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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射声

[转帖] 战史、战例、部队沿革、军事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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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5 18:12: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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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79老兵的对越反击战经历


79年2月17日凌晨
总攻终于开始了,大地在颤抖,天空在怒吼。所有越南红河一线的攻击目标一瞬间形成一片火海,火光映红了天空。炮弹爆炸后的巨大烟团夹杂着清晨的薄雾,视线顿时模糊起来,345,301高地被烟雾笼罩着,除了弹着点那一团团火光外,什么也看不见。我紧张地用收发报机传输着指挥员的修正口令,让炮弹更为准确的击中目标。第一轮的炮击持续了拾几分钟,接着是一段短时的寂静,静得出奇,好像瞬间什么都不存在了,突然枪声大作,步兵开始进攻了。那密集的枪声,简直让人感觉不到间断,像风声,又像是火车的长鸣。战斗进展的很顺利,我军的两个团已经占领了滩头阵地。当前线指挥所通过无线电通报345,301高地已被我军攻占,并向敌纵深推进的战况时,阵地上一片欢呼,大家相互拥抱,击掌,这种胜利的喜悦我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接上级命令,两个小时后,我们必须到达越南境内的208高地。7点30分我们前观的6个人收拾好了所有装备撤下了阵地。(因为前观必须具有一定的机动性,因而我们配备了一辆后开门的野战吉普),我们开着车迅速地来到了北山渡口。这是一个由工程坦克开挖出来的渡河口,一座浮桥就在这里通过红河架到了越南境内,此时我们作好了一切过河的准备,而意外的是无线电耳机里传来了军前指的最新战况及命令,内容是:我军两个团,一个在345高地遭敌反冲击,另一个在向敌纵深推进时,前进受阻,所有部队停止过河,原地待命。我们在浮桥桥头看见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据说是37师的副师长)提着一把冲锋枪,拦住了正准备过河的部队,当时的局面显得略有些混乱。接着一辆辆军车载着伤员从浮桥上飞驰而过,我清晰地看到了车箱上滴淌着的大片血迹,不远处的野战医院的帐篷里时而传来一阵伤员痛苦的呻吟,此时大家的情绪都有些失控,一位穿着深蓝色军裤的高炮部队的干部带着十几个战士向守桥的那个军人递上了一份由急救纱布和血写成的请战书,那军人接过请战书后,脸部强烈的抽动着,眼中闪烁着泪花,呆呆地看着这些战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一个步兵战士冲到军人面前,一下子跪在地上,放声大哭,并嘶声力竭地高喊着:“让我过去吧,我的战友在前方流血啊”看到这情景,此时,我只觉得一股热流从背部直冲头顶,视线被泪水模糊了,牙间挤出了两个字“报仇”。是的,一个军人,由其是一个男人在这种热血沸腾的情绪中,在一种欲作而不能的委屈下,能不落泪吗?
  下午四点,我们终于渡过了红河。战后留下的痕迹是凄凉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山坡上一辆被越军击毁的我军坦克,战火烧毁了它的整个炮塔,树林中到处都是带血的三角巾和弹壳。部队已经向前推进了,一支小分队正在搜索残敌。由于我们依靠的总参53年绘制的越南地图,和现实的地形地貌有着很大的出入,加上越军长期作战形成的化整为零的战术风格,我们不敢沿公路冒然前进了。我们把多余的器材留在了车上,并提供了一部15w的电台给驾驶员,让他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就这样我们在两名步兵侦察兵一前一后的护卫下徒步向敌纵深挺进了。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由于部队推进很快,我们几乎是在丛林和灌木中小跑着前进的,侦察兵随时要利用指北针和地图,按坐标方位角选择路线。行进中,突然前面的侦察兵喊了句“卧倒”,大家迅速地趴在地上,紧张笼罩着那短断的几秒钟,随后我看见他朝我们挥了挥手,大家长长地嘘了口气,借助月光我们才看清了那是一具越南士兵的尸体。到达新的观察地点已经是深夜了,由于没有当晚的口令,我们无法和步兵部队联系,只好在山脚下找一个地方修整。那是一个看似工地的地方,几台破旧的推土机停在那里,旁边是一排简易的平房,平房前的丛林中有几个越军的“A”型工事,我们选择了一个作为当晚过夜,侦察兵对我们说:“老兵,休息吧,我们来警戒”,回答只是一句轻轻的“谢谢”,我进入掩体内,倒头便在潮湿的地上睡了,这一夜竟睡得如此之香。
                      摘自《越战日记》

1979年1月×日,晴
  经过近一个月的整训,部队继续向百里外的国境线挺进。车行不久,到了滇东高原的南沿,大地陡然在前面消失了,眼前是莫大的苍穹,空无一物,如同到了天边。居高临下,岩鹰在脚下盘旋,轻云在脚下缭绕,白练似的公路沿着陡峭的山崖蜿蜒飘下,深不见底。人在车上就像乘着飞机,提心悬胆。
  一个劲地向下盘旋、盘旋,人都快旋晕了,拉着重炮的车依然很稳,暗自为驾驶员叫绝。……终于落地踏实了,一查地图,直直从海拔2000多米下降到不足百米,脚下就是元江河谷啦。
  元江发源于下关的苍山洱海间,以脚下这地方分,上游称元江,下游称红河,河水开阔平缓的一段是中越国界,过了河口又成了越南的内河,经首都河内流进北部湾,汇入太平洋。
  车队沿着涛声震耳的红河行进。下午,在海关边防哨新街附近停了下来,国境线要到了。炊事班埋锅造饭。吃罢饭进行临阵动员,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闲情逸志烟消云散。连长布置停当,大家整顿行装,备好武器,待得夜黑,借着月色悄悄出发了。
  所有的炮车只打着小灯,尽量压低马达声,拉开车距,缓缓而行。车箱右侧面向越南,车篷已经掀开了一条缝,背包行囊码作掩体,我和几个战士支着上了膛的冲锋枪,拇指紧贴着保险拴,睁圆了眼睛死死地盯着河对岸,其他战士尽可能平躺着。百米来宽的红河泛着月光静静流淌,对岸一片漆黑,只能见远方的山形轮廓,沉寂的山中不时闪现一两下鬼火般灯光。我屏着呼吸,设想着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随时准备应对。
  夜半时分,车队转弯驶进了一个农场,红河看不见了,大家长出了口气。农工们已备好了热腾腾的肉丝面,简陋空敞的礼堂里铺了一层清香的稻草。安顿战士们躺下后,班排长到连部开会。



2004-11-2223:59:37小五阿哥
  79年2月28日,越南谷柳地区
  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中。今天我和侦察参谋去一个被我军摧毁的敌炮阵地收集弹着分布情况。这是一个被我军攻下了3,4天后的地方,四面环山,中间一片洼地,山脚下是几块不大的水田,也许是山上浓密的树林遮住了阳光的缘故,洼地显得极为阴暗。当我们走近这片洼地时,我看见了大约一个排的步兵卧在刚挖的战壕里,其中一个机**朝我们大声喊到:“注意隐蔽”这时我才看清了整个情景;在这不足600平方米的洼地内躺着牺牲了的2、30名战士,有的战士显然在负伤后想爬进树林里,因而水田里留下了深深的沟痕。由于这地方还没完全被我军控制,战士的尸体已经有几天了,加上越南亚热带的气候,尸体已严重腐烂,军装和肉体已经成了灰褐色,只有那鲜红的领章格外醒目,一股刺鼻的腐臭味向我袭来,我下意识地带上了防毒面具。不远处几个民工正在往天蓝色的陈尸袋里装着尸体,他们撕下领章,登记好部队番号及姓名,并把登记好的卡片插入陈尸袋面上的小口袋里。由于气味刺鼻,民工们脸上都围着三角巾,只露出两只眼睛,双手沾满了从尸体上脱落下来的浆红色的腐肉。其中一个民工走到我面前,扯下三角巾,这时我才看清他的面貌,他是一个18岁上下的年轻人,脸又黑又瘦,一双眼睛显得有些疲倦和木然,“能给我只烟吗?”他对我说,“当然”,我从一盒《红塔山》里抽了一支递给他,这时我留意了他的那双手;那是一双特写的粘满了腐肉,滴淌着已经不是红色液体的手。烟迅速地被浸透了,打火机点了三次都没点燃。隔着防毒面具,我猛地吸进了一口让人窒息的气味。防毒面具上的玻璃被一层雾气蒙住了,我说不清那是眼泪,还是大口吐出的热气。在回来的路上,我遇见了110团的梁海英,他是13军防化处长的儿子,父亲在战前因病才去世,他是带着失去亲人的悲痛上前线的,此时的他脖子上围着条已经发黑的毛巾,脸上被战火熏得黑黑的,我们紧紧的握了握手“还好吗?”我问他,他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还好”。我深知他此时的心情,可我又能给这17岁的孩子怎么样的安慰呢?短短的几句后,我和他分手了,临走时,他转身叫住了我,“知道多久撤军吗?”他看着我,马上又把视线移开了,“我不知道”,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正是每个军人在战斗的间歇中想的最多的。为了战争,我们渴望和平。
                          摘自《越战日记》


另只眼睛看越战之吃、喝、拉、撒、睡、穿、行等(一)
  吃。
  开战前一天,每班分了一盆面粉和饺子馅,要求各班包饺子,我们班大多是南方人不会包饺子,就我一个北方人,我和好面准备擀面片,连部知道了,坚决不同意,指派排长和司务长到我们班帮助包饺子,吃了一顿壮行饭。
  我怕吃压缩饼干,甜不甜咸不咸,味道很怪,嚼在嘴里全是干粉,唾液都吸干了。临战前,我只留了一块压缩饼干,其它全分给了班里战友,却独吞了一条金象牌香烟,我的挎包里三样东西:一块压缩饼干;一条香烟;一堆子弹。打柑塘的前一天,碰着几个刚下来的饿鬼似的步兵,见面就问有吃的没有,我命令全班战士将压缩饼干悉数捐出,看着他们几口便一扫而光。
  2月19日凌晨1时,转移阵地到越南境内。出发前每人喝了一小碗稀饭,一天的行军、测量设置炮阵地、警戒、巡逻、搜索,一直到天傍晚,有战士嘀咕:“一天没吃东西了”,大家顿时腿肚子一软没了劲,踅到山下找着炊事班,抓起冷饭团猛吃。
  开战几天后,后勤越来越严酷。一天营里要各连司务长带上砍刀集合,不一会司务长扛着一个牛腿回来了,全连吃了一顿好饭。
  有天在柑塘磷矿附近的公路上巡逻,见几个步兵兄弟每人抓着几只鸡,碰上了师部参谋长,喝令放掉。鸡扔了但没松绑,参谋长转身走后,几个战士拎着鸡赶紧跑了。我们巡逻到一户住宅,见屋里有鸡蛋和酒,好久没沾荤腥了,那个馋,又怕有地雷,学着《地雷战》里鬼子的样,看看装鸡蛋的篮子有没有连着地雷线,用指头沾着偿酒有没有毒,最后将鸡蛋弄着吃了,酒还是没敢喝。
  夜晚抽烟是一绝,两手握着划火柴几乎可以不露光,点着后烟头拳在掌心里,再不就躲在雨衣里抽。


另只眼睛看越战之吃、喝、拉、撒、睡、穿、行等(二)
  喝。
  在越南闷热的气候里,一壶水管不了一会,要不断地找水。为防毒,战前教育我们尽量喝流动的水。有一次喝溪水,满嘴腐臭,抬眼看溪水上游处,一具腐尸泡在水中。
  找不着流水时就只能喝死水,但水面最好要大(步兵在阵地上还有喝牛蹄印里的积水)。一日在村中搜索,口渴生烟,见一阔眼井,水清见底,但不敢喝,押来一村民要他先喝,观察片刻,没事,便扑上去一阵痛饮。
  也喝过好东西。打下一座罐头厂,成箱的罐装菠萝汁整车整车地往回运,路上碰着了,运输兵会主动地扔下一箱。用刀在罐头上扎个眼,脖子一仰,就看见喉节上下跳动,发着咕咕的声音,那个芬芳甘甜,琼浆玉液呀,其味终身难忘。战后许多四川百姓都品尝过。
  也砍过甘蔗。3月16日往回撤时,口渴难耐,营部同意每班派两人砍甘蔗。我们坐在车上边走边啃,后面传来几声爆炸声,跟在我们后面的坦克压响了地雷,防步兵雷,坦克没事,我们营长倒吸一口冷气。
  还有喝得受不了的时候。回国时,一路上数不清的凯旋门,老百姓那热情的劲啊,没有谁不为之动容。每过一个凯旋门,老乡们就往你怀里塞鸡蛋、香烟、冰棒。干的能留着,难对付的是喝水,一个个热情地捧上一杯水,谁的能不喝啊!到了驻地满肚子是水,第一件事就是撒尿。


另只眼睛看越战之吃、喝、拉、撒、睡、穿、行等(三)
  拉撒。
  战场上最方便的莫过于方便。前急,随地;后急,亦随地,完了揪片绿叶一抹。不敢去远处的草丛,一怕地雷;二怕竹签陷阱;三怕当了“舌头”。女兵就可怜了。有一个小插曲,英雄主义式的:一天行军,卫生队一个女兵要小解,不敢一个人进山沟的草丛里,一群男兵只好在她周围背对着他围了一个圈让她方便,互相间是绝对的信任和关爱。
  在炮阵地上看过一景。那天因全连吃了不洁食物,大多数战士跑肚子,炮火一停,战士们便迅速散开,就地蹲下,一通急泄,不等泄完,号令一响,提着裤子就冲上炮位,谁也不笑谁。我们班因经常吃不着连里的饭躲过了这一劫。
  就在这天,指导员通知我火线入党啦,俺爹的愿望实现了。



  2004-12-0609:37:34大头来也
  另只眼睛看越战之吃、喝、拉、撒、睡、穿、行等(四)
  睡。
  裹着雨衣倒地便睡,好在是旱季,没有什么蚊虫旱蚂蝗之类。吊床只在战前用过一次,窝得不好受。遇着下雨就往车底下钻,或支着炮弹箱挡雨。
  最怕是黑夜,“八公山上,早木皆兵”,那是人家的地盘,我们不熟悉,谁知道黑咕隆咚里会从哪钻出个特工或游击队。所以夜里很少睡、睡也不踏实。
  2月19日到越南的第一天晚上,我们班警戒。我们爬在路边的沟里,沟坎前有一条灌木丛,往外是一大片收割后的田野。后半夜,田野远处传来一阵阵清澈的竹梆子声,几头牛晃悠悠地朝我们慢慢走来,我们打开枪栓保险,托着枪密切观察,旁边一个战士小声说:“阿福?”(越南影片中的战斗小英雄),我一听,心便提到了嗓子眼,隔着灌木丛看不清,我想爬上坎靠近观察,可双腿像灌了铅抬不起来。牛没有继续往近走,转了个弯向远处去了。我松了口气,掌心里全是冷汗,第一次领略了恐惧。打了个盹天亮了,我一个箭步轻巧地迈上了那道坎。
  打柑塘那几天,通知说越军三一六A师特工队可能夜袭炮阵地,我们三天三夜没合眼,人困的神志不清,炮声中就地倒下便睡着了,指导员把我们一个个踢醒,叫挖猫耳洞。谁挖得动啊,做了两下样子,指导员一走我们倒头又睡,哪怕炮弹掉到头上。三天不睡觉就不怕死啦,顾不上。所以审罪犯时,用强光灯照着,轮流着审,审他个三天三夜不让睡,十有八九会招供。睡了一阵子,又给踢醒了,阵地上一片慌乱,一架侦察机贴着阵地山头盘旋两圈,大家纷纷砍树枝伪装火炮和弹药,炮车躲进了林子,有枪的战士组织对空火力,我心想:遭了,侦察机过后肯定是轰炸。营里打电话报告上级,过一会接到电话,说军部告知是我军的侦察机,营长气得摔掉电话破口大骂:格老子下回再不事先通知,把它龟儿揍下来!
  下午时分真出事了,随着头顶上划过一声呼啸,一颗炮弹落在了阵地后的山坡下,不远处是我方的一个临时弹药集散地,那里有大量的弹药、汽油和进进出出的运输车,凭着炮兵的经验,这里完蛋了。果然,紧接着第二发炮弹不偏不倚击中了目标,顿时一片火海,浓烟滚滚,弹药横飞,汽油桶嘣上了天,足炸了近一个小时,伤亡和损失很惨。炮兵请求步兵协助搜山,据说抓着一个带步话机的特工。这天又没法睡了。


你说的“一架侦察机贴着阵地山头盘旋两圈”那是一个“珍贵”的历史镜头,那是自卫反击战中唯一一架进入越南的中国空军飞机,而且是违反纪律擅自进入的,是从我所在的蒙自场站起飞的。该飞机属航空兵侦察二团,该团是战前两个月才从福建海防前线转场调来的。该团飞行技术堪称世界空军之最!那天,由这名大队长带3架歼侦6执行巡逻,折回时他命令其他3架飞机返回(从边界到蒙自机场上空仅需3分钟)他便自己一头超低空钻进入越南,一直飞到了距河内100多公里的越军安沛机场侧翼,然后折返。前面说的那3架飞机落地后,塔台发现少了一架!顿时全师大乱!也就大约15分,该大队长忽然出现在机场上空,当然咱们的防空雷达和宗海鹰他们的地空导弹都丝毫不曾发现,当该大队长正得意的走下飞机时,被师长劈头盖脑一顿臭骂,就差一顿暴打才能出了那口恶气!师长当即宣布:停飞!(飞行员最高处分)。然,他拍回了整整一卷幅宽30厘米60米长的侦察胶卷!风波未平,忽接总参通过空军指挥所转达命令:立刻冲洗侦察照片,送昆明军区前指。当时在场的首长全部傻了,从发现到接受命令前后不到20分钟,是谁如此之快就报告了总参?此事证明,在军内应该存在有一个严密的监控系统!拍回的照片一放出来令前指大吃一惊!整个大战场,成建制的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有,相互裹夹,又互不知晓,最近的仅1公里。根据战局实际情况和该侦察照片,军区前指决定第一阶段作战结束,进入巩固扩大战果、搜索残敌的第二阶段作战。该违纪大队长为此功过两抵,战后没有任何处分和奖赏。


另只眼睛看越战之吃、喝、拉、撒、睡、穿、行等(五)
  穿。
  全身的确良换成了棉布军装,的确良见火后会巴倒烫。衣领上两个领章背面写有部队番号、姓名和血型,血型是为了抢救用,姓名是收尸用的。
  光头上顶着布军帽,没有钢盔,(后来的老山战斗有了钢盔。可怜风牌他们那时是硬着头皮往上冲)。军帽上用树枝叶编个环戴着作伪装帽,过一会就不知扔哪去了。转移阵地到越南的第一天,上级要求迅速准备火炮支援,给我们班的测量时间只有十来分钟。当时周围还有稀稀落落的枪炮声,我们跳下车便跑上山开始作业。限时完成任务的巨大责任压在肩头,顿时便忘记了生死,完全把战场当成了训练场,我命令全班战士扔掉所有碍手碍脚的伪装,火速完成任务。任务提前完成了,事后却被黑脸墩实的马营长一顿猛训:“谁叫你们扔掉伪装帽的!你们要是死了!格老子阵地交给哪个!”这训斥声比表扬还好听。
  腿上裹着绑腿,三米多长,十厘米宽,草绿色。战前每天早上都得缠啊绕啊,像老太婆裹脚。要裹得紧,走一天不松,还要裹得美,有什么“人字型”、“鱼鳞斑”等,想必是哪个老革命传下来的,裹好后双手叉腰一挺胸,活脱脱一个现代板的八路军。开战的近一个月时间几乎再没有松过。退伍后,将它包了凉席的边,现在后悔没把它珍藏起来。
  脚上蹬一双高腰帆布胶鞋,这是专门为对付越军而发的新式军鞋,称为“钢板鞋”,据说鞋底里夹着几片钢板,专防越南的竹签阵,后来有人拆开过鞋底,所谓钢板是几片硬帆布。穿着这双鞋爬山趟水,湿了干,干了湿,脱了鞋看脚,泡的刷白,其味同腐尸。
  军装里的白衬衣已呈深灰色,两面比较着穿,将颜色稍浅的贴肉,过几天再一翻一面,一直翻到回国。小个子战士可以找越军的衬衣,我没捡着一件合适的,就这样穿着回来见祖国的人民。亏了那些热情的大婶大嫂们怎么洗的。
  有同学的问:“你们当时的内心,怕死吗?到时能做到像董存瑞那样去舍身炸碉堡吗?”。
  生老病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恐惧,也是宗教绵延不息的原因,肉体凡胎哪有不怕死的哟。我在战场上有恐惧得“想爬上坎靠近观察,可双腿像灌了铅抬不起来”的时候,也有“限时完成任务的巨大责任压在肩头,顿时便忘记了生死”的时候。我想多数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能不怕死:一是肩负重任;二是深仇大恨;三是没有退路。

1979年,2月27日越南柑塘附近。
  战斗结束了,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远处山头上的火还在燃烧,像一片晚霞映红了天边,空气中依然弥漫着一股烧焦的气味,风吹在脸上,带来一阵阵叫人战栗的凉意。硝烟缓缓的升起,和那绯红的薄云融和在了一块,回头望去,远处,再远处河口的灯光时隐时现,叫人心中涌动着一种久别故乡的思念和凄楚之感。此时,周围异常的安静,静的让人可以感到脉搏的跳动,静的让人几乎窒息。步兵撤下来了,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此时谁也不愿说话,他们还沉浸在失去战友的悲痛之中。我提着枪走了过去。那是一个火焰喷射器班,班长是贵州人,脸熏的漆黑,汗水在他的脸上画出了一道道明显的痕迹,他戴着一顶被火烧了个大洞的军帽,军装没有扣扣子,正大口的喝着水,看见我走过去,他微微地点了下头。“还好吗?”我问,“只能是这样”,他回答,竟让我不知是不是对我?看见我一脸的迷茫,他接着说:“我们这东西,只有抵进敌人30公尺才有杀伤力,”“30公尺呀”他哽咽着说,“你能想象那种危险吗?”“你瞧我们班,又走了一个”,“来,抽支烟吧”我又能说什么呢,战场上的安慰会是那样的软弱无力。黑暗中,我看着他烟头的火光,看着他大口吐出的烟雾,心里竟有一种近似于悲凉的负疚之感。又是一段长长的寂静。突然,一个提枪的战士押着两个俘虏走了过来。据说,这两个越南士兵是在伏击我后撤部队后,在一个枯井里被抓到的。两个人看上去都只有17、8岁左右,宽大的军服使得他们本身不高的身材显的更加的瘦小。月光下我看清了其中一个的脸,那是一张眼睛半眯着,带着一丝轻蔑的微笑的脸。“打”,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战士们全冲了上去,除了那拳头在肉体上的撞击声,周围依然是那样的寂静。“好了,大家别打了,打死了我可交不了差”。战士们散开后,在月光下我又看到了那张脸;一张已经肿的变了形,有着明显烟头的烫痕,嘴角流着血,眼角挂着几滴泪水,但依然带着一丝轻蔑的微笑的脸。远处,更远处河口的灯光依稀可见,战火依然映红着天。我弹起了那首《可爱的家》,心里却异常的平静。真的,战争有时会改变一个人的一切,包括悲伤变得冷默,冲动变得平静。



另只眼睛看越战之吃、喝、拉、撒、睡、穿、行等(六)
  装备。
  开战前,后勤部门到连队检查装备,要我全副武装上磅,先称毛重,再称净重,两下一减,皮重足有近60斤,可想战士们都像骡子样驮着重负在行军打仗。我的装备清单大致如下:冲锋枪、子弹袋、4个弹夹、望远镜、背囊、吊床、军毯、雨衣、作业袋、指南针、计算盘、计算夹、一沓地图、挎包、干粮,碗、水壶、防毒面具、砍刀(有的是工兵铲)等等,双肩交错有十余条背带,腰上一圈没有空隙,其它战士要扛器材比我更重。
  步兵就更不用说了,机枪、迫击炮、无后坐力反坦克炮、火箭筒都是大家伙。
  风牌的步兵训练细节写得太好了,记得那么细。你们每班只有三支冲锋枪,其他战士都是压10发子弹一撸一响的半自动步枪吧,那种枪打丛林战难以想象。我们班有两支析叠式冲锋枪(给你换一支),其他战士扛侦察器材。
  开战后,我见到许多步兵兄弟向越军学,为了速度快,将三个冲锋枪弹夹上下颠倒绑在一起;把手榴弹盖预先打开,扣在弹袋上,但却给抢救伤员造成了麻烦。
  我们侦察班共5人,主要装备如下:
  炮兵测量用方向盘2部,主、侧观各1部;
  56-1式折叠冲锋枪2支,主、侧观各1支;
  简易干电池电话机2部,主、侧观各1部;
  被复线圈1架;
  标杆1支;
  皮卷尺1卷;
  砍刀2把;
  工兵铲2支。
  方向盘是一种光学仪器,就像施工用的水准仪。作战时观察所架1部,在一二百米开外设侧观察所再架一部。以两部方向盘的连线为三角形的底边,测量至目标的夹角以及俯仰角度,根据三角函数求出主观至目标的距离,确定目标的坐标和高程(海拔高度)。炮兵作战有个很复杂的过程,以后专章介绍。
  优秀炮兵侦察员的功夫是识图用图,到越南这样的山地作战,登上高处,在1∶50000的地图上扎个点距目标不超过100米,几乎可以不用仪器测量。现在我军炮兵侦察仪器不知先进到什么程度了,肯定是不用侧观了,也不用那死沉的电话线和笨拙的计算盘了吧?


另只眼睛看越战之吃、喝、拉、撒、睡、穿、行等(七)
  放哨。
  临战前的一天夜晚我带岗。半夜我去查岗,我端着冲锋枪警惕的向哨位走去,到了哨位,没见人影?我低声喊了两声:“口令!…口令!”没人应声?脑袋顿时嗡的一下:被摸了哨?抑或…?会是什么情况?我猫着腰迂回着往回找(往回找人是很危险的),找了一会儿,听见一个声音小声叫道:“班长!”是我们班的战士,抱着枪蹲在一个旮旯里,我火冒三丈,将他又拽到了哨位上。
  到越南的第一天晚上,团指挥连一个排长查哨,哨位没人,他向驻地方向往回找。几乎退到驻地的哨兵见到前方(敌方)有人过来,子弹和口令一起出膛,排长身中四弹倒在血泊中无辜牺牲。
  打柑塘的一天,我们警戒时见山旮旯里有人影在深草丛中晃动,举枪喊口令,那边吓得忙叫“莫开枪,是自己人!”,是四川口音,我们把那几个人放了过来,原来是几个走散了的步兵,不知道当天的口令。
  还听说有个连队的哨兵夜里发现前方有响动,喊口令不回应,举枪便扫,其他战士冲出来搜索,看到打死一口野猪。



  另只眼睛看越战之吃、喝、拉、撒、睡、穿、行等(八)
  行。
  行军巡逻有讲究,尽量踩着前面人的脚印走。刚走过车的车辙可以踩,有田埂不走大路,有硬路不走软路,最放心的是水泥路,大着胆子往前跑。我们班常搭乘师、团的吉普车跑阵地,司机小心地压着前面运输车的车辙开,无奈小车轮距窄,顾了左就顾不了右,只好将另一边交给上帝。
  战斗纪律规定:车辆抛锚若三分钟内修不好便推倒到路边,不得阻塞道路。我们连的炮车和驾驶员非常争气,近一个月的战斗没有一辆车出故障,回国后却纷纷抛锚。



  另只眼睛看越战之吃、喝、拉、撒、睡、穿、行等(九)
  百姓
  2月19日,开战第三天,转移炮阵地,车队载着士兵、炮弹拖着火炮,依次开过红河浮桥,轰隆隆浩荡荡地驰向越南领土,应该是坝洒地区吧,不记得了。
踏上越南土地,满目是战火后的狼藉,田野里散布着火炮轰击的弹坑,道路旁斜歪着车辆和装甲的残骸,人畜尸体横陈荒野,硝烟、腐尸味弥漫在空气中。
  行进中,远处传来几声低沉的轰响,不一会,上级命令,全体戴防毒面具!据说那几声闷响是越军发射的毒气弹。此时我们路过一个村庄,村里的百姓一个个伫立在路旁,面对我们这嘴脸恐怖的军队,双手合十做祈祷,眼里充满着惊恐不安。一位挑着水桶的越南中年妇女,在地上的一根电话线边止步不前,神情紧张的眼光探询着荷枪实弹的中国兵,一个兵向她作着手势,示意可以过去,她才战战兢兢地迈过那根细细的电话线。
  到达目的地,部队迅速设置炮阵地。不远处的山湾里,我军打开了越南的一个官方粮站,开仓放粮,一群越南百姓在粮仓前拥挤着领粮。我们的炮要推上一个小山岗进入阵地,炮车上不去,战士招来了一群越南汉子帮着推拉,这是一种奇怪的军民关系。
  大约是2月25日攻入甘糖后,师部的一位侦察参谋见我们班单独执行任务,叮嘱我们:“越南是全民皆兵,兵民难分,甘糖的居民百姓已向南撤走,在甘糖见着越南人一定要抢先开枪,不能犹豫”。我们搜查甘糖的一个幼儿园老师宿舍,这是一排平房,我们一间间地搜过去,并好奇地翻着女老师们的抽屉和橱柜。这些房间的门敞开着,屋里十分零乱,看来已被先头部队搜查过。当搜到最后一家时,门却虚掩着,我们闪在门边,用枪托顶开门,想着都被搜过了,心里并不紧张。屋里的窗户遮蔽着,很暗,进屋后只见一位年长的妇女端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没有任何表情。我心里一怔,但没有丝毫要开枪的念头,连将枪口指向她的动作都没有。我向身边的战士挥手退了出来,轻轻地把门带上。离开的路上,我脑海里一直是她的神情。当知青时,遇上过一次山洪,有一位老农也是这幅神情,任你怎么动员,他死活也不愿离开自己一生心血创建的家园。
  还是在甘糖。一天我们巡逻,远远的飘来一股腐尸味,循着气味找过去(掩埋战场尸首是我们的一项任务),只见铁道上歪坐着一位中年妇女,目光无神,呼吸微弱,面色灰白,她的双腿已完全腐烂,我们没有做什么,也没有想过要做什么,转身走了。第二天再去时,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如今回忆过去的战事,总会有这三位妇女的形象浮现眼前,也就是我们可爱的女同学现在这般年纪,都是孩子的母亲。
  唉!战火中的老百姓。




 楼主| 发表于 2019-5-25 23:09: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5-25 23:40 编辑

[原创] 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之十 当上了计算兵

[原创] 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老小刘
人老了爱想过去的事情,而且越早的事情越是记得清楚。
前几年,由于退居二线,身心闲得难受,又不谙琴、棋、书、画、扑克、麻将,正好儿子上大学走了,电脑留在家里,凭着小学的汉语拼音底子,花了点时间,多看了几次别人的操作,也就摸索着上了电脑。这东西好是好,就是上网收费太高,因为我包月太迟,现在包的是60元钱120小时,每天只能上4小时。怎么办?总不能成天打游戏呀。这样,就想到把自己的一生用文字记下来,供后人参考,或许有用。
象我这样年龄的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说解放前的事情没经历过,可解放后的事情差不多全都经过了。我就从自己家说起,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慢慢铺陈。
上集是之九 艰苦而有趣的新兵连生活 请看下集
之十 凭十道数学题全对当上了计算兵
3月中下旬,团里对新兵进行了全面的考核。通过考核,检验了我们的训练效果。3月 26 日,新兵连生活终于结束了。那天,我们一早就起了床,打好背包,理好挎包,装好杂物,穿戴整齐。


早饭后,全体集合在一号操练场,只见一个领导手里拿着花名册,先从来领新兵的干部队列中喊出一个干部,介绍是某某连长,姓甚名谁;然后一个一个地点新兵的名字,被点到的新兵就提上自己的行李,跟着那个连长走。
我们 19 班 9 个新兵,胡志伟和吴禾苗去了汽车连,程启洪去了团指挥连,方社光、毛开清和黄德祥去了二营部,魏遵礼、凌云和我被交给了 4 连。
连长叫刘利德,是个小个子四川人,看上去挺精干的。他带着我们15个新兵踩着苏河坝上的石墩过河,沿着田间小路,经过一个叫余岗的自然村,穿过两座山冈,走了近 4 里路的样子,来到了 4 连驻地。
连里的老兵们带着锣鼓家什,在营房外夹道站着,从一看到我们就“咚咚锵锵”地敲打起来,还一个劲地喊“热烈欢迎新战友!向新战友学习!向新战友致敬!”我们这些个新兵不由自主地都精神振奋起来,不知是谁也带着我们喊“向老兵学习!向老兵致敬!”气氛满热烈的。
进了营区,连长先让我们排成一列横队,放下背包和行李,然后解散休息。过了一会从新兵 2 连又送来一车新兵,等他们下车后,连长叫文书发给我们每人两张纸,其中一张是十道数学题,另一张是白纸,叫大家在白纸上写自我介绍和一百字以内的当兵感想与打算。数学题做好、自我介绍和当兵感想写好交上去以后,又等了好长时间。
突然响起了集合哨,老兵们也一起集合了,只见连长手拿点名册出了连部,值班排长向他报告后,他就开始分兵了:刘中林、王龙圣、凌云到侦察班……他点到哪个班,那个班的班长就过来把这几个新兵带到一边。分完了,只听他一声口令:各班带回,整理内务。话音刚落,侦察班的几个老兵就跑过来帮我们三个人拿背包提行李,带我们来到侦察班的宿舍。


班长向我们一一做了介绍:班长叫王军申,河南省渑池人,1970 年度兵;任俊成,河北省蠡县人, 1971 年度兵,主观侦察员;曾启学,四川省黔江人, 1971 年度兵,计算员;吴文金,安徽省无为人, 1971 年度兵,侧观侦察员。
介绍完毕又分配武器器材和“师傅”:王龙圣管炮队镜,随吴文金担任侧观侦察员;凌云管方向盘,跟任俊成担任主观侦察员;我管计算器和一支铁把折叠冲锋枪,担任计算员,“师傅”就是曾启学。然后就一对一地介绍和熟悉武器器材。
班里一共有两支冲锋枪,另一支是班长的,都是苏制 "AK47" (即 1954 年式)侦察兵用冲锋枪,折叠起来就只有尺把长,而且不带刺刀,很便于携带。指挥器是一个宽 80 、长 60 、厚 10 厘米的木头盒子,外面安有提手和背带。打开后一看,里面名堂可多了,有图板、射击诸元尺、计算盘、射表、指挥尺、坐标梯尺等,还有照明和遮光(雨)工具,其他还有扎针和文具;扎针是用来在图板上定点用的,通常用绣花针,在针头一端烫进了一节塑料牙刷柄,以便于使用。从此,冲锋枪和指挥器这两样东西伴随我将近六年,直到提干为止。
王龙圣是太平县潭家桥人,原系浙江淳安移民,是个团员。他比我大两岁,很老成,对我很不错。营建施工中我俩配对抬砖时,他都是抬重的那一头;挑粪种菜时,他也是让我挑轻的。他 1975 年下半年就入了党,可惜的是由于他的祖父曾在旧社会当过伪职,提不了干。他 1976 年 3 月当我的班长, 1978 年 3 月退伍了,从此没有再联系过。他既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1978年初我还在教导队集训时,他和吴清火被党支部指定为我的第一、第二介绍人,支部大会通过接收我为中共预备党员后,他俩就退伍了。1986年我调回家乡后,曾借到太平县(现黄山区)开会的机会多方探听他的音讯,听人说他于八十年代初,在一次为公社整修变压器时,不幸触电而死。唉,太可惜了。有机会去太平的话,我一定要到他的墓前凭吊,以寄托我多年的思念。
凌云是上海闸北人,比我小几个月,也还没有入团。他经常和几个上海老兵在一起呢呢哝哝地说上海话,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他 1975 年 3 月下炮班去当了瞄准手, 1977 年 3 月退伍回了上海,在一个工厂当了名工人,后来再没有了消息。直到去年才与他联系上,现在日子过得挺好。
魏遵礼分在无线班, 1975 年底调任给养员, 1978 年 3 月退伍回黟县后,因其叔父魏润杰(黟县人武部副政委)的关系,被安排在渠道上当工人;魏副政委离休前将他调进了人武部,安排在弹药库当保管员; 1982 年回河北深县老家找了个老婆。如今一家人生活过得很安定;家属在县人武部做合同工;还建了一座占地不小的新房子,生活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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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分到四连的还有好几个黟县同乡:我的小学同学吴和平,分在炮 3 班;碧山石亭的但兴发,分在炮 1 班;从汽车站走的屯溪人郭永雄,在炮 2 班;西武的汪炳涛和际联的李来信分在炮 6 班;从屯溪下放到宏潭的知青吴清火分在有线班;柯村的胡继明分在有线班,汪正荣分在驾驶班。
吴和平真够倒霉的,他 1977 年秋在沙湾大渡河边直瞄打靶时,由于 1 炮发射的炮弹在炮口处爆炸,弹片四射,把作为 3 炮长的他击伤了,在 40 医院住了好几个月,医生从他的身体里取出了很多弹片,但有些弹片紧挨着神经,医生不敢取。1978年 3 月连里通知他退伍,医生也认为问题不大了,他就老老实实地登上了回家乡的列车。谁知一路颠簸,体内的弹片压住了多根神经,右半身基本瘫痪了。好在有王龙圣、吴清火和李来信几个战友一路照顾,才平安地回到了家乡,但伤痛一直伴随着他。在他母亲的不懈努力下, 1981 年 2 月我团派军务股罗昌平(时任团军务股长,现任安徽省人事厅副厅长)来黟县核实情况,为他评了个三等乙级残废,补偿了一些钱,从此按国家规定享受了定期补助,红旗公社把他安排在红旗饭店开票,成为集体企业工人。公社取消后,饭店关门了,他也就只好自谋职业,拖着半边不灵活的身体,做过豆腐,贩过小猪,炒过古董。他的妻子是缫丝厂的工人。他们的第一胎是个女孩,第二胎又生了两个女孩,真不容易。好在几个孩子都还争气,读书很用功,如今老大金融专业毕业后分在我县建设银行工作,双胞胎女儿都在上大学。真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但兴发也是一个高中生,他很快就当上了预备瞄准手, 1975 年 3 月成了正式瞄准手,也就是副班长,1976 年 3 月底退伍。他现在过得也很好,妻子在家里务农,两个儿子一个当厨师,一个在成都工作。
郭永雄是个很有特点的人,浓眉大眼,一脸络腮胡,大家送一雅号“熊猫”。他的经历基本同但兴发,由于没有抄《少女之心》而躲过了一劫。因为他当兵前就有了工作,退伍后反正不愁安排,加上年龄也不小了,就于 1976 年 3 月和但兴发一起退了伍,回屯溪随父亲被安排在屯溪机床厂当了一名产业工人。我 1977 年 8 月探亲归队途经屯溪时,到他家去看过,一家人蛮好的。他原来在部队的时候得过胸膜炎,回家后还时不时地犯病。1980年初,我从炮兵学院回家度寒假返校时住在屯溪饭店,他正好结婚不久,借住在饭店里,我还应邀到他的新房去坐了坐。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诀,他因胸膜炎转为肺癌,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太可惜了。
吴清火分在有线班,1975年当班长。他是个吃苦耐劳的人,既是连队的技术骨干,又是连队的文艺骨干,吹得一手好笛子。他于 1978 年 3 月退伍回了屯溪,被安排在市自来水厂工作。1988年秋我与他取得了联系,还专程去看了他,他也很怀念部队那段生活。
李来信是个高高大大的汉子,既有山里人的憨厚,也有山外人的狡诘。他也是 1975 年当的瞄准手(副班长), 1977 年升为 6 炮长(班长), 1978 年 3 月退的伍,现在是宏村镇(原际联公社)联合村村委会主任。因家处深山,家底又差,三十多岁才结婚,妻子比他小许多。不过,如今日子也还好过,只是相对山外要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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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炳涛是西武关麓人,文盲,又有哮喘病,黟县人称“花油猫”。他当了两年兵就退伍了,后来顶父亲的班到景德镇人民医院,当了一名锅炉工,我 1987 年底送新兵去南昌回来路过景德镇时专门去看过他,他一家人过得也还滋润。前几年听汪金平说他得肝癌去世了,原因是太贪酒,没有注意控制自己。
胡继明下连队大约个把月时间,就被团里抽到营建办公室去当木工,直到 1977 年下半年才回到连里,1978 年 3 月同李来信他们一起退伍回到了家乡。他回家后担任大队干部,后来当湖田村党支部书记,前几年不当了;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当了几年兵,现在都在外面打工,一家人过得挺好的。
汪正荣下到驾驶班后的第二个月,就被送到团汽车驾驶员集训队训练去了。学成后直接被选送到西藏军区汽车第X团,担任运送战备物资的任务。这个团长年往返于川藏线,很辛苦也很危险。他后来转了志愿兵,并在西藏林芝毛纺厂找了个女工结了婚。1986年他偕妻儿转业回到了家乡,后来县物价局当驾驶员,妻子杨荣在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作,儿子在上大学,生活很稳定。2006年7月13日因肾衰竭,医治无效去世。
至今我还珍藏着王龙圣、吴和平、李来信和 7 连一个太平老乡的合影照片,每有空闲时就拿出来看一看,以解思念。
我们连的指导员叫张华双,和连长是同为 1961 年当的兵,曾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而且都是无线兵出身;副连长有两个,一个叫张汝江,另一个叫张政权(当时还在外面“支左”),他俩也都是四川人;副指导员叫钟仁鸿,甘肃人,1965年度兵,他的形象活脱脱的就是地雷战中的伪军(汤)司令,举手投足象极了,连里的干部和个别胆大的老兵都爱对着他说:“高,高,实在是高”。惹得我们这些个新兵想笑又不敢笑。他是我们连的团支部书记,对我这个“青年”高中生还是看重的。这里所讲的“青年”,就是党团组织以外的群众分子。1975年 5 月,我就是在他的手上入的团。
我们指挥排长叫王正发,1964 年当的兵,也是甘肃人;炮一排排长叫佘金礼,四川简阳人,1968 年的兵;炮二排排长叫刘培功,与钟副指导员是同乡和同年兵;司务长姓伍叫安清,当时也在外“支左”。




[原创] 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之十二 庙儿岗的由来与专业初训

[原创] 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老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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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爱想过去的事情,而且越早的事情越是记得清楚。
前几年,由于退居二线,身心闲得难受,又不谙琴、棋、书、画、扑克、麻将,正好儿子上大学走了,电脑留在家里,凭着小学的汉语拼音底子,花了点时间,多看了几次别人的操作,也就摸索着上了电脑。这东西好是好,就是上网收费太高,因为我包月太迟,现在包的是60元钱120小时,每天只能上4小时。怎么办?总不能成天打游戏呀。这样,就想到把自己的一生用文字记下来,供后人参考,或许有用。
象我这样年龄的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说解放前的事情没经历过,可解放后的事情差不多全都经过了。我就从自己家说起,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慢慢铺陈。
上集是之十一 营区坐落峨眉山麓 请看下集
之十二 庙儿岗的由来与专业初训
庙儿岗驻军为加农炮 2 营和迫击炮 3 营(这个营 1975 年底换装为 107 火箭炮, 1980 年又换装为 130 火箭炮)。我们连在淹溪沟的北侧,往下 100 米有座小石桥(编为一号桥)与军用道路相连,往上200米也有座小桥( 1975 年我们自己动手修成了石桥,编为二号桥)与军用道路相接。


二号桥正对着的是 6 连,在军用道路的南侧。6连向庙儿岗上依次为教导队、 5 连、 2 营部和大礼堂; 6 连往下走百来米再向南沿着山梁,依次是 7 连、 3 营部、 8 连和 9 连。
庙儿岗实际上是一次泥石流形成的,这可以从我们住宿楼后,淹溪沟里那近两丈高的泥壁上的裸露情况判断出来,并且得到过西南交大专家的肯定。大约 300 年前,庙儿岗背后的万山在一次暴雨中发生了泥石流,泥水夹杂着石头和树木倾泻而下,形成了如今的庙儿岗。
我曾经专门进到“簸箕”(泥石流发生处)里去看过,里面是一个老大的簸箕型的山坳,完全符合泥石流形成的特征。在“簸箕口”处两侧的山嘴之间最低处仅有不到 3 米宽,而两侧均为岩石山体,北侧是石灰岩体,南侧是红麻石岩体,都非常坚硬,这就难怪会发生泥石流了。
淹溪沟就发源于“簸箕底”,沿沟而下一路尽是同小房子一样大的石头,到了我们连一带时才逐渐小下来。我们连上下两座小石桥都架在此沟上。这条沟在过了一号桥后,就与发源于红株山的几条小水沟汇合了,然后一路向东南方向流去,经过漫水桥,汇入峨眉河。在地图上,一号桥下这个汇合点的高程是 503 米。只有到了这里,沟底在平常才能见到一些水,而在这之上,平时很难找到水。我们这些南方人夏天都爱洗澡,就在楼后的沟里拦一道小坝蓄上一些水,以供消暑纳凉之用,后来让村民发现了,就每天早上过来挑水回去用,还帮我们清理污物,正所谓军民共用。
柏香坪位于王山脚,因王山从前遍植柏树而得名。这是一个人口居住稍多的自然村,越是低处居住越是集中,越是往山上去居住越分散。这里属于青龙公社鞠漕大队,好象是叫第六生产队。队长姓李,是个跛子,他个子不算高,嗓门可不小,安排农活和通知事情,都靠他张嘴扯着大嗓门对着山上喊,我们时常在睡梦中被他吵醒,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下到老连队的第二天,我们开始专业基础训练。上午以学器材操作为主,下午则学基本运算。炮兵使用的角度单位是密位,即把一个圆周分为 6000 等份,每一等份弧长所对的圆心角叫一密位;我们所有器材上的刻度都以密位为基础,《五位对数表》和计算盘上的方向要素均以密位为单位;就现地方位来讲,以站立点为准,正北为 0-00 (亦即 60-00 ),正东为 15-00 ,正南为 30-00 ,正西为 45-00 ;角度和密位的比值为 6 :100 。


我们使用的象限,与三角函数上的象限,在划分上有很大区别。它的一至四象限是按顺时针方向分布,而不是按逆时针方向分布;坐标的命名也不一样,纵轴以 X 代替,横轴以 y 代替。我们班有两部捷克式方向盘和一部苏式炮队镜,携带时方向盘必须右肩左胁,脚架必须脚尖向上背于右肩或左肩右胁成大背状态;炮队镜携带时必须象背被包那样背,脚架也是脚尖向上背于右肩,或者脚尖向左架头向右横搁在炮队镜箱之上,并将背带套过头置于胸前,行进中要用手把住以保持稳定。
器材架设很简单,但必须认真。以方向盘架设为例:听到“方向 30-00 ,开始!”必须立即转体面向正南方,同时右手顺势而下抓架头;左脚向前半步迅速蹲下,右手将架头拉向左手腋下夹住,两手同时伸向架腿并合力解开束带,并各旋一根架腿的紧定镙,旋松后右手同时抵紧这两根架腿的脚蹬板,顺势向前推出至合适位置,又两手同时旋紧紧定镙;稍为旋转一下脚架,使未拉开的那根架腿向上,左手旋松紧定镙,右手推架脚向前至适当位置,左手再旋紧紧定镙;两手各抓一根架腿迅速起立,将另一根架腿往正前方适当位置一蹴,两手将抓着的架腿往身体两侧拉开,使架头正好置于胸前第二颗扣子并成水平状态;打开架头紧定螺,拉开球轴窠夹板;左手将方向盘盒推向小腹前,打开盒盖,右手手掌向下指尖向里,抓住方向盘上部并取出,左手迅速接住并将球轴置于球轴窠里,右手迅速合上夹板;左手把住方向盘使其气泡居中,右手随着水平气泡的逐渐居中而逐渐旋紧紧定镙;松开镜体紧定螺,使磁针室的北端朝向概略北方;打开磁针解脱子,可见磁针在里面晃动,人体迅速转过来背朝北方,两眼盯着磁针,右手轻轻地转动镜体转动镙,使磁针的北端与磁针室的北端刻线准确对应,合上磁针解脱子;准确归北后,左手迅速压下方向固定板,使镜头下方的红色指标对准红分划的 30 ,松回固定板,换捏方向转动镙并旋转使小分划归零;同时右手顺势转动一下高低转镙和接眼镜的视度调整镙。然后立正站在器材后面报告:架设完毕,请检查!
至此,一套完整的架设动作就算完成了。这还只是器材操作最基础的动作,但必须刻苦地训练,才能在很短时间内架设完毕。《器材操作成绩评定标准》规定,方向盘架设时间为:及格 130秒,良好 110秒,优秀 50秒。我最后熟练到只用 28秒,那绝对是优秀,可付出的辛劳是没法计量的,正所谓熟能生巧。
基本计算也是一样,必须抢时间争速度,答案要最精确,时间要最短。以计算盘计算三角边长为例,给条件为一条边长和两个内角或两个方向角,要求计算出另两条边长;时间标准为:优秀 30秒,良好40秒,及格 1分钟;误差标准为(3000 米以内):优秀 2 米,良好 3 米,及格 4 米。我最后熟练到时间只要 15秒,误差控制在 2 米以内。基本计算除了三角边长计算外,还有坐标正运算和逆运算、导线法计算、两点前方交会法计算和三点后方交会法计算。
这些计算是炮兵从展开战斗队形到准确击中目标必不可少的,其理论基础就是数学里的“三角”和“三角函数”知识,这对我这个读书时最怕数学的人来说,困难可想而知。我从连长那里借来《炮兵数学》书,利用业余时间认真钻研,当别人死背硬记计算口诀时,我却是把三角理论和计算口诀相结合来进行计算,因此又快又准确。
为了提高运用《五位对数表》的计算速度,我们经常进行多位数的连加连减练习;为了提高阿拉伯数字的书写速度,我们硬是练到了每分钟写十八次 1234567890,而且要一行一行对齐,字还必须一个一个的,不能连在一起。可惜,我们下连后的第三个月(即 1973 年 6 月),全连被抽出来搞营建施工,一直到 9 月初参加野营拉练才结束,达到计算精度和速度的突飞猛进已是两年以后的事了。



[原创] 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之十五 拖木沟实弹射击,迫击炮炸死俩小彝胞

[原创] 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老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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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爱想过去的事情,而且越早的事情越是记得清楚。
前几年,由于退居二线,身心闲得难受,又不谙琴、棋、书、画、扑克、麻将,正好儿子上大学走了,电脑留在家里,凭着小学的汉语拼音底子,花了点时间,多看了几次别人的操作,也就摸索着上了电脑。这东西好是好,就是上网收费太高,因为我包月太迟,现在包的是60元钱120小时,每天只能上4小时。怎么办?总不能成天打游戏呀。这样,就想到把自己的一生用文字记下来,供后人参考,或许有用。
象我这样年龄的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说解放前的事情没经历过,可解放后的事情差不多全都经过了。我就从自己家说起,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慢慢铺陈。
上集是之十四 第一次野营拉练,驻训西昌大营农场,下面请看
之十五 拖木沟实弹射击,迫击炮炸死俩小彝胞
10月底,我们连按照团里安排,全部拉到拖木沟接受上级实弹射击考核。这里的高程比大营农场还要高,西昌至布拖公路穿沟而过,两侧山坡上居住着彝族同胞。


宿营地和阵地选在一片开阔的台地上。团里给每个连分了几顶帐篷,我们班和连长、排长及文书、通信员住在一个帐篷里,主要是为了便于切磋射击指挥的程序。
我们吃的是里面沉淀着许多羊粪的水沟里的水。这里的水是从雪山上淌下来的,冰冷刺骨,必须烧热了才能用。这片台地上的土层很厚,可能是彝胞轮种的土地,我们来时正好空着。那地上长满了葳蔺菜,是一种能预防肝病的草药,卫生员老王常用它煮水给我们喝。在这里又进行了一周的观(察)通(信)炮(手)驾(驶)合同演练,然后真正开始了实弹射击考核。
这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就起床了,天才一点点亮,大家从帐篷里出来匆匆忙忙洗把脸,然后急三火四的吃早饭。早饭后,火炮开始进入阵地。
团指挥所来了一群人,主要是为了防止出错,同时考核我们连进入阵地的质量和所耗时间。主考官指着一根小木桩说:这是基准炮的位置,右前方觇标的坐标是,纵坐标×××××,横坐标×××××,高程××××,占领阵地开始!说完“咔嚓”一声按下了秒表。我们班立即架设器材,确定基准炮的坐标和高程。先测算出基准炮位至觇标的距离和磁方位角,然后根据磁坐偏角计算出坐标方位角,再用坐标正运算方法倒推算出基准炮的坐标和高程。
当我们做这些工作时,炮手分队则按照要求占领阵地。只见六辆炮车拉着火炮风驰电掣地开过来,到指定位置迅速转向,使炮口概略指向目标区域,几乎是同时煞住车;车还没有停稳,炮手们就忽忽拉拉地跳下车来;牵引钩刚摘下,全班人就推着炮几乎是跑着向炮位冲去;一到位置迅速放下并打开大架,三四炮手用圆锹在驻锄钣的停放处做个记号,然后将大架合拢;接着各炮手按照分工开始挖驻锄坑,只见他们三下五除二的就挖好了,这时三四炮手各把一根架腿杆,其他人则一起到火炮车架处左右分开,大家一起用力将火炮向后推,只听“嗵”的一声,驻锄钣结结实实地墩进了驻锄坑;阵地副连长和炮排长则立即过来检查驻锄钣同驻锄坑后壁之间是否严丝合缝,如果达不到要求则要加打木桩,以免火炮射击时,由于后坐力的影响使火炮射向发生偏移,那可是容易出大事的。
各炮都进入阵地后,我们班则为基准炮赋予基准射向,并检查各炮射向。等最后一位炮长报告:X炮射击准备完毕!连长就向团考核组长报告:加农炮一连射击准备完毕,请验收!与此同时考核组长停住秒表,宣布阵地完成射击准备所用的时间和基准炮位坐标和高程与标准答案之间的误差。连长赶快查看考核标准,脸上露出了笑容,就是说起码是良好成绩。阵地上的事情做完了,我们班就在连长和排长的带领下乘指挥车向观察所区域驶去。


观察所区域位于阵地北方将近 5000 米的一座无名高地上。我们下车的地方到那座山还有近一公里路,途中穿过一个彝胞居住的村庄,又趟过一条冰冷的河流,再开始爬坡。我们刚到达观察所集结地,团考核组的人就过来带连长到山头上去接受任务,我们则原地待命。大约 15 分钟后,连长招呼我们按战术要求动作进入观察所。
观察所实际上早就构筑好了,我们进入以后,连长立即向我们排长和班长介绍地形、敌情、友邻、方位物和附近觇标的坐标和高程,要求我们班立即展开观察所。我们班全体同志按照在大营农场演练的程序,迅速展开。当我们交上观察所连测结果时,主考官停住了秒表,通报了所使用的时间,并对照团指挥连连测的结果,指出了我们的误差,说我们的误差超过了及格标准,定为不及格。我的“师傅”曾启学很不服气,还据理力争。由于我是新计算兵,连长就全指望他这个老计算兵了,现在出现这么大的误差,使他既没面子又怕影响今后的前程;加上他是个很要强的人,你要他不去与人争是做不到的。结果挨了主考官一顿熊。连长气得脸发青,责令我们重新连测。
我们立即对连测成果进行了复核,结果发现既有侦察兵的错误,又有计算兵的错误,各打五十大板。连长仍然以曾启学为主,叫我协助其推计算盘、翻《射表》计算有关数据,调制弹道气象条件修正量图解版等等。我发现王龙圣和凌云也跟我一样在当助手。主观由任俊成为主,凌云协助;侧观由吴文金为主,王龙圣协助。也真难为小个子吴文金了,那平时由王龙圣背的炮队镜,现在改由他来背了,还得按战术要求去做动作。只见吴文金身背炮队镜在前,王龙圣腋下夹着炮队镜脚架在后,采用低姿跃进动作,迅速向侧观位置跑去,还蛮有那么点实战的样子。
观察所展开完毕后,考核组组长向我们连长下达射击任务:“加农炮一连注意,3 号方位物向右25 密位,低 3 密位,51 号目标,有掩盖的火力点,压制射击,开始!”又压下了秒表。
连长接受任务的同时,我们主观已将目标锁定,并立即向侧观指示目标,我则迅速记下两观的交会分划,推算出观目距离,曾启学则根据观目距离和观目方向,将目标定于图上,量取炮目距离和方向,我和他一起决定出射击开始诸元。连长则在我们计算过程中向阵地下达射击口令:全连射击,51 号目标,火力点,榴弹,瞬发引信,全装药,集火射向,一炮一发,装填!过了一会儿阵地传来“一炮一发装填完毕”的口令。当我们将开始表尺和方向报出来后,连长又向阵地下达口令:表尺×××,方向基准射向向右×-××,放!
大约 1 分钟后阵地报告“发射了!”十几秒钟后,只听见“咚”的一声,这是炮弹发射声,接着听见空中一阵“梭梭”声响,这是弹丸撕裂空气的声音。排长立即命令:注意观察炸点,报告炸点偏差量!只见连排班三长每人一部望远镜,全神贯注地盯着目标区域,我也拿了部望远镜协助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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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在望远镜十字线的左边缘靠下部位蹿出一点土灰(炸点),我正要报告时,三位长字号的也捕捉到了,连长迅速算出表尺和方向修正量,下达口令:标尺加 ×,方向向右×-××,放!又过了一分来钟,阵地传来“发射了!”第二发炸点果然出现在目标点的右前方一点点,主观侦察兵立即报告:方向偏右××密位,远弹!连长修正后下达了两发射的口令。过了一会,两发炸点一前一后出现在目标上下方。这是利用的夹叉法试射法则,而且效果很理想。连长又根据修正过的表尺和方向下达口令:表尺加× ,方向向左×-××,短延期引信,全连一发齐射,装填!当阵地传来“全连一发装填完毕”的口令时,连长果断地下了“放”的口令。这时,主考官停住了秒表,并向阵地下达了“暂停”口令;接着通报了对 51 号目标射击所用时间,讲评了观察所全体人员的表现以及在战术上存在的优缺点;声明:为了节约炮弹,效力射就不打实弹了。至此,我们连完成了年度训练任务,取得了较好成绩。
我们在连长的带领下迅速撤离了观察所,过河以后就停留在河边休息,等待阵地那边送午饭来吃。我们一个个赶快刷牙洗脸,我还不小心把牙刷掉到了河里,让水给冲跑了。过了个把小时,连里的生活车送饭来了,还真丰盛呢。有圆根(一种高原萝卜,圆圆的,味甜汁多,营养很丰富)烧羊肉、胡萝卜炒回锅肉、豆腐炖熏猪肉,还有两个素菜,唯一遗憾的是饭有点夹生,因为高原上气压低,水不到一百度就开了,尽管用的是行军罗锅,仍然难熟透。吃过饭后稍事休息,我们就来到大公路上与阵地上撤下来的人员会合,顺原路返回大营农场。
回到大营农场后,又是一番内务整理,还进行了内务检查和评比。连长情绪一直很亢奋,老跟我们排长和我们班的人呆在一起,又是说又是笑,好不惬意。
晚饭后,从团里传来消息,说迫击炮一(即 7 )连实弹射击时打偏了,炸死了两个在我们上午休息的河边玩耍的小彝胞,还伤了一个,团里正在处理后事,并责令迫击炮营迅速查明原因,听候处理。
第二天,传来消息说,由于指挥员是从1营提拔上来的,打惯了低射界射击,而迫击炮都是打的高射界射击。他一时糊涂,把迫击炮的高射界射击当成了低射界射击。按高射界射击修正法则,迫击炮首发炸点偏近时,应该减表尺降低火炮射角,将炸点往目标位置导引,谁知他按低射界射击修正法则,加了表尺升高了火炮射角,反而打得更近了,才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事故发生后,军师团三级和西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领导很重视,组成了联合调查组,正在妥善处理之中。
第三天上午,又传来消息说,已按照彝族习俗为两个小孩举行了火葬仪式,赔了很多钱。看得出,我们连长很庆幸自己没遇上这种倒霉事,但也不敢幸灾乐祸。休息几天后,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之十七 第二次野营拉练,驻训德昌黄水塘

[原创] 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老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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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爱想过去的事情,而且越早的事情越是记得清楚。
前几年,由于退居二线,身心闲得难受,又不谙琴、棋、书、画、扑克、麻将,正好儿子上大学走了,电脑留在家里,凭着小学的汉语拼音底子,花了点时间,多看了几次别人的操作,也就摸索着上了电脑。这东西好是好,就是上网收费太高,因为我包月太迟,现在包的是60元钱120小时,每天只能上4小时。怎么办?总不能成天打游戏呀。这样,就想到把自己的一生用文字记下来,供后人参考,或许有用。
象我这样年龄的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说解放前的事情没经历过,可解放后的事情差不多全都经过了。我就从自己家说起,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慢慢铺陈。
上集是之十六 看守团弹药库,首次接受培训 ,下面请看
之十七 第二次野营拉练,驻训德昌黄水塘
1974年 10 月初,我们连拉练来到了凉山州德昌黄水塘,驻在四川省军区西昌军分区独立团机炮X连的营地。这个连队以机枪、无坐力炮和六零炮为主,全用骡马背驮,因此连里养了许多的骡子和马匹,弄得满院子都是马粪蛋蛋。


这个连队西侧坡下是成昆铁路,再往下是安宁河;西北方 800 米的坡下是一座铁路大桥;顺着德(昌)——西(昌)公路往北约4000 米,是黄水塘公社所在地;营房的东边是连绵的大山,在目力能及的最远山上白雪皑皑,从那里流下来的水冰冷刺骨,但洗衣服却很好,我的洗脸毛巾一直洗不白,谁知在那条水沟里洗了两次后就变成雪白的了。我当时心里还犯嘀咕,怎么那么黄的水居然能把东西洗得那么白。后来得知,那水里含有丰富的碱性物质,自然能把棉织物洗得干干净净。
听别人说,这后面的大山里有狗熊,其熊掌很值钱;要想搞到熊掌,必须在狗熊刚刚开始冬眠时去逮来,砍下其前脚掌即可。还说狗熊在树洞里冬眠期间,就是靠轮换着舔两只前脚掌活到第二年的春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前脚掌非常肥厚,在冬眠期间能源源不断地冒出营养物质。也正因为如此,熊掌才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使得人们趋之若骛,想方设法去弄熊掌。
正是在这个地方,我发现排长王正发这个人很逗,并不象平时表现出的那样一本正经。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我们连队吃肉包子。饭后过了好长时间,排长找到我说:小刘,我们到公路上去走走。我心里一颤,不知是犯了什么错误,但又不敢问,只得忐忑不安地跟他出去。
到了马路上,他带着我一路小跑,然后往回跑,当快到驻地路口时停了下来,站在路边上,两手前伸,一蹲一起地运动起来。当时,皓月当空,满地银霜,寒气逐渐升起来了。我看他仍然在做着起蹲动作,就说:你不累啊,老是做同一个动作。你猜他怎么说,居然是:晚饭包子吃多了,出来活动活动,免得夜里睡不好。原来如此,倒是我自己忘记了,他不是北方人吗,就爱这一口么,嘿嘿!
又一天,连长带我们排搞合成训练。我们就跟随连长来到了西边山坡下,找了片平坦地形,开始了演练。连长让曾启学当计算兵,叫我给他显示炸点,因为他知道我的冲锋枪打得好,而且指哪打哪,他放心。观察所开设好以后,计算兵准备好了图板,有线兵和无线兵都已按要求到了各自位置,作好了传送口令的准备。好,开干。
第一个目标,连长要求按夹叉法进行试射。他一声“放”后,我就坐在田埂上,将一满弹匣子弹装上冲锋枪,把保险拨到单发射位置,对着目标近处偏左的地方“嘭”的就是一枪;连长修正后又是一声“放”,我就朝着目标右前方“嘭”的又一枪;因为夹叉法试射法则是“远弹、近弹、夹叉折半”,现在该是修正 50 米后打两发的时候了,我就对准目标左前一点点和右后一点点各放了一枪;连长修正后下口令为:全连急促射三分钟,放!


我早就想无依托打个连发看看是啥滋味,就赶快将保险拨到连发上,然后举枪对准目标扣住扳机不放,只见随着子弹的射出,冲锋枪口一个劲地往右上方抬,还差点把我往后推倒,可见这枪的后坐力不小。我赶快松开扳机,要不就有可能打到后面来,那就麻烦了。
接着是目测偏差法试射,先打一发,修正后打两发,再修正后就进入了效力射。最后又按交会偏差法搞了一次演练,就是试射过程中,炸点偏差量是根据两观报来的炸点方向偏差量计算出来的,有一个公式专门对付它。试射方法仍然是先一发,再两发,最后效力射。那天倒是我把枪打快活了,只是回到驻地后,擦枪费了不少时间,只见枪管里油烟漆黑,好难擦啊。
10月底11月初的一天下午,团里来通知,晚上除了哨兵以外统统带到团部所在地——黄水塘公社大会堂,听传达中共中央文件。吃过晚饭后,我们连就集合后往那里走去。走了将近一小时,到达了大会堂,坐定后就开始了传达。
原来是毛主席批示让邓小平出来主持军委工作,并说了一大篇赞扬邓小平的话,还任命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这多少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料,毕竟在我们的心目中,邓小平是第二号大走资派,无声无息的这么多年,怎么说出来就出来了,而且一出来就是这么重要的职位。
后来得知,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对邓小平有好感,他俩当时都是被极左分子打击迫害的人物,关系一直很好。当林彪在已经定为接班人的情况下仍然要害毛主席,被毛主席发现并粉碎了阴谋,仓皇出逃折戟沉沙后,毛主席实在找不到能胜任总参谋长的人选了,正好邓小平在 1971 年后给毛主席写了几封信,就自己的错误做了检讨,表示愿意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毛主席确实早就想起用他,只是邓小平本人一直没有个态度,毛主席不可能自己先开这个口。后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
这年没有进行间接瞄准实弹射击考核,只在我们驻地后面的山脚下,进行了直接瞄准实弹打坦克考核,我们指挥排基本上没什么事情,只有无线班去配合了一阵,无非是放放警戒哨,一旦有人畜进入射击区域时赶快报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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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结束后我们就打道回府了。我们的装载地点在来时卸载的德昌火车站货运站台。到了那里,连里抽我参加装载导引和车辆守护组,其他人则统统带到闷罐车上去了。
我先是和大家一起到仓库去扛跳板,运到月台上,搭在月台与火车平板之间,然后引导我们排的指挥车开上平板,再引到停车位置,然后进行固定。
固定是用在库房领来的三角垫木顶在轮胎的前后下方,再用扒钉将垫木钉在平板上,是为了防止火车运动中制动时汽车前后滑动;还要用粗麻索从平板两边将车子拉紧绞牢,作用是防止汽车左右晃动。我的职责是除了同指挥车驾驶员一起将指挥车引导到位,固定好,还要守在车上,防止铁路输送过程中车上东西被盗。
傍晚时分,军列开动了,我们这些人统统爬到汽车上,打开背包铺好“床”,边观景边看车。每次停车时都要下汽车来检查固定是否松垮,发现问题得尽快解决或向上级报告。军列过了西昌后,天渐渐黑了下来,驾驶员沈班长就钻进驾驶楼去休息了,我也钻进被窝睡起了大觉。
半夜时分,军列停靠在甘洛火车站,我和驾驶员下来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倒是发现甘洛这地方够荒凉的。车又开动了,我赶快上车抓紧时间睡觉,因为到了卸载地点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谁知一觉醒来,火车到了资中县火车站,居然跑到成渝线上来了。连里领导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也是到了这里下了火车才得知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由于去年在拖木沟迫击炮弹炸死了小彝胞后,有关事项还没有得到落实,不便再去那里搞实弹射击。这样,野营拉练时间就太短了,因此决定用剩下的时间来搞摩托化行军训练。
我们连在营的编成内,沿着资中—威远—井研—乐山—峨眉之线行进。我们连队的八辆车按照指挥车、一至六炮车和生活车的顺序,车与车之间保持 50 米距离跟进,一辆跟一辆。我坐在指挥车的尾部,在每一个拐弯处都能看到后面的炮车拖着火炮,一路紧跟着行驶。
由于炮车是苏联嘎斯牌轻型牵引车,只有四个轮子,跑起来一颠一颠的,火炮由于轻巧也同样是一颠一颠的,一路扬起很大的灰。好在我们指挥车离前面营部的车子有一段路,才没有吃大灰,但小灰还是吃了不少,因为自己坐的车子本身也一样扬灰,而我又坐在车尾,就更是要吃灰了。
这条路线驾驶员都是第一次跑,路面又都是沙石铺就的,前面的灰一大,后面的就不敢跟紧,但又不能不跟紧,所以弄得驾驶员很紧张。
大概是从资中开出约三个小时的样子,我们指挥车刚从一座小桥开过来左转弯,就看见跟在后面的一炮车右前轮紧靠桥栏蹭过来,车子都有点向左侧斜了,驾驶员急得一边向左打方向,一边赶快踩制动,把正在打瞌睡的带车干部、指导员张华双吓得连声喊:停车!停车!我们几个坐指挥车尾部的人都看见了,也都惊叫起来。连长在驾驶室坐着,听见我们的叫声立即命令停车。我们跟在连长后面跳下车,赶快向一炮车跑去。到了桥上一看,好险哪,砌桥栏的红石条有一部分已被推向桥外一大节,好在石条比较长,刹车也还算及时,才没有连人带车冲下桥去,而那桥下是很深的山沟,看了让人后怕不已。
我们看见指导员的脸都吓白了。是啊,要是摔下去,那后果就严重了,近十个人和一车一炮,损失无法估量。连长狠狠地看了指导员和驾驶员几眼,也算是警告吧。因为带车干部是不能睡觉的,必须帮驾驶员盯着前方和两侧,随时提醒驾驶员注意观察和处置情况。这时,后面的连队已经跟上来了,有一些其他连队的干部正向这边走来。连长一看不妙,赶快喊大家各自上车,继续前进。一场惊险剧目结束了,车队又继续向前行进。


车队到了威远县,在调整哨的指挥下向右拐弯,直奔新场方向而去。到了新场,已是近中午时分。我们连被安排住在新场中学。当时学校还没有放寒假,我们只能晚上将教室里的课桌拼在一起当床,第二天早晨必须打好背包,放到外面合适的地方,让学生好上课。
这个地方离自贡很近,是天然气富集区,人们都是烧的天然气,火力大不讲,还很卫生。我们的炊事班在学校食堂搭伙,学校的饭烧好以后,我们炊事班接着烧。那里烧饭的方法同我们这里完全不同,他们是先把洗净的米放大锅里煮个六成熟,然后捞出倒进饭甑里再蒸熟透,大锅里的米汤则让大家当汤喝。由于饭甑是用木头做的,蒸出来的饭就有一股木头气,是一种很特别的香味。
灶膛里安着一个老大的圆盘,上面有许多出气孔,这就是烧火器。在灶门口安有天然气开关,在开关打开的瞬间,只听“啪-轰”连着两声响,烧火器就被点着了,再旋转开关可以调节火力大小。天然气的火焰是蓝绿色的,燃烧的时候发出“噗噗”的响声。
饭后,应该校学生会的邀请,我们连长率领我和但兴发、卫志强、黄利伟、李尚荣、闵玉山、孙仁保等组成的排球队,与该校排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孙仁保担任裁判,尽管我们大家很卖命,最后终因不经常打而败北。
晚上,四川省天然气总公司威远分公司在大会堂举行电影招待会,我们营和师高炮营都参加了。放的什么电影已经忘了,但放映前的拉歌场面却让我至今难以忘怀,那就是两个营之间互不相让,歌声此起彼伏,拉歌的号子令人振奋,而且花样翻新。如:“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很着急!”……令被拉的单位不得不唱。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高炮营的拉歌手,吐字清晰而且很有号召力,高炮营的弟兄们被他那富有煽动性的号子,激出了高昂的唱歌积极性,别看他们营的人数只有我们营的一半多一点,可歌声却压过了我们营。那位拉歌手1985年调来我团担任政治处副主任,姓周,北京人,1969年度兵。编外时他是我团留守处的负责人,对我一家挺照顾的。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井研县的竹园镇,住在一个茧站里。在路上,我看见水田里,过不了一会就有一个天然气钻探孔,用一根铁管子插着,露出水面一米多,可能是怕泄漏污染的缘故,都被点着了火,绿荧荧的火焰很是好看。我想,这里的老百姓晚上走路就不用打灯笼了,真好。安顿好后,连长带我们班的几个人跑到长山烈士陵园去参观,到快吃晚饭时才回茧站。晚饭后,参加了竹园公社举办的电影招待会。


第三天,车队开到五通桥,借住在师高射炮兵营的营房里。到这里是下午三点来钟,还早,我们就偷闲上五通桥街上去玩。五通桥素有小西湖之称,听连长和排长说,这里的女孩子个个都长得很水灵,几乎是人见人爱,害得师高炮营的官兵有好多为此受处分。
我们几个人围着小西湖转了一圈,也确实见到了不少美女,要容貌有容貌,要条子有条子,确实名不虚传,但在我的眼里也不过是长得稍好点而已,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也可能是我们读书人对此无所谓吧。晚上同样是看电影。
第四天,我们经过师部所在地——乐山市,回到了庙儿岗营房,整个野营拉练生活终于结束了。
下集请看之十八 “战士画之家”里“跑龙套”




[原创]之十九 当了一回“师傅”和“设计师”

[原创] 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老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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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爱想过去的事情,而且越早的事情越是记得清楚。
前几年,由于退居二线,身心闲得难受,又不谙琴、棋、书、画、扑克、麻将,正好儿子上大学走了,电脑留在家里,凭着小学的汉语拼音底子,花了点时间,多看了几次别人的操作,也就摸索着上了电脑。这东西好是好,就是上网收费太高,因为我包月太迟,现在包的是60元钱120小时,每天只能上4小时。怎么办?总不能成天打游戏呀。这样,就想到把自己的一生用文字记下来,供后人参考,或许有用。
象我这样年龄的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说解放前的事情没经历过,可解放后的事情差不多全都经过了。我就从自己家说起,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慢慢铺陈。
上集是之十八 “战士画之家”里跑龙套。下面请看
之十九 当了一回“师傅”和“设计师”
1975年3月份,王军申班长退伍了,同时退伍的还有吴文金,班里就剩下我和王龙圣、曾启学三个人了,曾启学接任班长。月底分来班上四个新兵,两个云南人、一个四川人和一个河南人。


云南人有大理白族的赵锡坤和昭通回族的李兴树,四川人是岳池的李成国,河南人是禹县的康存木。赵锡坤被确定学计算专业,因此我就成了“师傅”。
小赵脑子很好用,在我的手把手指导之下,他很快掌握了基本计算的方法。休息时间我俩经常谈天说地,互相交流家庭情况。他家乡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普洱县,爷爷是个木匠,他从小跟随爷爷长大,跟爷爷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有一天中午休息时,他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支手枪来,吓了我一跳。他笑了起来,说:是我用木头雕刻出来的,是假的,别怕!我拿过来一看,嘿,还真象那么回事,可见这小子心灵手巧。
后来我就更加尽心地教他各种射击诸元的计算方法,不到半年,他就能熟练地做了,不论是时间还是精度,大多都能达到及格以上成绩。连长看他还行,就有意培养他,并要求我们班的同志们多帮助他。可是到了年底拉练回来以后,就让他下到炮四班当预备瞄准手去了。
细一打听,才知道是由于他的爷爷解放前曾当过伪职,他又跟爷爷有着很深的感情,组织上觉得不宜作为重要骨干来培养。这倒也是个大问题,计算兵虽然不是班长或副班长,但绝对是连里的重要骨干。因为他准备的射击开始诸元,阵地装上大炮以后,打出去的炮弹可不是假的,是能把人炸碎的,不是绝对可信任的人怎能让他担任呢。为了防止意外,不如明升暗降,让他下炮班去当预备瞄准手,也算是重用了。因为预备瞄准手是瞄准手的接班人,是当然的副班长人选。1978年3月份他就退伍了,从此不再有他的消息。这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吧,是谁也无法左右的。
李成国可说是这4人中最走运的了。小李子个子大概只有一米五多一点点,一口的四川岳池土话,满脑袋装的是在家跟老兽医学的治妇科病和牲畜病的土药方子,还满满地记了一大本子。我那时什么都想学一点,就将他那本《土方集》借来,很是抄了几个休息日。后来由于其中的草药名太土,连他自己都不知学名到底是什么,就将手抄本丢进了储藏室的“后送”包里,后来凌云退伍前要去了。
小李子由于个子太矮根本就不适合当侦察兵,当全副武装行军时,我们还没感到热,他就已经是浑身冒汗了,因为我们走一步他要走一步半才跟得上,怎能不热呢。为此,1976年初,他被下到炊事班去了。到了炊事班还是由于个头矮,站在锅台前只比锅台高一点,根本无法“挥铲作业”。无奈,炊事班长只好把他打发去当饲养员,专门伺候猪圈那十几头大小猪儿。


那时每年连队年终评比时有一个立三等功名额,虽然大家都辛苦,但都不相上下,谁也不服谁。最后惟独养猪的只有一个人,没人跟他拼,就舍他无谁了。当然了,养猪也确实又脏又累,一年到头天天得喂猪,猪生病了也是他弄草药给治好(这是他唯一跟以前的饲养员不同的地方),每月还为连里贡献一头大肥猪,让大家改善伙食,真也难为他了。又由于他会给猪看病,整个庙儿岗片(包括部队和老乡)的猪生病了就都找他给治,而且都药到病除,受到了部队内外一片赞扬声。为这,到了1976年底,团里就把他调到教导队去当上了“上士”(即给养员),改侍候猪为侍候人。
1979年1月份,部队临战扩编时,他被提干担任了原4连现7连司务长。记得我1981年回团后,有一次去庙儿岗片搞会操时见到他,还是老样子,个子没长,胡子倒是长出来了。手枪挂在身上,跑起来可逗人了,跑一步,随着屁股一撅,手枪袋往上一掀;又随着脚一落地,枪袋就“啪”的一下打在屁股上了,跑的越快拍打地越狠。看得我直想笑,但又不便笑出来,只好朝他善意地点点头,以示问候。到我1986年调离时,他已是加农炮营营部的后勤助理员了,虽然进步不算快,但作为饲养员提起来的干部也不算慢了。
最有意思的当属那个李兴树,个子比李成国稍高一点,但比李成国精干得多,脑子很好用,学基本运算比李成国快多了。就有一点不管谁出面做工作都不服从,那就是他那回族不沾猪油荤腥的规矩绝对不让破,为此连里营里和团里谅谁都没辙。
本来部队一直都是很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的,炊事班在炒菜时都单独为他们炒符合他们民族习惯的菜。可他不干,他要求不许用给大家炒菜的锅给他炒菜,必须另外买锅并在其他地方给他炒菜,这显然办不到。连里就请示营里,营里又请示团里,决定动员他的同乡来做工作。
谁知那几个回族同乡不但没让他“回心转意”,反而被他狠很地“教训”了一顿,回到自己连队后也象他一样坚持按回族习惯开伙食了。以前到我们团队的回族人也不少,从来没有象他这样坚持本民族习惯的。
没办法,团里经向上级请示,决定将他作退兵处理。当向他宣布此决定时,他竟讲出了一大堆大道理来,什么党的民族政策啦,什么民族歧视啦,等等,唬得几个找他谈话的政工干部一愣一愣的。他不但不回家去,而且要求干满服役期,声称如果仅仅为了他的民族生活习惯问题就将他退回家的话,他将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


这下问题搞大了,谁敢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呢?况且小伙子除了在伙食上不配合外,其他方面都还不错的。只好又经上级批准,将他留了下来,并帮他买来锅盆碗筷,让他提前半小时下操去烧饭吃,司务长每月将他的伙食费和补助费一分不少的退给他。年底拉练时,他就比别人多带一些东西,那就是烧饭家什。就这样,到了1976年初,侦察班是不能让他呆了,只好将他下到炮六班去当了一名炮手。
1978年初,他服役期满了,组织上决定让他退伍,他又一次与领导进行辩论,因为他一直未能入党,认为是组织上对他歧视,提出不给入党就不退伍。连里拗他不过,又一次请示上级批准后,将他留了下来。到了年底,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大家忙得不亦乐乎,他也兴奋地不得了,总算赶上打仗了。
然而,组织上觉得平时由着他也就算了,这一次可不是闹着玩的,总不能还让他自带锅灶,自己起伙吧,这也太不现实了。当领导再次找他谈话时,明确告诉他作为留守人员,参加留守队的工作。他一听如此安排又不干了,向连里营里和团里写血书,坚决要求参战,否则就是对他们整个回族的歧视,并表示一定自己克服伙食上的不便,决不拖连里的任何后腿。
大家实在拿他无法,只好同意他自带一个小锅参战,司务处多带一些他需要的食品,如牛肉罐头、素菜罐头、鸡蛋、压缩饼干等等。小伙子真还争气,硬是没给连里造成大的麻烦。回国后,在云南弥勒东风农场休整时,部队进行了战评,连里觉得他确实不错,就给他报了个三等功。喜报发下来后,他可高兴了,但至于入党问题,就不可能让他满意了。因为他确实太固执了,他所坚持的***教义不符合共产党党章的规定。他本人对这一点根本不当回事,反而强词夺理,说***教义同共产主义理想并不矛盾。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不能吸收入党,并非因为坚持回族生活习惯导致不能入党。1980年3月份,他无奈地退伍回乡去了,听说他的家乡为他安置了一个不错的工作。
康存木是个大个子,正好接了王龙圣的班,那具炮队镜就成了他的贴身伙伴。1978年3月底,王龙圣退伍后,他被提拔为我们班的班长,我则到五连去当侦察班长。1979年初部队扩编时,他又被提拔为炮二排排长。我1979年8月底上了炮兵学院,到我1980年底回团时,他已是我的老连队的连长了,进步还真快。1982年底他又被提拔为一营副营长(负责阵地指挥)。1983年3月底,他受命送湖北公安县的退伍老兵回乡,当船到武汉时,为途中生活补助费的事,与老兵们发生争执,被狠狠的揍了一顿,要不是船上的乘警及时制止,差点被扔到长江里去。事后他在武汉就地住院,治疗了个把月才被团里接回来,从此留下了轻微脑震荡的毛病。我1986年调走时他仍然是副营长,后来是否提升不得而知。
这四个人的计算技术可以说都是我教的,他们几个人学习掌握得挺快。他们之所以比我们当初学习掌握得快,主要是我不是简单地教口诀,而是利用图解方法给他们讲解清楚基本原理,使他们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如此办理,只要有个初中文化程度就能很快掌握。在此之前,我自己利用备课时间,把从连长那里借来的《炮兵数学》一书认真学了一通,受益还真不少,为后来教好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与此同时,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峨眉山地区是产煤区,连队伙房和猪圈烧猪食都是用煤。但是,由于伙食费确实有限,连里早就想建个沼气池,用沼气来替代煤作为燃料,既卫生又开发了新能源,还节约了经费。
记得好象是二月初吧,老兵还没有退伍,连长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画一张沼气池的图纸。他跟我说了形状和规格要求,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画了个草图交给他,他和几个领导仔细看了后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让我再按修改意见进行修改,最后设计成一个容积为20立方米的封闭式沼气池;形状是上底直径为5米、下底直径为4米、高为3米的倒圆台形;顶是向外鼓起的半圆球形,中心位置竖了一个轴,轴的下方伸进池里,并且安了几块叶片,用来搅拌池里的发酵物质,使之不结成硬壳而使沼气出不来;轴的上方露在顶的外面,安了一根推杆,饲养员每周去推着转几圈就行了。
池子的东侧是出料口,西侧是进料口。把猪圈里的所有猪粪全部扒进池子里,再上山割回很多青草料铡碎丢进去,最后放进很多的水,一直淹过出料口的上方,这样沼气才不会从出料口跑掉。
光有图纸还不行,还得进行挖掘施工,这项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我们排来干了。我们在连队厕所和猪圈之间选好位置,打上石灰印子,就开始挖起来。一开始还好挖,随着不断往下深入,施工作业面越来越小,土方得从下面往上抬。现场能进出的只有出料口,但也只有1.5米长。挖到最下面的时候,我们抬土的人可费劲了,前面的要往上拽,后面的要往上顶,我们抬土的杠子只有不到两米长,那样大的斜度情况下,两人都要用一只手抓住土筐的绳子,以免往下方褪掉或增加后面那个人的负担。往往每抬一筐土上来都要出一身汗水。
经过约半个月的紧张施工,沼气池终于建成了,各种容易发酵的物料倒了进去,猪圈里也砌了个沼气灶,从沼气池顶上的出气孔处接了根塑胶管子通往沼气灶,并在猪圈外设了个气压计。
大约又过了一个礼拜,这天连长兴致勃勃地叫上我一起到猪圈去,一看气压完全够点火量了,就打开了沼气灶的开关,只听见“哧”的一声,一股气体一冲而出。连长赶快关上开关,说:“好安逸哦,气压不小呐。来,点火!”说完让我划着火柴,小心地凑近烧火器,连长啪的一声打开开关,只听“噗”的一声火点着了。随着开关的左旋右旋,火焰忽大忽小,完全符合设计要求,而且每天能烧很大一锅猪食,够所有猪们吃饱的。……这个沼气池,一直到我离开部队调回家乡时还在使用,可见当时的施工质量是非常不错的。我作为图纸设计人和施工参加者以及十几年后的见证人,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去年我跟老连长联系上了,他说他前年夏天去看过,老房子全拆了,只有沼气池还完好,现在的驻军还在用着。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之二十第三次拉练,首驻大桥下额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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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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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爱想过去的事情,而且越早的事情越是记得清楚。
前几年,由于退居二线,身心闲得难受,又不谙琴、棋、书、画、扑克、麻将,正好儿子上大学走了,电脑留在家里,凭着小学的汉语拼音底子,花了点时间,多看了几次别人的操作,也就摸索着上了电脑。这东西好是好,就是上网收费太高,因为我包月太迟,现在包的是60元钱120小时,每天只能上4小时。怎么办?总不能成天打游戏呀。这样,就想到把自己的一生用文字记下来,供后人参考,或许有用。
象我这样年龄的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说解放前的事情没经历过,可解放后的事情差不多全都经过了。我就从自己家说起,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慢慢铺陈。
上集是之十九 当了一回“师傅”和“设计师”。下面请看
之二十 第三次拉练,首驻大桥下额瓦村
1975年底的野训地点在冕宁县大桥公社。我们连队来到下额瓦大队,除了我们排住在大队李会计家外,其他人都住在中心小学校里。


我们侦察班的“床”被安排在李会计家的厨房“天花板”上。之所以加引号,是说它既不是楼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花板,而是用一些柴火铺成的,平时用来放一些不怕烟熏火燎的农具的地方。我们班六个人就睡这上面(李兴树留守在驻地)。
铺床的时候可把我和王龙圣搞苦了,那上面厚厚一层烟灰,又不便扫动,只好将方块雨布铺在下面再将背包打开放上去;床算铺好了,但床上的空间太小,瓦楞子就在床上一点点的地方,悬挂着一串串的烟尘。没办法,只好又用两块雨布连起来挂在上面遮挡着,这就是我们班的宿舍。一时无事,我就和王龙圣等人到四周走动走动,顺便看看地形和环境,这已成为习惯。
李会计家的房子是一排木结构的瓦房。面对房子,左边是厨房,右边是一个走廊,走廊的左端紧靠厨房门是堂屋的大门;屋里有两间厢房,一间是李会计夫妇及其小孩住,另一间由他的婶娘住;排长和无线班、有线班住在堂屋里,打的是地铺,比我们班高级多了,只是没有我们班“干爽”;屋前是一方约300平米的晒坝;北边是一条连接公路与学校的泥路,能通汽车;南边是两座门对门的牛圈;在牛圈与会计家房子之间有一眼泉水井,附近的老乡都用这里的水。背朝房子,左前方100米的样子是一座小型单孔公路桥,从房子到小桥有条小路相连;正前方晒坝边上是用土墙围起来的菜园子,里面种着一些当地人喜欢吃的蔬菜,有几个金瓜浑身橙红色,被瓜藤牵着静静地躺在土墙上面,正当成熟时节。
连队伙房搭在学校旁边的荒地上。炊事班的老炊们劲头真大,他们搬来几块大石头,支起了大罗锅(行军锅),正用随车带来的柴火煮着羊肉。只见锅盖边上冒出阵阵热汽,羊肉的膻味和麻椒的香味交织在一起,不是那么好闻。司务长和上士正在同几个背柴火来卖的彝族妇女谈买卖。那柴火都是用松木劈成的块柴,但还是比较干的,只是有点可惜。因为这地方除了高山上能见到树林外,山腰以下基本上无大树,再加上此地海拔在2500米以上,树的生长期本来就长,能长到这么粗不知要多少年才行。
学校的后边是一片小树林,全是青冈木,一条小水沟从学校和小树林之间通过,正好便于炊事班洗东西用。顺着水沟向上游走约300来米是一条河沟,那里筑了一道土坝,水沟里的水就是从这里引来的。沿着河沟往下走,就能到前面所说的小桥,而河沟还在向前方延伸,一直流到安宁河里。脚下的公路是从大桥通往拖乌的,它与安宁河基本平行,呈南北走向。
下额瓦西北约1500米,有一片大沙滩,足有一平方公里的面积,成都军区的直瞄和间瞄射击靶场就设在此河滩上;从小桥向北约800米有一条岔路通向河边,这条路的三分之一处长有一棵高约3米的独立树,好象是棵黄杨,长得很茂盛,据说是靶场的控制点;河面上没有架桥,过河只能涉水而过。河那边有一片很大的冲击谷地,在谷地的南侧山脚下有一处村庄,全都是彝族同胞。从望远镜里能看到有许多的梨子树,又高又大。在小桥的东边是一片山脉,从地图上看,翻过山再走两公里就是野海子,也就是当年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之地。


小桥的北侧两公里的地方有个小村子,就是上额瓦。小桥的南边五公里处是大桥镇,镇东北侧有座水泥大桥,安宁河到了镇的北侧,突然向左一拐,从桥下穿过,进入一条狭长的峡谷。桥的上游500米以上,河床开阔,水流比较缓慢,越接近桥越显湍急,而过了桥后则是咆哮翻滚着下泻,很是壮观。桥的下游不到500米处,由于两山对峙,河面还不到15米宽,据说是个理想的水库建坝之处(前几年有消息说那里后来果然建成了大桥水库,坝址就选在此处)。
镇的南侧山坡上,沿着一条赭红色岩体的走向,树着好几座钻探井架,传说是在探测铀矿,好多军人在井架下忙碌着,可见非同一般。因为钻探通常是地质勘探部门的事,由军人来从事的并不多,可见传说不虚。
第二天上午,天空飘起了小雪,连队只好组织政治学习。课间休息时,太阳出来了,我们就到教室外晒太阳。正好炊事班在杀猪,许多当地老百姓在围着看,其中大多是彝族人。见到我们连的猪那样肥壮,有个彝族女同胞惊呼起来:“啊—波、波,解放军的猪好胖喔!”惹得我们一阵大笑。
第三天上午,开始了观、通、炮、驾分训,连长带着我们指挥排,着重进行观察所的开设和间接瞄准射击的组织指挥。我们班的任务是根据团里提供的独立树(即前面说的那个控制点)坐标,多准备几个方位物,然后建立只有我们连自己能使用的控制网(在可能作为观察所和目标的区域,确定几个明显的地物,测算出它们的坐标和高程,作为控制点,考核时还能作参照物,避免出错;这些点在图上连接起来,很象一张网,正好把需要控制的区域罩住,故名之)。
过了几天,控制网的各项诸元都计算好,并绘制了一览表,连长就乐兹兹地拿去放进了自己的作业包。看他心情好,我们几个老兵就撺掇他:“诶,连长,你想不想到野海子去看看啊?”他把眼睛朝我瞅瞅,说:“嘿,肯定是刘XX出的点子。”我用四川话说:“耶,咋个你就不想去看看嗦?那可是我们刘家人同小叶丹歃血结盟的地方喔。”他说:“我就晓得是你出的点子,去,去,去,明天天气好就去;不过,不要张扬,免得许多人跟起去,麻烦。”我们几个人就抿着嘴笑笑表示服从了。
第二天早上出操时,我见天气已转好,心想今天去野海子没问题了。果然早饭集合时,连长安排好当天的工作后,专门对我们班说:“饭后,侦察班跟我去野外勘察地形,每人带几个馒头,把水壶灌满,下午才能回来;其他分队按要求进行训练。”饭后,我们班的人都从炊事班抓上几个馒头用纸一包,往挎包里一塞,又带上各自的武器器材,就随连长出发了。当然排长王正发是少不了的。


从地图上看,我们驻地到野海子的水平直线距离也就2000多米,即使用指北针上的里程滚轮沿图上的小路滚出来的曲线距离也不过4000米的样子,再加上高程系数,顶多6000米路,来回一共不过10来公里。这点路对我们这些个侦察兵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完全不在话下。连长个子小巧灵活,走在前面带路,我们班的6个人跟在后面,排长在最后压阵。
随着山势的不断攀升,海拔越来越高,空气就随之越来越稀薄,队伍里几个新兵已是气喘吁吁了。特别是康存木,他是河南平原地区来的人,第一次到海拔近3000米的高度,又背着那么重的炮队镜,肯定是吃不消的。王龙圣见他实在吃不消了,就将炮队镜换过来自己背,让康存木缓缓劲,擦擦汗。我么,由于冲锋枪已移交给赵锡坤,就只背个指挥器,相对来说轻松多了。不过,我也时不时地与小赵轮流背枪,因此两人都不显得多累。
约莫走了一个半小时,我们终于上了山顶。山顶是一片开阔的台地,路边的旱地里种着土豆(马铃薯)。顺着小路继续前行约15分钟,来到了一片水域,对照地图一看,正是野海子。根据我以前学过的地理知识,可以判断这个地区远古时期是一片大海,而野海子所处位置正好是个海底火山口,后来随着地质变化,这个地区上升为陆地和高原,这个火山口就成了高原上的湖了。四川大凉山地区的人,对类似的湖称作海子。为何叫野海子,我们还真不知其详,我们手头持有的两种版本的地图上,新版图上标的是野海子,而旧版图上标的是鱼海子,可能是由于这个湖里有鱼的缘故。
野海子呈南北走向,北宽南尖,在北侧有一小山背从中间楔入湖中,使得整个湖面象一犁头,或者说呈“丫”字型。湖面的面积大概有半平方公里,湖水清澈,边上五米之内可见湖底的沙子,是那种砂岩风化后形成的沙子,再往深处就看不清了。湖的四周长满了杂树林,以落叶的白枥挣为主,间杂着青冈栎树,由于长得密,都显得细溜溜的。湖边三米之内泡着许多树枝和树叶,一些两三寸长的小鱼儿穿行其间。阳光穿过枝叶的空隙洒在湖底的沙子上,微风吹动水面,使得水底的光影一闪一闪的,似乎沙子在流动着。
我们站立的这一边是一片斜坡,而在对面则是一条山脉,正好挡在湖的东面,成为天然的湖堤。在与“丫”字的连接处相垂直的岸上,距湖面约十米的地方,放着三块大花岗石,均呈不规则形状,明显是人为搬来的。
我们正在分析这是否就是当年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结盟之处时,从北边走过来一个中年彝族同胞,我们就和他打招呼,连长还送他一根烟。当我们问他当年小叶丹同刘伯承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结为兄弟的时,他的头点得象鸡啄米一样,连声说“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地方。”接着他向我们介绍了当年结盟的经过,同有关书籍上讲的差不多,显然也是从老辈人那里听说的。


接着,大家就随意找个干净地方坐下来休息吃饭。那饭当然就是带来的馒头和白开水了。大家边吃边说,虽然馒头和水都是冷的,但我们吃得很有滋味。是啊,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起当年的红军来说,不知要好多少倍;要是没有当年红军前辈们的艰苦奋斗和顽强拼搏,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好生活吗?!
饭后,我们在湖的东边和北边梭巡了一趟,除了在连长的指导下捡了一些新鲜蘑菇外,再没见到什么特有意义的东西,而且由于身上的汗水经风吹过后,觉得有点冷,就往回走了。
当我们走到前面所说的土豆地边的时候,见到了几个彝族青年人,他们正围着个火堆,从火堆里拨出烧得黑黢黢的土豆,掰开黑壳,就着从山下打来的酒,边喝边说笑,显得很满足。见到我们走过来,就很友好的同我们打招呼,还邀我们喝两口,我们也很客气的同他们聊了一会闲篇。最后跟他们说,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把火种熄灭掉,防止发生山火。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说:“解放军同志,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注意把火种熄灭掉。”回到驻地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大家休息了一会就到了开晚饭的时间。晚饭比往天多了道蘑菇汤,挺鲜的。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实弹射击考核终于开始了。这一天,我们很早就起了床,吃早饭的时候天也才蒙蒙亮。饭后,我们指挥排的同志们按照分工,有线班迅速沿公路往阵地和观察所方向分别架线,无线班的三部电台除一部到阵地外,全都随连长行动,我们班除了让李成国到阵地上为火炮赋予射向外,也全到观察所执行任务。实弹射击考核的具体情况同以前的差不多,不再赘述。
实弹射击考核结束后,部队就打道回府了。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之二十四 再驻大营农场,拖木沟里炮声隆

原创] 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老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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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爱想过去的事情,而且越早的事情越是记得清楚。
前几年,由于退居二线,身心闲得难受,又不谙琴、棋、书、画、扑克、麻将,正好儿子上大学走了,电脑留在家里,凭着小学的汉语拼音底子,花了点时间,多看了几次别人的操作,也就摸索着上了电脑。这东西好是好,就是上网收费太高,因为我包月太迟,现在包的是60元钱120小时,每天只能上4小时。怎么办?总不能成天打游戏呀。这样,就想到把自己的一生用文字记下来,供后人参考,或许有用。
象我这样年龄的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说解放前的事情没经历过,可解放后的事情差不多全都经过了。我就从自己家说起,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慢慢铺陈。
上集是之二十三 当兵第五年第一次探家。下面请看
之二十四 再驻大营农场,拖木沟里炮声隆
探家归队后没多长时间,部队又开始了野营拉练。这一次还住大营农场,只是具体驻地换成了农场八连的营房。这次的任务主要是间接瞄准对横宽目标射击和夜间照明射击,我们训练时就针对这两种射击,重点练习准备射击开始诸元及射击修正的方法。为了在准备射击开始诸元时,灯光不泄漏出去,侦察兵用上了技术革新的照明器材,是用有机玻璃制成的,利用了有机玻璃的导光性能;我则用上了指挥器里原来就配备有的遮光雨布,将支架撑起来,把雨布套上去,打开小型灯具,脑袋往里面一钻,就能很好地作业了。一天晚饭后,指导员把我叫到屋后的坡地上,一人一个马扎面对面地坐着。他先和我谈了些探家归队后的工作表现情况,对我作为一个老兵,能够安安心心地继续服役表示赞赏;接着问我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
我是个老实人,就实打实地把心里话说给他听:“我是农村人,从学校门出来到部队,马上五周年了。在部队学了不少东西,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承蒙领导的错爱,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为连里和营里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如出黑板报、墙报、参加画画和演出小组、当军体小教员、搞技术革新等等,还在1975年5月入了团。可是……”我犹犹豫豫的不知是说下去还是不说下去。他看出我的犹豫,就连忙问我:“可是什么?”我接着心情沉重地说:“我现在已经二十三周岁过了,在部队提干看样子是没门了。因为提干必须先入党,我连党都还没入,肯定是不可能的了。我只想早点入党,退伍回家乡才不会被人耻笑,对今后的前程也有好处,比如考学,总要优先一点。”
他说:“是的,刘中林同志,你这个人是个诚实质朴的人,保持了农村人的本色,一贯来都艰苦朴素。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知道农村人不容易。你的想法很正常,我非常理解。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你的毛病在于患得患失,我和连队其他领导观察好长时间了,你是吃了许多苦,为连队建设出了很多力,可都让你的牢骚话给抵销了,这很不好,不知你自己可感觉到了。”说完,他很和蔼地看着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实际上我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毛病,只是有口无心罢了,没想到会给人留下那么不好的印象。他看我惭愧的样子,知道工作做到家了。就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希望你发扬继续革命精神,在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我马上表态说:“谢谢指导员的关心,我一定安心部队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争取早日入党。你就看我的行动吧!”
指导员的一席话,确实触及了我的灵魂,使我明白了不能依着自己的性子做事的道理,同时嘴巴还要有个把门的,不能随便乱侃,否则事情做得再多也无济于事。用甘肃人的话讲,叫“吃了骡子般苦,遭了驴子嘴殃”。人家不仅要观其行,还要听其言呢,往往从你的语言来判断你的人品。言多必失,话语多了总有失当的时候,一旦刺痛了人家,你付出的努力再多也是白搭。
指导员同我谈心之后没过两天,实弹射击考核开始了。我们连队那天一大早就上了路,直奔拖木沟而去。一路上还进行了“三防”训练和战术演习,直到下午四点多才到达考核场地。
这次的阵地和观察所位置跟1973年底那次的一样,只是我们住的地方变了,我们班被分到一个羊圈里去住。当我们班的同志们抖怂怂地来到羊圈时,一看,只见地上厚厚的一层羊屎豆豆,发出一股浓烈的羊膻味,非常难闻。“咦,睡哪呀?”王龙圣用手往上面一指,“喏,那上面。”就叫我同他先上去看看。当地生产队已帮我们摆好了一架木梯子,我俩攀梯而上,到了阁楼上。


这阁楼实际上只是生产队临时用来放木板的地方,他们把松木锯成板后架在横梁上阴干,我们只要将这些板铺平即可铺床了。我俩把木板铺平以后,下来和其他人一起将背包扛上去,按以往在大桥下额瓦村的做法铺好床铺,除留下一个人值班外,就都到连部帐篷那集中开饭。
吃过晚饭,我们全班人到处转了转就回到住处,打开门一看,只见一屋的山羊正慌乱地望着我们,羊的腥膻味比先前更重了。好在我们当兵的适应性强,加上忙活了一天,也确实累了,就插上门栓,上阁楼闲聊了几句就渐渐都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起床,在羊圈旁的水渠里胡乱洗了把脸,就带上武器器材到连集合场地去集中。早饭后,团考核组的人来了。经过一番报告程序后,考核正式开始。先是占领阵地,同以前的一样,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然后是徒步隐蔽前往观察所,这下可有点让人吃不消了。
从阵地到观察所有近六公里的直线距离,必须穿过一片水稻田。我们头戴伪装帽,身背武器器材,在连长的带领下,上坡下坎,踩着深秋的早霜,穿行在荆棘丛和稻田里,按要求完成一系列动作。
最苦莫过于有线兵,他们要一路架设阵地到观察所的线路。六公里的直线距离,他们班必须带上七八公里的中型被复线,就是十五六拐线或线络盘(每拐、络盘各500米线)。他们班除留一个小个子在阵地接传口令外,其他人全部参加架线和线路维护。那几个大个子可辛苦了,背上背着三拐线,两肩还要挂上两个络盘,我们前进到什么地方,他们就必须把线路架到什么地方,而且还要固定伪装好;横穿公路时必须在公路上开挖埋线沟,不能让人发现,真是不容易。
当我们走到一半路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本来此时应是彝族同胞收割稻谷的良机,由于这片水稻田正好处于弹道下面,部队前两天就通知了当地人民公社,让社员们不要下田割稻谷,以免掉弹伤人。1973年底那次的教训太大了,令人不得不预防。


急行军将近两小时,我们荫蔽到达了观察所。又是一番占领展开过程,接着进入实弹射击程序。第一个目标是堑壕内步兵,只听考核组长对我们连长下口令说:“加农炮一连注意,102号目标,堑壕内步兵,正面100米,压制!”然后下小口令说:“以那根木桩为准,开始!”同时“咔嚓”一声摁下了秒表。连长刘利德依样画葫芦又向我们班下了一遍口令,班长王龙圣赶快向两观指示目标,明确交会基准。很快两观报来交会分划,我用计算盘快速算出观目距离,并根据观目方向角,将目标定在图板上,量取炮目开始表尺和方向,量出一个报一个;连长则下他的口令:“全连射击(射击单位),102号目标(目标编号),堑壕内步兵(目标性质),榴弹(弹种),瞬发短延期引信(引信种类),全装药(装药种类),射向0-05(每门炮担负的射击正面密位数),表尺431,方向基准射向向左0-51,一炮一发装填!”此时,考核组长将秒表停住,叫团指挥连计算班的人跟我对射击开始诸元的精度,结果为优秀,考核组长向我点点头以示赞许。接着对刘连长说:“看阵地装填好了没有?”连长让通信兵用密语问了阵地后,报告说:“阵地装填好!”组长说:“好吧,打!”连长忙下口令:“放!”
一会儿,阵地传来“发射了!”接下来就是射击修正,……下一个目标是集结步兵,要求利用102号目标射击成果对其实行转移射,并使用跳弹射击进行压制。这对我提出了很高要求,既要整理对102号目标射击的成果,又要算出对这个面积目标的射击开始诸元,还要根据目标区域的坡度选择适当的射角,以便射弹着地时既能跳起来又能在空中爆炸,以大量的弹片杀伤敌人。
我用几年来的所学知识,加上自己的业余钻研,很好地协助连长完成了射击指挥任务。当考核组长宣布:“加农炮一连,你连对两个目标的射击效果很好,望再接再厉,继续做好晚上夜间照明射击的准备工作。”连长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把我的肩膀一拍,说:“好啊,刘中林,走,下山去吃午饭。”看得出来,他对这样的成绩是很满意的。因为实弹对横宽目标和跳弹射击的射击指挥是比较难的,不但要求高,而且需要掌握许多相关的知识。刘国忠由于是当侦察兵出身,对射击指挥不是很精通,没法协助连长搞好射击指挥。我平时跟连长在一起研究射击指挥方法的时间比较多,对这两种目标的试射和效力射方法掌握比较牢固,所以考核中比较得心应手。下午,我们休息了很长时间,五点钟就开了晚饭。
晚饭后,我们又进入了观察所,根据考核组的要求,由主观侦察兵用方向盘对5号方位物进行了标定,然后坐下来静静地等天黑下来。利用这段时间,我们把秒表上紧发条,以便试射中利用声光法测定观目(炸)距离;用望远镜很认真地观察目标区域的地形和地物特征,以便在照明弹光照中及时发现目标和炸点。
听考核组长李炳荣副参谋长说,晚上担负照明的是榴弹炮三连,他们连发射照明弹,为我们连实施照明;这个连的连长刘利富是我们连长的堂哥。三连的观察所在我们的右侧100多米的地方,此时也在紧张地等待天黑。看时间还早,刘利富连长跑过来同堂弟切磋,并向李副参谋长请教。李副参谋长对俩兄弟连长开玩笑说:“嘿,就看你们俩兄弟咋个配合咯。”我们连长很自信地说:“没得问题,我要是打不好,肯定有他的责任,各打五十大板。”……就这么聊着聊着,天黑下来了。李副参谋长抬腕看看手表,说:“好了,八点钟了,开干。”并命令警卫员发射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这是夜间射击考核开始的信号,阵地和观察所都能看见。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各自进入自己的位置,摆好架势,只等指示目标,下达射击任务。
采用声光法测距,必须根据实时气温和风向、风速来决定当时的声速。通常情况下,气温每上升或下降一度,影响声速0.6米,以摄氏15度时每秒钟331米为基准;风向上以纵风风速决定,面向目标,风对面吹来是顺风,为“+”;反之是逆风,为“-”。计算公式为:当时声速(米/秒)=331+0.6×(当时气温-15)+纵风速。如当时测得现地气温为-5度,风向仪测出风速为顺风5米/秒,则当时声速为324米/秒;如现地气温为25度,逆风3米/秒,则当时声速为334米/秒。

测距的具体要领是:见到炸点闪光的同时摁下秒表,到听见爆炸声时停住,看秒表所显示的秒数,再与当时声速相乘,即得观察所到炸点的距离。例:当时声速为334米/秒,秒表读数为5.6秒,则观炸距离=334×5.6=1860.4(米)。试射时,则根据已确定的观目距离和测定的观炸距离的差来判定炸点的远近,以及观察器材测定的炸(点)目(标)方向偏差量,利用偏差法来进行射击修正。我们这天测定的当时声速为312米/秒。
准备就绪后,李副参谋长对我连下口令:“加农炮一连注意,5号方位物向左15密位,高7密位,203号目标,正在射击的敌暗堡,摧毁!”接着,他向目标显示人员下口令,让显示203号目标。果然在5号方位物的左上方出现了射击时发出的闪光,接着传来了枪声。主观侦察员迅速测定了方向角,班长、排长和连长每人都用各自的秒表测定了读数,三人平均为6.8秒,我迅速用计算盘推出观目距离为2121.6米,再根据观目方向定目标于图上,推诸元尺报出射击开始诸元。当连长将射击口令传下去后,李副参谋长马上下了“暂停”口令,并让团指挥连计算班与我对精度,结果还是优秀。接下来就是试射和效力射,都很成功。紧接着,我迅速整理射击成果诸元,在诸元尺游标上描绘好射击成果修正量线,只等直接对另一目标进行转移射。
又经过一番准备,照明射击开始了。只听李副参谋长口令说:“加农炮一连注意,5号方位物右下方,集结坦克和步兵,歼灭!”接着对三连阵地下达“放”的口令,并立即对我连说:“注意观察,现地为一棵独立树。”过了一会,听见身后传来“嗵”的一声炮弹出膛声,接着天上一阵“嗦-嗦-”的炮弹撕裂空气的响声,猛然目标区域的天空上闪出一朵光亮,并迅速普照地面,就象挂了盏天灯一样,然后晃晃悠悠地往下降,约莫30秒的样子;就在第一发照明弹即将落地熄灭时,第二发照明弹又接着亮了起来。当第三发照明弹亮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将射击开始诸元报出来了。连长根据我报的开始诸元,向炮阵地下了直接效力射的口令。为了节约炮弹,效力射都不打实弹。之后,团指挥连计算班与我对了射击开始诸元的精度,经过比对,成绩为良好,估计是两观侦察兵交会基准点不一致,造成观目距离不准而导致的。
最后,李副参谋长对我连接受实弹射击考核的情况进行了讲评,充分肯定了成绩,指出了不足,提出了希望。因为照明弹不可能老是打着,所以我们都在黑灯瞎火中听他讲评,看不见他的面部表情,我在暗地里想象着他那抽搐的面部肌肉形成的笑颜,觉得是那样的可亲可敬。他在回到驻地后,就被提拔到师里当炮兵科科长去了,果然是用其所长。
下集请看之二十五 深造于柏香坪 “军校”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之二十五 深造于柏香坪 “军校”

原创] 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老小刘


人老了爱想过去的事情,而且越早的事情越是记得清楚。
前几年,由于退居二线,身心闲得难受,又不谙琴、棋、书、画、扑克、麻将,正好儿子上大学走了,电脑留在家里,凭着小学的汉语拼音底子,花了点时间,多看了几次别人的操作,也就摸索着上了电脑。这东西好是好,就是上网收费太高,因为我包月太迟,现在包的是60元钱120小时,每天只能上4小时。怎么办?总不能成天打游戏呀。这样,就想到把自己的一生用文字记下来,供后人参考,或许有用。
象我这样年龄的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说解放前的事情没经历过,可解放后的事情差不多全都经过了。我就从自己家说起,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慢慢铺陈。
上集是 之二十四 再驻大营农场,拖木沟里炮声隆。下面请看
之二十五 深造于柏香坪 “军校”
野营拉练结束以后,连队回到了峨眉驻地。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们连与团教导队对换了营房。原因是我们连的营房(所在地名柏香坪)和场地比哪个连队的都大,团里马上要开办为期半年的“班长、骨干集训队”,原教导队的营房和场地绝对容纳不了这么多人的训练和住宿。


9月初,我和刘国平同时被送到团“班长骨干集训队”。在共同科目和单兵专业技术训练阶段,我被任命为侦察二班副班长,瑶山老乡郑养元为班长。我们两个同乡人配合得很好,把全班人团结在一起,不论是队列训练还是单兵专业技术训练,总评成绩都领先于侦察一班。
这次集训队,由团里分管军训的副团长余光辉亲自坐镇,三连连长刘利富被任命为集训队队长。记得队列教员是军务股长王国辉,侦察教员有许绵峰、施照荣(刚提干不久的老乡)等人。团卫生队的老乡汪金平担任集训队的卫生员。也就是说,整个集训队我们黟县老乡只有四个人。施照荣是从渔亭当兵的,跟老乡讲话一口的普通话,给老乡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因此,就郑养元、我和汪金平三人经常在一起用黟县话叽里呱啦地说笑,弄得旁人象听天书一样。
我早就有编一本《计算兵基础数学知识教材》的念头,就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编写。从有理数的加减、有理数和无理数的快速计算方法、角的分类、三角函数的六个关系及概念、平面直角坐标的概念及各象限的相互关系,到炮兵基本计算方法和特殊计算方法,以及炮兵射击开始诸元的四种准备方法(简易法、成果法、弹测法和精密法),都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编排,编写累了就把家人寄来的英语课本拿出来学学。
有天晚上自由活动时间,我正好在拍纸本上写那本教材的稿子,余副团长走了进来,宿舍里的人都出去玩了,我一点都没察觉。也不知他在我身后看了多久,我偶然一扭头,发现是他来了,于是赶快站起来向他敬礼,把没戴帽子不能敬礼的规定都忘记了。他和蔼地笑起来,操着浓重的江西口音(他的家乡在江西波阳)询问我在干什么。我很不好意思地把稿子递给他看,他看了一会,说:“很好,专门编一本这方面的教材很有必要。好,好,好,你写吧,我不打扰你了。”我连忙说:“不碍事,写得不好,请您多指教。”他说:“你写,你写,我到其他班去看一看。”就下楼走了。
集训进入“四会”(会写,会讲,会示范,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教员试讲阶段,我准备的是《军事地形学》上的“方位角与偏角”这一课。那天,我们侦察排的三个班都集中在宿舍后的向阳地里,听我试讲。我结合以前在家从四哥带回家的那本《宇宙》书上学到的知识,深入浅出地讲解三种方位角(真北方位角,坐标方位角和磁方位角)和三种偏角(磁偏角,坐标纵线偏角和磁坐偏角)的概念和相互关系,并在黑板上图解出来;另外还在现地架设方向盘,指出上面的黑分划就是磁方位角的刻度,红分划是坐标方位角的刻度;又打开地图,指着下图廓上的偏角示意图给大家讲解三种偏角之间的关系。我在规定的两小时内讲完了这一课,接着向大家了解是否听明白了,大家不论文化水平如何,都说听明白了。
当天夜晚,我站八点到十点的岗,没有参加队里的集会。第二天上午,汪金平神秘兮兮的跑来跟我说:“诶,中林,昨夜余‘罗唆’表扬你了,还叫大家都向你学习,讲你上的课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很不错。”我说:“不可能吧,我昨天试讲时怎么没有看见他的人呢。”金平说:“你不晓得吧,他就躲在你讲课的地边那个房间里,从头至尾都听见了。”噢,原来如此。


余光辉副团长是南京炮校的第一批毕业学员,正而八经的老科班出身,平时还很钻研各种口径火炮的操作规程和各技术专业分队的教程。因为他每次讲课时都讲得很细,而且为了让文化程度低的同志也听得懂,经常要反复讲几遍,所以一些干部便送他一外号,背后都叫他“余罗嗦”。通过我本人的观察和接触,我觉得他确实是个善良和蔼、心细如丝的好领导,既正统又公正,而且惜才,我后来之所以能提得成干,与他的亲自过问和关怀分不开。他于1980年底调任师司令部副参谋长,后来退休住在师干部休养所。我从1988年开始至今,坚持每年给他寄一张贺年卡,除此以外,他没有得过我任何好处。他每年接到我的贺年卡后都要回我一张,就这样,我们始终保持着那个年代的纯洁和读书人应有的君子之交关系。
集训转入专业训练阶段,我被任命为计算一班班长,我的副班长是团指挥连计算班的李光奎;学员有一营部的吴正光、一连的汪学刚、三连的张金明、我的“徒弟”刘国平和三营部的尹跃刚。七个人正好还住在交换营房前我们侦察班住的宿舍,东西两面墙上的黑板正好有利于我们讲课时写板书,还可以用来出作业题,供大家业余时间练习。
集训的最后半个月,主要是接受验收考核。共同科目进行了单兵徒手队列动作和操枪动作、班队列动作、手榴弹投掷和军体等等的考核;单兵专业基础科目进行了基本和特殊计算、侦察器材的使用、军事地形学理论和夜间按方位角行进(找点)等的考核;专业科目主要是考核了利用“四大法”准备射击开始诸元的能力。结业时,我作为三个全优学员之一,受到了嘉奖,余副团长亲自向我颁发了奖状。
就在我参加团“班长骨干集训”期间,连队做了两件事:一是到郭沫若的故乡沙湾直瞄靶场打运动坦克靶,出了个大事故:一炮射击时,炮弹在炮口处爆炸了,飞射的弹片把站在三炮尾指挥射击的三炮长吴和平击成重伤,经抢救后住进了40医院;二是从沙湾回驻地没两天,又全连开拔到什邡去修什邡步兵学校(现在的成都军区陆军学院)的大操场了。就冲这些,我们也应该好好珍惜集训这大好时光。我是这么想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对于吴和平的伤,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还是三月初那天他从40医院一瘸一拐地来征求我的意见时才知道的。原来他受伤后,经过救治和疗养,医生说快好利索了,他也不想再呆在医院里,那里面让人太憋屈了,令人受不了。正好一年一度的老兵退伍工作又开始了,连队到医院征求他的意见,说了一些类似“党员要服从组织决定”之类的话,他这个老实人拿不定主意,就跑来问我是不是服从决定回家去算了。我当时正好在接受考核,请了十分钟假来会他。
听了他的叙述后,我问他:“是否真正全好利索了?”他说:“能取的弹片都取出来了,还有几块由于离神经很近,医生不敢肯定保证不出问题,所以采用了保守治疗。”我说:“那你自己要把握好啊,不要勉强自己。如果没有好利索,就暂时不要走,等天气暖和一点后再说。”……我的话还没说完,那边又轮到我接受考核了。他说:“你去吧,我再到连里去问问李来信他们几个人。”说完就分手了,后来就出了我前面已介绍过的事情,使我内心一直很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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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这次“班长骨干集训”的同志,在1979年参战前,大部分提成了干部,成为全团各个岗位的重要力量。这些同志经过战争的考验,各方面都取得很大进步。大家相遇时,都不无感慨地说:是柏香坪“军校”培养了我们,给了我们当干部的本事和提拔的机会。
下集请看之二十六 命运转折的一年


[原创] 之二十六 人生命运转折的一年

原创] 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老小刘


人老了爱想过去的事情,而且越早的事情越是记得清楚。
前几年,由于退居二线,身心闲得难受,又不谙琴、棋、书、画、扑克、麻将,正好儿子上大学走了,电脑留在家里,凭着小学的汉语拼音底子,花了点时间,多看了几次别人的操作,也就摸索着上了电脑。这东西好是好,就是上网收费太高,因为我包月太迟,现在包的是60元钱120小时,每天只能上4小时。怎么办?总不能成天打游戏呀。这样,就想到把自己的一生用文字记下来,供后人参考,或许有用。
象我这样年龄的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说解放前的事情没经历过,可解放后的事情差不多全都经过了。我就从自己家说起,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慢慢铺陈。
上集是之二十五 深造于柏香坪 “军校”。下面请看
之二十六 人生命运转折的一年
团“班长骨干”集训队是1978年3月26日结束的。


三月初的一天,指导员派人来通知我回连队一趟。我回到连里找到指导员,寒暄几句后,他对我说:“我代表连队党支部正式通知你,经过多年的考验,党支部最近经过慎重研究,认为你已基本具备中共党员的条件,决定发展你为中共预备党员(因为在1977年11月份我党恢复了预备期制度)。”说着,就递给我一份党表,“你把这份入党志愿书拿去,认真填写后明后天送回来交给我。”然后跟我交代了具体的填写方法;还说:“你的第一介绍人是王龙圣,第二介绍人是吴清火,你可以去同他俩交换一下意见。”我就向他告辞后去找两个介绍人请教注意事项。第二天,我利用午间休息时间认真填写了志愿书,晚上送去交给了指导员。
3月25日中午,连里又通知我下午回去参加党员大会。当我按时赶回去后,才知道是专门为了通过我的党表才召开这次大会的。当时老兵退伍工作已经结束,退伍兵马上就要踏上返乡的征程,王龙圣和吴清火也在退伍之列。这时召开会议,不可谓不及时,对我来说更是有着非常意义。会上,指导员宣读了我的入党志愿书,两位介绍人详细介绍了他们对我的培养过程和对我的总体评价;接着,让我本人表态,我就本次能和不能被组织吸收做了表态发言;然后,我就离开了会场,因为表决时发展对象是不能在场的。
3月26日集训结业典礼后,我们当天就各自回到了原连队。我回到班里,背包刚放下,连里就通知我:你被营里调到五连去当侦察班长,马上去报到,档案材料移交工作以后由连里来办理。我当时就有点糊涂起来,觉得太突然了,明明郑养元是五连侦察班长,怎么让我去呢?
当班里几个人把我和行李送到五连操场上时,五连侦察班的潘子贵和张勤西等人马上跑下来接我,一口一个“班长”地叫着,弄得我很不自在。到了班里才知道,原来郑养元又回连部继续当文书去了,潘子贵一时还不能当班长,营里把我调整到这个班来当班长。在班里同志的帮助下,我的铺很快就铺好了,指挥排长唐杰春就陪我到连部去向连领导报到。
这个连的连长名叫李世忠,指导员名马振仓,副连长为欧凤岐,副指导员是张仕华,司务长是我们安徽无为人,名叫张青年,炮一排没有排长,由一炮长熊永玺代理排长,炮二排排长叫郑宝渔。他们对我表现得不冷不热,我反正弄不清里面有什么名堂,服从组织分配,叫到哪就到哪呗。
有一次,我到青龙场去办事,碰到新营长蔡金让,他这时因超计划生育已被宣布转业,刘利富来接任营长。谈到我为何到五连这件事时,他透露了一些信息:原来准备提我到五连当炮一排排长,因为刚刚入党,还没有转正,干部部门通不过;再说我还没有过当正式班长的经历,原来四连的侦察班长人选已经定好,就是康存木,就临时把五连潘子贵(还没有入党)的班长人选换下来,让我顶上。主要是锻炼锻炼我的行政管理能力,就看我今后的表现了。


谈到为什么迟迟不让我入党一事时,他说:主要是你们老连队的领导对你的看法不一致,认为你优点缺点都挺突出,尤其是缺点让人难以容忍。我问:什么缺点这么严重?他说:你是不是有看不起各方面不如你的干部的表现啊?是不是在修改宣传稿子时有说话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啊?呦,这倒不假,对个别干部我实在没放在眼里,他们的为人和能力太不咋样了;修改宣传稿子时,确实有对人不恭的地方。
老营长的一番话语让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一个有抱负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不仅工作要做得好,而且为人处世也要做好,要做让大家愿意接纳的人,即具有亲和力;否则,刚愎自用,眼中无人,只能是孤芳自赏,曲高和寡,脱离群众,到头来,付出和回报成反比例,吃力不讨好。
蔡营长这番话要不是对我特别器重是决不会说的,因为去年那次全团集训,我确实做得不错,在后来的几次考核中,我的表现又很突出,所以对我很欣赏,就一直关心着我的进步问题;现在要转业了,憋在肚里的话不说出来,好象有点对不住我。我相信他是真心真意的。这番话,引起我很多反思:不能怪五连的领导对我不冷不热,也不能怪老连队对我无情无意,主要还是怪自己没有处理好各种关系,只顾埋头钻研业务技术和从事自己拿手的事务,不思量如何搞好待人接物,不善体会别人的感受,不知如何取得大家的认可,教训多深刻啊。
五连的营房建造在到大礼堂去的山坡上,成三阶式布局:最底下是车炮棚和操场;沿高约五米的台阶上来,是二层的宿舍楼;宿舍楼后再上两米多一点的堡坎,就是伙房;上楼的路是一座连接坎上平台与二楼过道的天桥。营房坐西向东、背靠庙儿岗,北侧是淹溪沟,南侧是营区公路;正前方也就是操场的坡下边是四连,即我的老连队;背后的坡上和公路的西侧以及淹溪沟北侧那一大片是团司令部的地盘,那里面建有团枪管射击炮楼、观察所和靶场,还有几间装杂物的小平房;再上去就是我们营部的地盘了。
当了班长后,就要以行政管理为主。四五个人跟着,排长又跟我们班住在一起,时时事事处处都要做好才行,对于我这个被别人指挥管理惯了的人来说,压力空前的大。因此,头几天夜里觉都没怎么睡好,老是在回忆以往别人怎么指挥管理我的,然后谋划自己怎么指挥管理好班里的几个人。我对自己提了几条要求:一是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赢得尊重和拥护;二是遇事多向排长汇报,求得支持和帮助;三是发扬民主,有事常同班里的老兵商量,取得信任和理解,从而团结全班共同完成好上级交给的所有任务。
我带领全班人努力实践:切实执行连队一日生活制度,集合站队每次都在第一时间到达;认真莳弄班里的菜地,种的蔬菜是连里最好的;“内务卫生流动红旗”从我上任第二周被我班夺得后,就基本上没有流出过我班宿舍;队列会操基本保持在前三名;专业分队考核全营第一;……同时我还针对个别新战士的思想问题开展谈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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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里有个1976年底从河南南阳入伍的新兵,名叫张勤西,是个高中生,团员,入伍前曾当过几天代课老师,思想比较活跃,对前途考虑比较多;分到班里后,见全班基本上都是团员,要想在年把内入党,为早日提干准备条件,恐怕不那么简单,就显得有点懒散,成天无精打采的振奋不起精神来。我先从侧面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就抽了个星期天的下午,约他到后山去散步。我先充分肯定了他的长处,然后谈我这几年来所经历过的坎坷,以及我是怎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和努力的感想;当他了解我远比他更向往政治进步与前途命运的改变,不向困难低头,仍然锲而不舍地在继续努力时,他就觉得自己太急于求成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努力工作与训练,很快赢得大家的信任,当然这是后话。
五月初,团里接到上级指示:成都军区将在建军节前举行大规模的军事竞赛,我团各专业技术兵种均得选拔技术“尖子”参赛。团里决定抽调各路骨干,分专业进行突击性训练,从中选拔参赛选手。我被余副团长点名担任计算兵集训队的教员兼行政负责人,接受团侦察股顾善德股长的具体领导和管理。
我先报到一个星期,主要是准备练习题集。此前,我只整理有加农炮的习题集,没有榴弹炮和火箭炮的习题集。顾股长帮我找了一本《炮兵测地兵习题集》,作为制作习题集的测地诸元,免得从头计算耽误许多时间。这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三种火炮各自装药等级不同(加农炮有全装药和减装药,榴弹炮有一至六号装药和全装药),各装药的最大射程不同,射界不同(加农炮只有低射界一种,榴弹炮和火箭炮有高低两种射界),要修正的弹道气象条件还不同(火箭炮不但要同加农炮、榴弹炮一样修正气温、药温、气压、纵风、横风、偏流等影响射弹飞行的弹道气象条件外,还要修正地面风——火箭炮是利用火箭发动机向后喷火产生的推力向前飞行的,停止喷火以前这一段叫主动段,地面风对这一段影响很大),我必须在准备习题时把这些情况都考虑进去,然后利用一个测地诸元,计算出三种火炮的射击开始诸元。
为了便于整理,我设计了一种表格,采用同一个目标、同一对观察所、同一组弹道气象条件和不同的阵地与装药,计算出射击开始诸元,填制成习题集。也就是说,我出一道习题可以考核三种炮的计算兵。那几天,我加班加点,每天只睡很少时间,终于准备好了“简易法”、“成果法”和“弹测法”三大本习题集。
很快,全团的计算兵都被集中到一营,团指挥连和一营的人由于住的地方离得近,就仍然住自己的连队宿舍,庙儿岗那边过来的人分两个班,分别吃住在二连和三连,教练场地就放在二连宿舍楼对面的炮棚里。我带着我们营的参训人员住在三连驾驶班临时腾出来的宿舍里,伙食搭在三连一起。这个连里有好几个老乡,如汪晶德(时任指挥排长)、李友平(时任炮一排排长)、黄春信(时任驾驶班副班长)等,他们对我都挺好的。但是,由于我肩上担子太重,没有大块时间与他们交流。
本次军事竞赛的主要目的,是检验部队自1975年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整顿”和“要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要求以来的军事训练成果。竞赛的基本要求是精度与速度。考核标准上的精度与速度标准是一般情况下的标准,作为竞赛,则必须高于这个标准。因此,我先在顾股长的指导下,在现有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了精度与速度的标准,提高幅度将近百分之三十。采用百分制,将原标准上每个等级的误差允许数字细化,并首次引用了倒扣分的方法。就是说,如果超过最低标准后,得分可能为负数,然后制定出很严厉的考核标准。


