西安被围之初,物资粮食未显短缺。但到后期,困难日增,军需民食,极其匮乏。《新秦日报》几临断炊,幸西安孤儿教养院院长张子宜向粮秣处先后两次借回大麦一石,压成粗粉和以油渣、红糖果腹,勉强支持到解围。
  记得围城不久,一些绅士和商界人士发起组成了一个“和平期成会”,会址设在大湘子庙街“陕西省通志馆”内,当时天天有活动,我也不断去采访。在此期间,刘镇华派宋云石(曾任陈树藩的军械局长)入城接洽,条件是杨、李将国民军撤出省城移驻西路,双方停战。寇锡三、壬卓亭向杨转达,遭到拒绝。因此,宋去之后,刘攻城愈急。其时,城内商业完全停顿,居民生活愈加紧张。一天,郭蕴生在省府开会后来“和平期成会”,透露省府因军费拮据,拟向商会筹款,我即根据这一消息,在报上发了新闻。警察厅见报后,向我追问消息来源,并否认有这回事。我据实以告。次日,在“和平期成会”正开会时,省府科长张警堂来会,邀郭蕴生去后院谈话。张走后,郭对我大发脾气,责我不该泄露消息来源,使他受窘。我表示歉意,默然离会。
  时农历十月,守军濒临弹尽粮绝之际,国民党陕西负责人刘含初在东厅门中山大学开会,到会约五十余人。首先由一个自称裱糊匠的人发言,历述人民遭受苦难情景,倡议召开市民大会,讨论食粮与守城问题。会上决定第二天上午十时在南院门召开市民大会研究办法。我得到消息,赶往中山大学采访,散会时已届黄昏。杨虎城得悉我在场,以为我参与其事,次日,即令军警督察处长丁增华约我和参加这次会的几个人去谈。参加会的周伯敏、马公弢都不敢去,仅我和刘含初去见杨。杨见面即说守城日久,使大家受饿。我们说军民同甘共苦完全应当,目前应想法解决困难。当我和刘同杨虎城谈话之时,南院门市民大会已经举行,杨即派人向到会群众安慰劝勉,并且告以援军已到陕境,不日即可解围。与会群众听此消息,相继离开会场散去。
  围城时,当局曾拨借一石大麦解了报社职工燃眉之急,解围后,李虎臣还叫丁增华传话,送给报社二百元以示补助,虽因军需处长牛耀堂借口无款终未予以支付,但我却深感李、杨二将军对与之同甘共苦的报纸的关切之情。
  《新秦日报》系当时西安仅有的一家报纸,解围后发行量激增,因而报社经济情况好转,几个月来所欠债务陆续还清,并充实了印刷器材。
  刘镇华溃退豫西,投靠了冯玉祥。冯以于右任为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付之。于、邓由三原来西安后,雷晋笙、吕佑乾等对我说,大家意思叫我担任行政工作,报纸由雷接办。我因城囤已解,办报情切,且报社财物均属己有,岂肯拱手让人,遂婉言谢却。
  冯玉祥统治陕西时,曾以总司令部名义,布告取缔农会擅自杀人。《新秦日报》报道时,标题标出“取缔”二字,总部政治部长刘伯坚见报,认为用“取缔”一词极不妥当,勃然大怒,并令驻陕总部派员查办。史可轩召我及报社编辑王淡如谈话后,我承认错误,报社被处以停刊七日了事。
(三)
  宋哲元任陕省主席时,要报纸在城关各大街十字张贴,以广宣传;另外每日给省府科室各送报一份,连同省府所登启事通告,每月付给三百元。一次,我去外地期间,报纸登载了朝邑县驻军因粮秣紧张而截扣赈粮的消息,转载了《申报>关于宁夏西北银行钞票挤兑风潮的新闻,宋哲元深为不满。乃令警察厅长周永胜将总编王淡如拘押了十五天,还派警察包围报社和报纸主笔顾献庭住宅,进行检查。当我回到西安时,风波虽告平息,但每月省府给的三百元却完全停付。 &nbsp;刘郁芬继主陕政,省府给报社的三百元报费和广告费虽已恢复,但拖拉不能按月支付,直到刘由西安向渭北逃跑时,有半年多时间没有付过分文。
  杨虎城任省主席兼西安绥署主任时期,每月补助《新秦日报》二百元,初期还能按月支付,中间突然停发。为了弄清原因,托杨部参谋处长张子麟询问省府秘书长南汉宸。不久张交给我一百元时说:“南给你二百元,我因紧事用了一百元”,并未言及其它。以后我才得知,因各报登载泾阳、三原、高陵三县人民联合控告渭北水利局职员舞弊的传说,结果:《民意报》停刊,《西安日报》改组,《西北文化日报》和《新秦日报》停止补助。同时也才知南所给的钱是他自己的,我深为抱歉。在南卸任秘书长后,我到红埠街他家去看望,他还问我报社用钱不用,始终未提省府停止补助一事。
  邵力子主陕,以省府公费有限,决定由财政厅作为正式开支,按月支付各报。《新秦日报》的二百元报费、广告费又有了着落,不意王德溥接长财政厅后,无端停止支付,《新秦日报》的二百元补助费又复落空。
  《新秦日报》于西安解围后,有了发展。在上海和本省宝鸡、安康均设有分社,办理发行、通讯业务。创刊十二周年时,出版了“《新秦日报》四千号与二十三年(1934年)元旦合刊。”合刊的前言如下:“本报创刊迄今,时历十二年两阅月又二十二日。以日计之,已达四千四百六十七日矣。今则出刊之数,仅为四千号。其间脱期雨虚靡之光阴,竟至十五阅月,此则同人引为不幸者也。虽然,此岂得己哉!夫次殖民地之国家,处被宰割之地位,国耻纪念,与年俱迸,一也,言论自由仅空谈耳,停刊处分,迭经身受,二也;继停刊相习成风,改进需时,遽难革除,三也。有此诸因,遂致本报历几许岁月,荒废大好时光。就责任言,无以对社会,就业务言,无以对读者。纵社会曲予原宥,同人究不敢自恕也。夫新闻纸者,社会所依为耳目者也。今者强邻环偪,国难方殷,开发西北,至其听也必聪,视也必明,毋使其仅具形式上之官能,以至于聋瞆无用,此固社会之期望,亦吾辈之天职,愿与同业及社会硕彦共勉之。”正当《新秦日报》力图发展、扩版到三大张时,国民党中央在西安办的《西京日报》社长丘元武就找邵力子陈说,各报篇幅均不得超过两大张。以此为准,并由省府作出决定令各报执行。《新秦日报》在此限制压抑下,只得减少出版张数。但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国民党当局对《新秦日报努的利诱、迫害接踵而至。
  有一阵,忽有许多朋友不断劝我为报纸找个“后台”,找点固定津贴,以求发展。我想:还是自己苦干比较自由,以保持民办报纸风格,对来劝者一律婉言谢绝。一度曾任报社经理的高琛斋,有一次竟对我说,国民党省党部主委李贻燕告诉他,新秦报为什么不想办法找点补助呢?何必那样苦撑。还有我的内弟杨肖愚由甘来陕,他同李系同乡同学,也劝我找李给报纸活动津贴,我同样谢绝。以后,《西京日报》继任社长于秋墨来对我说,给你的报找点津贴好吗?我答以目前尚可维持。于不悦,拂袖而去。 &nbsp;
  “西安事变”前,有一个叫钟楚珩的人,由南京来陕找邵力子想当县长,因所谋未成,经友介绍为报社帮忙,我给以名誉经理职务。蒋介石南昌行营的秘书长杨永泰来陕时,钟是杨的故旧,介绍我去见杨,见面时只作一些礼节性谒访,未涉及其它。事后钟对别人抱怨我说,俞既不向杨要钱,那何必去见杨?
(四)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一度与《新秦日报》商妥,把由重庆寄来的《新华日报》纸型,交《新秦日报》铸版印刷,在西安发行。这与以前代印宣传品时的密秘方式不同,是由“八办”熊静同志与《新秦日报》订立正式合同的。当时我认为重庆是国民党的战时首部,重庆出版的报纸,西安代印出版,不至有什么问题。不料西安新闻检查所主任唐奇在报社代印不久就追问,为什么你们要代印《新华日报》?《新秦日报》与《新华日报》是什么关系?并指明,代印报纸无异就是代共产党宣传,即迫令停印。当我去长安杜曲镇躲避空袭时,我的儿子俞岳松与经理部工作人员研究,认为报社与“八办”订有合同,收了订款,中途停印,违反营业道德,遂决定按从前印中共传单的办法,在夜间密秘印刷,俟合同期满再行停印。但又被特务告密。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立令警察局派人把报社印刷机加封,抬走了铸版机(当时西安仅有的一部)等器材,使《新秦日报》不能出刊,接着又将报社营业主任张炳智捕去。后经我请《秦风日报》社长成柏仁先生向郭疏通,郭提出由他给报社介绍一个编辑和一个校对为条件后,才启封机器恢复出版。郭所介绍的编辑叫刘毅,校对叫郭汉章,刘、郭到报社后到处查看,尤其该郭身带手抢,气势凌人。工人中他们也安插了一个姓杜的人,暗中监视报社活动,向其报告情况。事后,据一知情人透露:他们原打算以报社为共产党服务为借口,没收全部印刷器材,置《新秦日报》于死地。但经过一年多时间,没有找到任何口实,郭汉章无法向其主子交代,终于不得不离开报社。而编辑刘毅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也调到《西北文化日报》去当编辑。
  “三青团”陕西省干事长杨尔瑛想在西安办一张报纸,因没有印刷设备,要我帮忙代印,并说:把你这个小摊子同胡(宗南)先生的大摊子合起来,对你大有好处。我婉辞未诺,杨则不欢而去。不久,杨又同胡宗南的秘书崔某来找我说:“三青团”经费不多,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三青团”办的《青年日报》能问世,就算帮了大忙。在被迫无奈之下商妥:《新秦日报》每日印完后,在原版换上《青年日报》报头,再换一下社评和儿则新闻就行了,他们酌给一点津贴,编辑、校对他们自理。这样作以后,便发生编选稿件各取所需的问题,为了减少排、换版,我们只得少发稿而迁就他们。《青年日报》在《新秦日报》印后再印,出报迟,阅者少,他们派了一个姓陈的专搞发行也未好转。又以偷换订户的手段把《新秦日报》订户改成订《青年日报》。记得一次姓陈的发脾气,把一个拒不换送的送报人交警察局押起来进行恐吓。如此境遇忍受年余,直到他们买了印刷器材,我们才获得解脱。
  与办报同时,我在西安钟楼根东边开设了一个“安乐茶号”,专售素食糕点,某年因避日机空袭,在长安县杜曲镇租了两间临街房,迁去部分工具人力开业,并代推销《新秦日报》。后又迁去部分印刷器材,一面承接外活,一面作印报备用工厂,万一城内报社被炸,还可在此正常出版。这期间,杜曲镇商会每次派款,对“安乐茶号”分号总比其他商号多。一次派军麦,镇上最大的商号仅派二石,而安乐分号竟派了十二石。于是勉凑了部分麦送去,便宣告停业,打算不了了之。但镇商会却说,店铺停业,报纸还在,遂把欠交军麦拨由军队直接催收,一个国民党军官带了八个枪兵到我家坐催不走。后幸得安乐分号经理刘德卿借到他女儿的麦子代交,才免了一一场横祸。最后出盘安乐分号铺底,还清了刘借其女儿的麦账。
  1943年秋,《新秦日报》社东邻专营钢笔商店——“钢笔大王”失火,延及报社及紧邻关中旅社、油店、百货铺,钟表店、饭馆等十多家。报社器材几成灰烬,其他各家损失也很严重。端履门十字西北角成了一片焦土,还烧死了一个装订铺的学徒。这是西安城内一次大火灾。当我被带到警察一分局,一个姓张的立即审问说:“火是你们放的,你们报社内有共产党,姓周的编辑就是。要不,你们为啥要代共产党印《新华日报》呢?”我答:“报社职工没一个共产党,我负完全责任。今天失火是由“钢笔大王”起的,可以调查。至于我报工厂代印《新华日报》,是正当营业。《新华日报》既能在重庆出版,为什么西安不能代印?我是报社社长,有什么事由我负责,其他人应即释放。”于是,就把我和“钢笔大王”经理周宪章押起。次日又转送警察总局,经司法科审问,仍不能决定谁家起火。乃将全案悉送杜曲镇长安地方法院检查处,几经询问仍无法确定责任属谁。幸好,过了几天“钢笔大王”店中的小学徒,自己跑到法院自首,他说,他给一个修钟表的同乡偷取汽油,不慎将蜡烛芯火灰掉进油桶,引起大火,待跑出喊人扑救返回,火势已烧至门口而成火灾。检查官以小学徒能自行认罪,罚了一百元结案。从而国民党想借火灾陷害报社的阴谋复成泡影。
(五)
  报社因购买纸张材料一时周转不灵,经理钱信予以“安乐茶号”为其友沙景云承包修建彬县仓库工程作保为条件,借得沙一万元。合同由两家商号盖章。三个月后,粮政局忽然来人说,沙所包工程未竣、款已用光,人已逃跑,你们赶快派人继续修好仓库。并说,另一家铺保也已无踪,现唯“安乐茶号”一家是问。我一再找粮政局交涉,终归无效。约两个月过后,粮政局偕同警察竟封了“安乐茶号”的大门。时正当中秋节前夕,值月饼大量上市之际,我复找粮政局负责修建工作的白子玉,商请允许“安乐茶号”作过月饼生意后再垫款修建仓库。白与张子俊局长研究决定,粮政局借给十二万元并派人监工,《新秦日报》以印机担保还款。不意“安乐茶号”营业收入欠佳,近二十万元巨款无法筹足。于是粮政局即派白子玉领兵到报社,将印机拉走,迫使《新秦日报》无法出版。在此打击下,我先同高自振的印刷厂商洽由其代印。随后又向《国风日报》求助,得到景梅九先生的支持,把两张大型日报缩为四开晚报,利用《国风日报》原版,另换报头,继续发行,借以保持报纸发行权不至因停刊而失效,待机再行恢复。
  1944年4月,西安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与胡宗南招募的所谓“青年军”起了冲突,几近火并。《新秦晚刊》刊登了这一新闻,惹起双方不满,向报社大兴问罪之师,连日纠缠不休。同时国民党省党部又乘机煽动,唆使“青年军”到报社寻衅、捣乱。报纸遮此境遇,只好宣告暂时停刊。
  报纸停刊期间,国民党省党部宣传处长陈怀仪偕同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陈忠经突然找我,商借《新秦日报》的名称出报,待他们的报纸办好登记手续时,即归还所借名义。并说这样做我们可以马上出报,你们又不至因报纸中断失去出版权,双方有益。当时我已知他们意在利用民办报纸这一招牌,欺骗群众,但来者势大,只得应允。接着陈忠经派了一个叫赵耀斌的人,和我儿子俞岳松假大公报西安办事处的楼上接头,按他们所说办法办理。借用《新秦日报》名称不限时间、不立合同,由陈怀仪和王淡如保证。他们借用《新秦日报》名称后,即继续出刊。不久,陈忠经赴美国留学,报社事务全由赵耀斌负责。不意事出突然。据说,国民党反动派从东北发现赵耀斌是中共地下党员,于是把赵和一个担任总编辑的人用飞机解往重庆。至于真象究竟如何我不知道。事件发生后,他们不再借用《新秦日报》的名称,而改为《黎明日报》出版发行。在当时,我也没法找他们收回报纸发行证件,但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还不断找我的麻烦,怀疑我与赵耀斌有什么关系。幸而陈怀仪还在,他又是中介人,才使我免受牵连。
  《黎明日报》出刊不久,盘据西安的国民党反动派已面临四面楚歌境地,敌人赶把所有印报机具抢运一空,亡命溃逃。旭日从东方升起,西安这座有名的古城,终于迎来了解放的黎明。
附 记
  中共陕西省委一位姓薛的同志曾来我家访问,他拿来一份《新秦日报》十二周年纪念特刊和一份“《新秦日报》四千号与二十三年元旦合刊”叫我看,希望我能写出一点有关《新秦日报》的史实。我很受鼓午,但一因《新秦日报》有关资料和报纸在火灾中已成灰烬,另因自已年老记忆力衰退,迟迟未能动笔。欠账总是要还的。现下,在仅有的这两份材料的基础上,强忆追记,勉成此稿。

点评

请看t.cn/A676sT7c(网址) 看海外真实报道肺炎疫情,为自己您和家人在这大难临头时刻,掌握逃生的先机...... git.io/geeee (网址)  发表于 2020-12-27 14:03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6:22:07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政府国防部旧址,憩庐

在南京黄埔路这条林荫大道的北端,沿珠江路是一个高墙环绕的大院,大院内绿树蓊郁葱笼,建筑物鳞次栉比,这就是国民政府国防部旧址,现为南京军区机关大院。
    民国国防部成立于1946年6月,是由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及其所属各部门改组而成。在组织系统上隶属于行政院;在业务上,国防部长承行政院长之命综理军政事宜,参谋总长承国民政府主席(或总统)之令综理军令事宜。国防部的组织分为军政、军令两个系统。军政方面:设国防部长一人,统筹执行全国国防业务,为行政院阁员之一;设次长三人,辅助部长分理部务;下设部长办公室及预算、财务、法规、人事、人力、工业动员、征购、工程八司。军令方面:设参谋总长一人,为法定的国民政府主席(或总统)命令的执行者,在行政系统上,为国防部长的执行官,负责军事业务的计划与指导实施业务;设参谋次长三人,辅助总长工作;其下设第一厅(掌人事)、第二厅(掌情报)、第三厅(掌计划作战)、第四厅(掌补给)、第五厅(掌编制与训练)、第六厅(掌研究与发展),以及新闻、民事、保安、预算、兵役、测量、副官、军法、预备干部、总务、保密等局和国防科学委员会。国防部的执行机构有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勤四个总司令部。历任国防部长为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历任参谋总长为陈诚、顾祝同。
    国防部占地面积23499.8平方米。抗战前,这里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国防部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原来军官学校的校舍,建于1928年至1933年,计有西式平房62幢,西式洋楼17幢,共1075间,形成以西式建筑为主调的建筑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有前清陆军中校大楼“一字楼”、大礼堂和憩庐。
    清陆军中学大楼“一字楼”详见旧作:南京清朝陆军学校旧址。
    憩庐是民国总统蒋介石先生起居、工作的主要场所,亦称总统官邸,然而现在时人却常常有所不知,总以为蒋总统通常居住和工作于总统府内,其实不然,蒋介石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有着一种非同一般、异乎寻常的情结,他即便当了总统,也不一定喜欢老下属称他为蒋总统,总喜欢听老部下依旧称呼“校长”,很少有黄埔系的老部下称其“总统”的,有的干脆称他为“老头子”,旧称中自有一种亲切和平易近人。自抗战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从广州黄埔迁于南京马标炮标(现黄埔路)后,他便与军校师生们住在这里,工作学习在一起。憩庐于1929年07月12日开工建设,同年10月14日竣工,造价16026.84元。平面呈长方形,砖木结构,占地面积300平方米,高二层,另有一层地下室。墙壁为红砖砌造,屋顶覆盖红色板瓦,室内木地板,木楼梯。入口处有一圆拱装饰的方形门廊。大楼外部造型简洁朴实,内部设施一应俱全。楼下有客厅和办公用房;楼上有卧室和客厅。抗战胜利国府还都南京后,于1946年6月由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及其所属各部门改组而成立的国防部即设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园内,蒋先生依然住在这座大院的憩庐里。
    憩庐过去是禁区中的禁区,现在亦然,仍然是南京军区高层的办公所在,警戒甚严,即便是军区一般工作人员,也不能随便进出,更别说我们在周围东张西望了,隔着围栅远眺,也是朦朦胧胧,看不真切,不时还会有值班哨兵警惕地上来干预、驱赶和呵斥“干什么的?”。。。。。。算了、就不拍了,还不如回来看看老照片清晰省心。
    194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在内战节节失利,国统区人心涣散的时刻,蒋介石在国防部大礼堂(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召开了最后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轮流主持,历时7天。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孙立人、黄百韬等一百二十余人。蒋介石企图通过这次会议统一军心,鼓舞士气,挽救统治危机。会议作出了停止战略性进攻、防止解放军渡江的战略方案,但这次会议并未能改变蒋家王朝灭亡的命运。1949年01月21日中午,蒋介石在黄埔路国防部官邸邀请中央五院院长聚餐,下午邀请国民党中常委座谈,宣告引退。同日下午4点,蒋介石起程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蒋介石自此在憩庐告别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一楼的东侧是蒋介石的会客室,客厅的墙上悬挂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大幅合影照片:孙中山着中山装端坐,蒋介石一副戎装,佩戴长剑,立在孙中山身后。照片的上方悬挂孙中山手书横条:"安危他日终须信,甘苦来时要共尝。"中间是一大餐厅。西侧是一间小会客室,里面的布置明亮而优雅,一排长长的落地窗,幔纱轻拢,墙上挂着意大利画家的水彩风景画,非常有女性味道,这是宋美龄的会客室。宋美龄常常在这里会见闺中女友,大使夫人,开展"夫人外交"。官邸楼上西侧是书房,东侧是一间大卧室。卧室的外面也有一间客厅,这里专门会见内亲。卧室的东面是一个大平台,习惯早起的蒋介石清晨常在这个平台上看报休息。解放后,刘伯承到南京创办军事学院,憩庐成为刘伯承的住宅和办公楼。再后来,这里成为南京军区的驻地,憩庐成为军区首长的办公地。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6:22:3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旧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7145f70102ecqi.html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是南京国民政府设置最早的军事教育机构。1927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筹设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次年3月开学。1928年兴办之初它直隶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李济深、何应钦分任校长、副校长和教育长。1929年以后张治中接任教育长,实际负责军校教育、校务一切事宜,直至抗战开始。1937年5月至1937年10月。这是南京中央军校的最后阶段,战前准备和战时搬迁是这一阶段军校的主要活动。
&nbsp;&nbsp;&nbsp;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决定将设在广州的黄埔军校迁到南京,在南京建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清朝陆军学校旧址。蒋介石任校长。办校之初,沿用清朝陆军中学的建筑。由于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上原有校舍破旧不堪,从1928年至1933年,先后建造了大量的校舍,计有西式平房62幢,西式洋楼17幢,共1075间,形成以西式建筑为主调的建筑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有1号楼、大礼堂、憩庐和122号楼。
&nbsp;&nbsp;&nbsp; 1号楼:位于大礼堂的正南方,俗称“一字楼”。建于1908年,造价是48722.4银元,是清政府陆军部招标建筑。平面为"一"字形,东西长139米,南北宽11.5米,占地面积1504平方米。中间部分高三层,两侧高二层,混合结构,屋顶铺水泥平瓦。中央陆军军宫学校成立后,这里成为军校校部办公楼。
&nbsp;&nbsp;&nbsp; 大礼堂:位于学校的中央。1928年9月开工建设,次年2月竣工,造价54928元。由工程师张谨农设计,杨仁记营造厂承建。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高二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1530平方米。坡屋顶,上覆灰色波纹金属瓦。建筑式样受到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宫殿式建筑的影响,中央主要入口处门廊前矗立着八根爱奥尼亚式巨柱,门廊顶部建有钟楼;东西两侧入口处墙壁之上各装饰有四根爱奥尼亚式立柱,其上各建有一座高高的塔楼。中央主要入口处有三个拱门,东西两侧入口处各有一个拱门。大礼堂内北面设有讲台,后面有休息室。
&nbsp;&nbsp;&nbsp; 憩庐:是蒋介石起居、工作的主要场所,亦称总统官邸。1929年7月12日开工建设,同年10月14日竣工,造价16026.84元。平面呈长方形,砖木结构,占地面积300平方米。高二层,另有一层地下室。墙壁为红砖砌造,屋顶覆盖红色板瓦,室内木地板,木楼梯。入口处有一圆拱装饰的方形门廊。大楼外部造型简洁朴实,内部设施一应俱全。楼下有客厅和办公用房;楼上有卧室和客厅。
&nbsp;&nbsp;&nbsp; 122号楼:位于憩庐的东北侧。建于1932年。高二层,砖混结构。平面为近似方形,南北长59.45米,东西长57.18米,占地面积3041平方米。因初入该楼不易辨别方向,所以又称迷宫式建筑。该楼还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
&nbsp;&nbsp;&nbsp;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自1928年兴办到1937年西迁成都止,历时10年,共招训正期学生8期,也即第六期至第十三期,以及各类军官班若干期。
&nbsp;&nbsp;&nbsp;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训练中心的中央军校,其军事教育的基本宗旨,是力求学生“修得军事知识与各兵科初级干部必要之技术与指挥能力”。
&nbsp;&nbsp;&nbsp; 2013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旧址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6:22:58 | 显示全部楼层
宋子文公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7208236?fr=aladdin
建筑依山势而筑,采用西方乡村别墅式,西北侧的缓坡为开敞平坦的铺石院落,东南侧的陡坡则为花园,建筑共三层,钢混结构,总面积约700平方米,平面布局呈曲尺形。其中一层原为卫队住房和厨房等辅助用房,墙体采用天然毛石砌筑,二三层外墙均采用朱黄色粉刷,并采用弹壁工艺获得凹凸不平的效果。二层的西北面设主入口,由石拱门廊步入设有壁炉的宽大会客厅,并由客厅联系曲尺形两端的原餐厅和书房,其中会客厅内的钢筋混凝土天花梁做成真实感极强的仿木结构。三层原为两个附设卫生间的卧室。屋顶为仿茅草顶,呈不对称的人字形,顶上有老虎窗和长方形壁炉烟囱,施工时以进口白水泥拌黄沙铺在八卦洲、江心洲所产的芦苇上制成,具有隔热、保温和防止屋面渗水的效果。
宋子文公馆建于1933年,楼房两幢,平面呈曲尺形,建筑面积720平方米。主楼十字拱门廊,粗糙的屋面愿望如草顶,外观极为朴素,烟囱、老虎窗平添体块的起伏变化。一侧西式小楼,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之住所。现为南京市科协招待所。位于北极阁1号,始建于1933年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期间,抗战胜利后重建。公馆由杨廷宝建筑师设计,建筑面积720平方米,公馆高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呈曲尺形,依山而建,楼随山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

