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后勤、马政与抗战

射声

抚今追昔忆往事--缅怀与梁农山同志相处的岁月

作者：刘子顺
1960年伊吾军马场与兵团农5师红星一牧场合并，更名为巴里坤军马总场。当时有存栏马近4000匹，绵羊4万余只，骆驼、牛近千头，马鹿百多只，可以说是马场规模最大的时期。梁农山同志就是在这时调来我场担任副场长，主管畜牧业生产。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多年，近日才得知他已离我们远去。抚今追昔，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特提起搁置多年的拙笔，记录当年生活的片段，以表达对他的深深缅怀之情。
一 、马群检疫
每年对马匹的检疫是一场大的战役。首先要做详尽的工作计划：人员组成、后勤保障、医疗救助等。抽调全场顶尖的套马者参加，历时月余。始初是将马群圈在一起，每套住一匹马，由身强力壮的牧工上前将马横卧放倒，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要完成预防注射（炭疽疫苗、破伤风类毒素）、马来因点眼（检查马鼻疽），与此同时还要进行剪鬃、烙印等。不但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也低。每群马检疫要花费8到10个小时，有时还会造成漏检，以后虽在补饲圈内进行，但情况并没有大的改观。梁场长看到了这一情景，组织有关人员研究（其中就有丹珠提到的朱振超科长）最终设计出检疫圈。圈内修一个喇叭形的检疫道，将马群赶入，最窄处仅容一匹马通过，当马进入六柱栏，用鼻捻子、耳夹子将马站立固定，迅速完成注射、点眼、剪鬃、烙印等一条龙操作，大大的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欢快奔腾的小马驹
巴里坤马是在高寒粗放的条件下繁育的，得到大自然的陶冶、锻炼。具有耐寒、耐粗饲、能吃苦耐劳的特点。具有良好的繁殖性能，公马到四岁，母马满三岁就可参加配种，采用群牧本交，分群、去势也是养马管理中的重要一环。
马驹一般在一岁以内要进行离乳分群，离开母马单独组群独立生活。管理驹群的人员，要挑选年富力强、富有放牧经验的牧工担任。刚分群的马驹是无缰的野马，四处乱窜，时有跑失，很难管理。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圈养、磨合，才能稳定下来，进行野外放牧。母驹群满三岁时要撒入经过筛选、无近亲的优良公马（四岁以上）作为种马进行繁殖配种。这时公马为争夺母马而进行激烈搏斗。一般情况下，公马能圈8到12匹母马，组成一个固定的小集体。基本母马群一般有公马10匹左右，母马120匹。每天交接班时，只要清点儿马群（公马）即可。
公驹群到了三四岁时，要选定一定数量的优良公马作种公马，其余的就要进行去势（阉割）。骟马也是群牧养马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选定天气凉爽，蚊虫较少的季节进行。去势后的公马要认真观察数日。公驹群就成了骟马群，等待从军服役。每逢这时，梁场长总要亲临现场，默默的站在一旁观察，发现问题及时与有关人员沟通解决。
说到养马，不得不提起一个人。他就是阿勒泰马场的场长，到伊吾后成为一分场（养马分场）的场长周永海同志。他是新疆乌苏人，会说一口流利的哈语和维语，具有丰富的群牧养马经验，梁场长每到马群检查工作，一般由他陪同，虚心向他请教有关问题，学习少数民族语言。遇到与友邻单位发生如草场纠纷等问题时，都是由他出面帮助解决。在伊吾场工作期间，老周成了梁场长不可缺少的助手，也让梁副场长迅速进入角色，较好的完成上级交给他的工作重任。
三、 沙尘暴
梁农山同志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领导。在办公室內一般不苟言笑，批评下级大多是和风细雨，从不声言厉色。但一下到牧群，看到人欢马叫的情景时则判若两人，笑容始终挂在脸上。与牧工拉家常，亲切交谈，了解生产情况，忙个不停。他经常勉励我们，没有事不要老呆在机关，多到下面去走走看看，了解情况。
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次我陪他到红星一牧场检查羊群剪毛、药浴的情况，牧场四队长也是一个藏族干部，相见后交谈颇欢，他乡遇故知说不完的话，队长立即杀羊款待，欢声笑语弥漫在帐房内外。几天后我们来到大柳沟另一牧点，傍晚，由西向东的沙尘遮天蔽日涌来，梁场长果断地指挥牧工迅速卸下帐房的毛毡，将羊群、骆驼等赶往避风处，人员紧挨骆驼躺在一起。数小时后沙尘暴过去了，人们爬起来满头满脸全身都是沙子，人畜安然无恙。但那场风暴，全场刮坏了100多顶帐房，牲畜死伤也不少。
四 、功耶？过耶？留待后人评说
马场成立伊始，贯彻的是“以养马为主”的方针。与农五师合并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执行的是“以农业为主”。当时上级没有考虑马场的具体情况，要在山北大力开荒造田种粮。得知这一情况，梁农山同志并没有盲从，而是深入调查研究，综合各方意见，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理由是：天山北麓海拔高达1800—3000米，冬季漫长，夏季短促，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为零下4度，无霜期仅60—90天，不适合粮食作物的生长……。这些正确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在大小会议上多次被不指名地批判为右倾保守主义者，蒙受冤屈。从此在松树塘地区，东从哈密至伊吾公路起，西至四十里大墩为止，大片的优良天然牧场开垦成了农田，而这些农田仅能种植一些燕麦、青稞类作物，成本高，产量低，真是得不偿失。几年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谁是谁非。1961年底，马场交总后领导，红星一牧场回归生产建设兵团，期间合并不到两年，经营方针也随之转变为“以养马为主”了。
五 、民族工作座谈会
1962年，在伊吾军马场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年苏联在伊犁塔城地区煽动边民外逃、攻打政府机关、放火抢劫等，新疆各地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纷纷出动，造谣惑众，扰乱民心，这股逆流也波及到了马场。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稳定民心，根据自治区党委的指示，马场召开了民族工作座谈会，组织会餐、放电影、篮球赛、文艺演出等。会后组织他们分乘两辆卡车去哈密观看火车。前一辆车由梁场长带领，后一辆车原本安排我带队，由于我在当天下午的一场篮球赛中腰部不幸扭伤，改由翻译王明带队前往。不料这辆车在翻越天山时刹车失灵，撞在山坡的巨石上，造成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惨剧。事故发生在夜晚，梁场长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亲临现场指挥，将伤员送往医院抢救。事后看望伤员，安抚死者家属，忙里忙外，憔悴的面容，记录着他悲痛的心情。
是年，场内少数哈族牧工受人唆使，计划夺取**、马匹外逃。哈族牧工麦克前来举报，当晚梁场长碰巧就住在马群，得知这一消息，连夜赶回场部召开紧急会议，当即派王芳林同志（二分场指导员，46年入伍的老兵）率领基干民兵赶赴出事地点，有效地制止了事态的发展。麦克因举报有功，与王芳林同志一起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英模大会。

六、 全军军马选育工作会议
中央军委提出实现“团以下部队骡马化”，将培育军马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62年8月的一天，梁场长找到我和杨生藩同志（我军队院校的同学）谈话，为配合全军军马选育工作会议的召开，让我们选几匹有代表性的巴里坤种马，送往北京参加展览，并要求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经过认真挑选，选出四匹种马，由牧工麦克等二人负责饲养管理。在哈密装车起程，沿途并将山丹、张北马场送展的军马一道运往北京，入住在丰台某军事科学研究院内。不到一天，又接上级通知，让我们将马匹赶往东直门外的酒仙桥农展馆农场。那天，我们一行骑着这些参展的马匹早早地出发，浩浩荡荡穿行在长安街上。其中我场送展的那匹公马，是一匹未经驯服的野马，牵着走都很困难，一听到喇叭声就乱蹦乱跳。途经天安门广场等地，多次遭到交警的阻拦。我们让麦克用哈语与其对话，以听不懂话为由继续前行。走了整整一天，才艰难地到达目的地。不久，其它马场送展的马匹相继到达，经过几天整休，军马部决定让我留下，带领四个牧工管理全部展马。期间，解放军总部首长张爱萍、肖克、余秋里、张令彬等均前来视察，由我逐一介绍这些马的品种、产地、性能等，这样我在北京一呆就是数月。
是年11月，全军军马选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参加会议者有总部有关首长，各主要军马场的领导，还有全国高等院校的有关专家学者，如山东农学院的沙凤苞、甘肃农大的崔育溪教授等。我场指派周万友（畜牧技师）和我参加会议。与会者对巴里坤马评价颇高，会上确定了发展军马的五条标准，从此军马生产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之后，我场先后从苏联引进了顿河、卡拉巴依等名贵种公马，在伊犁选购优良繁殖母马，在河北买入良种公驴，建立了配种站，开展人工授精，对原有的哈萨克马、蒙古马进行杂交改良，生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群牧养马的繁殖成活率平均达82%以上。多年来为部队（包括民用）输送优质军骡马近3万匹，为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七、 天山骏马
为了宣传全军育马工作会议精神，八一电影制片厂来我场拍摄“天山骏马”大型彩色记录片。场里成立了以梁场长挂帅的工作组，配合拍摄工作：挑选外景地、马群调配、后勤保障、现场指挥……拍摄时要求马群按照影片要求摆布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加之一到午后，天气炎热、蚊虫叮咬……马群就挤往林荫深处，怎么赶也赶不开。导演则要求马群星罗棋布地在草原安闲采食，部分进入近景镜头，部分作为背景放在远处。有时为了一个画面要反复拍摄多次，而王杰导演又是一个严格、刻板的人，一切都要按照他的部署进行，稍有不合就得返工重来。翻来复去次数多了，牧工们就有些厌烦情绪，这样只好由梁场长出面协调解决。摄影师流萤和蔼可亲，为我们拍摄了不少珍贵的照片。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工作，影片终于拍摄完成，把巴里坤草原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绿草茵茵、畜群满坡的旖旎风光展现在人们面前。此后，影片在全国各地相继放映，“我们新疆好地方，巴里坤草原好牧场……”蜚声全国，解放军画报等刊物登载的画面，也大多采用其中的有关镜头。
在历史的长河中，广大马场职工在巴里坤草原上战天斗地，洒下了辛勤的汗水，留下了不灭的足迹，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当回首往事，追忆过去时，请铭记还有一位曾与我们并肩战斗过的——梁农山同志。

射声

为了免得讨论变成鸡同鸭讲，首先了解一下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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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马匹工作能力测定
一、挽力
马匹拉动车辆或农具所用的力称之为挽力。挽力的大小主要靠体重，但也与马的体型、年龄、健康状况、饲养管理及调教程度有关，挽力的单位为公斤，一般用挽力计测得。
（一）几种挽力的概念

1、实际挽力——马在挽曳时所实际付出的力。
2、正常挽力——亦称适当挽力、经济挽力或标准挽力，系指马匹在正常饲养管理情况下，不影响马的健康，长时间挽曳不显疲劳所付出的力。一般为体重12～15%。
3、最大挽力——马拉爬犁，在不损害健康每行进10m加重25～50kg重物，至马拉不动所尽其表现的实际挽力。一般为正常挽力的3倍以上，有的高过体重90%。
4、瞬间最大挽力——驱马牵引固定物时所付出的前冲力量。它表现了马的潜在力量，一般可达体重的1倍以上。


（二）正常挽力测定和估算
1、正常挽力测定——正常挽力一般用挽力计测定。 2、正常挽力估算
（1）体重推算法：即马的正常挽力相当于体重的多少，大型12%，中型13～14%，小型15%。我国地方马种一般为15%。
（2）公式法：根据体重求正常挽力。450kg以上的大型马由福由斯特公式计算，P（kg）=Q/9+12；对体重为450kg或以下的马，可用马利贡诺夫公式计算P=Q/8+9，P为挽力，Q为体重。
（3）运输挽力，可用挽力计直接测得，也可根据道路阻力系数计算。挽力=挽重（车重加载重）×阻力系数。——摩擦力

（4）耕地挽力，除用挽力计直接测定外，还可根据耕宽、耕深和土壤阻力系数求得。公式为，挽力=耕深×耕宽×土壤阻力。


（三）上坡、圆周挽曳、多马联驾对挽力损失
1. 上坡 在平地挽曳的基础上，除增加拉动车辆的力外，还增加移动马体所需的力，这两种力我们称之为附加挽力。
附加挽力=（车和载重+马体重）×角度正弦值（sinα）。

附加挽力=上坡所用力-平地所用力
=[（车和载重+马体重）×+（车和载重+马体重）×sinα×阻力系数+]- [（车和载重+马体重）×阻力系数]


2. 圆周挽曳 在农村用马拉磨、拉碾、拉水车时，马必须进行圆周挽曳。圆周越小，需挽力越大，作功也越大；反之，圆周越大，挽力越小，作功也越小。随圆周加大，愈能接近直线运动效率。圆周运动，马内侧肢费力，易疲劳。圆周半径与挽力发挥关系如下：
表21 不同圆周半径所发挥的百分比
圆周半径（m） 6 5 4 3
挽力（%） 83 80 75 65
一般认为圆周半径过小不利，过大也不好，以4m为宜。



3. 多马联驾 会因动作不协调造成总挽力的损失。联驾越多，损失越大。多马联驾挽力的损失同时和马的性格、调教程度、步伐合作及驾驭技术有关。联马匹数3匹以内较经济、超过4匹效率减低。
表22 联驾作业损失的挽力
马数 1 2 3 4 5 6 7 8
每马的有效挽力（%） 100 98 87 80 73 66 55 44




-------------------------
乘驮使役
骑乘使役时，备鞍位置应正确，蹬革与肚带与重心垂线重合，骑者骑坐位置和动作正确，重心始终与马重心保持一致。各鞍和骑坐偏前偏后以及不正确的动作，都不利于马匹速力和持久力的发挥。遵守用马卫生规划，出厩不可立即弛行，慢步10～15min或牵行。到终点后系拴于无风处，稍松肚带，活动鞍及鞍褥，稍歇后卸鞍,摩擦马背，汗干后刷拭马体，**四肢。
驮载使役载重量为马体25～30%为宜，最高为32～35%，且慢步行进，日行程30～35km，货物应置于马体两侧肋部适当的前后位置；两侧重量均等。鞍垫适当厚且柔软，保持清洁无泥沙及污物。驮运途中大休息应卸货，并喂饮马匹。山地驮运及骑乘时必须给马装蹄铁。
从百度取样核算一下


例1
《横山县志》畜牧志
蒙古马体尺体重
性别 体重 体高 ……

公 315 130.8
母 285 121.6


正常挽力按体重15%算为45千克，按马利贡诺夫公式算为46.5千克。
驮载力按体重30%计算为90千克。


例2
建昌马体尺体重
http://www.docin.com/p-1016264351.html
成年建昌母马的体重平均值190千克。
正常挽力按体重15%计算约30千克，驮载力按体重30%计算为60千克。


西南马帮常用的小型马大约都在这样的数量级上。




Saxonica

中校11
驮载力数据直接就是马匹驮载重量的反应，而挽力数据需要考虑地面摩擦系数


表19 黑龙江省车辆和爬犁在不同道路上阻力系数
种类 道路状况 阻力系数
滚珠轴承胶轮大车(两轮和四轮) 柏油马路 0.005
方块石辅平的马路 0.011
良好的土路 0.013
中等的土路 0.031
不良的土路 0.086
四输铁车 方块石铺平的马路 0.058
良好的土路 0.061
中等的土路 0.117
不良的土路 0.235
翻后未耙的耕地 0.435


表20 不同土壤的阻力系数
土壤类别 土壤阻力系数（kg/cm2）
粘土 0.7
重砂质粘土 0.5～0.7
中砂质粘土 0.3～0.5
轻砂质粘土 0.3～0.4
砂壤土 0.2～0.3
砂土 0.2
计算系驾炮兵的马力应该使用哪组数据？


编制表应该足够应付各种可能状况，因此对马力估计宁可保守一些，这应该不难理解


首先，一般炮车并非胶轮，因此路面摩擦系数应该选用铁轮大车的对应数字；
炮车需要直达战场而辎重车只需要抵达战地附近的补给点，因此路况想定应该更差；
暂时不考虑爬坡。






一匹体重300千克的蒙古马，正常挽力45千克
良好土路的阻力系数0.061，此时实际的挽重737.7千克
中等土路的阻力系数0.117，此时实际的挽重384.6千克
不良土路的阻力系数0.235，此时实际的挽重191.4千克


二马系驾，每马挽力发挥98%，总挽力88千克
良好土路 1442.6千克
中等土路 752.1千克
不良土路 374.5千克


四马联驾，每马挽力发挥80%，总挽力144千克
良好土路 2360.7千克
中等土路 1230.8千克
不良土路 612.8千克


六马联驾，每马挽力发挥67%，总挽力180千克
良好土路 2950.8千克
中等土路1538.5千克
不良土路 766.0千克




两骈四马和三骈六马的系驾炮车不同于上面提到的“四马联驾”和“六马联驾”（“联驾”是并排驾驭）


将三骈六马的纵列处理为三个两马联驾纵向组合，考虑到纵向的马匹间牵绊等原因，每马挽力发挥按85%计算。
三骈六马，每马挽力发挥85%，总挽力230千克
良好土路 3770.5千克
中等土路 1965.8千克
不良土路 978.7千克




Saxonica

中校11
上面计算的是“正常挽力”，正常挽力当然不是上限。如顶楼所说的一般来说实际最大挽力是正常挽力的三倍以上。


虽然不可能指望马匹始终保持3倍于正常的最大挽力工作，但我们让军马辛苦一点，保持2倍于正常挽力。


二马系驾，每马挽力发挥98%，总挽力176千克
良好土路 2885.2千克
中等土路 1504.2千克
不良土路 749千克


三骈六马，每马挽力发挥85%，总挽力460千克
良好土路 7540千克
中等土路 3931.6千克
不良土路 1957.4千克




如果路况条件按不良土路考虑（战区的条件能保证是中等以上吗？），三骈六马纵列在马匹以2倍于正常挽力工作的条件下，实际牵引重量2000千克。

至于驮载炮兵，简单的驮力计算已经说明问题了。


驮载使役载重量为马体25～30%为宜，最高为32～35%，且慢步行进，日行程30～35km


那么体重300千克的蒙古马，驮载重量最大105千克，慢步行进，日行程30-35千米。




Saxonica

中校11
以上资料来自百度，资料本身的正确性我无法做完全的担保，至少拿来参考看看


以上资料完全没有涉及任何战例，战史和具体型号，只是希望得到一个马力标准的参考值。各位如果再辩论骡马炮兵，或者可以拿来作为参考。











马匹挽力、驮力与30年代中国的骡马炮兵

https://tieba.baidu.com/p/4191803473#79993359796l

为了免得讨论变成鸡同鸭讲，首先了解一下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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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马匹工作能力测定
一、挽力
马匹拉动车辆或农具所用的力称之为挽力。挽力的大小主要靠体重，但也与马的体型、年龄、健康状况、饲养管理及调教程度有关，挽力的单位为公斤，一般用挽力计测得。
（一）几种挽力的概念

1、实际挽力——马在挽曳时所实际付出的力。
2、正常挽力——亦称适当挽力、经济挽力或标准挽力，系指马匹在正常饲养管理情况下，不影响马的健康，长时间挽曳不显疲劳所付出的力。一般为体重12～15%。
3、最大挽力——马拉爬犁，在不损害健康每行进10m加重25～50kg重物，至马拉不动所尽其表现的实际挽力。一般为正常挽力的3倍以上，有的高过体重90%。
4、瞬间最大挽力——驱马牵引固定物时所付出的前冲力量。它表现了马的潜在力量，一般可达体重的1倍以上。


（二）正常挽力测定和估算
1、正常挽力测定——正常挽力一般用挽力计测定。 2、正常挽力估算
（1）体重推算法：即马的正常挽力相当于体重的多少，大型12%，中型13～14%，小型15%。我国地方马种一般为15%。
（2）公式法：根据体重求正常挽力。450kg以上的大型马由福由斯特公式计算，P（kg）=Q/9+12；对体重为450kg或以下的马，可用马利贡诺夫公式计算P=Q/8+9，P为挽力，Q为体重。
（3）运输挽力，可用挽力计直接测得，也可根据道路阻力系数计算。挽力=挽重（车重加载重）×阻力系数。——摩擦力

（4）耕地挽力，除用挽力计直接测定外，还可根据耕宽、耕深和土壤阻力系数求得。公式为，挽力=耕深×耕宽×土壤阻力。


（三）上坡、圆周挽曳、多马联驾对挽力损失
1. 上坡 在平地挽曳的基础上，除增加拉动车辆的力外，还增加移动马体所需的力，这两种力我们称之为附加挽力。
附加挽力=（车和载重+马体重）×角度正弦值（sinα）。

附加挽力=上坡所用力-平地所用力
=[（车和载重+马体重）×+（车和载重+马体重）×sinα×阻力系数+]- [（车和载重+马体重）×阻力系数]


2. 圆周挽曳 在农村用马拉磨、拉碾、拉水车时，马必须进行圆周挽曳。圆周越小，需挽力越大，作功也越大；反之，圆周越大，挽力越小，作功也越小。随圆周加大，愈能接近直线运动效率。圆周运动，马内侧肢费力，易疲劳。圆周半径与挽力发挥关系如下：
表21 不同圆周半径所发挥的百分比
圆周半径（m） 6 5 4 3
挽力（%） 83 80 75 65
一般认为圆周半径过小不利，过大也不好，以4m为宜。



3. 多马联驾 会因动作不协调造成总挽力的损失。联驾越多，损失越大。多马联驾挽力的损失同时和马的性格、调教程度、步伐合作及驾驭技术有关。联马匹数3匹以内较经济、超过4匹效率减低。
表22 联驾作业损失的挽力
马数 1 2 3 4 5 6 7 8
每马的有效挽力（%） 100 98 87 80 73 66 5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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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驮使役
骑乘使役时，备鞍位置应正确，蹬革与肚带与重心垂线重合，骑者骑坐位置和动作正确，重心始终与马重心保持一致。各鞍和骑坐偏前偏后以及不正确的动作，都不利于马匹速力和持久力的发挥。遵守用马卫生规划，出厩不可立即弛行，慢步10～15min或牵行。到终点后系拴于无风处，稍松肚带，活动鞍及鞍褥，稍歇后卸鞍,摩擦马背，汗干后刷拭马体，**四肢。
驮载使役载重量为马体25～30%为宜，最高为32～35%，且慢步行进，日行程30～35km，货物应置于马体两侧肋部适当的前后位置；两侧重量均等。鞍垫适当厚且柔软，保持清洁无泥沙及污物。驮运途中大休息应卸货，并喂饮马匹。山地驮运及骑乘时必须给马装蹄铁。

从百度取样核算一下


例1
《横山县志》畜牧志
蒙古马体尺体重
性别 体重 体高 ……

公 315 130.8
母 285 121.6


正常挽力按体重15%算为45千克，按马利贡诺夫公式算为46.5千克。
驮载力按体重30%计算为90千克。


例2
建昌马体尺体重
http://www.docin.com/p-1016264351.html
成年建昌母马的体重平均值190千克。
正常挽力按体重15%计算约30千克，驮载力按体重30%计算为60千克。


西南马帮常用的小型马大约都在这样的数量级上。

驮载力数据直接就是马匹驮载重量的反应，而挽力数据需要考虑地面摩擦系数


表19 黑龙江省车辆和爬犁在不同道路上阻力系数
种类 道路状况 阻力系数
滚珠轴承胶轮大车(两轮和四轮) 柏油马路 0.005
方块石辅平的马路 0.011
良好的土路 0.013
中等的土路 0.031
不良的土路 0.086
四输铁车 方块石铺平的马路 0.058
良好的土路 0.061
中等的土路 0.117
不良的土路 0.235
翻后未耙的耕地 0.435


表20 不同土壤的阻力系数
土壤类别 土壤阻力系数（kg/cm2）
粘土 0.7
重砂质粘土 0.5～0.7
中砂质粘土 0.3～0.5
轻砂质粘土 0.3～0.4
砂壤土 0.2～0.3
砂土 0.2

计算系驾炮兵的马力应该使用哪组数据？


编制表应该足够应付各种可能状况，因此对马力估计宁可保守一些，这应该不难理解


首先，一般炮车并非胶轮，因此路面摩擦系数应该选用铁轮大车的对应数字；
炮车需要直达战场而辎重车只需要抵达战地附近的补给点，因此路况想定应该更差；
暂时不考虑爬坡。






一匹体重300千克的蒙古马，正常挽力45千克
良好土路的阻力系数0.061，此时实际的挽重737.7千克
中等土路的阻力系数0.117，此时实际的挽重384.6千克
不良土路的阻力系数0.235，此时实际的挽重191.4千克


二马系驾，每马挽力发挥98%，总挽力88千克
良好土路 1442.6千克
中等土路 752.1千克
不良土路 374.5千克


四马联驾，每马挽力发挥80%，总挽力144千克
良好土路 2360.7千克
中等土路 1230.8千克
不良土路 612.8千克


六马联驾，每马挽力发挥67%，总挽力180千克
良好土路 2950.8千克
中等土路1538.5千克
不良土路 766.0千克




两骈四马和三骈六马的系驾炮车不同于上面提到的“四马联驾”和“六马联驾”（“联驾”是并排驾驭）


将三骈六马的纵列处理为三个两马联驾纵向组合，考虑到纵向的马匹间牵绊等原因，每马挽力发挥按85%计算。
三骈六马，每马挽力发挥85%，总挽力230千克
良好土路 3770.5千克
中等土路 1965.8千克
不良土路 978.7千克

上面计算的是“正常挽力”，正常挽力当然不是上限。如顶楼所说的一般来说实际最大挽力是正常挽力的三倍以上。


虽然不可能指望马匹始终保持3倍于正常的最大挽力工作，但我们让军马辛苦一点，保持2倍于正常挽力。


二马系驾，每马挽力发挥98%，总挽力176千克
良好土路 2885.2千克
中等土路 1504.2千克
不良土路 749千克


三骈六马，每马挽力发挥85%，总挽力460千克
良好土路 7540千克
中等土路 3931.6千克
不良土路 1957.4千克




如果路况条件按不良土路考虑（战区的条件能保证是中等以上吗？），三骈六马纵列在马匹以2倍于正常挽力工作的条件下，实际牵引重量2000千克。

计算编制对应的挽力时尽可能按照不良的情况考虑，宁可马力有富裕，也比到时出问题强；而且这些计算里没有考虑爬坡之类情况，额外留出一些余量也可以。参考一下日军的机动力设计，3吨级的火炮例如日军的4年式是分解2部分牵引的，每个三骈六马的炮列只牵引2吨级别的重量。

而38式15榴2吨的放列全重，不到3吨的行军全重，对应的则是四骈八马的牵引力，结果没法整体挽曳。这两个例子都不是胶轮，以前吵得不可开交的博福斯施耐德也不是胶轮。只有抗战前引进的37炮是胶轮。