那一个月时间里,我每天就是带领大家在炮棚里做习题,每出一道题后都要卡住秒表,哪个人做好了必须报告“好”,我则报给他所用的时间数字,由他自己写在答案边上,待大家都做好后,再收上来打分。我们训练时都是采用的蹲姿,两条腿可以来回交换着支撑体重,但在操作指挥器时,上体不可能保持挺直,因此,一个个常常是勾腰曲背,时间一长,还真让人受不了。当然,这都是我经过来的事,为了让大家出成绩,我是不能同情他们的。
有时,我出了题,一声“开始”的同时摁下秒表,然后看着他们紧张地做题:有的非常沉稳,如尹跃刚,他能不慌不忙地操作,时间虽然没有快的人那样快,但精度都能保持在优良范围内;有的则快中出错,时间虽然达到优秀以上,但精度往往要么很好,要么错得一塌糊涂,如杨绍友;有的又慢又出错。
最有意思的就是杨绍友,别人做题不出声,他则控制不住地边做边嘀咕,不停地念叨手上要推(计算盘)定和已推出的数字,我连警告带敲“暴栗子”都没能制止住他。不过,他也不生气,总是傻傻的边摸被敲的地方边对我笑,令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次集训是为了选拔参加成都军区军事竞赛(即大比武)的“尖子”,因此,采用了逐人淘汰制。经过几次严格的考核,筛选出两人,即尹跃刚和杨绍友。尹跃刚是三营指挥连的计算兵,1976年底从河南南阳当的兵,团员,高中生,长得高大魁梧、白白净净,为人处世很稳重,待人接物很友善;杨绍友是团指挥连的计算兵,1976年3月从四川江津当的兵,团员,高中生,个子比我矮将近一个头,邋里邋遢的,成天罗罗唆唆、洋相不断,给人的感觉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余副团长、顾股长和我之所以最后定这两个人参赛,理由有三:一是两人都是使用的机械指挥器,精度好于普通指挥器;二是两人各代表一种火炮,各有特点;三是都来自指挥连。有点勉强的是杨绍友,他做对的比率和做错的比率几乎相同,但比其他人多个优势,就是速度快,这是可取的,至于容易出错,可以在后两个月的强化训练中注意纠正。
5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老四连突然通知我回去一趟,说是有紧要事情要我去办理。我连忙向顾股长请好假,交代好训练事项,就一路跑着回四连去。回到四连,只见到刘利德连长,他不冷不热地说:“是指导员叫你回来的,他到四零医院去了,你等他回来再说吧。”我心想:“怎么回事啊,这连长不是一直也算器重我的吗,怎么这会儿这么冷淡?”边想着心事边到我的老班里去。到了班里,康存木、马殿英和刁明德都很高兴,和我说了一些事情,原来上级要把刘利德连长选调到合肥炮兵技术学校去当副营级管理员,他真不想去,正一肚子不舒服呢。噢,原来如此。


午饭之前,张华双指导员回来了。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兼卧室,拿出一份《提干申报表》交给我,说:“刘中林同志,团营连各级对你这几年来的表现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你具备了当干部的基本素质,准备将你提起来。你利用中午时间尽快把这份表填好,下午你还要赶回九里去抓集训。你可能认为怎么由我们连来办这件事,主要是由于你在我们连干了五年,今年才去的五连,团里就责成我们连来办这件事。”我感觉太突然了,一时还有点莫名其妙,好象做梦一样。是啊,那时战士提干的年限是二十三周岁,而我已经是二十四周岁过了的人,怎么会呢?我理了理头绪,心想:“管他呢,先填好表再说。”吃过午饭,我就认认真真地把表填好,交给指导员,然后向他和刘连长告别,又拔腿向团部那边跑去。
六月初,团计算兵集训队结业,我带领两个计算兵“尖子”选手,在团司令部田德荣副参谋长的领导下,与其他专业技术“尖子”一起,组成一四九师炮兵团赴军强化集训队,奔赴邛崃土地坡(军炮兵团战斗分队的驻地)进行强化训练。
安顿好住处后,我就带着尹、杨两位学员熟悉周围环境,考察地形地貌,为下一步强化训练选场地。
邛崃,是一座古城,也是川滇公路的必经之路,还是囤兵囤粮的好地方,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古代的美女卓文君就是这里的人,至今还有“文君酒”存世。我们五十军驻守成都平原,与驻守重庆的十三军成犄角之势,牢牢地扼守着巴蜀大地。为便于炮兵机动,成都军区将这个团放在这里。作为军属地面炮兵团,这个团装备的火炮可大了,有152加榴炮两个营,122加农炮一个营,130火箭炮一个营。
那152加榴炮可是个庞然大物,我看见要用一个排的人才能推动;瞄准镜的基座很高,估计瞄准手没有一米八的个子别想够着;其炮闩足有两三百斤重,我去试了一下,整个人都悬在炮栓扳手上了,还是没把它打开。那122加农炮的身管比我们营的76.2加农炮的长得多,推动起来也得十来个人。那130火箭炮有三十根定向管,就是说它能在几秒钟内发射出三十发火箭弹,覆盖几百平方米的幅员。
火箭炮是采用的车载式,因为它发射时会冒出很大的火光,容易暴露目标,发射完必须尽快撤离,另选阵地发射下一批炮弹;加榴炮和加农炮都是牵引式。那牵引车可大了,全是德国进口的奔驰,动力可了不得,国产牵引车上土地坡要换几次档,它却能拖着几吨重的火炮“呼——呜”一次加油就到了坡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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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训队成立了几个临时教研组。侦察、计算和测地组由顾股长负责,我为计算教员,兰胜柏为测地教员,顾股长兼侦察教员。三个师炮团的侦察、计算、测地教员都在一个大会议室里办公,既相互交流,又相互提防。交流的是如何提高精度和速度,提防的是对方把己方的绝招学去了。一四八师炮团的计算教员是他们团的集训队队长,是个河南信阳人,他整理的习题集比我的正规多了;一五零师炮团的计算教员是个作训参谋,是个四川人,他准备地不很充分,成天扭住一四八师炮团那位队长借习题集去抄;军炮团的计算教员是个连长,他带着他们的人成天不和我们见面,防得真彻底。
大概一四八和一五零师的教员都认为我只是个班长,不会有什么绝招,所以对我都不设防,尤其是那位队长,他还教了我不少东西。训练时各自带着自己的“尖子”到处躲起来,谅你也不会去跟着。我参加过团里许多次竞赛,深知心理素质的重要。说实话,当教员一声“开始”口令下达后,秒表又在“嚓-嚓-嚓”地响着,你的心跳会立即加快,不紧张也得紧张。
我带的这两人在团集训队时已基本适应了比赛气氛,但是谁又能保证他们到了军区竞赛场也能适应呢?我想,如果在比赛之前带他们跑上一节路,突然停住并立即放下器材,马上出题进行比赛,不是更能强化他俩的心理素质?对,就这么干。
我向顾股长汇报了想法,经他同意后开始付诸实施。只要天气好一点,我就让他俩背上器材到外面的马路上去跑。跑着跑着,看见哪个地方合适,就立即命令停止,放下器材,打开指挥器,做好作业准备;不等他俩喘好气,紧接着就出题让他俩做。那个尹跃刚真不愧是个好苗子,那样的强度,连我空着手跑都有点累,他却能咬着牙坚持住,始终不叫一声苦;杨绍友则一路跑一路叫苦连天,但又不敢不跑,因为我紧跟在他的后面,跑不快就踹他的腿,逼着他跑。经过一个多月的强化训练,俩人的成绩有了很大提高,错的次数大大减少,时间都能控制在考核大纲规定的优秀范围内。
七月下旬,团领导在参赛选手们即将到军区赛场去之前,专门来邛崃看望大家,为参赛选手鼓劲,并对选手们进行了严格的考核。考核结果,令领导们非常满意。28日上午,参赛选手们在师炮兵科领导的带领下前往军区比赛场地,顾股长被抽去当裁判;我们这些教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就返回了峨眉驻地。下午晚饭前,我回到了庙儿岗五连侦察班,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八月五日,团里传来消息,尹跃刚和杨绍友在军区大比武中,分别夺得炮兵计算兵第一名和第二名,为军师团争了光,也为我这个教员争了光,团里给他俩各记三等功一次。
有一天,我到三营去办事。回来的路上碰见尹跃刚,我立即向他表示祝贺。他很不好意思地说:“首先要感谢你的辛勤教导,要不是你那样的严格要求,我和杨绍友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我说:“不要谦虚了,主要还是你俩自己努力的结果。”就那么站在路边谈了一会。当我正要向他告别时,他象变戏法一样,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说:“刘教员,这个本子送给你作个纪念。”我说:“你自个留着用吧。”他说:“我早就写好了赠言在里面。原来想抽空到五连去交给你,现在碰见了,正好当面送。原谅我不再到你们连去了。”我说:“呦,我可没准备什么东西回赠你诶,不好意思嘞。”他说:“瞧你说的,我感谢都还感谢不过来呢,你就别客气了,收下吧。”我说:“好,好,恭敬不如从命,我就收下啦。有空到五连来玩,再见!”两人握了握手就回各自连队去了。在路上,我打开他送的本子,只见扉页上他用扁魏体字写着:“尊敬的刘教员:感谢你孜孜不倦的教诲,你将是我永远的榜样。学员:尹跃刚,1978年8月于峨眉。”是啊,有什么比学员在那样大的场合获奖更让当教员的骄傲和自豪的呢,况且这个学员又是这样的出色,这样的善解人意,真是个好人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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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我团进入紧急战备,扩编一个榴弹炮营时,尹跃刚被提拔为该营营部侦察排排长,杨绍友则提为团指挥连侦察排排长。1980年底,我从宣化炮兵学院毕业回部队时,尹跃刚已是团作训股的参谋了,杨绍友也已提升为副连长。1983年年初,我转任作训股长时,尹跃刚被提拔为榴弹炮一连连长。当我1984年年底到榴弹炮二营当营长时,团长武凤海征求我的意见,问我的接班人是张金明合适,还是尹跃刚合适。我这人太敬业了,认为张金明是多年的正连级,刚从宣化炮兵学院参谋系毕业回部队,既是我的老学员,又是我的校友,缺乏的就是机关工作经验,应该在机关再锻炼锻炼,今后可能大有前途;至于尹跃刚,由于没有到院校培训过,加上本身就是从司令部机关下连队去当主官的,还是在营连成长比较有利一些。武凤海果然采纳了我的意见,由张金明接替了作训股长的位置,将尹跃刚提拔为榴弹炮一营副营长。
“十一”国庆节那天晚饭之前,我们在食堂门前集合后,当天在连里值班的副指导员张仕华走上台阶“训话”,谁知他宣读的是师里对我的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四九师(命令),政干字[1978]第XX号,关于刘中林等同志担任职务的命令,各团,各直属分队:鉴于刘中林等同志的突出表现和年龄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任命:刘中林同志,为师炮兵团加农炮二连一排排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四九师师长:康虎振。政委:XXX,参谋长:XXX,1978年9月15日。”接着他说:“经连首长研究报团司令部批准,潘子贵同志担任侦察班班长。吃过饭后,一排的同志帮刘排长把铺盖搬过来,一班长把代理排长期间的情况向刘排长进行交接。”
这个任命对我来说,既突然又在意料之中。感觉突然,是由于上次填表以后这么长时间都没消息,我已不抱什么希望了;意料之中,是说已有这个思想准备,所以我并不觉得意外。饭后,侦察班和炮一排的同志们帮我把铺盖搬到炮一班铺好,我就算走马上任了。
当兵的过节是不能休息的,因为要战备值班,但是可以第二天换休。10月2日,我们休息。我寻思大家很长时间没洗澡了,就跟连长报告说想带排里同志到高桥磷肥厂去洗个澡,连长同意了。吃过早饭,除了站岗和不想洗澡的外,就都跟我一起,带好换洗衣服向高桥“进发”了。我们抄小路插上万山去鞠漕的大路,趟过小河,上了峨眉至龙池的柏油马路,向磷肥厂大步走去。
峨眉县磷肥厂是个规模不小的厂子,它矗立在高桥公社的东北侧,占地面积有五六公顷;它拥有两座高炉,两个大烟囱高高的直插云端,打老远就能听见缆车“吱吱嘎嘎”运送磷矿石料、输送带“呼咙呼咙”传送矿石并倒进炉膛的声音;伴随着每一次倒料,烟囱都要冒出一阵灰黑的浓烟,稍等一会再恢复为灰白色;一条工厂路约长四百米,连接着大马路与厂区大路。迎面是厂的大门,上书“四川省峨眉县磷肥厂”的招牌。进了大门,一条宽马路笔直的直通后门;左方是生活区,依次排列着宿舍、澡堂、锅炉房;右边顺序建有矿石堆场、添加料卸货场、高炉;澡堂里的热水来自高炉的循环冷却系统,这个水虽然不能食用,但洗澡还是很好的,既节约能源又不浪费水。……
洗过澡,我就带着大家到高桥场街上去逛商店。当来到百货公司时,一班长说:“排长,你那床扒单(被单,四川人称“扒单”)都破了个老大洞了,不如买床新的换上算了。”我一想,确实不错,我那床被单已用了六年了,磨损得太厉害,真该换了。就说:“好,进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白布,扯上六尺作被单。”谁知左问右问,不是门幅窄了,就是要布票。


我们当兵的被装都是发的,哪来的布票呢?这时一班长看见了一床单人被单,奶黄的底色上绘有一些好看的图案,鲜而不艳,而且不要布票,我就掏钱买了下来。接着又带大家沿街道往西走,到高桥瓷厂的南侧上了柏油马路。这里有一座古老的石桥,二十米长,六米宽,七八米高;桥的上游大约两公里,是两条河流的交会处,其中右手那条河发源自峨眉山的绝壁下,也就是我们1974年在鞠漕站岗时去过的那个枷担湾的西边;左手那一条来自四季坪(千佛顶西面那座大山),峨眉至龙池公路就是沿着这条河向西修建的,而且磷肥厂的矿山也在那里面,只见运送矿石的缆车线路蜿蜒伸向山里;再往西走,就是大山区,两侧尽是高山绝壁了。
我们游逛够了,就又沿着公路往回走。回到宿舍,我就把新被单给换上了。旧被单也没舍得扔掉,准备今后寄包裹时用,就洗一洗晾在铁丝上。第二天中午,张仕华副指导员一脸不高兴的走进我们宿舍,当着大家的面说:“一排长,你马上把花扒单换下来。搞啥子名堂么,特殊化。”搞得我脸上一阵发烧,面子一点都没有了。我马上想起当年自己对倪修仁不理解那件事来,就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批评,换上了旧被单,只不过把破的地方换到枕头下面去了。这就是我提干以后第一次犯“错误”的经过。
下集请看 之二十七 再驻大桥下额瓦村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之二十九 凭出色成绩,考入炮兵最高学府

上集是之二十八 对象看了一个排,最后定下一知青。下面请看
之二十九 凭出色成绩,考入炮兵最高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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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七日下午课间休息时,集训队长刘利富副团长通知我:"团里让你准备一下,明天去团里参加宣化炮兵学院的招生考试,考试内容是语文、政治、数学和物理。我的天呀,明天考试,今天下午通知,这不是明摆着不让去吗?我这个人就是怪,你越是不想让我去,我还偏要去,就满口答应下来。刘副团长用怪怪的眼光看着我,大概是在想:这小子哪根筋安错了,就一晚上复习时间,居然也敢去。他就没想到,我可是“没那金刚钻,也揽那瓷器活”的主,在四号桥战斗中,我这不起眼的小参谋,不就是敢超安全界指挥炮兵射击吗,还是他向炮兵群传诵的口令呢。
操课结束后,我赶快找到兰盛柏(时任测地专业教员),向他借高中数理教材。因为前不久看见他在复习,大概是准备考大学用的。他问我干什么用,我说:“通知说明天去团里参加招生考试,宣化炮兵学院的;妈的,只有一晚复习时间,就是通宵不睡,也要争口气。”
吃过晚饭,我就埋头复习起来。数学主要看了看三角函数的六种关系式,因为炮兵数学对六种函数关系的表达方式,不同于数学教材上的表达方式;物理重点看了真空弹道知识及其公式运用,因为我猜想炮兵应用的物理知识,主要的还是弹道知识;政治主要看了时事政治,其余的象哲学呀,科学社会主义呀,读高中时基本都学过的,脑子里还记得不少;语文就懒得看了,不是吹的,从字词句到语法修辞,基本没丢,只是逻辑没学过。
熄灯号响过后,学员们都睡了,我就打着手电筒在蚊帐里看书。如此,到了下半夜两点多钟,俩眼皮老是往一起合,撑都撑不起来,只好睡了。
七月二十八日早晨,庙儿岗片参加考试的人员全被拉到六七厂子弟学校。下车一看,呵,人还不少呢,我的“徒弟”刘国平也来了,陈秋宏来了,还有郑宝渔、周晓平(三连指导员)、余日红(汽车连副指导员)、李端信(作训股参谋),等等,坐了满满一教室。我拣了个角落坐着,悄悄把带来的数理教材放进抽屉里,然后摆放好文具,就等着发试卷了。
7时50分,两个招生老师入场,发下数学试卷,然后站在讲台上,由那个讲四川话的教员讲解试卷和注意事项。我才懒得听那一套呢,就快速浏览了一下试卷,发现大部分会做,少数如排列组合,心中没底,就赶快将数学书翻到排列组合那一章,抓紧瞄几眼。

教员一声“开始”,我们就开做起来。大约一刻钟的样子,李端信交试卷了。我心中大惊,呦!李端信厉害呀,这么快就交试卷了,真看不出啊!此时,我才做了不到四分之一。我很快冷静下来,管他呢,好好做吧。直到教员说“时间到了,交卷啦!”才放下笔。
9时50分,又发下了物理试卷,我照前办理,先是抓紧看试卷,看到有难做的,就把物理教材翻到相关的章节。试卷中果真有真空弹道的试题,而且是加分题,我就三下五除二地先做好这一题,然后从头做。
上午考试结束,我回到机关自己的宿舍,碰到几个老参谋,互致问候后,他们说:“李端信真行,做不出来就干脆交白卷算了么,还给人家试卷上写许多字。”我问:“怎么?他做不出来?我还以为他真快呢。”“嗨!你不知道吧。他写了这样几句话:‘本人长期跑外勤,没有时间复习,况且还是个初中生,读书时没有用功,现在实在做不出,敬请教员原谅再原谅!’弄得教员哭笑不得,你说逗不逗。”
下午1时20分,开始考语文和政治。这两门课全靠临场发挥,我轻松地完成了。回到宿舍,晚饭也懒得吃,倒头美美地睡了一觉,总算补上了昨夜的损失
第二天上午,我到团首长办公的地方找参谋长接安东(1977年前是我们营的营长)汇报集训情况。汇报回来经过首长值班室时,让余团长发现了,就喊我:“小刘,进来一下。”我就进到值班室里,向他敬礼。他回了个礼,让我坐下。先是问了些集训的事,再问了下参加考试的事,我都一一回答了。接着,团长说:“小刘呀,听说你对上次评功的事很有怨气,是吧?”
团长如果不提这事,我倒已经忘了。他这一提,反而激起我的心中不快。就说:“是有点情绪,我明人不说暗话,那不是明摆着欺负人么。”“呦,你还真的怨气不小呀。怎么?不愿当参谋啦?”“我没有讲不当参谋这话呀,谁说的?”“我跟你讲,你这个小刘什么都好,就是脾气犟得很,不好呢。再跟你说,你要是不愿当参谋,就下连去带兵;如果真想继续当参谋,就少带点情绪,好好地学习。还有什么话讲吗?”


“没有了。不管怎么讲,我还是当参谋算了,带兵我不行。”“知道自己差距就好,以后努力吧!考试成绩出来,政治处会通知你的。回去吧。”我就又向他敬了礼,退出了值班室。
回宿舍的路上,碰见了炮兵学院招生组的领导,他叫住了我,说:“你就是刘中林吧?”我说:“是的,首长好!”“你想上炮兵学院读书吗?”“想呀。不是分数还没出来么。”“我先翻了一下你的试卷,考得不错。你最近在忙什么?”“在搞侦计测专业集训。”“哦,什么时候结束?”“八月底。”“好,赶得上!”说完,就分手了。
我一时还有点纳闷,什么叫“还赶得上”?细一想,嘿,有门,肯定是我的分数不错,录取的可能性很大。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下午,就回到庙儿岗集训队。
8月23日,集训队结业,我搬回团部宿舍。稍事整理后,就到“工”字楼的底层去办事,听说我的考试成绩最好,物理得了98分,其他科目也都在80分以上,已经被确定为参谋系的学员,毕业以后要回团里工作;其他参加考试的人,除了李端信外,分别被南京炮校和宣化炮兵学院录取为预科学员,作为战斗骨干,毕业后将在全军范围内统一分配;刘利富副团长也被作为团级战斗骨干,推荐去上北京军事学院。
回司令部路过理发室时,看见刘利富副团长在理发,就冲他笑笑。心想,好你个刘“驼子”,还蒙我呢,你也要上学去了。看他表情还好,就走进理发室,与他攀谈起来。我用四川话说:“副团长,我们两个都要去上学喽,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啷个办呦?”他说:“去找个木匠帮你打个木箱子装起,不就行了吗。”“我又不认得人,找鬼去呀。”“我明天去鞠槽,我也要打一个,那里的木匠我认得到。你跟我一起去,跟人家定个规格,限他三天内打好,到时间我们一起去拿。”我大喜过望,忙说:“要得,真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先谢谢啦!”
第二天,我俩一起去了趟鞠槽,找到张木匠,定了两个杉木箱,都是高60,宽40,长80公分的。问要多少钱一个,张木匠狡猾地笑着说:“不贵,才40元一个。”刘副团长推了他一把,说:“撞你妈的鬼呦,啷么贵。少一点,少一点!”然后你来我往地压价、抬价,最后定下30元一个。我俩就把钱掏出来交给张木匠,再三交代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张木匠拍着胸脯说:“不豁你们,一定按时完成。”其实,30元一个也够贵的。那时的钱可比现在的钱经用,30元要顶现在的300到400元,可以买大半立方米杉木了。可我们急着用,也就只好让他“叉鳖”(皖南俗语,被人敲竹杠的意思)了。


三天后,我俩跑去取回了木箱子。一看,还真不错,质量是没的说,也就不心疼那30元钱了。赶紧把那几天整理好的、不跟人走的东西装进去,锁好,交给顾股长,麻烦他相帮保管一下。接着,就是办理离队上学需要办的事情。好在一同上炮兵学院的还有好几个连级干部和一个副教导员。团政治处就将这帮人的组织、行政、工资关系开在一起,交给那位副教导员,由他统一管理,我们也就落得清闲。
8月29日,我们登上了去宣化炮兵学院的火车,31日大清早到的北京火车站。下了火车,直奔天安门,赶快到毛主席纪念堂门口排队,等待瞻仰毛主席遗容。虽是早秋,北京的早晨还是够凉的。我当时只穿着南区夏季服装,站在凛冽的晨风中直哆嗦。
人群移动了,我们相跟着走进纪念堂里。迎面是毛主席的坐像,地上铺着大理石砖,严丝合缝,就象一面镜子一样,水汪汪的;大理石上人走的地方铺着红地毯,到坐像前分开往两侧铺展,引导人们从两侧耳门进入瞻仰室;经过耳门时,觉得有一股暖风从上面吹下来;进到瞻仰室,只见毛主席他老人家静静地仰卧在水晶棺里,四周摆满了鲜花和翠柏。我心情沉重,为失去这样伟大的领袖而泪往肚子里流。我默默地跟着大家绕水晶棺一周,从东门出了纪念堂。
瞻仰过了毛主席遗容,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前留了影,再从南到北穿过紫禁城,看了一下钟表展览;然后跑到北海公园游了一圈。由于心情不大好,加上坐了几天火车,人很疲惫,就懒得去看其他地方了。
晚上,我们上了北京到宣化的火车,于9月1日凌晨5时抵达宣化站。哦呦,这里咋这么冷呀。如果说北京只是凉得很,这宣化就是要冷死人喽。我在冷风中哆哆嗦嗦地等到炮兵学院的迎接客车,急不可待地钻上车,总算有个躲风的地方了。
从此,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学员生活,直到毕业回到原部队。


下集是之三十 紧张而有趣的学员生活。


[原创][迎春]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之三十三紧张而有趣的学员生活(三)[蓝剑军团]

上集是 之三十二 第一次登门就叫岳父母为爸爸妈妈。下面请看 之三十三紧张而有趣的学员生活(三)
三月一日,正式开学了。由于属于北方院校,是不放暑假的,所以这个学年的学习安排得满满的。主要课程有:炮兵战术、炮兵射击、战时司令部工作、外军研究、政治等,都是必考科目。要求大家争当“全优学员”,也就是毕业考试主要科目每门分数必须90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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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班、系领导放风说:学院对“全优学员”有向任职单位推荐担任高一、两级职务的权利。竟然有这样的好事,大家的学习积极性一下子高涨起来。于是,一个个憋足了劲,一心扑在学习上,星期天也不大出去转了,课余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复习和温习新课。一时间,学习风气浓得不得了。
对于我来说,除了炮兵射击里的射击诸元准备与射击修正、政治里的哲学已经比较熟外,其他课程都属于全新内容,一点也不敢马虎。每天下课后,除了吃饭时间外,都待在宿舍里强记硬背,生怕自己考试分数落在后头。
“炮兵战术”科目。首先是学习、研究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接下来是合同战术,讲述我军攻防战斗的战术原则与要求;然后按照炮兵在攻防战斗各个战斗时节的动作和要求,分别进行讲述。了解这些的目的,就是战时会正确部署和运用炮兵及其火力,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炮兵射击”科目,包括炮兵射击理论和炮兵射击。炮兵射击理论,主要讲述炮兵射弹散布和修正理论及其数学公式,牵涉到高等数学知识,学起来还是有点费劲的。炮兵射击主要讲述炮兵连、营、群的射击指挥程式、射击修正法则,兼顾射击开始诸元的准备,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难。
“战时司令部工作”科目,内容比较多。有:战斗文书的写作,战术标图作业,部队行军、宿营的计划与组织,炮兵火力的计划和运用,各种战斗方案的制订,演习想定的编写和演习的导演与实施等。
“外军研究”科目。专门针对假想敌——苏军——进行学习和研究,把苏军师、团两级进攻战斗的战术原则了解了个透,并熟练掌握了苏军摩托化步兵师、坦克师和空降师的编制、装备情况,为学好我军战术,正确使用我军兵力、兵器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要做到知己知彼。


“政治”科目,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讲述了三大规律和六对范畴,并要求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讲述价值规律、货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由于概念性的东西太多,大家都不是很认真地学,认为考试能保持在80多分就行了。
班里有个大会议室,除了组织政治学习和布置日常行政事务外,就是每周6晚上放电视。寒假以前,电视上正热播美国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班里一些老参谋不屑于象我们这些底子浅的人一样认真,每次放电视照看不误。由于宿舍离会议室很近,经常被观众的高声喧哗和兴奋的喝彩引得心里直痒痒,便抽空去看过几次。哈!蛮有意思的。
这个电视剧讲的是二战后期,战争越来越残酷,中尉加里森从监狱里找来一些杀人犯、骗子、强盗、小偷,组成一支前所未有的敢死队。这些人各有所长但极具个性,抱着各自的目的加入这支队伍。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纵横于欧洲各国,深入敌后,一次次潜入敌军,营救战友,轰炸雷达站,绑架德军元帅,偷取秘密情报,盗取德军物资,摧毁敌人计划,打击黑帮团伙,把德国人骗得晕头转向。这些人虽然是在押的囚犯,但却骁勇善战,风趣诙谐,即使是最危急的时刻也不忘幽它一默。虽然他们常常抱怨任务艰巨,偶尔也有小偷小摸,甚至于关键时刻撒手离去,但是正是这些缺点使情节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加可爱。难怪大家一阵阵喝彩呢。
寒假离开前,该电视剧已放到戴着听诊器偷开保险柜那一集。寒假回来后,发现这部电视剧不放了。大家便好奇地四处打听,原来是那里面的很多偷盗技术被我们的小偷学会了,比如戴听诊器偷开保险柜。听说成都就发生了这种事,把银行金库都偷了。还有其他的负面影响,比如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等。为了年轻人学好,国家文化部门明令禁放了。
三月中旬,开始放美国的又一部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虽然学习紧张,遇上这么好的电视,还是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去看了几次。剧中的主人公名叫麦科·哈里斯,这位“大西洋底来的人”, 长着类似鸭蹼的双手,力量呼吸都和人类不同,能在深海那样高的水压下自如地游泳。但是,由于他不能离开水时间太长,便成为想得到他并研究他的“坏人”的目标。他常常能很快地与水中的生物如海豚等成为好朋友。他拯救过一个传说中的神秘美人鱼,和她产生一种模糊而美丽的感情。不过无论外界的引诱如何,这位英俊的海底王子,最终还是回到帮助他的女博士伊丽莎白身边。
俗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似乎参谋是不大紧要的角色。可真要当好一个参谋,还真是不容易。日常事务不说,光那参谋业务就够学的。参谋业务归纳起来称为“六会”,也就是“读、写、传、画、记、算”六个字。“读”,就是会识图用图,会阅读军用文书——包括战斗与平时两种;“写”,就是会军用文书的写作与制订;“传”,就是会通信器材的使用、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等;“画”,就是会战术标图和图头字的书写等;“记”,就是各种战斗要素的记述,首长口头命令、指示的记录与整理,火力计划等;“算”,就是会炮兵诸元计算——包括射击开始诸元的计算、测地诸元的计算,行军长径的计算,弹药消耗的计算等。


这“六会”可不是短时间能够熟练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磨练,必须投入很大精力,必须有大量时间保证。不讲别的,单讲一个“画”,就得从“军用标号”开始学起。几百上千个队标,你得牢记它们的图形、定位点、大小、标绘方法;标绘时,一手推移指挥尺,一手插着红、黄、蓝三色铅笔,轮流倒换着标图。图头字必须写得庄重、有力、美观,对于写大字不怎么好的我来说,还真有点压力。班里有好几个图头字写得好的,我就常跑去看人家怎么练习,然后找来专用《图头字集》,利用别人休息的时间,对着学习与临帖。没有那么多的纸,就找老报纸,叠出方格,从寸楷练起。别说,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字慢慢的比以前好看起来。
说实在的,以我个人的体会,当过参谋的人,心都要比一般人细一些;逻辑推理、举一反三的能力,周密计划、统筹安排的能力,辨证思维能力,机关工作能力,都明显强于一般人。唯一的缺点,就是遇事爱思前想后,往往出现举棋不定现象。
上半学年,我个人方面有两件事比较重要。一是接到原部队通知:机关定职时,定了个副连职;工资上调一级,由行政23级调为22级,月工资由53.50元,调为62元。二是与小齐的恋爱正常进行着,心不再旁骛。
下集是之三十四 紧张而有趣的学员生活(四)




[原创][迎春]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之三十四 紧张而有趣的学员生活(四)[蓝剑军团]

上集是 之三十三 紧张而有趣的学员生活(三)。下面请看 之三十四 紧张而有趣的学员生活(四)
宣化炮兵学院的作息时间,执行的是北方驻军的作息时间表。早晨6点半起床,6点40分出操,7点10分收操,7点半早餐,8点上课;中午11点半下课,12点中餐,12点半午休,2点(冬天1点半)上课;下午6点(冬天5点半)下课,6点半(冬天6点)晚餐;7点到9点40分为自习或班组活动时间,10点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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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处塞北,紧靠着坝上草原,这里春天来得很迟,霜冻时间很长,节令也就比我们家乡晚一、两个。班里有菜地,平时都由炊事班的人莳弄,有时干不过来也找学员帮忙。记得已经是4月下旬了,种下的西葫芦(一种类似南瓜的菜瓜)刚刚发芽,由于还有霜冻,每天下午收操或下课后,去用那种象瓷器厂烧瓷碗用的瓷盆子,扣在瓜宕上;第二天早上,又去将瓷盆子掀开,让瓜苗接受阳光的爱抚。
进入9月份,随着西北风的刮起,漫天的尘土灰蒙蒙的,就象四川盆地的大雾一般。这时,梧桐和白杨树的叶子开始凋落,凡是靠着树的地方就落满了树叶。阵风吹来,卷起枯叶,象奔马一样顺风而去。这样,我们每天早上就不是出操,而是拿扫把和圆锹,到责任区扫树叶、埋树叶。南方人可能会问,怎么不烧掉呀?不能烧。因为天干物燥,大风不停地吹,烧起来很难控制。如此,就地埋起来,一可使其腐烂,给树提供养料;二可避免失火。
遇到科目压力不大的时候,同学们也聊些大天,就是四川人所讲的摆“龙门阵”、我们徽州人说的“谈平聊”。谈到对越反击战时,北方部队来的同学总说他们吃了大亏。因为南方打仗,立功机会多,而且真枪实弹、冲锋陷阵,痛快!北方部队整天趴冰卧雪,又担心老毛子早就了解我军布防情况,既设工事不敢用,只得在冰天雪地里砸冰挖工事,那个苦呀,没法形容。每当这时,我们南方的个个眉飞色舞,北方的大发感慨。
我们大凡上课(出操),都是在宿舍楼下集合,以大组为单位带往教学地点(操场)。上室内课时,行进时书包(栗壳色人造革手提包)一律拎在右手,迈着齐步边喊番号边前进。如果去野外操课,则右手拎书包,左手拎马扎,到地方后,按照各自分工坐在相应的位置,然后开始操课。
炮兵连射击的室外科目,是在北山枪代炮射击场进行的。教员姓胡,是一个矮墩墩的、操着四川普通话的、大概50多岁的老同志。他讲解得很细,把炮兵连射击时,观察所的所有动作和程序,都讲得清清楚楚,使那些没怎么接触的学员受益不浅。象我这样的学员,都不大去听,就在下面交头接耳,做小动作,经常惹得老教员不高兴,招来一阵川音训斥。
炮兵营、群射击的室外科目,则在院内枪代炮射击场进行。由于我们大家都没有学过,就都认认真真地听讲,生怕落下什么重要内容。感觉最先进的,就是室内全电子模拟靶场。它是一个大约6×6平方米的沙盘,根据某地的现地形状缩小堆制而成;它的上方是坐标网链,你在它的坐标系里随便点哪一点,只听得一阵轻微的响声后,坐标网链上的微型炮口就对准了该点;按下击发器,一个微型弹丸就会落在那点上,并发出“啪”的一声响。我们最想打的就是营和群的急袭射击,因为可以一次打出去很多的微型炮弹,炸点特好看。


打集群坦克的模拟靶场,设置在一个大型阶梯会场里,学员坐在椅子上,人手一个特制望远镜,对着巨型银幕观看;采用多部放映机,一部放背景,一部放行进的坦克群,再一部或几部放射击效果。教员讲解以后,就从各大组选人上去指挥射击。感觉真新鲜,如同身临其境。
“五一”劳动节放假,正没思量之际,付亚良亮出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说:“大刘,上宣化城去吧?夏季到了,买双皮凉鞋去。”“好啊!我也买双去。”我说。俩人便一起请了假,到学院大门口去搭车,进了宣化城。
宣化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就算百货公司所在的那条街。我俩走进百货公司,物品还算丰富,日用百货基本都有。在楼上的鞋类专柜,亚良挑了双很好看的棕色牛皮凉鞋,我选了一双黑色的,款式很新颖。一问价格,可吓人了,亚良那双要24元,我这双21元。这么贵,要放在其他地方,我可不敢买,那可是我半个多月的工资呀。看到亚良稍微迟疑了一下,掏出钱包数钱了,我也认了,不就21元钱么,或许这双鞋能穿很长时间呢。售货员把鞋子装进鞋盒里,顺带“送”我俩一人一瓶鞋油,我俩提上就下了楼。走到餐具柜台,亚良选了一把不锈钢汤匙和一把不锈钢叉子,我看那不锈钢餐刀蛮好的,就买了下来,又花去8元钱。好了,上这一趟街,花去了半个多月的工资。我那时每月只有53.50元进项,除去交伙食费15元外,老娘的赡养费每月10元是万万不能少的。这个月的花销,打破了原定每月存25元的计划,心想只有下个月再扣喽。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阔绰地花钱,真有点心疼诶。不过,那双鞋子我穿用了十几个夏天,最后襻子全断了,底也磨得薄薄的,只好扔进了垃圾堆;那把餐刀到现在还在用着,从来没有磨过,也一点锈都没有生。
7月中旬,接到黄一良来信,说他经成都军区领导的帮助,在未婚妻董子卿的陪伴下,到解放军总医院来治疗了,约我建军节去北京相聚。黄一良是我们团指挥连的无线排长,我在《凯旋正值春意盎》参战纪实文章里提到过。早在我上学之前,他就跟我说得了“尤文氏”左锁骨肿瘤,刚从重庆三医大诊断明确。专家说,有两种治疗办法,一是动手术,取掉那根锁骨,但以后左肩膀会往里缩,影响形体美;再一种就是保守治疗,不动手术,可以保持形体不变,但费时较长。他问我采用哪种办法好。对我来说,这还真是件大难事,我怎么知道医学的事呢。可又不能不说话呀,思忖了一会,对他说:“你最好多问问医生,看哪种好就用哪一种,我不懂医学,不好表态。”后来,我上学了,但还与他保持联系。
“八·一”建军节放假,正好同星期天挨着,可以休息两天,我便打算去北京301医院,看望在那住院的黄一良。7月31日,向张副主任请了假,开了《军人通行证》;听说班里很多同学约伴去八达岭长城游玩,正好我们同路。当晚,大家上了张家口至北京的火车。“八·一”凌晨,到了八达岭景区,他们呼三喝六地下去了,我便孤身去北京。
大约早上8时左右,到了北京站,下车直奔地铁站,一角钱坐到五棵松。出了地铁站,先奔炮兵司令部招待所,预定住宿;拿着住宿单一看,发现被安排在地下室里,相当简陋。心想,管他的,反正就一晚上,凑合吧。再匆忙买了些吃的,填饱肚子。然后,大摇大摆地从301医院的大门走了进去。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大摇大摆地走进去”?跟你说,部队的大机关门岗相当认真,你如果抠抠缩缩、东张西望地往里走,不论你是否穿军装,肯定拦住你盘问得昏天黑地;假如你大摇大摆地走进去,门岗以为你是里面的工作人员,不但不拦你,还会向你敬礼,你若穿“四个兜”的话。
好不容易找到放射科病房,老战友异地相逢,加上小董又是我高中的低一级校友,别提多高兴了。只见黄一良穿着一身病号服,趿拉着一双软底鞋,嬉皮笑脸洋兮兮的,气色也挺好。寒暄了一会,黄一良建议去天安门广场玩玩。我说:“穿着病号服能出去吗?”“我有办法。走,从地道走。”他说。下了地道,原来是用来运东西的通道,两边堆放着木箱、竹篓、纸盒等杂物。黄一良从一堆木箱中取出军装,将病号服卷巴卷巴又放进去,然后穿上军装,一起走出来。
这天,我们游玩了天安门、颐和园和动物园,蛮开心的。中饭由我开支,花钱不多。午饭后,黄一良由于下午四点前必须赶回病房,我就送他俩回到301医院门口,互致道别,目送他俩进去后,我就直接去了招待所。
看看天色还早,就到大门外的街道上遛达遛达。这条街道位于五棵松地铁站的西边,道路的北侧是炮兵司令部,对面是装甲兵司令部,好象还有铁道兵司令部;老长的街道两边,基本上都是军事机关的办公楼,以及这些机关的招待所。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了,干脆起床去火车站买票。票买好后,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南侧。此时,太阳升起不久,一群群的乌鸦从紫禁城里飞出来,迎着朝阳“哇、哇”直叫地飞去。此情此景,使我想起去年上学路过这里时,那个傍晚的景象,也是一群群的乌鸦从四面八方,飞向紫禁城和各个门楼,只听得一片“哇、哇”声。为何如此?大概是能够让它们栖息的地方太少了吧,紫禁城里和门楼上斗拱很多,可供做窝的地方肯定不少,夜晚又不会有人骚扰,故而趋之吧。
下集请看之三十五 放弃留校,还是回原部队吧


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之三十五 放弃留校还是回原部队吧

上集是之三十四 紧张而有趣的学员生活(四)。下面请看 之三十五 放弃留校,还是回原部队吧
七、八俩月,由于天热,不便野外作业,主要进行室内科目,也就是“三自”演习的学习与训练。所谓“三自”演习,就是“自编”、“自导”、“自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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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编”,就是给你一个战术题目,比如“陆军第××师炮兵群××地区野战阵地防御战斗”,再发给两套某地的地图,以及红、蓝两军的编制装备和可能配属、加强的兵力兵器表。要求根据所学敌、我军战术理论,编写《陆军第××师炮兵群××地区野战阵地防御战斗演习方案》,并据此标绘“陆军第××师炮兵群××地区野战阵地防御战斗首长决心图”和“陆军第××师炮兵群××地区野战阵地防御战斗火力计划图”。
“自导”,就是根据经教员审核批准的演习方案,编写导演程序,诸如:天文时间与作战时间的换算与安排,弹药消耗量的计算,部队出发、展开、投入战斗的时机及在各战斗时节的动作,等等。
“自演”,就是战术教研室领导带着一群教员,根据你写的方案,逐时节给你出情况,由你作出判断,定下决心,指挥部队行动和运用火力。
炮兵学院评定学员的学业等次,主要看平时成绩和毕业考试成绩。平时成绩是学一门考一门,毕业考试是在总复习以后进行。我的平时成绩,军事课由于很认真,每门都在90分以上;政治课则不很认真,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都只考了85分。心想,反正“全优学员”评定主要是看军事课成绩,政治课保持良好就行了。
进入九月份,天气开始转凉,学习也逐渐转入复习阶段。听说各教研室给我们划定了复习范围,要求认真复习,准备迎接毕业考试,大家可高兴了。谁知拿复习范围跟教材一对照,我的天呀,几乎把每一章每一节的“复习与思考题”全划上了。要知道,我们的教材都是一寸多厚的八开大本,摞起来有将近两尺高。大家叫苦不迭,便央求教员和教研室主任,请求开恩把范围划小一点,回答是“不可能!”并说:“为了你们能够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能够在今后的实践中很好运用,只能也只有这样办!”话说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好说的,认了吧。
复习初期,每天上午,各大组集中在小教室上辅导课,听任课教员择要讲解复习思考题,我们觉得还不错。谁知有人反映到院领导那去了,认为这样做达不到复习效果,更不利于学员自己动脑子。于是,取消了辅导。如此,就得每本教材从头翻到尾,逐题解答,写出答案。嘿嘿,做好的复习题解,摞起来也有一尺多高。


光写出来还不行呀,必须背进去。宿舍里四个人,我和付亚良还能保持安静,因为都是当计算兵出来的,背书能够不出声;刘玺和黄俊宪俩人做不到,不出声就没法背进去。我就提议:除了下雨天外,都到古城墙上去背书,那里想分开时就分开,想碰头时就碰头,空气又好,就是冷一点,无非多穿点衣服。他仨同意。
前面说过,我们当时作兴“一帮一,一对红”,我和刘玺刚入学时就结了“对子”,复习时更要这样。临毕业考试的前十天,我和刘玺轮流出题,由对方解答,检验背记的效果,交流复习题解,指出不足,相互取长补短。
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有这么一道题:试用对立统一规律,谈谈在战斗中运用炮兵火力的体会。刘玺由于是政工干部改行来学参谋的,这种体会就显得单薄一些。我则结合在四号桥战斗中,突破“安全界”规定,指挥炮火一举摧毁严重威胁我步兵安全的越军支撑点这个事例,谈了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也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对立的双方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不是吗?一方面,我炮兵射击安全界规定,射击目标必须距我前沿步兵200米以上;另一方面,我步兵已经处于越军支撑点所处土坎的下方(土坎高约5米),安全距离几乎为零。打还是不打,就成了一对矛盾。而在当时情况下,根本容不得多犹豫。凭着扎实的基本功和对全团火炮性能的了解,我选择了先往目标后方试射,采用目测偏差法修正,最后将炸点导引到目标上来的办法,一举摧毁了敌支撑点,既保证了射击效果,又没有伤及我步兵。刘玺觉得我这个体会很好,也写进他的答案中了。
9月中旬的一天中午,1980年3月入学的侦察参谋第13班学员、我们师炮兵科的副科长武凤海跑来找我,邀我一起去看韩志刚副师长。一问情况,原来老团长韩志刚正在宣化炮院参加“炮兵战术高级研讨班”学习。便赶快与武凤海一起前去看望韩副师长。“炮兵战术高级研讨班”就在我们宿舍西侧那座新落成的大楼里,很容易就找到了韩副师长。互致问候后落座,武副科长赶紧向副师长汇报学习情况。
韩副师长是河北人,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在我们炮团是老资格了。1979年2月23日,他被任命为我们师分管炮兵的副师长。我原来就是韩副师长手下的兵,1978年9月1日,还是他亲自到庙儿岗片组织会操,专点我那个班出列,从单兵基本队列动作,一直做到班队列全部动作,对我进行现场考核,以检验余光辉副团长的举荐是否恰当。也就是那次会操后不久,我被破格提拔为加农炮2连1排长。我算是早就领教了他的厉害,所以一直对他有点敬畏。此时见到他,心里还直打鼓。轮到我汇报时,由于紧张,只是简单地汇报了一下,很不全面。就是这样,脸还憋得通红。后来怎么结束谈话,怎么下楼回宿舍的,全都模糊了。此后,武副科长再也没有邀我去看过副师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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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凤海副科长,北京顺义人,1969年冬入伍,1979年紧急战备时任447团炮兵股长,1980年初提任师炮兵科副科长;1982年提为炮兵科长,1984年底任我们炮兵团团长,在我当营长期间,给了我很多关照;1985年底部队精简整编时,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同意我“编外”的要求,使我能够顺利地调回家乡。我从内心感谢他,也深为不能继续支持他而内疚。
11月下旬,进入毕业考试阶段。那考试可是不能作弊的,谁作弊抓到就会被开除学籍,谁傻了才干这事。大家憋足了劲,向“全优学员”冲击。随着一门门考试成绩公布,大家明里相互道喜,因为班上大多数学员,军事科目成绩都在90分以上;暗地里互相盯着找不足,准备在评比时拼一拼。我的成绩是:战术90分,射击93分,司令部工作94分,外军研究95分,政治98分。如果按照当初的规定,我稳拿“全优学员”,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政治能拿到98分,而且全班乃至全系就只有我和刘玺俩人是98分,其他人都在98分以下,实在出乎意料。我分析,可能是我俩都做了选择题(三选一)里,那道“试谈如何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指挥炮兵射击的体会”的题目,正好与我们复习时做的题目一致的缘故。
12月上旬,全军炮兵院校和培训单位,纷纷前来挑选教员。成都军区炮兵训练大队也来了几个人,准备在从成都军区部队来上学的学员中,选拔几名教员。这些人里有我一个同乡战友,就是原来一营部侦察排长施照荣,他是1980年初被选调到那里去的,很想我也到炮训大队去,他们的领队也有意选我。但是,我对炮训大队不大感兴趣,就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后来,我们班里从西藏部队来的李建明和刘玉民同学,从13军38师来的曾一书同学,以及侦察参谋班的几个同学,被他们选去了。
也在这段时间,班里的周政委找我谈话,他操着胶东话音开门见山对我说:“小刘,没想到你这个‘营’(人)不显山不露水的,政治考试比其‘托’(他)学员分数高好几分。学院对你的成绩比较满意,经过全面衡量,准备让你留校,到马列基础教研室当教员,你看如何?”说句心里话,我对搞政治确实没有兴趣。原因很多,特别是跟倪修仁之间闹矛盾后,对搞政治的人产生了严重偏见,认为都是些靠耍嘴皮过日子、随风倒的人,着实不屑。然而,心里尽管不愿意,嘴上还不好明讲,或许政委是好心呢。于是,显得很突然地对政委说:“谢谢政委的关心!是不是这样,我先考虑一段时间,再向您汇报,好吗?”“那你什么时候能答复我?”政委说。“半个月内肯定行。”我说。“那你抓紧时间,我等你的答复。”政委说。
离开政委办公室,我思量了很久。考虑了几个因素:一是对搞政治不感兴趣。二是自己确实喜欢搞军事,尤其是参谋业务。三是当初上学时,告诉我是“哪来回哪”的学员,自己早就做好回原部队的思想准备。四是对北方的伙食不适应,我从上学的第二个月开始,每天上午9点多钟就开始泛胃酸,胃口越来越差,为了学业,也就坚持熬下来了,不就一年半么;如果长期这样,那怎么受得了。五是应该征求一下团里的意见,也算是有始有终。


于是,先给余光辉团长和顾善德股长各写了一封加急信,征求他俩的意见。好在那时邮路还通畅,不到10天就收到了他俩的回信。俩领导都明白告诉我:毕业后立即回团里工作,顾股长很快就要调任师炮兵科参谋,杨清洲参谋可能要转业,侦察股等你回来支撑;余团长马上调任师司令部副参谋长。既然如此,我就下了决心,放弃留校任教机会,还是回团里去吧。
当我向政委汇报自己的决定后,政委不无惋惜地说:“小刘,不瞒你说,学院原来准备把你们这批留校的同志,送到相应的地方大学去进修1年,比如原来跟你说的那个岗位,就是到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学院进修。可惜啦,小刘。”我笑笑说:“是可惜了一个好机会。不过,我还是回原来部队算了。谢谢政委!”实际上,政委在上次找我谈话后,就做了另外的准备,只是我还排在第一人选。后来,作为第二人选,从昆明军区11军31师来上学的、八小组的孔繁顺同学,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
接下来,就是评选“全优学员”。由于达到当初条件的学员几乎占全班的60%,那怎么行?于是,学院改变了原来的规定,提出了更高标准:平时考试、毕业考试每门成绩都在90分以上。这一改,达到标准的同学大幅减少,因为好多同学跟我一样,平时不大重视政治科目,只是在总复习时下了工夫,毕业考试时才有了好成绩。这样,“全优学员”也就与我无缘了。
12月下旬,是学员离校准备阶段:
23日,参谋系的全体学员,与学院、系、班的领导一起合影留念。
24日,学院召开毕业典礼,宣布“全优学员”名单,我和那些平时不大重视政治课的同学,不无眼红地看着别人上台去,接过那心仪已久的《证书》,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5日和26日,返还皮军帽、皮大衣、皮手套、马扎和绿军毯,整理行装,购买铁路客运通票,办理托运和离校手续,忙得不亦乐乎。
27日白天,大家互相签字赠言,交换联络方式;中午会餐;下午自由活动。我抓紧给小齐写信,告诉她先不回家,直接回原部队;交待她赶快把体检资料和“未婚证明”寄到原部队,以便我尽早办理《结婚证》;请她适时前往部队完婚。晚上,学院举办电影晚会,大家在凛冽的寒风中,顶着霜月观看电影,冻得我们这些南方人两脚麻木,一个劲地跺脚。
28日,我们终于踏上了返回原部队的行程。
30日早晨,火车抵达成都站,签字后就跑到50军招待所,先给顾股长打电话,告诉到达燕岗站的时间,麻烦他找车去接一下;然后倒头休息。
31日早晨8点钟,终于回到了团里,继续担任侦察参谋。
下集请看之三十六 特事特办,独自领取结婚证


[原创][迎春]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之三十七 遵团长令,编写《苏军研究问答》[蓝剑军团]

原创] 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老小刘


人老了爱想过去的事情,而且越早的事情越是记得清楚。
前几年,由于退居二线,身心闲得难受,又不谙琴、棋、书、画、扑克、麻将,正好儿子上大学走了,电脑留在家里,凭着小学的汉语拼音底子,花了点时间,多看了几次别人的操作,也就摸索着上了电脑。这东西好是好,就是上网收费太高,因为我包月太迟,现在包的是60元钱120小时,每天只能上4小时。怎么办?总不能成天打游戏呀。这样,就想到把自己的一生用文字记下来,供后人参考,或许有用。
象我这样年龄的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说解放前的事情没经历过,可解放后的事情差不多全都经过了。我就从自己家说起,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慢慢铺陈。
上集是之三十六 特事特办,独自领取结婚证。
下面请看之三十七 遵团长令,编写《苏军研究问答》
1981年2月底,军务股长罗昌平被推荐去上宣化炮兵学院。司令部一下子少了两个股长,董光枝参谋长着急了。团里研究报请提拔我和军务参谋程启洪,分别担任侦察股长和军务股长。3月底,程启洪的股长任命下达,我的任命却没有下来。由于我当时对提拔的事一无所知,也就没在意,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侦察股年初的事情不算多,也就是拟、发年度《侦察、计算、测地分队训练计划》,协助作训股拟订年度《干部军事训练计划》。这些事对我来说都不用费什么脑子,也就闲时间特多。
刘兆才团长见我比较闲,就提出让我搞个《苏军研究问答》。他跟我说:我们现在的作战对象是苏军,作为师属炮兵,就应该让我们的干部、战士,了解苏军团以下编制装备情况,以及战术运用特点;你最近的任务,就是根据上级下发的资料和你所学的苏军知识,编写一个小册子,把苏军摩托化步兵团、坦克团和伞兵团,及其以下单位的编制、装备情况,以及攻防战斗的战术特点,以问答形式,搞个小册子,发给全团军政干部和连队学习、使用。初稿出来后,给我看看。
这样的差事,对我来说,确实不难,我在炮兵学院专门学过,还是包括苏军师在内的情况,要搞个团以下的还不容易?于是,找来相关资料,翻出炮兵学院编印的《苏军研究》教材,认认真真地编写起来。
未来战场上究竟遭遇苏军什么部队呢?谁也无法预先知道。这样,只能把苏军在战争中可能使用的作战部队,作为研究对象。苏军作战部队的团级单位,当时编制有三种样式,即:摩托化步兵团,坦克兵团,伞兵团。这三种团的编制、装备都不相同,战术运用也不相同。
苏军摩托化步兵团有两种,一种是装备装甲输送车的,一种是装备步兵战斗车的。两者编制相同,辖:团部1;摩托化步兵营3,坦克营1,炮兵营1;侦察连1,通信连1,工兵连1,防化连1,防空连1,反坦克导弹连1,运输连1,维修连1,卫生连1;供给排1。不同的是装备和人员数量。
装甲输送车团主要装备有:中型坦克40辆,水陆坦克3辆,装甲输送车96辆,特种装甲车36辆,反坦克导弹发射具12部,反坦克导弹发射车9辆,120迫击炮18门,122榴弹炮18门,23四管自行高炮4门,萨姆-7防空导弹发射具30部,萨姆-9防空导弹发射车4辆,40火箭筒121具,73火箭筒6具,各型汽车282辆,便携式雷达1部。全团人员数量为2375人。


步兵战斗车团主要装备有:中型坦克40辆,水陆坦克3辆,步兵战斗车90辆,特种装甲车42辆,反坦克导弹发射车9辆,120迫击炮18门,122自行榴弹炮18门,23四管自行高炮4门,萨姆-7防空导弹发射具30部,萨姆-9防空导弹发射车4辆,40火箭筒118具,各型汽车258辆,便携式雷达1部。全团人员数量为2270人。
苏军坦克团编制有:团部1;坦克营3;摩托化步兵连1,防空连1,侦察连1,通信连1,工兵连1,防化连1,运输连1,维修连1,卫生连1;供给排1。人员数量为1220人。主要装备有:中型坦克95辆,水陆坦克3辆,步兵战斗车10辆,特种装甲车20辆,23四管自行高炮4门,萨姆-7防空导弹发射具6部,萨姆-9防空导弹发射车6辆,40火箭筒13具,各型汽车200辆,便携式雷达1部。
苏军伞兵团编制有:团部1;普通伞兵营2,步兵战斗车伞兵营1;反坦克导弹连1,反坦克炮兵连1,炮兵连1,高炮连1,通信连1,工兵连1,运输连1,维修连1,卫生连1;侦察排1,防化排1,供给排1。人员数量为1689人。主要装备有:40火箭筒81具,73火箭筒4具,23双管高炮6门,85反坦克炮6门,120迫击炮18门122榴弹炮6门,反坦克导弹发射具6部,反坦克导弹发射车9辆,萨姆-7防空导弹发射具9部,伞兵战斗车32辆,特种装甲车11辆,各型汽车101辆。
苏军当时有三种类型的坦克营,即:坦克团属坦克营,摩托化步兵团属坦克营和摩托化步兵师属独立坦克营。
坦克团属坦克营主要装备有:中型坦克31辆,装甲指挥车1辆,油罐车3辆,电台73部,AK47冲锋枪197支,手枪24支,卡车12辆,其他车10辆。
摩托化步兵团属坦克营主要装备有:中型坦克40辆,装甲指挥车2辆,油罐车3辆,电台73部,AK47冲锋枪197支,手枪24支,卡车12辆,其他车1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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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化步兵师属独立坦克营主要装备有:中型坦克51辆,装甲指挥车2辆,油罐车8辆,电台96部,AK47冲锋枪293支,手枪39支,卡车22辆,其他车54辆。
苏军当时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摩托化步兵营,即:步兵战斗车营和装甲输送车营。前者编制人数为417人,后者编制人数为435人。
步兵战斗车营主要装备有:步兵战斗车30辆,120迫击炮6门,萨姆-7防空导弹发射具9部,40火箭筒29具,装甲指挥车3辆,卡车17辆,其它车13辆,电台64部,轻机枪54挺,AK47冲锋枪309支,手枪54支。
装甲输送车营主要装备有:装甲输送车32辆,萨姆-7防空导弹发射具9部,反坦克导弹发射具4部,73火箭筒2具,40火箭筒29具,装甲指挥车3辆,卡车17辆,其它车13辆,电台70部,轻机枪54挺,AK47冲锋枪326支,手枪55支。
苏军当时有普通伞兵营和战斗车伞兵营两种类型,前者编制人数367人,后者为424人。
普通伞兵营主要装备有:120迫击炮6门,萨姆-7防空导弹发射具3部,反坦克导弹发射具3部,73火箭筒2具,40火箭筒27具,电台28部,轻机枪29挺,AK47冲锋枪243支,卡车15辆,其它车8辆。


战斗车伞兵营主要装备有:伞兵战斗车32辆,120迫击炮6门,萨姆-7防空导弹发射具3部,40火箭筒27具,电台46部,轻机枪29挺,AK47冲锋枪324支,卡车14辆,其它车8辆。
苏军当时的作战指导思想,有六个方面。即:
一、强调积极进攻战略;
二、既准备打核战争,又准备打常规战争;
三、主张突然袭击,先发制人;
四、力求速战速决,同时准备打持久战;


五、强调以战略火箭军为首的诸军(兵)种协同作战;
六、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宽正面、多方向、大纵深、高速度进攻。
苏军在战争初期的准备措施,也是六个方面。即:
一、 建立战区指挥体系;
二、 先敌进行战略展开;
三、 做好动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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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完成战场准备;
五、 加强战略侦察;
六、 制定作战预案。
苏军进攻作战的基本观点是:
一、 依赖火力优势,特别是核火力突击;
二、 依赖坦克制胜;


三、 强调快速机动,从行进间发起进攻;
四、 强调实施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进攻,并广泛实施迂回包围;
五、 强调以战役战术空降配合作战;
六、 强调隐蔽、突然和夜间行动。
苏军摩托化步兵团和坦克团进攻作战的特点是:
一、 火力准备时,火力突击时间短、密度大、纵深大;


二、 重视使用自行火炮和战斗直升机进行火力支援;
三、 核突击、坦克突击、空降突击相结合;
四、 进攻正面宽、纵深大、速度快;
五、 从行进间直接发起进攻;
六、 广泛实施战术空降;
七、 重视隐蔽、突然和夜间行动。


苏军摩托化步兵团和坦克团进攻作战的弱点是:
一、 车辆多,行动不易隐蔽;
二、 受地形、道路限制大;
三、 易突出冒进,形成孤军深入;
四、 战斗消耗量大,技术和后勤保障困难;
五、 兵种协同困难,战术呆板模式化。


苏军摩托化步兵团和坦克团防御作战的基本观点是:
一、 构成大纵深、多地带的防御体系;
二、 扼守重要地域,组成支撑点式的环形防御;
三、 火力配系、工事构筑和障碍设置相结合;
四、 能够防原子、防坦克、防空袭;
五、广泛机动火力、兵力和兵器,适时进行火力反准备和反冲击。


苏军摩托化步兵团和坦克团防御作战的特点是:
一、 火力配系较严密;
二、 兵力配置纵深大、梯次多,以连支撑点为基础;
三、 工事构筑快,障碍设置多;
四、 有较强的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广泛机动兵力、兵器,适时实施反冲击。
苏军摩托化步兵团和坦克团进攻作战的弱点是:


一、 兵力部署间隔大,有利于对方穿插迂回;
二、 作战消耗大,持久作战能力差;
三、 由进攻转入防御时,兵力兵器不足;
四、 机械化作业受地形限制大。
······
经过两周时间的编写,一本囊括苏军团以下作战单位诸要素——编制、装备,作战特点、观点、弱点,核火力条件下和常规火力条件下攻防战斗的任务、战斗编成、火力配系,可能加强的兵力、兵器等等——的小册子,完成了初稿。这本小册子,采用问答形式,将苏军团以下作战单位攻防战斗中的各种要素,解析得明明白白。刘兆才团长审阅后,提出尽量缩短点,做到少而精。我根据他的指示,对初稿进行了精简。然后交给打印室打印,再发下去。


下集请看之三十八 结婚蜜月,从成都站前旅馆开始



原创][迎春]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之三十九创新训练方法,探索“侦察班训练”新路子[蓝剑军团]

上集是之三十八 结婚蜜月,从成都站前旅馆开始。下集请看之三十九
创新训练方法,探索“侦察班训练”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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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班训练或实战时的主要任务,简单点说,就是侦察发现目标,为指挥员提供准确的射击开始诸元,协助指挥员观察炸点,修正距离和方向,将炸点导引到目标上去。工作程序:首先由主、侧观侦察兵使用观测器材,侦察发现目标、交会目标、分别报出交会分划;其次由计算兵根据交会分划和两观基线,图解或计算出观目距离和观目方向或目标坐标,然后根据炮阵地和目标的坐标,求出炮目距离和炮目方向,加上弹道气象条件修正量,得出炮阵地射击开始诸元;再其次,求出方向比和修正率,为指挥员进行射击修正作好准备;最后,当炸点出现时,根据试射法则,协助指挥员观察并报出炸点对目标的距离和方向偏差量,以便指挥员进行射击修正。
当时,炮兵连侦察班装备的观测器材有:2部方向盘、1部炮队镜、1部1米对空测距机和2具8倍望远镜。除了观、通、炮、驾联动训练时必须有1部方向盘在阵地外,平时训练这些器材都得带上。但是,有的侦察兵不大愿意背那个沉得很的炮队镜,也懒得带那个象迫击炮炮筒一样的测距机,就只带2部方向盘和1具望远镜(班长使用)出去。反正主观和侧观各有一部观测器材就够了,免得炮队镜、测距机背去也是闲着,还不如放在家里稳当些。
一米对空测距机一般不用,只有当战术规定“只有一部方向盘可用”时,才派得上用场。这时,方向盘操作手一旦发现目标,就指示给测距手,由测距手测出观目距离,计算兵根据方向盘操作手报的标定分划和测距手报的观目距离,求出目标坐标和射击开始诸元。
炮队镜实际就是潜望镜,主要是为了便于隐蔽。因为炮队镜一般都配置在侧观,那里相对主观来说,缺少保护措施,隐蔽要求就更高些。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侧观必须尽量隐蔽。
炮兵侦察班训练,通常由连长或指挥排长或班长带着,满山遍野地跑,看到哪个地方便于展开观察所,就在那个地方展开作业。作业程式,就是按照《观测教程》的规定,从接受任务开始,经过现地勘察、占领并展开观察所、熟悉目标区域地形、调制方位物和遮蔽界要图、发现目标、指示目标、交会目标等程序,最后由计算兵拿出射击开始诸元。至于目标的种类、性质、位置,则全凭指挥员随意说一个,如:对坟墓及墓碑,称之为“暗堡”或“机枪火力点”;对独立突出物,则称之为“迫击炮”;对水渠,则称之为“堑壕内步兵”;等等。最多私下里加一句“以某某位置为观测基准点”。
这样的训练,缺乏针对性,与现代战场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因此,怎样才能让侦察班训练更符合实战要求,已经成为炮兵训练主管部门研究的新课题。


1981年6月初,成都军区炮兵部伍部长,带领侦察处夏处长和50军炮兵处王大学处长一行,来我团调研。刘兆才团长、冉懋怀副团长、董光枝参谋长等陪同,检查了几个连队的侦察班训练情况后,提出“改革侦察班训练方法,探索侦察班训练新路子”的要求。指出,要根据未来作战对象在攻防战斗中的可能配置来设置目标,然后由侦察班“背靠背”(就是不知道目标设置情况)地去侦察发现目标。
大概我团的几个领导相信我能搞出点名堂来,抑或是想把这个好事揽在我团,也好向上争取训练经费和器材,就将这个课题要来交给了我。好啊!我刚刚编写了《苏军研究问答》,对苏军师以下编制装备、战术要求、攻防作战特点等等,已经烂熟于心,舍我其谁?!就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其实,我不想接受也得接受呀,不是还想当股长么。
任务接受下来了,具体操作还是要费点神的。
首先,得定个侦察范围。针对未来战争中可能担负的战斗任务,我确定以“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斗”为探讨方向。未来作战对象——苏军——野战阵地防御战斗中,通常以连(排)为单位,构筑阵地,配置火器。一个连的阵地幅员通常为200×300或300×300米,连与连之间的间隔为1000米左右,一个营的防御正面为3到5公里,纵深为2到3公里。其兵力配置通常编为两个梯队,三个连成前或后三角形配置。成前三角形配置时,第一梯队1个连,第二梯队2个连;成后三角形配置时,第一梯队2个连,第二梯队1个连。这就意味着我设置的目标,必须符合上述布局。
我军炮兵战术要求,侦察班必须在炮兵连(营)战斗队形中行动;实战中,一个炮兵营(连)通常支援一个步兵营(连)战斗。而我炮兵观察所配置位置,一般距离敌前沿1000到1500米,最近不得少于500米。
综合敌我情况,我决定侦察范围为:敌阵地前沿至纵深1500米,正面1000米。这样定,既符合炮兵连(营)战时担负任务的要求,又满足了炮兵连(营)观测器材最佳观测距离(3000米)的需要。


其次,得定个目标设置方案。苏军摩托化步兵营的火力配系,由步兵武器火力、炮兵火力、迫击炮火力和反坦克火力组成;而其步兵武器火力,又由各连支撑点内的冲锋枪、机枪、步兵战斗车或装甲输送车车载机枪的火力组成。这些兵器不可能露天部署,肯定有相应的工事;各种兵器形成火力点,有机结合从而形成支撑点。因此,目标就必须按照这些兵器的可能位置来设置。于是,我拟了个方案,将侦察对象的级别、兵器类别和配置位置一一列出。这样,实际操作中就有了依据。至于具体设置,则须依现地地形来定。
再次,得定个侦察班做“试点”。经与团首长研究,决定抽榴弹炮6连侦察班担负“试点”任务,我为教员兼负责人。
团首长对我说:你最近就搬到榴弹炮2营去,立即开始“试点”;训练场地,尽量不要离营区太远,你自己选;训练经费,本着节约精神尽量节省使用,你自己把关;为期一个月,7月底拿出“试点”总结来;榴弹炮2营的领导已经接到通知,他们会大力支持你工作的。
当天下午,我就卷起铺盖搬到2营部去了,晚上与营连领导一起会商了“试点”事宜。最后确定:6连侦察班白天不参加站岗,全力以赴搞“试点”;侦察班食宿回本连队,野外训练不能按时回连就餐的,按标准给以退伙和补助;副营长许绵峰协助我抓“试点”。
庙儿岗及其附近地域,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那里是我当战士6年,当排长3个月的地方,我对那一带的地形地貌,可以不谦虚地讲,是了如指掌啊。夜里,我在脑子里画了张图,将观察所设在茶山上,将目标区域设在红珠山顶、40医院一线山丘至“天下名山”牌坊地域,最近距离500米,最远距离2500米,基本符合预设情况。
第二天上午,我带上6连侦察班,以连测战斗队形的名义,沿红珠山、报国寺、西南交大、马路桥、冠峨场一线边连测边看风景,让他们高兴高兴;回营区后,让他们下午整理连测成果,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休息一个下午。而我自己则利用下午时间,到预想目标区域现地勘察地形,确定目标具体设在哪个位置,然后做好记号。


第三天,带着侦察班前往茶山,要求他们在有战术背景的情况下占领观察所。呵呵,没过几分钟,一个个都搞好了伪装帽,也就是树枝绕的圈圈帽,估计他们正想借此遮阳呢。按照战术要求,大家到了茶山顶部的北侧。我给班长指示了目标区域,明确了方位物,给了茶山顶部那个控制点的精确坐标和高程,命令他们立即占领并展开观察所。
观察所展开后,我就按照侦察兵通用语言,逐个指示目标,要求他们准确提供各目标的坐标和高程。经过好一通忙乎,侦察班拿出了目标坐标与高程一览表。
后来的十几天里,除了星期天和下大雨,几乎都到野外去训练。下大雨天,就在室内给他们讲解敌人攻防战斗中,各种兵器可能的配置位置,使他们心里有数。这样,实际训练中,就能较快地接受目标指示,从而争取时间。因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只有用时最短的一方能够抢得先机。
7月中旬,“试点”结束,我也打道回团部,着手写“试点”总结。总结的最后部分是“建议”,我重点提出:象“试点”这样的训练方法,虽然比较接近实战,但并不能促使侦察班逼真地进入角色,是否可以采用“对抗”形式来组织训练。亦即数个侦察班分别展开观察所,显示分队统一显示目标,各侦察班分别决定目标坐标与高程,以呈报结果的先后及精度确定名次。若能这样开展训练,侦察班的训练水平将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下集请看之四十 大桥驻训,初次领略司令部实际工作


[原创][迎春]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之四十 大桥驻训,初次领略司令部实际工作[蓝剑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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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驻训,初次领略司令部实际工作


炮兵团司令部当时编制,除了参谋长和副参谋长俩外,就是六个部门,按顺口溜是“作、侦、通、军、机、管”,也就是作训股、侦察股、通信股、军务股、机要股和管理股。就在我抓“侦察班训练改革试点”期间,团司令部人员作了很大调整。
原先从榴弹炮2连调任师炮兵科当参谋,后又到军炮兵处当参谋的严兴科,由于妻子在40医院当护士长,组织上为了照顾其夫妻关系,被调回来出任副参谋长。成俊昌副参谋长转业回甘肃老家了。
作训股股长吴培龙与师炮兵科参谋赵建华对调。吴培龙去师炮兵科任副科长(正营级)。原来从我团1营调任师炮兵科参谋的赵建华,则调回团接任作训股长。这个股的人员已经满编,股长带俩参谋和一个测绘员。分管观察所训练的参谋,是1978年我带训的计算兵“尖子”、获得成都军区大比武“炮兵计算兵第一名”的尹跃刚;分管阵地训练的参谋,是1978年获得大比武“炮兵瞄准手第二名”的吴兴国;测绘员是1978年获得大比武“测地兵第三名”的陈镇宏。个顶个的技术超群,实力可强了。
侦察股加了个参谋,就是从团轮训队队长任上调来的孙建军。这下可好,我这个副连职参谋,要管人家正连职参谋。虽说孙参谋没表露出来,可分配工作时还是难免尴尬。不过,或许他心里明白,我很快就要提任股长的,而且比他早两年当兵,他没有与我抗争的必要。
通信股的庞股长转业了,老参谋韩炳哲提任股长,调来1978年大比武中获得“无线兵第二名”的陈金河当参谋。
军务股人员也是齐的,除了程启洪股长外,刚从广州军事体育学院培训回团的刘华雄被分来当军务参谋,另外就是保密员昃向春。


机要股的张股长转业了,从兄弟团调来一个股长,加上原来的李参谋,正好够编。
管理股老股长也转业了,“汤圆”袁作兴有幸被师首长看中,调任师招待所所长,从其他团调来个股长,又把机关食堂司务长小米提为管理员,加上司令部协理员和警卫排排长和汉宝,也算齐装满员。
司令部的工作,平时主要是计划安排、组织实施、检查指导、考核验收各分队的军事训练,以及对战士的行政管理,事务相当繁杂。战时工作则相对程式化一些,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组织战斗时,主要有十一项:
一是组织侦察。
二是下达预先号令,计划安排工作。


三是准备资料、提出报告和建议。
四是组织现地勘察。
五是传达首长决心。
六是组织协同动作。
七是组织指挥所。
八是组织通信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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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是组织战斗保障。
十是组织部队开进和展开战斗队形。
十一是检查各分队的准备情况。
战斗实施时,主要有四项:
一是掌握、报告情况,提出建议。
二是传达首长命令、指示,协调各分队的行动。


三是保持顺畅的通信联络,组织指挥所的转移。
四是不间断地组织各种保障。
战斗结束时(以撤离战场为例),主要有六项:
一是修改原撤离战场计划。
二是组织调整勤务和战斗保障。
三是派出掩护分队,控制交通要道与重点位置。


四是组织打扫战场。
五是救护伤员,安葬烈士,后送俘虏和战利品。
六是销毁不能带走的物资、器材。
对于司令部工作,在炮兵学院学习时,理论上是掌握了,实际工作却没怎么做过。即便是1979年打仗期间,由于被派到前进指挥所担任侦察参谋,所以,对司令部战时的工作,也只知道有关侦察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下发侦察指示,标绘侦察计划图,搜集与整理有关敌情、地形的资料等。对于作训、通信、军务、机要、管理各股的工作,则不甚了了。
7月底,一年一度的野外驻训又开始了。这一次的驻训地点,还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大桥地区;驻训课题是检验部队“走、打、住、藏”的能力。“走”,就是看摩托化行军与战术演练过程中,指战员如何走得动、走得快、走得准时、走得到位;“打”,就是实弹射击是否打得准、打得好、打得安全;“住”,则看部队怎样利用民居和帐篷,安全、有秩序地住下来;“藏”,则看部队千把人、百余辆车和几十门火炮,能否很好地隐蔽行踪。
司、政机关和1营驻扎在大桥村,2营和后勤在大桥镇,3营在下额瓦村,4营在上额瓦村。我们司令部的人员被安置在大桥木材加工厂里,住宿和办公都在厂部的木楼上。安顿好住处后,立即开始部署演练。


首先是首长、机关确定课题,勘察地形,制订方案,标绘各种图表。课题确定为:在敌方严密空中监视下部队的行动与隐蔽。勘察地形时,团长、参谋长亲率作、侦、通三部门人员,沿大桥镇、大桥村、下额瓦村、上额瓦村至九道拐之线,现地勘察道路两侧的山谷、冲沟、雨裂、树林、灌木丛,为各分队区分隐蔽地域等。制订方案,则根据现地勘察的情况和各分队人员、车炮数量,安排具体事项,诸如:各隐蔽位置的出土量,遮蔽物的采用地点与种类,隐蔽位置构筑完成时限等。标绘各种图表,则由各部门根据本部门的职责要求,标绘相关的图表,如侦察股此时的工作,主要就是搜集敌方空中监视器经过的时间、可能扫描区域的带宽、路由等信息,并在地图上标绘出来。
标绘图表时,由于场地狭小,带去的标图桌根本无法铺展大幅图表,只好铺在楼板上,人脱了鞋子趴在图上标绘与注记,可难受了。
当机关忙于室内工作时,各分队则紧锣密鼓地修筑隐蔽工事、出入道路,遮蔽暴露的新土和路面。经过检查验收,基本符合要求。接下来,就是组织分队演练。
炮兵部队的“走”,都是摩托化,也就是乘车行进。要想隐蔽不被发现,就需要很好伪装。车炮都配有制式伪装网,但是,在热成像观察仪器监视之下,伪装网遮盖不了汽车发动产生的热量,很容易暴露。怎么办?只有用大量新鲜树枝盖在车上。经过几次实验,效果还好。
“藏”,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度可不小。课题要求部队行进间,在敌方空中监视器经过之前的几分钟内,向道路两侧紧急疏散隐蔽。实地演练时,人员倒好办,车子一停,很快就能隐蔽起来。车、炮进入隐蔽位置,可就要费点时间了。炮班的人员下车后,迅速摘下火炮,推向火炮隐蔽坑,覆盖上新鲜的树枝野草;汽车则靠带车干部指挥倒进隐蔽坑,然后指挥人员给车子和进出路面,覆盖上新鲜的树枝野草。由于时间有限制,指战员们紧紧张张得忙完这些,一个个汗流颊背,累得够戗。
接受上级检验的时候到了。那天上午,天高云淡,艳阳高照。行军纵队按照战时要求,从大桥镇出发,直向九道拐开去。当先头车辆到达九道拐时,传来紧急疏散隐蔽的警报声。只见一阵忙乎,人员、车辆、火炮全都不见了。忽然,头顶上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一架空中侦察机沿着我们刚才行进的方向飞来,掠过隐蔽地带上空后,消失在九道拐的山那边。稍顷,传来上级通报:经空中侦察,在限定时间内,没有发现地面目标。团首长高兴地指示:立即解除警报,并通报各分队,大家辛苦了!……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们是事先构筑好隐蔽工事的,如果实战时还能做到这样好吗?对头,问得好!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演练就是演练,只要符合战术课题的要求,就达到目的了。至于实战当中的隐蔽,则视情而定,也可能比演练时更容易隐蔽,当然也可能不易隐蔽,那就要看现地情况如何了。
下集请看之四十一 探亲途中,开水炉边待一路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之四十三 升任股长,执掌政工干部军训队(一) [蓝剑军团]

上集是之四十二 婚姻调解,送人玫瑰手留香。
下面请看之四十三 升任股长,执掌政工干部军训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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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师党委会研究干部工作,分别安排在每年的一、三季度末。这不,我休假刚归队,前去燕岗火车站接我的驾驶员就冲我喊“刘股长”,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连忙说:“不要乱叫,叫刘参谋就行了。”他说:“昨天刚宣布的命令,你已经是侦察股长了。”
这个驾驶员姓潘,是高泉的老乡,以前都是一个营的战友,彼此熟悉。听他这一说,我心中也很舒坦。毕竟师里批准了我的股长职务,使我从副连职一步跨到了副营职。那时机关提升职务,通常是一级一级地来,每升一级至少得2年间隔期。副连职与副营职之间还隔着个正连职,按照间隔期推算,我这个副连职参谋得干满4年才够提升副营职股长的资格,而且中间必须经过正连职任期。想到这些,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归队没几天,团里给我一个任务,去庙儿岗执掌“政工干部军事集训队”,从教员到队长都我一肩挑;“国庆节”第二天开训,十月底结束。呵呵,苦差事呀。大家可能不清楚,那时炮兵团的政工干部很少有从侦察、指挥排长提拔的,大多是从炮兵排长、通信排长和司务长中提拔。他们的军事地形学和射击指挥知识及能力,真的不敢恭维。这期集训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在这两方面有所长进。
政工干部参加军事训练,以前也有过。不过对他们要求不高,所以一个二个的都不在乎,结业考试弄个及格成绩就行了。可这次不行,要求每人每门科目都要达到良好以上成绩,并作为今后考察、提拔的依据,纳入个人档案。提这样要求的背景,就是吸取了“对越反击战”中政工干部多数不会射击指挥,识图用图能力低下的教训。因此,选我这个新任侦察股长来执教兼管理,一可检验我的教学能力,二可提高我的管理水平。可见领导用心良苦。
受领任务后,立即与干部股联系,了解政工干部在位情况,再与各营通气。最后确定下来,全团战斗连队的副指导员12人另加4个预提副指导员,一共16人参加集训。接下来,请领地图、方格图纸、“识图用图”挂图、办公和教学用具等;通知学员自带《识图用图手册》、《射击教程》、指北针、望远镜、三棱尺、作业包、图板、马扎及配套文具等。
本次集训,时间为4周,其中教学和训练不得少于20天,复习1天,考核2天,总结1天,总共24个训练日;集训期间,学员不得请假,不得会客;室内训练场地,安排在加农炮营营部大会议室;室外训练由教员根据科目自定。学员食宿,九里这边1营和团指挥连去的在加农炮营营部,庙儿岗片2、3、4营的回各自连队。


加农炮营是我的老营队,营、连领导都很熟悉。营长原来是加农炮2连的1排排长,1978年我去该排任排长时,他已经是另一个连的连长了,可我俩相互之间都了解。他佩服我的识图用图和射击指挥能力,我钦佩他的行政管理本事。
9月30日,我就到庙儿岗去了。我得准备室内和野外训练场地呀,开训后就没时间和精力了。那天上午,送我到加农炮营去的车刚停下,营长就跑过来热情地招呼,并吆喝他的通信员下楼来,帮我把行李搬到三楼。接着,又是热水瓶呀,椅子呀,桌子呀,架子床呀,忽忽拉拉地搬进来。他说;“让他们去打整吧,你到我房间里休息一下,喝口水。”
我来到他的房间,落座后,他说:“你和九里过来的5个政工干部食宿在我们营部,他们住2楼边上那间房子,我俩住隔壁,可以随时联系。”我心里明白,他的潜台词就是可以就近与我交流识图用图和射击指挥经验,因为他毕竟是从炮排长提拔为射击指挥干部的,在这两方面存有差距;也显示他对机关同志的尊重,以后到机关办事也方便些。
趁他出去接电话的空挡,我梭巡了一下他的书架,发现除了我熟悉的《军事地形学》和《射击教程》等外,还有当时极少见的《厚黑学》和《曹操列传》。顺手抽出《厚黑学》翻看了一下目录,见尽是些怎么整治人、怎么防备人、怎么取得上司赏识等的策略;书页里到处画着圈圈点点和杠杠。暗想:嘿嘿,别看他脸黑皮糙,还很有心计呀;现在研究这些东西,今后肯定了不得!
中午开饭时,他让我与他一桌吃,说:“集训期间,吃饭时我们几个营干一桌,那5个人单独一桌。”哈哈,等级分得挺清的,却使我从心里感到舒服,心想:这家伙还真学以致用呢。在后来几年的相处中,他不论是当营长还是副团长,碰到我都是很热情的,一点虚假的成分都看不出,确实令我感动。我想,大概是我与他不存在竞争吧,他没必要与我耍花招;再说了,我们原来是一个营的,有朝一日他主政时,也要能人相帮的。1986年初,要不是我执意调回家乡,他当团长时绝不会亏待我。
可惜呀,他后来从团长位置上转业后,就地安置在邛崃县公安局当局长,行政职务成了正科,好在工资级别还享受正处级。前一段时间,听老部队的战友说,他2003年得肝癌去世了。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算不如天算呀!还是马虎点好,免得劳神费力,大折阳寿。


扯远了,言归正传。下午,我揣上上半年搞“侦察班对抗训练”时准备的控制网资料和地图,到各个点上去核对,检查标志是否还在,不明显的就弄明显些。顺带沿淹溪沟、红珠山、报国寺、西南交大、马路桥、工农兵水库、冠峨场、鞠槽,绕了一大圈,回到3营部。用指北针上的滚轮在图上一量,呵呵,足足15公里,还不觉得累呢,年轻真好啊!
晚上,就在灯下拟制集训进度表。这次集训的目的,就是使参训干部了解、掌握“军事地形学”的基本知识和“简易法”准备射击开始诸元的方法。具体到军事地形学,就是从“地图比例尺”和“等高线显示地貌的原理”说起,直到“现地判定方位”和“现地定点”;而“简易法”准备射击开始诸元,则需要从《射表》讲起,再到“弹道气象条件修正量”的计算,以及修正量线的图解与应用,直到在方格图纸上图解出炮目距离,在《射表》上查出射击开始诸元,计算出方向比和修正率,最后填制好《射击开始诸元记录表》。我得根据这些科目内容,安排好课时、内容、要求,选好复习题,准备好答案。好在来之前到团指挥连计算班,要回了我1978年准备的三种火炮的《简易法习题集》,省了我许多休息时间,否则就要从头做。
第二天是“国庆节”,当兵的越是节假日,越是紧张,外出名额限制很严,因为要战备值班呀。我么,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做点事情。于是,到农田里挖了些黏土来,先捏成山形,再从底部开始,按1/1、1/2、1/4不等间隔分6层水平切开;又找来6小块玻璃,把切开的“山”坯子一块一块的放在玻璃上阴干。这是用来讲解等高线显示地貌的原理的,顺带还能讲山的各部形态。之所以分6层,是为了便于图解等高线的区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直观地理解等高线及其作用。
下午,眼瞅着没事可干,就遛达到老连队——新7连,去看看老战友。这时候,康存木是连长了,陈朝刚是指挥排长,马殿英是侦察班长。他们看我去了,高兴得不得了,专门陪我围着连队的新大院转了一圈。
部队1979年打仗回来后,榴弹炮2营的营区安在柏香坪,也就是一号桥与二号桥之间我的老连队营区那一片,加农炮营原来营部和团轮训队那一片营产,团里收去管理了。这样,加农炮营就只能在新9连与新8连之间,沿公路修建营部与新7连的营区。营部就修在团轮训队公路对面、原来我们连那块柚子树林地里,7连则修建在9连西侧那片菜地里。
转了一圈来到公路上,正好撞见高泉一翘一翘地走来。哈哈,同班老战友巧遇在老连队,多么难得呀。正好马殿英明年初要退伍,康存木就提议我、高泉、陈朝刚和他及侦察班的同志们,一起合影留念。正在找相机时,青龙场的流动摄影师老王走了进来。嗨嗨,真是及时雨呀。大家连忙整理好军容风纪,就着操场边的台阶站成两排,随着老王手上一按,“卡嚓”一声,定格了。后来洗出来一看,嘿,真不错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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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正式开训了。
第一课是“地图比例尺”,从比例尺的定义、大小和作用,讲到“图上距离的量读”。我结合挂图边讲边示范,大家很快就掌握了。
第二课是“地物符号”,把符号的图形、分类、颜色和定位点,以及注记和注意事项,一一说清楚;并和大家一起采用对答方式,一个一个地加深记忆。
第三课是“地貌判读”,先讲第一节“等高线显示地貌”。我把那个“山”的模型摆到桌面上,让大家轮流看一下,然后一层一层地取下来,按在黑板上用粉笔沿外轮廓画下。这样,在黑板上就留下了一圈套一圈的闭合曲线,跟大家讲:那实线是基本等高线,又叫首曲线;那加粗的等高线又叫计曲线,每相隔4根基本等高线画一根;用长虚线表示的,是半距等高线,又叫间曲线;用短虚线表示的叫辅助等高线,又叫助曲线。以1:5万地图为例,等高距(两根首曲线之间的高差)为10米,那么,每两根计曲线之间的高差就是50米;半距等高线显示的是两根首曲线之间高差的一半,也就是5米;辅助等高线显示的是两根首曲线之间高差的四分之一,也就是2.5米。
最后以顺口溜的形式,把“等高线显示地貌的特点”编成口诀抄给大家:“同线点同高,各自闭合不混淆;山沟往里凹,山背向外翘;坡陡间隔小,线多山就高。”大家觉得容易懂得很。
看离吃午饭还有点时间,就让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帮助。我么,就喝喝水,让嗓子歇一歇。离下课还有10分钟时,请大家静下来,听我讲评。无非是专心听课,理解能力强,接受很快等等。也就是多表扬,少批评,提希望,以调动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讲评后下课,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还是刘股长讲得清楚,形象直观,既容易懂,又便于记忆;不象以前教员讲的,令人头昏脑胀,过不了几天就忘了。”呵呵,但愿你们记得牢!


下午,首先讲“地貌判读”的第二节——“山的各部形态”。我分别指着“山”的模型和上午画的等高线,对应讲解山顶、凹地、山背、山谷、鞍部和山脊。
“山顶”,山的最高部分叫山顶,图上表示山顶的等高线是一个小环圈;当整幅地图上山头和凹地比较多时,为便于分清山顶和凹地,在表示山顶的环圈外侧绘有垂直于等高线的短线,叫示坡线。
“凹地”,比周围地势凹陷,且经常无水的地方叫凹地,地形图上表示凹地的等高线是一个或数个小环圈;在环圈内侧绘有示坡线。
“山背”,从山顶到山脚间的凸起部分叫山背,图上表示山背的等高线从山顶起逐渐向外凸出;各等高线凸出部分顶点的连线,叫分水线。
“山谷”,两个山背或山脊间的低凹部分,叫山谷,图上表示山谷的等高线,逐渐向山顶或鞍部凹入;各等高线凹入部分顶点的连线,叫合水线。
“鞍部”,相连两个山顶间形如马鞍状的低凹部分,叫鞍部;图上鞍部由表示山顶和山背的两组对称的等高线表示。


“山脊”,由若干山顶、鞍部相连所形成的凸棱部分,叫山脊;山脊的最高棱线,叫山脊线;图上山脊是由若干表示山顶和鞍部的等高线连贯起来表示的。
以上六种山的形态是最基本的,政工干部必须掌握,我讲得比较细致。下面的“变形地”与“斜面和防界线”,就一讲而过了。
“变形地”,就是因受地壳变动,流水、风力作用或其他的影响,局部地貌改变形状的部分。由于面积较小或较陡,图上不便于用等高线表示,就用专门的符号来表示。它们分别是“冲沟”、“陡崖”、“陡石山”、“崩崖”和“滑坡”。
“斜面”,就是从山顶到山脚的倾斜部分;高地朝向敌方的斜面叫正斜面,背向敌方的斜面叫反斜面。斜面按照形状可分为:等齐斜面、凸形斜面、凹形斜面、波状斜面。
“防界线”,就是斜面凸起的倾斜变换线;在防界线上,能展望其下方的部分或全部斜面,适于设置观察所和步兵火器射击阵地等;图上防界线是等高线由疏变密的地方。
下集请看之四十四升任股长,执掌政工干部军训队(二)。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之四十四 升任股长,执掌政工干部军训队(二) [蓝剑军团]

上集是之四十三 升任股长,执掌政工干部军训队(一)。
下面请看之四十四 升任股长,执掌政工干部军训队(二)。


上一节讲了“山的各部形态”,下面该是“高程和高差判定”了。
判定某点的高程,首先得在该点的附近找到高程注记,然后根据等高距来判定。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当需要判定的点位于等高线上时,只要查出该条等高线的高程,就是该点的高程;二是需要判定的点位于两条等高线之间时,要先查出相邻两条等高线的高程,再根据该点所在位置来估计;三是当要判定的点在山顶上,而山顶又没有间曲线或助曲线可以利用时,要先判定最高一条等高线的高程,然后加上半个等高距的米数。
高差判定,就是判定两点之间的高程差。首先要判明两点的高程,然后将两点的高程相减,就得到了两点的高差。
接下来,就是讲“起伏判定”、“坡度判定”和“通视判定”。
起伏判定,是地貌判读的关节点。持图人面对一张平面地图,要根据等高线的显示,把高低起伏状态判读出来。因此,首先得根据等高线的疏密概况,河流的位置和流向,找出各山脊的分布状况和地形总的下降方向,再具体明确山顶、鞍部、山脊、山谷的分布,详细判明起伏状况。要想不搞颠倒,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当等高线在河流的一侧时,靠近河流的等高线表示下坡方向,反过来就是上坡方向;二是当等高线横穿河流时,上游的等高线表示上坡方向,反之为下坡方向。
坡度判定和通视判定,不是本次集训的重点,也就一讲而过。判定坡度有两种方法,一是利用坡度尺比量,二是根据等高线间隔估算。判定通视情况有三种方法,即:直接判定法、高差图解法和计算法。


至此,全天的课程讲完了。看看时间还早,就问大家想不想了解点地图知识,都说想。好,就给大家讲一些吧。
军用地图,又叫军用地形图,是将实地的地貌和地物,按照适当的投影方法、一定的比例关系和规定的符号,测绘在平面上的图形。利用地图研究地形,能较快地了解任何地区的地形基本情况。它是保障部队战备训练和作战指挥的重要资料,各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都要熟练掌握识别地图和使用地图的技能。
我军常用的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有1:1万、1:2.5万、1:5万、1:10万、1:20万、1:50万和1:100万七种;而炮兵常用的,只有1:2.5万和1:5万两种。
1:2.5万地形图,根据大比例尺航空像片实地调绘和室内测制而成。这种比例尺地图上地物和地貌的显示详细、精确,一般高差大于5米的山头、乡村小路和自然村寨,都能够显示出来。主要供重点地区设防、确定炮兵射击诸元和团以下部(分)队使用。
1:5万地形图,是根据大比例尺航空像片实地调绘和室内测制而成,或根据1:2.5万地形图编绘而成。这种比例尺地图上地形的显示比较详细、精确,一般高差大于10米的山头、乡村路以上的道路和自然村寨,均可显示出来。可从图上进行量测、研究地形情况、确定炮兵射击诸元,组织指挥战斗行动。它是合成军队使用的主要地形图。
那么,地图又是怎么测制出来的呢?地形图的测制,要经过大地测量、航空摄影测量或地形测量、制图、印刷等工序。从大地测量到批量出图,须数月至数年之久。因此,在地貌、地物变迁较快的地区,即便是新出的地图,也会出现图上和现地不一致的地方。所以,在使用地形图时,首先就要查明地形图的测制、出版年代、成图方法、资料使用等情况,分析判断地形图的精度、地形要素的可靠和变化情况并结合现地勘察、航空像片、兵要地志,向群众调查等方法,修正地形图,弥补地形图的不足。


讲到这里,我给大家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1979年2月25日上午,我团进到越南保胜路口。这里是一个很明显的地点,可我们手中的地图上却怎么也找不到。团指挥所作训、侦察两个股的股长、参谋都发动起来,认真比对。最后,还是侦察股长顾善德技高一筹,根据地貌情况确定下来,并依此重新描绘公路及相关地物,避免了错误。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我军当时没有详细显示越南境内近期地物和地貌的地形图,现有的是根据早年帮助他们修建十号公路时,所得到的1:10万地图翻印的,离原来的成图时间相隔30多年,地面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再一个是那年的3月2日上午打四号桥时,为了扫除越军突然冒出来的支撑点,我决定采取目测偏差法对其实施摧毁射击。而我手中的地图是1:2.5万的,是根据1:10万地图草绘的,之前我就发现地物显示位置不够准确,若依地物参照定点肯定要弄错。怎么办?经过仔细辨别,发现地貌显示还是准确的,就毅然决然根据地貌来判定目标点与试射点,最后一举摧毁该支撑点,为步兵冲击扫除了最大障碍。
讲这两个例子,就是要告诉大家,使用地图也要灵活机动,择善而行。要具备这种本事,就得认真学习与训练,逐步积累经验,尽快达到既快又准的水平。
第二个训练日讲“坐标”。我们读书时,都接触过“地理坐标”,它是用经纬度数值表示地面某点位置的球面坐标,通常用度、分、秒表示。
地理坐标属于全世界通用,各国在航海、航空、边防和外交斗争中,经常用地理坐标指示目标和确定点位。指示目标时,按“先纬度后经度”的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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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陆军各兵种主要使用“平面直角坐标”,它就是用平面上的长度值表示地面点位置的直角坐标。在军用地形图上,都绘有平面直角坐标网。这个坐标网是按高斯投影绘制的,它以6°为一个投影带,每个投影带的中央经线为纵轴(X轴),赤道为横轴(Y轴),其交叉点为坐标原点(0)。这样,每一个投影带便构成一个独立的坐标系统。
为了便于从每幅地图上量测任意点的坐标,就以公里为单位,按相等的距离作平行于纵、横轴的若干直线,构成平面直角坐标网,也叫公里网。纵坐标以赤道为零起算,向北为正,向南为负。由于我国位于北半球,所以纵坐标都是正值;横坐标如果以中央经线为零起算,则向东为正,向西为负,使用时就非常不便。为了避免出现负值,就把中央经线按500公里,也就是大于赤道上经度差3°相应的实地长来计算。这样,在中央经线以东的横坐标值都大于500公里,以西的则小于500公里,但绝不会出现负值。
坐标网的注记,在东、西图廓横线上注记的是纵坐标值,南北图廓纵线旁注记的是横坐标值。在图廓的四个角上注记着纵、横坐标的全部数值,我们称之为“全坐标数”;其他纵、横线的两端只注记末尾两位数。纵坐标的“全坐标数”,就是从赤道到这一条横线的公里数;横坐标的“全坐标数”为三位数,三位数以前的是投影带号码。比如:“峨眉县”地形图上,左下角往上一公里的横线上注着“3267”四个数字,前两位数为百位数,是说从赤道到这里是3267公里;左下角往右一公里的纵线左边注着“183”,右边注着“31”,就是说这里是东经第18投影带的331公里处。另外,为了便于查找,在图幅中央处的纵、横坐标线上,还注记着相应的坐标数值。
接下来,讲“平面直角坐标的应用”。我让大家就着地图,先教用概略坐标指示目标,再教大家用精确坐标指示目标和确定点在图上的位置。最后,让大家了解一下“邻带补充坐标网”的知识。至此,全天课程结束。
后面13个训练日,相继讲授了“方位角”、“方位判定”、“地图与现地对照”、“利用地图行进”和“利用地图研究地形”,并到野外进行实地练习。实地练习过程中,组织大家互相帮助,互相交流,我在旁边指导边鼓励,大家干劲十足,觉得很有收获。
最后5个训练日,用于“简易法”准备射击开始诸元。“简易法”之所以简易,是因为只要连测出炮阵地、观察所的位置,获得当时的气温、弹药温度、气压和风向、风速,以及基准射向、计算距离,就可以计算出弹道气象修正量;一旦目标出现,就能迅速图解或计算出射击开始诸元,火炮装定上这个诸元,就能实施射击了。


对于没有接触过炮兵计算的政工干部,讲“简易法”之前,好歹得先讲点“空气弹道”和“炮兵射击”的基本知识。
所谓“空气弹道”,就是弹丸在空气中运动的轨迹。在射距离相同的情况下,依火炮初速的不同,就会有高曲弹道和低伸弹道之分。火炮初速则取决于装药的大小,同样口径的火炮,装药大的射程远,反之则近。依担负任务不同,火炮分为曲射炮和平射炮,还有界于两者之间的曲平两射炮。曲射炮,打的是高射界,其弹道高且弯曲,如迫击炮、臼炮;平射炮,打的是低射界,其弹道低且平伸,如加农炮、无坐力炮;曲平两射火炮,既能打低射界,又能打高射界,有榴弹炮和加榴炮等。高低射界的分界点,就是射角45°,小于此为低射界,大于此为高射界。
“炮兵射击”,要经过占领炮阵地和观察所、战斗队形连测、组织通信联络、获取弹道气象条件、计算射击开始诸元、试射和射击修正、效力射等步骤,才能完成对目标的射击任务。这些步骤,政工干部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只是没有全面掌握而已。
要说炮兵射击指挥最难的是什么,无疑是“射击修正”了。它牵涉到“弹道学”和“射弹散布”理论,以及“概率论”和“正态分布”知识。我们炮兵射击时,炮阵地在观察所后几公里之外,目标又在观察所前1到3公里处。这么远的距离,要使那枚小小的弹丸被动飞行好几公里,落到目标点上去,肯定不会首发命中。这样,就必须进行射击修正,将炸点导到目标点上去,或者尽量靠近目标点,然后进行效力射。
“射击修正”的方法,常用的有“夹叉法”和“偏差法”两种。
“夹叉法”射击修正法则是这样的:以基准炮装定射击开始诸元发射一发,根据炸点相对于目标的远近及方向偏差量,按200米(大口径火炮为400米,下同。)进行修正,比如“远弹”,就减200米相应的表尺,同时修正方向;再发射一发,如果得“近弹”,就是说一远一近将目标夹叉住了,此时,按照100米(大口径火炮为200米,下同)加表尺,行两发射。如果还是“远弹”,则继续减200米发射一发,直到出现“近弹”为止,加100米行两发射。根据两发射的平均观测结果,修正50米距离相应的标尺,或改用目测偏差法修正相应的距离。至此,试射完毕,转为效力射。口诀是:远一发,近一发,夹叉折半打两发;两发打后修正好,转为全连效力射。


“偏差法”通常有两种,一是“目测偏差法”,二是“交会观察偏差法”。以“目测偏差法”为例:以基准炮装定射击开始诸元发射一发,根据炸点相对于目标的距离和方向偏差量,修正相应的表尺和方向后行两发射。再根据两发射的平均观测结果,修正相应的距离和方向。至此,试射完毕,转为效力射。口诀是:先一发,再两发,目测准确修正好,转为全连效力射。
经过20个训练日的学习与实际操作,学员们都掌握了《识图用图》和“简易法”的理论与技术,并了解了相关知识。经过后期考核,大家取得了平均良好以上的成绩,最差的也取得了及格成绩,形势喜人呀。
结业那天,分管副团长冉懋槐前来了解情况,听取我的汇报与总结,感到很满意,我心里自然是乐滋滋的。
下集请看之四十五 战友重病,好军嫂患难与共不离不弃。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之四十六 拖乌演习,担任反坦克预备队战术调理员 [蓝剑军团]               

               
               

                                             
                    

之四十六 拖乌演习,担任反坦克预备队战术调理员

1982年的6月底之前,我的主要工作还是计划安排、检查指导侦察、计算、测地分队的训练。期间,回家休假一个月,家属来队两个月,参加师组织的“司政机关带通信分队战术演习”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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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6月底。6月25日,师司令部转来军司令部的调令,要我自带背包、个人生活用品和战术教材及相关资料,于第二天18时前到军司令部作战室报到,担任演习战术调理员。此时,我心情特好,因为小齐已经有喜了,来年我将为人父;担任战术调理员,也是一次检验自己能力的好机会。于是,赶紧向孙建军参谋交代近期工作,向董光枝参谋长请示有何吩咐,第二天一早就乘火车前往成都。

这次演习的课题是“陆军师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斗”,这个陆军师就是我们“陆军第149师”。照讲,我是不应该被抽来当战术调理员的,哪有自己人调理自己部队的呢?可军区和军里有几个高参是我炮兵学院时的老同学,知道我原则性强,组织纪律性更是没得说,就建议把我抽调去了。

6月27日,演习指导组全体人员在军作战室集中,由军参谋长介绍情况,明确分工,强调纪律,我被定为“反坦克预备队战术调理员”。接着,由作训处发放拖乌地区1:5万地形图、标图用水彩笔和防水透明大塑料袋,另外给每人发了《演习方案》和相应专业的辅助材料,还有一个红袖箍子,上面印着黄色的“战术调理员”字样。我们签字以后领回招待所,抓紧时间拼接地图,按“作战”方向折叠成折页式,装进大塑料袋中;然后就是熟悉资料,了解自己所担任角色的任务。

6月28日,在一名副军长的带领下,从成都南站上了开往西昌的专列。在等待发车的空档时间里,我遇见了同乡战友蒋友吉。这个老乡新兵下连时,分在1营1连炮班,因文化程度不高,不吭不哈,但脑子灵活,做事勤快,1973年6月被选去学驾驶,后来就一直在1连驾驶班开牵引车,1979打仗回来后,被调到军里开运输车,后来改开小车。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原来不吭不哈的人,现在话头话尾可多了,跟另外一个贵池老乡边说黄段子,边紧固小车,嘻嘻哈哈,简直就是换了个人。他看我惊奇的样子,就调侃地说:“军小车班可是‘大染缸’呀,再老实的人进来,也让你染色喽!”我心想“还真是的,环境塑造人呀,一点不错的。”嘴上便讲:“呵呵,榔槌拖成精喽!大地方就是不同呀。”

天刚擦黑,专列就开动了。我们这些当参谋(股长不也是参谋吗)的,跟带队的副军长同在一节软卧车厢。大家明确了自己的铺位后,就在过道里来回走动。只见副军长的警卫参谋,从带来的大包里一样一样地取出熟食来,什么猪耳朵、猪嘴巴、猪尾巴、猪大肠,全是卤好的,放在小桌子上,又拿出一瓶“茅台酒”,摆好杯筷,往个小酒杯里斟上茅台酒。副军长就在边上坐着,笑眯眯的很是惬意。

别看我打这几十个字花了不少时间,可看这个过程也就不到两分钟,还不是正眼看的。当时心里想:这首长还挺会过日子的么,大官就是待遇好呀!后来跟另几个高参一说,他们告诉我,那是副军长自己掏钱买的,他年纪大了,几次参战,落下一身的病,每晚喝点酒可以活血松筋。喝酒么就要下酒菜,你没看见都是不值钱的猪杂么?哦,倒也是。那时期,各级风气都还好的,公款吃喝几乎没有,要解馋都是自己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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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中午,专列安抵西昌站,再转摩托化行军,于傍晚时分到达宿营地——冕宁县一个叫“雀儿窝”的彝族聚居地,住进了先遣分队搭建好的帐篷里。呵呵,这帐篷搭建在一块平整出来的坡地上,六顶小帐篷围着一个大帐篷,成为一个独立的帐篷小区。小帐篷约20平方米,分别为伙房兼炊事员宿舍、饭堂、警卫人员宿舍、后勤管理人员宿舍、副军长和警卫参谋宿舍、战术调理员宿舍;大帐篷约为60平方米,为演习指导部兼作战室。成都军区炮兵部的楼参谋和作战部的张参谋、50军炮兵处的徐泽宪参谋和作训处的王参谋、军炮团的张振尧参谋和我,拢共6个人合住那间参谋宿舍。

那些警卫人员可忙了,先是把各种物资分别放进不同的帐篷中,然后支起行军床,撑开作业桌,竖起挂图架,……一个个忙得汗流浃背。我们也不能闲着,赶紧把各自的背包扛进帐篷,按照来自单位的级别,挨顺序找到属于自己的行军床;然后打开背包,整理内务卫生。随行的电工班则抓紧时间拉线安电灯,检查发电机。……大家都在有条不紊地忙活着。

开晚饭了,大家取出各自的盛饭家什,8人一桌吃起来。可能是炊事员高海拔地区煮饭技术不过硬,那饭半生不熟的,很难下咽;菜倒还可以,味道不错。饭后,很多人将剩饭倒进了伙房外的潲水桶里。等我们四处转一圈回到帐篷小区时,看见几个彝族大妈正在捞那些白米饭,估计不会是拿去喂猪的。

晚8时,演习指导部开会。张副军长要求我们这些调理员利用两天时间,根据演习实施方案,标绘《陆军第×师拖乌地区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斗经过图》,按照各自调理的对象,编制《天文时间与作战时间对照表》。还说两天以后,到现地勘察地形。

这次演习,严格按照《陆军师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斗》(总参军训部·1982年2月编印)战术教材进行设计与推演。演习方案大致内容如下:

对阵双方:防御一方,为蓝军1个加强摩步团;进攻一方,为红军1个加强陆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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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地区:冕宁县拖乌公社以北至石棉县孟获城以南。

情况设置:

蓝军第×集团军占领石棉地区后,其摩托化步兵第×师于7月26日18时在孟获城以南地区组织野战防御,企图阻止红军向石棉进攻。其左翼为摩步第×团,凭借有利地形,构筑了大量野战工事,形成环形支撑点式防御体系;阵地编成、火力配系等准备都很充分。

红军第×军决心第一梯队以两个师实施钳形突击,迅速突破敌人防御,分割围歼敌摩步第×团,而后以军第二梯队协同第×军全歼石棉地区之敌。

红军第×师在军的右翼担任主攻,歼灭瓦罗、黑姆乃简沟、孟获城地域之敌。进攻正面约8公里;当前任务约3公里,后续任务约4公里。

攻击发起时间为7月28日0时。各参战部队必须于7月27日20时前隐蔽展开完毕,并占领进攻出发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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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整个战斗实施阶段,计划使用36小时,中途没有休息时间,不论刮风还是下雨,必须连续作战,直至结束。

……

我们利用一天半时间,就标绘、编制好了演习推演图(即:《陆军第×师拖乌地区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斗经过图》)和《天文时间与作战时间对照表》。另外半天,跟副军长请了假,结伴前往彝海子,寻找当年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的遗址,缅怀红军。

我们沿着山梁往彝海子进发,一路上看到许多盛开的杜鹃花,有红色的,有白色的,还有黄色的,由于开放的迟早不同,就显得浓淡相宜,姹紫嫣红,煞是好看。这些景色,我以前拉练从大桥下额瓦村过来时,根本就不会有,因为那时已是秋末时节。行进的路也正好相反,以前是从西南方向过来,一路上坡,累得够戗;现在是从东北方向过去,都在山梁上走,坡度不很大,大家一路嘻嘻哈哈,不知不觉就到了。

彝海子还是那样,三块黑黢黢的花岗石头,仍然象以前一样墩在那儿。高原的阳光映照着海子,闪耀着粼粼波光;微风吹来,水面上微波涟涟。海子边长满半人高的蒿草,间杂着一些青冈栎和不知名的灌木。我由于来过,也就热情不大,就在边上看着那几位没来过的尽情地观赏。可惜的是,大家都没带相机去,那么好的景色,却没留个影作纪念。

7月2日,副军长带领我们沿着雅安到西昌的国道,从雀儿窝出发,一直看到与孟获城一沟之隔的无名高地。我们一会乘车,一会步行,一会上山,一会下谷,紧跟着副军长细致地看了各个要点的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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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讲的“孟获城”,就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故事中,那个主角孟获驻扎的城池。听彝族老乡讲,传说中那里原来高墙壁垒,易守难攻,诸葛亮七次用计擒住孟获,不但每次都放了他,而且均未破坏他的城池,故而感动了这位“南蛮王”,使得刘备大军直下云南。我们站在大山沟的南侧远眺孟获城,却只能见到山坡较为平缓,高大的乔木与密实的灌木全部覆盖了那一片。用8倍望远镜透过丛林的缝隙仔细观察,偶尔能看到倒伏的黑黢黢的房屋构件,实在难跟《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情景相配。

此时,整个拖乌峡谷一派生机,山是青的,草是绿的,一片片的荞麦正开花,粉红的花色点缀在山野之中;一群群的牛羊,悠闲地徜徉在轮耕地上吃草;……从山顶往下看,就如同一幅春意盎然的写生画。

接下来半个多月,显示分队根据指导部的安排,在蓝军防御地域内设置各种目标;挖掘堑壕、交通壕,以及显示人员的隐蔽坑;布设炸点,埋设各种导线;清理炮兵实弹射击目标区域的杂草与灌木,用熟石灰显示出来;……

7月22日,参演部队进场,我被直接派到“反坦克预备队”扮演单位——师炮团加农炮营,与他们吃住在一起,随时检查指导他们的战前准备工作。王正高兴得不得了,缠着我要看“演习推演图”,我推来推去,最后只好让他看了一会,却不知他究竟看懂了些什么。呵呵,我那图上密密麻麻地标绘着各个战斗时节的敌我态势,谅他也没看到什么东西。他又一个劲地追问我反坦克预备队的基本和预备阵地的位置与数量,我说你别急,明天就要带你去现地勘察。

加农炮营驻扎在“喇嘛房”与“黑拔呷”之间那片荒地上,全按野外宿营的要求搭建了帐篷,有制式的,也有简易的,一个个都还整齐;营地周围被指战员们整理得很平整,还就地取材,挖来许多不知名的花草,把营地装扮得相当漂亮。

7月23日,根据事先的安排,我套上“战术调理员”的红袖箍,带着加农炮营的营连领导进行现地勘察。从基本阵地看起,一个一个地指示现地和图上位置。最后交代他们:阵地构筑的各项要求以及各战斗时节的行动,务必按照师里的《战斗命令》和相关指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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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营地的途中,我们站在一片荞麦地的边上介绍情况,迎面公路上走来一群军人。我打眼一看,头里走的是师里的王文钦副师长,身后跟着的是师司令部作训、侦察、通信、炮兵各科科长。这时,炮兵科长武凤海看见了我,就跟王副师长嘀咕了几句,王副师长走上前,向我伸出手来。我赶紧腾出右手给他敬礼,他也不说话,回了个礼,直接从我手中拿去了用塑料袋装着的地图,迅速地扫了几眼,脸上显出复杂的表情,也不知是嫌我标绘得不好,还是我这个“战术调理员”保密意识不强,反正匪夷所思。我正疑惑着,王副师长车身带着那帮人走了,只有武凤海跟我打了个招呼,扬了扬手。我想,大概是怕人多眼杂,让军演习指导部的人看到后挨批。

接下来的几天,加农炮营的人忙于构筑工事和战前准备,我则闲了下来。于是,就在营地周围转悠。这一转悠不打紧,看到一些驾驶员一个个忙着挖草药,有当归、党参,还有天麻。这些草药可是好东西呀,都是补药。我问他们在哪挖的,他们也不隐瞒我,曾经都是一个营的人么,就指点我概略位置,以及如何识别、到什么地方找,等等。

我这人对中草药有兴趣,前几年还帮家乡人买过新鲜天麻,用大锅稀饭汤煮后烘干,成为半透明的成品,然后寄给人家,说是治头痛、头昏的良药;党参和当归是补气、补血、滋阴的,也是居家常用补药,药材店还不大好买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挖点草药,即便用不着,以后炖肉吃也好呀。

当天下午,我就拎了把小圆锹上了山,找到一片乱石杂草丛生的坡地,按照人家描述的样子仔细找党参或当归。哈哈,党参找到了。草丛中那牵着藤蔓,长着粉绿的三角叶子,开着小白花的就是。我顺着藤蔓,向根部下挖,一根根粗如小拇指,约10公分长的新鲜党参就出来了。一直挖到日薄西山,才赶紧收拢下山来,在山沟里清洗干净,带回营地,铺在帐篷上面。第二天,又如法炮制,找到了一些当归,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天麻。这些党参和当归晒干以后,用手掂了掂,分别有1斤和半斤的样子。哈哈,收获还不小呢。

7月26日,大家好好休息了一天,各单位都把从驻地带来的大肥猪宰了,再让会抓鱼的战士到小河沟里逮来许多清水无鳞鱼。哈哈,连着吃了几餐有鱼有肉的好伙食,就为了27日夜间开始的那场“恶战”。

27日上午,我带着营连干部,到各个预设阵地做最后的检查。呵呵,几天没来,预设阵地都已构筑、伪装好,从那些出土量来看,我们的炮手分队可是吃大苦了,难怪一个个加餐时猛吃大肥肉,也不嫌腻得慌。他们体力透支啦,能不补回来吗?几个地方看下来,我做了讲评,指出了几个不足之处,让他们抓紧弥补;提了几个注意事项,以便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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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各部(分)队开饭。半小时后,仔细复查一遍车、炮的技术状况,以及车、炮和人员的伪装情况。然后,就是静静地等待着展开的时刻。

也许老天想来助下威,顺便考验一下这支英雄的部队,就在部队开始展开时,突然电闪雷鸣,黑压压的乌云顷刻间就笼罩了整个峡谷,天黑得就象无光的深夜一样。随着一阵大风刮过,大雨倾盆而下。由于天黑,往前线运送步兵的车辆不得不慢速行驶;可能是事先协同得不够好,各部队都想尽快赶路,驾驶员就见缝插针。一时间,各种车辆拥挤在原本不宽的公路上,建制也打乱了,一片乱糟糟。

我穿着雨衣,打着手电筒,正在引导反坦克预备队向前机动,却无奈前边堵着了。暴雨还在猛劲地下着,打在车窗上就象小瀑布一样,雨刮器此时已经不顶用了,驾驶员们几乎是脸贴着车窗观察前面的路况。

眼见这样拖下去要坏事,我赶紧一路往前巡视,原来前面有辆车抛锚了,驾驶员正在冒雨抢修。我见边上能够单行一辆车,而两列车队都想先过去,谁也不让谁。这怎么行呢?此刻,当年我部前往河口参战堵车时的情景浮现眼前,不就是需要交通调理员么。于是,我取下红袖箍,用电筒光照着举起,打手势拦住身后想冲过去的车子,然后,毫无商量余地地指挥两列车队交替通过。……那辆破车终于修好了,带车干部不好意思地对我笑笑,然后指示驾驶员晃晃悠悠地开走了车子。交通恢复了,暴雨也停了下来,我回到王正的指挥车上,美美地睡了一阵。

突然,一阵暴烈的轰隆声惊醒了我。睁眼一看,时间已到,现在显示的是炮火准备。只见前方的天空中忽闪忽闪的映着红光,那是连续的炸点发出的光造成的。10分钟后,炮火准备(作战时间应为40分钟)显示完毕。随着三发红色信号弹升起,前面又传来爆豆般的枪声,步兵开始冲击了。……

整个战斗实施阶段,一共设计了两个时段、六个战斗时节。“突破战斗”时段三个时节,顺序为“火力准备”、“突破敌前沿阵地战斗”和“扩大与巩固突破口”;“纵深战斗”时段三个时节,顺序为“粉碎敌人反冲击”、“师第二梯队进入战斗”和“歼灭被围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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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上午,我奉命来到设在“下香坝”北侧无名高地的演习指导部,与大家一起观摩149师指挥所的动作。这里离师指挥所约500米,由于接通了高音喇叭,那边下的每一个口令,这里都听得清清楚楚。军区和军里的几个合同战术调理员,不时地下达战术情况,聆听那边的应对决心与口令,分析是否恰当,及时巧妙地予以提醒。我们这几个炮兵专业调理员,则躲到一边“摆龙门阵”,谈毕业回到单位后的情况。徐泽宪和小楼参谋是上海人,时不时地说几句上海话;军区作战部的张高参是湖北武汉人,谈锋甚健,一口的湖北普通话抑扬顿挫,说得眉飞色舞,很有感染力;军炮团的张振尧和我不便插嘴,就听那几位瞎球侃。……不知不觉,一个上午就过去了。那边宣布“突破战斗”时段结束,下午1时接着干!