宋公馆底层用毛石砌造,显得极为坚固;上面两层用砖砌,表面采用弹涂工艺粉刷而成,立体感极强。公馆最为特别之处是其屋顶,颇有农舍风味,远望上去仿佛是用茅草盖成,所以俗称为“茅草屋”。其实,宋公馆的屋顶是用进口白水泥拌黄沙在芦荻上盖成,上下共有三层,每层厚约2厘米,最上面一层做成蜂窝状,所以给人形成了茅草屋的错觉。这种特殊的屋顶处理方法,具有隔热保温、防火防渗等功效,而且能够保持室内冬暖夏凉,实在是集美观实用于一身。公馆的外表并不壮观,矮围墙,茅草顶,犹似一座乡村小别墅。但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屋顶上茅草是从拉丁美洲进口的,连百叶窗也是舶来品,开关装置都是机械化的。公馆会客室,玲珑舒适,地板木料及沙发都是从外国进口的精品。私人住宅内有冷气装置,在当时也只有宋公馆一家。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6:29:08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1bdf480102ux44.html
延安东路34号电信博物馆,系192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外滩建造的电报大厦,新古典主义的设计风格其实是经过改良的古典主义风格。均以其优雅、唯美的姿态,平和而富有内涵的气韵,描绘出高雅、贵族之身份。常见的壁炉、水晶宫灯、罗马古柱亦是新古典风格的点睛之笔。
新古典风格从简单到繁杂、从整体到局部,精雕细琢,镶花刻金给人一丝不苟的印象。一方面保留了材质、色彩的大致风格,仍然可以很强烈地感受传统的历史痕迹与浑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又摒弃了过于复杂的肌理和装饰,简化了线条。高雅而和谐是新古典风格的代名词。白色、金色、黄色、暗红是欧式风格中常见的主色调,少量白色糅合,使色彩看起来明亮、大方,使整个空间给人以开放、宽容的非凡气度,让人丝毫不显局促。延安东路34号,原为大北电报公司。新瑞和洋行(英)设计,1922年竣工。新古典主义风格。立面中部为巨柱式构图,每层窗口、窗裙有不同的古典装饰。室入口处有一尊雕像,这就是“把电报引入中国的丹麦人”(Edouard Suenson)先生的雕像。
内有表现丹麦国家的装饰符号。上海是中国最早兴办电信的城市,是中国电信业的发祥地和枢纽港之一。发轫于1871年、创建于1881年的上海电信业。作为中国电信业的起源地之一,上海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电信业发展的各个历史瞬间。大北电报公司是丹麦国际电报公司在中国开设电信公司使用的名称。清同治八年(1869年)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三家组成,总公司设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清同治九年(1870年),以大北电报公司名义来华开业。李鸿章 (1823年__1901年)我国近代史上的洋务派首领,中国电报总局的创办人。1877年6月15日,李鸿章在上海建成从行辕到高昌庙江南机器制造局(后为江南造船厂)的电报线并正式通报,这是上海最早自办的专用电报线路。1918年,大北电报公司斥资21.8万两白银购入爱多亚路4号(即今延安东路34号)地块,建造新大楼,即电报大厦。
 楼主| 发表于 2019-4-13 22:50:05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cul.qq.com/a/20170228/037554.htm


美国亚洲协会上海分会1921年表示,上海的美国人寻求“把上海变成一个真正生活的地方”,而不只是一个生存地点。研究显示,上海美童公学、社区教堂和美国总会这三个机构,是在沪美国人社区活动的主要载体。由传教士控制的教堂吸纳了所有美国人;总会的功能是美国商人的活动中心;学校则是连接这两个元素的桥梁,且愈发关注在孩子中灌输美国主义和保持美国的生活方式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自上海入境访问中国。毛泽东在对话中对尼克松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访华期间,尼克松一行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在一部开式双柱冷挤压机前面,尼克松试着按了一下启动按钮。当加工样品被取出时,周恩来一语双关地说:你这是按了建设性的一钮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史称《上海公报》。从此,东西两个大国伸出的友谊之手跨越了太平洋,中美关系开始迈向正常化。今年恰逢《上海公报》发表45周年,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回忆一下近代以来美国人与上海的渊源。
从一般意义的外国人
到“打算在上海呆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在上海最初的身份只是外国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沪美国人认同西方文化传统,与上海的其他外国人维系着松散的合作关系。当时的美国人并没有赶紧在城中建立一个所谓的民族社区,而喜欢加入英国人的社交生活场所,穿梭于酒吧和教堂。他们的这种被动态度,被人嘲讽为“半吊子英国人”。由于英国方式对美国人来说是如此舒服,以至于他们在建立共同体机构方面落后于其他外国人。
美国移民在上海的增加,与中美贸易的增长成正比。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认为,除了马尼拉,上海美国人社区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共有4000多人。这些美国移民主要是有商业头脑的年轻人,包括许多大公司的代表、独立的小商人,其中也有大量的妇女。到1925年,在上海的美国男女人口比例是105.3:100,男性占总数的51.2%,是性别比例最平衡的外国人社群。这些美国女孩通过出国、来到上海,得以逃避狭隘的家庭生活。毫不稀奇,干柴与烈火的谋面,让结婚的几率随之倍增。二战前,美国总会是最重要的社交机构;二战后,家庭成了在沪美国人的基本生活单元。
随着数量的急剧增长,美国人从最初一般意义上的外国人和西方人,逐渐成为特定意义的美国人。他们愈加关注国家、民族的存在,颂扬美国文化和美国生活方式。美国亚洲协会上海分会1921年表示,上海的美国人寻求“把上海变成一个真正生活的地方”,而不只是一个生存地点。1923年,当美国游客哈里·弗兰克抵达上海时,他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美国市政中心”:它建在贝当大街和南路易多佛路交界处,在那里有上海美国人学校和社区教堂,两处紧挨着,距离许多美国人的住所都很近。
研究显示,上海美童公学、社区教堂和美国总会这三个机构,是在沪美国人社区活动的主要载体。由传教士控制的教堂吸纳了所有美国人;总会的功能是美国商人的活动中心;学校则是连接这两个元素的桥梁,且愈发关注在孩子中灌输美国主义和保持美国的生活方式。伴随战时的移民,美国儿童在沪的比例急剧增加,从世纪之交的10%上升到1925年的近25%。1918年,由来沪传教士建立的美国学校已经人满为患。
今天衡山路的国际礼拜堂,就是社区教堂,原本叫作“美国唱诗社”,成立于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前两周,是民族主义勃兴的产物。由于英国对美国的批评让人感到不快,在上海的美国人组建了这一新的团体。这块土地在上海美童公学的街对面,易于人员造访。
美国总会是在沪美国人中最为知名的社交场所。历史上,社交俱乐部是美国社区发展的重要步骤。建在福州路上的美国总会,于1924年11月竣工。它的富丽堂皇,是当时上海社交和俱乐部生活中前所未有的。随着总会大楼的落成,“美国社区已经清晰和完美,即使对那些最怀疑的人来说,美国社区打算在上海一直呆下去”。
被日本定为敌国侨民
因反战而遭遇非法拘禁
1937年,淞沪抗战的大炮轰炸声、空袭警报声所引发的恐惧,穿透了上海这座国际都市的心脏地带。起先,大部分美国人并未预见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还只是将其划归为无数次“东方人”之间打斗的一次。但很快,这种情绪在“黑色星期天”(1937年8月14日)那天急转直下。日本对上海市区的轰炸,造成上千平民死亡,其中就包括《教务杂志》主编、美国传教士乐灵生以及日本问题研究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赖肖尔等多个美国侨民。
危急时刻,沪上美国人热切希望自己的政府能够出面保护侨民,谴责日本的野蛮行径,但得到的回音是“绥靖”。美国政府劝导国民如无必需立即离开上海,由此在沪美国人的数量开始锐减,最终只有不到2000人坚持到上海“孤岛”时期的终结。
1941年12月7日清晨,太平洋战争拉开序幕。日本军队随即正式宣布美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为“敌性国”侨民。1942年1月20日,日军宣布对在上海的英美等国侨民进行人口登记。此时,上海有美国人1369名。日本占领当局规定,从10月1日起,敌国侨民凡满13岁者均须佩戴红色臂章,臂章宽10厘米,上以一个英文字母代表国籍,美国为A。同时规定,凡佩戴这类臂章者,不得进入戏院、电影院、舞厅、夜总会、回力球场、跑马厅等公共娱乐场所。有反日、反战倾向的美国人更是受到了日本宪兵的非法拘禁,备受折磨,其中包括美国记者、《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他因严刑拷打而致双腿残疾。1943年年初,还有约700名美国人被关押在闸北、浦东等地为寓沪外侨专设的集中营里。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不少美国侨民已经在集中营内经历了两年半的监禁生涯。原来衣食无忧的他们为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承担繁重的体力劳作,还必须忍受日本士兵的殴打、威胁与恐吓。到了1945年春天,困于闸北集中营的美国人一般每天只能得到一顿饭。生存的艰辛、不确定性和过度拥挤使得同狱人充满恐惧、变得贪婪,不时发生冲突。但总的来看,炼狱般的生活中涌现了不少勇士。餐馆老板吉米·詹姆士在闸北集中营的厨房诚实而不知疲倦地工作,直到病魔把他打垮;埃里克·施密特和其他一些人为孩子和成人开办学校,并举办了各种展览,还秘密举行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以鼓舞人们的斗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约有4000多名美国人返回上海,打算重建诸如总会、学校和社团机构等,意欲重温旧梦。但此时的上海已不是1937年前的那个上海了,“美军打死臧大咬子事件”一出,美国在华声望跌入低谷,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
1948年年底,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南进,美国领事馆建议本国公民立即撤出上海。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英国护卫舰“紫石英号”之后,更多的美国人离开了上海。5月25日,当解放军到达上海时,美国总领事约翰·摩尔斯·卡伯特估计,在这座城市里,还有1200名美国人。
《上海公报》字斟句酌
昭示中美两国关系未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政府对于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抱有强烈的敌意,两国外交中断,进入长达20多年的“大偏离”时期。1950年3月,美国轮船公司“戈登将军号”来华撤侨。1950年年底,按上海市公安局发布的《上海市外国侨民登记办法》办理的在沪外侨中,美国人仅剩236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美两国的关系进入冰点。
冷战时期,国际局势斗转星移。1971年3月,在日本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受邀来华进行友谊比赛。在小小银球带来的契机下,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自上海入境访问中国。毛泽东在对话中对尼克松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
访华期间,尼克松一行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在一部开式双柱冷挤压机前面,尼克松试着按了一下启动按钮。当加工样品被取出时,周恩来一语双关地说:你这是按了建设性的一钮。尼克松高兴地回应:对,我按的钮是建设性的。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轻松游览的背后是《上海公报》中英文内容的字斟句酌。1972年2月25日,双方就公报中台湾问题敲定行文如下——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2月27日,中美双方在锦江饭店核对全部中英文文本,最终完成联合公报。由于美国方面没有带印刷设备,因此中方承担中英文两种文本的印刷工作。当时,上海外文印刷厂仍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有关方面把几位外文排版的老工人召回来,临时上阵,奋战一宿,配合几位英文翻译才最终完成清样。
《上海公报》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时至今日仍然昭示着中美关系的未来。它是1978年12月《中美建交公报》的基础,并与后来的《八一七公报》一起,被统称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迄今仍是中美关系的基石性文件。
 楼主| 发表于 2019-4-13 22:54:42 | 显示全部楼层
30年代上海的富裕与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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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国外的商品比国内的先进得多,因此主要靠进口。着就为享有亚洲金融和贸易中心的上海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催生了上海的繁荣和富翁。上海成了中国富人的天堂。二三十年代,上海人是这么生活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夏日的餐饮已经出现了汽水、冰淇淋、酸梅汤,以及摩登的刨冰等。一些与外国人打过交道的老上海,自已在家里也能制造一些饮料。例如,老上海是这样制作汽水的:一个干净的玻璃瓶,内盛开水,然后冷却,放一些小苏打,柠檬酸,再加入少许糖精。经济宽裕的家庭。可再添些果子露,风味更佳。放好之后,立即把瓶塞塞紧,汽水就做好了。经济拮据的人们,烧一壶开水,放一点白糖在里面,买几个碎冰块放进去,做成冰茶饮料。

炎炎夏天,冷饮店前竖着可口可乐、荷兰汽水等诱人的广告,使人垂涎三尺。隔着橱窗,可以看见摩登的年青女士唇中含着吸管,气泡沫在高脚玻璃杯中跳跃着,或用小勺慢慢舀着冰淇淋,千种风情万般妩媚,更是一幅活广告。冷饮店一般有电风扇,甚至还有冷气,‘白领’的上海人,下班路过冷饮店时,常进去喝一杯刨冰、冰琪淋或汽水,凉意顿生,令人惬意,然后再回家,星期日则约同三五好友来此相聚。因此,饮冰店的生意在夏日总是红红火火,拉门的**没有半点休息的机会,穿着白色衣服的服务员像蜜蜂般来回穿梭,忙的不亦乐乎。

也有大排档式的饮冰处,旁边树起一面白旗,一个大大的‘冰’字,就算是招牌,简单醒目。几个圆形大木桶,涂着红色的北京或天津产的酸梅汤字样,并标明价目。几张普通的桌子,铺上块白布。颜色各异的杯子,整齐在摆在面盆上。一切非摩登不兴。这些街头饮冰处,也摩登起来了,同样有鲜橘子和刨冰出售,而且杯子里头也斜斜地插着一根吸管。长衫的饮客,短衫的顾客,只要掏几个铜板,便可用廉价而又摩登的方法畅饮一番,这一类街头饮冰处,往往是座上满客,生意丝毫不比冷饮店差。

走街串巷卖酸梅汤等饮料的也随处可见,穿短衫的售主,纽扣并不扣上,边走边吆喝,汗珠一滴一滴地从额头上滴下,自己却舍不得喝一口。劳工、苦力之外,弄堂里的孩子们是常客,奔将过来,团团地围着他的担子,用他们父母挣来的一点钱,享受着那廉价的冷饮,面上浮起愉快的笑容。

电影院就不是一般人消受得起了。时髦而有钱的男女,才去一些有冷气的电影院消暑,他们从中午一直坐到黄昏才出来。因为有的电影院买一次门票,可以不受场次限制,呆一整天也没有关系,对谈情说爱的人最合适。看露天电影,也颇为时兴,乘凉与欣赏电影一举二得。上海市内有几处露天电影场所,一般处于公园内,空气清新,环境宜人,一到天黑,遍地都是席地而坐的看客。还有一些年轻的男女反其道而行,到舞厅里消夏。一对对情侣在优美的旋律和昏暗的灯光下,忘情地跳着。旁边的电风扇,不停的旋着,汗还是不断地流下来,可他们并不觉得热。对于他们来说,跳舞似乎比其他消夏方式更为有效。

上海濒海临江,乘一叶小舟,夜晚去浦江消夏,自是浪漫雅致,但黄浦江风大浪急,得担心船翻人亡,于是借摆渡之船兜风乘凉,便宜又实惠。远一点,就到吴淞去。吴淞位于黄埔江和长江的交汇处,面向海洋,文人骚客美其名曰吴淞消夏为“吴淞看海”。从市内去吴淞可乘公交车、小火车。白天,在浩浩荡荡的海边嬉水,晚上,海风从远处刮来,身上衣单,还会感到一丝寒意。川沙高桥海滨的白沙地带,三十年代上海市政府在此开辟了海滨浴场,供市民游泳避暑。海边地势平坦,浴场的沙子,都是用筛子除去了夹杂的小石子,纵目远望,潮涨潮落,水天茫茫,令人心旷神怡,前来游泳的人络绎不绝。

三十年代初,上海市内游泳池主要有四种类型:公共游泳池、团体游泳池、学校游泳池以及私人游泳池。最大的是虹口公共游泳池,常常人满为患。更衣室里衣服乱七八糟,中外男女挤满了一池。会游的人在台上跳下来,不会跳的人身上套着救命圈。一些姑娘不会游泳,但坐在浅水中请人摄取几张曲线美的倩影。游泳累了,走上岸来,卧在草地上,享受着日光浴。等到太阳无精打采地西坠的时候,换好衣服回家,喧嚣一天的游泳池便恢复了宁静。

到了夏天,原先一些高楼内的游戏场,就搬到了楼顶,这些高楼大多是大百货公司。它们地理位置优越,居高临下,放眼四望,上海滩尽收眼底。有识之士便在楼顶开辟了露天游戏场,门票便宜,每人四角,场内遍设花卉盆景,游戏多种,还有演出:说书、大鼓、滩簧、戏法、杂技、滑稽、女子新剧等。集观景、看戏、享受空中阵阵凉风于一身的屋顶花园,成为人们新的时尚消暑方式,一经开辟,便受到人们的青睐。

一些富商、官员家有马车,充满了西洋情调。车有单马双轮车,有双马四轮车,车身敞开,上面支起漂亮的遮篷,后面两边各有两个高大的钢丝轮子,中间托起长方形的宽大车厢,分前后两车厢,坐于其中,招摇过市,路人注目,富人自觉身价倍增。车夫响鞭一甩,双马奔腾,疾驶如飞,阵阵凉风扑面而来,暑气顿时全消,富人对此乐此不疲,甚至通宵达旦。汽车引进上海后,汽车兜风又成为他们的新一爱好,成为消夏的时尚。汽车兜风一般要在晚上八九点钟,避开人多商杂的地方,专向僻静的地方驶去,一般沿静安寺方向西去,树木渐多,风自天地来,凉气腋下生,好不快活。