至于驮载炮兵，简单的驮力计算已经说明问题了。


驮载使役载重量为马体25～30%为宜，最高为32～35%，且慢步行进，日行程30～35km


那么体重300千克的蒙古马，驮载重量最大105千克，慢步行进，日行程30-35千米。
以上资料来自百度，资料本身的正确性我无法做完全的担保，至少拿来参考看看


以上资料完全没有涉及任何战例，战史和具体型号，只是希望得到一个马力标准的参考值。各位如果再辩论骡马炮兵，或者可以拿来作为参考。
铁轮大车在石板路上的摩擦系数0.058


楼上有些人觉得挽力应该比驮载力大，行啊，那就大点，一匹蒙古马挽力150公斤怎么样？


然后在石板路上，一匹马可拖动2586公斤重量


像你们这么算还搞什么六马炮车，路面好点的话搞个双马系驾就拖得动15榴了！





核算一下改良马政如果增加约20%的平均挽力，将产生什么效果


三骈六马炮车，总挽力280千克


在只发挥1倍正常挽力的情况下
良好土路 4524千克
中等土路 2358千克
不良土路 1175千克


发挥2倍正常挽力时牵引重量在上述基础上翻倍








行军和实战中碰到的路面有好有坏，假定在中等以上路面使用1倍正常挽力，不良路面或越过障碍、爬坡时使用2倍正常挽力


那么三骈六马的纵列如增加20%挽力（单马正常挽力55千克左右）就可以在土路上保证2000千克级别的炮车运动。

什么叫“挽力”？挽力是牵引力，牵引力除以阻力系数才得到牵引重量！正常挽力100千克，胶轮车在柏油路面的摩擦系数0.005，条石路面0.011，理论挽曳重量分别为20000千克和9090千克。伊犁两匹马拉四轮槽子车，载重1000kg，在土路和石子路面行进20km，需1h3lmin；行进20km，载重300kg，用挽力40kg，需2h53min16s；载重1200—1500kg，使役每日8-10 h，行30—40km，可持续3—4d。最大挽力400kg，约为体重的92%。载重300kg，用挽力40kg，需2h53min16s——看懂了吗？载重300，车重算200，摩擦系数0.08，符合土路的路况。

役用性能长期以来，哈萨克马是当地农耕和运输的重要役畜，是牧区的重要交通工具。驮力：据1980年在阿勒泰进行的驮力测验，骟马20匹，每匹马驮重159公斤，行程（山路）16.75公里，用时平均2小时15分。挽力：3-4匹马拉胶轮大车可载重1800公斤，双套马槽子车可载重1吨，每口工作8小时，可行50-60公里。

河曲马也是中国一个古老而优良地方马种，历史上常用它作贡礼。它是中国地方品种中体格最大的优秀马。其平均体高132～139厘米，体重为350～450千克。河曲马头稍显长大，鼻梁隆起微呈现兔头型，颈宽厚，躯干平直，胸廓深广，体形粗壮，具有绝对的挽用马优势。驮运100～150千克，可日行50千米。河曲马性情温顺，气质稳静，持久力较强，疲劳恢复快。故多作役用，单套大车可拉500千克重物。是良好的农用挽马。役用能力：挽力较强，速度中等。最大挽力370挽力kg，骑乘速度为1,200m/1'43"3，驮载100～125kg，日行50km，双套马耕地，每天工作5小时，可耕地4亩左右，役用持久性强，特别具有善走烂泥滩的能力。

云南马在高原山地具有驮乘兼备的优良性能，以驮载能力持久见称。公马驮重60-100kg，母马驮重40～60kg，日行30km，可连续使役半月以上。乘骑一般日行45km，可在山区长途乘骑使用。据1981年在昭通地区永善县茂林公社赛跑记录：1000m平均速度为1min55s。在城市及公路上亦供挽用，单马驾车（胶轮滚珠车）载重450kg，日行30km。胶轮滚珠车，还在公路上，600公斤全重土路上也就60公斤挽力足够了，公路上30公斤差不多。

北洋陆军拖拽57mm格鲁森山炮,使用的三骈七马,其中一匹是供炮长乘骑引导路线的,而57mm格鲁森山炮行军总重 不超过1000公斤,放列总重不过500公斤


要知道,当时中国拖拽75mm克炮都是用骡子,因为马拉不动,实际上蒙古马在中国当时的路面上2马拽车确实只有350公斤的标准负载重量

射声

在全面改良马种之余，日本政府又将育马之风推广为全国运动，马术表演与竞马（赛马）成为雅俗皆赏的娱乐。图为大正年间的日本顶尖马术专家�[佐幸平少将，他曾代表日本参加奥运马术表演，也是养马名手，外号“�Rの神��”，虽然他在奥运的成绩并不出色，但却成为当年日本全民热捧的偶像，热门程度不亚于今日的小室哲哉。
2/在《马政第一次计划》实行的十年之后，日本人由特雷克纳马育种出ェタ�`ドブロインド号，体高达到16掌。这些在两三代配种之后育种成功的品种将成为国有种马，继续巡回下乡，全面开枝散叶。
3/东北军骑兵名将马占山将军检阅部队。马将军身材瘦小，推算起来，图中骑兵乘用的蒙古马大约只有13掌左右高度。
4/日造九四式山炮的驮运纵列，都是体高大约16掌的驮马。
5/1929年裕仁天皇巡视特别大演习时的留影。与同时期蒋介石阅兵照相比，两国马匹之悬殊一目了然。


　　1935年10月10日，南京举行国庆阅兵，刚从瑞典进口的1930年式博福斯75毫米山炮成为阅兵式中的焦点。它是当年的尖端武器，堪称镇军之宝。观众的惊叹声中，一位《良友画报》的记者拿起相机，拍下了这张经典照片。然而，就在此照片登上《良友》之时，中国军队已经放弃了以博福斯山炮改造炮兵的宏大计划。
　　中国政府在1932至1933年间斥资1600万银元，大手笔购入132门博福斯山炮，这笔巨款相当于1931年度政府总支出的0.02%。军方原本预计以博福斯山炮为新一代制式武器，1600万银元投资只是个破题，政府已向原厂取得了完整的技术资料，准备在国内设厂自产。但实战验证之后，原本受高度期待的博福斯山炮被骤然冰封。
　　为什么中国军队会放弃以博福斯山炮为制式兵器的计划呢？答案就在照片里被记者忽视的一角――马。
　　不堪乘用的中国马
　　中国本地的土产骡马，体形与力量远远不及洋马，而西方当时的武器是按照西方马匹力量来计算重量的，这就是博福斯山炮的最大问题。山炮在机动时，是拆开后分件由马匹驮载。博福斯工程师心目中的马匹是马高17掌（170厘米）、体重2000磅的德国莱茵马。莱茵马能轻松驮载120公斤左右的炮件，于是博福斯山炮的八组驮载分解件中最重的摇架组重达118公斤，最轻的防盾组也有105公斤。
　　然而，中国本地蒙古马的驮力只有75公斤！来自口北的蒙古马是中国最主要的马源地，蒙古马的高度平均只有12掌到13掌（120-130厘米）左右，比莱茵马足足矮了50厘米，当然承受不了欧洲的火炮。故清末以来军事现代化的奋斗史，成为一部骡马的血泪史。
　　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例，火炮是非德国克虏伯不用的，新建陆军的骡马倒毙量因此让人触目惊心。清制官马每年可以报销的耗损定额是“每百匹准倒十匹”，新建陆军的骡马倒毙量翻了三倍。
　　“�o�o牡马，在垌之野”，中国历史上是有好马的，但马种发展在清朝进入黑暗年代。满清禁止汉人养马，只有官员与武生兵勇可养马，民间少见马匹。摧毁民间养马业之时，清朝官办马政又是出了名的腐败。八旗虽然以骑射取天下，但是到了咸同年间，不但旗兵不会骑射，连马都不成模样了。清代牧马的中心在察哈尔，据《清史稿》记载，在咸丰年间，骑兵名将僧格林沁调取察哈尔战马六百匹，居然“不堪乘用”。
　　马种是会变化的，好马不配种、驽马不阉割、马群放着不管而听任近亲蕃育，马种自然一落千丈。光绪年间福州将军穆图善练兵缺乏良马，于是把脑筋动到满清的“龙兴之地”，回到他的黑龙江老家找马。黑龙江不乏好马，科尔沁大草原上的呼伦贝尔马在穆图善的老祖宗“龙兴关外”之时，曾驮着身披铁甲的八旗骑兵横扫中原。三百年的牧政废弛之后，同样的科尔沁大草原，居然找不到堪骑之马。穆图善惊愕之余，喟然而叹：“地气其尽乎”！
　　科尔沁大草原没有好马，当然不是“地气”问题。清代政府马政废弛，又禁止民间自行育种，再加上蒙古产马区数百年没有战争剌激，才会在三百年后沦落到无马可用的地步。
　　无独有偶，在袁世凯练兵的年代，日本也深深困陷于本土马匹力量不足的问题。
　　他山之石――日本的马政计划
　　日本人将各种本土马统称为“在来马”。在来马的马种远比中国马为佳，因为日本人习惯以马耕田，人民熟悉马匹，有养马育马的风气。日人有名言，“农马即军马”，用于农耕的各种在来马体格粗壮、骨蹄坚韧、耐力持久、能耐粗饲，打仗时就是上好的军马。不过“农马即军马”只适用于内战，一旦遇到来自欧美的好马，日本人就傻眼了。
　　欧洲各国也有马耕的传统，而且欧洲征战千年，由圆桌武士打到龙骑兵，格外重视军马，所以马种改良灿然可观。用于骑乘的热血温血乘系马匀健、骏逸，用于驮载或挽曳的温血冷血挽系马厚重、粗壮，比日本在来马完全高出一个档次。当日本人见到欧美洋马时，武士道的好战劲头马上凉了半截。 　　明治时代的名兽医原口邑志，说明了洋马对国人的冲击。原口邑志指出，与洋马相比，在来马“骨骼不良，体躯矮小”，能力遥遥落后。原口兽医所熟悉的乘挽兼用在来马，平均体重90贯（337.5公斤），马高14掌左右。原口兽医见到的德国东普鲁士（今波兰）的乘挽兼用良种特雷克纳马，重量达到450公斤，马高将近18掌。看马第一眼看体高，一边是体高140厘米的土马，一边是体高180厘米的洋马，土洋两下一比，日本能不自惭形秽？
　　日俄战争进一步践踏了日本人对在来马的自信。俄军有马高16掌、高速耐走的顿河马，能让哥萨克骑兵尽情发挥威猛的机动力；有胸围180厘米、雄健粗壮的奥尔洛夫快步马，这种俄国人花了60年才育种成功的挽系名马，让炮兵能健步如飞。在日俄战争时，日本骑兵的在来马在崎岖地形步履蹒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俄国骑兵奔驰于山岭陡坡之间。日本炮兵更难堪，在一段急陡山路的追击战中，退却中的俄国炮兵只用了四匹马，就将整个火炮纵列轻松地拖出山口；同样的山路，日本炮兵前后用了八匹马，还要加上一堆士兵连推带拉，才能勉强通过。
　　就这样，日本人下了改良马种的狠心。1904年，日本政府展开”马政第一次计划”，大量引进西方的优秀牡马（公马）为种马，在种马场杂交一两代后分发下乡，与本土的在来牝马（母马）全面杂交。为了确保洋种能以最快速度全面开枝散叶，日本政府制定《去势法》，全面阉割本国土产各在来种的公马，迫使日本母马在高大威猛的西洋杂种之外别无它选，只能生出小杂种。
　　当时的日本养马户谈起马，乘马是盎格鲁阿拉伯马与匈牙利基德兰马，挽马是英国海克尼马，乘挽兼用则是盎格鲁诺曼马。一切以洋为贵，绝对妄自菲薄！
　　在极端的全面杂交下，纯种在来马迅速灭绝。日本马政局在1922年出版的《马政ノ现状》，总结了全面杂种化的宏大成效。在《马政第一次计划》刚开始的1906年，日本全国马匹有87.8%是本土在来马；到1919年，纯种在来马只剩37.6%，杂种马与洋马已经成为日本马匹的主力；在抗战年代，日本马匹就几乎清一色是杂种了。
　　全面杂种化的成果，就是日本马长高长壮了。在1918年，日本马的平均体高正式突破15掌大关，于是日军拥有了像样的乘马，这就是在抗战年代将士们津津乐道的战利品“东洋大洋马”。勿小看15掌的东洋大洋马，当时国人身高要比现在矮小许多，一位身高160厘米的骑兵要试骑东洋马，光是马背上的鞍子，可能就到他双眼的高度，如果没有在单杠上打车轮的力量，要骑上如此一匹大马，还真有点困难。
　　骑兵得到合适的乘马之后，日本人继续培育适合驮炮拖炮的挽系重马。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终于杂交出钏路种重挽马，日军的野战重炮总算能勉强动了起来。日本人还不满足，他们嫌全面杂种化的日本马品种杂乱，又嫌体高不到15掌的钏路种太小，与体高18掌的欧陆重挽马神兽佩尔什马相比，只能称作“小格重挽马”，所以日本发动马政第二次计划，要向他们的乘马输入纯血马等赛马的高贵血液，要让他们的挽马继续长高长壮。
　　1904年日俄战争至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在马种改良上的急起直追，是长达30余年的漫长奋斗。马的配种改良，是长达十代的漫长杂交。马与人一样，一次怀孕原则只产一匹幼驹，而马的孕期长达11个月，幼驹的成熟至少又要两年，才能继续下一代的交配，其中还有岔路、有误区。
　　所以要改良马种，最需要的是时间。然而，时间恰恰是中国建军抗日的罩门。
　　国民政府的奋起直追
　　袁世凯一年要报销30%骡马时，清廷也注意到了骡马问题。日本开始马政计划之后，清廷在察哈尔两翼牧场设置模范马群，引进西方种马改良马种。只是，在群雄割据的北洋年代，中国的马种改良几乎是一片空白，模范马群也毁于战乱。直到“九・一”八的炮声震撼全国，马种改良才重新引起注意。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是亲手刷过、喂过日本马的，深知日本马政计划所造成的中日战力差距。但马种改良是靠时间磨出来的，清末以来30年之中，日本军马突破了15掌的体高，而中国军马还是12掌的蒙古马。要改良出适合中国军队需求的良马，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若要与日本一战，中国一定要繁育出自己的好马。
　　蒋介石只能从零做起，全力推动马种改良的大事业。1932年5月5日，即屈辱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同一天，军政部训令有关单位由种马起步，通力建设马政，迈出改良马种的第一步。台北“国史馆”的档案显示蒋介石对于马种改良非常热心，在他的亲自督促下，军政部火速建立句容种马牧场，以名贵的阿拉伯种马与蒙古马杂交，培育出新式的“阿蒙”乘马。
作者在松花江上拍摄的“东北土马”，这匹马的体高大约在15掌以上，是日本马政计划在中国漾起的一丝涟漪。东北的土产马与蒙古马非常近似，但是今日东北马却非常高大。这是因为日本在“九・一八”占领东三省之后，在东北推动马种改良，将东北土马（日人称满洲马）与日本杂种良马配种。于是在抗战胜利之时，东北土马也长高长壮了。当时国民党军称这种马为“关东大洋马”。诸邦俊称赞不已的“第二批改良种” ，应该就是图中的“东北马”。

　　有了种马，一个庞大的马政改良计划迅速成型，蒋介石将眼光投向蒙古马的主要牧区察哈尔。1931年盛夏，蒋介石与当时控制察哈尔的西北军领袖宋哲元协商，设法接办察哈尔的明安、商都与两翼三个军牧场。蒋的雄心是非常明显的，察哈尔三牧场有数以千计的蒙古牝马，只要句容场培育出的第一、二代阿蒙种马初见成效，马上就可以派到察哈尔的苍茫草原上展显雄风，迅速进行大规模育种。但察哈尔是西北军的地盘，岂容中央染指，宋哲元联合当时坐镇北平的张学良，阻止中央接收察哈尔三牧场。 　　察哈尔之外，中国的主要产马区全在军阀割据之下。从新疆的伊犁马、青海的河曲马、内蒙古的蒙古马，到川滇各省的西南马各产马区，中央政府对此都是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的马政大计当即搁浅了一半。
　　大规模配种难以实现，句容种马场却办得有声有色。在蒋介石的亲自关切下，句容场的阿拉伯种马都是有血统证书的名贵品种，场长崔步青直接到阿拉伯马的源头伊拉克买马，以确保阿蒙种马能得到最纯粹的阿拉伯骏马基因。
　　为了让阿拉伯骏马能与700多匹蒙古牝马尽情交配，句容场的马种选择、医疗、蹄铁、调教训练与喂饲，都由德国顾问直接指导，营造出最佳环境。场里甚至有观察牝马发情状况的“试情场”以及让马儿春宵一刻的“交尾场”。习惯了军营森严肃杀气氛的军人，恐怕很难想象军中竟有这般旖旎风情。
　　句容场的种马改良突飞猛进，在抗战爆发前夕，句容场的阿蒙种马已经育种到第二代“阿蒙二杂”。区区五年间能够育种两代种马，句容场真是一寸光阴也没有浪费。
　　当种马场埋头苦干时，蒋介石也绞尽脑汁为大规模良马配种寻找机会。1935年，蒋介石在河西走廊建立一个小型的军牧场，即今日号称世界第一的山丹军马场。山丹场在设置之时，河西走廊刚经历“马仲英变乱”，人马均缺，难有发展。到了抗战爆发前一个月，蒋介石又打起青海马的主意。有“龙种”美誉的青海马堪称当时最优秀的马种，但青海是马步芳的地盘，蒋介石费尽力气，只建成了一个小型的贵德军牧场。
　　正因为蒋介石控制不了产马区，所以在1932至1937年之间，马种的全面改良迟迟无法开办。直到抗战爆发，中央势力才延展到内蒙古、新疆等传统产马区。在全面战争的年代，政府已经没有余力推动全面马种改良。
　　其实，军阀割据并不是马种改良失败的主因。马种改良是靠时间磨出来的，即使蒋介石能够如愿以偿在1932年取得产马区，他也没有办法弥补已经虚度的30年空白时光。早在清朝马政走向荒废的那一刻，30年后的对日抗战就注定成为徒步的悲情战争。而日本人把握住这30年，靠着改种后的马匹取得了抗日战场上机动力的绝对优势。
　　徒步的抗战
　　让我们回到篇首的博福斯山炮，去体会抗战年代骡马们的悲怆。
　　博福斯山炮在建军之初，就是以进口洋马机动的。《良友画报》的照片里，牵引博福斯的马是体高16掌左右的洋马。洋马价格奇贵，又有水土问题，不可能长久以洋马驮炮拖炮。而在洋马之外，炮兵的唯一选择是力大无穷的骡子了。
　　骡子的力量与持久力非常惊人，因此价格远高于马，但雄壮的山东大骡也无力承受博福斯山炮的千里转战。1932年，德国顾问提议把军骡的采购价增加到每头两百大洋，当时军队买骡的价格大约为八十大洋。一匹单价高达两百大洋的骡子，必然是市场上最名贵的品种，大约画进郎世宁的《百骏图》也不为过了。换言之，德国顾问认为若要依靠中国土产的骡马拖博福斯山炮，只有《百骏图》级别的名贵品种大骡才能胜任！
　　八年抗战中战场辽阔，作战时动辄是数百里的长程机动，这是对骡马能力的严酷考验。军中的骡马倒毙率很快就让人触目惊心。以炮兵为例，依照军政部1939年3月《炮兵部队所需马骡补充计划表》，当时全军的炮兵部队只要是在前线作战的，待补马数一般都在半数左右，意味着抗战刚打了一年半，马就倒了一半！
　　于是，博福斯山炮的机动很快就改用人力。1939年10月第三战区的一份战报显示，当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时，博福斯山炮的炮件已经改“驮”为“抬”，换用人力挑夫了。在抗战期间，从重机枪到山炮，原本应该用马匹驮运或挽曳的武器，大多改用人力运输。以人代马的“代马输卒”成为军中的正式编制，而抗战也就成为一场步履蹒跚的徒步战争。驮马挽马如此，骑兵的乘马亦然。
　　抗战年代骑兵对“东洋大洋马”的羡慕之情，简直就是30年前日俄战争时日军仰望哥萨克骑兵顿河马的翻版。抗战胜利时担任骑兵第9师参谋长的诸邦俊将军，是从见习官干起的老骑兵，曾在马背上与日本骑兵拼杀多年。战胜时，诸参谋长接收一批日军骑兵的战马，艳羡之情溢于纸间，质朴无华的感慨透露出当年马种差距：
　　“这批军马是日本属第一批和第二批改良种。第一批改良种，体形高大，比我国蒙古马高出三分之一，不适于矮小人的骑乘。第二批比我国蒙古马稍高一点，很适合我国和日本人的骑乘。而蒙古马就显得太小了，有待改良之必要。”

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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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抗战国军伤亡情况
       八年抗战，中国付出了惨重代价。在战争中，国军伤亡总计约320万，其中阵亡约132万，负伤约176万，失踪约12万。①如何救治如此多的伤兵，对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二、国民政府的伤兵医疗体系不足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伤兵救助问题上尚无准备，全国仅有陆军医院22所，临时陆军医院19所，兵站医院10所。②随着战争的扩大，伤兵数量急速增加，仅淞沪会战期间，每天即需收容伤兵上万人。当时伤兵医院严重不足，“救护人员的缺少，救护设备的不完全，士兵们常因不及裹伤流血过多，而不免牺牲生命的。也有不及担架而重被炮火打死的。这样有救而不救的，不知有多少”。③
       伤兵得不到有效救治，他们“从车站下来的没有适当的收容，重伤的没有人来照顾，伤愈的也没有严格的管理，医疗缺乏，食住不安，甚至饥寒交迫……”由此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1937年11月，张治中到湖南任省政府主席时，见长沙“各商号、各旅馆几乎完全被伤兵占住了，很少幸免的也谨慎地收起了招牌。街头巷尾，伤兵三五成群，以铁棒作为威吓的武器……伤兵滋事的案件，日有数十起。”④武汉等地也有此类事件发生。
　　国民政府为安抚伤兵，将“伤兵”等词一律废除，改称“荣誉军人”。各战区也都增设伤兵医院。如第二战区，曾辖第四临时医院、第十陆军医院等30余所医院，以及第七卫生资料库、伤兵救护列车等卫生设施。⑤
　　伤兵医院配置。如1940年迁往湖北姚山的军政部第十一兵站医院，院长以下有医官10余名，护士50余名，医药室、军需室各5人，副官室2人，炊事班20人，再加上担架队30余人和勤杂人员，总编制约200人。医院中通常有伤兵、病兵500余人，最多时达到1000人。在第十一兵站医院，“伤兵痊愈后，大部分整编上前线，少部分自动流散。”⑥
       对伤残官兵，国民政府还设有收容机构。至1943年1月，全国共有教养院8处，临时教养院20处，临时教养所2所，校官教养所1所，盲残院1处。这些地方总共收容伤残军官4951名，伤残士兵38818名，住休养院者8113名。到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各类教养机构收容伤残士兵7万余人。⑦

三、国民政府能力有限，伤病救护主要依赖红十字会，救治总数达248万
　　与战场上负伤士兵人数相比，国民政府所能照顾到的伤兵依旧有限，因而使中国红十字会成为实施战场救助的最重要力量。
　　中国红十字会肇始于晚清，至抗战前，已在全国建立有分会520个, 医疗卫生机构262个，会员30余万。处抗战爆发后，红十字会全面展开战地救护工作。淞沪会战中，红会上海救护委员会组织救护队10队，急救队12队，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另特约公私医院16所，协同执行救护、输送等任务。
　　为了方便战场救护，红十字会成立了小型医疗队28个、医护队20个、救护队7个、医防队6个等救援组织。1938年春，更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他们从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救治战场军民，共完成外科手术119856人、骨折复位35522人、敷伤8784731人、内科住院人数2142997人，门诊军人2481685人，其他还有数量很大的人接受了X光透视、消毒灭虱等治疗。⑧
　　身兼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的宋美龄，还发起建立了“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下设总务部、战争救济部、战争地区服务团等九个部门，并开设干部训练班，培训救护等技能。宋美龄曾亲自到伤兵医院，演示为伤兵换药。
　　在中国红十字会外，衡阳还发起了“伤兵之友”运动，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为伤兵募集捐款。1940年，“伤兵之友”总社成立，以孔祥熙为理事长，宋美龄等36位名流为理事。随后四川、贵州，乃至海外，都相继建立分社。抗战结束时，共有151处分社。海内外“伤兵之友”运动共募集资金6.15亿法币，有力地支援了伤兵救助工作。⑨

注释：
　　①《作战以来历年我军官兵阵亡统计表》，何应钦: 《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国陆军总司令部1946 年印行，附表。②戚厚杰：《抗战时期国民党战场后方勤务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③黎剑苏：《值得注意的伤兵问题》，《抗日战争三日刊》第63号，第8页。转引自苟兴朝《抗战时期的“伤兵之友”运动》，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④《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89页。⑤陈长河：《抗战时期的第二战区兵站总监部》，《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⑥刘礼丰：《记十一兵站后方医院》，《长阳抗战回忆录》，第43、44页。⑦李常宝：《抗战期间的国军伤兵群体考察——以军政部荣誉军人第十八临时教养院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⑧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要, 内部印行, 1946年，第5、6页。转引自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几个断面》，《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⑨苟兴朝：《抗战时期的“伤兵之友”运动》。

射声

二战各国单兵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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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军二战单兵口粮
       美国兵一直享有少爷兵的称呼（算了，也没法和法军比啊），这个称呼谁然是在二战时才被叫响的，但是美国兵比较“奢侈”的生活确实源自于一战。1897年，美军平均每餐的费用约为4美分，一日三餐不超过13美分。而到了1918年，每日的伙食费达到了48美分.当时在欧洲的美军每天可以获得一斤的白面包作为主食，其他的副食品包括梅脯，咖啡，砂糖，烁乳，黄油和各种的调味料。此外，后勤部门专门为此设计了一个大的密封罐子（说是为了防止毒气污染），其中包括11公斤的肉制品，11公斤的面包，25份咖啡粉，以及盐和糖，管子内原来的填充物是木屑，后来经人指点，把填充物改为了烟草，解决了抽烟的问题。
       二战时美国陆军部将单兵口粮细分为4种:
A口粮:新鲜食物,所有军用口粮中最少见的,也最宝贵.
B口粮:罐装食物,主要为仍需加工的半成品.
C口粮:罐装食物,即时可吃
D口粮;浓缩巧克力

1、B口粮：
       有多种配方：有饼干，混合压缩麦片，糖衣花生仁或葡萄干，速溶咖啡，蔗糖，速溶柠檬粉或橙粉，水果糖，果酱，可可饮料粉和褐色牛奶糖。后勤人员配餐时根据不同配方加入不同成分即可。例如B1号组合方案是：饼干，压缩混合麦片，咖啡，方糖块，糖衣花生仁。B4号组合方案与B1号一样，只是用巧克力豆取代了糖衣花生仁。
　　把上述M1的三个罐头和B4的三个罐头放在一起就是一个C战斗口粮。当然不要忘了配发一个附件包。附件包里面有九只高级香烟，净化水药片，火柴，卫生纸，口香糖和开罐头器