大家就在现地,不分官大官小,一律手捧饭盒,一边吃着炊事班送来的中饭,一边聊起了上午的情况。那个合同战术调理员大概不知道我是149师来的,竟在笑话我们的康“老虎”(虎振)师长,说他领会战术情况不精,老是由王“结巴”(文钦)副师长提醒,下口令也是王“结巴”悄声先说,他再大声说一遍,……言下之意,康“老虎”不及王“结巴”,我听了心里怪不是滋味的,却不好插嘴反驳。

我向来敬重王文钦副师长,他的合同战术知识非常丰富,对我军的攻防战术原则领会得相当精准。别看他平时说话憋半天才脸红脖子粗地说出几句话来,可一旦说起战术来,那可是头头是道,顺溜得很,而且简明扼要,从不罗嗦。

下午,演习第二时段——纵深战斗,一上来就是“粉碎敌人反冲击”。霎时间,峡谷里爆破声此起彼伏,各类炸点相继显示出来;步兵按照战术要求做着各种动作,当冲到距无名高地半山腰时,蓝军阵地上冒出了反冲击的“坦克”(实际是由显示人员扛着的用迷彩纱布搭的坦克靶子);红军立刻上去两组喷火兵,冲着坦克队形喷出两条火龙;“坦克”立时着火,阵脚大乱。见此情况,指导部立即叫停,大声责问“怎么来真的啦?赶快救人!”后来听说,喷火器把两个坦克显示员给烧成了重伤。

后面两个时节,由于战线前移,师指挥所也已转移,我们看不到真实的“战斗”情况,只听见孟获城方向爆炸声震天响,估计“战斗”进行到最后阶段了。至于炮兵实弹射击和空军的空中支援,为了安全起见,需要明天另外组织。

当晚,我回到了雀儿窝演习指导部驻地,跟大家一起座谈演习情况,找缺点与不足;研究明天实弹射击和空军空中支援时的协同事项,收集气象资料和炮兵射击的最大弹道高,确定歼击轰炸机进入的方向和高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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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上午,我们观看了两个榴弹炮兵营和一个火箭炮兵营的实弹射击,效果都不错。下午,由于云层较低,一个中队3架歼击轰炸机只在云缝里闪现了几下,冲下面打了几发信号弹,就回去了,空军的地面联络组告诉我们,云层太低,下面峡谷地形复杂,不宜继续往下降,免得发生事故。指导组从副军长到我们,都心中有数,多话不讲,立即向参演部队下达“演习结束”的命令。不多会,远处升起三发绿色信号弹,“战区”立时轰响起车辆的发动机声,部队开始撤出。

我遵照指示,就地归建,等待我团司令部的车子来后,一起回驻地。

下集请看之四十七 赴军集训,专题研究苏军攻防战术。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之四十七 赴军集训,专题研究苏军战术原则。[蓝剑军团]               

               
               

                                             
                    

上集是之四十六 拖乌演习,担任战术调理员,下面请看之四十七 赴军集训,专题研究苏军战术原则。

部队班师回营后,休息了没几天,8月9日得到通知,要求10日16时前到军侦察处报到,参加由该处组织的“外军研究集训班”学习,为期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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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下午,我按时来到军侦察处,报到以后被安排在军招待所二楼。晚饭前,参训人员全部到齐。我们师里由师侦察科的刘作礼参谋牵头,与各团侦察股长编为一个组。就餐时与150师那个组的人一起,正好10个人坐一桌。

这次集训的日程安排很有意思:一是观看内部参考电影,二是参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制造厂”(简称“二重厂”)和凤凰山机场地面卫星接收系统,三是学习《苏军简明手册》,四是研究探讨苏军陆军团以下作战指导思想和编制装备情况,五是撰写苏军研究论文。

当天晚上,大家集中在侦察处的小会议室里,召开动员会,军里张长进参谋长作了简要动员,指出了研讨苏军作战指导思想和编制装备的必要性,强调了此次集训的意义和要求。我由于已经认真研究过,也就没有用心听他都讲了些什么,感兴趣的是侦察处长说要组织去观看内参片和参观“二重厂”等。

动员过后,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苏军简明手册》和相关用品。我顺手翻了一下那本手册,见里面讲的都是苏军团以下部分的内容,没有师的部分,心里觉得好笑:怎么军里只有这个级别的东西,我早就滚瓜烂熟了;不过,来都来了,就当休息吧,内参片和“二重厂”等总没有看过么。

刘作礼是个很随意的人,个子有1米八以上,红彤彤的大脸盘,说话声若洪钟,两个钵大的拳头,拿架作势的时候“呼呼”作响,在招待所的木质楼道里,踩得楼板“吱呷”直叫。呵呵,真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子。据说,他的硬气功了得,能徒手推砖、劈砖多块不带喘气,故而人称“刘大力”。军侦察处长挺喜欢他,两人站在一起,一高一矮,一壮一少,没大没小,嘻哈不断,颇象“哼哈二将”。我们这些人就在旁边看着发笑,觉得他俩好亲热呦。

第二天开始,我们连着看了两天两晚的内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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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是苏联的《解放》,好长呀,足足看了一天。

总共5部8小时的苏联电影《解放》,是一部全景式战争史诗片。其表现视点集中在战争的全局上,从战略的角度反映与表现了苏德战争的全貌。其特点是影片的画面广阔,历史事件繁多,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时空跨度大且长。

《解放》以若干主要战役,比如“解放基辅”、“摩尔棱斯克会战”、“列别津纳河战役”、“打出国门”、“解放东欧国家”、“攻克柏林”、“最后一击”等为主线,力求从战略高度通过高级领导人的斗智斗勇,各兵种、各军种的协同作战,以及中下级指挥人员与普通士兵在战争中的表现,反映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突出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时也表现了艺术家们对老战士的怀念和尊敬。有许多镜头体现了编导者,其实也是广大民众的情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接下来,又看了《虎·虎·虎》、《中途岛之战》、《硫磺岛战役》等美军二战资料片。

二战电影《虎·虎·虎》,讲的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当日清晨7时许,由183架飞机组成的首波攻击机群猛烈攻击港内美国舰队。1小时后,日军出动191架飞机编队,实施第二波攻击。结果共击沉美战列舰5艘,击伤3艘,毁损其他舰艇10艘;击毁飞机188架,击伤291架;美军官兵死2408人,伤2000余人,美太平洋舰队受重创。日军仅损失微型潜艇5艘、飞机29架,战死者不足百人。偷袭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暂时取得太平洋区域的军事优势,乘机大举南进,侵略东南亚诸国。

中途岛之战》则说的是,1942年5月日本海军统帅部决定把力量转到太平洋中部夺取中途岛,消灭美军前进的基地。专门组成强大的联合舰队,由山本大将亲自指挥,南云忠一率第一舰空母舰舰队任主攻。美舰队力量较弱,但因截获日军作战密电,对日军作战计划了如指掌,于是隐蔽待机歼敌。美军的轰炸使得日本航空母舰甲板上的炸弹爆炸,弹片穿过甲板,又在船体深处引起爆炸,三个显赫一时的庞然大物沉入海底。山本得讯,命令所有舰队集中攻击中途岛,以示报复。日机炸毁美航空母舰“约克顿号”,但美机很快又炸沉日航空母舰“飞龙号”。此役日军损失巨型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一艘,飞机400多架,兵员3500人,其中包括几百名熟练飞行员。日本无可奈何地承认“太平洋上的主动权转入敌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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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磺岛战役》表现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5年2月16日到3月26日,日军和美军为争夺硫磺岛进行的一次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可圈可点之处颇多:

日军守备部队阵亡22305人,被俘1083人,共计23388人。日军其他损失为飞机90余架,潜艇三艘。

美军阵亡6821人(其中陆战队阵亡5324人),伤21865人,伤亡共计28686人。美日双方伤亡比为1.23 :1。还有一艘护航航母被击沉,航母、登陆兵运输舰、快速运输舰、中型登陆舰、扫雷舰、运输船各一艘、坦克登陆舰两艘被击伤。

美军登陆部队伤亡人数占总人数的30%,陆战三师的战斗部队伤亡60%,而陆战四师、五师战斗部队的伤亡更是高达75%,第五两栖军几乎失去了战斗力。此次战役中,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之高也是其在太平洋战争中绝无仅有的,战后,尼米兹对参加过硫磺岛战役的陆战队员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在硫磺岛作战的美国人,非凡的勇敢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美军为攻占硫磺岛所付出的人员伤亡比日军还多,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登陆一方的伤亡超过抗登陆方的唯一战例,日军在失去海空支援,又没有增援补给的情况下,以地面部队凭借坚固而隐蔽的工事,采取正确的战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美军原计划五天攻占的弹丸小岛,足足打了三十六天,并付出了惨重的人员伤亡。美军在此次作战中唯一闪光之处就是舰炮支援比较得力,共发射各种口径炮弹30余万,计1.4万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力支援了登陆部队的作战。

观看这些影片的目的,是让我们了解情报侦察在战争中的地位,从而认清情报侦察在战争之前、之中、之后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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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上午,我们赶到德阳“二重”厂,在军代表的带领下,仔细参观了万吨水压机和正在工作中的各种巨型机器。水压机在锻压直径达半米的炮管钢坯,就象面点师傅在揉面一样;巨大的车床在车锻好的钢坯,车刀所至,削起一圈连一圈的下脚料;巨大的钻床,在车好的钢坯上钻孔;巨大的铣床,在为钻好孔的钢坯铣炮膛和膛线。在车间的另一端,一根根122、130和152毫米口径的炮管整齐地码放着。

听军代表说,这些火炮都是为第三世界国家制造的,人家等着要货,“二重”厂的工人不得不加班加点。还说,出口武器制造车间的工人,都必须是共产党员,政治上必须完全可靠,目的就是保证产品的质量优等。难怪我们参观时,工人师傅们根本无暇顾及我们,都在埋头操作,精心制造。

从“二重”厂出来,车子直往东湖而去。东湖是德阳市东郊的一座小型水库,150师炮兵团就驻扎在那里。我们此去是参观他们的火炮,因为步兵团的同志见到大炮的机会不多;顺便在那里吃中饭,领导们见见面。

趁领导们寒暄的时机,我们这些参谋们就四处逛一逛。当走到一个营建施工场地时,发现地上到处丢着砖块,不知是谁就撮掇刘作礼来个“徒手推砖”,看能一气推断几块。这下轮到刘高参露一手了,只见他袖子一捋,左手抓住砖块的一端,将砖块朝上立着,右手蓄上劲,猛地往砖块的上部推去。随着“喀嚓”一声响,砖块一断两截。接着又来,一口气推断了5块砖。当他还想再推时,大家说要换玩法,让他用臂弯架砖,掌劈砖块。他也不推让,说着就抓起一块砖,架在左手臂弯上,右手成立掌,从右上方,猛地砍在砖块的中部,只听“啪”的一声响,砖块就断了。如此,又一连砍断了5块砖。当大家报以热烈掌声时,他亮出左臂,只见小臂和大臂受力处仅有点红印而已,可见名不虚传。

下午,我们径直开往凤凰山机场。凤凰山机场是个军用机场,停机坪上停着强-5、轰-6、歼-5、歼-6等机型,还有好几架直-5。

我们来到一架直-5改装的侦察飞机旁,听一位空军人员介绍情况。然后登上飞机,观看空中照相用的照相机。这种飞机,我在宣化炮兵学院读书时参观过,已经知道一些情况:胶卷宽约30公分,长约30米,在理论照相高度每间隔5秒钟拍一张;每张相片覆盖5公里宽度,一个胶卷可拍摄宽5公里,长300公里的范围;胶片仓里装有2-3个胶卷,可以自动换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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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直升机后,空军人员取来一个地面卫星接收器,接通各种线路后,打开边上放着的电视机,稍微调整了下那个象雷达天线样的接收器的角度,屏幕上就出现了高度清晰的画面,画外音是俄语。那位操作员说,现在放的是莫斯科电视台的卫星电视节目,解说词说的是莫斯科的城市建设情况。从那画面上看,那里的天空真的很清澈,蓝天、白云,街道清洁宽敞,欧派建筑鳞次栉比,色调非常明亮。

通过参观,我们的第一感受,就是我国的军事科技还很不发达,与先进国家相比确实落后一大截。第二感受,就是我们得加把劲,把我们的军事科技搞上去,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四天,开始进行《苏军简明手册》的学习与讨论。军作训、侦察、炮兵各处派员,就苏军团以下部分队的作战指导思想、编制装备情况,以及在攻防战斗中的运用原则,作了主题发言。然后,大家畅谈如何有针对性地组织侦察,获取情报。

第五天下午我们正准备开始下午的学习,就听到刘作礼一路咋咋呼呼地上楼来,看样子很是激动。一问,原来他中午跑到军部大礼堂看电影去了,座位在楼上过道边的第一个,人进人出地弄得他很烦。呵呵,他不是个子高大么,前后坐椅之间的宽度不够他伸腿的,只得把腿放在过道上,人进人出时都得收一下。

有对青年男女进进出出好几趟,他就有点烦了。当人家又一次往外出时,他故意伸腿绊了那女的一下。你女的哪是省油的灯,便不依不饶地用成都话大声骂他娘。岂知他听得懂成都话,北方人可最忌讳骂娘了,他哪能忍受,便轻轻给了那女的一嘴巴。这下那位男朋友不干了,就与他打了起来。

俩人从楼上打到楼下,又打到军部大门口(大礼堂就在大门口内侧的右手边)。听说当兵的和“老百姓”打起来了,礼堂里许多小年轻电影也不看了,一起跑到外面来围观起哄。打着打着,刘作礼发现那年轻人手法拳脚不象一般小青年,倒象是部队的侦察兵,就不大想再打下去,边挡架对方的拳脚,边询问对方是哪个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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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立时更加来劲,边说“老子是13军侦察连的,今天匕首没带来,否则一刀宰了你!”边频频出手,想压住刘作礼。刘见对方不肯歇手,干脆三拳两脚将其放倒,然后脱身回来上课。他边说边比划,绘声绘色,听得我们大家开心死了。

我们皖南人称“惹是非”为“贩事”,我想刘作礼这就是典型的“贩事”。我本人偶尔也“贩事”,不论在部队还是地方,曾经在别人恶意侮蔑时,饱以巴掌侍侯,弄得高山打鼓——远近有名。

哈哈,扯远了,言归正传。可能是领导们以为侦察兵出身的人笔拙,就让大家用4天时间来写论文,题目自拟。任务下达后,果真有许多人大声叫苦。侦察处长就一个一个地安抚,最后每人都定了一个题目,开始苦思冥想,撰写论文。

我给自己定了个题目,叫做《浅谈敌我陆军师属炮兵火力对比》。先是列举敌我陆军师属炮兵的数量、一次齐射的弹药总重量,然后提出我军的应对措施。

按照当时苏军的编制装备情况,其摩步师装备122毫米以上的牵引榴弹炮、自行榴弹炮、火箭炮和120毫米迫击炮等压制火炮共计192门、882管,全师一次齐射发射弹药的总重量为53吨,杀伤面积可达1.11平方公里。其中,仅122毫米40管火箭炮一次齐射,就在30秒钟内发射720枚火箭弹,共48吨弹药。

而按我军当时的编制装备数量,压制火炮只有122毫米榴弹炮60门、120毫米迫击炮54门、130毫米19管火箭炮18门342管,总共为132门456管。门数是苏军的三分之二,管数是人家的二分之一;一次齐射的弹药总重量只有18.8022吨,仅为苏军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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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军必须采取至少三种办法赶上人家。一是在编制上加大炮兵的数量;二是在装备上提高品位和质量;三是在配属力量上增加炮兵的数量。

当然了,这篇论文只是在数量上做做比较而已,并不意味着战争中,胜券就肯定是数量多的一方稳握着,还要看军队的战斗意志和组织指挥、战术运用的灵活程度。

我的论文,军侦察处的领导不好表态。一是我超出了他们规定的研究范围,规定的是苏军团以下,而我是谈的师以下;二是我写的是炮兵数量对比,他们需要的是如何开展侦察活动的论文。后来听说转给了炮兵处,或许炮兵处用得着。

下集请看之四十八 “炮校”执教,推广“侦察班对抗训练法”。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之四十八“炮校”执教,推广“侦察班对抗训练法”。               

               
               

                                             
                    

上集是之四十七 赴军集训,专题研究苏军战术原则。下面请看之四十八“炮校”执教,推广“侦察班对抗训练法”。

回到团里,正好孙建军参谋的爱人带五、六个月大的孩子来队探亲。为了让建军一家好好团聚,我叫他近期别再下去跑了,由我来负责外面的事情,他就管一下内勤即可,他当然满心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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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下午,我从附近连队检查指导工作回来,走过他暂时当作宿舍的大房间,见门是开着的,又听见里面传出婴儿哭声,但声音不大,并且杂有吸吮的声音,还以为是他的爱人在奶孩子,就走过去了。

等我从自己房间出来准备下楼时,还是听见原来的声音,心中不免奇怪:怎么小孙的爱人不跟孩子说话呀?于是,就在门口敲敲门框,连问几声“有人吗?”没反应。就走了进去,一看,哎嗨!这俩河南夫妻真绝呀,居然将小孩丢在床上,把个奶瓶灌满了,用绳子倒挂着,奶嘴正好在孩子稍微抬头就够得着的位置,任由小孩吃了睡,醒了吃,俩大人不知道跑哪去玩了。

小孩见有人来,偏头望望,见是生人,便又自顾吸奶去了。看那样子,估计不是一天两天搞习惯的。呵呵,这倒是我头一次见到的育儿办法。不过,那小孩还挺乖的,长得挺壮实,在那近十天的日子里,我没听见她大哭大闹过。如此看来,小孩子还是粗放地养育比较好。

8月30日,参谋长通知我:接军区炮兵部侦察处通知,31日带领榴弹炮6连侦察班,前往崇庆县怀远镇军区炮兵训练大队,准备为即将在那举办的“侦察、指挥排长集训班”上课,推广去年我们团探索的“炮兵侦察班对抗训练法”。还说:去年的试点材料,军区炮兵部及侦察处的领导们很感兴趣,觉得有必要在全区炮兵部队推广;这次专门指定由你带一个侦察班去,主要任务就是上课,勘测现地模拟战场,准备实地演示“对抗”方法;时间为一个月。

部队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今天通知,明天就得开拔。于是,我赶快通知榴炮2营,让6连侦察班按照冬季拉练的行装做好准备,等我明天带着一起去军区炮兵训练大队。

31日一早,我打好大背包,整理好所需物品,就等汽车连来车送了。8时整,汽车连老班长侯开美开了辆解放-10运输车过来了。装好东西后,先去庙儿岗接6连侦察班的同志,再沿着峨眉-夹江-眉山-彭山-新津-大邑-崇庆之线,前往地处崇庆县怀远镇枫香嘴的军区炮兵训练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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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线,侯班长也没走过,在新津转往大邑方向后,他一个劲地往西开。过了刘文彩的老家-安仁镇,又过了大邑县城,接着又过了灌口镇,还往西开。我看太阳已经偏西,时间已是下午四点钟了,就疑惑地问侯班长:“你出发之前看交通图了吗?”“看过的。灌口西边应该有条岔路直接去怀远的,啷个搞起的,灌口过来这么长时间了,岔路口还不见呢?”侯班长说。“那就停下来问问老乡,弄清楚了再走,免得越跑越远!”我说。“要得,前面有个人过来,我来问问他。” 他说。

汽车“吱-”的一阵响后,停在了路边。他下去拦住老乡问了路,上车跟我说:“哎呀,过球了。灌口过来一点点的那个正在修整的岔路就是的。可是,路况不好,很难得走。你说啷个办?”“那就转回大邑往北从崇庆县城,再转圆通场过去!”我说。“要得,就这么走!”他说。于是,倒过头来往回开。

我们到达怀远镇,问了好几个老乡“军区炮兵训练大队在哪里?”他们全都说“不晓得”。好在遇见个背背篓的士兵,一问,原来是50军教导队的给养员,刚好徒步来怀远场买东西,正在发愁怎么把东西背回去。这下好了,我们有了向导,他么正好搭便车。

车子又转过来,往东偏南方向开,沿着一条沙土路,进入一个浅丘峡谷,车子开始颠簸起来。突然,车顶传来“嘭嘭嘭”的敲击声,那位给养员大声喊:“到了,到了!”车子在一个山洼口边停下,给养员下车手指左侧那条水泥路对我说:“这里面就是炮训大队队部,你们进去吧。谢谢你们啦!”我说:“不谢,我们还要感谢你咧!你慢走哈!”就此告别,他继续往前走。因为军教导队就在前面一点路,就没必要送他了。

这时,从队部出来个高个子干部,问我们可是149师炮兵团来的。我说是的,他马上自我介绍:“我是炮训大队侦察教研室副主任,姓张。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也自报家门,然后问他怎么安排住宿。他立即喊正在边上看着我们的那位哨兵过来,帮我把背包扛进我的宿舍,他则带着车子转到对面山洼去了,侦察班的宿舍在那边的教学区里。

队部所在的这个山洼,纵深约300米,一条水泥路向里延伸。从大门口往里走,左侧是一道约3米高的堡坎,上面沿路一溜平房;右侧的坎下依次是办公大楼和体育场兼操场。我跟着扛背包的哨兵,沿台阶上了左侧堡坎,来到一座新房子前。他推开走廊西头的那间屋子门,把我的背包扔在靠窗那张床上,说:“这就是你的床。你先忙到,我还得去站哨。”我连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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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哨兵,我开始整理床铺,安放物品。这间屋子约20平方米,坐北朝南,我的床在南窗下,顶着西墙放置,窗下是一张办公桌,还有一把木椅子和一个小马扎。

北窗下已经有一个人住,床上挂着蚊帐,内务整理得很整洁;一个经纬仪箱子和脚架靠墙放着。可以肯定是哪个测地分队的干部,也是来当临时教员的。

一阵下课号声响后,我还在整理东西。突然,外面传来一连串喊声,“刘中林!刘中林!……”。我边答应“诶!”边往外面看。哈哈,原来是炮兵学院时的老同学李建明、刘玉民,还有我的同乡战友施照荣。

大家正热烈交谈时,张副主任过来了,他的身后还跟着个细高个的年轻干部。副主任介绍说:“刘股长,这位是50军炮团指挥连测地排的江兵排长,是来帮我们讲授测地侦察的。”接着,向江排长介绍了我。

介绍完,他又开心地指着那几位说:“你们都是老相识了,等会陪刘股长一起去吃饭啊!”说完风风火火地走了。这位副主任给我的第一印象,还真的不错。

就餐时,大队训练处蒋处长与我一桌,边吃边聊天。他告诉我,这里已经使用光学投影仪进行教学,所有的教案必须事先写或画在透明胶片上,届时幻灯机一开,就能显示在银幕上。又跟张副主任说,明天早晨带到教室去看一看,顺便将胶片交给刘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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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起床后,刚洗漱完毕,张副主任就来了。我们一起来到教学区,先看了6连侦察班的住处。他们没去出操,正在整理内务。见我和张副主任去了,杨华平班长下口令:“全班注意,立正!”然后向我跑来,我用手指向张副主任。他就立定在张副主任的前面,敬礼报告说:“报告首长,侦察班正在整理内务,请指示!班长杨华平。”张副主任稍微迟疑了一下便马上回了个礼,说:“继续整理内务!”我向杨班长投去赞许的目光,跟他说:“我们当兵的就这样,到哪里都是家。既然是家,就把它整理得整整齐齐的。”说完,随张副主任走进了投影教室。

呵呵,这个教室不小,足可装下百把人。讲台后是一面巨大的银幕,稍向前倾斜,应该是为了便于学员观看的;讲台上的右侧安放着一台自动卷片投影幻灯机,一个形似张开的鸭嘴样的镜头,卡在立着的升降杆上。我看了看,哦,也就是利用的光学折射原理,座机里发出的强光,聚焦后通过那个镜头的转换,将图象投射到银幕上。

张副主任给我演示了一下:接通电源,摁下开关,翻开镜头的翻盖,一道强光从座机的中央射出,经过镜头三棱镜片的转换,一个方方正正的光影投射在银幕上;取出一张幻灯片搁在座机的表面,幻灯片上的画面就显示在银幕上了;指着座机表面前后两个卡榫说,这是自动卷片机,写(画)好的胶片卷成筒状,安在固定的一侧,拉向卷动的一侧卡住,到时就能随着讲课的进度,一页一页地卷动;……最后,取来一卷胶片和水彩笔,让我把教案写在胶片上,等墨水干后,再卷好备用。

往回走时,我问张副主任给多少准备时间,以及侦察班的工作如何安排。他说:“还有5天就是你的室内课,来不来得及?不行的话就往后调整一下;侦察班的工作听你安排;对抗演练放在集训后期进行,还有20多天,你准备个方案给训练处。”真行,箍子又套回来了。我脑子一转,也好,免得人生地不熟的,难以适应。就说:“行啊,就是加班加点,也要保证按时上好室内课;每天上午我在屋里复制教案,侦察班自行训练,下午带他们到野外训练,兼顾勘察地形,为下一步实地对抗演练做准备;演练方案在室内课上完后制定。”

接下来的几天,我将带来的那份《炮兵侦察班对抗训练试点工作总结》修改成教案,又写(画)在胶片上。写和画都简单,麻烦就在那水彩墨水不容易干,再就是不好修改。害得我又是用煤油擦,又是用刀片刮,很是浪费了些时间。头一次做这样的活,实在是艰难呀。

同宿舍的江兵,是个成都人,性格比较内向。我主动与他聊天,基本上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没有多话。可每天早晨起床号声响过,我起床时,总是不见他的人影,心中不免生疑——这家伙夜里跑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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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到外面转一圈回屋时,却见他浑身冒汗地从外面跑回来,对我笑一笑,然后自顾解下绑在腿上的沙袋。见他兴致正高,便与他攀谈起来。得知他每天只要不下大雨,都坚持长跑,一直跑到门前这条沙石路的南向尽头,然后折返往回跑。跑到汽车驾驶训练场时,进去练习南拳。

说着,他取出一本教材,封面上赫然俩大字《武术》。我翻了翻,心生跟着练习的欲望,便问此教材可能买得到。他说他家住在体育学院附近,体院门外的地摊上有成套的《武术》教材卖,一套上中下三册。哎呀,太好了,我早就想练习点武术,也好与“侦察参谋”相对应。人们不是都认为“侦察兵”都会拳脚功夫的么,而我这“侦察参谋”却一点武术功夫都没有,说不过去呀。于是,我托他回家时帮买一套,他欣然答应了。

下个星期一的早上,江兵从成都回来,进门第一件事,就是从挎包里拿出一套《武术》教材来,喜得我连声“感谢”。于是乎,每天清早,在门前的沙土路上,在汽车驾驶训练场里,多了个身材匀称、穿着四个兜的兵。他先是跑步,继而练习深呼吸,再是比画南拳招式。……

时间过得真快,倏忽之间,五天过去了,轮到我上课啦。那天,张副主任陪同我到了教室,值班员报告后,大家坐下。老张把我介绍给大家,提了些要求就走了,我便正而八经的讲起课来。

首先,跟谁对抗?就是我炮兵侦察班之间,同时展开,对同一组目标进行侦察,看谁侦察发现的目标多,测定的坐标准确,耗费的时间短。

其次,侦察什么?进攻战斗时,敌人防御纵深3公里以内,各种兵力兵器的配置位置;防御战斗时,我阵地前沿前3公里内,敌人兵力兵器的配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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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怎样侦察?

一是侦察地形。研究与熟悉目标区域的地形特点,熟记各种地形相互之间的关系位置,确认敌我前沿、方位物、侦察地带和特别注意地域的现地位置;分析敌人可能配置目标的地域、机动的道路和地段;判明各观察所的通视程度与视界死角范围,以及目标附近地形对指示目标和观察炸点的影响。

二是侦察目标。应熟悉敌军的编制、装备和战斗队形的配置原则,各种技术兵器的性能和活动规律,以及敌军各种反侦察措施的特点等;应注意研究当时天候的各种影响。侦察时,应采取耳目、器材相互配合,全面侦察、重点研究,前后对证、跟踪监视的方法,去发现目标的暴露征候和目标;应随时将发现的目标征候和目标,认真地进行登记,并结合目标附近的地形、敌军的基本情况和上级下达的敌情通报,进行综合分析,以判定目标的种类、性质、位置、数量、幅员、行动企图及其真伪。

三是指示目标。有四种方法。即:利用器材标定指示目标;根据方位物或地形指示目标;根据基准射向指示目标;根据直角坐标指示目标。

四是决定目标位置。通常使用单观极距法和双观交会法。

所谓单观极距法,就是在一个观察所,利用器材测出观目方向角(方位角)和观目距离,求取目标坐标的方法。此时的测距,可以使用激光测距机或者体视测距机;对于发光又发声的目标,可以使用秒表测距。这种方法作业简便而迅速,使用极为广泛,是决定目标位置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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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双观交会法,就是通过两个观察所,同时测出同一目标的方向分划,求取目标坐标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作业精度较高,夜间决定瞬间消失的目标更为有利。缺点是组织工作较为复杂,不易指示和辨认目标,还需要可靠的通信保障。

我边讲边在投影机上图解,形象直观地把需要讲授的内容,传授给学员们。大多数学员都能安静地听讲、做笔记,个别几个人表现得心不在焉,在那里交头接耳,我一直忍着没有发作。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的底细,弄得不好可能会僵持起来。

第一节课结束时,我了解了一下,得知那个最活跃的是军区炮兵部首长家的公子。我这个人平生最恨仗势欺人的家伙,你家越是有大人物,我越要教训你。这不,第二节课上到一大半时,那位公子不仅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引得其他学员纷纷侧目,而且走下座位,到另一个学员的座位上去挤着坐,严重影响了课堂纪律。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就停止了讲课,专门就该公子的表现,好好批评了一阵。

我说:“不要以为自家有人当大官,别人不能怎样你。跟你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他今天在位置上,你有仗势欺人的本钱;你咋就不想一想,哪天他垮台了,或者不在位置上了,你又算什么呢?!”又说:“尊重别人,是我们做人的起码要求,何况我在这里讲得口干舌燥。你不想听,可以出去,不要在这里影响别人。如果是我讲得不好,你可以向大队领导反映。”

我这些话,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其他学员却都心知肚明,一个个都用赞许的眼神看着我。现在轮到那位公子哥难受了,他赶快回到自己座位上,把头低了下去,埋在两肘弯里。我想:知耻而后勇,竖子可教也!也就不再继续往下说更叫他受不了的话了。

正所谓“枪打出头鸟”,一打一个准。制住了害群之马,后面的课就上得顺利了。至于那位公子哥是否恨我,那是他的事。我一不想靠他老子提拔,二不求人人说我好,怕什么?!我倒是希望他从此正视自己,改掉坏毛病,或许今后还是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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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就是到野外勘察地形,现地设置目标,测定目标的坐标及高程。然后根据目标区域的测地诸元,制定演练方案。

首先,确定演练课题为“防御战斗中的炮兵侦察班”。明确我防御阵地前沿。

其次,根据敌军进攻战斗的兵力兵器配置原则,从我前沿前400米至3000米,选定各种目标的设置地点。通常是现地的一棵树,或一个土包,或一座房子的某个墙角,并分别编上名称和编号。

第三,根据现地某一点的坐标与高程,导出观察所位置的坐标与高程,再分别测定各目标点的坐标与高程。

第四,绘制现地简图,将各目标图解在上面,做好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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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制目标测地诸元一览表。

第六,编写演练方案,绘制目标显示布局图。

为了演练顺利实施,我在方案里提出,要有通信保障分队和保障物资,比如电台、电话机、炸药、雷管、导火索等等;并在学员正式演练前,由我组织先检验一下,请侦察教研室的领导前往现场指导。

演练方案经大队领导审批后,派来了2部电台和一个班的有线兵,保障物资也陆续请领到位。我跟张副主任协商好:演练时,一部电台跟着他,在观察所区域;一部电台跟着我,在目标区域;俩人在演练开始前5分钟开机联系,以便协调动作;有线兵专门负责我跟各目标点的联系,以便指挥目标显示;如果电台不通,则在开始时发射信号弹,三发红色为开始,三发绿色为结束;如果雾气稀薄,就用信号弹垂直向上发射,显示目标。

检验性演练那天,该地的晨雾早早的散去了,能见度很好。显示和通信保障分队就位后,我按照各战斗时节的情况想定,逐一下达显示口令,目标便一个接一个地显示出来,效果很理想。看到这样的效果,侦察教研室的领导也很满意,说正式演练时,就按这样来。

我们每次去野外,都要经过50军教导队门口。几次路过后,我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大门敞开过?里面为什么悄无声息?便向江兵打听。原来里面正在甄别从越南遣返的我军战俘,全是150师448团3营8连的兵。经过将近两年的甄别,大部分战士按服役期满作了退伍处理,还有几个干部在里面,接受最后的甄别与处理,可能要把连长和指导员送交军事法庭,判刑是跑不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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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严肃处理连长与指导员,主要是他俩作为连队的军政主管和党支部的正副书记,竟在连队陷入越南地方武装包围的情况下,不是积极组织兵力火力进行突围,而是以所谓“保存实力”的名义,召开支部委员会议,通过了由连长提出的“集体投降”的建议。结果,除了一个副连长坚决反对,并带领一个排的人冲出来外,其他人都缴械投降了。

这个事件,我早在1979年到宣化炮兵学院读书时,就听说过,还被当作“我军建军史上最丑的事件”,弄得我们这些同属50军的学员们抬不起头来,觉得非常的狼狈。

后来又听说,那位连长先生是战前扩编时,由军区某个副政委的警卫员提任的,政治素质不高不讲,还事事压住指导员;指导员以前是从饲养员成长起来的,本身军政素质也不高,在这位强势的连长面前,不管对错,一律顺从。于是,全军最耻辱的事情,就“诞生”在他们连队了。

……

正式演练安排在集训结业的头一天。那天,我们一早就出发了。在大雾的笼罩之下,大家各就各位,一切准备停当后,看离正式开始还有5分钟时间,就叫电台跟张副主任联系,准备开干。不知道那电台兵怎么回事,无论怎么调试,就是不通,我只好耐着性子一边等他调试,一边吩咐大家注意看有无信号弹升起。

说来也怪,平时虽然也有大雾,但到了上午8点钟就逐渐散掉了。这天却奇怪了,到了8点钟,雾气还是那样浓重,一点没有要消散的迹象,即使信号弹升起,也是看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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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手表,演练开始的时间已经过了,那位电台兵还在调试,电台里只有“吱吱-咝咝”的声音。我这时真恨自己以前为什么没有学学电台操作,否则至少可以协助他一把,或者提醒他检查某一个部件。

时间在不停地流失,大雾仍然浓重,电台兵还在调试。看着这些,我的气不打一处来,又不好对电台兵发大火,就熊了他几句:“干什么吃的?!昨天为什么不好好检查一下!?这事情全都让你给耽误了!”熊得那个电台兵也起火了,便跟我顶了起来,……我真想赏他几个嘴巴子,但还是压住了火,不跟他计较了。转而把火出在张副主任头上,给的什么电台么,老子“罢演”了!可我再发他的火,他也看不见,听不着。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大雾还是没退。我看实在没法子进行下去了,就下达了撤收器材、准备撤回的命令。大家一阵忙乎,全都撤到我身边来了。大家检查装备后,我见没有少人和器材,心定了不少,但还是气呼呼的命令大家“上车,回去!”

当我们的车子晃晃悠悠的开到观察所附近时,却见这里的雾气已经在消散,太阳光照射在观察所位置,一个个学员正在器材后面等待着。回头一看,目标区域还是大雾弥漫。看见我们的车子过来了,张副主任赶快跑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火气直冒地说:“你们的好电台,啥玩意,老是不通。不搞了,回去!”

老张有点舍不得地说:“大雾马上就要散了,还是搞下去吧。”“就算大雾散了,电台不通也还是没有用呀!”我道。老张转向电台兵问道:“怎么了?哪里的问题?”“不晓得咋回事,调来调去就是不通。”电台兵嗫嘘着说。

老张又问我:“能不能改第二套办法,用信号弹联系?”“不行,那些显示用的炸药包都已经拆开,再结合需要不少时间。再说,还很危险,弄不好会出事的。”我说。“那怎么办呢?”老张象是问我,又象是问自己地说。“反正学员们已经知道怎么对抗了,无非是少一次实地演练而已。他们回去后,可以在自己部队演练的。”“……”他不吭声。“还是回去吧!真正还要搞的话,你们推迟一天结业,我们回去准备得好一点,争取明后天再来吧!”我说。“好吧!估计这次没有机会了。”他说。我见他已认可,车身就上车,忽忽啦啦就开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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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集训队如期结业了,再搞一次的可能成了零。我以为大队会对我有意见了,谁知还专门派车,由张副主任陪同,拉着我和侦察兵,到成都及附近游玩了一圈,参观了杜甫草堂、武侯祠(南郊公园)、都江堰、二王庙和大邑县怀仁镇的刘文采地主庄园,照了一些相。可惜的是,那些相片不知张副主任寄给了谁,我一张也没有看到。

下集请看之四十九 喜得娇子,初为人父好感觉。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之五十 改干作训,组织训练真辛苦(之一)[蓝剑军团]                

               
               

                                             
                    

前几个月,因忙于编纂《黟县军事志》,没有大块时间来续自己的自传,耽误了大家的兴致,很是抱歉。现在,志书已经最后定稿,付梓印刷了,我就来接着往下写吧。

上集是之四十九 喜得娇子,初为人父好幸福,下面请看之五十 改干作训,组织训练真辛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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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天的假期,在洗尿布、忙东忙西中一混就过去了,不得不收拾东西归队。

回到团部,董光枝参谋长还是搓着手跟我说:“哈哈,你可算回来了,作训股好多事情等你回来落实呢!”

“怎么回事,我怎么又成了作训股长啦?”

“是呀,你当初请假时,我不是跟你说过人事要变动的么。”

“怎么?赵建华提升啦,我来顶缺?”

“是的,他到四营当营长去了。你是从炮兵学院专门学作训回来的,还是干本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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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寒暄与交接后,我便从隔壁侦察股办公室,搬到了作训股来了。

作训股这时也换了人,吴兴国提拔下连当连长去了,新调来了加农炮营的“学生官”江学平和榴炮1连的炮排长潘建安,加上原先就在作训股的参谋尹跃刚和测绘员陈镇宏,编制4人还超编了。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首先,开个股务会议,明确分工与当前任务:

尹跃刚主管军事训练和观察所指挥业务,分管防化器材仓库;近期尽快组织人力清洗防化器材袋、保洁防毒面具,完成防化器材库的倒堆与内部设置图的绘制;下一步准备基础训练所需的物资和器材,并发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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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镇宏主管内勤和测绘业务,分管作训器材仓库;当前主要是将全团的年度训练计划刻印出来,分发下去;下一步就是整理图库。

江学平主要协助尹跃刚工作;近期多看看作训工作文件与教材,准备去北京参加“地面炮兵计算指挥器应用培训”。

潘建安主管阵地指挥业务,分管工兵班和工兵器材的管理;近期认真了解一下工兵爆破技术,准备实施军区工兵部赋予我团的“爆破法构筑炮阵地”的试点工作。

我抓股里的全面工作,协调各方力量和资源,为大家提供各种保障。近期主要是到庙儿岗去,把枪管炮射击场好生整理整理,准备迎接下一步开始的观察所和炮阵地综合演练。

分工以后,大家按部就班地行动起来了。

所谓枪管炮,就是以枪代替火炮。这样做,可以节省炮弹。在枪管炮射击场演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升指挥员的射击指挥能力,同时也可检验侦察兵的训练效果,还能够直观地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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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团的枪管炮射击场设在庙儿岗的山坡上。炮阵地和观察所位于淹溪沟的南侧,目标区域放在沟的北边。早在我刚当兵的时候,这里就初具规模了,进行炮兵连的射击演练是不成问题的。近些年来,由于炮兵射击单元的逐步提升,增加了炮兵营射击演练科目,相应地增加了几个炮楼,也就是增加了几台枪架。那种枪架,是按照炮兵连的火炮门数来确定枪管数量的,每架有四个和六个枪管的,分别代表四门制和六门制。演练时,各演练单位必须带几个瞄准手来,到炮楼上去,按照瞄准手的操作要领操纵枪管炮。

有心综合训练的单位,演练时观、通、炮、驾统统出动,展开战斗队形:炮手分队拉到野外,占领阵地;通信分队该架线的架线,该调频的调频;侦察分队则占领观察所,侦察目标并准备射击开始诸元。射击实施过程中,指挥员下达的口令,由通信兵同时传到枪管射击楼和炮阵地,模拟阵地和真实阵地都进行操作。不同的是,枪管射击楼打出的是真子弹,炮阵地则是用教练弹练习一下装填和退弹动作。

作训股还真比侦察股有权和有钱。按照当年的编制,炮兵团司令部机关六个部门,按序列叫做“作(作训)、侦(侦察)、通(通信)、军(军务)、机(机要)、管(管理)”。“作”就是作训,凡是牵涉到部队作战训练的事项,都归它管,包括全团作战训练经费和物资的保障。各单位训练中哪怕用一张纸,都是从训练费中出的。不仅管训练费,还管工兵器材维修费和防化器材维修费。各单位每季度前来核销一次训练费,通常都是营长(独立连是连长)亲自来,一方面是为了亲热一点,再就是为了多报点(有时超过了一点,嘻嘻哈哈地也就带过了)。那些营长们可以不在乎副团长和其他股长,但绝不敢得罪作训股长。

作训器材仓库设在1营营院里,占用了这个营的一排车炮棚,也就是我1978年带训计算兵尖子时,每天训练的那个场地。只不过现在已经圈起了高墙,安了大门,上了大锁。

由于赵建华下营之前我在休假,没有办理交接手续,我得先弄清楚作训股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于是,先叫陈镇宏带我去看作训器材库。

打开大门,一股黄油味直冲鼻子。打眼一瞅,呵呵,一堆一堆的还真不少:右边码放着工兵器材,有大小十字镐和大小圆锹,还有摩托锯、砍刀、钢钎等等;正面是从枪管射击楼更新下来的老枪架,还有各单位换下来的破旧木马、生锈的单双杠;左边是一大堆红松木,又粗又长,是用于制作训练靶具的(团里每年都有近十个立方米的训练用木材指标),还有几个当年紧急战备时钉制的大木箱子,里面装着崭新的射击指挥器和作战训练小件器材。最来劲的是,还找到了几支气枪及其子弹。哎呀,太好啦,可以打麻雀和老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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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去看防化器材库。尹跃刚正带着指挥连的几个战士清洗防毒面具袋子。这些防毒面具,还是1979年到战场上转一圈下来的呢,尽管没怎么用过,袋子外面却沾满了黄泥巴。也是的,那时大家白天一身汗,随时还要躲越军的炮击,晚上蜷缩在黄土地上休息,怎么能不粘上黄泥巴呢?

走进防化器材库,迎面一张码放平面图,很清楚地显示着各单位器材箱的位置,一堆一堆的很是整齐划一,标签贴得也很规范,数据显示很明确,一看就知道是个用心做事情的人做的。我心想呀,这个尹跃刚真是不错,不愧是当年全军区计算兵第一名!我从心里喜欢他。

工兵班是1982年编制装备成立的,6个人的建制,装备有1台轮式挖掘机和1台轮式推土机。这个班的人员,是从师工兵营选调来的,还算听话,问什么就回答什么。由于新来时间不长,只好暂时挤住在“工”字楼竖杠底层的卫生间旁,他们也没有怨言。

好了,作训股的职责就不细说了。下面请看之五十一 改干作训,组织训练真辛苦(之二)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之五十一 改干作训,组织训练真辛苦(之二)[蓝剑军团]               

               
               

                                             
                    

昨天说了刚到作训股履新的情况,下面请看之五十一 改干作训,组织训练真辛苦(之二)。

团里把“爆破法快速构筑炮阵地”试点工作落实给了榴炮1营,具体由1连1排执行。这个排就是潘建安原来当排长的那个排,也就是为了让潘建安管理指挥起来顺手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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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潘整了个试点计划,方方面面都想到了,从人员、工具、出土量、炸药和火器的数量到时间、要求,都很明确,就等着实施了。

既然是“爆破法”, 首先就得有炸药和雷管、拉火索,这得从师里去要来。于是,我打了报告,盖上司令部的章子,驱车前往师工兵仓库,拉来了一大堆,送到团军械仓库,请代为保管。

团军械仓库实际上不止管军械,主要还是弹药和爆破器材。我当兵之初,这个仓库在鞠槽,1976年冬季搬到了柏香坪我们连队西侧的山坡上;1979年打仗回来后,由于战前新扩编了一个炮兵营,总不能老是借用地方的房子,就在柏香坪加建了几幢营房,那座仓库改做了榴炮4连和6连的伙房,武器弹药则搬到茶山与庙儿岗之间那座新建的仓库去了。这个位置,离火箭炮营很近,距离余岗自然村不过里把路。

我那时不到三十岁,还很贪玩。见天色还早,就和同去的尹跃刚、潘建安俩参谋,取了些TNT炸药块,跑到附近余岗生产队的农田里,试验炸药的威力。插好雷管,点着导火索,丢在烂泥田里,几秒钟后,“轰”的一声,烂泥巴崩得老高,噼里啪啦地往下落,差点砸着我们。跑到炸点跟前一看,哦呵,一个老大的坑,足有一米的直径半米来深。“好,威力够大,就用它了!”我说。

两个参谋群众纪律记得牢,说是否把这个坑给弄平了,免得麻烦。我说不要紧的,这炸药炸过的田地,明年肯定增产,因为TNT是上好的氮肥。接下来,干脆把另外几块炸药也分散丢在这块田里炸个球了,弄的跟在战场上见过的炮弹坑一样。呵呵!

回团部的路上,我跟小潘说:“下一步,你就放手去做。别的我不讲了,就是注意安全防事故;再就是多跟1营配合你抓试点的领导沟通,取得他的支持,事情就好做了。其他工具问题,听说军区工兵部这几天要来团里落实试点工作,团长会跟他们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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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冉懋槐团长找到我,说:“你明天带辆车去军区工兵部找器材处的周参谋,他们答应给我们一批工兵器材。你搞个数量单给他,多要点圆锹和十字镐,包括它们的把子,大小都要,这些东西平时损耗太大。当天去当天回啊!”倒也是的,连队平时训练用得多不讲,搞菜地和营建也都是用它们。年轻小伙子蛮劲大,时常弄断锹把和十字镐把。峨眉到成都又不算远,当天来回应该不成问题的。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汽车连派的一辆解放10直奔军区而去,上午不到十点就到了军区大院。到位于“红太阳”(大院里塑有一尊高大的毛主席挥手像,为了烘托气氛,在主席像的后面、水塔的前方,安有巨大的红太阳初升时的背景)后面的工兵部大楼里,寻到了周高参。递上条子,立马就给开了调拨单,盖上公章,叫我到位于双流的工兵器材库去取。

想想当天要赶回去,就立即往双流赶,路上在小饭馆里吃了中饭。赶到那个仓库时,正好到了下午上班时间。找到仓库主任,递上调拨单,他一看,说:“哟,你们一个团一次就要这么多哇?”还面带狐疑地望着我。我说:“工兵部总不会乱开吧,既然开了这么多,就说明很有必要呀!不相信,你打电话去问吧!”这一军将得好,他不吭声了,马上安排仓库保管员去开门,将那几百上千把工兵工具搬上我们的车子。等到装好,乖乖,满满一大车,把那几个装车的保管员累得汗流浃背。我看都快五点钟了,赶快回吧。于是,匆匆离开了仓库,抄双流机场边上的机耕道往新都方向赶。

唉,这人要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我们在那条机耕道上快走完时,突然前面路断了,正在挖横过机耕道的沟。我问驾驶员怎么办,他跑过去了解了一下,回来说:“至少得等一个小时才能过车,从这哈倒回去费时更长,还是等到起吧!”那就等吧。

天色渐渐黑了,机场上的跑道灯突然刷的一下全亮起来,在我们正南方的天空上,一架大型客机正对着我们(实际是正对着跑道)俯冲下来。那机前大灯照得两眼睁不开,一阵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声传来,飞机带着尖啸声从头顶一掠而过,顺着跑道笔直地降了下去。呵呵,我还是第一次领教这么大的声音,比在战场上听到的炮声还要过劲。

到了终于可以前行了,时间已是晚上七点。跑到新都吃了晚饭,继续往回赶。回到团部都晚上十点了。车子开到1营营院,叫来陈镇宏和1连那个参试排的人员,赶快将东西卸下来,装进作训仓库里。我可不敢让车子停在哪个地方,不然的话,明天再来卸时,起码得丢失一些。那些即将转业的干部,什么都要的。这么好的圆锹和十字镐,谁拿回家都是好东西呀!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之五十四 股内建设热火朝天,作训物资破开下发               

               
               

                                             
                    

病好了,人有精神了,股里一大堆事情得尽快赶着做完才是。

仓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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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作训仓库里东西不少,堆得到处都是,亟待整理。

首先,将木料锯成板材。请管理股派来一个班的警卫战士和一辆解放-10运输车,把那些横放在地上的大红松木和杂木装上,运到青龙锯板厂去锯。红松锯成厚薄不一的板材,杂木锯成方料。呵呵,满满一车拉去,装了大半车回来,板皮全送给锯板厂了。

其次,钉制靶板。时值部队共同训练即将结束之时,轻武器实弹射击需要靶具。上次全团检查时,发现各个连队的靶具残缺不全,有的连队甚至一个都没有。按照每个连队发5个的标准,请木工师傅钉制。钉的时候,看着那么好的板子,心想会不会成了某些干部钉箱子的好材料,就叫师傅先下好料,再将板料踩裂后钉好。全部钉好,找了辆大车,我亲自送往各个连队,叫来连队领导验收。好多领导提疑问“怎么这些板子都裂了?”我嘴上说“裂了好呀,反正再好也要被子弹打破的,你糊上靶纸就看不到裂隙了么。”心里在想“怕是你做不成箱子了吧?!”

图库更新

原来的图库显得非常杂乱:战区所有一比五万地形图,东一捆西一捆的到处堆放着,有的由于潮湿都有点发霉了;晒图机灰尘扑扑,晒图纸潮湿发霉,氯气筒空空荡荡。看着叫人心疼。

图库本来是陈镇宏主管的,可能是与前任股长合不来,股长本人心思又不在工作上,故而任其如此。可我这人见不得乱七八糟的,遇上了就要弄弄整齐。可这时小陈偏偏休假了,我刚来股里时布置的工作,他还没有来得及做。任务期限就要到了,不等他了。小潘的试点工作正如火如荼呢,也别指望了,还是自己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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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库室大小,我画了张立体布置图:进门左右靠墙为图架,中间放晒图机,晒图机与图架之间是书橱。这样,图库里的所有书籍图纸就都各有所归了,看上去既整齐又对称。

先是制作书橱和和沙盘框。利用去峨眉县城联系图架制作材料的机会,到新华书店买来了几本家具图,选了个好样式,请来李姓木匠兄弟,在团部大礼堂开工制作书橱和沙盘框。按照计划打制了6个书橱,正搬到图库门口时,让参谋长看到了,硬要去了一个。正为一个单数不好办时,团长经过,也要了一个去。这下就剩下一边一个了,好在还对称。

沙盘框制作看起来简单,实际很复杂。首先,根据师炮兵团的战时任务范围,取一固定比例,设计好尺寸规格;然后,请木工下料、刨平取直,安上我找来的铰链和搭扣,上好油漆;再后,由我在框边的顶部画上公里刻度,钉上钉子,以便届时拉方格线之用;最后,买来松紧带,链接好沙盘框,试着拉好方格网。哈哈,正好!

再是制作图架。设计了图架的样式,跑到峨眉县找机械厂的工人师傅给焊接了6个大图架,每个分六格;再从刚锯好的木料中选来最好的木板,请木工制成搁板;最后根据拼图表,按照上压下,左压右的序列,叫来工兵班的人帮着摆放地图。

当然了,那些帮我做事的兵们都得到了应得的补偿——成本的信笺和作业题纸。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之五十五 团长背后表扬,交接不清窝囊               

               
               

                                             
                    

五十五 团长背后表扬,交接不清窝囊

与侦察股相比,作训股的工作确实多得多。侦察股相对专业性强一些,管的是侦察、计算和测地分队的训练;作训股则全面了许多,不仅要负责全团各专业分队的作战训练计划,而且要检查指导各专业分队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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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团火炮有122榴弹炮、85加农炮和130火箭炮三种,战斗专业有侦察、计算、测地、炮长、瞄准手、炮手六个,假如我不懂它们,检查指导时就会“开黄腔”——牛头不对马嘴,那是不允许的。这样,我就发现自己以前所学不够用了。于是,找来了各专业分队的相关教程与兵操——《兵器操作规范》,利用业余时间充起电来,经常是熄灯号响了好长时间,我的屋子里还亮着灯。

好像是6月底的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汪金平跟我说:“哎,昨天晚上团直干部会议上,冉跛子(团长冉懋怀的外号)表扬你了咧。”“真的?是反话吧。”“不是,真的表扬你了。”“为什么?”“说你学习抓得紧,每天到深夜了还在看书学习,还号召大家向你学习呢。”“呵呵,不学不行呀,差距大了不好么。哦,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他观察一段时间了。”

记不得我头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反正我不在场。听到金平这么一讲,仔细回想下战场以来与他的交往,发现他一直对我不错,因战场上顶撞他丢功生出的怨气顿时消掉了。是呀,他是老作训股长,现在是团长了,自然想要一个样样拿得出手的作训股长,我的好学正好符合他的所愿。

说实话,当时部队的学习风气不浓。1979年那场对越反击战后,从上到下都对以前突出政治不满意,政治学习自然是不怎么看重了,而专业知识和业务的学习,基本上都由专业院校和教导队组织。因此,大家业余时间要么打牌贴纸条,要么几个人聚在一起喝酒抽烟摆龙门阵,反正又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我们团毕竟是个专业分队比较多的部队,干部不可能在一个岗位上干到转业,总是有上升的空间的。那么,下一级不懂上一级所用的知识,每提拔一级或调整一次岗位,都要先经过培训,那不是太浪费了吗,自学又有什么不好呢?!

通过自学,我不仅掌握了三种火炮的兵操知识,还熟记了各专业的考评标准,为检查指导分队训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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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受表扬的事没几天,接我的班任侦察股长的许绵峰找到作训办公室来,说我移交给他的指北针盒里是空的,没有指北针。这下可弄得我莫名其妙了。当过军事干部的都知道,手枪、望远镜和指北针是每天不离身的武器装备,每个星期还都要擦拭检查一次。我们机关干部不像连队干部有通信员和军械员给保管,都是亲自保管的,心里都有数。所以,移交时就没有一样样地取出来交清楚,匆匆忙忙的就移交了……这事说出去多不好呀,可又怪谁呢,还是怪自己马虎吧!

既然没办法证明自己清白,就只好想办法补上。于是找到军械股长韩以平,从修理好的旧指北针中选了一个,充数还给了许绵峰,了却了一桩心事,也避免了一次受处分的机会。

说实在的,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那指北针是怎么丢的,更不会怀疑老许故意冤枉我,只是觉得很窝囊。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之五十七 接受军师考核,与炮兵处长顶牛               

               
               

                                             
                    

五十七 接受军师考核,与炮兵处长顶牛

9月25-26日,师里王文钦顾问(正师职)亲率师考核组,对我团首长、机关干部和榴弹炮1营的侦察、通信干部进行了考核验收。团首长和司政后机关股以上干部考的是“工作图”的标绘和“命令(指示)”的拟制。平均成绩:团首长为91.6分,司令部为92分,政治处为91.6分,后勤处为89.1分。侦察和通信干部考核的是专业内容,由于事先根本就没有预习到,成绩不很理想,平均分数都不超过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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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上午,师考核组召集我团首长机关各股人员讲评考核情况,王顾问简洁明晰地肯定了成绩,指出了问题,部署了1984年的军训工作,预先通报了军区将于1984年建军节之前,为纪念全军“大比武”20周年,举行全区军事大比武活动,要求从现在起,单兵、单炮、单车都要进行打基础训练,以优异成绩迎接各级的选拔,并在军区比赛中力拔头筹。

尽管考核成绩不是很好,团领导还是指示我们股给取得优秀成绩的同志发奖品,按每人5元从训练费中开支。我统计了一下,够上优秀的有8人,去军人服务社买了8把收折伞。那时,收折伞还刚行时,出差方便携带,大家都还稀罕,也就高高兴兴的拿走了。

11月上旬,军炮兵处长王大学率徐泽宪等一行数人,前来我团考核验收指挥干部的训练成果,考核内容有射击理论和射击开始诸元的准备。我对这两大项感到不吃力,因为我在炮兵学院学习过射击理论,射击开始诸元的准备就更顺手了,我毕竟是个老计算兵么。由于是现考现打分现公布,我精心做的“精密法”考题被判了个及格分,扣分理由是方向修正量少了2密位。

当过计算兵的都知道,精密法准备射击开始诸元,事先要求出两到三个计算方向和三个计算距离的弹道气象条件修正量,每两个计算方向之间相差3-00密位,并在修正量表上调制成修正量线。当射击目标出现时,根据炮目距离和方向,在修正量表中查取距离和方向修正量,从而决定射击开始表尺与开始方向。

我在炮兵学院读书时,在精密法准备射击开始诸元这一课上,教员专门讲过,当炮目方向靠近两条计算方向线中间,且两条计算方向上的修正量数值相差较大时,要采用内插法查取修正量。那道精密法计算题,炮目方向正好符合这种情况。于是我采用了内插法,满以为自己做对了。正暗自高兴时,却遭此一盆冷水,不甘心呀。

于是,我搬出了炮兵学院的教材,向王大学处长据理力争。本来这也属正常现象,大家都是干的射击指挥这一行,学术上切磋一下又有何妨。可能是我说话不注意方式方法,没想到惹恼了他,不但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反而给我扣上了不尊重领导、孤芳自赏、骄傲自满的帽子。呵呵,真有意思。最后,还是我主动“道歉”:没别的意思,也就是想证明一下炮兵学院教的是不是错的。扣分对我来说并不太在乎,在乎的是拉了集体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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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讲,徐泽宪和我是同班同学,这一课我们是同时学的。后来,我私下里问了一下,原来这道题正好是他出的,难怪他当时一声不吭呢。

尽管完全属于学术讨论,王处长还是对我有了看法。实际上,王大学处长也是科班出身,六十年代初就是南京炮校的高材生,当年他和我们团的李炳荣副参谋长,都是我们计算兵的崇拜对象,我从内心里服他俩。我真没想到他会在这道题上坚持己见,不承认答案做得不规范。后来,我想他可能是出于维护军机关的威信吧,堂堂军炮兵处的参谋做错答案,总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王处长1984年底转业回武汉去了,徐泽宪接任了处长。在此,谨向他俩致以诚挚的问候,祝他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之五十九 冒充参谋备战军区大比武,箭头收一点冠军失之交臂[蓝剑军团]               

               
               

                                             
                    

之五十九 冒充参谋备战军区大比武,箭头收一点冠军失之交臂

1984年1月,组织安排我回家乡过春节。也好,自从去年初儿子生下时,回去洗了一个来月尿布就归队了,现在儿子满一周岁了,我正想得慌呢。于是,抓紧时间往家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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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的那天晚上,老天下了场大雪。第二天起床后,就见老丈人正操着扫把在门前扫雪呢。于是,忙不迭地找来铲子,把道路上的积雪铲开。我在前边铲,岳父在后边扫,很快清理出了道路。

太阳出来了,冬日的阳光映照在雪地上,白亮白亮晃人眼。我正好带回了股里的海鸥照相机,这下派上了用场。上街买来2个胶卷,对着雪景“咔嚓”、“咔嚓”拍了好多张。有小姨妹抱我儿子的照片,我给定名为“姨甥亲”;有姥爷抱外孙照的,命名为“祖孙亲”。正拍得起劲时,我四哥来了,也抱起小侄子来了一张,定名为“伯侄亲”。……

当我正乐不思蜀时,团里发来了急电:有任务,速归队!急惶惶地告别妻子,吻别幼儿,踏上了归队的列车。前脚跨进司令部大门,董光枝参谋长边搓着手边说:“哈哈,你总算平安回来了。师里下了个命令,把你改为师炮兵科的副营职参谋,准备参加军区的大比武。”我很惊讶,就问他:“我调到师炮兵科去了?”“不,只是个临时变动。因为参加比武的人员不得带‘长’字,就只好这样办了。你还是我们团的作训股长。”我心想:“他娘的,真绝了,好事咋都摊给我了呢?!”大家都明白,军令如山倒,谁敢不执行。我只好硬着头皮干喽。

一了解比武内容,我的个乖乖,把我当年在宣化炮兵学院学的东西大部纳入了:射击指挥,射击理论,战术指挥,战术理论,苏军研究,司令部工作。呵呵,参谋“六会”的内容全包圆啦。我这个人有一点可能不好,就是一旦接受一件事,就非得干出点名堂来不可。这参加比武么,总得闹个名次才行,况且我们师可是响当当的王牌师,哪个专业都在选拔尖子强化训练,直奔比武名次而去,我岂能装孬?!

深入了解后,得知除了笔试外,还有个战术标图。就是根据录音机放的口述战斗命令,标绘《陆军第×师××地区进攻战斗首长决心图》。我想,笔试还好说,死记硬背就是了;就那口述标图不轻松,我可从来没有搞过哟。再说啦,那战术想定的拟制、录音的制作、地图的粘接、彩笔的准备,还有录音机和录音带的购置,等等一大堆琐事,没有助手咋行呢?于是向参谋长反映。谁知他说:“你的助手团里可不好找,目前团里还没有能充当这个角色的。我向师炮兵科反映一下再说。录音机就把作训股那个带去,其他的你自己买,凭发票报销。”

师里此时的炮兵科长是武凤海,当年是我在炮兵学院的同学,只是不在一个班。武凤海掂量来掂量去,也没抽到能胜任的人。为了让我学会口述标图,只好通知我到师教导队去,说步兵团的“尖子”正在那里集训,其中有参谋专业,也有口述标图作业。我就带着所有需要带的家伙,卷起大背包,前往师教导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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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里,还真热闹。只听得整个驻地枪声一片,什么56式冲锋枪、班用轻机枪、56式半自动步枪,“乒乒砰砰”、“哒哒哒”响个不停。还见那步兵“尖子”真是了得,一声令下,就从卧着的射击出发地线一跃而起,低姿冲向射击位置;离射击位置还有将近5米远,就一个鱼跃扑向前去;人还没到靶台,枪已经伸出;到位换手的同时,拉开了枪机;“咔哒”一声,子弹入仓(弹夹换上);顺势一带,“哗啦”一声,子弹上膛;迅速举枪,只听“噹”的一声,规定距离的钢板靶子应声落地。嘿嘿,从下口令到靶子落地,仅用不到5秒钟。

还有个副连级干部更是了得。他用那铁把子折叠式冲锋枪打连发,竟能30发子弹全上靶,而且只用一只手。我因为使用了六年这种冲锋枪,自认射击技术不差,在他跟前简直就是不值一提了。我打内心佩服呀!

第二天,我参加步兵参谋的口述标图作业。嗨哟,哪能跟得上呀,他们快得不得了。只见他们一个个右手夹着红蓝黑三支彩色铅笔和一支钢笔,左手推移着战术指挥尺,随着口述命令的下达,钢笔在记录命令,写着《战术协同计划》,彩笔在图上快速标绘着各种标号;口述命令下完没几分钟,一个个就交上了《首长决心图》和《战术协同计划》。我简直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练到这一手的。

光羡慕不行呀,自己也得干哦。可我是“半老郎学翦猪——太迟了”,何时才跟得上呢?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学吧!于是,根据以往所学,找来地图,从编写战术想定开始,再拟制战斗命令,然后录音。第一次自己给自己放录音搞口述标图,录音放完了,也没标上几个标号。再录音时,放慢了速度,而且每句话重复两遍。别说,效果出来了,比先前好多了。

时光老人仿佛与我作对,即使我那样抓紧又抓紧,一个月时间还是一晃就过去了,人家教导队结业了,改为各专业分训。正不知怎样好的时候,师炮兵科也将炮团的“尖子”们收拢,集中到师侦察连和防化连的驻地——黑桥——来了,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接着往下练。

过了大概半个月,一天上午9点钟的样子,师里分管干部工作的副政委来到我的单身宿舍(为不影响我搞录音和作业,让我一个人住一间),问我家属现在是干什么的,我如实说是在家乡税务局工作;又问愿不愿意随军到乐山工作。我一听,这可是大事,得认真对待,就说:“请让我考虑一下,下午答复您行吗?”“行,我下午再来。”这下轮到我犯难了,家属在他们单位工作表现很好,大家都信任她;她家父母亲年纪老了,弟妹又多,还就她能担当一些事情,肯定离不开的;再说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又能在部队干多久呢?何况她随军到乐山能被安排进税务局吗?要是安排在军人服务社之类的单位,岂不害了她?不行,回掉算了,反正我自己在部队一天,就尽心尽力干好一天,不给师里和团里丢脸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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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点钟,副政委真的又来了,开门见山就问:“想好了吗?”“想好了,算了,还是不随军算了!”“为什么?”“我家属在税务局上班,随军后能进这里的税务局吗?”“不行,进不了!顶多安排进事业单位。”“那就是喽,肯定来不了的。”接着,我把理由向副政委叙述了一遍。同时,感谢师领导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并表示在部队一天,就认真干好一天,请领导放心。他见我决心已定,就摇摇头走了。那时通信可没有现在方便,打电话老难的,我也就自作主张了。后来写信跟妻子一说,她高兴地说我还真果敢,做了个很正确的决定。

在黑桥驻训的那段时间里,我编写了《战术》、《射击》、《外军》三大本理论习题集,成天背记,把个脑袋背得晕乎乎的。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我的心也一天天紧张。不仅如此,每天上午9点多钟,上腹部就开始不舒服了,胀胀的,嗝酸味,体重一个劲的下降。为了缓解紧张的心情,我利用到乐山市买东西的机会,买来一张“鹤翔桩”拳法挂图,休息时间揣摩,次日早操时间独自练习。过了半个月,似乎好了一些。

5月下旬,50军“尖子”集中接受检验性考核,炮兵专业的在德阳东湖150师炮兵团驻地进行。考核那天,四个所谓炮兵参谋(估计人家也跟我一样是临时宣布的)接受了考试,结果,前两名让150师的朱平和148师的吴孔照夺得,我居最后一名。5月26日下午召开的“军师属炮兵‘尖子’竞赛总结大会”上,当宣布到炮兵参谋名次时,我分明看到老师长、时任军长康虎振那双虎眼很不屑地扫了我一眼。呵呵,当时地上如果有缝的话,我都钻得进去。当时,我就在心里想:“哟,这是什么眼神,简直要吃我呀!”又想:“已经这样了,打死我也弥补不了了;还是下一步扳回来吧,在军区闹个名次给他看看!”

既然决心下了,就得比以前更用功才行。但是,也不能不了解别人的情况呀。于是,我私下里了解了一下,原来人家都是有助手的,至少有一个同行在做保障工作。可我没这个条件呀,唯一的就是下苦功了。

总结大会后,各师参赛队分赴各地封闭式强化训练,我们师的全部到彭县和灌县交界的某煤矿驻训去了。直到学校放暑假,才从煤矿搬到一个研究所的子弟学校来。在那个煤矿驻训时,我每天上午只要不下雨,就爬上对面的山坡,在玉米地的边上呆着,默背理论部分,下午要么编写想定和战斗命令,要么录音和口述标图。

记得有一天上午,我又坐在那块地边背记理论题答案。突然,觉得身后有异常。车身看,没有呀。再接着背记,还是觉得有威胁。于是转身仔细看,哦呵,一条一米来长的竹叶青正吐着芯子沿着一蓬嫩绿的茅草向我爬来,离我只有一尺来远了,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这可如何是好?我想起来了,蛇是近视眼,全靠热成像找猎物,你这时只要悄悄地走开就没事了。假如吓得落荒而逃,它就会来追击的。于是,我轻轻地站起来往后退,退到离它2米远时,突然加力向山坡上跑去。为啥要向山坡上跑?向上跑阻力大呀,蛇就追不上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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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段时间不晓得怎么了,火气特别大,动不动就大发脾气。有一天,我正在宿舍(子弟学校的教室)里搞录音,录来录去就是录得不理想,正烦躁着呢。这时,负责连长“尖子”带训的榴炮1营营长陈崇汉走了进来,洋兮兮地学我录音时的语气。我不由自主地爆发了,抓起手边的大文具盒,用力甩向他,他猝不及防,被击中脸颊,右眼眉骨被划出一个口子来。他站在那里发呆时,我又一跃而起,冲了过去。他以为我又要打他,急忙招架。没想到我俯身捡起铅笔盒,冲他一笑,回到我的铺位上,再没理他。只听他骂骂咧咧的从另一个门口出去了,没有当时与我争斗。晚上,负责全师炮兵训练的武凤海科长找到我,问我怎么发那么大火。我说我也莫名其妙,当时就是压不住火,猛然就发出来了。他叫我向陈营长道歉,我说可以。然后找到陈营长,向他道了不是,请他原谅。

后来,陈营长的老营长,时任炮兵副师长的刘兆才还发话说,假如他这次到军区拿不到名次,看我怎么收拾他。不过,他那时还是从大局出发,给了我一套地图,明确了口述标图的战术标题和规模,让我根据这套地图和野战阵地防御战斗炮兵群的战术原则,拟制战术想定和战斗命令,好好练习口述标图;还明确了许多注意事项,比如:队标的定位点、队号的绘写要求、冲击出发地线两端的定位、各种区域线的含与不含,等等。这些都是《军队标号》里没有具体规定的,如果不知道的话,到时就要吃大亏啦。记得那套地图是自贡市富顺县的,我立即着手编写想定,拟制战斗命令,录音,放录音练习。

7月下旬,我们进入军区比赛场区附近,住在一个场镇的单位里,我和师高炮营的汪卫星副连长合住一个房间。小汪是我的老家安庆人,说的一口的安庆普通话,听着怪亲切的。他一天到晚就在高声地练习高炮射击指挥,我也就在他的严重干扰下,背记我的文字题解,倒是锻炼了我的抗干扰能力。我的肚子还是那样难受,情绪时常不好,只是强压着不敢再动粗了。

7月30日,比赛正式开始。上午,我们炮兵参谋在一个小教室里进行了笔试,我的感觉还不错。下午,在一个大会议室里,我们先是用10分钟粘接、熟悉地图。我一看,嘿嘿,这不就是我前段时间练习的富顺县地图吗。我的心定了,不慌不忙地完成了准备工作。

口述标图开始,大录音机传出军区炮训大队高川(时任炮训大队教员,我1982年秋在那当教员时认得)小个子那很磁的战斗命令声。我们聚精会神地边记录、边写战斗命令、边标图。口述命令播放完了,我一边继续写完余下的命令内容,一边标绘最后几个标号。然后就是修饰图面,粘贴图名(地图准备时按要求写好的)。这时,有个监考教员大声说:大家做好的再认真检查一下,不要弄错了。我就认真的检查了起来。所有小的标号都对照了一下,没有发现错误。再看大的标号,却发现那个主攻箭头怎么指向了一个山头的前方去了。糊涂的事情就在此时做下了。我没有去对照记录,就将主攻箭头往回收缩了4毫米,也就是1:5万地图上的200米。心里还很庆幸的:好得认真检查了,否则就要扣去许多分。规定时限到了,我轻松地交了卷。

回到宿舍,听到饭堂里正在放奥运会现场直播,正是我国射击选手许海峰夺冠的那一部分,只听大家欢声雷动,兴奋异常,就跑去瞅了瞅。突然,肚子又难受了,只好回宿舍休息。31日下午,传来消息说,炮兵参谋比赛刘中林只得了个第三名,本来应该是第一名的,就是因为他将主攻箭头收回了200米,被扣了20分,而人家现在的第一名只比他多3.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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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下子又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总算得了个名次,尽管是第三名,总比得不到强呀!不安的是,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再一打听,果真是我稀里糊涂的记错了,出题的教员故意这样做的,就是看大家是不是死搬教条,以为主攻必须到山头为止,而我由于没有仔细对照记录,正好中了套。






[原创]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之六十 积劳成疾罹患胆囊炎 不想升官却被逼下营[蓝剑军团]               

               
               

                                             
                    

之六十 积劳成疾罹患胆囊炎 不想升官却被逼下营

这人一放松呀,身体立即有反应。当晚我就早早的洗漱休息了,谁知第二天早晨稀屎拉了一床,不得不大清早爬起来洗衣洗被。领导得知我犯病后,立即找随队军医给我诊治。记得那位张军医说可能是急性阑尾炎,就近送我到43医院去看。43医院同意张军医的诊断,于是打了高剂量的青霉素,弄得屁股又胀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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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回到峨眉九里驻地,董光枝参谋长交代了几个事情:潘建安被推荐到宣化炮兵学院深造去了;江学平已学成归队,正在云南家乡探亲;从加农炮营调来了当过两年指挥排长的院校生马方前,是安徽泗县老乡;还有两个,就是刚从宣化炮兵学院参谋系毕业的李光奎和张金明。乖乖,加上陈镇宏和我,作训股超编了。

李、张二位我都很熟。1977年底团集训队我当计算1班班长时,李是我的副班长(1976年10月的兵,四川江津人,现任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督察长),参训前是团指挥连计算班的副班长;张是班里的战士(1976年3月的兵,四川秀山人,现任重庆市黔江区石油公司总经理),参训前是榴弹炮1营计算班的计算兵,集训后被提为榴弹炮2连指挥排长。1979年上去打仗之前,部队扩编的时候,张被提拔为榴弹炮3连的连长,是当年全团最年轻的连长;李被定为庙儿岗部队驻地留守分队负责人,负责守护工作,年底提干。

董光枝参谋长倒是很高兴,因为小李和小张都曾经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当1营营部侦察排长的时候,小张是他排里的计算兵;他当2营营长的时候,小李是他属下6连指挥排长。我想这俩人能同时进作训股,一定跟他有关系。

当人家都忙着休假探亲时,我则到处求医问药。到师医院,医生先是以为是胃病,给我做了钡餐造影,却没见到病灶;再做胆囊造影(那时还没有B超),呵呵,原来是急性胆囊炎发作,又由于前面误诊了,耽误了对症下药,已经转为慢性胆囊炎。总算找到病因了,我又喜又恨。喜的是总算弄清了病情,恨得是前面的医生耽误了治疗。

回到团里,将诊断结果给董光枝看后,请假去看病。他问由来谁主持股里的工作,我说还是小张合适点,他毕竟当过几年连长,行管上的事情熟门熟路,应该可以的。到底行不行,还有你在后面把关么。说实话,我当时就想着早点把病看好,只要能尽快脱身,管他谁主持工作哟。不过,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就是董光枝参谋长和冉懋怀团长都喜欢小张,我也看重小张。这个人很聪明,见人都是笑脸相迎,显得谦恭有礼貌,即便是初当全团最年轻的连长时,见到我都是一口一个“老班长”,听着蛮舒服的。相对来说小李为人处事要差一些,亲和力也就不如小张了。

请好了假,又回到师医院,请医生对症下药。那位女的赵军医(后来成了战友吴跃忠的夫人)可想了不少办法,又是开中药,让我喝药汤;又是开西药,一把一把地吞下去。期间,炮兵科长武凤海提升为我们团的团长。有一天,老武和董光枝一起去看我,谈了一些事情,说我可能职务有变动,不是到师炮兵科当副科长,就是下营当营长,叫我尽快治好病,准备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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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哪有心思想升官的事情哟。人都病得歪歪倒倒的了,还当个什么官呀,莫名其妙!

在师医院住了一个来月,苦药汤喝了不老少,花花绿绿的西药片也吞了一大些,自我感觉好多了。于是,就在10月底归了队。

住院期间,我的第一任指挥排长,时任副团长王正法因晚期肝腹水,医治无效去世。火化以后,骨灰拉回老家与他的父母葬在一起。我听到这个消息太迟了,以至于都没能去送他最后一程,心里很难受。

唉,这人命苦啊。当年为了老婆结婚好几年没生孩子,差点蹬了原配。后来调到作训股,年龄满了35岁,老婆随了军,时来运转给生了个双胞胎、俩男孩。1979年打仗前提为榴弹炮1营副营长,带领前进观察所,实行抵近侦察,以及时有效的火力,支援步兵战斗,荣立二等战功。

从云南回到峨眉驻地后,他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开销,全仗他那每月几十元钱,不得不节省再节省。加上甘肃人好吃土豆(马铃薯),家里每天吃的除了土豆还是土豆,经常见他端着一碗煮熟的囫囵个的土豆,边撕皮边啃着,以至于人送外号“土豆皮”。哪成想,四川的气候跟甘肃老家不一样,土豆放长了时间会发青变绿,这时就不能吃了。可他舍不得丢,还是削削煮着自己吃。这不,得了中毒性肝炎。

1982年底,师、团领导班子调整,他被提为副团长。1984年初,由于备战军区大比武,他作为分管作训的副团长,自然一心扑在突击训练上。“尖子”集训期间,跑前跑后地忙活,没有及时发现和治疗,拖成了肝腹水晚期。尽管成都军区总医院进行了精心救治,还是回天无术,我的老排长就这样驾鹤西归了。前些年听说他家孤儿寡母三口人,在历任团领导的关照下,日子虽过得艰难,儿子却很争气,先是当兵,后来工作,老嫂子总算熬出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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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瞅着自己那一大堆书没地方放,才后悔1982年那次团里分家具时,不该把那个五斗橱(团干每人一个大衣橱,作价30元;营干每人一个五斗橱,作价20元)的指标送给了董光枝。再说了,部队的事情说来就来,既然传说职务可能有变动,料不准哪天就宣布了,这些书往哪里装和摆?这时,想起一件事,前年在大桥拉练时不是买了几段桦木吗,打个书橱再打个床头柜吧,不够再找别人凑点。于是,自己画图纸设计了个样子:书橱为捷克式,上面为书架,三层,每层25公分高;下面为书橱,也是三层,层高25公分;架的盖子做成翻盖的,往下一翻,就成了书桌,写字看书都可以;床头柜也是捷克式的,单开门,一抽屉。

为了避嫌,原来给股里打书橱的木匠不敢请,就找到团部大门口对面的小李木匠给打。带他去看了木料,说肯定不够。想起我买桦木时,尹跃刚也买了几段,就找他要买。他硬是不收钱,我也就不客气了。为防止还不够,就叫李木匠再凑一点,他满口答应。之后,我过个几天就到李木匠家看看进度。半个月后,终于打好了,搬进宿舍摆放好书籍杂物,嘿嘿,房间里顿时清爽多了。这样,我的家具就有了木箱三只(除了1979年上学之前打的木箱外,1981年又找旧木料打了一大一小俩木箱),书橱一个,床头柜一个,家当不少啦。

11月底,团里传说我到榴弹炮第2营当营长的命令下来了,我很不高兴,心情又烦躁起来,谁在我跟前提起此事,我都没有好脸色给他。记得还为此臭骂过陈镇宏,弄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后来想起来觉得怪对不起他的,前两年与他联系上了,还向他道过歉。

12月初,干部股长老唐果真通知我到榴弹炮第2营去上任,我气呼呼地回他“谁愿去谁去!老子不去!”于是,政治处主任蒋声福再来动员。他也是安徽人,我们说话随便一些。他最后说:你还是先去吧,以后不会亏待你的。我说:你们统统都想错了,我不是嫌官小,而是身体不好不想去营里,哪怕在机关继续当股长我都没意见。他又说:本来是要提升你高一点职务的,军里看了你的履历,发现你没有干过基层的主官,就让你到营一级去锻炼一下;我们团的参谋长可都是从2营产生的哟!言下之意,我自然理解,可我还是不想去。

12月中旬,家属带孩子来队探亲,下营的事情暂时没人提了。月底,老武团长亲自来劝说:你还是先下去吧,2营现在没有一个主官在位,快过年了,不大好;下去后,病照看,多休息就是了。话都说到这一步了,再不给面子就不像话了。于是,我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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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老武又问作训股长由谁接任更好?我问他有哪几个人选,回说是尹跃刚和张金明。对这两个人,从内心来说,我更喜欢尹跃刚。首先,他是我一手带训出来的计算兵尖子,没有他和杨绍友在成都军区大比武中勇夺第一、二名,我就提不了干部,更不会有今天;其次,1980年底回到司令部后,他在作训股,我在侦察股,相处非常融洽,我了解他的人品与才干。但是,我考虑到他下连队时间不长,又没有经过院校培训,战时司令部工作应该说不是很熟悉。张金明原先当过战斗连队的连长,如今又经过了宣化炮兵学院的培训,缺的就是机关工作经历。另外,我知道张是韩志刚、余光辉、刘兆才、冉懋怀几任团长都喜欢的人,还和冉是同乡。我即使不同意张当作训股长,张也还是会当上的,不如做个好人。这些底细,老武是不清楚的。想到这里,我就推荐了张金明。理由是既当过基层连长有行政管理能力,又经过院校培训掌握了机关业务。当然我不会忘了提醒老武:今后如果有提拔副营职的机会,一定要首先考虑尹跃刚。

1984年的最后一天下午,董光枝给我安排了辆大解放,装运我的行李与家具。小马跑来帮忙,我想起他的书也很多,堆在房间里,脚都没地方放,就将那个书橱送给了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当我装好车准备开走时,我的前任股长赵建华来团里办事,看见了我的几件家具,边走边嘟囔着说:“哼,也搞了不少家具么!”

我当然听得懂他说的意思,原因就是他到火箭炮营当营长后,有人对我讲他临行前从作训仓库搞了不少木料,打了一房家具,我当时表示了反感。不知谁把我的话夸大后,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呀,以为我跟他一样,也是用公家的木头打的家具。对于他后来的情况,我后面还将说到。

傍晚时分,我携妻将子下到了榴弹炮2营。











 楼主| 发表于 2019-5-25 23:57:01 | 显示全部楼层
敢让大炮上刺刀 超越步兵杀越猴
——149师炮团加农炮营一连七号桥反阻击战斗纪实
刁 民 德
1979年3月2日下午,我149师炮兵团加农炮营一连,奉命开赴黄连山区10号公路7号桥附近,对阻击我步兵445团前进的越军火力点展开反阻击战,为步兵打开了前进道路。笔者时任该连军械员兼文书,亲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尽管38年过去,全连冒着枪林弹雨直抵步兵前沿,大炮上刺刀的拼杀场景,至今刻骨铭心,历历在目。现记述如下,以作纪念。

3月2日下午,我步兵445团沿10号公路向沙巴进攻途中,在五号桥与七号桥之间,遭到公路两侧和正面越军火力点疯狂射击,前进受阻。14时20分左右,我连接到营部命令,说是师指和团指命令我加农炮营,派出一个连队赶赴五号桥以南地区,配合步兵445团打掉封锁公路的越军火力点,开辟通往沙巴的前进道路。营首长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七连(加农炮营在我团编制序列内为三营,我连为七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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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连在大顿外约姆河边占领阵地已三天半时间。自28日夜间开始,已发射炮弹一千余发。六门火炮身管全都打红,油漆全部烧焦脱落,耳膜震破、耳孔出血的战士占一半以上。连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开会动员,部署任务。要求:各炮班充分作好思想准备,战斗中要出敌不意,抢占先机,先敌开火;各班要密切配合,动作要快,机智灵活;各炮班要敢于独立作战,既要各自为战,还要注意协同和支援,不管目标在谁的正面出现,只要有利射击,就要果断开火。会后全连立即撤出阵地,列队向五号桥以南地域开进。
经过大顿村内时,看到我团和炮四师18团不少营连的炮阵地,都设在路边空地或村民院内。27日拂晓进入阵地经过这里时,天还没亮,村内空无一人。28日夜间战斗打响后,只感到到这个方向炮声震天,炮口喷出的火光把天都映红了,但不知道有这么多炮兵都集中在这一带。不少新兵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没见过像152加榴炮那么大的火炮,感到新奇和震撼。
穿过大顿沿十号公路向西南挺进,经过一号桥、二号桥、三号桥,路上来往的我军车辆很多,时不时要停车避让从前线运送伤员回来的车辆。三号桥已被越军炸塌,经我工兵抢修后仅可单车通行,桥两端都有很多车辆等候通过。这使我连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在三号桥和四号桥之间,公路边还有不少我步兵烈士遗体尚未后运,公路上成滩的血迹一片连一片,许多行军背囊和武器装备散落路边。大家议论这里也许就是昨天凌晨446团遭遇伏击的地方。
接近四号桥,公路由向南偏西的走向,逐渐向西转弯,形成一个巨大的漫弯。一条溪流从西面大山中流出,在这里汇入外约姆河。汇流处的十号公路,变成了"7"字型。四号桥有左右两座桥,左边为新的混凝土桥,右边为木质老桥。
当天上午8点多,在刘广桐副军长、康虎振师长亲临桥头指挥下,我英勇顽强的446团在445团和95团配合下,经过两个多小时浴血拼杀,攻占了四号桥西南及附近高地,12点左右控制了整个四号桥地区。在占领四号桥西南高地后,445团转为主攻团,沿十号公路向沙巴攻击前进。446团则转为助攻,沿1796高地山脊向沙巴攻击前进。
15时20分左右,我连通过四号桥地区。虽然大战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但附近还有零星枪声,路边不远我军烈士和越军尸体随处可见。山谷中阴风嗖嗖,杀气瘆人,弥漫着恶战后的恐怖气息。


绕过四号桥西南侧山脚,沿外约姆河右岸修筑的10号公路恢复西南东北走向。公路左边路基下河岸陡峭,不少路段路边下面是悬空的岩石。外约姆河水从西南的沙巴方向经这里往东北流去。河的左岸是坡度六七十度、连绵不绝的大山。公路右侧也是大山,但山峰离路较远,相对左岸坡度较缓,途中可看到一条条山背从山腰延伸到路右边土坎上方。这条穿行在深山峡谷中的公路,为抗美援越时我国援建,当时的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转弯向前不远,路边有几具军服颜色不同的尸体,有我方的也有越方的。继续前进,不时看到路边和右侧高地上激战后的痕迹。路上的部队越来越多。前进的都是我步兵和运送弹药物资的车辆,返回的都是运送伤员的车辆。
接近五号桥,车队前进速度逐渐慢下来,前方不时传来阵阵枪炮声。过五号桥后,路上人员车辆时走时停。经询问得知,前面刚刚遭到公路两侧高地上敌火力袭击,我们的坦克已经上去了。见我们加农炮也上来了,各步兵分队纷纷让开路面,让我连赶快通过。
车辆一路上坡,嘎斯车牵引火炮又满载人员和弹药装备,显得越发吃力。我乗坐的六炮车突然加大马力,连续超越前面的几辆炮车。在将要超越一炮车时,一炮车驾驶员和坐在驾驶室的连长示意我们停车。停车后,连长王正要坐在六炮车上的佘金礼副连长,换乘排在后面的车辆。并让通信员黄镇松去后面逐车通知驾驶员,开动后拉大车距,全速通过。随后,连长上了我们的六炮车。
越过六号桥,前方枪声骤起,夹杂着“咚、咚”的爆炸声。公路上的步兵或卧倒在右边排水沟内,或匍匐在路面上。三辆坦克一辆炮管瞄向右侧高地,一辆炮管瞄向左侧外约姆河对岸高地,最前面一辆车身紧紧贴在公路左侧的土坎上,车身与公路平行,炮管指向左前方河对岸的半山坡。坦克前面约20米处,一个干部和几个战士,正向躲藏在路左边悬崖下的越军射击、投手榴弹。听步兵团弟兄们说,这是三个从六号桥逃过来的越军,躲在路边悬崖下向路面上扔手榴弹,最后被干掉了。
由于前面步兵匍匐在路面上,车队再次停车。连长下车到前面与步兵交涉。等前面步兵让开路面,王正连长站在六炮车驾驶室右侧路面上,右脚踏在上车踏板上,高举左手朝后面车队用力向前挥动了几下,招呼大家赶快上车。然后他猛地双脚踏上汽车踏板,右手提着冲锋枪,左臂伸进车窗挎住车门,指挥驾驶员孙仁宝快速起步,加大油门向前猛冲。后面的各炮车也拉开距离加速跟进。这时,外约姆河左岸山坡上的火力点射击更加疯狂,机枪、冲锋枪子弹擦着汽车棚布和后挡板嗖嗖飞过。迫击炮弹带着“嘘-嘘-”声,时而落在公路右边土坎上,炸起的泥土掀到车棚顶,发出一阵“嘭、嘭、嘭”响声;时而落在车辆前后路面上,但幸运的是没有爆炸。


冲过大约三百来米,在一个没有我方步兵的路段,突然停车。六班长康存木说了声“下车”,全班立即跳下车,分别站在火炮大架两边,将火炮迅速从牵引钩上摘下,立即调转炮口90度,摆开大架,将助锄坐在公路右边排水沟外侧土坎底部。一连串动作都是瞬间完成。其它各炮也纷纷停车效仿,迅速将炮口指向对岸。六班长一边令炮手们从车上缷下炮弹赶快装填,一面指挥副班长王细平寻找和瞄准目标。“咚——哐”!六炮响了!对岸山坡一独立房屋屋顶瞬间被掀掉,十多个越军一窝蜂跑出四散逃窜。各炮迅速调转炮口逐个瞄准射击。对岸山坡较陡,植被不多,蹿逃的越军运动速度不快。在我各炮直瞄射击下,多数被歼,少数潜入草丛树丛。此时,我步兵高射机枪也在我连身后的高地上展开,向逃窜的越军猛烈射击。
这时候,刚刚还在疯狂射击的越军火力点全哑了。全连都在瞪大眼睛寻找敌火力点位置,连首长和侦察班的望远镜全用上了。随后,对所有可藏人的草丛树丛,对巨石边上的草丛,对翻起新土的地方,全部瞄准射击。这一打,还真把潜藏在里边的敌人干掉了不少。有几个家伙从草丛中蹿出往山上跑,被我们的炮弹追着打。我看到一发炮弹在一个越军前面爆炸,那家伙双臂张开,身体向后仰面朝天倒下山坡。 尽管76炮弹头不大,但是榴弹瞬发引信,不管他有几条命也难逃一死。从最前面的六炮到最后一门炮,我连所占据路段有一百多米。正面及左右两侧上百米内的可疑目标,都被打了个遍。加农炮发射时极具爆震力的响声,在山谷中来回激荡,让人感觉心脏在震动,整个山谷都在不停颤抖。
在近40分钟的激战中,全连一共发射炮弹86发,各炮发射炮弹都在10发以上。官兵们一往无前、力压强敌、冲锋陷阵、英勇无畏的高昂气势和战斗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连排干部都站在火炮跟前,观察目标,指挥战斗。康存木、吴兰生、宋国恩、慕长忠、包守义等炮班长站立炮位,果断指挥,个个浑身是胆,杀气十足,威风凛凛。王细平、马佑海、姜新州、杨光林、尹新发等瞄准手临危不乱,坚定沉着,打得机智果敢。所有炮班战士各就各位,密切配合。侦察班马殿英用测距机迅速测定出目标距离,通报各炮使用。有线班、无线班、驾驶班、炊事班和勤杂人员,全都进入各炮班搬运传递炮弹,协助观察指示目标。那一阵子,只能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来形容全连了。
将近17时战斗结束,各炮撤出炮位,为步兵让开前进道路。在我连准备跟随步兵前进时,前面传来消息,七号桥已被越军炸断,车辆无法通行。我连只能停在路边,等待上级命令。实际上,我连当时所处位置,距离七号桥只有三四百米米。在我强大炮火震慑下,守桥越军已无斗志。约19时,我步兵445团完全控制七号桥地区。

当晚我步兵团前进到八号桥。第二天即3月3日清晨,我连奉命在七号桥北侧占领发射阵地,但未接到射击命令,我步兵已攻占了八号桥。11时20分,445团、446团、95团从三个方向攻占了沙巴县城。下午,445团与担任穿插任务的447团会师于黄连山垭口,圆满完成了全师作战任务。
战后,我连炮二排和炮三班、炮四班、炮五班、炮六班、驾驶班、炊事班荣立集体三等功。连长王正,一排长魏焕臣,三班长宋国恩,六班长康存木,炊事班长杨质文,无线班长杨通益,驾驶班长张金生;六班副班长王细平,四班副班长姜新州,三班副班长杨光林,一班副班长尹新发,驾驶班副班长孙仁宝,有线班副班长安正兵,以及战士时宏亮、吴顺记、杨运才、阿牛瓦特、李兴树、范奇志、刘开述,共21人荣立三等功。
 楼主| 发表于 2019-6-1 18:50:0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6-2 15:31 编辑

胡琏指挥艺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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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琏是国军最优秀的战地指挥官之一,我认为他的特点是擅长防守,拙于进攻。宿迁之战是最好的战例。
一 宿北战役——薛岳第三期攻势的一环
1946年7月,国军大兵团从长江一线北上,其战略目标是夺取安徽、江苏两省在长江以北的区域,随后进入山东作战,争取将山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挤到黄河以北,然后决战于华北平原,彻底摧毁共军。这一战略因最后破产而传为笑谈,但分析当时的战略形势,国军并非没有机会。因为,抗战之后的国军为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计有300万正规军,装备了坦克、重炮等先进武器,还有海军和空军作为辅助。与其对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不过120万人左右,其中只有60万野战部队可以和国方正规军对抗。毛泽东深知国军的武力强大,他的目标是背靠苏联建立东北根据地,尽量争取保住华北根据地,并试图在华中拖住国军北上步伐。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他抽调山东八路军12万人北渡渤海,开辟东北,为了填补山东的空白,又让苏皖两省的新四军主力北上山东,这样,占地辽阔的新四军苏皖根据地只剩下6万人左右的主力,另组建10万左右的地方军队,比之即将北上的国军实力有很大的差距。
  指挥国军北上征战的是国军名将薛岳,他是一位从战争中锤炼出来的优秀将领,抗战中在湖南多次挫败日军。1946年下半年,莅任徐州剿匪总部司令的薛岳策划了三次攻势。在第一次攻势作战中,薛岳指挥第五军、第七军、第七十四整编师等著名部队拿下了新四军在安徽北部的淮南、淮北根据地;第二次攻势作战,七十四师与第七军等部队配合,又攻克了苏北的淮阴和淮安二城。两淮是苏北名城,毛泽东一度想将延安总部迁至两淮,以便参加南京的政治。因此,两淮丢失,毛泽东十分震惊,几次下令陈毅、粟裕率新四军夺回两淮,但都未能奏效。迄至12月薛岳发起第三次攻势作战,新四军只剩下苏北数县。从粟裕给毛泽东的电报来看,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只是为了掩护人员撤退至山东境内,做好棉衣,让部队换上冬装。其时新四军北撤的地方人员约有30万,像一股又一股的洪流不分日夜向北开进,看到这种情况,谁都知道新四军北撤在即,苏北被国军占领将是不可避免的。薛岳在这一背景下发动第三期攻势,可谓抓住了最好时机。

 薛岳的第三期攻势共分四路,除了宿迁一路外,其它三路都取得不俗的战机。12月3日,整七十四师和七军、整二十八军连手,第二次攻击苏北的涟水城,重创粟裕华中野战军的主力之一第六纵队和5旅、6旅等,大获全胜。李默庵率二十五军、六十五军等部队攻击盐城,遇到了粟裕的主力,连夜退守,躲过致命一击。后因张灵甫在涟水战胜,粟裕急主力调到涟水方向,李默庵乘机北上,没有费很大力气便占领了盐城一线。在山东南部,马励武率国军第一快速纵队和整编二十六师闪击山东临沂,11月初在傅山口战役中击溃新四军一纵的阻击,救出被围的七十七师。这次战斗是国军坦克纵队的一次成功战例,马励武回忆:
  我就来个紧急措施,令第一快速纵队派步兵一营附坦克一连,应援危急中的王长海部,侧击新四军攻击的部队。由于我这个反动毒辣的侧击和坦克火力的猛烈,以及新四军攻击部队的英勇阻击战车、爬战车,通过几小时的战斗,在峄县东二十余里的圈沟镇沿铁路线附近的新四军叶飞将军所部残余千余人,死者断臂残腿,尸体累累。当战斗将告结束时,我曾乘车前往视察,目击心伤,惨不忍睹。随即令快速纵队负责指挥官及峄县县长张云逸和专员王某迅速掩埋。

叶飞所部第一纵队在这一次战斗后,缩编了两个团,损失之重,可想而知!然而这一战役之后,七十七师等部队说什么也不肯再跟马励武前进。马励武进至傅山口,共产党的山东首府临沂就在眼前,却不敢孤军深入。不论薛岳如何催逼,马励武以坦克部队不宜山区作战为借口,不肯前进。马励武这一路的攻势缓和,使共产党方面可将鲁南主力南调进入江苏作战,这是胡琏在宿北作战吃亏的重要原因。

宿迁是苏北的一座小城,原为新四军根据地,被第七军攻占之后,江苏地方政府调来孙良诚的暂编第一军驻守。孙良诚是民国时期最没出息的军阀。他原为冯玉祥手下头号战将,率领冯玉祥的嫡系部队,当过省 的高职。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孙良诚竟然率部投降日本,成为伪军。抗战结束后,他手下十几万伪军部分被新四军吞并,部分被国军各部瓜分,仅剩下1万多人在身边。此时冯玉祥已经采取亲共立场,他让连襟张克侠去策动孙良诚投共,孙良诚虚与逶迤,口头答应,没有行动,最后还是决定跟蒋介石走。胡琏到宿北之后,曾去拜访这位“老将”,孙良诚告诉他,苏北宿迁地势低洼,常被洪水淹没,因而成为最穷的地方。村庄内几乎没有象样的房子,无法坚守。胡琏辖下有两个整编师,其一为戴之奇指挥的第六十九师,下辖三个旅;共约三万多人;其二为胡琏主力整编十一师,也是三个旅的编制,满编有四万人。因而胡琏麾下实有七万余人,后面还有孙良诚一万余人作后盾。胡琏的作战任务是向沭阳方向前进,并相机攻略沭阳北部的新安镇。胡琏面对的共军为新四军山东野战军的第二纵队二万,第七师下辖的成钧第5旅约八千人,还有华中野战军的第九纵队五个小团,约七八千人。就此而言,国军方面是绝对优势的。如果这一攻势成功,国军将能占领沭阳和新安镇,切断苏北新四军通往山东的退路。


宿迁是苏北的一座小城,原为新四军根据地,被第七军攻占之后,江苏地方政府调来孙良诚的暂编第一军驻守。孙良诚是民国时期最没出息的军阀。他原为冯玉祥手下头号战将,率领冯玉祥的嫡系部队,当过省 的高职。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孙良诚竟然率部投降日本,成为伪军。抗战结束后,他手下十几万伪军部分被新四军吞并,部分被国军各部瓜分,仅剩下1万多人在身边。此时冯玉祥已经采取亲共立场,他让连襟张克侠去策动孙良诚投共,孙良诚虚与逶迤,口头答应,没有行动,最后还是决定跟蒋介石走。胡琏到宿北之后,曾去拜访这位“老将”,孙良诚告诉他,苏北宿迁地势低洼,常被洪水淹没,因而成为最穷的地方。村庄内几乎没有象样的房子,无法坚守。胡琏辖下有两个整编师,其一为戴之奇指挥的第六十九师,下辖三个旅;共约三万多人;其二为胡琏主力整编十一师,也是三个旅的编制,满编有四万人。因而胡琏麾下实有七万余人,后面还有孙良诚一万余人作后盾。胡琏的作战任务是向沭阳方向前进,并相机攻略沭阳北部的新安镇。胡琏面对的共军为新四军山东野战军的第二纵队二万,第七师下辖的成钧第5旅约八千人,还有华中野战军的第九纵队五个小团,约七八千人。就此而言,国军方面是绝对优势的。如果这一攻势成功,国军将能占领沭阳和新安镇,切断苏北新四军通往山东的退路。


二 穿插敌后——新四军的应对之策
  如前所述,1946年的新四军分为两个部分: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新四军的军长是共产党内老资格的陈毅,1945年下半年,他率新四军主力北上山东,组成了山东野战军,约有七万精锐野战军。苏皖的新四军在主力北上之后,迅速重组部队,计有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等五个纵队,约六万余人的野战军。这五个纵队中,六纵、八纵、九纵是新四军老部队,战力较强。而七纵和十纵都是以新四军的地方部队加上投降的伪军组成,战力有限。其后,华中野战军司令粟裕为了加强主力,又将八纵和六纵扩编为两旅六团的建制,改名为第一师和第六师,各有一万五千人的部队。在国军大力北上的背景下,粟裕深盼陈毅率山东野战军南下,两军联合作战,才有希望挫败国军的攻势。

然而,陈毅率军南下后,马上遇到了一个指挥不统一的问题。陈毅原想纠合主力到淮南与国军主力决战,粟裕因其苏中根据地面临李默庵十万大军的进攻,不肯远征淮南,结果陈毅只好派二纵的第5旅南下淮南,与当地部队组建新二师,以抗击邱清泉与张灵甫的攻击。结果新二师被国军打得大败,所属三个旅各奔前程,第5旅转战苏中,第6旅北调苏北改编为地方部队,淮南独立旅在淮南坚持不久,大部消耗。新二师就此夭折。陈毅后率山东野战军主力在淮北作战,因攻击泗县失利,主力第八师受挫,淮北根据地全部丢失,不得不退入苏北作战。其后,在苏北薛岳的第二次攻势中,陈毅和粟裕又产生配合问题,结果丢失了淮阴、淮安二县,退到苏北数县坚持,苏北被迫放弃的命运已经决定。
  在这一背景下,新四军华中军区的干部都在批判陈毅丢了两淮的错误。毛泽东也深感新四军两支野战军的配合大成问题,于是,他建议陈毅和粟裕的两个指挥部合并,由粟裕统一指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的战事。但是,牵涉到人事关系,马上有谁正谁副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1946年10月,马励武在鲁南发动攻势,陈毅率来自鲁南的第八师北上,将其余的山东野战军部队留给粟裕指挥。粟裕让这支部队在沭阳一线对付胡琏,自己率华中野战军分别在涟水及盐城与国军两路大军对抗。粟裕让政委谭震林率六师在涟水对抗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自己率主力第一师等部队在盐城伏击李默庵,结果李默庵识破粟裕的包围及早撤退,只损失了一个团。而谭震林在涟水频频出击,被张灵甫抄了后路,遭受惨重损失后退出涟水。在这种背景下,胡琏又率一支劲旅向粟裕背后的新安镇及沭阳扑去,给予粟裕极大的震动。粟裕作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对华中根据地的失守毕竟是有责任的。为了挽回劣势,他的打算是率全军偷渡运河,插向大别山,到国军的后方作战,相机恢复华中根据地。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南临长江,西为武汉,东为南京,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处。十年内战时期,徐向前、张国焘等人曾在这里建立红色根据地,终因国军四面围攻而撤兵西行。抗战时期,桂系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依托大别山打游击,对该地地理形势十分熟悉。所以,粟裕若是移兵大别山,很难打开局面。但就在此时,陈毅从山东给粟裕来电,建议合兵攻打胡琏一路国军。粟裕大喜,立即北上与陈毅会面,筹措宿迁之战。此前,陈毅北返山东后,开会检讨多天,决心与国军拼死一搏。他的口号是:“打胜了开庆祝会,打败了开检讨会,打死了开追悼会!”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遭到了傅山口之败。他的亲信叶飞向他建议,山东野战军的主力在苏北,剩下的部队在鲁南难有作为,不如南下与粟裕合兵,打一个大型的歼灭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陈毅决策南下。为了达到突袭的目的,陈毅将叶飞的第一纵队和鲁南八师潜伏于山东最南部的剡城县境内,此处离宿北仅有二百余里,按照新四军擅长的的行军速度,约二日夜可以赶到宿北战场。
  以上事实表明,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之间各有不同的战略目标,相互协作也有一些问题,在宿北战前,双方各有作战计划。宿北之战,两军仅是临时协作,倘若战役失败,陈毅肯定要北退山东境内,而粟裕则有可能偷渡运河,杀向大别山。假使这一局面出现,新四军就将分为两支各自作战。粟裕所率的华中新四军因失去根据地支持,很难大有作为,而陈毅所率山东新四军势单力薄,难以抵挡国军的全力攻势。这样,国军在山东就不会遭到重大的阻击,完成再次北伐的战略计划。然而,事实上新四军在宿北战役获得大胜,从此建立了联合作战的信心。此后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开入山东境内作战,连续取得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国军速胜的计划就此破产,酝酿了此后的大败。可见,宿北战役对国共双方都是一个转折性的战役,新四军取胜之后,连续夺得一连串的胜利,为华东战场的全胜奠定了基础;而国军因很小的指挥失误导致大败,从而结束了开战以来胜多败少的好运。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一失误是在国军名将胡琏手里产生的。
  
三 六十九师落入重围
  在宿迁前线,胡琏下辖两个整编师。其中六十九师是在抗战后期组成的一支军队,原属于顾祝同的第三战区。抗战后期,英美策划在中国的东南登陆,为了登陆后和当地抗日武装形成夹击之势,英国便答应用奔驰冲锋枪等自动火器武装国军在东南的部队。于是,顾祝同命李默庵收编当地的忠义救国军等国民党系列的游击队,组成多支突击大队。这些突击队使用英国人提供的自动火器,装备不错,但因原来就不是国军正规军,战斗力不强。后来,因战略变化,英军不在中国东南登陆,突击大队也受命改编为国军正规军,组成第整编六十九师。该师师长为中将衔的戴之奇将军。他与胡琏同为陈诚整编十一师的战将,但戴之奇历来不擅长作战,因在抗日战争中以组建青年军出名,抗战后成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内战开始后,他率部前出淮北战场,结果第92旅被陈毅消灭于朝阳集,60旅被击溃,兵员损失很大。薛岳对戴之奇很生气,但也不得不给其补充,另调预三旅配给六十九师。这样,开到宿北战场的六十九师辖有预三旅、第42旅、第60旅及92旅的一个团,共有三个半旅,约计三万多人。戴之奇因有自知之明,在联合作战会议上表示:绝对听从胡琏的指挥。
  胡琏的部署是:由他率整编十一师东进向沭阳进攻,而让戴之奇的六十九师北上攻击新安镇,以掩护十一师的侧翼。具体地说:
  分两路,齐头并进,整六十九师在左经晓店子、人和圩;整十一师在右经李圩子、来龙庵,同时北进。到达邵店附近后,整六十九师即在原地停止为兵团总预备队,整十一师转向东进,向沭阳方面前进。
  让胡琏感到不安的是,十一师的攻击正面有十里之宽,而六十九师的正面更宽达四十里,新四军若有大部队向国军阵线穿插,国军无法组成绵密阵线阻挡。胡琏到达战场后,曾经乘飞机侦察新四军阵地情况,让他稍感放心的是,新四军数量不多,都在国军正面,因而他指挥国军分头进攻,按他的估计,应能按时完成薛岳交待的任务。
  

在整个国共内战中,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做得极好,这一次国军的进攻部署,同样被陈毅和粟裕了解透彻。面对十一师和六十九师的两路进攻,粟裕采取顶一路放一路的策略,也就是硬顶整编十一师,放行六十九师,以便让两军拉开距离。受命硬顶十一师的是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的75团,该团在来龙庵阻击整编十一师的第18旅,于12月13日整整打了一天。由于75团在阵前埋了大量的地雷,18旅陷入地雷阵,打得束手束脚,攻击没有效果。第二天再战,仍是18旅攻,75团守,双方纠缠一天,阵地仍在新四军手中。当晚,新四军获得整编十一师将转攻五花顶的情报,便命令后方的二纵赶到来龙庵接替九纵的75团,于是,九纵司令张震将75团的两个营调到五花顶方向,留一个营坚守,以待二纵前来接防。然而,二纵的行动迟缓,迟迟未能赶到前线。75团的一个营在18旅的攻击下全部伤亡,副团长屈树义被俘。
  如果说十一师在来龙庵碰到了个钉子,六十九师的进攻却十分顺利,13号开始进攻,连下晓店子、傅家湖、人和圩等村庄,与十一师之间拉于了约有20华里的距离。戴之奇见自己脱离十一师较远,也有些心虚,便将司令部安在距十一师较近的人和圩。人和圩之南,便是十一师前锋驻扎的蔡圩。戴之奇相信,只要紧紧地靠近十一师,就能保证安全。
  来龙庵战斗打响之后,粟裕调新四军各部向宿迁北部汇集。二纵约于15日赶到了前线,七师的5旅也应时赶来。这样,国军的正面已经有了近四万人的新四军。而陈毅所率山东野战军的一纵和八师,共计3万人左右,也从山东剡城南下,以日行百里的速度,迅速赶到了宿迁北部的战场。从双方兵力而言,胡琏手下两个整编师约7万人左右,新四军调来的主力也有7万人,可说双方实力相当。但国军身在明处,一举一动都被新四军掌握,而且两个整编师之间有较大的距离,有利于新四军分割。


关于来龙庵战斗,十一师军官廖明哲回忆:
  “自章鳳集作戰結束,劉伯承部、向鉅野、鄆城方向逃逸,渡過黃河。本連于十月九日晨,至午後連下鄆城于官村十二村;數日追擊,部隊抵達黃河邊,于同樓整頓。
    十一月下旬,部隊由山東省,陸續回到徐州(銅山)周邊整補,約兩週之後,本連爲團前衛由柳集出發,經過雙溝以酒爲出名之地,「雙溝大麴」。宿營後痛飲一頓。睢寧附近,一代美人虞姬的香塚于此,坐落在行軍所經的路邊。草黃木枯,光光的一個墳堆。回想西楚霸王與漢劉邦決戰前夕在四面楚歌中,她舞劍助興,進而自殺明志,以堅定霸王作戰決心而去後顧之憂,此種作爲,何等的哀艷!忠節而壯烈!可說千古一美人。
    部隊由宿遷縣渡過運河,在井兒頭駐紮一日,續向沭陽方向前進。十四目十時左右到達高圩子東端小村落停止,雖有太陽,仍耐不住寒風嘶嘶。忽來傳令:「我營即向來龍庵攻擊」!弟兄們聞令,個個精神抖擻,寒冷之感,一掃而光!十二時發起攻擊,我連爲營的左翼連,攻擊目標:來龍庵的北端。連的右翼爲第四連。攻擊前進中,遭敵強烈的火力抵抗;往昔在魯西南所見過的匪軍未有如此防禦火網的編組,能長短相補;而火網的濃密,射擊軍紀及射擊精確都有過於往昔我所遇見的。我攻擊前進中,僅獲團八一迫砲連的一般支援。第三營進展緩慢;友軍五十三團,攻擊進展亦有限。下午四時,奉令停止攻擊,部隊撤至原攻擊發起位置。敵人未乘我撤退時出擊。”
    第二天(十五日)拂曉發起攻擊,接近來龍庵的寨牆下,寨牆下有一條約兩公尺寬的外壕,幸好乾枯無水。天亮,我師砲兵一○五榴彈砲營及旅的山砲連,幾群集火力的掩護下,我連由左翼首先突入敵陣,我親持湯姆生衝鋒槍,一堡一衝鋒,一屋一戰鬥。十五日下午四時,掃清殘敵。敵人爲陳毅所部二十一師,六十二團,士兵多爲二十歲左右,所穿新黃棉軍服,持用前日本軍隊所用之輕武器。”



15日黄昏,来自山东的一纵和八师同时向宿北的国军发动攻势。一纵和八师是新四军的老部队,装备标准按国军的主力部队配备。例如,国军主力每营都有四连,其中三个步兵连,外加一个机炮连,机炮连拥有迫击炮、重机枪、无后座力炮等,作为全营的火力支撑。一纵和八师也同样配备。不过,国军机炮连多为美式武器,而新四军的机炮连多是日式武器。普通的步兵中,配备的自动火器也不少。所以,一纵和八师在新四军中被戏称为“机械化部队”。就轻武器而言,一纵与八师的装备其实不亚于国军主力。但国军对此缺乏认识。由于毛泽东常讲八路军和新四军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军的飞机大炮,乃至许多军事史专家都以为内战时期共产党军队的武器配备不如国军远甚。其实,中国的陆军有内陆与沿海之分。内陆的军队,不论是国军还是共军,都处在较封闭的状况下,新武器较少,手中武器以步枪为主。胡宗南在陕北的国军第一军也是如此,毛泽东身边的陕甘宁部队也是如此。但在中国沿海区域,由于机械工业的初步发展,许多地方都能制造机枪、冲锋枪,所以,就连游击队也有许多自动武器。叶飞的新四军一纵队历来以自动武器多闻名东南,抗战后又缴获日军53旅团的重武器,其装备可与抗战时期的日军相比。八师的核心部队是来自井冈山时代的红军,后在山东南部作战多年。抗战胜利后,横扫鲁南伪军,缴获大量武器,而在山东以攻坚出名的鲁南八师,在与伪军作战中缴获了许多大炮,设置了自己炮兵营,拥有十来门山炮、步兵炮。这样的部队与国军主力相比并不逊色,但国军对此并不了解,常称自己的对手是“土八路”。戴之奇常对人说,国军一个团可以打共军三个团。骄兵悍将,肯定要碰些钉子的。




 一纵和八师虽是共军的主力,但在内战之初,两支部队都没有打好,屡次受创之后,部队数量大为削减。但是,这两支部队都有愈挫愈勇的特点,本次决战之前都开了动员会,声称“打死了开追悼会”,决心与国军厮杀一场!果不其然,两支部队到达战场后,仅仅略作休息,便于15日晚向国军发起了猛攻。八师的攻击点是整个宿北战场的制高点峰山。峰山海拔83米,在一马平川的宿北平原上突兀而立,俯视整个战场。早在日本人时代,就将峰山当作苏北平原的制高点,派军队驻守,修筑了许多任务事。峰山的两边是晓店子和峰山镇,都由国军预三旅占领。戴之奇派了一个营的士兵防守峰山。八师攻击峰山,用了自己最强的部队一个团,夜袭失利后,又加强攻,终于在黎明前攻下了峰山。另一座战地制高点是嶂山,也被成钧的七师第5旅拿下。一纵则从峰山之侧向国军的纵深插去。目标是拿下宿迁城北的曹家集,炸毁运河上的桥梁,以切断国军与后方的联系,将其包围。当天下午传来消息,国军有后撤的迹象,指挥一纵与八师的山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要求一纵尽量插前,一定要包围逃敌。此时,指挥华中新四军的粟裕也令二纵向敌后发动攻击,争取与一纵在敌人腹地会师。
  国军战术上的缺点是未经夜战训练,一到晚上,便无法出战。不论哪一支部队被围,都只能靠自己,只有熬到天明,才有望得到支持。因而国军出征,总是在下午就找村庄驻扎,做好工事,以防共军来袭。十一师和六十九师也是这样,白天作战一天之后,晚上便在村庄四周点上篝火,将周边照亮,以防游击队袭击。如前所述,国军六十九师的正面有40里之宽,根本无法杜绝新四军的渗透。一纵得知国军要逃的消息,大胆地向国军腹地渗透。他们从两个村庄之间的野地向敌后行进。很快深入敌后。




一纵司令叶飞骑在日本的大洋马上,一边随队前进,一边观察周边的敌情。他发现各个村庄的篝火断续相连,并无移动迹象,从而想到:国军并未撤退!自己率近20000人的部队向敌后穿插,天明后肯定要被敌人包围!这一惊非同小可,叶飞当机立断,马上命令部队向后转,迅速撤回原地。然而,他的前锋三师两个团已经杀到曹家集。原来,一纵的第三师由浙东游击队改编,擅长夜袭。他们在袭击的半路抓到国军架线的电话兵,得知整编十一师的师部就在曹家集,前锋第9团毫不犹豫地向曹家集扑去。一场乱战之后,曹家集内的十一师的工兵营、骑兵营、炮兵团都被打烂,胡琏离激战之处仅二百米。天亮之后,大乱终于结束,胡琏发现来敌不多,便指挥11师来个反包围,向一纵三旅的两个团扑去。当时两军距离不远,双方的活动看得一清二楚,国军的炮火极为猛烈,三旅遭受重大伤亡,苦战半天,一直到中午才和后方打通了关系,将部队撤下来。其时,若非叶飞及早撤退,一纵的主力也会受到大损失的。那时宿北战役的结果很可能改写了。
  且说叶飞率一师和二师退回峰山之下后,派副师长何克希向陈士榘报告。陈士榘听说一纵不战而退,大为恼怒。批评一纵将三师丢在敌后,又将八师的侧翼暴露。经过陈毅、粟裕等人的讨论调解,最后达成协议,一纵16日晚继续向敌后穿插,争取切断六十九师与十一师的联系。
  


16日白天,双方攻守异势。在胡琏的指挥下,国军向突入阵地的新四军发动攻势,新四军一纵的第三旅,因夜晚深入敌后,未能跟随主力及时后退,在国军围攻之下,伤亡颇大。国军军官张明哲回忆这场战斗:
  “十六日上午,全團向曉店子之匪軍取攻勢,村村遭抵抗,庄庄有戰鬥。匪軍射擊精確,村落防禦配備亦得要領,士兵戰鬥意志的頑強,出乎想像。第二排排長趙金生陣亡,我衝進一村前,因屈身躍進,未顧及村前一麥草堆,突然衝出兩匪兵,手持日本九九式步槍(按此種武器爲日本關東軍所使用,專對蘇聯軍隊作戰所用。刺刀長而鋒利,較我軍中正式七九步槍、美軍三○步愴,性能尚佳。)直剌而來,若非傳令張光全,手持衝鋒,眼明手快,我縱體能不差,徒手應敵,總是不妙。兩匪兵一中槍而死,一腿部中彈。連克數村,未接近曉店子,天已黑。在攻庄奪寨中,罡哥送我的一條接收日本的軍犬,隨我攻擊前進時,在我身側,被匪軍輕機槍一個點放!頭部中彈三發而亡,使我心痛不已!此犬聰敏忠誠,能傳令,能守物,能構築臥射散兵坑(北方多沙土地,狗用牠的爪子,幾扒幾扒就扒成一個可利用掩蔽身體的臥射散兵坑。)
  在衝進該村前,曾作火線喊話,匪軍拚死頑抗。掃清戰場時,發現全村防禦工事構築良好,利用牆、窗、村緣前的雜樹配置,此匪軍似已脫離游擊戰的 性。匪軍與陣地共存亡(二十二具死屍)。經詢突襲我被傳令張光全所擊傷的匪兵說:他們上級領導及組織一再告訴他們,被國民黨俘虜先槍斃再砍頭!
  繼續向前攻擊,我已知共匪的村落防禦配置,也知他們是在「阻援」,阻止我軍的解圍曉店子,頑抗是必然的!我採側背攻擊;同時攻擊發起前,利用俘虜這名匪兵喊話,雙管齊下,果然奏效。攻克這一四棟草頂土牆的村落,匪軍十一名全體投降。前後兩個村的匪軍,原同屬一排,爲陳毅警衛旅的一部,青一色浙江人,十八九歲,年輕的小伙子,服装新黃棉軍服,持日軍關東軍武器,除無六○迫砲、湯姆生衝鋒槍外,步、機槍並不弱于我。訓練亦不弱于我。  
    午後五時,停止攻擊。營長羅孟雄,對我昨前兩天及今天的作戰表現,非常滿意。
    部隊入夜前回到井兒頭宿營。連長以上幹部,到團部開會,團長李樹蘭對第一營今天攻擊進展緩慢不滿,對我營及本連雖有傷亡,亦有斬獲,未加責備。”


此处十一师俘虏的新四军战士,被其称为陈毅警卫旅成员,只怕有点错误。从其都是浙江人来看,他们应是一纵第三旅的士兵。十六日白天的战斗表明,十一师向新四军一纵的反击,未能收到明显的效果,双方仍然处于对峙状态。
  且说叶飞率一师和二师退回峰山之下后,派副师长何克希向陈士榘报告。陈士榘听说一纵不战而退,大为恼怒。批评一纵将三师丢在敌后,又将八师的侧翼暴露。经过陈毅、粟裕等人的讨论调解,最后达成协议,一纵16日晚继续向敌后穿插,争取切断六十九师与十一师的联系。
  16日晚,叶飞率领第一纵队从峰山出发,再次向第十一师和第六十九师之间连接点猛插。从宿迁战役的示意图来看,这次突击路线向内收缩了8公里左右,更加贴近六十九师,而与整十一师拉开数公里的距离。经过一夜激战,一纵在敌人纵深占领了一块长六、七公里、宽一、二公里的阵地,将国军切成两段,完成了对六十九师的包围。但第一纵队也落入国军三面包围之中,西为晓店子的预三旅,北为六十九师的60旅、41旅,南有整编十一师的3个旅。
  按,经过15日夜的激战之后,新四军的战略意图已经暴露,在六十九师失去峰山、璋山两大要点而十一师受到袭击的背景下,六十九师和十一师应当相互靠近,互相掩护,以免被新四军各个击破。所以,其时最好的应对方式是在交通尚可维持的16日下午,命令六十九师向十一师退却。然而,胡琏对此竟没有反应,实在让人不解,这是胡琏在宿北之战中所犯第一个错误。
  


16日晚双方交战激烈,除了一纵向敌后穿插外,二纵也从东面发起战斗,攻击十一师18旅的阵地——蔡圩。蔡圩原为十一师攻击来龙庵的基地,其地在人和圩、曹家集及来龙庵之间。二纵若拿下蔡圩,就可与一纵打通关系,完全切断六十九师和十一师之间的联系。进攻的二纵4旅第10团并不知道是十一师在防守蔡圩,受俘虏误导,他们还以为是一支重建的团队在防守,所以只用了一个团进攻。开战之后,第10团有5个连杀入蔡圩,却受到十一师顽强的反击。因伤亡过大。第10团只好将这5个连撤出。马上审问俘虏后,才知道圩内是整十一师的队伍。第10团有意要和这支王牌军碰一碰,便调上1营和3营发动钳形攻势,分路杀入蔡圩。在朦胧月光中,双方拼刺刀、扔手榴弹,伤亡惨重。胡琏得知战况,将附近的主力调去支持。看到敌军源源不断地拥入蔡圩,第10团估量不可能歼灭对手,便将圩内部队撤出。这一仗,双方都伤亡五六百人,打得十分惨烈。由于蔡圩孤悬敌后,脱离大队约有好几里路。守军向胡琏要求向大队靠近。胡琏见伤亡过大,怕剩下的部队坚持不了,同意将守军撤出蔡圩,未通知六十九师。17日白天,第10团发现整十一师已经退出,便乘机占领,并与第一纵队打通联系,完成了对六十九师的隔断。国军方面后来评估:整十一师退出蔡圩,陷六十九师于孤军作战之地,这是六十九师战败的重要原因。弃守蔡圩,导致六十九师孤立,这是胡琏犯的第二个错误。



三  决战高家洼、沈庄
  且说叶飞率一纵深入六十九师与十一师之间,于十七日白天遭到国军两面夹击。胡琏指挥整十一师的118旅北上主攻,连日苦战的18旅出派出一个团助攻。六十九师则以60旅和42旅并肩向南突击。国军空军也出动助战,前后约有12架“空中堡垒”轰击共军阵地。叶飞三面受敌,而且第8团和第9团都已经遭受重创,现只剩下第一、第二两个旅的四个团,及第三旅的第七团,共五个团的兵力坚守。在国军两路夹击下,阵地接连失守,状况十分危急。叶飞回忆:
  下午一时,宿迁之敌第一一八旅及曹集之敌第十八旅约一个团,在八架飞机和大量炮火掩护下,分路向我蔡林、巷庄阵地猛攻,经激烈战斗后,阵地为敌所占。敌第十八旅的一个团亦进至叶庄、上涧沼地域。
  敌第一一八旅占我蔡林、巷庄后,继以两个团兵力向我张林、高家洼阵地猛攻。敌第十八旅进占叶庄、上涧沼后,亦向我高家洼阵地进犯。宿新公路上敌炮车、卡车川流不息,纷纷北调。



胡琏部下廖明哲回忆:
  “十七日晨,團由井兒頭出發,由東南方攻向曉店子!我營爲團預備隊,團長親指定本連隨團指揮所行動。攻擊方向較昨日攻擊稍偏南一點,匪抵抗仍然如昨日。末幾,團接到命令:「迅速回師!師部于曹家集遭敵偷襲」。團長手一指:「廖明哲迅速向這個方向攻擊前進」!我率領本連成縱隊跑步向團長所指方向攻擊前進!攻擊方向整個一百八十度向後轉。是否團長弄錯?或是我看錯團長的手式?邊跑邊想自己的顢頇。救兵如救火,跑了概略有個多鐘頭,前面已有機槍聲,我心定了下來,大概沒搞錯。部隊稍加掌握,即成二線疏開!向槍聲前進!無抵抗!看見前方約兩千公尺處,有一寨牆的庄子,此庄子的右前方還有一較小的莊子,寨牆上有槍聲,寨牆的東北方。挖有好幾條壕溝,分不清是敵是友,只看見圓鍬在陽光下從壕內往外送土的景況。連很快前進到了一條新挖掘的外壕,經研判,必定是共匪所挖,因向前方那寨牆庄子作包圍形。連迅速進入壕內,即調整:各衝鋒槍兵向前,每一持衝鋒槍兵率領步槍兵二名爲一組,每排編三組由排長率領,隨我衝鋒前進!其餘部隊由周排附(六○迫砲排)率領于壕外佔領射擊陣地,掩護衝鋒。
    我一路當先,連續衝過兩條外壕,未遇敵蹤;待到第三條外壕,敵始發覺我從他後背衝殺前來,倉慌向左右兩邊沿壕逃竄!右邊有幾條橫向的新挖壕溝內的敵人,似不覺得本連的到達,仍向前面的庄子在攻擊。我即由其側背發起衝鋒!這股敵人倒滿強悍,幾經反覆衝鋒,悉數遭殲!四時左右,戰鬥結束,(較大的即爲曹家集,小的爲王莊。)旅長高魁元先生在王莊,親眼看見我衝鋒陷陣,當晚由團長李樹蘭帶領,到王莊旅部召見,嘉勉我的表現。我有今天,此一戰當爲前因。”  


十一师的猛攻让叶飞感到压力很大。叶飞回忆:
  “正在这紧急情况下,山野前指负责同志(即山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的陈士榘参谋长)给我来了电话。他说:飞机狂炸、大炮猛轰,敌人连续攻击,八师峰山阵地很难抵挡,要求撤退。他已经同意。当时,前指跟随第八师指挥,告诉我这情况后,要我一纵也撤退。我一听,好似晴空霹雳!谁都懂得:大白天,开阔地,又处在敌人纵深,四面受敌,一个纵队万余人,怎么撤?我告诉他:敌整十一师正向我纵阵地疯狂进攻,并以大量飞机、大炮封锁我纵后路,而且四面受敌,如果此时撤退,非但将使整个战役意图落空,而且还将使部队赞成极大混乱和损失。我并且希望他来一纵加强指挥。他说:敌人封锁得很厉害,带一个警卫班也进不来。但他仍坚持要我纵撤退。我说:‘通路被敌人火力封锁,既然一个班也不能通过,一个纵队怎么能通过撤出来呢?’我建议就是退出战斗也要等到黄昏以后,他却回答说:‘八师已经撤了,你们撤不撤我不管了。’怎么能甩下一个纵队不管呢?!我一听,激动起来,他把电话挂断了,我气得摔掉了电话机。”
  这里说到的峰山是宿北战场的制高点,山东野战军的八师于16日凌晨攻下峰山,随后就遭到国军预三旅的反击。戴之奇深知峰山失陷,六十九师的各个阵地都很难坚守,所以强令预三旅一定要夺回峰山。峰山地方很小,国军大炮轰、飞机炸,守军伤亡惨重,因而向陈士榘要求撤守峰山,事实上,山上的守军所剩无几,而山下的部队无法上去,峰山处于空洞的状态中。预三旅只要派兵向山顶进攻,守军十分危险。陈士榘的指挥部就在峰山之下,对战况看得十分清楚。他也知道,这时将部队调上峰山,都是给国军炮兵作靶子,因而也同意了八师撤退的请求。不过,由于战场联系困难,八师许多部队仍在山顶坚持,只有部分得到通知的部队向后撤退。



“敌王牌军整十一师第一一八旅在十二架“空中堡垒”和榴弹炮团火力的掩护下,发起多次猛烈的集团冲锋,我张林、高家洼阵地上的工事大部遭受摧毁。同时,敌以一个营自张林、高家洼之间楔入,猛攻我沈庄阵地,企图打通与晓店子的联系,晓店子敌预三旅亦数次北犯我许庄阵地,企图封锁老虎洞缺口,断我通路,陷我于绝境。我纵受敌三面夹击,战斗引向最后阵地,我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敌人第一次攻击后,一个营的阵地丢失了,只跑回来五六个人。敌人又开始第二次攻击,又是密集队形的集团冲锋,中间一个营的阵地又失守,只跑回来六七个人。”



在战场上的一纵军官评价:整十一师的炮兵与步兵配合很好,打出去的炮弹落点很准,弹坑像梅花图一样错落有致,而两个弹坑之间的距离像尺子量过的一样整齐。一纵在夜间插入敌人阵地,仅能草草修筑工事,所以,在十一师的炮兵攻击下,伤亡很大。十一师的步兵保持50米的安全距离紧跟炮弹前进,炮火刚刚延伸,步兵就冲到了山顶,然后是以多打少的肉搏战,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接连得手。战斗打到这个地步,可以说叶飞的一纵已经危在旦夕。如前所述,宿北战役是关键一仗,若是这一仗失利,国军很可能乘胜北上,席卷山东。新四军方面的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都有可能失去与国军正面相抗的能力,而退到山区打游击,以便卷土重来。但是,国军的指挥出了问题。以整编十一师近四万人的实力来说,在这种关键的战役中,他本可派出两个旅全力进攻,以一个旅殿后掩护就行了。但胡琏的性格天生求稳,主力部队也在前两天有些消耗。例如,11旅在新四军的夜袭中受到一些损失,18旅在攻击来龙庵时也有较大伤亡,所以,胡琏只用了118旅主攻,另以18旅的一个团助攻。虽说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上有重炮轰击,国军进攻的兵力尚嫌少一些,埋下了失败的因子。



叶飞在胡琏拿下最后一个山头后,眼看国军即将打通联系,知道不能再等了,便下令提前出击!叶飞和胡琏一样,是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人,从来不知害怕是何物。这次被人逼到墙角,他决心拼个鱼死网破。在他的命令下,一纵一旅和二旅的部队跳出战壕,排成方阵,发起了人海冲击。白刃战是中国古代的传统,但到了使用自动武器的时代,西方大多数军事学家都认为白刃战没有必要,所以,在美式军队中,白刃战教育早已取消。美国人的步枪设计也以轻便、自动为特色,二战中流行的卡宾枪,一次可以上五发子弹,然后扣一下,打一枪,可以连续射击五次。这类枪被称为半自动步枪。为了轻便易带,卡宾枪设计较短,装上刺刀还没有老式步枪长。而三八大盖和汉阳造之类的老式步枪,都配有一尺多长的刺刀。若用卡宾枪与老式步枪肉搏,老式步枪的优势是明显的。卡宾枪的设计者认为:现代战争大多是100米以外的对射,肉搏的机会极少,所以不必考虑拼刺刀。美械化国军步兵装备的都是卡宾枪,一次扣一发,只能打死一个,而共军短距离的冲击,十秒钟之内就能冲过七八十米的距离,也就是说,普通士兵只能扣一发子弹,就要面对数十把刺刀,这种心理压力之大,不言而喻。所以,尽管整十一师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但遇到新四军这种肉搏战术,无不惧怕三分。而共军方面,由于缺乏子弹,一向很注意拼刺教育,而且很注意在刺刀战中压倒对手。共军的名言是:敢于刺刀见红的部队才是好部队。敢拼刺刀的部队有个好处,就是一旦接近对手,害怕肉搏战的对手往往不战而逃。在宿迁战场上,整编十一师就遇到这个问题,面临新四军的人海冲击,整十一师士兵无力抵挡,转头就逃,造成全军大溃退。