晚清时期,上海近代工业已有一定发展。1860年以前,外国人已在上海设立十多家工厂,其中14家是船舶修造厂。1860年以后,外资工业在上海发展较快,数量比以前多,规模比以前大,设备比以前先进,性质也由服务型转为服务、生产并存。民族资本工业也有一定发展。由国家投资或以官商合办的工厂有两家,一是江南制造局(1865),是晚清中国最大的、技术水平最高的兵工厂;二是机器织布局(1889),后改华盛纺织总厂,为中国第一家大型棉纺织工厂。《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上海外资工业发展迅速。1901年以后,清政府制订奖励工商的政策,上海民族资本发展速度加快。1904年至1906年,上海新办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工厂每年有五六家,1907年至1909年,此类工厂每年有一二十家。到1911年,私人资本的缫丝厂由1900年的18家增加到46家,私人面粉厂有7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工业有较快的发展,棉纺织、面粉、缫丝、卷烟、化妆品、皮革、火柴、机器等业发展尤为迅速。名闻遐迩的上海企业,很多是在此期间开办或得到发展的,如申新纺织厂、福新面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从1914年至1921年,福新面粉厂由1个厂变成7个厂,全上海面粉厂总数增加到20个。这种发展势头一直延续到20年代初期。从1912年到1927年,上海开设各类华资工厂近500家。到1930年代,上海工业已占全国半壁江山。据1933年的统计,上海工厂数占当时全国12个大城市工厂总数的36%,资本额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数的60%。这些工厂的生产净值占全国总值的66%。其中,外国对上海的投资更加集中,1931年,外国人对上海投资总额达11.1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34%,对上海进出口商业投资占其全部在华此类投资的80%,对上海工业的投资要占其全部在华工业投资的67%,对上海的不动产投资要占其全部在华不动产投资的70%。”

上海是富人的天堂,民国走上了商品经济的轨道,从商品经济捞到一桶金的人纸醉金迷,醉生梦死,他们无尽的享受着现代的生活。

上海也是情人的地狱,刚刚从自然经济走出的中国经济还不是很完备,说能创造的劳动机会毕竟有限,当时大部分的国人还生活在小农经济的框架下,没有办法把自己多余的劳动能力转化成其他的形式,而只能把自己固定在土地上。即使这样,受大城市生活的吸引,也有众多的农户去上海淘金,梦想自己一夜暴富。这些刚刚从农业游离出来的劳动者,除了满身的力气别无所长,他们只适合做简单的劳动,致使简单劳动的供给过剩,简单劳动的过剩工位,必然造成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的降低,于是他们只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过着贫困的生活。

对大多数贫民来说,夏天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在热浪袭人的季节里,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冒着烈日奔波,哪里有闲钱和闲情呢?黄包车夫们拉了最后一趟客人后,回到家里,浑身的汗珠还从毛孔里向外滚出来,一颗颗珍珠似的。搭在肩上的面巾,早就变成了黑色,发出一股剌鼻的汗臭味。妻儿赶忙递上凉水和湿毛巾,车夫接过来擦二下,咕咚咕咚将一大杯水喝下,叫一声‘爽’,然后把赖以生存的车辆在路旁停放着,不再延揽顾客,敞开了粗破的布衣,拉一把破旧的竹塌坐下,一边扇一边唱着:‘扇呀扇呀扇呀,扇来了阵阵凉风,扇去了若干炎热,扇子呀,扇凉了我身上的汗水。扇呀扇呀扇呀,只要不怕手酸力疲,自会风生热退,我们努力的扇,这可恨的夏日,也会退避三舍……’

老城厢人多地少,密密麻麻地盖满了棚户房,破破烂烂似要随时倒塌的样子,有的马路两边的房子几乎可以相接,路面崎岖不平,最多只容两人并排而行。没有电灯,更没有电风扇,一只水龙头至少十来户人家使用,碰上大热天,还常常断水,这时候要靠平时准备好的积水了。他们最兴高采烈的时候,就是太阳落山以后,暑气渐渐褐去,终于可以出门乘风凉了。先用一盆洗菜水,洒在自家的门口,然后端出一只小台子,几只小凳子,一家人围坐吃饭,隔壁人家也是如此,热热闹闹。吃完,收拾干净,就在屋外铺一条席子睡觉,等到第二天早上太阳要出来时,才缩回家中。

夏天本是儿童的季节。孩子们赤着脚,光着腿,满身散发着热气,他们喜欢热,而不感到热,暑假的假期最长,将近两个月。家境好的孩子们逛公园乘凉,与父母兄弟进游泳池学游泳,还有冰淇淋吃,但是穷人家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要为家庭分担一份忧愁。一些穷孩子背上背了一只筐,不停地跑着叫着:卖冰呀,卖冰呀,他们为生存而奔跑。至于冰淇淋的味道,大概一辈子也没有尝到过。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东方第一大都市,是有钱人的天堂,也冒险家的乐园,这里充满挑战,充满了诱惑。

为了个人的富裕,旧上海黑社会恒星,他们只顾自己,不顾他人,把黑暗伤害的另一面展示给人们。

从生活方式到内部结构与组织形式的变化。传统帮会人物衣着打扮多以黑衫黑裤,翘起大拇指,手戴足金戒,横眉怒目,敞胸赤膊为典型。入工商上流社会后,形象有所改观。杜月笙说:“衣食足,应当礼仪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就害怕。”他衣着打扮乃至一举一动都学得文质彬彬,即使在炎夏,其衣领扣子也从不解开。他要求手下称他为“先生”,而不愿像黄金荣那样叫“老板”,手上那只标志其特殊身份的4克拉半的钻戒也锁入保险箱中。在他倡导下,黑道人物纷纷改变形象,有人戏谚道:“黄浦滩上一下子脱掉了千万只钻戒。”杜自幼失学,发迹后重视文化,先后请了许多文化名人包括留洋博士、著名律师教其文化与法律,门联曰:“友天下士,读古人书。”广结人缘,热衷社会事业,黑道所得用于白道,无论是各省天灾募损、社会慈善还是抗日捐款都不推却,从而获得社会声誉。这一时期帮会的组织形式与内部结构也有变化,其特点是趋简化松散,以实力地位为主。拜师礼已简化为只须具拜师红帖行磕头礼即可,不再墨守那种风高月黑夜于荒村野庙中举行由多重弟子执法司礼的庄重森严的开香堂陈规。黄金荣对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拜其为师时,已不开香堂,而仅由介绍人搭桥投帖,封一份贽金,向其磕三个头或三鞠躬即可。[8](p198)同时,辈份关系也已模糊混乱,多以实力而非帮内辈份论。四川袍哥大爷范绍曾与杜月笙的老师陈世昌是一辈的,但他却和杜月笙私交极好,往来甚密,称兄道弟,他自己也说,“由于杜在上海有势力,谁也不再和他论辈份高低了”。研究者周育民、邵雍由此认为:“帮会分子们趋炎附势不再顾及辈份的大小。上海青帮组织内部经过重新组合协调,按照各帮首的实力地位形成了新的格局”。这一方面是随形势发展出现了帮会内部的多元趋向,另一方面是在商业都市中采取承认现实的方法更能在宏观上予以控制。这是一个新特点。 同时,帮会的现代嬗变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借用文明社会的社团组织形式,于政府中登记注册,各立山头,从而脱去地下活动的神秘面纱,而以现代社会组织运作方式与合法地位公开活动。如杜月笙的恒社(1932)、张仁奎的仁社(1935)、黄金荣的忠信社(1936)、朱学范的毅社(1935)以及杨虎的兴中学会、金廷荪的铭社、郑子良的侠义社、徐逸民的逸社、孙以乡的怡社、韦作民的文社、汪禹丞的民兴社、王知本的正诚社等等,可谓“会社林立”。这些社团一般都标榜现代社会文明意识,以现代社团的合群、联谊、交友、互助为宗旨。如恒社宗旨为“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毅社更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现代口号相号召,倡导合作互助。其成员身份也有了较大改变,多为中上层人士,传统的下三流分子一律不准加入。从1934年恒社社员录中的234名社员职业比例可见,商界人士占54%,警务为13%,政界12%,自由职业9%,军警5%,工界2%,学界2%,党务2%。其中包括大批董事长、经理、厂长、校长、科长、管长、律师、记者、博士等现代科层制组织管理人员。忠信社、仁社中也有许多社会名流与军政商学界名人。应该看到的是,不仅仅在形式上,即使在机制上,这种组织也确有现代社团机构之功能,如恒社理事会下设3科18组,总务、秘书、会计、庶务、设计、娱乐、京剧、宴会、经济、旅行、交际、教育、法律、体育、卫生、摄影、职业介绍等,各自行使职能。仅1936年冬季即为21人介绍了职业,这在失业率高的当时确乎不易。帮会以现代形式装扮,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特征。

他们向工商界渗透,表现出某种资本主义色彩。杜月笙有一句名言:“花一文钱要收到十分钱的效果。”此时帮会已有投资——回报的意识与行动,不仅是社会效益,更重经济效益。他们通过种种方式进入工商界,摄取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的利润。30年代帮会头目发迹后,多向上流社会靠拢,尤其向工商界渗透,不像其前辈那样仅仅满足于充当资产阶级的走卒与爪牙。周育民、邵雍认为,其“高明之处在于已经成功地打入了上海的工商界,本身具有工商资本家的身份,对社会各界具有较大号召力和吸引力”。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许多人从早期的餐饮、娱乐业拓展到工商金融界,摇身一变成为致力于经济的实业家。如扎鞋底出身的金廷荪发迹后先后当上黄金大戏院经理、逍遥池浴室老板,至30年代他的身份已是冶茂冷气公司、大慎药记木行、宁波太丰面粉厂、上海华丰面粉厂、大运公司等多家现代企业的老板、总经理或大股东。杜月笙1929年在银行家钱新之帮助下创建中汇银行,1935年又入中国通商银行,取代傅筱庵任董事长,迅速在银行界发展,兼任中国、交通两行的常务董事与浦东、国信、亚东银行的董事长。同时,杜月笙又插足造船与船运业。1931年乘大达轮船公司负债累累之际收购大量股票而吞并之,于1938年任该公司董事长,他利用其在银行界的关系与势力,获得大量的以往该公司无法得到的银行贷款,制订了1600吨的新大达轮,在十六铺新建巨型货栈,使公司赢利大增,相继兼并了其他竞争对手,相当程度上垄断了船业,并于虞洽卿之后登上了上海船联公会理事长的宝座。杜月笙的手伸得很长,面粉、证券、纱布、食品、建材等行业都涉足其中,曾担任纱布交易所理事长、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等。及至1937年抗战前,他已当上了很多家现代工商金融企业的董事长、理事长,身兼200多个董事、理事与股东头衔,仅这些头衔的收入每月即达一二十万元。许多帮会头目也有类似倾向。这表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上海帮会已从非正常的黑道掠夺转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范畴谋食,开始进行资本主义性的工商业正道经营。黄逸平认为,帮会首领们跻身工商业,意味着帮会分子的活动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侵蚀,使帮会也具有了若干资本主义性质”。这种由黑道出身的帮会人物渗入并控制了工商界,又造成了工商界人士性质的某种畸变,即出现了一批如邵雍所说的“流氓企业家”、“白相生意人”,企业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放低道德标准,“接纳以任何方式获得成功的新伙伴”,从而在总体上将自身的素质层次放到了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这不能不说是企业界的悲哀,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二是除打入工商界外,还主动积极地拉笼工商界人士进入帮会。恒社1932年223名成员中工商界人士占120人,其中不乏社会著名的企业界人士,如陈光甫、钱新之、李桐村(大业公司总经理)、徐尔康(上海银行分行总经理)、陈香涛(中国旅行社总经理)、韦敬周(中央造币厂厂长)等。黄金荣所收门徒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家,如正泰橡胶厂老板郑仁业,三星棉铁厂老板张子廉,江丰染织厂老板谢克明,泰康饼干厂老板乐宝成、乐汝成,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王云浦,上海渔业公司经理黄振世,国信银行董事长郑筱丹,新华影业公司经理张善锟等[5](p278)。这样,帮会从内外两个方面打入上海工商界,帮会成为一股新兴力量,很大程度上插足并控制了上海工商界,在改变工商企业家结构、成分、素质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黄逸平分析道:“帮会的经济收入由全部非正当收入转为有一部分正当的企业收入。其中虽不无有超经济的方式,但经营近代工商业必定要遵守一定的经济规律,这与从前单靠赌台、贩卖鸦片所得不同”,这一切,确也“促成了帮会性质的若干变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货币金钱在被帮会利用来瓦解社会肌体、侵蚀工商结构的同时,也同样无情无形地侵蚀着帮会自身。这是一条为史实所证实的客观规律。
 楼主| 发表于 2019-4-13 22:58:18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的加油站什么样?南京竟然还有一座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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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是壳牌的“亭子加油站”。


从老照片上看,这个加油站的外形,和卫桥的亭子是一样的,但肯定不是卫桥的这一座,因为老照片上的“亭子加油站”上有“SHELL”英文,是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石油公司的标志。
有研究者根据文献记载指出,民国时期南京有多个加油站,分别位于新街口(中正路)、挹江门、中山门、下关中山码头、中山东路祠堂巷等地,挹江门的那个加油站很可能就在龙池庵一带。
1983年的那张老照片,和前面老照片(也就是“壳”牌加油站)中的亭子,极有可能就是挹江门龙池庵那个消失多年的民国亭子加油站。


撒应禄教授回忆,他的父亲撒光铨1946年又在新街口建成了一个大型加油站,其具体位置是在现在的金陵饭店购物中心处,这是当时南京最大、最现代化的一个加油站,所有设备和欧美加油站一样,该加油站还配备有汽修厂,服务功能齐备,一直开到了1952年年底。

 楼主| 发表于 2019-4-13 23:06:46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最早在上海进行宗教活动的佛教组织,全称真宗东派本山本愿寺上海别院”,1876年8月12日开创于北京路499号。中国人称其为东洋庙”。1883年7月27日,移往虹口武昌路380号,初为中国式寺院。1898年改筑成西洋式。1908年,将原建筑专作校舍之用,又建新本堂。1910年10月,在北四川路1052号开设支院。东本愿寺除布教、施善外,还积极实施以教育为主的文化事业。开创之初,即在园内设女授业”,1877年9月,设本愿寺育婴堂”,对日本儿童进行文化教育。1885年,将亲爱舍”改为寺子屋”式的学堂,教授阅读、算盘等日常必须的学科。1888年1月,亲爱舍”进一步改制为开导学校,这是日侨在上海最早实施的普通小学教育。1876年10月,东本愿寺受托管理上海的日本人墓地。11月,为使日侨得到医疗保障,与商界代表联名向政府请愿要求派医生来上海。1888年7月,创设日本人慈善会。1891年,设置日本新闻从览所”,供日侨免费阅读。1909年,将原佛教青年会改制为佛陀会,专门为贫困的日侨提供免费的住宿、医疗,并介绍工作。1910年8月,创办《上海佛教》杂志。1913年6月,组织缝纫训练会。1915年,组织妇女恳话会。1918年,在天潼路7号设立日语学校,培养中国的日语人才,次年移至武昌路3号。
 楼主| 发表于 2019-4-13 23:16:19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7145f70102e0w5.html


国民政府军令部、参谋本部和首都卫戍司令部旧址位于总统府西侧,原属于总统府西院,临国府路,现在被划入1912街区长江路太平北路口。旧址这栋楼最初建于1923年,占地面积533平方米,建筑面积1066平米。&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 1923年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时江苏的军政大权均由江苏督军齐燮元掌握。齐燮元在1922年7月4日,以江苏督军兼陆军第6师师长的身份被北洋政府授为宁武将军;1923年11月14日,再次以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的身份被授为宁武上将军。此时的齐燮元,可说是如日中天,正虎视眈眈,想要发起江浙战争。这栋C字形小楼,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诞生的。从它日后的用途来推断,齐燮元修建此楼的目的,大抵是用于军事。可惜的是,1924年11月27日,齐燮元因奉系压迫宣布下野。尽管留恋权势的齐燮元百般不舍,在苦苦挣扎一个月后,还是将督军署让给了奉系。有意思的是,随后,督军署的新主人,却是齐燮元的老部下陈调元。这位倒戈的叛将,成了C字楼的新主人,继续坐在其中“运筹帷幄”,谋划抢夺地盘的美梦。
&nbsp;&nbsp;&nbsp;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此楼先后作为国民政府军令部、参谋本部办公用地。国民党的很多军事决策都是从这里出炉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此楼成了首都卫戍司令部所在地。驻有装备精良的两营‘御林军’,负责保卫总统府的安全。

&nbsp;&nbsp;&nbsp;&nbsp; 此楼是落架大修过的,所谓的落架大修,就是把房子拆掉,用原有的材料,在原来的基址上,按照原来的样式重建,基本保留了老建筑的风貌。2003年以后,这里按照规划的要求恢复历史原貌。在改造中,已经被违章搭建遮挡得面目全非的老楼被全部拆除。在原来的基址上重建,恢复了老楼的原型。并将其纳入南京开放的1912街区,租赁给酒吧使用对外营业。
发表于 2019-4-16 00:52:09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分享。
 楼主| 发表于 2019-4-16 23:31:07 | 显示全部楼层
林文月:我记忆中的上海,不是十里洋场,而是虹口日租