2、C口粮：
       M成分有多种配方：有肉和豆类，肉块和蔬菜，肉和通心面条，腊肉，鸡蛋和土豆，肉和面条，猪肉和米饭，香肠和豆类，猪肉和豆类，腊肉和利马豆，鸡肉和蔬菜。这些东西煮熟后分装在铁皮罐头里，装在木头箱或纸箱里运往前线。后勤人员配餐时根据不同配餐方案组合而成。例如：M1号组合方案包括火腿， 鸡蛋和土豆，肉和豆类，鸡，蔬菜；M4号组合方案包括猪肉和豆类，肉，通心粉，火腿，利马豆。可以看出，无论哪种方案都兼顾了营养，热量和口味。

3、D口粮：
       口粮D在二战中是非常有名食品。它的成分就有一种，巧克力糖。D口粮是高热量的高级食品，由于所有的人都喜欢吃巧克力，美军也把D口粮当作鼓励士气的好东西。D口粮重124克，由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荷西市的荷西公司生产。顺便提一下，荷西也是温特斯中尉的老家。“荷西”热带巧克力(Tropical)是荷西公司于1943年根据军方要求研制出的耐热型产品。
　　荷西巧克力以它不可抗拒的味道，在物资极其匮乏战争中风行全球，是最受欢迎的食品，也成了美国文化的象征。在电视剧“兄弟连”里就有一个镜头，E连的韦伯斯特把巧克力送给了一个从未品尝过巧克力的荷兰孩子。

4、K野战口粮：
       还有一种在二战期间被美军广泛使用的是K野战口粮(K Field Rations)。K口粮最初于1942年起被美国陆军采用，最早使用K口粮的部队是伞兵。
　　早期的K口粮是包在棕色纸盒里。后来发展成彩色纸盒，早餐盒为棕色，正餐盒为绿色，晚餐盒为兰色。这种颜色的区分使士兵们很容易选择自己需要的食物种类。
　　K战斗口粮的正餐盒，内有奶酪罐头，饼干，糖果，口香糖，饮料粉，砂糖，盐片，香烟，火柴，开罐头刀和木勺。
　　K战斗口粮的午餐组合：包括1罐绘牛肉炖菜,8块压缩饼干,8小块巧克力,1盒香烟(骆驼,黑猫,切尔西,切斯特菲尔德等),1盒火柴。
　　K战斗口粮的晚餐盒，内有肉类罐头，饼干，肉羹，糖果，口香糖，速溶咖啡粉，砂糖，香烟，开罐头刀，卫生纸和木勺。
　　K战斗口粮由于提供的热量不足所以二战后既被淘汰

      说道罐头肉类，不能不说到午餐肉，的确，斯帕姆午餐肉里几乎不含任何维生素和矿物质(大概也许可能有1%的维生素c、1%的钙和5%铁)，对健康无甚帮助，长期食用还可能导致发胖和胆固醇偏高。更重要的是，除了淀粉、盐和香料味，你实在很难从它里头尝出“肉”味。大概不止一百万次有人抱怨“这鬼东西准是走后门混进口粮里来的”。但是，没有人能否认，斯帕姆午餐肉对保持士兵的体力至关重要。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后勤部门很难保证每天供应足够的肉食，此时斯帕姆午餐肉就成了不二选择；在炎热的太平洋岛屿上，由于鲜肉难于长久保存，斯帕姆更是成为了战略物资。在铁皮罐头里加热的午餐肉炖杂菜，香味从伦敦一直飘到东京。
       而且，在斯帕姆午餐肉被无数美军士兵妖魔化的时候，他们的英国和苏联盟友却对这种天赐的珍贵食品感激涕零。无数的斯帕姆被分发给了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苏联的部队．其受欢迎程度不亚于根据租借法案运来的美国坦克和吉普车。
       1942年，美国将军用伙食供应全部报给了澳大利亚，虽然饮食习惯大体相似，但是标准却差得很多，在澳军的伙食标准中，主要食品有24项，而美军有39项，澳洲的军队都是面包脑子和香肠的肚子，但是在美军眼里咖啡，面条，水果都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这类主食，美军在其他一些东西上了也花了不少的心思。二战期间，美国研制成功了现在风行全球的速溶咖啡，军需人员还认为，香烟盒口香糖能对士兵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且可以取到少买对方士兵和平民的作用，根据二战后的记录，军中总共有95%的士兵吸烟，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香烟可以产生很大的心理慰藉作用。一战时期，每月运往欧洲战场的香烟和雪茄烟就达到了4.3亿支和2000万支。巧克力、可口可乐口香糖和野战饭盒，曾是二战中美国官兵随身不离的几件受用物。自诩“二线球队”的美国，直至1944年才大规模参战，400万出境军人，一年里竟然喝掉10亿瓶可乐。外表吊儿郎当的美同大兵，所到之处，总是嚼着巧克力和口香糖，高兴时还向周围儿童撒发。那些被战祸搞成破落户的西欧人，看着羡慕不已。这种野战饭盒，不仅有涂好黄油的面包片、午餐肉、沙拉作料，还夹有两支“骆驼”牌香烟和3根火柴，饭后还可抽上几口。
       在一战时期，参展的美军每个月能够获得0.7公斤的糖果，光是这两项就养肥了美国的香烟盒糖果生产商门，通过战争，美国的香烟，可乐和文化也传向了全球。

二、德军二战单兵口粮
       德军单兵口粮与美军和英军的配给标准来说，相对简单。为了弥补配给食物的不足，德军还通过购买、搜寻、征用以及从家乡邮寄食品包裹（这种方式在东线是明令禁止的，因为每一寸运输空间都必须被用来运输战争物资，这导致东线产生了一个繁荣的食品黑市）的方式获得各种额外的食物，配给食物分为四种，首先介绍的是“I”级配给。

1、“I”级配给。
       它包括野战厨房使用的罐装干肉和其他的罐头食品（通常是炖菜和汤），此外还有大量的面包。在北非，因为担心食物的变质，面包变成了烤干面包，烹饪用的动物油脂和黄油变成了罐装的橄榄油，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意大利罐装肉（据说为都很差），德军还将几种特殊的野战配给分配给特定地点的部队。

2、“行军配给”。
       最常见的是“行军配给”，它通常是下发给正在行军的（徒步、乘车或者是坐火车）的下属部队，这类食物可以在不进行特殊加工的情况下直接使用。通常情况下，一个步兵班的成员会把他们的食物汇聚在一起，做一顿比较丰盛的饭菜。大部队基本上以各单位每天或者是每一餐的需要量来分发食物。这些食物包括：面包，香肠和奶酪，面包佐料（包括果酱和人造蜂蜜）、咖啡或者是茶的替代品，糖和香烟。这些食物并没有经过特殊的包装，它们有的是用罐装的，有的是放在小包裹里的，在前线加工的黑面包放在硬纸盒里运输。

3、“铁配给”
       另一种“铁配给”是一种包裹起来应急的配给食物，他只在战场指挥官下令的时刻才能被食用，虽然在实战的时候常常被作为战区的主要食物。这个部队都可以得到全量的或者是半量的补给。这种配给食物和美军的c级口粮很相似，其中大部分是罐装保存的，只有咖啡和糖是用纸包。所有的食物被装在一个纸包裹中，总重是825克，包括250克的烤干面包，200克的罐装肉，150克的防腐蔬菜，25克咖啡，25克食盐。

4、“半量铁配给”
       还有一种“半量铁配给”，只包括黑面包和罐装肉，有时会额外搭配面包和饼干。
       两种浓缩型配给食物在1943年-1944年被德军列装，它们只分发给正在作战的部队，这种配**美军的k级口粮类似，包括一个大规模战斗配给盒和一个近战配给盒，都装在一个硬纸盒里，里面包括烤干面包，巧克力，水果干，糖果和香烟。
       德军最饥饿的时刻要数斯大林格勒的时候了，不乏用个人财物换取马肉香肠和面包的事情发生，但就是这样，食品还是不够（围困了，后方有粮食也运不过来），有先分发给有作战能力的人。但是总的来说，除了战争结束前夕的日子里，德国人是过着丰衣足食的舒服日子。
       战时就德国本土而言，其农业条件比苏联优越，而且化肥之类的科技优秀，但是土地有限。在1939年，的过量时总产量2446吨，养活着战前的8000万人，到了1943年则下降到了2133万吨，肉类也从39年的340吨下降到了180万吨，直到45年时，粮食产量下降了15%。
       但是德军的掠夺能力惊人，仅仅是法国的土地，每年就向德军提供了大致900万吨的谷物。此外还有大量的奶酪，黄油和肉类，而从苏联的土地，43年这一年就运走了900万吨的谷物，200万吨的饲料，66万吨的肉类，还有第三帝国的“盟友”也“不遗余力”的为她提供食物。
       在这种程度的掠夺下，被占领却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在德战区的波兰，1941年每人只能获得大致是600卡路里的热量，在东南欧的德战区，居民普遍也只能获得600-800卡。而德国的普通平民在1942年获得的卡路里维持在2450-2700之间，军人在2750-3750之间。

三、苏军二战单兵口粮
       其实说到黑面包，最著名的应该是俄罗斯的波罗金诺黑面包。“波罗金诺黑面包”，是黑面包中的极品。烤制这种面包有一种独特的配方，主要是在黑麦面粉中加入天然香草籽。传说它的发明权属于莫斯科以西的波罗金诺村的村民。当年，已经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开始远征俄罗斯，与俄国元帅库图佐夫激战于波罗金诺村，导致法军大败，5万多名法军在此殒命。1840年，一个叫图奇科娃的女人成为了波罗金诺村救世主修道院的第一任院长，丈夫是28年前死于波罗金诺战役的俄军军官，院长和修女们就地取材，每天小批量的生产一些黑面包，出于对那次战役的纪念，人们把这种口味独特（这个2吧有人应该特别了解吧，呵呵）的黑面包称为“波罗金诺黑面包”。
       从此，“波罗金诺黑面包”便流传于世，并成为大城市食品店里价格不菲的名牌食品。它的价格甚至和德国的黑森林蛋糕不相上下，愿意花大价钱的大多是有钱的俄罗斯后裔们。
       说实话，你乍一看黑面包，感觉就像是肥沃的黑土做的，刚烤出来的时候很香，口味微甜，嚼了一会儿还会感觉有点咸，总是没有确定的味道。制作的配方其实没什么神秘的：500克粗磨黑麦粉、500克小麦粉、一匙糖、0.25升温水、0.25升黄油乳浆或者奶渣浆、2匙盐。
       但是烤制的过程很关键，要花比较长的时间。的时间，各道工序复杂而精确。中国人一般开始都吃不惯，不了解情况的人甚至以为这是粗劣食品。其实，黑面包既能顶饱又富有营养，还易于消化，对肠胃极有益，尤其适于配鱼、肉等荤菜。这是因为，黑面包发酵用的酒母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生物酶。
       苏联士兵的标准伙食通常包括圆白菜汤〔Shchi〕和煮荞麦汤〔Kasha〕。这些都是标准的俄国乡下常见的原料。一个老俄罗斯人这样说：“Shchi ee kasha， pisha  nasha。”意思是：“圆白菜汤和煮荞麦汤，是俺们经常吃的。
      1941年9月22日颁布的每日配给标准（单位:克）
战斗人员： 
面包:900（冬季.10月-3月）/800（夏季.4月-9月） ；二级面粉20 ；去壳谷粒140；通心面30 ；肉:150；
鱼100；大豆粉:15；脂肪:30；菜油:20；糖:35；茶:1；盐:30；
蔬菜:820，包括： 土豆:500 ；卷心菜:170 ；胡萝卜:45 ；甜菜:40 ；洋葱:30 ；根茎类.绿叶菜.黄瓜:35 ；
番茄酱:6 
其他杂项：月桂叶:0.2 胡椒:0.3 醋:3 芥末:0.3 马和烟：20 火柴(每月):3盒 卷烟纸(每月):7张 
肥皂(每月):200 
以上的看起来还可以，但是实际上远远达不到，不是所有部队都是这么幸运的。
现实情况往往是：
列宁格勒与饥饿死神
       从41年末的冬季反攻时，苏军虽然收复了季赫温，但是由于拉多加湖在十一月又上冻了，水路运输中断，但是冰面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厚度，而汽车此时也无法通过，导致被困的列宁格勒城的粮食供应情况持续恶化,到了11月份时，列宁格勒的粮食只剩下7928吨，但是按照正常的最低标准，（注意是正常的情况下）宁格勒每天也要消耗掉1100吨的粮食。在不得以的情况下，苏联人把4000多吨用作轮船锅炉燃料的棉籽渣也掺进了已经混入酒糟和麦皮的面包中。按照当时11月20日的标准，普通人只有150克，工人300克这种难以下咽的面包。除此之外，其他的食物基本断绝，饥饿成为了更加危险的敌人。
       城市里的猫和狗，甚至老鼠，老鼠，皮带，木头中渗出的胶脂，凡士林（就像是妮维雅那种涂手和脸的），坦克润滑油，煮烂的传送带，用大量芥末做的要人命的饼，都被饥饿的人拿来果腹。人们由于饥饿造成了容貌的变形，表情呆滞。
       根据不完整的官方统计，在1941年12月，有53000名列宁格勒居民死亡，而在第二年的最初一个月，死亡人数上升至100000人。
       关于西方粮食援助的观点，我认为是有作用的，但不是特别夸张。相比较而言。苏联在战时一共收购了7000万吨的谷物，至少500万吨的肉类和1000万吨的牛奶，还有大量的土豆，总的产量是谷物1亿6千多万吨，肉类700-800万吨，1亿5千万吨的土豆。所以整个战争期间，原著的谷物类大致占了2.9%，肉类大致占了24%,但就是这些物资，斯大林也是用来配给给军队的，而不会去分给饥饿的集体农庄的庄员。

四、日军二战单兵口粮
       日本新兵的伙食看上去很不错，但实际上后来就变得极为磨练人了。一位入伍前在横滨当造船厂工人的新兵说：在我入伍的第一天，我们吃到了一顿特殊的美餐，红小豆煮黏米饭，但是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上司发话说：这是你们吃到的最后一顿好饭了，从今之后一切都会变得严酷起来。后来，陆军和海军新兵们通常所吃的早餐就是凉米饭加咸菜以及一杯冰冷的茶，而且要极快地吃完，以便赶回去继续军事操练。午餐可能是米饭加上一点肉或鱼，晚饭则不过是一碗汤加上一点点米饭和蔬菜。

1、日本陆军每日单兵口粮
日本陆军昭和6年伙食标准：
米:640克，麦:200克，罐头肉:150克，干菜:110克，泡菜:40克，酱油:20克，盐:12克，糖:15克，茶:3克，不过中国战争开始后，部队食物配给就一个命令:现地自给。

2、日本海军每日饮食
舰上的军官以上:
早餐
鱼干、海苔、味增汤、腌酱菜、白饭(日本人只在生病时吃粥)，如果有人想吃西式的，也可以于前一天晚上告诉勤务兵准备咖啡、麦片粥之类的英式早餐，有留洋经验的军官并不会排斥这一类西式早餐，但是大多数还是喜欢日式早餐。
午餐－
按照汤、鱼、肉次序上菜的西式全餐，不论寒暑用餐时需要穿上外套、并且按照英式餐桌礼仪用餐。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是在自己的私室中用餐，有勤务兵随伺在旁，有时也会在司令官厅用餐，同时招待舰队要员等一同进餐(按照礼仪，司令长官坐于桌子一边中央，参谋长跟他对面而坐，其它有资深幕僚人员、副官、舰队译电长、舰队气象长、舰队轮机长、舰队主计长、舰队医务长、舰队军法长、旗舰舰长等)。
军官分高低阶分别在军官室跟基层军官室中用餐，联合舰队司令官用餐前五分钟，军乐队在后甲板，演奏半古典或欧美的流行音乐，而非军歌军乐等，即使在战中也保持这项传统，这也算是乐队每日的练习时间。
官兵们多半尽快吃完午饭，到后甲板享受音乐。不过这只有在舰只锚泊的时候才会举行。
晚餐－
日式，包括生鱼片、腌制蔬菜、烤鱼、蒸蛋、味增汤等日式料理，在军舰位于不同地方时会有当地风味菜，如龙虾、鲷鱼等。
晚餐后吃不饱的军官会向勤务兵要剩饭，事实上是伙房特地多煮一锅来应付这些军官，另外在加上几个荷包蛋跟酱油、乌醋等当作第二顿晚餐。
舰上的菜色随军舰的大小各异，越大的菜色越好。海军中以「大和旅馆」的菜色最好，但是山口多闻却抱怨量太少(他是出名的大胃王)。
军官必须自付伙食费，年轻的军官们往往花钱如流水，有家计的特务军官(从士官升上来的军官)相较之下比较懂得节约。

3、日本二战飞行员每日饮食。
由于受到传统饮食的影响,日本的军事后勤部门一直想尽一切办法改善飞行员伙食。以执行轰炸重庆任务的飞行员为例,他们的主食是三明治和寿司,喝的是好茶和葡萄酒,以及在当时最高级的乳酸饮料。此外每个飞行员都另外配发巧克力和优质的糖果，称为铁糖（一种带有氧气的糖）

五、英国二战单兵口粮
1、不列颠步兵每日配给:
1又1/4磅鲜肉或冻肉，或者1磅罐头肉或咸肉；1又1/4磅面包，或者1磅饼乾或面粉；4盎司咸肉(熏肉)；3盎司乾酪；5/8盎司茶；4盎司果酱；3盎司糖；1/2盎司盐；1/36盎司胡椒粉；1/20盎司芥末；8盎司新鲜蔬菜，或者2盎司脱水蔬菜；1/10吉尔酸橙汁（在缺乏足够新鲜蔬菜的情况下作为替代品，1吉尔等於四分之一品脱）；*1/2吉尔朗姆酒（1吉尔等於四分之一品脱）；*每周供应不超过2盎司的烟草；(带*的项由指挥官决定是否发放)

在必需的时候允许下列替代食物的使用:
使用4盎司燕麦片或米代替 4盎司面包或者饼乾
使用1/30盎司巧克力代替 1/6盎司茶
使用1品脱勾兑酒（葡萄酒,白兰地）代替1配给量烈性酒
使用4盎司乾果 代替4盎司果酱
使用4盎司黄油、猪油、人造黄油，或者1/2吉尔食用油 代替4盎司咸肉(熏肉)

前线罐装食物（一线配给标准）:
1磅咸肉罐头肉
12盎司饼乾(3盎司一包，共4包)
5/8盎司茶叶
2盎司糖
1/2盎司盐
3盎司乾酪
1盎司肉酱
(2块与饼乾大小的包装，一种浓缩的牛肉汁，质感类似於中国的甜面酱)

2、英国印度籍步兵每日配给:
(这个配给量是属於战斗人员的额外配给，把这个配给量加上非战斗人员的每日配给量，
就是一名步兵的单日配给)
1磅鲜肉+1/4磅鲜肉，3盎司咸肉(熏肉)，1磅土豆+1/8磅土豆，1盎司茶叶+1/3盎司茶叶，1/2盎司盐（大概15克左右）+1/2盎司盐，1又1/2磅粗面粉，1磅面包，4盎司木豆，2盎司酥油，1/6盎司红辣椒，1/36盎司胡椒粉，1/6盎司姜黄粉，1/3盎司姜，1/6盎司大蒜，2又1/2盎司糖，1盎司浓缩甘蔗汁（糖的替代品）

英国印度籍非战斗人员每日配给:
1磅鲜肉，1磅面包，3盎司咸肉(熏肉)，1磅土豆，1盎司茶叶，2又1/2盎司糖，1/2盎司盐（大概15克左右），1/36盎司胡椒粉。

六、抗战时期国军单兵口粮
1、国军伙食不忍观，空有一套好方案
　　翻开国军饮食史，满篇只写着两个大字：辛酸。
　　1935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制定了陆军战时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大米1.5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听着挺丰富的，但标准是标准，执行是执行，抗战时期，国军普通士兵的实际主食分配为每人每天9两米。这数字乍一听也不少，对于低格君这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都市白领来说，两天也吃不了这个份量。但对于每日行军打仗、体力消耗惊人的战士来说呢？
       根据二战军事学家估算，一名普通士兵作战期间，每日需耗费4000-7000卡的热量。就算非激战状态下的正常训练和驻扎，每日也有3000卡以上。以此标准计算，一名士兵作战期间的口粮，包括主食和副食在内，每天不能少于1.5公斤。这样一对比，国军的一天三顿9两米，就远远不足了。
　　您要说了，这1.5公斤是主食+副食的总量，9两米再配上些肉啊菜的，也就够标准了。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国军士兵平时的副食，用四个字概括——基本为零。什么罐头肉，干菜，想都别想。战事不紧时，伙夫出去买菜，买到青菜就吃青菜，买到萝卜就吃萝卜，要是啥都买不到，就用咸菜熬一锅汤，大家一人一勺凑合吃。这还是好的，大多数情况下连咸菜都没有，就是盐水泡饭。

2、只要勉强能填饱，有啥吃啥随便炒
　　此刻，您心中想必为国军的伙食标准泛起一丝同情。但就连这点儿可怜标准，都难以贯彻落实。
　　拿主食来说吧，虽然规定一天三顿9两米，但实际抗战期间，国军士兵一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上下午各一顿，也就是说一天只有6两米果腹。只有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第五军，以及后方最受重视的黄埔学员，一天才能吃到三顿饭。其中第五军还是老蒋亲自下令：必须吃三顿饭！才得以执行。
       再说副食。前面说了，情况好的时候大家有青菜萝卜吃，那可真是实打实的纯天然无公害健康绿色食品，一点儿油腥都不沾，因为伙夫手里压根儿就没有油！偶尔能搞到一小块猪油，每次炒菜时在锅里擦上一圈儿，已经千幸万幸了。更多时候只能是盐水煮菜，搁今天就是标准的减肥餐，一个国家赖以倚仗的军队就吃这个，您能想象吗。
　　不能想象的还在后头。环境所迫，国军大兵们只能将“有啥吃啥”的精神发挥到极致。比如驻扎云桂一带的部队，就发明出把芭蕉的根儿剁成小块、搁水里泡三天，再切丝儿炒了的吃法。说句不敬的，这在低格君看来就是妥妥的黑暗料理，但在当年，真的就是许多国军士兵每餐唯一的副食。你嫌黑暗，不吃，有的是别人抢着吃。

3、杂粮大饼就咸菜，最苦一日一顿饭
　　这些说的都还是非战斗情况下，真正战斗期间国军的伙食状况，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一线作战的伙食有两种，首先是由士兵自己随身携带的应急口粮。二战期间，几乎所有参战国军队的应急口粮主力都是——牛肉罐头，然而绝大多数国军士兵一辈子连罐头长啥样儿都没见过。他们的战时应急伙食，一般是北方农民常吃的那种杂粮大饼，再有就是小学课本里大家很熟悉的炒面。一块大饼或者一撮炒面，就着随身带的咸菜，就是一顿饭了。
       然而应急伙食为了便于携带，一般只有两三天的量，战争一打起来没日没夜，只靠士兵自己的随身口粮哪儿能支撑下去呢。所以只能是后方的伙夫烧好了饭，冒着枪林弹雨送上前线。但日本空军异常强大，陆军炮火又极为猛烈，白天送饭基本没可能了，所以一般伙夫也就是趁着黄昏送一次饭，这下国军一天只能吃一顿了。这还是好的。没错，这，还是好的。
　　在关键的一线激战中，国军后方被日军火力完全封锁，送饭的就算不要命，也根本上不来。比如著名的万家岭战役，到处都是山地激战，伙夫几乎是爬着一点点前进。一顿饭送上来，少说都得一两天时间，做好的饭到了国军手里，已经发霉变质了。但就是这样，国军一线士兵依然心怀感激，毕竟这些勇敢的伙夫兄弟为了送这顿饭，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别说送饭，就连做饭都很危险，日军飞机都是专盯着炊烟定点轰炸的。

4、饮食不如日军狗，乞丐部队好辛酸
　　拜没完没了的抗战剧所赐，如今一般大众印象里的国军，都是军容齐整、英武挺拔、俨然有无双国士之风，特别是与我军土八路相比，简直就是高富帅与穷屌丝的差别。然而您联系实际地想想，依照上述伙食标准，士兵的健康状况能好到哪儿去？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扯什么风采气质。您知道当时外国人是怎么评价国军的——“乞丐部队”！
　　有些话说着难听，但也是事实：国军士兵的伙食状况，还不如日军的狗。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成年军犬，每天的食物标准包括大米150克，麦250克，白菜200克，牛肉350克或沙丁鱼400克，盐10克，还有其它几种口粮搭配。——大家瞧瞧，对手的狗食都能完爆国军（更不要跟日军士兵比了，太伤自尊），这仗打得有多艰辛，窥此一斑可知。
       如果驻扎在后方的国军部队，每月可以有一两次改善伙食的机会——也就是能吃点儿肉了！先别乐，这所谓的肉，可不是现在流行的什么“小鲜肉”，而是不知道搁了多久的咸肉或者腊肠。吃法上，也不是咱们后人想象的那样人均分几块，而是所有的肉都切碎了，扔进菜汤里，每人盛一勺。运气好的能有几块碎肉，挑出来拌饭吃，相当幸福了。大多数群众，只能匀到一点儿肉末渣子。
　　国军士兵的整体伙食状况很差，不过其中也有两个例外。首先是空军，作为培养成本极高的天之骄子，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国军飞行员每天也有肉、鸡蛋和牛奶享用。还有一个特例，就是大名鼎鼎的远征驻印新一军和新六军。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野人山战役之后，剩余部队享受了英美配给的后勤和装备，普通士兵每餐有一个牛肉罐头，两包麦片，一包饼干，一包茶叶，一包香烟，一颗VC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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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女兵”之猥谈