十一师的军官回忆:
  “黃昏前,連奉命掩護團撤退,團剛撤離不到三十分鐘,敵由曉店子的山麓,大部隊(判斷約一個團的兵力)分兩路向我出擊!左邊的一路,將要形成包圍態勢,速令第三排隨同配屬的機槍排向右後方約三百公尺處的一個村落撤退佔領陣地,掩護連的轉進。第三排撤離不到十分鐘,右翼匪軍已到達衝鋒準備位置。當即下令:第五班就地掩護連轉進,其餘部隊齊向右後方村莊轉進!
    我前腳一走,匪軍後腳即跟上。在此種迫切狀況下,我轉進部隊,以被匪軍緊跟追擊所打亂,弟兄們爲擺脫匪緊迫追擊,回頭打幾槍又跑,如是再三,仍距預定轉移陣地有百多公尺。此時我左腳綁腿突然脫落,裹著右腳,摔了一個四腳朝天!一爬起來,匪兵距離我約五步,喊著:老鄉!別跑,投降有獎!我頭部未回,手槍從左脅下出槍,邊射擊邊快跑!噠……總有半條彈帶?我重機槍已在掃射。我猛力躍進,到達機槍排陣地。該排長報告:「看見匪軍追的兇狠!不待到達庄子,就在此地佔領臨時射擊陣地,連長你看!匪軍不是給我大力壓制了嗎」?「你這臨機處置得當極了!該記功一次一次」。第三排也開始射擊。天也黑下來了,匪軍停止追擊。收容了一下,久不見第五班回隊,焦急!撤回井兒頭。團長營長都在入井兒頭的莊等候,感動的我掉下眼淚,「報告團長!我丟了一班人,請處罰」。天黑,我報告完了,看不清團長的表情。「準備將你全連都丢掉的。你回來就好了」。團長素來口快心直,他如此一說,我安心了。不過,我心裡總是不愉快,丢了一班弟兄,雖說戰況需要如此處置,良心,責任總是負擔。最難過的,打仗多少次,那有如此次被匪追得頭部不敢回,一生奇恥大辱。”




新四军作战一向讲究“猛冲、猛打、猛追”的三猛战术,整十一师一退,一纵士兵便全面压上,来个猛追。眼看整十一师要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整六十九师60旅的溃退却挽救了它。60旅早就盼着整十一师击穿新四军一纵的包围,这时一纵全军向整十一师追击,60旅面对的只有一个营的共军,大好时机岂能放过?战场附近的60旅士兵全都向一纵拥来,他们的想法是:乘乱跑到整十一师阵地就算得救了。其实,这对国军本是一个好机会,若60旅此时能够保证部队有序的进攻,本可对一纵造成极大的伤亡,可是,整六十九师同样有旧式军队的老毛病,一跑起来队伍就散开,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遇到共军谁也不敢开枪,全部缴枪了事。叶飞见60旅的主力朝自己涌来,只好将追击部队召回,开展捕俘大赛,一仗捕获数千名国军士兵。60旅后续部队见势不妙,都退回原有阵地坚守。不过,由于遭受沉重打击,守军已经没有自信心。整十一师被击退后,整六十九师的命运也已经决定。共军各纵各师都动手歼敌,第八师用五个小时歼灭了晓店子的预三旅;18日,一纵攻克罗庄,歼60旅残部,19日,一纵又攻克苗庄,歼灭41旅残部。只是张震的9纵在攻击人和圩时遇到了困难。张震回忆:
  根据敌军龟缩于数个村落固守的态势,我考虑,我纵兵力少,分头歼敌力量不足,另据侦察判断,敌69师的指挥机关在人和圩,我遂决定9纵停止对苗庄的攻击,先集中力量向人和圩之敌实施突击。晚12时发起第一次攻击,但因外围未扫清,攻击受阻。




第二天上午,野司准备向敌69师的重点防御阵地发起进攻。为保证突击一举成功,我觉得还应多增加些力量,便向野司提出建议:将2纵与9纵主力集中使用,以求迅速解决人和圩之敌,对11师则以少部兵力加以箝制。当夜12时,我们对人和圩发起第二次攻击,但因9旅未及时到达预定位置,致使整个动作不能配合,敌我双方又形成对峙。”



人和圩中的国军为整编六十九师师部和276团,按照六十九师的编制,师部会有通讯营、炮兵营、辎重营、警卫营等辅助部队,加上276团,其兵力在4000-5000人左右,但其中在前线作战的主要是一个团的步兵,加上警卫营,约有3000人左右。而新四军攻打人和圩的部队先是华中9纵,后来又增加二纵第9旅,这两支部队约有16000多名士兵,对国军形成了三打一的优势。就在这种情况下,戴之奇硬顶了两天,其实非常不容易的。
  仗打到17号夜,六十九师仅剩少数几个据点还在坚守,戴之奇拼命向胡琏呼救。胡琏经过整顿后,率整编十一师再次出击。然而,其士兵对一纵的防守已经产生畏惧之心,根本无法突破一纵的防线。但对陈毅、粟裕而言,9纵和二纵多次攻击人和圩不能得手,也使他们感到十分窝心。张震回忆:
  粟司令员非常关注人和圩的进展,因为这里是69师师部所在地,是敌军的指挥中枢,一旦解决,整个战场将出现更加有利的态势,反之,形势也可能逆转。于是,野司下达了最严厉的命令:以9旅配合9纵,不惜一切代价,务限18日拂晓前坚决攻下人和圩。我立即派人分头传达,重新组织力量,由人和圩东北及西北角发起突击。9旅经短暂布置,也从南面迅速发起进攻。敌师长戴之奇是三青团中央委员,率部拼死顽抗。战斗从半夜一直打到天亮,攻击仍未奏效,我纵73团团长周世忠也负了伤。
  



鉴于3次攻击受挫,我感到,应特别注意破坏敌人的副防御设施,并加强攻坚的火力准备,尤其是在两支部队共同作战时,更要注意搞好协同,相互配合,才能保证突击一举成功,遂又一次向野司提出建议,请求做好准备后再发起攻击。根据野司命令,韦国清和我商定黄昏后,以9纵75团和9旅两个团,对人和圩发起第四次突击。经过充分的火力准备,各团的英勇拼搏,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全歼守敌。
  其时,张震为了打下人和圩,调来数十门大炮对人和圩进行密集轰击,人和圩是一个穷镇,镇内多为草房,只能将镇外的防洪大堤当作阵地,4000多名国军士兵挤在毫无荫蔽的镇内,新四军每一发炮弹,几乎都能造成伤亡,满镇都是断肢残躯,如同人间地狱。就在这种情况下,戴之奇硬顶了3天,并让新四军付出重大伤亡!新四军打入人和圩之后,师长戴之奇为了不做俘虏,举枪自杀。戴之奇战死之后,国军方面极少有人同情戴之奇的,反而有许多人责备他丢掉了六十九师,这对他是十分不公平的。
  宿迁之战是新四军的空前大胜仗。参谋人员统计:宿北会战,共军共歼整编六十九师的3个旅及十一师的一部,计约36000万人,自身伤亡8766人,缴获山野炮35门,轻武器不可计数。整编六十九师的全部装备都落入共军之手。共军更大的收获是:建立了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作的信心,知道只有合作才能打大胜仗,从此两军合编,作战效益大大提高。就各支部队而论,山东野战军的一纵和八师都在这次战斗中打出了名。一纵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击败整十一师,从此威名显赫,成为新四军系统头号主力。八师在峰山攻坚战中与国军反复争夺阵地,虽然遭受重大的伤亡,最终还是保住了峰山阵地。八师在华东野战军中“攻坚之王”的名声仍然保持。
  
按照粟裕原来的计划,歼灭整六十九师后,还要攻歼整十一师。但胡琏毕竟是战场宿将,败而不乱,他当夜就整理好了部队,并以六塘河及大运河为天然防御工事,筑垒坚守。18日、19日还多次出兵北援戴之奇,虽然没有战果,但显示了一定的战斗力。
  宿迁之战,新四军胜得幸运。若15夜叶飞插入整十一师腹地后不是主动撤退,很可能在白天陷入整十一师的包围之中,第二天白天,就算他们可以脱身,也会遭受重大损失;其次,在胡琏部队17日攻击新四军一纵、八师的战斗中,若不是胡琏出于慎重只派出1个旅加1个团,一纵也很难打退十一师的全力进攻。就双方整体力量来说,新四军纠合的主力不过7万余人,而国军方面,整编十一师加整编六十九师也有7万余人,还有宿迁城中垫后的孙良诚军1万余人。双方实力相当,却打出这种结果,其原因之一胡琏过于保守,在防守上使用太多的部队,以至削弱了攻击力量。倘若整十一师援救六十九师是倾全力而出,用两个半旅或至少用两个旅攻击一纵的防线,整十一师会在野战中败给一纵吗?这真是无法回答。当时的情况,若是整十一师击败一纵,打通与六十九师的联系,宿迁战役就将以国军获胜告终。当时国军在涟水、盐城都已经取胜,若能在宿北之战中再次获胜,乃至重创山东共军主力第一纵队和第八师,那么共军方面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很可能会分道扬镳,山东野战军可能会败走山东,而华中野战军可能向淮北转移。国军若是紧追战败的山东野战军进入山东作战,就有可能像四平会战后杜聿明进攻东北一样,一路势如破竹。所以,宿北之战实为华东战场的一个重要转折,若是国军取胜,国军很可能会横扫山东、渡过黄河,实现在华北与共军主力会战的战略目标。而华东野战军则可能被迫化整为零,到山区去打游击。回顾华东战场的历史,总觉得国军不是没有胜机,但都让机会在手边溜走了。而宿迁之战,实为国军的最佳机会。陈毅和粟裕在连败之后险中求胜,居然获得成功!从而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此战获胜后,陈粟合兵北上,大败马励武的快速纵队和二十六师,随后取得莱芜之战、孟良崮之战的胜利,从而将与国军在华东战场的战斗拖入持久战,这一持久战最终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宿迁之战,新四军胜得幸运。若15夜叶飞插入整十一师腹地后不是主动撤退,很可能在白天陷入整十一师的包围之中,第二天白天,就算他们可以脱身,也会遭受重大损失;其次,在胡琏部队17日攻击新四军一纵、八师的战斗中,若不是胡琏出于慎重只派出1个旅加1个团,一纵也很难打退十一师的全力进攻。就双方整体力量来说,新四军纠合的主力不过7万余人,而国军方面,整编十一师加整编六十九师也有7万余人,还有宿迁城中垫后的孙良诚军1万余人。双方实力相当,却打出这种结果,其原因之一胡琏过于保守,在防守上使用太多的部队,以至削弱了攻击力量。倘若整十一师援救六十九师是倾全力而出,用两个半旅或至少用两个旅攻击一纵的防线,整十一师会在野战中败给一纵吗?这真是无法回答。当时的情况,若是整十一师击败一纵,打通与六十九师的联系,宿迁战役就将以国军获胜告终。当时国军在涟水、盐城都已经取胜,若能在宿北之战中再次获胜,乃至重创山东共军主力第一纵队和第八师,那么共军方面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很可能会分道扬镳,山东野战军可能会败走山东,而华中野战军可能向淮北转移。国军若是紧追战败的山东野战军进入山东作战,就有可能像四平会战后杜聿明进攻东北一样,一路势如破竹。所以,宿北之战实为华东战场的一个重要转折,若是国军取胜,国军很可能会横扫山东、渡过黄河,实现在华北与共军主力会战的战略目标。而华东野战军则可能被迫化整为零,到山区去打游击。回顾华东战场的历史,总觉得国军不是没有胜机,但都让机会在手边溜走了。而宿迁之战,实为国军的最佳机会。陈毅和粟裕在连败之后险中求胜,居然获得成功!从而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此战获胜后,陈粟合兵北上,大败马励武的快速纵队和二十六师,随后取得莱芜之战、孟良崮之战的胜利,从而将与国军在华东战场的战斗拖入持久战,这一持久战最终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反观国军的指挥,胡琏的保守使他多次失去良机,他让六十九师前出过深,形成孤军深入,又未能及时将其撤回。胡琏轻率放弃蔡圩,导致六十师孤军作战,而后对六十九师的救援也不够积极,最终让新四军轻而易举地在其面前歼灭六十九师,饱扬而去。对这一点,国军方面有深刻的检讨。蒋介石在其报告中经常将胡琏不救戴之奇和黄百韬不救张灵甫作为典型例子,批评国军诸将只顾自己的不良风气。从台湾国史馆所藏电报来看,蒋介石于1947年1月1日给薛岳去电,让其查报整编六十九师伤亡及被俘人数。1月5日,蒋介石又令军统的郑介民秘密查报六十九师被歼情况。1月20日,“六十九师全师官兵呈蒋中正,陈述该师于沭阳战役因胡琏与吴奇伟未肯驰援,致使弹尽惨败。”接到电报,蒋介石是想查处吴奇伟和胡琏的,但在陈诚的力保之下,胡琏躲过灾难,本来与此事没有多大干系的吴奇伟却作了“冤大头”,被撤职查办。吴奇伟任薛岳的副司令,上有薛岳的全盘指挥,下有胡琏的战场指挥,本来无论如何都查不到他身上,却被推出来承担战败责任。吴奇伟极为郁闷,1949年他在香港起义投向共产党,与这一次受到的打击有关。


胡琏失败后非常痛苦,部下看到,他经常一个人在野地散步,有时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几个小时不出门。有一次,他对亲信说:“再也不能批评邱清泉见死不救了。”这是因为,在山东龙凤集大战中他与邱清泉的第五军联合作战,他的部队被包围,请求邱清泉支持。邱清泉见其还有许多部队未动用,未与理睬。胡琏战后跟邱清泉大吵一场。如今,他在戴之奇被围时,也未能及时救援,十八军的同僚对其颇有看法,胡琏自责不已。胡琏走上内战战场时,本是很骄傲的,自称一个团可以打共军两个团。经过宿北之战,胡琏对新四军的评价发生变化,他认为新四军一师(指一纵)的防守、八师的进攻都是很好的。对一师与八师,只能一个团对一个团。为了防止下次再出现白刃战崩溃的情况,他将缴获的日本三八式步枪从仓库里找出来,配备到一线部队,进行白刃战教育。胡琏做事认真,经他一番训练,以后整十一师拼刺刀一点也不含糊,多次以肉搏战打退共军的进攻,这在国军中是极为罕见的。此外,胡琏遭受新四军二百里长袭之后,再也不敢大意。他组建了一个骑兵团,专门用以侦察四周的新四军。每次出哨,都有二百里之远。因而能够较详细的了解周边共军情况,及时修筑坚固的工事。此后两年里,胡琏多次在惊涛骇浪中活过来,使整十一师成为共军最为头痛的部队。不过,与其丢掉国军不多的胜利战机来比,他的贡献又比不上他的失误了。

胡琏十一师配备的卡宾枪数量不多,大概一个班一二支,一个排会有两三支冲锋枪吧。主要武器还是1938年美军使用的旧步枪,但其刺刀不多。所以,当一纵一团二团四个营端走刺刀冲击时,十一师精神准备不足,一下崩溃。
  若是距离远一些,加上有准备,刺刀冲锋是没有用的。
  所谓冲锋,其实是靠白刃战在精神上压倒对手,偶尔一用,对手精神准备不足,会被击溃;经常用,就会被对手机枪扫射,遭受重大伤亡。就一纵而言,用刺刀打败过十一师,但在对美军陆战一师时,用这种战术,就使自己遭受重大伤亡了。美陆战一师,和日本兵拼过刺刀,对近战有精神准备,所以难打。而美国在欧洲的部队,与敌作战,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类部队遇到志愿军的冲锋战术,大多会软瘫。这是美七师等部队受重创的原因——尽管他们是巴顿将军的部下。



南麻战役
  在新四军三路分兵的背景下,国军也分路南下,剩下的部队在沂蒙山区接连与新四军打了两场硬战——即南麻战役和临朐战役。
  南麻战役是蒋介石一生指挥最好的战役之一。蒋介石在孟良崮战役之后,决心调整山东战场的指挥官,派来陆军副司令范汉杰任山东南线兵团的指挥。他自己也亲自出马,想给新四军设置一个陷阱,力求在会战中击败华东野战军。“当时蒋介石判断沂蒙地区新四军,刚把整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歼灭之后,会有一个短时期的休整,但马上会有第二次战役发生。因为在这一地区内整七十四师算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它是王耀武的基本部队,有美械装备,但很短时间就被彻底消灭了,剩下来的只有整十一师是战斗力最强的了。新四军是一定要抓住时机来歼灭整十一师的,只要把整十一师消灭了,沂蒙山解放区就能恢复和巩固起来。换句话说,蒋介石认为要想粉碎国民党军在沂蒙山区的重点进攻计划,就势必吃掉整十一师。” 为此,蒋介石设计了钓鱼战术,让整编十一师作为国军进攻的宝塔尖,直指沂蒙腹地南麻寨。整编十一师6月25日从新泰出发,目标直指50公里外的南麻寨,然而胡琏十分谨慎,借口路上有地雷,每天只走十几里路,4天后才到南麻寨。按照国防部的指令,他本应在鲁村布防,但经验丰富胡琏观察鲁村的地形,觉得鲁村太小,部队集中守鲁村,施展不开。若是守鲁村周边的山区,部队又嫌不够。张灵甫守山失利,让胡琏也怕守山会遭到张灵甫同样的命运。他侦察周边的地形,觉得还是守南麻寨最好,便向蒋介石要求改守南麻。由于胡琏是少数几个可以直通蒋介石的军官,因而国防部的布置,又被他改动了。国防部提出:整十一师战力强悍,守南麻用四个团就可以,其他部队可以向黄百韬的二十五师靠拢,保持两军联络。胡琏表面答应,过了几天,又提出将十一师部队全部用在南麻,再一次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从南麻战役的结果来看,胡琏这两次改动救了整编十一师的命运。当时共产党间谍郭汝瑰任国防部作战厅长兼陆军总部参谋长,曾在徐州前线指挥所负责军事,国军许多部署都是他作出的。如果都按照郭汝瑰的部署,胡琏只怕难逃被歼的命运。



胡琏占据南麻后,命令各旅认真做工事。吸取张灵甫困守孟良崮的教训,他要求部队在坚守的据点备足可用6天的粮食和水,并且规定:不打仗不得食用。为了防止老百姓泄漏国军的防御情况,他命令部队将防区内老百姓全部赶走。十一师在南麻挖战壕、做工事,共修了2000多座地堡,地堡之间,有交通壕联系。地堡之前有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为了构筑鹿砦,十一师将南麻周围十华里以内的树林都砍光了,木料不够用,又拆了南麻城内1000多座民屋。为了增加防御能力,胡琏还向蒋介石要了国际法禁用的毒气弹,每个据点都配备几十个。可以说,胡琏的防御是相当坚固的。



 在命令胡琏坚守的同时,蒋介石故意将周边的国军调离,整二十五师放在沂水的东里店,整六十四师放在沂水的百岱崮,第九师也在沂水城,第五军放在新泰。这些军队距南麻都有一二日的路程,看来是可以切断的。蒋介石想,只要共军上勾,他就指挥四路国军返救整十一师,来个“天炉战法”,即使共军是钢铁,也要在他布置的天炉中化为铁水。




面对蒋介石的梅花阵,粟裕最先看中的却是东里店的黄伯韬整二十五师。7月10日,粟裕下令手中的四个纵队开进,准备分割整二十五师,将其歼灭。不料鲁南的雨季已经开始,大雨下个不停,沂蒙山的山洪爆发,许多道路不能行走。黄百韬从电讯中察觉共军几个纵队都向自己开来,急忙向六十四师靠拢,这一战也就打不成了。不过,黄百韬一退,整十一师更显孤立,粟裕顺势将部队调向整十一师方向,准备围而歼之。然而,雨季中的山区道路十分难走,粟裕的部队于17号开进,18号才完成包围。由于时间迟了,各纵队没有很好准备就展开了进攻。六纵与七纵从北向南突击,切断了整十一师与沂水周边国军的联系。七纵面向国军筑起防守阵地,六纵则在雨中向南麻进发,受阻于18旅的前哨部队。这支小分队是18旅52团的一个搜索连,共有150人,胡琏让他们带上一个星期的粮食和弹药警戒沂水方向,这些人选择了马头崮的山隘路口,筑工据守。而六纵的前锋在大雨中不了解详情,正面进攻受阻。到了晚上,六纵16师46团的战士向崮顶冲击,因地形不利,伤亡了许多战士仍然无法攻上山顶。21日晨时,46团集中火力猛袭崮顶守军,数十挺机枪打得崮顶敌人抬不起头来,当此之际,46团的士兵在炮火的掩护之下搭人梯爬上崮顶,国军士兵纷纷举手投降,被俘一百多人。不过,六纵的16师在此损失了一天半的时间。将其全部消灭后,才进抵南麻城外。六纵17师于19日拂晓强渡沂河,前锋51团插入南麻与高庄之间,切断二者之间的联系。然而,由于是在大白天,51团遭到十一师猛烈的炮火袭击,国军的空军也乘隙出动,疯狂地扫射六纵的51团。其后,十一师派出部队夹击51团,一个白天连攻11次,遗尸500余具,仍然策划继续进攻。王必成见51团伤亡太大,便于下午下令50团掩护51团退出阵地。然而,撤过沂河之时,51团又遇到守军火力封锁,死伤惨重,直到夜间才撤退下来。51团是唯一打过沂河的部队。



六纵18师攻击南麻周边的柴粮山。整编十一师在这里修筑了许多暗堡与暗沟,并以两个大堡封锁通向山上的主要道路,因而18师士兵在白天根本无法接近。晚上,18师的士兵乘夜向山上摸,由于雨夜天太黑,经常在山上迷路。因而打了两夜,双方主要以火炮杀伤对方。六纵士兵脱离后方太远,前线士兵一天吃不到一顿饭;山上的十一师士兵则是通宵不敢睡觉,一遇风吹草动,就不停射击。连续两三天下来,双方的官兵都是双眼通红,疲劳已极。21晚,六纵1师再次组织进攻,打下了柴粮山的部分阵地,消灭敌人一个连。
                                                                                                                                                               

                                                                                               
二纵攻击南麻展开于18日,目标是南麻吴官庄阵地。这一次攻击战,粟裕将特种纵队也调了上来,上百门榴弹炮轰击南麻阵地。守军记载:“下午3点多,新四军集中约百门火炮向南麻城内进行毁灭性的轰击,一群群的炮弹呼啸飞来,爆炸之声震耳欲聋,房屋倒塌,马嘶悲鸣,一片烟土,地动山摇。仅指挥所附近,落着炮弹200发以上,各单位间通信几度中断又修复。” 炮声一停,新四军的步兵便冲了上去。然而由于是雨天,田野的土壤烂成一片稀泥,落下来的炮弹在稀泥消震,破坏力不大。整十一师对防守作了纵深配备,许多暗堡修得十分隐蔽,一般人就是站在地堡前,也找不到发射口。这些地堡和主堡之间有交通壕联系,并构成交叉火力,不论新四军从哪一个角落攻来,都会受到三面火力夹击。整十一师另一个特点是作战主动。往往在新四军准备发动攻击时以小部队出击,打乱新四军的准备。新四军攻击发动后,他们经常叫人举白旗,待新四军放松警惕上来时,又以自动武器射击。一旦阵地被占领,整十一师会马上组织反击,先用各类火炮反复轰击失去的阵地,然后组成小部队进攻。若是新四军攻击部队人数多,他们便以毒气手榴弹轰击,造成伤亡惊人。二纵很快发现,攻下整十一师一个班阵地,往往要伤亡一个排的士兵,很显然,这样打下去是不合算的。


许世友的九纵从西北、西南面攻击南麻。九纵攻击一开始较为顺利,开战后连下豆腐峪、荆山泉、傅家庄、凤凰翅、仓家峪、田庄、布东等地,逼近南麻的核心阵地。在高家庄外的崮山,双方发生激烈的争夺。胡琏指派工兵营守这个山头,18旅旅长谭道善不同意,胡琏说,这个工兵营在张凤集之战时表现突出,可以让他们试一试。工兵营的长处是修筑工事,他们在山头修筑了密密麻麻的碉堡,构成上中下三层火力。开战后新四军的大炮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炮声一落,新四军发起了轮番进攻。九纵26师的77团和78团从两路夹击,一边炸碉堡,一边寻路前进。然而,由于侧射火力强大,新四军伤亡很大。工兵营在新四军轮番进攻前,个个心情紧张。勉强守了一日一夜。第二天晚上,九纵第78团再度发动进攻,攻在前面的突击营受到很大损失,1连、3连干部伤亡殆尽,2营4连继续攻击,终于突破西侧防御工事,打上崮山主峰。其后,78团2营4连因而被命名为“崮山连”。工兵营的营长见况不妙,吓得跑回高家庄阵地。士兵见营长跑了,纷纷撤退,半途受到新四军的扫射,大部伤亡。胡琏知道崮山失守消息后,大为恼怒,下令将工兵营长枪毙,并将这一消息转告各旅军官,声称不论是谁放弃阵地,都一律枪毙!胡琏还实行连座法,友邻部队受到攻击,不去救援的部队也枪毙!严刑酷法迫使国军士兵死斗不已,仗打得十分激烈。
夺下山头后,九纵士气一振,再度向高家庄周边阵地猛攻。77团经过苦战打下了三个子母堡,遭到18旅的反击,九纵76团抽出一个营打上去,双方打得十分惨烈。78团的4连匍匐前进,受到子母堡的交叉火力射击,爬在前面的一个排全部伤亡。4连撤下来后,5连继续攻击,终于将这个子母堡群打下。二十五师的75团受命攻击南麻城外的一个山头,也受到地堡群的扫射,派出5批爆破手送炸药,因炸药受潮不响。再送集束手榴弹也炸不响,全团伤亡惨重。73团主攻高家庄的118旅旅部,将主攻方向放在高家庄侧翼的西山。他们乘雨夜悄悄摸上西山的山头,但因未摸清地堡在什么地方,遭受三面火力夹击。118旅使用火焰喷射器近距离发射,73团的9连、1连大部伤亡。天亮后,118旅又以炮火猛袭山头,73团不得不退下阵地。迄至晚上,73团再度乘夜摸上山头,终于炸碉堡成功,攻克山头。然而到了白天,再度受到炮火的猛袭,阵地被占。73团又派出四个连反击。迟浩田上将当年是这个部队的政治指导员,他指挥部队进攻,被炮弹击中,身负重伤。在围攻南麻的战役中,九纵打得最好,牺牲也最大,伤亡达4600余人。粟裕后来总结南麻之战时谈到战术问题:



敌人普遍构筑子母堡,每连至少在十五个以上(每班一个至两个),采菱形配置,各堡之间可互以火力支援,每个子堡仅以战斗小组(三至五人)守备,并配以轻机(枪)或手提(冲锋枪)。因其矮小,且数量太多,非我目前炮兵火力所能摧毁。而我步兵以过去之三猛作风,仍以密集队形猛扑,伤亡甚大,仍未能攻克;即或攻克,均系以数十人甚至百人之伤亡,仅能歼一个战斗小组,至多歼敌一个班。此种损失,为我战术笨拙所致。直至战役末期,才以爆炸小组对付敌之地堡,但所费时间甚多,如无足够打援部队,仍难有充分之时间,以攻克敌人数以千计之地堡群。此为攻坚之大问题。
  战至20日,二纵、六纵、九纵都有进展,其中九纵的攻击成果最大。但是计算战绩,总共只歼敌一个团左右,而新四军已经有1万多人的伤亡了!二纵5师政委秦贤安也死于战斗中,同时牺牲的还有2纵6师18团团长胡大炳、4师组织科长魏自强。


实际上,新四军的不断进攻,也使胡琏感到极大的压力。头两天的作战,就使整十一师消耗了大半的子弹,从第三天开始,胡琏就拼命呼叫空军补充弹药。可是,由于新四军对空射击火力强大,前来支援的空军空投困难,投下来的弹药落在自己阵地只有四分之一,也仅能供十一师使用两小时。束手无措的胡琏就只好让未受攻击的11旅两个团只留少许子弹,将所有弹药都送给18旅和118旅;第四天,胡琏又将师直所辖部队的弹药都送给前线,他的师部战士站岗,也只有少许子弹。在这一背景下,若新四军再度发动集团冲锋,整十一师能否守住是很难说的。当夜,十一师士兵握枪的手都在抖,只盼着早日天亮。天亮后才发现新四军早已退去。


 这一次整十一师脱险,有赖于周边各师的全力救援。南麻在7月18日受到新四军攻击,19日蒋介石就颁发手令督促各军进攻。在沂水方向的整二十五师、六十四师、第九师,都向南麻发动了猛攻。然而,七纵阻击部队凭险据守,双方在于家崮、马头崮、九连环山一线形成对峙。六十四师156旅参谋长潘立强回忆:
  整二十五师的四十旅在炮兵火力支持下,进攻至马头崮山腹地带,由于新四军以机枪封锁和手榴弹的反击寸步难行,国民党军伤亡300余人并负伤团、营长各一人。整六十四师一五四旅四六六团进攻至马头崮以南山麓,马头崮以南尽是悬崖绝壁,无法攀登,又受于家崮上新四军侧防火力猛烈的射击,伤亡30余人,不能继续进攻。激战至正午毫无进展。14时开始二次进攻,整二十五师四十旅调换一个团,向马头崮进攻。整六十四师一五六旅仍执行前任务,进攻于家崮以北至马头崮相衔接的部位。我叫重迫击炮连张连长推进至四六六团指挥所归林团长指挥,又以电话对林团长说:旅炮兵营的火力集中轰击于家崮以北新四军的机枪阵地,你决定他的位置和明确指定对你攻击部队影响最大的新四军火力点施行轰击破坏,你团指挥所马上推进至于家崮北端,13时30分前部署完毕,14时继续攻击。14时国民党军全线发进攻,激战至黄昏,终未得逞,而成对峙状态。
   第二天拂晓后,进攻部队按时向新四军阵地进攻,国民党军在炮火掩护下的进攻,均被新四军机枪和手榴弹所击退。正午,仍成对峙状态。黄百韬对整六十四师师长黄国梁说:“立即调整进攻态势,限令各部队在黄昏前达成攻击任务,否则以军法从事。”黄国梁命令刘镇湘要坚决执行连坐法。这时黄觉以电话对我说:“部队攻至离新四军阵地约60米,于家崮均用大石头筑成山寨阵地,南面没有出入口,新四军居高临下,用手榴弹对付攻击部队,无法再进,已在原地卧倒停止。”林团长也来电话对我说:“于家崮北端是悬崖绝壁难以攀登,仅有马头崮的鞍部至于家崮的山寨一道门,看见新四军的援兵抬运伤员张至马头崮以西鞍部下百米处受到于家崮的侧射而停止。”我将两团战斗情况告诉刘镇湘,刘说:“刚才师长对我说,执行连坐法,你告诉黄觉不计伤亡多大都要突进于家崮,旅的炮火集中于家崮,全团的大小迫击炮集中使用轰击一点突进去。同时告诉林亚人,也要集中大小迫击炮轰击,抢占马头崮以西的鞍部后,直向于家崮西北的寨门突入。”于是,我们立即调整态势,14时继续攻击,必须在黄昏前占领于家崮,否则按级执行连坐法决不容情。我将刘的进攻于家崮的计划和决心与执行连坐法以电话转达林、黄两团长。到了14时,整个战线又发起进攻,激战至17时,喊杀声和枪炮声相呼应。




黄昏前,六十四师终于占领了于家崮。时为7月21日。
  黄百韬的整二十五师原来在东里店驻守,南麻战役爆发后,蒋介石指令黄百韬打主攻。此前张灵甫七十四师覆没,黄百韬就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这一次,黄百韬不敢怠慢,将东里店交给整编第九师之后,就率队向九连环山猛攻。九连环山是南麻与沂水城之间最高的山峰之一,登上九连环山,就可俯望南麻了。因而七纵在这里的防守十分严密。黄百韬知道九连环山不可轻易攻克,便使用轮番进攻法,一次使用一个营进攻,前一个营刚退下来,第二个营就扑上去,第二个营后退,第三个营再上,企图在不间歇的进攻中找到守军的破绽,然后重力攻击。七纵兵力雄厚,国军的进攻对它并没有很多的办法,不过,不间断的攻击对守军精神上的压力也很大,而且在黄百韬的命令下,二十五师的军官带头冲锋,每天十几次的猛攻,而且每次都是人海战术。


南麻之战,可以说是华东战场的三隅里之战。
  在朝鲜战场,美军很怕志愿军的抄后路战术及人海攻击战术。然而,三隅里一战,美法联军七千人被围,志愿军动用了三倍于敌的军队仍然拿不下来,并在人海冲锋中遭受重大损失。从此美军遇到志愿军抄后路,不再慌张,而是死守待援,朝鲜战争真正进入相持阶段。
  看解放战争的华东战场,会觉得国军也是大起大落,先是瞧不起新四军,吃了亏之后,特别害怕新四军,张灵甫孟良崮被围,其原因在于黄伯韬遇袭之后,连忙收拢部队,将侧翼敞开,结果被一纵切开两军联系,终致合围七十四师。其余国军的表现大致相当。但在南麻之战后,国军将领看到胡琏被围四五天,最终全身而退,并使新四军遭受极大损失。从此,国军开始向十一师学习,每次被围,都是就地扎营,死守待援。其后一年的时间内,华东野战军都无法轻松地歼灭敌人,最终丢失山东。这是胡琏死守南麻的战略意义。




 南麻之战,还显示了许世友九纵的超强战力。
  九纵诞生于胶东,而胶东的主力部队在抗战结束后便调到辽东,后组成东北野战军的三纵,也是一支名军。当时许世友在送主力北上时留下胶东主力部队的一个团,即他从鲁西带来的清河独立团。该团是九纵的核心,即为七十三团。
  九纵的攻击,历来以轮番攻击为其特点,各团轮番上阵之后,最后由七十三团发动最猛烈一击。九纵并配有一个炮团,这个炮团的前身,即为红一方面军的炮团,许世友一生以打血战闻名天下,但他并非一个莽夫,每次作战,他都是以大炮加猛冲。先以大炮血洗对手,然后施以轮番猛冲。山东部队还有一个拿手功夫,即以炸药暴破。孟良崮之战,九纵小试身手,是消灭张灵甫的主要操刀手之一。
  但在华东战场上,由于九纵是较后组成的纵队,加上许世友在胶东作战,屡次败于阙汉骞的五十四军及李弥的第八军。所以,在华东野战军中,最初九纵只是被视为中等力量的部队。那么,华东野战军一流部队是谁?是原隶属于新四军一师的一纵、四纵及六纵,和以鲁南八路军组成的三纵即第八师。
  不过,从解放战争爆发到1947年夏,这四支纵队都是第一线作战,几场大战下来,四支主力纵队的伤亡极大,百分之八十的战士都是后加入的俘虏兵。下级军官中,没有二个月的连长,没有半年的营长,也就是说,作战一年,营长换了两任,连长换了六任!如此惨重的牺牲,导致战力下降。一升一降,给了许世友九纵出头的机会。南麻之战,九纵消灭胡琏五个连,六纵仅消灭胡琏四个连,同是主力,九纵将四纵比了下去。
  其实,许世友与六纵司令王必成的关系极深。当年黄安红军组建之时,许世友为炮队队长,王必成是跟着他后面拿红缨枪的小屁孩。许世友勇冠全军,在红四中一直升任军长,而王必成也当到副师长。王必成的作风极像许世友,他带出的六纵,也是以勇猛作风享誉新四军。然而,六纵与九纵一起作战,六纵战绩总是比不上九纵,是王必成让功于大哥,还是许世友看到小老弟进步,总觉得要表现得更好一些?
  许世友作战以伤亡大,战果大为特点,南麻及临驹之战打下来,九纵伤亡9000余人,六纵伤亡6000余人。



南麻之战,还显示了许世友九纵的超强战力。
    九纵诞生于胶东,而胶东的主力部队在抗战结束后便调到辽东,后组成东北野战军的三纵,也是一支名军。当时许世友在送主力北上时留下胶东主力部队的一个团,即他从鲁西带来的清河独立团。该团是九纵的核心,即为七十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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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东的部队主要组成东野4纵吧。
  至于许世友能打好仗,感觉不仅仅就是勇猛 不怕死。贺龙 成均 宋时轮也是勇猛呢,他们怎么没打好?
      许世友感觉是能用人,用比较强的人。聂凤智和周志坚都是他那里出来的。
    至于六纵战斗力大幅度下降,感觉是在涟水和孟良崮损失太大。在南麻 临朐作战之中,王必成的部队什么不能赶到战场。 要么王必成收了国民党的钱,要么就是主力兵员损失实在太大。
        那个华东野战军,成立日期可能不是1947年2月。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还没正式撕破脸皮(张灵甫覆没和东野围攻四平,蒋介石才真正决定大打)。当时可能叫野战部队,而许世友那里是胶济线作战部队。
       粟裕很可能决定将计就计,打痛整11师,然后吸引整8师出来在野外歼灭。 可惜9纵能打整8师,新四军却未必打的动。


徐蚌会战,国军还是输在战略上。淮海大战前,刘邓大军有意离开大别山向河南及湖北转移作战。蒋介石和白崇禧没有意识到这是老共有意的战略行动,派军跟进。其实,老毛的意思是将国军主力一部分调离苏皖,以便粟裕发挥。刘邓在湖北的顶尖战绩是攻下襄阳,而后就有意识地向东进发,与粟裕合流,造成局部优势,以便打大仗。当然,这一千里转移,使刘邓遇到很大困难。他们的部队得不到休整,每个连只有五六十人。在淮海一直表现不好,原因在此。这也是老邓对粟一直有意见的原因。在他看来,你粟裕立功出名,本人的你打下手,出苦差,直是累傻了。然而,对国军来说,拖着重装备千里转移,本身也是苦差。更糟糕的是,国军因战线太长,就此分为两支,因而有了徐州行营和武汉行营之别。这一分,才有了白崇禧要留实力的可能。本来张淦兵团加黄维兵团对刘邓绝对占优,张淦兵团留在武汉一带,而刘邓又得到陈赓兵团的加强,黄维对刘邓才居于劣势。国军重装兵团如果留在东部,只用中等兵团向西运动,跟住刘邓即可。因刘邓的一、二、三、六四支纵队都快成游击队了。如果张淦与黄维一起回援中原,刘邓根本不敢向宿县穿插,那样,国军较快地向徐州集中,而后两个拳头出击,应能重创粟裕,救出黄伯韬残部。可见,老毛让刘邓向中原机动是一战略高手,是谁最早想出此策?只怕是粟。
                                                                                                                                                               

                                                                                               
陈士榘指挥宿北之战,功是主要的,错也有一些。主要是让一纵向敌腹心猛插,如果当时叶飞没有主动将部队撤回,一纵将和胡琏十一师硬碰硬。新四军兵力并不占优势,一下打两个国军主力师,这是不行的。叶飞退回之后再打,陈粟胃口小了,只打六十九师,所以才得胜。而国军方面,胡琏这人太保守,不肯以主力援六十九师,所以被一纵击败,并眼睁着看六十九师溃败。当时新四军在苏北极为困难,在国军三路围攻之下,已有不能支持之势。若胡琏大力支援六十九师,粟裕四处求战不胜,大势危矣。




 三、胡琏的鲁南之战
  先从鲁南战斗说起吧。
  国军整编五十七师也是一支有来历的队伍。抗战期间,英国曾经支持蒋介石组织一支突击队,为其装备大量英式武器。蒋介石将这一任务交给李默庵,组成3个拥有15个营的突击队。抗战胜利后,这支军队被改编为第九十八军,后又改名为整编五十七师,下辖三个旅,其中预三旅于宿北战役中被新四军歼灭,现存第4旅和117旅。新四军一、四纵队进入鲁西南之后,五十七师被派到鲁西南作战,这支部队老是跟在新四军背后追击,也吃了不少苦。新四军在雨中前进,他们也得冒雨前进,新四军涉过深达胸部的河水,他们捡一处水浅的地方过河,也得跋涉小腿深的河流。117旅的政治部主任在涉水时跌落暗坑,被水淹死。新四军渡过泗水之后,五十七师无法跟进,只好绕道济宁过运河,再进入鲁西南的嘉祥县,又跟在新四军的背后。不过,五十七师也害怕新四军的反戈一击,每次追到新四军的后卫,都不敢过于迫近,而是驻扎下来,以大炮轰击。这给新四军带来不少麻烦,但也不能给新四军致命打击。由于长期在共军背后行军,部队十分疲劳,士兵厌战情绪浓厚,逃亡的人很多。好在五十七师随时抓捕共军落伍的散兵、民工和俘虏补充,还能保证一个连有50来人。部队长官戏称自己是三合一部队:其一是老兵,其二是七十四师被共军俘获而后再被五十七师捕获的士兵,其三是沿途抓获的共军民工。五十七师的高级长官也认为部队没有前途,迟早要被共军消灭,副师长廖运升、117旅副旅长朱则鸣都找机会离开部队,只有师长段霖茂无法回避,仍然继续着每天跋涉数十里路的行军苦役。心怀不满的士兵给其取个外号——“断送”。由于逃跑的士兵太多,所以,五十七师两旅四团只有1万余名士兵。


 华野西线兵团一直在鲁西和国军捉迷藏,国军衔尾直追,却未能咬住共军主力,十分恼火。按照粟裕的布置,8月31日,一纵与三纵从定陶北上,摆出渡黄河北上之势。黄河波涛汹涌,渡船极少,要渡过两个纵队,至少要三、四天。邱清泉与段霖茂见猎心喜,合力向黄河扑去,想乘一、三纵队半渡而歼灭之。尤其是第五军的邱清泉,仗着火力猛,一股劲地猛冲,几天内连破共军三道阻击线,9月5日迫近郓城。其实,一、三纵队远赴黄河,不是想要北渡黄河,而是要接北岸的粟裕南渡。粟裕南渡时,带来了六纵、十纵与特种纵队,兵力一下子超过了邱清泉兵团的三个整编师。国军向黄河集中之后,在南部活动的第四、第八纵队,以及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合力北上,南北夹击邱清泉兵团!不过,在新四军的外围,又有国军十来个师,可以在短期内赶到战场,新四军若要歼灭国军一部,必须迅速分割国军,挡住援敌,并在短期内结束战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打这种战术要求很高的战役,正是粟裕的拿手好戏。


 国军北上就敌,亦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第五军进攻东路的郓城,五十七师进攻西路的红船口,企图以钳形攻击抓住共军。两军之间有20华里的距离。段霖茂很快发现红船口恰是共军南渡的主要渡口,已经有大部共军向自己袭来,便向徐州指挥部报告:要求迅速撤退。徐州的回答是要他们向菏泽吴化文的整编八十四师靠拢。其时有两条路可供段霖茂选择,其一是通向菏泽的大路,约有50华里;另一条为来时路过的小路,这条路程较近,但大炮不容易运输。段霖茂最终选择了小路。9月6日,段霖茂率军踏上回程。前锋部队走得很快,下午就走到离荷泽只沙土集是一个只有300户人家的小镇,周围有土围子和寨墙。段霖茂知道新四军已经从四面围了上来,便下令师部和117旅驻扎沙土集,修筑工事;第四旅驻扎在离沙土集只有5华里的大孙庄。粟裕则集中了三个纵队打五十七师,六纵和三纵从北面向南包抄,八纵从南向北压来,堵住国军的退路。段霖茂在围中只好到处发电报,要求第五军和整编第八十四师前来解围。然而7号上午第五军正在攻击郓城,打得不亦乐乎,对段霖茂的请求不理解,置之不理。第二日,邱清泉也只是派一个团象征性地支援五十七师,而第五军的主力却是向荷泽的吴化文靠拢,先求自保。有30华里的沙土集,但其榴弹炮部队却姗姗来迟,一直到晚上8点,才赶到沙土集。
                                                                                                                                                               

                                                                                               


沙土集是一个只有300户人家的小镇,周围有土围子和寨墙。段霖茂知道新四军已经从四面围了上来,便下令师部和117旅驻扎沙土集,修筑工事;第四旅驻扎在离沙土集只有5华里的大孙庄。粟裕则集中了三个纵队打五十七师,六纵和三纵从北面向南包抄,八纵从南向北压来,堵住国军的退路。段霖茂在围中只好到处发电报,要求第五军和整编第八十四师前来解围。然而7号上午第五军正在攻击郓城,打得不亦乐乎,对段霖茂的请求不理解,置之不理。第二日,邱清泉也只是派一个团象征性地支援五十七师,而第五军的主力却是向荷泽的吴化文靠拢,先求自保。


9月9日,粟裕在沙土集作战获胜后给中央一封电报:
  我军于虞[七]日开始郓城南举行钳制五军歼灭五十七师的作战计划。经一日两夜的战斗,已全歼五十七于沙土集,仅有少数向东突围,正追击中。此役,经十日来与五军纠缠,始吸引五十七师落网。同时打垮刘汝明两个旅的数次增援,及五军整六日的不断进攻。我军士气甚旺,决迅速转移攻势,予五军以歼灭性打击。
  
第五军于9月5日迫近郓城,在这里防守的是六纵17师49团和50团,分别防守丁里长、乌垓、单垓等村庄。6日,第五军以两个营攻击郓城城外的丁里长村,然而此时鲁南的雨季刚过,村内的大小水沟、水坑都积满了水,有些水沟深可没顶。新四军凭水坚守,第五军打起来十分吃力。不论从哪里进攻,都会遇到不可逾越的水坑和水沟。不过,经过一天的战斗,迄至黄昏,第五军终于夺下丁里长、单垓等阵地。此地有公路通向郓城县。第二天,第五军沿着公路向郓城攻击前进,受到17师50团的抵抗,打了一天,六纵17师于夜间放弃第一道阵地,退守第二道阵地。8日,邱清泉以两个师齐头并进,一心想打下郓城县,然后前进救出五十七师。经过一个白天的战斗,终于占领了17师坚守的张庄阵地。9日,第五军继续猛攻,六纵17师的三个团都到前线阻击,打得十分惨烈,第五军又有所进展。45师副师长郭吉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9日这天下午,我吃过饭,走到师右翼的134团去看情况,发现第一线上的队伍很混乱地躺在野地里,进不得,退不得,而时间又快近黄昏,我乃建议该团让原担任预备队的一个营赶紧吃饭,换上去担任突击。这个营的营长叫连守仁,原是我当团长时的排长,由连长升营长才几个月。我把他找来当面告诉他如何利用炮火威力,如何突击等一些具体作法。同时我又叫师炮兵营、四二迫击炮连、担任师预备队的133团迫击炮连统归炮兵营长指挥全力支持134团攻击,还要求军榴弹营支援射击,炮兵分配射击目标后,只作几发试射,不作效力射击;炮兵观测所则跟同第一线步兵营长一起行动,以使炮兵协同一致。按步炮协同的战术,步兵抵达所攻击的阵地前一二百公尺,炮兵才开始猛烈射击,即在短时间内发射大量炮弹。等突击的步兵开始爬(寨)墙时,炮兵才开始延伸射程。

 这样,防守的新四军就可能措手不及。据担任突击的连守仁营报告说,在该寨防守的新四军由于45师炮火猛烈还没来得及射击该营就突入了。这次战斗,134团共俘获新四军二百几十人,获轻重机枪几十挺、步枪一二百支,大部分为连守仁营俘获。由于这一次战斗,升营长才半年的连守仁又立即被邱清泉升为副团长。的确,这一次战斗对处在悲观、颓丧状态中的邱清泉说,无疑是一副兴奋剂,使他又神气起来了。这次战斗是在晚上八九点结束的。


大致来说,第五军的进攻窍门很多,不断有杰作出现。但从总体而言,六纵17师实行层层阻截的方法,第五军每天能够攻破一、二道防线,但在次日又会遇到第三、第四道防线。由于17师的全力抵抗,第五军最终无法突破六纵的防线,段霖茂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就歼。
  段霖茂被歼后,邱清泉大为震惊。他从共军无线电呼号中查觉:华东野战军集中于鲁西南的主力已经有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等六个纵队,少说也有10万大军。而自己只带了第五军的两个师,充其量不过20000多人。因而邱清泉十分恐慌,向四方告急。然而,他的部下见恶战在前,纷纷告假。副军长郭吉人以早有蒋介石召见为理由离开了部队;45师的师长廖慷也向邱清泉请病假,得以到后方养病。他呼叫各方部队前来支援,也都没有人响应。按,在国军战场上,邱清泉被人称为“见死不救”。这是因为,龙凤集大战时,胡琏十一师的一个团被刘伯承包围,胡琏多次向邱清泉请援,邱清泉就是闻风不动,所以,当时胡琏就骂邱清泉“见死不救”。其后,华野围攻泰安之战,川军被围于泰安,邱清泉就在近处,也不肯出兵救援,让存心“围点打援”的粟裕徒唤奈何!但在国军其他将领看来,邱清泉又一次见死不救。所以,这一次邱清泉被围,向其他将领请援,没有一个人响应。
  

邱清泉想到,靠人不如靠自己,便让在莱芜防守的第96师赶来支援。徐州指挥部安排汽车运输,96师师长黄翔率领两个团很快赶到济宁前线。然而,黄翔一到济宁,就发现气氛不对,大家都在议论第五军在郓城附近陷入重围,很可能有去无回了。师长黄翔因而踌躇不前。但96师的副师长邓军林却是一个战将,他向黄翔建言:让他带1个团前去救援,以让邱清泉放心。黄翔见有人肯代己出征,正是求之不得。便让286团跟随邓军林乘车前进。声称自己将带另一个团马上跟进。此时济宁到丁里长的道路还可行走,邓军林很快赶到前线。邱清泉见来了一支生力军当然很高兴,便向邓军林介绍情况:“王老虎村仍是挺进纵队守住。45师在前后营地区,200师和军直属部队均在丁里长附近。新四军自歼灭整五十七师段霖茂部以后,士气更加旺盛,现在集中主力来攻击我军。当初接触仅有两三个纵队番号,打过六七天以后,愈打愈多,目前发现已有7个纵队番号。前天,45师一个营长叫连守仁,打了一次胜仗。在炮兵掩护下乘机攻占前后营附近一个村落,并俘获新四军300多人,夺获步枪200余支。连守仁现已升充中校副团长。目前部队打得很疲乏,新四军又攻占了楚垓和李垓,对我军作战是不利的,但他们同样也会筋疲力尽的,只要我们再加努力,就可以成功。”



邓军林在邱清泉鼓动下竭力请战,邱清泉便让他攻打楚垓,一试身手。邓军林记载:
  “一切布置停妥后,我和团长项荣环、山炮营营长潘承堪回到丁里长以南侦察楚垓东面村庄,以牵制新四军。上午8时,部队进入阵地。邱清泉和200师师长熊笑三来到指挥所和炮兵阵地,亲自指挥攻击。8时许,炮兵开始射击,一时炮火齐发,山炮、榴弹炮集中炽盛火力猛烈发射,当即看到楚垓南面围墙全部被摧毁,楚垓东北部围墙寨门尘土飞扬,庄内到处中弹,烟光无比。上午9时许,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286团有一个排攻击楚垓东进村上的一个独立庙,并占领该处阵地,不料该排立足未稳,即被新四军一个反攻,立时夺回独立庙阵地。全排官兵不是被打死就是受重伤,结果只剩下六七人逃回。当时我责备该连连长未能及时增援,以致造成如此情况。在另一面,楚垓正面战斗亦十分激烈。部队进攻至楚垓北门围墙附近,发现外壕内不没过顶,不能徒涉,有部分也冲到东北角寨门前,道路又被新四军抢断,而且已构筑好地堡工事,攻不进去。我命令团长项荣怀不惜任何牺牲再向东北寨门猛攻。围墙立即被攻垮,无奈地形开阔,遭受火力封锁,进展不得,只好停止进攻,利用地形掩护退却,又重新研究部署。




找到当地居民询问,据说该村东北两面皆水,不能进去特别是东面靠近围墙,凹地湾多。西南面比较好些,西边还有较多树林,寨门道路亦皆较宽大。我又决定改向楚垓西面攻击。这时已是下午2时,再令炮兵集中火力破坏楚垓村庄西进围墙寨门,以一部分火力向李垓方面增援。新四军受到压制,286团已进攻到西北角围墙附近,一部分也到达西边寨门前,战斗很激烈。突然,在楚垓西边受到新四军猛烈袭击,前后遭受炮火夹击,伤亡惨重,被迫退回。邱清泉看到如此情形,极为焦灼,连说:‘怎么办呢?’我力保攻下楚垓。这时从楚垓东独立庙逃回的士兵说,楚垓东庄只有新四军一个连,经过几次攻击必有伤亡。我又改变方针,先从东庄进攻,得手后再转攻楚垓南面,形成围攻态势,从南北夹击楚垓,必然可下。邱清泉很同意我的计划,决定立即付诸实施。当时邱很愤怒地问我为什么师长黄翔还未来,一定是怕死不敢前进。我只好说可能另有情况。这时已是下午4时,炮兵又开始轰击,村内一座一座房屋被摧毁,弹火四起,浓烟满天,286团立即攻占了东独立庙阵地,进入村内,接着又向南进,绕到楚垓东南面,天色已黄昏,286团一个营已经攻到楚垓东北寨门附近地区。这时新四军在三面包围、南北夹击情况下,向西南撤退。286团从东门突入村庄,在门前又俘获两名负伤的新四军战士,并见到遗尸两具。从被俘战士口中了解固守楚垓的新四军仅有一个营,以后又增加一个连的兵力。国民党军队进入村庄后,见村内房屋全被炮弹炸毁,而新四军却全部撤退。丁里长战役中的楚垓争夺战斗遂告一段落。国民党军286团伤亡官兵达300余人,使用榴弹炮200多发,山炮弹500多发,可谓残酷之至。”
                                                                                                                                                               

                                                                                               


这个故事是说邓军林用一个团攻击新四军三纵9师4个连坚守的阵地,费尽力气,攻打一天,伤亡了300多人,才占领新四军主动放弃的一个村庄。双方作战残酷性由此可见。粟裕见第五军战力甚强,继续打下去可能伤亡太大,便撤兵而去。邱清泉为此大肆庆祝。
  邱清泉被围之时,曾经四面请求援兵,电报中有:“共军如毛,我们随时有被歼之虞”之语,让人看了为之动容。国防部为了援救第五军,让在南麻整顿已久的整编第十一师南下,用火车运输到商丘,然后向北面前进。



这个故事是说邓军林用一个团攻击新四军三纵9师4个连坚守的阵地,费尽力气,攻打一天,伤亡了300多人,才占领新四军主动放弃的一个村庄。双方作战残酷性由此可见。粟裕见第五军战力甚强,继续打下去可能伤亡太大,便撤兵而去。邱清泉为此大肆庆祝。
  邱清泉被围之时,曾经四面请求援兵,电报中有:“共军如毛,我们随时有被歼之虞”之语,让人看了为之动容。国防部为了援救第五军,让在南麻整顿已久的整编第十一师南下,用火车运输到商丘,然后向北面前进。整十一师师长胡琏历来与邱清泉不和,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说邱清泉谎报军情。他让参谋长给第六绥靖区主任周喦打电话,说明自己孤军前进十分危险。但是,“周反而要胡亲自接电话。我听胡琏对周喦说:‘现在共军的主力并不在第五军方面,而是在我这一方面,我当面的共军有四五个纵队之多,孤军北进很成问题,请司令官考虑一下。’周说:‘委员长亲自打来电话,要你立刻分三路北进,即一路经成武,一路经安红集,另一路经安红集以西,限三天之内要解第五军之围。否则如果第五军出了问题,你要负完全责任。’胡琏听了极不耐烦地说:‘报告司令官,现在当面的共军这样多,我若孤军北进,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周说:‘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当然是他负责了。希望你不要多考虑,立即遵照命令前进好了。’说至此,胡就答应一声‘是’,垂头丧气地把电话丢掉了,气忿忿地对其参谋长说:‘邱清泉这家伙真滑头,光会叫苦不肯打仗。明明没有敌人,他却乱叫一气。岂有此理’!” 然而,在蒋介石的高压之下,胡琏不得不按计划前进。




 9月22日,整十一师的两个旅分别进至离曹县不远的玉河寨和姚万楼。胡琏命其分别退到土山集和大义集东北的一个村庄,他自己率领另一个旅赶到大义集,摆出固守的姿态。这时粟裕率一、三、六、八四个纵队南下,趁夜将整编十一师分别包围于土山集和大义集。9月23夜,新四军对土山集的展开猛攻,想乘十一师立足未稳之际便将其歼灭。当时粟裕调来了特种纵队,决心以密集的火力对付土山集的十一师。在进攻之前,特纵朝市集内发射了上千发炮弹!然而,十一师显示了较高的战术修养,他们进入土山集后,便开始划片修工事,每个人都修了掩体,几个小时之后,工事就相当完备了。所以,尽管新四军炮火空前猛烈,对十一师防守部队的杀伤还是有限的。炮击后不久,守军的炮火就开始还击。其时,八纵的突击部队刚刚在爬寨墙,寨内的火力十分密集,进攻部队纷纷被打倒。后续部队不知前面情况,仍然向前拥来,又被机枪割倒在寨墙边上。


三纵的进攻还是用连续爆破开路,但他们也遇到了十一师有组织的反击。每打开一个缺口,马上就会遇到一个连、一个排的反击。来回几个回合之后,进攻部队全都消耗尽了。十一师最大的特点是注意侧射火力的组织。三纵8师22团3营在争夺寨墙突破口时伤亡殆尽,团长急令一营增援。一营在向寨墙运动半路中却遭到侧射火力的扫射,只有半个营到达寨墙边上。其他半个营都在半路牺牲了!他们突入寨内后,又遇到十一师优势火力的压制,营连干部伤亡殆尽,剩余的士兵们不得不退回。





(曹县)战事结束后,第4兵团司令官兼整10师师长罗广文,率部到达曹县,罗、胡两人系黄浦4期同学,以前在18军同时当师长,又是前后任的18军军长,交情深厚,此番战地重逢,罗大夸其实力,谓*炮弹800发,步、机弹20万粒。
  胡琏听了为之一惊,反问罗:贵师人数大概在一万左右?其副师长熊绶春代答:两旅四团,共八千余人,官兵们因而自嘲为‘四兵团,四团兵’。
  胡乃以带点警告的口吻对罗说:“11师3旅9团近4万人,*炮弹3万发,步、机弹300万粒,陈毅、刘伯承尚且不断对我包围攻击,妄图吞噬。你的兵力如此薄弱,以后应特别提高警觉。”
  罗听罢颇为错愕,似乎对胡部的实力不大相信。胡乃请罗于翌晨9时,在曹县城楼检阅。届时罗广文高踞城楼,看见11师的部队,分兵三路夹城而过,官兵3.6万人,汽车290余辆,大车(骡马挽曳)500辆,骡马6000匹,浩浩荡荡,气势甚为雄壮。
  罗广文看罢甚感惊奇,同样的整编师,为何实力相差如此悬殊?莫非国防部对整11师的装备补给,另有特别优待?
  
  胡将军很坦白的告诉他,上级对你和我及其他的友军,完全一样。11师系18军缩编而成,10师系由14军缩编而成。此两军原来都是国军的嫡系精锐,抗战胜利后均缩编为3旅6团,近又同时奉令恢复为3旅9团,加上师直属的炮、工、辎重等战斗及勤务支援部队,人数皆为3万6千。
  那为什么实际上会有这样悬殊的差别呢?说穿了无甚惊奇,但可看出一个大军指挥官的才华作为,对于所属部队战力的盛衰,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第一、一般部队因为作战或其他原因损耗的名额,都由后方师、专管区发补,各部队都派人到奉发的地点去接领,在新兵没有领到以前,自然形成了若干缺员,时间越久,缺员越多,人数自然不足;
  第二、一般部队对于新增编的团,大部在奉到命令以后,先调派干部编成新兵团,到指定的师、专管区接领新兵及上级拨发的武器装备,在后方实施训练,经过相当时间才能升到前方加入序列,参与作战,这就旷日费时的多了。胡将军则不然,他派人到后方接收新兵,接到一批,前送一批,立即就原有的部队,混合扩编,把老兵新兵编在了一起,老兵带动新兵,训练新兵,一面训练,一面作战,新兵很快的就跟老兵一样,成为勇敢的战斗员。因此当其他部队的新兵团还在各方征集训练之时,整11师早就扩编完成了。
  第三、11师为了保持战力,充实战力,在它的驻防和作战地区,遇见散兵游勇,或游手好闲、逃亡逃难的青年壮丁,就把他们一律吸收进来,补充缺额(这就是某些有偏见、成见的人,造谣中伤,说整11师到处拉兵)
  第四、因为连打胜仗,俘虏很多,别人害怕共谍混入,不敢留用,胡将军却认为共军士兵,大多是裹胁而来,且有国军中因战败而被俘过去的,基本上不可能全为中毒很深的共军基干。所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把他们插拨到部队中,拿敌人来充实自己。
  --------------------
  比较:整11师的装备和兵员数字,还要在整5师之下。参下面的史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
  第396页:(豫东战役前,分析敌军实力时讲道)当时,整编第5军辖2个整编师4个旅,并指挥1个快速纵队和1个骑兵旅。装备好,兵力、炮火的运用和步炮协同也较好,经常猥集一团。
  其中整编第5师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编制人数为3.7万余人,装备步枪1.2959万支,轻重机枪1200挺,手提机枪3184挺。
  榴弹炮12门,山炮36门,中口径迫击炮97门,战防炮72门,60炮279门,掷弹筒586具,火箭筒52具。
  
  第415页(为配合豫东战役,中野阻击胡琏时讲道):胡琏兵团辖整编第11、3师,约5.8万人。主力为整编11师,该师是蒋介石的嫌系,号称“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全部为美械,兵团充足,有实战经验,尚未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故气焰嚣张。据1948年1月资料,该师编制人数为4.052 万人,实有3.4502万人,共装备步枪1.046万支,轻机枪957挺,重机枪193挺,合轻重机枪1150挺。 另手提机枪2564挺。
  榴弹炮12门,山炮32门,中口径迫击炮74门,战防炮34门,60炮254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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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
  上面,胡琏所说的“上级对你和我及其他的友军,完全一样”,恐怕不能相信。国民党是有嫡系、杂牌之分的,就是嫡系,也是亲疏有别。胡琏如是说,有利于国军各部队的团结,但却不是实话。









十一师虽然挡住了新四军的猛攻,但土山集内的子弹很快消耗,胡琏在凌晨三点命令工兵营掩护7车弹药车向土山集增援,却在半途受到共军的拦截,工兵营被完全打散,弹药车也被新四军缴获二辆。天亮后,胡琏听到土山集方向炮声响成一片,知道十一师的一个旅还在坚持,便展开两个旅的兵力向土山集增援。国军以飞机、坦克开道,但在新四军的阻击下伤亡了1000多人才打通与3里外土山集的联系。此时北路的邱清泉第五军和第八十四整编师、七十五整编师都朝新四军压来,粟裕见再战不利,便抽身而走,大举南下。




























 楼主| 发表于 2019-12-3 00:00:4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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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关战役和小寨村战斗(转载)




平型关战役的主战场在平型关口,团城口附近,中国军方面为晋绥军为主的部队,日军作战部队为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三浦敏事少将)。从战役角度讲,其中也包括平型关口之外的其它几个方面的战场。

  1.9月25日,共产党八路军在小寨村附 型关口东北6-8公里处)伏击日军辎重部队的作战("平型关大捷",日军称关沟村附近的战斗)。

  2.9月22日至27日,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粟饭原部队)主力从浑源县进军大营镇途中,在枪风岭附近内长城线与国军部队的作战(大梁附近的战斗)。

  3.9月26日至28日,步兵第四十二联队(大场部队)主力在小寨村附近,为打通运输线的救援作战(小寨村附近的战斗)。

  4.9月26日-10月1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混成第15旅团,第2旅团(包括十川支队)从侧后方包抄茹越口,铁角岭,破内长城线后南下繁峙,代县等地的配合作战(茹越口下社附近的战斗,铁角岭附近的战斗)
  一 平型关战役日军动员兵力总数

  首先简单了解一下平型关战役的作战过程概要和战役中日军的兵力动员情况。由于数据并不完全,在此出示的数字仅为可考证出的概数。




  1.作战概要和第五师团的参战兵力

  担当战场东方平型关口,团城口正面攻击的第五师团三浦部队,9月22日午后从灵丘县向内长城线方向前进,先遣队乘车是夜到达长城线附近进入战斗,9月24日晚,步行部队,炮队,行李队等各队在长城线附近集结完毕。后方基地设在关沟村,旅团司令部25日晨进入平型关口鞍部。此日凌晨,经两日激战,平岩第三大队占领关口东侧高地"三角山"克晋军独立第八旅,孟宪吉部,尾家第一大队占领北侧1930(国军地图标1886M)高地克国军第84师高桂滋部。同时控制了平型关口至团城口附近约三公里长城线。9月25日晨,三浦旅团长下令进军大营镇(总攻开始)。

  此日(25日),国军在阎锡山的指令下,晋绥军第七十一师,新编第二师,独立第八旅各部队也同时开始大举反攻[2],《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25日条称:

  同日拂晓,我调集重兵分路出击。敌亦向我团城口以北高军阵地猛攻。经我出击之郭师及孟旅一部迎头痛击,激战至午,将敌左翼击溃。郭师连夺山头数个,并占领鹞子涧南方高地,续行攻进。我十八集团军林师分三路向蔡家峪、小寨主力向老爷庙进攻。七十三师三百九十四团两营亦向敌左侧背挺进。九时,林师占领老爷庙、蔡家峪及1886.4高地、小寨村邮递兵站守护队,约步兵一营,被我林师完全歼灭,并将平型关通灵丘之汽车路截断,敌机械化部队已不能退走。并获敌汽车五十辆,焚毁敌军用品甚多。现已将平型关正面之敌千余人完全解决。团城口之敌包围于一深沟内[3]。

  可见日军总攻失利遭晋绥军反攻被包围,后方运输线亦被担任"阻击侧后"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伏击战切断(平型关大捷),被迫转攻为守。分别被困守在关沟村,关口鞍部,三角山附近高地,鹞子涧村附近台地中。此段作战,可称平型关战役第一阶段。

  9月26日,日军步兵第四十二联队主力从蔚县方向乘车赶来,27日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主力也退出小道沟附近战场从浑源方向经王庄堡疾驰平型关口开始救援作战,28日双双打破国军包围封锁与前线三浦部队汇合。补充弹药后,日军各队展开反击,9月29日,在团城口北高地(2141.96高地,日军称中岛山)和涧头村外阵地与晋军郭宗汾的第202旅,214旅激战至翌日[4]。30日凌晨,国军(晋绥军)部队自主撤退,日军尾追进驻大营镇。

  同时,为配合第五师团的平型关作战,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的两个混成旅团也于9月26日开始从应县(第十五旅团),下社(第二旅团),平型关北红水村(十川支队)方向分三路出击,主力27日破内长城线茹越口,28日克铁角岭后,南下繁峙,代县,切断了国军退路。此期间,可称平型关战役的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中,日军用兵分为两个方向,一是9月22日在灵丘编成的三浦部队,二是同日从浑源县方向沿内长城线南下的第二十一联队主力。作战计划为从东方(灵丘),北方(浑源)同时攻破国军内长城线防御,夹击大营镇,达到"惩罚山西军、显示皇军威武"的作战目的。此时、第五师团还没有深入山西内地,进军太原的作战企图。原计划占领大营镇后随师团主力经涞源,易县道路前往河北,参加"正定会战"(石家庄滏阳河附近的会战)[5]。


1-1 三浦部队的编成

  9月21日,第二十一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指挥平岩,尾家两大队占领灵丘县后,接到进军大营镇的师团命令《板作命甲第119号》,随即组织手下的步兵两大队和在广灵县附近集结待命的第四十二联队折田大队,炮队等编成三浦部队。9月22日午后在灵丘下令进军大营镇,揭开了平型关战役序幕[6]。

  9月21日在灵丘编成的三浦部队构成如下

  步兵第二十一聯隊第三大队(平岩釚彦少佐),
  步兵第十一聯隊的第一大队(尾家刢少佐,缺一中队),
  步兵第四十二联队第二大队(折田一雄少佐,缺一个半中队,约一半兵力)
  并附有三个炮兵中队(师团野炮兵大队(若月部队)的两个中队,独立山炮第三联队笹島大队的一个中队[7]。

  全体为兵力为步兵9个中队,炮兵3个中队(12门炮),兵站自动车两个中队(中西中队先行配属,矢岛第二中队于24日晚到达关口),全体约4000-4500名。

  1-2 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主力

  从浑源县南下配合三浦部队作战的是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粟饭原秀大佐)主力。关于此部队,至今研究中一直被认为是三浦部队作战失利后派来的援军,实际并不然。是9月21日接到进军大营镇的命令后与三浦部队同时行动的迂回作战部队。由于在枪风岭南小道沟一带与国军65师(刘恩茂)和第21师(李先洲)部作战不利[8],又因山地雾重失去通信联系所以没有赶到平型关前线。结果和救援的步兵第四十二联队主力于28日同时到达。

  按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战斗详报,此部分兵力为步兵两个大队,总员数2088名,马623匹。从马匹数看,应还包括两个炮兵中队的马匹。粟饭原部队的配属炮兵,原为笹島山炮大队的两中队,9月20日,接受板垣师团长命令和蔚县师团野炮兵(月野木部队)两中队交换[9],9月22日,待联队主力出发后才赶到浑源。此配属炮兵中队的兵员数并没有被记录在联队战斗详报之中[10]。若加上配属炮兵的两个中队,总员数应达到约2400名,8门火炮。

  1-3 步兵第四十二联队主力

  也称大场部队,联队长大场四平大佐。共两个步兵大队。是9月26日以后,从蔚县乘卡车赶来增援平型关口的一部分兵力。在小寨村附近山地,舖西以北山与地国军部队(部队名有待考证)交战三日后打通运输线。第四十二联队战斗详报记载为兵员2555名,馬105匹。此数中包括配属给三浦部队的第二(折田)大队数字,不包括临时配属(或协力)的自动车中队。

  以上1-1至1-3中出现的各部队兵员之合,即为平型关战役第五师团使用兵力总数。在战役结束阶段,《第五師団(作戦機密)》的文件称总兵力"以三浦少將指挥的歩兵第二十一旅团、歩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野砲第三大队及独立山炮第三联队第二大队为基干"[11]。略算为歩兵约7个大隊、砲兵约2个大隊。实际,此数仅为一个兵力概算,各部队均不满员。从以上笔者细算中可得知,7个步兵大队中缺5个中队(满员数28中队),两大队炮兵中,实际上能确认的也不过约5个中队(满员数6个中队)[12]。从现有数据看,兵员总数约 9000名前后。野炮,山炮共20门(不包括步兵联队火炮)。


2. 关东军参战部队

  关东军部队在卢沟桥事变前,多数是国内各师团定期交换派遣驻扎的守备部队。与平型关战役有关的混成第二旅团(本多政材少将)的原属部队为东京的第一师团。下属第一,第三(東京),第五十七联队(佐倉),于1936年2.26事件后派遣至"满洲"。混成第十五旅团的原属部队为仙台的第二师团。下属第十六(新発田),第三十联队(高田),也于事变前驻扎"满洲国",由于没有经历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战时动员,所以还都保持平时编制。师团编制为人员11583名,马1808匹,步兵联队编制定员2037名,马109匹,野炮兵联队编制定员1279名,马匹978匹[13]。其规模和战时动员后的甲种师团(如第五师团)比,总数还不足一半。

  另一方面,关东军作战部队多以混成旅团形式编成,人员虽少,装备精良。除炮兵外基本上属于机械化部队(步兵调动时用卡车运输)。日军的第一个装甲旅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1934年编成,酒井鎬少将)也自出于关东军,此部队平型关战役后期,与堤支队配合共同出击宁武关,从侧面响应了平型关战役作战。

  下图为关东军在平型关战役中的作战行动示意图。




  9月26日后,直接参加平型关战役的关东军部队为第二(本多政材少将)和第十五(篠原找焕缮俳┝礁龌斐陕猛牛?8000余名。从应县(篠原)和下社方向(本多)分两路进攻北方内长城线,同时,本多旅团所属十川支队(十川次郎大佐)从浑源方向沿内长城线南下,从北方协助了三浦部队的团城口附近作战。9月29日,混成第十五旅团克铁角岭后占领繁峙,进军代县。

  作战中,十川支队单独行动,而第二旅团主力配属给第十五旅团,由篠原找焕缮俳骋恢富印:S原旅团担任了攻击茹越口,铁角岭的主要作战任务,损失较大,其他部队并没有太大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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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成第十五旅团(篠原兵团)由一个半步兵联队(第十六联队,第三十联队的三分之一,约1900名步兵),两个炮兵大队(4个中队,16门),一个独立山炮兵中队(3门),一个野战重炮兵大队(两个中队,四门)构成,兵员合计3346名,火炮23门[14]。




  混成第二旅团(本多兵团),在平型关战役期间分为两个支队,十川支队,由步兵第一联队,大泉支队(步兵第四联队第一大队为基干,兵员约600,部队长大泉基少佐) [15],第四野炮联队第一大队构成,兵员约1800名。此部队没有留下在平型关战役的作战记录。第二为旅团主力,由步兵第三联队(湯浅政雄大佐),步兵第五十七联队第三大队(朝生平四郎少佐),和独立山炮兵第十二联队第二中队,野战重炮兵西村中队构成。此中,步兵第三联队和五十七联队第三大队,分别留下了作战记录。





  作为构成参考,以下出示的是混成第二旅团(本多兵团)约一个月前,在张家口附近战斗时的编成表。

  可见混成第二旅团由步两个半联队,野炮兵两个大队构成,人员4199名,炮16门[16]。

  从战役全体看,若除去包抄宁武关的堤支队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酒井兵团),关东军直接介入平型关战役的作战部队总数约为兵员8000余名,火炮39门。

  二、平型关战役第五师团的死伤统计

  有关平型关战役全体日军的死伤数字,由于北支方面军和关东军指挥系统不同,没有过统一计算。但存在不少线索和部分局部统计,所以求出其概数并不太难。方法为先求出担当平型关正面战场作战的日军第五师团方面的损伤,再加上关东军各有关部队的死伤数之和,即是平型关战役全体日军兵员损失。




  有关戦役中第五师团全体的死伤,有一个重要统计表『第五師団主要戦闘兵器別損害調査票』,内容如下[17]。此表出自于『北支那方面軍状況報告』的一节,做表时间应在太原战役结束后的1937年12月底之前。其记录在平行关口作战约15日间,第五师团的"兵器别死伤"总数为1075人。此数据曾前后多次出现在北支方面军的各种统计中,是计算第五师团来华后第一年损失的重要基础数据之一。为了正确理解此数据,以下先看一下表格中备考栏内容,共有三点。


  1. 负伤者指需要后送程度的伤员。

  2. 平型关口的兵力使用总数为师团全体数的约1/3。

  3. 此统计范围不包括师团配属部队。

第一点明确了"负伤者"定义。即只包括往后方医院回送者。关于负伤者数,前线的军医判定较宽,一般指因负伤一时失去战斗力者。而上级统计机关的判定较严,指负伤后需要回送入院治疗者。所以战斗详报记录和军首脑部统计常有出入。此备考明确了判定标准。

  第二点指出了第五师团参加作战兵员的规模是师团总数(甲师团定员25500)的约1/3. 证实了其兵力总数约为8000-9000名的以上笔者考证。

  第三点指出此数据不包括师团以外的配属部队。这里主要指的是由方面军配属的自动车部队。战役中,协助第五师团作战的兵站自动车部队,前后约4个中队,包括在小寨村受到重创的两个中队在内。笔者计算,其在小寨村伏击战中损失总数为111名 (新庄本部4,中西中队15,矢岛中队92﹝内伤50﹞),由于中西中队的负伤者没有数据,之后补充的两个新中队也应有若干死伤,所以全体加算26名,取137名的概数。如此,第五师团死伤1075名加配属部队的死伤137名,结果为1212名。即平行关口方面战场日军死伤数总合。

  佐证第五师团在平型关战役死伤约为1075名的资料,还可见《广岛师团史》记录。称"此战斗(平型关作战)中散华(死亡)将兵270余名,负伤者800余名,付出了沉重代价"[18]。《滨田联队史》中也误用过这同一数据,称"此战斗中平岩大队死亡者二百七十余名,负伤者多达八百数十名"[19]。后者无疑是从先行出版的『広島師団史』中转载,只不过引用时把"师团全体"的死伤,错记为"平岩大队"的死伤。比起《广岛师团史》,前出1937底做成的『第五師団主要戦闘兵器別損害調査表』可信价值最高,但缺陷是没有出示死伤比率。而第五师团的记录则明确其中死亡为270名。实际上经本论的考证结果,死亡数为356名,因为全部都有实名,所以肯定比270名说正确。笔者考虑『広島師団史』的统计,可能漏算了在小寨村死亡的67名非战斗员。


三、第五师团各部队死伤数字细分

  为了再次佐证第五师团死伤1075名的准确性,下面具体还原一下此数字的各部队区分。

  1.歩兵第四十二联队

  步兵第四十二联队留有平型关战役期间战斗详报的统计,内容见前下表。可知其死亡85名,負傷131名,死伤合計216名[20]。




  2 歩兵第二十一联队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分为两支部队参加了平型关作战,统计没有被归纳到一处,所以计算方法比较复杂,需要分为两部计算。

  2-1. 联队主力的损失

  关于联队主力的损失,可见战斗详报統計。详细如下表,虽然纸墨经年字迹模糊,但内容基本可以判别。按此内容整理出的表格附录于下。统计期间为9月17日至30日,其中( )内指非战斗员,不是包括,而是加算。

  联队主力由联队本部,第一、第二大队及联队砲兵二个中队编成,参战兵员2088名中死亡数86名、负伤数112名,失踪3名,合計死伤,失踪201名[21]。







  此表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第三大队(平岩大队)部分为空栏。说明配属给三浦部队的第三大队死伤者统计除外。二是其中包括了在小寨村伏击战中损失的一部分,即联队行李队的损失。表中非战斗员死亡67名,非战斗马匹(輓馬、駄馬)死亡70匹的记录,应是行李队损失。按此表还可以得知行李队构成是由第一大队(死亡35),第二大队(死亡19),和联队本部(死亡13)三个行李队的各一部分混成的部队。

  还有一点值得提醒的是这里并不包括伏击战中担任护卫任务的高桥义夫步兵小队损失。因为第12中队的高桥小队编制属于第三大队(平岩大队),所有其死伤也应包括在以下所示第三大队的统计中。

  2-2第三大队部分

  平型关战役中,配属给三浦部队的第21联队平岩第三大队,和晋军独立第8旅孟宪吉部反复争夺关口东部三角山,是伤亡最惨重的部队。为此在1938年3月1日,曾受到北支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司令官的表彰(感状),此表彰也为整个平型关战役中唯一的表彰。与其说表彰作战英勇,不如说安慰死伤惨重。由于三浦部队没有留下战斗详报,平岩大队并没有正式的死伤统计。但从联队史类文献中可看到不少私下统计。其中价值最高的是该大队的丰田志郎军医少尉按卫生兵报告记录下来的死伤者名单,合計320名(内死亡者94名)。这是一个有实名实姓,按日期别,中队别的详细记录。以下是笔者按其记录整理出来的略表:




  由于是按日期别,中队别的记录,所以哪天,哪一部队的死伤数一目了然。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有关的数据是9月25日一天内第十二中队(神代竹則中尉)的死伤数。中隊在这一天不仅派出了掩护行李队的高桥小队,救援新庄自动车队的"一小队步兵"也是其中队所属。也就是说,平型关大捷中,八路军115师唯一接触过的正规部队是担任平岩大队预备队的第十二中队。此日,中队全体死亡25名,负伤3名。死者大于负伤,说明遭遇的是"歼灭战"。其中应包括高桥护卫小队的15名步兵,也应包括救援新庄自動車中隊时的步兵小队死伤。

  由于此记录不是公式记录,也没有经过事后核实。所以仅作参考。估计负伤者的计算可能超出正式统计(理由前述),还会有一些遗漏。比如丰田本人写在统计说明中写道:

  "此名簿是汇集各中隊衛生兵报告做成。我曾治疗过的第十一中隊樋口伍長的姓名,就不在此内。第十一中隊的两名卫生兵,一名死亡、一名負傷回送,所以记录中可能有一些脱漏"[22]。

  第三大队记录的死伤320(死亡94)名、加上前出聯隊主力死伤記録201(死亡86)名之合521(内死亡180)名即是歩兵第21聯隊平型关战役的死傷総数。


3.歩兵第十一聯隊第一大隊

  第五师团死伤总数的1075名减去以上第21联队(521名),第42联队(218名)的死伤数,所剩余336名,即还没有落实的其余部队的死伤。这部分其余部队包括


  1.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尾家大队)

  2.师团配属炮兵约7个中队

  3.师团司令部人员(以桥本顺正中佐为首6名死亡)

  除了可掌握的师团司令部桥本中佐一行6名的死亡外,其余的两部分都没留下完整记录。所以剩余330名死伤者的部队区分,是本论中最困难的部分。下面用其他几种辅助方法进行了计算,推算。




  先推算炮兵部队损失。炮兵由于不是第一线部队,所以伤亡应该不大。下面参考的数据是第十一联队的步兵炮小队记录。可见作战期间,其五十名人员中,死亡为1,負傷为6名,死伤率为14‰.[23] 步兵炮小队是大队所属炮兵,使用近距离用九二式步兵炮,战斗中需要和大队一起接近第一线,所以应比师团炮兵的风险大。若放宽点以死伤率1/10计算,7个炮兵中队的死伤应为70-90名。所以总数330名减去炮兵损失概数80名后剩余的250名,应是尾家第一大队全体的损失概数。

  尾家大队是担任主攻1930(国军标1886)高地的部队(正面之敌(25日前)为八四師高桂滋部),死伤也十分惨重,9月25日撤出1930高地后在鹞子涧村附近台地被晋郭宗汾的第二〇二旅,二一四旅围困三天以上,弹尽粮绝[24]。前出国军战斗详报中"团城口之敌包围于一深沟内。正解决中"。指的就是尾家大队。直至9月28日援兵到达才得以脱身。此时已经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




  关于尾家大队步兵的损失,有一个重要局部统计资料,即其中的第三中队的阵中日志。以下是笔者从日志记录中整理出来的尾家大队第三中队的死伤表。

  全员149名(包括9月25日补充的35名)中,死伤总数49(内死亡20名),死伤率33/‰[25]。

  按阵中日志记载,此外9月25日,中队移动时还有将"负伤者收容班加藤上等兵以下10名"伤兵搁置于后方的记录。联队史记载,此部分伤兵翌日(26日)遭到国军部队600名的袭击"收容所最终遭众敌蹂躏,…菅野丰一少尉以下十数名重伤者未能盼到医治便含恨消失在台地之中"[26],即全部死亡。

  还有一个计算方法是从地方报刊上寻找作战期间步兵第十一联队(长野部队)的死亡报导。长野部队主力,此期间除了第三大队九中队在腰站村附近和杨成武独立团进行过小规模作战(9月24日至25日,腰站阻击战)中出现过两名死亡者之外[27]没有别的死亡记录。所以用"长野部队"名发表的死亡报导,除腰站阻击死亡的两名外,可以考虑全部是尾家大队的损失。笔者调查了联队原驻地(广岛市)的地方报刊《中国新闻》等几种报纸。以下出示的是中国新闻1937年10月7日的一次最大综报导。其中上段第9行开始的9月24日上等兵岩井信夫以下的名单,即应是尾家大队在平型关战役中的死亡者。


《步兵第十一联队史》中零星记录,《中国新闻》和《朝日新闻》两个报刊报导中整理出来的第十一联队尾家大队的死伤名簿。共155名(内死亡98名)。可考虑其中98名死亡是比较准确的数字。负伤者记录则仅仅是其中一部分。理由是报刊报导的主要对象是死亡者。

  用前出尾家大队死伤概数250名减去98名死亡者的剩余152名,应是尾家大队的负伤者的概数。






  四 关东军的死伤统计

  最后,计算一下协助作战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的损失。如前所述,关东军直接介入平型关战役的部队为两个混成旅团,约8000名,混成第15旅团长篠原找焕缮俳苤富印r

  混成第15旅团(篠原兵团)(兵员3346名,马1071匹)于9月26日从平型关西方50公里处的应县南下,27日在内长城线茹越口,29日在铁角岭战斗中受到国军第34军203旅梁鉴堂部的顽强抵抗[28],死亡58名,負傷196名,合計死伤254名。此数中,包括两个旅团的配属炮兵死伤数。

  混成第2旅团(本多兵团)主力部分由本部,步兵第三联队(汤浅部队),步兵第57联队第三大队(朝生部队)和两个炮兵中队构成,兵员约2000名,9月26日从下社方向与第15旅团分路进击繁峙。28日,在内长城线附近进入战斗。正面之敌是101师201旅的两个团约2000余名。朝生大队担任左线三角山,蝙蝠山的攻击,步兵第三联队(汤浅部队)担任右线櫛形山,双子山攻击。《东京兵团》一书称此战斗"炽烈","惨烈"[29],可实际上程度远不及篠原旅团的茹越口,铁角岭作战。汤浅部队在整个战斗中只出现过"准尉以下6名負傷"的记录[30]。 第57联队第三大队存有详细的战斗详报,死伤表统计如下。全体488名参战人员中,出现死亡者1名,负伤者12名[31]。从以上两个战斗详报可以得知本多旅团全体,在平型关战役中共死亡1名,负伤18名。




  本多旅团的另一部十川支队兵力约1800名。由步兵第一联队,野炮兵第四联队,大泉支队构成。《野炮兵第四联队史》中,有内长城线附近会战的战斗情景描述,但没有触及到死伤[32],大泉部队的原属《步兵第四联队史》中,也没有记录此段时间内大泉支队伤亡[33]。所以可确定此两部分部队,在平型关战役中几乎没有出现损伤。出现死伤的是十川支队主力的步兵第一联队。于9月23日,尾随第21联队主力由浑源出发,27日到达平行关口西北方9公里处红水村,至29日,协助第五师团从北方攻击内长城线"未能奏功"[34]。《第六集团军在晋北平型关会战战斗详报》称"…西河口二十一师亦有敌两千余分向西河口2100高地及水圪垛之阵地猛攻,激战颇烈。[35]"指的应是十川支队的攻击。据国军方面的《陆军第七十一师平型关会战团城口方面战斗详报》推测,敌手应是晋绥军新二师(师长金宪章)。前出《东京兵团》一书中也有其部队断绝粮秣,饥寒交迫的描写(203-205页),但没留下作战记录。所以死伤计算困难。从『朝日新闻』东京版查看,关联性最大的是10月中旬的三次《名誉战死伤》栏的报导。12日朝刊报导了上等兵白木守(埼玉),佐藤正夫(岩手),和田晃(东京),二等兵佐藤贞次郎(埼玉) 4名的死亡[36],14日朝日夕刊报导了战伤死一等兵石塚政雄的消息。石塚被称10月2日在现地医院中死亡,很有可能是平型关战役中的重伤者。此外19日(『朝日』東京、夕刊)也出现一等兵今田武二(蒲田区)一名死亡的报导。虽不敢断定,但从报导时间看,此六名应是十川联队在平型关战役中的死亡。按1:3的死伤比例推算,其死伤总数合计约20名(概数)。

  以上第15旅团及配属部队死伤数254名,第2旅团死伤数约20名,十川支队死伤概数约20名的合计294名。即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全体的死伤概数。

  第五师团的平行关口方面的死伤1212名加关东军军两个旅团的死伤数294名,之合1506名,应是平型関戦役(内長城線戦役)中全体日军死伤数的总合。,

小结

  平型关战役(日军称"内长城线附近会战")从1937年9月22日至10月1历时10天。主战场在灵丘县的内长城线平型关口,团城口附近。一般指国军部队在此地域进行的阻击作战。在此地的主战场,6万名国军(晋绥军)部队毙伤来犯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9000名中的约972名(包括289名死亡)[37]。

  八路军115师的小寨村伏击作战,发生在其中的9月25日一天之内。地点在离主战场约8公里远的后方运输线上。截击了两支日军的后勤部队约450名。歼灭其一(行李队),重创其一(自动车部队),共毙伤日军约240名(包括165名死亡)。

  平型关战役还有一个副战场,地点在平型关西北方的内长城线,9月26日至10月1日,关东军两个混成旅团(第15,第2)约8000名,从侧后方应县对茹越口,铁角岭展开攻击,破长城线后南下繁峙,代县等地,切断国军退路。在此战斗中关东军各部队死伤约294 名(包括65名死亡)。




  此战役,国共两方共毙伤日军1506(内死亡519)名。其中115师毙伤敌240(内死亡165)名,国军毙伤敌1266(内死亡354)名。




  对比60000名国军在一周间毙伤日军1266名(内死亡,失踪380名),和6000名八路军在一天内毙伤敌240(内死亡165名)的战果,相对来说,不管是在毙伤敌总数面,还是歼敌(死亡)比率面,八路军比起国军来说,的确出色。特别是歼敌比率(165/6000:380/60000)和局部战斗的结果--初战获胜,部分歼灭战--比较之下一目了然。称之为"平型关大捷"当然无可非议。

  问题在战后,当"宣传"的政治意义(鼓舞民心,提高共产党第八路军的威信)消失后,应实事求是,根据历史记录还原历史事实,除去宣传中的水分。更不要只提"平型关大捷"抹煞"平型关战役",忽视,贬低担任全部正面战场作战,在平型关口附近血战一周之久的国军(晋绥军)部队的抗日事迹。虽然,其没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在日军眼中永远是平型关战役(内长城线附近会战)的主角,是令人敬畏缅忆的强敌。

小结
  平型关战役(日军称"内长城线附近会战")从1937年9月22日至10月1历时10天。主战场在灵丘县的内长城线平型关口,团城口附近。一般指国军部队在此地域进行的阻击作战。在此地的主战场,6万名国军(晋绥军)部队毙伤来犯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9000名中的约972名(包括289名死亡)[37]。
  八路军115师的小寨村伏击作战,发生在其中的9月25日一天之内。地点在离主战场约8公里远的后方运输线上。截击了两支日军的后勤部......





 楼主| 发表于 2019-12-3 00:08:4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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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腰站阻击的概况

  腰站村,位于涞源县西25公里,灵丘东20公里处的山间、驿马岭西方2公里处。1937年9月24-25日, 在此地曾发生八路军杨成武部队(115师独立团)和日军第十一联队第九中队的战斗。此战,国内称“腰站阻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称毙伤敌400余人,《八路军重要战斗一览表》号称毙伤日军300余。由于是八路军115师的作战,又发生在平型关大捷同日,所以最近颇有将腰站阻击歼敌的3、400人,也加到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数字中的呼声。

  比如,2015年7月14日,《深圳特区报》记者郭平保采访山西灵丘县原党史办主任赵洪波时,赵称,“聂荣臻元帅在其回忆录里,写到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多人,并讲到,“24日,115师独立团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同日军打了一个遭遇战,毙敌300余名,有力地完成了打援任务,配合了正面作战”。“驿马岭阻击战是平型关大捷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大捷的战果算上驿马岭战斗,“平型关大捷应该是歼敌1300多人” 。

  同样观点,还可见赵志强《平型关大捷应该包括腰站阻击战》的文章。此文可以说是一篇近似学术式的论证,虽没有什么新材料,但出示了腰站阻击战的信息来源,整理了其中的问题点。在此赵志强认为战斗发生在25日,肯定了歼敌数400的主张。虽对日军部队是增援平型关之敌的论点提出质疑,结论并无变化,认为腰站阻击“是保证115师侧翼安全,阻击援军,保证平型关伏击战的顺利进行”的一次战斗,“应属于平型关大捷的组成部分”。

  一方面,赵也似乎觉察到一个团击败日军两个联队之说太离奇,可又考证不出日军部队番号,结果自叹到“回忆差别太大,让人莫衷一是”。

  实际上,问题就出在这里。和平型关大捷研究同样,关于腰站阻击,国内并没有什么文献记录。支撑此形象的,多是一些时隔半世纪以上的当事者回忆,并包括一些回忆过程中的“创造”。

  先分析一下为“腰站阻击战”提供信息源的几个重要的回顾资料。

  二 国内的主要资料解析

  1.聂荣臻回忆录

  其中只有一句话,“24日,独立团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同日军打了一个遭遇战,毙敌300余名,有力第完成了打援任务,配合了正面作战”,触及到和平型关作战的关连,但没有叙述腰站阻击的细节。

  2.李水清回顾《忆首战平型关之腰站阻击战》

  此文载于《山西日报》2005年9月6日的报导。是其在战后第60年头的回顾谈,此时,李水清89岁。当时是独立团三营教导员,此文章中,老人记忆混乱,随意添枝加叶(如敌机轰炸等)。把实际担任主攻的第一营说成预备队,自己所在的第三营抬到正面主攻战场,好像自己是战斗指挥者一样。细节描写中的“污泥大汉”(一连长张德仁,号“醴陵拐子”)的奋斗,二连一排的“麻排长”攀登悬崖袭击日军的故事,挪用的都是老团长杨成武回忆录的内容,只不过自己在创新中,把1营的1连长张德仁,改写成自己部下(称3营7连长),把1营2连1排的“麻排长”,改写为自营8连1排长而已。唯一能清楚记住的真实内容,仅仅是自己腹部中了一颗日军的子弹。此文,惹出是非诸多,并没有史料价值。

  3.杨成武回忆录

  可以说,腰站阻击的主要信息源,是1987年出版的《杨成武回忆录》。虽是后年回忆,但描写详细,前半段,有不少可参考的内容。

  以下是笔者摘录出的重要历史情报部分。

  独立团9月23日从上寨村出发,从南方接近驿马岭,9月24日晨从下北泉(腰站南15公里)出发经山路于“晌午时分”到达腰站。目的是切断灵丘至来源道路,配合准备中的平型关之战。

  部队行进至驿马岭前(目的是占领驿马岭隘口制高点)尖兵排和一小股日军发生遭遇战,歼敌两名,弊伤战马一匹(日军战斗详报中有此战马死亡记录)。

  杨成武判断日军已先占领了驿马岭隘口。遂在驿马岭前高地构筑工事。此日,并没有其他战斗。下午,侦查员报告,日军一个联队由涞源城赶到(日军战斗详报,增援的本山第九中队于16时到达)。

  杨的作战部署为“一营在上山警戒,二营连夜近抵三山镇,切断广灵通往灵丘的公路,三营作为预备队,后撤至白羊舖(隘口西两公里)宿营”。

  9月25日凌晨,有浓雾。7时雾散,日军从驿马岭顶上隘口出发,向我阵地接近。阻击战开始。“我布置一连正面阻击,…二连从右翼袭取隘口,三连迂回攻占南面比隘口更高的山峰,用火力压制隘口上的敌人”。

  此后是作战细节描写,出现“醴陵拐子”一连长张德仁牺牲的场面,和“麻排长”攀登悬崖袭击隘口失利身亡,及一营教导员张文松中弹死亡的描写。重要干部相继死亡,杨成武描写是“一场浴血恶战”。“这是胜仗,也是恶仗。一连和三连减员过半”。

  可以说,若截止到此,回忆录还是有价值的,反映了作战中一些艰苦的实况。可继续的部分(有关歼敌部分)就开始值得推敲。为参考,也录于下

  下午4时,当平型关大捷喜讯传来之际,一营“趁势在正面发起了冲击”,敌“夺路逃向涞源城。我们乘胜追击了50多里,一营一直追杀到涞源城下。敌人又从涞源东撤,一营随即光复涞源,二营继续向东追击”。“打扫战场了。大路上,山野里,草棵中遗弃着各种姿态的敌尸三百多具,机枪,步枪,手榴弹,折断的刺刀,击穿的钢盔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可惜“我们没有抓到一个活的”。

  4.钟蛟蟠《腰站战斗的经过》

  实际上,国内也有一份并没有多少人注目过的重要记录,名为《腰站战斗的经过》。作者是独立团宣传科长钟蛟蟠(1899-1939),作战结束后第二日的9月27日,记录下这段文字。虽不严谨,类似于日军战斗详报,描写了战斗的经过。内容中包括很多重要的内容,如下。

  “9月22日午后四时,接到师部命令,指定我独立团单独行动,配合主力消灭平型关敌人的任务”,9月23日“傍晚已到达了上下北泉一线”。

  “24号准备占领腰站,截断涞源与灵丘交通,…5时由上北泉出发”。

  “10时许,前卫的二营先到白羊舖。该营之一连一排尖兵即与日寇一侦察队30余人遭遇,当即将该敌全部击溃,毙敌7名,…敌分向涞源,灵丘两方抱头鼠窜”。

  “午后四时涞源之敌第十联队即赶到腰站增援灵丘。我方因情况不明,没有向敌攻击。”

  “二营则于是晚星夜行动进入敌人后方——三山一带活动,断绝广灵到灵丘汽路”。

  “25号拂晓前”,…我一营趁浓雾布置攻击。“布置妥当即进入了攻击。主要攻击部队是一连和三连”。

  “以这区区的两连,对付兵坚械利的整个联队,冲锋肉搏,相持终日。…毙敌400余。终于把敌人打得不能抬头…我方也伤亡百零三名。但已取得牺牲代价”。

  “是役没多大缴获,而能阻止敌人前进,截断了涞源灵丘之交通联络”。

  战斗中… “负伤70余个伤员”。

  与《杨成武回忆》相似处较多,也许是杨写回忆录时参考过的文章。可证明独立团24日晨出发,中午到达腰站,之后和敌小部队接触的事实。指出敌分东西两方向退避。这些都和日军的战斗详报相符,往灵丘方向退避的五名是之后第九中队寻找的“失踪者”,敌援兵于24日午后4时到达的记录,也和日军记录一样。

  9月 25日战斗,八路军以一营为主进攻,相峙终日。虽然也称毙敌400余(考虑作战后被领导统一过口径)但没有提到战斗的最终胜利,也没像杨成武那样提到打扫战场,攻克涞源。只谨慎地称“是一个残酷的以少胜多的战斗”,并提到我伤亡百零三名,负伤70余名。

  这应是一个准确数字。比较起来,钟蛟蟠记录了部队行动时间,路线,部署,战场,自己的伤亡等,除了“战功报告”一点以外,情报都准确可信,几个资料中,可以说最接近事实。这也是各种信息源中唯一的一个当时的文献记录。比较之下,可看到比其它事后谈要准确的多。

  三 论点的整理,批判

  以上是从现在国内主要记录中汇集的腰站阻击战的内容。杨成武回忆中的独立团最终在平型关大捷鼓舞下获大胜,克隘口后追击敌溃逃部队至涞源谈,在可信性高的钟蛟蟠记录中并不存在,当然也不会是事实。

  若能进行史料批判,除去战后夸张宣传的歼敌数据外,以上的资料是有利用价值的,其中包括重要的钟蛟蟠文献记录。特点是对自方的记录——行动目的,战斗部署,损失情况等基础情报——掌握的比较准确。笔者曾多次讲过,不管是哪一方,如不是完全的歼灭战,“战功”记录都不可取。利用文献资料(尽量排除回忆)来研究,考证己方(特别是损失),才是战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因为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痛处,自己最明白。

  按此原则,对以上良莠混淆的记忆,记录筛选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有用,真实的情报。

  1.独立团的腰站阻击,属于115师为协助平型关作战的布局之一。

  2.独立团9月23日由上寨出发,经上下北泉村于24日午前10时到达腰站。向驿马岭隘口前进途中,和日军小部队遭遇,并将其击溃。日军分两路退避,一部逃向灵丘,一部退回驿马岭。

  3.日军的援军在24日午后4时到达驿马岭。独立团对其监视同时部署了攻击准备。

  4. 25日参加战斗的是一营(主攻)和三营(预备),总数约600名。目标是夺取驿马岭隘口,并不是坐等待战的“阻击”,而是主动进攻、说明实际上独立团知道,日军的数量并不多。否则绝不会以卵击石。和两个步兵联队挑战。

  5.进攻中独立团死伤惨重,并未到达预定目标。少数日军依工事,驿马岭天险地形顽强抵抗。

  6.此役独立团死亡30名,负伤约73名。

  以上战斗到底独立团是否取胜(攻克驿马岭隘口)?日军到底出动了多少部队?如何部署,死伤如何?这部分必须去研究日军的档案记录。

  四 日军的第九旅团

  下面再用日军的档案文献资料,来考证一下“驿马岭附近的战斗”(腰站阻击)的情况。

  第五师团的档案残缺不全。但其中第九旅团的记录接近完整。所以此期间在涞源附近的几次战斗都留下了记录。首先,我们可以在北支方面军《内长城线附近的会战》(自昭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十月十日)的战斗名称记录中,发现第九旅团在涞源附近的几次作战。分别为:

  驿马岭附近的战斗

  插箭岭附近的战斗

  白石口附近的战斗

  浮图峪附近的战斗

  其中“驿马岭附近的战斗”,即是国内所称“腰站阻击战”。其余的几个战斗,虽规模不大,也都在第九旅团驻涞源前后数天内发生,只不过对手并不是八路军。还有一个这些名称中脱落,但战斗详报中有记载的战斗,即9月23日,与八路军115师骑兵营作战的“倒马关附近的战斗”。骑兵营不久溃散,日军损失只有一名轻伤,所以战斗详报一带而过。但是此战对八路军来说,却是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倒马关附近的战斗”也被称为八路军抗日初战的三胜之一,和腰站阻击战同样被看作“平型关大捷”的系列胜利。最近,不鲜出现将其“战果”也算入平型关大捷之内的议论,只是除少数回忆录和后人编造的故事外,并不见可靠记录。至今甚至连作战日期都搞不清。日军的战斗详报虽不甚详细,可以说是有关此战斗唯一的档案文献。

  关于在涞源附近的几次战斗,第九旅团有两个详细记录,一名为『淶源附近戦闘詳報』,二名为『歩兵第九旅団陣中日誌』。两者大同小异,一比二在战斗细节面,二比一在命令文,行动记录上更详细。

  先介绍一下第九旅团概况。第九旅团是第五师团下属的两个旅团之一,旅团长国崎登少将。有两个步兵联队,第十一(广岛)联队(長野祐一郎大佐),第四十一(福山)联队(山田鉄二郎大佐)。又称国崎部队。1937年9月中旬,和进击山西的第二十一旅团(三浦敏事少将)分路,除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尾家刢少佐)配属给第二十一旅团(三浦部队)使用外,其余是预定从蔚县调往河北保定的部队。此时第十一联队兵员约半数,共1319名,第四十一联队全体3367名,还有一个骑兵分队等共4790名步兵,马609匹。另外还有配属的野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缺一个中队)。

  此时,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的真意在进军山西。但此企图遭到部署石家庄会战的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坚决反对,严命其将师团调往河北。板垣不得不服从命令,一边做出将师团调往保定的姿态,一边却故意拖延时间,等待战局变化。进军山西大营镇的三浦旅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保障转进河北部队的后方安全为借口,被使用到山西前线的。

  对此,9月18日从蔚县进驻涞源的国崎部队,则是摆样子给寺内寿一看的装潢。9月25日,三浦部队在平型关口进攻受阻出现危机后,为了增援前线,第五师团又调动了蔚县第42联队主力急援平型关,在山西战线越陷越深,此结果,迫使大本营参谋本部于10月3日下达太原作战命令,终于使板垣征次郎的阴谋得逞。此时,按计划已到达河北的第九旅团,派出第了第十一联队由铁路赴大同,参加了太原会战。另一部分以步兵第四十一联队和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月野木大佐)为中心编成了“国崎支队”,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攻略战中是攻打江北浦口的主攻部队。国崎支队于1937年底回到青岛,和“鲤城支队”(第十一联队)汇合后恢复旅团建制守备胶济铁路沿线。之后一部分(第11联队)参加了临沂作战,并作为坂支队的主力之一支援了台儿庄。1938年4月7日以后,旅团全体被投入“第二期南部山东剿灭作战”(徐州会战第一期),是攻克临沂城(4月19日),后在邳县马头镇,南涝沟,北涝沟受到重挫的部队。

  国崎旅团主力(本部,第十一联队,骑兵分队及野炮兵一大队)于9月19日早6点,从蔚县出发,20日下午4点,到达涞源县城,将先抵达此地的第四十一联队置于旅团直接指挥下。

  五 第九旅团在涞源的几次战斗

  先行的第四十一联队(山田部队)的任务是保证旅团全体向易县方向移动安全,为此,作战目标是控制,占领涞源东方浮图峪,南方插箭岭,白石口附近的长城线。

  20日旅团到达后,第四十一联队长山田铁二郎大佐汇报了如下作战现况

  1.第三大队已占领浮图峪(涞源东方约15公里的长城线)。

  2.第一大队于昨日占领了三岔口,预计今日攻略白石口(涞源南约10公里处长城关口)。

  3.涞源地区敌兵至少有一个团以上。

  姜克实:日军精确记录腰站阻击战实况



  以下介绍一下此后日军第九旅团各部队的各次作战。

  1.白石口附近的战斗

  白石口附近的战斗发生在9月20日,第四十一联队山田联队长命令第一大队夺取插箭岭及白石口附近长城线,凌晨3点30分又命令第六中队前往支援。第一大队击溃白石口守军300名,下午4点钟将其占领。战报记载,长城线守军为国军第十二师补充团,总兵力约3个营,受攻击后陷入溃乱状态向西方退却。

  2.插箭岭附近的战斗

  9月21日,旅团下达《国作命第76号》,命前日到达的第十一联队第二大队从涞源出发,向西庄铺附近高地前进,协助同联队第一大队的插箭岭作战。早7点30分,部队开始攻击前进,11点30分无抵抗占领插箭岭。

  3.浮图峪(小盘石)附近的战斗

  9月21日10点,旅团长下达《国作命第77号》,为侦查车辆通过路况,派出以炮兵4名,工兵2名的两组侦查将校,调查浮图峪,易州道的车辆通过路况。并配属第四十一联队第三大队步兵一中队、机关枪一小队作掩护,向塔崖驿搜索前进。

  9月22日凌晨0点20分日军到达塔崖驿(涞源东约35公里)。 早8点整,两组侦查将校在步兵一小队掩护下从塔崖驿出发向紫荆关前进。由于骑马将校与步兵行进速度不同,途中逐渐拉开距离。先行的两组侦查将校于下午4点在小盘石(紫荆关西方约5公里,涞源东约50公里)南侧部落前方约300米处突然遭敌人约40名战士的奇袭。步兵小队闻枪声赶到现场时,敌部队已向东方退却。9月23日下午4点,当第四十一联队第九中队到达现地时,发现了炮兵准尉内山政一,上等兵山田晴雄及乘马的尸体。工兵准尉竹下修一行踪不明,后在拒马河中发现。

  此战日军炮兵将校一行4名中,死二,负伤一,工兵将校两名中死一伤一,几乎全灭。应是国军朱怀冰部队打的一场漂亮的速决战。

  4.驿马岭附近的战斗(腰站阻击战)

  第九旅团到达涞源之后,以东方通往浮图峪,紫荆关的易县道为主,同时调查了南方的涞源-保定路和西方的涞源-灵丘道路。旅团考虑到将来向灵丘方面前进的可能性,于9月22日早6点30分,派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九中队(本山)及师团有线小队(13名,小队长松浦准尉)向涞源灵丘道路上红泉子(来源西17公里)附近前进,以侦查路况和保养至灵丘的军用电话线。

  9月23日中午11点30分,第九中队用电话报告了调查结果,“涞源-灵丘道,在红泉子以西不可通车”。之后,留下保修线路的通信小队,于下午2点返回涞源。

  翌日24日,往灵丘方向继续行进的有线通信小队13名,于中午11点在驿马岭附近和八路军115师独立团的尖兵排遭遇,驿马岭附近的战斗由此开幕。

  日军记录通信小队与“拥有迫击炮的约百名敌部队遭遇”。此战斗,杨成武称歼敌2名,钟蛟蟠称毙敌7名。实际上战斗详报记录日军通信小队仅有一名负伤,死亡战马一匹 (参考附录国崎部队死伤表)。松浦小队长向旅团电话报告,“小队在腰站村附近与敌遭遇,目前交战中”。接到电话报告后,中午11点45分,旅团下达《国作命第80号》,派十一联队第九(本山中队),配属机关枪一小队,卫生队一小队前往救援(约150名,重机枪2挺)。

  命令文如下:

  一,师团松浦有线小队在白羊舖附近与拥有迫击炮之敌百名遭遇,目下交战中。

  二,令本山中队配一重机枪小队立即向腰站村方向前进。松浦小队现正坚守驿马岭南方1750高地。附加卡车一台。(后略)

  本山中队受命于午后12点30分,由涞源西出发,下午4点到达现场附近,发现并收容了有线小队中的8名。但没有发现向灵丘方向的退避的另一个班5名。“午后五时,松浦准尉通知通信队已被来援的第九中队救助”。

  同夜,第九中队在驿马岭附近宿营过夜。此时,独立团已得知援兵到达驿马岭,第九中队也知道敌拥有迫击炮等重武器,兵力至少在100以上,所以双方都没有主动接战。

  25日黎明,第九中队出动搜寻失踪的另一个通信班(5名),但没有发现线索,遂于早8点30分结束任务准备返回涞源。此时,突然遭遇了从白羊铺方向来袭的,拥有迫击炮之敌约500名的攻击,交战开始。从以下作战地图也可看出,此时,独立团不是阻击,而是攻击,分三路包抄,逼近驿马岭隘口。从白羊舖出发,左路用兵100名,沿道路左侧,东进向驿马岭附近,警戒北方1920高地。中路用兵300名主攻,从白羊舖沿道路右侧指向驿马岭隘口。右路150名占领了驿马岭南方1830高地,和驿马岭鞍部1750高地的日军对峙。

  0840,旅团本部接第九中队进入战斗的电话报告后,立即派出第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牟田大队),配属山炮第三中队(2门),传令兵4名(全体約500名),配卡车一辆前往救援,上午9点30分,从涞源出发,向红泉子方向急行。

  姜克实:日军精确记录腰站阻击战实况



  在援军到达前的中午12点30分,日军本山第九中队长报告,“正面之敌逐渐开始撤退”。下午2点30分,旅团又接到本山中队电话“当面之敌完全被击退,敌遗弃尸体30具向西方撤退”。下午3点50分从涞源赶来的日军第三大队主力到达驿马岭作战现场,随即用兵一部向八路军退却的招柏村方向追击。战斗结果,阵中日志记载“本日战斗我方损害为士兵死亡2,负伤7名”。

  下午4点30分,第三大队接到旅团电话命令“牟田大队主力集结于腰站附近,以一部向灵丘东方高地追击,其余继续搜寻失踪的5名通信队员,收容后于明日迅速赶回涞源”。

  此日(25日),平型关方面国军和八路军的攻击同时开始,三浦部队作战不利。师团长板垣征次郎一面派出蔚县第四十二联队主力增援平型关口,一面也考虑就近利用已到灵丘东20余公里处驿马岭的第十一联队三大队。26日早6点40分,师团在《板参通甲第105号命令》中,指示驿马岭的牟田第三大队脱离旅团指挥进军灵丘。28日旅团主力转向保定后,归师团直辖指挥。

  而旅团长国崎登则考虑,第十一联队预定作为前往易州的旅团先遣队,若按抽调其去灵丘,该联队仅剩第一大队和一中队,兵力太弱。所以命牟田大队返回涞源,以四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前往顶替。接到命令,牟田大队于26日傍晚5点50分返回涞源。

  关于失踪的通信队一班5名,战斗详报并未触及其下落。但从附录的死伤表可看到,其全队13名中,仅记录了一名负伤。说明此5名失踪队员之后平安返回。很有可能分散后奔向了灵丘县城(师团前线指挥部)。

  5.倒马关附近的战斗

  倒马关的战斗,是八路军115师骑兵营(刘云彪营长)的抗战初战。战果不显一直无人注目,最近和对腰站阻击同样,也出现将其列入“平型关大捷”的主张。下面对比一下日中两方对此战斗的记载。

  前往倒马关方向侦查路况的日军第九旅团第十一联队第二大队,9月23日下午3点报告了同大队第五中队和八路骑兵遭遇的战斗。

  “第五中队畠中小队在倒马关西北方1300米上关顶西方高地,午前10时左右与约300名敌骑兵遭遇。交战两个半小时后,将敌击退,敌遁走西南,损失估计约30名,遗弃尸体5,我方损害为一名轻伤”。从此得知日军参战人数为“畠中一小队”(约30-50名)。从当时的地图看,战场地点应在上官顶西,石马夹南,寺上,上庄北方圆一公里左右的台地之上。

  姜克实:日军精确记录腰站阻击战实况



  敌手是谁?《阎锡山关于八路军骑兵支队与敌激战等敌情致黄绍竑电》中转引了朱德、彭德怀的报告称“我骑兵支队一营养日七时进至倒马关以北二里许与敌遭遇,敌三四百并有后续部队,正在激战中”。方位北,与西北虽有小差(北一公里在山间,无道路),距离相同,时间也接近(午前)可考虑是指同一战斗。问题是日期差一天。“养日”是电报用语,为22日代号。到底哪一个准确还有待考证。从八路军行动部署看,23日比较合理。况且日军的同样记录,可见于两个不同的文件中。

 自称担任过115师“骑兵团政委”(115师只有一个骑兵营,营长刘云彪)的肖锋,在《倒马关前歼日寇》一文中生动地描绘了这次战斗。称9月22日午后一点,在倒马关附近和“进攻太原的敌军”即 “步兵第一联队大泉中队和基干第十三中队,约2700人”交战,“打死打伤数百人”。“晚上,敌丢下100多具尸体和70多匹东洋战马,以及大量军用物资”逃跑。击毙一名池野大尉,缴获92式重机枪两挺。

  虽有声有色,却漏洞百出。如“第一联队”(此时第一联队驻浑源)“大泉中队”(大泉支队,此日也在浑源)“第十三中队“(中队编制最大十二,没有十三的编制)“进攻太原”(此时平型关战役刚开始,怎么会进攻太原?)和丰盛的战果报告等。有一点,即指的是骑兵营倒马关一战的事实,应不会有误。

  《河北日报》王思达文章《鲜为人知的“倒马关”之战》采用的是对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岳思平的采访,称此次战斗“歼敌数十人,骑兵营仅伤6人,牺牲4人”。避谈无根据无止境的“歼敌”数,若只看自己损失记录的话,可见“骑兵营牺牲4”和日军的记录“敌遗弃尸体5”之间,并无太大差别。

  以上是日军档案记录的涞源附近各战斗的内容。其中的两次战斗,对手是此时和国军同装同饷的第八路军。作战中日军似乎感到了对手异常勇敢,称“驿马岭附近战斗的敌兵为拥有迫击炮的步兵约500,虽所属不明,但从20岁以下的年龄和携带品判断,为共产军的可能性大。装备并不差异于其他部队”。

  并在打扫腰站战场时对缴获的八路军武器进行了如下分析

  关于八路军使用武器的调查报告

  一,携带迫击炮,其数量,性能与至今所遇其他部队相比,并没有差异。

  二,步枪多为老朽装备,数量亦有限。可认为多数弹药,仅使用同一步枪射击。

  三,从以上判断,共产军并没有受到苏联提供兵器的补给。

  以下是战斗详报的三个附表,记录了详细的死伤,缴获,和消耗数据。全期间五次战斗死伤总合为20名(内死亡7名)。俘虏16名中,很可能包括部分独立团士兵。缴获的8挺轻、重机枪,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八路军的武器。

  姜克实:日军精确记录腰站阻击战实况



  六 结尾

  以上即为日军档案记录中出现的“腰站阻击”和“倒马关战斗”的基本情况。和国内的经年回顾谈类比,可见日军当时的记录是比较客观,准确的。有时间,地点标识,有命令文,作战地图记录,有姓名记载。腰站阻击中八路军数量为500,遗弃尸体30的记录,和八路军自己的记录(钟蛟蟠),回忆(杨成武)相比,几乎没有出入。

  从中可以得知,日军9月24日赴驿马岭的原因,是去救援与独立团遭遇的松浦通信小队,出发时间在24日正午前后,部队是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九中队,配属两挺重机枪,兵员应在150名前后。这就是翌日与独立团对战六小时,被八路军误判为“两个联队”日军的实体。

  25日晨8点30分,当八路军独立团两个营和九中队接火后,国崎旅团长又派出了第三大队的余部,炮队等约600名增援部队。可是并没有排上用场,到达两小时之前,独立团已自行撤退。不仅没“打扫战场”,缴获敌武器,反而初战就损失了数挺轻重机枪(缴获武器表中为轻机枪3,重机枪5,但不会都是驿马岭战斗的损失)。

  若比较一下第九中队死2伤9,独立团死30伤73的统计,和独立团午后14时30分未攻下隘口前自行撤退的结果,可以说独立团完成了阻击任务后撤退。但不能说是腰站阻击的大捷。至于“得到平型关大捷鼓舞,独立团趁势全面反击,拿下驿马岭隘口,将两个联队日军赶回涞源,又攻克涞源城继续向东方追击”等错误内容,应是杨成武在文革后为回忆录写的“革命故事”。至少,这里出现的信赖性较高的钟蛟蟠记录(9月27日的文字记录)中,没有提到拿下隘口,更没有提到进军涞源。

  第九中队是正规精锐部队,兵员150名,又拥有两挺重机枪。所以八路军独立团抗日初战,敢主动攻击一中队日军,并毙伤敌9名,坚持作战6小时后撤退,也应算是一个不小的抗战成果。至少其勇气值得称赞。

  七 从战略眼光看腰站阻击

  从战略上讲,也许没有人想过,独立团为什么选择在山沟里作战?也许也没有人注意,本来就是寡兵的独立团,为何在腰站大战之前,分兵三分之一开往和作战并没有关系的三山?从杨成武回忆中可以明确,24日晚疾驰灵丘东三山镇的第二营,作战目的并不在协助次日的腰站阻击。而应是执行115师下达的命令。即切断灵丘,广灵公路,阻止25日,敌军增援平型关。

  八路军115师的作战方针可见1937年9月23日20时《朱彭关于115师部署和总部行动致军委电》: “我115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之一部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

  不久朱、彭在通知蒋介石的密电中,也触及到“另组一独立支队三百人,已从涞源、灵邱间向灵邱及广灵以北袭出”。虽电报没有触及到灵丘以北的具体地点,但可知派兵目的绝不会指示的是灵丘以东山沟中的腰站。

  姜克实:日军精确记录腰站阻击战实况



  灵丘,广灵道路是汽车路,位于灵丘县北方,也就是日军增援可能性最大的干线道路。而涞源,灵丘道,像22日第九中队的侦查结果报告一样,“在红泉子以西”根本不能通车。这点,熟悉地理的八路军应该知道得更清楚。即平型关的援兵必走灵丘北的广灵公路。所以到三山镇附近封锁,切断广灵至灵丘的公路才是林彪指示给杨成武独立团的真正作战目标。可是途中独立团在驿马岭发现敌情后,杨错误地判断涞源之敌(第九旅团)是平型关援军,所以把此地定为主战场,结果错过了真正的战略目标。

  虽然杨没有违背师部命令,忍痛釜底抽薪,派了一部兵力(第二营)夜驰三山镇,灵丘北方向,但是很遗憾,并没能达到完全按时阻止蔚县援兵增援平型关的作战目的。9月25日傍晚,日军第四十二联队第一大队(志鹤林藏少佐)的两个中队,首先顺利通过广灵公路到达灵丘。翌日,第四十二联队本部和第三大队(大町茂少佐)也无抵抗经由此地,投入到平型关附近战场。不仅孤单的八路军独立团第二营无能为力,115师678团9月26日在灵丘西蔡家峪(小寨村北3公里)附近阻止增援日军通过的企图,也没有能实现。实际上,在平行关口前数公里的辛庄,关沟村一线把这一股日军援军主力约2000名阻挡达3天之久(至28日午后)的,是几乎被人淡忘的国军晋绥军部队。