http://news.hexun.com/2015-03-30/174526771.html

台湾学者、《源氏物语》译者林文月谈记忆中的上海、台北和文化圈往事
  编者按
  林文月,1933年出生于上海,台湾著名学者、作家、《源氏物语》译者,曾任教台大中文系40年。她家世显赫,是《台湾通史》作者历史学家连横的外孙女、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表姐。她在虹口日租界长大,1946年随家人去台湾,才开始接受国语教育,日语和日本文化浸润了她,但“次等公民”的经历也令她印象深刻。林文月1952年考取台湾大学中文系,曾参与台湾《现代文学》的活动,与著名作家齐邦媛、林海音等为至交好友。本文为台湾学者明凤英对林文月的访谈选录,林文月从一个知识女性的角度,谈了她记忆中的上海、台北和文化圈往事。
林文月教授是好几代台湾学生们心目中的“月亮”—美丽优雅、高风亮节。“家世显赫,风华绝代”这些字,在她身上都是恰当的。2015年春节前后,经齐邦媛教授引见,我终于在岁末时节,一个有阳光的上午,在美国北加州湾区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林老师。
  一向行事周密、温和体贴的她,不但茶水早已备好,中餐也有备案,还把我事前该做的功课一并做足了。著作、照片、笔记本都整齐地摆在桌上。初次见面,两人从客厅移到厨房,再移到书房,然后移回厨房,一聊就是三个钟头。
  接下来数次造访,她领我神游上海原日本租界、1940年代的台北、1950年代的台大、1960年代的台北文艺圈,还有台北知识女性的风华和友情。这些都没有阻挡林老师脚踏实地过普通人的生活。这是一位充满张力的台湾女性知识分子。她一面为我调理简单的午餐,一面告诉我:“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
  上海记忆围绕“日租界”
  明:您说您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却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家庭和背景吗?
  林:我是1933年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出生的,在虹口长大,上日本小学,抗战结束后,在1946年2月,随父母家人回到台湾。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此后也才开始学“国语”。我的父亲是台湾彰化人,母亲是台南人。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台湾割让给日本,我父亲出身贫穷农家,靠自己苦学,毕业于日本人设立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先后在上海和台湾银行界工作。
  舅舅连震东年轻时留学日本,但外祖父连横希望他的独子不要在日本统治下工作,所以安排舅舅到西安去。母亲和舅舅先后到了大陆以后,外祖父连横在儿女的督促下,在1933年移居上海,由我母亲和阿姨就近照料,直到1936年在上海去世。
  明:您记忆中的上海是什么样子呢?
  林:上海的记忆,对我来说是复杂的。我记忆中的上海不是十里洋场,不是百乐门,而是虹口的日本租界。我在上海上过两个日本小学,一年级上“上海第一小学”。后来,这个小学因为学生人数太多,就分了一批出来。我二年级时,就到了“上海市第八国民学校”。全校学生都是日本小孩,只有我跟妹妹是台湾人。我们上课用日文,学到的规矩也是日本式的。我们听得懂一点上海话和一点台湾话,但不会讲国语。
  我家在上海的地址是“江湾路540号”,是一栋二层楼房,现在还在,但围墙已经拆掉了。当时,我住在左边楼上的房间,围墙外边不远,就是铁道。家旁边有一排房子,住着八户人家。那是我父亲的产业。那排房子再过去有一块草坪,有沙坑、跷跷板等设备,供小孩玩耍。草坪再过去,是“公园坊”,三排摩登的三层楼房子,共三十三户,那是父亲和朋友合资盖的。父亲当时在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工作,并投资建造房地产。公园坊的住户都是三菱株式会社的高级职员和家属,从日本到上海工作,就集中住在这里,一直到日本战败。
  想到上海的过去种种,我难免有些激动。那里有我很多儿时的记忆。几年前我去过一次,但没有进到公园坊里去。原来我家旁边那八户房子也还在,我走过去,看见最后那间屋子里有一位老太太在炒菜。她看见有人来,跑出来说,“你们做什么的?”我说,“我以前住在这里。”她竟然还记得我,说,“喔,是林先生的孩子。”这位老太太的丈夫当年是保安队的,父亲曾托他照看一下附近的治安,不收他们的房租。他们夫妇从那时起,一直住在那儿。但那也是好些年前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江湾路忆往”,也画过一张素描,画的是江湾路540号的房子。后来有人到上海,拍了一些照片给我。公园坊那33户楼房还在,现在后面有很多高楼,一高一低跟我父亲盖的公园坊小楼房成为对比。
  虹口租界的内山书店,对我来说,是个温暖的记忆。它在北四川路上,当年不叫四川北路,叫北四川路。我每天放学经过,都要进去看免费书。现在老照片上的内山书店看起来好像有些陈旧,但我印象中的内山书店却是很干净整齐的。据说,当时许多文人雅士—鲁迅、刘呐鸥等,都常到那里去,连我这个小学生也每天要去报到。
  有一年夏天,大概是梅雨季节,我放学回家的路上淋了一身雨,但经过内山书店,还是想进去看书。在书店站了一会儿,我脚下积了一摊水,上面有电风扇吹着,边看书边发抖。书店里有一个先生,也不知道是不是内山先生本人,大概怕我着凉生病,把我带到楼上交给一个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帮我烘衣服,还让我躺在被窝里睡了一觉。等我睡醒,老太太问了我家电话,才打电话请我的母亲来接我。还记得那个大雨天,我母亲坐着黄包车到书店来,面色惊慌,一边鞠躬道歉,一边说我不该麻烦人家。虽是零星片段的记忆,现在却还记得很清楚,也还记得内山书店里那两个好心照顾我的日本人。
  “公园坊”也有一段故事。那些摩登的楼房是我的父亲和刘呐鸥先生合资建造的。刘呐鸥是台湾人,从台湾到上海发展,比父亲年轻很多,两人有些交情。他死于1939年,真相一直没有人知道。但他在我父亲口中,不叫“刘呐鸥”,而叫“刘灿波”。刘呐鸥应该跟我父母是蛮熟的。在刘呐鸥最后那段时间的日记里,日期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939年12月31日,还记录了一群上海台湾人的聚会,其中有一个名字就是我父亲。他们那时都还年轻,喜欢跳舞。
  刘呐鸥一天在上海馆子吃完饭出来,走出来的时候,被暗枪杀害。当时,在虹口租界和台湾人圈子里是一件大事,因为很多台湾人都认识他。后来他的遗体被送回台湾,在故乡台南下葬。据说,他跟李香兰有一段感情,所以李香兰还特地到台南去祭拜,跟刘母有过一张合照。这张照片,刘家人曾送过一张给我父亲,作为纪念。
  生活在日本租界的感觉
  明:请容我提一个直接的问题—在日本租界长大的儿童林文月,是否有过次等日本公民的感觉?
  林:小时候上学,是有过那种感觉,可是并不知道为什么。比如我的功课一直很好,明明该做班长,为什么老师没让我做。我做过一次副班长,但一直没做上班长。当时也不是那么在乎当班长,而是我父亲为了鼓励我们,说如果谁做了班长,就会得到一双旱冰鞋作奖励。“公园坊”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公园,有水泥地,常有人在那里溜冰,我也很想。父亲就用这个办法来激励我们。但是一直没有当上班长,心里有些纳闷。
  另外有一次,日本兵入驻我们小学,有一个日本兵没事跟我们玩,问每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大家抢着举手回答,有人说大阪,有人说长崎。轮到我,我说台湾,那个日本兵马上不说话,气氛就不一样了。当时不懂为什么,只觉得很奇怪。还有,我母亲每次开家长会到学校来,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她的装扮跟别人不一样。我母亲的头发很长很密,一辈子没有剪过,个子很娇小,平常喜欢穿旗袍,不穿和服。一般学校的重要场合,别人的妈妈都穿和服出席,我母亲却梳中国人的包包头,在脑后绾一个髻,穿旗袍或套装来学校。虽然母亲很美,但却跟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当时年纪小,并不知道为什么,只记得很怕别人说她“支那人”。
  明:战后,日本人都走了,你的朋友也离开了?
  林:对我们小孩子来说,这些是很混淆的。因为在此之前,台湾是日本属地,台湾人家前面要挂日本国旗,我小时候也以为我是日本人。但一夕之间,我们突然变成了中国人,从“战败国”一下变成了“战胜国”。台湾同乡会为了大家安全,每家都发了中国国旗,让我们挂起来。但是附近的本地人当然知道,我们家原来是挂日本国旗的。有人持枪进到我家,说我们是汉奸,日本人的走狗,用封条把我家二楼全封起来,不准我们上楼去洗澡上厕所或拿东西。
  也许是因为这段混淆的经历,直到现在,我都没法完全恨一个人,也无法完全站在某一个特定的立场、绝对同意或否定某个人某件事。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有好人,也有坏人。我的许多文学观点、人生的看法或许都跟多重性和复杂性有关。
  明:儿童林文月对这段日本教育还有其他的记忆吗?
  林:日本教育很注重少年读物。除了学识的灌输,他们很注重国民教育,比如仪态礼节守时等,在年幼时接触到这方面的教养,会受用不尽。
  日本幼童教育和文化修养教育方面真的做得很好。在日本小学上学的时候,我的兄弟姐妹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少年读物,那些读物是配合小孩的年龄和程度设计的,感觉很幸福。
  我们小学四年级时,女生有手工缝纫课,男生有木工课。我学了很多基本的针线绣法,有西洋绣、法国绣等等,用的绣线比中国绣线粗一点。我还记得绣一朵小花,要用针在花尖稍稍固定一下,那是非常快乐的记忆。
  我回台湾以后受到的教育比较侧重知识上的传授,对礼节、艺术方面的培养比较缺乏。时局不同,很难比较,但总体来说,那时候的台湾教育还没有一套全面的规划。
  当年的台大中文系
  老师和学生人数差不多
  明:1950年代中,您就读的台湾大学中文系,那时有不少大陆迁台的老师和同学。校园风气如何?
  林:那时的台湾社会很淳朴,人跟人之间关系也很单纯,从学校到整个社会都是这样。我的老师台静农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生活并不富裕,但什么才算富裕呢?在台大念书那七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不觉得缺什么,蛮幸福的,不一定要买什么昂贵东西,而是精神上满足充实。
  台大中文系当年号称“小国寡民”,老师人数跟学生差不多一样。学生发生了一点什么事,老师们马上都会知道,学生的个性、家境、程度,老师们也都很清楚。家境比较不好的学生,老师会留意安排工读的机会,学生要去哪里郊游,也会问问老师去不去。我们师生一起去了好多地方。
  我那年考进台大中文系,只有七个学生,加上大陆来的寄读生,总共不过十一个。
  毕业旅行的时候,台静农老师也跟我们一起去。他建议我们去台中,说:“我带们去看你们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原来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没盖好以前,重要的珍藏都存放在台中近郊的北沟,听说是因为那里比较干燥,由庄严先生在那里负责管理。庄严先生跟台静农先生在大陆就是好朋友,我们进去一看,原来毛公鼎就放在桌子上,盖一块白布。我们是近距离看的,真是难忘的经历。珍藏的东西要轮流晾晒,后来有时候庄先生会事先告诉我们,我们就一起到台中去看。
  明:您也参加过《现代文学》的活动吗?
  林:《现代文学》是1960年,白先勇与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李欧梵、刘绍铭等外文系同学创办的。白先勇比我小几岁,他考进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时候,我已在念研究所。他在大学时代就很活跃,我很早就听说过他们这群外文系高材生的活动。
  台大教员宿舍那时候有两个出名的单身汉,一个是夏济安先生,一个是叶庆炳先生。两人私交很好,志趣相投,所以外文系办的杂志也常常邀请中文系人投稿。我跟叶庆炳先生因为用同一间办公室,比较熟,也有机会在《现代文学》发表作品。先是从大学毕业论文“曹氏父子”里抽出一章,整理改写后,发表出来,后来还整理出一些我修课时的笔记和心得,多半是古典文学的题材,可说是边读边发表不算很成熟,但可以算是一个年轻学生的学习记录和心得。这些早期的刊物,其实是老师们的领域,我还在研究生阶段,但我也偶尔凑合投稿。
  1930年代的文学作品,那时还是个禁忌,老师们也不开这些课。台静农先生当然熟悉1930年代的作品,但他也不开这些课。中文系甚至连《红楼梦》都没开过,古典文学的研究就很安全,不会有问题。台静农先生自己早年在《小说月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小说创作,他藏放在台大第四研究室书柜的后一排,一般不会有人翻动,我在第四研究室工作过很长时间,也一直没有发现。台先生因为以前是鲁迅的学生,当然避免谈这方面的作品。那还是比较敏感的。后来白先勇的《台北人》,也只写到迁到台湾“外省人”的经历,很少触及台湾现状。一直到后来,才有王文兴开出细读《红楼梦》的课。
  明:1980年代后期,您还有其他的文艺圈活动吗?
  林:齐邦媛、林海音、殷张兰熙和我四个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偶尔聚聚。我跟齐邦媛先生因为有缘分,除了学校的同事关系之外,又有共同的兴趣,慢慢成为好朋友。
  我们四个人个性都不同,却都是认真负责、喜欢做事的人,觉得一起做点事情比纯聊天有意思。我是四个人当中年纪最小的,跟林海音比较熟,因为她家跟我娘家住得很近。我跟齐邦媛先生在台大是同事,她在外文系,我在中文系,后来比较文学会成立了,我们每年开会都坐在一起,慢慢就熟了。林海音个性比较急,一急别人就看出来了,我也急,但是别人看不出来。齐先生是求好心切,慢工出细活。我们聚会的时候,殷张兰熙跟林海音常有出版上的事情要谈,我们就加入出点主意什么的。后来又发现,除了谈事情以外,我们往往对一些概念抽象的问题,比如翻译上的观念等很感兴趣,谈起来很投入,很快乐。四个人慢慢有了定期的聚会。
  我们常到四季、福华饭店聚会,福华饭店有个很大的西餐厅,比较安静,我们常待到人家都要打烊,掀椅子到桌上了才分手。我很享受工作,如果被派了一项工作,能够好好地、尽责地完成,完结归档了,就会非常快乐。然后,休息一下,再继续着手下一项工作。有一次我们四个人商量一件事,好不容易终于聊出了一点头绪,解决了问题。我很高兴,说了一句:“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完。”后来,这句话就常被她们引用,每次一起做完了什么工作,她们就学我说,“这是我最快乐的事情。”变成我们之间的笑话。
  我和齐邦媛先生一般都约在新生南路中间的一个咖啡馆见面。有一次我和齐先生商量《笔会》一百期出刊,齐先生派我负责封面设计,还要定个适当的名字。那天,我们坐在咖啡馆靠窗的桌子,谈着谈着,忽然有一个男人把手拱在额头上贴着玻璃往里看。我们抬头吓了一跳,原来是当时《中央日报》的主编梅新。他说他觉得好奇,这两个女教授在讲什么闺秀的悄悄话,桌上还摊了那么一大堆纸张。其实我们是无薪无酬,只是一心一意要把事情做好,不辜负所托。
  那是一段很快乐、也很难忘的记忆。殷张兰熙和林海音都已经离开人世了,齐先生在台湾,我在美国。
  明:您说自己的生涯中,有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的机会。但是像《源氏物语》这样大部头的翻译,费时耗力,该不是偶然的吧?
  林:我自己也从来没想到,能够一口气,当然是很长的一口气,把《源氏物语》给翻译出来。我也常常想,有很多人的日文程度、文学素养都比我好,我够资格翻译《源氏物语》吗?但那确实是个偶然的机缘。那年我37岁,在台大中文系任副教授,一天早上,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个到日本深造的奖学金,为期一年,有年龄和资历的限制,系里上上下下只有我符合这些条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当时我的两个孩子都还小,但当时出国进修机会不多,我放下电话跟先生商量,先生说,“这么好的机会,不去可惜,家里有我。”这样,我才放下家庭责任,赴京都研究一年。因为这个机会,我才开始研究《源氏物语》。
  “我是个很简单的人”
  明:那么,真实人生里的林文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林: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人,负责任、认真、守时、单纯,做事不喜欢拖拉。从前,我一直以为我的认真负责是遗传自我的父亲,他出身贫寒,年轻时必须努力才能拿到奖学金,有进一步求学的机会。后来,我回头想想,觉得母亲要掌管这么复杂的大家庭,她努力负责的坚持,也不输给我的父亲。
  我不太能接受拖拖拉拉的工作态度。这大概跟小时候受的日本教育有关吧。日本在衣食住行礼仪教育方面,做得很好。我觉得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适度的仪态穿着是需要的。
  明:“真实生活中的林文月”怎么看待“传说中的林文月”呢?
  林:我研究所还没有毕业就结婚了。我在认识我先生以前,没有交过男朋友。我先生是我嫂嫂的弟弟,也是在上海长大的。我们开始交往时,他在师大美术系念书,我还在上高中。一直交往到有一年中秋节,我跟他本来在一起,后来就跟他说再见,我要回家跟家人一起过节。他送我回家,路上说了一句话:我都没有家人。我当时没有多想,事后才想到,啊,怎么没有请他一起回家过节?所以我给自己下了一个期限:明年中秋节,我要让他有一个家。既然这样决定了,就要做到。
  我先生和儿女眼中的我是个普通人林文月。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普普通通地过了这么多年。就是这样。我一直觉得,生活是要自己去过出来的。跟传说无关。把一件事情做好,会带来成就感,连生活里的小事情也一样,比方做家事,菜色的搭配、碗碟的组合,都是一种很快乐的事。如果可以这么想,做一个女人就会快乐很多。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生活都要过下去。如果退休不教书了,还是要过生活。结了婚,有伴侣孩子陪着过日子,很好,如果伴侣走开了,孩子走开了,自己一个人,生活也还是要过下去,要认认真真,活到老。
  完稿于2015年3月1日
  (本文作者明凤英,旅美学者,1956年生于台湾。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比较文学博士
 楼主| 发表于 2019-4-17 00:03:3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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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马路名称选用人名不是太多,当然除了租界时期。我看这主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不提倡甚至反对用人名作路名。所以现今的上海马路,除了保留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等人及爱国将领陈化成、谢晋元、张自忠等人外,一概给予废除。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上海的靖宇路、志丹路、子长路等,看似用了共产党人的名字,但这是根据靖宇县、志丹县和子长县而来的,还是以地名作路名的范畴,尽管有些“擦边意味”。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过去,旧上海也有过一些以中国商人命名的马路,如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朱葆三路(今溪口路)、善钟路(今常熟路)、敦惠路(今幸福路)、马玉山路(在华界)等。本题所涉的马玉山(1878-1929),广东香山县人,他的家就在孙中山家的旁边。他早年经商,当孙中山积极为革命奔走时,马玉山就是孙中山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之一。他带头并动员广大华侨为中国革命捐款。后来,他在菲律宾创立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民国后从菲律宾回国,先在香港创设糖果公司,资金300万元。后在广州、上海皆设有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其分行遍及北京、天津、各省大埠及南洋。后因资本不足,于1928年宣告破产。马玉山再度赴南洋及广西集资,力图重整马玉山糖果厂,不幸病逝于旅途。马玉山在沪期间,在引翔港建造制糖厂的职工宿舍,为工人上下班用专车接送,又拨款在工人住宅区修建了一条可以通车的马路,于是这条路就被叫做马玉山路。
&nbsp;&nbsp;&nbsp;&nbsp;&nbsp; 当时的上海马玉山路,其南端起自引翔港镇(今长阳路、双阳路口附近),北端止于今国顺东路、沙岗路一带。该路实际上包含了今双阳路(长阳路至控江路一段)和营口路二条马路。当初的具体走向是:自引翔港镇北上,到控江路后呈东北斜向经后来的永吉路段,至今营口路、延吉路口,再顺营口路北上,跨过走马塘,在今国顺东路口东拐一段后再行北上,结束于翔殷路南侧附近。
 楼主| 发表于 2019-4-17 00:07:23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很黑的,大家不要萌他——关于民国的一些资料》


 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



  按照我们在传统教科书上读到的信息,从1912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民国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日本入侵……



  在《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子》等脍炙人口的革命主流文学名著之中,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国时代社会动荡、剥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惨现实。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文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



  尤其是一系列以民国时代为背景的琼瑶小说,例如《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间》、《苍天有泪》等等,在大陆受到追捧,并且翻拍成电视剧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商会老板……总之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还算是勉强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嘛!



  嗯嗯?原来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



  等到进入21世纪之后,在某些网站和杂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历史翻案风,一位位民族英雄被拉下神坛,还要踩烂批臭,扣上破坏民族和谐的帽子;一位位汉奸国贼则是被重塑金身,变得光明磊落,成为了忍辱负重、维护国家统一的典范……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在历史观上竟然可以发生180度的大逆转,令人不由得产生出“这个世界正在天翻地覆”的荒诞感觉。



  而对于民国时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以及种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发现”。例如“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6000~9000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汗工厂优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新中国60年,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民国贫困线”……

于是,在看过上述这些“新发现”之后,就有人感到纳闷了,既然解放之前的旧社会是如此美好,社会福利是如此的先进,地主和资本家是如此有良心,为什么当初中国的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全都鬼迷心窍地要跟着闹革命,连命都不要,非得埋葬这个旧社会不可?莫非是集体中邪了?
  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自然会有很多公知跳出来,异口同声地叫嚣道:全都是因为不学无术,沐猴而冠的土鳖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学习邪教大搞宣传鼓动,欺骗这些“无比幸福”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起来造反,硬是捣毁了精英们建立的国民政府,毁掉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从而让中国迎来了漫长的悲惨年月,以及一场场骇人听闻的灾祸,例如“饿死三千万”、“十年浩劫”等等。



  ——感情在他们的眼里,土鳖就等同于奥姆真理教?



  如此这般搞到最后,根据一个微博上流传的段子,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观念,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现在有几个人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府?它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起了多党制的两院制民主政府,拥有一支堪比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创办了很多自由而现代大学,为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依靠自己的实力收复了外蒙!”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唉,实在是让人无语了……



  为什么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哪一边在胡说八道?



  怎么说呢?这两边的说法,都不能算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



  ——民国时代的旧中国,对于不同阶级的观察者来说,确实是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



  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私的,通常只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思路。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类似例子,在西藏叛乱被平定之后,许多旧西藏奴隶主贵族流亡印度。由于得到了欧美反华势力的财力支持,他们的后裔们有一部分混得不错,在那些“海外人权组织”里面充当宣传喉舌。



  前几年,曾经有一位身为旧西藏农奴主后裔的女作家,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的时候,拿出自己的一本作品进行宣传,回忆自己幼时养尊处优的生活,大谈特谈旧西藏的精神生活是如何的崇高淳朴,喇嘛们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奴隶主们是多么的温和仁慈,贵族少爷们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有情有义。而庄园里的那些农奴,在她的笔下总是又懒又馋,整天不肯好好干活,就知道琢磨着如何偷吃农奴主仓库里的食物。



  ——看到这里我就纳闷了,既然旧西藏是如此的幸福和谐,为什么这些“仁慈”的奴隶主们,在庄稼收获之后,按户头分配给农奴的口粮,总是这么少,以至于每年冬天都要饿死一堆人?



  至于那些剥人皮、点天灯、杀人祭天和用少女腿骨做法器的猎奇传闻,这位女作家总是避而不谈,实在避不开了,就说这是多少年传承下来的宗教习俗,要大家“区别看待”,“尊重地方传统”!



  ——按照这种说法,日本是否还应该尊重古代盖房子要埋人柱祭神的传统,每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往地基里活埋一个少女下去?



  在她的书里,还写了一个反映农奴“忘恩负义”的故事。大致上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有一个奴隶女娃的家里没有了粮食,全家都快要饿死了,只好偷偷潜入到她家的庄园,偷吃仓库里的食物,结果手脚不够敏捷,被庄园里的打手们给发现和逮住了——于是,她的爹娘兄弟都被活活打碎了脑袋喂狗。
  轮到她的时候,被这位当时还是贵族**的女作家(或者是她的姐妹之类,记得不太清楚了)给发现了,由于看着这个预定被打死喂狗的小姑娘实在可怜,所以就下令饶了她一条命,让她在庄园里干杂活,也算是赏了一口饭吃。女作家还为此颇为自得,以为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



  谁知过了没多久,西藏叛乱爆发,一队解放军打到了庄园外边。这个奴隶女娃不但没有誓死抵抗来报答“大恩”,反而带头砸死了一个管事,打开大门“投敌”……在这位女作家看来,可真是十恶不赦啊!



  总之,以大陆读者的眼光来看,在这位藏族女作家的笔下,基本上就是满篇的颠倒黑白——不劳而获的奴隶主永远都是正义高尚的圣人,而辛苦卖力的农奴和汉人则都是卑鄙阴险的无耻恶鬼。硬是把一个土地贫瘠、环境恶劣、残酷血腥、愚昧野蛮的人间地狱,描绘成了如天堂般美好幸福的“香格里拉”!



  而如此荒唐的文字,在西方世界居然还广受吹捧,并且被认为是真理!



  没办法,经过美国和西欧各国的长期宣扬,“西藏独立的正义性”已经成了西方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不可抵触的雷区。正如在中国大陆绝对不可以发表言论支持达赖一样,在西方世界也是绝对不能否认,西藏人正强烈渴望着回归农奴制,继续给那些流亡在外的老爷和喇嘛们效劳——在这里就不谈民主只讲传统了!



  总之,请大家明白一件事,这个世界上主要媒体的话语权,目前依然掌握在美国手里,他认为你幸福,你就是天天挨炸弹、饿肚皮、住难民营、把女儿卖去当雏妓,也是幸福!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悲惨,你就是人人住洋房、开小车、吃满汉全席,也是悲惨!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是民主,你就是搞终身执政制、世袭君主制甚至奴隶制,也是民主!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是独裁,你就是全国一人一票选出来,任期四年不得连任,也是独裁!千万莫要忘记了!



  事实上,西方的媒体霸权涉及许多方面,不仅是在国际政治上如此,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的范围!



  例如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会议上,就捅出过这样荒诞的篓子——美英两国说世界气候在变暖,这世界气候就一定是在变暖。哪怕这些从某个三流大学拿出的“科学数据”被证明都是捏造的,哪怕大家在百年未遇的严寒之中都快冻死了,这个世界的气候依然一定在变暖!否则就是这个世界错了!