　　 做一个归纳，即在二战中，作为日军军人、军属战死的朝鲜，台湾人总数共50,342名，其中军属占绝大多数。几乎都是1944年《征兵法》改正后入伍的军人，军属，主要死亡出现在太平洋南方战场。
　　 八年抗战期间在大陆死亡的朝鲜人军人，军属没有统计，推测不会超过数千人，且绝大多数也死亡在1944年以后。而平型关大捷的1937年9月，可以确定不可能有一名朝鲜士兵存在。有没有军属？从朝鲜调来的第20师团（属北支方面军第一军）中，可能有在朝鲜当地雇用的个别军属，但此部队远在石家庄，保定地区作战，并没有参加平型关战役，当然不会有“二鬼子”出现在小寨村战场。第二次大战中朝鲜、台湾军人、军属的死亡总人数约5万（包括军夫）人，仅仅是日军死亡总人数220万人的 1/44。从与日本本土的人口比例（3/5）来讲，并没受到太大损害，且大多数是并不是让八路军，而是让联合国军（美军）“消的”灭掉的。     
　　 所以，1937年9月在平型关战场，不会有伪军，更不会有什么“二鬼子”存在。用“二鬼子”来粉饰抗战成果的做法，可以说是一个荒唐，无知的宣传手法。
　　 更有些低级趣味者，还津津乐道地提到什么平型关战场的“女兵”，“艳尸”。一些无聊的学者，不去调查日军制度的事实，分析资料的价值，却愿意收集，引用此类 下流的“证言”为平型关大捷的“故事”添情加艳。说到“女兵”，笔者在此还要补两句。日本《兵役法》第１条明确规定仅「帝国臣民的男子有按本法服兵役的义务」。所以女性并没有服兵役的必要，也没有任何可以入伍从军的途径。即全体日军中并没有一名女兵。
　　 不否认以内地（国内）为中心，确实有部分“从军看护妇”（护士）存在，但并不是军人。身份属于红十字会会员中的志愿者，正式名称“日赤救護看護婦”。在军内待遇同军属（雇员），工资由红十字会（一般从军看护妇），或军队（病院船勤务者）按雇员待遇支付，但没有军人，军属那样的战后国家保障[8]。若死亡，可适用于遗族年金条例，但生存者战后并没有国家的补偿。因为不是军人，也不是军属，不能适用于《军人恩给法》[9]。为了解决前从军看护妇的愤懑，1979年政府创立了从军看护妇慰劳金制度，终于有了一些微薄的补偿。

【Figure 6】从军看护妇殉职统计
　　 重要的是这部分从军看护妇根本就不上前线。下图是从军看护妇的死亡统计表【Figure6】，可见1937年在整个华北地区仅有一名死亡。推测是在后方医院的“战病死”。怎可能去“艳尸”平型关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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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1941年6月的兵站工作条例
单套载车载重500斤，二套车一千斤，三套车一千五百斤 四套车2千斤，每天的行程以70里为限，遇到紧急情况不在此限。下同
＃拉车的骡子每天喂料六斤，草12斤，麸子2斤。
载重大车行进时候，不准任何人乘坐。
行走速度要平均，上下山坡要慢，遇陡坡要加套牲口
胶皮车轮胎气要平均
#驮骡的负重不超过160斤
驮骡每天喂料4斤，草10斤，麸子2斤
驮骡每天行程以40公里为基准，中途尽量休息两次。
#毛驴负重不超过120斤，每天行程以80里为准。
#骆驼载重不超过300斤，牛载重不超过180斤，骆驼每天行程80里，牛每天行程40里
#挑夫载重60斤，每15里小休息，30里大休息，每日行程6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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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血战钢锯岭》看美军二战战场救护
光亭
摘要：2016年12月美国战争影片《血战钢锯岭》在中国公映，取自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第77步兵师第307团1营B连2排的医务兵戴斯蒙德?道斯在冲绳战场上独自一人抢救下75名伤员的真实经历。在不少影迷慨然于主人公传奇经历的同时，也希望更多了解二战中美军的战场救护及配置情况，本文就带您了解一二。

图1：美国战争影片《血战钢锯岭》公映后，医护兵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开始为人所关注
战伤之痛，痛有几何？
战场伤亡是与战争同生的。中国古代就有裹伤再战的说法，裹伤，其实就是对伤口进行包扎处理。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处理战伤药，就是金创药和金疮药。金创药，是一个比较宽泛笼统的称呼，从字面理解，就是用来治疗因为金属利器造成的创伤的药物。我们所熟悉的云南白药，就是金创药的一种，主要是止血镇痛，不过由于技术条件所限，只能对一些小伤口有效果，如果是创口大、出血多的严重创伤，基本上就无能为力了，远没有一些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神奇。金疮药和金创药极易混淆，其实两者有很大不同。金疮药，是治疗因金属利器造成的创伤所发生的类似感染、化脓、形成疮疡等并发症的药物，但古代对于抗感染和破伤风基本没有特效药，所以伤口一旦感染，那就只能靠伤员自身的抵抗力来熬过感染期，人们经常在历史书中看到的“疽发身亡”，其实就是伤口感染引起并发症导致的死亡。因此，在冷兵器时代，重伤基本上就是等死，轻伤只能听天由命，伤员死亡率非常高。
中世纪时，西方国家对于伤员也只是简单包扎，止血则往往是用火或高温物体灼烧，相当残忍，对伤员来说不仅痛苦，还容易引起感染，甚至很多伤员根本得不到任何救护，就干脆被遗弃在战场上。
热兵器诞生后，武器的杀伤力更大，战场救护的水平却没有大幅提高。尽管16世纪欧洲已经发明了血管结扎术，但由于技术复杂，直到18世纪，医学上通常还是采用高温烧灼止血。如果四肢负了枪伤，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截肢，而在19世纪中叶麻醉剂发明前，没有麻醉的截肢简直与酷刑无异。更悲催的是，即便施行了截肢，由于缺乏严格的消毒和杀菌，伤员依然还有感染的可能。
到19世纪下半叶，在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等数场大型战争中，伤员的处境丝毫没有改观。面对痛苦不堪的伤员及居高不下的伤员死亡率，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护士巡视制度、国际红十字会和《日内瓦公约》相继推出，战场救护也因此得到大发展。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在南北战争中建立了军用医院制度，更使战场救护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变。

图2：美军在南北战争期间建立了军用医院制度
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德等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战场救护程序。以英国为例，伤员首先被经过专业训练的担架兵抬下战场，然后送到最近的医疗站进行包扎、消毒等简单处理，重伤员则在医疗站经过初步处理后，再被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治疗。同时，吗啡被大量使用以减少伤员的痛苦，X光机也被广泛使用，用来确定子弹和弹片的位置。依靠这些现代的医疗手段和技术，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伤员死亡率下降到10%以下，而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战场救护，美军“土豪”级
二战中，较晚参战的美国，在战场救护领域堪称土豪。首先，美国给每个士兵配发单兵急救包。根据军种和年代不同，单兵急救包内的配置略有差别，但基本上不外乎绷带、止血带、磺胺粉和简易装的一针剂吗啡。急救包通常放在挎包里，也有为了方便取用，放置在钢盔上或肩膀上的。

图3：美军单兵急救包

图4：为了取用方便，美军士兵将单兵急救包放在钢盔上
其中，磺胺粉是磺胺类药物的一种，此类药物是一种广谱抗菌药，由德国生物化学家格哈特?杜马克1939年发明，他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这是一种白色或略带黄色的粉状药物，疗效显著、性质稳定、使用简便、价格便宜，又能长期保存，非常符合战场救护的要求，即使到今天，也是仅次于抗生素的最常见的抗菌消炎药。
吗啡，以鸦片为原料提纯制成，在医学上常当作镇痛剂使用，从南北战争开始逐渐被采用，到二战时得到广泛应用，美军普通士兵的单兵急救包里都配有吗啡。由施贵宝公司生产的便携式西雷特吗啡皮下注射器，看上去就像一个迷你型的牙膏，里面是32毫克的吗啡，管口密封，是一个双头针管，使用时按下针管破开封口，然后进行皮下注射，几秒钟后，药效就会发生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注射吗啡之后，通常会把空的注射器别在伤员的衣领，以便让后续的医护人员了解已经使用过的吗啡计量，避免过量使用。由于注射吗啡远比口服更容易上瘾，大剂量使用后会让伤员染上毒瘾。

图5：便携式西雷特吗啡皮下注射器
其次，美军一线作战部队都有医护兵（MEDIC，亦称救护兵），也就是《血战钢锯岭》中主人公道斯的角色，职能相当于解放军的卫生员。二战时期，美国陆军每个步兵连战时编制都包括一名医护兵。医护兵通常会配备两个救护包和两个水壶，救护包里有绷带、吗啡针剂、碘酊或碘酒、磺胺粉、止血带或止血钳等，救护包里的药品远比单兵急救包里的种类多，数量也更大，两个水壶则是为了给伤员补充水分。医护兵的兵种符号，是带N字母的双蛇杖，或是红十字符号。医护兵的钢盔正面和两侧各有一个圆形的白底红十字标志，医护兵还配有红十字标志的袖标。

图6：医护兵的挎包和袖标
尽管《日内瓦公约》规定双方作战人员不得向对方的医护人员开火，但由于医护兵本身携带武器，又受过军事训练，所以很多时候并不被认为是非作战人员。他们醒目的红十字标志，有时反而成了对方狙击手的目标，这是因为干掉医护兵对于前线部队的士气打击很大。所以，到二战后期，医护兵基本上不再佩戴红十字标志，这一细节在影片中也有体现，道斯就听从战友的劝告没戴红十字钢盔。

图7：美军医护兵的服装

图8：《血战钢锯岭》中主角道斯的医护兵装具，红十字钢盔、袖标
当美军士兵负伤后，轻伤通常会由自己或身边的战友在伤口上撒上磺胺粉，然后用绷带包扎，如果伤在四肢则再用止血带在伤口上方扎紧，这样就能有效解决抗感染、止血的问题。如果是重伤就会呼喊医护兵，这种场景在很多二战影视剧中都有出现，医护兵闻声赶来，迅速检查伤势，清理伤口，撒上磺胺粉，包扎止血，再根据情况注射吗啡，最后安排担架兵后送，整个战场救护流程一气呵成，简单实用。相比之下，当时其他参战国的战场救护就明显逊色多了。仅以吗啡为例，其他欧洲国家最多是在野战医院里才会给伤员注射，而美军则是普通士兵就有配发，可以在受伤后的第一时间注射，缓解伤痛。而在中国战场，普通伤员很难获得注射吗啡，甚至连普通的止痛药都难以保障，有时甚至在没有对伤员进行麻醉的情况下，直接手术。
两大法宝：血浆输血与青霉素
美军伤员在火线经过医护兵的紧急处置后，会被后送到师团级单位的医疗站，通常一个医疗站会配备五名医生、三名护士和12名医护兵，不仅能对伤员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救护内容就是输血。据美军统计，伤员死亡有一半是因为失血过多造成的。
战地救护输血不是检验血型后就对伤员输全血那么简单，毕竟人对人的输血极易发生输血反应。1939年，美国医生查尔斯?德鲁在研究中发现，血浆能替代全血，可以用于治疗失血性休克、严重烧伤及低蛋白血症，尤为重要的是血浆不需要区分血型，使用时不需要检查血型就可以给任何人用，这一点在情况特殊的战场救护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1939年，德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现代血库。 1941年2月，德鲁应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国政府的邀请，担任美国红十字会第一个血库的主管，该红十字会成为现代无偿献血机构的原型。截至1945年9月，美国红十字会共采集1300万单位全血，基本上全部制成血浆。这批血浆成为二战中美国最重要的输血资源，到战争结束时，还剩余约130万单位血浆，再送还给美国红十字会，用于民间医院的输血需求。

图9：发现血浆可以替代全血的美国医生查尔斯?德鲁
因此，血浆输血就成为二战中美军师团级医疗站最重要的救护工作，很多伤员在靠近火线不远的医疗站就可及时完成血浆输血，从而避免了因失血过多而导致大量伤员残疾或死亡的情况。在医疗站就能进行血浆输血，美国的这种战场救护能力在二战参战所有国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经过了火线紧急救护和医疗站处置后，伤员伤情得到稳定，再被后送到野战医院进行治疗。野战医院，通常是由军或集团军级单位设立，规模一般都在300张床位以上，虽然医院的房屋设施比较简陋（通常是民居、山洞和碉堡等改造），有时甚至就是临时搭建的帐篷或木板房，但医疗设备却一应俱全，可以为伤员进行比较复杂的手术治疗。因此，对于多数伤员来说，到了野战医院基本上就保住性命了。

图10：美军医护兵在给伤员进行血浆输血
然而，一些伤员即便到了野战医院仍然很危险，他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伤口感染及感染引起的各种并发症。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初期以前，人们始终对伤口感染束手无策，基本上只能靠伤员自身体质和免疫力来对抗感染。然而，这个千年医学难题在美国参战前夕被攻克了。1928年，英国医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当时叫盘尼西林），遗憾的是，他本人一直未能找到提取高纯度青霉素的方法。1943年，美国辉瑞公司掌握了青霉素的量产技术，由于青霉素对于控制伤口感染非常有效，因此美国军方与该公司迅速签订了采购合同。与此同时，还有19家美国制药企业利用辉瑞公司的技术开始大规模生产青霉素。到1944年，青霉素的供应量已足够治疗二战期间所有参战的盟军士兵。青霉素的大量使用，有效减少了伤员因为伤口感染而导致死亡或截肢的情况。

图11：青霉素对治疗伤口感染效果非常显著
据美军战后统计，由于青霉素的大量应用，至少使伤员死亡率下降了15%。青霉素与原子弹、雷达，被并称为二战中的三大发明。因此，血浆输血和青霉素，也成为美军战场救护最有成效的两大法宝，挽救了成千上万美军官兵的生命。二战中，美军参战部队受伤累计60.8万人，伤重死亡约2.7万，伤员死亡率约为4.5%，创下了人类战争史上伤员死亡率的最低纪录。
本文刊登于《世界军事》2017年第4期（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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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兵之友运动是如何在医院里推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ca367d80102w1w7.html



有些事情，不经过身受是不会知道它的真实滋味的。
在某次访问“伤兵之友”社的时候，徐维廉先生和我谈起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受伤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当受尽了转辗流徙，从火线上下来被抬进后方医院的时候；或者当已经缠绵病褥间一个时期而康复的消息仍然渺茫的时候；在那样的心情底下，我们最迫切最最渴望得到的是些什么？
这个问题使我们联想起了另外一些事情：
我们对伤兵的尊敬、友爱、关切是不能说没有的。我们为那些光荣的战士们所做的慰劳和服务工作是不能说没有的。逢年逢节，我们带着香烟、毛巾……抬着肥猪上医院里去。今年双十节，全国各地医院里的负伤战士们都得了十块钱，和蒋夫人写给他们的信。但是慰劳队并不是常用驻在医院里的啊！慰劳过后怎样呢？如果受伤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一定会感觉到我们固然需要逢年逢节的慰劳，但即使没有香烟，没有毛巾，……也罢，对我们更迫切需要的倒是耐心来帮助我们料理一些日常生活！
“伤兵之友”社的成立至少弥补了一部分负伤勇士的缺憾。
*  * *
“伤兵之友”社的四大工作：特别营养、减疮减疥、洗缝工作、供给卫生用品，已经为很多人所熟知的了。这个运动在一年里面获得了几百万个人，二百万多元钱的成果。直到现在，从各方面涌来的力量仍在持续和扩大了这个运动；人人都以襟上缀有那个小小的蓝边、白底、红字的徽章为荣。但是，作为一个“伤兵的朋友”底人，有没有想到应该怎样来成一个伤兵的朋友呢？有没有想到他应该而且必须知道“伤兵之友”运动到底怎样在医院里推行的这回事情？
因此，我们也来介绍在重庆第X重伤医院里面所做的“伤兵之友”工作。
一个受了伤的战士能够被抬到大后方的医院来疗治的是太幸运的。但是在长途的跋涉之后，当他的脚被安顿下来，对于他那个时候第一件渴望得到的也许不是换药和洗涤创口，他所需要倒是怎样来熄灭那把旺盛饥火，他肚子饿，他要吃东西。按照医院的规矩是一定要在病人躺下床后才开饭的。“伤兵之友”社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好几次，第X重伤医院有大批伤病同志从别的地方转换过来，“伤兵之友”的工作人员忙着生火造饭，而忘记了自己空着的肚子。
吃过饭，伤兵同志给扶持着请到灭虱子站去做一次“清剿”工作。
几个没有换洗过的（也许更要长一点吧？）混着血、汗、混着泥土以及混着各种各样的脏东西的衣服，不仅发出怪味，而且成了跳骚的“司令部”了。现在，好，不管是“总司令”或者“小兵”，都一样的请尝尝火灾的滋味。
灭虱站造的有一个半人高，中间的架子搁上伤兵同志脱下的衣服鞋帽，上面密封起来，底下的火烧到摄氏六十度。
洗澡室和灭虱站是连在一起的，一面是寄生虫们在受火攻，另一面伤兵同志正做着清洁工作。这之后，必须换上干净的衣服，再从另外一个门出去，为彻底肃清起见，在灭虱站里是不准走回头路的。
走出洗澡室的门，有一个小而简陋的理发处在等待着伤兵同志们。在这里他们必须把头发和跳骚一起革掉，为的是怕这些可憎的小东西在头发窝里繁殖。然后，他可以抚摸一下剃得光光的头皮（要是他有力气这样做的话），穿着一身浆洗得干净的衣服，安安适适地睡到病房里面去了。
特别营养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的：有些伤病的同志们，因为身体虚弱，或者是只能吃流质的东西；“伤兵之友”社帮助医院来为他们做特别营养的工作，第X重伤医院里有为这种工作而特开的厨房，我看到滚熟的豆浆正在从锅里舀出来，“伤兵之友”社的郑女士站在旁边，看着它们给送到病房去分发。
早晨七点钟，伤兵同志门们有一碗打着鸡蛋的稀饭。九点钟，豆浆或藕粉。中午，用肉骨汤煮的面条再加一些青菜。到了下午三时，他们又会得到一份和鸡蛋、青菜一起煮的面块汤，而晚上，仍然是那碗面粥做了他们的晚餐。
生病的人是宜于吃的次数多而吃的少，吃得较好一点的，“伤兵之友”社完全把握住了这一点。
齐处长告诉记者，十二个洗衣病如今一天能洗一百二十个被单，三百套衣服。在任何时候，每个伤兵同志都可以把脏衣服交到洗衣处去（但被单则规定每周洗一次）。“伤病之友”社又特备了煮衣的大锅，用开水和碱煮三十分钟，直到那些吸血的生物洗尽灭净为止。
缝补工作是由女青年会抗战衣鞋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来承担的，她们每星期到医院去一次，用她们那颗伟大的心来为战士们缝补旧衣。
“伤兵之友”社在医院里造了老虎社，每天两百斤煤能烧出四千八百磅开水，任何人都得取用，现在战士们可以不必顾虑生水或者不开，也用不到以橘子水来下药了。
秋凉以后，患痢疾的特别多，“伤兵之友”社在“供给卫生用品”项下划出钱来为战士们买治痢药，此外，他们还供给了草纸和一些拖鞋。
这里又有一个关于草纸的故事：
在洗被褥的时候，发觉到棉絮给拉破了，几乎是每个病房，每张病床上的棉絮都是这样的缺了一大块。拉下来的棉花到哪里去了呢？后来，在茅厕里发现了厚厚一层的棉花，在厕所旁边的薄薄的木板条也给拆的七零八落了。“伤兵之友”社的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些寄迹，“伤兵之友”社以每月一百五十元的支出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到我们这里来的人必须能够刻苦，有耐心，有服务的热忱，因为这是艰苦的工作”，我相信徐维廉先生的话，第X重伤医院是“伤兵之友”社的工作人员在工作和事实上来兑现了这几句话。
现在在X重伤医院里协助“伤兵之友”社工作的有：妇女慰劳总会的服务队，女青年会，救世军，公谊会，中国红十字会，还有派来实习的那些“伤兵之友”社的服务员。他们的人数并不多，但他们都做了一件大的工作。
我们竭诚希望将这个工作开展的更广，更大。
本文发表于1940年10月19日

射声

德国人笔下的北京德国医院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 ... b_20180126_1-13.htm