对面日军野战步兵,杨成武独立团没有显示出超过国军的战斗力,牺牲30人,击毙日军2人,比115师对付多数没有武器的日军驾驶员战绩果然差很多。

平型关大捷到底歼敌多少人?
  关于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平型关战斗的研究由来已久,在各种涉及中共战史的著作中几乎都会以相当的篇幅具体说明。因为,这是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次与日军交手,并且是以师为单位对日作战的仅有的一次,还取得了相当的战绩,在当年极具宣传意义。所谓八路军115师一役歼灭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主力,或歼敌10000、4000、3000人等种种侧重于宣传的说法,曾经流行了很长时间。
  1980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对平型关战斗史实进行了某些讨论和考证,过去的一些说法得到了订正。如歼灭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主力,或歼敌10000、4000、3000人之类的说法已不再能够见到了,但已有的考证和研究明显地还存在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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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歼日军以非战斗部队为主
  关于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115师作战的对象,过去抗战期间八路军宣传部门的说法,通常是泛指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1980年代,多数相关战史著作及相关回忆录已经改变了说法,肯定被歼日军中有辎重部队。如当年亲身参加了战斗指挥的聂荣臻在其回忆中就明确讲,被伏击的部队是日军“辎重和后卫部队”。而当年谈及平型关战斗的一些大陆学者,在参考了相应的中日双方史料后也有新的说法,称其为“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辎重部队一部”。不过,正规军史编撰机关并未完全接受上述修正。
  被伏日军为两部,相向而行,被歼两处
  在大陆的各种回忆录及战史著作中,对被伏日军的描述,不论是否同意用“辎重部队”的提法,对其中的一点史实的说明都是如出一辙的,即肯定这支被伏部队主要是由灵丘出发从东向西浩浩荡荡向平型关挺进的。仔细对照和研究中日双方的各种史料,却可以发现这种说法与史实是不相符合的。
  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澄清较早,或可引为参考。他们在文章中说明:25日当天,“驻灵邱[丘]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部接到第二十一联队天雨变冷,急需补给的报告,命第二十一联队辎重队(大行李队)以马五十匹拉大车70辆,满载衣服、粮食、弹药,由灵邱[丘]西行平型关。此一辎重队系由第十二中队第三小队高桥义夫少尉率领,有辎重兵15人、特务兵70人护卫;辎重队前,则有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乘师团司令部小型木炭巴士同行。……上午10时许,辎重队通过东河南,进入两侧约十米高的山崖隘道,续向3公里外的蔡家峪前进”。“此一时刻,新庄淳所率领之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矢岛俊彦大尉率第二中队176人乘日产卡车50辆在前,中西次八少佐率第三中队30辆卡车在后,自关沟向东出发。新庄淳则乘卡车载兵站要员6人、士兵15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车队总共有81辆卡车)。此两支日本非战斗部队——由灵邱[丘]向西开平型关的辎重队,及由关沟向东开灵邱[丘]的汽车队,均于25日10时以后,进入第115师的埋伏陷阱。”
  台湾学者的上述说法依据的是日方的战史著作。尽管,日方战史著作依据的仅仅是日军一方的史料,内中有不少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有关被伏部队前进方向的这种记述还是准确的。对此,我们也可以从当时指挥作战的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李天佑的回忆中得到某些佐证。他至少曾经提到,被伏击的日军并非只是从灵丘西来的部队,也有从平型关方向东来的车队,至少在他当时的位置上,他曾看到有“一辆从平型关开过来的汽车中弹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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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分析当时八路军参战部队的电报与战报。据115师685团战斗结束后的报告称:“此次敌参加作战部队为第五师团之二十一旅团(十九联队二十联队)输卒队及少数机械车队。”另据9月25日当天下午,担任115师师长的林彪的报告,当时该师面对的还有另外一部敌人,以汽车队为主。电称:我部上午9时开始“向蔡家峪、小寨攻击,于12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人兵站守备队,(即)步兵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八十余辆”。
  分析这两份文献可以看出,在115师看来,当天的战斗是于上午9时前后同时在两个地方打响的。一处是东北段的蔡家峪,另一处则是在伏击线南段的小寨村,这两处实际相距不足五里地。据报,开战仅三个小时后,小寨村的战斗就基本告一段落,林彪判断该部之敌为日军兵站守备队,相当于步兵一营,其特点是拥有大批汽车。由此可知,在小寨村被伏日军应当是由平型关东去灵丘方向的日军汽车队,而蔡家峪附近的则是由灵丘西来平型关的日军辎重队。只是蔡家峪附近的战斗在林彪报告时尚未结束,故林彪当时未具体报告蔡家峪的战斗情况。次日,朱德、彭德怀在向南京蒋介石进一步报告战果时,才提到:除前报歼敌小寨村兵站守备队外,“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
  这里所说的“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显然不是指头一天报告的位于小寨村附近的那支日军汽车队,而是指位于蔡家峪附近的拥有大量马匹和大车的另一支日军部队,即来自灵丘的那支行李大队。由此可以判断,当时确是有两支相向而行的日军部队同时中伏。再联系到686团团长李天佑特别强调,最激烈的伏击战实际上发生在小寨村往南近八里路的老爷庙一带,可以进一步确定,当天伏击战的主要作战地点至少是从蔡家峪一直延伸到老爷庙及其东南一带,即辎重队被伏的蔡家峪,汽车队被伏的小寨村和中午以后持续发生激烈战斗的老爷庙一带。只是,老爷庙的战斗因为部署不当,被日军占领了制高点,因此李天佑才会强调那里的战斗最为激烈。
  由此不难看出,今天我们所有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图示和解说,在作战地点上明显存在着错误。这是因为,将蔡家峪划在伏击作战地点之外,而将韩家湾划成另一歼敌之处,标注日军从团城口前逃走等等,都并非事实。
  综合上述情况不难断定,平型关战斗中被歼日军基本上是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辎重部队和补给部队。具体说来有两部分日军,一部分是兵站汽车联队的两支汽车中队,正在从平型关前往灵丘;另一部分是日军二十一旅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行李队,它们正从灵丘方向向平型关前来。这些部队虽有少量战斗部队护卫,但战斗力不强,因此115师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战斗,并取得了歼灭大部分被围之敌的显著战果。此后,115师又向西南在老爷庙、关沟一带与前来救援的第二十一旅团第三大队日军进行了数小时的战斗,战斗虽然曾一度使日军动摇,并推进到辛庄、东跑池一带,但最终还是形成了对峙。鉴于战斗僵持,平型关正面国民党守军也没有按计划大举出动,故115师于次日凌晨悄悄撤出了战斗。
  歼灭日军人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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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歼敌人数,目前一般大陆学者都已接受了1000余人的说法。歼敌1000余人的说法,并非后人的杜撰,既可见之于当年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的杨得志等人的回忆,也可见之于当时前线部队的战报。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数字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依据,是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于战斗第二天,即1937年9月26日率部队撤出战斗之后,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战报。该电说:“昨日与敌第二十一连(联)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
  有当事人的回忆,又有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指挥员于战斗刚刚结束后报告的歼敌人数,一般讲应当是可信的。而且,以将近4000人主力在伏击战中歼灭日军1000余人的非战斗部队,也并非没有可能。但问题是,除去难以作战场统计的对日军第三大队的阻击作战以外,日军此次战斗中被伏的主要还是两个汽车中队连同行李大队等辎重部队,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他们究竟有多少人。据台湾学者的说法,两部分日军其实只有“二百八十三人”,即辎重队“共八十六人”和汽车队“兵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再加上矢岛中队“一百七十六人”。
  那么,究竟是1000余人的说法可信呢,还是二三百人的说法可信呢?对此,我们还是应当从史料出发。据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的战斗详报,可知被伏日军汽车队包括“兵站汽车队本部7人,陆上运输兵15人,矢岛中队176人,合计198人。此外并有后续的中西中队,增援步兵1个小队”,部分回运的伤兵。已知矢岛中队又分为三个汽车小队,一个修理班,一个行李班和一个自卫队,共176人,50辆汽车。中西中队随行车辆30辆,官兵55人。
  再加指挥官新庄淳中佐率本部官兵共22人,以及增援的步兵一个小队大约50人,已知仅此汽车队一行的总人数即在300人以上,并非台湾学者所说的不足200人。而第二十一联队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大小行李队,约有70辆辎重车辆、15名辎重兵、228名特务兵,另有神代中队的高桥小队和病愈后的四五名士兵共52名担当护卫小队,合计人数应为297人。综上两部五六百人,若能基本歼灭,再加上阻击西来增援解围之敌,说歼灭日军千人,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从日方战斗详报看,当天这两部分日军一先一后一东一西相对而来,汽车队东去灵丘之汽车队未遭全歼。考虑到被袭日军第六兵站汽车联队矢岛及中西两个中队长均得逃脱,并有十分详尽的报告讲述了被伏击突围经过,可以相信,日军汽车队人员确有一部从包围圈中冲了出来。只是,关于汽车队损失情况,该报告与日方另外两份战史资料所说不完全一致。第六兵站汽车队自己报告称:“本次战斗中,我方损失如下:新庄队长以下41人战死,约50人负伤或生死不明。”但对照日军第二十一旅第三大队的报告和详细利用过日军战史资料的儿岛襄的著作,可知上述说法似不全面。
  首先,据第三大队的报告,日军联队长当日上午11点左右得到车队被袭的消息后,即调集四个中队(内缺四个小队)前往解围。救援的部队乘车刚过关沟村即遭到枪击,被迫下车向前推进。显然,由于担任阻击的八路军兵力强大,增援日军推进困难,甚至受到严重挤压,故完全不可能完成营救任务。其报告即提到:“与敌人一直对峙到夜晚,还不知遭袭击的兵站汽车队情况如何。”直到28日才得以进入现场,发现“行进中的汽车联队似遭突袭全被歼灭,100余辆汽车惨遭烧毁,每隔20米,倒着一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一片惨状,目不忍睹”。而儿岛襄详细说明平型关战役的著作也明确讲,当时被袭车辆总共8l辆,逃出来的只有五辆。这意味着,紧跟在矢岛中队之后进入伏击圈的中西中队也受到重大损失。依照后两种说法判断,两个汽车中队被歼人员应当远不止汽车队自己报告的数十人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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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不能忽略的是,当天乘车返回灵丘的,还有23日至24日在平型关前作战中受伤的部分伤兵和战死者。已知第三大队即伤80人,亡22人,虽然轻伤者仍留置卫生队现场救治,但伤较重者及战死者均用车送回。再加上汽车队的伤亡失踪数字中没有计算增援来的一个小队损失情况,简单按照汽车队的报告计算伤亡数字,自然不完整。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对25日当天第三大队增援部队的死伤情况试作分析和统计。
  25日当天日军第三大队与国民党军之间并无激战的情况,当天该大队的伤亡人员,相信主要应当是增援平型关被伏日军时被八路军打死打伤的。而根据日军第三大队的战报,当天第九中队6死2l伤,第十中队4死5伤,第十一中队3死3l伤,第十二中队25死3伤。合计已知第三大队当天的死伤人数约为98人。这其中大部分人理当是在与八路军阻击部队的作战中伤亡的。
  综合以上日方战报,可以看出,在此次伏击战中,日军最主要的被歼对象是由灵丘开来平型关的辎重部队,连同一个小队的护卫部队,应为294人(3人重伤)。另一部被歼之日军汽车队具体人数不详,较保守的估计亦应在半数左右,即应在150人上下。再加上阻击战中日军第三大队的伤亡和乘车送回灵丘的伤兵的伤亡,整个战斗过程中日军伤亡的人数恐怕应在三四百人甚或四五百人之间。
  分析当时115师的战报,也可看出大概。
  当天上午115师首先袭击的是东去的日军汽车队,时间据中日双方记载应在9点前后这段时间。林彪报告所说“12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人兵站守备队,(即)步兵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80余辆”,和事后国民政府军令部战报称“小寨村有敌兵站守护队约步兵一营被我林师完全歼灭”,都是指此。但是,这里虽说“全部歼灭”日军约步兵一营,事实上战斗并未完全结束。从当晚9点林彪发给军委的电报里可知,小寨村仍有小部敌人继续顽抗,战斗仍在进行中。电报说:“敌原分布于东西跑池、关沟、辛庄一带,小部在小寨村”,“我自晨至夕激战终日,关沟、辛庄一带阵地完全夺取,并将东跑池以北之1884高地占领,东跑池以南阵地亦夺取,敌陷于我包围中,目前正夺取小寨”。从这一电报看,当日围歼东来之敌的作战已经大体上结束,照朱德、彭德怀次日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报,就是:“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但对于西来之敌的作战,即对小寨村以西之敌的作战,却成胶着状态。次日凌晨,鉴于朱德、彭德怀已有避免与敌相峙的指示,林彪迅速指挥部队撤出了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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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115师虽然已成功地将小寨村以西至平型关外东跑池以东之敌分割成数块,除了对蔡家峪和小寨村两段部分残敌有可能迅速消灭外,与敌西来之主力因形成对峙,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
  可是,为什么第二天,林彪的战报却又宣称:“昨日与敌廿一连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呢?这里的原因也许不难了解。毕竟115师不仅歼灭了由灵丘而来的日军辎重部队,而且对准备返回灵丘接运部队之小寨村一带的日军汽车队的伏击也基本上取得成功,按照当时下面部队的报告,一部“约步兵一营”,另一部也为“四五百人”,合计已近千人之数。再加上无法确知被阻击之日方援军死伤数字,相信激战一天也已给予较大的杀伤,估计“将敌歼灭一千余人”当不足怪。但可以肯定,由于小寨村以西战场始终处于战斗中,无法打扫清点,包括对汽车队的歼敌数字多半也只是估计得来的,未必十分准确。关于这种情况,林彪及中共中央事后其实也未必完全不了解。
  还在这次战斗之后不久,朱德就公开肯定了此次战斗只歼敌四五百人的说法。他在1937年年底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曾明确讲:此次战斗“他们(指日军)死了五百人”。朱德之所以这样讲,当然不是笔误或有其他什么原因。联系到彭德怀后来在内部讲话中也坦率地承认,这次战斗“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的步枪”,可以想象朱德当年这种说法应当是在具体听取了汇报和进行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后得出的。而且,比较一下此次作战中双方死伤人数,也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更合理一些。
  根据战斗后115师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有关电报,可知此次战斗中八路军死伤在400人左右。以当时八路军武器装备之落后和日军之顽强程度,在如此大规模的作战中,敌我双方死伤比例接近甚至略微超过1:1,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事实上,在此之后,在八路军与日军之间历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中,八路军的伤亡比例都远高于此。
  依据以上叙述,或者可以肯定,那种说八路军平型关一战歼敌1000余人,或说只歼灭了不足200人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关于这一数字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但比较容易接近事实的说法可能是,此次战斗歼敌数百人,既不是1000余人,也不是约200人。



《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刊载了原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欧阳奕的回忆,欧阳奕当时在八路军115师卫生部工作,直接参与了伤员的救治与转运工作,他说当时按林彪的估计“最多有一二百伤员了不得了”。理由是居高临下打伏击,部队又经过了长征锻炼,有战斗经验,所以参加救护伤员的加上炊事员也只有十八个人,他们在指定地域冉庄开设了师的救护所,按林彪的估计为伤员准备好了房子,打好了地铺,还动员了一些群众帮助看护。



  “战斗打响后,第一批伤员约有五、六十人于中午过后不久便运抵师救护所。谷副部长(注:谷广善同志当时是卫生部副部长)和我负责给每个伤员检查伤口,做必要的处理及吃饭等,第二天转往五台的石咀镇和耿镇的八路军总部医院。二十六、二十七日两天,伤员大量抵达,由于伤员大大超过了原估计,忙不过来,便临时把教导营的医生也调来了。原来准备的房子不够住,便将村里留守部队住的房子也全让了出来,整个村子都住满了伤员。全部收转工作持续了四、五天。前后共收转了约八九百人(此数不包括阳明堡打敌飞机场战斗的伤员)。此外,我方在战场上阵亡约700余人;轻伤能随团队活动,不需转到后方医院治疗的伤员约三四百人。这样,战斗中我全部伤亡约1500余人……伤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敌人的武士道精神认识不足,不少同志是在打扫战场时伤亡的。”




 楼主| 发表于 2019-12-3 00:39:3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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鹞子涧之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平津,又攻陷南口和张家口,兵分两路向山西开进。阎锡山希望把战局局限在与雁门关以北,将主力部队集合在大同附近,准备与日军决战。然而由东条英机指挥的日军察哈尔兵团长驱直入,相继占领天镇、阳高一线,大同城防守空虚。阎锡山下令弃守大同,炸毁御河铁桥,南撤广武、雁门关一线。

9月中旬,阎锡山亲临内长城太和岭口召开军事会议,统调晋绥军近7万人,分别于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阳方口等地进行“口袋阵”作战,选定砂河以西和繁峙间地区为决战地带,计划于内长城线以内歼灭日军。

隶属于72师217旅的434团就是阎锡山调来与日军决战的部队之一。抗战开始时,434团奉命于山西北部看守国防阵地,未随72师奔赴南口抗战。大同会战开始后不久归建于李服膺部,辗转避战,深以为耻。后来李服膺因“擅自撤退”被阎锡山枪决,是为抗战以来第一个被枪决的军长。全团上下皆难平忠愤,屡次申陈攻打前锋。

9月25日凌晨,初到平型关前线的434团士气高涨,先解救出被围71师214旅,又相继占领鹞子涧、六郎城、1930高地、1886高地,扼住山隘,把日军十一联队一大队近千人逼到鹞子涧东南方向的一处马蹄形阵地。

434团团长程继贤还派斥候向大、小含水岭进出,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准备绕至日军侧后方,进行牵制袭击。同时又派出一营打通和71师一部的联系,协同主力向团城口阵地出击,后因71师一部畏缩不前、支援不力而搁浅。

9月28日,团城口一线阵地失守,与434团协同作战的友军南撤,434团陷于重围。团长程继贤和两名营长分途应战,同士兵一起与敌人拼杀到最后,团营以下官兵几乎全部力战殉国,仅在六郎城附近监视被围日军的一营脱逃百余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陆军六十一军八年抗战史实》记载:“我434团团长程继贤率部在鹞子涧附近奋勇突入敌阵与数倍之敌相搏斗,反复冲杀,毙敌无算,弃尸盈野,山河草木皆为变色,终以势孤力尽,身批重伤,引吭高呼后,以最后一弹自戕殉国,所率二营长傅占魁、三营长梁世荣以下官兵亦均壮烈牺牲,无一生还,其烈气英风,殊堪景仰。”

9月30日深夜,阎锡山决心弃守平型关及雁门山全线。晋北大军转向石岭关以北的忻口地区,以保卫太原,照顾其二十多年所积累的家当。
 楼主| 发表于 2019-12-18 01:48:4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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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长城抗战的窘迫与无奈



1933年的长城抗战,是中日两国继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之后的第三次交锋。3月13日,前线激战正酣之际,东北义勇军抗日后援会负责人朱庆澜发出捷报,称宋哲元第29军的大刀队面对"日军步炮空及钢甲车"联合进攻,"咸抱必死决心,白刃相接。敌初犹顽抗,继被砍杀过半,慌遽求饶,其两个旅团正缴械中。喜峰口经此血战,敌几告肃清",取得了惊人的大捷。然而,两个月后却是日军兵临北平城下,战争以中方求和结束。
明明连战连胜的战争为何这样结局?大刀队是否战胜了武士道?本文给你一个解读。
一、动人大捷只为鼓舞民众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是《大刀进行曲》的最后一句,这首歌发表于1937年9月,副标题是"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指得自然是七七事变时奋勇作战的队伍。但大刀队巨大影响正是起自长城抗战的喜峰口战斗。
当年报章和书刊对喜峰口战斗的描写十分精彩。1933年出版的《长城血战记》载,"五百名大刀队袒臂冲锋,爬登长城。敌素轻视中国军队不足一击,忽遇此非常硬汉五百,措手不及,千余日军,悉被砍杀"。日军进攻时,大刀队"不动声色,不发一枪,迨敌临近战壕数十步时,于烟磺未落之中突起砍杀,当将日军一千五百人尽数解决"。
此后,"日军被困,东西逃窜,我大刀队勇敢直前,分头搜杀,余敌现已尽数解决","宋部采白天休战,夜间袭击办法,使敌飞机甲车失其效用,每夜至少砍敌日军千名以上",《大公报》还登出大刀队俘获的日本坦克照片。
冷兵器能战胜"机械化"日军的消息传到后方,举国欢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黄绍竑回忆"全国的报纸上,尤其是上海各报,就为大刀队大吹大擂,写得活龙活现,说是敌人个个被大刀砍死,因而敌人望见大刀队,就害怕的发抖"。当时在北平的日本医生矢原谦吉回忆,小报上登载刘伯温《烧饼歌》的"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两句,"以证万事俱由天定,大刀队一出,国家从此无恙矣"。
在媒体的渲染下,各地纷纷向第29军发贺电、捐物资。上海妇女慰劳会代表到北平劳军时特地前往喜峰口,不仅手捧大刀摄影留念,回北平后还夸耀"这把大刀,还有敌人的血留在上面呢"。
沸腾的民意在长城抗战失败后仍未冷却,特地为大刀队未能继续发挥作用做出解释:日军为了对付大刀队,特别从伪满皇帝溥仪的警卫军和伪满靖安军中抽调精谙单刀的官兵组成一梯队赴长城各口作战,以灵活的单刀压制大刀队的长柄刀"双手带",数度搏杀之后才让大刀队陷入劣势。总之,不是大刀队打不赢日本人,而是中国人中有叛徒。
对宣传持有疑义的不止一人。鲁迅在申报上写了一篇《"以夷制夷"》,说大刀队制敌的新闻"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觉得胜利的",看完之后发现"这其实是敌斩我军二百了"。黄绍竑和《申报》老板史量才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么!",史回答"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
第32军副官处长唐永良还揭露了一个秘密,大刀队俘获的"坦克"其实是他指挥士兵用木头做架子,拿布和纸糊出来的,目的是让官兵认识一下坦克的样子,照片则是这位摄影迷采用"逆光"摄影法拍出来送到《大公报》的,"动机只是出于一时的游戏"。
即使在第29军自己的战斗记录中,大刀对刺刀也没有显著优势。3月9日争夺喜峰口东北侧长城最高山顶的白刃战斗,战报称击毙日军百余人,自身伤亡四百余人。3月10日老婆山争夺战,报告击毙日军七百余人,自身伤亡四百余人。3月11日喜峰口西侧长城高地镇多占,报告击毙日军二三百人,自身伤亡三百余人。到3月12日夜袭,王长海团称砍死日军五六百人,自身伤亡也达六百余人,足称得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二、中国军队装备低劣远不及日军
大刀队为第29军带来崇高的声望和大批援助物资,但如果让该军官兵选择,恐怕他们宁愿拥有和日军一样的制式步枪。其实,第29军用大刀不是因为威力过人,而是实在没有办法。
副旅长何基沣回忆,该军三分之一的步枪是汉阳造和三八式,三分之一是老毛瑟枪,另三分之一是第29军自己的修械所制造和从盗墓将军孙殿英那里买来的土枪,"枪械陈旧而复杂,弹药补充困难,有些也无法补充,如老毛瑟枪的弹药,各兵工厂早就不制造了","步枪上没有刺刀,自己制造不了,就利用西北军原有的特点,打了些大刀,发给士兵用"。
第29军的将领也知道光靠大刀砍不赢日军。指挥3月12日大规模出击夜袭的旅长赵登禹当时的指示便是"只准用大刀砍,手榴弹炸,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用轻机枪和步枪射击,以歼灭敌人为第一,虏获战利品为次",原因则是"我军装备差,火力弱,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如果枪弹充足,当然不会只凭借大刀作战。
第29军的情况是当时中国军队装备的忠实写照。中央军的情况较杂牌军略好,但与日军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参加古北口作战的第25师源自中央军模范部队教导第2师,但"除迫击炮外,山、野炮全无"。第2师只装备重机枪,从洛阳开到北平后领到了轻机枪,官兵都不知道如何使用。所配属的独立炮兵部队,不仅数量少,而且性能差,"往往需发射三发炮弹方能命中目标。但这里一发炮弹刚刚出膛,即为敌炮兵所发现,马上招来排炮轰击,只好频频更换火炮位置,不敢集中排列作连续射击"。
武器之外,工具、被服、给养无一不缺。第25师原在南方作战,开到北平时士兵还是赤足草鞋,靠北平各界民众捐赠支援才解决了防寒服装。后勤部队的卡车集中于弹药保障,粮秣靠畜力运输,在日军航空兵袭扰下只能昼伏夜出,前线给养经常中断。其他中国军队的装备或优或略,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后勤方面也是如此。庞炳勋部第40军的卫生连"除碘酒、苏打、绷带、阿司匹林外,殆无他药",连长被问到如此设备何以应付战场需要时回答"不必多虑,我连备有担架四十副之多,已较他处之卫生连,设备完善多矣!"。
完成近代工业化建设的日本,军队的装备水平远胜于靠农业社会支撑的中国军队。参加入侵长城线的日军第6师团、第8师团均为两旅团四联队制常设师团,师团有野炮联队,步兵联队辖山炮队,连大队也有两门步兵炮和一中队重机枪,各小队装备有轻机枪,火力远胜中国军队。
关东军为参战各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配属独立炮兵、工兵、骑兵等支援部队,战斗阶段师团、旅团再将这些部队下方配属一线部队,组成火力、独立战斗能力均强的先遣队、挺进队担任先锋。以喜峰口战斗时当面的日军松尾野先遣队为例,该部核心仅为步兵第27联队第1大队主力(欠一个中队又两个小队),所配属的部队却有野炮兵第2大队(欠两个中队另附山炮一个分队)、工兵一个中队(欠一个半小队)及骑兵一个中队(欠一个小队),火炮实力远胜号称拥有十几门山野炮但不敢拉到前线的第29军。
日军炽盛的火力来自于强大的运输能力。日军集中十数辆装甲车和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将步枪、机枪置于车上,实行行进间射击,突破阵地一点即大胆挺进纵深。这种边冲边打的作战方式未必有多少杀伤力,却给未曾见识这等阵势的中国军官造成极大的心理威胁,一个师往往伤亡百十人就因侧翼遭到威胁或退路被切断而军心大乱,慌忙撤退,行进中的纵队也常被一冲而散,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三、指挥训练均不如人
参战中国军队中以东北军装备实力最为雄厚。1933年1月1日日军发动山海关事变时,守军东北军独立第9旅第626团即拥有机枪12挺、平射炮4门、迫击炮6门,差强可与日军一个联队相比较。3月古北口战斗时,东北军第107师、第112师也拥有师属山炮一营支援作战,远胜增援上来的中央军第25师。但东北军的战斗表现在长城抗战各军当中又是最差的。
在公众想象中,东北军官兵因家乡沦陷满怀复仇之心,在抗日战场上必然奋勇作战、死不旋踵,现实并非如此。东北军装备充实、官兵中也不乏忠义之辈,但中高级军官普遍能力薄弱、作风散漫,部队技战术平平,士气尤其低落。面对火力炽盛、士兵主动性强的日军,恐惧便压到了荣誉。
长城抗战的历次战斗中,东北军构筑的防御工事被日军认为"巧妙""坚实",但实战中士兵普遍欠沉着,往往未等日军进入射程就胡乱开枪,需要反冲锋时也不愿意离开阵地。连、排长事事带头,成为明显目标,遭到日军狙杀,而一个连常因军官伤亡殆尽便一哄而散。
基层如此,师、旅级别的指挥自然无法贯彻,兵败如山倒的悲剧难以避免。在热河作战期间,东北军第108师、第119师、第129师、第130师面对日军川原挺进队的大胆的穿插突击毫无办法,四个师在日军三个大队追击下溃散奔逃。第53军副军长杨胜治回忆,"一日之间垮了四个师,沦陷了几百里国土,实在是骇人听闻的事情"。进入热河的五个师东北军只有缪澂流第116师能够与日军正面接战,但最大的战果也不过是大部全歼日军一个小队。
其他参战国军的水平也难称高明,其间原因各自不同。第32军军长商震批评所部第139师在冷口的布防"是一线式配置,敌人一撞就破,你们必须搞纵深式的,同时要据点式的配备才行",该师参谋长回答"您的指示很对。但是我要用一个比喻说明,比如您给我们的棉花,叫我们纺成线,织成一定长度的布。可是您给的棉花只能纺成规定长度的一条线,如何能织成一块布呢?"。
中央军各师的防守能力颇为日军所肯定。古北口撤退时有7名士兵没有接到命令,据守阵地拼死抵抗直至全部阵亡,日军也为之收敛遗骸,树立墓碑。但在战斗指挥和训练水平上,仍然不得不承认逊敌人一筹。第25师师长关麟征、代师长杜聿明在古北口指挥防御战时屡遭日军小部队迷惑,时而增援东翼,时而充实西翼,终于在阵线被拉薄之后遭敌中央突破。日军抢占了退路上的制高点,第25师官兵只能在机枪扫射下奔逃。关麟征在战场负伤,则是率部增援东翼时遭遇日军,身边的士兵投掷手榴弹,慌乱中却没有拉弦,反被日军掷回爆炸所致,士兵训练水平的差异可见一斑。杜聿明深受此事刺激,在军中大力推广回掷手榴弹,到国共战争时期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之尊,还亲自下部队指导训练。
参战的国军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普遍身经百战,士兵也是自愿从戎的职业军人,经验十分丰富。而日军参战的第6师团、第8师团、混成第14旅团等部的战斗经验要薄弱许多,除少数人参加过九一八事变后的侵略作战外,多数师团长、旅团长和联队长上一次参加实战还是日俄战争时期,大队长以下普遍没有实战经验,士兵则是定期服役的义务兵而已。
但是,日军各级军官旺盛的野心、部队良好的组织和严格的训练,与炽盛的火力结合,在实战中发挥了巨大的效果。日军兵临承德城郊时,第8师团参谋河野悦次郎少佐发现城内守军已经撤退,大胆乘坐一辆装甲车冲入城内,早有准备的汉奸们立即发动流氓打手们打着市民的旗号拥到街面上"欢迎"。所谓一百二十八名骑兵攻占承德的传说,不过是对之后的入城式的描述。
日军各级军官独立指挥能力颇强,应变果断。日军一个中队袭击中国军队千余人守备的董家口,以一个小队配属重机枪吸引守军火力,另一个小队攀援山壁到关口东侧突袭,守军措手不及,弃关溃退。国军第2师在南天门、八道楼子的血战曾被拍成电影,但也没有表现出师长黄杰当时头疼的一件事--日军第32联队第3大队主力三百余人迂回越过八道楼子国军防线向后方突进,险些切断第2师的后方交通线,黄杰用了一个团才将其拖住。喜峰口战斗时,日军突入喜峰口关城后与第29军胶着于南门及两侧高地,冲锋五六次未能奏效。野炮第2大队大队长高森少佐见状,率部将数门山炮推进关城北门内实施抵近射击,掩护步兵一举突破第29军阵地。
从一次小战斗可以看出双方士兵的差别。第29军3月12日夜袭后,日军第14混成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带领四十多名司令部人员赶赴前线,他只知道喜峰口关城已被攻占,未料沿线城墙上仍有守军,接近之后就遭到射击。枪声还引来了前日夜袭中与大部队失散的几十名士兵赶来参战。服部等人陷入交叉火力,传令兵立即用马匹围住他做掩护并竭力反击。中国士兵始终未能向这支小队伍发动冲锋,到战斗结束服部一行中也只有一名军官负伤。试想,如果一开战就击毙一员日军陆军少将,喜峰口乃至长城抗战的战局可能会大不一样。
四、塘沽协议的窘迫与无奈
回顾历时四个月的抗战,不得不承认,装备、指挥、训练均处劣势的国军,是靠着祖宗留下的长城才延迟了失败的时间。当日军突破长城线之后进入平地之后,无险可守的中国军队便无可挽回的崩溃。到5月中旬,各军溃退至延庆、昌平、顺义、蓟县一线,已经是今天北京市、天津市的境内,两座华北最重要的城市岌岌可危。
长城抗战最终以签署停战协议,冀东22个县被划定为停战区域,实际落入日本人的魔掌,六朝古都北平再度成为烽火边城。签署协议的何应钦、黄郛等人被视为罪魁祸首。然而,不签订协议就能够守住平津吗?
当时政府和军队内部,也有大批主战派反对停战。军分会的副参谋长王纶不愿就此认输,但他能拿出的办法,也只是"调炮兵上中华门,对东交民巷轰击,不管他日本人也好,英美人也好,一概把他轰死,横直也不过丢了一个北平,使英美旁观者,也受到影响,他们吃了这个亏,然后对日本方有所责难,谁叫他们同住在一起呢?"蒋介石也是反对签署协定的一员。谈判到了最后关头,何应钦、黄郛等屡次请示,蒋却迟迟不松口,前一封说"党国存亡,即视我此次党军能否死守北平决之",后一封讲"中意当此千军一发之际,只有决心死守南口、平津各据点,为唯一之办法",并"请再转告诸将士死守北平,中正必能运用全力竭尽职责"、"自信内有诸将士在内奋斗,而又我居中策应,则死中必有求生之道",叮嘱何应钦等人"此时人心惶惶,全在主将主宰在心,北平非死守不可,兄等行动亦非至最后时不宜轻离北平,革命人格之存亡,全在此举",还不忘提醒"平城应由中央军担任固守,此为一定不易之道也"。知道明白局势已无可挽回才同意谈判。
蒋介石不愿承担骂名,何应钦、黄郛也不是卖国贼,开启谈判后,黄郛就曾单独密电蒋介石称"事机迫切,间不容发,未及事前电商,至为惶惧,好在交涉仅以停战为范围,条文上能加意审慎,当不致受大指摘,然而兄泪内流,兄胆如裂,想吾弟亦必能想象也",痛苦的心态跃然纸上。
历史不容假设,作为后人很难说假如在1933年就与日本侵略军全面开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今天的我们对当年先辈浴血奋战时所面临的情形应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抗战之艰辛
 楼主| 发表于 2020-1-3 22:57:5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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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详述“七七事变“如何变成“全面抗战”

历史时空
201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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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短史记
昨天是“七七事变”82周年。
从“七七事变”爆发,到国民政府下定决心全面抗战,中间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的时间,才是决定中日两国是否全面开战的关键。
我们可以简略复盘一下双方在这一个月里的博弈经过。

事变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显然,蒋并不认为日军此举旨在对华全面开战。
当时,驻华北日军总数不过6000余人,宋哲元之二十九军及地方保安部队的总兵力约在10万上下。这种力量对比,是蒋倾向于认为日军旨在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而非对华全面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回应,蒋决心显示中方的坚决立场,以强硬态度阻击日军的阴谋。7月13日,蒋通过电报向宋哲元交底:“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同时计划借机让中央军重返华北。
7月17日,蒋在“庐山谈话稿”中宣称: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上述谈话,既是说给国人听,更是说给日本当局听。旨在告诫日本当局,若继续企图以卢沟桥事变来制造第二个伪满,则将触及中国的抗日底线,必将引起中国的武装抵抗。
当时,大多数国民政府高层政要,皆反对蒋公开发表“庐山谈话稿”。但蒋判断,发表该讲话,“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相反,可以喝阻日本人,“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7月20日,蒋下令将“庐山谈话稿”公开发表。
其实,中方当时并没有做好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准备。蒋的强硬,实际上是一种冒险。当然,这种冒险是有情报支撑的——1936年,日本政府所拟定的《国防方针》,已决定将对苏作战列为首要之务;1937年4月,日本“四相会议”(外务相、大藏相、陆军相、海军相)又拟定了《对支实行策》及《北支指导方针》,决定不再挑战中国政府的尊严,不再在华北扩大冲突的层次,以缓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而利于对苏备战。
确如蒋介石所料,“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军方与内阁,均于7月8日作出了“不扩大”的决定。但这种“不扩大”,乃是指将冲突控制在华北,而非控制冲突的升级。在日本的战略计划里,掌控华北的资源,始终是其对苏作战准备的关键一环。所以,在7月11日,内阁一面主张“不扩大”,一面同意了陆军省部要求派遣3个师团来华的要求。
首相近卫文麿也在当天发表公开谈话:为了敦促国民政府反省,“派遣关东军、日本朝鲜军以及从日本本土调派相当的兵力,目前已是不得已之事”。近卫文麿的判断是:只要日方表现出派兵的强硬姿态,按以往惯例,“中国方面会屈服”,那么事件就会在短期内获得解决,不会扩大为两国的全面战争。
让蒋意外的是,日军的增兵之举,丝毫未受“庐山谈话稿”的影响。
日方之所以无视蒋的“庐山谈话稿”,乃是因为其陆军内部,“扩大派”力量早已压过“不扩大派”,且“一击论”盛行。如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与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均主张趁机给国民政府一次沉痛打击,使其转变抗日态度,以“一击”彻底解决中日问题。武藤章的具体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弱国,日本如能强势,中国必将屈服,如能使中国屈服,将华北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可加强对苏联的作战体制,卢沟桥事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
这种“日本如能强势,中国必将屈服”的判断,与首相近卫文麿高度一致,而与蒋介石“通过强硬立场逼使日方退缩”的策略高度冲突。
日本一心要压迫蒋屈服,蒋一心要逼退日本对华北的野心。互不退让的结果,是日本本土的7个师团及东北的3个师团,开始集中向华北出动。
大约在7月24日,鉴于大军压境,蒋介石终于不再坚持自己“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的判断,转而认为“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开始紧急备战。
28日,华北日军对中国军队发起全面攻击。29日,天津失陷,二十九军被迫撤离北平。同日,蒋部署联苏外交,并召开记者会,宣布:当前事态,已是中方“最后的关头”,全面的武装抵抗是唯一的选择,“局部解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没有了”。

图: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8月4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决心抗日的缘由:“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8月7日,蒋约集各派系军阀领袖,在南京召开国防联席会议,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集体承诺:“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全面抗战,遂正式爆发。
下文这1万余字的“蒋介石日记”,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起,至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决策主战终。这些无删减日记,当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七七事变,是如何一步步演变为全面抗战的。
蒋介石日记
(1937年7月7日~8月7日)
七月七日星期三 气候晴
雪耻 处事不应以目的论上求理论,应在方法论上求实际。本日手拟建国训话,颇废心力,下午审问交易所案,与汪谈话。
预定 一、派铭三代理西安主任。二、升时昭瀛为参事。三、交易所案移归法院办理。四、七月九日令各地军长主祭阵亡公墓及慰劳伤兵。五、点验员必先以委长名义慰问伤病兵之稿慰。
注意 一、俄情报告。二、电何处长缓办。三、英倭交涉现无所闻,可怪。四、建国训练之要务甲、建国情势,国难与国耻。乙、先建国魂(主义)。丙、主义定义、方法、目的、原理与思想基础。丁、建国项目,国计与民生(四生)。戊、建国要件精神(四育) (生活经济)与物质。己、民生内容与原则。庚、实施方法,管教养卫与四生。辛、建国完成的具体要则(内心)智、信、仁、勇、无畏一诚、礼、义、廉、耻(形外〉—严—力行,实严,勤俭一恢复国魂,复兴文化,完成建国使命,三民主义。

七月八日星期四 气候晴
雪耻 以事实来定解决问题的方法。
预定 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部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注意 一、倭寇在芦沟桥挑衅 甲、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
七月九日星期五 气候晴 温度 海会九十二度
雪耻 怠者以指染食,取喂入口,犹嫌其难,此其所以懒而畏惧,无事不难也。
预定 一、为中倭冲突案通令各省。二、社教与警察,戒争、戒阀、戒闲观而首重秩序。三、派谭伯羽为驻德检货代表。四、研究对俄交涉。五、英国借款条件之研究与其顾问聘期。六、问傅病。
注意 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
早起处理对华社战事,准备动员,不避战争。十时开学典礼,训话二小时不觉其疲,身体己复元矣。下午回牯岭,途中修改国难教育稿。闻中倭两军己撤开芦沟桥,而以右友三保安队接防了之云。
七月十日星期六 气候晴
雪耻 静敬澹一。
预定 一、指导农工生产。二、禁烟与禁售私货之训话。三、建国运动之方式。四、教育要务在启发学者之天性,即助人爱人之德性,发挥其创造之本能,增进其自动之才智,养成其严守纪律之习惯。
注意 一、石友三之行动与倭寇之侵略。二、见李仲平。三、倭寇今又反攻芦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四、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
上午照例办公,手拟建国运动方式,看教育讲稿。下午点名、阅稿。
本周反省录
一、身体似痊而未愈也。
三、倭寇于八日在芦沟桥挑衅,与我守军对战,其意在非夺取芦沟桥不休,至今犹未告段落,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
五、川康整军会议开成。
六、研究建国运动方案与教育讲演。
七月十一日星期日 气候晴
雪耻 实的教育,行的教育。
预定 一、粤专员人选。二、邵鸿基调换。三、战争责任者。四、教育范围(时、地、人、事、物)。五、教育排除之点,官僚与特殊化。六、沈光汉来见。
注意 一、倭政府态度坚强,表示作战。故倭王由叶山避暑回东京,与近卫内阁上奏之类,以及准备两师开动与关东军入关等之形势。以余观之,皆为内虚中干之表示也。二、本日倭又反攻不已,是其非攻克芦沟桥不止之表现,然而其结果必暴露其失败无能之弱点而已。
上午研究倭态与芦战形势。正午访孔,下午研究建国运动方式,晋谒林主席。对上报告不能失时,对戚受辱,对倭作战,今日之中正实为众人之奴隶矣。任劳任怨,受苦受难可谓至矣。
七月十二日星期一 气候晴
雪耻 建国运动要在国难中完成。
预定 一、电宋、秦,商中央部队集中地点。二、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三、倭寇计划威胁冀察当局屈服,完成其永定河以东为不驻兵区域,以及其防共协定。四、最大限度为其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然而平津责任,则应由倭寇担负,而且国际关系及各国权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单纯安全占领也。五、政院回京。
注意 一、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二、明令宋、秦固守北平与永定河线。三、中央军集中保定。四、倭寇空军尚未出动。五、廿九军内部是否推张出任与倭妥协。
七月十三日星期二 气候晴
雪耻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政治情形与关系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欲求一事之澈底,非所能也,勉之。
动员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表示其外强中干之态度,但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下午点名,与汪商谈时局。(以上昨日记事)
令日预定 一、抽高射炮到华北。二、运送子弹。三、派次辰(宸)为石家庄行营主任。四、派戈定远北上。五、发魏款。六、倭府宣言与同盟社电急星呈。
注意 一、对运兵进驻保定之宣言。二、对宋之授意。三、对倭之宣言 甲、维持冀察政委会现状与人事。乙、塘沽协议范图以外地区之驻兵不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带驻兵地点及其行动应遵守辛丑条约。三、统制外汇。
上午以芦案扩大,故未赴海会,在枯岭行政会议,令各部回京办公。正午宴客。下午会客,点名。
七月十四日星期三 气候晴 下午阴
雪耻 建国要在国难中实施,不可以倭患而中止建国工作也。
预定 一、旅行社苦力喧哗。二、令仿鲁来见。北上部队非有中央命令不得复员。三、问电话线路。四、令解张俊生来见。五、派立夫见苏使。
注意 一、对芦案,英美已有合作调解趋势。二、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三、北进部队之行动,应立于进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四、如能办到芦桥仍驻正式陆军,不受限制,则胜矣。
上午手拟建国运动方案,虽在倭寇压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建国工作,进行不变,而且感觉兴味益浓,对倭寇有形无形间之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之手段,以我视之,皆不在意中也。下午访孔姨,会客。
七月十五日星期四 气候晴
雪耻 致中和,天地位也,万物育也。
预定 一、发黄实款。二、召集太平洋会议之时间已到否。三、运送炮兵。四、民制防毒面具。五、不得埋没专家。六、派鲁部队。七、要击炮位置。八、问秦岛海关消息与组织。九、冀东保安队之运用。
注意 一、宋明轩为其个人计,亦无屈伏之理。二、宋如屈伏,则看其程度如何。三、倭寇第五师在秦岛集中,则其十二师亦必用于平津,而无在青岛进发部队,其仍为局部动作也。
本日批阅各方情报,亲审纱布交所案,会客宴会,访汪。审察局势,英、美对中、倭两国各别提出劝告,而不连合一致,减少力量。手拟对英覆文稿。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制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七月十六日星期五 气候晴
雪耻 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是较之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其次芦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倭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
预定 一、拟宣言稿。二、令沈光汉来见。三、外交报告。
注意 一、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二、倭志在威胁冀宋不战而屈,不惟无关战之决心,而且局部之战争似亦有所顾忌也。三、借英机。
七月十七日星期六 气候晴
雪耻 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
预定 一、约赴俄考察人员谈话。二、约周、秦等谈话。三、约宴马演(寅)初、陶希圣谈话。五、改告国民书为谈话式。四、研究倭提备忘录之覆文,与对倭提何梅谅解事件抗议之答复方式。
注意 一、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
本周反省录
一、近来常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者,不下三、四次之多,自觉亦能忍也。然而心胸虽苦,但事后回甘也。
三、倭寇屡攻芦沟桥不克,可以制敌野心。
四、倭王回东京,作成战时严重未有之形势,余令行政院回京办公以应之,示我政府不在意也。
七、倭驻津司令田代死亡,此实为阴狠之敌将,竟为其部下不听命而逼死矣。
下周预定表
一、发表为芦案告国民书,或改为谈话式。
二、决定共部解决办法。
三、对芦案应积极准备。
五、对倭不战而屈之战略,应注重还击与反攻时机,不可太早,亦不可太迟。
七、战费之筹备。
九、国防会议日期,对鲁、晋、桂、川之协商。
七月十八日星期日 气候晴
雪耻 紧急时,更须宽缓,此治国平乱与对敌惟一之道也。
预定 一、属布雷改正宣言方式。二、查庞部何日到沧州。三、倭寇检查津邮,强占招商码头。四、倭机飞平汉路,射击我列车。
注意 一、倭武官间接表示求见商谈,其用意何在。二、对倭备忘录,我主张仍由中央交涉;如就地解决,亦必经中央之许可,以为缓和余地。三、对沈等保释。四、对共党态度。
七月十九日星期一 气候上晴下阴
雪耻 听静夜之钟声,唤醒梦中之梦。观澄潭之月影,窥见身外之身。
预定 一、见辞修与天翼。二、问高部已到何地。三、史顾问回京。四、征求各省长官意见。五、于部到鲁接防,电问向方。六、电冀鲁,定明日回京。
注意 一、应战宣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二、对沈等之处置,宜早解决。三、对共党之收编应即解决。四、对冀宋与鲁、韩之安慰与奖勉。五、战斗序列之核发。
本日心苦而身乐。闻喜多对敬之谈话与高宗武之报告后,决定发表告国民书,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独赞成吾意也。决定明日回京。
七月二十日星期二 气候晴 正午大雨
雪耻 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
预定 一、电孔回国。二、令可亭来见。三、令各国大使来见。四、军训教官归校长指挥,并应特别训练常识。五、蒙王封号。六、财政与战费之筹备。
本日倭寇仍对芦沟桥不断炮击。
注意 一、财政金融之筹备。二、共党问题。三、沈案了结。四、宋、冯心理与态度。五、倭寇之弱点 甲、对何梅协定不敢速提。乙、志在华北局部,而不敢扩大。丙、战事最多限于局部。丁、空军尚不敢正式使用。戊、对余宣布之讲演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之强逼,当视其令明两日之态度,可以全明矣。本日倭在芦沟桥等处不时炮击进攻,仍不为动,则明日乃可无事乎。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气候晴
雪耻 宁静致远,沧泊明志。
倭寇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过今日尚无最后通蝶或坚强动作,则我国精神战胜者十之八,而形式胜利尚在其次也。然而此次集中一点作最后之反攻,危则危矣,此乃攻心之道,运用在乎一心也。
预定 一、军事会报。二、会各部长。三、派建(健)群赴平。四、彻查假充征兵之雇主。五、痛斥市府。六、字林西报之中央电稿。七、广播电台之整顿。
注意 一、倭间接要求我对近卫之宣言响应,与间接表示与宋交涉范围不出于我最低立场之四条,其弱点益露矣。二、对英使说话太直,无论如何知交,对外交立场应留有旋转余地,不可自行束缚也。
本日除例行公事外,对财政金融与外交皆有准备。见敬之致梅津之函件,愤恨又不能自制,何愚劣益此,于此痛心之至。
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气候晴 温度九十五度
雪耻 和平应植基于正义之上。
(要言)应钦愚劣私陋,毋使预闻政治,否则害国误国,必此人也。
预定 一、壮丁动员演习。二、倭寇军用密本之研究。三、粮服统一机关与议决,令实业部设计呈报。四、见刘为章、健群。五、沪市长问题。六、发战费。七、谈话会改期。
注意 一、宋覆电之请示用意。二、应停止军运。三、芦案了结乎,当非如此之易。四、中央军撤兵时机,必待倭寇同时举行。五、何梅谅解事项抄交英使。六、德、意态度不良益露矣。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气候晴
雪耻 玩强敌倭寇于股掌之上,使之进退维谷。芦事以不涉及政治条件为限
预定 一、发刘为章川资。二、川、桂出兵问题。三、派林蔚到石家庄部署。四、见谷季(纪)常等。五、焦晋与焦洛铁道之速修。六、李维果、仲武来见。
注意 一、倭阁近卫属秋山派宫崎来接洽,而且要求极密,果为何事。二、明轩只报告十一日与倭方所协商之三条,而对十九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似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负责也。三、从速完成沧石防线。四、倭寇已悟中央部队既入河北,对彼华北独立阴谋己受重大打击,不能达成其目的矣。
七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气候晴
雪耻 余妻筹备空军,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
预定 一、派军校大队长以上人员受暑训。二、见张冲商共部收编事。三、赵师仍由平汉车运为宜。四、川军何时可出,及其人数几何。
注意 一、倭寇今夜以前之求战,较前更急,而今夜则忽求和,彼或知余已同意于宋哲元之三条件所致乎?可知外交与军事皆瞬息万变,不可执一而终,但不能不有一定目标耳。二、在和战未决之前,对倭要着,须使国际空气笼罩,使彼有所顾忌,不得不从速撤兵耳。三、以后当注重撤兵与交涉问题。
本日运用军事与外交费尽心力,而倭寇之形势险恶,亦于昨、令两日为甚,以彼恐我反对宋哲元所订条件与不肯撤兵耳。下午会英使,派林蔚赴石家庄主持。
本周反省录
三、倭寇入冀部队进退已失其自由,全为我所制矣。
四、中央军进入河北,倭寇至今始悟其华北独立之阴谋已为我打破,而其大陆政策亦大遭阻碍矣。故此次派兵入冀战略之利在其次,对倭政略战胜之利,无人能知者也。
五、共部编组交涉已告一段落。
下周预定表
一、对倭交涉之研究 甲、要求我撤退冀军。乙、要求解决伪满问题。丙、要求防俄问题。
二、对倭交涉之运用。
三、对英、美之运用。
六、对各省主管征求意见。
八、第一期动员部队集中完毕。
十、倭派密使来谈之运用,如能和缓时间,使有利于我,即不为敌用而能用敌,则几矣。
七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气候晴
雪耻 倭寇与我以进兵冀察之机,使我对国防工事能逐步推进,一如我自定之计画也者,岂非不忘不助之效乎。然而危险犹在后也。
预定 一、发沧石线材料。二、促成沧保线工事。三、会鹰屋。四、催德国定货车辆。五、炮促限期完成。六、乍得货所到未用之件。七、见孙院长。
注意 一、闻英、美要求倭外部对华北不扩大之保证,故倭态忽变缓和。二、使倭寇预定要提条件而不敢提出,能消患于无形,尚有运用时间也。三、视未来严重之时局,危险甚于一切之意,使英、美、法、俄共晓之。
本日批阅,闻西园寺派定其孙探我对于解决满州之意向,乃知近卫派宫崎来华亦必此意也,可鄙之至。下午见美使,详告其东亚已入最险关头,属其政府作转危为安之计。
七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气候晴
雪耻 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
预定 一、编组共部, 二、解决沈案。三、速定各地防空时刻。四、疏散物品。五、下令各处赶筑工事。六、各部动员与迁移演习。七、各地壮丁召集演习。八、粮服管理机关与人选。
注意 一、倭派西园寺之孙来华刺探我意态,而令宫崎折回不来,其果为有意设计缓兵乎。二、倭之军权全在前方少年军官之手,其政府无力制止,虽欲不战而不可得也。三、倭政府无力统军,其国内多不满于少壮派之横行,而且嫌恶战争,若我能持久,则倭必不能久持也。而其国内经济之崩溃犹在其次乎。
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时, 倭向廊房(坊)卅八师攻击,今申又在北平广安门对战。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而宋始终不悟,犹以为可对倭退让苟安,而反对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队撤退,可痛也乎。
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气候晴
雪耻 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料北平必能固守,则战时当可着着进行,我仍立于主动也。
预定 一、对共部之研究,编而后出乎,不编而令其自出乎。二、派徐、熊赴保定。三、问沧保线工事材料。四、保定、石庄之防空布置。五、石庄、彰德、新乡三机场应速修成。六、防毒面具之调查。
注意 一、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以及不战不和(应战) ,与一面交涉一面抗战之国策,须郑重考虑。二、对民众内部之态度,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三、国策审议会与国防会议之召期。今日见各国大使已完。本日北平城外四郊皆发生战争,宋哲元至此始着急,平时不信余言,以为一意与敌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构筑工事,惟恐见疑于敌也。廿五日以前,敌人对北平包围之势早成,而彼犹燕雀处堂为安,要求入冀中央军之撤退也,可痛也乎。
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气候晴
雪耻 倭寇进攻北平,虽廊房(坊)与丰台为我廿九军袭击恢复,然而北平近郊毫无工事布置,南苑失陷,副军长阵亡,部队溃退,将士未经爆炸与炮声之习闻,乃即心怯胆寒。宋军长六时离平赴保。北平城于夜十一时完全退出。闻张自忠代理冀察绥靖主任之说,未知其内容究如何也。政府应照既定决心,如北平失陷,则宣言自卫与对倭不能片面尽条约之义务矣。
预定 一、调朱怀冰师到绥东。二、令康泽来谈。三、共部参长人选。四、粤港路接轨。五、调马部。六、购英、法飞机。
本日处理军务。人人闻廊房(坊)丰台恢复之报,其喜若狂;余甚念北平汉奸作祟与布置全无为虑,故今日心神不安异甚。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气候晴
雪耻 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究至乎其极。
预定 一、战时体系之组织。二、百里先生来见。三、开学展期。四、平津便衣队之组织。
注意 一、宋哲元电请派张自忠、为翼察委会代理委长,是其对倭之诱引尚未觉悟,哀莫大于心死,可悲孰甚。二、倭寇欲以占领平津求告一段落,其弱点益露矣。三、汤部从速集结待命。四、共部之编组。五、发表对时局意见。
晨起阅电,知北平电话于三时起无人接话,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无已。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己预备北平失陷后之处置,不足惊异也。上下午皆开会讨论军事、外交、内政之方针。闻天津城至傍晚犹在激战中,倭委寇对城中轰炸甚惨。
七月三十日星期五 气候晴
雪耻 试看暴日究能横行到几时。
预定 一、机场防御部队。二、武胜关一带北正面工事。三、温台海防工事。四、与傅商出击意见。五、电徐对河北地方组织。六、政训处宣传战地与组织。七、行营组织。八、倭文宣传。九、东北骑兵师之派定。十、战斗序列之复位。十一、东北骑兵路线。十二、各省准备补充兵。十三、壮丁演习规定。十四、烧杀策略。十五、战时内阁。十六、三期暑训停办。
注意 一、察省布置。二、冀察政治。三、英态突变。四、倭以我谈话为对内作用,故不以为意。五、俄必与倭先谈妥协。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气候晴 温度百度
雪耻 余得享余手造之收成,天之所以赐余者,何独厚耶,能不勉与。
预定 一、令冀、鲁、豫、苏各省民间限期掘成各乡村之外壕,使之连成一线。二、战车抵御炮应速分拨于前线分配表查报。三、高射炮同上。四、问当时南苑工事情形。五、察刘归阎指挥。六、编制各种战术。七、腰击炮位促成。八、航委会发表对平津战争谈话。
注意 一、民间防空。二、冀省民众训练令张荫梧负责。三、政训处设战时常委会。

本周反省录
一、检阅廿四年七月旧卷,当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 一若第二伪满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无可免者,而今日则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不顾倭寇之一日,其间进退倭劣之势,相差果为何如,若再加我二年之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与朝鲜亦将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扶持朝鲜独立,由我而成乎。
二、对倭外交始终强硬,其间不思运用,如当时密允宋哲元准倭筑津石路,则至少可由一年时间之展缓,准备亦较完密。此则余对外交失策,一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自乱大谋之过也。政治与外交家应指导舆论,而勿为舆论所误也,戒之。
三、倭要求我共同防俄,承认满伪与华北特殊化,若与俄先订互不侵犯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迷梦,不再要求。盖允其共同防俄以后,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伪满第二矣,故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况亦未必能为其全占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吾于此决之矣。
四、倭寇果强占平津,则其政略与战略皆已陷入绝境,此诚最后之时机,若其不至于此,则余乃无机可乘也。
八月一日星期日 气候晴
雪耻 今日得圣灵指示,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七节。
预定 一、刘集团军交通通信网之组织。二、电龙来京。三、战车防炮速运石庄与保定。四、十三师调西安。五、驻清江之孙部,令开保定。六、电子文为鲁银事。
注意 一、宣战时间与作用,以对内关系不可不注重。二、鲁韩态度之骄矜藐视无睹,仍令人疑惧,惟愿上帝佑我中华,抗倭时期内不发生叛变而已。三、苏俄允接济无(武)器,但以订不侵犯条约为交换条件,余斥驳之,俄之外交狡诈无比也。
八月二日星期一 气候晴 下午七时地震
雪耻 骄矜渐萌,慌忙亦现,戒之,勉之。
预定 一、约程等与汪吃饭。二、战斗序列改正。三、派机至大同。四、发表高桂滋军名。五、徐海工事与德州工事。六、海州舢板搜集。七、战时官长勿挂背带。八、唐克车北运?九、防御炮西营暂时在石家庄接待命。十、炮七团应在高阳。十一、阵线突破时之预备法与炸毁后之修补。十二、各师联络参谋。
注意 一、察哈尔应先占张北为要着。二、对法外交。三、防苏联先与我订不侵犯条约,藉此威胁倭寇,要求与倭委亦订不侵犯约,以为固守中立之计乎。
本日飞海会,行暑训第二期开学典l礼,训话三次。晚飞回京,伯川到京面商大计。
八月三日星期二 气候大风雨
雪耻 结束今日之事,勿为明日之虑。令吴克仁来见。
预定 一、战车营出动准备。二、新重炮营动员。三、化学学兵营出动。四、共部九日出动。五、见程、胡、蒋、熊等。六、第二师北运。七、物产统制机关。八、国策审议会人选。九、令逐察省倭侨。十、电傅攻张北意见。十一、令汤留一师驻万全。十二、空军训练。十三、告「讨倭」全军文誓师词。十四、见沈等。十五、架桥纵列。
注意 一、留何在京,何如。二、自之用法。三、岳军意见。四、倭寇攻察乎,其攻察之成分为多,攻南较少也。
本日手拟令稿,处理大、小事件约三千余言,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政府高级文武众多如此,其能为作战努力、视公如私、视国如家,殊不多见,敬之尤为怯愚也。前方处理至今渐备,心神亦略安矣。正午与阎谈话,晚往访。
八月四日星期三 气候大风雨
雪耻 军事能代研究者辞修也,外交能代谋略者岳军也。
预定 一、倭寇弱点之研究。二、打破一切困难。三、侦查平津新机场,与秦接洽,令戴注重。四、问每日侦察结果。五、堵塞吴淞口。六、访阎、白。七、发苏君款。八、甘新交通路。九、大同速派机队。十、石庄、太原之汉奸防制。十一、首都防空之负责统一机关,与防空演习日期。十二、城防执行部准备之报告。十三、查路运。十四、约汪。
注意 一、倭寇内多矛盾,外成孤立,暴行丑态毕露无遗。二、应先取攻势之利害。三、空军应分南北,对陆、对海两部分。
本日手拟告诫空军作战文约千余言,令稿数十通,会客。自健生到京,团结可喜,其形态皆已改正矣。
八月五日星期四 气候晴
雪耻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预定 一、约汪、熊、刘斐、白、陈谈话。二、电汤、鹿甲、攻张北。乙、炸青龙桥。三、电次辰(宸)沧保线继续完成,与兵力部署。四、公路桥梁材料。五、百里、太蕤职务。六、空军侦察回程路线。七、开全会。
注意 一、川樾(越)南来交涉之方针,应不拒绝。二、内部情形。三、民众组织与经济组织。四、大本营与大元帅之职权。五、对俄外交。六、属阎运用北方任务。
八月六日星期五 气候晴 下午雷雨
雪耻 移风易俗之要端,在兴学教廉,注重常识。
预定 一、经扶留保。二、国际宣传之组织。三、派立夫赴沪。四、派宗武赴沪。五、电廷黻与庸兄。五、毒瓦斯带去。六、首都及各地国防工事,从速伪装,江阴尤要。七、电汤。八、运石。
注意 一、健生愿任参长之意。二、立夫、公博任部长。三、倭提不侵犯条约,对外蒙问题与不宣共产问题,应特注重。四、怀来经涿州至满城,交通接应即筹办。五、对川樾(越)之运用。
八月七日星期六
雪耻 张居正愿以身为草荐,任人寝处其上、溲溺其上,其意只要为国牺牲,不顾一切也。此余今日之处境乎。所用者徒知怪怨主帅,而不愿出一分力、负一分责,以尽其天职,此其国难所以致此也。
预定 一、组织与人选。二、国际饭店程南如。三、卅六师调南京。四、第二师调保定。五、阵线以据点为主,多事伪装,使敌误认目标,故阵地线内散兵宜少,其线之前后据点应多筑固守。六、置重伪装。七、汤军多积粮秣。
注意 一、敌放弃汉口,是其对长江有避免作战之意乎。二、察省防务。三、汉口有石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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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4 21:06:5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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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亲身经历
张寿龄生于1899年,北京房山人,保定军校第九期毕业,抗战期间曾任第29军军事训练团教育长、北平行辕总务处长等职。1994年,口述实录的记录者前去上海富民路他的住宅采访时,95岁的老先生精神矍铄,思路口齿清晰。讲述完毕,老人骄傲地唱起29军军歌,并满怀激情地吟咏他老年之后为八年抗战所作的诗篇。
“今天,我重点谈的是我自己在抗日战争中卢沟桥事变时的亲身经历。但一件事情、一个史实,不是一个人能够全部展现的,因为每个人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不一样,我讲的是我所经历的。”
他说,事变的起因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即人所共知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政策,尤其是1931年“9·18”事变后,日军顺利占领东三省,更激发了它侵占中国的野心。这说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事变发生的主观原因是,日军在卢沟桥面对的是国民党第29军,这支部队原来是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部下,是一支一贯以爱国主义教育官兵的部队,对日本人向来敢打,1933年长城抗战中,在由赵登禹将军率领的29军驻守的喜峰口,将进攻的日本兵砍杀殆尽。由于29军士兵人人配有长刀,喜峰口之战后,便有了人们所熟知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歌,并传唱至今。
枪声响了一夜
“1937年7月7日晚上,日军突然说有一个军曹失踪了,想到宛平县城里去搜查。当时驻宛平县城的是29军37师110旅219团的一个营,营长是金振中,他一部分驻兵在宛平,一部分在卢沟桥。”
进宛平县城搜查显然是日军挑衅,这个无理的要求当即被金振中拒绝了。这天夜里,日军就开枪射击,金振中率部还击,枪声断断续续响了一夜。
“事变发生时,我正在南苑,那里距离卢沟桥远,听不到城里的炮声。第二天早晨,我正带着军训团学员出早操时,军部来了一个传令副官请我去。我到了军部,副军长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和副参谋长张克侠都在。军长宋哲元当时在山东老家,不久后回来。张樾亭把昨晚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但怎么应对没有详谈。”
张寿龄说,张樾亭刚来29军,对情况不熟悉,他就和张克侠商量,认为此事是个挑衅,虽然听说日军正在与当地政府和谈,但要做必要的准备。在此之前,张克侠曾做过一个作战方案,即以29军驻华北的部队对付日本的驻屯军,按照方案完全可以将其打垮,张寿龄说,“我们有这个信心。这份方案曾给宋哲元看过,他也表示同意。”


日军暗中运兵
对日本的和谈,当时宛平县城的专员王冷斋就去问时任北京市长、29军的兼副军长秦德纯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日军就进入了假和谈、真准备的时期。他们假意派人到宛平县城和谈,但人还未到,日本人又开始了进攻。有一次打得激烈,日军把卢沟桥边上一个龙王庙都给占领了。张寿龄说,卢沟桥在北洋政府时期属于京兆,那里有一个师范学校的旧址,有几间房子,后成了龙王庙,日本人就是把那里占领了。
“金振中是员勇将。旅长何基沣说,你非把它给我拿回来不可。金振中的部队就很拼,打得非常激烈,最终把日本人打跑,夺回龙王庙。”
张寿龄说,据当时的了解,日本内阁在1936年对侵华已有部署,但确切的日子还没有定。我们得到消息,当时管铁路局的是个汉奸,日本人就利用北京到辽宁山海关的北宁铁路,陆续往关里运队伍。
“我就和张克侠商量,和谈恐怕谈不下来,要做万一的准备,要和军部里讲,队伍要集结,不要分散。”张寿龄说,当时的部队除了北平守城的队伍,其余都很分散,兼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30万队伍在天津小站一带,赵登禹的32师在河北任丘一带。
这段时间里,七七卢沟桥事变已经在国内激起强烈反响。
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史料)
骑兵侦察阵地
7月25日、26日,日军为了进一步侵华创造借口,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7月25日,日本的飞机轰炸廊坊,我就警惕起来了,那里驻扎的是张自忠的队伍。”张寿龄说,7月26日,日军攻打团河,团河在南苑以南近10公里处。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史料)
“7月27日,训练团的学生已经完全进入备战状态,枪弹和大刀都准备好了,但我们的武器装备没有日本人好。”张寿龄说,张克侠也在做准备,他的军部就在南苑。
“7月27日那天,我的监视哨报告说,有一小队日本骑兵向这边活动,怎么办?”向张寿龄报告的是第三大队的,大队长是冯玉祥的大儿子冯洪国。“我说,接近了就打,我负责任,这不是个好兆头,骑兵是来观察我们的阵地来了。”
骑兵一近,冯洪国就命令士兵开枪,打伤两个,打死1个。“战士们把日本兵的马匹、服装和枪械拿回来,高高兴兴的。”张寿龄回忆起他当时训练的这些学员们说,卢沟桥事变刚发生时,学员们都积极请战,“我说,不要请战,这个仗总要打,日本人就要送上门来了。”
“所以学生拉着马过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日本人冒头了吧?”



9架敌机轰炸
“7月27日那一晚,我一夜没睡,在阵地上来回看着,训练团的学生们精神状态和战斗意志都很好。我的学生都布置在南苑对丰台那边的墙体处,另一支部队在东北角上,没有多少人。”张寿龄说,当时赵登禹到南苑后,还没有做出统一的作战部署,所以他等于是一个人先率部在南边城墙监守。虽然事后对形势看得清楚,但在当时的驻军,对打不打还很难下最后的论断。
“天快黎明时,在城的西边,往通县方向,出现几个黑点。”
黑点在不停地蠕动,“我敏感地判断,这个有问题。”张寿龄马上发出两个命令,“一,电话通知军部,发出警报,所有在营房里的官兵,一律出营房;二,赶紧把佟麟阁副军长叫出来,屋里不能呆。”
果然,很快敌机飞来,9架轰炸机排成一线,从东北角司令部开始,围着南苑绕了一圈轰炸,在军部处投下的炸弹最多。
“我们的步枪能射击的就射击,但我们没有高射武器。”不久之后,丰台方面的四门野炮开始射击。“炮弹就从我的头顶上飞过去了,打在南苑的大操场上。”
当时的战斗打得激烈。“我们是阵地战,敌人盲目进攻,从前一天派骑兵来察看地形判断,他们对地形不甚了解,在军事上,地形很重要。”张寿龄说,部队就凭借围墙,对企图越城进入的日本兵来一个打一个。
张寿龄补充说,南苑是清朝皇家狩猎的地方,遍地是青纱帐,部队把青纱帐砍掉后,就能看得清楚。“敌人一露头就打。”

城墙上大刀战
他说,当时打得最激烈的是东南角的第一大队,打死敌人最多。学员是第三大队的,毕竟经验少。一大队的大队长叫李克商(音),他参加过抗日同盟军,是冯玉祥的一个老部下。
“当敌人冲到围墙附近,想往上爬时,他们很沉得住气,等他们上来了,就是一刀砍下,把日本人砍下去好多。后来日本人不敢爬了,怎么办呢?就拿机关枪掩护着,还是往上爬。”
日本兵利用机枪掩护,有一些人翻进城墙,“我们就用手榴弹和大刀,一个手榴弹扔过去,就趴下好几个。”张寿龄说,有一个学员还比划给他看,将好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扔过去了,“这个杀伤力大,一死一大片。”
“日本人讲武士道精神,我看他们打的时候,往后跑的也很多。”张寿龄笑道。
根据史料记载,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谱写了一首不屈的战歌。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
1937年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楼主| 发表于 2020-1-14 21:05:1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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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值得一读的“郭汝瑰回忆录”下作者:戎子知音第35节:珞珈山干部训练团(4)
富池口失守后,日寇又向州、三溪口进攻,云南张冲部继续正面堵击。而此时,汤恩伯指挥各军(包括五十四军)则退到日寇进军方向的左侧,排市以南山地。汤恩伯得意地说是争取外线,可是当日寇接连三天向云南张冲部猛烈进攻时,汤恩伯指挥的数万军队在山上作壁上观。四十二旅旅长罗广文,电话报告:“见排市日寇营地灯火辉煌,人数众多,熙攘往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敌人补给基地。”我问罗广文:“敌人兵站在不在我们山炮射程之内?”
罗答:“在。”
我又问:“八二迫击炮射程达得到不?”
罗说:“迫击炮推进几个山头就行。”
罗广文是士官炮兵科毕业,我相信由他指挥对敌急袭,是可以胜任的,我便急忙给军长霍揆彰建议说:“我们推进山炮营,并集结几个迫击炮连给敌人1个突然袭击,并拿几个步兵连冲他一家伙,到天亮时就回来。”霍不愿“引火烧身”。
汤恩伯与我见面时,以同学相称,我又想起他争取外线,侧击敌人的谈话,便又向他通话,请求下令。可汤却说:“不要打,打就把敌人惹来了。”我建议的目的正是要给敌人以损失,并牵制敌人,使他不解除我们在他侧背上的威胁,就不敢继续前进,这样三溪口正面,即可多支持几天。然而却未能如愿。三天以后,张冲的部队就垮了。敌人又继续往前推进,而我们在敌人的侧面的部队也往后退,五十四军军部由辛潭铺撤退。那天正好又是中秋之夜,与一年前我由罗店撤退时一样,明月有情,照我夜间行军,马上略感薄寒,仰望辽阔的天空,想到“八千里路云和月”、“力尽关山未解围”的诗句,又不禁怆凄感慨称至极!最后,关麟征部在金牛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按计划武昌的部队都跳出圈子,敌人只扑进一座空城。江北情况亦大致如此。武汉遂于1938年10月25日陷落。
我所在的五十四军经通山、通城退往长沙,再退常德。离长沙次日,长沙就大火。长沙大火系湖南省长张治中所为,并美其名曰:“焦土抗战。”时人不满,汪精卫即借故发表《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公开投敌,蒋介石做贼心虚,遂将酆悌、文中孚、徐昆三人处死。湖南人特做了一副对联讽刺张治中:
治绩安在?2个方案一把火,
中心何忍?3个人头万古冤。
横额:张皇失措
一月以后,张治中去重庆时与我们在桃源见面,还自叹这一失误,使他的政治生命完结了。当时我就疑惑他替人受过,1983年我得史说同志如下的信,才真相大白:
“……9月下旬,张治中将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交给朱绍良,转任大本营某部部长。我随他到了南京,闲住了1个多月。11月初的一天晚饭后,突然唐生智派人找我到他公馆去。到后,见在座已有七八人。过了半小时,唐来了,坐定后说:‘我今天在军委会开会,委员长问谁守南京?何敬之就是不作声,我就说我守。我现在任南京卫戍司令,与城共存亡。现在阎锡山守太原,如太原失守,阎锡山死,中国尚有救,我之于南京也是如此。’接着他数了守南京的近20个师的番号后,问道:‘你们有胆量与我守南京的站起来!’大家都站起来了,于是唐说:‘大家明晨来到职!’我出来即去找张治中,张说:‘我已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你跟我到湖南去,在后方训练一些部队。’我就这样到了长沙。”
长沙大火是武汉将沦陷前,蒋介石亲自到长沙对张治中指示的。武汉沦陷后,蒋从南岳衡山电令长沙撤退时必须彻底焚毁!张令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准备。酆的计划“于汨罗江撤退时先放空袭警报散百姓,然后焚烧”,张把“撤退时”三字改为“撤退后”,并对酆悌说:“你指挥的长沙警备第二团和长沙保安大队大多是长沙人,必不忍心放火,你去对他们讲讲焦土抗战的道理。”酆回去对警部参谋处长许权说:“明拂晓我检阅部队!”当夜许找警二团团长徐昆商议,二人猜不出检阅用意在哪里,并如何检阅。因酆悌睡下不许人叫醒他,他二人又不敢问,以为必是检阅放火准备。于是连夜拖运汽油,及喷油的水龙头放置各街道里弄,以便放火。半夜后,天心阁附近失火,各处准备放火的士兵说:“放火了!”就到处放火。就这样烧了大半个城,而日军到岳阳南新墙河就不前进了。蒋介石从衡山到长沙,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长文中孚杀了,省主席张治中撤职留任、保安处长徐权撤职查办,警备部参谋处长许权判无期徒刑。张治中1个月后调重庆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
此次武汉战役与南京保卫战役相比损失较小,各军都只受损失而幸免于歼灭,唯长江北岸损失了2个野炮团。蒋介石、陈诚对此也就心满意足了。以后陈诚还到处吹嘘,说他的指挥好,白崇禧还丢了2个炮兵团。
第36节:听覃振谈宋美龄的婚事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一心投靠英美,德国顾问撤离,长江流域的蒋军就与日寇长久对峙,进入消极抗战阶段。
我军在常德驻防期间,霍揆彰被任命为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司令,我任参谋长,指挥五十三军周福成、五十四军陈烈,七十三军彭位仁等3个军,商震为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又指挥霍。这是蒋介石收拾杂牌的惯用伎俩。我们以五十四军驻益阳守备洞庭湖南岸、七十三军驻临澧守备洞庭湖西岸、五十三军驻津市守备洞庭湖北岸,华容、南县、安乡等地,并于白螺矶沉船,封锁长江航道。在八百里洞庭周围植桩作水际障碍,征用木材商的木材,不计其数。霍揆彰忌讳人称他“福将”,但他警备洞庭湖时,敌人毫无侵扰,以后蒋介石调商震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又调他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官名很大,但只能管军事委员会的事务,兵权则被完全调空了。
商震调离二十集团军以后,霍揆彰便当上了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我则被任命为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司令部设在桃源。
听覃振谈宋美龄的婚事
桃源那个地方,出了3个很有名的人,人称桃源三杰龙、虎、狗。龙即宋教仁,虎即×××,狗即覃振。覃振时任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德高望重。二十集团军在桃园驻防期间,恰逢覃振回家探亲,他亦来部队看望全体官兵。我等自然热情相迎,并特设午宴招待。席间,覃振畅所欲言,加上有酒助兴,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最初,大家在覃面前不免有些拘束,后见覃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也都随便起来。交谈之中,我们都批评国民党官僚。覃振最不喜欢谭延闿,说他简直是官僚之尤,把谭骂得一钱不值。为讨得覃的欢心,我们也凑趣说:“章太炎写的有一副对联是送给谭延闿的,院长可还记得否?”
“记得、记得。”他一边喝酒一边继续说道:“章太炎骂谭延闿的那副对联简直是写绝了。”说完他便摇头晃脑地背了起来:
椿萱跨四位,乃父制军又总理,生母谭如夫人,养母宋太夫人;
显达历三朝,有清公子兼翰林,容共武昌主席,反共南京主席。
我说:“其他话都好懂,乃父又总理,是由于他提倡称孙中山为国父,只是养母宋太夫人这句话不解其意。”
覃说:“千真万确,你们不知道内幕,是这么一回事。”覃说到这里很得意地拿起酒杯开怀畅饮起来。我们一心想知道其中之奥妙,一时间,忘记了席上的佳肴,1个个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覃一杯酒下肚之后,又才继续说道:“孙中山一贯想拉拢军阀有势力的人一道闹革命,他的那个办法已经失败多次了,但都未曾从中吸取教训。军阀们要靠他,利用他的牌子时,就通电服从他,一要争名争利争地盘时就又反对他。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后,知道姨妹宋美龄尚待字闺中,又想利用她来拉关系。恰遇谭延闿丧偶,孙中山为了拉拢这位湘军司令,求得宋家同意后,就出来做媒把姨妹宋美龄介绍给谭续弦,遣人告诉谭,殊谭说:‘哎呀!不行!我不能糟踏1个青年少女,续弦是应该,但我身体不好,已经不能人事,不敢耽误宋美龄的青春。’但传话人说:‘那怎么行,宋家和宋美龄已同意,谁能证明你说有病,不是瞧不起她家的托词吗?孙中山丢不下这个面子,宋家更丢不下这个面子呀!’谭延闿说:‘不要紧,我自有办法。’次日,谭延闿即备办厚礼去宋家,恭恭敬敬地给宋太夫人磕了3个响头,拜宋太夫人为干娘,认宋美龄为干妹妹。他的养母宋太夫人就是这样来的。”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官僚真会做官。”大家听后都七嘴八舌地说道。
覃振见大家兴致勃勃,便又滔滔不绝地说:“这位湘军司令常常到宋家看他的干妹妹,宋美龄见谭延闿如此对得起她,也就对谭分外好感。为了表示忠贞,1929年蒋介石下野跑到了日本,后从日本回来,为了东山再起,向她求婚,蒋介石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无非是为了钱,因为宋子文是财政部长,蒋介石想拉拢他(指宋子文)。但宋美龄却说,‘要想与我结婚有1个条件。非谭延闿做媒不嫁。’蒋介石便遣人给谭延闿说,谭一听马上应允,‘应该,应该。’于是谭延闿便出来做媒,宋美龄遂与蒋介石完婚。”
“宋与蒋结婚后,为了了结她与谭延闿的未遂姻缘,就视谭延闿女儿谭祥如自己的女儿,要为她选佳婿。她选女婿的条件是,文官要博士,武官要少将。”当覃振讲到这里时,我插话说:“对,对,对。这件事我在陆大读书时听说过。”
“是啊!”覃接过我的话讲并继续说道:“宋美龄找来找去,找到了陈诚,陈诚本来是有老婆的,但感情不好,他把她离了,后由宋美龄做媒,陈诚就与谭祥结了婚。”
第37节:参谋长会议(1)
我听了之后,仍感到大惑不解,问覃振:“世人都说宋美龄原来的爱人是刘纪文,覃院长又作何解释呢?”
覃振说:“啊,那绝对不是,刘纪文是古膺芬的女婿。孙中山当总统时,古任文官长。以前,刘纪文的家很贫寒,根本不可能送刘到美国留学。刘纪文到美国读书是古膺芬资助的,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与宋美龄是同学,但他们之间只有同学情谊。刘纪文一直没有忘记古膺芬,并望毕业后回来与古的女儿结婚。但是,当刘从美国回来时,古的女儿却已经离开了人世。刘纪文当南京市市长,是古膺芬的关系,也可能与宋美龄有关系,但宋美龄原来的意中人是谭延闿而不是刘纪文。”
我听了覃振的一番话,觉得宋美龄有中国妇女的传统道德,1个受西方教育的女子,能如此,是值得尊敬的。《金陵春梦》的传说,毫无根据,应当予以澄清。
参谋长会议
武汉失守后,国共合作潜伏着的危机日趋明朗化。1940年春国共两党摩擦的事件,层见叠出,冀察、苏鲁两战区更甚,同时山西又有新军“叛变”事件发生,影响更大。据此,何应钦曾几次召见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面谈,(陆大十期同学张继寅因职务方便参与其事。此时何的侍从高级参谋肖毅肃辞所兼的军令部第十三科科长、荐张继寅代)但因国共双方各执一词,达不成协议。于是,蒋介石乃于1940年3月上旬电召阎锡山、李宗仁飞渝,与在渝的何应钦、自崇禧、程潜等共商对共大计,即所谓“巨头会议”。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中央各有关部的部长、厅长等均参加了会议。
刘斐以军令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出席,并在巨头会议上提出了两面作战的方针,即一面抗日,一面剿共。
会后,刘斐要第十三科科长张继寅代他起草一份建议,并将所要写内容与张说明,张次日即将建议书写成,交给刘斐。据张继寅对我说,此建议书只提出了两面作战的方针和理由,没有详列具体部署。方针大意是:为澄清抗战大局以利国家的生存,必须实行一面剿共、一面抗日的两面作战方针。其理由有三:一、共产党假借抗日以自壮,所以到处制造摩擦,发展力量。与其养痈遗患,将来不易剪除,何如趁现在他的毛羽尚未大丰,及早下手之为得计。二、就国际关系来说,苏联援华,主要是在支持共产党,何况国无常交,兵不厌诈,终不能期望他能真诚地永远帮助我们,随着世界形势之变化发展,我们也能争取得其他与国或盟国。三、就现有我方兵力来核计,以现在陕西的兵力,至多只需抽调一部来增加,就可以以肃清陕北,覆其老巢,不致影响对日作战的部署,对散在各战区或沦陷区的共军,先解决其容易消灭的,再逐渐解决其余,由各战区因应情况妥筹办理就可以。
刘斐将建议书送去数日,未见回音,张继寅便私下问何应钦的侍从参谋肖毅肃对此事所闻如何?肖道:“总长他们另有计较,认为当前不适合如此。”虽然他们没有照刘斐建议立即去办,但实已伏下二、三次反共高潮之动机,并且企图利用参谋长会议大讲其共产党制造摩擦之事例,合唱给共产党代表听一听,以激起全军公愤。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参谋长会议秘书长刘斐积极筹备,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参谋长会议,于1940年3月中旬,在重庆召开了。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参谋长均参加了会议。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也到会出席。
在那次会上,叶剑英、曾粤汉(十九集团军参谋长)和我(二十集团军参谋长)三人并坐一排,曾粤汉居中。曾与我是陆大第十期同学,曾与叶又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老同学相会,十分亲热。曾把我介绍给叶剑英,我与叶互相热烈握手,不断交谈,以示友好。
会议刚开始时,由各战区汇报作战情况,尚未出现异常。而后第十战区副参谋长周学海(我陆大十期同学)在汇报中途突然说:“共产党的军队不打敌人打我们。”接着,周历数了十八集团军的种种“罪状”,最后,他说:“忍耐是有限度的。”
蒋介石一直闭着眼睛听周汇报,并微露得意神色。这时候,他突然睁开眼睛,很不高兴地说:“忍耐有什么限度?”
蒋介石这么一说,会议的内容便急转直下,其余发言的人皆吠形吠声,纷纷攻击十八集团军,并且越来越大胆了。有的攻击十八集团军到处制造摩擦,散布破坏抗日的言论,有的攻击十八集团军自印自发钞票,破坏币制等等。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大有兴师问罪,使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无言答对之势。曾粤汉见此情形对叶说:“我看你怎么得了啊,都攻击得你体无完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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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参谋长会议(2)
然而叶剑英却镇静自若地回答说:“没问题。”
当其他人都搜肠刮肚地讲完了之际,叶剑英才不慌不忙地上讲台说:“有人说我们十八集团军不打敌人打国军,这真是海外奇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于是,他便针对一些人给十八集团军历数的种种“罪状”一一举出真情实况进行了驳斥。叶剑英口若悬河,使到会众人对比双方的话,觉得十八集团军也有理。这时候,叶清了清嗓子又继续说道:“至于说我们解放区乱发钞票那是没有根据的。”他慢条斯理地从裤袋里摸了一张角票出来,用手举起,并说:“你们看,这角票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两边都贴上了纸,票面不清,已经不能再使用了。我们不发一点就地使用的,怎么办?大家都知道,角票是辅币,这怎么叫破坏币制呢?”事实上,当时国民党政府币制十分混乱,各地甚至一些县都在自印角票。故蒋介石听了叶剑英这一番话以后,毫无办法。最后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
他写出这段话,无疑在宣扬恕道。表示他能恕道待人,也望八路军事上恕道。但他在黑板上把“絮”字写成“挈”字。冯玉祥见了,指出:挈字应改为絮字。他“唔!唔!”两声,对冯点了点头,把错字改了。蒋介石本想利用参谋长会议对十八集团军攻击,然而没有起什么作用,会议只好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舌战群儒”而告终。
任暂编第五师师长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
1个既担任过高级参谋,又当过各级战列部队长,并且军事教官、驻外武官样样经历齐全又有实战经验的人,才有可能成为1个才能比较全面的高级指挥员。这是我们一些受日、德各国军事教育的人的指导思想,我自从给霍揆彰当参谋长以来,彼此配合很好,我们作战时共用一份地图,用红、蓝粉笔画好可能有的备案,无论上级下级电话一来,我们相互在地图上一指,就可得出共同意见,立刻回答对方。霍认为我是他最得力的助手,故一直不让我离开他的司令部。我由师到军、集团军,一直任参谋长。霍也知道我应该去经历一下师长职务,并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但就是找不到适当的人接替参谋长职务,直到二十集团军司令部与副总司令部合并,商震的参谋处长魏汝霖(我陆大十期同学)改任二十集团军副参谋长,霍认为此时有合适的人继任参谋长了,这才同意让我去任师长。本来,当了集团军的参谋长以后,就不必回任师长了,但因没有那个经历,还得去过1个度。霍揆彰便写1个报告经蒋介石批复,调我到彭位仁的七十三军昕辖陆军暂编第五师当师长。
那时候,我深得陈诚器重,陈一心想提拔我,也打报告给蒋介石,要我任四十三师师长,但由于报告在霍之后,故批准了暂五师。以后,陈诚见霍揆彰还埋怨说:“你看,我们事先不通气,我在保,你那里又保去了,让他当四十三师师长好些嘛,那是1个好部队。”
彭位仁的七十三军下辖十五师、七十七师,暂五师3个师。十五师和七十七师属湖南土著部队(何键旧部)。暂五师是湘西土著龙云飞的部队。部队中,有苗族,有汉族,土匪习气很浓,幸汉苗民族隔阂很少。而层层吃缺,官兵同睹,纪律废弛,装备不齐,战斗力极弱,这个部队很难掌握。是去还是不去,我犹豫不决。
暂五师的参谋长田君健是我陆大特三期任教时的学生,见面时,常以老师称呼我。我当二十集团军参谋长时,他又是我下级,因有师生这个关系,常常给他以照顾。此时,田闻我去暂五师犹豫不决,特来对我说:“郭老师去嘛。”
我说:“我没有把握,这个部队我不想去。”
田说:“不要紧,你去,我担保没事。”
我问:“这个部队我能掌握住吗?”
田说:“能,郭老师的才能我是知道的,老师就不必多虑。我们戴师长早就想走了,他不想再带兵了,前方危险。只要把他弄到1个安全的地方去,当1个师管区司令,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听了此话后,我对田说:“好,那就去吧!”
主意打定,我们就做了1个集团军的命令,调戴季韬为衡郴师管区司令。其实,师管区司令要蒋介石才有权调任,以集团军做此调令,只不过想把戴骗走而已。
暂五师在湖南澧县1个小镇顺林驿驻防。1941年10月1日,我受命前往。师长戴季韬得任师管区司令,喜出望外,他代表全体官兵向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与我一道到前线与官兵见面。但一路上,戴三番五次要我帮忙,好像有什么心事,要向我说,可话到口边又收回去了,我不知其故,后来,田参谋长来对我说:“戴师长有困难,请你照顾他一下,要你帮1个忙,你看怎么办?”
第39节:参谋长会议(3)
我问:“他要我帮什么忙?”
田说:“他差一点人员、**、弹药、被服、装具,交不够数。”我听田参谋长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原来戴师长的顾虑在这里。我心想,吃缺那是国民党军队司空见惯的事,何况这又是1个土匪习气重的部队,若把他逼狠了,他可能把部队拉出去,又去当土匪,那就把部队接过来再说吧。于是我慷慨地把图章拿出来交给田说:“参谋长,你一手成全两家,你既要对得起我,也要对得起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报了就算了,我都承认。”
田说:“差得多哟!”
我说:“再差得多我也不过问。你去办,在移交册上盖章好了。”
事后得知,戴季韬的部队不但人不够、枪不够,甚至连通讯器材都不够。他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近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还是大米,1个士兵每月配四十几斤米,戴多报四千多人,仅1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将这些大米卖成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卖得的钱自然没有士兵的份,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以后,戴仅凭二十集团军的命令,就轻而易举地当上了衡郴师管区司令,也多亏他在部队贪污的这些钱帮忙。
交接之事,田君健做得很漂亮,戴见我如此慷慨大方,实出他意料之外,戴也很讲义气。临行时,特来登门致谢。戴对我说:“承蒙老兄照顾弟不胜感激之至。老兄的为人,弟没齿不忘,我即将离开此地,剩下一点米弄不走,就送给你好了,一点小意思,请不要见外。”
我说:“那好吧!我领这个情。”
初来时,我也听说戴有一点米,但总认为不多。殊不知竟有几十万斤,装了好几船,戴季韬弄又弄不走,一时又卖不完。他走之后又不敢再遣人来取,因为一经查出,是要治罪的,戴便只好把它送给我了。几十万斤大米交给我,我还拿它真没有办法呢。于是,我便召集参谋长、团长、参谋处长、副官处长、军需处长们开会,商量对策。
我说:“戴师长临走时,送给了我们很多大米,这么多,不好处理,我准备上交算了,你们意见如何?”
他们听了我的话之后,就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这个说:“那都交得,你不是打戴师长一记耳光吗?”
那个说:“值那么多钱,又何必交了呢?”
显然,他们都为那么多米眼红。我说:“卖,我是不敢的,一经查出就要杀头。”
军需处长和团长们却异田口同声地说:“不怕得,我们去卖。”
看来,他们1个个还都是卖米的行家。我说:“那就这样办吧。这些米本来送给我,我私人也不要,就归公好了。你们成立1个军米保管组,随便怎样处理都可以,只要你们给我保管好就行了。”
军需处熊处长,团长们都心领神会,“军米保管组”很快就成立起来了。军需处长就是军米保管组的组长,团长们1个个都是军米保管组的成员。名为保管组,实为卖米组,他们很快就把几十万斤大米全部卖光了,赚了好几万块钱。
我将此款买了五百亩淤沙地,在洞庭湖边,办起了1个守本农场(师的代号叫守本)。凡师里因伤致残的军官,均可带家属到农场生活,此农场预计可安排四、五百人。同时,还办了1个守本织布厂,以编余的苗族军官吴副旅长恒良为厂长,这个厂亦可安排一部分受伤官兵家属到厂里工作。从而解除了官兵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安心在前线奋勇杀敌。另外,还买了一部小汽车供师部使用。
以前,暂五师的官兵们薪饷,都只能领到国民党饷章规定数的一半。因国民党不按编制拨款,而用八万块钱包给戴季韬。戴等人又从中克扣,这自然养肥了军官,苦了众士兵。我来之后,估计表册上的接交人数算还有浮冒,如点名发饷,人人均可按国民党饷章关饷。我便决定照此办理,并告诉了军需处长。军需处长说:“钱不够啊。”
我说:“不要紧,我估计够,另外我不要钱,你放心!”
关饷这一天,全师官兵都集合在一块方草坪上。我当众宣布:“从今天起,我们暂五师全体官兵一律按国民政府的饷章关饷,我也跟大家一样,一视同仁,现在由我点名发饷。”话音刚落,操场上立刻沸腾起来了。他们高兴、跳跃,当士兵们领到薪金时,1个个都流出了热泪。这是他们自参军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国民党正规部队士兵们一样的待遇,这怎么能不叫他们高兴啊!关饷完毕后,我发现造册领饷的三千多人仍不实,各团均谎报多人。我便对大家讲:“以前,戴师长在时,他克扣你们,而你们为了生活,谎报人数吃缺,这是出于不得已,这次造册领饷,各团又沿袭旧规,因不知新法,故不加追究。今天下去,各团名单要重新核实,人数少了没关系。今后,如再有谎报人数吃缺者,定严惩不贷。”这件事很顺应军心,士兵们训练,打仗等一反常态,部队就这样被我掌握住了。
第40节:参谋长会议(4)
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此事刚过,恰遇国民党军发动向襄河西岸日寇进攻的襄西攻势,我师奉命出击,部队刚刚渡过长江,正准备向敌人进攻,日军却自动放弃1个据点。这真是天赐良机,我师未费一枪一弹,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敌人1个据点,同时,“缴获”了敌人大量的军服、军用外套、味噌浆汤、正宗酒等之类的东西,胜利凯旋,即向上级报功请赏。
国民党部队的军官们办事都很“巧妙”,平时谎报人数吃缺,一打起仗来就报伤亡逃亡。我也借此打了胜仗的机会,谎报:“我师返回渡江时,遇敌机轰炸,沉船××艘,伤亡××人,损失**××支,通讯器材××件。”结果胜仗也打了,士兵缺额武器器材缺少数也抵了。
襄西攻势打了胜仗,陈诚便借此机会培植我,决定我师改为甲种编制,并照国民党饷章发饷,补充械弹之外,还拨给1个奥国造斯德雅迫击炮营,消息传开,军心大振。
1942年初,日寇将进攻香港,英国求援。蒋介石由湖南第九战区(薛岳)调李玉堂第三军和欧震的第四军由长沙出发经韶关到深圳,支援香港。武汉日军司令阿南得知后,即向长沙发动牵制性进攻,轻易地突破川军王陵基、杨森等部防线,渡过汨罗江,一直到达长沙外围。薛岳令川军留敌后威胁其侧后,调回李玉堂的第三军,令其坚守长沙市。时逢李军长已被蒋革职,李对薛说:“我的职都被撤了,怎么指挥打仗?”
薛岳说:“你打嘛,我担保不撤你的职。”
李玉堂回到部队,将薛岳的话原原本本向全体官兵们作了传达。官兵们也都愿成人之美,齐心协力打退敌人进攻,以保李玉堂的军长职。故那一仗第三军打得很拼命。
战斗之中,李玉堂又施“巧计”。在长沙市街战,每守一条街,就将前面几条街烧掉。我们当时戏呼之为“火障碍”,日寇在火障碍面前无能为力,虽进攻数日,毫无进展,敌人本无一定要攻占长沙的企图,又遇着李玉堂军的坚决抵抗,并见欧震等南调部队已调回湖南,牵制目的已达到,兼之后方又受威胁,弹药枯竭,就向后撤退,这就是所谓长沙第三次大捷。
日寇进攻长沙时,薛岳命七十三军由澧县常德急行军到长沙集合待命。常德离长沙三百五十里,三天赶到,非昼夜兼程不可。可老天爷却偏偏与我们作对,部队刚刚出发,天上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刺骨的北风迎面扑来,呼吸十分困难。偶尔路经一片竹林,风小一点,便于呼吸,便如同进了天堂一般。天渐渐黑了,但白雪的反光仍可辨出路影。一路上,由于敌机轰炸,加之公路被破坏了(为防敌进攻,搞所谓交通破坏战破坏的)行军十分不便。一走一停,士兵们疲惫不堪,不少士兵一边行军一边打盹。我有一马可骑,这倒比士兵们好得多。但在这种天气里骑马,却也并不好受,骑不上1个钟头的马,我的双腿就失去了知觉,只好下马步行一会儿再骑。走着走着,马也走不动了。我一看才发现马尾上结了1个很大的冰球,只得命饲养兵提一桶水,将马尾放在水里摇动,待冰球融化脱落,才继续赶路,走上一2个钟头,马尾上的冰球再生,遂又再洗……我师全体官兵,就这样雪中行军度过了阴历新年,克服了困难,终于按时到达目的地,薛岳命我所在的七十三军防守湘江西岸岳麓山一带。如长沙失守,就由七十三军在此线阻击敌人,及见日军在长沙作战失利后撤,薛岳乃令七十三军追击。军长彭位仁深知我师补充未齐,战斗力很弱,就对我说:“让七十七师在前面追击,你这个部队跟在后面走就行了。”薛岳就更藐视我了,长沙打了胜仗,他趾高气扬,把我叫到他的指挥部去,时有他的参谋长赵子立(陆大十四期的同学),军务处长曾粤汉,参谋处长饶少伟(陆大十期同学)在场。薛问我:“部队要追击,你这个部队行不行?”
我答:“行。”
薛岳又问:“打追击仗你懂不懂?要超越追击?”
我答:“懂得。”
后来我得知,我走之后,薛岳对曾粤汉等说:“我看这个矮子不行。”
曾粤汉说:“这个矮子有几手哟,你不要看他矮。”薛却不以为然。
我从薛岳指挥部出来即回到师部,当夜带兵出发,岳麓山与长沙之间,被一条湘江所隔,因人多船少,渡河困难。直至第二天拂晓(即1942年阴历初一),仍有一通讯连尚未渡河,然敌机三架却突然至此,实出意外,这一连人还未来得及疏散,敌机便俯冲下来,接连投下两枚炸弹,不偏不倚,恰好在人群之中爆炸。幸存者仅四十余人,通讯器材大部分受损,致使我师在追击时,通讯极为不便。
且说七十七师奉命追击敌人,打到汉家山,遇敌反扑,损失颇重。军长对我说:“这一下该你了,你还是要去追一追才行啊,你的部队行不行?”
第41节:参谋长会议(5)
我说:“行。”
我回到师部即召集团、营、连长们开会。我说:“七十七师在汉家山被敌人反击,受了损失,军长令我师追击。但我们军长、薛司令长官都瞧不起我们,大家要争一口气,现在是打追击仗,最好是超越追击。今天,我们这个部队没有本领打硬仗,我们可以打巧仗嘛。你们当中有本地人没有?有,就报名。”话音刚落,便有好几个连长、副营长报了名。我从中挑选了五名。并对他们说:“我们现在成立5个临时支队,由你们五人分别担任支队长。你们到部队去各挑选一连士兵,趁黑夜摸出去。家乡的路,你们最熟,可找捷径而行。绕到敌人退却必经的飘风山一带,藏起来。你们的打法是,避开敌人的大队,专门摸尾吃零。”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这5个支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发了。
第二天,我带着剩下的部队追击敌人,大家见我这个队伍人又少,枪也不好,都瞧不起。我觉得此乃人之常情,不足为怪。追击途中,一天,突有敌十二架轰炸机比翼飞来,我们遂作紧急疏散,散进连绵的橘子林内,敌机在我们上空轮番轰炸扫射达二小时之久,我心想这次必定会伤亡惨重,不料解除警报,清查人数却仅伤亡二三人,可谓幸甚。第二天,我师便打到飘风山。在此之前,贵州柏辉章师在飘风山刚被日军反击打下山来,当我部到达时,敌大部队已撤走,我师十三团顺山谷追击,遇敌收容队交叉火力网阻击,伤亡数十人,遂又折转,向山脊摸去,见敌收容队又已撤走,只是敌炮兵团仍在向飘风山行阻击射击,而我师的旗帜却在山上高高飘扬。即打电报回长官部:“暂五师已占领飘风山。”薛岳很高兴,命我师继续追击。以后,部队一直打到汨罗江,均未受挫。
我初来暂五师时,部队土匪习气很浓,所到之处,拉夫偷盗,扰害人民。后虽经整军教育有所好转,但拉夫扰民之事仍时有发生,影响极坏。在部队奉命开回长沙之日,全师结集待发之时,我令全体士兵解开背包检查有无民物。当时,特务连有一士兵,背包里有一床红印花被面,特别显眼,尚有两件便衣,我当即责令出列执行枪决,全师为之震惊。至此之后,部队所到之处,再不敢擅取人民的东西了。
我正面追击的部队收获甚微,但我原派出的5个支队却胜利而归,每1个支队都分别缴获了敌人几支枪和一些炮队镜、通信器材,其中有1个支队还俘虏2个敌人。我一上报请功,薛岳压抑不住欣喜之情,对饶少伟、曾粤汉说:“这个矮子真有两手,还看不出来。”
薛岳授意他的军务处长对我说:“你打了胜仗,长官很高兴,你就多报一点嘛,就报二十几个俘虏,一百多支枪吧!”
我说:“我不敢,将来要我交那么多东西,我拿不出来。”
军务处长说:“长官叫你报,你就报嘛,难道今后还要问你要枪吗?如果有人问,就说交给我了,你若还不放心,我给你打一张收条好了。”
我说:“那好吧。”
军务处长当即给我开了一张收条,我便按长官的意图上报请功。
打了胜仗,薛岳在岳麓山开庆功大会,并要各师长军长报告作战经过。第三军李玉堂、第四军欧震,当然都打了硬仗,报告得有声有色,但追击战部队,除暂五师外,其余各部均未缴获敌人的武器,更没有俘虏敌人。在全战区的庆功大会上,我讲:“敌人撤退的规律是天拂晓,步兵即向后退却。仅留骑兵断后,我们追击敌人,百姓报告说,敌人骑兵刚过去,摸马屎尚热。可人怎么追得上马?接着敌机便来轰炸,我部队疏散,躲避空袭,敌骑就去得更远了。敌机去后,我们又追上十几里路,快要追上敌人骑兵,天就黑了。远见敌人安营扎寨,骑兵退进步哨线里边去了。我们派队夜袭,敌人步兵防守严密。打两枪,他也应几枪。第二天早上,步兵跑了,又是骑兵断后,飞机轰炸,一到下午敌骑又收进步哨线里。”紧接着,我便向大会报告作战经过。我说:“根据敌人的这个规律,我师打飘风山是仅与敌后卫接触,打的汨罗江正面追击,都没有什么收获。唯有按长官指示,派出支队绕过敌后卫,作平行追击。因而,略有收获。”俘虏和缴获数目,当然是按谎报的情况瞎编的。别的部队也不知我讲的情况是真还是假。无所可否,可是第七十七师师长韩浚暗中对我说:“你报告得很好,但是要注意别人嫉妒!”
以后,蒋介石又对薛岳进行嘉奖,薛岳对我也另眼相看。九战区在岳麓书院办了1个军官训练团,他非要我兼任一期(1个月)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不可,我亦欣然同意。
军官训练团的训练对象是各个部队的团长、副团长、营长等。教育长是叶肇,我自己又兼任战术教官。暂五师的副师长彭士量也是陆大十一期毕业同学,我把他请来,作图上兵棋演习,他指导东军,我指导西军,进行对抗演习。这一套东西,校官们以前没见过,都觉得十分新鲜,自然兴趣盎然。我还经常从暂五师调些兵来作演习,并给他们讲班、排、连应该怎样进攻,还进行了一次班战斗实弹演习,把训练搞得有声有色。
第42节:参谋长会议(6)
这一下薛岳处处照顾我,陈诚也一心扶持,他们加快为暂五师补充兵员,配给装备,很快就把暂五师搞起来了。
长沙三次大捷后,七十三军归入九战区战斗序列,我师奉命开驻长沙西岸岳麓山顺塘一带整训补充。因此,我在任校官大队大队长的同时,可以兼顾暂五师的训练。我觉得当时中国军队,搞制式教练,固然是形式,由于不注重练基本功,战斗教练也流于形式。于是我本着在日本学习的经验,在训练中,狠抓了3个环节:第一是纪律养成。如射击纪律、战斗纪律、作业纪律、行军纪律等。第二是技术养成。如刺枪技术、射击技术等。第三是力的养成,如体力、行军力、战斗力、作业力等等。我尤其重视对士兵们射击技术的训练,首先教士兵们要懂得射击方法(瞄准的方法、击发的方法)。并要求训练时射击枪要无依托,战斗时枪要有依托,每个连的射击成绩我亲自检查。同时规定,凡按射击教范的要求达到特等射击的战士每月津贴一块钱,特等射手生病时,医务人员送医上门。每连有9个特等射手的,连长升少校,遇缺即补营长。有人说你哪有那么多营长。说也奇怪,一年多我师百步穿杨的特等射手,不乏其人,却没有1个连长能升少校。其余2个环节,纪律养成和力的养成,我也要求甚严。就拿培养战士的土工作业力来说,我首先教士兵筑城作业,先不注重工事如何修,而是先教如何投土捣固,并要求步兵用小圆铲每小时要除土0.5立方米,工兵用大圆铲每小时除土一立方米。进行班战斗教练时,我将德国军用书籍中的图复制下来给士兵们讲解,轻机枪组要与步枪组交互火力掩护,向前跃进。任何人不得违反这个规定,这是战斗纪律。我教军官守阵地时要懂得侧防,进攻时要懂得制压,要他们熟记“没有侧防就不成阵地,舍制压就不能进攻”这两句口号。然后,作阵地示范,侧射火力如何与障碍物配合,并教官兵们进攻时如何制压敌人的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等。为了使干部战士(当时称官兵)懂得这一套如何进行,我不断办教导队,亲自指导。这样仅几个月的训练,部队素质便大大改观。
记得我刚到暂五师时,我说我喜欢射击,1个名叫沈筌的团长听了之后,就在我面前吹嘘说:“打枪嘛,不是我自夸,那是弹无虚发,摔1个柚子到空中,我可以一枪打中。”
湘西土著之中,确有打好枪之人,实不敢藐视,我忙对他说:“沈团长,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就露一手吧!”
我遂命人拿了1个柚子来,抛上天去,叫沈团长用手枪打。看热闹的人,把我和沈团长[)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可他连打了几次,均未击中,沈狼狈不堪。接着,我又在距离五十米远的大树上画了1个人头大的圆圈,命全师军官手枪射击,整整1个下午,竟无一人击中目标。当时,暂五师战斗力之弱,可以想见。
然而,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在一次九战区举行运动会的射击比赛中,我派出的射手,夺回了运动会上射击项目的全部锦标。
世人皆知,国民党军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新官上任,带来1大群亲友旧部,把前任的大部换掉。但我出任暂五师师长时,只带1个卫士郑国辉和秘书王石夫,旅团长1个不换,连军需处长和副官处长都不换,录用干部,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采取人事公开的办法统率全军(我到师就提出“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意见公开”的口号),如全师有1个连长缺,必将全师的副连长、中尉排长、参谋、副官等凡有任连长资格者,均集中师部甄别、比试、考核,论其战功年资学历,择优而用之,师内的打手(有战功的人)、军校学生,特别心悦诚服。
长沙第三次大捷,我的家属千里迢迢,冒着生命危险从四川的酉阳、秀山、湖南的辰溪来到部队。副官处吴主任见我家属至此,无栖身之处,要特务排让出房子。我得知此事后对副官主任说:“当兵的人住的地方,怎么能让她住呢?”副官主任再三坚持,我仍执意不肯,并在老百姓那里找了一间草房让老婆安身。一回到“家”里,老婆责怪我说:“你也做得出来,房子这么漏,一下雨,我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说:“这说明我对得起我的士兵嘛!”
这件事在部队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也正是通过这一件件小事,使我在士兵中的威信特别高。
1942年冬,陈诚叫刘云瀚打电话问我:“你愿不愿意到国防研究院去学习?”此消息来得实在太突然,我又惊又喜。心想,到国防研究院,一定可学到不少东西,机会难得,即对刘云瀚说:“我愿意去,请你报告长官。”
1943年初,我便到了国防研究院。在我离开暂五师时,有一件事给全体官兵们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我临走时没有多要1个钱。这看来是一件小事,不足挂齿。但在国民党部队中却简直是让人无法相信的。官兵们见我来去一身清,无不为之感动。其实,要想在国民党的部队里真正当1个好官很容易,那就是真正不要贪财。今天解放军不贪污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那种环境之下,不要钱就真不容易啊!
第43节:在国防研究院学习(1)
以上所写我在暂编五师的经历虽全属事实,但写回忆录应力戒自我表扬,我为什么不避讳呢?一方面我要暴露国民党军队的丑恶,并说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有爱国心的军人(尤其将领),如果能够洁身自好,讲求学术,忘我地整顿训练部队,素质再差的军队也可整顿成为劲旅。如果再加上“出阵之日即忘其身”的精神,就以当日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在持久战斗中的相持阶段,是可以多消灭敌人而促使反攻阶段早日到来的。反攻阶段又是可以多依靠自己力量,取得胜利的。另一方面是作台湾国民党骂我是“共谍”的回答。说实在的,我是爱国主义者,我在进国防研究院之前,是舍生忘死为国——也就是为国民党卖命的。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今天台湾当局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恐怕也不会那么心死,无所作为吧?另外,我亲身经历2种军队,认识到今日解放军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有共产党的严密组织,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军队,全体指战员都不是为任何个人出力,所以领导干部不用讲求统驭术,费那么多苦心驱使别人为自己卖力,即可有团结坚固,勇敢牺牲的军队。我对比今昔,觉得今日我军干部,可以而且应该抽出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在政治工作方面倾全力坚强党的组织,发扬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精神;在军事方面,潜心研究现代军事学术,倾全力训练部队,把生产、福利等事务交给国家去办理,则这支军队必定可以摧毁任何入侵之敌,完善地保卫祖国。
在国防研究院学习
蒋介石为了在中国培养出希特勒所鼓吹的所谓“全能将校”(即陆、海、空三军都能指挥的人),如龙美尔、凯萨林、伦斯德特式的人物,调集了少数人在重庆浮图关山上办了1个国防研究院。国防研究院连主任副主任一共有41人,主任王东原,副主任杜建石,其余39人中,有的叫研究委员,有的叫研究员。研究委员就带有教师的意思,我是研究委员。另外,如沙学浚(学国防地理)、吴光杰,以及1个姓石的(学教育的)也都是研究委员。此外,没有专门的教师,因为希特勒搞的那套东西还是1个新花样,国内很少有人懂得。
国防研究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平时战时的国防体制;研究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指挥技术;研究国家的经济、教育、军事、工业等如何有利于国家实行总动员,即军队、机关、学校、工厂、农业、商业、交通等平时怎么准备,要设什么机构,才便于转为战时体制,战时体制又如何构成,才便于打仗;研究全国的最高统帅如何才能统管全国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实行一元化领导;研究孙中山的学说,尤以研究他的建国方略为主,如修多少铁路、南方大港、东方大港等如何设计等;此外,还研究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之翻版。此书并非出自蒋介石之手笔,而是陶希圣代笔,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书的内容,多在于责备共产党,说什么,这么多年,国治不好,主要是共产党捣乱等等。因遭全国人民反对,此书未大量公开发行,国防研究院对于上述诸类问题的研究,也只不过是闭门造车而已。如研究陆、海、空的指挥技术时,就是由我做的1个想定。实际上,我既不懂空军,也不懂海军,在航空学校学的一点空中侦察知识也十分肤浅。
国防研究院有时也请一些名流以及国民党主管各部门的人来作报告,以供研究之参考。如请行政院的孔祥熙报告财政问题;兵工署的署长俞大维报告兵工生产的问题;军政部的何应钦派人来报告军政问题;陈立夫报告教育;经济委员会的钱昌照报告经济管理问题等。
1943年间,日寇在宜昌附近和上下五龙一带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向国民党部队发动一次新的进攻。当时蒋介石判断不清日寇的企图,这一下慌了手脚,要到第六战区亲临前线指挥。陈诚此时在云南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听到这个消息,向蒋讨好说:“你去还不如我去,明知是丢地方,谁个也守不住,你是全国统帅,丢了地方怎么行,还是让我去吧。”蒋乃令陈诚到六战区前线指挥。
陈诚从云南来到重庆,派人邀陆大十期和十一期在研究院的研究委员,魏汝霖、潘华国、石祖黄及我去研究。陈诚对我们说,他要到前线指挥,并将敌我双方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问我们对此作何判断。他们几人均一致认为敌人要进攻常德产粮区,并建议将防御重点保持在常德。我不同意此种看法,故一直未发表意见,陈诚见我默默无语,便问道:“你的意见如何?”
第44节:在国防研究院学习(2)
我说:“我判断日寇将在上下五龙、宜昌南岸之间,实行钳形攻势,目的是要吃掉长江南岸的防守部队。最近希特勒的钳形攻势闹得很凶,日本人肯定要跟着学。因此,宜将二线兵团七十九军王甲本等部控制在石门一带。假如敌人进攻常德,二线兵团,可打他的侧背,敌人搞钳形攻势也可打他的侧背,这就两全其美了。”陈诚原来写给蒋介石的敌情判断,也是说敌将进攻常德粮仓,听我的判断后,觉得也有道理,就按我的意见修改了他的敌情判断,并照我的建议布置了二线兵团。敌人以后的行动,恰如我的判断,故使国民党部队未遭受大的损失。陈诚大悦。以后,郭忏告诉我说:“长官到处吹嘘你不错。”
在办国防研究院的同时,蒋介石都还在重庆浮图关半山腰办了1个“中央训练团”。蒋介石自任“中训团”团长,副团长张治中,教育长王东源,中国的文武百官,包括大学校长,出国考察人员、留学生等均为受训对象。国防研究院距中训团仅半里之遥,故国防研究院的人员每逢周一,都要下山到中训团参加总理纪念周活动。纪念周活动由蒋介石亲自主持。首先唱中华民国《国歌》,歌毕,读总理遗嘱,并静默三分钟,然后就由蒋介石讲话。中训团一期为1个月时间,一年大约办八至九期。因此,一年之中,我们听蒋介石讲话竟达三十多次。
在这以前,我对蒋介石不多接近,认为他打过那么多仗,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总还有两手,但听了他讲话之后,却大失所望。他期期几乎都是老调重弹,什么“科学的学庸”、“大学的道理”、“三民主义连环性”等。很少听到他讲政治、当前形势和军事学术问题,有时讲也非常简单,不是拾人牙慧,就是闹笑话。如他讲“立正的道理”,说立正要气沉丹田,一直贯到脚跟。我与吕文贞、韩炼成三人平时很要好,当听到蒋介石讲“立正道理”时,我就用腿碰他们的屁股问:“你的气沉不沉到脚跟?”大家听后,一阵好笑。
教育部长朱家骅组织向蒋介石献鼎,锣鼓喧天,抬了9个赤铜鼎到中训团大礼堂,我们排队久候,只不见蒋介石出来,一会儿听见主席台侧休息室传出咆哮的声音。接着见朱家骅面色铁青,狼狈而出,又一会何应钦出来,代表蒋委员长接受了1个鼎。最后蒋介石出台,余怒未息地说:“原来我同意献鼎,只以为是小小1个,不意弄这么大9个,太没有意义了!……”闹闹热热的献鼎典礼,弄得不欢而散。原来朱家骅献鼎就是本“禹铸九鼎”、“定鼎中原”的意思,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蒋欣然接受,殊陈立夫破坏朱的献媚,说:“这是帝王思想,外边批评不好。”所以蒋介石临时翻脸不认账。朱家骅“拍马屁”,碰了一鼻子灰,被大家传为笑柄。
国防研究院的人员,都要轮流到中训团受训。我受训那一期,蒋命我担任副大队长,因有大队长主持,我实际上只挂名,不负任何责任。期末,蒋介石按往常惯例要请客吃饭。那一次赴宴的有:大队长、副大队长、大学校的校长、博士、出国人员等共三十多人。蒋介石规定宴会上的菜是:四菜一汤。菜的质量也不好,记得有一份炒鸡蛋,一份炒青菜,汤倒是1个好汤,汽水蒸鸡。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想提倡节俭而已,他请客吃四菜一汤,而平时进餐却远不止这些,我以后曾在他家里吃过饭,菜就十分丰富,饭后还吃水果。
最妙的莫过于他对人讲话的态度了。席间,当他与大学校长、出国教授说话时,满脸堆笑,要他们在国外多宣传宣传,说他们出去为国争光。而当他与我们当兵的讲话时,脸面一下就变严肃了,他板着面孔问我们:“你们对这次训练有什么意见”?谁又愿意在这种场合发表意见,自讨没趣呢?也都顺口答道:“这次受训,收获很大。”蒋介石只是“嗯、嗯”两声,并无心思与我们交谈。
以后,听说蒋介石要找国防研究院的人员个别谈话,我们得知此消息,都很紧张,不知他要问些什么。后来见蒋介石谈话时,他都问:“你对国家,对抗战有什么意见”?我们才知道这只不过是1个过场,大家都把事先准备将要说的话背了一套,背完了事,蒋介石与我个别谈话这还是第一次。
最初,我以为到国防研究院定能研究一些新的国防问题和军事学术,结果对现代化国防知识,增进很少。倒是我读孙中山著作,获益不浅。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使我思绪万千。蒋介石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然而,何时何处实行过孙中山的主义?哪里按建国方略搞过一点建设?我目睹了蒋介石搞宁汉分裂,“四一二”政变,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前线的士兵,为了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安危,出生入死,不怕牺牲的精神,实在是可歌可泣,而一看重庆糜烂的社会现象却摧人肺腑。4大家族及发国难财的商人,为非作歹,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而百姓们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由于物价飞涨,人们又不得不重新回到那以物易物的时代。四川人进茶馆吃茶,都已经不再使用钞票,而用棉纱作为支付手段了。由于经多人之手,棉纱都由白变黑了。市场上则是以米作为等价物,进行物物交换。唯独我们当兵的人,却还1个不多地按月领着自己那份薪金。暂五师每月给我汇的钱还不能维持我与老婆的最低生活,好在我还有1个三弟在重庆银行工作,他可利用空闲时间做一点转手买卖,经济稍比我富裕,故每逢星期天,三弟必请我下山吃饭,以补充营养。像我这样1个连年抗战、位到师长在当时说来,地位并不算低,只是因为不贪污就没有饭吃,这究竟是1个什么世道啊!这哪有半点孙文主义的味道呢?这讲的是什么民权?什么民生呀?自抗战以来,只见解放区越扩越大,国民党统治区越缩越小,共产党的军队越战越强,而国民党的军队却一蹶不振,对比国共两党的一切主张和行动,使我开始认识到,要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要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并建立1个民主的富强康乐的国家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我在黄埔军校及大革命时期,也曾受过一些社会主义教育,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就更觉得共产党好了。因此,一心想找共产党联系。
第45节:到英国考察
韩炼成、吕文贞和我志趣相同,彼此间无话不谈。我们见国民党腐败无能,经常私下批评丑诋国民党无民主、贪污、误国,想组织1个小团体,搞一点进步的事情。吕文贞理论1大篇,而处世谨慎,我说吕是秀才,意思是笑他秀才造反。他反唇相讥,说我是大秀才。我们研究员中有个叫张叙曾的人,是吕文贞的连襟,常对我说:“国家不成样子了,要起来斗争。”我见他说话思想进步,又是吕文贞的亲戚,准备发展他,韩炼成得知此事后,对我说:“汝瑰,要这个呀(以手在颈上一砍,做杀头状),谨慎为好!”这么一说,小组织就没有敢干起来。果然,韩救了我,解放后,我才得知张叙曾是1个军统特务,在北京被镇压,韩炼成原来是1个共产党员,可当时我却不识庐山真面目,我屡次表示要找共产党联系,他都不“亮相”,工作做得真够谨慎。
1944年初,蒋介石要在国防研究院挑选一批以前从未出过国的人到国外考察,本来我是现职师长不能去,恰好吕文贞被选为待从室参谋,不能去英国,于是我就得机会去英考察。
到英国考察
1944年3月,我以副武官名义到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我和范诵尧、田席珍一行三人乘飞机从昆明出发,来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停留期间,当地一些华侨商人向我们购买外汇,但不付现款,而是将我们的美金交他拿去购买商品。然后,运到中国去销售,再将赚得的钱寄到我们家中,这样做,双方均有利可图。按正常比价,一千美金只能换回已大大贬值的国民党的钞票三四千元,而这样一转手,一千美金却可得万把元,寄回家中一般可供家属半年生活。出于生活所迫,我也只得做起违心事来了。此事成交后,我们又乘飞机经卡拉奇、巴勒斯坦,到达开罗。此时正遇诺曼底登陆前夕,英伦三岛、封锁出入,去英的飞机不能起飞,又只得在开罗停留了二十多天,诺曼底登陆后,才到达英国的伦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一直处在希特勒的轰炸之下。我参观过希特勒闪击伦敦的遗迹,此时德国人经常施放V1无人驾驶飞机,对伦敦进行袭击,但英国人并不恐慌,他们用歼击机打,或放出气球阻拦,V1到达伦敦上空的减少一半。以后希特勒改用V2火箭在德国对伦敦进行远距离轰炸,英国人便无法阻挡,但人民也仍然照常生活,照常交易,只将动物园内的猛兽弄走了,以防其出笼伤人。伦敦从来不放警报,也很少有专门的防空洞,唯有在地下铁道车站处设了很多上下铺铺位,供小孩、老人睡眠。
我在英国期间,听说英国首相丘吉尔亲临受轰炸地区视察灾情。老百姓问他:“首相,我们的房子被敌人炸烂了,没有房子住,你干什么去了,你职责呢?”
丘吉尔笑着解释说:“报上登了,打仗是全国人民的事情,不应该让任何一家受损失,打完仗,国家负责给你们修,现在不能修,一修起又打烂,不划算。”
我想到中国抗战谁的房子被日寇炸烂了谁倒霉,两者相比,国民党中国大大不如英国。
英国的国防设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仿效的,但有一点可取,即战时内阁组织了1个“优先权委员会”(Priority Committee),对物力、人力资源一律通过这个委员会实行统筹分配,凡急需项目,优先安排,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能恰合时机地用在刀口子上。
英国海、空军现代化程度很高,不失为海空劲旅。但陆军的战斗力很弱、士兵“娇”气到了极点。一次,我们参观英训练中心的演习,1个士兵通过1个掩蔽部,他见那里凉快,就坐下来不走了。英军官发现,即上前令他前进,但他就是坐着不动,而英国军官却毫无办法。
1944年6月,中国派出的驻英军事代表团到达英国。为了少派代表团人员,以节省开支,遂将我们前来英国考察的三名挂名武官投入军事代表团,这样一来,我们便可随代表团到战区参观了。
历次参观中,使我最难忘的是参观诺曼底登陆的急造海港码头的模型。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一面建立滩头阵地,一面修建急造海港。这座海港,具有12公里长的防波堤和三架能同时停泊13艘万吨巨轮的栈桥,13天时间,便建设成功,这真是惊人的奇迹。
我在伦敦时,英国还不许可盟军军官去现地参观,于是做了一座模型,邀请盟国军官参观。我一看,惊得目瞪口呆,心想就是这座模型,也不是13天就能造成。经讲解,才知这座防波堤,是用长70米、宽15米、高20米、重7000吨的浮游水泥箱像挂火车箱一样连接起来,抛锚固定的。这浮游防波堤挡住了风浪,于是就可利用预制构件,架设栈桥。所有一切预制构件的结合,都是机械作业,所以才能这样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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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在军政部工作
我是工兵出身,深知就是制式材料架桥,架设前材料整顿也很费时间,像诺曼底急造海港这样大规模的器材制造和准备,花费的时间一定不少。讲解员才告诉我:1943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决定诺曼底登陆计划后,就开始准备。英国所有港口、船坞及四千多个企业都动员起来,投入秘密准备工作。因此,诺曼底海港、码头,说起来是13天架设成功的,实际是几十万人经过约一年的时间建成的。
参观后有人告诉我:这样的设备是两套,英、美各一套,英国的一套,因风浪险恶,架设未成功,幸美国的一套架成,不然盟军后续部队、车辆、械弹、器材跟不上,登陆也可能失败。
在此盟军节节胜利期间,也传闻了一些国内战争失利的消息:首先是日寇进攻常德,蒋介石事先毫无预见,临时只知令余成万师坚守常德城,余苦撑20日,终力不能支,全师被歼,余突围逃脱,后来,蒋介石将余交军法审判,余成万被判刑坐牢。
其次是日寇打通粤汉路,进攻衡阳,蒋介石令方先觉军守城,日军围攻逾月,方先觉投降。(原来暂五师的柏松林参谋,1944年在方先觉部任情报科长,我回国后,柏告诉我,投降是方先觉叫副官处长出去联络的,投降时部队撤下来还有一万多人,机枪迫击炮等尚多,方先觉一见就哭起来了。对柏说:“早晓得还有这么多枪和人,我就不投降了。”)投降都还在教堂举行了投降仪式,方先觉双手捧“军人魂”短剑递给受降日寇。这对蒋介石标榜“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魂”是1个辛辣的讽刺。更使人气愤的是:以后,方先觉被日寇收买,放回四川,带来诱降条件,蒋介石为了掩盖他与日寇勾搭,却宣称方先觉是逃出来的,并叫他任反共的青年军师长。再一次是敌人打到贵州的独山,盟国友军问起这些消息,我们感觉很不光彩。
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国失败,已成定局。英国人不喜欢丘吉尔独裁,准备一旦战争胜利后,就要赶他下台。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为了争取选票,拟定1个保险计划:凡英国工人,每星期交1个先令的保险费,对其生老病死,国家一律实行保险。英工党自称社会主义,我当时分别不出真伪,总觉得,这种社会主义到底还是为大众着想,比国民党进步得多。
英工党认为,希特勒定倒无疑。战后,将形成美、苏2大巨头主宰世界,英国要再想回复到1936
年以前的状况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为了维持其大国地位,就暗中与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商谈,说工党选举获胜,愿将香港交还中国。作为交换条件,望战后中国不附美,也不靠苏,而与英国联合,于战后在美苏之间形成第三势力。桂知陈诚此时已担任军政部长,想凭借我与陈的关系,办事方便一点,乃要我同他一道回国向蒋介石请示,我闻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十分高兴,毅然放弃到战区旅行的计划,1945年2月,随桂永清返回祖国。
桂永清以前曾在德国留过学,后又在德国当武官,与瑞士国际间谍机关早有联系。他对我说:“国际间谍机关坏得很,不管哪一国,有钱就能买到情报。美、英、德、法都在那里买,谁的钱越多,谁的情报就越可靠,越有价值。”回国路上,我发现他与途经的中国驻各国使馆均有联系。到加尔各答,与总领事谈话多涉及军统内部,回国后,不住旅馆,而直接到戴笠(住重庆上清寺)公馆下榻,这时我才知道,桂是军统特务。以后,桂永清将英工党意见告诉了蒋介石(我未参加),蒋考虑几天后答复他要一心一意依靠美国,拒绝了英工党的建议,我满以为此次之行定能收复失地,结果却是南柯一梦。
在军政部工作
在国民党军事高级指挥人员中,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外,便是军政部部长权力最大。军政部下设有:军务司(管部队编制、装备)、交通司(管通信、交通)、马政司(管军马)、军法司(管军法案件)、兵工署(管兵工生产)、军需署(管军费出纳、被服装备、粮秣补给)、军医署(管军队卫生)、兵役署(管征兵)。
以前,军政部部长由总参谋长何应钦兼任,蒋介石嫌何应钦过于持重,想换新人,去进行一番改革,陈诚及一些人乘机攻击何应钦老大,不振作,军政部暮气沉沉,蒋介石选中了陈诚,陈诚便以敢做敢为的姿态登上了军政部部长的宝座。
1945年2月,我回国后,陈诚要我担任军政部军务署的副署长(军务司扩大为署,署长方天)。我3月就任以后,就一直在国民党的高级司令部工作。
陈诚当上军政部部长以后,有人说军政部变成了土木系。“土”即“十一”,“木”即“十八”,意为军政部被陆大十一期和十八军的旧人所垄断。我不是“土”而有“木”(十八军的干部),并与陆大十一期的同学很合得来。方天为了冲淡“土木系”“土”的色彩,就荐举我当军务署副署长。陈诚那里当然也很顺利通过了。
第47节:参加受降(1)
军务署管军队的编制、装备,就操纵了全国各军师大小、强弱的命脉,因为当时有甲、乙、丙3种不同的编制,以后又有美械的军。如果1个军定为美械军,就编制大、器械精、经费多、装具足;反之,定为丙种编制的,当然就差劲了。所以当时各军师竞相与军务署讲朋友、拉关系、求好处。
这时欧洲大势已定,美国目光转向东方。虽然美在太平洋上“跃岛进攻”节节胜利,但是深恐日本陆军以阿图岛的“玉碎”精神,在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顽抗到底,则美军将付出较大的牺牲,故一面催促苏联出兵东北,一面出枪出钱,由中国出人,在中国实行“冰人”计划。按此计划、先越“驼峰”(喜马拉雅山)空运20个师的美械到中国,装备20个师的阿尔发部队,然后由这些阿尔发部队为骨干,在广东打通1个海口,由美国海运供给大量装备,装备成更多的美械师,以驱逐中国大陆的日寇,由于空运和战略目标的关系,阿尔发部队多在云南、广西、湖南,以后并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任总司令,指挥这些军队。阿尔发部队虽然主要是由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按战略关系位置决定,但具体业务由军务署承办,装备的先后,运送的缓急,可以上下其手,所以也居很重要地位。
后因飞机运输量小,便决定打通滇缅路,史蒂威率孙立人、廖耀湘两师从印度,经密支那打过来,国民党远征军则从腾冲、经龙陵打过去,两军在八莫会师。然后,从滇缅路以十轮大卡车,日夜不停运送美械,史蒂威主张以部分美械分配给十八集团军,因而与蒋介石意见矛盾。以后魏德迈接替史蒂威职务,与蒋1个鼻孔出气,尽量抑制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国共两党裂痕日深。这时,军令部特别设立了1个第十三科,直属部次长,专门主管共产党的情报和对付共产党的军事计划等工作。肖毅肃和张继寅,相继任过第十三科科长。共产党驻渝办事处当然就有所闻,想进1步了解究竟,以防患未然。这时,我非常反对内战,同情共产党,但我只了解国民党军队编制、素质等情况,供给的情报,不能满足共产党研究如何防止内战的需要。
由于蒋介石一心依赖美国,等待胜利。所以,军令部每周要举行一次大战研究会,注视世界大战动向。
1945年夏,希特勒被消灭,日寇已成釜底游鱼,反共就甚嚣尘上,更加积极起来了,大战研究会也因此变更重点,经常研究如何反共。我为了获得情报,以协调军政、军令两部业务为理由,请求同陈诚的侍从参谋汪奉曾一同参加旁听。有一次研究会研究如何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壮大的问题,认为:苏军进入东北,可扶植共产党军队壮大,因此须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关内共军如得日军装备亦可壮大,因此须防止日寇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手中。为了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军令部主张装备傅作义1个军以胡宗南2个军,便于日寇投降时抢先进入天津、北平、张家口一线,阻止八路军以新四军东进。这是以后傅作义袭击张家口,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企图进入北平惹起邯郸战役的张本。根据这个方案,蒋介石令军令、军政两部会同积极准备,以后,全面内战的战略,许多都是这一罪恶阴谋的发展和演进。
参加受降
8月15日傍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重庆顿时鼎沸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精神堡垒(现解放碑),爆竹震耳欲聋,“胜利了!胜利了!”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到了精神堡垒,见几个美国兵来到此地,亦被人们抱起,来回往天上抛,场面之热闹,不可言状。
日寇无条件投降来得如此突然,实出国民党意外,此时,蒋军主力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4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卢汉,二方面军张发奎,三方面军汤恩伯,四方面军王耀武),在广西和湘西,六战区在鄂西,一、五战区在豫西、陕西,二战区在山西西北部,八战区在西北和绥远西部,第三战区在江西、浙江西部,第七战区在广东北部,第九战区在湘赣两省边区,而广大的东北、华北、华中地区除日军控制交通线外,多在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蒋介石得日军投降消息,令日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人到芷江接洽投降。为了达到垄断受降的目的,他一面下令,“全国投降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布置”,一方面打电报给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旨意,令冈村宁次不得向指定受降部队之外任何“非法武装组织”缴械。又令伪军维持地方治安,并指定七战区在广州、三战区在杭州,九战区在长沙,六战区在武汉,一战区在郑州洛阳,二战区在太原、卢汉在河内(北纬十八度以北归中国受降)。汤恩伯在南京,薛岳在徐州。王耀武在济南,李宗仁、孙连仲在北平,傅作义在包头受降,收缴日军武器装备。以后并由熊式辉、杜聿明往东北从苏军中接收主权。蒋介石又与美帝勾结,由美空运、海运这些部队前往,并改六战区司令孙连仲为十一战区司令,由郑州经平汉路北段去北平。一时,蒋军海、陆、空并举,奔赴全国收缴日械。
第48节:参加受降(2)
何应钦亲临芷江(王耀武四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受降,我代表军政部随同前往。一时间,王耀武的司令部宾客盈门,受降人员纷至沓来,王为人精明,擅长交际,待人非常恭敬,彬彬有礼。每日清晨,王必来各处招呼,见人就说“早晨好”,衣、食、住、行等均照顾得十分周到。
交际应酬和拉关系是王耀武的拿手戏。记得都还在上海作战时,他的三十一师归五十四军指挥,我同军长霍揆彰到他司令部去,王盛情接待,并招待我们吃梨。他很快就削了1个梨子给军长。然后,他从我手中将我正在削的梨子夺过去,一边说:“你打仗做点计划很行,削梨子不行,我来。”王态度不卑不亢,做得恰到好处。
我在军政部军务署工作时,一次,王耀武来署拜访,他在各司各科到处讨好。然而,却无谄上欺下之感。他故意把别人的钢笔借去写一写,然后说:“您这支钢笔不行,我把我这支‘派克’笔给您,用过了的不要见怪!”其实,他的笔是刚从商店里买来灌上墨水。装满满一口袋,送别人一支,又另外佩带上一支。见第二个司长、科长处,又如前表演一番。请客送礼这本是国民党的一贯作风,并非王独创,只不过他比别人做得要漂亮而已。
8月18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金井参谋长到芷江投降。下午三时,金井的飞机在机场降落,部队用汽车将其押送到王耀武司令部,举行授降仪式。因金井要在投降书上签字,所以何应钦特别用一支“鼠须笔”要金井在投降书上签字,准备签字后将笔珍藏起来,做1个历史的纪念物。谁知,签字后,“鼠须笔”却不翼而飞。
受降仪式结束后,金井乘专机返回南京。何应钦令其副参谋长冷欣同机飞往南京,作南京受降之准备。冷去后,瞻仰中山陵,并于当日报刊上登载一则消息,称:陆军总司令副参谋长冷欣某日到南京谒陵。蒋介石在报上见此消息后,大发雷霆,将报纸撕得粉碎,并接连骂道:“混账,这家伙简直是飞扬跋扈,妄自尊大。”即刻打电话将其撤回。
冷欣撤回后,何应钦要我赴南京接替冷的工作。我猜何的用意无非想一箭双雕,他是想派我去南京,借以拉拢,挖陈诚的墙脚(因他常把我作为“西南子弟”相看待,以后又要我去美国作他的军事代表团团员)。万一我出了洋相,他就借此搞陈诚。何的参谋长肖毅肃知何派我去南京的消息后,私下对我说:“老弟,你不要去,此事难搞。你知道他这个人(指蒋介石)很难捉摸,连冷欣都出了问题,你还去得吗?”
这时候,肖毅肃为什么要阻挡我前去呢?说来话长,肖原来是我堂兄郭汝栋的旅长,并甚得重用。1931年,张发奎的部队由广西打到岳州,当时,郭的部队驻黄州、仙桃镇一带,肖要带兵响应张,郭不同意,肖对人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郭得知后即向部队团长写亲笔信说不得我的亲笔信,不得听其指挥,轻举妄动。此时,肖又染上吸鸦片的恶习,郭越发不满,便给肖几万元钱后礼送出部队。肖离开部队后到上海,去赌轮盘赌,把钱输光,时遇我从日本返国,见其消沉,立即解囊相助,回湖北后,在堂兄面前与肖说情,郭才同意以顾问名义每月给他二百元生活费。后来,我在陆大时,陆大要招收特别班,我认为肖有能力,写信给堂兄,主张保送。郭回信说:“肖烂烟、烂赌,此人已成过渡人物,无培养价值了。”我回信说:“如将肖送入陆大学习,可使其重新做人,还是有前途的。”郭遂保送肖。
肖毅肃考陆大特别班时,我也为他各方疏通。因此,我猜肖出于友好,故有此说。但我曾受肖指挥。在郭汝栋部队时,他任先遣司令。我是他指挥下的营长,后来,他任何应钦的高级参谋,我则任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地位就差不多了。因此不免嫉妒,但终因有肖的劝阻,我放弃了去南京的打算。
9月3日,何应钦令军政部的兵工署副署长杨继增、后勤部的项雄霄和我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一行十余人,乘专机先往南京。飞机在光华门外降落。进城时,守城门的日本兵不断地向我们举手行礼,百姓们见我们入城,也纷纷上前围观,1个个脸上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南京城内,市场繁荣,产品应有尽有。我们这些接收大员一进南京城,如猛虎下山,奔赴各个商店,为老婆、孩子抢购丝、绸等贵重商品。当时,南京市面上流行的是汪精卫发行的伪币,接收大员们便自行规定了法币与伪币为一比二百的比率。这样一来,价值二百元的东西,接收大员们一元法币便可买到,这可把生意人整苦了。然而他们却敢怒而不敢言。寥寥数十人,就把个南京城搞得乌烟瘴气了。
第49节:在停战谈判中(1)
何应钦到南京后,受降签字仪式在原黄埔军校大礼堂举行。何应钦、顾祝同、徐焕异(空军司令)在主席台就座。冈村宁次、金井等人在台下面对主席台横坐一排。冈村宁次身高体瘦,光着头。此时,他平日那日军的“傲”气与战败者所具有的“丧”气交织在一起。尽管他故作镇静,极力想保持他那平时的尊严,然而从他脸上流露出的却是颓丧的神态。
何应钦将投降书递给他的参谋长肖毅肃。肖接过投降书后,走下主席台,来到冈村宁次面前,一只手将投降书递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立即站起来,双手接过投降书,在上面签字后又双手呈还。肖复归主席台,将投降书交给何应钦。然后,由何在上面签字。仪式并无特殊之处,并没有要日本人交出他的军刀。
签字结束后,战犯冈村宁次被依法“关押”,但他却享受着特别优厚的待遇,住在一幢西式小洋房内,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
受降后,陆军总司令部搬往南京,驻原黄埔军校。美国用飞机先将新六军运往南京。新六军在印度成立时,士兵均经过特别挑选,个头相差不多。士兵们身着清一色美制毛哔叽军服,武器装备精良,入城时,显得很有气派。
新六军接防后,日军全部退入营房,不准出街,只给他们留有几支守卫的枪。但城外日军枪械未曾收缴,名为让其自卫,实际上是要他们不把枪交给共产党。
南京城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所有的接收人员们就大搞起“五子”登科来了,凡“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他们什么都要,什么都抢,什么都争。已接管的日本人的东西不用说,就是跑了的日本侨民留下的家具、财物也都成了他们争夺的对象。抢劫的东西,一律归己。
1个一比二百的比率,1个五子登科,把饱受日军残杀的南京人民整得叫苦连天。他们异口同声地骂道:“天上飞来的,地上钻出来的(指国民党特务)都坏极了,”“盼了这么久,盼来的却是一伙劫收大员。”
劫收大员们在南京搞的这一套,凡是奔赴杭州、上海、徐州、济南等地受降的,亦是如此。
后来何应钦对我谈话和陈立夫的《成败之鉴》都曾指出蒋介石的失败在于不收编伪军,以致使其投奔中共,壮大共军力量。我的看法:蒋军失败的根本在于国民党策略上的混乱、错误;政治上腐败,如特务、五子登科;经济上的通货膨胀,而上层官员又趁机大发国难之财。战争已经打了十几年了,经济上已十分萧条,人民都已对蒋家王朝彻底失望,人心向背,这才是国民党蒋家王朝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时,卢汉在河内收缴日械完毕。蒋介石为架空龙云,就调他的部队去东北,怕卢汉不听调回云南,又调五十三军周福成部到河内接防。法国也将兵舰开来受降,五十三军的炮兵向法兵舰开炮,将其兵舰打伤一艘,其余各舰都纷纷挂起白旗逃跑了。
蒋介石自以为垄断受降,便可达到独吞胜利果实之目的,殊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处出击,备多力分,处处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因素。
七、在停战谈判中
(1945—1946年)
参加三人会议谈判
抗战胜利的喜悦,为时并不太长,蒋介石集团垄断受降,国共摩擦日增,内战魔影把满天喜悦驱散得干干净净。
举行受降仪式后,我因在南京无事可做,便于9月20日左右回到了重庆。
回重庆后,得知蒋委员长曾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商国事。张治中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专程去延安迎接,并于8月28日与毛主席同机飞抵重庆。现国共双方首脑正在进行和平谈判。我同许多人一样原来都担心八年抗战刚胜利,内战又起,国家和人民又将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现在好了,毛主席来到重庆谈判,满天乌云,似又出现一线霞光。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表明国共双方在这次谈判中取得了重大成果,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对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复杂棘手的问题也取得了初步协议。这是国内和平团结的开端,是全国人民要和平、反内战愿望的体现。但是,《双十协定》虽然签署,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一日未停。中共指责国民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却密颁《剿匪手本》,而国民党政府则借口解放军不“驻防待命”,妨碍“军令政令的统一”。唇枪舌剑,更增加了内战危机的严重性。
迅速停止内战,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甚至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1945年12月29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会谈公报,对中国问题一致表示要停止内战,建立1个团结及民主的中国。美国也决定亲自出马“调停”,并派三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华,着手与国共双方商讨停止军事冲突问题。1946年1月7日由国、共、美三方参加的三人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就有关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进行商谈。马歇尔任主席,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任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将军任中国共产党代表。10日达成了《停战协定》。国共两方都对所属部队下达了停战命令。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当日各报均登载了。主要内容是停止一切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停止军事冲突的各项协定。与此同时,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又已开幕,中国似尚可得休养建设的机会。我对此兴奋极了,内心以为:停战谈判虽由马歇尔促成,不免耻辱,但是总比兵连祸结,直打到亡国为止的好。我这种天真的乐观,不久便被边谈边打的现实冲洗掉了。
第50节:在停战谈判中(2)
三人会议达成停战协定后,张群坚决不肯再充当代表去谈判军队整编问题。蒋介石于是指定张治中继任。张治中深恐谈判中涉及军政,军令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不取得军政、军令两部同意,便会遭受攻击。所以他又坚决要求军政、军令两部派人充当随员。没想到这份差事会落到我的肩上;也完全没想到一接触到谈判实际,我这颗急切盼望化干戈为玉帛的火热的心,被当头泼上了一瓢冷水。
1月19日晚饭后,接到军政部次长林蔚的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我立刻跑到军政部林的寝室。他的寝室也就是他的办公室。他处事谨慎、负责,深得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在国民党军中,一般都认为他是1个细致有为的参谋人才,包括陈诚在内,都尊称他为林蔚公。他向我说明张治中的想法和要求后,说军政部决定派你、军令部决定派廉壮秋(第一厅副厅长)充当张治中的随员,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商谈军队国家化问题。
他还对我说:“国共问题,终究不会谈拢,会谈不过是照例文章罢了,马歇尔此行不可能圆满达成任务。”
听他这样说,我不觉心都冷了半截。但是我怀着不打内战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仍然天真地认为不会那么悲观。我在当天日记上写道:“我以为国共不能互存消灭敌党之念,苟共产党在政治上可求得出路,则国家暂时可望安定”,“共产党武力国家化非一朝一夕所可办到。需采取循序渐进步骤,不能操之过急”,“中国如能得二十年和平建设时间,国家前途仍有办法。惟世界第三次大战纠纷业已形成,中国须注意不能作任何国的前哨,方可免于内部分裂耳”。
2月5日,张治中在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各部人员整军问题讨论会上,报告军事三人小组非正式讨论整军问题的情况。他说了以下五方面内容:
(一)军队数量。共产党要求保留20个师,张治中则主张国共军队数量应为十三比一,马歇尔认为照这样规定共产党决不会接受。张于是私下对周恩来说:“共产党以前要求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为一比六,当时中央未承认,现在姑且为一比六如何?”周表示同意。看来中共将来大约可编成十五至20个师。而蒋先生也表示编20个师,也可承认。
(二)马歇尔提议国军初步可编为九10个师,共军亦按协议数编成后,再混合编军,若干军为共产党2个师,国民党1个师,若干军为国民党2个师,共产党1个师。哪一方占2个师的军,则军长即由哪一方选派。
(三)驻地问题。概定东北、华北,驻共产党2个师的军,华南最多有共产党1个师。
(四)马歇尔主张整编时间为一年,一年后军队即混合编成。
(五)仿照停战执行小组办法,对改编也组成执行小组监督实施。
张治中报告完毕,林蔚接着说:“官邸会报时,委员长令由军政、军令有关各部组织一整军计划小组,负责计划整编复员及编余军官安置等事宜”,并指定军政部如军务署署长方天不在,即由郭副署长参加。
当时我对张的报告很满意,对担负这一任务更感兴趣。我认为国共双方既已同意整军,蒋介石又下令组织临时机构负责计划。如整军得以实现,内战自然可以避免。我为中国前途闪现的一线曙光而欣慰不已。
2月13上午11时,我与军令部第一厅副厅长廉壮秋同去张治中寓所,请他指示明日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应做些什么准备。哪知他竟无具体意见。一会儿,担任翻译的皮中阚进来,出示马歇尔建议的译文,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明日将根据马歇尔这个方案讨论,而我们用不着做什么准备。
2月14日,“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整军讨论在上清寺尧庐正式举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相继来临。我上前一一握手,对周恩来叫了一声老师。马歇尔只带作为翻译的华裔美国军官李上尉,周恩来只带任翻译的章文晋,随张治中的则有我和廉壮秋、皮中阚三人。三方人员在1大方桌上成门字形就座,马歇尔居中,右为周恩来,左为张治中。
马歇尔将军虽然闻名全球,但神态温雅而谈笑风生,无丝毫矜持之态。入座后,马歇尔指着手中小刀说:“这是用一块巧克力糖从一德国人手中换来的,如换女人,只须半块巧克力糖!”在座的人,闻之无不捧腹大笑。
会谈开始,张治中主张以马歇尔提出的方案为基础进行讨论,周恩来也表示同意,并决定每节讨论之前,均核正译文。
在讨论第一条统帅权时,按马歇尔原方案,认为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的权力,但遇必须撤换共产党所领导部队的司令官时,应指派政府内资深的共产党代表所提名的军官,因此,对共产党军官的任免须求共产党提名补缺一节,必须要有时间限制。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在“但”字后加上“在整编军队过程中”一语以表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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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1)
关于兵力讨论结果,双方同意国共两方军队按五与一的比例,在12个月内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其中国民党政府占90个师,中共占18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1.4万人。由3个师组成1个军。军直属部队,其人数不超过总兵力的15%。
关于补给区的职责,马歇尔原方案主张除供应补给而外,还训练区内接收的新兵,并监督区内军事学校的行政。我认为补给区处理补给实属自然,但是监督学校行政及训练新兵却与我国现行制度相去太远。周恩来也认为如此规定则我国军事制度也将改变。争论结果,大家主张以尝试的精神接受这一提议。
会谈中,周恩来春风满面,笑声不绝,与珞珈山相遇时面容严肃,截然不同。
次日,继续讨论“复员及配置”两项。
复员一条,开始进行顺利。都同意每月复员现人数1/12,12个月后的6个月内,再编为60个师,中共占10个师。但当张治中提出军队复员完毕后,缩编的军队完全混编,以完成军令的统一,军队国家化时。周恩来对此不同意,马歇尔因双方意见有若干距离,便主张保留待明日讨论。于是就再进行军队配置讨论。
配置第一节规定,政府军及共产党军编成36个军,其中15个军混编。周恩来认为12个月内即开始混编,中共有困难,须12个月以后之6个月方能混编,并说:“应以师为单位混编为军,师以下单位不动,故应称为统编。”
张治中反驳道:“统编如何能使军队国家化?必须进1步混合编成,方为妥善。”
“至于进1步军队国家化,须看将来情况发展如何而定。”周恩来回答说。双方讨论至18时,未获协议,于是休会。
会后,张治中写信请示蒋介石,要我持信飞南京请示如何解决。
16日,我赴珊瑚坝飞机场与外交部长王世杰同机飞抵南京。19时半往见蒋介石,蒋阅信后,略问数语,当即表示:如果马歇尔主张国共军队于12个月之后的6个月混编,可即同意。我求他书面指示。于是蒋上楼写信一封给我。我随即于17日飞返重庆,往见林蔚次长。林探问情况。我叙述蒋的指示后,拿出蒋信,林用小刀轻轻揭开信封口,见信笺中蒋的手书,大意是“按马歇尔意思,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林看后照旧封好,交给我转交张治中。
18日15时,我去参军处向张治中报告蒋的指示,并呈出蒋的亲笔信。交谈片刻,周恩来等到来,就继续会议。周恩来首先提出宪兵与18个护路总队问题。周说:“宪兵有二十余个团,而铁路尚有路警队,希望把宪兵提出讨论。至于路警队则于秩序恢复后,即不应存在。”
“宪兵编制小,队伍不集中,且无重武器,不能形成力量,而将来谈此问题,尚有时间,最好不要在此方案内讨论。”张治中回答说。
马歇尔听后问:“宪兵之任务如何?”
“维护军人纪律,检查车站,维护秩序,从来未参加过战争。”张治中回答说。
周恩来接着说:“我并非注意力量的对比,而是注意宪兵制度,宪兵到处干涉人民,则中国民主何以实现?”
马歇尔见状乃说:“宪兵制度与政治之间似有微妙的关系,可由政治负责人去研究。希周先生提出书面意见,作本方案的附件。”
接着讨论马歇尔方案中第七条第五节政党关系,原文为:“现役陆军人员禁止担任某一政党之职员或其任何委员会之委员。”
周恩来与张治中均主张将此条删去,马歇尔也表示同意。
见此状,我心觉不安:似乎国共两党,都仍未放弃以武力争夺政权或保持政权的企图。我个人确实愿意所有政党均退出军队。政党之间的竞争,可以诉之于选民,以免动辄发生内战而陷国家、民族于危难的深渊。
21日15时半在侍从室尧庐开军事三人小组会,对统编及配置问题,达成了协议。
讨论至此,除宪兵及路警队问题未获解决外,均有结果。
1946年2月25日16时,军事三人小组达成协议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在重庆上清寺尧庐国民政府参军长办公厅正式签字。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先到楼上会议室,在《整军方案》的英文本签字。随后到楼下大厅正式举行华文本签字。除我和廉壮秋参加外,有新闻记者数十名。当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步入大厅时,相机镁光灯齐明,他们先后发表演说。
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
我理解马歇尔使华,是服从美国太平洋战略设想的需要的。他们着眼限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企图拉拢中国,或者更明确地说,企图控制中国。蒋介石反共很坚决,当然也反苏。但是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很虚弱,能不能独自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是个疑问,势必靠美方援助不可。万一美国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苏联出兵援助中国共产党,则不特中国兵连祸结,还有过早惹起美、苏直接冲突的危险。同时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也存幻想,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农民成分大,有民族主义倾向,解放区的经济贫乏,解放军的武器欠佳。诱以某些利益,也可使其不完全依附苏联。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按多党的议会政治模式,使国共两党在中国共存,而国民党占一定优势。所以马歇尔抬出多党制的民主,促使国共政治协商、停战、统编军队。
第52节: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2)
现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停战令下达了,关于军队整编和统编达成了协议,问题就在于下停战令后,为了争夺战略要地,各地战斗并未真正停止下来。这有前功尽弃的危险,所以在停战协定和军队整编统编方案签订后,为彻底制止国共两军的摩擦,马歇尔于26日军事三人小组会上,约张治中、周恩来同赴华北视察。我和廉壮秋也随同一起出巡。
马歇尔所定日程如下:
2月28日重庆——北平。
3月1日北平——张家口(午餐)——归绥——北平(宿)。
3月2日北平——济南(午餐)——徐州(宿)。
3月3日徐州——新乡——太原(宿)。
3月4日太原——延安(宿)。
在讨论行程时,周恩来提议,3月4日可否由太原到武汉再去广州。因其时国民党政府咬定长江以南无共军,仅存残余土匪,只有“剿匪”活动,但不存在停战问题。同时马歇尔、张治中认为,东北是伪满洲国,根本没有中共军队,仅存在政府向苏联提出接收主权的问题。但周恩来认为,中共在中原尚有李先念部队,华南尚有东江纵队,冯白驹支队也一直在海南岛五指山活动,而东北方面国共两军摩擦很激烈,因此对马歇尔、张治中所谓东北、华南无共军的立场,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你们一口两口说‘班底士,班底士’(英文Bandits土匪),那我们干脆到广东,到东北去看看!”马歇尔见状,便温和地说道:“周恩来将军,那就看看飞机的情况如何,再作决定吧。”
周恩来随即向张治中说:“张治中先生,我们出巡,必须有一致的语言,如果新闻记者问我们东北停战如何?我们是否可答,东北停战正在研究中。”
张治中闻言,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如果表示同意,那就等于承认讨论东北停火,表示东北有共军存在;如果表示反对,周恩来言之成理,找不出话来反驳。他窘态毕露地说:“马歇尔将军,你看怎么说好?”
这时马歇尔正在埋头玩弄手中的小刀,听到张治中的话,不慌不忙地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说:“就说‘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商量’好了。”
2月28日8时,我陪同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登上马歇尔霸王号专机飞往北平。
到达北平后,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人员到机场热烈欢迎我们,我和唐保黄同车前往协和医院军事调处执行部。唐保黄任中国驻英大使馆陆军武官,1944年与我在伦敦相识,所以他驱车迎接我(他夫人韩素英我也于此时认识,她思想进步,由于与比较开明进步的克利浦斯爵士有文字之交,唐经常与她口角,我当时很同情她,尊重她)。我先到郑介民办公室与吕文贞等谈天,然后到一讲堂听执行部美军人员关于停止军事冲突、修复交通、遣送俘虏等报告。随即前往大礼堂,参加执行部人员欢迎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的大会。张治中、周恩来在致辞中均强调:国共两党决不争论以往是非,只真心要求解决目前实际问题。马歇尔则简短致辞说:“国共两党都必须着眼四万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望能切实执行协定和整编统编军队方案。”
3月1日,飞机飞赴张家口。张家口时为共军驻地,驻军长官为聂荣臻。下机后,即乘车入城。沿途见居民衣衫破旧,面容憔悴,八年抗日,人民饱受战争创伤,一眼即可看出。中共部队由于军需装备困难,军容不整,唯有骑巡队显得雄健强悍。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先在聂荣臻司令部听取汇报,汇报后午餐。我同席的一位四川籍的中共干部,与我谈得很投机,他特意把我介绍给聂荣臻。聂荣臻听说,就微笑地说:“好!好!好!我们是老乡嘛。”仅寒暄几句,他又陪马歇尔谈话去了。这时我才认识闻名已久的中共将领聂荣臻。在张家口时,还认识了贺龙、萧克、丁玲、萧三等。可惜都没多交谈。
午餐后,乘机飞往集宁(平地泉),这时集宁还冰天雪地,我们只在飞机上听了汇报,就转飞北平。飞北平途中,我与贺龙座位相邻。贺龙留小胡子,抽着烟斗,仪表威严,谈吐雍容。到北平上空,他见飞机场上停有十多架野马式战斗机,便问我:“这是不是伪装的假飞机?”
“看样子不像是假飞机。”我回答。
“怎么看得出来?”他问。
“因为离指挥塔不远,飞机旁有人。假飞机一般离机场主要设备远,敌机袭击不波及。”我答。
他听了微笑地点头。我们一路交谈,他都面带微笑,一派军人风度。
2日,由北平飞往济南,济南近郊麦田已呈现绿色,大地有点春意了。我们下机后,于国民党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司令部听取汇报。汇报完,少停即飞往徐州,听取报告后,知道徐州附近,争执主要有三点:
第53节:随军事三人小组出巡(3)
(一)修复陇海铁路东段,共军认为须将津浦南段沿路之碉楼撤去,方准恢复。
(二)枣庄煤矿被共军包围,此刻矿内粮、水俱缺,但共军仍不撤围。
(三)海州南方盐田,共军至今未撤围。
饭后,马歇尔约张治中、周恩来两人及北平执行总部的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伯纳德开会,商定陇海路东段立即修复,有碍交通的工事拆毁,无关者不拆(即津浦南段不拆);枣庄煤矿由中共、国民政府共管,由美方派人监督,双方驻军立即撤退。
在济南时,幸遇共军新四军军长陈毅。出巡前,陈毅的哥哥陈修和托我带家信一封给他。陈毅与陈孟熙面貌酷似,极易辨认,我不待人介绍,就跑去与他握手,我把信交给他,并问:“有没有回信?我可以为你带回。”
陈毅爽朗地一笑,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说:“你就给他们带个口信说,我很好。”
他豪爽的气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及到在徐州午饭时,他的座次排得不高,我认为不符合他的身份,立刻去向主人建议,改了过来。以后他对他启蒙老师的儿子裴治熔(我任军务署副署长时的科长)说起此事时,还说:“郭汝瑰相当精灵。”
3日,由徐州飞赴太原,中途在新乡停留,在这里我见到了中共杰出将领刘伯承。我中学生时期,就知道刘伯承是四川一时无敌的战将。未见面以前,我总以为他是瘦长而多智的样子,及到一见面,其魁伟而沉默之状,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在新乡时,知安阳尚在中共军队包围之中,但是正式冲突已经停止。
4日,离太原飞往归绥(即呼和浩特),时归绥守将是政府军将领傅作义,他业已击退共军,归绥附近已无战斗。所以只马歇尔与傅作义个别谈话,不举行小组汇报。午餐后即飞赴延安。
16时后,我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便展现在我的眼前,黄色土丘和湾湾的延河托出一座宝塔,高耸云际,山沟里鳞次栉比的房屋,冒着炊烟,田野上虽已没有积雪,但也没有一点青草,一派西北风光。停机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林祖涵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均到机场迎接。下机后,检阅仪仗队,见士兵所背子弹甚少,我担心共军战斗力并不强大,而手持刀矛的民众颤栗在寒风里,面有菜色,令人一见便想到西北苦寒。八年抗战,八路军英勇杀敌,物质基础很差,所恃者唯革命精神而已。
随后,同乘卡车数辆驶涉延河,到十八集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茶点招待,糕饼之外,还有牛奶。马歇尔惊喜地说:“哪儿来这么多牛奶?”
“我养了一群奶牛。”朱德微笑地回答。
19时到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毛主席设宴招待,席中有海味。毛主席说“这是由张家口送来的。”
毛主席还简短地祝酒,大意是:今后要和平、民主,建设1个独立、自由与强盛的新中国。
饭后,应邀参加歌舞晚会。演出打腰鼓、黄河大合唱等节目时,彭德怀将军陪我观看。演出中途,1个年轻漂亮有学生风度的女同志,抱一件半新旧的人字呢大衣交给彭,彭随即给我介绍说:“这是浦安修同志,我的爱人。”
我以为爱人是未婚妻,彭见我迟疑不解的神情,便爽快地说。“就是我的老婆。”其豪迈直率之态,令人难忘。
晚会后,我同廉壮秋被送到1个石砌窑洞住宿。时王明、林祖涵等都来窑洞闲聊。王明五短身材,年纪不大,谈吐流畅。林祖涵亦健谈,但很庄重。
晚宴时,毛主席、马歇尔、张治中、朱德、周恩来、江青等坐在第一席,我与白纳德等坐在第二席。江青不断离席到我们这一桌与白纳德交谈,谈得非常投机:“啊!夫人!听说您有病,为何不加紧治疗呢?”
“白纳德将军,延安不是条件很差吗?”
“夫人!那么您愿意到北平医治吗?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十分愿意效劳,一定给您找个最好的医院,来去交通工具,完全由我负责。”
“真的?那太好了!非常感谢你!白纳德将军!”
江青高兴极了,随即小声地说。“我去问问主席。”
江青遂走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娇声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正与马歇尔、张治中等交谈,对江青毫不理会,江青等候片刻,回到白纳德这边,颓丧地说:“不行!我去不成了。”
我见此情景,不觉暗地发笑。想不到毛主席夫人如此幼稚、无知。
5日,由延安起飞到达汉口,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郭忏等前来迎接。三方人员在杨森花园马歇尔临时寓所汇报,知共军李先念部被政府军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请求移防就食。但张治中反对,他说:“不移动部队,免惹起误会。这是我们已达成的协议,必须遵守。”