  (讲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个笑话,传说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英国战败之后,乔治三世国王看到宫里居然还在用富兰克林这个逆贼发明的避雷针,顿时大为恼怒,下令把避雷针的尖端改成圆球状。学者们苦劝说这不符合科学定理,乔治三世怒骂道:我是国王,一切科学定理在英格兰都得听我的安排!如果把这句话改成“我是美国,一切科学和历史在地球上都得听我的安排!”会不会很贴切?)



  回到正题,无论这位流亡者女作家写得再怎么煽情感人,再怎么天花乱坠。青藏高原上那些好不容易翻身得解放的奴隶娃子,不管是否有分裂国家的倾向,恐怕都不会愿意让这些“仁慈的”主子们重返高原,继续将他们剥皮抽筋点天灯,每年饿死一堆人,然后再流几滴怜悯的眼泪,念几句超度的经文的。



  ——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被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



  放到民国时代,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是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是天堂!



  有人说,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那就说一个最新的例子: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个仆人。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在客厅里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她自己独自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中国的老板们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喜欢,但是放在普通人身上,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了,不能一概而论。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毛CCC主CCC席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CC独CC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右派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至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而且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乡下丰收时节的粮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而这也是当代“历史发明家”们常用的一种移花接木之术。



  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们赔本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太祖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米,8斤猪肉,购买力最多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的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实在是不经花——虽然这8个银元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报纸和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房租……



  当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对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体会。而太祖当年的北京房租水平,虽然没有眼下这般夸张,但同样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现在的320元人民币,在不少地方应该也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有谁能用320元的收入过日子?不信的话,让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个图书管理员试试看?恐怕就算是兼职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块大洋月薪,却可以折合为当今的9600元人民币,完全够得上现代大学的标准。若是放到那个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更是已经要归为富豪一类了!



  很显然,让劳动人民们拿着30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元,与拿着3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元,绝对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还只是一般的羡慕,而后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红了。



  ——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原因!
  总之,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如此高薪之下,北京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自然有很多钱去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买古玩字画,生活充满了小资情调。



  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就算是鲁迅这样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的刺头儿,教育部门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银元高薪。



  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



  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在如今国内的沿海一线城市,大学讲师的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元。而门卫、勤杂人员的薪水,最起码也有2000元左右。两者仅仅相差3~5倍而已。



  对于这样被大幅度缩小的收入差距,广大劳动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觉得这些教授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更何况在教育机关的编制内,很可能还有分房子之类平常人享受不到的优厚福利。



  如果把大学门卫、勤杂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压缩到民国年代的标准,也就是原来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价指数不变,福利待遇全无,此外还要时常拖欠薪水……我想他们应该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当年毛图书管理员在干活时的心情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



  所以,劳苦大众们就算对当今社会有些不满,也绝对不会怀念那个月薪320元人民币的民国年代。



  而当今的很多“砖家叫兽”们回顾历史,却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们看来,时代在进步,知识应该更受尊重,知识分子的薪水也更应该与时俱进,跟愚民们拉开差距才对!



  哪怕是按照民国时代的“落后标准”,他们最起码也该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万到10万才算是合理啊!可现在政府才肯给民国标准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识分子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现代的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都要几乎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代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待遇,远远不如民国年间的高标准,自然要满腹牢骚,并且无限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而他们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最擅长玩笔杆子的一类人,自然有本事在笔下“发明”出无数描述民国时代美好之处的“新思维”、“新发现”了。



  ——正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

三、什么是“民国范儿”?



  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子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



  尊重知识分子这个说法,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知识分子?



  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



  (人文科学也是财富和价值,问题是...)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



  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传统文学、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



  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可能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呃,这真讽刺……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广东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专制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镇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很耻辱的;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没有人民的苦难,哪有士子的享乐?



  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在此摘录杂志《翻阅日历》当中对“民国范儿”的一个定义:“……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这些描述不能算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我只要写写文章上上课,就能跟这些大师们一样每月收入10万以上,还有大笔稿费和版税进账的话,那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变得很有“民国范儿”……



  民国范儿,呵呵!我呸!!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述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方式”,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基本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土鳖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显然就是要热火朝天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学家、工程师更重要,还是国学大师们更重要?



  公平地讲,许多民国文人对于中国革命都是有贡献的,他们用自己的笔为中国人进行了思想启蒙,揭露了旧社会的虚伪和罪恶。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也应该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那些曾经立下过无数战功的解放军人们,纷纷放下枪杆,拿起铁锹和榔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脑袋却转不过弯来,不愿意走出书斋、停下笔杆,去做一些社会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说到乡下扫盲、普及基础教育之类。



  而当时的中国穷困至极,百废待兴,还有朝鲜战争的巨大开销,实在是养不起一帮小资情调的文人了。



  于是,就发生了让“百岁学者”周有光感到义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对待收入最高的大学教授和银行工作人员,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周有光对此愤愤不平地骂道:“……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拜托!这说法是多么的荒唐啊!想要给社会制造出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有哪个国家是靠给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大幅度加薪来实现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办法创业,自己赚钱啊!








  举个例子来说,当今只有1100万人口的希腊,在21世纪初加入欧元区之后,以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养了100万吃财政饭的公务员,自以为搞成全民中产阶级的“社会”了。结果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如今的希腊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说国将不国都是轻的!



  希腊还有欧盟这个大款可以傍,中国又该去傍谁?只能靠我们中国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发明创造,让全中国老百姓吃饱饭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说给他发10万的月薪,就是发100万的月薪,人民大众也会认为是应得的。而那些只会发几篇酸文的“公共知识分子”,发8000月薪都让人感觉太多——你的这些文章早就另外给过稿费了!



  在我看来,假如这些“砖家叫兽”觉得生活不够宽裕,嫌钱少的话,那你就去出书写文章,赚稿费和版税啊!如果当真能够写出什么畅销书,甚至进一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月入几十万上百万的话,想来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愤不平,正如同当今社会看待那些成功企业家一样。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奖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险业巨头AIG因经营困境,累计接受超过1700亿美元政府救助。但公司领导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首先想着如何弥补亏空,挽回客户的损失,而是拿出巨额款项给公司高管人员发奖金!



  此事一被揭发,顿时引起民众的一片讨伐声——你们AIG先是亏光了我们存进去的钱,然后又要政府拿我们缴纳的税赋给你们填窟窿,最后还不肯填账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钱揣进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诸位只会亏钱的银行高管们,在无数愤怒公民的暗杀威胁之中,总算是勉强放弃了这笔不合时宜的奖金。



  所以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艰难年代里,诸位民国大师们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拨出巨款,给他们这些对实际建设工作没有多少裨益的文人,发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跟华尔街AIG的高管们,在公司亏本倒闭的边缘,强行用老百姓的税款给自己发巨额奖金,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中国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轻文”的基本方针,要求大家“学好数理化”,最后甚至出现了“工程师治国”,也就是几乎整个国家领导团体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现象。故而教育资源和经费一直都在向理科倾斜,自然让心气甚高的文科教授们感到愤愤不平。



  偏偏这些人又是最会挥笔写文发表观点的,所以随着思想管制的放松,社会上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言论,例如说民国时代是被我党宣传部门妖魔化的,其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又是何等的罪恶滔天,把全部有骨气的中国人杀光,从精神上阉割,让君子们欲做隐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说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



  ——当文人墨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斥着无数荒谬不经的奇谈怪论。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霸占舆论话语权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是只敢在软弱的皇帝面前表现得很有节操和骨气;对中国人民则是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但是到了军阀和异族侵略者面前,却是一个个奴颜婢膝、谄媚无比,什么节操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譬如明末的东林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



  对于这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传统文人,我们中国老百姓栽的跟头已经够多了。通过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种批判(当然有些矫枉过正),90%以上的中国人这才知道,那些牛气冲天的文化人,其实也只是会放放嘴炮而已,否则还真以为他们是神仙,是菩萨,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



  所以,在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的那段年月里,我们真正应该重视和歌颂的知识分子,是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邓稼先、袁隆平这些科学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学大师”——前者是开拓进取,后者是墨守成规——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说法,不过是一帮在现代化建设年代里被边缘化的文人墨客,在感到内心失落、囊中羞涩之余,在笔下歇斯底里爆发出来的怨念产物而已。



  反过来说,如果真的让这些代表“社会良心”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发泄出了心中郁结的怨念,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往往就意味着一场浩劫。这在前苏联就有过最惨痛的案例——那位写了《古拉格群岛》,被誉为“俄罗斯的良知”索尔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着要捣毁腐朽冷酷专横的苏联体制,接下来就必然会迎来一个民主繁荣的新时代。可结果却是苏联解体,民不聊生,腐败横行,从超级大国跌落到内战国度的深渊,整个国家被“去工业化”,那么多个“五年计划”统统都白干了……如果他还有点良心的话,就真的应该朝北冰洋里一头跳进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惨了的两亿多苏联人民谢罪。



  切记,文化人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从来都没有权力把“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给“代表”了!




  PS一记,我是直到现在都无法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投票的结果显示大部分的人还是愿意维持苏联,可最后还是解体了。要说这个体制确实是不给力,不过解体后的苏联又和民主哪里扯上关系了呢?自由倒是真特么够自由的。
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之前闲扯了这么多有些跑题的话,主要是为了戳破某些民国崇拜者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国范儿”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诞。否则,不管我怎样描绘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都总是会有人提出这些“历史发明家”的“新观点”,“证明”我写的都是一派胡言,并且指责我是在为粉饰历史。



  下面言归正传,如果要穿越到民国时代,你会穿越到民国时代的什么地方?



  ——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从沿海到内陆,在全中国的不同地域之间,社会面貌差异极大。



  当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已经亮起了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光之际;西藏拉萨的农奴庄园,还处于中世纪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国人曾经把一辆小汽车拆卸开来,用驮马背着,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地运到拉萨。结果在拉萨把汽车拼装起来之后一看,发现这里首先没有司机,其次没有汽油,最后没有汽车能跑的路……



  鉴于上述种种天壤之别般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具体描述民国生活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样本,从而以小见大,映射出整个民国年代的社会风貌。



  必须要明确一点,那些穿越到民国的现代人,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除了少数想要搞红色革命的人之外,应该都不会愿意去当中下贫农或者拉黄包车的。而想要在民国时代过得比较体面,那么在乡下似乎就得当地主老财,在城里则要当小资阔少,或者索性直接当官走仕途……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民国时代地主们的生活。



  在老一辈的很多人心中,最为经典的民国地主形象,恐怕莫过于《白毛女》当中的那位黄世仁了——他们通过巧夺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不劳而获,侵吞着农民创造的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与现代那些经营大农场的农业资本家不同,那些传统的中国地主们,似乎根本不用关心选育良种、租用农业机械、采购化肥和农药,也不用关心如何兴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给农民自己打理。



  平时,这些地主们坐在家里只管享乐,有事情还可以征发佃农无偿服役。到了秋收的时候,就让管家带着一帮狗腿子到田间去挨家挨户地收租。万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则逼迫农民卖儿卖女来抵债,或者发一点善心,酌情允许他们减一点租子,基本上跟现代公司里那些等着分红的大股东差不多。



  如此说来,地主的生活应该是十分轻松悠闲的啰?



  ……这个……怎么说呢?像这样悠闲宽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还有可能出现。可是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年代……呃……只能说正应了那句老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哇!”



  总之,民国时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当。



  首先,民国年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横行肆虐的军阀和土匪。四川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到抗战前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川军内战;河北省(当时叫做直隶)虽然位于京畿,却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蒋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战场。
  更惨的则是河南地区,正所谓争天下必争中原,作为内战的重灾区,河南省在整个民国时代,总是不断地被各路北洋军阀还有流寇们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义、镇嵩军、巨匪“老洋人”、红枪会、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战争、蒋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最后全省流窜着40万土匪,几乎被打烂了。



  在如此频繁的战乱之中,不要说升斗小民的骨头都填了沟壑,就连地主士绅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的一大半年月里,中国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世界。那些军阀们的兵马,在大城市里多少还讲点纪律,到了乡下就完全跟匪徒无异。



  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地方上坐拥广袤田土的地主缙绅们,往往有着举人、秀才、捐官(花钱买的官,多为虚职)之类的“功名”,不少人还有子侄或亲戚在朝廷内当官,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哪怕是在征战动荡的太平天国时代,除了作为反贼的太平军之外,湘军、淮军、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通常也都会对他们有些顾忌,从而不敢劫掠得太过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头们,只要尚未决心谋反,否则对待这些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多少也会有些忌惮。



  但问题是,到了破旧立新的民国年代,这一切护身符和特权就统统打了水漂。民国时代的兵痞和军阀大帅们,可都再也不会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该勒索就勒索,该屠杀就屠杀,根本不会客气——那年头在乡下死一个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蚂蚁没啥两样。



  在杨白劳眼中,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马的军阀面前,黄世仁也就是个屁。



  虽然地主们也试图走新时代的上层路线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去竞选国会议员之类。但民国前期毕竟是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结好当地军阀也是一条路子,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但问题是大多数的军阀旋起旋灭,这个“现管”更替得实在太频繁。士绅们刚刚花大钱投资下去,军阀就已经通电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场。




  其次,在民国初年的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军阀们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以及维持奢华的生活,从而摊派给地主们的赋税,也远比清末时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养新军一镇(相当于一个师)*****人,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绿营旧军,还有向云南、贵州、甘肃提供约250万两白银的财政补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四川人需要供养的川军总兵力,却已经膨胀到了340个团,约84万人的庞大规模!每年所需的开销自然是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再加上川军混战对地方经济的破坏,纵然是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地主士绅们也同样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农村被“预征”赋税的状况,虽然不如四川这么荒诞,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灾荒频繁,民间财富有限,战争的破坏惨烈,实际的负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



  当然,地主们也可以设法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而军阀们发明苛捐杂税的本事,却是从来都无上限的,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等等。正所谓“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嘛!



  而且,在这些苛捐杂税之外,军阀们还喜欢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摊派勒索,时常能让人倾家荡产。



  例如在民国初年,陕西省便一边推行剪辫令,一边大肆摊派“光复款”。于是,乡绅们便领着村民围攻政府,号称“复辫豁款”(我要继续留辫子,所以不交钱了)。前清一众遗老遗少闻之,皆以为“人思圣清”!



  所以,在民国时代的华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把佃农们逼得只能把谷糠麸子当做主食,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乃至于到东北去“闯关东”。但是在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和土匪的肆意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中小地主的日子还是过得很糟糕。



  根据1930年的一份乡村调查显示,如果没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法逃避捐税的话。那么地主的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才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卖钱缴税,以及换一些火柴、食盐、布匹之类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之类的粗粮来给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节收了麦子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在他们看来,这已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够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经极其稀少,更不用说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穷的贫农,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



  我们现代的农村常常摆设宴席,虽然菜肴不甚精美,但也是鸡鸭鱼肉一应俱全,还有香烟和好酒供应。而民齤齤国年代的华北地区,根据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描写,乡村里遇有喜庆丧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却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感觉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冯玉祥将军在河北清苑县住了十余年,也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谓的荤席,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而已。



  当时算是小富之家的冯玉祥将军家里,吃饭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萝卜、咸菜,从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



  第三、民国时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连三地爆发着可怕的灾荒。



  例如从1920到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亡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5000万。从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连续大旱,蝗、风、雪、雹、水、疫并发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此次灾情延续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最起码高达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但在这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高达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根据某些外国记者的描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甚至被公开售卖。
  1942年,中原爆发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1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人口瞬间削减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贫苦农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们的日子也是惨淡无比。纵然家里屯着些粮食和银钱,也得首先拿出来招募家丁,购买武器,加高院墙,修筑土堡,抵御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贿赂前来打秋风的军阀部队。能够维持生存就已是极端不易,更别提什么奢侈享受了。



  最后,哪怕在诞生之前,乡下的农民也是整天抗租闹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齐,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这样一来,地主家就不得不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子,于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更要命的是,这些打手的忠诚心有时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过于软弱或苛刻,甚至还会联合土匪干掉地主全家,然后自己把财产分了,当个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国地主必须能打,正如当今的村干部一样。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像电视剧里那种仿佛《红楼梦》里那座大观园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锦衣玉食的奢华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马乱、灾害频繁的华北地区,光靠从田地里收租子是很难维持的。



  那些能够在乡下过着奢华生活的人,要么是另外有工厂、商行、矿山、鸦片之类的非农产业额外收入,要么就是最起码有上万亩地的顶级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盘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手里没有一支过硬的兵马,那么根本就看不住场子。而有了上万亩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马的人,通常就已经是军阀而不是地主了。一旦被其他军阀击败,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后也别指望还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学功夫高手整天跟人斗殴,倒是从来不愁缺少对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来串门,地主土豪们也时常拉起团练彼此攻打。那年头每一个能够保住家业的地主,几乎都是打出来的。如果你特别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帮兄弟,那么就算是要像“樊哈儿”(电视剧《傻子师长》的原型)一样晋身军阀大帅,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只是想要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根据1930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电灯是不用想了,因为乡下一般根本没有电力,也没有自来水。如果还要自己弄发电机的话,似乎只有那些大军阀的家里,才能拿得出这许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凯,在老家乡下退隐之时盖的别墅,里面不光有电力供应,还拉了电报线,连私人电报房都有。



  跟清朝相比,北方农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中国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六、民国地主不好当(南方篇)



  在民国时期,北方各省的乡下总是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盗匪横行,连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更别提什么生活情趣,实在不是地主们可以安心享受腐败生活的好地方。西南的四川省内先后爆发大小战争共计五百六十余次,军队膨胀到340个团,84万人,赋税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不要说贫苦农民,就连地主士绅也被压断了腰,生活水平还不如穷山恶水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天两头地发大水,长江几乎年年决堤。而一旦北洋军南下攻打广东,或者是革命军北伐中原,湖广之地也都是主战场,被吴佩孚、赵易恒这些狠人来回烧杀劫掠,折腾得够呛,同样不甚适合居住。



  总的来说,在民国年代,除了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之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状况还算比较好。相对来说应该算是全中国经济最为富庶,战乱最为稀少,阶级矛盾最为缓和,社会秩序最稳定的地区。



  由于这块地方的风气开放,对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资工商之类收益率更高的商业和实业,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产出,所以表现得比较“开明”,一般不会把佃农往死里压榨。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如果佃农比较刁蛮,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农,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为他在上海、宁波的工厂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到乡下去大打一场……



  正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农村剥削程度较低,阶级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国来说,乡村秩序尚算不错,而这也是蒋介石可以把江浙作为统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来有些“砖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区相对“和谐”的乡村阶级状况,硬是放大到了全国,以此来证明我党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理取闹——这就有些过分了。



  那么,既然江南地区的土地肥沃,不怎么打仗,农民也不怎么造反,而且邻近上海,想要购买热水瓶、钟表之类的工业品也容易,民国时期江南地主的生活应该相当不错了?



  ……这个……只能说,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么时间。
  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城市工商业发达,乡下盛产稻米、棉花和丝绸,在整个明清时期,一直相当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依靠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江浙两省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民齤齤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江浙经济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代。



  但是到了民国年代中期,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江浙地区,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千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价上,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根本卖不动。如果低价贱卖,农民又要赔本。
  ——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江浙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



  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禁令,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类似的情况,在西部的鸦片产地也发生过。抗战期间,西康省为铲鸦片死了7个县长,上千保安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乱,宣布不再禁烟、铲烟,不收烟税。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价格暴跌,贩毒无利可图,毒贩子从此大减。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种植量,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当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瘾客,户户绕烟云了。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便无限悲哀地发现,自己是歉收要饿死,丰收也要赔本,种什么都挣不到钱,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怎么样都没了活路。



  叶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就讲述了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在丰年反而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现实。为了在这种绝境之中求生,农民们要不就涌入城市闯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革命的道路了。



  很显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地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因为米价低廉,等于是缩水了许多,而若是收银钱的话,农民又缴纳不出来;其次,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肥料和口粮的款子也收不回来,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最后,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万一地主上门催讨,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



  而很多地主则发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高,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这么多费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也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子。



  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政府军、日军、伪军、新四军反复打拉锯,原本的一点繁荣景象随之消失。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被国民党“劫收大员”们搜刮得一穷二白,最后一点余财也没了。



  所以,如果有谁想要穿越到民国时代的江南地区当地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国时代的前面十几年,江南农村普遍破产之前,还要及时改换投资渠道,否则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



  实际上,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代理人)负责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外加“二地主”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哪怕是风调雨顺,“二地主”也比较有良心,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显然很难维持都市生活的高昂开销。以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胡适教授在1919年月入240个银元,30年代涨到500银元,年收入就是6000银元,外加稿费和其余收入,只怕是每年一万大洋都不止。而那年头似乎还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概念,这些银钱都能实打实地落进胡适教授的口袋。若是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到农村,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的微型军阀等级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诸位“砖家叫兽”们,实在是货真价实的“无冕贵族”啊!