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是清末到民国北京城内最主要的综合性医院之一，1945年10月由著名医学家吴洁先生奉命接收，后改组为市立北平医院，即今北京医院的前身。关于该医院的历史，目前的中文著述主要有两部分：严欣久女士的《吴洁与北平医院》，发表在2006年1月的《传记文学》上；吴新生为其父吴洁所作的传记《共和国领袖首席**专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其中的第8章“在重重阻力下接收德国医院”披露了接收前后的大量细节。本文作者在国外发现了一批与之有关的德文档案类材料，包括当事人的日记、自传，及其子女的访谈记录等。这些曾在民国北京工作、生活的德国医护人员，称得上是时局变迁的见证者，他们提供的一手资料应该具备“补阙”的史料价值。换个视角，以小见大，对完整理解近代以来的中西交流也有帮助。
北京德国医院的创建、发展与接管
　　1900年德国军队攻入北京之后，在使馆区内设置了一座战地医院，1904年又进行了扩建。该医院的建立与威廉二世政府“世界帝国”的野心有一定关联；或者说，它只是德国遍布各大洲的医院之一。以伦敦的德国医院为例，它于1845年10月15日开办时的动机很简单：对很多在伦敦东部过着贫苦生活的德侨来说，由于大多不会英语，求医问诊成了难题。因此，德裔牧师和医生们发起募捐，建立了一所设有40张病床、专为德侨服务的医院，但门诊部也对英国患者开放。1890年，德国政府的力量介入，该医院的规模迅猛扩大，病床数量激增至142张。1940年，医院内的德国人作为敌侨被集中至马恩岛进行拘禁，“伦敦德国医院”名存实亡，1987年正式被哈默顿大学医院接管运营。再如耶路撒冷的德国医院：1898年威廉二世访问巴勒斯坦地区时，承诺为当地德侨建立起一座医院；1904年，由一家波茨坦基金会赞助，先由德国领事出面在耶路撒冷买了一块地皮；1906年，慈善家约博曼捐助了100万马克作为建设经费。次年，在德国皇室和教会的共同支持下医院开始动工，1910年4月正式开业，普鲁士亲王和王妃代表德皇夫妇参加了典礼。1939年起，医院的主要建筑被英国人征用，为亲同盟国的“阿拉伯军团”提供医疗服务，1948年又被国际红十字会接管，为巴以战争的难民提供医疗救助。其他例子还有伊斯坦布尔的德国医院，1852年由德侨筹款建立，在驻奥斯曼帝国的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协调下，1898年大幅扩建并更名为“桂尔翰军事医学院”，此后作为战地医院直至一战结束，1941年又搬迁至安卡拉；以及1897年建立的圣保罗德国医院、1900年建立的意大利圣雷莫德国医院等。
　　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时，院长埃德蒙·狄博尔在教会的支持下，将军用医院改为民用医院，由总会设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新教女执事修会协管，最初住院部只有20个床位。1921年中德重新建交后，克礼在教会的邀请下赴京，与狄博尔共同担任德国医院院长。该医院在此后的数年间发展迅速：1923年，从青岛聘来了两位知名德籍医师约翰·格林和汉霍特·格林兄弟，分别负责妇科与眼科；次年起，斯图加特女执事修会陆续向医院派遣了大量护士，由于绝大部分病患都是中国人，有些修女还接受了中文培训，同时医院也在北京招募人员。1926年，住院床位增加到50张，按病房私密性、面积大小和设施水平等分为三等，收费也不同，第三等属于慈善性质，只提供给“真正的穷人”；但不同病房的治疗水平实际相当，所以常有富人为了省钱，主动提出想住三等病房，一般都会被拒绝。相较之下，穷人看一次病只需支付5角诊金，而富人和外国人则要贵许多。为此，护士们经常需要“甄别是否有富人伪装成穷人”。据蒙古裔作家策少贞（以德文著有自传性质的《老北京的浪荡子》一书）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初，普通门诊的费用在3至5元之间，专家会诊需10元，住院费也是一天10元。他认为医院的收费标准不低，因为“一名中学教师的月薪也不过20至40元”。
　　1933年狄博尔在京逝世，克礼独自承担了医院的领导工作。同年纳粹上台，开始影响医院的氛围和人事结构。纳粹党员身份的医生科赫和史悌福最先抵京，此后又有纳粹倾向不明显的医生沃尔夫、艾克特和胡佛加入。克礼尽量保持了医院的政治中立，直到他于1938年逝世。日占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美、法背景的外国医院都被日军接管或关闭。由于德、日、汪伪之间的同盟关系，德国医院的经营并未受到干扰，而且在硬件水平上继续提升，购入了许多先进设备。不过，1941年起的通货膨胀使许多医护人员的日常生活出现困难。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美军比国军先进入北平，德国医院附属的军官住宅全部由美军占领。此后的接收过程，中方材料记载得比较详细：10月13日，北平卫生局局长韩云峰发出训令，派吴洁前往接收德国医院。当吴洁向德籍院长提出将医院物品登记造册时，对方“以一些医疗器械属私人财产为由，拒绝交出”；吴洁对德籍医务人员的安排，对方亦“找了种种借口推托或婉拒”。吴洁兢兢业业地解决了这些困难，“把上交来的财物、医疗器械整理得清清楚楚，甚至一把钳子、一卷纱布，都要登记造册”，并利用自己在医学界的人脉和威望重建了优秀的医师队伍，扩大了医院的规模，“专门为平民开了病房，设在主楼后的西北位置，是一间20张床位的病房，这也是过去所不曾有的”，使其“成为当时北平第一所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最大最好的医院”。但是，上任还不到1个月，吴洁就遭遇了一起“通天”的告状事件：护士们联合了10多个国家的69位公民，由当时北平救世军秘书长陆玮出头，以“北平外侨团”的名义，于1945年11月7日上书宋美龄，反映接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吴洁在给政府的回复中，不仅解释了接收医院的充分正当理由，还就医师、护士待遇等问题做了说明，如“查修女资历均为普通中学程度，并未受过任何正规护士培训，如按我国护士会规定，只能予以护士助理员职务”等等。
　　吴洁主导的改革从根本上触动了德方人员的利益，招致了后者的严重不满，反映在其日记和回忆录里。据护士长沈亚拿回忆，1945年10月15日，“主事者的外甥”张博士向她传达了政府将接管医院的决定。吴新生在书里说，当时吴洁“已离开北平多年，对北平已很不熟悉……就临时找了几个亲戚，包括曾在警察局任职的非嫡亲外甥何延镇，药学讲习所毕业、多才多艺的侄女吴慧珍，以及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内弟张锡璋和其他几个介绍的人，陪同他去德国医院接收。利用亲属和熟人参加他的工作，可以说是他这一生唯一的一次”。所以，沈亚拿应是把张锡璋的身份与何延镇弄混了。她还说，新院长决定扩大医院规模，增加了20名医生，一起在4间诊室里工作。原有的17名德国护士都被暂时保留，又增加了40名中国护士，但护士们的待遇大大下降。这与中文材料基本一致。值得玩味的是，有几份材料提到了医院接收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和腐败行为。如护士拜哈在日记中称，她们想离开中国，但护照不被政府承认，只能留下来等待遣返，但宿舍却被腾给了别人，需要自行解决住处；原护士长被解职，护士们在新护士长领导下继续工作，待遇严重下降，甚至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更糟糕的是，随着大量与管理层沾亲带故的人员入驻，医院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原先整洁的病房变得乱糟糟的，各种设备渐渐地不翼而飞，有一天连清单也不见了。库房里的大量药品和食物储备也被偷光了，并出现在黑市上。她们向上级报告了这些事，却没有得到回复。1946年6月起，至1947年4月止，德籍医师和护士们分批次登上了返回德国的轮船。
　　对德方当事人来说，被接收和被遣返均为极不愉快的回忆，不免添油加醋、丑化对方，例如据中方档案记载，沈亚拿不是被解职，而是“由护士长升任护士监察员”，新的护士长杨友凤女士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为新中国的护理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克扣护士”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但护士们提到的腐败行为却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国民政府官员把“接收”变“劫收”，乘机贪污、盗窃、倒卖，中饱私囊的案例在史料中比比皆是，如参加京沪地区敌产接收的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邵毓麟就汇报说“行政接收情形极坏”。中文记载中强调，吴洁是韩云峰再三斟酌才选中的合适人选，因为“许多人视接收德国医院为肥差，跃跃欲试”。
　　吴新生说“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不懂如何玩政治手腕”，换言之，吴洁虽然廉洁奉公，但在全国上下“大发接收财”的氛围下，可能很难完全掌控下属的情况。
“埋骨北京”的两位德籍院长
　　狄博尔1871年8月7日出生于斯图加特附近的小镇维德尔恩，其父海因里希是一位教师。在家庭熏陶下，狄博尔的两个哥哥都成为路德宗的神甫和教师，他本人也从小深受新教教义的影响。1896年，他在图宾根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00年以教会医生的身份赴华，并在青岛“普通福音新教传教协会”（AEPM）的资助下创办了一座为中国人服务的“法伯医院”。此外，他也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由于医术精湛，名气越来越大，大量病患从全国各地慕名求诊，他抽不开身，甚至不得不辞去教会医生的职务。1906年，他的前助手、法伯医院院长威克因故离开青岛，他又亲自接管了医院的管理工作。同时，他还兼任清朝海关的医师。1908年，他返回德国继续深造，次年通过“德国公务医生”考试，并在马德堡担任妇科权威托恩的助手。1913年，在北京“德侨医学协会”的邀请下，狄博尔再次入华任德国战地医院的院长，并于1917年将其改为民用。中国对德宣战之后，狄博尔凭着他协和医学院讲师的身份，免于遣返。此后他一直生活在北京，直至1933年3月8日病逝。他的首任妻子在婚后不久便去世了，1914年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任妻子史悌福并育有一子海因茨。他也是北京大学的兼任校医；在1932年起的毕业纪念册上，他被称为“狄博耳”或“狄伯尔”，以与外文系一名住在东城西石槽二号的德国讲师“狄博尔”作区分。
　　克礼1869年5月25日生于普鲁士的希尔西贝格市，该地区如今已属波兰。其父奥托是当地一家造纸厂的厂长。1888年克礼高中毕业后曾短期参军，因脚伤复员。此后，他先是在柏林大学旁听法律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发现自己都不感兴趣，就转到基尔、慕尼黑、弗罗茨瓦夫等地学医，最后在吉森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执业医师。他无意留在德国，先在伦敦德国医院工作了3年，又想去纽约德国医院而未能成行，最终决定去香港与名医吉拉赫一起合作。他在香港结识了同济医院和上海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的创始人宝隆；在后者的邀请下，他于1903年前往上海，在同济医院行医，又在德文医学堂讲授“病理解剖学与组织学”等课程，并于1912年起参与“同济医工学堂”的校务管理工作。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之后，克礼持外交护照被遣返回德国，并在西线担任德军高阶医官。1921年中德重新建交，次年，克礼以使馆医生的身份赴北京，并与狄博尔一起任德国医院的院长；同年起，他也兼任北平中央医院的内科主治医师，1924年起又兼任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今北大医学部）的儿科教授；此外，他还常年担任北大校医。克礼1938年9月14日因胃癌在北京逝世，留有3名子女：长子文策于1903年生于上海，1915年转至北京读书，1922年考入同济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和上海生活多年，留有关于父亲的长篇口述材料；次子克劳斯和女儿贝阿特年纪稍长后回德国接受教育，分别于1934和1935年获得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硕士学位，他俩与著名汉学家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是好友，后者在1937年赴中德学会任职的前几年常去希尔西贝格拜访他们。
　　有一个小插曲：在狄博尔和克礼的共同领导下，医院发展得很快，但两人在数年之内矛盾不断，极大地影响了医院的工作氛围，妇科医师约翰·格林不堪其扰，选择离开北京，前往沈阳从业。1930年，其兄弟汉霍特也转至天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汉霍特的妻子伊姆加德自1933年起就开始在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上发表文章，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女性汉学家，晚年写作了关于在华生活的回忆录；他们的儿子林懋作为傅吾康的得意门生，1953年在汉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与导师一起开创了以研究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为主的德国“汉堡学派”。两人的矛盾似乎也可以理解：狄博尔是虔诚的新教教徒，逝世前始终担任北京教会的顾问；克礼则非常世俗化，有时甚至拒绝教会对医院工作的过度干预，他更乐意“融入”中国社会——在其子女的人生选择方面，可以看出他的价值取向。正因如此，他能够成为近代史上几起大事的见证人，“克礼”之名也与多位学者、要人联系在一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孙中山和梁启超。
两位院长交往过的近代名人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因肝痛自津抵京就医，狄博尔、克礼立刻至其下榻的北京饭店，初步诊断为肝病，但未下具体定论；1月5日，7名医生（德4美3）会诊，推克礼为主任，定的方案是“施行割治”，但孙中山本人对病情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只同意克礼以内科方法保守治疗。1月23日，克礼发现其眼球发黄，知道是病情加重，力劝住院治疗。1月26日入协和医院，由克礼、刘瑞恒、邰乐尔等人组成医疗小组，仍以克礼为组长。从1月27日到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克礼每天都亲自记录病情变化，签字后交给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将形成的文件翻译成中文，于3月12日以《德国医生克礼关于孙中山肝病治疗经过》为题发表，并收录入葬事筹备处出版的《哀思录》。克礼所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为：“孙博士今晨九时三十分安然而逝，神志清明，临终不改。昨日下午发表其对于诸事之最后嘱咐，并曾告孙夫人：愿如其友人列宁，保存遗体，且愿葬于南京。孙博士遗体以移至协和医院施行保存手续。克礼医生，三月十二日。”克礼的长子文策从其父处得知，孙中山本人就是医生，所以对癌症的认识很清楚，能冷静面对自己病情的发展。他还提到，孙中山逝世前几分钟，追随者们要求他立下遗嘱，克礼亲眼看见他挣扎着“在一张纸上划了几笔……绝对没有后来国民党中央发布的遗嘱内容那么长”。克礼显然是对孙中山三份遗嘱的订立过程缺乏了解：《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已在2月24日签了字，而临终前“补签”的这份文件，乃是最重要的《国事遗嘱》。对于《国事遗嘱》的订立和签字过程，国民党元老们有不同的回忆；而克礼作为主治医师和目击者，其记录应比较可信。
　　克礼的名字在梁启超家书中频频出现，是1926年1月后者因小便出血前往德国医院就医之后的事情，而且看上去两人很熟悉。克礼嘱咐他精心休养，但他在2月初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被克礼很抱怨一会儿，一定要我去住医院”。他虽然觉得“只要小便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但过了几天还是听了克礼的话前去检查，并且开始住院。媒体报道之后，去德国医院看他的人络绎不绝，他说“我很想立刻出院，克礼说再住一礼拜才放我”。3月份，他决定在协和医院接受右肾切除手术；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以及协和的外科医生们一起研究，讨论方案。8月份，梁启超在天津尿血症复发，伍连德看了他的小便后很担忧，入京与克礼详细探索病情，又向他反馈了探讨的结果。1927年2月下旬，梁启超6个月大的第十子梁思同（昵称“小白鼻”）得了肺炎，先是在清华住院吃药无效，25号请同仁医院的医生看过“还说绝不要紧”。当晚十一点病情加剧，梁启超“电召克礼”，克礼深夜赶到，一看就说“正是现在流行最危险的病”，“恐怕保不住”，当即带着孩子跟他回医院，但孩子还是在当晚不幸夭折。梁启超悔恨不已，说是被“日本医生所误”，又说不该“被清华医生耽搁了三天”。后来第九子梁思礼也病了，“幸亏发现得早立刻去医，在德国医院住了四天……完全安心了。克礼说若迟两天医也危险哩”。4月，梁启超因接受手术满一年，前去协和复查，听了医生的意见后，他为了放心，又找克礼核实。
　　狄博尔抵京时间比克礼早，所以在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初期就享有盛名，最推崇他的人之一就是鲁迅。1917年，周作人病重，恰好北京正流行猩红热，鲁迅忧心忡忡，四处告贷，为其延医买药。周作人回忆，当他高烧不退时，长兄“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十二块钱看一趟”。1925年，鲁迅写小说《兄弟》时，也以狄博尔为原型塑造了一名“普梯思大夫”；对此，周作人说：“普悌思大夫当然即是狄博尔，据说他的专门是妇科，但是成为北京第一名医，一般内科都看，讲到诊金那时还不算顶贵，大概五元出诊是普通，如本文中所说。”
　　接受过狄博尔诊治的名人还有罗素和溥仪。1920年的整个冬天，罗素在北京度过，次年3月14日他到保定育德中学演讲，坚持要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大礼堂脱掉大衣，结果回到北京即发高烧。担任罗素在华接待人的赵元任心焦如焚，安排罗素住进德国医院，请狄博尔尽心主治。3月26日，罗素左右两肺发炎，身体极为虚弱，另一位德国医生艾瑟认为罗素情况不妙，同在北京的杜威还为他拟好了遗嘱草稿，罗素挣扎着潦草签了字。在病床上，罗素叫着赵元任和杜威的名字说：“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不离开我。”在狄博尔的精心治疗下，4月17日起罗素居然脱离了危险，并逐渐恢复了健康，尽管当时伦敦报纸已经登文说“罗素病逝于北京”。狄博尔为溥仪看病始于1920年12月，当时溥仪右手生疮，按太医的意见，在手腕上缠红线，并服“菊花饮”，并无效果，于是庄世敦建议他请西医诊治。15日傍晚，狄博尔入紫禁城，为溥仪进行了简单的外科处理，过了几天便痊愈了，从此获得溥仪信任，常被其召进宫看病。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打算去日本留学，凭着之前与狄博尔的交情，先装病、由庄世敦陪同躲进德国医院。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后，鲁迅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抓捕，也至德国医院避难。整个民国时期，在德国医院治病或者避难的人物还有很多，如潘复、钱玄同、朱自清、林纾、罗瘿公、杨昌济、余叔岩等。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宋哲元下令撤第二十九军至保定，将晋察政务委员会与北平市长都交由张自忠代理。一时之间，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各大报刊凡提及必称“张逆自忠”；8月6日起，张自忠为不做俘虏，偕副官躲进了德国医院，随后又转移至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里，直至9月3日才逃离北平，抵达天津。王锡町是第二十九军中与张自忠有多年袍泽之谊的战友，作为南苑右地区副指挥官，也在7月28日被炸成重伤。次日，日军在全城绘影悬赏，对其进行缉拿，王锡町也隐身德国医院养伤，直至伤愈后，削发化装成僧人，逃出北平追赶部队。这些例子，对客观认识德国医院（尤其是狄博尔和克礼在任时）在中德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有直观的帮助。
　　狄博尔和克礼在北大兼任校医的方式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与现在的“专家坐诊”无二。平时北大另有专职校医，如柏林大学毕业的郑和光博士。张中行某次因胸部不适去校医院，有幸遇到狄博尔坐诊，“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张中行调侃说，“还是郑大夫方便、实惠”，不用跑远路。从北大毕业纪念册看，狄博尔逝世的当年仍兼任校医。据德方档案，二人先后入葬位于“北京崇文门内迤东”的德国墓地。该墓园始建于庚子年后，从1906年的一张明信片来看，已初具雏形。1929年时，也就是狄博尔去世前三年多，规划已经相当完善，墓穴旁的雪松郁郁葱葱。1952年，朝阳区酒仙桥的外侨公墓建成，内城内较大的外国人墓地都迁至此；1959年建设北京火车站时，德国墓地旧址被占用。笔者曾至外侨公墓、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地寻找其碑铭未果。如今谈这段历史，也是希望两位“埋骨中国”的德国医生不至于被人彻底遗忘。
　　（作者：贾长宝，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博士生）

射声

《9兵团入朝及冬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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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谈论的是后勤供应问题，那么应该对此有基本的了解，否则难免纸上谈兵之嫌。军事物资供应，对于大兵团作战来说，不可能采取就地分发的形式，必须是分级前送的，这是常识。这样就不仅仅是物资是否充足有准备的问题，还涉及到运输能力、计划分配能力的问题。比如，即使是寒区作战，棉衣也不是最紧要的供应物资。作战物资的供应，首先要保障是给养和弹药。而这两项都是每日在消耗，每日都必须优先前运的物资。既要保证给养弹药，又要保证保暖御寒，这就涉及到运输能力问题。而在运输能力不敷分配的时候，显然只能有重点地保障。否则，战场上穿上了棉衣却没有子弹，岂非更加糟糕？又比如，寒区作战，并不是每人发一件棉衣那么简单，必须有相应的配套物资。以志愿军的军需标准来说，个人除棉衣外，至少还应该有棉皮鞋、棉胶鞋、大衣（哨兵应配皮大衣）、棉绒帽、棉手套、棉被（前方连以下发毯子）等等[1]。**发放，又涉及运力问题。那么是否每人发件棉衣就能解决主要问题呢？也不尽然。在东北军区第一届后勤会议上，二十军所作的后勤工作初步总结中就提到，全军二万五千伤员，冻伤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一万五千人。原因则是部队"除棉衣发齐外，棉帽、棉鞋及其它保暖物资都未得补充。在冰天雪地中作战非常痛苦，唯一办法拆被子做袜子、手套、耳套等。据不完全统计，全军有百分之六十的被子拆完了。"[2]可见即使发齐棉衣的部队，配套物资不足，仍不免有冻伤发生，且冻伤之比例也并不比其它部队有明显的降低。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后勤供应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能仅凭想象或片段材料来判断现实中的具体措施是否妥当。下面我想针对楼下所转贴的一些说法，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毛泽东、彭德怀十一月五日令九兵团入朝的决策是否有误？
  
      对于九兵团的运用，最初毛泽东认为九兵团可以“定十一月一日起车运梅河口整训，前线如有战略上的急需可以调用，如无此种急需则不轻易调用”，原因在于对我军出现在朝鲜战场后，东线美军的动向尚不能确定[3]。但此后考虑美伪军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大，毛泽东认为"必须使用宋时轮主力于该方面方有把握，否则于全局不利。"[4]十月三十一日，根据东线敌军动向，毛泽东已经明确将九兵团用于东线[5]。十一月三日，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等的意见，使用二十七军于新义州东北方向，九兵团另两个军位于沈阳附近休整待机[6]。此时第一次战役已接近尾声，彭德怀对于下次战役的作战方案的设想中，考虑仍需集中力量，准备由三十八军、四十二军甚至加上四十军由德川打出去，这样东战场就必须完全由九兵团负责[7]，因而建议九兵团入朝。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复电认为部署甚好，"九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8]，同时函告李涛九兵团各军待命和休整的位置[9]。这时，准备九兵团以两个军先行入朝，二十六军则休整待命。彭德怀十一月六日的部署电就是以九兵团两个军为基础设想的[10]。此后，毛泽东认为美军陆战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两个师围歼其两个团，（兵力）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因而决定让二十六军也靠近前线[11]。
  
      以上决策过程可见，毛泽东、彭德怀对九兵团的使用并无不妥之处。毛泽东关于美军可能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判断完全正确，如果不是基于这个正确的判断，并预有准备，那么很可能来不及在东线使用九兵团，那样二次战役可能会发生兵力不足的情况。至于有人认为彭德怀调九兵团入朝出于"好大喜功"，"如果9兵团在东北整顿一段时间再入朝，接收了华东送来的冬服，以及东北军区补充的汽车、弹药，长津湖战役将打得漂亮得多"，实际上，即使是象当时九兵团如此仓促地向朝鲜出动，时间也是非常紧的。大兵团行动，不可能是大家一呼隆地过去，是需要时间的。事实上，九兵团20军11月15日到达战役集结地域[12]，27军17日到达战役集结地域[13]，26军则迟至22日23时，才到达指定位置[14]。美军23日已经到达长津湖地区，占领柳潭里了。如果志愿军九兵团要等冬装配齐，补充汽车弹药再出动，那仗也就不用打了。
  
      从美军行动来看，如果九兵团推迟行动两至三天用来补充冬装，先头两个军也还勉强能赶上。两天时间，冬装虽然仍无法配齐，但如能补充部分鞋帽手套，也会使部队减轻受冻的程度。但战场准备工作时间减少，可以说各有利弊。从事后看，也许还是应该稍缓两到三天如朝。据《谢有法将军文辑》记载，宋时轮过江之前曾打电话给高岗，提出推迟两天过江。他要求直接向毛主席打电话，提出这个建议，并估计毛主席很可能会同意。但高岗不同意宋直接与毛主席通话。
  
      二、九兵团的棉衣应该由哪一方面准备？是否准备好并且前运了？为什么九兵团出动时部队只发薄棉衣？
  
      据八月二十六日东北边防军的后勤补给计划，棉衣原定东北做二十四万套，华北做十万套。其它如华北后勤部负责四十万件棉背心，十六万双棉皮鞋；华东后勤部负责做四十万件绒裤，三万双棉皮鞋；中南后勤部负责做四十万件棉大衣，六万双棉皮鞋；东北后勤部负责棉手套、袜子各七十万双，毛棉帽四十万顶[15]。华东并没有做棉衣的任务。
  
      至十月十八日，总后勤部、财政部给中央的建议中，认为应该"再准备棉衣二十万套"，"由东北、华北、中南、华东各做五万套"，并在十二月份完成[16]。可见，此时华东应该准备的棉衣为五万套，且时限在十二月份。
  
      至十月三十日，九兵团出动已成定局时，宋时轮到总后勤部找负责同志以及华东后勤部的邝任农讨论补给问题，提出棉衣没有发，但宋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结果由总后勤部发电华东军区，要求"由华东负责即补充发齐棉衣、棉被"等，东北则负责棉帽、大衣、背心、绒裤、手套、袜子和棉皮鞋，且因时间赶不及，要到十二月十五日前，才能前送朝鲜补充该兵团。周恩来在总后报告上批示须于十一月内补充完毕，不能延至十二月中[17]。此时距九兵团出动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当然，当时还不知道），要求华东完全负责九兵团的棉衣，就算陈毅是神仙，也来不及变出十五万套棉衣来。
  
      一方面，原定计划九兵团补给冬装应该在沈阳、梅河口，而出动计划改变后，物资要从沈阳、梅河口赶运辑安，当然手忙脚乱来不及。更重要的是，东北的确没有库存的配套冬装了。此前冬装大约已经配发十三兵团了，因此据东北财政部副部长倪伟的关于军事供应问题的报告，到十一月底尚需赶制四十万套棉衣[18]。所以，九兵团到达后，只好发给棉大衣。而单就棉大衣一项来说，也储备不足。十一月六、七日仅发棉大衣六百四十一件。八日20军到沈阳，将原准备发十三兵团而未运走的三万五千零九十件棉大衣赶运皇姑屯。此时沈阳的库存，也罗掘一空了。当十日兵团部和27军到沈阳，只有赶制的边防大衣二千九百八十件好发。高岗又批示由财政部拨给的新旧棉大衣十万件中，送给27军三万多件。此后，又不得不将剩余的六万多件（另外又拨了三万件）也批给了九兵团（不过奇怪的是，九兵团在这九万件中只挑了六万多件，其余的不要了）。此后，各地又紧急送来一些棉大衣。至十一月底，总共发给九兵团新旧棉大衣二十二万六千六百六十一件[19]。
  
      虽然领的棉大衣不少，但限于运力，实际发放下去的远远少于此数。如据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总后军需部的调查，十三兵团领到的大衣和东后发放的数额基本一致，共发三十四万三千九百九十八件，但在四十军了解，就没有发大衣，其它军据说也有未领者[20]。九兵团后勤运力不足，发放更加困难。
  
      对于九兵团来说，粮食问题其实更要命。本来应该是东后组织的二分部以及兵团新组建的四分部负责供应的，但据20军后勤工作总结摘要，兵团到辑安后，兵团后勤无机关所在地，是直接和一分部接洽的。结果部队十一月十二日入朝，到十八日第一列车一百万斤粮才出发，造成赶不上部队的严重后果[21]。粮食由辑安运到前川，离前线还有三百余里，须翻山越岭。军汽车损失很大，兵后汽车又前运不及，故基本上无法供应前线，造成普遍饿肚，六十师最坏情况是三天无粮。从龙水皮二万斤粮到前线只能收到二、三千斤[22]。接下来的连锁反应就是跟进的27军供应也跟不上，因为兵团汽车不得不优先供应20军。十一月十日，27军关于后勤供应的报告中反映，军汽车（20辆）加兵团的汽车（负责供应27军应有150辆，实际只有110辆。此处按照应有量计算，实际相差更远），全部使用，五天往返一次，每次仅可运输六十八万斤（物资）。而27军每天粮食菜蔬需要量十七万斤，五天就是八十五万斤。这还不包括需要前运的二百五十万斤弹药和二十万斤的其它需补齐的装备。也就是说光是部队每天吃饭都无法保证，这是最头大的事情。因此27军后勤认为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粮食，其次是保暖物品，最迫切的是皮棉鞋和手套（不是棉衣。因为寒区打仗手脚最容易冻伤，而如果手脚受冻即失去战斗力）[23]。
  
      就算连菜蔬也算奢侈品不要，九兵团三个军加兵直、两个后勤分部每天需要粮食二十四万斤，从入朝到十二月底，需要量九百多万斤，实际运到五百一十多万斤，只占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六。如二分部供应的26、27军，每日需要粮食十六万斤（一个军每天按八万斤粮食计算），二分部汽车一共104辆，平均每天最多运到十万斤，而汽车每天还要损失2、3辆。弹药从战役开始到结束，只运上两个基数，而且运了弹药就停止运粮食[24]。后方的机关仅从理论上计算认为组织调整得当，就可以保证粮弹供应的看法[25]，被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
  
      运输力不足的关键是汽车数量少，损失大。志愿军后勤（一、二、三分部）入朝时汽车共735台，至十一月十二日以被敌机炸毁315台（含翻毁车20多台）[26]。邓华在《对美敌作战的初步经验总结》一文中谈到志愿军后勤供应问题时，也提到入朝二十天车辆损失即达六百辆以上[27]。当九兵团入朝后，车辆的需求量更大，据东北军区后勤部计算，按十一个军计算（炮司和后勤各按一个军算），仅粮菜供应（弹药、汽油未计），就需要一千五百台车，才能保证全军吃上饭[28]。
  
      由以上可见，由于志愿军入朝初期后勤能力非常薄弱，且美军掌握完全制空权，采取毁灭性轰炸的方针（每日几百架、几百次轮番地侦察扫射与轰击，夜间也至少有四五次大量投掷高度燃烧弹。敌机可低飞到碰坏高压电线杆，低飞到扫射汽车装运弹药爆炸而击毁敌机本身[29]），因而部队最急需解决的给养和弹药亦面临极大的困难，冬装问题自然更加无法解决。虽然后方物资有储备，东北军区或分部后勤报告前送的物资有多少多少，但真正到达一线的数量有限。即使是先入朝的十三兵团部队也有类似问题，如三十八军后勤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报告中抱怨："东后及分部由电报所分发的东西，大部限于纸上空谈，现在远不知在何处，何时来到手"。一分部供应三十八军二次战役的物资，电报上称送了多少车多少东西，实际只收到白面三车，炒面七车，实物五车（还不知道是发给哪一部分的，是被截留下的），另外加上部分弹药，仅此而已[30]。因此，对九兵团来说，能吃上饭，打得响是第一位任务，有限的运力应首先保障这两项。不能说因后来发现冻伤严重，就反过头认为应该先解决棉衣问题。因为如果没饭吃（事实上已经有大批饿饭甚至饿死的情况发生），那将面临更严重的局面。
  
      至于九兵团所发的棉衣应该加厚的问题，后勤部门当然老早就意识到了，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后勤部的人岂非吃干饭的？难不成真的比我们这些纸上谈兵的业余网友还简单？早在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上，张令彬汇报时就提出，如南方部队北调时，棉衣均需加厚。但问题是，毕竟当时部队在南方，"如现在加厚，若部队不北调时穿着太热"。这个理由当然成立。因为华东部队如非立即北调，让其穿着东北部队配发的冬装，也太不方便了。因而张令彬提议："南方部队北调时，加发一棉背心及一绒裤，再发一件大衣即可。"[31]
  
      三、冬装问题的责任究竟谁属？哪些是客观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哪些是主观上可以避免的问题？
  
      根据以上所列出的有关九兵团冬装问题的资料，责任问题应该比较清楚。首先，从事先的计划调度的角度看，总后勤部对棉衣问题不够重视，未能抓紧，是有责任的。因一开始的后勤补给计划，棉衣归东北、华北解决，当时估计九月十五日以前可完成三十四万套。[31]而到十月底却发现有四十万套的大缺口[18]，不能不说是总后计划以及执行中存在问题。由于对战争规模以及紧迫性的估计有误差，至十月十八日，才布置各大区各完成五万套棉衣，且时限定在了十二月[16]。到十月三十日九兵团已经北上了，又转而紧急命令华东给解决棉衣[17]，当然是赶不及的了。张令彬在八月二十六日的准备会议上，提议"南方部队北调时，加发一棉背心及一绒裤，再发一件大衣即可"[31]，是一个严重的失误。由此，华东军区后勤很自然地认为部队只需配发普通棉衣，到东北后可领棉大衣等装备。而东北军区后勤则只有棉大衣，没有棉衣的充分储备[19]。此后，当问题暴露出来以后，张令彬借高岗、李富春的意见，指责华东军区，称"以后，凡调东北的部队，必需按东北标准装备齐全，不能到东北后又要东北来补充。此次宋兵团来到前说宋兵团一切装备好了，结果到后，一无棉鞋、棉帽，棉衣单薄，二又组织不健全。"[33]从"以后"两字，可见此前并无"必需按东北标准装备齐全"之命令。既然如此，华东军区依照张令彬所建议的只配发普通棉衣，等到达东北再补充装备的做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华东军区所应该负责完成的棉衣、绒裤和棉鞋是否就近装备了九兵团，因缺乏材料，无法确知。但从供给制度上来说，这是中央下达的任务，如果没有中央的指示，华东军区无权就近将物资直接分配给华东的部队。道理很简单，战争需要高度统一地进行调配，如果分配给各大区的任务，各大区有权自由分配，那么计划任务就行同虚设了。
  
      其次，志愿军后勤二、四分部在物资前送问题上也有一些失误。九兵团的粮食和被服等物资虽运到铁路终点，但分发各军工作效率很低。除客观原因（后面再谈）外，主观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预见性不够，事先没有调查运输线长度、道路情况、运输能力、部队需要，遇见麻烦再解决就来不及了；另外四分部在战役开始前，应抓紧向20军运送粮食和冬装，但因机关不健全，运力弱（只有五十台跑长途的好汽车），结果失掉机会，不得不后赶；运输无计划性，有的东西送上去没有用（如重炮炮弹等），有的运输行程计算一天可到，实际上因防空等原因来回需四至六晚，等等[34]。
  