篇二 : 值得一读的“郭汝瑰回忆录”终

第67节:我一年三迁的闹剧(3)
1946年1月16日,军委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会议,讨论陆、海、空军的建军计划,他主张陆军要成立20个重装备师,军令部次长刘斐表示异议。他认为:工业与教育是国防的基础,而我国此刻工业没有基础,要想成立20个重装备师,条件不许可,办不到。如勉强成立,可能把国力弄得非常衰弱。我也同意刘斐的看法。我推测何应钦的这个意见可能是受美军总部的影响。
2月5日的下午,在军令部讨论整军问题,军令、军政、军训及政治部首脑都参加,我也在场。首先由张治中报告军事三人小组会议非正式讨论有关整军的情况。其后,军政部次长林蔚宣布“官邸会报,委员长已令由军政、军令有关各部,组织一整军计划小组,负责计划整编复员及编余军官之安置等事宜”,并指定军政部军务署署长方天不在时,由郭副署长参加。
9日下午3时,整军计划小组宣告成立,由林蔚主持,军委办公厅、军令部、军训部都有代表参加,办公地点设在军委办公厅。
11日林蔚要我通知整军计划小组成员及中央训练团教育长黄杰开会,研究委员长的整军手令。所谓委员长的手令,大意是:“今年须裁兵三分之一,军改为师,如有困难师可改为旅,旅辖两团,然后将这些整编过的师分布于国防要点或铁路公路线上,或边区须垦殖的处所,并分别将其改为筑路、垦殖部队等。第二步将编余的军官重新训练,以之分布于各军区,征兵入伍重组国防军。在此三年以内,不许任何部队募补,违者以私自招兵论罪。”
从林蔚根据所谓“官邸会报”成立整军计划小组和今天开会研究“委员长手令”看,可以清楚看出整军已不是空口宣传,而是蒋介石已有意整编庞大而缺乏战斗力的国民党部队了。
我是素来主张汰弱留强,以节约军费,减轻人民负担的。眼见三人会议又将展开整编统编的会谈,以为国事尚有可为,当然非常兴奋,一心想能把军队整理成能抵御外侮的国防军,让中国可以立国于二十世纪而无逊色。所以我在整军计划小组会上主张搞彻底一点,主张军改为师,师辖四团。林蔚意识到“阿尔法部队”装备素质较优,主张只缩减三分之一。
我们这些意见都是着眼于整顿充实国防军,并以国共双方军队都一体整编为原则的。我们当时并未细究官邸会报的详情,也未理解蒋介石下手令的用意。只从本身业务出发,就事论事,不照顾当前时局,当然不免无的放矢。
果然,由于时局关系,整军逐渐出现岔子。3月7日傍晚接到何应钦侍从参谋陈桂华电话,要我明天同第一处处长刘劲特去美军总部出席整军计划会议。3月8日9时,我带参谋高罗培到了美军总部,同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张秉钧、总长办公室谢高参、陈参谋,一同开会。美国方面有三人参加,由辛克尔上校主持讨论何应钦提出的整军方案。美方人员认为何氏方案保留十个骑兵旅及12个月后仍不裁委员长行营及绥靖公署,不合三人会议所订的整军方案的精神。我昨天得电话时就奇怪,中国整军会议为什么由美军总部召集,太无民族自尊心,太可笑了,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何应钦提出方案,企图通过美军总部好这块招牌骇人。首先在共方代表前可以推卸责任,把整编方案之外保留十个旅骑兵及不裁撤行营推说是美方的意见;其次是窥测蒋介石的意向,向蒋介石讨好,压陈诚而插手宰割编造军队的大权。不料美国人不知趣,坚决反对,这天会议无结果而散。陈参谋邀我去会见何应钦,报告今日会议情形。何对于军事小组(即三人会议)的整编统编基本方案表示不满,认为每次会前国民党方面都未举行会商,是最大的错误。他尤其对方案未曾提及大本营直属部队和西北驻军太多两点深表不满。对于西北驻军太多,我也不满意张文伯的自私。至于会前举行会商,我虽认为必要,但是主张只邀参加会议人员会商,而不是邀各部大官光临,因为当初谁都对蒋介石意图摸不清楚,谁也当不了蒋介石的家,张治中直接向蒋请示,当然可以节省不必要的耽搁和麻烦。尤其张治中力求和谈成功,整编及统编军队事宜得以顺利进行,比起那些反共英雄们来有见识得多,其爱国精神也高尚得多。问题在于蒋介石意图逐渐明朗,反共英雄们看出张治中所达成的协议,不符合反共方针,于是提出一大堆的意见。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保留委员长行营及绥靖公署,编十个骑兵旅何用?无非是对付共产党罢了。这不是消灭内战,不是致国家于安定,拯人民于苦难的方针,是与整军会谈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我听说过白崇禧建议在西北建立十万人马的骑兵大集团,不知何应钦此次的提议是否受白崇禧的影响)。就在当天下午,林蔚交给我一本“复员计划”,内容事实上是一个向中共解放区进攻的计划。这份计划是在2月间草拟的。3月4日蒋介石批交军政、军令、军训各部秘密研究准备。三人会议起劲的在高谈整军,而蒋介石却在准备大打内战了。
第68节:我一年三迁的闹剧(4)
从这以后国民党的所谓整军,其精神完全变了,原来三人会议整军方案是清除国共两党打内战,而国民党整军实质是一面整军,一面准备打内战。整军的目的在于淘汰老弱,核实虚冒以节省军费,表面上做给共产党和民主派看,表示国民党已在开始整军,以模糊世人视听。其时国民党军内的许多将领假借对付共产党的名义反对整军,同时也千方百计以整军名义整杂牌,整别的派系军队而不整自己。
3月10日,何应钦又召集白崇禧、朱绍良两副参谋总长,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次长刘斐、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及军务署主办人员讨论军务署所提出的整军方案。经研究,大体决定:阿尔法部队每军编为一个师另一个旅,一般部队每军编为一个师。初期六个月,全国部队均缩减三分之一,军改为师,师改为旅,每旅两团,后期六个月,各师均按编制编为四个团,多余者集体转业。这个决定是不符合三人会议的基本整军方案的精神的。基本方案要求国民党军队每月整编十二分之一。如全军分成十期整,每月整编九个军成师。这些师一次就按编制编成,以后不再变更,编余军官一次集体转业。这样当然比整掉三分之一,隔半年又要整编一次,不断扰嚷好得多。然而为什么每个军都要分两次整呢?无他,整军不忘反共而已。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好盯住共产党,到他们认为有打仗的必要时,马上便停止整编。从实质上看,所谓的第一期整编,已不是整编,而是缩编军队了。
3月28日15时,何应钦召集会议,宣读每月整编九个师的办法及蒋委员长手令,台湾部队先行整编。同时还讨论了陆军各部队复员实施办法,这一下整军便走过计划阶段而进入实施阶段了。遗憾的是各军师整编不是按整军基本方案一次编成为国防军,而是各军缩减三分之一,更不是各军同时缩减,而是每月只缩九个军,而且是先整在台湾的及江南的部队。这当然是“剿共”的幽灵作怪,使整军不能顺利进行,不特如此,随着内战的展开,停止整编以利作战的呼声就甚嚣尘上了。
国民政府陆续还都南京,我也于1946年5月1日随军政部人员由重庆到了南京。这时政府既未打开和平途径,又未定和战决心,整军工作却又正在进行,这使我迷惑不解,参谋工作无法进行。方天很敏感,怕继续整军责任重大,签呈停止整军,但未得结果。1946年6月1日,国防部成立。我任第五厅副厅长,仍承办改组国防部及整军业务。我记得一次在西大讲堂召集军师长开会讨论整军问题,军师长们都怕整到自己,硬说整军不公道,主张各军师一律裁减三分之一,以示公允。于是蒋介石决定各军师平均裁减。每师裁一个团。整编为旅,即二师的军整编为步兵两旅四团制的整编师,三师制的军整编为步兵三旅六团制的整编师,炮、工、通、辎等军师直属部队不动。以后整军都完全照此规定进行。我记得其后蒋介石规定陇海路以南各军都整编,因此一共整编成21个整编师(以后就停止了)。
围绕着整军,蒋军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蒋、白、陈都坚决反共,而整军的态度各不相同。蒋介石坚决“反共”,国共两军在全国已广泛展开战斗,蒋军将领许多人都叫嚣停止整军,但蒋介石还是要整;陈诚希图迎合蒋介石意旨取宠,也大声疾呼整军,主张对于蒋军要整,对满洲国及汪伪部队更要整编。声称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以保持国防军的纯洁性,不特称之为自新军,而且所有自新军,都只给暂编第××纵队的番号,所有整编部队编余军官,都成立军官总队加以收容,人数达数万也在所不顾,因此怨声载道矣;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我听说他主张在西北利用马鸿逵、马鸿宾的关系建立强大骑兵集团,以对付共军。蒋介石不同意,原因是蒋顾虑白崇禧利用回教(族)关系,如在西北形成强大势力,则尾大不掉,难以驾驭。但事属传闻,不是我耳闻目睹。可证以白的讲演,则又不能不说事出有因。1946年8月6日,白崇禧代表蒋介石校阅华中部队,返部后发表了演说,主张:(一)保留骑兵,以便利用其快速的机动力以追剿所谓“散匪”(对游击队的诬蔑之词)。(二)目前急需大量火炮使用,调整炮兵,不应收缴旧式火炮(如晋造山炮、大正六年式山炮等),就是调整口径(口径不同的炮火按口径大小调整)也不相宜,因为这样调整一下至少也要一个半月。(三)大量裁编自新军也不相宜,应该保留所有有战斗力的自新部队,且须提高其待遇,以免为渊驱鱼。他也注意机械化部队,但认为须注意保养工厂,且须给予足够的训练用油,末了他还表示坚决反共。这也表明,蒋、陈、白三人对整军意见虽有不同,但在反共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不过是具体内容,具体措施不同,殊途同归而已。
第69节:“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1)
“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
我了解蒋军上下,对于改组军事机构,在大前提上并无分歧,只有人事上争权夺利的斗争,对整军则分歧较大,不特嫡系与杂牌之间有矛盾,即使在嫡系内部也意见分歧。由于改组军事机构及整军的结果,总有些人分配到如意的岗位,有些人分到不大如意的岗位,有些人则不免向隅。尤其整军,要砍掉三分之一,编余军官就多了。为了收容这些编余军官,成立了大量军官总队,收容各地各个时期所有编余军官。于是北洋军阀时代的老军官,湘、云、贵、川等省军阀部队的老军官也都一齐收容了进来,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危害社会治安的“军官总队”(当时社会有五毒:“军官总”、“省市参”、“国大代”、“妇女协”、“新闻记”)。当过军长、师长的人哪甘心进军官总队呢?当然尽量找机会发泄怨气,恰好陈诚重用“土木系”,于是有将官三百多人,其中主要是黄埔学生,悲愤填膺地到中山墓哭陵,并四处散发传单,攻击陈诚网罗“四大金刚”、“十三太保”,组织“干城社”。
传单说,陈诚的四大金刚有林蔚、周至柔、罗卓英、郭忏;十三太保有方天、刘云瀚、罗泽闿、杨业孔、石祖黄、吕文贞、赵桂森……和我;赵桂森乳臭未干,郭汝瑰一年三迁,红得发紫;而陈诚组织的“干城社”,其头子是林蔚。
我记得,陈诚确想成立一个小组织,曾叫我为此先起草一个章程。当时,我给这个小组织取名为“前锋社”,这是根据孙中山先生遗教“咨尔多士,为民前锋”之意取的,其组织宗旨为“整顿组织,力求进步,发展工农运动,加强联美亲苏”,陈诚看过章程后,十分赞同,但不久说委员长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不宜过于匆忙,于是作罢。但陈诚是否以后组织有“干城社”,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后来,在我离开三厅时,林蔚偷偷地问我:“郭厅长,‘干城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见林蔚十分认真的神态,不禁哈哈大笑着反问道:“林次长,不是谣传你是‘干城社’头子吗?如何反来问我?‘干城社’对我来说,我也许是大门上的门——开门在内,关门在外。”不等我说完,林蔚也大笑不止,如此看来,“干城社”是否有,实无法猜测。
不过国防部成立后,确实有一小组织,那不是陈诚叫成立的,而是蒋介石亲笔写的“上谕”,叫成立“国防建设促进会”。指定18个人为筹备委员,这18个人是:贺衷寒、蒋经国、黄杰、桂永清、方天、唐纵、刘健群、冷欣、柳克述、陈春霖、侯腾、李士珍及我(其余五人日记上未记,现已想不起,推测应有邓文仪、刘咏尧)。1946年11月27日晚,开第一次筹备会,推定贺衷寒、蒋经国、柳克述、刘健群、唐纵、冷欣和我七人起草《国防建设促进会筹备简则及会章》,并决定由黄杰、陈春霖、桂永清、李士珍等七人在中训团兵役班选择各地的干部,以便很快返各地筹备发展组织。如果“蓝衣社”及陈诚有“十三太保”的话,则这十八个人不妨称为“十八学士”。
“十八学士”以后还开了几次会,我记得有一次还把曾扩情约了来(曾在双十二以后失宠,十八学士中无他)。说来说去,这些人不外黄埔学生、蓝衣社分子,搞来搞去,搞不出什么名堂,无疾而终。
十一、率部起义
(1949年)
设法脱身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之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分崩离析的绝境。
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残酷的。一想到万一情况败露,被严刑拷打,血肉横飞,求死不得的情景,确实有点不寒而栗。不如还是引咎辞职,早日离开受怀疑的境地为好。因此于1948年12月24日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但是顾祝同劝我打消辞意。他说:
“你不过是承办业务的人,重大决策都是上级决定的,哪能由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
他不知我真心是想趁机离开避祸,引咎只不过是饰词,所以还善意地留我。
另一方面我看见形势急转直下,迫切希望能够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奔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区。1948年10月以后我曾一再请求任廉儒把我的心愿转告党。
任廉儒一直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活动,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与我联络。他到南京常住《益世报》报馆。
第70节:“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2)
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我说:“汝瑰同志,你的愿望,党非常赞同。但经过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你与其到解放区,不如想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坚强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能想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于是我决心再冒险争取带部队到西南。
我又找顾祝同,请他给我照顾,让我出任军长。顾祝同一听,就睁大眼睛说:“汝瑰,这是啥时候,你看军事上节节失利,别的军师长早就想脱身溜走,你怎么还想当军长,这明明是自找苦吃嘛!即或你实在想带兵,最好搞个兵团副司令、绥区副司令之类职务,挂个名算了,别当军长去受罪罢!”
“总长!‘时穷节乃见’,别人总以为我当参谋,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事实上不会直接带兵打仗,现在我临危受命,置生死于度外,才不辜负党国的希望,才不辜负你对我的栽培,这是其一。其次,形势虽然危急,但关键性的一战得胜,常可以挽回既倒的狂澜,更何况世界风云,瞬息万变,英美都高喊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局势不一定就悲观。第三,越是危急存亡之秋,越应该抓基本队伍,练得一个军作骨干,就可扩大兵力形成有力集团。你既有心培植我,我决心去为你创建一支基本力量,待那时,再委我为兵团司令岂不更顺理成章吗?”我见顾祝同劝我不当军长,我的企图就完全落空了,所以连忙提虚劲,慷慨陈词。
“你一定要当军长,我就向总统请示看看。”顾祝同见我坚决效死的样子连忙这样说。
我见顾祝同允许我出任军长,非常高兴。我在1949年元旦的日记上写道:“新岁下最大决心,一切重新作起。”我当时思绪万千,回忆去黄埔军校时的情景,继续写道:“斯时愚幼之心,满以为加入革命阵营,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中国的政治便可以上轨道。不料北伐之后……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今日豪门官僚资本,垄断全国经济,贪官土劣,鱼肉乡民,人间何世?不完全是黑暗地狱吗?二十余年来,我太简单了,完全只研究军事学,只作了一个纯粹军人,唯有八年抗战算是于国家民族尽了应尽的力量。此外,则一切气力均白费了!我没有遂我的初衷,没有对‘使政治上轨道’尽得应尽的责任。往事如昨,使我怅然如失。今年重新做人,以求不背初衷才是。”
但是我乐观得太早了,想不到还要经许多曲折,才能脱身。
1月6日总统府第三局(军务局)的陆大同学傅亚夫向我透露,顾祝同签呈我任第十军军长,总统未批准。同天肖毅肃又告诉我:“总长签你任军长,原是总统的授意。”
我听了这相矛盾的两个消息,好似晴天一个霹雳,震得我脑袋全晕了。我想蒋介石既疑心我,让我离开机要岗位出任军长,为何又出尔反尔,不肯批准呢?这必定是当军长也不放心我了。这比什么消息还坏。我想我只求离开,不任军长也得离开才好,以免受祸。我正在绕室徬徨,无计可施的时候,胡琏1月10日到了南京,准备去见蒋介石,他再三邀约我任十八军军长,我心中有数,再三推辞。
不料第二天胡琏来第三厅对我说:“总统已批准你任十八军军长,望早日到职,重振十八军的军威!”
我听了不大相信,蒋介石连第十军也不肯给我,怎么能让我去他最信赖的十八军呢?但11时我们参加官邸汇报出来,顾祝同也这样告诉我,我心情就更复杂了。
“他(指蒋)不一定就到了完全不信任我的地步,不然的话,纵然胡琏吹嘘,我是振兴十八军最适当的人选,他也不肯让我到十八军去。”我这样一想,危惧心理减轻多了。
但是我猜不透蒋介石的心理,他为什么就立即答应胡琏的请求。如果这是出于对胡琏的信任,则对我仍就是没有好感的,早迟会出问题。这支军队是蒋介石手中握的一张王牌,不仅不会开往大西南,反而随时会由现时驻防的浙赣路玉山一带撤往福建、台湾,即或这支部队退守西南,也万万不可能发动起义。因为十八军不仅有许多蒋介石的特务严密控制,其士兵到各级军官大多数是蒋介石集团的死硬分子。如果担任这支部队的军长,不但党的任务无法完成,我可能也会被挟持到台湾。因此我眼望着这个“肥缺”,心中非常烦闷。
任廉儒叫我请求改调到西南的军队去,但这样作会引起蒋介石的疑心,哪有第一流部队的军长不当,反而要求到第二三流军队去的人呢?万一他由此窥察出我的秘密,岂不弄巧成拙。这样一来真使我焦虑万分,束手无策!因而也想到早知共产党要给我这样的任务,两个月前我不该放弃四十四军军长了。
第71节:“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3)
四十四军在碾庄被歼后,蒋介石为了鼓励杂牌军队替他卖命,就下令重建四十四军。四十四军原是四川军阀王瓒绪的队伍,因此王瓒绪打电报推荐我或国防部副官局局长陈春霖任军长,我当时志不在军长,而是想到解放区。所以陈春霖得任军长,并早已开回四川整理补充去了。
现在,万万想不到,不愿当四十四军军长,却换来一个十八军军长!十八军军长的任命一下达,许多人前来祝贺,胡琏高兴之余,还给我拨了一大笔钱以为建军之用,我表面殷勤接待称谢,心里却有说不出的苦处。可是万没有想到,1月21日林蔚告诉我:“蒋介石已免去你十八军军长,改任七十二军军长。”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七十二军军长原是余锦源,在随杜聿明撤出徐州后,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后来,余锦源率部投降,跑出来了一部分官兵。
蒋介石于是命令重建这支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能担任七十二军的军长,我真是喜出望外,至于蒋介石朝令夕改的原因,我根本不愿深究。
不过听顾祝同说,这是刘斐找替罪羊,向蒋介石说:“郭汝瑰学历和学识都够,只是历练少了,好出奇案,很不稳当。”顾同时还骂刘斐这样作很不道德。我万想不到刘斐为我作了这样大的好事。我与刘斐尽管有矛盾,我在大别山“清剿”会议见他抬白崇禧出来,在睢杞战役见他铅笔一挥就把区寿年兵团送掉时,就想向蒋介石报告,搞他下去。但我又疑惑他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问任廉儒,他说“摸不清楚,最好莫要下手。”没想到这次他却帮了大忙。以后我到七十二军军长职之前,晋见蒋介石,蒋说:“你不行,唔!你要好好历练!”
这与顾祝同告诉我的话如出一辙,证明确是刘斐中伤我,但是我不怨刘,反而感谢他成全了我。
委任一下达,我立即到上海告诉任廉儒,相互拍手称庆。于是我一面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小学内设立军部,先后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收容原七十二军余部一千多人;一面招收干部,把军部架子搭起,并且保荐刘展绪、赵德树分别担任新三十四师及二三三师师长,还委任了一些团营连长。当时,国防部各厅已移到上海,我便到第四厅和联勤总部,利用各种关系要足整整一个军的枪械车辆装备,粮钱,再加上胡琏赠送的(事实是他给的十八军经费,我厚颜挪用),经费十分充足。
我到第三厅,见到了厅内的老同事们,他们说新任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在研究江防配备时,主张把重兵配备在芜湖方面,汤恩伯则主张把重兵配备于扬中方面,二人争论不休,汤恩伯不耐烦地骂:“你晓得个屁!”
蔡文治觉得受辱,以后在广州愤愤不平地撕下军服说:“我永世不再当军人。”
蔡离厅走了,现在厅长一职还虚悬无人接替。
我听他们讲后,立即想起我将离开三厅时,林蔚问我说。“郭厅长,你江防重点置于什么地区?总裁意思是摆在扬中方面。”
我当时立即理解蒋介石不真正守江,而只把江防作为前哨。他真正企图是坚守上海,他仍将以总裁名义,指挥一切。这时我听说蔡文治与汤恩伯争论,就知道汤是秉承蒋介石意旨的,所以他敢骂人。
为了能迅速扩充七十二军,我决定立即返回四川找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及重庆补给区要兵、要粮、要装备,自己凭人地熟悉,我相信必定可以短时期把一个军建立起来。从上海出发前,我把部队交给参谋长许亚殷和副师长柏恒,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干。我不明原因,只好令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率领经浙赣路,到宜昌乘轮船回川,要他沿途尽量招兵,并告诉他“每到一地就到伤兵医院去喊,‘凡是愿回四川的,快来一道回去’。四川的伤兵流离异乡,思家心切,一听说部队要回四川,必定踊跃参加,部队必定能迅速扩大。”这办法,果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后来赵德树给我带回一○一、六九七、六七八整整三个团的兵员。
2月4日,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后,带领参谋长许亚殷和军需王希尚,由上海乘飞机飞赴重庆。
2月4日,这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日子啊!这天是我受党的新委托,踏上新的征途的第一天;这天,是我从蒋家王朝心脏中杀出来,又准备狠杀回马枪的一天。
这天,天气晴朗,透过机窗,瞭望蓝色的天空,飘着几片洁白的云彩,缓缓向机后逸去,俯视大地,但见山峦起伏,长江如练。这时,我不禁想起二十几年前,乘船由重庆到上海、广东的情景。啊!弹指一挥间,整整过去22年了!回顾二十余年,雪泥鸿爪,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到底留下些什么呢?如果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时期还值得怀念,与党取得联系后还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的话,其余的都是使人不堪回首的混浊时光。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腐败无能,反动军队的残民以逞,作恶多端,达官显贵的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而自己竟被迫混迹于其中,这是多么使人终身遗憾的啊!然而共产党并不抛弃每一个决心革命的人士,对于我这样的人,一样给予充分信任。想到自己半生走过的道路,想到党托付给我的重任,想到自己新的人生道路的开始,我不禁感到自己充满信心和力量。
第72节:“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4)
周旋和伪装
我一返回重庆,就由参谋长许亚殷介绍,到南岸弹子石警官学校驻扎,并利用各种方法继续扩充自己的部队。我一面请求原成都联合中学和陆军大学同学的重庆补给区司令邱渊(默雷)分配车辆,调拨装备;一面举办军官队,并四处派员募兵,尤其是到铜梁。由于我是铜梁人,四川人同乡观念重,担心被拉壮丁的穷苦农民都愿意到我这里来。凡来的,我都给予字据,县兵役科可用以抵壮丁名额。因此,铜梁被抽作壮丁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纷纷前来投奔。我还公开号召,谁能征集一连人,谁就当连长,谁能征集一营人,就当营长。我的一○○团长许汉洲就是在师管区弄到一团人当的团长,这样一来,部队发展很快,陈春霖的四十四军先到川一个多月,我们部队的人数很快就追上他了。不仅如此,我军有三个团都是老兵,因而部队较有作战力,一时竟成为与罗广文两个军、陈春霖的四十四军并列的四川四个机动军之一。
我的参谋长许亚殷,聪明英俊,我任第三厅厅长时王蜀生介绍他来任科长,以后他到余锦源的七十二军任副参谋长、团长、参谋长,常来徐州陆总见我。我接任七十二军军长时,他由包围圈逃出来到了南京,我一见非常高兴,极力挽他继续担任参谋长,对他很信任,认为他是我的老部下,对七十二军情况又熟悉,必定可以辅助我暗中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一天我借机会同他聊天,试探他的态度。我说:“国民党腐朽透顶,失尽人心,垮台无疑,我们为这样的政府殉葬,忒不值得了。我们必须另找出路,你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是的,国民党垮台无疑,我们必须另找出路。不过共产党残暴异常,决不能投靠它,最好我们走第三条路线。”他很自信地说。
我原以为诱导他协助我,万想不到他提出走第三路线,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一笑不置可否。他于是进一步说:共产党决不比国民党好,绝对不可依赖。余锦源在包围圈派人向共产党投降,还不是遭缴了械。我已把他投降情况,向国防部报告了。他不忠不义,没有骨气,实在令人瞧不起!”
我见他反共态度坚决,暗暗庆幸我幸好没有暴露企图,于是将计就计,以同意走第三路线来掩饰我“另找出路”的话。因此,故作高兴的状态说:“对!我们就走第三路线。”
从此他相信我走第三路线,我经常说反对国民党的话,都以走第三路线为幌子。
5月我弄足了两个师的兵员,还由罗广文的第七编练处拨来一个师,于是我所属的部队成了三个师九个团。不久又奉令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兵员就更充实了。于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令七十二军移驻内江、泸州、宜宾一带。我认为宜宾偏处四川西南角上,便于诱导起义,想赖在这个角落不调往他处。恰好有一天罗广文说:
“我在华蓥山经营根据地,准备万一的时候好打游击。”
“不行!华蓥山太小了,哪能养活和掩蔽你两个军呢?要干只有经营雷、马、屏,那里彝汉杂居,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区域宽广,是最理想的打游击的地方。我现驻防宜宾,就近经营,非常方便,不如我们合作,将来一道打游击?”我这样回答试探他。
罗一听非常高兴,我于是怂恿他代向西南长官公署请求,成立川南警备司令部委我任司令。当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与王陵基矛盾较深,正千方百计地削弱王陵基的权力。所以罗的主张立即得到张群的赞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内的陆大同学也十分支持,但认为“川南警备司令部”名称太大,最好成立“叙泸警备司令部,”我同意。于是,“叙泸警备司令部”得以成立,我遂任七十二军军长兼叙泸警备司令,并以张群的部下肖烈任叙泸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
当时,各军有政工处,[]而所有警备司令部必须设稽查处。军参谋处第二科专搞情报,军统常派人参加,一方面收集共产党的情报;一方面为蒋介石监督军师长们。政工处政工人员由国防部新闻局派遣,也是监视带兵官的。我为了今后方便,便抢先委派军事干部,委黄荫渠为政治部主任,任廉儒的哥哥任逖猷为政治部副主任,并把政工人员安排整齐后,再造册上报请求批准。
至于稽查处,我明知必须由军统推荐处长。于是我以稽查处过于骚扰民众,大搞烟赌娼,维护治安不足,整人害人有余为借口,极力拒绝军统派人来泸州。我见保安分区副司令刘忠敏极其老实,与专员兼保安司令罗国熙商量,成立军警团联合办事处,让保安分区副司令进行管理。这样一来,全国各地警备司都有稽查处,独我叙泸警司无稽查处这一特务组织。
第73节:“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5)
但是,我非常担心,军统无孔不入,如果派人打进七十二军,我起义就会受很大的妨害。当时,泸州专员兼分区保安司令罗国熙,是黄埔二期学生,军统特务,在我肘腋之下,我对他非常警惕,很小心防备他。哪知军统分子防不胜防,万想不到我贴心的参谋长也是军统分子,而且我一直未发现他。“螳螂捕蝉,雀乘其后”,我没有一筋斗栽到军统手里,真太侥幸了!那时,每一个警备司令都得兼任党政军联席会议的主席,我也被张群委任为联席会议主席(委任我的假名许镇国),却又令罗国熙为副主任。这个党政军联席会议专门捕杀共产党人,每月按时由主席召集地方法院、县党部行政专员、保安副司令、县长、七十二军军法处长开会,审理屠杀共产党案件。当时,任廉儒已跟着我回到重庆,我对任廉儒说,我决不参加这种会,采取不理不管的办法。任廉儒对我说:“那怎么行,你放手不管,他们不更为所欲为吗?他们杀人也是血债!”任廉儒想了想接着说:“汝瑰同志,你想想,蒋介石一伙反动派愈到灭亡的时候,一定会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为了保护无辜的人民和每一个共产党员,你必须参加,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实在不行,你写信给我,不怪你。”从此,每次党政军联席会议开会,我都积极参加主持,从不缺席。
罗国熙非常仇视共产党,动辄主张枪毙或活埋共产党员。对我则总是半开玩笑地说:“司令!像你这样遇事都要人证物证,一个共产党也杀不了。”我尽量以私人感情劝阻他,交由军法处去调查,必须查有确凿证据才能处决。幸军法处长冷肖炎是民盟成员,是党暗中派来策动我的,对我的意见,他都支持。这样不仅警备司令部从未杀过人,连军警团联合办事处也没杀过人。
许亚殷见我同意走第三路线,非常高兴,很热心地为我筹划,又要成立一个党,又要准备打游击。我明白真是打游击,那时就是游击共产党,我绝对不得干,但未起义前借这个幌子,宣传国民党的罪恶,做反蒋的工作,并借以掩护自己是非常有利的。
因此我对许的提议,表面总表赞同,但这时柏恒暗中告诉我,“许亚殷不可靠,2月间你叫我同他(许)带部队返川时,他因为未当到师长,同我商量把部队拖到太湖打游击去,那样我怎么对得起你呀?所以我坚决推辞不带队回川。”
“唔,我当时正找不到师长,因为想到他(许)资历尚浅,没有企图当师长,所以弄刘展绪过渡,早晓得他想干,我又何必找刘展绪,弄得他心情不快呢?”我素知柏恒同许亚殷友好,所以这样答复。
“你千万不可交兵给他带呀!他乱来,你招呼不住他哟!我同他是朋友,我绝不是说他的坏话,我怕我不跟你说,万一将来有问题,我没有尽到责任,以后我没脸见你。”柏恒又诚恳地向我说。
柏恒是我同县人,对我素以长辈看待,他曾一度要转业,我设法保住了他的军籍,他很感激我,我也认为他是有血性,古道侠肠的人。他在七十二军任团长、副旅长时,经常与我通信,我这次出任军长,一直把他视为亲信,任他当副师长。他这天诚恳地告诉我要防备许亚殷,我对许当然就更加提高了警惕。事也凑巧,不久新三十四师兼师长刘展绪,专任副军长,师长出缺,许亚殷恰好兼这个师的副师长,我想到柏恒对我的忠告,不愿许任师长,于是向许说:“刘副军长不兼新三十四师师长了,照理你兼副师长应该升任,但是柏恒虽是二三三师副师长,他资历比你高些,你二人同在一个军内,不先升他,恐怕摆不平。我因此很费踌躇,到底怎么办好?”
“军长,你保荐他吧!我不会有什么意见。”许亚殷爽朗地这样回答。我见许这样痛快,又觉得对不起他似的,于是安慰他,说:“我必定不亏待你,一定为你留意机会。”
“没有什么,军长,你不必介意!”他又反转来安慰我。
这时柏恒返铜梁老家去了,我缄电接连催他回部队来,他都回绝任师长。我没有办法,于是又对许亚殷说:“柏恒不来,还是你去任师长吧!以前有人说你要拖部队出去打游击,我怕你不老练,怕你感情冲动,惹出事来,近来我观察你肝胆照人,办事精明,我很放心你了。”
“军长,这个师长我决不当了!我晓得这话是谁说的,我去把柏恒给你找来。”许亚殷面带笑容坚定地回答。
不两天他果然到铜梁把柏恒找到泸州来了。由于解放军这时解放了南京、上海,国防部已移广州,我就独断先叫柏到职,然后打电报去广州。
这样一来,我觉得许亚殷聪明能干,通情达理,不是死硬不能改变主张的人,将来形势所逼,他可能还是跟着我走的。这样一想,我又感觉内愧,觉得我对他不起似的。
第74节:“十三太保”与“十八学士”(6)
这时罗广文对我经营雷、马、屏为游击根据地信以为真,大加赞助。一面保举我任第七编练处的副司令,请求长官公署,让我派二三三师去川滇边境堵击龙云飞,以便去屏山里面侦察根据地,一面把第七编练处的后方移到宜宾归我全权指挥,我虚与委蛇,也表面叫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侦察,何处可以作根据地。事实上我并不热心,以后因屏山非我叙泸警备区的地境,我就根本不进行了。许亚殷既未任师长,就自告奋勇,到长宁去经营游击根据地。我情不能却,口中答应“很好”,但暗想让他离开我身边也好,反正兵在我手里,你去准备你的,起义后形势所迫,你还不是要回来。兼之这样作,可虚张声势,使蒋帮人员看不透我,一面也顺顺许的气,免得起义时与我硬碰,使我为难。
所以8月许就借开警备会议的时候,建议成立三个警备分区(1)自贡市地区,卿云灿为分区司令;(2)宜宾分区,彭光汉为分区司令;(3)泸州分区,罗国熙为分区司令及一个长宁指挥所,除自贡区卿云灿带他原来招募的两个连,许亚殷在长宁指挥所带辎重营三个连作警卫外,都是空的。对卿云灿、许亚殷我并规定不许招队伍,不许杀人,一面并派王蜀生为许的参谋长,以资约束。开会时四川第二区专员刘幼甫因自贡市属他专区辖地,所以也来了。刘幼甫是黄埔第四期同学,四川小政客,很得张群的信任。我于是大谈准备走第三路线,成立新政党,他大加赞成,并自告奋勇拟定党章。(这批政客精灵得很,他们鼓励带兵官们打游击,他却很早就坐飞机溜走了。)我会后到重庆把这些向任廉儒同志报告了。他说:“你的政党成立了没有?这是原则性问题哟!你要恢复党籍,又自己成立政党,那不是自己造些障碍吗?不特恢复党籍不可能,谨防还犯错误!”
“党没有成立,一纸党章,撕了就是!我又不是真成立党,不过借此作掩护罢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连忙为自己辩护。
“你宣称打游击是掩护,只要事先向党汇报,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成立政党就是党纪所不容的问题了。千万干不得哟!”他进一步说明厉害。
“对!我懂得了,就此作罢!”我立即把党章撕毁,再不提这件事了。
2月间任廉儒在上海与我分别时,我再三要他回川帮助我,他五六月间果然回到四川,仍在重庆川盐银行工作。这以后他经常来泸州,我每到重庆也必向他汇报一切。我担心起义是非常秘密的,事先不能泄露半点消息,人心难测,除非最可靠的人,决不能作思想工作。因此我要求党派军事人员来帮助我。
大约是8月间了,我到宜宾视察部队,任廉儒同志带着二野联络部的赵力钧同志到泸州见我。见我不在泸州,他又到宜宾来,把赵力钧安顿在小茶馆里坐着,然后到肖烈家找我说:“党派的人已到宜宾,在什么地方见面最稳妥?”他还说:“这个人稳重机警,满口‘共匪’长,‘共匪’短,谁也认不出来。”
“就来肖家,我们在客厅谈话,没人敢来窃听,最稳妥。茶馆千万去不得。”我说。
他果然把赵力钧同志引到了肖家,我们一见面就像原来认识的人一样,热烈握手问好,以使人不怀疑。我以为这就是党为我派来的军事干部。我商量他担任我的侍从副官,以便朝夕在一处好商量问题。但是赵力钧同志说:“我到四川来除帮助你而外,还有其他活动,最好留在重庆,等到你最需要我时,我再到你这儿来。”
“那嘛,到七十二军重庆办事处任办事员吧!”我回答。“他怎么到办事处去呢?”任廉儒问。
“这样,你回重庆刻一方顾祝修的私章,用顾的名义写信给我,求我给他的亲戚赵力钧一个小工作,待我回到泸州时拿信来见我,我在信上批准委他为办事处的办事员,叫他去就是。”我想了一下,想出了这个办法,就对他们说。
事商量定了,我们又大声说说笑笑地谈了一会,他们走了。以后赵拿信来,我扬言:
“这是总长(顾祝同)的弟弟介绍来的,明明是搞个小差事混饭吃的,他做事不做事听便,不要派他任何工作!”
就这样赵力钧就在七十二军重庆办事处办事员的掩护下,自由往返四川各地工作。
就在这些时候,陈诚的预算局局长一贯为陈搞经理事务的赵志尧找我说:“辞公(陈诚)的意思,劝你把你太太送到台湾安全些!”
“你晓得我是穷光蛋,把家眷送到台湾吃西北风吗!”我知道这是要把我的妻儿弄去做人质,所以我这样回答。
“你看!辞公叫你送去的,难道他不管?”赵志尧连忙解释。
“辞公日理万机,哪有时间管这些小事?我老婆娘家开药铺,不是共产的对象,把她往娘家一塞,安全得多,免得我一死,让她母子流落,无家可归。”我坚决推辞。
第75节:蒋介石召见(1)
“那我就这样回答辞公?!”赵见我主意已定,莫可奈何地说。
“请你转告辞公放心!战争如果失败,我一定打游击到底。”我违心地“表忠心”,以免被人怀疑。
赵志尧只得走了。
就这样,我最后打游击的风声,逐渐传播出去,连罗国熙这个特务头子也说:“司令,我知道你准备游击根据地了。”
“他妈的,我准备背起娃儿打游击!”我见他得意得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我就更虚张声势。
当时我不明白罗国熙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起义后我知道许亚殷是军统分子,才暗笑许亚殷当年扮演了蒋干。军统不特没监视住我,可能还打报告为我吹嘘。我玩弄这些小动作,自己以为机警、权变,秘密,连我父亲弟弟都不知情,但是事实上早已走漏了风声,出现过严重的危险,不过我不感觉严重罢了。
首先杜聿明怀疑我,曾对何应钦、顾祝同说我和共产党有联系,不可靠。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放弃徐州城向西南逃跑时,就不让我知道他的企图而与蒋介石秘密决定。至于杜聿明如何知道我和共产党有联系,至今仍是一个谜。1982年我与邓锡洸去拜会他时,我曾问过他:“你当年为什么硬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是猜测吗,还是有根据?”
“山东来人谈的,有根据。”他回答。
“是谁?”我问。
“这是秘密,我不能告诉你。”杜回答。
其次,蒋介石的新闻局长邓文仪,也不知在哪里听到了一点风声。我回四川不久,邓文仪就告诉张群的政工处长陈国儒,说我靠不住,要陈国儒对我严加监视。陈与我在南京共事,关系就很好。我亲切地叫他夫人陈二嫂,常请她教我跳舞,混得很熟,所以邓告诉他后他就告诉了罗广文,罗又告诉了我。一天我当着罗广文、陈国儒的面就闹起来:“邓雪冰说我靠不住,他凭啥子乱说?!我都靠不住,哪个才靠得住?依我看,他邓雪冰才靠不住。”
“我们绝对相信你,才把这话告诉你,要是不相信你,我们就暗中监视你不告诉你了嘛。”罗广文和陈国儒忙向我解释。
“我们是老朋友了,你们慢慢看吧!看我靠得住不?”我说。
“你这样说太见外了,我们哪能监视你呢?”陈、罗二人又说。
“不是对你二位,我是对邓雪冰。”
“好了,把误会解释了就是了。”陈国儒说。
这样吵闹一场,当时对付过去了,我相信陈国儒还是会暗中监视我。
另外还有一个人,我是逃不过他的眼睛的,他就是任廉儒的堂兄任逖猷。据任廉儒告诉我,任逖猷见他来到泸州,就向他说:“你不要把郭军长的事弄坏了啊!”可见他是了解任廉儒的作用的,不过我们仗恃他不会相害,所以不大注意他。但是任逖猷心里装不住话,那时他又是政治部副主任,邓文仪的消息可能是从他那里无意泄露出去的。也未可知。
此外我总以为我与任廉儒同志单线联系,非常机密,我料不到任廉儒同志转交情报,又要发生许多联系,冒很多危险。1949年2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负责人王葆真被捕,临时焚毁了我所送的文件,遭严刑拷打被判死刑也不供认我出来,任廉儒与其助手梁佐华同志,侥幸得脱身逃往香港,我才得保首领,可我这时回川在七十二军还蒙在鼓里玩弄着小权术。
我父亲派我二弟来泸州,传达地下党的意图,我仅告诉二弟:“我有办法”,也泄露了我的机密。幸这位知情的周白照同志与党有联系、为我保守秘密,才没出岔子。今天回想起来,未出意外,完全是主义深入人心,党的纪律严明,同志们的保护所致,个人权谋是微不足道的。
蒋介石召见
把赵力钧同志安顿好以后,任廉儒同志告诉我:“党中央原先决定由三野陈毅司令员指挥进军西南,董老已把你的关系介绍给陈毅司令员了,以后改为由二野进军西南,因此陈司令员又把你的关系介绍给刘伯承司令员了。现在二野已在湘西沅陵一带集中,不久就要发起进攻了。你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哟!”
“赵力钧同志要快点来呀!”我要求。
“到时他一定来!”任廉儒说。
由这一席话,我知道二野部队在湘西集中,就判断二野必定由酉阳、贵阳入川,先攻克重庆,再攻成都。攻重庆时,左翼兵团必定在江津、泸州间渡江,外翼也可能伸到泸州。我认为:在此情况下我跳出包围圈,退往宜宾,让解放军进出成都,与蒋介石主力决战,我就利用形势逼部队起义,这样就可以顺利而不冒风险!因此我必须千方百计使部队不离开叙泸。由于罗广文很相信我,他私下对我说,他的参谋长赵秀崑丧失信心,一直暗中收听共产党电台的广播。我乘机告诉赵秀崑,失败已成定局,陈明仁都起义了,叫他影响罗广文,早作下一步打算。罗一直不醒悟,只以为下一步打算就是打游击。因此他十分留意不让七十二军移动。
第76节:蒋介石召见(2)
10月,蒋介石飞到重庆,在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召开作战会议。我与陈春霖同车前往参加。见重庆市各街道处处搭起柏树叶牌坊,上面写道:“欢迎蒋老先生回到第二故乡。”仔细一看,原来都是袍哥各山头的(袍哥的帮会组织四川人叫山头或码头)。陈春霖十分不满地说:“真忒不像话了,谁要袍哥拥护。”此时,我马上意识到蒋介石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只能凭借袍哥这一类封建组织支撑了。
参加作战会议的除了陪同蒋介石来渝的及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第三处参谋人员外,还有张群、钱大钧、杨森、胡宗南、罗广文、陈春霖、刘文辉、邓锡侯和我。蒋介石亲自主持了作战会议。会议室壁上挂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西南地区军用地图,室内横放着一张餐桌,蒋介石背地图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两旁坐张群、刘文辉、邓锡侯、钱大钧等,其余人员都围餐桌列坐。
蒋介石强装冷静,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照例把眼光左右一扫,然后说出一大篇鼓劲打气的话,他苦笑着说:“各位将领在时局艰危之际,忠心耿耿,精诚谋国,使我十分高兴。我希望各位坚定必胜信念。国际危机四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中国局势尚不能测,如果我军能坚守西南、西北、两广,以待国际时局变化,定能反败为胜。因此,我军各将领必须决心坚守西南,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就是研究一下西南如何固守,共军主力将由何处攻击西南。以及我军如何配备兵力。”蒋说到这里,掉头向刘文辉、邓锡侯等微笑地说:“好,大家畅所欲言,随便说吧!”胡宗南的参谋长沈策首先发言说:“从历史上考查,历代入四川,大多是由川北而来,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险阻,不便用兵,因此我判断共军主力将沿川陕公路进犯四川,川陕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军展开。基于上述理由,我主张调四川四个机动军于川北剑阁一带设防,以挫败共军入川企图。”沈策说完后,会场上一片沉寂时,罗广文、陈春霖和我早已接到陈诚指示,要我们在情况艰难的时候尽量靠拢胡宗南,以便保存自己,而胡宗南也想争取我们壮大实力。因此,沈策说完后,罗广文表示大体赞同,主张七十二军不动,以免后防空虚。蒋侧身问刘文辉、邓锡侯有无意见。刘、邓都表示无意见。蒋介石遂决定主力放在川西北,编罗广文两个军及陈春霖军共三个军为十五兵团,开赴广元,并以杨汉烈部固守大巴山,孙震部守三峡,宋希濂部守鄂西及酉阳、黔江,何绍周部守贵州东正面。我见蒋介石配备一大圈几千里的防线,又把重点放川北,暗暗好笑,但只要我的部队不移动,我一言不发。
第二天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等中央系将领又在临江门罗广文的第七编练司令部招待所开会,他们认为张群指挥不行,要胡宗南来指挥。宋希濂对我说:“来!联名给老头子写个报告,我们请求胡老大哥来指挥。”我说:“我字写得不好。”大家齐声说:“你起草吧!起好由赵秀崑缮正。”我推诿不过,只好给他们起草报告,让他们送给蒋介石。当时黄埔学生要求胡宗南指挥西南最后一战,但根本没有结果。因为蒋介石来到重庆后,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肖毅肃、三厅厅长许朗轩及国防部各厅参谋人员也先后飞到重庆。蒋介石亲自发号施令,指挥西南战役,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已形同虚设。
会后不久,蒋介石突然打电话到泸州,说是要召见我,使我感到十分紧张。因为我感觉蒋介石早已开始怀疑我了,这次电召到重庆,不知道是祸是福。看来凶多吉少,我恐怕再不能回转泸州了。哪知乘车来到重庆,才听说蒋介石并不是单独召见我,还召见了陈春霖。于是,一颗悬起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我们到林园,蒋经国、陶希圣早已在等候我们,一见我们来了,蒋经国热情地说:“啊,你们来了,坐会儿,坐吧!先生马上接见你们。”刚坐一会儿,侍从武官招呼我们进去,见走廊上摆着几张藤椅,还没就座,蒋介石来了。在接受我们的敬礼后,要我们坐下谈话。蒋介石问我:“郭军长,你的部队整训得怎样?你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我急忙信心满满地说:“请总裁放心,西南战役很有希望,别说其他部队,单我这个成立最迟的军,有三个团正在紧张训练中,另三个团是我一路在医院收集的老兵,马上可以作战。新拨来的傅秉勋一师,成立很早,估计也能打。我认为,打仗完全有把握。”蒋介石听后,唔、唔几声,转而又问陈春霖。随后我们交谈几句,就让我们走了。我出来和蒋经国、陶希圣稍微寒暄后,就急忙乘车返回泸州。从此,我再也不敢到重庆去。罗广文曾多次约我,我都借故推辞了,害怕去了出问题。其实,躲在泸州,也并不安全。解放后我才清楚,我的参谋长许亚殷就是蒋介石派在我身旁的特务,还配备有电台,经常与军统秘密联系。如果蒋介石要杀我,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不测。
第77节:宜宾起义(1)
当刘、邓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入贵州,蒋介石才判明解放军主攻方向,他十分震惊,立即电令调往川北的罗广文兵团,急行军开返重庆,火速推进到乌江布防,但尚未站稳脚跟,便被解放军突破了。解放军锋芒所向,直逼重庆。
惊慌失措的蒋介石,也顾不得对我的怀疑了,为了让我为他卖命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滞留解放军的前进,争取时间,以便集中其主力在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遂叫国防部电令我任二十二兵团司令,要我直接指挥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在乐山),四十四军(陈春霖由赤水向泸州退却),七十二军(我兼军长)和三个独立师(番号不记得了,一个师长陈宏谟,一个师长艾绍衡,都在内江附近),沿长江、沱江在宜宾、泸州、内江一线布防,阻止解放军渡江。在电话中,肖毅肃说:“汝瑰!你知不知道谁叫你当兵团司令的?是墨公(顾祝同)。你可要卖力啊!”我知道蒋介石委我当兵团司令,并不是就消除对我的怀疑了,肖毅肃这个电话,必是有人说我不可靠,才打的。为了进一步稳住他,我故意在电话中说:“要争气,卖力没啥说的,不过你们这样指挥简直是乱搞,第一军被你们慌慌忙忙地用汽车运到重庆去补突破孔。企图固守重庆,重兵器马匹全无,只有送给共军吃掉,你们全不计算一下空间时间,就是前卫连长也知道后退展开嘛?像这样,我有力也卖不出!”肖毅肃听了,明知道说得有理,他只好说:“你不要乱说,你好好的干,看总统打胜仗!”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我也加快了起义的准备。
宜宾起义
解放军一天一天地接近四川边境,看着我起义已逼近眼前,我要求任廉儒同志编出密码,才便于联络。任廉儒却要我编好,给他一本,我说:“这怎么行,我一编密码,就会泄露机密,最好你编,编好后,送我一本,上面写“泸密”郭军长密存——陈诚。我放在任何地方,都没人敢问,你来电时写:“泸密、郭军长亲译”,我自译就不会泄露机关。任廉儒才答应了,结果还是没搞,后来起义前,他竟发来个明电“赵因交通阻隔不能前往,希按计划行事”,差点酿成大祸,幸好当时形势急转直下,十分紧急,才得以幸免。
同时,我加紧了起义的布置工作,驻防内江一带的新三十四师奉蒋介石的命令推进到泸州以南江门一带。师长柏恒早知道我的意图,路过泸州时告诉我说,一○○团团长许汉洲是特务,必须想法把他除掉。这时部队已经行进,我急忙赶到蓝田坝对岸江边,以清点队伍为名,设法搞掉许汉洲,恰好许部缺少士兵一百多名,又丢失了几条枪,于是我下令把他扣押起来,另派我的亲信参谋处第四科科长文涛继任。我又暗暗告诉柏恒,要他到江门后,不要真面目打仗,待到我向宜宾撤退时,他也迅速开回宜宾。
驻守新津飞机场的一○四师,师长是我的妹夫傅秉勋。傅师原属罗广文部向敏思军,由于他仗恃自己是黄埔五期学生,又与罗广文和我关系密切,毫不听从黄埔六期的军长向敏思管束,罗广文只得和我协商,以新拨给七十二军的罗君同师换来傅秉勋的师。我知道傅秉勋30年代是共产党员,我与他既是亲戚,又是黄埔、日本士官两度同学,所以我放心他,就打电报约他到泸州来商量军事。接连两天晚饭后,我同他在军部后门外桂圆树林里往来散步详谈,我劝他与我一道起义,他说:“新津与泸州相去很远,很难拉到一起来。”
“我打电报给你,叫你开宜宾,你得电就走,国防部直接打电通知你,你干脆不理。”我回答他说。
“万一国防部派兵打我呢,怎么办?”
“现在解放军旦夕入川,全川除我这个军而外,没有机动部队,难道我下命令叫你开宜宾,我还打你吗?”我说。
“成都地下党也与我有联络,允许我作预备党员。”他不正面答复我,仅仅这样说。
“这样好的条件你还不干吗?我接受考验四五年了,还得不到这个条件嘞。”我答。
“周迅予同我商量定,战事失败,我们逃到松潘里边一个秘密地方藏起来,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我们再出来。”他又向我说明,他另有企图。
我见他不明世界大势,所出主意很不高明,连忙劝阻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打得起来根本就成问题,即使打起来,谁胜谁负也难预知,蒋军就是打回中国来了,别人有汗马功劳,你跑在山沟里躲了几年,还想出来捞一把吗?这道理不是很明白吗?”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就隐姓埋名,过一辈子。”他固执地回答。
“能不能隐姓埋名过一辈子,也很难说哟,我们不原来就信仰共产主义吗?还是我们一道起义,以图恢复党籍为好!”我又恳切地劝他。
第78节:宜宾起义(2)
但是说来说去,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说:“我不是到你这来,就是到松潘里边去。”
我们的谈判毫无结果。
11月下旬,他来电话,说肖毅肃打电话给他,说国防部要他的部队开江津县对岸白沙沿江布防。月底他又由白沙与我通话,说部队已全部到了白沙对岸一带。我向他说:“我这里兵都调出去了,泸州空城一座,你快来呀!”
“我马上给你派一营人来。”他回答。
“一营人顶什么用,我要你全师都来!”
“好吧!我给毅肃打个电话。”他还是下不了决心。
“不用打电话给毅肃了。快来!”
“好!”他答应。没想到这是我同他最后的交谈。
但是最后重庆解放,他一兵一卒也未到泸州,他也随败兵一道,溃逃到成都方面去了。我起义后,成都不久也解放了,他那一师的军官跑了几个到军部来,说他们师未打仗就跑垮了。师长下落不明。1951年听说他在松潘为匪,被击毙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成都挺进。国民党溃军沿成渝公路退却,车辆在椑木镇轮渡,三天三夜都走不通。于是许多车辆、部队,涌上遂宁通成都的公路上去,乱七八糟退往成都。
12月2日,我以电话叫柏恒向宜宾撤退。
12月3日清晨解放军由泸州下游罗汉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郭军长。我说:
“我是。”
“我们是第十军,军长杜义德。”
“你是解放军吗?”我觉得杜义德这个名字很陌生。猛然一下意识到是解放军,于是就这样问。
“是的!杜军长叫你派人接洽起义!”对方答应。
“好!我按计划行事!”我一时不知所措,糊里糊涂这样说。什么计划呀?对方根本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我计划在宜宾起义,重庆解放之前,任廉儒要我自告奋勇守重庆,以便保护工厂。我告诉他,我的部队与刘文辉、邓锡侯等二位部队不同,意见不统一,不听招呼,再加上蒋介石特务控制严密,根本无法到重庆起义,就是在宜宾起义都可能会有许多麻烦,不如仍按原计划在宜宾起义,以免弄巧反拙,任廉儒表示同意。及重庆解放前夕,任来电报叫我按原订计划进行。这时我找不出话答应,所以就本能地说这样一句话。
我放下电话后,觉得很不妥,话没说明白,于是拿起话筒,问电话局,刚才电话是哪里来的,给我再接过去。电话局的人回答说,不知哪里打来的,再接不通了。
我于是问高级参谋徐孔嘉可不可以去走一趟?
徐孔嘉是我1927年在涪州时的老朋友,我知他是共产党员,多年不见面也未通音信。我向任廉儒同志要军事干部后不久,他到泸州来了,我以为他是党派来的,高兴地问他还与党有联系没有?他回答说早已失去联络。我摸不透他的底,不能断定他是什么动机来的,因此留他任高级参谋。及我问他可不可以去走一趟,他反问说:“去做什么?”
他这样一问可把我愣住了,明明白白是去与解放军接头嘛,怎么还问“去做什么”呢?莫非他不可靠?于是连忙说;“去联络联络。”
“联络我就不去!”他回答。
“那就算了吧!”我想反正柏恒已向宜宾撤退,他去也只说明我已预有准备在宜宾起义。因此就这样回答。
我说完话过后,下决心立即撤往宜宾,并于当天上午把军指挥所移到泸州制高点——长庚宫,下令命二三三师副师长杜永鑫指挥后卫部队,掩护军部及直属部队撤退。这时全军状态如下:
1.新三十四师(欠一○一团)在由江门向宜宾撤退途中。
2.一○一团由叙永向长宁撤退途中。
3.军搜索连在泸州长江南岸警戒。
4.二三三师的六九七团到达了泸州西六十里的某镇(我11月30日令赵德树派来接我的)。
5.二三三师(欠六九七团)在宜宾。
6.一○四师已由白沙向成都溃退。
7.军前进指挥所在长宁。
3日太阳落山,我便率队出发,4日拂晓前到某镇。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副团长王瑞迎接到我。稍休息一下,又继续向西行军,6日下午到达南溪。赵德树已派轮船来接我,我布置好部队继续向宜宾行进后,即登上轮船,很快到了宜宾。赵德树与肖烈迎接着我,大家都非常高兴。我的家属子女,前几天已到宜宾,晚上回家,小儿女都不肯睡,还等着看爹爹。这时一家人见面,仿佛分别了几年似的,完全浸没在欢乐的海洋里了。
这时罗广文的后方已经转移到了宜宾,留下一个学校和许多械弹装具。川南师管区副司令张继寅是我陆大同学,也到宜宾与我会合。我当即任命张继寅为干部学校的教育长,把罗广文的教官、学员与七十二军的学员合在一起,加以管理。又以第七编练处副司令的名义,派原教导总队长曾猛为第七编练处教导旅旅长,要他收集第七编练处的人员并招募新兵,把所有枪械利用起来。由于联勤总部在宜宾的枪械服装堆满了仓库,我利用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肖烈人地熟悉的特点,派他为二十二兵团教导师师长,要他招募新兵,把所有械弹服装利用起来,以免流失。
第79节:宜宾起义(3)
我4日起连日在行军途中,与新三十四师无线电联络不上,到宜宾后又接连几天联络不上,我心里担忧新三十四师出了问题。8日部队都到达了宜宾。我听说赵德树与张纬都说“仗不能打了”,我心中暗喜。于是决定9日上午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
开会地点,在赵德树家客厅。出席人员有我,代理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军警卫团团长夏念民,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二十二兵团教导师师长肖烈,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副师长杜永鑫、师参谋长喻忠信,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六九八团团长吴让,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
我们围在一张长餐桌坐下,我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我说:“解放军已攻入四川,政府军已完全垮了,这个仗无论如何失败定了。今天召集大家研究,看有什么意见,形势这样紧张,有人说‘仗打不得了’,究竟打不打,大家尽管说,这是关系我军几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总要大家意见一致,才能步调一致,怎么样?大家说吧!”
赵德树首先站起来说:“打不得了,一打,我们全完了,干脆和了吧!”
我听到这里心中大喜,认为我听说他说“仗打不得了”是真的,我日前暗示过他:“到形势险恶时,我们的态度要灰色起来。”他已完全理解。不料他话题一转说:“司令!你地位那么高,你出来讲和划不来,共产党以后也不会信任你。现在部队都是我的,不如由我来和好了。你走,我派我的特务营送你,派滑竿三班人轮换抬你,昼夜兼程,三天就可到新津,再乘飞机飞台湾。
他的话说完,大家都惊了。这不仅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赶我走。我当然也感觉意外,不过我毫不惊慌。因为:第一,部队我完全能掌握。全军营以上的军官都是由我委派的。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王瑞是我的亲信,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是老七十二军的营长,在上海时由我提升的,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是罗广文介绍给我的,我估计都能听我的话。军警卫团团长是赵德树介绍的,可能听他的话,但是第一营营长欧阳大光是原来七十二军的营长,副营长郭翚是我的侄儿,当然听我的话。赵德树赶我走是不可能的,他斗不过我。第二,赵德树本人,与我私交很厚,我们不仅是日本士官同学,而且我营救过他。他在进攻大别山时当旅长,部队在安徽宿松附近被刘邓大军击溃,赵德树怪他部下的一个营长临阵退缩,下来过后才把营长枪毙了。本来临阵退缩,当场打死就无事,下来才枪毙,营长的家属不服,就抓住这点,说他挟嫌杀人,告到国防部。国防部军法局将赵德树扣押审讯,赵德树的父亲是个立法委员,与我认识,知道这一类案子军法会审时第三厅的意见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托我营救他,及军法会审时,第三厅的意见是:将士不用命,如何能打仗,部下临阵退缩,长官依照军法当然可以枪毙他,赵德树虽然手续不合,也不至于扣押问罪。这样,赵德树才得以释放。想到这两点,我相信他必定不是要赶我走,而是我事先未同他深入商量,他以此试探我的意向,也可能他已明白我不部署作战而问仗还打不打,是怕事先未能动员,直接说出企图,军官接受不了,出危险,所以挺身而出,替我担当危险,想到这些,我胆气壮了。立刻趁机诱导说:“国军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与你谈和?只有起义。不管起义也罢,打也罢,还是由我来指挥,我决不能在这生死关头,丢下大家不管,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一起。打,明明是死路一条,只能有‘忠义’的名声,却留下几千孤儿寡妇。大家要打,我也同大家死在一路;不打,那就起义!你们再发表意见!”
“还是军长高明,知道起义,我们起义!”赵德树顺风转舵,会场紧张空气,比较缓和了,六九七团团长张纬接着发言,他说:“仗打不得了,我主张起义!”
话犹未了,六九八团团长吴让抢着发言: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么不打了?比如一个女人,男人死都没死,就又想嫁人,说不过去嘛。”
吴让鲁莽,桀骜不驯。他不好在赵德树发言时反对,及见张纬发言,就趁机发泄,他这一骂,会场气氛又十分紧张。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等都低头不发一言。我本来以为形势逼人,诱导起义,已是水到渠成,我军装袋里装着我写好了的向解放军申明起义的信,以为大多数人一赞成起义,我便取出信来,派人送去。及吴让这么一闹,看样子会无法开下去了,不如下去再设法诱导,于是说:“这个问题很大,时机也还不那么紧迫,还来得及深思熟虑,大家下去深刻考虑一下,我们再作决定。散会!”
第80节:宜宾起义(4)
会后我回到军部,我想:在形势逼迫下,何去何从,从士兵到将官都在选择与衡量,除少数死硬派外,不会至死不悟。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虽是罗广文介绍来的,但今天未表态,而六九九团现正担任宜宾城城防,他这个团的态度,关系驻城内人员的安危甚大。因此,廖觉雄就成了起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必须取得廖觉雄的支持。这时高级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正在我办公室,他们认为须动员赵德树去做廖觉雄的工作。我于是叫他们二人前往,他们二人在途中碰见赵德树已说服了廖觉雄一同到军部来,四人一齐来到我办公室,廖举手敬礼后说,“报告军长,我决心起义!”
“那就无悔哟!”我叮咛他。
“无悔!什么情况下都不悔!”廖坚决地回答。
我于是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了的信,交给徐孔嘉,叫他以参谋长的身份,尽快迎上前去找解放军。我的信向解放军说明:我早已和董老有联系,现在已按党的指示,宣布起义。
徐孔嘉欣然接受任务。赵德树积极找轮船联系,地方人士也派出代表,黄昏时开船下驶,当夜到李庄、南溪,找到了解放军第十六军的军长政委尹先炳、吴实同志,他们高兴地接待,并于10日派某师的惠政委一同来到宜宾。惠政委问我发了通电没有?我说:“发了起义告官兵书,没有发通电。”
“还是要发通电。”惠政委说。
我于是起草通电,电文里说国民党如何卖国、腐败、贪污。惠政委说:“不能一律骂倒,国民党不是都坏,只有国民党反动派坏,因此电文应指责国民党反动派。”
我一面修改电文,心里非常佩服共产党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1949年12月10日,发出通知后,我觉得第一道难关已经渡过,胸中松了一口气,事实证明我高兴得太早了。起义后,大约十来天的时间内没领到经费,只得仍然使用国民政府的法币。幸喜当地人民认为七十二军起义,地主上没受损失,允许七十二军使用法币维持伙食。可是七十二军的官兵军饷无着落。当时我军尚存一部分“公积金”,我主张拿出来分给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奈何钱又太少,每人只发到五六角毫洋,这毕竟只可以暂时稳定军心。宜宾人民主动给我们提供伙食,给我减轻了很大的困难。他们给我们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
由于起义前不能公开号召,部队思想不统一,再加上蒋介石特务死硬分子的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上的疏忽,因此,起义后部分士兵情绪波动极大,甚至有的部队发生叛变。
告官兵书一颁布,一部分士兵白天晚上满街打枪以发泄怨气,各级军官无法制止。还有一军官装成吃醉了酒,拿着手榴弹,闯进我军部办公室,大声喊叫:“郭司令,国民党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宣布起义?”我知道这时高压不解决问题,急令卫兵把手榴弹夺了,然后说:“你喝那样多干啥?还发起酒疯来了,把他扶下去休息。”
解放军十六军随后由南溪直上威远、荣县追歼蒋军。张国华所部十八军相继到宜宾,我带领徐参谋长等过河前往迎接。张国华性格爽朗,决心明快,一见我就说:“郭军长,我们知道你思想进步,与党早有联系。”我随即请他去洗澡、看电影。他十分随便,毫不迟疑推让就同我过江,为了保护张国华同志及随他的解放军干部的安全,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特别加强警戒,防止一切不测事件的发生。张国华和我一见如故,毫不迟疑,他豪迈明快的军人风度为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接着十八军召开了七十二军起义欢迎大会,参谋长陈明义同志致欢迎辞,他高呼“向七十二军起义干部战士致敬。”一面举手行礼。这种热烈场面,七十二军干部战士从未见过,看了非常满意。
十八军要通过我部驻地北上,为了防止万一,张国华希望我腾开四十里路的缺口,好让他的部队安全通过,于是,我命令六九七、六九八两团由北树溪移往安边,为十八军让出一条路来。并派二三三师副师长杜永鑫前去掌握这两个团。这时,由于两团与我隔离开,互不能见面,有线电不通,特务乘机造谣说七十二军驻宜宾城里的部队,被缴械了,郭军长也被赶去背大米了。而王陵基旧部杜永鑫、吴让趁机煽动部队叛投王陵基,十八军部队过完后,我急忙派人追去屏山解释。这样,除了六九八团二营长陈超带领七个连叛逃外,其余都回来了。长宁指挥所的人员也由王蜀生率领回到宜宾。
张国华任军长的十八军进军西藏后,第十军军长杜义德任川南军区司令,调七十二军驻防富顺,我就归杜义德指挥了。我到泸州去见杜义德,说明我伙食无着落的困境,杜允按解放军的供给制发给七十二军每月数万元人民币,这以后才解决了我军的经费困难。
虽然伙食、薪饷总算有了着落,但部队内部思想混乱、纪律废弛。很多军官士兵对起义这件事想不通,认为连仗都没有打就“投降”了,感到很不理解、很不服气;七二十军当时相当一部分是保蒋介石的特务。根本就不同意起义,也就是说真心实意愿意跟着我起义的只有一些平时跟我关系很熟、很好,感情很深的人。那时我曾打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首长,说要到成都见他们,他们回电让我暂不要离开,以后再电约见,结果我就没有去。这时任廉儒也来到宜宾,告诉我现在还不能走,我也就暂留在了宜宾,安排都围绕着稳定军心为重点开展。
我深信共产党能使祖国富强,怀着一颗十分虔诚的心追随共产党,我的起义自然是毫无半点假意和被迫,完全是真心实意的,七十二军并未执行蒋介石沿长江、沱江布防,掩护几十万人在成都集中的命令,而且将部队收缩到宜宾,对已经崩溃的蒋军构成威胁。我所冒的风险比打仗严重得多。派来的军代表们急于求成,认为部队有把握了,调很多军官去受训,一去就不回来,这是很动摇军心的。他们没有同我一道掌握部队。
由于起义,事先不能作动员工作,起义后两极分化,是难免的,所以接着又发生了几次叛变,但最厉害的是六九七团的叛变。当时,七十二军已移驻富顺,军代表同志很不理解旧军队,才下到连队几天就盲目乐观,说对连队士兵有把握了,不听我的劝告,硬要在部队还不稳定的时候,立即把部队中的营、连、排长调三分之一的人去学习。学习当然没什么,却一去就不复返,结果,六九七团的少校团副马启驹,三营营长李治安等就借此鼓动士兵,说共产党不可相信,干脆逃跑,发动了武装暴乱,残杀各连军代表,围攻团部,顿时,11个军代表死于暴徒之手,连第二营营长王瑞因保护军代表,不愿叛变,也死在暴徒的机枪之下。许多军代表得知消息后,说打仗都没牺牲这么多干部,感到万分沉痛,我也心如刀绞。
冯、李暴乱对军队影响极大,大家都骇得没有主意,赵德树约同肖烈对我说:“军长,这个祸闯大了,我们干脆跑吧。”我急忙阻止说:“你们活得不耐烦了,想找死。祸惹下了,我们有责任,但并不是我们指使的,罪不该死,犯不着跑出去找死。”我于是找赵德树、肖烈说:“你们虽是师长,也不能怪你,责任全部由我来承担,杀头杀我,与你们无关,你们要好好安心下来,掌握好部队,以免再出乱子。”于是,我们积极安抚剩下来的士兵。这样,部队才逐渐稳定下来。一直到1950年6月,全部改编。