  事实上,就连毛图书管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下,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



  因此,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从很早以前开始,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就已经把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营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



  所以,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险家的乐园,“东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摩登生活。

 七、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乱、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岛,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桥梁”,则莫过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了。



  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一副面貌?
  ——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闪耀着霓虹灯光的酒吧与赌场,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一口流利外语的金丝眼镜买办,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的黄包车夫,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干瘦小贩,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剧,用“标准石油”铁皮桶搭建的闸北棚户屋,衣衫褴褛、偷偷剥树皮充饥的乡下乞丐,面黄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烟鬼……



  当民国的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饿殍遍地,就连地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充满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几乎每一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发展到20世纪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虽然不如后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国年代,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前清王公们,为了防备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账,以及享受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例如《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女主角的老爹,虚构的东北军阀陆振华),一旦局势有变,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犹如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只不过当时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



  总之,除了没有网络和电视,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在上海都能搞得到,现代人穿越过去不会有太多的不适。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不如后世,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分子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张程度,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民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场。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现代中国的东西不好类比,总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吗?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洋货的大量冲击,江浙地区农村普遍破产,城市却畸形繁荣。于是,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甚至破产地主,全都一窝蜂地涌进大上海找饭吃。但这些人既无文化又无技能,进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无一。大多数人只能去扛大包,卖香烟,拉黄包车,当佣人,或者进工厂当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稳定,说不准啥时候就折本或失业了。所以买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难。



  当时,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块大洋……那些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要么这个“纺织女工”其实是工头或者高级技工,要么就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我们以后再谈。



  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租不起怎么办?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要么就去住贫民窟。



  那时候的上海闸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现代的巴西贫民,好歹还能用铁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但那年头的中国工业落后,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



  当时,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从乡下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周围捆上茅草,在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一不小心就会穿墙而入——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



  这样简陋的“滚地龙”窝棚,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根据记载,曾经有个住“滚地龙”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突然被一把长刀扎了个透心凉——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
  如果有人能够收集到许多“美孚石油”或“标准石油”(当时向中国输入煤油灯的最大两家公司)的油桶,剪开铁皮做一层屋顶,那么就已经算是贫民窟之中的“豪宅”了



  ——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咱们如今的“城中村”简直就是天堂了。



  虽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涌入上海,试图在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但事实上,虽然在民国前期,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的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中,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相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得落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班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沈从文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文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唯一需要当心的是,那年头的上海就真的跟电影一样,夜晚黑帮械斗枪战,白天洋人耀武扬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蛮横,随便打死几个人都不当回事……总之记得尽量躲开便是。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图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股市中永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破产股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战火之中三天两头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的中国每逢一轮军阀大战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暴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少爷,还是有条件尽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浪荡子弟,为了在戏院包一个名角一掷万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白俄”逃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



  所以,与中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不上好日子的悲惨富人相比,民齤齤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而到了三十年代之后,虽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



  而经商也不容易,因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荆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独立王国,沿江到处设卡收钱,税率普遍高达20%甚至40%。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流氓,更是会让中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产。



  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搞金融投机,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几乎成了流浪汉。



  所以,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中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了二战也铁定要被蒸发的。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



  现在有些“砖家”回顾历史,把民国年代给捧上了天,说什么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有人格尊严的时代,民国的上海是亚洲最国际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电台和报纸就有好几百家。在三民主义的光辉下,中国人民自由的买,自由的卖,自由的游行,自由的批评政府,特立独行,牛气冲天……而到了新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就统统没了,人民在专制暴政之下变得了无生趣,中国变成了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针对上述赞歌,我不由得也想补充一句: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时代,并在1949年初达到历史的高峰。当时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厕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圆券当手纸……



  ——这些“砖家”觉得如今言论不自由,我倒是觉得,如今的大陆已经是言论太自由了,甚至对网络阵地简直是放任自流,才会群魔乱舞、谣言纷飞,某些发明历史的自虐狂还真是应该抓起来关号子。



  最起码,当前的中国人已经可以公开说“这个国家言论不自由”而不被抓进去压土袋然后鼻子灌水弄死,也不会被警棍皮鞋当街殴打到吐血残疾,甚至于连威胁恐吓都没有收到(国民党时期的军统、中统,几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这个,从来没人敢说他们违ZZ法),你还要怎么自由?



  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全都没有想过要尊重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民国时代的统治者不是不想对民众进行高压管制,也不是没有做过高压管制(不要光看学生上街游ZZ行,没看到他们接着就被高压水枪射ZZ击,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关进监ZZ狱),问题是执行能力太差,管不过来罢了。



  先说说北洋政府,这个政权给人的印象就是乱,自从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徐世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这些大人物争相上台,中间还复ZZ辟了一次大清国。至于内阁,更是好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多时候老百姓还没弄清楚大总统是个什么人,台上就已经换人了。



  由于政权更迭的速度太快,诸位总统、总理们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当中,光是要稳住各方势力就已经很不容易,控制舆论之类的细枝末节就顾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夺权的反对派,通常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的同时,也会用报纸之类的媒体对执政者大肆攻击。而当时的执政者已经马上要倒台了,又如何压制得住舆论?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务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压管制,问题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特务机关往往是刚搭了一个架子,还没开工呢,上头的人就已经倒台了,于是一切又只能从头开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没少做过查封报馆之类的事情。而民国名记邵飘萍,也是被张作霖下令枪毙的。











 九、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共产党还狠!



  当我们阅读党史的时候,在感叹前辈党员们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之余,对那一场场残酷的内部肃反、政治运动、整风,以及冗长的无辜受害者名单,恐怕也会不由得心有余悸。



  总之,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在那年头投身红色革命真是太危险了,不仅要应付反动派的残酷剿杀,还要提防背后那些“红色整人专家”上查八代,穿凿附会,随意构陷。只要一丁点儿莫名其妙的小纰漏,甚至根本没有错误,就会被毫无道理地逮捕、批斗和处决。



  例如电视剧《长征》里面,就有过肃反委员会审判刘志丹的那一幕经典场面:“……先把这个反革命抓起来再说,证据以后会有的……要什么证据?白纸黑字就是证据!”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的话,似乎还是投靠国民党比较稳当——虽然这个党在最后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在失败之前,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日子不是?



  但事实上,如果你在投靠国民党之后,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而是在基层党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话。那么在蒋委员长的屠刀举起之时,恐怕还会死得更快!



  ——党史一般认为,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汪精卫的“七一五”清党行动,给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事实上,在这次国共分裂的悲剧之中,死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屠刀之下的国民党员,最起码也是共产党的好几倍!







  (四一二最近这方面的论文看了好多,这篇完事一会我也得黑一下土鳖,处在青葱岁月的土鳖那叫一个二啊)







  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在海外和军队内还有近30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之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尤其是在广西,1927年清党之前约有国民党员12.8万人,而到1934年却只剩了区区五千,还不足之前的一个零头,可见其杀戮之惨。



  (这段我一直琢磨着,估计是看到情形不对跑路的国民党员会更多点。但四一二国民党杀了相当多的自己人这是肯定的!)



  为什么国民党搞清党,却要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



  因为在国共合作之初,共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除少数要员外,绝大多数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所以清党最大的困难就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而把这么多国民党员全部抓起来一个个审讯盘查,又实在是太麻烦,如果拖延日久,难保不会生变(譬如南昌起义)。



  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索性就来了个一锅端,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就立即将当地县、乡或区的国民党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这才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体国民党基层党员和“疑似共产党员”统统杀光!



  (顺便“误杀”掉国民党内部的左翼分子)



  除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位带头人之外,后来才加入国民党阵营,只换了面旗就成为“革命军”的各地新军阀,在清党过程中更是异常卖力地推波助澜。



  例如白崇禧就一边向蒋介石进谏说,清党工作不能再搞下去了,不然整个党组织都要被弄没了,一边又让桂系的人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抓清党工作,杀国民党杀得比谁都厉害——因为这些新军阀都很清楚,趁着这个机会把国民党糟蹋得越厉害,蒋介石接手的摊子就越烂,而日后要反蒋倒蒋也就会越容易。



  而且,在此次清党过程中,某些貌似温文尔雅的文人,也露出了狰狞残忍的真面目




 ——蒋(空一格)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时,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幕后主谋之一,他还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吴稚晖,以国民党监委的身份一起起草了清党的决定,领衔发出了清党通电,之后又亲自主持江浙地区的清党工作,把浙江国民党的基层干部一扫而空,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颇有当年曾剃头(曾国藩)屠杀太平军的风采,心肠凶狠。



  而吴稚晖更是公然说过:“……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监狱是多事,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



  由此可见,幸好如今我国那帮悲天悯人的“公知”手上没枪,否则杀起人来绝对不会比蔡校长手软的。



  虽然蔡元培的学生们在日后为校长辩护,说他是一个书气生十足的人,只是被骗上了贼船,虽然他确实对共产党不满,但按照西方的观点,总以为清党只是在法律和政治上进行一个两党分割,从此分道扬镳而已。只可惜忘了蒋委员长是青帮出来的,人家清理门户习惯于用刀……



  但实事求是地说,蔡元培从一开始就在蒋介石的上海龙华司令部,积极策划清党方案,连日商讨罗列需要抓捕的人选名单,之后又一次次地公开宣言,要对共党和左倾分子斩草除根,坚决不肯停止清党,一直到蒋介石失势下野为止,怎么看都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冷血屠夫,而不是什么上当受骗的老好人。最极端的时候,蔡元培甚至把他自己的得意门生柳亚子(同样是国民党监委),也列入了清理和通缉的黑名单。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也对当时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一时之间,各地国民党员人人自危,发现自己全被视为共产嫌疑犯,随时有被抓枪毙的危险。与其坐着等死,还不如索性投了共产党拼死一搏……



  (咳,难怪土鳖的情报工作搞的那么有声有色。。。)



  这也是共产党人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间,发动上百次武装起义,迅速建立起许多根据地的原因——跟前面所说的那位黎族世袭峒长王国兴一样,很多原本不是共产党的家伙,随着清党的扩大化,也纷纷“被共党”了,害得他们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



  总之,如此这般地一通清理下来,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高层领袖们的杀气腾腾吓得脱党溜走,或是直接投了共党,等于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说实话,像这种比黑帮还要恐怖的党组织,也实在是没法呆了,哪有连个罪名都不找,就随随便便干掉自己一大半基层党员的道理啊!



  ——有人说,之后的整风、肃反之所以如此残酷,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蒋委员长学习的。



  而且,肃反虽然同样冤案颇多,但也从来没有哪次会一下子让党员数量减半的……



  因此,在一场血腥清党之后,共产党固然是损失惨Z重,但国民党更是被自己人铲除了整个根基。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国民党县乡基层组织,在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直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




  更糟糕的是,国民党的清党工作不是一次了结,而是反复闹腾了许多次,对象也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别看蒋介石对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元老们似乎很客气,但对待下面的小卒子,可就是一律砍头枪毙没商量了。光是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的中上级党内反对派骨干,就多达百余人,被害时全都高呼三民主义万岁,孙中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



  偏偏蒋介石也同样也有失势下野的时候,这时候就轮到蒋介石派系的国民党员被清理了——所以民国中期的国民党员,无论投靠哪一个派系,同样都有沦为清党对象的危险。



  哪怕是在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已经初步建立了稳固统治之后,“思想恶化”(国民党关于左倾的代名词)仍然是挂在每一位国民党员头上的达摩斯克利剑,就犹如特殊时期时期的“敌特”和“反革命”一样,乃是可以随便乱扣的大帽子。



  只要有人被扣上了这顶大帽子,接下来又没有大人物肯出来担保的话,恐怕什么证据都不用找,就能随意枪毙——在三十年代的湖南和江西,甚至有中学教师因为写简体字,而被当局以共党嫌疑抓捕的荒唐事。闹到后来,连吴稚晖这个铁杆共党屠夫都看不下去了,对此向蒋委员长发出强烈抗议。



  总之,1927年以后,中国虽然是蒋介石的天下,却不是国民党的天下。



  相反,基层国民党员在很多时候都是被迫害和提防的对象。蒋介石虽然是国民党总裁,但由于党内元老太多,难以完全掌握党务,所以他实际上真正信任的只有黄埔军校的嫡系,普通国民党员并不能因为国民党的执政而获得多少好处——相反,那些被收编的兵痞流氓,倒是很容易就能披上一层国民党员的外皮,甚至连考核都没有。



  既然国民党员的身份这么容易就能弄到,那么自然也就不值钱了。



  如此一来,由于既受排挤又不被信任,在巨大的失落感驱动之下,国民党内部对蒋委员长的忠诚心自然高不到哪里去。从而给了共党以极大的渗透空间,最后搞到了“哪儿有国民党,哪儿就有共产党”的程度。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出现了这么一个略显夸张的局面:蒋委员长下令剿共-->共谍郭汝瑰制定剿共计划-->共谍刘斐审阅剿共计划之后上报-->共谍沈安娜记录一些临时的修改并整理上报-->共谍韩练成负责保管已确定的剿共计划-->剿共计划经由几乎全是共谍的南京军话总站下达-->出兵剿共……



  所以,如果你不是黄埔生的话,在蒋公手下当国民党员,恐怕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当代砖家啥都好,就是没有节操——现在网上和社会上有很多不知是真是假的大地主,总是自豪地宣称自己家在解放前是多么多么的富有,然后就咬牙切齿咒骂夺走了他们家祖产的邪恶政府……但说实在的,就算如今还是那个旧社会,你就真能保住那份家产吗?



  就以我本人的家庭往事来说,我曾祖父原本也算是个大地主,还曾经当过区长和县教育局长。但是在1947年的时候,竟然坐在自家院子里被一发流弹打死——似乎是某个士兵在行军的时候胡乱放枪,最后也没查出来是怎么回事——之后,家里的田产和房子,立即被几个坏亲戚巧夺豪取,当时尚未成年的我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顿时成了赤贫户,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但是等到解放之后,那几个侵吞田地的坏亲戚全都被划成了地主富农,吃够了苦头,而我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倒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有某位“精英”曾经大放厥词说,民国的乡村肯定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试想都是乡里乡亲,哪有不给人活路的呢?假如一有矛盾就非得要搞流血革命才能解决,那得有多大的仇?所以中国革命的原因,并非是因为贫穷,而是苏联在煽动和策划左派……



  我真的很想对他说,别提什么乡里乡亲的鬼话了,当年那几位真正血脉相连的亲戚,在买通官府谋夺我家田产的时候,又有谁想过要给我爷爷留一条活路?



  实际上,我曾经接触过好几位在民国时代出生的老地主、老资本家,他们普遍认为,就算是民国时代的富人,也更希望生活在当今这个和平繁荣的新社会,而不是军阀混战不休,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民国时代。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不仅仅是穷人过的穷苦不堪,大多数富人也仿佛是在炼狱中煎熬。



  当时,只要你有了一点儿钱,黑白两道三教九流土匪流寇就会很快找上门来,用各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来迫使你就范,乖乖把金钱奉上。而各种苛捐杂税也让人疲惫不堪——各路军阀和流寇也是需要生存和壮大的,自然必须搜集资金。那么资金从哪里来?穷人就算是榨干了也榨不出几滴油,当然就只有榨富人了。所以别再想当然地认为旧社会的富人何其潇洒,真正的富人在旧社会一样过着朝不保夕的坏日子!



  那年头除了极少数留洋回来的大知识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富人在内,都不会去关心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玩意儿,而只关心人的生存问题——当时各地土匪恶霸横行,死个人就跟死个蚂蚁一样,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和安全保证都无法得到满足



  在那些从民国过来的老人看来,现在的中国人各个丰衣足食,吃饱了还能胡侃乱吹,就已经是极大的幸福了,还要奢求什么权利,实属大逆不道。那时候,就是地主老爷想要天天吃上饱饭,都是很困难的事。



  自由和人权固然是个好东西,但前提却是国家主权得以维护。没有了主权,在敌国的军靴与刺刀之下,在可怕的饥饿与瘟疫面前,人们连命都保不住,还奢谈什么自由与人权?



  例如,1946年的湖南某位小地主,就给身在陕北的儿子写信说:“……现在捐税比10年前增加百倍,加租既没人种田,家中四人日食不过2斗,依旧无法自给,想教旧学,无人请,教新学,六十九了,学不上,讨米呢,太出丑,寻短见呢,奈何还有几个人,只有寄望你们快快来解放了,否则无生产的人家全要打人字桩(自杀之意)……”



  现在这个时代的富人们,虽然失去了对百姓为所欲为的权力(最起码成本是大大提高了),但是也无需年年支付大笔的钱财去应付各路军阀兵马的搜刮劫掠(绝对比任何贪官污吏都要狠),不需要重金豢养许多保镖来护卫自己的府邸,也用不着胆战心惊跟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对保护费讨价还价,出门的时候更不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深怕被人绑票……这都是新中国才有的好环境。
  就算是在城市里搞情调玩玩客厅沙龙,写些小资文字的“民国范儿”们,在这个战火动荡的大时代里,除非出避海外,否则也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安乐窝——不知当他们在生了病也没有疫苗的时候,在家族产业被国民政府接收大员敲诈到破产的时候,在出门探亲被土匪绑票百般拷打勒索的时候,在被飞机投弹问候的时候;在躲到租界里眼看着外面的同胞被虐杀的时候;在日军扫荡的炮火和弹雨中亡命狂奔的时候;在因为被扣上了“思想恶化”的罪名,而被特务们天天“伺候着”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的时候;在看着熟人、亲戚、老师、同学和朋友,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失踪”的时候……心中又是怎样的感受?



  说真的,我们在闲暇之余,谈论分析今日社会的不足,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很多人在厌倦或失望于现实的时候,却并不是把希望和理想投放在将来,而是深深地怀念着想象出来的美好过去……这就有些过分了——就算你对我国宣传部门忆苦思甜的老套路有些腻了,也不能当真去怀念那年头的苦难啊!



  总之,民国年代是很黑的,乃们真的不要萌它。就算要穿越,再往前一点也不要去民国呀,除非你真的是骨骼惊奇胸怀大志,普通宅男还是回避了吧。



  最后,再附上一句对某图书管理员的评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民国时代的一个定论。



  ——当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国家被视作一个美丽而羸弱的女人,只要是喜欢谁都可以上她的床,当他离去的时候,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轻言对其开战的话题。




 最后的小总结:



  在中国,任何一个大一统的王朝,都有其盛世和末世,唐宋明清皆不例外。



  而民国的悲哀就在于,它始终就没有出现过什么盛世,总是在从一个末世到另一个末世的泥潭中挣扎。



  现在的文化界有一种很荒唐的思潮,就是对民国的疯狂崇拜。许多“砖家叫兽”认为如今的中国很不好,而解放前的旧社会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天堂——这些自称喜欢民齤国的人,既不看民国时期的国民实际生活情况,也不看国民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只关注少数精英们诗情画意的优雅生活。



  所以他们总是说,民国好多好多文化大师啊,民国知识分子待遇多么高啊,民国的言论多么自由啊,民国对地主多么多么人性化啊,总之民国的一切就是好!新中国的一切就是坏!
  ——当屁股决定脑袋的时候,常识就会被丢进马桶。



  事实上,如果你想要体会风云激荡的时代狂潮,感受先烈志士们的高尚情操,那么民国的历史虽然黑暗而又屈辱,但也确实是一个社会变革最剧烈,最能激动人心的年代,有着无数令我们后世之人热血沸腾、可歌可泣的精彩传奇——就如同欧洲有很多人爱好中世纪的城堡与骑士传说一样。



  但问题是,西方的中世纪爱好者,从来不曾把中世纪吹成天堂,而中国的民国粉丝们却偏偏这么做了。



  有关具体的民国风貌,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些,基本上,所谓的“民国范儿”可以和大烟、梅毒、溃兵并称民国四大特色,下面再讲一点整体的情况。



  一、民国经济啥都好,就是没有工业——解放前的中国,顶多只能生产一点肥皂火柴之类的小玩意儿,一个用机器磨坊加工面粉的人,当时就算是大企业家,这在今天简直就是笑话!而能够生产点暖水瓶和胶皮鞋的厂家,就已经算是高科技企业,老板都可以跟政府要员们平起平坐了。



  想想现在中国的“世界工厂”头衔,再想想民国年代一大串带“洋”字的词汇:洋枪、洋炮、洋米、洋面、洋油、洋火、洋烟、洋钉、洋布、洋车(单车)、洋灰(水泥)、洋碱(肥皂)、洋奴……唉,到了现在,前面大部分带“洋”字的叫法早已作古,不过最后那个“洋奴”倒是一直后继有人,从未绝种。



  二、民国政治啥都好,就是没有主权——各地租界林立,洋人享受治外法权,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英国和日本炮舰横行长江……当然,如果有人还是坚持认为中国应当被灭亡并殖民三百年才好,就算我没说。



  三、民国生活啥都好,就是没有活路——很多公知总喜欢拿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人”来说话,殊不知民国年代的此类饥荒更是家常便饭。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曾经统计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整个民国时代更是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的人口。遇到灾荒年头,上海街头每天都要用卡车运走成百具的“路倒”尸体,有时候卡车上堆叠的尸体太多,在拐弯的时候把尸体甩了下去,司机也没有发觉。于是,路边店铺的老板早上一开门,就看到门口多了具僵尸……



  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而到了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同一年代的印度人高14岁。试问那些把民国时代吹上天,把当代中国踩下地的公知们,莫非你印象中的老家常逃荒?时常要卖儿卖女?乡亲们一辈子从不刷牙?既不通电,又无自来水,连热水瓶都没有?一人分不到一床被子?



  事实上,就算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大师和小资们,到了民国末期的时候,很多人也不再有好日子过了。例如在1949年的时候,就有北大教授饿死在宿舍里的事,被发现的时候,两颗眼珠子已经被老鼠啃了——没办法,那年头用金圆券发的工资根本就只能点烟用,而美国的救济面粉在经历了层层克扣之后,也只会发给胡适这样的顶级大师,其他等级稍微低一点儿的专家教授们,就是哭着喊着也还是吃不上。



  四、民国军队啥都好,就是没有什么像样的胜仗——截止到抗美援朝为止,中国人连自己的家园都守不住,更别提真正打败过什么强国了。



  就算是抗战后期,远征军光复缅甸的那一系列最出彩的战役,也是用15:1的绝对优势兵力压着日军在打,还有美军的空中优势,但依然打得险象环生,异常吃力,怎么看都谈不上什么世界强军。



  至于远征军先前从缅甸撤退的时候,更是创下了一个战场记录——1942年夏,在完全占领缅甸之后,日军快速部队约3000人越过中国国境,以10辆坦克为先导,继续挺进云南。5月2日向驻守畹町的第66军两个师发动进攻,3日继续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再占遮放、芒市,4日下午进入龙陵城,5日就到了金沙江畔的惠通桥边上,在四天内前进了300公里,但是楞没追上国军……真不愧是转进如风的伟大军队啊!