      九兵团及所属部队对防寒缺乏经验，有的态度麻痹，也是主观上的问题。如有的部队干部随便说朝鲜不冷，不会过（鸭绿）江；有的部队（如20军60师）将东北补充的（六千余件）棉大衣留在地方（辑安）上[2]，都是主观上不够重视的结果。
  
      由于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以及战局的急剧变化，更重要的是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军事、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军，志愿军后勤工作面临的客观上难题很多，有些不是靠个人或主观能动性就能解决的。比如运输能力问题，旧中国不能生产汽车，全靠进口。当时从苏联定购的汽车虽然到的速度不算慢，但仍赶不上战争进程；反复拉锯造成的无法依靠就地补充的问题；美军的毁灭性轰炸导致的运输损失问题；部队的临时紧急调动造成的后勤跟不上的问题，等等，这是无法从个人责任的角度去追究的。
  
      四、志愿军和美军在后勤供应方面的巨大差异
  
      对照美军陆战一师长津湖作战的后勤供应情况，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存在物质上的巨大差异。根据总后勤部所编《外军后勤战例选编》中"美军陆战1师长津湖、兴南地区战斗后勤保障"以及《后勤战例选编》中"志愿军第27军长津湖地区进攻战斗后勤保障"中所提供的资料，以汽车运输能力来说，美军陆战一师汽车运力达10个汽车连，由古土里撤退时，部队总人数不过14000人，各种车辆即高达1400辆，机械化程度之高，是志愿军难以企及的。志愿军27军四个师、一个炮兵团，共四万八千多人，仅一个汽车连（汽车四十五台），以及依靠畜力的大车（八十二辆），剩下的就得靠人背了。另外，陆战一师可广泛采用空运补给方式，空运对象可达到连级（如对防守德洞山的连队，空投补给三次），其伤病员可由空运方式撤退，飞机后送伤病员达4500人，极大地减轻了突围部队的负担。美军除进行防冻训练外，有大量的防寒物资保障。陆战一师的冬装包括防寒帽、厚呢军装、毛衣、大衣、毛袜、皮靴和鸭绒睡袋。连队装备棉帐篷、火炉等。每班、每辆车除配备小汽油炉外，阵地上还有专门供热的电炉。由于弹药、汽油充足，为防止装备受冻损坏、汽车不能发动，规定隔一段时间射击一次，汽车发动一次。有肉、豆制成的熟食罐头（C种野战口粮），甚至有肉、奶制品、蔬菜、水果罐头（B种野战口粮）供应。一线美军即使无法及时得到食物，当送来的已经冻结无法食用的食物时，还可以靠身上的厚衣服捂暖再吃[35]，而穿着单薄、暴露野外的志愿军战士看着好不容易送上来却冻成冰无法食用的粮食，就只能流泪了[36]。由此可见，美军的防寒能力，许多条件是志愿军根本无法具备的。但即使如此，长津湖之战美军非战斗减员仍高达7313人，其中大部分是冻伤。

      五、九兵团冻伤减员人数
  
      由于前述冬装问题，九兵团刚入朝就发生严重冻伤的情况。据十一月十日27军军长彭德清、政委刘浩天给高岗、贺晋年并报军委的电报，自临江出发就发生手足冻伤、不能行走五百余人，还冻死两人[37]。先头20军更惨，某师到战地三天，就冻坏二千余人[38]。战斗开始以后，因部队白天黑夜均在野外，且缺乏粮食供应，冻伤人数急剧上升。十二月八日宋时轮向彭德怀、毛泽东转报谢有法（兵团政治部主任）在27军的调查电报，称："部队减员很严重。以七十九师为例，于三日至七日止，一个师除战斗伤亡二千二百九十七名外，冻伤送后方者二千一百五十七人"，九十四师有营长及连干部被冻死，二八零团团长和参谋长冻失踪[36]。十二月十一日宋时轮在"第九兵团对东线作战的检讨"中称，部队入朝后，日夜生活于野外，战时有米也无法煮熟（白天防空，晚上作战），偶尔煮熟送上火线均成冰冻，无法破碎，更无法吃，造成严重的、普遍的饥饿现象。（战士）体力日益削弱，战力随之降低，加上冬装未补齐，仅靠棉衣服应付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冷，特别是每夜下雪，衣服普遍透湿，无法烤干。形成大批冻病、冻僵，直至不少数量已经冻死得严重现象。该检讨中举例，某师某团某连，除一个掉队与一个通信员外，全连攻击新兴里敌时，受敌火力压制即卧倒冰地上，但最后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采战斗队形，死于该处，细察尸体大半无任何伤痕与血迹。宋时轮认为"这次作战打得很不好"，"应由职负主要责任"[39]。

      据有关军史，九兵团各军二次战役伤亡人数如下：
      20军除牺牲外，受伤人员高达1.7万余人，其中冻伤1.12万余人，占全部伤员的60%以上。军减员2万余人[40]；
      27军战斗减员8339人，非战斗减员（主要是冻伤）10588人[41]；
      26军减员1.5万余人，其中冻饿减员9000余人[42]。
  
      据九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的文章，整个部队冻亡及冻伤入院人数达19000人，加上因冻失踪或掉队人员近9000人，非战斗减员一共在3万人左右[43]。九兵团后勤部长官宗礼在一月二十四日的汇报中称，（九兵团）总共冻伤和战伤四万四千三百四十四人，其中战伤的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七人，冻伤的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七人，死亡七千三百三十二人[24]。这里"四万四千三百四十四人"的总数和后面的战伤、冻伤数字不符，录存备考。

      六、对九兵团发生冻伤严重情况以后，彭德怀的处置是否得当？

      就在宋时轮十二月八日将27军减员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第二天（十二月九日）彭德怀即发去电报，表示："七十九师已处极端严重困难，其他各军、师想大体相同，十分悬念。除力促用一切办法加强运输接济外，望速解决当前战斗（如吃不消可放走一部）。越过黄草岭数十里南，即较黄草岭北温和得多。围敌一部，打援计划，应即停止进行"[44]。显然是受到了彭德怀的督促，十二月十日东北军区后勤部即上报了具体解决九兵团后勤供应问题的计划。
  
      由此可见，彭德怀对九兵团发生的后勤跟不上，饥饿冻伤严重的情况，处理是迅速负责的。以改变打援计划，不惜放走敌军为代价，以求尽快解决战斗。当时东线的部队既不可能回撤几百公里到后方休整，也不可能待在原地继续忍受严寒，在胜利在握的情况下，前出几十里到暖和一点的地方休整，是唯一可行的处置，也是正确的处置。
  
      十二月三十一日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楼适夷、谢宁的战地报告称，（九兵团执行彭德怀的命令前出后）部队饿饭情况，大致已不存在，以前越是前方的部队越困难，现在在黄草岭以南的二十六、二十七军一部，因当地有朝鲜人民军过去埋伏的粮食可以取给，可无问题[45]。 由该报告亦可证明彭德怀处置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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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7月，40页。
[2]、《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329页。
[3]、"九兵团北调整训和敌军行动情况"（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169页。
[4]、"使用九兵团主力对付可能由咸兴向北进攻之敌"（1950年10月2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179页。
[5]、"九兵团的作战任务"（1950年10月3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183页。
[6]、《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805页。
[7]、《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341页。
[8]、"九兵团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1950年11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197页。
[9]、《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805页。
[10]、《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343页。
[11]、"必须精心组织歼灭美军陆战第一师"（1950年11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200页。
[12]、《陆军第二十集团军军史》，335页。
[13]、《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抗美援朝部分）》，12页。
[14]、《陆军第二十六集团军军史》，259页。
[15]、《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23页。
[16]、《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56页。
[17]、《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89页。
[18]、《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78页。
[19]、《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7月，7页。
[20]、《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军需类）》，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7月，19页。
[21]、《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327页。
[22]、《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328页。
[23]、《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14页。
[24]、《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322页。
[25]、《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45页。
[26]、《沈阳军区后勤大事记》，沈阳军区后勤部，1984年，20页。
[27]、《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225页。
[28]、《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08页。
[29]、  周纯全向总后的汇报材料，《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235页。
[30]、《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65页。
[31]、《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20页。
[32]、《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20页。
[33]、《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15页。
[34]、《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69页。
[35]、  "[朝战战斗经验实录]摘录"，《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总参谋部编印，1957年9月，121页。
[36]、《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42页。
[37]、《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13页。
[38]、《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67页。
[39]、《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47页。
[40]、《陆军第二十集团军军史》，349、350页。
[41]、《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抗美援朝部分）》，24页。
[42]、《陆军第二十六集团军军史》，273页。时任二十六军副军长的张郅秀回忆录《军旅生涯》中，二十六军伤亡统计如下：阵亡1605人，负伤2504人，冻饿亡187人，冻伤5053人，被俘76人。该统计与二十六军军史所纪录的不同，存录待考。
[43]、《谢有法将军文辑》，国防大学出版社，160页。
[44]、《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144页。
[45]、《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资料选编综合类）》（上册），金盾出版社，1986年7月，203页。

射声

日本陆军在昭和6年的伙食标准如下：米：640克、麦：200克、罐头肉：150克、干菜：110克、泡菜：40克、酱油：20克、盐：12克、糖：15克、茶：3克。

射声

79年打越南的功勋——野战食品761压缩干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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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发起前，解放军参战部队下发补充了不少军需用品。除了武器装具外，还有一些便于携带的野战食品。其中给很多老兵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首推761压缩干粮。


解放军最早的军用压缩干粮起源于抗美援朝战争中后期，当时是国内厂家临时创意，将炒面加少量食用油和食盐再用机器压缩成块状干粮，便于食用和携带，以代替缺点较多的散装炒面。老电影《上甘岭》中志愿军坚守坑道时张忠发连长带头吃的饼干，就是这种玩意儿，其口味单调，聊胜于无。

到了50年代末，随着国民经济逐渐恢复，解放军总后勤部又和上海食品工业研究所合作，共同研制出压缩甜咸饼干、杂粮饼干，压缩蚕豆糕、玉米糕等军用干粮，丰富了军用食品体系。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其口味、营养、热量、贮藏等方面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



60年代越南战争开始后，中国掀起抗美援越运动，持续多年大力支援越南军民的救国抗战。在此期间，解放军总后勤部专门组织力量研制出了定名为701、702的军用压缩干粮，尔后大量支援给了越南。这两种干粮在口味、营养、热量等方面相比以前都有较大进步，并用绿色铁皮桶外包装内充氮气加锡焊，便于贮藏和运输，足以适应越南特殊的亚热带作战环境，因而受到了越南军民的欢迎。

701、702压缩干粮是抗美援越的产物，大量优先供应给了越南，在中国国内反倒并不很出名。在那个食品匮乏的年代，很多中国老百姓知道701、702压缩干粮，却是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由于当时国内的食品工业条件所限，加上救灾主力是解放军部队，因此军用压缩干粮最先被集中调拨运输支援给了灾区。当很多家破人亡的群众啃着甜咸酥脆的压缩干粮而延续生命时，心中会不会留下一抹永远的亮色？就像后来一些欧洲政要回忆的那样，他们小时候正赶上二战结束欧洲一片残垣败景，给他们留下难忘记忆的，是美国大兵送来的诱人的斯帕姆午餐肉罐头……

1976年的时候，中国军方又成功研制出761压缩干粮，并大规模装备部队，成为了解放军新一代制式野战食品的骨干品种。这种压缩干粮是以精制小麦粉、精制植物油、白砂糖、全脂奶粉、口服葡萄糖、精盐等为主要原料，经滚轧、烘烤、粉碎并成型压块，口味有葱油、芝麻、椰香等几种。

在成品包装上参考了单兵每天的热量需要，即每餐需5两，以两块压缩干粮为一小包，用羊皮纸包装加食用胶水粘接而成，净重250克，为一餐份量。每两小包用一层聚乙烯薄膜热封包装，每20个包装10公斤置于一个绿色马口铁桶内，并充入氮气密封贮藏。每两个铁桶再放入一个瓦楞纸箱封装，以便于运输。

说到761压缩干粮的口感，那就只能因人而异了。有人觉得奶香味十足，香甜可口；有人觉得干而无味，无法下咽；有人觉得非常油腻，不想再吃第二口。结果就是，761压缩干粮的口感成为了日后绵延多年的“罗生门”。共同的感觉也有：够硬，非常锻炼腮帮子，需要与大量的水共食。特别是当贮存期较长后，咬起来是满口碎末，喷薄掉渣。

761压缩干粮的优点是携带方便，保质期长，在野战环境下能够保障作战人员得到必要的热量补给。缺点是水分过低，食用时有难以下咽的感觉，如果再多喝点凉水，就很容易拉肚子。而且缺乏人体必要的维生素，长期单调食用对身体没有什么益处。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时候，761压缩干粮被大量供应给了参战部队。当时上级制定了3-5天结束战役的乐观方案，因此战前单兵配发的压缩干粮共4.5斤，即三日份标准。一个步兵团另外携带的食物标准为两日份，和单兵量加一块共五日份，正好够打完战役。然而战争真的打起来后，其困难程度远远超出了战前大多数人的想象，别说什么3-5天结束了，实际上整整打了28天，仅第一阶段就打了9昼夜。

这么一来，那些执行长途穿插任务的部队就倒了霉。拼了命3天能穿插到位就不错了，可路上遭到越军层层拦打，携带的团体给养物资大部丢失，单兵所带的粮食也已吃光丢光，后勤运输线路却还未打通，离战役结束尚不知有多久。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战争中，出现了中国军队一个步兵师在敌人纵深40公里处断粮挨饿达一周的奇观。

怪不得多少年来有无数人抱怨中国空军当时怎么不参战，即使有再多的761压缩干粮，可缺乏较高有效的运输保障手段，那还不是画饼充饥吗！好在上述步兵师的情况属于少数，多数部队主要依托交通线发展进攻，给养保障总算能跟得上。然而战地环境艰苦，不如意事总是很多。后来有老兵回忆，当年他们吃不上热食，一连多日用凉水拌干粮充饥，拉肚子也就成了平常事。于是，有不少人便俏皮地按761的音符读法反过来念，戏称压缩干粮为“都拉稀”。 不管怎么说，在解放军后勤保障手段还很落后的当年，761压缩干粮对于维持部队连续作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在1979年战争期间，后方加班生产了数千吨761压缩干粮并运上前线，有力保障了一线部队的给养需要。到了80年代两山作战期间，尽管中国的国力已经得到显著增强，军用食品体系进一步丰富，但761压缩干粮仍然不可或缺。

在两山的特殊战场环境下，当受到越军火力封锁，热食一度难以供应一线部队的时候，761压缩干粮就是官兵们的主粮。不管它是口味单调也好，口感较硬也好，吃着上火也好，但却耐于贮藏，热量足够，能填饱肚子，保证战斗力。在刀头舔血的战场环境里，还有什么会比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更重要呢！

90年代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后，两国重开边贸，761压缩干粮又焕发了第二个春天。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越南人品尝过761压缩干粮，对其口味非常赞赏，难以忘怀。于是窥到商机的人便蜂拥而来，与军队企业合作，大量批发761压缩干粮并出口到越南市场。甚至后来中国军方又研制出90压缩干粮后，越南人却还是喜欢761压缩干粮的口味，觉得它最地道，要吃就吃761！
于是，一代名品761压缩干粮，就以这样的声誉镌刻在了历史中。

射声

论国军辎重勤务及兵站勤务之改进 邱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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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军无辎重则亡，无粮秣则亡，无委积则亡。」是故吾人不可不讲究辎重及兵站之组织运用，以求充实战力矣。然虽讲究仍多欠缺，虽组织而运用不灵，则即云不亡，亦必徒增损害，而贻误战机，为足惧也。

    请先就部队辎重言：

    英国每一步兵连有载重一吨半之卡车五辆，三辆装载弹药器材，二辆装载日用行李，其营部团部且皆配有汽车纵列；美国每ㄧ步兵连，有载重一吨半的卡车贰辆，营有五辆，团部汽车纵列有轻重二吨半之卡车自五十至八十不等；德国每一步兵连有载重半吨之马车三辆，营有马车九辆，载重三吨之卡车五辆，团有汽车纵列载重三吨之卡车二十辆。总之，各国步兵团之辎重可装运百吨至百五十吨之积载量。至其师部及军部，则皆配有汽车纵列，其汽车数目虽未ㄧ定，而类皆可积载二百吨左右之辎重行李，诚所谓「师行而粮食随焉」。

    今返顾我国，步兵连之携带行李归士兵自行担负，别无积载工具，每一步枪兵须担负子弹一百发，（约重三公斤）米（炒米袋）约三公斤，步**榴弹工作器具背包等，合重约六公斤，是则每ㄧ枪步兵须担负至十二公斤之重量也。其于行军作战妨碍殊多。英美部队则每一步枪兵仅携带步枪ㄧ枝及子弹五十发，在行军中，其他担负皆放置于载重车上，使士兵得保持其矫健以赴战场，其他如我国部队每要求每ㄧ机枪携弹一千发，重机枪携弹二千发，迫击砲每门二十发，以为一基数，实则无法负担，而不得不各自减少矣。英美各国之轻机枪每挺约五百发，重机枪约一千发，迫击砲弹则皆放置于车辆上，是各国之部队携带行李，较我轻至一半，以我士兵之体力较彼为差，而担负反加重，实非所以语乎提高战力也。

    我国营部无辎重部队，团部仅有一个输送连，其编成依三十一年编制为输卒三百廿人，依三十四年编制，虽美援增加甚多，则反减少仅ㄧ百零八人，即前者，仅担负九吨之输送量，后者则仅三吨不足之数，亦仅全团仅有载重三吨之卡车ㄧ辆而已，师部以四连编成之输送营，军部以十六连编成之输送团，则师部仅有十吨之辎重，军部仅有四十吨之辎重，而砲兵部队且无弹药队之编制。是则我国一个军之辎重，尚不及列强一个步兵团之辎重；换言之，列强部队可藉其辎重行李得独立战斗至一星期，而我则不足维持一日间之激烈战斗，尤其砲弹之缺乏更甚，故每因后方连络截断之故遂即陷于崩溃。

    依列强惯例，军须携带八日份粮秣辎重，团师军各携带一基数之弹药，共三基数。诚因天候及地形关係，在运动战中，虽追送力强，空运力大，仍不可不使部队有独立作战之短期补给力也。今依我三十四年新编制，步兵团应携行之一个基数，步机枪约二十五万发，迫击砲每门二十发，合六○及八二砲共六六门，计弹一千三百二十发，即全团应携带之弹药量为十四吨。此为现时之团输送连所无能为力者也。至师军之人力输送部队，更无论矣，一个战斗部队，携行辎重既少，兵站追送又不够，其何以击溃强敌，决胜战场？至使战术战略丧失其作用矣。

    或云，值此盟邦空军担任空运，盟邦车辆更源源接济之际，即部队辎重之携带量小，亦无甚大害。然依怒江前线作战经验。士兵挨饿有至二星期之久，日仅获稀饭ㄧ餐甚至断炊者，甚而每因天时恶劣，空投停止，致无力攻击，而延长战事达一年之久，且以辎重短缺，携带力小，七十一军既失龙陵之后，长官部嗣后始终不敢再施行大规模之包围歼灭战，自龙陵、芒市、遮放、畹町，皆仅能逐次行正面攻击，使敌亦得以逐次抵抗，其主要原因，在部队无强大之辎重，不足以应作战之要求也。兹如上述，请试言其改进之方：

    依新时代武器装备，步兵部队，自连以上皆须有独立作战之能力，我国步兵连因无输送工具之故，致每ㄧ攻击前进，或转移阵地，辄将所有被服器材弹药遗弃淨尽，以致次期战斗即灭失其战斗力。列强以车辆配属步兵连，固由经验而来也。今我因交通道路稀少之故，车辆未能通行，自应配以足资负荷之小车或驮马若干，以加强其战斗行李之携行，尤其在轻装攻击或转移阵地时，得能保有其卸下之背包及连部之战斗行李，以保持其续行战斗之力量，此为不可不亟待改进者一也。

    步兵营独立战斗之时机甚多，而营竟无辎重部队，此为我国所独有之现象，亦即放弃独立作战之时机与战力，实为莫大之损失；故步兵营理应配置一辎重排，以驮马或小车编成之，使能自行携带其重火器之弹药补给，此应改进者二也。

    步兵团之输送连必须编配驮马及小卡车，且应扩大其编制，以能携行十五至二十吨之积载量，即驮马百批及一吨装载量之卡车十辆，（砲兵营之战斗辎重略同此）以使其能越野携行，此应改进者三也。

师辎重应分别编配弹药及给养之汽车纵列与驮马纵列，汽车行驶于公路，而驮马输送于越野，其装载量务保有一个基数之弹药及三日份之给养量，亦即五十吨左右之积载量，不过二吨半之卡车二十辆而已，此为师辎重所亟应改进者四也。

军为战略单位，必须保持其独立担任一方面之作战于相当担任一方面之作战于相当时日，方克达成作战指挥之妙用。我国抗战以来，每每不足以担任战略单位之作战，其故无他，补给无以自济也。故军之人力输送团应改为汽车大队及驮马大队之溷合编成，其积载量应为全军所需之一个弹药基数及三日份之粮秣，亦即弹药二百吨左右，粮秣十馀吨而已，所需车辆应为二吨半载重车八十辆之数，此应亟待改进者五也。

夫部队辎重与兵站勤务有不可分之密切关係；我国前此二者，皆软弱无力，故部队之战力，亦遂软弱，致招列强之讥笑。

盖兵站勤务之编组，无非运输与仓库之配合使用耳。所谓兵站基地，主地，及末地，亦即仓库—运输—仓库—运输—仓库，补给线下各点分别命名耳。然在今日交通发达之际，铁道公路，随处皆是，空运畅通，不受限制，则兵站补给线，更因物质之产地关係，既不必集中，更不限一线，不如前此拘泥于规式也明矣！此惟赖后勤指挥机构善于组织运用之耳。

是故我国兵站勤务之主要问题，不在点线之如何制定，而要在物质之如何收拾及运输力量之如何达成！

过去国军兵站业务之弊在—
（1）    物资短缺。
（2）    运输工具及燃料缺乏。
（3）    兵站人员欠训练而未尽责。

前此怒江战役，弹药之接济，尚为完满，因有盟军空运之故也。然中间因天雨之故，空运中止，车辆之运输不及，部队因弹药缺乏，延长攻击时间达二三月之久。尤以粮秣时告欠缺，兵站末地在腾龙既下之后过于远离前线，物资收拾不足，仓库未能设立，临时告急，无法达成，故盟友时有评议，而部队更告痛苦矣！同时较之驻印军在缅北作战，每师日需六十吨之补给皆完满送达，相去何啻天渊。

是故凡计划会战，必同时作收拾物资之计划，粮弹器材既有其来源，次乃筹划运输之工具及燃料，次乃测定仓库及运输各点线之所在位置，以使会战始终，补给无虞，指挥官乃得高度发挥其作战之妙用，此固事所应然者也。

今就昆明区之补给言，西昌大理一带，固有其足量之粮秣资源，徒以运输工具及燃料缺乏之故，致部队时告断炊；总仓库及前进仓库虽已设立，而对部队不能追送，致部队派兵领粮有来回达四五十公里者，且因仓库存粮，时空往返，部队官兵既不胜劳苦，且躭误教育训练，莫此为甚，部队军毯缺乏，二百师在滇西作战半年，復员后迄未予以补充，虽印度有毯数万，诸因空运不济，终付缺如，致官兵因冻受病，痛苦特甚，兵站勤务之缺陷于此可见。平时如此，则战时之延误将更甚，然此尚仅就军需之补给言，若加以战时之弹药补给，则兵站勤务之捉襟露肘，必更甚于平时，为可虑也矣。

夫依昆明补给区之组织言，似已完整无缺，所以未能补给圆满者，不在物资之欠缺，而半在运输工具之未能调整致油料之不足用，半亦由于官员之未尽责与欠缺服务之方法与精神。例如前进仓库之所以任直接供应部队者，理应靠近部队驻地，并输送所供应物资于各团，而绝不可命令部队自行派兵搬运，今负责者，但知省事而不为焉。部队之定额物品理应由兵站自动查明补给，今则虽部队一再请求，迄尚无效，而文书上下，徒劳往返，仍不离官衙政治之气味。凡此适时皆服务方法及精神之欠缺所致也。

昆明区之补给，得有盟友主持，虽改进者甚多，如组织已较前此大为改善，然迄未作明瞭部队实情之调查检讨，或部队长会晤叙谈，以解决部队所希望解决之问题，此又运用上之缺憾也。

值此抗战建军之日，关係重要之兵站勤务在一面推行，一面学习，诚为难得之良机，故敬建议如左：

 （一）开办后勤学校，以训练后勤工作人员。
 （二）确定后勤工作人员之军籍，归中央统核任用。

前此各级司令部之后勤人员，既乏组织，且无训练，类皆乌合之众，甚至部队长视兵站为利源，兵站官员，亦復存心取利以自肥焉，致业务推行无效，直接影响作战。今开办学校，调已任职者受训，造就新进青年，以供人事补充，学籍既定，必较自爱，系统管制，服务心专，正亦如中央军校之训练干部，铨叙厅之考核任用然也。

总上所述，加强部队辎重，充实后方兵站，二者为增强战力所必须达成之事。立国首要在建军，作战首要在补给，补给系统之建立，实为建军之首要工作，虽国力有限，物资未足，然欲达于强盛之境，欲期国军之战力提高，则吾人必须竭力以创造一完整无缺之补给制度方为功，是固值吾国军袍泽所共同努力者矣。

射声

http://k.sina.com.cn/article_6384990433_17c9338e1001007uh9.html


大行李，这个需要解释一下，有人认为这是对于辎重队的统称，询问现存的日军老兵，大行李是一个独立单位，相当于兵站（旅团才有正式兵站，联队只有大行李），编制约百人。这次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大行李部队要到前方建立兵站，才携带了大量物资，以至于八路军缴获的军大衣都够整个115师每人一件。

战时日本士兵的装束

身着大衣的日本士兵
由于日军进展顺利，而九月底正是换季季节，估计三浦旅团此时考虑的已经不是怎样拿下平型关，而是冬季作战的物资储备问题了。如果不是出于建立兵站的需要，携带这样多的大衣显然难以理解；第二，小行李即普通辎重队，携带日军第二十一联队作战需要的日常补给，如弹药，粮秣等，共计辎重兵七十余，担任掩护的轻重机枪兵十五，运输兵没有经过全面的战斗训练，因此自卫能力较弱。两路共计有辎重车七十七辆，上面第十一联队战史也提到日军进入包围圈的包括“大，小行李”队，不过，由于大小行李编制并非固定，如果这路日军中大小行李的辎重兵人数少于此处的计算，也不奇怪；第三，为了加强自卫能力，派遣护送的高桥骑兵小队（高桥义夫第三骑兵小队），编制六 十人。第 四，担任指挥的指挥官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及随员，这里，根据照片上汽车的类型，我认为其随员不应超过五人，否则车中无法坐下。实际上，照片上可以看到汽车共有四人，加上司机，桥本及其随员很可能正好是五个人。按照这个计算，这支部队的日军总兵力为二百余人。