篇三 : 值得一读的“郭汝瑰回忆录”中

原文地址:值得一读的“郭汝瑰回忆录”中作者:戎子知音第15节: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2)
图上战术每星期两次,分六个战术班(每班不超过二十人),在室内作业。
现地战术,第一、二学年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各约一个月。第十期第一学年秋季战术实施,在句容、镇江等地,春季在淞江、嘉兴、乍埔、杭州、莫干山等地举行。第二学年秋季在徐州、海州一带,春季在济南、青岛、淄博等地举行(在青岛还作了战史旅行,讲日德青岛之战)。出发前,按原战术班由教官发给想定并加说明,学员即结合好地图,标绘好情况在图上研究(考虑腹案),然后作认领乘马,整备图囊图板行装等准备工作,到现地即乘马侦察,对照地形,对照情况,在图板上作业。在一地完成一个科目后,又转移宿营地,在另一地形进行另一科目的演习,直到按计划完成各项预定科目为止。
不论图上战术或现地战术,都是令学员充当同一职务,作同一答案,交卷后,教员阅卷分案,讲评,颁发原案。如系连续想定,则根据原案构成补充情况,再令学员根据情况作出答案,照前法进行教学。这就是我军所说的集团作业。这种战术教育法比较呆板。
第三学年现地参谋旅行,春秋各一次,(第十期秋季在北平、宣化、张家口一带、春季在六合、扬州、镇江一带举行)与现地战术比较,想定结构,规模大,兵力多,作业范围广,除作战指挥有关作业外,还有运输及补充补给,前送后送等有关参谋业务,军务,后勤问题的作业。指导方法也不同,教员按想定分配学员不同职务,使按不同职务作不同作业,也都各有原案。下一情况,都按原案构成,进行推演。这种指导方法,蒋军称计划统裁。这种作业方法即我军今天的军事导演。
以上这些由中国教官指导的战术作业,都是单方面的。只有毕业前进行的一次“高等司令部勤务演习”(简称高司演习),即我军今日的“军师两级首长司令部演习”,是红蓝两军对抗,(蒋军及日、德各国,都以蓝色代表自己,而以红色代表敌人。对抗演习时,常称红蓝两军或称南北两军,东西两军)在室内用图上兵棋进行推演。杨耿光自任统裁(即我军总导演),张亮卿,何成璞分任东、西军统裁。由一些战术教官和第一期研究员任端末统裁(我军今日称端末导演)。记得我这次担任的演习职务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骑兵旅长。这次演习也是计划统裁,按原案推演,而且主要目的是搞命令、计划、通报、情况要图、决心要图等(即我军今日所说的战斗文书),我主要搞的是骑兵搜索计划和命令。这次高司演习,战术构思不精,只是一个形式,参谋业务也只讲究格式,没有什么战术运用上的磨炼可言,胜负判定,不能使学员心服,学员搞得十分乏味。主要是由于战术素养低,不能让学员自由奔放,发挥战术才能,适时以情况诱导其按计划推演。所以,搞计划统裁,又生怕对抗演习中学员答案分歧,推演不下去,故情况设得简单,使学员一眼就明白该如何决心处置,以免脱出原案范围,说服费事。
教海军战术的姜鸿滋,讲了一些单纵阵,双纵阵等阵形,我未获什么教益。以后,一矮壮的德国教官教潜艇战,我印象也浅。现代战争,制海权重要,尽人皆知,我并非不重视,可能是由于海军知识少,不能深入理解。
陆大在北京时就聘请了德国教官。第十期由史培曼(Speman),顾德威(后由石达开Starke)教应用战术,林德曼(Lindeman)教炮兵战术,史太秋(Stvetiis)及另一希特勒空军的青年军官(不记其姓名了)教空军战术,皮尔纳教装甲兵战术,麦次纳(Metzner)教化学战,古稀(Gruse)教大军统帅、战史及阵地战,王恩瀚(Wangenheim)教参谋业务,编制装备,动员输送,列强军备。
这批德国教官都身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培曼、顾德威、石达开、古稀都是德国陆大毕业,战术素养较高。史培曼、顾德威初教我们团、旅战术。所以,当时称德国教官教的应用战术为小战术,以后,一直由师教到军,集团军,大军战术,参谋旅行。我们由德国教官指导的战术班都一直称小战术班。他们的想定结构比较巧妙,很注意战术战略上的态势,地形影响及时间、空间关系(远、近、险、易、广、狭)。文字不多,没有什么格式框框,但深入研究,一换算时间、空间,考虑地形天气影响,就感觉意味深长,很费思考,才能作出答案。他们的指导方法也比较灵活。第二学年后,经常混用计划统裁和自由统裁(根据学员答案推演),交错进行集团作业和军事导演。例如:想定发下后,先令学员以军师长等指挥员身份作集团作业,然后,分配演习职务,进行军事导演,根据答案选两个不同方案的学员分任指挥员及参谋长,让他二人去辩论。这样,他不多费口舌而利害自明。接着,按指挥员的决心,指导下去,适时出情况诱导,使错误的方案,愈益显得不利。讲评时,从头到尾指出利弊得失,使学员心服口服,记忆深刻,受益较多。现地战术用自由统裁,如出现不利于按计划转移宿营地而出情况又诱导不过来时,就发补充情况,又令学员集团作业,选符合原计划的答案,更换指挥员,继续演习。
第16节: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3)
我们由德国教官指导的战术作业班,经常是五十三四人,人数太多,集团作业,展开辩论时,不易普遍发言,军事导演时,也难让学员轮流担任比较有意义的职务。因此,他们经常搞对抗的军事导演,将学员分成红蓝两军。这样一来,每一组便只有二十五六人了。参谋旅行组成两军,各一名教官。史太秋和古稀经常参加,充一方的指导,教官先发想定一般方略(我军现称一般情况)及蓝红两军特别方略(特别情况),令学员集团作业,作出判断,定下决心处置,教员先后分赴红蓝两军,根据答案指定学员演习职务。然后,根据红(蓝)军的决心处置等作为补充情况诱导蓝军(红军)推演,推演到一定阶段,又出情况,令书面作业。然后,利用蓝军书面作业时间,赴红军指导。将蓝军推演的结果,构成补充情况诱导红军。如此交错在红蓝两军间往来指导,红蓝两组都无空闲,直至完成预定科目。最后,由教官系统地报告战斗经过,评判胜负,讲评得失。
最有趣的是史培曼用同一想定指导研究院第一期研究员和第十期小战术第一班学员,但所得的结果(胜败和运用巧拙)完全两样,这种自由统裁的双方对抗的军事导演,教员不固执原案(腹案),两军胜负悉决于演习指挥员的战术决策,演习起来生动活泼。但指导很不容易,教员要脑筋灵活,点子多,见机生情,出情况诱导学员,而又不显现故意为难某方的情景。杨耿光主张只在第三学年参谋旅行时用这种方法实施,他认为此时学员的学力够了才能完成演习。但中国教官怕这样作,德国教官第二学年起即提早经常作。
德国教官的战术思想基本上是体现德国《军队指挥》一书(该书系《联合兵种的指挥与战斗》修改后改称的),强调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坦克、大炮),彻底进攻,速战速决,注意利用制空权,高速度进攻的原则,但不硬啃条文。例如敌我对等兵力装备时,他们为了集中优势兵力,以多胜少,很注意行军态势,战略动机,以便先求得有利的战斗正面和有利的战略形势,一下就集中发挥所有力量,予敌打击,改变兵力对比,并一步步紧逼,不让敌方挽回颓势,一直“以优胜劣”打到底。
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不搞开进、展开那一套、而是直接就攻击准备位置并不总是对敌阵弱点业已了如指掌,一来就对敌弱点进攻,而总是在战斗中发现好机,投入决胜力量,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些都对我留下深刻的影响。
《军队指挥》除防御之外新增防支(持久抵抗)一章。我认为这是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战略防御,以攻为守,过早调动了西线兵力,致马恩河会战失败,因而强调次要方面避免决战,以空间换取时问,不硬性防御,以便重点方面,集中优势兵力决战。持久抵抗就是次要方面避免硬顶,避免力不如人,死争一城一地,徒增伤亡的一种战法。虽不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高度机动、灵活、主动;不及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致敌灭顶之灾的强大威力,但也终不失为劣势对优势采取持久战的一种战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飞机坦克投入战场,高速度大纵深进攻,已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战争指导规律,但只要注意到防空降,防空,防集群坦克,打人民战争时亦可以持久抵抗战法作为参考。
有一年暑假前,杨耿光要德国教官指导我们一周的沙盘战术。他们认为沙盘的优点,在于显示地貌地物比地图有立体感,而地形缩小若干倍,又比在现地易于观察全部地形,了解纵深情况。但沙盘须二千分之一以上大比例尺,地貌地物才显示得清楚,最适宜于连营战术。团以上战术,正面纵深场较大,所需地域面积大,沙盘上比例尺小了,地形模糊,反不如地图上推演兵棋清楚,连以下战斗,所需地面不宽,现地战斗教练,比沙盘更有效果。但沙盘可以不拘真实地形如何,随心所欲,按教育课目的要求,显示地物地貌,又可以把堆成的地形推了,按另一课目的要求,重新再堆。这种沙盘教学最适宜于教员随心所欲地假设理想的地形和敌我情况,教军官学校初学战术的学生,深入理解战斗原则,灵活运用战斗原则。(恰似日本人所谓白纸战术的搞法)例如:史培曼设一横亘东西的马鞍形高地,一高一低。令南北两军的排长从等距离去争夺高地。北军排长全力以赴,争最高的高地。他却诱导南军排长以二个班赴最高的高地,而以一个班赴较低的高地,这个班当然先到达较低的高地的顶端,即以轻机枪侧射登高峰的北军,使其卧倒,南军另两个班就得以先到最高的高地。所以,沙盘仍不失为良好的战术教育的补助手段。这就是德国军官学校教沙盘战术,而陆大则不教的缘故。我认为他们对沙盘战术的看法颇有道理。
第17节: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4)
蒋军好搞电气沙盘,地形和情况(如显示炮兵和飞机轰炸弹着点),永远不变,这只能是模型,缺乏战术的意味,用于战后讲评,总结经验则可,用于磨练战术则很不足。实战中,仿敌阵地作现地沙盘,进行演习,使指挥员明了上级的意图、自身任务、行动方式方法,熟悉地形道路及敌人配备等,对战斗实施有很大帮助,是各国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应该推广的。
古稀讲大军统帅,只讲原则,未应用于作业。他在讲歼灭战略和持久战略、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等原则时,都举战例证明原则。他主张打歼灭战,并主张以歼灭战达持久之目的,他举七年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兴登堡东普鲁士方面作战为例,说明以攻为守,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达持久之目的,颇受学员欢迎,惜比较大而空。
林德曼教炮兵战术,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和以后阵地战那一套战术,炮火准备长达一星期甚至半月、一月之久,时间太长,难收奇袭急袭之效。导进弹幕射击,阻止射击、逐次集中射击,破坏射击,交通遮断射击等,讲解亦尚清楚,可惜未搞炮兵战术作业,亦不如后来我看见苏联专家炮兵战术计划精密,也未与史培曼等教的战术联系。史培曼也是炮兵军官,他主要只注意野山炮或野战重炮(十加,十五榴)的杀伤半径,有效射程,遮蔽高,运动性等战术性能和放列阵地,观测所的选定以及完成效力射准备射的时间等,从不涉及集中射击,破坏射击等技术问题,亦不大注意防坦克炮的运用,部队防空注意到伪装,行军时取对空距离等,但未具体指导过高射炮运用,这些都是缺点。
史太秋等教的空军战术,强调进攻,赢得制空权,认为攻击为最好的防御;强调发展轰炸能力,重于发展驱逐(歼击)能力。例如,敌机来袭,他们认为驱逐机拦击次要,最好的办法是出动轰炸机炸毁炸沉敌机起飞的机场或航空母舰,或尾随回航敌机,一网打尽,主张对进攻之敌实行反火力准备,强调摧毁敌军需工业,交通枢纽,瘫痪敌人工业交通运输,他们强调飞机性能和航空工业后备能力,认为敌对双方宣战后第一线飞机首先接触,一星期内双方飞机和飞行员数量迅速下降,一月以后,双方空军力量的强弱,主要决定于飞机制造能力、所造飞机的性能和飞行员训练能力。因此,他们强调要搞民航,以保持空军的后备力量。他们称飞机是炮兵的长臂,即可以打击炮兵打不到的敌方深远纵深,从而认为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攻击在炮兵有效射程外的敌后方。攻击机应超低空飞行,以领导地面步坦兵冲击,其震骇作用多于杀伤作用。但当时还未强调空降,空运的作用,也还未明显显露出糅合《制空权论》和《机械化兵论》为一团的闪击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空战战术思想,当然是很不够的。
第十期所学装甲兵战术最差,教官皮尔纳不懂战术,讲些“的塞尔”发动机之类技术问题混时间。(以后,我入研究院第三期时,奈维格教机械化战术较好)
麦次纳讲化学战,战术技术结合,很受学员欢迎。他认为糜烂性毒气,障碍作用大,但无补于进攻。窒息性化学战剂初出现于战场,颇有震骇敌人的精神作用,但要大面积达到有害浓度不易,所以,战术上可收一些效果,战略上不大发生作用。这虽是第一次大战经验总结,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化学战剂确实没有被大量使用。现在,美苏都在研究化学战剂,美军在越南战场上施用过,苏军也正用以对付阿富汗的游击战,但大量用于正规战,看来也不会有什么战略意义且为舆论所不容,在政治上处于被动。
古稀教的阵地战多是一些呆板的防御配备和进攻的方式,我觉得在战略战术上未给我什么印象。
白俄教官布尔宁教过战略学,他取材苏军条令、介绍了战略、战役法,战术的概念与我后来在南京军事学院所了解的大体相似。
战史也是陆大重视的课程。杨耿光常说战史是战术之母,熟读战史,不仅可以推敲战争双方的庙算谋议、战略决策,师法古名将用兵,也不仅可以找出一些战例,以证明战术原则,加深对原则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总结过去战争所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窥测出未来战争发展的趋势,找出指导未来战争的规律,制定战路战术原则,用以教育训练干部,作好未来战争的准备,以争取未来战争的胜利。所以,第十期时,战史课程相当多。龚浩讲拿破仑战史,黄家濂讲日俄战史,杨耿光自己讲北伐战史,德国教官古稀讲普奥、普法战史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的典令原则,都渊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又是战史中的重点。可惜古稀当时都是站在德国立场,着重研究国境会战、马恩河会战、坦仑堡会战、华沙会战、罗马尼亚会战等的战略得失。事实上,第一次大战中,飞机坦克已起重要作用,已是闪电战的滥觞。第十期在校期间,制空权论、机械化兵论都已甚嚣尘上,而古稀在这些领域毫未涉及,研究战史而不推想未来战争,这样研究用处不大。这点也可作为我们今天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殷鉴。
第18节: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5)
德国教官王恩瀚教的参谋业务,编制装备,邻邦军备、动员输送等,都很一般,不过汇集了一些资料而已。他讲动员也讲了工业动员,变平时生产为战时生产等,但对国防建设上如何发展工业,介绍得不够。当时,国民党几无工业,可能也是学员印象不深的原因。第十期毕业时,戴高翔、魏汝霖等编了一部《中国将校必读》,多取材于王恩瀚的讲授。
筑城先由中国教官马龙文讲,完全是照搬日本教材。以后,一德国工兵教官讲筑城,否定堑壕体系,主张注意伪装分散的据点式阵地。
其余课程,不一一介绍,只有三门不为人重视的课,我认为值得一提:
1.白俄教官布尔宁讲的谍报勤务,内容丰富,对于如何获取情报,传送情报,反谍,防谍,今日都尚有参考价值。
2.戴锡龄教官教的军队教育,既说明一些军队教育的原则,又详细说明每年度训练总监部如何下达训令、各军师如何作出指示,各团如何作出年度计划,期间计划,周间计划,每日计划。这一套虽然都取材于日本,但教育计划性强,对部队要求严格(都是全训),对搞部队教育,很有帮助,我认为今日也有参考价值(与我所见苏联顾问的《军队训练法》的教材有相似之处,也可以相互补充)。
3.马术,当时战马被誉为无言战士,是战场主要交通工具,也是现地战术、参谋旅行的交通工具。所以,当时我们每星期有两个下午练马术。以后,杨耿光主张学摩托车和汽车驾驶,但未能实现。如今现代战争已经发展到运用电子技术实施指挥,但指挥员和参谋大都还要靠在飞机、汽车、摩托车甚至战马上实施指挥。因此,所有指挥员和参谋都应学会马术(山地交通不便地形,仍用得着),学会驾驶汽车,能驾驶飞机更好,不能空中驾驶,也应学会在空中目视侦察能力。
第十期曾于第二、三学年的暑假,两次去庐山五老峰下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
1933年,庐山开办“北路剿×军官训练团”,陈诚任团长,杨耿光任教育长,所以,杨耿光弄我们去。先以为去任连排长教员,哪知到庐山后,把我们编为第十二连受训。
1934年,“庐山剿×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陆大第十期、十一期学生均前往受训。第十期中有少数同学任排长,我和多数同学还是学员。
这两次暑假训练都是为蒋军打气为主,而所谓军事训练只不过是陪衬而已,只搞一些诸如射击、筑城、爬山运动等士兵动作。1934年,德国总顾问巴德讲了一次初级战术,讲搜索,警戒、瞭望等七个问题。
每天朝会,每周纪念周,蒋介石、陈诚均要讲话,但无非是些“不成功便成仁”,“受围不惊”,“被俘不屈”之类呓语。张励生(当时似系行政院秘书长)则经常阿谀奉承蒋介石、陈诚,说他们讲话好极了,并对蒋、陈的讲话作些发挥,使人听了肉麻。受训完后,各发一柄短剑,上镌“军人魂”三字。这不仅仅是个装饰品或自卫武器,实际意味着蒋介石要求每个军官要“效忠党国”、“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两次训练团受训对我来说,除在庐山避暑爬山外,一无所获。
因为陆大学员学的是联合兵种的指挥,所以要熟悉各兵种情况,日本陆大是把学员分到不同兵种的部队去队附学习,当时中国无较强的部队,所以杨耿光把队附勤务改为兵种学校参观见习。我们去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见习,看了战斗演习。详情已记不清,只记得步校现地沙盘,搞些泥人,我们戏呼之为阎王殿,但这只不过是调皮而已。我认为,现地沙盘,可在沙盘上显示情况,而令学习者在现地作各种战斗动作和决心处置,是一种好教育方法。另外,我们还参观了海军和空军,每人都作一次感受飞行。史培曼还组织参观了几次炮兵射击。
我们毕业后,学员曾分组赴军政部、军令部、铨叙厅见学一月。我分配在铨叙厅,厅长林蔚。这一个月见习是我难忘的一次学习。在这里,我们学习了“人事法规”,了解了任官、任职、退伍等手续。这一套人事法规,完全抄袭日本(日本《军队成规汇集》汇集了全部人事法规)。
平时军官分官组进行考核(尉官以联队为单位分组,校官以师为单位分组,将官全国范围内分组,以比较优劣)。
有停年和经历调任的规定。停年即每一级军官有一定的晋级时间,使其熟悉职务,不到规定时间,不得晋级。如少尉至少一年半才能升中尉,中尉三年才能升上尉,上尉四年才能升少校,如此等等。经历调任是为了培养军官的才能,当其任一职务,二三年后,即改任他职,如相等级别的参谋、教官、队职军官等职务对调。这些办法颇有可取。但蒋军并未认真执行。在用人上仍然是任人唯派、任人唯亲。文化好的终身参谋,政工人员终身卖狗皮膏药。军师长把持一个部队长久不放,压抑有才能的中青年军官晋升等现象比比皆是。有法不依,怎么能把军队建设好,军队哪会有战斗力?
第19节:我任陆大研究员和教官(1)
第十期毕业后,曾选三个学员去学空中侦察,我是其中之一。1935年冬,我被派往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学习,时间六个月,在空中飞行共四十小时。学了空中照相、航空判读、目视侦察、炮兵射击指挥、空中射击等等。学习完后,还规定我每年须去空军服务一个月,但我以后未去过。现代战争,战场辽阔,指挥官参谋人员,常须空中视察、指挥,培养一些陆军人员具有空中知识,办法是好的。而且,现代战争,海、陆、空常须联合作战。所以最高统帅部、方面军等的指挥员、参谋,能具有海、陆、空三军知识最好。
由于杨耿光提倡上课记笔记,陆大十期学员,上课很少缺席,还专心记笔记。下课后,学员们不是作战术作业,就是整理笔记。早晚自习,常有许多人读外国语文,看参考书籍。翻译官们对我们说:“陆大在北平时,学员颇讲究交际,互呼‘学长’,校友观念很深,庆吊往还、请客送礼之外,还经常一下课就携带家属,或家属们互相邀约,看戏打牌。甚至还三三两两,狎娼宿妓。学习风气很薄弱,没有你们这样好学。”这些话可能是故意糟踏先期的同学以讨好十期学员,但陆大移南京后,风气有些小小转变也是真的。我记得1933年旧历初一,我们不放假,照常上课。学员到齐了,教官王恩瀚也到了,只邹编译官不到,经频频催促,才姗姗来迟,腼腆地说:“以前旧年新年没人上课,所以未准备来。”这就是一个例证。十期以前,学员拜把兄弟,以便在社会上互相拉扯的,可能也有,但未闻其详。十期毕业时,某几个同学攀龙附凤,同甘丽初拜把兄弟,结小团体,陆大十一期以后这种结小团体之风逐渐盛行起来。后来,蒋介石先生糅合黄埔同学会和四校同学会等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原是为了“作之师”,(他兼各军事学校校长)殊凑合在一起,结果还是一盘散沙。各拉各的帮派。连蒋介石先生的蓝衣社(复兴社)也不例外(国民党、黄埔同学会都腐化失灵,蒋介石又想借此法宝作团结黄埔学生的中心)。蓝衣社的骨干十三太保如贺衷寒、曾扩情、康泽、刘咏尧、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滕杰、陈复等多为黄埔学生。所以,陆大十期学员中的黄埔学生除我一人外,都成为争取对象。星期日活动,正经得像煞有介事,实际这个法西斯组织与流氓集团青红帮无异。
我认为当时许多陆大学员,没有政治灵魂,某些人只知拉封建关系,把爱国主义、民族气节都置之脑后,学习只是为了加强个人本领,取得陆大文凭,提高个人社会地位,好升官发财而已。我知蒋介石也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换帖,拉封建关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这一反面教材,值得鉴戒。
我任陆大研究员和教官
1936年3月,我在杭州笕桥学习空中侦察告一段落后,返陆大复命,即拟返回原部队。杨耿光认为我这个多言好辩,会钻教官的空子、捣蛋调皮的门徒,是个讨厌的学员。我不特经常弄得教官下不了台,也出杨耿光的洋相。记得第三学年春季现地战术实施他在滁州亲自指导现地战术。一个学员作决战防御案,摆一个外八字阵地,前面设前进阵地,诱敌人一进攻,便缩回本阵地。他讲评时说:“这是乌龟的缩头战术。”弄得哄堂大笑,这个学员狼狈不堪。演习到镇江,他拿出一个渡江占领桥头堡固守待援的原案(这是仿照他在日本陆大毕业时御前战术作业的方案)。他抽问学员,一一评击。他批评完后、问道:“这原案有个缺点,你们看见否?”我应声而出说:“看见了,这成了瓮子里的乌龟,‘瓮中之鳖’。”大家听后又哄堂大笑。
他刚才说了人家乌龟战术,这时也不好生气,只说“郭汝瑰,你强辩,瞎扯。”
但是,这时,他认为我是一个对付好抬杠的学员的好教官、硬要留我任教。我执意不肯,并对杨杰说:“我见凡当教官的人都是终身潦倒,一事无成。”
杨说:“你的看法不对,你懂不懂得委员长是怎么搞上去的?”
我答:“不懂得。”
杨说:“委员长的成功的秘诀就是‘作之君、作之师’。所以,至今他还兼任陆大、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我们是师生、我不会害你。如果你在陆大教几年书,结交些师友门生,会对你一生事业有很大帮助。”
这时我内心也不愿到我堂兄郭汝栋部靠封建关系作官,“剿共”做帮凶,又想多学点军事学术,靠本领吃饭。经他这一说,我便决定留下来,并进了陆大研究院第三期。这期研究员,主要是陆大第十一期毕业学员。本期研究院主任是张亮清。
陆大研究院,并不研究比陆大学员所学知识更高深的军事理论和学术,也不研究未来战争和各国军备,而是提高当教官的本领。因此,研究院除照陆大正规班继续进行战术教育及先生讲学生听的方法,灌输些军事知识外,特别注重战术教育法。杨耿光曾要求我们一天要作出十个想定。我们虽不免粗制滥造,但总凑足数交了卷,这些磨炼,可增进教员迅速构成情况的能力,使教员能随机应变,以情况诱导学员作业,办法是未可厚非的。这里已没有中国战术教官,都是外国教官任教。指导我们应用战术的是石达开、奈维格。奈维格是一个机械化兵科军官,教机械化兵战术颇得研究员好感。他结构想定也比较巧妙,设想战略态势,计算时间、空间,都引人入胜。战术课目,仍是攻(包括遭遇战)、防(包括持久抵抗)、追、退,也同史培曼、石达开一样,一来就造成包围迂回有利态势,再局部形成优势,打敌人一个致命伤,然后,步步紧逼,不让敌人挽回颓势,直至全歼敌军为止,他也讲究攻弱点(攻瑕),灵活机动,向打得动的方向发展。所以,行军、展开,都讲究既一下就发挥出全部力量,又注重有灵活转移重点的余地,只是计算行军长径、行程、时间、距离换算等关系,与炮、坦完成进攻准备的时间不同而已。防空除大口径高射兵器分段跃进,小口径高射兵器在行进中掩护外,更注重夜间机动。但与空军联系不如苏联专家所搞的紧密。防坦克也未强调防集群坦克,不曾计算防坦克兵器密度,这当然是因受时代限制的缘故。
第20节:我任陆大研究员和教官(2)
研究院也由史太秋教空军战术。今天回忆起来,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意叙述之处。但有一事记忆犹新。一次,我们研究员乘马搞现地战术,见道旁伐倒一株大树,任其日晒雨淋。史太秋就喟然长叹说:“你们中国如此破坏自然,浪费木材,说明你们生产不发达,而又浪费资源。在德国,这种现象是要受法律制裁的。”这本不属于军事范围的事,然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仍不免乱伐树木。我深有感慨,所以赘述于此。
研究院还有一名教永久筑城的白俄教官斯达维斯基,曾在法国某军事学院担任过教官。所讲内容过于陈旧。讲日俄战史的多马舍夫斯基,当时却颇受研究员欢迎。他站在沙俄立场,所讲与黄家濂据日本战史讲的大异其趣。他经常用“战胜者毋庸批评”一话来原谅俄军的错误,轻视某些日军战略决策的正确性。他没能以“古为今用”的精神探讨战术思想的发展规律。但他以“沙窝伊大将之骡,随大将身经数十战,但于军事思想无补”来讽刺那些经过实践,却不去总结经验教训,取得教益的人,是意味深长的。我以为这对学习战史,只讲史实,赞赏古代名将的一些决策而不寻求战争规律发展的人,也是辛辣的讽刺。解放后苏联专家韩切夫斯基在军事学院印发了一份军事发展史的图表解教材,但是言必称希腊罗马。我们中国三千年军事发展过程,至今还不曾看见系统研究的著作。太遗憾了!我希望能早日看见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军事史!
我没等到研究院毕业,就被推上了教学第一线,叫我担任战史教官。因十四期的欧洲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教官被学员赶下了台,要我在紧急情况下“伍间增加”。我在陆大学了三年德文,而陆大战史材料多为德文本,我想借此机会增进德文水平,而且认为教战术就是那一套原则,倒来倒去还是那一桶水,搞到一定水平,再搞也难进步,不如在战史宝库中苦心钻研,还可获较多教益,因此,欣然前往任教。
我认为古稀(我任教官时他已回国)教欧洲战史,在战略决策得失探讨和学术观点批判上,还是讲得不错的,为什么不受学员欢迎呢?原因在于唱“折子戏”,讲个别会战史,而未对整个战争经过、总的教训得失作出结论,东鳞西爪,贯穿不起来。而且中国人对外国地理不熟,外国人名地名难记,他采取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所以不能引导学员深入理解。因此,我糅合一本德文小册子《第一次大战经过》及张亮清在日本陆大学习时的《欧洲战史教材》。从老毛奇及史蒂芬国防计划一直讲到国境会战,小毛奇修改作战计划以及以后历次会战发生经过得失,介绍一个轮廓,然后,分别选择有战略价值的会战,详细讲授。把一些战争关键的经过情况,写成想定形式,令学员作业,然后,发表当时双方决策部署,再令学员批评得失。这样的教授方法逼迫学员深入了解情况,熟读地图,研究经验教训,教授法似稍有改进。但决策得失,经验教训,还是剽窃书本,人云亦云,并无创见。而且,我原计划的一整套,未写完就走了。
陆大在蒋军建军和作战中的作用
国民党建军并不始于黄埔。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已有军队,如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第六军程潜,第七军李宗仁,稍后的第八军唐生智。虽然蒋介石从黄埔军校发展起来的第一军是骨干,各军都接受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仑将军的建议,设了党代表,但军队是由士官生、保定生、云南讲武堂学生按日本一套编制装备训练起来的,战术总是抄袭日本。以后德国顾问谢克特、法根豪生等来中国,参加中央军校及陆大教育,成立教导第一、第二、第三师(即以后的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十四师),教导总队,炮兵第二旅等。于是部分军队又采用德国装备,并按德国顾问建议,编制训练,战术也抄袭德国。中枢军事机构及大部分军队,都还是日本陆大学员、士官学生、保定学生等为骨干。
人事制度以及兵役制全都是抄袭日本的。陆大的战术思想、参谋业务也多未为军师长所接受,一直到全军溃灭时为止,作战指挥还是老一套。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陆大对蒋军建军影响不大。
不过,陆大学员个人在战场上仍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陆大八、九、特三期学员参加蒋军嫡系部队的不很多。十期学员毕业后,则多在蒋军中服役(在杂牌部队的少于嫡系部队)。开初,一般多担任军、师参谋长、参谋处长、作战科长及军事委员会的处、科长、参谋等职务。只有何宣、黎行恕、甘丽初、李及兰、何绍周、官慧民等少数人,任军、师、旅、团长。抗战前,在唐生智、张治中的准备对日作战秘密机构服务的陆大学员,对袭击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构筑淞沪、吴福、锡澄、沧石等防线既设阵地,多负计划指导责任。“七七”、“八一三”以后,布满蒋军军委,战区,集团军各军师的陆大九期、十期、及十一期特别班一、二期学员,在战场上颇发挥作用:第一,他们所学的搜集情报,判断情况,调制情况图,现地侦察、在图上定下决心,进行指挥这一套参谋业务(这以前,蒋军搞这一套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使各级指挥员作战指挥,心中有数得多。这不特对抗日作战有一定贡献,也因此而取得各军师的信任。第二,抗战初期,陆大毕业学员不多,无形中有个学派,电话上一呼“学长”,就分外亲热,上下左右,联系情况、交换意见,特别灵通。这样的联络工作,是一般军、师长所办不到的。因此,得到他们特别倚重。如我初到十四师任参谋长时,我的师长(以后任军长)霍揆彰并不倚重我,及到淞沪作战,我可以亲去第一线营连为他视察情况,建议决心处置,并在图上研究各项预案的利害,我俩人经常共铺一张图在桌案上,研究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应该如何处置,待到友邻下级电话一来,他便可立即处理,我接电话时,用红蓝铅笔在图上指预定方案,他一点头,我便可负责处置。于是,他常说:“你们陆大这一套,我以前全不懂。有这样一套进行指挥,方便而有把握多了。”我在战场上可以经常与上级友邻甚至遥远的友军联系。淞沪大溃退时,我们五十四军未得命令,不敢退却。我与六十六军叶肇的参谋处长同期同学郭永镳通话,抄下命令,了解我们五十四军十四师撤退时机、路线、到达位置等,最后才撤退。虽在安亭车站被日寇截断退路,全师仍绕道而还。从此以后,霍揆彰总劝各军、师长非用陆大学员作参谋长不可,不然联络不广,情况不明,打仗无把握。另外,部分任师、旅、团长的陆大学员,尚能顽强战斗,也使人不再议论陆大学员“开口兴登堡,闭口坦能堡”只会纸上谈兵了。所以,第十期学员,在各处都立住了脚,也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一些贡献。抗日战争中、后期,许多十期同学便任军师长和战区,集团军、军参谋长,这对作战指挥和改建军队都发挥了一些作用。
第21节:在抗日战争中(1)
1943年,我见杨耿光先生于重庆龙门浩。他任驻苏大使归来,思想较左,受特务监视,非常愤怒,经常咒骂蒋介石、何应钦无能,大有“老骥伏枥”之感。我安慰他说:“抗战以来,失地千里,丧师百万,但如果屡败屡战,纠缠敌人不放,最后胜利,仍然可期。这其中你的门墙桃李作了不少的工作,也挽救过多少局部失败。他们在抗战中所起的一点作用,全部是你熏陶之功所致,也可以自慰了。”这虽是安慰他的话,但对陆大学员在抗战中所起作用的概括,并不是虚构。不过,今天看来,“屡败屡战,纠缠敌人不放,最后取得胜利”主要是全国人民和共产党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陆大学员的官更大了,在蒋军中负的责任更重要了。但帮解放军忙的却很不少。当然,国内革命战争,政治进步与落后是胜败的主要关键。但军事上的原因则是他们那一套战术不适应没有固定战线的人民战争。他们不理解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弄不清情况、战场经验又远不如解放军。解放军机动性大,神出鬼没,“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致使蒋军攻“不知其所攻”,守又“无所不备,无所不寡”,总是遭伏击袭击。这样,在总兵力上,蒋军虽然占优势,而在决战关键时刻和地点上,则经常措手不及,兵处劣势。从而使蒋军在解放军包围和猛烈追击下,难逃被歼灭的命运。
六、在抗日战争中
(1937—1945年)
双十二事变前后
日本侵华,九一八就开始了,尽管1932年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也打了一仗,1934年长城抗日第二十九军又抵抗了一阵,全国人民发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抗战歌声,但是全国性的抗日战争要双十二事变后才真正开始。这是因为蒋记国民党政权要“安内而后攘外”,对日本的进攻持不抵抗主义,在这一政策支配下,中国连年阋墙争斗,日寇就得寸进尺,侵略不已,虽全国舆论沸腾,总办不到“枪口向外”。西安事变蒋介石才被迫放弃了错误政策,一致抗日。
从1932年初到双十二这一段时间,我在蒋军陆军大学学习和任教,这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表面上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的旧部——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所辖的二十九军,山东省长韩复榘所辖的第十二军(孙桐萱)、五十五军(曹福林)、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剿共”的孙连仲部、留陕西的杨虎城部、甘肃省的邓宝珊部等都仍保持半独立状态。至于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广东的陈济棠(后余汉谋)、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邓锡侯、刘文辉及宁夏、青海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清、马守援等地方军阀都割据一方,表面上打着青天白日旗,但蒋介石并不能指挥调动,有的甚至公开对立。
蒋介石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一般人都说有嫡系、准嫡系、杂牌三种,但事实上也没明确的界限,大约可以这样说:
张宗昌余部徐源泉、孙传芳余部上官云相、郭松龄余部郝梦麟、云南出去的范石生、贵州出去的谢彬、四川出去的郭汝栋、赖心辉等部都是归顺蒋介石的杂牌军队(当然从广义说东北军、西北军、桂系军队等也可称为杂牌),杂牌军队常有被加上“剿共不力”、“纪律不佳”等罪名而被消灭的可能。有时即使不撤销番号被改编掉,也得不到补充而日益弱小。他们知道“剿共”是借刀杀人,消耗了得不到补充,所以经常避免与共产党(当时一般这样称呼红军)打硬仗。我二弟汝瑚在郭汝栋的四十三军任过无线电排长,他告诉我,有一次郭汝栋率部追击红军,前卫报告追上了红军,郭汝栋立即下令“埋锅造饭,吃饱了好打共产党”。汝瑚感觉奇怪就问道:“你天天喊追共产党,怎么追上了又不打呢?”郭汝栋忙拉他到旁边小声对他说:“我一无补给场所,二无野战医院,打下来伤兵往哪里送?械弹向哪里去补充。”郭汝栋这一生动例子几乎可以代表所有杂牌部队的心理。
准嫡系军队最初是北伐时期的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第四军的一部分如陈铭枢部等,但以后黄埔学生毕业多了,他们奔赴各杂牌军,逐渐掌握权力,于是这些杂牌军也逐渐成为准嫡系。
嫡系部队,最初主要是北伐时期的第一军发展起来的,以后新成立的部队及吞并的杂牌军,凡主要干部都是黄埔学生的,都是嫡系部队。这些部队分别与何应钦、顾祝同、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有特殊关系,因而嫡系部队又形成许多派系。何应钦受蒋介石猜忌,不敢明目张胆拉派系,但对顾祝同、刘峙及杜聿明、宋希濂、王敬久等黄埔出身的将领,他都能指挥裕如。顾祝同对苏北的王敬久、韩德勤、方先觉等关系较深,陈诚掌握第十八军、胡宗南掌握第一军、汤恩伯掌握第十三军都自成一派。蒋介石经常制造矛盾,又利用矛盾,以甲制乙,又以乙制丙。借此以掌握军队,左右局势,殊知派系林立,终酿成离心离德的结果。
第22节:在抗日战争中(2)
双十二前夕,冯玉祥名义上是副委员长,但实际指挥不动军队。
1936年12月12日南京一片平静,我写讲义到深夜,睡得特别酣畅。13日我清晨起来去到黄泥岗买菜,见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队伍,全副武装如临大敌地开赴下关。我觉得情况有异平常,一打听才知昨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这些部队是准备在浦口搭火车开赴洛阳前线进攻张、杨的。我顿时觉得蒋介石不被杀掉也将长期被扣留。内战发生,兵连祸结,中国又不知道将闹成什么样子。随后听说冯玉祥主张讨伐,但当他发现他指挥不动军队时,声调就低了,何应钦在嫡系部队中坐第二把交椅,他一面调动部队,宣布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并声称派飞机轰炸西安,一面电邀汪精卫返国主政(我听说汪返国途中曾去日本勾结)。隔两天又听说宋美龄、宋子文等主张不打,认为打就是置蒋介石于死地,随后听说蒋的美籍顾问端纳到了西安,继而宋美龄、宋子文于20日、22日相继去西安。12月25日晚十时左右,全南京城响起了一阵一阵的鞭炮,说蒋介石出来了。接着蒋介石到南京,把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关了起来,报上还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我当时地位低微,听到这一切,仿佛是读传奇小说一样,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张杨何以会“纵虎归山”。以后才知是出于共产党调停,以便举国一致对日抗战。我们一般人当时也认识“安内必先攘外”。“枪口对外”,才可不打内战。例如1936年两广事变时,陆大教育长杨耿光以蒋桂双方实际情况为想定,要我们战术作业,定下决心,拟出作战计划。我们答案都是进攻,杨发表原案,却是大军压迫,政治解决,一致抗日。并讲评说,军事解决,不是“中央”胜,也不是两广胜,而是日本胜了,我们非常佩服杨的高明。但是共产党这次下这一着妙棋,我们做梦也未想到。我对这样快就解决了“攘外安内”的问题,急转直下就转入准备抗战,真是高兴得心花怒放。
蒋介石决定抗日事虽出于不得已,但也加紧了抗战准备。由于我们陆军大学第十期是1935年3月毕业,十一期是12月毕业,两期同学大多数走上了重要军事岗位,所以我们在陆大当教官的人,消息也颇灵通,对蒋介石的抗日准备,一鳞半爪,知道不少。我说蒋介石加紧了抗战准备,是说他这以前也略有准备,不过不积极罢了。我听说1935年何应钦认为:如对日开战,几个月后就会没有械弹装备补给,所以军政部在湖南株洲修建兵工被服等厂,在军实方面做准备。成文的国防计划,当然不可能目睹。但听说,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拟了一个国防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大意是对华北的防御准备,由唐生智在军事委员会内密设执行部主管其事。在海州、徐州、开封、洛阳一线构筑防御阵地,建了不少钢筋水泥的机枪掩体,以作阵地骨干,在沧州石家庄线也构筑了防线(陆大十期同学文小山、李荻秋在执行部任参谋,李还亲身侦察各线重机枪掩体位置,知之甚详,以上情况是他告诉我的)。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十期同学吴光朝任其参谋处长)负责南京近郊及镇江、句容等地国防工事。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主持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以东至淞沪等地国防事务(原因是一?二八他曾率第五军在淞沪协同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在青阳港西岸、吴(江)福(山镇)线及锡澄线构筑国防工事。张初先在中央军校设高级教官室为秘密办理国防事务的参谋处,由陆大十期同学童元亮以少将步兵科长名义主持业务,陆大十期同学史说、方传进、沈蕴存、陈保生都以战术教官担任参谋。1936年双十二以后,张治中在苏州成立京沪警备司令部,张任司令,以中央军校教育处长徐权兼参谋长,童元亮兼参谋处长,龙矫、史说相继任第一科(作战)科长,唐化南任参谋。他们都是我陆大十期同学,从他们口中我概略知道经蒋介石核准的张治中的作战计划,是先作所谓扫荡战,消灭日军在虹口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杨树浦公大纱厂的日军部队,然后封锁长江,坚守海防。张治中集团的右翼由张发奎任苏浙边区司令,驻嘉兴,担任澉浦、乍浦、嘉兴地区国防工事的构筑。
与此同时蒋介石承认了陕甘宁边区,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释放了大批“政治犯”,当时称为爱国七君子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也被释放了。为了解除后患,蒋介石对一些可能叛变,供敌人利用的老军阀、政客,也分别情况,一一进行了处置。
老军阀孙传芳,自从他的部队被北伐军打垮以后,一直寄居天津,他是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与日本人一直有往来。蒋也恐他给日本人当傀儡,便由军统秘派一个叫施剑翘的女子去把他杀了。
第23节:在抗日战争中(3)
唐绍仪是一个老政客,他和孙中山是同一时代的人。唐自从被迫辞去袁世凯政府的总理职务以后,再没有重上舞台的良机,当见时机已到,便向日本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这正合日本人的心意,实在是一拍即合,于是,他们便暗中勾结起来。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其影响之大,危害之烈不可估量。但蒋介石毕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对此早有预料,并派特务赵理君去把他杀了。
段祺瑞与日本军国主义关系颇深,蒋介石担心在全面抗战时,段可能被日本利用,于是便利用他曾在保定军校学习过几个月,段是保定军校监督的往事,与段拉师生关系,写信给段,称段为老师,问段还记得“蒋志清其人乎?”并说日本人快来了,特迎接老师到后方安全地方去。这就安定了段祺瑞,终未受日本人的利用。
蒋介石就是这样,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能拉的就拉,能杀的就杀,必要时也可以拿钱收买,制服了一批人。
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的中央军事体制是仿照日本的,主要如下: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下设
办公厅主任:朱培德
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程潜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
训练总监部部长:李济深(唐生智?)
副部长:周亚卫
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
兵站总监部部长:俞飞鹏
铨叙厅厅长: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兼
七七事变时庐山所见
我在陆军大学第十期颇受歧视,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我是黄埔五期政治科在武汉毕业的,有共产嫌疑,思想恶化(当时把抽鸦片一类人称为腐化,把思想进步一点的人称为恶化)。因此,当时加入了蓝衣社的同学们不准吸收我,还监视我。第二嫌我调皮捣乱,不服管教,不好驾驭,其实我只是心直口快,好辩论,不看风色,有理的事要争到底,见不平的事好出来说话而已。我进校第一天,王泽民教育长点名,把我名点漏了,我就质问:“报告教官,为什么没点我的名?”“你看!就是你把秩序弄乱了!你叫什么名字?”他不喜欢我称他“教官”。“我叫郭汝瑰,不是我把秩序弄乱了。”他于是重新点名,点到我名字时,他又漏掉了,我于是抓住机会说:“报告教官,不是又把我点掉了吗?”于是引起了一阵笑声,有人就觉得这小家伙调皮、犯上。第三,我是从杂牌部队来的,我的中校参谋底缺(领薪的单位)在川军郭汝栋的第四十三军。
尽管如此,有的同学还是认为我能干,学术上有一套。我同班的一个同学曾粤汉,就认为我思想虽“不正常”,但很能干。
曾粤汉进陆大前是陈诚的下属,毕业后任十八军十四师的师参谋长,那时人们认为,带兵的职务比不带兵的职务要强些,因此,曾不愿任师参谋长,而愿调任四十二旅旅长。十四师缺师参谋长,要有人顶替他才能脱身,曾粤汉便将我介绍给十四师师长霍揆彰,霍向陈诚汇报说:“此人能干,只是有一点不好,思想左倾一点。”
陈说:“年轻人嘛,叫他来嘛,那有什么关系,年轻人就是要思想左倾一点好嘛。”
曾粤汉这样告诉我,并约我于1937年3月专程去湖南岳阳部队驻地见了霍揆彰一面,我认为十八军标榜“不要钱”,可能是一支较好的抗日的军队,亦表示同意。5月,我就正式调离陆军大学,到常德任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
我任职不到两个月,7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我又被派往“军官训练团”将官队学习,地点还是五老峰下的海会寺。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匪”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蒋介石并且邀请学者名流,在庐山商谈国事,针对日军对平津的进逼发表谈话说:“如果日军进攻宋哲元的军队,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奋起全面抗战。但同时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也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所以,谈话也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妄谈牺牲。”
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发生,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消息传到庐山,蒋介石就下令李默庵的第十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北上助战,这时李默庵、关麟征恰好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他们出发时,我们训练团召开欢送大会。关麟征上台慷慨激昂地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残杀我人民,现在又继续向华北侵略,令人忍无可忍,我誓遵委员长命令,与敌人血战到底。然后大家齐声高唱:
第24节:淞沪战役(1)
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要捍卫祖国,我们齐赴疆场。
欢送大会,抗日气氛很浓。我也禁不住流下了兴奋的热泪,心想当兵十余年,光打内战,这次能对外作战,总算不虚此生了。
因战争已打响,训练团不久就结束了。我同全师受训军官兼程奔回常德,8月初到武汉时得知十四师奉令开河北长辛店,部队已由常德出发,我们就在武昌等待部队到达,然后一同由汉口大智门车站登车北上。我的爱人方学兰同三弟郭汝玲送我上车,方学兰问:
“不知这战争哪年才能完啊?”
“像哥哥这样的军官死三百个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我三弟调皮地逗她。她眼泪像屋檐水一般滴了下来,我连忙叫他们走了。我从此踏上了抗日征程,开始了八年抗战生涯。
淞沪战役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运十四师的兵车,黑烟滚滚,昼夜飞驰,殊不知师部列车到达永年车站。忽然接到蒋介石电令:“原车南下,开苏州待命”。于是我们掉转车头转津浦路向苏州急驶。车到南京我与师长霍揆彰一同进谒何应钦。何向我们说:“得情报日机今日首次袭击南京,你们要注意防空。”所以我们入暮才开车。到苏州第三战区前方指挥所,见到第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童元亮、作战科长史说及方传进、沈蕴存、唐化南等一批同学。经他们的介绍,我才清楚了全国的情况。
抗战开始,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大本营(以后又改称军事委员会),主要机构和人选如下: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参谋总长:何应钦
副总长:白崇禧程潜
参谋本部改为军令部部长:徐永昌
军政部不变部长:何应钦兼
训练总监部改为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兼
军事参议院不变院长:陈调元
办公厅不变主任:徐永昌(贺耀祖)
新成立一个政治部部长:陈诚
副部长:周恩来
新成立一个军法执行总监部部长:何成濬
铨叙厅不变厅长:林蔚
兵战总监部改为后勤部部长:俞飞鹏
委员长侍从室不变主任:林蔚
(见附录《1937年8月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表》)
八一三之前,因受一?二八战后所订淞沪协定的限制,安亭、太仓停战线以东,中国不得驻军,上海市仅保安队两个团,战斗力不强,不足以执行扫荡任务,于是张治中向蒋介石建议,以黄杰的税警总团独立旅钟松部化装为上海保安团,进驻上海,蒋介石答应了。当夜何应钦与张治中一同由蒋介石处告辞出来时。何拍张治中的肩膀说:“文白,这是要出事的呀!”这个旅进入上海,一部进驻虹桥飞机场。日久果然日军微有所闻。8月7日,日虹口司令部派军曹大山勇夫(有人写资料误以大山勇夫为中尉,其实军曹相当于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中士)乘机踏车到虹桥侦察。他蛮横无理,非要进入机场不可。当他强行闯入时,被化装的保安队士兵开枪击毙。事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童元亮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商量,将判死刑的犯人化装为保安队士兵枪毙后,陈尸于大山勇夫尸侧,通知日军,说大山勇夫先击毙我门哨,我战士还击,才将大山打死。日军要派租界法医验尸,我方坚持在中国境内应由中国法医验,争执不决,形势日趋紧张。8月11日晚,蒋介石下令,命张治中的八十七师由江阴、福山以汽车运送至杨树浦;八十八军由苏州开闸北、虹口;三十六师由无锡火车运输到江湾。与此同时蒋介石并准备沉船封锁江阴的长江航道。使日本长江以内舰艇,部队无法逃走而将其全部歼灭。殊不知汪精卫行政院的主任秘书黄某,将此消息密告日军。日军得此消息,一夜之间,即将江阴以上长江内舰艇及汉口日租界海军陆战队撤到上海,致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兵力增到四五千人之多。8月13日,我军未进攻而日军就先启战端了。8月14日我空军到沪轰炸,我军开始进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坚固,我军未能突入,杨树浦方面攻到汇山码头,又被迫退了出来。新成立的杜聿明的装甲兵团的两个战车连,在这次战斗中,损失殆尽。日本国内增援部队迅即到达,于是双方陆续增加部队,而战争激烈展开。
(一)罗店之战
我所在的十四师之所以由平汉路方面开回上海,就是由于陈诚预定任淞沪战场左翼兵团总司令。他要集中使用他的基本部队的缘故。
陈诚指挥的左翼兵团负责防守宝山、罗店、浏河口、白茆口、福山、太仓、嘉定、刘行、杨行地区,以保障张治中中央兵团侧背。这是鉴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日军白川大将便派兵从浏河口偷袭登陆,抄十九路军后路,从而迫使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的惨痛教训,防止敌人抄袭而采取的步骤。所以我师一到达苏州,即奉命开赴常熟警戒白茆口到江阴一带江面,以防日本人登陆。
第25节:淞沪战役(2)
上海正面,张治中的中央兵团虽攻打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未克,但日军向我发起反攻时,中央兵团各师采取街市防御,敌我之间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地争夺,战斗十分激烈,彼此伤亡相当,日寇进展困难,于是,便迅速调兵增援,在川沙口偷袭登陆,直攻罗店。
罗店是左翼兵团十八军李树森的六十七师在那里驻守。李遭敌强烈炮火袭击,支撑不住,撤出罗店。战斗进行之中,我十四师奉命增援,十四师编制,有四十和四十二两旅,每一个旅有两个团。此时,四十旅的八十团,四十二旅的八十四团防守江岸,尚无部队接防不能撤。故我师只有七十九、八十三两个团由常熟出发,星夜兼程直奔罗店,到达嘉定城后,发现罗店虽被日军占领,但未继续进攻,六十七师部队仍在罗店南与敌对峙。师长霍揆彰同我研究作战方案,我讲:“我们虽然只有两个团。但右侧方是我们的六十七师,现在是晚上,敌人不知道我们增援上来了。因此,我们可乘日军立脚未稳之时,拿一个团正面进攻,另一个团迂回到敌背后,两团夹击,六十七师佯攻配合,定可夺回罗店。”师长对此作战方案表示赞同,乃命高魁元的八十三团由西向东正面进攻罗店,阙汉骞的七十九团迂回包围。六十七师协同我作战,在右侧方佯攻。
这时候,我刚到十四师任师参谋长不久,在官兵中尚无威信可言。因此,师下属个别军官对我的作战方案表示怀疑,阙汉骞就以要我给他划战斗地境线为借口,不愿接受命令。副师长凌兆尧听见后反驳阙说:“迂回部队就根本不划地境线嘛,两个团又不是并肩作战,要什么地境线?”阙无言对答,只好带着部队勉强地出发了。
高魁元接到命令后,带领全体官兵从正面向罗店发起了进攻。罗店的西侧横隔着一条小河,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八十三团正面河面上有一座桥,但早已被敌人轻重机枪火力所封锁。我军虽数度向这座桥发起冲击,均被敌人打退,死伤惨重,进攻顿挫。
这是由于那时,国民党军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进攻战斗动作不行。同时,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激烈的战斗,士兵们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未到达,进攻又无炮兵支援,我血肉之躯,怎敌得过敌人无情的炮火,于是几百个士兵就在桥头作了壮烈的牺牲。
造成进攻失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阙汉骞没有严格执行命令。阙在接受命令时就表现得不坚决,他的部队迂回到敌背后时,敌人并未发现他们。但阙并没有立即带领所属三个营的兵力向敌人进攻,因罗店背面也隔有一条小河,他只命令第三营过去,其余两个营原地待命,第三营的士兵们找了一些桌子、门板、板凳搭了一个临时浮桥,就顺利地到达河对岸,敌人也未曾发觉。他们一举捣毁了敌人的清水司令部(可能是代号),并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服装,背包、味精酱油,正宗酒等物品。但是正面枪声激烈,情况不明,不敢前进。于是,他们找了一块方圆不到两公里的竹林,到里面藏了起来。
十四师司令部设在嘉定城内,攻打罗店时,师指挥所推进到施相公庙,部队向罗店发起冲击,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师指挥所接到从嘉定城内打来的电话,说陈诚要上前线视察,师长叫我回去接他。
我回到嘉定城内,片刻,陈诚来了,我以香茶相待。陈问:“这儿离前线有好远,汽车能不能去?”
我答:“不远,汽车能去。”
我便同陈诚一道坐小车来到施相公庙。陈听到前线枪炮声十分猛烈,而司令部就在敌人的大炮射程之内,感觉有点震骇,急忙对师长说:“嵩山,你这个指挥所太靠前了,日本人的飞机厉害得很,一到天明,他飞机一炸,我们就会溃不成军,赶快撤下去。”说完就离开了指挥部。
陈诚来前线视察,不鼓励士兵们奋勇杀敌,反而叫部队撤退。师长霍揆彰听陈诚这么一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陈刚走,师长就立即给正面进攻的八十三团下达了撤退命令,而迂回的七十九团与师部电话老叫不通,命令不能下达。霍竟要丢下这个团不管就要走。我说:“整整一个团丢下不管怎么行?”霍不听,与副师长凌兆尧坐上小车就跑了。我一直等到把七十九团电话叫通,下达了撤退命令后,才离开指挥部。
当时,情况并不十分危急,师长竟置一个团的士兵生命于不顾,甚至连参谋长也不要了,实在是叫人哭笑不得。我离开指挥部后,步行了好几里,才到一条河边追上他们。他们大概认为这里比较安全了,又才停下来等我。天明前,我们回到嘉定城,打电话问前方情况,知道八十三团已撤退下来,牺牲了二百多人。七十九团两个营完完整整地撤退下来了,但第三营还未撤下来。傍午才知道,该团因第三营未接到撤退命令,在竹林天刚亮,敌人就发现了他们,敌人用大炮,轻重机枪一齐向他们开火,并动用飞机对这一片竹林狂轰滥炸。在这片方圆不到两公里的竹林上,丢下了数十枚炸弹,部队立脚不住赶忙撤退。来到河边,原来搭的临时浮桥本来就不坚固,有些门板、桌子早已被水冲走,渡河困难,加之敌人在后面追赶,部队一片混乱,又有不少士兵被敌人打死,或负伤后掉入河中淹死了。第三营的李营长也在此阵亡,生还者不到半数。
第26节:南塘口之战(1)
时隔不久,日军又从宝山登陆,攻打宝山县城,周磊的第六师在宝山苦撑一周,伤亡殆尽奉命后撤。夏楚中的七十九师(属陈诚十八军系统)又在月浦一线与敌人交锋,夏与日军作战数日,伤亡很大,呼叫十八军军长罗卓英,请求增援。夏说:“我的人牺牲完了,没有人了。”罗说:“你是什么?难道你不是人?你就在那里给我顶住。”
(二)南塘口之战
此时,十四师已将罗店方面的防务交给十一师及六十七师。全师两个旅四个团,在南、北塘口顾家角及其以南地区摆成一线,等候七十九师被消灭后,迎击日寇进攻,四十二旅旅长曾粤汉食欲大减,夜不能眠,有些胆怯,不愿当旅长。师长怕他误事要副师长去代理,可副师长却说:“这种状况叫我去,我才不干呢。”师长问我愿意否?我说:“为国家打仗嘛,怕什么?我去。”我便同曾对调,曾粤汉当师参谋长,由我代理四十二旅旅长。当我率十四师四十二旅在南塘口一线布防时,夏楚中向我通话,埋怨罗卓英说:“我给罗卓英打电话,请求派兵增援,他派一个班的人来我也不嫌少,他却一个人不派,还问我是什么,妈的屄,我当然是人啰。”我听后将此事告诉了师长霍揆彰,并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乘日军进攻夏楚中时,派兵夜袭进攻月浦之敌的右侧背,去一个团,一个旅都行,我愿意带去。”师长不敢做主,叫我直接请示罗卓英。殊罗说:“你不明白现在是持久抗战,要一线一线地顶,以争取时间。”
我说:“以攻为守,一样可以争取时间,我们加一个部队上去,假如把日本人打垮了,他退下去了,我们实际上就争取了时间,即使不打垮,给他以很大的伤亡,他的进攻速度也就慢了,这与持久抗战并不矛盾。”
罗说:“你没有弄清楚上级的意图,不准你乱动,擅自行动要受军法制裁。”我的意见未被罗采纳,故只好死呆在南塘口、北塘口、顾家角一线,等日军来进攻了。
月浦离南塘口、北塘口仅十五里之地,夏楚中师被打垮后,我们就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1937年9月13日(阴历八月初九),日军正式向我阵地发起进攻。这一天,正是我三十岁的生日,我开玩笑说:“有这样多的日本人给我放炮做生,自感洪福不浅。”接着连日数十架敌机在我阵地上狂轰滥炸,我指挥所又在敌炮射程之内,炮声震耳欲聋,死神时刻在等待着我。一次,一颗炮弹正巧落在指挥所内爆炸,尘土飞扬,房上的瓦片稀里哗啦掉了下来,我等竟无一人伤亡,亦云幸哉。有人凑趣引八十三团团长王中柱的话说:“哎,这炮声这么凶,叫人什么名利心都没有了。”我拿起一个钢盔往头上一戴,也开玩笑地说:“我什么也不顾了,但是,我的头也还是要顾一下。”众人一听,一阵苦笑。敌人总是炮击后就要冲锋,我军如顶住了,就再进行炮击,然后又冲,战斗异常激烈。每到下级营、团长叫喊顶不住了,或一部溃退下来,我就出掩蔽部督战,指挥作战时,总急得我满头大汗,汗水变成水蒸气蒸发到钢盔上,然后又变成水顺着钢盔边沿流下来,如同下雨一般。由于我军只要坚持到薄暮,敌人就停止进攻。所以下午不断看表,望太阳落山,但每看表一次时间都不过过去五六分钟,真是度日如年。副师长凌兆尧一次上前线视察,见到这种情形,急忙要离开前线,他的卫士倒还想得很周到,特地给我带来了两个苹果。
在这次战斗中,我配备一个团正面与敌人作战,另一个团作预备队,若第一线团阵地失守,我就立即命预备队以一个营进行反冲击,复又将阵地夺回。但伤亡很大,一个团连冲三次就快搞光了。充预备队的八十四团一营营长宋一中,个子矮小,他带一个营反冲上去后又被日军打退,我即命士兵将宋绑起,送来枪毙。宋营长苦苦告求,我说:“那你就回去恢复阵地,丧失阵地的就杀头,没有第二个办法。”宋营长心想,丧失阵地是死,与敌人作战也是死,不如为国捐躯。他又带领士兵们冲了回去,果然把阵地从敌人手中夺了回来。伤亡仅几十人,他本人不但没有死,甚至连轻伤也未曾负,但几天以后,他却瘫了。当时战斗之激烈,可以想象。
战局危急之时,八十四团团长邹毓南力主退却,我说:“那怎么行。”立即拿出纸笔,给师长写信留下遗嘱。大意是:“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了,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也就战死在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你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支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一人一支,我那只手表就留给我妻子方学兰作纪念。”这位团长看了我的遗书后,无地自容,即返前线,我亦亲临前线督战。有一次,我见一个广东教导旅的干部临阵脱逃,拿出手枪正准备向他开枪,他急忙冲到我的面前,用手将我的手枪托起,跪在地上说:“我家还有老母啊!”
第27节:南塘口之战(2)
“混账!”我一边骂一边用力踢了他一脚,他顺势在地上一滚,爬起来就跑,我见他返回阵地,也就没有再向他开枪了。
一天,在我旅与四十旅战斗分界线顾家角南的四十旅防御阵地一侧,垮了一个缺口,敌人钻了进来,我向师长报告说:“右翼进来了一股敌人,好像是在四十旅的地境线内。”师长左袒阙汉骞,打电话给阙。问究竟是哪旅的正面被突破了?
“郭旅长,你没有查清楚,是谁的地境,怎么就往上报呢?阙汉骞认为我中伤了他,很不示弱地打电话质问我。
为弄清情况,以免引起内讧,我对一个姓刘的传令兵说:“你敢不敢上前线去,查明敌人是从哪个旅正面进来的?”
传令兵:“我敢”。
我又问:“到顾家角呢?”
传令兵:“我也敢。”
我继续问道:“那么到连部呢?”
传令兵:“敢”。他回答很坚决。
我说:“那好,你去吧!”
传令兵接受任务后,即刻出发,天还未亮便从前线返回来了。他不识字,画了一张草图给我,图上画有一座桥,桥的右侧方画了一个醒目的大箭头,而我旅与四十旅正以桥为界,桥左侧属我旅,桥右侧属四十旅。我将此情况报告给师长,并说:“我不是与阙旅长争输赢。敌人打到了我的正面,我也要垮下来。打他那边,坚持不住,也没有办法,补救就是了。”结果,四十旅丧失阵地的那个营长被革了职。
本来,阙汉骞的四十旅,在我右翼、六十七师胡琏旅在我左翼,连日战斗的结果,阵地逐渐后移,但旅部硬顶住不能退。于是他二人来到我的掩蔽部,三个旅长共用一个指挥所,指挥所设在郭家宅。
战争正激烈进行时,一天,六十七师前线的一个团长给胡琏打电话说:“我没有子弹了。”
胡琏说:“没子弹怎么?我还是没有子弹。”说完把电话丢了。
我在旁听见后,马上对胡琏说:“伯玉,不行啰,他借故说没有子弹了,退下来,你把他没有办法,将来这个账难得算。你赶快打电话给他,就说郭旅长的子弹运来了,大家分到用,快回来领。”我的子弹确实刚运到。其实,那个团长要子弹是假,借故是真。运了一些子弹上去,再没有借口,他又稳住了。从此,胡琏常常对人讲,在那么紧张的场合下,郭汝瑰能够想到这些,出乎他意料之外。
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国民党的部队与日军作战时,最不讲究做工事,战壕挖得既不深,又不坚固,同时也很暴露,敌人一眼就能看见我们战壕在什么地方。而日军训练有素,作战不慌不忙,首先对我阵地用炮猛烈炮击一二小时,战壕里的士兵多数被破片所伤,我下级官兵又缺乏战斗经验,凡遭敌强烈炮火袭击,不是往竹林里躲,就是到小山包里去藏,这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敌人将所有的炮都对准竹林、小山包打,竹林、小山包就成了弹巢,往往伤亡很大。这时候,敌人开始冲锋了,往往一冲就垮,如冲不垮,他又退下去再炮击。敌人冲锋时,我方即用轻重机枪猛打,而敌人的“三七”平射炮又是专门对付机关枪的,很快就能瞄准,只听见“卡……孔”一声,机枪就完了,士兵们都叫它“卡孔”炮,确实很厉害。敌人实在太猖狂,可我师一个山炮营一共却只有八门大正六年式山炮。口径很小,射程又短,东一炮、西一炮,打得很不解恨。一天晚上,我命山炮营长将八门山炮集中“放列”。急袭射击三分钟,营长很害怕,但军令如山,他不敢违抗。八门山炮朝着敌人的阵地一齐开炮,仅五分钟就打了一百来发炮弹。敌人迅速用光测,双曲线交绘法,很快测出我炮兵阵地所在,几分钟后就行制压射击。敌人集中火力向我炮阵地开炮,下了四五分钟的炮弹雨,地都震动了。幸亏是夜间,敌人目标不准,我方仅伤亡十几人,山炮完好无损。但从此以后,山炮营就再也不敢集中射击了。师长知道后对我说:“你不要勉强,我们是劣式装备,两家伙打烂了,我们就没有了。”
9月17日(中秋节),我部接到撤退命令,我八千多人的旅,撤下时只有两千多人了,而且多是一些伤号和炊事员。36挺重机枪,都打坏了,把打坏的枪互相拼凑,亦只有4挺机枪还能用,其余概被敌人“三七”平射炮所打坏。唯有迫击炮连的炮,一门也没有坏,且伤亡很少,我问迫击炮连的张连长:“你是怎么打的?”
张说:“我把追击炮连阵地设在一片开阔的棉花地内,对敌人打炮时,不用炮架,而用手托起炮筒,连打几炮,就搬几十到一百公尺又打,敌人就拿我没有办法了。”
我部下撤,交防给第四军,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很自负,还以北伐时的“铁军”自居,他用指责的口气对我说:“你们这个仗打笨了,应该进攻。”
第28节:守南翔
我说:“对,应该进攻,专守是一件笨事。”
后来,张德能果然进攻,但冲不动,垮了下来。张德能一垮,蒋军将领就说进攻不行了,要持久还是只有死守好,其实,并非张进攻有错,而是张进攻不得法。记得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在施相公庙与敌人作战时,王每日夜袭都可搞得十支八支步枪,或打死几个敌人,或捉一个把俘虏回来,王耀武师既能如此,若张德能部进攻得法又焉有不同之理?
张德能部打垮后,后一线的部队又与日军抗衡,同样,只知道死守。蒋军第一流部队一般只能硬顶七天,就牺牲殆尽,胡宗南部守刘行,只三天就溃不成军。唯西北军王修身部(杂牌)因工事坚固在刘行顶了九天,装备好的部队不如装备差而做工事能力强的部队。
阙汉骞最初老跟我过不去,我当师参谋长时,他就经常拿我在陆大时讲的欧洲战史来讥讽我,说:“参谋长,你开口兴登堡,闭口坦仑堡,”“参谋长,这前面你还敢来呀?”
我说:“为什么不敢来?”
南塘口这一仗,我与他同当旅长,曾经共用一个指挥所,他见我作战时将生死置之度外,敌人的炮弹打中了指挥所,我仍从容不迫,照常指挥,从此,他不小看我了,与我感情很好。
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之后,我的喉咙肿了,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拿电话筒的手痛得抬都抬不起来。中秋节晚上部队下撤时,皓月当空,我与阙汉骞骑马并肩而行。一路上,他兴致勃勃,问这问那,好像这时候他才刚认识我一样,而我却在马背上瞌睡矇眬,也不知与他谈了些什么。
在这激烈的战斗中,爱国团体组织了许多慰问团,宋庆龄、何香凝也专门组织了一个慰问团到前线来慰问,并给前线士兵送来了白兰地酒和三炮台香烟等物。我本来不抽烟,但这时不断抽烟、喝酒、寻求刺激,何香凝还送给了我一件毛线衣(以后我珍藏很久)。亲人的慰问,更增添了我前线官兵杀敌的勇气和决心。
(三)守南翔
十四师在太仓经过一个月休整补充之后,又奉命守南翔,我又回任师参谋长。四十二旅旅长由罗广文接替担任。
十四师部队到了南翔,立刻占领阵地,这时天气已经有点冷了。当我们暗夜经过十五师的阵地时,流着汗拼命作工事的十五师战士问:“喂!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我是你们的哥哥,怎么都不知道啊?”霍揆彰一边走,一边转过他那肥胖的身体回答,十五师的战士听了以后不很高兴,霍揆彰接着说:“我们十四师,你们十五师,怎么不是你们的哥哥?”
十五师的战士听后,一个个都大笑起来,一个人说:“这家伙是个大官!”
“哈哈……”又是一阵笑声,我们也就渐渐走远了。
我们在南翔严守阵地。敌主攻是由大场方向南下,所以十四师正面战斗并不激烈,这时罗卓英在广福镇指挥,一夜要我去开军事会议。罗卓英说:“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认为专守防御不是办法,主张广东部队到达,即进行反攻。辞公(指陈诚)要我们研究,如何反攻为好,以便向上级反映意见。”我们研究结果,认为正面应在苏州河坚决抵抗,侧面由南翔到罗店应全面反攻,重点应保持在广福镇方面,广东新锐到达,即应使用于广福镇地区,向大场方向冲击。七十九师师长夏楚中也参加了会议。他的部队正在广福镇正面,他认为这是向坚固阵地进攻,主张把部队分成几个波向前冲去,第一波到达指定线后,即构筑工事,巩固占领地区,然后第二波又向前冲击。如此各波交换向前直冲到敌炮兵阵地。他是想他的部队作有限目标的近距离进攻。
会后不久,广东部队一五九师、一六○师在南翔东发动反攻(实际是反突击),一夜之间,便垮了下来。广东战士确实勇敢,但战场纪律很差,溃退下来的士兵经过十四师防守地区时,成群向后乱闯,口头不断地用广东话叫:“冲啊!耶瓮构(一五九)耶落零(一六○)!”
在我们的阵地后,他们乱放枪,不论敌机高低远近,都轻重机枪,步枪齐鸣,初先我们不知道原因,误认为敌人插到了我们后方了,经查明才知广东部队打飞机。
这次是淞沪战场三个月战斗中的唯一的一次反突击,事后史说告诉我:“广东部队到上海时,士气很壮,白崇禧亲自到张治中司令部与张商量反攻,张治中与童元亮均不十分同意,白又问我,我力主夜间反攻,白同意,他亲自指挥。但部队不熟悉阵地进攻的方法,不知压制消灭敌人火力点,而只凭血肉之躯猛冲,故伤亡甚大而溃退下来。我们陆大同期同学官惠民团长、夏国璋旅长均在这次战斗中以身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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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青阳港战斗(1)
我认为这次反突击失败,战术战斗上都有错,但战略上的错误最大。如果不只在南翔以东正对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实施反突击,而是保持主要突击于广福镇、大场方向从南翔到罗店都放弃阵地全面反攻,敌人侧背到处有弱点,则给敌人一定的打击是可能的。事后有人告诉我,原来也准备由广福镇方面反击,但南翔以东正面坚持不住了,所以急急忙忙把一五九、一六○两师对着敌主攻方向反击。这是主力对主力的顶牛战术,不要说是劣势装备与优势装备之敌作战,就是同等装备之敌作战,这样搞也会败下阵来。
淞沪一带,港叉纵横,便于国民党军队利用小河沟一步一步地顶,虽然遭受很大的伤亡,也给敌人进攻带来很大困难。日军在上海作战两月,进展缓慢,于是,敌人潜行到我防备最弱的金山卫登陆。金山卫属于右翼军张发奎的地境,这方面多是一些杂牌部队。注意力主要放在澉浦、乍浦、对金山卫疏于戒备,所以我驻金山卫的部队仓皇应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人亡,遂使金山卫落入敌手,张发奎即命部队堵塞突破口,终归徒劳。这时候,上海正面作战的朱绍良集团(接替张治中)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有被日军截断退路之危险,而蒋介石仍不实施战略退却,一心想再顶几天,坚持到九国公约在日内瓦开会,依赖九国公约强迫日军退兵。敌人登陆成功后,继续向前推进,几天以后,就占领了松江、青浦。蒋委员长这一下就慌了手脚,立刻下达撤退命令,一声令下,前线数十万军队,顿时如排山倒海似的退了下来。在一条铁道线上和一条公路上到处都是溃退的士兵,加之敌机轰炸、人马践踏,秩序更乱。
不知何故,我师一直未接到撤退命令。此时,广东叶肇的六十六军在我左侧,离我师尚近,我便向六十六军参谋处长郭永镳(我陆大十期同学)通话,问:“撤退有我们没有?”郭说:“全部撤退,你们十四师经青羊港,昆山往下撤。”我将撤退命令记录下来,天黑时,我师亦开始撤退。
敌人占领青浦后,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夜袭安亭,并捣毁了薛岳的军团部。薛岳泅水逃脱,我们撤退路过安亭时正与其相遇,见他冻得缩成一团,狼狈不堪。霍揆彰(进攻罗店时已任五十四军军长,但仍只指挥一个十四师,所以他仍在十四师),忙将自己大衣脱下给薛岳披上。
薛岳的司令部被敌人打垮后,士兵们不知敌人虚实,一个个闻风而逃,公路上的十几个师远远望见安亭起火,也以为敌人大部队至此,又都横朝铁路线上乱跑。简直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恰巧又遇一座铁路桥,一匹马四只脚落入枕木空隙里。既把它推不下河,又把它弄不起来。挑子、马匹全都过不去。后面的人又拼命往前挤,不少士兵便被挤下河去淹死了。
幸喜撤退部队中,有一个连长,来到安亭后,命他的部队侧击夜袭安亭之敌。事实上,这里只有敌人的侦察分队,所以很快将其打退,我们所有部队又才安全后撤。
(四)青阳港战斗
霍揆彰既任五十四军军长,十四师新任师长陈烈到任了,我仍任十四师师参谋长。次夜,我与陈烈带部队撤退到了青阳港公路桥时,见奉命在青阳港组织收容的八十七师的部队要过早地烧毁那座桥。如果公路桥被破坏,我师的四十旅,以及其他部队的几万人就会因桥梁破坏,无法过河,而被日军歼灭。陈烈看见后,急忙上前制止。守桥部队的士兵问:“你是谁,不烧桥你能不能负责?”
陈说:“我是十四师师长,我们还有一个旅的人没有过来。”
守桥士兵又说:“那你打电话请求我们上级,看意见如何?”陈烈便给在昆山指挥青阳港战略收容部队的吴奇伟打电话说:“我们还有一个旅的人没有过来,这个桥不忙烧,我把师工兵营调到这里来,把炸药安装好,另外派一个连的人在青阳港东岸,组成一个桥头堡,尽量掩护我们的人都过桥,到最后,说炸桥,一炸就行了。这样好些。”吴表示同意。
但守桥的士兵说:“这桥是你叫不烧的,那就由你们来负责防守。”
陈说:“负责就负责。”
陈烈一面令扑灭桥上的火,一面命工兵营聂营长装药,并派出一个连到青阳港彼岸桥头占领桥头阵地,收容我们的部队过桥,一直等了一天一夜,退却部队仍未过完,我师四十旅也还有一部分受伤士兵未到达,这时日军混在我退却士兵中,突然发起冲击,守桥头堡的连被冲垮了。“敌人来了!”负责警戒的士兵大叫,工兵营聂营长即令炸桥,但因电机点火装置出了毛病,炸药未能引爆。敌人一下子就冲过桥来,占领了桥头阵地。
本来安装炸药时应准备两套装置:电机点火而外还要安装导火索点火,以防万一,殊工兵聂营长考虑不周,竟酿成如此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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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青阳港战斗(2)
陈烈见桥被敌人占领,早已吓得语无伦次,不知如何是好。我安慰他说:“不要紧,我可以亲自上去组织人暗夜拿炸药到桥下去人工点火。”陈听了这话以后,同意我去组织工兵人工爆破,但我到达前线时敌火非常猛烈,桥头防守更严,无法接近。炸桥未遂,陈怕桥夺不回来,要受军法制裁,便不惜牺牲,命士兵硬冲,但多次向敌人发起冲锋,均被敌人强烈火力所击退。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山炮营。
山炮营自从在南塘口与敌人较量之后,再也不敢集中“射击”。山炮很笨重,撤退不便,丢又可惜。我叫山炮营长留下三门山炮及全部炮弹,其余撤走。并命三门山炮对准公路桥一齐开炮,炮弹打完为止,炮兵们一心想把炮弹打完了好往下撤,因而,一个个也都不怕死了。三门山炮对准公路桥拼命打了两个多钟头,几百发炮弹在公路桥周围开了花。虽山炮弹威力太小,桥未被炸断,然而却阻止了敌人进攻。敌人见公路桥方面不能进展,次日半夜又用几只铁舟在公路桥下游偷渡,又占领了一个新据点——朝霞村。为了阻止敌人继续向前推进,我师又在朝霞村附近与日军对垒,离朝霞村不远的河岸,国民党原修有一个水泥工事,我二十多个士兵带着一挺机枪进入工事,对准朝霞村猛射,给敌人以很大的伤亡。但这种机枪掩体设计实在太差,工事高出地面一公尺多,外八字的枪孔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敌人用“三七”平射炮对准机枪孔连打了几发炮弹进去,工事里的士兵不炸死也震死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进那样的机枪掩体了。
我师在青阳港与敌人作战数日,伤亡近七百人,包括七个营长。战斗激烈,仅次于南、北塘口。待到战略收容的目的已达到,部队又奉令乘黑夜撤退,经昆山来到苏州。
淞沪战争刚打响时,苏州的百姓认为,国民党军队将一触即溃,日军很快便可打到苏州城。因此,百姓们都纷纷逃亡,致使苏州市面萧条,形同死城。后见国民党的军队竟能在上海与日军抗衡达三月之久,苏州安全无恙。原逃亡在外的百姓又都陆续回到苏州城。各行其是,一到夜间,苏州城内外又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大开夜市起来。殊不知,兵败如山倒,百姓见前面部队已撤到苏州城,自然又都着了急,家家的妇孺老小,都急着离开这块危险之地。慌乱之中,大家乱成一团,什物散失满街,骨肉四方逃散。这时苏州不是天堂,而是人间地狱了。
我们撤退路过苏州城外护城河桥时,看见一个大约三四岁的男孩,躺在栏杆上睡着了,这小男孩长得又白又胖。一个老兵看见说:“这个娃儿真乖。”
霍军长说:“你把他背去嘛。”
老兵说:“我自己的枪都背不走,哪里还背得动这个小孩。”
苏州河上,逃难的船只,拉船的多是一些女子,她们的丈夫或兄弟大都先走了。苏州的女子,一个个长得都很娇嫩,平时很爱装饰,现在也不讲究了,她们把高跟鞋脱下来,搭在自己肩上,赤着双脚,在河岸上拉着纤绳艰难地行走,船上坐着她们的老小。一天很难走十里八里,看见这情景,真叫人伤感,我们这些当兵的,竟连老百姓的生存权利都不能给以保障,太可耻了。
一路上,尸体遍地,伤号叫苦连天,逃难的群众络绎不绝,到处都是一片凄凉的景象。部队行军休息时,偶遇一间房屋,进得门去,但见地上躺着三五具尸体,不得已,只好与死尸相伴休息,并自我安慰说:“打死的人是不会传染的。”
蒋委员长原想把淞沪退下来的部队导入吴(江)福(山镇)和(无)锡澄(江阴)线既设阵地,再一线一线地顶。可是,部队残破百姓逃,保甲长跑,开永久工事门的钥匙,都找不到手,哪里还站得住脚。结果,这些工事门都尚未打开,钥匙还在保长、甲长手里,部队就又往下撤了。我师乃由无锡向西沿太湖到宜兴,又由宜兴到广德。刘湘第七战区的部队到广德后,十四师又再退誓节渡。正在这个时候,敌人开始向南京进犯了。
从1937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长达三月之久的淞沪抗战以上海失陷而告终。在淞沪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在民族大义鼓舞下,牺牲精神很高,官兵们用血肉之躯阻挡敌人海,陆、空联合进攻,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一定的打击,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骄横的侵略气焰,数十万下级军官和士兵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保卫自己的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高度评价和永远纪念的。
第31节:南京失守
南京失守
淞沪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士气低落。日军在战领上海之后,分兵三路进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一部由太湖北侧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攻南京;主力由太湖南侧经吴兴、长兴,取道广德。又分兵一部继续西进,占领郎溪、芜湖以包围南京,主力则取溧阳、溧水、天王寺,句容,攻击南京。12月初,敌人便进抵南京城下。
蒋介石把他的精锐部队全部调到南京城,其中有: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叶肇的六十六军,以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等。决心在南京死守,若能侥幸支持一两个月。那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如打不赢日本人,败而后和,也可以堵国人之口。据说这是根据张群“抗战必亡,不战亦亡,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方针决定的。此时,德国大使陶德曼也奔走于日蒋之间,要两家不打,共同进攻苏联。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蒋介石命顾祝同为南京城防总司令全权指挥,他自己则准备退往武汉。南京城防总司令这个重要职务,要是在平时,谁也愿意干。可是现在实在是太担风险了。顾祝同心想:十有八九是活不出来了,他同他身边亲信,都留下遗嘱,安排好了后事,坐待死神的到来。
说也奇怪,这时候,唐生智跳出来要求担任南京城防总司令。
唐生智任职后,即在青龙山、紫金山各处层层设防,而以南京城为核心,构成环形防御背水阵。并封锁南京浦口间水上交通,把船只都集中北岸,以示必死。
12月5日,南京四郊战斗异常激烈,青龙山、紫金山、汤山等地相继失陷,十五万大军不得不退进南京,困守孤城。
12日,日军攻进南京城,国民党军队眼看有遭全军覆灭的危险,唐生智这才慌忙下达突围的命令,并给十五万官兵指定了不同的突围路线。于是一声令下,官兵们纷纷各自逃生,一齐拥向下关。
下关一带,到处都是溃退的士兵,大家都抱着要过江逃难的目的乱窜,会游泳的士兵到还好一点,不会游泳的人,有的拖一张桌子,有的拖一条板凳,有的抢一块木板,就往江北游。下关一带,哪里有供十多万人使用的桌子、板凳,他们往往为争一条板凳或一张桌子互相残杀。到达江心,许多桌子、木板翻了,士兵们纷纷落水,于是长江里到处漂着士兵们的尸体,真是惨绝人寰。
唯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带领两千士兵从陆上突围(其实,敌人并非处处设防,南京城很大,他哪有那么多兵力严密包围?),很容易就进入山林,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在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下,白天躲、晚上走,全部安全转移。他们的遭遇倒还比向北边逃命的士兵好得多。
敌人攻打南京时,陈诚所属各部,胡宗南、周碞等部退往广德。川军刘湘所属各军则进出广德、泗安地区,我见刘湘部装备甚差,士兵们没有水壶,每人背一个竹筒筒,没有背包,每人背一个竹背夹。我认为他们尚能因陋就简,共赴国难,蒋介石将这样的部队,置于进攻南京日军的侧背,适时出击总还可以发生一些作用,但他们战斗力极弱,遇敌一触即溃,我所在的五十四军(只有一个等待整补的十四师)在誓节渡休息,前方广德的川军佟旅与日寇翼侧骑兵掩护支队接触。一下就被冲垮,十四师只得以残破的军队,坚守阵地,敌人终未越雷池一步。广德泗安的国民党军队坐视日寇大军西去,南京岌岌可危,无动于衷,蒋介石也不命这些部队侧击,甚至连扰乱性进攻也未采取。
如果说淞沪战役,没有适时诱导我国军队利用水网地带和多线国防工事逐次作持久抵抗,是置七八十万大军于日寇海陆空军火海中自己消耗的拙劣战略,不利于长期抗战的话,那么,使十余万大军背靠长江在南京作环形防御,就更是睁起眼睛把军队送给敌人歼灭的愚蠢战略(淞沪还使敌人付出五六万人伤亡的代价,南京则一无所得)。所谓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国父陵寝所在之地,不能不战而退的说法,从军事上看是不值一顾的。军事上“战”,只是为求有利于战胜敌人,明知要吃亏,只为争面子而战,不符合消灭敌人,保全自己的原则,知兵之将是绝对不干的。如果军队有决战能力,以南京为据点吸引敌人进攻,而从广德、郎溪方面反击敌人侧背,当然不失为可行之一案。但精锐消耗殆尽的情况下,也是不能执行这样战略的。就当时具体情况看,虚守南京,让敌人扑一个空,而我则侧击敌人,使其付出若干代价,而后退入天目山等地,与敌持久,则是可行的。
南京失守后,日蒋和谈气氛越来越浓,德国大使陶德曼亦出来斡旋,传说蒋恐桂系不干,征求白崇禧对和谈的意见,白说:“如果条件不苛刻还是可以谈。”但日本人的条件中,最主要一条是承认满洲国独立,这使蒋介石大伤脑筋,如要他默认成立一个满洲国还可以,但要他黑字写在白纸上,他又不干了,故使日蒋谈判告吹。
日蒋酝酿妥协和日寇攻徐州而推迟了进攻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给了蒋介石喘息的机会,他在武汉又整补起来了五十万军队。我所在的五十四军就是在这时整补起来的。这是日军战略上的失策。
第32节:珞珈山干部训练团(1)
南京失守后,我率十四师残部徒步行军,经宁国、歙县、景德镇到南昌、乘火车到九江、再船运武汉整补。
珞珈山干部训练团
武昌东湖的珞珈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每逢春暖花开时节,这里百花争艳,雀鸟齐鸣,夏季又为避暑之胜地。武汉会战以前,大约1938年5月至6月,蒋介石在这里举办了“珞珈山干部训练团”。这时十四师在武昌补充训练。我被派到训练团学习,这次训练没有什么特殊例外,主要是打气、宣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军事讲课内容均与日作战有关,周恩来同志时任政治部副部长,他曾来训练团给我们上课,讲的题目是“游击战”。那时候,抗战气氛很浓,训练团内,到处都贴满了宣传抗日的标语。在训练团的大门口,其中有一幅“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横幅标语特别引人注目。可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发现这幅标语突然不见了,我感到奇怪,一打听,才知道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共产党提出这幅标语有暗示,意即:“你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我就支持,你蒋委员长不抗战到底,我就反对。”共产党所持这种态度本无可非议,然蒋介石却做贼心虚,令人将标语取下,并规定,以后凡要写这类标语,就只能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二字不准再用。从这件事上,我已预感国共合作潜伏着危机,同时,也说明蒋介石要对日妥协并非谣传。陈诚的参谋长郭忏就曾对我说:“武汉失守后,抗战还打不打下去就是一个问题了,我听有关方面说过。”他对我讲这话时很机密,并千嘱咐,万嘱咐要我绝对保密。郭忏是陈诚的参谋长,而陈诚则是蒋介石的亲信,这个话事出有因,自然是一目了然的。由此看来,武汉会战确实是抗日战争的转折点,是投降或再继续打下去的关键。
武汉战役
南京失守后,十四师徒步行军经宁国、歙县、祈门、景德镇到南昌,改乘火车到九江,再船运到武汉,就在十四师在武胜关整理补充期间,中日进行了徐州战役,我未参加这一战役,但台儿庄大捷、徐州突围和花园口黄河决堤等扣人心弦的大事,总是令人关注的。
台儿庄大捷,全国燃放鞭炮,这一仗,对于增强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鼓舞军队的士气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战术上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据我了解:日华北派遣军与华中派遣军,初无配合打通津浦路的企图,华北的矶谷、板垣两师团,豕突狼奔,分别南下,孤军深入,又未相互很好配合,板垣师团在临沂受阻不前,矶谷师团单独进攻台儿庄。遇我孙连仲集团坚决抵抗,伤亡甚大,汤恩伯军团又从其侧背反击,因而不得不狼狈撤退。这说明敌人战略上犯了错误。我军装备虽劣而人数众多,常居外线作战地位,捕捉到敌人过失,发挥外线作战的优势,是可以击败敌人的。可惜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总爱正面专守防御,一点被突破,全线都退却,在敌人侧背上的部队,纵然居外线有利态势,怕惹火烧身,宁可作壁上观,而不敢侧击敌人,放弃有利的机会,助长日寇的疯狂,是很令人痛心的。
徐州附近地形平衍,童山濯濯,我五六十万大军,离心退却,竟没一个师遭敌人歼灭,且向敌后退却的部队,都如入无人之境,事后安全而归。足见敌人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然而地广兵稀,到处都是空隙。我军在国内作战,有人民协助,化整为零,随时可以安全脱险。所以在我国土内反抗入侵的敌人,可以不沿后方联络线退却,而且过多的侧背安全感,是不必要的。
1938年5月19日徐州撤退,6月5日开封陷落,为防敌人西进,蒋介石下令破坏花园口河堤(商震的二十集团军指挥黔军蒋在珍的新八师掘开的,当时陆大十期同学魏汝霖任二十集团军参谋处长,写了一篇掘堤经过和经验,说几次掘开未成功,最后挖成阶梯逐次下降,河堤崩土,才不堵塞水流了),造成黄泛区,使数百万泛区居民死亡枕藉,流离失所。历史惨剧的祸首当然是日本侵略者,但我不相信中国军队舍此残害同胞的下策,便无阻敌西进的方法,我也不相信日寇因此泛区就会改变它的战略方向。掘堤之举,智耶非耶?可以各有看法,但我觉得这是中国战史上可耻的一页。
德驻华大使陶德曼,斡旋中日和议,未得结果,打通津浦路又告一段落,日寇就决计调集队伍,溯江西上,进攻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企图进一步迫使国民政府投降。6月15日,日军攻陷安庆,继续西上,再陷马当要塞,突破长江封锁线,于25日攻占九江,于是拉开了进攻武汉的序幕。
国民党的军队经过整理补充,四十多个精锐师在武汉三镇摆开了与敌决战的架势,蒋并命他的亲信陈诚为武汉卫戍总司令。保卫大武汉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陈诚指挥下,积极地进行。这时苏联支援的炮火和航空队也都到达了武汉,国民党军队元气,已大大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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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珞珈山干部训练团(2)
霍揆彰在武昌成立五十四军军部后不久,我被任命为五十四军军参谋长。五十四军下辖十四、十八两师,这个军属陈诚嫡系部队,自然械弹补充都很优先,还派来一德国顾问韩里西斯Henrysis协助训练,部队一边练兵,一边修筑工事。武汉保卫战又是搞的一个环形背水阵,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之教训。当时,陶德曼斡旋仍未死心,蒋介石也未堵死谈判投降的大门,所以在蒋军的德国顾问仍未撤走,他们对中国十分“友好”,手把手教中国军队构筑阵地,给中国士兵讲解修筑阵地要多大的纵深,怎么伪装,如何完成火网和障碍设施等,可谓细致入微。军事委员会德国顾问团还先后在汉口的横店和武昌的葛店构筑两个模范阵地,以供部队仿效。我所在的五十四军十四师就构筑葛店模范阵地,这个阵地选择在北依长江边的白浒山,南临豹子澥(梁子湖)的隘路上,两翼有依托,纵深有约一公里浅丘,似乎地形很好,(横店模范阵地也是两翼依托湖泊的丘陵地隘路)但它们是几十个师守卫的环形阵地之一部分,环形阵地一点被突破,几十个师就都有被压迫于水际而歼灭的危险。此时因我任军参谋长须经常前往葛店指挥,而指导构筑葛店模范阵地的德国顾问们就是我在陆大学习时的老师史培曼、石达开等,见面后很亲热,他们经常给统帅部汇报说:“葛店工事做得很好,郭参谋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我对德国顾问围绕武汉三镇修筑环形工事的做法深感怀疑,假如在陆大学习时,同学们做像这样的战略决策,做这样的作战计划非挨批评不可。然而武汉保卫战沿三镇外围修筑工事,明明是让中国军人去送死的下策,他们却毫无建议,岂非怪事。
自从陈诚的参谋长郭忏给我讲了“武汉失守后,抗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就是一个问题了”的那一番话以后,我深感此次会战,非同寻常,抗战的前途,此一战关系很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一个军人,现在还是为民分忧,为国效劳的时候,一定要为抗战尽自己的微薄的绵力。主意打定,我将湖北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贴在墙上,揣摩了两三天,一个初步的作战方案便在我脑海中形成了。
时隔不久,陈诚召开了有军长、师长、军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参加的作战会议。陈诚在会上向大家作了战前鼓动讲话之后,还鼓励各部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各地工事一律仿照横店、葛店模范阵地构筑,并尽先完成水泥钢骨轻重机枪掩体,最后还说:“望全军将士同心协力、破釜沉舟,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紧接着,陈诚又叫郭(忏)参谋长、刘(云瀚)参谋处长向大家宣布早已拟定好了的具体作战方案。在那次会议上,十四师师长陈烈,五十四军军长霍揆彰与我并排就座,当我听了郭忏、刘云瀚的作战方案以后,对他们说:“这又是要遭歼灭的样子。”他二人听后忙问:“你有什么高见,起来讲一讲。”我说:“我没有形成书面的东西,怎好信口开河。”
他二人怎愿意白白送死,又极力怂恿我发言。陈烈急忙写了一张内容为:“五十四军参谋长郭汝瑰对作战方案意见具申理由与指导要领口述”的条子,传给陈诚,陈诚看了条子以后说:“好哇,郭参谋长,你起来说一说。”
“那好吧!”我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同时也未形成文字,说出供大家参考。我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同时,这又跟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一旦战争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我看武汉三镇地形,到武汉核心阵地就已经不好守了,最好,我们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我判断,敌人主力将海陆军配合沿江而上,两岸陆军迂回包围我沿江要塞,节节进展,今日寇已攻下马当要塞,长江南岸之敌必从长江南岸瑞昌地区登岸,进攻金鸡岭后,再向码头镇、富池口进攻。然后以一部兵力攻打黄石,并经鄂城进攻葛店,进迫武昌。这是因葛店南边是豹子澥(梁子湖),北边是长江,中间只有一公里多宽的丘陵地,不宜大兵团作战,因此,敌人必定只使用一部兵力,敌人主力必经阳新西侵,攻占州、三溪口、金牛,直趋贺胜桥、汀泗桥,截断粤汉路,以断武昌部队之退路。敌另一路陆军必从长江北岸龙坪地区登陆,并经田家镇、蕲春、浠水、黄陂,进迫汉口的北部,控制汉宜公路,截断我军的退路,以完成大包围武汉的计划。如我坚守武汉核心阵地,让敌人阴谋得逞,我军将士就将遭受歼灭,其惨景与南京战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武汉保卫战首先应利用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有利地形与敌作战,应先在长江南岸完成金鸡岭一带山地工事,然后顺次完成码头镇、富池口、州、排市、三溪口、金牛等地区工事,长江北岸应先完成广济东北山地工事,然后顺次完成田家镇、团风、杨罗等地区工事。我军可利用山地寻机予敌以严重打击,最后在金牛地区若不能击破日军,则长江南岸守军应跳出圈子,免遭歼灭,长江北岸同样在黄陂不能击退敌人,也自行撤退。敌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突破武汉外围,也仅能获武汉空城,而我军则无重大伤亡。武汉撤退后,我军亦可凭借崇山峻岭之屏障,与敌人周旋,在此有利地势上,日军机械化部队,将无能为力,中国便可继续抗战,人莫予毒。日军也就永远不可能征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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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珞珈山干部训练团(3)
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和云南部队的人听了我这一番讲话之后,都纷纷表示赞同,陈诚听后也点头称是,并说:“那好,作战方案重新研究过。”他一边说一边在会议桌上顺手拿起一个信封,在上面写了参加制定作战计划会议人员名单:
参谋长:郭忏
参谋处长:刘云瀚
……
五十四军参谋长:郭汝瑰
陈诚将此名单写好当众宣布后,作战会议也就到此休会。我与刘云瀚非常友好,我参加重新拟定武汉战役作战计划,他毫不介意,并基本上按我上述意见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把外围防御推进到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地区。及日寇进攻开始,蒋介石又以白崇禧指挥长江北岸、陈诚指挥长江南岸作战,我所在的五十四军担任码头镇、富池口一带江防。当时,五十四军仍只有十四、十八两师,战斗当中才又拨来荣誉(伤兵)师及展书堂的八十一师(原西北军韩复榘旧部,仅数千人),归五十四军指挥。码头镇以东,金鸡岭一线正面逐次由孙桐萱,汤恩伯,关麟征等部担任防御。我们江防部队和这一线部队均统归汤恩伯(兵团司令)指挥。
日军进攻路线不出我之所料,日寇擅长登陆作战的山下兵团沿江而上,以一部从瑞昌境登陆,向我金鸡岭阵地进攻,孙桐萱、汤恩伯各军节节抵抗,一个军伤亡殆尽,换上一个军在后面占领阵地又顶。关麟征初来时,不可一世,他以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自吹自擂,在我面前炫耀说:“日寇矶谷、坂垣的战术确实灵活,我的士兵同矶谷、坂垣打过硬仗,就怕他们瞧不起当面日寇,骄傲轻敌出事。”殊知关的部队与日军作战仅四天就败下阵来,调后方整补,经过五十四军军部时,口称“对不住,我来得迟,走得早。”我问关磷征:“当面日寇的战术能及矶谷、坂垣活泼否?”关不对而退。四天以前的神气劲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不知台儿庄他担任侧击,打硬仗的是孙连仲部,这次他的部队正面顶,被动挨打。又无友军侧击敌人,所以很不容易支持。
码头镇由十四师四十二旅守备,仅加强独立炮兵××团的76.2野炮一个营,这些炮是苏联支援中国的。我看炮架是1916年制,不觉冷了半截,殊日舰驶入15000米射程内时,这个营一次奇袭射击,敌舰掉头就跑,原来苏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野炮炮管炮弹加以改造,射程加大了,且可穿甲,长江内航行的小舰艇是不敢与他硬碰的。展书堂的八十一师,人数少,武器差,士气低落,守备码头镇东三四里许的赤山湖与长江间的几百米宽的隘路,因在野炮营射程内,敌炮舰亦不敢进犯。
以后金鸡岭方面友军逐次后撤,敌人已进出码头镇侧背,四十二旅才放弃码头镇后撤,十四师两个旅及荣誉师利用山地,逐次抵抗,退到富池口附近。就在这退却途中,汤恩伯通知他所指挥的四个军的参谋长到兵团指挥部开会,我们四个军的参谋长骑着马,在离军团部十余里处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来了。半夜之时,突然天下大雨,行走十分不便,加之,一个个又都穿得十分单薄,偶尔一股寒风吹来,实在叫人难以忍受。大家都想休息,天亮再走,恰又前不挨村,后不靠店,无处安身,只好继续赶路。后来到一座桥头,见桥上有一凉亭,便进去栖身,也不知是谁,(大概与我们有同样遭遇的人吧),早已在里面“铺好了”稻草,我们四个人便都和衣而睡,把雨衣盖在身上,并又在上面铺一些稻草,到还觉得十分暖和,由于过度疲劳,我很快进入睡乡。第二天天亮,我们又策马上路。现在回想起来,都还觉得军旅生涯十分有趣,这次与汤恩伯的见面,他用日语称我为同学,他是利用机会与我拉士官同学的关系。谈话中,使我难忘的是他再三叮咛我们要争取外线,谋求从翼侧打击敌人,我认为这是他在台儿庄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好经验,心中暗暗佩服,祝愿我们在他的指挥下,为祖国立大功。
富池口在富水入江的三角地区上,与长江北岸的田家镇遥遥相望,田家镇有旧炮台,富池口富水的南岸有一座山,名半璧山,靠江的一侧,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旧时,为防止上游的敌军沿江而下攻打南京,封建帝王们曾弄了一根铁索横江拦起,并在山的正前方刻上四个大字“铁锁横江”,这时仍清晰可见。但半璧山,只是高百多米,纵深不足一百米的孤立石山,又无树木隐蔽,在现代战争中没有什么价值。蒋介石却遥令五十四军十八师在左翼依托此山,背富水构成一扇形阵地,坚决死守。我认为背水作战,非常不利,即用军长霍揆彰名义,建议以扇形阵地为前进阵地,另于富水西岸构主阵地进行防御。但蒋介石在遥远的后方,硬干涉前方部队的局部战术动作,不采纳我的意见,要十八师死守以半璧山为依托的背水阵,结果使十八师在敌人海陆空强烈炮火轰击下,全师覆灭。富池口之战,分明属于指挥上的错误,却硬将十八师师长李芳邨押交军事法庭问罪。
 楼主| 发表于 2020-1-14 21:59:4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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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黄埔军校,而是1925年冯玉祥国民军中的顾问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苏联军事顾问在国民军中建立了机枪学校,炮兵学校,骑兵学校,同时还建造了装甲列车,提升了国民军的战斗力。那么,在苏联军事顾问刚到达的时候,国民军的战斗力是怎么样的呢? 
 我选辑了几段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夫的记录《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个志愿兵的札记》,直接记录了他在国民军中的所见所闻。看看红军背景的苏联顾问是记录下的国民军的战术水平如何吧~时间是1925年。机枪的使用  (苏联顾问在国民军内部开办机枪学校)学*初期,进展得很费力,军官们对机枪既重视,又有点害怕:他们大概把机枪看作是一种具有凶恶意志的神物了。机件发生故障时,他们就给机件加油,好像这是对蒙难者的一种慰藉。 
 我们的教学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中国和学员的反对。军官多是半文盲的农民,他们说,学*机枪的机械装置,是军士的事情。在地方军校受过教育的中国教官,大多出身于富商和官僚家庭,他们都支持军官学员,坚决认为加油和装卸机件是普通士兵和军士的事情。但我们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机枪试验射击使我们彻底摆脱了困境:我们拿靶子给他们看,表明机枪火力很强。 
 训练初期,他们的射击毫无威力,这真令人吃惊。很多人不了解子弹飞行的弹道和标尺的用途。其中许多人认为,枪膛里射出的子弹是笔直地、平稳地飞行着,然后,照他们的话说,子弹没劲了,就落在地上。我们只得从头开始讲,教他们懂得欧洲军队每个士兵所了解的东西。 
 军官们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力求保持队列和各连之间的横向联系。他们只是崇信散兵壕,整营分布在一条散兵线上。他们认为,不管地形如何,在散兵线上拉得最齐的连,进攻能力就最强。由于他们力求保持队列和密集队形,忽视地形条件,他们就会在战争中遭到严厉的惩罚。他们所固有的保守思想以及对外国人的不信任,是很难摧毁的,只是野外操练才帮助他们弄清了我们的意思,承认了我们所说的正确性。
散兵线战术(一)  (苏联顾问在鹿钟麟司令部)当我请求查看武器和检视技术操作的时候,鹿钟麟感到很惊奇,但他马上表示同意,并留下来观看进一步视察的情况。 
 我巡视了一下队伍,叫出几名士兵。检查了他们的武器。该旅是用德国步枪装备的。步枪保养得很好,但枪本身的技术性效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些枪是1901年出厂的,已为多次召募来的士兵所使用。世界大战后,枪筒已生锈、腐蚀,出现了较深的蜂窝面,因此这种枪不可能射得准确。我向士兵们提出一些枪的部件和射击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惊奇地了解到他们在射击方面一无所知:士兵和被询问的军士中没有人能画出弹道的轨线,也没有人能解释部件相互关系的原理和标尺的用途。 
 视察完毕,我把军官们——连排长叫到一边去,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士兵不知道射击后子弹是怎么飞行的。我发现他们也是一无所知,于是我在纸上画出弹道的轨线,给他们简要地讲解弹道学以及火炮、机枪和步枪的构造。由于许多军官还是不能理解,我只好拿过一支步枪,把它放在沙袋上,通过实际瞄准目标来证明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尽管我们给军官们上了理论课,但总的说来,这个旅的破烂步枪的命中率也还是只有百分之四十八。 
 在小型的射击理论课之后,我们向这个团发出了向敌人(用小旗子表示)进攻的命令。  团迅速的展开了。由于平日的体育锻炼,士兵们相当迅速地开始了进攻。射手之间只有五步的间隔,采取密集散兵线向前进攻。各营的连队只保持横向,而且间距很小。支援部队在连队中部的后面五十步远的距离跟进,机枪不是由一个阵地向另一个阵地前进,而是和散兵线一起向前推进,也就是跑步多于射击。军士们主要关注的是使士兵在散兵线上拉齐,因而不注意利用地形。这基本上是一种典型的、非常落后的横队战术,这种战术在战争中必遭重大损失,很难取得成效。(之后苏联顾问向军官们建议了现代战争的主要战术,比如连队的间距,机枪的压制运用等等,这里我就不录入了。)散兵线战术(二) 
 (苏联顾问在第三师师部)师长郑将军(郑金声)是个满脸黑胡子的魁梧的人,很象中国庙里的神像。他对我说,他的师和国民军其他师一样,由四个团组成,编为两个旅,一个炮兵营(十二门大炮),师是由日本步枪和机枪装备的,除此之外,还有几门臼炮。师部由作战处和行政处组成,作战处下设侦察科,行政处下设有通讯科和电报科,通讯科附有活动半径七十五公里的活动电台。师部有这样的组织机构,我感到很满意。 
 我让他们(参谋军官)搞图上作业(推演),以解决防御中一个不大的战术问题。郑将军很感兴趣,他亲自注视战术问题的解决。他们还是采用横队战术、部队之间采用横向联系,因而防线宽度十分狭小。我指出战术上的弱点。随后半小时座谈会上,我提出一些修正意见。军官们把意见记到小本子上(座谈会一开始,他们就立即取出了小本子)。  在座谈中,我才弄清楚,在保定军校任教的日本和德国教官,给中国军队灌输的就是横队战术。这可以有力地说明: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不想使中国军队有强大的战斗力,不愿教给中国人致胜的技能。 
 各营都站好了队伍。对它们的视察结果,和头一天视察第一师的结果差不多:这里也是采用横队战术,而且**也是破烂不堪的。 
 我们和军官们研究了问题以后,又特地视察了炮兵和机枪班。原来,炮兵没有电话联系,也不会从掩蔽阵地射击,而机枪班装卸机枪的平均速度(平均时间)竟达七分钟。 
 打发士兵离开之后,我对郑将军说,在机枪学校里,我们的学员能在五十五秒中内装卸一挺机枪。他急忙把这一点记录下来,并说他将从军部把机枪学校和炮兵学校中学*过的军官调来。视察骑兵(视察地方骑兵旅和察哈尔骑兵旅)地方骑兵的骑术不佳,只能叫骑马的步兵,因为只有少数部队装备马刀和长矛,大多数只装备马枪。中国骑兵的骑马姿势是不合要求的:他们奇怪地惯于双脚向前蹬向马脖子,这样,骑手才能保持平衡。在一个三十名骑手组成的骑兵小队快速前进中,有一个骑兵跌落下来。在纵马奔驰时,又有三个骑兵跌落下来,在跨越小障碍(一公尺半宽的沟)时,四名军士中竟有三人跌落马下。这样的骑兵是不能冲锋的,他们需要马,只是接近敌人,然后徒步冲锋。 
 察哈尔旅中的骑兵多少有些不同(从半游牧居民中招募),在亚细亚式马鞍上骑术很好(其它部队使用日本马鞍),但是战术训练很差。他们的旅长葛将军表演了冲锋。一千名骑兵排成两个横队,高喊"杀!"就疾驰起来,并在行进中射击。看样子是很吓人的,但未必能射准敌人。(国民军的骑兵学校里训练出来的是真正的骑兵,这里我就不录入了) 
 (和王镇淮讨论骑兵)他让骑兵组成密集队形,一拥而上冲击敌人的步兵,我试图警告他,用这种方法不能取得成效,因为步兵可以地轻而易举地用机枪扫射骑兵,不然骑兵靠近。将军仍然坚持已见,他对我们提议的梯次攻击战术回答说,在这种局部下,团长的声音就听不到了,根本不能取得任何效果。我们感到完全没有希望能够说服他。(后来,苏联顾问向冯玉祥提供了《关于骑兵的报告》,里面描述了现代战争中骑兵的战术运用。并且,通过骑兵学校的训练, 国民军骑兵战斗力得到提升)视察炮兵  (视察军属炮兵营)炮的主要型号是七十六毫米克虏伯炮,七十五毫米有坂炮,七十六毫米的俄国炮以及七十五毫米的日本山炮。有一个炮兵营是1871年造的七十五毫米火炮装备的,这种火炮上没有瞄准镜,炮身被固定在没有缓冲装置的小车上。 
 中国的弱点就是没有火炮工业,火炮都是从国外买来的。这导致武器落后,型号不一,因而难以编组训练。因此,实弹射击的编组就很差了。大多数军官只会直瞄射击,很少的军官能懂得掩蔽阵地上的射击理论,他们对火炮的各种部件也不太了解。火炮出点小*病,就得送到修理厂去。(士兵不懂算术和阿拉伯数字,当然就只能直瞄射击……后来炮兵学校改善了炮兵的战斗力) 
 奉军也是一样的战术,你可以在书中看到,奉军以密集队形向国民军的装甲列车(装备有两门火炮、八挺机枪)发动冲锋……B站上有个国奉战争中奉军的视频,可以体会一下他们的战术。简单总结一下书中提到的原因:一是士兵甚至军官都是文盲;二是保定军校的洋教官灌输的竟然是线列步兵战术;三是武器落后,都是万国造的旧武器。从书中记录的战斗(国奉战争)来看,烈度还是不低的,就是战术水平太低,对于士兵的评价则是「这个民族具有某种伟大的忍耐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数以百计的伤员,只有躺在担架上的才发出呻吟声。 
 实际上只要有靠谱的训练,军阀部队的战斗力还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学校里出来的军官战斗力就得到了保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9836895/answer/628907220

当然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即便是民国时期向来不以士气意志方面战斗力著称的张学良所部奉军。美国人拍摄的战地影视中也常有这样的现象:敌方炮弹落在炮手身边,而炮兵们几乎视之为无物。
那个年代的军队,即便是军阀中的弱旅,精神方面也绝对不是当代的中国军队或主流国家军队可以相提并论的。
 楼主| 发表于 2020-1-17 23:56:3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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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离开军校后的一场经历
  (43)在连、营长任内
  一九三零年底,唐生智在河南反蒋战争中,唐的部队被蒋介石打败,两万多俘虏兵,被编为教导第二师和教导第三师。教二师师长由南京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教三师师长由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钱大钧兼任。
  教导第二师的各级军官,大多数从军校调任。学生总队长汤恩伯调任教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学生中队长杜律明调任第二旅第六团第一营中校营长,我任第一旅第二团(团长胡琪三)机关枪连少校连长。我在军校两年多的生活,从此结束。
  教导第二师驻浙江,编成两个旅六个团。这年夏天,汪精卫到华北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反对蒋介石,引起蒋、阎、冯中原大混战。双方动用了几十万大军。教二师参加了这次大混战,伤亡两千多人。我在河南开封附近作战时,左肩膀负重伤,几乎残疾,至今每逢阴雨天还发痛。
  这次混战近半年,双方死伤十多万人,河南、山东两省的老百姓遭受了大灾难!据河南《赈务洪编》记载,河南死亡人口近十万,逃亡在外接近百万,房屋、财产损失八千多万元。山东也损失不小。
  这次混战,由于蒋介石拉拢张学良,许以平、津地盘,引诱了张学良率部进关,向阎锡山后方压迫,阎、冯战败下野才告结束。
  在这场混战结束后,教二师又开回浙江,改为第四师,师长徐庭瑶。由于伤愈回部军官两百多人,无法安排,办了个军官教导大队,师参谋长富文兼任大队长,我任第二队区队长。同我一起任区队长的有石觉。
  一九三一年四月,第四师接收浙江省税警团,这个团是宋子文财政系统的机械装备团,团长赵君勋,美国留学生,是赵恒惕的弟弟。第四师接收这个团后,改为特务团,我任这个团的第一营营长。不久,赵辞职(赵君勋现住北京是民主人士)刘子清接任团长。刘是江西乐平县人,黄埔二期毕业。
  同年五月,第四师又扩编了两个补充团,补一团团长戴安澜(徐庭瑶的安徽小同乡黄埔三期毕业)补二团团长梁恺(湖南耒阳县人黄埔一期毕业)。这时第四师共九个团,两万多人。六月,两广反蒋,第四师革命由浙江开武汉准备经湖南打广西。这时杜律明升任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张联华)二十四团团长。在上海乘船时,我这个营和杜团同乘一条船,临时归他指挥。在船上两天两夜,我发觉杜律明工作细致,日夜巡查乘船官兵的军风纪。他发觉我营比较安静,和我谈话时还表扬了我。通过这次乘船,他对我有了初步了解,我对他也有了初步认识,认为他是关心部队,了解详情的好团长。
  第四师到达武汉后,两广问题已“和平”解决。但附和两广反蒋的驻在河北的石友三部队(原冯玉祥属下军长)仍在平怿铁路各车站扣留车辆,声言向平津进攻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令第四师开河北邯郸,协助张学良打石友三,结果,石友三部队大部分被东北军消灭,一部分在南宫县被第四师缴械。
  当时附和石友三的山东著匪刘桂棠(外号刘黑七)部队约三千人仍困守河北大名城,第四师师长徐庭瑶拼命指挥本师和收编不久的河南著匪崔邦杰部队(约两千多人)一起围攻大名城。大名城南有条卫河,徐庭瑶以为刘桂棠不会向南逃窜,布置崔邦杰攻南门。在合围后,炮兵轰炸了西城,但刘匪坚强抵抗,爬城的第四师部队,死伤一百多人,我营阵亡第三连连长一人,伤排长二人士兵伤亡三十多人。当天深夜,刘桂棠串通崔邦杰,从南门逃窜,并向东转移使正在东门外各村庄休息的杜律明团受到突然袭击,损失不小。事后,第四师集中到河南开封整训。
  刘桂棠部队从大名城窜往山东,后为国民党某部队收编,收编不久,又流窜到热河。在长城抗战时投降了日本侵略军。日寇投降后,刘桂棠为蒋介石收编长期为害山东,解放战争时,刘在山东为我解放军打死。
  崔邦杰在大名城放走刘桂棠后,其部队在开封补充。河南省 兼开封警署主任刘峙,调任崔邦杰为绥署少将参议。并在开封城内给他一套很舒适的寓所,让崔的家属居住。但是崔的匪性不改,认为他的部队编织是刘峙的参谋长彭启彪和第四师师长徐庭瑶出的主意,怀恨彭和徐。有一天,他请彭启彪和徐庭瑶到他家吃饭,徐未去,彭去了。在吃饭时,他解除了彭带去的警员武装,将彭杀害,事后他全家乘着早已准备好了的汽车出开封南门,逃到豫西南重操旧业。
  接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令张学良不抵抗,十多万东北军退入关内,让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他呼吁“攘外必先安内”,把已在华北的军队调到南方“剿共”。第四师也在这年初冬由开封调到武汉。
  这年长江发大水,湖北江汉平原遭受了大面积的水灾,我亲眼看到逃难到武汉的灾民有不少饿死在武汉街头!国民党的军政官员毫不过问,有些官员和富商还以廉价买灾民少女作妻妾。还有些官员竞强奸灾民妻女,真是禽兽不如!
  这年年底,贺龙将军领导的湘鄂边区工农红军东渡汉水,准备越过平汉铁路与豫、皖、鄂边区工农红军会合,北上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通电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但蒋介石不采纳)。蒋介石令第四师十二旅到应城、长江埠一带“堵击”红军,结果十二旅全部被红军消灭,旅长张联华被俘,两个团长被打死。当时我这个营驻汉阳兵工厂,我认为杜律明被打死很可惜,后来才知道杜律明因父死已回陕北奔父丧,打死的是以中校团附代理团长职务的周凤岐。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楷、蒋光鼐等部队,奋起抵抗。第四师奉令由武汉开江苏镇江,归张治中第五军指挥,准备到上海参加抗战。我营官兵都兴高采烈,摩拳擦掌,等待着与日本侵略军拼战。但到达镇江附近时,却奉令停止前进。原来蒋介石已与日本侵略军签订了“上海及其附近不驻中国军”的停战条约。
  (44)在团附任内
  一九三二年六月,第四师驻安徽蚌埠,我调任补充第二团少校团附(相当于解放军的团参谋长)。事有凑巧,我到职的当天深夜,第三营九连一个班的士兵带枪逃跑,并夺去连长的手枪,打死了连长。原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士兵生活虽比杂牌部队士兵生活好,但由于募兵制,招募来的兵,有不少地皮流氓,而管理训练又不严,加以蒋介石不断收编土匪部队,士兵携枪潜逃,多半是受了钱财的勾引。这次整班潜逃,仅是其中一例。
  这年九月,补二团中校团附(副团长)吴国藩,被调升某师当团长,徐庭瑶派师部军法中校主任王起凡(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徐庭瑶的安徽老乡,又是亲戚)兼任,因为他没当过排、连、营长,下团当团附他也干不了。但是徐庭瑶又为什么要他兼任团附呢?是为准备提升他当高级军官。由于王超凡不下团到职,因而我又代理中校团附的职务。
  一九三三年元月初,第四师调出四个团组成第二十五师(原来孙连仲部队的二十五师,已于一九三二年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了工农红军,蒋介石捡到了这个番号),原第四师独立旅旅长关麟征升任二十五师师长,杜律明任师七十三旅旅长,张耀明任七十五旅旅长,这三人都是陕西人,也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我任杜旅一四六团少校团附代理中校团附职务。因为王超凡调任二十五师军法主任仍兼任一四六团中校团附。
  一四六团团长梁恺,自以为是黄埔一期,又是由蒋介石的侍从副官派到第四师当团长,他满怀信心认为这次能升任旅长,结果落了空。当这三个师的组成命令下达后,他愤愤不平以对我;说:“关师长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他边说边拿出组成师的人事命令给我看,他说:“两个陕西人由团长升了旅长,杜律明升旅长我没意见,因为他当团长比我早,工作能力也比我强,张耀明升旅长实在不能令人心服”。于是他称病请假到南京住医院,要我代理他的团长职务。
  一年半前在河北大名放走刘桂棠。在河南开封杀害彭启彪的崔邦杰,这时又聚众近两千人,在河南南部沈丘、项城一带为匪,向老百姓要枪、要马、要钱,老百姓叫苦连天。由于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当时驻皖北阜阳,河南省 兼开封警署主任刘峙令杜律明率部进剿。杜受令后,想起了过去在大名吃过崔邦杰的苦头,因而这次清剿崔匪的行动很积极。由于崔匪很狡猾,有一套对付清剿办法,杜旅捕捉了十多天,历尽辛苦,毫无所获。好在一个初春的大雪天,豫南平原雪厚三寸以上,杜旅终于找到了崔邦杰人马足迹,但杜率部追了大半天,人困马乏,仍未追上。他召集两个团长和旅参谋主任,研究情况,再定行止。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是追匪的先头指挥者,他认为部队太疲劳,应停下来休息做饭吃,明天再跟踪追击。旅参谋主任曾谦也同意戴的意见。我当时是后尾团,杜律明问我有何意见,我说:“崔匪也要吃饭睡觉,我们今天辛苦一点继续追,可能追上,否则雪化了,或刮风掩埋了足迹,就不好追了。”杜律明同意我的意见,并命令我团由后部变成前锋,让戴团吃完饭以后跟近。
  我奉命后,全团忍着饥饿快步行军,终于在当天黄昏前追上了。原来崔匪正在一个叫李母子庄的大村里吃饭,准备住宿。我立即令各营展开四面包围。尽管匪徒们组织敢死队突围,但在我团密集火力封锁下绝少逃脱。不到两小时全部被解决,打死百余人,生俘一千多人。清查结果,内有肉票妇女二十多人,崔邦杰已在前一天离开了这股匪,他的两个小头目宋天祥、杨小猴已被击毙。
  事后,刘峙电令加奖了杜聿明,并向蒋介石报告为杜立了功。


45)热河沦陷,长城告急
  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在我国东北完成其建立伪满州国的侵略计划,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出动了“关东军”第六、第八两个师团以及部分伪军、特种兵等约四万多人,先后向我山海关、热河等地进犯。当时国民党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早已命令张学良要他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聿不准抵抗”。他宁愿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这就使东北三省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日寇刺刀铁蹄之下度过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的根本原因。在这次日寇进犯热河、长城时,驻防在长城内外的东北军,有何柱国、万福麟、王以哲、汤玉麟等部队约十五万人奉命不予抵抗。首先是何柱国部队,弃守山海关。接着日本侵略军分路向热河入侵。当时驻防在热河的部队,有汤玉麟(汤是热河省 )部三万多人,万福麟、王以哲的部队约五万多人,还有驻在热北、热中的崔兴武、孙殿英、刘桂棠、李守信等部队共约六万人,另有冯占海、邓文、檀自新、李海书等东北义勇军约四万人。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热河全境沦陷。
  日本侵略军进犯热河时,防守热东朝阳的汤玉麟部队邵本良团首先叛国投敌,打开了热东大门。而万福麟部队也从热东退入关内;在热北的崔兴武、李守信、刘桂棠也接着叛国投敌;孙殿英部队由热中退到察北;三月四日,汤玉麟亲守热河省会承德,逃到天津外国租界寓公里。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热河呆了近三年,听到许多年老人说,长城抗战前的热河省 汤玉麟,外号汤二虎,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老搭档,靠拉枪杆子起家。他统治热河六年多,做尽了坏事,老百姓都说:“汤玉麟在热河压根儿针鼻大的好事都没做过。”比如他任用二儿子汤佐辅为省财政厅厅长,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地亩税预征到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又任用他的大儿子汤佐荣为省禁烟局长,名为禁烟,实则大种鸦片,到处贩卖烟土,使许多热河人都染上了大烟嗜好,而汤家却大发横财。老百姓说:“汤家三父子是吃人的三只大老虎”。
  民国十五年,汤玉麟带着一个旅至多约五千人到热河省当 ,连年扩军,六年时间就扩大到三万多人。他长期不发军饷,军队需要费用,全由地方摊派。他属下的军队,中、上级军官,多是他的亲信,骑兵团长汤玉书,炮兵团长汤玉铭,是他的亲弟弟,热河快要沦陷时都升了旅长。像这样纵兵殃民,把热河搞成“人间地狱”的省 ,一旦遇到强敌进攻,他只有逃跑。
  在热河全境快要沦陷时,蒋介石令徐庭瑶组织十七军,辖第二师(师长黄杰)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另配属该军骑兵第一旅,独立炮兵第四团、第七团,重迫击炮第一营,共四万多人,从二月下旬起陆续开往河北。当时第二师在洛阳,八十三师在湖北孝感、花园,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刚由河南项城移驻安徽蚌埠,七十五旅随师部在许州。这三个师和骑兵、炮兵部队,历年来都在南方各省“剿共”,从来未进行过对日本侵略军作战训练。对防空、防坦克、以及现代化筑城作业,都一无所知。这时北方仍在下雪,官兵们没有大衣和棉鞋,虽有朱庆澜、杜仲远、黄炎培、车向忱等人领导的“抗日后援会”捐助了一部份,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蒋介石根本无诚意抗战,他派嫡系部队十七军到华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阴谋诡计是把他的军事力量伸向华北,以便赶走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叫嚷“保外必先安内”,这次热河沦陷,长城各地告急,他又叫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种消极态度,不仅影响到他的将领们没有决心抵抗敌人而等待外交方面的交涉,也使日本侵略军摸到了蒋介石的底,而得寸进尺。而且这种“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还是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战情况下勉强定下的。
  关杜旅于三月一日由蚌埠乘火车首先到达河北通县。这时梁恺团长才由南京回部,许多战备工作要做,可是梁团三个营的营长都请假到北平城内去玩。我建议不能准假,但梁团长本人也要去,我就没办法了。这样一来,后果极坏,下级军官接二连三的请假,我只好让他们轮流离去。结果三个营长在北平城内嫖妓,都染上了性病。(第一营营长钟西彤在长城抗战结束后,他的未婚妻到北平看望他,两人未婚先同宿,使女方染上了淋病,左腿瘫痪,女方向法院告状,结果法院判决由男方花了一笔钱而解除婚约。)
  梁团少校团附王铮(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四川人),由于害怕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请长假闲居北平,长城抗战结束后,又由他的四川同乡曾扩情派到关师教育大队任政治教官。(此人在解放战争后期任某兵团少将政治主任,被解放军俘虏,现在下落不明)
  更奇怪的是师有政训处(主任黄徽津,江西萍乡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团有政训室,政工人员不少,可是他们不做宣传教育工作。为什么要抗击日本侵略军?抗战前景怎样?官兵们都不知道。
  在二十五师全部到达通县后,师长关麟征第一次向全师官兵讲话,他在讲话中无中生有的夸奖张耀明的七十五旅,用意是要杜旅向其学习。张旅是原来第四师的独立旅,关任旅长,他这样讲话,无异是夸奖自己,引起杜旅官兵不满。此后两旅长期不团结。在这次大会散会后,杜聿明对我说,我们七十三旅刚成立,就在豫南李母子庄消灭了崔邦杰匪部一千多人,刘峙主任还表扬了我们,师长应该在大会上讲一讲。我说,师长可能是忘记了这件事。
  日本侵略军第八师团于三月四日侵占热河省会承德,协同第六师团进犯了长城、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重要关口。喜峰口守军宋哲元部队(原冯玉祥旧部)迎头痛击来犯之敌,与敌人短兵相接,用手榴弹、大刀杀敌,使敌人的机枪、大炮失去作用,打了大胜仗。可是蒋介石认为这是一支“杂牌部队”,不给予弹药补充,还妄想借敌人之手,消灭这支部队。直到四月中旬,部队弃守冷口,喜峰口侧背受到敌人威协,才自动撤退。如果当时防守长城各口的我军都像宋哲元这支部队坚强抵抗,敌人是无法飞越长城的。
  (46)古北口之战
  在承德沦陷时,东北军王以哲军一零七师(师长王以哲兼)防守在承德西面溪平县城,这里有滦河作依托,可以固守,最少也应该阻滞敌军前进的时间。但这个师一与敌人接触,稍有伤亡即撤退到巴克什营,让敌人安渡滦河。继而溃退到古北口。这时十七军军部正由蚌埠乘车向北平前进。由于承德沦陷,敌人逼近古北口,北平军分会代理主任张学良(主任是蒋介石兼)直接指挥关师于三月六日由通县出发,八日凌晨到密云,当夜又命令向古北口增援,暂归王以哲军长指挥。
  关师在九日傍晚于石匣出发向古北口前进时,一零七师正由古北口向后撤退,人马车辆毫无秩序,似乎有敌人在后面追赶,但我们一直没听到枪炮声。这不仅是影响了还在古北口防守的一一二师(师长张建柜、张作相的儿子)的官兵士气,也影响了正在前进中的关师的士气。原来一一二师师长张建柜要求王以哲也要撤离古北口,王不同意,要张建柜等待关师到达接防后再说。关师于九日深夜赶到古北口,王即令关接替张师防守任务。关不同意,认为部队连夜行军,十分疲劳,而弹药、给养未跟上,古北口地形不熟悉。他提议在张师后防守第二线阵地。王同意了。
  关麟征当即作如下部署:“以七十三旅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担任右自龙儿峡经将军楼后面高地至古北口南关之线,构筑军地防守;”以一四六团(缺一个营)占领南关(不含)西南高地至西河镇(不含)东端高地之线。七十五旅以一个营占领西河镇及其右侧高地,以一个营在龙儿峪右侧向羊子路警戒,负责全师的右侧安全;其余为预备队,位于古北口东关后侧皇道甸附近。师直属部队位于东关,师指挥所在古北口南关街关帝庙。
  关麟征这样部署,是有私心的,他认为七十五旅是他的亲信部队,不愿意安排重要任务。我同梁恺团长带着两个营(一个营留作旅预备队)于十日凌晨占领了上述阵地,构筑防御工事。由于古北口周围多是石山,构筑工事,十分困难,士兵们只好移石作掩护。上午七时左右,我同梁恺团长到长城上视察前沿阵地。我对梁说:“这里的确是天险,长城又高又厚,前沿都是悬岩深谷,敌人很难接近,只要坚守住关口,敌人决不能飞越长城。”古人说:“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是有道理的。虽说现在我们的敌人有飞机大炮,但总要步兵占领。”梁同意我的看法。他说,飞机大炮轰不垮这又高又厚的长城,问题是关口不属于我团防守范围,我团两个营的兵力,只能保住本阵地,如果关口有失,就难办了。我说,师旅都有预备队,而且也都控制在关口附近,可能不会出问题。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将我团左翼抽出两个连控制在右后,以防右侧出事。梁同意了我的意见。
  日本侵略军第八师团的一个旅团及附属特种兵约七千多人,侵占北平后,经平古公路克什营向古北口进犯。三月九日迫近古北口北街。自十日上午起,飞机不断飞临古北口及其两侧上空侦察、扫射、轰炸,张关两师均有伤亡。就在这天,王以哲离开了古北口,并令张师留下一个团防守古北口及北关街和北关口右侧长城上的将军楼,交关麟征指挥,其余撤退到西河镇。按说,这时张学良已被迫下野去上海,准备出国,东北军将领已无心思抗战。
  十一日凌晨,敌飞机大炮向古北口北街、北关口、长城上的将军楼,狂轰滥炸。上午九时左右,敌人坦克车掩护步兵侵占了北关街。奇怪的是关麟征不派师预备队支援,因而北关街和北关口相继沦陷,敌人攻进北关口以后,一面攻南关口,一面爬上长城攻占了将军楼。
  这时的关麟征藉口将军楼失守,杜旅受威胁,他带着一四九团前往右翼作战(应该责成张耀明旅长指挥一四九团),糊里糊涂负了轻伤。他负伤后,回到师指挥所,电请何应钦任杜聿明为副师长,代理师长职务,任梁恺为七十三旅旅长,他本人到北平住院养伤,把棘手溃败的难摊子交给杜聿明。
  关于关麟征在古北口作战负轻伤,师里有三种传说。一是说关自伤;二是说关在发现附近有敌人时,令士兵投掷手榴弹,由于投弹过近炸伤了师长;三是说敌人打伤的。(关的个人品德很不好,他在北平住院养伤时,许多爱国人士、爱国团体派代表到医院慰问,尊称他是“民族英雄”,但他在医院诱奸了一个女护士,激怒了这个医院的职工,院外也有人知道,并传到了二十五师。)
  我们的祖先,为了抵御外侮,动员了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流了无法计算的血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筑起举世闻名的长城天险,想不到竟有这样的不孝子孙,轻易地让长城天险成为外寇入侵的坦途,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十二日上午八时左右,我在古北口南关左侧阵地上,用望远镜看到由右侧溃退到潮河支流干沟的官兵,纷纷向平古公路上狂奔,南关口和南关街也有官兵向后溃退,我立即用电话向杜聿明代师长报告,他交给我两个任务,一是要我指挥控制在右后的两个连增加到右翼,阻止侵入南关口之敌爬上长城;二是要我派团属特务排到公路上拦阻溃退官兵向后跑,并要他们爬上公路东南侧高地继续抵抗。第一个任务没问题,侵入南关口之敌几次爬长城都为我军击毙或打伤,终未得逞。但第二个任务,我无法完成。因为公路东南侧尽是悬崖陡壁,爬不上去,而且溃退下来的官兵中有旅长、团长,他们比我官大。我将这情况再打电话报告杜聿明代师长,这时电话已不通了。
  二十五师溃退下去的官兵,完全失去了指挥系统,也正是敌人大炮射击和飞机轰炸,扫射的好目标。这个师的官兵鲜血,染遍了平古公路和潮河河滩(现为密云水库淹没区)。梁恺旅长不听我的忠告,也随着溃退官兵在公路上被敌飞机炸伤,随他多年的一个勤务兵被炸断了左腿,一四五团中校团附邓某也被炸死。
  在古北口之战,二十五师共伤亡官兵四千多人,而在阵地上伤亡的仅一千多人。也就是说在溃退中牺牲和受伤的官兵近三千人。
  这天下午五时以后,敌炮停止了射击,飞机停止了活动,我命令两个连撤退。除在阵地上伤亡三十多人外,撤退时无一伤亡。这次战斗中的负伤官兵,多数未抢救下来,特别是溃退中负重伤的官兵。回想起来,实在令人痛心!这天黄昏时,我带着两个连到了南天门,遇见杜代师长,他身边仅有两个卫士和两个通信兵。他正在用长途电话线向刚到密云的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报告古北口作战情况,并要求他派人收容溃退下去的官兵。当时防守在西河镇的一五零团一个营,早已撤退到南天门左侧高地。杜见我带着两个连安全到达南天门很高兴,并谦虚地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这一带地形很好,我建议就在南天门筑阵防守待援。他说,他也有这样打算,要我给他代写命令,由他签发。十三日凌晨,第二师第四旅(旅长郑洞国)赶到南天门接替了二十五师的防守任务。两天后,二十五师溃散官兵,在密云集结整理。



(47)南天门之战及其以后
  南天门离古北口十华里左右,在潮河南岸,两侧是连绵不断的高地,地势险要,是平古公路上的交通道口。徐庭瑶的十七军,在这里防守了五十多天。这是因为右自潮河南岸的黄土梁至左翼长城上的八道楼子,十多华里一线,便于构筑防御工事,并在第二、第三线也筑有比较坚固的预备阵地。同时敌人侵占古北口后也需要休息,准备再增加兵力。因而在四月二十三日,才开始向南天门进攻。
  这时蒋介石委派杨杰任第九军团总指挥,除指挥十七军外,又增加了肖之楚的二十六军。杨杰原是陆军大学的校长,是有名的军事家,他向何应钦(这时何应钦已接替张学良的职务)建议,我军有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应以一部坚守南天门,主力用于敌人两侧和敌后,求得围歼入侵之敌。这种部署,从战术上看,比消极抵抗被动挨打高明,但是又与蒋介石主张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有抵触,因而何应钦不同意。并再三要求蒋介石把杨杰调走。结果杨走后,徐庭瑶升任第九军团代理总指挥。
  由于从古北口入侵之敌不多,其后方更空虚,四月五日,第二师派出行动队到色树沟以手枪和手榴弹袭击敌人,打死敌骑兵军官一名,骑兵二十多名,并炸毁了敌汽车数辆。八十三师也派出行动队袭击古北口北街。四月十一日又破坏了偏桥至承洼的公路桥,几天内敌军汽车不能通过。日本报纸曾刊登说“中国军队在运用‘苦鲁已金’战术”。但是何应钦知道后,在电话上责备各师长说:“你们这样干,会引起敌军前进”。徐庭瑶也认为“各师行动队在敌后活动,是敌军猛攻南天门的原因之一”。
  四月十六日,敌飞机轰炸了第二师所在地石匣,十八日又轰炸了十七军所在地密云。二十日夜间,敌军一部由古北口一个姓李的汉奸(原任保长)带路,袭击我阵地左侧长城上的八道楼子,第二师守军一个连大部分伤亡。四月二十三日,正面敌人开始向南天门及其两侧进攻。
  八道楼子失守,第二师师长黄杰大为震惊令第六旅旅长罗奇率部反攻,反攻无效又派第四旅旅长郑洞国(第二师还有一个独立旅旅长钟斌在正面防守)率第八团并指挥第六旅之十一团继续反攻。由于敌军居高临下,我军反攻不下,屡遭伤亡。只好在当天夜间将接近八道楼子的阵地移到第二线。
  敌军侵占八道楼子后,乘有利地形,以陆空军及炮兵向南天门左侧阵地据点四一二高地猛攻,守军伤亡很大。奇怪的是徐庭瑶指挥的两个炮兵团和一个重迫击炮营,为何不轰击敌人侵占的八道楼子和攻四一二高地的敌军?我估计是他怕敌人报复。
  四月二十五日夜间,由刘戡的八十三师替换了第二师防守。这时二十五师在南天门右侧阵地防守,由于阵地工事构筑坚固,对面潮河河滩很深,敌人不易接近。八十三师在三天内被动挨打,伤亡了官兵三千多人。据说刘戡师长认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伤亡了这么多人,极为悲愤,拔出自己的手枪企图自杀,被该师参谋长抢去了手枪,才自杀未遂。二十九日以后,敌虽停止了进攻,但仍以飞机、大炮向南天门第一线阵地和我军后方阵地轰击。
  五月十一日,敌人乘我第二师郑洞国旅增援八十三师时,猛攻我第一线阵地四零五高地,郑旅又伤亡很大。十二日敌军增加了进攻兵力全线猛攻,南天门第一线阵地终被敌突破。这时二十五师一四九团(团长覃异之)还防守在第一线的西北,支持到十三日才撤退到后方六里的新阵地。从此十七军全部撤退到二、三线阵地。这时敌坦克部队很活耀,十四日,十七军又继续后撤。徐庭瑶指挥的炮兵损失殆尽。
  在敌人坦克部队越过石匣镇后,二十五师一四六团(新任团长郑明新,我是该团中校团附)奉命在石匣西南的南山口阻击敌坦克部队,该团第二营营长何斌因害怕坦克车,用自己的手枪打了自己的大腿一枪,何称是敌人打的,竞离开阵地,到后方医院养伤。全团官兵都知道何营长是“自伤”。
  军团总指挥徐庭瑶,于四月十四日命令二十六军肖之楚部队,进入九松山预备阵地,又令二十五师之一部担任石铁峪,五座楼之线的警戒,其余部队撤退到密云整理。十七日,又撤退到怀柔、顺义之线。八十三师奉何应钦命令担任北平城防,并构筑防御工事。第九集团军长城抗战,到此终结。将领们表面上说我们“还要继续坚强抵抗”,而内心却在等待着外交上的交涉。
  这时日本侵略军西义一第八师团已大部进关,兵临香河、通县,北平受到三面包围。北平军分会代理主任何应钦(蒋介石兼主任)在五月二十四日夜间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将北平军分会撤退到长辛店以南,北平防守任务,由第九军团总指挥徐庭瑶负责。在会上,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国民党亲日派他一直在暗地里和日方接触)提出他当天曾和在北平的日本武官接触,据说如果中国方面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停止向北平进攻,用外交方式结束这次战事。于是会议决定派军分会作战处长徐祖贻为军使(徐是日本陆大毕业,精通日语),于次日凌晨乘汽车由日本武官陪同出东直门到顺义县城外某村庄日军第八师团部所在地,与师团长西义一进行会谈。日本帝国主义者可能考虑到一口气吞下整个中国,还没把握,只要中国方面同意他们提出的苛刻条件,就可以暂停战。当天下午,徐祖贻回到北平,带回日方提出的三点意见。一是华军撤至延庆、昌平、顺义西南地区和通县、香河、宝抵、芦台以南地区;二是五日内日方派代表与华方讨论停战条款;三是谈判地点在日军占领地区内。何应钦派军分会参谋长黄绍雄于当天起程去庐山请示蒋介石,蒋早已知道了这些情况,并对黄绍雄说,已电告敬之(何应钦)同意派代表到日军占领地区内进行和平谈判。
  五月三十日,何应钦、黄郛受蒋令派参谋厅厅长熊斌(日本陆大毕业)到日军占领地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所谓“塘沽协定”。把祖国大好河山热河省、翼东各县继东北三省之后,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组织敌伪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日本留学生亲日派何应钦、黄郛等人,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败类。
  这次抗战,我军先后参战的有四十多万人,十倍于敌,又有长城天险,可最终还是失败,这是古今中外众败于寡的少有战例!这次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前面已谈了不少,这里再谈几件事:一是当时参加抗战的将领,多数和蒋介石一样,没有诚意抵战,加以内部矛盾重重,多是想方设法谋取升官发财,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势力,根本谈不上协同作战,同仇敌忾。尔虞我诈,损人利已,损公肥私,成为公开秘密。二是有些将领封建思想浓厚,赏罚不公。如徐庭瑶重用安徽老乡,挂名中校团附的王起凡,根本没有参加作战,在古北之战结束后,竞升任七十三旅副旅长(不久又调升为商震部队少将政训主任)。关麟征也是重用陕西老乡;三是战场纪聿不严;如一四六团第二营营长在战场自伤下火线,我建议梁恺旅长给以惩罚,但他说这会损坏七十三旅的名誉,“家丑不可外扬”不同意,结果他伤愈后不敢回部,不知在何处混了几年。在抗日战争时,梁恺当了一九五师师长,何斌又为梁恺任用为某旅参谋主任,影响极坏。





六、抗日战争前夕
  (48)在教育大队长任内
  一九三三年夏,热河沦陷和长城抗战失败,何应钦、黄郛、蒋介石命令签订丧权辱国的“圹沽协定”。以后,隐居在泰山的爱国将军冯玉祥到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继续抗战,并收复了察北要地多伦及其以南两个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冯玉祥“捣乱成性”,破坏了国家“既定政策”。在同盟军将领吉鸿昌,方振武等率领下收复多伦,正向热河西部前进时,蒋介石令何应钦派徐庭瑶十七军协同日伪军向抗日同盟军前后夹击。同盟军腹背受敌,冯玉祥被迫出走,吉鸿昌到天津后被国民党特务伙同天津租界外国巡捕逮捕,并移送到北平监狱杀害。
  同年秋,二十五师驻北平安定门外北苑营房,师部驻北平城内下斜街一个有漂亮花园的大楼。副师长杜聿明要我筹办师教育大队,我写好了教育计划,修整好了房屋(北平安定门内靠近雍和宫的柏林寺)。在开学时,师长关麟征派他的亲信吴泽通任大队长,我任副职。我们两人都是现役中校团附,来教育大队工作是兼职,关麟征为了让吴泽通便于领导我,特许吴佩带上校领章。吴患三期肺结核病,不能工作,长期住医院疗养,他介绍一个姓邓的中尉常务副官来大队掌管经费开支,此人贪污成性,钱目不给我看,使我在教育事务工作上深感困难。两个月后,吴泽通病故,我接替大队长职务,邓副官辞职。我追查他的贪污行为,查到他贪污的钱已交给吴泽通。由于师长关麟征袒护吴泽通,也就没深究。
  教育大队,下属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机关枪、迫击炮)中队,共五百人,主要任务是轮训现役班、排长,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知识和指挥作战能力。前后共办了三期,每期四个月。在第一期开学时,北平军分会政训主任曾扩情派他的四川同乡王铮(即古北口作战前请长假离团的额外少校团附,解放战争时任某兵团少将政训主任,后来被我解放军俘虏现在下落不明)来大队任少校政治教官。在他上政治课时,我曾旁听,他向学员灌输“四维八德”封建思想。说什么:“我国受帝国主义者的欺负是由于人心不齐和内乱引起的”。说什么“我们的领袖(蒋介石)英明地提出让外必先安内,安内必须实行新生活,恢复旧道德”。这样的政治教育,我当时非常怀疑。再加上我几年来深切地感到封建思想在军队中的危害,使许多军务工作无法办好,思想上很苦闷。由于我在南京军校两年多的学习和工作,在军事知识上自认为有些进步,加以杜聿明对我的器重,使我多年来的自卑感逐渐消除。但是祖国危亡,中华民族受辱,内心感到十分担忧!好在教育大队住在北平城内,我经常抽空到图书馆借阅书报刊杂志,寻求精神弥补。
  我阅读过冯友兰写的《一种人生观》,梁启超文集《饮冰室》,订阅了胡适主篇的《独立评论》。我还读过《科学与人生观》,这两本书是陈独秀、丁江、张君励等人在一九二零年前后写的文章,是我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时期各种各样的思想表现。书的编者把陈独秀的文章列在第一篇,因为他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时很难看到这样观点的文章。我还读过日本人渡边秀芳著高明译的《中国国民性纶》,大意是说,中国人受了孔、孟、儒家学说的影响,同时又接受了老子、庄子道家学说,因而信天命,重孝道、敬鬼神,保守自私,好文弱的和平等等。并列举了从古到今许多例子作证明,对我国人民极尽侮辱之能等。如说中国人迷信神鬼到了顾死不顾生的地步,普通人家死了父母,即使倾家荡产也要给死者买付八个人抬的棺材。还说有名的《水浒》上有个西门庆,为了想娶潘金莲,许了王婆一具好棺材,结果王婆和潘金莲终于毒死了武大郎。又说,日俄战争时,日本海军封锁了俄国海军的后勤,补给钱而中国人却“见利忘义”,冒着生命危险,向俄国海军高价出卖食物,当日本海军捕获了他们时,他们跪地求饶,最后知道也不免于死,又归罪于天命等等。把我国人民形容的一钱不值。书中说,日本人也接受了中国儒家学说,如忠君、孝亲,但摒弃了道家的保守自私,所以培养成“武士道”精神。由于日本人接受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所以才有“明治维新”。这本书主要发是鼓励日本军阀武装侵略我国,让日本人民觉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是不堪一击的,是可以在几个月内征服的。这个日本人渡边秀芳,虽然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位置颠倒了,但他的文章也揭露了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由于遭受了长期的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而显露出来的精神弱点。这本书是一面镜子,对我刺激很深。我一直认为这个日本人是我一个很好的反面老师。
  我还同情过提倡“平民教育”,“实业救国”的梁濑溟、晏阳初等人办的《乡村建设》。并想请几天假亲自到山东邹县,河北定县去参观他们的实验县。
  一九三四年秋,天津“大公报”刊登了虚作孚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改造中国之困难,及其必循之道路”。文章大意是说,我国公共事业所以办不好,主要是人们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只要提倡科学,发扬民主,则一切事情都好办。并举出他在四川办“民生实业公司”和合川农场作例证。这篇文章,我读后极感兴趣,曾把它剪下来保存了一个时期。这些都说明了我当时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反共、反人民、反进步的法西斯封建统治是感到不满的。然而,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提出的民主是真正民主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制下可能吗?科学是否能为劳动人民服务?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当时是认识不清的。但是这些书报杂志上的文章,都充满了爱国情感,在当时对我是有很大帮助的。
  一九三四年,是蒋介石的宗旨是“保外必先安内”,安内必须“剿共”,必须“恢复旧道德”,必须“实行新生活”等,也是最喧闹的一年。他调集几十万大军“剿共”,还令驻在华北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各抽掉一个旅到江西,增强他的“剿共”军事实力;在庐山轮训少校以上军官行政官吏、大学校长和教授,让这些人都成为蒋校长的学生,都成为他的忠实信徒。他还利用金钱收买的手段,给这些去庐山受训者十倍以上实际开支的旅费。我们教育大队的郝飘文受训回来后,向我谈了很多情况我深为不满,在轮到我去受训时,我以教育工作繁忙,向关麟征、杜聿明要求不去,他们同意了。但杜聿明给了我几本书要我熟读,其中有《大学钟庸》、《纪效新篇》、《曾胡治兵语录》、《曾文正公家书》等。他说,这几本书一定要读好、读熟,以后你当团长时,校长(蒋介石)要召见,要当面考试,因为当时有这样的规定(抗日战争开始时取消了这一规定)。我对这几本书看了几页,不合口味,就“束之高阁”了,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我肯定当不上团长。
  这年秋末冬初,宋美玲到北平推行新生活运动,她头上挽鬓,带着耳环,满脸脂粉,涂上口红,身穿旗袍,足蹬高跟鞋。有人说她的打扮是中西合璧,活像妖怪。但从这时起,北平有些女学生竟然向她学习,剪了鬓装上假鬓,家庭妇女都学着带上耳环。当时北平大街小巷到处贴着实行新生活的标语。



(49)办学生军训
  这年冬天,教育大队已办了三期全师现役班、排长轮训完毕,何应钦又令二十五师在柏林寺办了个“北平市大学生寒假军训班”,副师长杜聿明任班主任,要我当他的助手。这个军训班有两百多名大学生参加,名义上是说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思想和军事知识,实际上是为了“安内”。这时杜聿明刚从庐山受训回部,本着蒋介石的意旨,大讲“四维八德”经常使用我计划的军训时间。并先后邀请在庐山受过训的大学校长和名人学者来班讲课,把封建理论有系统的向学生灌输。同时还要求学生严守军事纪聿,做实行新生活的模范。有一天,杜聿明请来他的陕西老乡天津大公报的负责人张季挛讲演,主题是实行新生活的重要性。这位报人讲的没有涉及到旧道德,学生们很高兴。在快要下课时,忽闻到课堂里有大便臭味,原来是有个学生要解大便,没请假上厕所,拉在裤子里。杜聿明当场表扬这个学生听课用心,全堂哄笑。杜又批评哄笑的学生破坏了课堂纪聿。
  这时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军队、学校,规定每天早晨要举行“早会”,由领导人作“精神讲话”。杜聿明是班主任,又住在柏林寺,所以每天由他讲。他认为我也是军训负责人,也应该登台讲话,我再三推辞。有一天早会,他说他嗓子痛,一定要我讲,可是我上台讲了十多分钟,他认为不合他的口味,散会后,他轻声对我说:“你讲的偏左了”。其实,我也只讲了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粗浅知识。自后我就再不上台讲话了。
  蒋介石在庐山办的轮训班,不仅是训练了少校以上军官,行政官吏、大学校长和教授,同时还训练了大批特务,派到全国各大、中学校充当“军训教官”。目的是扩大全国学校的特务组织,严格控制大、中学校学生的思想。这样做了他还不满足,又在全国创办“高中一年级学生集训总队”。
  一九三五年春,二十五师奉命在北平德胜门外黄寺大楼办了个“北平市高中学生集训总队”。师长关麟征兼任主任,副师长杜聿明和一个北平市军训总教官白某兼任副主任。由杜聿明住在黄寺负责,杜又把我拉去任军训总队附,掌管军事教育。总队下分五个大队,共十五个中队,受训学生近两千人。大队长由二十五师中级军官兼任,中队长由各学校带队来的军训教官担任。名为军训,实则是政治教育为主。学生每听完一次政治课,都要分组讨论,有时也由中队长出题讨论。
  在开学的当天,北平军分会政训主任曾扩情讲话,主要是讲“攘外必先安内”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讨论时,有个学生独持异议,该队中队长把这事报告了总队部,关麟征命令扣押了这个学生。几天后,关召集全总队开大会,把这个学生拉上台,宣布这个学生是共产党派来的,送宪兵团关押。
  这时的北平市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儿)和各系统的特务,横行霸道,到处抓人。中共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监狱关满了中共党员和所谓“嫌疑分子”。二十五师一四五团第二营营长赵永善,文书王正心,因有一个姓高的上尉参谋(陕西人外号高歪嘴)向关麟征密告说赵和王是中共地下党员,未经审讯清楚,关就下令把这两人枪毙了。一九四七年,我起义进到解放区后,去齐齐哈尔“解放军官团”讲话时会见了被我解放军在辽东俘虏的二十五师副师长贾培德。在谈话中他告诉我说,关麟征枪毙赵永善时,怀疑我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贾培德是关麟征读中学时的老师,那时在关师一四五团当连长,经常接近关,所以他知道这件事。一九六四年夏杜聿明来南昌观光,曾和我谈过一席话。据他说,“由于王正心(陕北绥德人,毕业于绥德师范,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教育大队学习时,常和你接近,关麟征怀疑你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要关押你,你当时正在帮助我办学生军训,我主张先派人查清楚,待查清后再关押。后来查明,你和赵、王案件毫无关系,你在北平也没有进步的朋友,因而可免。”我说,“谢谢你救了我,否则我还不知要坐多长时间的监狱。”
  蒋介石采取上述一系列反共、倒退的反动措施,满以为合乎日本侵略者的口味,可以减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衅,缓和一下华北的局势。但日本侵略者看透了蒋介石的底,得寸进尺。就在这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向何应钦提出要求,如撤消北平军分会,要国民党中央军撤离华北等等,逼着何应钦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在这个卖国条约签订的前夕,何应钦召集有关党政军负责人开会,杜聿明参加了。他回来对我说:“这次会上有些人认为日本侵略者太欺负人了,不主张撤退,但何应钦说,委员长(蒋介石)有命令不能打仗,要忍辱负重撤退。”杜又说,当时到会的人有不少流了眼泪,他也没有例外。
  “何梅协定”签订后,“北平市中学生集训总队”要立即解散(第二师在保定办的学生集训总队也同时解散),关麟征在集合学生讲话时,宣布学生各回学校学习,全场两千多人嚎啕大哭。事后有人议论说,日本侵略军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激发了我们的民族感情,今后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捣乱”,中国是不会亡国的。但也有人说,民族感情是可贵的,不过有些人特别是有地位、有权力的人,遇到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有矛盾时,竟忘记了民族利益,甚至出卖民族利益,这样的人古今中外都有。当时我听到这些话还不够理解,后来事实证明,这些话是有道理的。汪精卫在年轻时企图刺死清王朝末期的摄政王载丰,未遂而坐牢。他在狱中写绝命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决,不负少年头。”可说是充满了民族感情,汪精卫能说会道,。我在广州和南京多次听过他的讲演,他口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很坚决。但是在抗日战争中期,竟跑到南京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做了汉奸。
  蒋介石对学生进步思想的控制,没有阻止住历史的进展。北平大、中学校受过军训的学生,有不少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年冬天发生了有名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并有不少学生先后到延安,成了抗日战争中的骨干。一九四七年我起义进到解放区时,就见到了几位曾在大学生寒假军训班和高中学生集训总队学习过的学生。一九四八年春,我带的起义部队扩编为翼、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六师时,十七团团政委赵凡夫就是集训总队的学生(赵曾任江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现已离休)。



(50)任旅、师参谋主任
  “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五师南撤到河南洛阳,我调任七十三旅参谋主任。一九三六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准备北上抗日。蒋介石令陈诚率领几个所为“中央嫡系部队”的新装备师到山西,其中有二十五师。同年夏天,红军主力从山西撤退回陕北,在山西大宁附近,二十五师七十五旅与红军渡河的掩护部队接触,该旅伤亡不小。关麟征吹牛说是打了大胜仗。红军撤离山西,他说成是他指挥七十五旅打“跑”的。几天后,他在晋西汾阳召集全师营长以上军官训话,大骂七十三旅,说该旅行动慢,协同不力,否则红军不会“逃走”。听训的七十三旅营长以上军官低头不语。他表扬七十五旅不仅打共军英勇善战,在古北口抗日也是“英勇顽强”的。其实,在古北口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时,是七十五旅首先溃退的。杜聿明副师长最清楚。但杜已去南京机械化学校学习,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本来两旅就不和睦,关麟征这次讲话是火上加油。后来实践证明,在抗战争中,七十五旅屡次溃败,因为关麟征、张耀明的陕西老乡,多在七十五旅任职,其中有些人既无能,又骄傲,贪污腐化,打仗怕死。
  同年七月,两广反蒋。关师集中河南信阳,准备开广西讨伐李宗仁。这时关麟征赶走了他的师参谋长(广东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姓名记不清了),提升师参谋主任姚国俊(陕西人黄埔军校四期陆大某期毕业)为师参谋长,并准备提升七十五旅参谋主任刘世为师参谋主任,刘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陕西人,来该旅工作不久,许多人不认识。当这一消息传出后,七十三旅的军官纷纷议论说:师部各处主任都是师长,副师长和参谋长的陕西老乡,成了“陕西会馆”,不久的将来,全师军官全都会换成清一色的陕西人,我们非陕西籍的军官赶快打好背包准备走吧。关麟征听到了这些议论,觉的提升刘世不妥,他考虑了十多天,终于决定提升我这个湖南人任师参谋主任。我到职后,关送给我一个德造望远镜,一匹栗色骏马(是杨虎城送给他的),一支德造小手枪。谁都知道,这是关麟征在拉拢我。
  同年八月,两广问题,“和平解决”,蒋介石遂全力以赴向陕、甘、宁边区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剿”。蒋自任“剿匪总司令”,以张学良副之。九月,蒋介石令关麟征率领二十五师由河南信阳开陕西宝鸡,继而进驻甘肃天水,并指挥四十九师李及兰部队。这时胡宗南也指挥着两个师由四川西北部进到甘肃。这两支“中央嫡系部队”,名义上是归张学良指挥,实际上这两支部队的行动都要请示蒋介石。
  十月中旬,陕甘边区工农红军之一部,在甘肃靖远县附近西渡黄河,蒋介石令关麟征率部抢占靖远,与渡河红军之掩护部队接触。当天蒋军飞机向关纵投信带,告诉关说:“靖远附近的打拉池有红军大部队集结,贵纵队切不可孤军进入”。投信人叫左纪章。这天李及兰师进驻郭城镇,关师进到靖远县城,如果打拉池的红军向靖远围攻,这个所谓新装备师,很可能被消灭。
  这时日本侵略军与蒙奸德王、李守信等叛国部队勾结,正在向内蒙进犯,贺兰山西面的内蒙阿拉善旗(今巴彦浩特)亲王达理扎雅允许日军在定远营修建飞机场。蒋介石令关麟征将李及兰师交胡宗南指挥,由关亲率二十五师经宁夏越贺兰山进驻阿拉善意旗的定远营。当时杜聿明已由南京机械化学校回部,蒋介介石又令杜率七十五旅前往内蒙西部的额济纳旗。由于塞外天气寒冷,杜聿明到宁夏省城(今银川市)筹备寒衣,接着又发生了“西安事变”,七十五旅未去成。
  关师进驻阿拉善旗后,关麟征一直住在宁夏省城,吃喝玩乐,流连忘返。他与宁夏统治者马鸿逵结拜为盟兄弟。“西安事变”,何应钦电令关师火速向西安靠拢,归胡宗南指挥。到宁夏中宁附近等他回部。在部队到达中宁后两天,他回部了,但他“按兵不动”。当时有谣传说关与甘、宁、青马家统治者订有密约,坐观“西安事变”的成败。
  有一天深夜,译电秘书拿着胡宗南发来的急电给我,内容主要是令关师速向西安靠拢,报尾有“雨东,雨东,何去何从(雨东是关的另号)”。我拿着电报送给关看,他看后流泪。并说:胡宗南对他有误会。他要我立即与师参谋长姚国俊研究行军计划,令部队第二天行动。我当时想到他因胡电而流泪,是感情激动,也是他归胡宗南指挥,内心不服。他曾流露过“胡宗南私心很重,胆小怕死,胡之所以升官快,是因为胡是校长(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关麟征二十一岁当团长,二十四岁当旅长,二十六岁当师长,真是一帆风顺。他自认为他比胡的资格老,能力强。
  本来由中宁经同心城、因原、平凉,直趋西安附近只要十天左右,即可到达,但因固原、平凉均有红军驻守,关师只好经海原、静宁、张家川,到陕西旧县、咸阳。
  在关师到达旧县的前两天,中国共产党本着团结救国的精神,已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了蒋介石。二十五师全师官兵得到这个好消息后,都感到十分高兴,认为我们从此不会再打内战了。在家欢欢乐乐过一九三七年元旦佳节。
  我这次随军在陕、甘、宁三省地区,到了不少国民党统治区的穷乡僻垠,亲眼看到这些地方的劳动人民所遭受到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造成生产上的落后,生活上的苦难!这些地方多半是黄河支流渭、洛水系的上游,是我国汉、回民族的发祥地。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森林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到处是深沟,田地破碎,旱地上种小米、玉米,亩产不到百斤。人、畜饮水特别困难,居住在此的人家要挖旱井,等到冬天下雪,把雪倾倒旱井内让雪化成水后再取用。人们说,宁可给你一升粮,不能给你一勺水。可见水的宝贵。其实,粮食更宝贵,因为雨水少,又缺肥,粮食产量低。人们的衣着也十分困难,冬天穿一件破羊皮衣,夏天赤脚,穿鞋袜的很少,男女老少都赤脚。而统治者不管人民死活,长期横征暴欲,穷夸极欲,尽情享乐。
  在国民党军队里,官兵关系也十分恶劣。记得二十五师由张家川到陇县,要越过关山,山高路陡,士兵身背子弹二百发,加上手榴弹、步枪、米袋、军毯等共计五十多斤,爬山会十分吃力。在前两天我建议减轻士兵负担,把米袋和子弹减半用车运、马驮,关麟征却不同意。他长期以来用车、马代替运输队,运机关物件和军官们的行李。师和团的输送连编制缺着,饷项给私人装进腰包。在这种情况下,我曾向杜聿明副师长透露不平之感,但他只是苦笑而不作答。特别使我记忆犹新的是:关麟征和杜聿明爱讲封建迷信故事,有时还弄几个铜钱卜卦,我当然不信这一套。在陇县休息时,他们大讲特讲,我顶撞了他们几句,杜聿明笑着指我的鼻子说:“韩主任的鼻子有点向左边歪。”我大吃一惊(一九六四年杜来南昌观光,在和我交谈中他还记得这件事)。原来他们说神道鬼,算命看相,并不是缺乏科学知识,而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用封建迷信麻醉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政治的神话与经济的现实》这本书,很说明这一问题。
  一九三七年春,关师由陇县驻甘肃泾川县城,派出一四九团(团长覃异之)驻西峰镇,不久,由一五0团徐幼常营去西峰接替。当时西峰镇还驻有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之一部,军团负责人程子华派了一位联络员到泾川。师长关麟征常住在西安,付师长杜聿明已去南京帮助徐庭瑶建立机械化部队,师参谋长姚国俊要我同师政训主任黄微泮(江西萍乡人黄埔二期毕业,中共叛徒)接待这位联络员。我们和这位联络员谈话近两小时。他态度很好,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很清楚,对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以及抗日必胜的道理,讲得很诚恳。听了他的谈话后,我深深地感到我是一个腐败落后、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我又没有办法和勇气决心离开。
  我上面的这一段回忆,是本着尊重历史,才能忠实于历史的观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是值得我深思的。王首道同志有几句话阐述的很好。他说:“昨天、今天和明天,是时间的延续,是分割不开的,不了解昨天,就不能全面地理解今天,更无法正确地预见明天。”这就是“观今宣鉴古,鉴古而知今”道理的延伸。所以,我愿意在有生之年,回忆我曾经接触过的人和经历过的事。


七、如此抗战
  (51)西安事变(有删节)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被东北军扣押于西安,即我国近代史上起到转折作用的“西安事变”。
  这次事变,可以说是我国进行抗日战争的“催化剂”。在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等”八项救国主张。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进行和平谈判,并致电南京政府,指出这次“西安事变”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的结果。并让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经过十多天的谈判,蒋介石终于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条件。这一方面是由于全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气势高涨的压力,很多国民党军队对“让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抵制,另方面也是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在中国的横行霸道,有损他们在华利益,态度有了新的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变化又有利于蒋、宋、孔、陈四大家庭的利益。所以宋子文在事变中奔走呼吁和平解决。
  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以后,背信弃义,为找回自己的面子,扣押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并又重唱他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老调。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行动更加频繁,全国军民要求抗日的压力更大。是屈服投降,还是用兵抵抗?这个紧迫而又严重的问题,摆在蒋介石面前。他的谋士们献计献策,孔祥熙就提出:“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意思是说,日本武装侵略我国,势必损害英、美在华利益,他们之间总会发生冲突,我们就可参战,最好是“观战”。张群说:“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意思是说,在全国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高潮中,再屈辱求和,热血势必引起国内大乱,不如在日寇武装侵略我国时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战败而后求和。蒋介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七七”事变以后,他一直采取消极抵抗的国策,不敢放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并借用敌军之手消灭异己的所谓“杂牌部队”,准备在战败后屈服求和,实现他建立法西斯封建王朝的梦想。
  (52)“七七”事变(有删节)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平津驻屯军河边正三旅团所部一个中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学习,借口走失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卢沟桥东北端宛平县城搜查,当时守城部队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吉鸿昌的侄儿)团,不同意日军深夜进城,遂致发生冲突。这时宋哲元正在山东朱陵县原籍给父亲修墓,接到二十九军与日军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的电告后,回到北平。宋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蒋介石电令他不抵抗,要他“设法使局势和缓下来”。七月十八日,宋哲元到天津与日寇师团长香月清司会晤,表面上对卢沟桥事件双方“表示歉意”,实际上是宋哲元奉蒋介石命令向日寇求和。
  七月十九日,宋哲元由天津回北平,即到南苑解散“二十九军军官训练所”,又到西苑解散“北平市学生集训总队”,被解散的军官和学生向宋哲元长跪,要求对日抗战,逼的宋哲元没办法,只好说:“我是奉命行事,我个人没主意,希望你们不要当我是汉奸”。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国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摆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抵抗,才是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打击,并立即准备应付新的事变。全国上下应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七月九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说:“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可再有疏失。“要求蒋介石”本御侮抗战敌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提出:“红军将士愿作抗日先锋。”蒋介石这时正在庐山避暑,面对强敌入侵,他始终不相信我国人民群众的力量,而把希望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悬崖勒马”以及“国联援助”上。七月十七日,他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无论何人皆有守土之责任”。但是他只给人民以守土抗战的责任,不给人民以守土抗战的权利。他既不发动和组织全民抗战,又不团结、教育广大人民,而是害怕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他独裁、专制的封建法西斯王朝。
  七月下旬,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北平南郊我国兵营南苑,炸死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三十七师师长赵登禹,以及数以千计的官兵!二十八日北平沦陷,三十日天津被侵占,华北局势,从此日益恶化。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和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语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勉强做出“抗战”的决定。
  七月三十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说:“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同日,他释放了沈钧儒、沙千里等七君子出狱,并开始释放政治犯。这一方面表示出蒋介石要抗日,但另方面他又派外交部亚州司长高忠武到上海和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谈判和平解决华北问题。
  (53)华北战场敌我概况(有删节)
  这时日本侵略军除已在平津附近的香月、矶谷两个师团、在翼察边境的坂垣师团外,又先后调来三个师团和特种兵部队,共约十万人左右。我军宋哲元部原来的四个师、五个独立旅,已扩编为三个军,连同地方保安队共约十四万人,称为第一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防地是津浦铁路北以及永定河南岸东所地区,总司令部在河涧县。刘峙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万福麟、孙连仲、孔炳勋、曾万锤、冯钦哉、关麟征等部队,共约十七万人,防地是平汉铁路北所涿州至保定及其左右两侧地区,总部在保定。这两个集团军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由蒋介石自兼。阎錫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全部晋绥军及高桂滋、部立煌、汤恩伯等部队,共约二十万人,防地是自南口向西沿平绥铁路线至张家口及其以南地区。也就是说,华北战场上的我军,共有五十一万人。
  上述敌我兵力的对比是一比五。而敌人师出无名,失道寡助,又是在异国作战,情报、补给其困难很多,条件远不如我。特别是华北地区,西部多山,东部多河流,敌军的机械化部队也不能显示其优越性。在这样易守难攻的情况下,如果蒋介石,阎锡山、刘峙等人稍有抗战诚意,有保卫民族、保卫国家领土的决心,发动和组织当地人民群众,军民合作,共御外侮,以一部份军队坚守阵地,主力用以打击敌之侧背,这个战役是可以取胜的,至少也不会失败得那样快,那样惨!