  唉,能与国军相比的,惟有数十年后的中国男子足球队了。或许,正是出于对历史上近代中国各路军队的极端轻视,麦克阿瑟才会在朝鲜战场上对陌生的志愿军掉以轻心,从而导致联军前期一系列的崩溃! 说真的,我们在闲暇之余,谈论分析今日社会的不足,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很多人在厌倦或失望于现实的时候,却并不是把希望和理想投放在将来,而是深深地怀念着想象出来的美好过去……这就有些过分了——就算你对我国宣传部门忆苦思甜的老套路有些腻了,也不能当真去怀念那年头的苦难啊!



  总之,民国年代是很黑的,乃们真的不要萌它。就算要穿越,再往前一点也不要去民国呀,除非你真的是骨骼惊奇胸怀大志,普通宅男还是回避了吧。



  最后,再附上一句对某图书管理员的评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民国时代的一个定论。
  ——当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国家被视作一个美丽而羸弱的女人,只要是喜欢谁都可以上她的床,当他离去的时候,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轻言对其开战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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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7 17:19:16 | 显示全部楼层
甘肃省政府发表数,见《中国经济周刊》23卷9期)
县名 人 口 县名 人 口 县 名 人 口
皋兰 223,945 武山 90,898 礼县 159,874
榆中 86,817 靖远 96,921 民勤 124,496
临潭 27,282 庄浪 52,554 甘谷 159,700
渭源 33,136 隆德 60,750 和政 45,800
红水 7,761 清水 61,527 永靖 37,514
永昌 55,339 宁县 147,800 金塔 36,000
镇原 117,072 合水 59,847 古浪 146,307
高台 46,208 文县 121,300 海原 68,554
环县 128,738 西和 88,943 临洮 134,200
漳县 50,150 洮沙 18,051 通渭 161,200
华亭 23,729 两当 37,444 静宁 140,400
环县 33,841 徽县 119,552 化平 18,327
西固 23,515 固原 56,136 康县 52,000
成县 119,121 正宁 121,380 鼎新 20,000
会宁 64,780 泾川 146,230 夏河 6,000
灵台 8,651 庆阳 87,862 玉门 20,000
山丹 50,302 平凉 89,598 安西 30,000
东乐 58,112 崇信 31,251 临泽 54,717
永登 102,054 敦煌 28,851 临夏 226,273
武威 159,360 酒泉 85,156 张掖 95,386
奉安 189,976 定西 92,828 康乐设治局 35,000
武都 140,380 宁定 90,828 兰州市 95,358*
天水 253,890 陇西 60,981

总计:5,626,774。
*兰州市人口数原缺,兹据《内政公报》7卷17号补列。


民国十七年(1928)
陕西人口1 180.2万人,占全国人口2.5%。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929~1932)
陕西遭遇大灾大疫。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1928~1930),关中、陕北连续三年大旱,灾民700万,饿死者300万,逃亡者78万。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931~1932),陕北地区鼠疫流行。民国二十一年(1932)夏,关中地区霍乱大流行,并波及全省。疫病导致死亡数十万人。
民国三十七年(1948)
陕西人口1100余万人。
1949年
年末全省人口总数为1 317.3万人,其中男691.85万人,女625.46万人。总户数263.5万户,户均5.0人。人口密度64人/平方公里。
民国陕甘两省加起来有1600万人,如果合并宁夏青海,估计要2000万冒头。
适合服兵役的在600万只多不少。如果征召40万人入伍不会影响生产。每年还有五十万男性步入服役年龄层,足够补充当年死残失踪士兵。
 楼主| 发表于 2019-4-17 17:19:41 | 显示全部楼层
蒋介石为何花六年造“美龄宫”?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legacyintouch/d418.html

1927年,蒋介石、宋美龄结婚后,住在南京的中央军校校长公馆 。1931年,宋美龄看上中山门外小红山的风景,计划在这里“盖一所房顶是俄国宫殿式的西式楼房,有地下室,有平台,作为长久居住的地方”。①随后,蒋介石向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提出:“拟在陵园小红山建筑别墅”,获得同意。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该别墅也就被称为“主席小红山官邸”。
别墅的具体建造,由南京市工务局负责。1931年3月,工务局局长赵志游致信总理陵园管理会,告知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需要陵管会让将住在当地的警卫人员迁走,以便破土动工。陵管会委员孙科、林森等批复同意,工务局遂和建筑商“新金记康号”签订承包合同,正式开始建造。②1931年底,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小红山官邸的建造并未受到影响,往来公文中仍多称之为“主席官邸”。事实上,新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紫金山南麓的“桂林石屋”为官邸,从未介入该别墅的具体建造。
工程进展顺利,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已完成大半。但是1932年6月,南京《民生报》突然刊发报道,称小红山主席官邸需要100万元,为筹措经费,现在由财政部每月拨款3万元。时值国势内忧外患,消息一出,舆论哗然。③新任工务局局长余籍传着手查账,发现工程确实“超过原预算甚巨及加账四万余元,均未经呈准”,遂建议停工并追查原因。工程原本预算24万元,当时已超支12.56706万元。《民生报》所报道的官邸预算数字虽然夸大,但超支甚多也确属事实。受此风波影响,1932年9月,南京市长石瑛致电蒋介石,建议工程已付款的部分继续,其余可以停工者暂行停工。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④
由于官邸建造只是部分停工,蒋介石在1933年1月又致信石瑛,指示先把到官邸的马路修好,以方便尽早种树。时任总理陵园主任技师、园林组长的傅焕光也致信石瑛,说官邸种树筑路之事,“蒋委员长一再面催”,“惟种树开工,须俟贵工务局将路基做成,并将官邸四周土地填平,方可着手”,催促市政府加紧修路。傅焕光还提到,“蒋委员长交下军需署一万元领条,作修建小红山马路之用”。这是蒋介石鉴于预算不足,从军需署拨付了1万元,作为修路费用。石瑛给傅焕光回信称:委员长的“一万元领条”收到,但修小红山公路的预算“需洋二万六千五百元”。至于道路工程,按照原计划,车辆要经过官邸南部,但宋美龄“颇嫌喧扰”,只好“另行测量计划”,再“呈蒋夫人核定”。需要变更道路的问题,当时也呈报给了蒋介石。⑤
图是1934年《建筑月刊》披露的小红山官邸工程图。虽然不知当日宋美龄对道路问题的具体指示是什么,但从这张工程图中,可以看到,公路确实没有走中央直线抵达别墅南部,而是以椭圆形向两侧伸展,尽可能与别墅拉开距离,其终点也在别墅北面(停车场被设计在北面),确实解决了宋美龄所谓的车辆经过官邸南部“颇嫌喧扰”的问题。换句话说,别墅这种酷似“项链”的道路、树木布局,很可能正是遵照宋美龄的要求,进行公路改线的结果。
建造过程中,宋美龄还对装潢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汪日章回忆,对于小红山官邸,“作为房子主妇的宋美龄出主意、作指点,一再提修改意见,单就室内装饰、浴室颜色就进行了多次变换拆建,阳台也休整好几次……屋内的几间卧室、大小餐厅、两间办公室以及其他众多的大小房间的设计布置方案,无一不是由宋美龄逐个审查鉴定。有些已经决定实施,又常加以改变,如浴室瓷砖,先是改成绿、黄间色,后又改为一律浅蓝色,复将花样装饰一概废去,改成单色平面。”
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居亦侨有类似回忆,小红山官邸在建过程中,“曾经一度变更设计图样,内部装饰也一再改变。大体建成后,宋美龄认为不合适,又改变色彩。”⑥超支经费中,包括卫生暖气费6.3万多元,彩画1.2万多元,电灯、电铃费0.48万多元,杂项费用4.5万多元,大约同宋美龄对装潢设计的挑剔有很大关系。
因为经费超支,官邸即将竣工时,监察院介入其中。1933年,监察院下属审计部的第82次审计会议上,对“南京市政府领付小红山主席官邸建筑费与原案列文数目,实已超越,如何办理请核示案”,决议为“函询财部”。不久,又决议“函财政部办理追加手续,支令退还”。也就是要求财政部向南京市工务局追索缴回预算以外的支出。
面对监察院的审计,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选择将经费超支的责任,推诿给南京市工务局,指责该局在编“概算”时玩忽职守。中政会的决议认为:“该项建筑事先非无计划,该承办机关京市工务局竟不予动工以前,编具概算照章送核,殊属不合。为顾全事实,拟姑照主记处所拟数目,通融核准”。这意味着,中政会承认既定事实,同意报销超支部分。中政会既有决议,监察院也只好放行,表示“自应照办”。⑦
不过,中政会决议中,准予报销的总额是31.65万元,还剩下4万多元支出没有着落。“新金记康号”等承包商几次给蒋介石写信,希望能尽快拨付工款。几经波折,直到1936年2月,蒋介石从参谋部拨款3万元给南京市工务局;1937年春,南京市财政局又清付了剩余尾款,小红山官邸建造工程才彻底宣告结束。⑧
因为各种拖延,1932年已基本完工的小红山官邸,直到1936年六七月才验收。宋美龄看过后,还曾要求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给予加固。⑨这样一来,至1937年12月南京沦陷,蒋介石、宋美龄住在这里的时间其实很短,如侍卫居亦侨所说,他们“难得在此起居,只是有时在此接待宾客,举办宴会或舞会。”抗战期间,小红山官邸遭到很大破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对这里进行了修复。蒋介石离开南京时,曾在小红山官邸发下誓愿,若能抗战胜利,就在此建一座礼拜堂,以感谢上帝。1948年8月,蒋介石主持了献堂仪式,小
 楼主| 发表于 2019-4-17 17:25:1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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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民国建筑分类大全-1军事建筑2公共建筑3公馆建筑
南京民国建筑分类大全-附全部地址           
一、军政建筑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古物保存库,建邺区朝天宫东侧的江苏省昆剧院内,现还有2000多箱南迁文物,几十年了,从未开箱,在此保存.
国民大会堂,长江路264号,现为南京人民大会堂.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西宫),中山东路309号,现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舍.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东宫),中山东路313号(原中山东路445号)南京军区档案馆大院内.
国民政府财政部,白下区中山东路128号,解放军南京军区后勤部宿舍.
国民政府国防部,黄埔路,华东军政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国民政府监察院,中山北路261号(现105号)现为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
国民政府交通部,中山北路303-305号,现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国民政府教育部,玄武区成贤街43号。现南京市文化局等
国民政府经济部,抗战胜利后,经济部迁到南京铁汤池24号,如今为南京军区后勤部宿舍。
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山东路145号,现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国民政府军政部,中山北路212号
国民政府考试院,北京东路41号、43号。现为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南京市政协、南京市人大。
国民政府立法院,白下路273号,现南京海运学校内。鼓楼区中山北路105号军人俱乐部内。
国民政府粮食部,中山北路254号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大院内,现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坐落在白下区九条巷8号曾公祠(纪念湘军首领曾国荃的祠堂),现为南京市第二十三中学校舍。
国民政府内政部,瞻园路128号,今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国民政府农林部,大石桥4号,现东南大学宿舍
国民政府审计部,白下路257号,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国民政府司法部,鼓楼区中山路251号。现南京市供电局
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山北路32号,现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国民政府卫生部,黄浦路1号,南京军区总医院实验楼。
国民政府行政院1928,东箭道19号行政院旧址,现为南京无线电厂第二设计所。
国民政府行政院1946,中山北路254号。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这里是国民政府铁道部所在地。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山北路200号,南京建筑工程学院。
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中山北路101号(原251号),现为江苏省粮食局、省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
海军总司令部,中山北路346号,现为724所(即南京船舶雷达研究所),原是江南水师学堂,鲁迅曾在此求学。
军统,洪公祠1号,现为南京市公安局
励志社,中山东路307号,现为省委招待所钟山宾馆。
联勤总司令部,鼓楼区中山北路212号
南京市政府旧址,夫子庙金陵路1号,现为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和南京市中医院所在地。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南京中山路291号(原315号),现为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首都地方法院,白下区101号,南京市公安局5处。
首都高等法院,院址在朝天宫,现为南京市博物馆。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湖南路10号(原丁家桥16号)这里先后是清朝江苏咨议局、江苏省议会、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以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区、南京警备区司令部所在地。
中统,南京瞻园秦淮区人民武装部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玄武区黄埔路,南京军区
中央通讯社旧址,玄武区中山东路75号
中央宪兵司令部,瞻园路126号,航天干部管理学院
中英庚款董事会,鼓楼区山西路124号,现鼓楼区政府。
总统府,长江路292号。原两江总督府,太平天国天王府。
南京美军顾问团公寓(AB楼),北京西路67号,现江苏省级机关

二、公共建筑
安乐酒店,太平南路278号,现为江苏饭店。
大华大戏院,中山南路67号,紧邻新街口闹市区
福昌饭店(胜利饭店),鼓楼区中山路75号
公余联欢社,公余联欢社,又称文化会堂,坐落在香铺营29号、31号(今洪武北路129号),现为江苏省歌舞剧院所在地。
国际联欢社,中山北路259号(原671号),现为南京饭店。
国立美术陈列馆,长江路266号,现为江苏省美术馆。
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山东路312号,现为南京博物院。
华侨招待所,鼓楼区中山北路81号
华兴农业公司近代,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华兴村
建康路邮政支局,太平南路与建康路交汇处,现为南京市建康路邮电支局所在地。
江苏邮政管理局,下关区大马路62号
陵园新村邮局,玄武区钟山风景区
陵园邮局,孝陵卫附近-陵园新村
马林医院,现址中山路321号,鼓楼医院,又名南京市红十字中心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南京电信局旧址,游府西街8号(原党公巷),现为南京市电信局大楼
南京结核病防治院,鼓楼区广州路300号江苏省人民医院内西部山坡
南京邮电局,秦淮区建康路110号
南京招商局候船楼,下关区江边路24号,现南京港务局公安分局
浦口火车站建筑群,浦口区津浦路,现南京浦口火车站
圣心儿童院,圣心儿童院,即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前身。它位于鼓楼区广州路72号。
首都饭店,中山北路178号,现为华江饭店。
天山协会,白下区利济巷30号
下关火车站清末,下关区江边路8号,现南京西站
扬子饭店,下关区宝善街2号,现为下关区公安分局所在地。
中国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中山东路西祠堂巷8号(原为祠堂巷25号),现为江苏音像出版社所在地。
中华邮政总局,鼓楼区中山北路301号
中央饭店,玄武区中山东路237号
中央体育场,栖霞区孝陵卫南京体育学院内
江苏省立南京公共体育场,白下区公园路42号。现南京体育运动学校。
中央医院,中山东路205号,南邻中山东路,东邻黄埔路,现为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探视接待处。