射声

洋炮还须洋马拉——艰难的中国军队马政


http://m.sohu.com/a/259443307_734705


1935年10月10日，南京举行国庆阅兵，刚从瑞典进口的1930年式博福斯75毫米山炮成为阅兵式中的焦点。它是当年的尖端武器，堪称镇军之宝。观众的惊叹声中，一位《良友画报》的记者拿起相机，拍下了这张经典照片。然而，就在此照片登上《良友》之时，中国军队已经放弃了以博福斯山炮改造炮兵的宏大计划。
中国政府在1932至1933年间斥资1600万银元，大手笔购入132门博福斯山炮，这笔巨款相当于1931年度政府总支出的0.02%。军方原本预计以博福斯山炮为新一代制式武器，1600万银元投资只是个破题，政府已向原厂取得了完整的技术资料，准备在国内设厂自产。但实战验证之后，原本受高度期待的博福斯山炮被骤然冰封。
为什么中国军队会放弃以博福斯山炮为制式兵器的计划呢？答案就在照片里被记者忽视的一角――马。

不堪乘用的中国马
中国本地的土产骡马，体形与力量远远不及洋马，而西方当时的武器是按照西方马匹力量来计算重量的，这就是博福斯山炮的最大问题。山炮在机动时，是拆开后分件由马匹驮载。博福斯工程师心目中的马匹是马高17掌（170厘米）、体重2000磅的德国莱茵马。莱茵马能轻松驮载120公斤左右的炮件，于是博福斯山炮的八组驮载分解件中最重的摇架组重达118公斤，最轻的防盾组也有105公斤。
然而，中国本地蒙古马的驮力只有75公斤！来自口北的蒙古马是中国最主要的马源地，蒙古马的高度平均只有12掌到13掌（120-130厘米）左右，比莱茵马足足矮了50厘米，当然承受不了欧洲的火炮。故清末以来军事现代化的奋斗史，成为一部骡马的血泪史。
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例，火炮是非德国克虏伯不用的，新建陆军的骡马倒毙量因此让人触目惊心。清制官马每年可以报销的耗损定额是“每百匹准倒十匹”，新建陆军的骡马倒毙量翻了三倍。
“駉駉牡马，在垌之野”，中国历史上是有好马的，但马种发展在清朝进入黑暗年代。满清禁止汉人养马，只有官员与武生兵勇可养马，民间少见马匹。摧毁民间养马业之时，清朝官办马政又是出了名的腐败。八旗虽然以骑射取天下，但是到了咸同年间，不但旗兵不会骑射，连马都不成模样了。清代牧马的中心在察哈尔，据《清史稿》记载，在咸丰年间，骑兵名将僧格林沁调取察哈尔战马六百匹，居然“不堪乘用”。
马种是会变化的，好马不配种、驽马不阉割、马群放着不管而听任近亲蕃育，马种自然一落千丈。光绪年间福州将军穆图善练兵缺乏良马，于是把脑筋动到满清的“龙兴之地”，回到他的黑龙江老家找马。黑龙江不乏好马，科尔沁大草原上的呼伦贝尔马在穆图善的老祖宗“龙兴关外”之时，曾驮着身披铁甲的八旗骑兵横扫中原。三百年的牧政废弛之后，同样的科尔沁大草原，居然找不到堪骑之马。穆图善惊愕之余，喟然而叹：“地气其尽乎”！
科尔沁大草原没有好马，当然不是“地气”问题。清代政府马政废弛，又禁止民间自行育种，再加上蒙古产马区数百年没有战争剌激，才会在三百年后沦落到无马可用的地步。
无独有偶，在袁世凯练兵的年代，日本也深深困陷于本土马匹力量不足的问题。
他山之石――日本的马政计划
日本人将各种本土马统称为“在来马”。在来马的马种远比中国马为佳，因为日本人习惯以马耕田，人民熟悉马匹，有养马育马的风气。日人有名言，“农马即军马”，用于农耕的各种在来马体格粗壮、骨蹄坚韧、耐力持久、能耐粗饲，打仗时就是上好的军马。不过“农马即军马”只适用于内战，一旦遇到来自欧美的好马，日本人就傻眼了。
欧洲各国也有马耕的传统，而且欧洲征战千年，由圆桌武士打到龙骑兵，格外重视军马，所以马种改良灿然可观。用于骑乘的热血温血乘系马匀健、骏逸，用于驮载或挽曳的温血冷血挽系马厚重、粗壮，比日本在来马完全高出一个档次。当日本人见到欧美洋马时，武士道的好战劲头马上凉了半截。
明治时代的名兽医原口邑志，说明了洋马对国人的冲击。原口邑志指出，与洋马相比，在来马“骨骼不良，体躯矮小”，能力遥遥落后。原口兽医所熟悉的乘挽兼用在来马，平均体重90贯（337.5公斤），马高14掌左右。原口兽医见到的德国东普鲁士（今波兰）的乘挽兼用良种特雷克纳马，重量达到450公斤，马高将近18掌。看马第一眼看体高，一边是体高140厘米的土马，一边是体高180厘米的洋马，土洋两下一比，日本能不自惭形秽？
日俄战争进一步践踏了日本人对在来马的自信。俄军有马高16掌、高速耐走的顿河马，能让哥萨克骑兵尽情发挥威猛的机动力；有胸围180厘米、雄健粗壮的奥尔洛夫快步马，这种俄国人花了60年才育种成功的挽系名马，让炮兵能健步如飞。在日俄战争时，日本骑兵的在来马在崎岖地形步履蹒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俄国骑兵奔驰于山岭陡坡之间。日本炮兵更难堪，在一段急陡山路的追击战中，退却中的俄国炮兵只用了四匹马，就将整个火炮纵列轻松地拖出山口；同样的山路，日本炮兵前后用了八匹马，还要加上一堆士兵连推带拉，才能勉强通过。
就这样，日本人下了改良马种的狠心。1904年，日本政府展开”马政第一次计划”，大量引进西方的优秀牡马（公马）为种马，在种马场杂交一两代后分发下乡，与本土的在来牝马（母马）全面杂交。为了确保洋种能以最快速度全面开枝散叶，日本政府制定《去势法》，全面阉割本国土产各在来种的公马，迫使日本母马在高大威猛的西洋杂种之外别无它选，只能生出小杂种。
当时的日本养马户谈起马，乘马是盎格鲁阿拉伯马与匈牙利基德兰马，挽马是英国海克尼马，乘挽兼用则是盎格鲁诺曼马。一切以洋为贵，绝对妄自菲薄！
在极端的全面杂交下，纯种在来马迅速灭绝。日本马政局在1922年出版的《马政ノ现状》，总结了全面杂种化的宏大成效。在《马政第一次计划》刚开始的1906年，日本全国马匹有87.8%是本土在来马；到1919年，纯种在来马只剩37.6%，杂种马与洋马已经成为日本马匹的主力；在抗战年代，日本马匹就几乎清一色是杂种了。
全面杂种化的成果，就是日本马长高长壮了。在1918年，日本马的平均体高正式突破15掌大关，于是日军拥有了像样的乘马，这就是在抗战年代将士们津津乐道的战利品“东洋大洋马”。勿小看15掌的东洋大洋马，当时国人身高要比现在矮小许多，一位身高160厘米的骑兵要试骑东洋马，光是马背上的鞍子，可能就到他双眼的高度，如果没有在单杠上打车轮的力量，要骑上如此一匹大马，还真有点困难。
骑兵得到合适的乘马之后，日本人继续培育适合驮炮拖炮的挽系重马。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终于杂交出钏路种重挽马，日军的野战重炮总算能勉强动了起来。日本人还不满足，他们嫌全面杂种化的日本马品种杂乱，又嫌体高不到15掌的钏路种太小，与体高18掌的欧陆重挽马神兽佩尔什马相比，只能称作“小格重挽马”，所以日本发动马政第二次计划，要向他们的乘马输入纯血马等赛马的高贵血液，要让他们的挽马继续长高长壮。
1904年日俄战争至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在马种改良上的急起直追，是长达30余年的漫长奋斗。马的配种改良，是长达十代的漫长杂交。马与人一样，一次怀孕原则只产一匹幼驹，而马的孕期长达11个月，幼驹的成熟至少又要两年，才能继续下一代的交配，其中还有岔路、有误区。
所以要改良马种，最需要的是时间。然而，时间恰恰是中国建军抗日的罩门。
国民政府的奋起直追
袁世凯一年要报销30%骡马时，清廷也注意到了骡马问题。日本开始马政计划之后，清廷在察哈尔两翼牧场设置模范马群，引进西方种马改良马种。只是，在群雄割据的北洋年代，中国的马种改良几乎是一片空白，模范马群也毁于战乱。直到“九・一”八的炮声震撼全国，马种改良才重新引起注意。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是亲手刷过、喂过日本马的，深知日本马政计划所造成的中日战力差距。但马种改良是靠时间磨出来的，清末以来30年之中，日本军马突破了15掌的体高，而中国军马还是12掌的蒙古马。要改良出适合中国军队需求的良马，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若要与日本一战，中国一定要繁育出自己的好马。
蒋介石只能从零做起，全力推动马种改良的大事业。1932年5月5日，即屈辱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同一天，军政部训令有关单位由种马起步，通力建设马政，迈出改良马种的第一步。台北“国史馆”的档案显示蒋介石对于马种改良非常热心，在他的亲自督促下，军政部火速建立句容种马牧场，以名贵的阿拉伯种马与蒙古马杂交，培育出新式的“阿蒙”乘马。
有了种马，一个庞大的马政改良计划迅速成型，蒋介石将眼光投向蒙古马的主要牧区察哈尔。1931年盛夏，蒋介石与当时控制察哈尔的西北军领袖宋哲元协商，设法接办察哈尔的明安、商都与两翼三个军牧场。蒋的雄心是非常明显的，察哈尔三牧场有数以千计的蒙古牝马，只要句容场培育出的第一、二代阿蒙种马初见成效，马上就可以派到察哈尔的苍茫草原上展显雄风，迅速进行大规模育种。但察哈尔是西北军的地盘，岂容中央染指，宋哲元联合当时坐镇北平的张学良，阻止中央接收察哈尔三牧场。 　　
察哈尔之外，中国的主要产马区全在军阀割据之下。从新疆的伊犁马、青海的河曲马、内蒙古的蒙古马，到川滇各省的西南马各产马区，中央政府对此都是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的马政大计当即搁浅了一半。
大规模配种难以实现，句容种马场却办得有声有色。在蒋介石的亲自关切下，句容场的阿拉伯种马都是有血统证书的名贵品种，场长崔步青直接到阿拉伯马的源头伊拉克买马，以确保阿蒙种马能得到最纯粹的阿拉伯骏马基因。
为了让阿拉伯骏马能与700多匹蒙古牝马尽情交配，句容场的马种选择、医疗、蹄铁、调教训练与喂饲，都由德国顾问直接指导，营造出最佳环境。场里甚至有观察牝马发情状况的“试情场”以及让马儿春宵一刻的“交尾场”。习惯了军营森严肃杀气氛的军人，恐怕很难想象军中竟有这般旖旎风情。
句容场的种马改良突飞猛进，在抗战爆发前夕，句容场的阿蒙种马已经育种到第二代“阿蒙二杂”。区区五年间能够育种两代种马，句容场真是一寸光阴也没有浪费。
当种马场埋头苦干时，蒋介石也绞尽脑汁为大规模良马配种寻找机会。1935年，蒋介石在河西走廊建立一个小型的军牧场，即今日号称世界第一的山丹军马场。山丹场在设置之时，河西走廊刚经历“马仲英变乱”，人马均缺，难有发展。到了抗战爆发前一个月，蒋介石又打起青海马的主意。有“龙种”美誉的青海马堪称当时最优秀的马种，但青海是马步芳的地盘，蒋介石费尽力气，只建成了一个小型的贵德军牧场。
正因为蒋介石控制不了产马区，所以在1932至1937年之间，马种的全面改良迟迟无法开办。直到抗战爆发，中央势力才延展到内蒙古、新疆等传统产马区。在全面战争的年代，政府已经没有余力推动全面马种改良。
其实，军阀割据并不是马种改良失败的主因。马种改良是靠时间磨出来的，即使蒋介石能够如愿以偿在1932年取得产马区，他也没有办法弥补已经虚度的30年空白时光。早在清朝马政走向荒废的那一刻，30年后的对日抗战就注定成为徒步的悲情战争。而日本人把握住这30年，靠着改种后的马匹取得了抗日战场上机动力的绝对优势。
徒步的抗战
让我们回到篇首的博福斯山炮，去体会抗战年代骡马们的悲怆。
博福斯山炮在建军之初，就是以进口洋马机动的。《良友画报》的照片里，牵引博福斯的马是体高16掌左右的洋马。洋马价格奇贵，又有水土问题，不可能长久以洋马驮炮拖炮。而在洋马之外，炮兵的唯一选择是力大无穷的骡子了。
骡子的力量与持久力非常惊人，因此价格远高于马，但雄壮的山东大骡也无力承受博福斯山炮的千里转战。1932年，德国顾问提议把军骡的采购价增加到每头两百大洋，当时军队买骡的价格大约为八十大洋。一匹单价高达两百大洋的骡子，必然是市场上最名贵的品种，大约画进郎世宁的《百骏图》也不为过了。换言之，德国顾问认为若要依靠中国土产的骡马拖博福斯山炮，只有《百骏图》级别的名贵品种大骡才能胜任！
八年抗战中战场辽阔，作战时动辄是数百里的长程机动，这是对骡马能力的严酷考验。军中的骡马倒毙率很快就让人触目惊心。以炮兵为例，依照军政部1939年3月《炮兵部队所需马骡补充计划表》，当时全军的炮兵部队只要是在前线作战的，待补马数一般都在半数左右，意味着抗战刚打了一年半，马就倒了一半！
于是，博福斯山炮的机动很快就改用人力。1939年10月第三战区的一份战报显示，当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时，博福斯山炮的炮件已经改“驮”为“抬”，换用人力挑夫了。在抗战期间，从重机枪到山炮，原本应该用马匹驮运或挽曳的武器，大多改用人力运输。以人代马的“代马输卒”成为军中的正式编制，而抗战也就成为一场步履蹒跚的徒步战争。驮马挽马如此，骑兵的乘马亦然。
抗战年代骑兵对“东洋大洋马”的羡慕之情，简直就是30年前日俄战争时日军仰望哥萨克骑兵顿河马的翻版。抗战胜利时担任骑兵第9师参谋长的诸邦俊将军，是从见习官干起的老骑兵，曾在马背上与日本骑兵拼杀多年。战胜时，诸参谋长接收一批日军骑兵的战马，艳羡之情溢于纸间，质朴无华的感慨透露出当年马种差距：
“这批军马是日本属第一批和第二批改良种。第一批改良种，体形高大，比我国蒙古马高出三分之一，不适于矮小人的骑乘。第二批比我国蒙古马稍高一点，很适合我国和日本人的骑乘。而蒙古马就显得太小了，有待改良之必要。”
本文摘自：2015《凤凰周刊》总第562期
作者：霍安治

射声

　
浅谈日本近代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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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力畜，马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曾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军事等领域内，长期充作主要动力。有鉴于马匹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许多国家很早就建立了一整套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并统称为马政。

　　日本列岛本无好马，在近代以前，只有包括木曾马、宫古马在内的7种本土矮马。虽然在历史上，日本曾长时间以中国唐朝为师，但在马政方面，却一直乏善可陈。直到公元8世纪，日本才设立第一个国家级的牧场――御料牧场。该牧场规模并不大，年产马匹仅二三百匹;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马匹都处于半散养状态，任由其自由交配;使用上也非常随意，需要马匹时任意挑选，不懂得给马钉马掌及去势（阉割）的重要意义。
　　
　　狭窄的国土面积、匮乏的优质牧草、落后的理念和管理制度，使得日本的牧马业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到御料牧场设立1000年后，其年产量才增加到二三千匹。不仅数量少得可怜，其马匹质量也江河日下。在历史上，日本曾不止一次地输入蒙古马和高丽马，力图对本土马进行改良。但一方面蒙古马和高丽马平均体高（马肩胛骨到前蹄之间的垂直距离）约120厘米，体重约270千克，在世界范围内只能算轻型马，另一方面日本古代也不懂得如何培育马种，因此这些改良计划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到德川幕府时代，日本本土矮马的平均体高刚刚超过100厘米，甚至还矮于一些国家的驴。
　　日本真正意义上的马政，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才建立完善起来的。明治政府致力于积极引入欧美各种制度，大力推进产业发展及部队建设的国策，急速向近代国家转型。虽然已经进入了热兵器时代，但骑兵在当时仍是陆军的主要机动打击力量，在战场上的威力不容小觑。加之近代化军队对后勤补给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汽车普及前，军队仍要靠大量的挽马、驮马充当运输工具。因此，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马政。
马种的改良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初期的那些土种矮马，不堪大用。因此，迅速改良马种，便成了明治时期马政的第一要务。
　　明治维新前一年，即1967年，法国拿破仑三世为了感谢德川幕府为挽救法国养蚕业所做的贡献，曾赠送给日本26匹阿拉伯马。不识货的幕府将这些世界上最好的骑乘马全都赏赐给了大名及家臣。明治维新后，这些阿拉伯马陆续被政府追回充当种马，用于改良本土矮马。
　　虽然经过近10年的改良，到1877年，日本在册军马的平均体高仅为135～138厘米。之所以改良效果不显著，是因为优秀马种的种群数量过少（仅仅是那26匹阿拉伯马中的公马），导致了严重的近亲繁殖。 日本本土马都较矮小，图为宫古马
　　有鉴于此，日本政府于1877年成立了第一家近代化的马匹育种机构――三田育种场。开始实施第一期为期30年的马种改良计划，学习西欧先进畜牧技术，从世界各国引入类型各异的良种马，对本土马进行全面改良。到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军马的平均体高已提高到142厘米、平均体重329千克，全面超越了中国的主流马种。但与欧美列强相比，体高仍差距约20厘米，平均体重差距约70千克，平均速度相差约10千米/小时。由于这个时期日本并未与欧美列强开战，这个差距带来的影响并不显著。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虽然日本军马的平均体高已达147.6厘米，但与俄军的顿河马相比，便相形见拙。同样一辆炮车，8匹日本军马拉得相当吃力，而6匹顿河马却能拉着炮车奔跑如飞。
　　1906年，在第一期30年马种改良计划结束后，日本设立了马政局，启动了第二期30年马种改良计划。按照计划，日本国内马匹的保有量将增加到150万匹;用于品种改良的种公马数量为6000匹，其中轻型（骑乘用）种马为阿拉伯马、盎格鲁-阿拉伯马、纯种马3种，占种马总数的10%～20%;中型种马为盎格鲁-诺尔曼马、海克尼马2种，占种马总数约75%～85%;重型种马为法国佩尔什马，占5%～10%。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把缴获的顿河马也作为种马使用。
　　到1923年，日本国内共设立6个马政管区，负责管区内产马事业的指导和监督，马匹改良的监督;国有种马牧场增加到3个;种马所发展到15个，遍布全国各地，每个种马所配备100匹国有种公马，免费给民间的雌马配种。
　　为了提高马种改良成效，日本政府每年都从欧洲进口一定数量的种马，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建立专门的乘马、小型挽马、轻挽马、重挽马产地。各型欧洲良种马配出来的混血后代都根据各自特点，充作特定用途。盎格鲁-诺尔曼马的混血后代基本用作骑兵战马;顿河马的混血后代在日本陆军的步兵、炮兵、辎重兵以及宪兵队中广泛使用;盎格鲁-阿拉伯马的混血后代主要用作马术和赛马，也有少数作为日军高级军官及传令兵的座骑。
　　由于大量引入欧洲优良马种，改良后的日本马个头和力气都有了大幅提高。到1939年，日本军马的平均体高已经提升到160厘米。这些军马随着侵华日军大批来到中国，因为其体型较中国马大，因此被中国军民称为“东洋大马”。 阿拉伯马 饲养与管理
　　近代的日本马匹，从隶属关系上来说，分为民间马和国有马。国有马中除了少部分是赛马和为皇室培育的骑乘马外，大部分是军马，由设在日本全国各地及朝鲜的8所军马补充部负责采购、饲养和训练，称为“平时保管马”。这些“平时保管马”一般在2岁时，或5～7岁时被军马补充部购入，收购价在200～900日元之间。 　　幼马购入之后，会先去势，然后由军马补充部饲养4年。期间对马蹄和马体做严格管理，不但钉马掌，而且定期洗蹄，每20天涂一次蹄油，并严格确保四蹄的高低差不能过大，否则马在大负重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崴脚。此外，军马补充部还有针对性地对幼马进行野外适应性训练、快跑和慢步训练、适应群体行动的训练、与人亲和的训练。这些训练一直要持续到幼马满5岁，然后分配给日本陆军的骑兵、骑炮兵、野炮兵和野战重炮兵使用。而5岁买进的成年马，经军马补充部短暂训练后会配属给山炮兵、辎重兵、工兵和步兵做为挽马或驮马使用。分到部队的“平时保管马”要由兽医官训练1年。头7个月主要对马匹进行行军训练及各种运动方式训练。后5个月则主要训练马匹的持久耐力。完成训练后的马匹才能成为正式在册的军马，将在部队里服务满10年后才能退役。对于军马的日常养护，日军也有严格规定：为了保证马区的健康与安全，马厩必须全天候派遣卫哨。每天清晨必须洗刷马匹、清理马蹄，同时提供马匹草料;天气晴朗时要把马厩中让马匹睡眠休息用的干草，搬到太阳下曝晒干燥。军马每天须喂食3次，平时饲料包括大麦、干草、食盐等等，战时的军马口粮则包括了其他麦类、豆类等等。
　　对于军马的日常口粮标准，日军规定得非常详细：军事行动期间，骑乘马的每日马粮为燕麦或者大麦5250克，亦或压缩马粮5300克，另外还需干草4千克和稻草3.5千克，一日总计需要12.8千克。另有盐40克。挽马和驮马的每日大麦配给数量是4200克，其他一样。如果军马处于输送状态下（在船上或火车上），每日马粮配给数量为燕麦或者大麦2630克，干草6000克，稻草800克，盐40克。
　　由于马匹比人类需要更大量的饮水，水分不足时会引发马匹腹痛及疝气。因此，日军规定战场行动期间每天需为每匹军马提供36升水，其中2/3用于饮用，剩1/3作为杂用。在驻营期间，日供水标准则增加到56升。 虽然进入了热武器时代，但在缺少机动装备的情况下，马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难堪大用的征发马
　　根据统计，饲养一匹“平时保管马”，每年约需2000日元。这就注定了日本“平时保管马”数量并不会太多。而一旦开战，机械化水平很低的日本陆军对军马的需求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按照编制表，齐装满员的甲种师团应拥有7630匹军马，乙种师团有2065匹军马，丙种及丁种师团有2550匹军马，骑兵旅团有5668匹军马，步兵独立旅团有1800匹军马，独立警备队有420匹军马。此外，炮兵和辎重兵部队中还编有数量庞大的驮马和挽马。
　　为满足日军对马匹的需求，一到战时，日本军部会从民间大量征发马匹入役，称为“征发马”。这些“征发马”大多为家业用马，除了农忙期，大部分时间都在马厩里待着，缺乏锻炼，也不习惯集体行动，对气候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差。因此按日本政府和军方的规定，“征发马”必须由军马补充部训练3个月后才能分到各部队。但在紧急动员的情况下，这种规定往往只停留在纸面上。结果就是这些缺乏训练的“征发马”状况百出，给日军带来了各类意想不到的麻烦事。
　　1932年2月28日，驻高田的独立山炮第1联队接到紧急动员令，准备急赴上海参加战事。该部在编的“平时保管马”只有250匹，遂于10天内征集到了约4000匹“征发马”。这些“征发马”由于缺乏训练，在校阅时发生了马惊，致使校阅场面难看;随后，在向高田火车站进发途中，因沿途市民的喧闹声，也发生了马惊导致队形混乱;装车时，不少马颇为抗拒，大大延误了装车时间;在大阪装船启运时，一度也曾发生了混乱。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军第1野战重炮旅团从天津出发行军，每门重炮由2匹“平时保管马”带4匹“征发马”挽曳。由于动员仓促，缺乏协同训练，根本拖不动重炮。最后只能在当地大量征用土马，将原先的6马挽曳改为12马挽曳，这才勉强拖得动。
　　同期接到紧急动员令的第108师团在北海道动员了1万匹“征发马”。该师团由海路运抵天津后，经过两周顶风冒雨的急行军，终于在预定时间内抵达太原南方山区，但1万匹“征发马”病的病，死的死，垮的垮，已所剩无已。为保证师团的机动性，日军只得在山西强征中国土马来维持。
　　随着日本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日本军马的耗损也直线上升。侵华日军便在占区大量现地征集中国牲畜来协助日军运输。这些牲畜包括牛、驴、骡、骆驼以及数量最大的马匹。但侵华日军的所谓“现地征集”，其实就是抢劫的代名词而已。 左 经过几十年的马种改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马的体高与力气都有了很大提高
右 1937年11月，八路军在广阳伏击战中缴获的日军战马 结 语
　　虽然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马种改良、选育、饲养及管理上狠下了数十年工夫，取得了明显成效，成功地将本土的矮种马改良成了“东洋大马”，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本性，决定了任何先进装备都无法挽救其最终覆灭的命运。大批日本花大力气培育出来的“东洋大马”，倒在了中国军民抗击的炮火之下，也有不少“东洋大马”被中国抗日军民俘获后转而为中国服务，为敲响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贡献了力量。

射声

感受龙潭之四 "抗日野战医院"
     "抗日野战医院"  曾设于王氏宗祠. 王氏宗祠始建于清雍正癸丑年(公元1733)年,为硬山顶式砖木结构建筑,其建筑技,雕刻工艺,泥塑牌楼,颇具清代祠宇建筑风格,历经270载沧桑风雨,该建筑依然庄严萧穆,古朴典雅.
　　1945年抗日战争龙潭战役,该祠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便利,激战中约千佘名伤病员从前沿阵地护送至王氏宗祠及附近寺院.民宅停歇, 救治后再转移至洞口石下江陆军总医院.数十名抢救无效死亡的抗日志士,就地掩埋于宗祠右侧山坡上.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军撤离,曾留下永久性和平纪念标志"国军笫四方面军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野战医院旧址"竖牌,悬挂于宗祠门首,正殿神龛下方供奉"抗日将士英烈牌位",享王氏族人四时祭祀.
　　"抗日野战医院"的编制
　　当时野战医院的编制为: 院长一名(二等军医正军医),三等军医正军医一名,一等军医佐军医二名,一等司药佐司药一名,中尉副官一名,一等军需佐军需一名,中尉司书一名,中尉担架排长一名,少尉担架副排长一名,担架班长四名,每班担架兵十多名(每班担架五副),上士看护长一名,中士看护三名,看护兵十多名,勤杂兵五名,炊事兵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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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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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吧南北朝的洋奴都说战马要吃大量精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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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煞有介事的引用大量的资料，那么问题来了
蒙古帝国那些长时间征伐世界各地的骑兵，他们的战马粮食问题如何解决？要知道20万大军西征花拉子模，那可是要百万级别的马，就是野狐岭也要4-50万马跨越大漠；攻打大理光死掉坠崖的就有十几万匹马
我先给一下他们谬论的论据（果然是日本人在后台运作）