三、公馆建筑
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傅厚岗66号。
白崇禧公馆,雍园1号
陈诚公馆,鼓楼区普陀路10号
陈果夫公馆,常府街30号。因明初开国元勋开平王常遇春王府在此而得名。该地先后作为南京空军高干招待所、454医院小儿科特护病房和门诊部。
陈立夫公馆,常府街30号
戴季陶公馆,鼓楼区五台山华侨路81号
傅抱石故居(2处),鼓楼区汉口西路13 2号、玄武区傅后岗6号
冈村宁次寓所,南京大学北园西侧的金银街2号、4号,现为南京大学教职工宿舍。
高二适故居,白下区六合里3号
顾祝同公馆,鼓楼区颐和路34号
何应钦公馆,南京大学校园北园(原斗鸡闸4号)
江上草堂现代,浦口区乌江镇林蒲村
蒋纬国公馆,普陀路15号,上海路11号
孔祥熙公馆,铁汤池官邸中山东路128号南京军区后勤部,高楼门80号
拉贝故居,鼓楼区小粉桥1号,现拉贝纪念馆
李宗仁公馆,鼓楼区傅厚岗30号(原68号)。
刘峙公馆,建邺区秣陵路21号
马步芳公馆,百子亭18号;仁寿里22号。
马歇尔公馆,宁海路5号该建筑原名金城银行别墅
梅园中共代表团办公原址(周公馆),南京梅园新村
农业银行宿舍,三条巷
憩庐(总统官邸),南京军区大院
宋希濂公馆,白下区小火瓦巷48村1号和26号
宋子文公馆,鸡笼山北极阁1号(鸡鸣寺旁)
孙科公馆,中山陵东苑宾馆内
谭延闿公馆旧址,成贤街112号
汤恩泊公馆,鼓楼区珞珈路5号
童寯故居,白下区文昌巷52号
汪精卫办公楼,下关中山码头原民国首都电厂,现下关电厂厂长办公楼
汪精卫公馆,西康路46号,颐和路38号
王世杰公馆,百子亭
小红山官邸(美龄宫),中山陵园
行政院长官邸,鼓楼区中山北路254号
熊式辉公馆,中山北路40号
徐悲鸿故居,玄武区傅后岗4号
薛岳公馆,鼓楼区江苏路23号
阎锡山公馆,玄武区上乘庵16号、高楼门51号、鼓楼区颐和路8号。
杨廷宝故居(成贤小筑),成贤街104号,东南大学附近
于右任公馆,中山北路43、47、49号,宁夏路2号
张治中公馆,鼓楼头条巷15号,沈举人巷26、28号
郑介民公馆,鼓楼区天目路18号,玄武区桃源新村13号
周佛海公馆,中山北路中段东侧,西流湾8号(国营东方漂染总厂内)
周至柔公馆,琅琊路9号
邹鲁公馆,颐和路18号
 楼主| 发表于 2019-4-18 23:36:37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市江湾体育场原名上海市运动场,1935年08月底竣工,体育场东西两侧设有司令台,由人造白玉筑成,高20米,其左右顶巅置古铜色大鼎各一尊,十分壮观。    1933年10月10日在南京中央体育场举办民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时,国民政府曾决定,以后全运会每两年开一次,并决定1935年的第六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但当时上海没有大的体育场,中小型的体育场设施都十分简陋。于是上海特别市政府打了一个报告给南京中央政府,提出要在当时正酝酿的《大上海计划》中增设体育场项目,并以此承办新一届远东运动会。为此发行公债350万圆(旧币),其中100万圆(旧币)作为建造运动场的经费,报告很快获得了批准。
上海江湾体育场在1934年08月开工,10月举行奠基仪式,1935年08月完工,曾喧闹一时,被媒体称为这是“空前伟大体育场的落成”。随后于10月10日在体育场内举行了中华民国第六次全国运动会。1936年上海市长吴铁城在体育场创办了“上海市立体育专科学校”,这是民国时期继号称远东第一的南京中央体育场于1931年落成之后又一大型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体育场初名称“上海市立体育场”,旋即正名“上海市运动场”
    江湾体育场是当时民国政府推出的“大上海计划”的主要建筑之一,该计划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建设近代上海(不包括租界)的城市规划,选定以江湾南部今五角场地区为中心,由政治区、交通设施、外围工业住宅区和道路系统四大建设项目组成。遗留在杨浦区的旧上海市政府大厦、上海市体育场(江湾体育场)、旧上海市立图书馆、旧上海市博物馆、旧上海市市立医院5处建筑都是“大上海计划”的组成部分。“大上海计划”目的是为了与上海市内的列强租界相抗衡,凸显民国政府的统治地位。
 楼主| 发表于 2019-4-18 23:37:25 | 显示全部楼层
《新秦日报》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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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嗣如 遗稿
  《新秦日报》是由我个人经营的报纸。1921年10月5日在西安创刊,经过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历尽艰辛,备受摧残,于1944年4月停刊。
  解放后,1958年在西安市南城门楼举办的革命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刊登报道“西安围城”(1926年)情况的《新秦日报)》和其它有价值的历史文物,使我深感光荣。往事虽成陈迹,但我愿将自己创办经营《新秦日报》的概略,就记忆所及写出来,供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辛亥革命后,我与宋伯鲁(芝田)、张瑞峰(玉昆)、郭德沛(汝霖)诸先生一起,想把原由法政同学组织的“政治研究会”(学术研究并含有政治意义的社团)重建起来,继续活动。当由吴敬则私人垫款,从上海买回对开印刷机一部及各种字模等器材,准备出刊报纸或刊物,作为表达政见的工具。正在积极筹备期间,北京汤化龙领导的“进步党”,派来一个姓张的人在陕西设立分部,通过与宋伯鲁的商洽,拟将“进步党”与“政治研究会”合并成一个团体,大家表示同意。于是“政治研究会”的重建即告停顿,印刷器材则由吴敬则另设“艺林印字馆”营业。不久,“进步党”停止活动,合并亦成泡影。斯时,冯玉祥任陕西督军,刘镇华主持陕政,迫令所有政党一律停止活动;而宋伯鲁又赴北京任总统府倾问,张玉昆在北京当律师,辛亥革命时曾任陕西法制局长的郭德沛,也在北京司法部供职,压力增大,而主要成员星散,重建“政治研究会”的打算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时我仍考虑要办一张报纸,作为表达群众意见的阵地,当即得到宫逸泉、熊文涛和杨伯渊等同学的赞助,定名为《新秦日报》,借寓刷新陕政之意,经过短期筹备,这一张民间报纸便呱呱坠地了。起初,报纸委托梁府街省印刷局代印。后又由五味什字一家私营印字馆承印。不久该印字馆出盘,我借到堂兄俞述之卖房的一笔钱买下来,为长期办报打下了基础。
  《新秦日报》初出版时,新闻来源很困难。当时既无通讯社供稿,报社又无外勤记者,仅靠几个编辑和我进行采写,维持版面。那时的机关、团体对外封锁消息,即使一条新闻也得之不易,况且偶登一则不利于当局的报道,便要受到追查或处分,真是举步维艰。
(一)
  《新秦日报》在二十五年的过程中,曾多次遭受到当局的刁难,兹举其荦荦大者缕述如下。从这里可以看出旧中国的所谓“新闻自由”究竟是什么。
  (1)冯玉祥在陕时,外县多种鸦片,《新秦日报》以“春秋责备贤者”为题的小评,劝告制止,不意却遭到报复。1922年4月(<新秦日报》登载汉中寄来反对吴佩孚而组织起来的《民团军成立宣言》后,冯玉祥即令警察厅和五个警察分署署长率领警察,于夜间将报社和我的住宅包围,进行搜查。搜出了汉中民团军石印的原件,即迫我到警察厅进行审讯,追问我“为什么要办报?”我说,办报是为了宣扬民意,促进社会进步。刊登《民团军成立宣言》是有闻必录。且这是印刷品,邮电检查何等严密,既能寄出,报纸为什么不能登载?但他们不听分辩,将我拘留起来。结果经西安孤儿教养院院长张子宜、基警教青年会总干事张亚雄奔走营救,由四家商号具结作保,才被释恢复自由。时隔不久,警察厅又把报社总编辑郭瑞圃拘押了七天,才算了结这一公案。事后我听说,冯玉祥竟把邮电检查机关一个检查员打了四十军棍泄愤。我被释回来,心灰意冷,迟迟未复刊。不料有一天,冯玉祥派其高参兼禁烟局长张树声找我,问我何不出报?并约我去见冯。我说,等安排报纸出版后再说,搪塞过去。《新秦日报》经过这次波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订户不断增加。《申报》驻陕记者秦毅斋并将这一新闻界的新闻,电告上海,刊诸《申报》,于是各地新闻界纷纷函电慰问,交换报纸和通讯稿也日益多了起来;上海、广州等地商业广告亦与日俱增,版面随之改观。稍后,当我见到冯玉祥时,冯说前事“对不起,希原谅”,表示歉意。
  (2)冯玉祥离陕赴豫,刘镇华以陕西省长兼理陕西督军,声势显赫,部属称其为刘兼座。《新秦日报》与刘相处较久,矛盾冲突也较多。
  刘镇华督陕后即剪除异己。一次计划借在三原县召开军事会议之机,演戏请客,派人代他主持,于席间拟将陕西军人马青宛当场枪毙。我从省议会议长南岳峻之弟南云峰处得知这一消息,报纸即于当日披露。适逢马的一个亲信先一天来省购物,翌日早见报大惊,急购报一份,快马赶赴三原报信。这时会议己结束,马正在台下看戏。这个人混近马身边示意,马即托词外出,这个人将报纸指与马看,马即乘这个人的马驰离三原,迳返交口镇防地。三原会议主持人,见马久出未回,情知有变,但查寻无踪,便急电报告刘镇华。刘镇华此时也已见报,闻讯大怒,即令警察厅长马浩把我叫去,追问消息来源。我初则敷衍,后不得已告知原委,但表示一切责任由我承担。经马浩与刘反复商量,并会同司法科长陈景云迫使报社承认“传闻失实”,予以停刊七日处分了事。
  1923年夏末,有一个名叫侯明玉的木匠来报社闲谈,说他由友人刘东轩介绍,替日本古玩商密田、田上几个人做装运钢佛象等物的木箱。不久,日商又介绍他到“汉口日信洋行陕西支部”工作,经常到彬县北山一带去运桐木,并采购棉花,大量收购古玩。“日信洋行”的野口三郎、恩田、申子田,还有一个大将叫中川,这些日人以买棉花为名,看样子是搞其它活动的。并说这些日本人,曾带他去过三原、泾阳、高陵、临潼、渭南一带,到处照相、绘图。一次还在西安东门外祭台村白佛寺照相开会,行动可疑。侯明玉表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不愿再替日人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坚决辞职,并请求将其所谈予以揭露。据此,报纸除对间谍活动一节,因涉及外交关系,持慎重态度未予发表外,对日商大批采购桐木违法事实进行揭露。指出:陕西非通商口岸,日本洋行不能直接到彬县采购货物。关中道尹兼陕西交涉署长南岳峻见报后,即派人来报社了解,又找侯明玉询问情况,遂即令彬县知事和省警厅根据国际法及通商条约勒令日信、大仓,高桥、三井四家日本洋行停止在陕活动,并令有关人员离陕返回汉口。刘镇华原与日商有所勾结,对此大为不满,竟说南岳峻未经呈报省府,即以报载为凭勒令日商离境,若引起纠纷,必为省长增加麻烦。同时对报社施加压力。幸好不久刘离陕西,此事遂告结束。
  1924年7月,鲁迅先生来陕讲学,刘镇华妄想借鲁迅先生的声望抬高自己的身价,故对鲁迅先生殷勤招待,并请为他的部属讲话,同时暗中托人向鲁迅先生示意,希望在讲话中对其政绩有所揄扬。不意鲁迅先生对其部属仍讲“小说史”,只字未提刘治陕的事迹。刘闻讯后,很不愉快。《新秦日报》获悉这一情况,即据以作新闻报道,刘见报怒不可遏,立令教育厅长景岩征、警察厅长马浩向报社大兴问罪之师。虽经报社编辑王淡如据理分辩,结果仍不免受到勒令停刊七日的处罚。
(二)
  刘镇华独揽陕西军政大权并不满足,还把魔掌伸向河南,企图兼并国民军胡笠僧的兵力,他先命憨玉昆带兵入豫,憨兵败自杀。刘不甘心,复亲自出马,倾镇嵩军全力,东出潼关击胡,又被胡击溃,全军几遭覆没。刘收集残部流窜鄂陕交界一带,吴佩孚补以饷械,乃复受吴用,成为直系军队。并得湖北督军肖耀南之助,在汉口日本洋行购买军火,积聚兵力,拟再次找胡笠僧报仇。迨胡笠僧逝世,国民二军势衰,刘于1926年乘机收编股匪王老五等,在豫西四处截击国民二军,并向西推进,连取潼关、华、渭数县直扑西安。当时西安守军仅有国民二军李虎臣少数部队,因众寡悬殊,打算退往西路各县保存实力,徐图再举。适西安士绅韩绾青、王子端等代表西安军民前往三原,请来杨虎城新胜之师,与李虎臣共守危城。西安虽被围长达八月之久,《新秦日报》坚持出版,从未停刊。
  西安被围之初,物资粮食未显短缺。但到后期,困难日增,军需民食,极其匮乏。《新秦日报》几临断炊,幸西安孤儿教养院院长张子宜向粮秣处先后两次借回大麦一石,压成粗粉和以油渣、红糖果腹,勉强支持到解围。
  记得围城不久,一些绅士和商界人士发起组成了一个“和平期成会”,会址设在大湘子庙街“陕西省通志馆”内,当时天天有活动,我也不断去采访。在此期间,刘镇华派宋云石(曾任陈树藩的军械局长)入城接洽,条件是杨、李将国民军撤出省城移驻西路,双方停战。寇锡三、壬卓亭向杨转达,遭到拒绝。因此,宋去之后,刘攻城愈急。其时,城内商业完全停顿,居民生活愈加紧张。一天,郭蕴生在省府开会后来“和平期成会”,透露省府因军费拮据,拟向商会筹款,我即根据这一消息,在报上发了新闻。警察厅见报后,向我追问消息来源,并否认有这回事。我据实以告。次日,在“和平期成会”正开会时,省府科长张警堂来会,邀郭蕴生去后院谈话。张走后,郭对我大发脾气,责我不该泄露消息来源,使他受窘。我表示歉意,默然离会。
  时农历十月,守军濒临弹尽粮绝之际,国民党陕西负责人刘含初在东厅门中山大学开会,到会约五十余人。首先由一个自称裱糊匠的人发言,历述人民遭受苦难情景,倡议召开市民大会,讨论食粮与守城问题。会上决定第二天上午十时在南院门召开市民大会研究办法。我得到消息,赶往中山大学采访,散会时已届黄昏。杨虎城得悉我在场,以为我参与其事,次日,即令军警督察处长丁增华约我和参加这次会的几个人去谈。参加会的周伯敏、马公弢都不敢去,仅我和刘含初去见杨。杨见面即说守城日久,使大家受饿。我们说军民同甘共苦完全应当,目前应想法解决困难。当我和刘同杨虎城谈话之时,南院门市民大会已经举行,杨即派人向到会群众安慰劝勉,并且告以援军已到陕境,不日即可解围。与会群众听此消息,相继离开会场散去。
  围城时,当局曾拨借一石大麦解了报社职工燃眉之急,解围后,李虎臣还叫丁增华传话,送给报社二百元以示补助,虽因军需处长牛耀堂借口无款终未予以支付,但我却深感李、杨二将军对与之同甘共苦的报纸的关切之情。
  《新秦日报》系当时西安仅有的一家报纸,解围后发行量激增,因而报社经济情况好转,几个月来所欠债务陆续还清,并充实了印刷器材。
  刘镇华溃退豫西,投靠了冯玉祥。冯以于右任为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付之。于、邓由三原来西安后,雷晋笙、吕佑乾等对我说,大家意思叫我担任行政工作,报纸由雷接办。我因城囤已解,办报情切,且报社财物均属己有,岂肯拱手让人,遂婉言谢却。
  冯玉祥统治陕西时,曾以总司令部名义,布告取缔农会擅自杀人。《新秦日报》报道时,标题标出“取缔”二字,总部政治部长刘伯坚见报,认为用“取缔”一词极不妥当,勃然大怒,并令驻陕总部派员查办。史可轩召我及报社编辑王淡如谈话后,我承认错误,报社被处以停刊七日了事。
(三)
  宋哲元任陕省主席时,要报纸在城关各大街十字张贴,以广宣传;另外每日给省府科室各送报一份,连同省府所登启事通告,每月付给三百元。一次,我去外地期间,报纸登载了朝邑县驻军因粮秣紧张而截扣赈粮的消息,转载了《申报>关于宁夏西北银行钞票挤兑风潮的新闻,宋哲元深为不满。乃令警察厅长周永胜将总编王淡如拘押了十五天,还派警察包围报社和报纸主笔顾献庭住宅,进行检查。当我回到西安时,风波虽告平息,但每月省府给的三百元却完全停付。  刘郁芬继主陕政,省府给报社的三百元报费和广告费虽已恢复,但拖拉不能按月支付,直到刘由西安向渭北逃跑时,有半年多时间没有付过分文。
  杨虎城任省主席兼西安绥署主任时期,每月补助《新秦日报》二百元,初期还能按月支付,中间突然停发。为了弄清原因,托杨部参谋处长张子麟询问省府秘书长南汉宸。不久张交给我一百元时说:“南给你二百元,我因紧事用了一百元”,并未言及其它。以后我才得知,因各报登载泾阳、三原、高陵三县人民联合控告渭北水利局职员舞弊的传说,结果:《民意报》停刊,《西安日报》改组,《西北文化日报》和《新秦日报》停止补助。同时也才知南所给的钱是他自己的,我深为抱歉。在南卸任秘书长后,我到红埠街他家去看望,他还问我报社用钱不用,始终未提省府停止补助一事。
  邵力子主陕,以省府公费有限,决定由财政厅作为正式开支,按月支付各报。《新秦日报》的二百元报费、广告费又有了着落,不意王德溥接长财政厅后,无端停止支付,《新秦日报》的二百元补助费又复落空。
  《新秦日报》于西安解围后,有了发展。在上海和本省宝鸡、安康均设有分社,办理发行、通讯业务。创刊十二周年时,出版了“《新秦日报》四千号与二十三年(1934年)元旦合刊。”合刊的前言如下:“本报创刊迄今,时历十二年两阅月又二十二日。以日计之,已达四千四百六十七日矣。今则出刊之数,仅为四千号。其间脱期雨虚靡之光阴,竟至十五阅月,此则同人引为不幸者也。虽然,此岂得己哉!夫次殖民地之国家,处被宰割之地位,国耻纪念,与年俱迸,一也,言论自由仅空谈耳,停刊处分,迭经身受,二也;继停刊相习成风,改进需时,遽难革除,三也。有此诸因,遂致本报历几许岁月,荒废大好时光。就责任言,无以对社会,就业务言,无以对读者。纵社会曲予原宥,同人究不敢自恕也。夫新闻纸者,社会所依为耳目者也。今者强邻环偪,国难方殷,开发西北,至其听也必聪,视也必明,毋使其仅具形式上之官能,以至于聋瞆无用,此固社会之期望,亦吾辈之天职,愿与同业及社会硕彦共勉之。”正当《新秦日报》力图发展、扩版到三大张时,国民党中央在西安办的《西京日报》社长丘元武就找邵力子陈说,各报篇幅均不得超过两大张。以此为准,并由省府作出决定令各报执行。《新秦日报》在此限制压抑下,只得减少出版张数。但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国民党当局对《新秦日报努的利诱、迫害接踵而至。
  有一阵,忽有许多朋友不断劝我为报纸找个“后台”,找点固定津贴,以求发展。我想:还是自己苦干比较自由,以保持民办报纸风格,对来劝者一律婉言谢绝。一度曾任报社经理的高琛斋,有一次竟对我说,国民党省党部主委李贻燕告诉他,新秦报为什么不想办法找点补助呢?何必那样苦撑。还有我的内弟杨肖愚由甘来陕,他同李系同乡同学,也劝我找李给报纸活动津贴,我同样谢绝。以后,《西京日报》继任社长于秋墨来对我说,给你的报找点津贴好吗?我答以目前尚可维持。于不悦,拂袖而去。   
  “西安事变”前,有一个叫钟楚珩的人,由南京来陕找邵力子想当县长,因所谋未成,经友介绍为报社帮忙,我给以名誉经理职务。蒋介石南昌行营的秘书长杨永泰来陕时,钟是杨的故旧,介绍我去见杨,见面时只作一些礼节性谒访,未涉及其它。事后钟对别人抱怨我说,俞既不向杨要钱,那何必去见杨?
(四)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一度与《新秦日报》商妥,把由重庆寄来的《新华日报》纸型,交《新秦日报》铸版印刷,在西安发行。这与以前代印宣传品时的密秘方式不同,是由“八办”熊静同志与《新秦日报》订立正式合同的。当时我认为重庆是国民党的战时首部,重庆出版的报纸,西安代印出版,不至有什么问题。不料西安新闻检查所主任唐奇在报社代印不久就追问,为什么你们要代印《新华日报》?《新秦日报》与《新华日报》是什么关系?并指明,代印报纸无异就是代共产党宣传,即迫令停印。当我去长安杜曲镇躲避空袭时,我的儿子俞岳松与经理部工作人员研究,认为报社与“八办”订有合同,收了订款,中途停印,违反营业道德,遂决定按从前印中共传单的办法,在夜间密秘印刷,俟合同期满再行停印。但又被特务告密。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立令警察局派人把报社印刷机加封,抬走了铸版机(当时西安仅有的一部)等器材,使《新秦日报》不能出刊,接着又将报社营业主任张炳智捕去。后经我请《秦风日报》社长成柏仁先生向郭疏通,郭提出由他给报社介绍一个编辑和一个校对为条件后,才启封机器恢复出版。郭所介绍的编辑叫刘毅,校对叫郭汉章,刘、郭到报社后到处查看,尤其该郭身带手抢,气势凌人。工人中他们也安插了一个姓杜的人,暗中监视报社活动,向其报告情况。事后,据一知情人透露:他们原打算以报社为共产党服务为借口,没收全部印刷器材,置《新秦日报》于死地。但经过一年多时间,没有找到任何口实,郭汉章无法向其主子交代,终于不得不离开报社。而编辑刘毅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也调到《西北文化日报》去当编辑。
  “三青团”陕西省干事长杨尔瑛想在西安办一张报纸,因没有印刷设备,要我帮忙代印,并说:把你这个小摊子同胡(宗南)先生的大摊子合起来,对你大有好处。我婉辞未诺,杨则不欢而去。不久,杨又同胡宗南的秘书崔某来找我说:“三青团”经费不多,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三青团”办的《青年日报》能问世,就算帮了大忙。在被迫无奈之下商妥:《新秦日报》每日印完后,在原版换上《青年日报》报头,再换一下社评和儿则新闻就行了,他们酌给一点津贴,编辑、校对他们自理。这样作以后,便发生编选稿件各取所需的问题,为了减少排、换版,我们只得少发稿而迁就他们。《青年日报》在《新秦日报》印后再印,出报迟,阅者少,他们派了一个姓陈的专搞发行也未好转。又以偷换订户的手段把《新秦日报》订户改成订《青年日报》。记得一次姓陈的发脾气,把一个拒不换送的送报人交警察局押起来进行恐吓。如此境遇忍受年余,直到他们买了印刷器材,我们才获得解脱。
  与办报同时,我在西安钟楼根东边开设了一个“安乐茶号”,专售素食糕点,某年因避日机空袭,在长安县杜曲镇租了两间临街房,迁去部分工具人力开业,并代推销《新秦日报》。后又迁去部分印刷器材,一面承接外活,一面作印报备用工厂,万一城内报社被炸,还可在此正常出版。这期间,杜曲镇商会每次派款,对“安乐茶号”分号总比其他商号多。一次派军麦,镇上最大的商号仅派二石,而安乐分号竟派了十二石。于是勉凑了部分麦送去,便宣告停业,打算不了了之。但镇商会却说,店铺停业,报纸还在,遂把欠交军麦拨由军队直接催收,一个国民党军官带了八个枪兵到我家坐催不走。后幸得安乐分号经理刘德卿借到他女儿的麦子代交,才免了一一场横祸。最后出盘安乐分号铺底,还清了刘借其女儿的麦账。
  1943年秋,《新秦日报》社东邻专营钢笔商店——“钢笔大王”失火,延及报社及紧邻关中旅社、油店、百货铺,钟表店、饭馆等十多家。报社器材几成灰烬,其他各家损失也很严重。端履门十字西北角成了一片焦土,还烧死了一个装订铺的学徒。这是西安城内一次大火灾。当我被带到警察一分局,一个姓张的立即审问说:“火是你们放的,你们报社内有共产党,姓周的编辑就是。要不,你们为啥要代共产党印《新华日报》呢?”我答:“报社职工没一个共产党,我负完全责任。今天失火是由“钢笔大王”起的,可以调查。至于我报工厂代印《新华日报》,是正当营业。《新华日报》既能在重庆出版,为什么西安不能代印?我是报社社长,有什么事由我负责,其他人应即释放。”于是,就把我和“钢笔大王”经理周宪章押起。次日又转送警察总局,经司法科审问,仍不能决定谁家起火。乃将全案悉送杜曲镇长安地方法院检查处,几经询问仍无法确定责任属谁。幸好,过了几天“钢笔大王”店中的小学徒,自己跑到法院自首,他说,他给一个修钟表的同乡偷取汽油,不慎将蜡烛芯火灰掉进油桶,引起大火,待跑出喊人扑救返回,火势已烧至门口而成火灾。检查官以小学徒能自行认罪,罚了一百元结案。从而国民党想借火灾陷害报社的阴谋复成泡影。
(五)
  报社因购买纸张材料一时周转不灵,经理钱信予以“安乐茶号”为其友沙景云承包修建彬县仓库工程作保为条件,借得沙一万元。合同由两家商号盖章。三个月后,粮政局忽然来人说,沙所包工程未竣、款已用光,人已逃跑,你们赶快派人继续修好仓库。并说,另一家铺保也已无踪,现唯“安乐茶号”一家是问。我一再找粮政局交涉,终归无效。约两个月过后,粮政局偕同警察竟封了“安乐茶号”的大门。时正当中秋节前夕,值月饼大量上市之际,我复找粮政局负责修建工作的白子玉,商请允许“安乐茶号”作过月饼生意后再垫款修建仓库。白与张子俊局长研究决定,粮政局借给十二万元并派人监工,《新秦日报》以印机担保还款。不意“安乐茶号”营业收入欠佳,近二十万元巨款无法筹足。于是粮政局即派白子玉领兵到报社,将印机拉走,迫使《新秦日报》无法出版。在此打击下,我先同高自振的印刷厂商洽由其代印。随后又向《国风日报》求助,得到景梅九先生的支持,把两张大型日报缩为四开晚报,利用《国风日报》原版,另换报头,继续发行,借以保持报纸发行权不至因停刊而失效,待机再行恢复。
  1944年4月,西安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与胡宗南招募的所谓“青年军”起了冲突,几近火并。《新秦晚刊》刊登了这一新闻,惹起双方不满,向报社大兴问罪之师,连日纠缠不休。同时国民党省党部又乘机煽动,唆使“青年军”到报社寻衅、捣乱。报纸遮此境遇,只好宣告暂时停刊。
  报纸停刊期间,国民党省党部宣传处长陈怀仪偕同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陈忠经突然找我,商借《新秦日报》的名称出报,待他们的报纸办好登记手续时,即归还所借名义。并说这样做我们可以马上出报,你们又不至因报纸中断失去出版权,双方有益。当时我已知他们意在利用民办报纸这一招牌,欺骗群众,但来者势大,只得应允。接着陈忠经派了一个叫赵耀斌的人,和我儿子俞岳松假大公报西安办事处的楼上接头,按他们所说办法办理。借用《新秦日报》名称不限时间、不立合同,由陈怀仪和王淡如保证。他们借用《新秦日报》名称后,即继续出刊。不久,陈忠经赴美国留学,报社事务全由赵耀斌负责。不意事出突然。据说,国民党反动派从东北发现赵耀斌是中共地下党员,于是把赵和一个担任总编辑的人用飞机解往重庆。至于真象究竟如何我不知道。事件发生后,他们不再借用《新秦日报》的名称,而改为《黎明日报》出版发行。在当时,我也没法找他们收回报纸发行证件,但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还不断找我的麻烦,怀疑我与赵耀斌有什么关系。幸而陈怀仪还在,他又是中介人,才使我免受牵连。
  《黎明日报》出刊不久,盘据西安的国民党反动派已面临四面楚歌境地,敌人赶把所有印报机具抢运一空,亡命溃逃。旭日从东方升起,西安这座有名的古城,终于迎来了解放的黎明。
附 记
  中共陕西省委一位姓薛的同志曾来我家访问,他拿来一份《新秦日报》十二周年纪念特刊和一份“《新秦日报》四千号与二十三年元旦合刊”叫我看,希望我能写出一点有关《新秦日报》的史实。我很受鼓午,但一因《新秦日报》有关资料和报纸在火灾中已成灰烬,另因自已年老记忆力衰退,迟迟未能动笔。欠账总是要还的。现下,在仅有的这两份材料的基础上,强忆追记,勉成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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