1914年日本陆军1日马粮标准:
大麦:5升=5.25公斤
干草:1贯=3.75公斤
藁草:1贯=3.75公斤
食盐:40克

辎重部队挽马1日马粮标准:
大麦:4升=4.2公斤
干草:1贯=3.75公斤
藁草:1贯=3.75公斤
食盐:40克

1931年日本陆军1日马粮标准:
大麦:5.25公斤
干草:4公斤
藁草:3.5公斤
食盐:40克
大麦可用替代品:
燕麦.高梁.豆饼5.25公斤
糙米或大豆4.2公斤
粟.玉米.裸麦.小麦4.73公斤
米糠7.88公斤
干草15.8公斤

干草可用替代品:
牧草4公斤
青草16公斤
大豆秆10公斤
藁草可用替代品:
秸秆5.3公斤




还有这样一个据说资料：1619年，熊廷弼的报告，其麾下有士兵180000名，战马90000匹，每年需要军饷银3240000两，粮食配给1080000石，战马饲料972000石大豆和216000000捆草料。




我举一个例子，大规模的实战行军记录，布琼尼第一骑兵军一千公里用了50天,这还是有火车辅助协助运输辎重的情况，在近代的道路上
好吧，你说古代用不了什么大炮弹药之类，辎重有驼队；我假定快一倍
真实的历史耗时是这样的


1219年秋，经别失八里、不剌（今新疆博罗市），通过铁木儿忏察（亦称松关，今名果子沟）至阿力麻里，西行渡伊犁河，经海押立向花剌子模挺进。当时，铁木儿忏察是非常难行的隘口。1222年丘处机去西域见成吉思汗时也通过该隘口，他的随徒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里写道：千岩万壑攒深溪，溪边乱石当道卧，古今不许通轮蹄。蒙古大军通过时，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理石开道，并且砍木修桥，共修筑48座。桥的宽度，可容两辆车并行
蒙古远征军与花剌子模军的激战 蒙古大军到达花剌子模边堡讹答剌城后，兵分四路：察合台、窝阔台率师围攻讹答剌；术赤率师征毡的、养吉干诸城；塔孩率5000骑兵征战忽毡（今纳巴德）等城；成吉思汗与托雷取中路，渡锡尔河，向西南横渡红沙漠直逼布哈拉城。1220年三月，术赤等三路军马全部占领了锡尔河两岸的城市，成吉思汗的中路军也占领了伊斯兰教的文化中心布哈拉城，完全切断了花剌子模新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主要城市）和旧都乌尔根奇（今土库曼尼亚城市，汉籍曾写为兀龙格赤）之间的交通。1220年五月，蒙古四路大军在撒马尔罕城下会师，合围撒马尔罕。经过6天的苦战，才得以攻克撒马尔罕城。
走的基本上的西征大宛的老路，大量的山路荒漠，光是吃粮食一个月大家计算一下按日本人的标准这马自己就要累死？（一天5公斤，好吧一天两公斤我给打个折扣60公斤加个人你来驼一下）

真实的历史，就是成吉思汗从蒙古本部加上裹挟的契丹汉军，总共十几万，强行军跨越荒漠雪山，迅速分割包围了花拉子模各个战略要塞，可能有原来西辽故地投奔过来的仆从军，但是问题是他们也是长途行军（新疆中亚那是多大一块地）还给马吃精饲料？不大量杀马充军粮就不错了


拓跋硅率军攻柔然，柔然举部西遁，魏军追奔600里。时魏军军粮不继，诸将请求还师，拓跋圭认为：“柔然驱畜产奔走数日，至水必留；我以轻骑追之，计期道里，不过三日及之矣。”便问诸将：“若杀副马，为三日食，足乎？”诸将皆曰：“足”(《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拓跋圭遂命尽杀副马以供三日兵食，（按冷国逻辑一定是奥特曼步兵行军战术）终于追及并大破柔然，俘虏其半部。其首领收余众遁走。拓跋硅遣部将长孙嵩、长孙肥率轻骑继续穷追，于平望川(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击斩柔然首领之一屋击。于涿邪山(今阿尔泰山东脉)追降其东部大人匹候跋，俘西部大人组纥提之子曷多汗以下数百人。组纥提率余众降。拓跋圭迁徒柔然部众于云中郡(今内蒙和林格尔一带)。


（参合陂之战）十一月初三，暴风骤冷，河水结冰，拓跋圭率师踏冰过河，抛下辎重（说好的一天至少要10斤精饲料，还要不停的路上吃草呢？），精选2万骑兵，急追燕军。后燕军行至参合陂，大风骤起，尘埃黑天，自军后而来，笼罩上空。沙门支昙猛向慕容宝建议：“风气暴迅，魏兵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慕容宝认为离魏军已远，笑而不答。昙猛多次建议，慕容麟大怒，说支昙猛妄言惊众，应斩首以徇，司徒慕容德劝慕容宝听从支昙猛之言。慕容宝遂派慕容麟率骑兵3万殿后掩护，以备非常。慕容麟不信支昙猛之言，纵骑游猎，不加戒备。魏军昼夜兼程，（冷吧**一定会说这是奥特曼无敌步兵行军）于十一月初九日黄昏抵参合陂西。此时，燕军在陂东，安营于蟠羊山南。拓跋圭连夜部署，令士卒口衔枚，束马口，暗中前进。十日清晨，魏军登山，下邻燕营。燕军正准备东归，忽见魏军，顿时惊乱。拓跋圭纵兵击之，燕军争相涉水逃命，人马相践踏，压溺死者数以万计。拓跋遵率军在燕军前截击，燕军弃械投降者四五万人，仅慕容宝等数千骑逃走。魏军杀燕右仆陈留悼王慕容绍，生俘鲁阳王慕容倭奴、桂林王慕容道成、济阴公慕容尹国等文武将官数千人，魏军缴获兵甲粮货无数。



其实这种神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持这种神论的大概都没搞清楚中国古代骑兵一般都把战马当消耗品用。

我一直觉得很神奇的是总有人马匹多要照顾，其实真打起来，在任务面前人命都不值钱，何况马匹？就是南宋这么个极端缺马的政权，岳飞在南下追击曹成匪军的时候，都曾一昼夜跑死几百匹战马的。

某些人不妨去查查《新唐书.兵志》，看看天宝初年各镇在役军马有多少，马监储备的马匹有多少。

骑兵所用的马匹也经过极其严格的训练。跟欧洲马匹不同，蒙古马不论严冬酷暑都生活在野外，必要时可以连日行走而不吃一点东西，总之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它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最险恶的地形上越过长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

来自蒙古的旋风(公元1200-13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来自蒙古的旋风(公元1200-1300年) 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蒙军的两个主力纵队于3月12日突破了喀尔巴阡山口的匈军防线。匈牙利国王贝拉得到这一消息后在200英里外的布达城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尚未结束，3月15日他又得悉蒙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多瑙河的对岸。


蒙古军队随身携带战斗时用的一切物品，他们以肉干和酸奶为饮食就满足了。他们对于好吃的食物和不好吃的食物都满不在乎，什么动物肉都能吃，甚至猪肉、狗肉都吃。【【他们的马不需要麦子和稻草。他们的马能用蹄子刨开积雪找草吃，甚至还能刨开土找杂草和草根、草叶吃也过得去。】】任何高山峻岭和大川小河阻挡不了他们的进击。他们能越过任何的山谷隘路，他们抓着马鬃马*渡过任何河川。（《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作者：〔法〕布鲁丁 〔俄〕伊万宁


在蒙古草原区，由于马喜湿耐寒，马多分布于水草丰美之区，故东部的马远多于西部。蒙古马尽管身材矮小，但饲养容易，且持久力强。不但可以骑乘、拉车，还可以耕地。马群放牧以1头种马与14～18头牝马匹配，一地放牧后转到他地放牧，且要等40～50天之后才返回原地，因为牧草的再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当牧区牧畜头数过多时，没等到这些日子，原牧地就会被别的牧群覆盖，形成草原过牧化和各种纷争。冬营地如果在夏天被侵占，冬天的放牧就成了问题，所以牧区各种矛盾的焦点又往往集中在冬营地。从十月上旬开始，一般的牧群就到北方地区过冬。[18]在呼伦贝尔，一个马群的数量可达千头，四时放牧，只吃青草或枯草，难有饲料。只有少数的马在蒙古包附近放牧，马群一般远离蒙古包。一般来说，马与牛相比更有群性，易于大群放牧，但也易遭狼群的攻击。这就需要放牧人格外地小心。[19]在绥远、察哈尔地区，蒙地的蒙民放牧时，500头为一群，需牧丁2～3人，如果是1，000头一群的话，牧丁为4人，1，500头时需6人，2，000头的大群放牧，需牧丁8人。放牧时，“牧丁骑着快马，拿着竽儿，防止各组马群的混乱”。那里的马群放牧周期较短，只有15–30天。“大概三十里牧地，只够马群十五日就食，食尽了又转牧他处，经过三十日或十五天，又复回到前地，这时前地的草又茂盛了，很够马群的饱吃，这样蒙地在春夏秋三季是不愁没有草吃的，一直到九月下旬至十月初旬之交，水草枯竭，牧丁才叠好窝棚，离开牧场，引带马群还家，这时不能远放，只能就居住很近的地方放牧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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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草原区，由于马喜湿耐寒，马多分布于水草丰美之区，故东部的马远多于西部。蒙古马尽管身材矮小，但饲养容易，且持久力强。不但可以骑乘、拉车，还可以耕地。马群放牧以1头种马与14～18头牝马匹配，一地放牧后转到他地放牧，且要等40～50天之后才返回原地，因为牧草的再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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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伦贝尔，一个马群的数量可达千头，四时放牧，只吃青草或枯草，难有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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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三十里牧地，只够马群十五日就食，食尽了又转牧他处，经过三十日或十五天，又复回到前地，这时前地的草又茂盛了，很够马群的饱吃，这样蒙地在春夏秋三季是不愁没有草吃的，一直到九月下旬至十月初旬之交，水草枯竭，牧丁才叠好窝棚，离开牧场，引带马群还家，这时不能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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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满铁社长室调查课：《满蒙全书》，第3册，满蒙文化协会，大正十二年（1923），第707～709页。
[19]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1937），第48，86～90页。
[20]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7～38页。



蒙元统一天下后在物质充沛的情况下的马政

【【牧人曰哈赤、哈剌赤；有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还是野牧


而 只有两种情况，马是需要精料饲养。
【【太庙祀事暨诸寺影堂用乳酪，则供牝马；驾仗及宫人出入，则供尚乘马。车驾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还于群。自天子以及诸王百官，各以**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车驾还京师，太仆卿先期遣使征马五十酝都来京师。酝都者，承乳车之名也。既至，俾哈赤、哈剌赤之在朝为卿大夫者，亲秣饲之，日酿黑马乳以奉玉食，谓之细乳。每酝都，牝马四十。每牝马一，官给刍一束、菽八升。驹一，给刍一束、菽五升。菽贵，则其半以小稻充。自诸王百官而下，亦有马乳之供，酝都如前之数，而马减四之一，谓之细乳。刍粟要旬取给于度支，寺官亦以旬诣闲ＭＩ阅肥瘠。又自世祖而下山陵，各有酝都，取马乳以供祀事，号金陵挤马，越五年，尽以与守山陵使者。】】


【【太庙祀事暨诸寺影堂用乳酪，则供牝马；驾仗及宫人出入，则供尚乘马。】】
【【每牝马一，官给刍一束、菽八升。驹一，给刍一束、菽五升。菽贵，则其半以小稻充。】】

看明白了么？！
看不明白也就是初中本来不能毕业技校扩招



【【1978年11月进行的挽力测验纪录：单马（乌珠穆沁马）拉胶轮大车，载重1000公斤，1小时30分走完10公里；载重500公斤1小时51分走完20公里。呼吸、脉搏、体温在测后40分钟恢复正常。最大挽力平均为270公斤，为体重的80%—90%。”】】



蒙古马特征【上膘快，掉膘慢【自春初罢兵后，凡出战归，并恣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生，则取而?之，执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膘落，而日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寻常正行路时，并不许其吃水草，盖辛苦中吃水草，成膘而生病。】】这段正好诠释了蒙古马合理的饲养办法。

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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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新四军被装供给标准、被装管理制度和军服式样
柳建 供稿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被装保障，主要是根据量入为出的原则，制定被装标准。
                                          一、被装供给标准
    抗战时期，由于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八路军、新四军的被装标准，主要由各大战略区的军队最高领导机关和政府，依据当地经济条件，人民负担能力和战争环境等因素制定，许多二级军区甚至军分区也制定标准。八路军总部地处太行山区，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执行同一标准。陕甘宁边区部队和党、政、学人员的被装标准，由边区政府财政厅制定。
    由于根据地经济落后，加上敌人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抗战八年中八路军、新四军被装标准是低水平的，一般每人每年发单衣2套，棉衣1套，鞋若干双，每年换发部分大衣、棉被等。晋察冀军区部队的军服质量较好。晋绥军区部队被装标准较低。各军区部队的被装供给标准分述如下：
    （一） 八路军总部与129师被装供给标准
    八路军总部只负责直属单位及129师的被装供应。抗战初期被装供给标准为：每人每年发单军衣2套，棉衣1套，衬衣1套，单军帽1顶，袜子2双，草鞋及单鞋4双，棉毯1床，绑腿1副，挂包1个；排以上干部每人大衣1件。1939年以后，由于日军进攻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物价上涨，修订了标准，改为每人每年只发单衣1套，两年发棉衣1套，不发大衣、衬衣。1943年12月，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决定将原来供给制度改为包干制度，服装标准也作了修订，1944年不再发军帽，后方机关排以上干部每人发1套单军衣，其余人员发1件上衣、两条单裤；1943年发的棉衣1944年再穿一冬，其余发皮短衣，除1944年补充的新兵外，其余人员按1/5的人数发棉被，所有人员每人发鞋4双。
    （二） 陕甘宁边区部队被装供给标准
    1937年至1940年由国民政府供应部分被装成品、经费和材料，未制定供给标准。1941年国民政府停止供应后，由军委后勤部供应过一年实物。1941年底，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决定，实行“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财政方针。自1942年起，陕甘宁边区部队及党、政、学人员的服装标准的制定和供应，统由边区政府财政厅负责。
    1942年每人发单衣2套、单鞋2双、毛巾2条，棉衣按人数的50%、被毯按20%、子弹袋和粮袋各按38%补充。1943年，每人发单衣1套，单、棉帽各一顶，单、棉鞋各1双，草鞋费4双，绑腿按人数的50%、被子按40%、大衣按25%补充。1944年，原标准只发单衣1套，冬装一律不发。后经边区政府豺经办事处、财政厅会同管理局、后勤部研究决定，联司直属队按人数补充棉衣38%，被子按10%~15%，新来部队每人发棉衣1套，棉鞋1双，毛袜1双，绑腿1副，被毯酌量补充。1945年，新来部队发单衣1套，1944年调来的部队每人发装花棉衣（半成品）1套，其他部队每人发棉衣1套。1944~1945年实行了生产自给，节约储蓄，克服浪费的财政方针，所以标准较低。
    （三）120师兼晋绥军区被装供给标准
    晋绥军区地处晋西北，地瘠民贫，部队被装供应困难，开展生产自救后，才逐渐改善。
    1937~1939年，每人每年发单衣2套，棉衣1套，衬衣1套，鞋6双；大衣按人数的10%，绑腿按30%，被子、手榴弹袋、子弹袋各按50%配发。1940年，每人发单衣、棉衣各1套，鞋4双；被子、绑腿、手榴弹袋、子弹袋均按人数的30%配发。1941年，每人增加单裤1条，鞋两双，大衣按人数的10%配发，其他仍为30%。被装自给率为8.5%。1942年单衣改为每年2套，每人发米袋1条。自给率为12.5。1943年单衣减为每人1套，鞋子增加两双，毛巾两条。自给率为21%。1944年自给率为30%。
    （四）冀中军区1938~1941年被装供给标准
    每人每年单衣2套，棉衣1套，衬衣1套，单、棉帽各1顶，棉大衣1件，棉被1床，鞋6双（其中棉鞋1双）。冀中开展打狗运动后，1940年连以下干部和战士每人发皮背心1件，营以上干部每人发皮大衣1件。
    （五）胶东军区1943年11月颁布的被装供给标准
    每人每年单衣2套，棉衣1套，单、棉帽各1顶，棉被1床，战斗部队平均每10人大衣1件，每人每年鞋6双（驻山地部队7双），米袋1条，绑腿1副。
    （六）新四军被装供给标准
    新四军部队的被装供给标准，由各师制定，标准基本一致。新四军2师1944年颁布的被装供给标准是：每人每年单衣2套，棉衣1套；连以上干部每人棉大衣1件；棉被棉絮团级干部3斤，营级干部2斤，连排干部1斤半，战士1斤4两；连以下各级人员布鞋3双，草鞋2双；营级干部布鞋4双，团级以上干部布鞋3双，棉鞋1双。新四军5师1944年被装标准是：战士单衣3套，棉衣、衬衣各1套，夹裤1条；排以上干部还发大衣。
    苏北区党委、苏北军分区、新四军3师司令部1944年8月，联合颁布《供给训令》，为了改善部队生活，提高部队战斗力，统一干部待遇，严格供给制度，规定了各级人员津贴、伙食及物质待遇。有关军鞋标准是：战斗员及营以下干部，每人每年发鞋5双，草鞋2双；师、团干部每人每年发鞋子4双，草鞋1双。
                                          二、被装筹措与供应
    八路军、新四军被装和经费的筹措与供应，在抗战初期由国民政府供应一部分和部队自筹一部分；根据地民主政府成立后，以政府统筹供应为主，部队生产、战场缴获和国内外进步人士捐献，也补助了部队供应。
    （一） 国民政府供应
    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供应了八路军、新四军部分被装物质。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央军委由武汉国民革命军后勤领来4.5万套单、棉军衣，以及帽子、皮带、绑腿、挂包、军毯等成品。1938年改发服装费和部分材料，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派人去西安7家服装店定做军装，在天津购买了部分皮鞋发往部队。1939年~1940年，国民政府减少了供应，只发棉衣和供缝补服装的布料。1940年11月完全停供。国民政府的供应，解决了八路军、新四军部分被服需要，但它对八路军、新四军被服和其他经费物质的供应，不是与国民革命军同等待遇，而是“稍次与国民革命军的标准”，正如1940年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在斥责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中指出的：新四军“衣单食薄，艰苦奋斗，历尽人间之辛苦，然不为法律所承认，不为后方所援助。”
    （二） 部队自筹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的被装除国民政府供给部分外，主要由各部队自行筹措解决。120师1937年8月为解决服装问题，由关向应政委亲自出面，带着宣传部长、供给部长和军实科长到山西临县做工作，把临县商人的布都买了下来，然后发动缝衣铺制做，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115师独立团，胜利完成平型关战役的狙击任务后，11月扩编为独立第1师，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加到6000余人。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在新收复的山西灵丘、广灵、浑源、阳源和河北的涞源、易县等县城和集镇收购棉花、布匹，由供给处组织当地裁缝店铺突击制做两个月，解决了部队棉衣问题。1938年，新四军军部决定，利用该军干部陈子谷去泰国处理其祖父遗产的机会，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在泰国华侨中进行新四军抗日救国的宣传，结果募捐国币6万元，解决了部分冬装。
    （三）根据地政府与部队分工合作，实行统筹供应
    1，供应部队被装成品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不但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被装供应，而且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棉花、布匹来源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1941年的被装供应，暂由党政军各系统自行筹措。陕甘宁边区部队的被装，由军委总后勤部负责组织纺织厂买沙织布，被服厂生产军服，鞋厂制鞋。1942年9月，对被服供应实行一元化领导，决定将中央和军队的纺织厂、被服厂（军队系统有军委的交通纺织厂、石遒塔服装厂，359旅的大光纺织厂、被服厂，留守兵团的纺织厂）都交财政厅，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下半年的生产任务。共发军衣100889套，衬衣17537套，单鞋106361双，棉衣31790套，棉鞋54838双。1943年，边区政府服装制造能力显著提高，生产服装12万套，染布2万匹，弹花20万斤。
    2，供应被服材料和经费
    部队需要的被装材料，属当地生产的，一般是从征购中解决。除根据地供应外，八路军、新四军需要的相当部分被装材料，还要由政府贸易部门和军队供给部门到敌占区获取。具体办法是：在一些敌我边缘地区设立采购站，收购军需物资；委托商人或派人化装潜入敌占区采购。
    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开支的被装经费，占整个军费相当大的比重。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总部直属单位及第129师开支被装费（包括单棉军衣、子弹袋等）3.28亿元，占整个军费开支的42%以上。冀晋军区整个被装费用的开支，占其全部经费开支的80%。山东军区1943年被装费占整个经费开支的74%。
    3，被服生产采取工厂、群众、部队“三结合”的办法
    抗战时期，各军区都建有被服厂、纺织厂、鞋厂等，承担被服装具生产任务。但工厂生产有限，满足不了部队的需求。因此必须依靠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全军指战员广泛开展纺织、缝纫等活动，也是被服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⑴工厂生产。
    1939年18集团军的被服厂，每日能生产400套单衣，200套棉衣；织布厂每月织布200匹；染布厂每日染布50~100匹。1942年被装生产进一步发展，质量有了提高。八路军的被服装具厂从1939年后发展较快。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前，全军共办被服、纺织、制鞋等军工厂79个，拥有军工4600人，其分布：陕甘宁边区9个工厂，700余人；晋西北根据地5个厂，300余人；晋察冀根据地18个厂，1300余人；晋冀豫根据地22个厂，1000余人；山东根据地5个厂，400余人；华中根据地11个厂，700余人；东北抗日联军9个厂，200余人；截止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军需工厂总数达到248个，较1939年增加了两倍多。
    ⑵群众手工缝制
    抗日根据地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为八路军、新四军缝制被服做出了很大贡献。被誉为“子弟兵母亲”的戎冠秀即是当时的代表。
    ⑶部队指战员在大生产运动中也缝制了大量被装。
    （四）战场缴获
    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部分被装利用战场缴获，取之于敌，补充自己。115师平型关大捷，缴获了日军大批被装，仅军用大衣就足够115师每人1件。1941年冬，山东军区铁道游击队奉命截击敌军运列车，缴获1.8万匹洋布，800套军服及军毯等物资，装满了200多只小船。
    （五）爱国进步人士捐助
    抗战时期，国内“外爱国进步人士”和港澳同胞，以高度爱国热忱，向八路军、新四军捐助了大量被服。新四军军部曾以叶挺军长、副军长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启事，呼吁各界同胞为抗日救国的新四军捐助物资。宋庆龄责成由她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为新四军调拨了一批被服等物资。1938~1939年，上海人民开展了群众性的支援新四军运动，通过义卖、义演等募得几十万元，购买了约5万套军衣和药品，捐献给新四军。香港爱国同胞还给陕甘宁部队寄来棉背心、胶鞋、皮大衣、军毯等物资。这些捐献，帮助八路军、新四军解决了被装物资供应的不少困难。
                                          三、被装管理制度
    八路军、新四军被装管理制度，是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的。1941年4月，八路军总部颁发的《连队供给工作暂行条例》，规定了基层单位的被装管理制度。1942年2月中央军委颁布的《八路军、新四军供给工作条例》，除对后勤物资供给制度明确规定外，还要求供给部门协同政治部门进行保护与爱惜被装的教育。为了加强管理，八路军总部还制定了《被装工作条例》。条例就预算制度、报销制度等8个方面作了详细规定。并对用料标准、布匹煮染用料标准、被服尺码规格及标记方法作出了规定，这对当时由各军区部队自行制发被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统一样式、统一用料、统一颜色、统一管理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被装管理走向正规化迈出了一大步。
                                      四、军服的式样、颜色与用料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军服式样、颜色和用料，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不够统一，一般由各大战略区领率机关决定。多数部队沿用国民党军队的军服式样。颜色以黄、灰居多。用料以粗布为主。
    （一）军服式样
    军帽。分冬、夏两种。其制式均为直筒圆顶围式。即直筒式帽墙，平面圆帽顶，带弧形帽檐和帽围。帽围前墙端成坡状，后端齐帽顶。帽围两端靠两粒下纽扣结合在一起。冬帽帽围可以放下，后半部可达脖颈，起到护颈、护耳的作用。放下时仍靠两粒纽扣固定于颌下。改编为八路军初期在帽围结合的正上方的帽墙前面正中位置钉有一枚青天白日帽徽。
    军衣裤。分冬夏两种，制式相同，各级军官同一制式，士兵服基本同军官服，唯一不同之处是士兵服上衣腰后左右衣缝上各加有一个布袢。上衣为对襟翻领式，衣襟正中缀5颗纽扣，前襟上有4个明袋，均有袋盖；上面两个口袋袋底为圆形，下面两个口袋袋底为方形；袋口中央各有一颗纽扣，上面两个口袋的袋口与第2颗纽扣平齐，下面两个口袋的袋口与第5颗纽扣平齐。左臂佩布质“八路”或“新四军”臂章。军裤为西式裤，裤腰两边各有一个侧袋，右侧侧袋旁有一表袋。陕甘宁边区部队抗战初期着国民党政府供应的军服，以后穿用与边区党、政、学同一的制式服装。自1943年开始，分为学生服与军服两种。军服式样分中式、西式，有的下身为马裤。1944年冬服开始分1、2、3号和特号，按身高配发服装，穿1号和2号的各占40%，穿3号的占5%，穿特号的占15%。1945年又分男军服、女军服。
    （二）军服颜色
    八路军总部、3个主力师和新四军等部队的军服颜色有灰、绿、黄、蓝等多种。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军服为灰色。陕甘宁边区部队的军服分灰、蓝两种。晋察冀军区部队1938年的夏服为草绿色，冬服为灰色，以后统一为土黄色。抗战前期，120师的军服为灰色，1940年后，由于在敌占区买不到硫化青染料，但能从槐树籽等植物中提取出黄色染料，从那时起军服改为黄色。山东军区1943年夏服为绿色，冬服为土黄色。新四军为灰色。
    （三） 军服用料
    军服用料以粗布（土布）为主，其次为细布（洋布），此外尚有呢、毛、皮等做军服材料。1943年后，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服用料较前统一，单衣为“半洋布”，衬衣为“纯洋布”，冬衣为“纯土布”。晋察冀军区和新四军2师等部队的军服多用细布材料，样式、颜色也较好。冀中根据地由于开展“打狗”运动，部队曾以狗皮材料制作冬服。八路军总部与120师的冬服，除用粗、细布作面料外，1944年还曾以皮革为材料制发皮短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