(54)保定附近漕河之战
  八月初,蒋介石令他的嫡系部队二十五师,由陕西咸阳乘火车到津浦铁路线上的沧州。而后又徒步西行到保定,到达后,师长关麟征,升任五十二军军长,下辖第二师,师长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我由二十五师参谋主任调任该师七十三旅(旅长戴安澜)一四五团团长。刘峙在保定召集了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开会本着蒋介石的战略方针,决定的战术是“节节布防,节节抵抗”。实际上是“节节被动挨打”。不让部队出击。
  五十二军的防守阵地,是保定西北郊漕河南岸。我团在漕河南岸大不留村及其两侧。那里地形开阔,阵地前沿是漕河,河两岸是望不到边际的小米、高粱地,高粱长得比人高,因而开阔地又是隐蔽地,敌人很容易接近漕河北岸。部队日夜修筑工事,一般说,阵地是能够坚守的。
  由于政工人员不做政治宣传工作,为什么要抗战,抗战的前途如何?官兵们都不知道。战地广大群众,也无人负责组织教育,大部分逃走。更谈不上军民合作。
  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华北战场敌军也开始南犯。八月二十五日,我第二战区的张家口、怀来沦陷;二十六日,南口、居庸关失守;九月八日,天镇、阳高沦陷,十一日广灵失守;十三日,大同、阳原、蔚县、来源沦陷。第一战区的固安,九月十三日沦陷,涿州、琉璃河十六日沦陷,定兴、徐水二十一沦陷;二十三日津浦铁路线上的沧州沦陷。
  沿平汉铁路南犯敌军川岸师团,在九月二十一日侵占徐水县城的当天,矛头指向保定,五十二军首当其冲。敌飞机不断侦察、扫射、轰炸保定及五十二军阵地。二十二日天亮后,敌以飞机、大炮掩护步兵向我团和我团左翼七十五旅(旅长张汉初)之一四九团猛攻,我团阵地上的防御工事,大部分被敌炮击毁。中午前后,约有三百多敌人徒涉漕河,向我第一营阵地猛攻,我团中校团附霍锦棠,一营营长陈仪章负重伤,连、排长和士兵伤亡两百多人!但因我团平射炮、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猛烈射击,官兵用手榴弹猛炸,接近阵地的敌人,死守阵地,我团当面渡河之敌大部被消灭,少数向后逃跑。随后敌又增加兵力渡河攻我左翼之一四九团阵地,该团第三营营长徐克良是军长、师长的陕西老乡,平日骄傲,打仗怕死,他不听他的团长覃异之的指挥,向后溃退。覃团长令第二营增援,这个营的营长李正谊也是军、师长的亲信老乡,有所恃而无恐,随着徐营向后溃退,因而一四九团阵地被敌突破。覃团长愤而拔枪自杀,幸由左右夺去了他的手枪,伤而未死。在渡河之敌侵战覃团阵地后,我团左翼受敌侧击,我第三营伤亡残重,该营营长颜受延用电话向我要求缩短左翼阵地,向右翼第一营转移,我坚决不同意,我带着第二营之两个连和团属特务排增援第三营,坚守原有阵地,虽又有严重伤亡,但全团阵地始终完整,寸土未丢失。
  令人气愤的是军、师都有预备队不增援覃团,致使覃团溃退,并让敌人继续渡河,使我团左侧受到严重侧击,全团伤亡官兵近半!
  这天夜晚,南渡漕河之敌,约有二千人左右。二十五师后面五里地有王均的部队和满城县城东南面赵寿山的部队。如果刘峙、关麟征等人,稍有民族气节,稍有守土责任感,这股渡漕河南犯的敌人,当天夜晚是完全可以消灭的。否则也可以在第二天消灭它。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平汉铁路东侧的漕河南岸守军阵地,又被敌人突破,冯钦哉的部队也放弃了满城县城,于是刘峙首先离开保定,向南逃跑。五十二军奉命于二十三日深夜撤退,从此十多万大军像脱缰之马,向南狂奔,保定不要了,定县、新乐、正定等城市不要了,平汉铁路两侧大片地区都不要了!第二天,即九月二十四日保定沦陷。二十八日,定县、新乐沦陷。当时华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华北劳动人民,从此蒙受着严重灾难!
  在保定沦陷的第二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与敌短兵相接,用手榴弹和剌刀杀敌,大打胜仗,消灭敌军坂垣师团两千多人,缴获大量军用骡马、大车和弹药等军用物资。可是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却被蒋介石封锁了,国民党军队和全国人民都不知道。
  滹沦河南岸自安平经晋县到平山之线,筑有较坚固的国防工事,准备保卫石家庄。然而刘峙没有再抵抗南侵敌人的打算。五十二军一直退到河南彰德(今安阳市)、新乡一带,在南渡唐河、滹沱河时还淹死了不少官兵。孙连仲、曾万钟(王均)、冯钦哉、赵寿山等部队退入山西,以致石家庄于十月四日沦陷。
  (55)观台附近漳河之战
  敌军川岸师团侵占石家庄后,以一部沿平汉路南进,主力绕过娘子关侵犯山西,企图与北路进犯忻口之敌会攻太原。南侵之敌则在几天内就侵占了顺德(今邢台市)、邯鄣、磁县,未遇到任何抵抗,真是“如入无人之境”。
  十月中旬,侵占磁县之敌分出一部向西侵入彭城镇,准备在六河沟(观台)附近南渡漳河,侵占林县、鹤壁,与在磁县之敌会攻彰德、新乡。五十二军奉命转向六河附近漳河南岸筑阵防守。十月十九日该军到达目的地。二十五师于十月二十日凌晨进入漳河南岸阵地,这时由彭城镇南犯之敌步兵约五百人已到漳河北岸,并正在徒涉漳河。由于二十五师七十五旅抵抗不力,又不抡筑工事,该旅之一五零团竟被渡河之敌冲垮,团长曾谦阵亡!全团溃退。当时七十三旅的官兵,纷纷议论说:“七十五旅是豆腐旅。”
  我团由于在漕河战斗中伤亡近半,原作为师预备队,位于七十五旅之后约千米的村庄,这时奉命增援七十五旅。我率部跑步赶到第一线,令第一营冲上去抢占了曾团放弃的两个小山包。令二、三两营占领第二线阵地,支援第一营,并阻止敌人后续部队渡河。
  上午九时左右,敌飞机、大炮向我纵深阵地猛烈轰击,我右翼一四六团下面,又有约三百多敌步兵渡河登陆南犯,该团团长郑明新负轻伤(有人说他是自伤)阵地被突破。我令第二营支援,营长谢蔚云负重伤。七十五旅之一四九团(团长刘亚懋)也有重大伤亡。好在我团第一营坚强守住了两个小山包,该营营长和第二连连长英勇牺牲!这天敌我相持到黄昏以后,渡河之敌最多是一千人左右。张耀明师长和七十二旅旅长戴安澜,到我团指挥所,我建议集中我师全部力量,一定要在当夜解决渡河之敌。但是张耀明不同意,他说:“军长已准备抽调第二师之一个旅支援我师,等到达后再决定。”
  当天深夜,关麟征命令全军撤退。这样消极抗战,被动挨打,徒遭伤亡,实在令人气愤。十月二十一日拂晓前,南渡漳河之敌,全部撤退到漳河北岸,我估计是由于敌孤军深入,又没有后续力量。
  这次漳河战斗,敌军人数少,时间仅一昼夜,二十五师竟伤亡两千多人。我团少校团附钟湘涛负重伤,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三百多人。关麟征却大吹牛皮说是五十二军在漳河打了一个大“胜仗”(其实上是打了大败仗)。说是“国军在漳河消灭南渡之敌数千人,残敌向北岸逃窜”等等,武汉国民党报纸在头版上刊登了这一消息。
  二十五师经过漕河、漳河两次战斗,全师伤亡四千多人,需要补充整理。关麟征、张耀明找我和戴安澜旅长到军部谈话,一见面,关就说,“你们很辛苦”。接着说,“七十三旅在这两次作战中都很坚强、英勇,今后还要发扬光大” 又说:“雪庵 (我的别号 )这个团伤亡最大,人数最少,急需补充整理,已电告洛阳师管区给你补充,你立即将剩下的士兵拨补到其他团,带着剩下的班干部、排、连、营长去洛阳,按团的编制接收官兵,训练两至三个月,再回前方打胜仗。”戴旅长说:“这样不好,应该把这两次作战不力的团拨散。”可是关坚持己见,还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第二天,我含着眼泪将六百多名经过战斗磨练的老兵(我团原有官兵两千伍百多人,这时只剩下一千一百多人),全拨给其他团。我带着,刚由第六连连长升任第二营营长的奚濯之,刚由第九连连长升任第三营营长的何培德(原三营营长颜受建已升任师部中校参谋)和刚调整好的半数连、排长,仅剩三分之二的班长和勤杂人员共四百多人,到洛阳接收新兵。


(56)要打好仗,必须练好兵
  在蒋介石嫡部队当团长,人们都认为是“发财致富”的好差事,特别是在部队行军、作战时,伙费、侦察费、草鞋费、这费那费都可“揩油”,“吃空缺”是公开的秘密。我调任一四五团团长时,团政训主任余陶(湖南来阳人黄埔六期毕业)对我说,当团长的办法,是把团的经费收支包给军需主任赵乃杰负责,团长每月支用六佰元。我说,这样不好,请你对赵主任说,我只拿月薪一百二十元,特别办公费五十元(国民党官员贪污成风为了“养廉”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规定有“津贴”,名之曰“特别办公费”),多出的钱要上交,或留团作公用,收支钱目,一定要给我看,以便我和军需主任共同负责。余对赵说后,赵很不高兴。他对我说,经费上交,会影响到其他几个团,团内存公款,上级也不允许,只能少报少领。赵为什么不高兴?因为实报实领,他不能“揩油”。我为什么要这样办?因为我从当排长起直到当师参谋主任,深深感到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有经济权的主管官与副职、幕僚人员的经济收入太悬殊,因而常闹不团结。团长拿的钱比团附多几倍,师长比副师长、参谋长多几十倍,这怎么能同心同德练好兵、打好仗呢?蒋介石嫡系部队,之所以没有战斗力,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经济不公开,贪污腐化,打仗怕死,却是主要的。这是历史事实,是实践证明了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我在洛阳军分校要来了二十多名下级军官,补充了连、排长缺额,但还缺第一营营长,两个团附,我多次要求上级委派,没得到解决,台儿庄附近作战时,上级才从七十五旅派来雷某任第一营营长,两个团附却一直缺着。洛阳师管区给我二千二百多名新兵,我按当时团的编制,编成三个营,每营四个连(其中重机枪一个连,团直属捷克造苏罗通小炮(能高射打飞机平射打坦克)一个连,通讯、警卫各一排,八二迫击炮一个连。分驻洛阳城东北郊几个大村庄开始训练。
  我接收的新兵,全是豫西各县人,有抓来的,有比较富裕人家出钱代替的,有近百人抽大烟,逃风很严重。我采取了一些办法,如:将抽大烟的集中戒烟,并让他们吃好一些的饭菜;将新兵的伙食尾子(每月一元多)和月饷给他们寄回家,并在油印的信上慰问他们的家属;发动驻地群众给新兵做军鞋,写慰问信,开慰问会;同时让新兵抽时间帮群众做农活,搞卫生;自我以下军官和新兵吃同样的饭菜,穿同样的军服;我同政训主任余陶经常给新兵上政治课,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抗战,抗战的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道理。
  在两个多月的训练中,军民关系、官兵关系都很好,全团官兵生气勃勃,学习热气腾腾。特别是新兵和家属不断通信互相慰勉,团部又掌握了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地址,他们逃跑有顾虑,减少了逃兵。
  在军事训练上,着重锻炼射击、投弹、刺杀、工事构筑、夜间演习、野外勤务等项目。训练时间虽不长,但从效果上看,是比较好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上旬,二十五师南渡黄河到平汉铁路线上的漯河整训,我团由洛阳移驻漯河,归还建制。在漯河,我又抓紧时间训练了近一个月。师部办军邮的负责人问我:“你们团的来往信件,怎么比其他团多几信?”我把我采取的办法告诉了他。他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但同时也有“好心人”对我说:“你练兵是采用共产党八路军的练兵方法,有人在议论,你要注意。”我说:你好心提出的意见,我理解。不过,我们练兵是为了打仗,是为了战胜强敌日本侵略军。不练好兵,就不能打好仗。我们应该把兵练到能攻、能守,特别是要练到不怕敌人而恨敌人,不想些办法,难以达到目的。我又说:“我没当过共产党,也没当过红军,我这些办法未必与共产党、八路军练兵相同。我听说过冯玉祥的练兵方法,在长城抗战时,他的旧部在喜峰口就打过大胜仗,我是在向他学习。”(这时冯玉祥已放弃隐居生活,离开泰山,正在参加抗日战争)
  


第八章、徐州会战
  57、会战前敌我概况
  一九三七年十月,南京快要沦陷时,蒋介石委派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徐祖贻为参谋长,长官部设徐州。任务是指挥保卫津浦铁路线的防御战。防区是北自济南及其两侧黄河南岸,南至浦口及其两侧长江北岸东自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的海岸线,所辖部队番号及驻地如下:
  1、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辖第一三一师、师长覃连芳,第一三五师、师长苏祖罄,第一三八师、师长吴德宏。驻地在海州(现在的连云港),防止敌军在海州附近登陆。
  2、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第一一三师、师长周光雄,第一一四师、师长弁中珩,驻地青岛,阻止敌军在青岛及其附近登陆,南京沦陷后,该军调驻津浦路南所.
  3、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兼,辖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两个军共四个师,连同山东地方团队,共约六万人,驻地济南以北及其两侧黄河南岸,阻止敌军南渡黄河。
  4、第五十七军、军长缪微流,辖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第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驻地苏北。
  5、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辖第三十三师、师长韩德勤兼,第一一七师、师长李宁维,驻地苏北。
  6、第三军团、军团长庞炳勋,下辖五个团,约一万二千人,驻地山东临沂。
  此外,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驻青岛,人数不详。
  以上我军有八个军,十九个师,连同地方团队及海军陆战队,共约二十多万人。
  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以三个师团渡江北犯,指挥官烟俊六。津浦路北线敌军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并附特种兵部队共约两万人。
  从敌我兵力,战场地形等各方面衡量,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然而纵有黄河、长江天险,却任由让敌军实破,长驱直入。
  58、会战序幕
  十二月中旬,南线日本侵略军,“安”渡长江北犯,浦口失守,十二月下旬北线敌军矶谷师团也“安”渡黄河!
  李宗仁在“徐州会战”回忆中认为蒋介石治军分亲疏,他的“嫡系部队”的待遇,比“杂牌部队”优厚,并有借敌军之手以消灭杂牌部队的暗算,因而引起杂牌军的指挥官保存实力,消极抗战!而防守长江北岸和黄河南岸的我军,正是蒋介石认为的“杂牌军”。我完全同意李宗仁的看法,不过我认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有不少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的高级指挥官,而杂牌部队也有不坚强抗战的,下面有许多实例。
  大敌当前,而指挥官各怀鬼胎,当然就不能团结一致,同德同心,抵御外侮!特别是高级指挥官,更要有诚意抗战,对参战部队必须一视同仁不能偏袒,而借敌之手,削弱正至消灭异己部队,这是等于帮助敌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军第十师团及部分特种兵,在师团长矶谷廉介指挥下,在山东济阳、青城附近,兵不血刃而南渡黄河,韩复榘带着两个军和地方保安部队六万多人不抵抗,向鲁西南逃跑。二十七日,济南沦陷,接着太安、大汶、柳州、济宁相继沦陷。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敌军第五师团及部分特种兵,由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在青岛附近登陆,防守在青岛的沈鸿烈海军陆战队也不战而退,因而青岛、高密、维县等地相继沦陷,并南犯吕县、临沂。我临沂守军庞炳勋部队,坚强抵抗,接着我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部支援。这两支部队,原是爱国将军冯玉祥旧部,他们的火热的爱国心,也善于打防御战敌军。敌军坂垣师团猛攻临沂不下,城外又有我张自忠部队的袭击,终于退守吕县,因而延缓了坂垣师团南下与矶谷师团会合攻徐州的时间。这支所谓“杂牌部队”,却不是像李宗仁所说的“保存实力”,“消极抗战”。三月下旬,敌军矶谷师团沿津浦铁路南犯邹县、滕县。这时四川部队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候所部第四十一、第四十五两个军,由山西第二战区调到第五战区,李宗仁令邓集团军赶赴邹县抵抗。邓令第四十一军开邹县,军次滕县、邹县已失。该军军长孙震邵以第一二二师守滕县,以第一二四师在滕县城外策应。三月十六日,敌军攻陷滕县城,我第一二四师师长王铭章以下全师殉国!
  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所部第五十八军(军长王仲廉),已到达临城(今薛城镇),李宗仁令该军前往增援孙震军,但王仲廉军长将部队转移到山区避战。汤军团之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第十三军,军长张轸,由利国驿、贾湾附近东渡运河,到达兰陵镇及其附近地区。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所部第三十军,军长田镇南,第四十二 军,军长冯安邦,独立第四十四旅等部队,这时也由第一战区到达第五战区。李宗仁令其防守台儿庄及其西侧运河西岸。
  三月下旬,我军在津浦铁路北线的守军已达三十多万人。三月二十一日,敌军矶谷师团先后侵占了临城、枣庄、倖县。二十三日,敌以濑谷旅团为骨干,附骑、炮、坦克等约六千人,由倖县向台儿庄进犯。






 59、台儿庄及其附近之战
  防守台儿庄的我军,是孙连仲所属之第三十三师,师长池峰城。这支部队,原是爱国将军冯玉祥的旧部善于打阵地防御战。一九三三年三月,长城苦峰口抗战时,与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短兵相接,以大刀、手榴弹杀敌,打过大胜仗。这次又遇强敌前进,毫不害怕。当台儿庄外围各村庄被敌侵占,继以猛烈炮火向台儿庄北城轰击,城头被打开缺口,但守军仍坚强抵抗,虽被敌军突入城内西北角,我守军仍与敌逐屋争夺,毫不动摇。他们以一颗爱国、恨敌的火热的心,用大刀、手榴弹杀敌,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子孙!
  当时中、外记者云集徐州,他们过分宣传、扩大战果,甚至说攻台儿庄的敌军矶谷师团和攻临沂的板垣师团,已大部份被我军消灭。国民党报纸更扩大战果,有些头脑发昏的人,甚至说“抗战快要胜利结束了,不必发动广大群众抗日了”。
  在敌军开始进犯台儿庄时,李宗仁令汤恩伯军团在附近山区的五十八军和在兰陵镇附近的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会攻敌之左侧背枣庄、倖县,但是汤恩伯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很骄傲,也很狡猾。当时我在汤军团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第一四五团任团长,徐州会战后期,任第二十五师师参谋长,对汤军团的行动都知道。他的电台有时不与战区长官部电台联络,李宗仁有时不知道汤恩伯在何处?即使电台联络上了,汤对李的命令也敢于打折扣,甚至不抵抗。当汤奉令攻敌之左侧背时,慢吞吞地令第五十八军攻枣庄,令第五十二军以大队协助攻枣庄,一部与第十三军攻倖县。当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经郭里集向枣庄前进时,由于战地群众未发动、组织,群众都逃走了,部队失去了耳目,而又侦察不严密,郭里集炮楼上有敌警戒部队,第七十五旅受到突然袭击,伤亡近百人。随后调来炮兵,轰垮了炮楼,但大部分敌军撤退了,仅打死十多名敌军。接着敌军以大炮、飞机向郭里集轰击时,第七十五旅即撤出郭里集向东北山地转移。第八十五军也只派出了一个营向枣庄接近,随即撤退。所谓攻击敌之左侧背,只是“虚张声势”而已。这次行动,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是认真负责的,在开始向枣庄前进时,他令第二师协同攻枣庄,在师长郑洞国派人与第八十五军去联络,但到处找不到。汤军团指挥部队正在移动,电话不通。关麟征派军参谋长姚国俊和第二十五师参谋长覃异之找到军团长请示汤恩伯究竟还打不打枣庄?汤说“情况有变化,暂时不打了,部队要转移”。
  三月二十九日,(这时临沂仍在龙炳勋、张自忠部队固守中)方面敌军板垣师团派出步、骑、炮联合兵种约三千人,侵入临沂西南面,兰陵镇北面的向城镇,并有一个加强中队步、骑兵约二百人侵入向城南面的刘庄。这是汤军团近六万人是一显身手的好战机。但汤恩伯怕部队受损失,盲目地“保存实力”,竟让这股孤军深入之敌,大摇大摆南窜到台儿庄附近与敌矶谷师团会合。仅令第五十二军“监视”刘庄之敌。关麟征受令后,立即命令我团“包围刘庄之敌而消来之。”我很高兴接受了这一任务,乘借机会锻炼我团新兵。我要求关军长给我一连炮兵(卜福式山炮四门),他同意了。我立即令第一营(营长雷某刚从七十五旅调来)占领刘庄西北约千米的两个小村,构筑火网阵地,防止敌向西北方面逃窜,令第二营(营长奚濯之)向刘庄东北面接近,炮兵连和迫击炮连在刘庄南约九百米小村占领阵地,团指挥所在炮兵阵地,其余部队在炮兵阵地后约三百米的小村。当天夜晚,团指近所与各营架通了电话。
  三月三十日凌晨,我令山炮和迫击炮开始对刘庄轰击。刘庄居民约五十多户,男女老少,早已逃走。村外四周是麦田,地形平坦开阔。由于村里有部分茅房,在炮轰半小时后,起火燃烧。这时我第二营之一个连,已进占刘庄东北角几间房屋。据该连报告,敌人在刘庄外治房屋墙壁上挖有枪眼,墙脚下挖洞,上盖门板,门板上盖上,守兵在洞里打枪,因而我军接近时颇有伤亡。战斗至黄昏时,有四十多个敌人向村西逃出,全被我第一营消灭。这时我亲率第三营增援第二营,同时令第一营派出一个连突进村内。午后八时左右,我二、三两营全部进村,战斗结束。俘敌五十多名内有伤兵三十余名,其余全被打死。在清扫战场时,还有少数敌人躲在墙脚洞内不肯出来投降,顽强抵抗,均被打死。日军练兵,每班都带着有“武运长久”的小白旗,每人都随身带有小刀,自杀者亦有。据说这是所谓“武士道精神”。从俘虏口供和缴获文件得知,敌是板垣师团以片野联队为骨干的步、骑、炮联合部队,其任务是增援攻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守刘庄之敌军加强中队,其任务是掩护其主力南窜。
  我团在这次战斗中,有两名排长阵亡,三名排长负伤,士兵伤亡八十余人,而日军则死伤和被俘共一百八十多人。增强了我军与强敌作战可以取胜的信心,鼓舞了士气,锻炼了我团新兵。这次小胜,得力于炮兵,而敌人孤军无援,我又以多胜少。
  这时敌矶谷师团之漱谷旅团,仍在台儿庄城内与我军池峰城部队进行拉锯战,在得到庄野支队增援后,更为疯狂。孙连仲令第三十师师长张金照派出一个团归池师长指挥,接着又令第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率领敢死队二十个组,向侵占台儿庄城里东北角之敌进行突击,终于地四月六日将敌人逐出台儿庄,打了个胜仗。当时中外新闻记者得到了这一消息后,纷纷赶到台儿庄,也有几位记者到了我团,察看了刘庄,报导了一些胜利的消息,并拍照了台儿庄和刘庄战地的情景。
  60、税阁和陈岑附近之战
  在我军击败攻台儿庄之敌以后,正是我军乘胜追击受挫之敌的好战机。李宗仁令汤恩伯军团向倖县、枣庄之敌攻击,汤令第五十八军由抢犊崮山区绕过枣庄攻倖县,令第五十二军攻枣庄,并拖延到四月十三日才出动。这天上午七时左右,第二十五师在第二师之右,向枣庄攻击前进。我团经陈岑及其西北两个小村向枣庄东面前进,我左翼第七十五旅第一五零团经税阁向枣庄南面前进,该团团长高鹏,知道税阁有敌军固守,在前进到离税阁五里的两个小村时停止,并向上级谎报他团已占领了税阁。这时我团已驱逐了陈岑敌人的军士哨,占领了陈岑。上级认为高鹏团已占税阁,即令我团向枣庄东面前进。我令第三营营长何培德指挥该营在陈岑及其东南面的高地构筑阵地,掩护团主力攻击前进,令第二营营长奚濯之率部经陈岑西北约千米的小村向枣庄东南角前进,我带着其余部队在第二营后跟进。这个小村有敌人警戒小分队,在我第二营攻击中向枣庄逃跑,少数被我击毙。当我第二营进占这个小村后,枣庄之敌炮兵向小村猛烈轰击,税阁之敌也向小村射击,我第二营伤亡近百人。我即令第一营停止前进,就在村外麦田构筑工事,我带着团属特务排进入小村,却找不见奚营长,据第六连连长王存忠说,奚营长在二十多分钟以前令他代理营长职务,去向团长报告战况去了。我心里明白,奚营长已临阵逃跑了。我立即向上级报告,高团没有占领税阁,税阁之敌最少在五百人以上,税阁不攻占,我团受侧击,不能再前进,是否我协同高鹏团先攻占税阁,枣庄放到下一步,上级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奇怪的是高团却始终不动,我只好把前进改为防守。下午二时左右,我团阵地成了枣庄和税阁之敌的前进目标,炮弹都落在我团阵地上。团指挥所这个小村,几乎为敌炮火荡平!我打电话给第三营营长何培德,要他派两个连增援,但接电话的是第七连连长覃天仇。据覃说,张营长已离开阵地,不知到那里去了。我又心里明白,张营长也临阵逃走了。这时不仅是枣庄,税阁之敌向我团攻击,我右翼也有炮弹射来,并发现敌步兵从东北面向陈岑前进,我团有受敌包围之形势。好在旅长戴安澜已令第一四六团向我右翼增援,战况将到了缓和,成了敌我相持局面。这天黄昏后,我团奉令撤退,一到宿营地,清查出这次战斗中我团伤亡近二百人,第二连代连长袁双亭在阵地上牺牲!这时第二营营长奚濯之装着有病回到营内,第三营营长何培德也回营了。
  第二天凌晨,我把第七十五旅第一五零团团长高鹏谎报占领税阁的情况,报告了师长张濯明。也将奚濯之和何培德临阵脱逃的情况,报告了旅长戴安澜戴旅长认为要严肃战场纪聿,奚、张两营长应受惩罚。问题报告到军部,军长关麟征令将奚濯之押送到军部军法处,并于四月十七日,下令将奚濯之枪毙了。而高鹏,何培德犯罪却不过问了。有人说,高与何是军长、师长的亲信同乡,有罪也不会受到惩罚。
  敌军矶谷师团, 是在四月六日被我军击败退出台儿庄,李宗仁在当天就下令汤恩伯军团进攻倖县、枣庄,而汤竟拖延到四月十三日才开始行动,而在行动上也是敷衍了事,根本谈不上有诚意杭战。大敌当前,关系到我民族、国家的存亡,汤恩伯真是在犯罪!
  61、虎皮山防御战
  敌军板垣师团,进攻临沂不下,除了派出庄野支队南下与矶谷师团会合以后,又继续派出板本旅团南下,这支部队已于四月十三日到达枣庄东南面。敌军矶谷师团由于攻台儿庄失败,遂绕过台儿庄与板垣师团南下部队会合,企图进攻邳县,越陇海铁路南下,包围徐州。
  第五十二军奉命撤退到邳北面燕子河经连防山至艾山西之线构筑阵地,阻止敌军南下。第二十五师在第二师之左,占领连防山经半步店子、虎皮山、至艾山西之线。我团奉命防守连防山。四月十七日凌晨,我带着三个营长(第六连连长王存忠代理第二营营长)和团直属单位负责人先到连防山察看地形。连防山是有近两百户居民的大村庄,四周筑有高约三米的土围墙,墙外是筑墙取土挖成的小河沟,沟外是麦田,平坦开阔,村里有街巷、商店,树木成行。只要加筑工事,组织火网,是可以坚守的。在我团到达后,正要开始加筑工事时,又奉命转移到半步店子、虎皮山,将连防山交第七十五旅第一五零团防守。
  半步店子在连防山西侧约五百米,有二十多户居民,再向西约三百米是虎皮山,此山高约二十米,东西多约千米,山是光秃秃的石多土少的孤山,山的南面是艾山,艾山北坡有起伏不大的丘陵。我团的布置是:以第二营防守半店子及其以西至虎皮山东侧,以第三营防守虎皮山团直属苏罗通小炮连在虎皮山西侧,迫击炮连在虎皮山东侧,其余部队随团部位于虎皮山后约千米的小村。各单位进入阵地后,即抓紧时间构筑工事,准备迎接战斗。团指挥所位于虎皮山后五百多米处小山丘上,离第三营指挥所百米,可以观察全团阵地。
  四月十九日,敌飞机不断飞临第五十二军阵地上空侦察、投弹和扫射。二十日凌晨,敌炮开始向我阵地轰击,并以坦克车掩护步兵向我虎皮山作试探性进攻,均被我炮火阻止。我当时估计到敌人必以虎皮山作为重点进攻目标,因为占领了虎皮山可俯瞰我阵地的大部。敌军第一天向我虎皮山进攻未得逞,二十一日上午又向连防山进攻,高鹏团抵抗不力,一与敌接触,稍有伤亡就溃退,因而连防山被敌占领!  当天下午二时,第七十五旅旅长张汉初将高团收容完毕,准备以第一四九团(团长刘)协同高团反攻连防山,关麟征军长不同意,这时第二师防守部队也丢失了一个小时,关说:“谁失的阵地,就要谁负责反攻夺回来”。因而高鹏又集合部队于下午三时向连防山反攻。敌人用炮火猛烈射击,高鹏中弹身亡,部队又第二次溃退,伤亡近两百人!国民党报纸刊登“国军第二十五师高鹏团死守连防山,打死打伤敌人*****,全团团长以下官兵英勇殉国,还刊登了高鹏“烈士”的照片。”
  敌军侵占连防山的同时,我防守半步店子的第二营受敌侧击,并有近百名敌人侵占了半步店子东北角几间房屋,我第二营第五连拼死抵抗,与敌逐屋争夺,形成胶着。四月二十一、二十二这两天,敌炮射向虎皮山的炮弹,至少在三百发以上,随着我在一起的通信、警卫、传令兵等,有一人阵亡二人负重伤,虎皮山及其南面全被敌炮烟雾笼罩。二十三日凌晨,敌军在大炮、坦克车掩护下,用步兵猛攻虎皮山,我令坚守阵地的第三营官兵与阵地共存亡,该营营长何培德也表示坚决照办。我令第二营代营长王存忠率第六连从半步店子西北角向猛攻虎皮山的敌步兵左侧猛烈袭击,又令第一营派一个连袭击敌之右侧,密集在虎皮山北坡的敌步兵突被冲击,死伤甚多,残敌纷纷向后逃跑。我第六连也伤亡过半,英勇杀敌的第二营代营长王存忠不幸牺牲!在敌人向后逃跑时,又遭我苏罗通小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射击,大部分伤亡。这天夜晚,敌人又派出部队再攻我虎皮山,但我防守已有准备,敌人又有伤亡,我阵地更加坚固。
  四月二十四日黄昏后,我团奉命将防务交第七十五旅第一四九团接替。敌我形成了胶着状态。我团在半步店子和虎皮山,防守了五天五夜,伤亡三百多人,而敌人死伤至少是五百以上。由于敌人以炮火掩护,离阵地稍远地所,不能清查,时值初夏,天气渐热,阵地前沿的敌尸臭气很大,而麦地敌尸敌人也不敢掩埋。在这次战斗中我第一营第一连有一个排长冲击敌人右侧时畏缩不前,我将他枪毙了。杀自己的排长是不应该的,但杀他一人却减少不少人的伤亡,也守住了阵地。
  四月二十七日,我奉令升任第二十五师少将师参谋长,军部电话通知我,要我去军部一趟,我见了关麟征军长,他说:“你这几次作战有功,我已向上级给你报功(国民党政府后来给我颁发了奖状和一枚青天白日奖章,一九四七年我在东北率部起义时仍掉了)。”他又说:“你现在是第二十五师参谋长,要多帮助耀明(张耀明师长)练好兵,打好仗,有机会,还让你带兵。”意思是说让我当旅长。第五十二军在邳县北面的防御战,已形成敌我相持状态。从俘虏敌军的文件中,了解到第二十五师阵地之敌,是日军矶谷师团,进犯第二师阵地之敌,是日军反垣师团之板本旅团。
  第二十五师在台儿庄附近作战中,成绩不大,但伤亡损失不小,除了四月中旬由洛阳调来一个补充团,已补充了各团缺额外,又于五月,初将第七十五旅残余士兵拨给第七十三旅,第七十五旅到河南洛阳接收新兵训练。这时国民党报纸又鼓吹“国军在台儿庄及其附近打了大胜仗”。外国报纸也跟着鼓吹,蒋介石声言要死保台儿庄,争“国际面子”。因而又下令调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周磊的七十五军,覃道源的二十二军,樊崧甫、李延年、虚汉、李仙洲等军,交李宗仁指挥。这样,第五战区北战场,李宗仁的兵力已达到五十多万人,而日本侵略军在这个战场上仅有矶谷和板垣两个师团,加上特种兵部队,总共不过是四万多人。后来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中说,台儿庄战役,消灭了敌人三万多,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消灭了敌人两万多。如果这些数字真实,那就是敌军矶谷、板垣两个师团已大部分被我军消灭了。据《蒋家王朝》作者荣孟源所述:“台儿庄战斗结束时,陈诚报告日军阵亡五、六千人,投降者亦有千人(实际俘虏七百一十九人)总计毙、伤、俘敌共七千多人”。这个数字比较真实。
  


62、放弃徐州
  日本侵略军强攻台儿庄失败,绕道南侵受阻,乃增加兵力,采取南北两路会攻徐州。五月十日,第五十二军奉令将防地移交给李延平的第二军接替,开河南补训练。这时汤恩伯升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升任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兼第五十二军军长。第二十五师夜行军经徐州、黄口,于五月十四日凌晨到达陇海铁路线上的李庄车站附近宿营。这时由津浦路南所北犯之敌,已侵入到宿县西北,由鲁西南南犯之敌,已侵占丰、沛地区,并派出搜索部队侵入陇海铁路线上的黄口,正向李庄车站进犯,他正在派部队迎击。我立即同张耀明师长研究,他主张部队立即向铁路西南转移,我认为不可,因部队通夜行军,已十分疲劳,现正在休息,集合需要时间已来不及了,而且部队车辆、骡马多,行军时目标也很大,易受敌机轰炸。敌军黄口的人数少,可能是侦察部队,可令覃旅长布置小炮打战车,用轻重机枪打骑兵。张师长同意了我的意见。我立即打电话给覃旅长,忽然听到小炮和机枪声,原来覃在给我打电话时,正布置小炮和轻重机枪阻击敌人。结果,敌军认为中了我军埋伏,回头逃窜了,并扔下了被我小炮击毁的一辆战车。
  当天下午,关麟征来到了李庄附近第二十五师师部宿营地,他一见到张耀明就说:“你这个猛张飞,真是粗中有细”。意思是说,张师长指挥炮兵打战车,机枪打骑兵,很有计谋。关麟征常叫张耀明是猛张飞,而自称是关公。
  第二十五师经周家口、漯河,于五月下旬到达临汝县城及其城外各村庄整理补充。这时第五十二军又增编了一个第一九五师,师长梁恺。这个师是由河南省两个保安旅编成的,武器装备远不如第二十五师。
  在徐州西面陇海铁路被敌截断、津浦铁路南北两线的敌军又迫近徐州,李宗仁心里明白不仅是台儿庄难保,徐州也危在旦夕,他不能不下决心撤退五十万人马。但是谈何容易,各部队都有重武器、骡马、车辆,徐州附近铁路上有许多车辆还装着军用品,这些东西如何撤退?真是问题成堆,因而在撤退时遗弃了大批军用物资!
  五月十八日,李宗仁长官部离开徐州,辗转了十多天退到河南潢川。日本侵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徐州。
  日寇侵占徐州后,以一部分兵力治陇海路西犯归德、开封,主力南下沿长江西上,准备进攻武汉。沿陇海路西侵之敌,于六月五日侵占开封六日,中牟、尉氏沦陷,郑州告急!蒋介石不顾河南、安徽两省千万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竟下令于九日掘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寇西侵。当时有许多老百姓说,蒋介石用兵堵不住敌人,只好用黄河水来阻挡。
  六月中旬,我奉令调任第一九五师、五六六旅旅长。离开第二十五师的这天,张耀明师长请我吃饭,饭后到我房间内和我谈了一席话,他说:你在第二十五师多年,练兵、打仗都有功劳,特别是你来到师部时间虽不长,但对我帮助很大(从在战场撤退直到临汝,都是夜行军,他每夜都由八个担架兵轮流抬担架让他睡在担架上,还要派武装护卫。因副师长张汉初已去四川奔母丧,张耀明要我代替他指挥部队),老实说,我是不愿意你走的,但是当旅长比当参谋长好,我又不好留你。”我说:“我很惭愧,我对第二十五师没有贡献,师长对我帮助很大,好在“第一九师是第五十二军的下属一个师,师长升了军长,我还是你的部下。”张耀明立即脸红了!我也立即感到不应说这句话,因为第二师师长郑洞国,资格比他老,能力比他强,声望也比他高,郑未离开第五十二军,他当不上军长,我这样说,是给他戴高帽,也是自作聪明,“泄露天机”。不久,郑洞国终于受到关麟征排挤、打击,不得不离开第二师去杜聿明第五军任师长,张耀明果然升了第五十二军军长。
  在强敌入侵,大片国土沦陷之时,国民党军队高级指挥官仍在勾心斗角,以权谋私,实在令人痛心



第九章、武汉会战及其以后
  (63)会战前的概况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徐州后,以一部分兵力沿陇海路西犯归德、开封,主力南下循长江北岸西侵,于六月十二日侵占安庆,再陷潜山、太湖。同时以海军溯长江西上,企图突破马当要塞,进犯湖口、九江。
  日寇步步进逼,蒋介石慌了手脚。他暗中派遣外交部亚州司司长高宗武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到日本,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陆相坂垣征四郎谈判,企图在日寇未侵占武汉前妥协求和。日寇提出谈判条件是“蒋先生(蒋介石)通电下野,一切政权与军权,交给汪先生(汪精卫)。蒋介石不能接受,所以不愿立即投降。蒋介石声言下决心全力“保卫武汉”,实行“焦土政策”。他提请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第九战区司令官兼武汉卫戌总司令,任命薛岳为第一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为第二兵团总司令。
  第九战区共辖六个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孙桐萱、第九集团军吴奇伟、第二十集团军商震、第三十集团军王陵空、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各集团军以下有军团长,我只记得关麟征是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李汉魂是三十军团军团长,其余军团番号和军团长姓名记不清了。
  这些集团军和军团,下辖二十六个军,六十三个师。军、师的番号和军、师长姓名如下:第二军军长李延年,辖第九师师长郑作民,第五十师师长成光耀。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章,辖第十四师师长陈烈,第十八师师长李芳郴。第九十四军军长郭忏,辖第一八五师师长方天,第五十五师师长李及兰。第十二军和所辖二十师由孙桐萱兼军、师长,第二十二师师长贺粹之,第八十一师师长张测民。第四军军长吴奇伟,辖第九十师师长欧震,第五十师师长韩汉英。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辖第一五九师、一六零师(师长姓名记不清了)。第十八军军长黄维,辖第十一师师长彭善,第四十三师师长周祥初,预备第九师师长张言傅。第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辖第九十八师师长王甲本,第七十六师师长王凌云。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辖第一零五师师长王铁潢,第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预备第五师师长王和华。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兼,辖第一三九师师长李肇英,第一四一师师长宁肯堂,第一四二师师长傅立平。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辖第二十一师师长候镜如,第九十一师师长记不清了。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兼新十三师、新十五师。第七十八军军长夏首勋,其所辖师的番号和师长姓名不详。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辖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绸,第一八零师师长记不清了。第七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第一一三师师长周毓英,第一一四四师师长牟中珩。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辖第一四三师师长由刘汝明自兼,第一一九师师长刘汝珍。第七十一军军长宁希濂,辖第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第三十六师师长蒋伏生,第八十八师师长记不清了。第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辖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兼,第一三二师长何荃津。第二十六军军长肖之楚,辖第四十四师师长陈永,第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第三十九军军长王和影,辖五十六师师长刘尚志。第五十五军军长姓名记不清了,辖第二十九师师长许文耀,第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辖新十师、新十一师、新十二师。第六十军军长虚汉,第一八二师、一八四师。第十三军军长张轸,辖第一一零师师长由张轸自兼,第五十二师师长冷欣。第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辖第四师师长陈大庆,第八十九师师长张雪中。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兼,后为张耀明,辖第二师师长郑洞国,后为赵公武,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后为张汉初,一九五师师长施中诚,海军陆军战队第一旅旅长林秉周。湘、鄂、焊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嵩甫。此外还有第九十二师师长黄国梁,第九十三师师长甘初。以上九战区总兵力约六十五万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率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四兵团总司令李昌仙。下辖六个集团军。新第二集团军孙连仲兼、第十一集团军李昌仙兼、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候、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第十十七集团军杨森。各军团长,我只记得第十七军团为胡宗南,第三十军团为李汉魂。军长有:第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辖第十八师、第一八九师。第八十六军军长何知重,辖第一七二师、第一七三师。第七军军长周祖光,辖第一七一师、第一七四师。第四十八军军长张义统,辖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第一七六师。第三十一军军长云松,辖第二三一师、第一三五师、第一七零师。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兼,辖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第四十八师。第八十七军军长刘谯古,辖第一九八师师长王育英、第一九九师师长罗树甲。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城,第一三四师师长杨韩才。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辖一二二师、第一二四师。第四十五军军长陈升勋,辖第一二五师、第一二七师。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兼,辖第一师师长李铁军、第七十八师师长刘安琪。第九十军军长李文,辖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第二十八师师长董剑。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兼,辖第一五一师、第一五九师,第一八七师师长彭林生。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辖第一五四师、一五六师。第七十三军军长王东原,辖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兼,第七十七师师长彭位仁。第九十军军长李觉,辖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兼,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辖第七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第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第八军军长李玉堂,辖第三师师长李玉堂兼,第四十师师长宁思一。第七十五军军长周品,辖第六师师长张祺、第十三师师长吴良琛,预备第四师师长命傅正模。第十六军军长李理珩兼,辖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辖第一一六师、第一三零师师长周福成。以上共计十八个军,四十七个师,约四十九万人。
  进犯武汉的日本侵略军,指挥官是烟俊六大将。他统率的部队计有第三、六、九、十、十三、十六、二十七、一零一、一零六、近卫等十个师团,加上海军、空军,以及特种兵部队等,最多是十八万人左右。敌我两军兵力对比,是十八比一百二十。加之敌人是在外国作战,师出无名,情报、通讯、给养、弹药等补充均有困难。武汉地区远更多山,近更多湖泊港湾,易守难攻。在这样种种情况下,如果蒋介石有保卫武汉的决心,这个战役是完全可以取胜的。



64)战斗经过
  六月下旬,日本侵略军海军突破我长江马当要塞,侵占彭泽。七月五日侵占湖口,九江于七月二十六日沦陷。这时我第二十九军团关麟征所辖五十二军已由豫西移驻湖北花园,随县一带。接着又奉命离开第五战区移驻鄂东南的大冶、阳新一带,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
  第五十二军新任军长张耀明,下辖第二师师长赵公武、第二十五师师长张汉初、第一九五师师长梁恺。
  八月初,陈诚到阳新城外一个大村庄关麟征军团部,召开旅长以上“战地会议”,我是第一九五师五六六旅旅长,参加了会议。会上,陈诚没有听取到会人关于敌我情况的汇报。仅由他讲了近两个小时的话。把部队摆到第一线、第二线,美其名曰说是“节节抵抗”,实际上是不让部队出击。他在会上还讲了一套革命道理,不让到会人发言,交流抗战中的经验教训。
  侵占九江之敌,和田直孝的一零一师团,以一部分兵力沿南浔铁路南犯马迦岭,以主力(一个加强旅团)西犯瑞昌。防守瑞昌及其东北高地的孙桐萱集团军,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又经过较长时间构筑的防御阵地工事,竟抵抗不住。当时第五十二军正在瑞昌西北山地构筑防守工事,我站在我旅阵地前面山头上,亲眼看到孙桐萱的部队纷纷从瑞昌城及其附近高地撤退,少数向北溃散,大部分向瑞昌至武宁大道上狂奔,人马车辆,毫无行军秩序。瑞昌遂于八月二十四日沦陷。
  从八月二十五日起,敌飞机不停地到第五十二军阵地上空侦察、扫射,投弹轰炸。二十七日开始炮击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阵地磨山,接着又轰击第一九五师阵地望人山。二十九日凌晨,敌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开始爬山猛攻。第二十五师七十五旅一四九团团长刘世懋用自己的小手枪打了自己的大腿一枪,声称是敌人打的,离开阵地,到汉口住医院。该团官兵都知刘团长是自伤,因为敌人步兵尚未接近,在掩护内的团长怎么会大腿受伤?
  八月二十九日黄昏后,第五十二军在第一线的二十五师、一九五师奉命撤退到第二线阵地,这里原有第二师在构筑阵地防守,增加了两个师,应该能固守,但在敌人连续进攻下,还是被动挨打。守了三天,由于上级不让部队出击,结果又彻退富水河西北岸,美其名曰说是保卫阳新、大冶。五十二军这次在瑞昌西北山地作战,三个师共伤亡四千多人(我旅伤亡一千多人)。九月中旬,该军奉命将防地交张轸的十三军部队接替,撤退到武长铁路线上的咸宁、贺胜桥整理补充。
  这次战役,关麟征认为第一九五师五六五旅旅长林茂华作战不力,撤消了他的旅长职务,该师师长梁恺认为林是黄埔四期和陆大某期毕业,要他当师参谋长,但他不干。旅长和师参谋长同是少将级,为什么林不干?原来在蒋介石嫡乡部队中当旅长,不仅是有权力,而且在经济上能捞点油水。
  这时长江南岸的重要据聚点马头镇、富池口等地,也因陈诚嫡系部队霍揆章的第五十四军防守不力而沦陷。该军第十八师师长李芳郴畏罪潜逃。接着黄石港、阳新、大冶相继沦陷。长江北岸之敌,也在八月下旬配合南岸之敌西犯浠水、黄罔,守军有肖之楚、覃连芳、常云松、周祖光、刘汝明、徐源泉部及川军之一部共二十万人。他们也是“节节抵抗,节节挨打、节节溃退”。
  由豫南、皖北渡过黄泛区的敌军,连续侵占潢川、光山、信阳、罗山,并有一部芒种敌人侵占了湖北麻城、黄陂等重要城镇。装备精良的胡宗南军团,照样是“节节抵抗,节节溃退。号称天险的武胜关不守。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部,被迫由潢川搬到颧水,再迁黄陂宁埠,三迁黄安夏店,四迁安陆陈村,最后迁到鄂西北老河口。”
  十月中旬,武汉已被日本侵略军三面包围。蒋介石坐镇武汉亲自指挥的五、九两战区一百多万人马,并没有为坚决“保卫武汉”而“背水一战”。他早已下令撤退武汉三镇,实行他“焦土抗战”的政策。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少,人马和各类物资多,无法按时撤退。到沦陷时,还有三分之二的老百姓无法离开。
  这时日本侵略军,又派出一支部队,从海上南侵,进犯广东,未遇到任何抵抗而登陆。广东原有的部队已先后调到湖南和江西,因而登陆后的敌军长驱直入,和平常行军一样,于十月二十日侵占广州。
  三面包围武汉之敌,于十月二十五日侵占汉口,二十六日侵占武昌。蒋介石急忙逃往长沙,陈诚急忙逃往鄂西,连下令烧武汉也来不及了。这是武汉人民不幸中的大幸!事后人们纷纷议论说:“保卫武汉是武汉不保卫。”



(65)武汉沦陷以后
  武汉沦陷后,陈诚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 。长官部和省政府设鄂西恩施。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长沙。李宗仁第五战区四十多万人除留第二十一集团军瘳磊部队十多万人在大别山区,进行所谓“游击战”,“敌后抗战”外,大部分撤退到鄂北和豫西。瘳磊还兼任安徽省沦陷区的省 。(后来瘳磊病故由李品仙继任)陈诚指挥的六十多万大军,一部分撤退到焊西北和鄂南、湘北,划归第九战区薛岳指挥,大部分撤退到鄂西,以“保卫重庆”。
  第五十二军撤退到湘北新河东南地区,不守岳阳,据说是害怕日本海军的攻击。因而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没有费任何代价,于十一月十二日侵占了岳阳。
  岳阳距长沙还有一百四十公里,蒋介石准备放弃长沙,并命令湖南省 张治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执行他的“焦土抗战”的政策,放火烧了长沙房屋三分之一。十多万居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无法计算,使长沙人民蒙受了极大的苦难!
  日本侵略军侵占岳阳后,并未南进。蒋介石对长沙人民无法交代,就归罪于长沙警备司令邓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徐是南京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毕业生是我这个队的学员),把他们三人枪毙了。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长沙人民,同时想挽回“蒋委员长”的威信。但是人们都说:“邓悌、文重孚、徐昆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这时,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关麟征升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第七十三军(军长陈沛)。第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随后又增加了第四军(军长欧震)。其右翼平江、通城方面的防守部队,是川军相轰统率的第二十七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共有近二十万人。
  由于当时战争已进入第二阶段,日寇对蒋介石、汪精卫诱降,将侵占武汉的军队撤出大部分转移到华北和其他沦陷区,向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这样也就减轻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湘北前线,仅有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分布于武长铁路线上自羊楼司经临湘、岳阳至麻圹之线,及其东南地区某些山头和村庄。第五十二军在湘北新河东南岸,右接相轰的部队,左至鹿角之线筑阵防守。这个军的三个师,每师两旅四个团,另有师直属的一个补充团,每团约二千五百人。这三个师都有近半数是新兵。我旅(五六六旅)在武汉沦陷后,到湖南职陵接收了一个团的新兵。先在鹿角附近筑阵防守,防止日寇海军陆战队在鹿角附近登陆。随后又转移到新垟河中所南岸,以一个团防守阵地,新兵集中到防地后几个大村庄训练,时间将近半年。由于敌我相持时间长,新兵得到了较好的训练。但蒋介石没发动战地群众,组织、团结和教育群众。他的军队某些将领和中、下级军官又贪污腐化,正至“纵兵殃民”,因而战地广大居民,弃家外逃,有的还为敌伪利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中旬,张耀明军长命令第一九五师五六旅派出一个团,袭击临湘南约十多里的忠坊村敌军据点,守敌是一个加强中队约二百人,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该旅旅长刘平亲自指挥,梁恺师长和我也到忠坊村东南高地观战并向刘平以及军部架通了电话。刘旅长用两个团的迫击炮连集中火力对守敌轰击了一个小时后,即令步兵冲锋,守敌虽有伤亡,但仍顽强抵抗。我步兵两次冲锋,均被守敌击退。刘旅伤亡三百多人,冲不进去。我向梁师长建议要军部派山炮连来支援,因迫击炮轰击破坏不了坚固工事。梁向军部要求派炮兵,张耀明军长说,炮兵离忠坊太远,又无公路通车,用马驮运需要几小时。他只答应补充迫击炮弹。午后三时左右,由临湘县城窜来敌军约四百人支援忠坊守敌,我又向梁师长建议由我旅派一个团阻击来援敌军,梁报告张军长,张竟下令攻忠坊的我军立即撤退。这次战斗,消耗了几百发迫击炮弹,两万发步机枪弹,伤亡四百多人,结果是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刘旅有不少的官兵,痛骂上级无能。
  

(66)一次奇怪的惩罚
  早在武汉临陷前,我有个湖南华容同乡包泽英(他是早期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监禁,抗日战争开始释放),送给我几本进步的书,其中有毛 名著《论持久战》。我在战争炮火中偷偷地读了几遍,结合我在保定漕河、河南漳河、台儿庄附近、武汉会战等抗战实践,深深感到在一个战役和战斗中,指挥官的态度十分重要。对正义、进步的战争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有所领会。毛 说:“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又说:“明明要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以致不能在新的有利机会中再打击敌人”。又说:“指挥官必须与下级同艰苦、共患难,同心同德,赏罚严明,团结奋进,才能提高士气,增强战斗力”。这本书,对我思想教育起了极大的作用。我在旅长任内,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用自己的薪金给士兵编印爱国识字课本,连队增设文化教员,摘写《抗战经验论谈》,以提高各级部队长的指挥作战能力;旅部办《吼声》油印小报,激发官兵抗战情绪等等。这些措施,都被上级和同僚们视为“异羰”,阻力重重。
  一九三九年七月下旬,上级令我旅派出一个团袭击羊楼司南面的詹家桥敌军据点,我给师长梁恺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必须有山、以主力打击敌之援军(战术上叫“围点打援”)。并说上次刘旅攻忠坊,浪费了弹药,冤枉伤亡四百多人,我感到这样打仗不是好办法。又说,我们在湘北已呆了大半年,而战地群众至今未发动、组织起来,逃走的老百姓,有的还被敌人利用,这是我们政工人员的失职。梁师长接到我的信后打电话对我说,“你的意见很好,军队有炮兵,但要军长同意使用,我已把你的信送去军部了”。事有凑巧,刚好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来军部与张耀明军长商谈人事问题,见到我的信,大做文章。原来第一九五师一直没有副师长和师参谋长。梁恺有一个黄埔一期同队的同学李禹祥(湖南来阳县人又是梁恺的小同乡)在胡宗南部队当旅长,梁恺写信邀李禹祥来任副师长兼师参谋长 ,李回信同意,但胡宗南不放。梁恺又想要我当他的副师长兼师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由他的来阳小同乡黄埔四期学生刘一华团长升任。并把这个想法向关麟征、张耀明谈了,关、张表示“要考虑”。现在看到我这封信,就大骂梁恺无能,遇事迁就我,只听我的“摆布”。几天后,下令撤梁恺的师长职,降我一级,调任上校师参谋长,并“记处死刑”(即应杀而暂时不杀的意思)。罪名是“怯敌”。还说价值规聿什么这是“从轻处分”,因为我随他“工作多年,不无微劳”。
  我接到这个命令后,再三问自己究竟错在何处?我找到了答案,我错在走错了路。是在自己有了某些认识、沉不住气,政治上不老练。我又问自己究竟有无怯敌思想和行动?也找到了答案,怯敌的不是我,而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某些奴才。例子很多,我这里仅举两例:关麟征、张耀明的亲信老乡刘世懋在瑞昌抗战时自伤下战场,他身为团长,在国家、民族存亡时自伤离战场,这不是怯敌吗?关麟征在漕河、漳河战斗中指挥两个师而对付不了千余渡河之敌,下令撤退,这不是怯敌吗?更为稀奇的是刘世懋伤愈回部后,关麟征、张耀明要提升刘当旅长,那时五十二军没有旅长缺,关和张找七十三旅旅长覃异之谈话,动员他任军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给刘世懋,但覃不愿意当军参谋长。于是关麟征想出一个奇妙的办法,报请上级提升覃异之中将军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给刘世懋,覃只好从命。当时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姚国俊是少将,张耀明军长也还是少将,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件怪事。
  在我受到这个奇怪的处罚后两天,张耀明军长打电话要我到军部一趟,一见面他就说:“你这次受处分,克怡(梁恺的别名)有责任,他不应把你给他的信送到军部”。又说:“现在异之(覃异之)去当一九五师师长,你要帮助他练好兵,打好仗”。我说:“异之和我是老朋友、老同事,我们一定会互相帮助。”
  


(65)如此“湘北大捷”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出动了步、骑、炮联合兵种共约五千人,强渡新泽洒南犯,向第二十五师及一九五师阵地进攻,同时又派军舰护送步兵约两千人在鹿角附近登陆,攻击第二师之左侧背,关麟征指挥十多万人,不派部队增援第一线,竟为数千敌军吓倒了,下令五十二军撤退,不要抵抗。并不准备守第二线阵地。第一九五师信阳河南岸步仙桥西北阵地坚持抵抗了一天伤亡近千人,营长史恩华牺牲。由于左右两侧的友军都已撤退,不得不最后放弃阵地。
  这天正是农历中秋节日,我亲眼看到步仙桥及其附近一带数以千计老百姓,携儿带女弃家逃难,状极悲惨!一九五师是最后撤退的,退到汩罗江南岸停止,准备继续抵抗,但军部、关总部早已撤退到离汩罗江五十多里以南,我们用无线电联络,军部回电说:“我军没有防守汩罗江南岸的任务”。并令我们“第一九五师南撤到金井待命”。我同覃异之师长研究,认为南侵之敌不过数千人,决不会深入而攻长沙,我们不可后退过远,要与敌保持接触。
  当时在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已准备好放弃长沙,在日寇开始南犯的第三天,长官部就搬到粤汉铁路线上的朱亭,并准备下一步搬到衡阳。他没有估计到这次日寇南侵是试探性的,到汩罗江以后就停止了。并接着撤回到原驻地。由于第一九五师始终与敌保持接触,当敌人向后传撤退时,我们也跟着向后转,所以我们一直追到我们的原驻地,得到了关总部、战区长官部的电令嘉奖。国民党“中央社”随一九五师的记者胡定芬、彭河清发电告“捷”,于是国民党报纸大事宣传“湘北大捷”。这两位随军记者还吟诗歌颂,在一首七聿诗中有:“洞庭水覆倭奴焰,幕阜山相汉将旌”之句。接着又拍摄了“湘北大捷”的电影片,覃异之师长和我还是影片中“主角”。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好笑。
  “湘北大捷”后,长沙各界爱国人士组织慰问团,到湘北慰问“国军抗战有功的将士”关麟征总司令部设宴招待,在宴席上,我国有名的爱国文学家田汉,因多喝了几杯酒,写了一幅对联赠给关麟征,“千杯不醉,一战成功”。
  在“湘北大捷”的喧闹中,独有一个爱国青年《大刚报》记者王淮冰,写了一篇题为《奔赴长沙》的战地通信,大意是说,在日寇南侵中他由衡阳奔赴长沙,路过朱亭时遇见了第九战区长官部某熟人,知道了自称“精忠报国”的司令长官薛岳已由长沙撤退到了朱亭。并说长沙各机关、学校和部分老百姓都在向南转移,他逆人流而奔赴长沙,而长沙已是空城。这篇通讯在衡阳《大刚报》上刊登了,可是两天后,“湘北大捷”拱动全国。薛岳认为王淮冰“造谣”,要封闭《大刚报》,要抓王淮冰,王躲到关麟征总部(因王知道关与薛岳有矛盾),不敢露面。这个故事,是王淮冰同志在1983年写信告诉我的。
  “湘北大捷”的首“功”是一九五师,我这个师参谋长当然也有“功”,关麟征总司令下令撤消了对我的纠纷,恢复了我的少将级。
  这年冬,第一九五师调离第一线,驻金井整训,我因患牙病,请了几天假到长沙医治,路过关总部,顺便到总部看望几个同事,这时梁恺任五十二军副军长,因与张耀明不和,住在关总部,我也看望他,同时也看望了关总司令。我踏进关的办公室,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我泡茶。他对我说“你练兵、打仗都不错,希望你今后好好地干工作,要有功不骄,有过则改,有机会还是要你带兵的”。接着我也看望了姚国俊参谋长。总部政训处少将主任黄徽津在座。黄问我:“你的老家华容县有人向总司令告你的状,说你捐了五千元巨款给中共党人在华容办中学,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不是五千元,是一百元(实际是一千五百元),因我是华容东山人,这个学校办在东山叫东山中学,校长名叫朱婴(又名朱辟安是被释放的中共党员),也不一定是中共党 人。”我又说,“我从当营长起,常捐款在故乡办小学,只所这样,是因为我小时没读什么书,文化水平低,在军队里工作感到有困难,希望让故乡的孩子们多读两年书。”黄说:“总司令也不相信你捐了五千元。而且他一直认为你练兵、打仗都不错,对你的印象很好,只是认为你思想有点“古怪”,也有点“骄傲”你要多注意。”他又说:“我们同事多年,知道你家里人口多,孩子们小,应积蓄一点钱给家用,但感到你很少考虑到这一点,同僚们都不大理解。”他这一席话,使我从此提高了警惕,以后我在言行上再不能粗心大意了。
  

(68)蒋军将领以权谋私
  一九四零年初夏,第五十二军集中在金井及其周围几个大村庄整训。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令各军在经费节余中拿出一部分给士兵做蚊帐,因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经费是包干制,是按照编制人数发给的,实际上各部队都有不少缺额,所以有节余。第五十二军的缺额很多,节余的数字很大,都被有经济权的官员装进了私人腰包。有一天,张耀明军长集合全军官兵讲话,大意是说:“现在夏天到了,晚上有蚊虫,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不能给士兵做蚊帐。”现在要求大家省吃省用,自己拿钱交后勤部门统一做蚊帐,每人只需交几元钱,如要公家开支,数目就大了。比如我们全军有三万多人,如果要军长给你们每人一支香烟,就要三万多支,我固然拿不出这样多的钱,你们得到一支烟也没什么便宜。反过来,如果你们每个人送我一支烟,我就发财了。”讲到这里许多人笑了。他接着又说:“现在当然不是要你们每人送我一支烟,我说的是一个比如,说明集腋成裘的道理”。事实的确是这样,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劳动人民而发财致富,也是“集腋成袭”的。我觉得当时发笑的人,是在苦笑。事后,有个参谋向关总司令写了封匿名信,大意是说,现在各师缺额很多,特别是师,团两级(这时旅一级机关已撤消,每师三个建制团,一个补充团)的输送连一直缺着,每逢行军,就要使用民伙,实际是“拉伙”。而且师长与副师长、参谋长,团长与国附的经济收入相差太远,这样会引起不团结,也会影响战斗力。希望总司令重视这一问题,但是这封匿名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同年五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向鄂西增兵,声言要进攻重庆,陈诚的第六战区嫌兵力少,蒋介石准备在其他战区调兵增援。关麟征在重庆的“局中人”(何应钦)事先通知了关,关唯恐把他集中在金井整训的第五十二军这支“基本部队”调走,便急急忙忙令该军立即出发去“袭击敌后据点”。当时已是夏天,士兵还穿着棉衣棉裤,夏季服装正由长沙起运,两天后即可运到金井。我打电话向军参谋长吴震川要求让士兵换了夏服后行动,吴说:“总司令命各师立即行动,一天也不能迟延”。结果,士兵穿棉衣行军,背着步枪、子弹、米袋、手榴弹等重约四十斤,汗水直流,因而逃跑和病倒的很多。从金井到羊楼司、临湘一带的敌后据点约近两百华里,部队行军要走三天。全军经过十多天的战斗行动,结果一个敌后踞点也没攻下。弹药消耗了很多,而自己伤亡一大堆,特别是第二十五师伤亡近千人,还埋怨一九五师动作慢,埋怨第二师不协同,引起三个师的不团结。但是关总司令的目的达到了,薛岳已另外抽调了一个军去支援六战区。知道内情的人都说:“这不是在抗战,而是在犯罪”!
  同年七月,日本侵略军进犯越南,海防、河内相继沦陷,蒋介石命令关麟征率领第五十二军开广西。并指挥已在越桂边境的两个军,“保卫广西”。在五十二军集中到柳州时,张耀明军长召集全军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名义上是说“开袭击敌后据点得失检讨会”,实际是要解决三个师闹不团结的问题。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听到几位指挥官发牢骚,我有所感触。我在会上讲了几个问题,其中谈到了仓促出动的问题,大意是说,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应有周密的计划,计划不周,我们当参谋的有责任,但是要计划周密,各部队协同,也要有时间,我不理解这次行动为何那么仓促?最后由张军长总结发言,他讲了二十多分钟其中有几句似乎是解答我提出的问题。他说:“兵贵神速……出敌不意……这是我们军人的常识……军部没有什么错误”。散会后有人议论说:“我们的军长真不错,《孙子兵法》学得好”。
  第一九五师在越桂边境的靖西县,呆了两个多月后移驻安山县。一九四一年春,又转进到田阳县的田州镇。同年夏,经百色到云南富宁,随后与军部一起驻广南县。这时关总部已到云南文山,指挥已在滇越边境的两个军,其中有原属陈诚系统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黄维。这个军有少数中、上级军官向关麟征告状说黄维贪污。实际上是这部分人想赶走黄维。关麟征抓住这个机会,想把五十四军整成自己的嫡系部队。他第一步向何应钦要求把黄维调走,另行安排工作。由于何应钦与陈诚有矛盾,关麟征又是他亲信将领,因而同意了关的请求,调走了黄维。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调任第五十四军军长,遗缺由关麟征兼任。关的第二步是由五十二军三个师各抽一个团与五十四军各师一个团对调,美其名曰说是“打破系统”,实际是破陈诚的系统而为关麟征的系统。这样一来,五十四军有部分中、上级军官不同意,联名向陈诚告状,陈诚向蒋介石报告说关在胡闹,会影响两个军的战斗力。于是蒋介石下令停止三个团对调,并令张耀明仍回五十二军,五十四军军长由该军副军长升任。
  关麟征“整顿”五十四军的意愿,不能实现,他又在五十二军内部下手。他以“贪污”罪为名,将随他工作多年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张汉初撤职查办,并将张监禁(解放战争时期张在胡宗南部某师任师长,被八路军俘虏),以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姚国俊任二十五师师长。不久,蒋介石“整顿”杨虎城旧部孙蔚如的十八军,用陕西人“改造”陕西部队,调张耀明任第十八军军长,接着张升任某集团军副总司令,又调出二十五师师长姚国俊升任十八军军长,姚遗缺,由七十三旅旅长刘世懋升任。在赵公武升任五十二军军长时,又由一个陕西籍的旅长刘玉章升任第二师师长。在姚国俊任十八军军长后,第二十五师参谋长王作栋(陕西人黄埔四期)调到十八军某师当师长。陕西人大出风头。
  我从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以后,就深深地感到蒋介石统率的军队特别是他的所谓“嫡系部队”,决不会有好下场。他的军队中人事、经理、教育、作战等等都十分落后,在人事方面,他的将领们都是“任人唯亲”,而被亲者有所恃而无恐,既骄傲,又无能,贪污腐化打仗怕死。
  一九四一年十月,我下定决心,称病请假,到广西桂林养病。这时我刚满四十岁。
  第十章、桂林闲居和被迫逃难
  69、理想与现实
  由于我长期患轻微的胃病,身体瘦弱,特别是预料到国民党军队肯定覆灭,不愿意为它陪葬,因而借口请病假到桂林养病,实际上是闲居。我的理想是在广西桂林多读进步的书报,并设法找到中共地下党员接上关系,加入中共组织。然而,现实与理想不一致,在生活上发生了问题!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财政上极困难,不得不大量印发钞票,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得惊人。我在少将师参谋长任内,月薪是三百元,特别办公费二百元(国民党文武官员贪污成风,规定文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每月发“津贴”,名曰“特别”办公费,用以“养廉”),可是在我养病期间,二百元津贴停发了,三百元月薪当时只能买到二百多斤大米,其他家用就无着落了!这时我四十岁,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加上孩子的外祖母住在我家,帮我带孩子,一家八口,负担很重!
  在国民党统治期间,社会上流传说,“中级军官是小富翁,高级军官是大富翁。”事实的确是这样。五十二军的团长以上,如郑晓新、张汉初、陈林达、刘玉章等人,在当团长时就在大城市买了房子,在老家买了田地。至于关麟征、张耀明、赵公武等人,在抗日战争初期即有数字不小的钱存入香港外国银行。我也当过团长、旅长,但既不是大富翁,也不是小富翁。说到这里,有必要谈谈我的经济情况。
  一九二五年春,我在黄埔军校学兵连当班长,月薪是十二元,每月除伙食和零用以外,略有节余,同年任少尉排长,月薪四十五元,一九二六年七月,任中尉排长,月薪六十元,同年升任上尉连长,月薪八十元,一九二七年六月,我请假回故乡,身边带有五百多元现款,因而顺利处理了家务事。一九二八年,我在南京军校军官研究班少校区任队长,月薪一百三十五元,除交黄埔同学会百分之十的会费和伙食、零用等以外,每月积存九十元左右。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文武官员开始减薪一百三十五元减为八十元。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任中校团附,月薪一百元。一九三六年六月任上校师参谋主任,月薪一百二十元外还有五十元津贴。这时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孩子的外祖父母跟我住一起,一家七口,加以物价不断上涨,家用开支包括房租,月薪一百多元。一九三八年五月,我任少将参谋长,月薪一百五十元,特别办公费一百元。以后任少将旅长,月薪和津贴未变。总起来说,我在十多年内,拿到的工资和津贴,在节省开支的情况下积存的数字是不小的,但是既没浪费,也没存钱,除了接济和帮助了一些穷朋友以外,在故乡华容东山办了小学和中学,余下很少。我一生没有发财致富而享乐的打算,也没有为子孙后代积蓄财富的打算。这样说,似乎是自夸,可事实是如此,我的亲戚和朋友们都可作证。
  由于我小时候的生活穷苦,对劳动人民有感情,到黄埔军校参加革命时,多次听到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教导,他有两句话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他说:“一个革命者在生活上千万不要脱离群众,在工作上千万不要忘记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也研究过我国先秦诸子的学说,墨子说:“有力者助人,有钱者分人,有德者教人。”这些关于人生哲学的话,我不会忘记。但是我也不是“一尘不染的君子”。我在旅长任内,师长梁恺认为我的工资和津贴大部分用在士兵识字教育上,家庭生活艰苦,他派军需主任送去我家一千元,事后他才写信告诉我。我离开五十二军时,军长张耀明、师长覃异之,各给我五百元,我当时想拒收,但又怕得罪他们。接受这些捐款,都等于是“分赃”。他们送给我这两千元,我在桂林盖了三间简单的平房,因而我家住桂林不必付房租。
  我离开国民党军队,恰好是四十岁。这时我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孩子的外祖母(外祖父已去世)一直跟着我带孩子,一家八口,生活很难维持,怎么办?做投机生意,没有本钱,我也决不愿走这条路;再回关麟征总部当少将高参,我更不愿意。在苦闷中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南进,梦想征服东南亚各国,并已侵占了越南、缅甸,旅居这些国家的华侨,纷纷回国。回到桂林的侨胞,无房居住,我将住房卖出,另在桂林东郊买荒地盖房,盖一栋,卖一栋,搬一次家。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共盖了九栋,搬了八次家。回国的侨胞们,也乐意买我新盖的房子,因为我盖的房子是自己设计,自购材料,价格比较便宜。给我盖房的工人也乐意,因为我付出的工资比较高。这样薄利多销,所得利润,勉强维持了家用。












 楼主| 发表于 4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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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第一期学生第一总队同学录





2017年首发博文已无存,今予重发,因改版后字数超限原因,仅发布姓名籍贯,别号、年龄与通讯地址等从略,名录中所载同学均无照片收录(检索方法,在本页面中按ctrl+F,弹出框后输入要查的名字即可)。以下名录由静思斋——于岳据1939年原版同学录整理,敬请遵守网络文明及个人劳动成果,未经本人许可,谢绝以任何形式抄袭、转载、引用。如需在公开出版物中使用,需事先征得本人同意,并注明出处。违者必究,情况严重的,将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官佐名录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7d7d7d0102x3x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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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思斋  于岳
                                    2019年8月27日

第一大队
第一中队:125人
曹约(江苏南通)  沙凤藟(江苏宜兴)  李芷芳(湖北黄陂)  余华堂(湖北汉阳)
尹士英(湖北应城)  蔡坚(江苏上海)  秦葆珣(山东日照)  李博(江西乐平)
梁志伟(河南考城)  李继勖(河南宜阳)  王建三(河南南阳)  路达庄(江苏宜兴)
张作栋(河南济源)  薛效国(安徽霍邱)  薛亚(安徽霍邱)  段宗璧(河南新乡)
杨宪昭(河南商城)  龚勋(湖南辰溪)  杜士杰(江苏溧阳)  吴士琳(安徽嘉山)
马元庆(河南偃师)  董渭滨(河南偃师)  彭华周(湖北云梦)  赵瀛魁(河南长葛)
冯俊华(河南邓县)  陈怀英(河南确山)  张殿祥(河南确山)  范世正(河南南阳)
李广林(河南泌阳)  张国威(江西九江)  宋金台(河南镇平)  张寿彤(河南确山)
雷道性(河南确山)  吴江陵(江苏丹阳)  束有为(江苏丹阳)  李润生(江苏丹阳)
刘歼夷(湖北沔阳)  杨煦(四川岳池)  杨明远(辽宁沈阳)  赵亮工(河南长葛)
胡昌文(湖北汉川)  宁省三(河南洛阳)  赵乃斌(河南信阳)  王启宏(湖北咸宁)
左家麟(湖北应山)  孙枢侠(河南浚县)  李绍荣(河南沈丘)  赵友培(江苏扬中)
陈鸿忠(河南潢川)  吕永桓(湖北武昌)  夏元举(湖北鄂城)  王龙身(河南汝南)
萧敬群(江苏盐城)  申法科(河南延津)  甘超重(湖北崇阳)  李毓荩(河南封丘)
徐智荣(湖北黄陂)  何福裔(湖北武昌)  韩书通(河南新安)  信应举(河南遂平)
寇世隆(河南洛阳)  邹喜亭(湖北公安)  方崇石(湖北石首)  胡操(四川成都)
刘冠华(湖北黄冈)  刘天舞(湖北阳新)  李士超(江西清江)  陈鹏搏(湖南华容)
黄灿新(湖北谷城)  金立扬(江苏江宁)  段守之(河南南阳)  赵光宗(河南陈留)
王洪模(河南确山)  武协文(江苏武进)  赵玉生(河南兰封)  程时雍(湖北大冶)
张世权(山东平原)  王一寒(河南长葛)  晏俊德(湖北公安)  史宗德(河南息县)
陈作禧(湖北黄陂)  朱质彬(湖北麻城)  刘贡卿(湖北咸宁)  朱文书(江苏无锡)
吴荣芳(江苏无锡)  崔恒英(安徽芜湖)  陈绍勋(安徽合肥)  刘晋文(湖北武昌)
桂荣轩(湖北黄梅)  杨克昌(江苏江宁)  李向乾(河南杞县)  谢东山(江苏武进)
张绍祖(湖北黄冈)  张四维(河南舞阳)  傅学英(河南确山)  张树德(湖南茶陵)
彭迎薰(河北曲阳)  孙灏(湖北汉川)  张兰铭(江西赣州)  王在卿(湖北武昌)
祝家海(湖北京山)  赵光祖(河南新蔡)  朱庭选(河南洛阳)  蒋嘉梁(江苏睢宁)
李启明(湖南宁乡)  刘忠灿(湖北汉川)  秦镜(湖南零陵)  马银楼(河南新郑)
蒋志扬(南京)  蒋志方(南京)  牛培烜(河南洛阳)  白良岑(河南洛阳)
谢景寿(河南武陟)  黄金顺(江苏武进)  欧阳武成(河南信阳)  刁同德(河南确山)
欧阳燧(江西玉山)  许福暄(广东翁源)  涂耀华(湖北汉阳)  孔繁勋(河南郾城)
成俨然(河南沁阳)  王勉(湖南长沙)  姜烈(安徽颍上)  陈聘初(四川巫山)
潘效如(安徽灵璧)

第二中队:134人
苏云卿(江苏宿迁)  谷振华(河南南阳)  高鸿恩(山东兖州)  濮世勋(湖北武昌)
谭永俊(河南鲁山)  孙书峰(河南长葛)  王泮明(河南商水)  梁世杰(河南新野)
喻华清(湖北汉川)  姚忠玉(湖北武昌)  赵志先(河南孟县)  王克选(河南孟津)
杨廷选(河南长葛)  崔德滋(河南博爱)  杜淦(河南博爱)  吴舒芳(湖北广济)
范永成(河南南阳)  薛传家(河南新野)  欧余山(湖南醴陵)  万更(江西丰城)
童世安(安徽嘉山)  孙启心(湖北汉川)  胡子明(湖北沔阳)  裴明鑫(河南镇平)
曾镇南(湖南宁乡)  方济华(安徽太湖)  邢道魁(河南孟津)  田守文(湖北蒲圻)
陈祝三(湖北浠水)  汪应寿(湖北汉口)  田人伟(湖北汉阳)  余明甫(河南商城)
李金顺(河南偃师)  韩德铭(河南辉县)  武靖华(河南洛宁)  王昭泰(安徽怀远)
金养之(河南唐县)  焦士杰(河北长垣)  刘汉英(江苏丹阳)  彭时杰(湖北蒲圻)
王竞(河南镇平)  魏谦(江苏句容)  时建新(河南洛阳)  何国魁(河南南阳)
杨章翰(江西玉山)  杨从军(湖北武昌)  齐绍基(四川巴县)  李荣超(四川剑阁)
罗悠康(江西万安)  何淮清(四川剑阁)  金展秋(南京市)  谢满淮(江西广丰)
崔为达(湖北沔阳)  赵成业(安徽宿县)  张丕贤(山东桓台)  孙惜今(湖北武昌)
夏世英(江西铅山)  饶海泉(湖北崇阳)  陈信孚(浙江诸暨)  杨宗周(河南济源)
王明堂(河南孟津)  萧隆障(江西泰和)  周歧治(河南孟津)  李绍曾(河南沈丘)
阎子铭(河南偃师)  李先明(河南镇平)  高汉青(河南方城)  束以敏(江苏丹阳)
段宗有(河南新乡)  王玉锦(江苏邳县)  尹松姿(湖南衡山)  何寿生(江苏武进)
武冠军(河北大名)  齐长隆(河南南阳)  郜河图(河南泌阳)  方中权(河南固始)
张清兰(河南淇县)  张舜年(河南正阳)  吴隽华(江苏丹阳)  彭志刚(江西宜春)
朱德明(江苏南汇)  单乾慤(湖北通城)  赵成森(河南孟津)  田富国(湖北蒲圻)
秦宗堂(河南镇平)  楼勇镐(浙江临安)  黄日新(广东花县)  王俊(江西万年)
刘日元(湖南湘乡)  余浩然(河南商城)  刘大培(河南鹿邑)  滕锡福(河南光山)
王定乾(河南郏县)  张维谦(江西广丰)  邹麟(江西清江)  吴朝俊(湖北宜昌)
刘正武(湖北大冶)  方璜(山西阳高)  吴昌福(广东汕头)  涂文轩(湖北云梦)
叶雄(广西义宁)  陈民(江苏常熟)  伍本吉(四川宣汉)  陈能禄(南京)
单亮汉(浙江嵊县)  岳家军(湖北汉川)  杨静麟(湖北武昌)  桂质玺(湖北武昌)
周蒲生(江苏溧阳)  马豹文(江苏无锡)  翦斌魁(湖南常德)  黎连环(江西玉山)
萧少卿(湖北云梦)  谢斌(湖北随县)  王幼伯(湖北武昌)  吴逢来(湖北京山)
高士珍(河南洛阳)  吴淦泉(江苏镇江)  董育材(江西瑞昌)  邢成聚(河南南阳)
王国枢(河南方城)  柴文柄(河南长葛)  彭荣榜(河南邓县)  刘启瑞(湖北京山)
周伯风(湖北孝感)  丁洪范(江苏丹阳)  李玉庆(河南南阳)  萧耀光(山东济南)
邓伯壎(湖南醴陵)  李芳卉(河南巩县)  杨景新(河南南阳)  邱云鹏(江苏铜山)
张天幸(河南获嘉)  张振球(湖南慈利)

第三中队:95人
潘子航(河南尉氏)  焦文亭(河南洛阳)  曾昭楠(湖南湘乡)  李玉璋(河南南召)
吴溥生(湖北广济)  李时俊(河南宜阳?)  邵华(浙江镇海)  朱杰三(安徽怀远)
曾仲端(湖北武昌)  张方堃(山东寿光)  安世洪(山东肥城)  汪贻训(河南考城)
王钟英(河南安阳)  龚子骞(浙江杭县)  胡祖善(湖北武昌)  周知方(江苏武进)
洪宝琛(南京)  祝其骥(湖北武昌)  张涌庆(江苏上海)  张庆祥(河北内丘)
李隆誉(湖北武昌)  叶传禹(安徽合肥)  王均(浙江萧山)  童祖安(浙江鄞县)
朱克(安徽合肥)  陈曰均(浙江绍兴)  李植华(湖北黄陂)  曾秋藩(湖南邵阳)
毛培珊(江西玉山)  张永温(河南济源)  黄柏荪(湖北蒲圻)  傅斌(江苏无锡)
刘新吾(湖南长沙)  王启淳(安徽盱眙)  李道生(河南考城)  阎守成(河南考城)
朱冠华(浙江余姚)  王秀圃(河北任丘)  杨泽瑾(江苏江浦)  张伯明(河北南皮)
阮成章(湖北黄安)  稽明(河南南阳)  王自湘(河南南阳)  马先进(河南临汝)
张永智(河南济源)  宋神伟(江苏无锡)  郑敦祜(南京市)  严宝智(杭州市)
向国杰(河南南阳)  傅英杰(河南开封)  李冬青(江苏武进)  牟松龄(山东烟台)
王幼峰(河南滑县)  王若曾(湖北黄陂)  李霖春(山东高唐)  赫康服(山东临清)
胡新(湖北大冶)  张兢存(山东莱阳)  赵保生(河南新乡)  邵树模(安徽怀远)
李炯(河南开封)  杨衡峰(河南开封)  李禾章(陕西三原)  江予觉(安徽休宁)
韩道周(河南新野)  刘惠生(安徽阜阳)  胡文雄(江苏扬州)  牟英麟(山东烟台)
李毅(江苏川沙)  潘式南(浙江松阳)  张百龄(安徽绩溪)  倪伯昌(江苏宿迁)
刘辅义(河南开封)  解棣潜(湖北广济)  杨振丰(河北曲阳)  高道生(四川涪陵)
吴礼让(安徽合肥)  李弘(湖北荆门)  李洵(湖北黄陂)  李清吉(江苏宝山)
杨大龢(江西南昌)  赵钟海(安徽来安)  宋峻峰(河南襄城)  杨星垣(四川万县)
彭世杰(湖北蒲圻)  靳云卿(湖北汉阳)  桂瑾(安徽宣城)  蒋来(上海市)
沈涤(江苏无锡)  邱均(江苏丹阳)  李健平(广东中山)  张zhi新(江苏松江)
陈骋初(四川巫山)  张新吾(湖北罗田)  尹嵩(湖南武冈)

第四中队:100人
侯宪尧(河南浚县)  吕荣周(河南滑县)  徐华林(河南安阳)  李忠仁(河南西平)
许廷楣(江苏无锡)  王汝倬(河南浚县)  周伦钊(浙江崇德)  佟元昌(辽宁开原)
倪懋(江苏武进)  武宪之(河南滑县)  王法甫(河南杞县)  刘国钦(河南鄢陵)
朱善荣(江苏上海)  薛中海(河南开封)  俞士武(安徽凤阳)  周士元(江苏宜兴)
陈尚麟(江苏江阴)  刘诗椿(江西九江)  杨庆明(河南封丘)  耿绪恭(河南淇县)
吴志振(江苏武进)  马瑞桢(江苏松江)  杨增祥(河南密县)  梁学诗(山东聊城)
吴羽军(浙江平湖)  朱鹤龄(江苏溧阳)  畅自毅(河南阎乡)  许锡康(江苏无锡)
巫树保(江苏句容)  张裕恭(河南济源)  刘绳武(山东昌乐)  夏拜彦(山东寿光)
周森冠(江苏武进)  何浚(江苏江宁)  王良才(江苏高淳)  王悦周(河南辉县)
李宗儒(河南滑县)  张鹗(安徽五河)  罗树吾(河北宁晋)  延陵浚德(河南浚县)
薛景泗(河南杞县)  陈晓初(江苏靖江)  董如彬(江苏阜宁)  李景兰(河北玉田)
宋绍文(河北蠡县)  李育民(河南永城)  曹兆芬(广东顺德)  朱庶鸣(江苏江都)
祁明(江苏盐城)  来寅(河南南阳)  刘学礼(河南永城)  李亚东(河北蠡县)
袁子善(河南南阳)  王鸿恩(河南南阳)  袁贤辟(江苏武进)  计永福(江苏南汇)
魏庆远(河南滑县)  徐日清(江西广丰)  刘金光(安徽宿县)  陈玉声(安徽宿县)
杨耀俊(江苏东海)  黄光远(江苏金山)  李鸣亚(河北满城)  刘键(江苏武进)
汪家明(北平市)  王兴孝(山东高唐)  强念兹(江苏溧阳)  梅荣生(江苏溧阳)
王书桂(河北霸县)  邢玉琳(安徽盱眙)  吴振泾(河北赵县)  汤继声(河南商丘)
李仁旭(安徽巢县)  陈国栋(河北清苑)  潘维我(江西广丰)  魏曙东(江苏徐州)
孙如成(安徽凤阳)  申治国(河南淇县)  关学(河南淇县) 张四维(安徽巢县)
张叶明(浙江嵊县)  唐国梁(河北南皮)  王震(江苏江宁)  王之光(江苏武进)
彭学良(河南永城)  翟大林(安徽泾县)  陈肯礼(河南滑县)  赵五伦(河南汜水)
罗绍南(河南通许)  孟宪仁(河南原武)  陈万云(河南滑县)  高如玉(安徽定远)
胡长青(河南温县)  周子英(上海市)  赵铎(河北隆平)  罗从颐(江苏江浦)
钱汉文(浙江平湖)  邱陵(湖南益阳)  杨积民(山东滨县)  邓清泉(湖南临澧)

第二大队
第五中队:128人
陈殿卿(河南荥阳)  刘传铎(河南陈留)  张良嗣(湖北黄陂)  徐星汉(江苏金坛)
李树荣(江苏金坛)  张克勤(河南新郑)  袁旭(江苏金坛)  王志銮(河北沧县)
易作仁(江西宜春)  王达洪(江苏金坛)  李延禧(河南尉氏)  鲁子刚(山东郓城)
戴伯涛(江苏金坛)  齐永修(河南商丘)  杨玉昌(河南宝丰)  王耀轩(河南郾城)
黄枢(湖北沔阳)  岳方治(河南商丘)  周宗汉(河南内乡)  郇传乐(山东益都)
孟广泰(河南安阳)  严自延(湖北谷城)  杜景富(河南南阳)  雷建国(湖南祁阳)
宋希贤(河南确山)  于贯江(河南南阳)  李芳朴(河南滑县)  李治安(河南新野)
高明煊(河南确山)  魏家荫(南京)  庄志斌(南京)  郭金川(河北望都)
刘修德(河南遂平)  薛修仁(江苏丹阳)  刘知几(湖北广济)  刘桂岭(河南临颍)
丁芝兰(湖北云梦)  赵陶镕(四川成都)  袁庆璠(山东菏泽)  王寿山(河南临颍)
贾瀚发(河南商丘)  万文刚(江西南昌)  王聿健(山东临沂)  万理明(河南滑县)
郭雪雯(河南镇平)  南天真(河南滑县)  侯家学(河南杞县)  张杏球(江苏嘉定)
李锐(湖北大冶)  柯国干(湖北大冶)  叶瑞亭(河南叶县)  包学濂(湖北安陆)
李流芳(河北天津)  黄成斌(湖北武昌)  尹达(湖北汉川)  罗秀三(河南滑县)
张震亚(河南商丘)  曾祥钺(四川广安)  李曜东(江苏泰兴)  黎忠民(湖北黄冈)
周良珪(湖北武昌)  杨文续(河南新野)  徐剑青(浙江宁海)  钱梅林(江苏奉贤)
李霁朴(河南滑县)  孔庆民(河南确山)  邓元杰(江西瑞昌)  曾驻藩(湖南宁乡)
薛达仁(江苏镇江)  刘洪(湖北鄂城)  喻达(湖北黄陂)  石荫远(河南商丘)
萧相权(湖北天门)  黄赞谟(湖北黄陂)  王安民(云南易门)  张思浩(江苏松江)
赵连城(河南南阳)  沈永铨(湖北黄陂)  廖清澄(湖北广济)  谭治安(湖北荆门)
徐邦彦(浙江松阳)  罗家宝(湖北汉阳)  刘国恩(河南信阳)  项能校(湖北麻城)
张稚龄(湖北孝感)  余介(湖北黄冈)  王茂槐(安徽合肥)  江育光(湖北汉阳)
孙植(湖北应山)  李效参(河南商丘)  何驯孙(南京)  李天祥(辽宁北镇)
余璋(湖北黄冈)  仝秀章(河南洧川)  王筱成(河南太康)  王宏英(湖北蒲圻)
刘沛(湖北云梦)  陈会轺(山东单县)  刘玉贵(江苏江宁)  章格(江苏无锡)
徐行(浙江鄞县)  张福田(湖北宜昌)  潘锡祉(河南尉氏)  杜孝先(安徽寿县)
王汉九(河南临颍)  包骅(江苏宿迁)  龙登云(湖北汉阳)  李华荣(湖北南漳)
蒋超雄(江西清江)  陈东毅(湖南新宁)  邓绳其(湖南桂阳)  叶逢春(湖北汉阳)
刘君健(湖北鄂城)  黄国桢(湖北崇阳)  史竹青(安徽桐城)  李金超(河南镇平)
王仁政(南京)  朱霞明(江苏丹阳)  朱璟(江苏丹阳)  汪先提(湖北宜都)
罗四维(河南新蔡)  潘光华(南京)  彭仰山(浙江顺泰)  黄振邦(江苏金坛)
张海白(湖南桃源)  刘满长(河南郾城)  徐胜武(安徽巢县)  郑亚雄(江西清江)

第六中队:135人
程秀琪(河南确山)  马生寿(江苏丹阳)  徐金元(湖北广济)  萧书康(福建晋江)
谭焜(江西南昌)  谌建西(安徽无为)  刘凤藻(河南西平)  熊文渊(河南许昌)
王敏(河南南阳)  崔昭周(河南巩县)  宋思兰(安徽望江)  马如琦(安徽涡阳)
邵界魁(江苏砀山)  许新民(安徽阜阳)  王建华(安徽阜阳)  葛鼎(安徽涡阳)
马姬龄(安徽涡阳)  蔡维新(河南安阳)  卢善森(湖南安化)  何玉印(河南安阳)
金福康(江苏吴县)  门建业(河南镇平)  李岩(河南南阳)  袁清辰(河南南阳)
邱德廷(江西武宁)  赵立原(山东泰安)  张洛(山东菏泽)  江积敬(江苏江宁)
丁志贤(湖北云梦)  叶润群(江苏泰兴)  王廷勋(河南方城)  王瑞征(河南南阳)
袁俊山(河南南阳)  臧宜重(河南南阳)  赵惟正(湖北应城)  袁健之(河北安新)
朱继文(河南杞县)  乐义帅(湖北黄陂)  李光熹(江苏武进)  陈桐(河南孟津)
陈剑豪(江西彭泽)  仝政(河南博爱)  张春元(山东长清)  曹玉庆(河南镇平)
张贤勋(湖北黄陂)  徐克强(江苏武进)  刘德安(湖北汉川)  丁履昌(山东日照)
郭绍先(湖北孝感)  程清成(湖北应城)  邵克柔(江苏泰县)  张行钊(湖北汉口)
刘成章(河南正阳)  张鸿儒(河南汲县)  夏起诗(湖北谷城)  胡佛(浙江山阴)
酆楚材(湖北黄冈)  陈瑞蓂(湖北蒲圻)  叶发义(湖北蒲圻)  周洪元(江苏吴县)
杨中智(江苏武进)  卢贵荣(江苏嘉定)  黄乾行(江苏海门)  骆选(江苏武进)
范奎(浙江杭县)  崔光第(河南开封)  朱衣宽(河南杞县)  张仲康(江苏武进)
王世昭(山东费县)  张金铎(南京市)  傅鸿勋(河南南阳)  萧振纲(河南扶沟)
乔四书(河南正阳)  阎修文(河北肥乡)  黎耀安(湖北黄陂)  何泉芳(河南息县)
丁炳南(江苏丹阳)  郑培英(河南息县)  王荃(湖北汉阳)  段万书(河南洛阳)
杨陈狄(安徽蚌埠)  夏德全(江苏句容)  鲍和群(湖北蒲圻)  吴中慧(安徽泾县)
王思焕(湖北鄂城)  柴有德(河南博爱)  李磊(湖北武昌)  孙庆民(山东蓬莱)
陶祯宝(江苏高纯)  李祯(河北清苑)  李幼民(河南杞县)  程遂山(河南新野)
杨世荣(河南杞县)  杨荣光(河南孟津)  单际塽(山东高密)  常建文(河北滦县)
陈出新(江苏丹阳)  朱飞骏(湖南醴陵)  蒋季贤(江苏丹阳)  罗天爵(湖北安陆)
李厚生(湖北云梦)  李茂林(湖北嘉鱼)  王柱民(四川泸县)  黎钦安(湖北孝感)
齐永凯(湖北黄陂)  任景文(河北沙河)  程太嗣(安徽祁门)  王松金(浙江东阳)
蒋焱(河南镇平)  周德馨(江苏溧阳)  李永宽(江苏江浦)  王辛(江苏溧阳)
施雨泉(江苏无锡)  米次六(湖南辰溪)  唐可仁(江苏无锡)  邓树松(山东聊城)
李振鹤(江苏武进)  许镇镛(福建闽侯)  王祖德(安徽至德)  吴东云(河南博爱)
石子富(湖北崇阳)  范国俊(河南临颍)  高振群(四川夹江)  周鼎(安徽滁县)
赵龙臣(河南汜水)  司朝凤(河南沁阳)  李盛鸿(陕西石泉)  张金铭(河南安阳)
苏圣德(湖北汉阳)  高仲杰(湖北蕲春)  宋容甫(湖北汉阳)  周应龙(浙江定海)
袁家衡(湖北武昌)  罗蔚民(四川涪陵)  麦俊贤(广东防城)

第七中队:132人
倪仲源(江苏丹阳)  文启镇(江苏镇江)  王心本(安徽怀宁)  尤炳岳(江苏无锡)
张铁麟(河北北平)  汪昌光(安徽贵池)  蔡捷(湖北武昌)  徐世诏(湖北武昌)
江树(河南杞县)  赵安崐(河南南召)  詹学元(湖北大冶)  陈荣赉(江苏吴县)
郭桐荪(江苏无锡)  张鸿恩(山东菏泽)  查士芬(浙江海宁)  柯执(湖北云梦)
詹学黅(湖北大冶)  冯惠民(河南商丘)  周文恢(江西萍乡)  蒋毓衡(山东阳信)
张仁庵(河南临颍)  张宏训(湖北宜昌)  王昭华(河南商丘)  金嵩山(河南方城)
郭治华(河南方城)  袁怀瑞(河南杞县)  赵英武(河南确山)  余炳辉(湖北云梦)
王渭滨(安徽桐城)  周汝滨(河南郏县)  向义中(湖北孝感)  涂凤鸣(河南信阳)
朱锦林(江苏江宁)  郑思才(浙江鄞县)  管贻谋(江西于都)  孙桓章(湖北随县)
黄良驹(河南鲁山)  李耀光(河北天津)  吴仲玉(湖北松冈?)  钟珮(江苏浦江)
邹振寰(江苏仪征)  居荣懋(湖北广济)  王连珍(安徽涡阳)  马恩光(安徽涡阳)
张鉴清(浙江浦江)  徐展杰(河北保定)  徐仁杰(浙江宁波)  葛志刚(山东菏泽)
程斌雄(江西九江)  李惟馨(湖北黄陂)  葛介民(山东濮县)  李占瀛(河南开封)
武勤古(山东菏泽)  华兆辛(江苏无锡)  何世祺(安徽庐江)  周鼎(安徽庐江)
周德鑫(湖南长沙)  方宝钟(浙江宁波)  赵祥昌(江苏丹阳)  车辉(湖北襄阳)
石瑞年(河北定兴)  张书平(河南杞县)  吕锐辉(江苏无锡)  胡家騄(安徽休宁)
刘兆吉(湖北鄂城)  王恕(浙青田)  冯旭(湖南湘潭)  夏祖旺(河南商城)
黎宗道(湖北安陆)  汤锦(湖北孝感)  周光地(湖北广济)  范绍驹(安徽无为)
吴天马(湖北黄梅)  余礼元(湖北武昌)  赵良勋(安徽宿县)  匡希衡(湖南武冈)
杨智卿(湖南宁远)  李厚桢(湖北应山)  卢焕章(河南扶沟)  李沸(河南南阳)
李廷辉(湖南蓝山)  杨焕春(江苏丹阳)  毛培元(江西玉山)  孙荣廷(江苏丹阳)
张镜清(江苏松江)  吴国梁(江西瑞金)  徐绍文(河南镇平)  张石云(湖北宜昌)
安欣余(河北定州)  朱养志(江苏吴县)  叶树森(湖北黄陂)  胡铁民(江苏江阴)
赵毅(河南罗山)  李兆嘉(湖北礼山)  陈亚杰(湖北圻春)  李树年(山东海阳)
万益皋(湖北孝感)  焦戟(江苏江都)  李瑞和(湖北圻春)  张承民(湖北郧阳)
贾文煦(江苏广宁)  樊友櫜(湖北武昌)  沈海波(湖北崇阳)  高钟禄(湖南衡阳)
戴文恺(河南正阳)  何之光(湖南酃县)  陈世耀(湖北黄陂)  宋鼎模(四川荣县)
赵竞生(江苏江宁)  郭季龙(湖北罗田)  解耀武(河南南阳)  刘季贤(湖北孝感)
陈作宪(湖北黄陂)  袁萍(四川涪陵)  周翼奇(湖南湘潭)  胡蕲光(湖南湘乡)
张建勋(江苏江阴)  王坚(河南广武)  袁冠军(河南禹县)  宋文明(河南南阳)
杨慰先(江苏江阴)  李允文(江西上饶)  李德峻(河南鲁山)  武汉章(河南郏县)
束以血(江苏丹阳)  刘伟令(江苏丹阳)  靖华山(山东菏泽)  崔云汉(河南叶县)
胡缄如(河南信阳)  钱茂荣(江苏奉贤)  江虎臣(安徽宿县)  惠元聚(安徽宿县)

第八中队:118人
潘少华(江西鄱阳)  沈斗高(安徽霍山)  王继义(江西鄱阳)  闵以保(湖北汉阳)
王景银(安徽宿县)  潘其昌(江苏嘉定)  吕敏初(南京)  欧阳中(河南确山)
卢文沛(河南修武)  陈纪元(江苏高淳)  冯如瑗(江苏武进)  刘次觉(湖北黄梅)
彭霖(江西宜春)  姚永祥(浙江嘉兴)  胡成德(河南南召)  王有华(江西上饶)
甄杰才(河北行唐)  孙学义(河南遂平)  应宝贤(浙江诸暨)  韦保先(河南淇县)
方剑秋(湖北黄冈)  鲁冠中(湖北大冶)  汪定熙(安徽休宁)  郑金城(广东中山)
高世隆(安徽颍上)  熊军(江西鄱阳)  孔祥瑞(河南滑县)  林子长(安徽蚌埠)
夏铁城(湖南醴陵)  管云龙(江苏吴县)  郑浩(广东梅县)  王全保(河南新郑)
吴春祥(江西南昌)  周依平(湖北枝江)  雷鸣刚(湖南祁阳)  贾德修(河南获嘉)
江文翰(四川安岳)  万文斌(湖北黄冈)  刘景仁(河南浚县)  李南曾(江西玉山)
汪正中(湖北汉川)  曹兴隆(河南柘城)  周亮(河南辉县)  李允中(江西上饶)
周师文(江西广丰)  夏文运(江苏奉贤)  万仁璜(江西南昌)  张五灿(河南新乡)
崔思道(安徽宣城)  秦峻(四川南充)  方乃康(安徽怀远)  文业高(湖北荆门)
刘镜明(湖北汉口)  王俊(湖北麻城)  袁钟鸣(贵州息烽)  彭和兴(江西万载)
谢祥芳(江西龙南)  曹文忠(山东历城)  冯化成(河南滑县)  刘练(江西九江)
李世武(四川内江)  杨奕(湖南新化)  林园(江西会昌)  欧阳毅(江西会昌)
杨声贵(湖北嘉鱼)  周泽林(湖北江陵)  李桂五(河北沧州)  汪海霞(安徽歙县)
虞旺其(江苏海门)  班必祥(安徽巢县)  钱海珍(江苏金坛)  胡物风(湖北沔阳)
徐继礼(河南开封)  翟崐(河南杞县)  钱克湘(江苏常州)  傅焜生(湖南保靖)
汤宜诚(江苏沭阳)  李杰(湖北汉口)  伍必忠(江苏南京)  宁钟(山东荣城)
孟昭毅(山东邹县)  周纲健(安徽宣城)  陈方矩(湖北浠水)  汪端复(江西上饶)
田克志(湖北广济)  张和琛(河南宁陵)  刘松庭(湖南宁乡)  陈天定(江苏高淳)
徐茭(江苏江宁)  朱俊芳(湖北荆门)  陈基畴(浙江绍兴)  胡炎基(湖北黄陂)
陈学理(河南洛阳)  段德英(河南新乡)  崔锡爵(河南博爱)  陈云舫(湖南澧县)
范绮云(山东诸城)  许时奋(江苏武进)  张恕人(湖北江陵)  江文彬(江苏江浦)
陈瑞洪(湖北蒲圻)  张大纯(湖北武昌)  刘玉田(山东历城)  张明良(南京)
朱明灿(江苏江都)  赵福海(安徽巢县)  周文淮(湖北沔阳)  卢恕(湖北蒲圻)
陈席珍(湖南桂阳)  严翼(江西泰和)  邓竹松(江西新建)  熊德铭(江西宜丰)
袁志成(湖北大冶)  周纪清(浙江诸暨)  姜钦昌(河南鲁山)  吴乾青(浙江乐清)
刘瑶(安徽合肥)  施绍尧(云南开远)

第三大队
第九中队:127人
郭庭楹(安徽怀远)  何勉夫(湖南平江)  文熹(湖南长沙)  罗弘毅(湖北黄冈)
周观乐(浙江诸暨)  马昌堃(江苏南汇)  李峙杰(湖北汉阳)  张子龄(湖北孝感)
袁德茂(安徽六安)  王蔚文(江苏镇江)  贾文德(江苏江都)  刘育慧(湖北武昌)
周孔墀(山东郓城)  陶明熙(湖北汉阳)  孔宪墀(江苏阜宁)  马礼文(河北灵寿)
王圣显(河南方城)  鲁瑞珍(河南沈丘)  陈昌达(湖北蕲春)  秦寿延(河南辉县)
刘健勋(湖北汉川)  郭仲虎(河南南阳)  卢铣(河南南阳)  贾寿山(河北徐水)
张智高(河南民权)  樊友槖(湖北武昌)  李炳灿(安徽颍上)  江锡贤(江苏金坛)
王桐生(湖北武昌)  周煦模(浙江诸暨)  张忱亚(江苏金山)  刘骏如(河南新郑)
高周南(河北行唐)  萧宗何(湖北汉口)  刘永圻(湖南湘乡)  汪天均(浙江诸暨)
黄汉兴(广东梅县)  楼叔隽(浙江诸暨)  张孝宗(河南浚县)  陈伯升(河南邓县)
万敬章(湖北武昌)  周鼎甲(江苏金坛)  杨作民(湖北汉阳)  夏力工(辽宁辽中)
范云章(河南武陟)  张守中(四川铜梁)  薛幼镛(江苏江阴)  沙述尧(安徽合肥)
史起岳(山东泰安)  蔡滋养(湖北钟祥)  安若新(江苏无锡)  王文谟(河南新乡)
邓述炽(湖北江陵)  陈志侠(四川梁山)  许光海(湖北潜江)  宋绍瑞(山东泰安)
李克西(广西南宁)  赵来裕(河北石家庄)  李同寿(江苏镇江)  王肇德(江苏无锡)
蔡全和(江苏句容)  马浡渊(河南偃师)  王玉俭(河南尉氏)  戚华鼎(河南潢川)
郑化一(河南滑县)  李丙离(河南扶沟)  梁灿庭(河南沈丘)  陈廷琪(河北行唐)
王世鉴(河北玉田)  曹聚瑞(江苏六合)  张振吾(河南浚县)  石少竹(江苏江宁)
周景元(浙江诸暨)  郝慎三(河北正定)  萧树藩(湖南长沙)  周乃蛟(浙江诸暨)
张荫龙(安徽六安)  钱忠凯(江苏江宁)  张象贤(河南郑县)  刘国璋(河南潢川)
刘雨若(湖北武昌)  陈杰(湖北鄂城)  陈培堃(江苏沭阳)  李忠民(江西)
杨蕴如(河南扶沟)  秦子泽(河南镇平)  魏金锡(河南密县)  王润瑞(河南新郑)
周峰(河南南阳)  华鹏运(江苏无锡)  李光炯(湖北武昌)  张寄平(河南尉氏)
张光邦(江西萍乡)  梁信芳(河南鄢陵)  高寿南(江苏无锡)  张致中(江苏武进)
陈德裕(江苏无锡)  陈学敏(河南镇平)  景益三(湖北云梦)  李钧辅(河南开封)
张良梓(湖北云梦)  樊白葵(湖南宁乡)  来校曾(浙江萧山)  李龙文(浙江宁波)
晏遗柏(江西萍乡)  陈昌武(湖北汉阳)  郑品(浙江乐清)  方浩然(湖北武昌)
张殿英(河南沈丘)  董杏五(湖北沔阳)  周博武(湖北孝感)  马颐中(江苏江宁)
梁广业(河南商城)  姜励勤(江苏泰兴)  宣庭轩(浙江诸暨)  马聚友(河南孟县)
贾敦仁(河北定县)  李耐斋(江苏武进)  李华(江苏无锡)  吴鸿轩(湖北黄冈)
魏启功(山东章丘)  胡义文(安徽明光)  潘灿春(江苏武进)  刘英(湖南益阳)
陈伸尧(湖北汉口)  张锡爵(河北正定)  薛季平(河南武陟)

第十中队:136人
刘昌墀(湖北松滋)  赵炳亨(河北永年)  张正学(吉林双城)  龙逢洋(湖南常宁)
徐钟尧(江苏盐城)  张宗良(江苏武进)  李俊兴(江苏江浦)  李鸿基(江苏江都)
刘中仁(辽宁通化)  刘宝聚(山东鄄城)  侯振洛(河北赵县)  王寿生(江苏江浦)
张先智(安徽合肥)  李世忠(辽宁通化)  唐金德(安徽桐城)  李望潮(江苏武进)
张怀生(河南临漳)  郑邦达(湖北武昌)  郑森棨(江苏江都)  顾同甲(江苏江都)
刘长松(江苏江都)  方右文(江苏镇江)  万斯年(浙江乐清)  蒋尚为(江苏江宁)
萧仙(湖北汉阳)  李逢春(山西怀仁)  王世瑾(安徽五河)  季保林(江苏灌云)
田炳云(河南南阳)  冉晋如(河北高阳)  李显武(湖北黄陂)  杨家骥(河南确山)
俞宗穆(安徽含山)  何瑞瑶(广东文昌)  张森亚(河南舞阳)  王连峨(河南洛阳)
武克让(安徽宿县)  王蕙轩(安徽涡阳)  蒋文渊(四川营山)  曾照(湖北黄陂)
孟述祖(江苏武进)  高传(江苏武进)  范正文(湖北黄陂)  陈焕章(江苏淮安)
于人俊(江苏武进)  白汝霖(河南武安)  俞克辉(湖北麻城)  杨来粹(湖南新化)
杜友茝(山东高唐)  牛祥迎(山东城武)  唐继明(四川南川)  成天骥(湖北通山)
杨成瑶(浙江宁海)  安泽怀(河北丰润)  禹文牒(江苏江浦)  刘希健(江西永丰)
丁传一(湖南益阳)  黄家璋(安徽凤阳)  龚士弘(浙江平湖)  何凌浥(江西萍乡)
张志源(江苏句容)  刘庆魁(吉林永吉)  于新农(辽宁大连)  冯辉珍(山东商河)
吴泽润(山东德县)  刘禹昌(河北东明)  张德培(湖北黄冈)  陈中立(安徽南陵)
金雪元(江苏吴县)  华祖士(江苏吴县)  汤建元(湖北汉口)  顾少白(江苏无锡)
孙仲仙(江苏灌云)  姜定子(江苏如皋)  卢斌(湖北当阳)  陈天富(江苏高淳)
陈钟(江苏高淳)  冷衣云(江苏武进)  万怀清(江苏武进)  周如松(江苏武进)
臧渭耕(江苏宜兴)  李振衡(河北定县)  祝开元(浙江龙游)  汤瀛(江苏武进)
曹庆成(湖北黄陂)  张耀文(湖北武昌)  朱国鑫(江苏镇江)  王犁伯(黑龙江海伦)
王伟华(江苏无锡)  陈文和(安徽寿县)  袁科先(贵州赤水)  崔冠杰(山东濮县)
虞铭甫(江苏武进)  黄仁荣(江苏武进)  殷同(湖北武昌)  熊康(四川合江)
王有家(湖南桂东)  马锡溎(山东平度)  赵元魁(黑龙江拜泉)  萧安源(四川巴县)
龚克(湖北鄂城)  袁行方(河北宛平)  杨维民(浙江绍兴)  戴立贤(湖北孝感)
赵明骕(四川南充)  邱杰(安徽桐城)  钱骥(湖北)  陈瑞衡(安徽庐江)
李傅森(江苏南京)  王之祥(河北栾城)  张曼若(四川忠县)  陈志仁(湖北公安)
姜鼐(江苏江阴)  方之正(湖北鄂城)  吕文明(河北新安)  方相皋(江苏淮阴)
赵宪之(江苏江宁)  王振英(河南汤阴)  关新三(河北大兴)  诸长青(江苏无锡)
张伯勤(湖北江陵)  王应茂(湖北黄陂)  刘保生(湖北江陵)  王兆槐(辽宁沈阳)
周俊(江苏武进)  傅鸿年(江西萍乡)  赵荣怀(河北定县)  左镇(湖北应城)
彭望禔(江苏吴县)  杨履武(江苏武进)  刘蔚文(河南南阳)  李怀德(河北宁津)
于干(辽宁庄河)  戴隆耀(江西乐平)  王健林(河北定县)  陈昭汉(山东济南)

第十一中队:134人
朱伯儒(江苏宜兴)  余从祥(湖北武昌)  李东升(河北庆云)  张德善(安徽含山)
王克文(河北滦县)  马正潮(安徽宿县)  卢炳华(江苏沭阳)  胡长生(河南陈留)
达应钟(江苏六合)  吴守成(四川中江)  德恩寿(河北宛平)  姚秀川(安徽怀远)
周治岐(河南郏县)  孙廷荣(山东恩县)  张尚仁(江苏宜兴)  陈茨轩(河南虞城)
张学谦(河南汝南)  赵宪明(河南杞县)  陈时若(湖北浠水)  樊元龙(河南禹县)
寇述先(山西榆次)  谭文华(江苏句容)  杨春裕(江苏句容)  陈侃(江苏江阴)
朱延敏(江苏句容)  黎识之(江西南昌)  王树庭(安徽盱眙)  樊德培(江苏江宁)
孙乾(湖北汉川)  蒋相臣(河南浚县)  李文贵(山东胶县)  尹河之(河南南阳)
雷恩铭(河南南阳)  徐兆成(江苏镇江)  张玉山(河南遂平)  张六官(河南南阳)
张祥斋(河南新蔡)  蒋云年(江苏宜兴)  路作民(江苏溧阳)  路子良(江苏武进)
段致和(河北清苑)  李效庚(河南息县)  杨天润(河南新蔡)  郭瑞景(河南济源)
吴凤翔(河南扶沟)  刘玉良(河南叶县)  张蓬洲(山东临清)  戴桂冠(江西泰和)
梁位庚(河南鄢陵)  果端鳌(黑龙江省)  张民权(江苏吴县)  孙筱勇(浙江慈溪)
季乃勋(江苏海门)  周河清(安徽桐城)  陈鸿儒(河南潢川)  李青萍(湖北汉阳)
赵殿璧(辽宁岫岩)  朱子贵(湖北汉阳)  熊洪章(江西宜丰)  杨群奋(江苏江宁)
李愚白(安徽含山)  李介人(河北正定)  陆忠恕(江苏武进)  郑元生(河北天津)
顾德兴(辽宁凤城)  庄允恭(江苏江都)  张永(江苏武进)  方大鹏(湖北谷城)
王如冰(河南淅川)  张万勋(湖北应山)  孙浩(河南信阳)  朱茂涌(江苏丹阳)
邹家让(江西清江)  王恩涛(河南宁陵)  韩光发(湖北黄冈)  罗石圃(安徽望江)
余采堂(湖北汉阳)  张金荣(河南汤阴)  唐敏生(安徽凤台)  孙振铨(河北天津)
陈秀实(湖北浠水)  王吉临(河南南阳)  吴幼卿(安徽望江)  宋孝思(安徽望江)
王如琛(河南禹县)  宋思祥(安徽望江)  金维明(江苏无锡)  张杰(河南南阳)
刘琨(安徽望江)  杨麟阁(安徽亳县)  张寿远(湖北黄冈)  王新亚(江苏金坛)
李树森(江苏金坛)  盛鸿钧(江苏金坛)  杨汝明(江苏金坛)  王林安(湖北汉阳)
冯树亭(河南孟县)  余海洲(湖北汉川)  黄德元(江苏六合)  沈平波(湖北汉川)
祁开藩(湖北汉川)  张正义(江苏南汇)  张玉松(湖北黄冈)  王道昌(河南开封)
陈光鉴(河南潢川)  朱乃功(河南浚县)  孙胜武(湖北汉口)  谢建安(江西清江)
伍必忠(江苏江宁)  郭洁民(河南正阳)  罗家发(湖北汉阳)  陈君伦(江苏无锡)
过钰(江苏无锡)  陶荣珍(河南新野)  熊谦光(江西宜丰)  柳瑞芝(江西宜春)
李荣政(河南沁阳)  曲云章(河南唐河)  张景仁(安徽怀远)  张润泽(河南灵宝)
李文达(江苏金坛)  刘世琦(安徽合肥)  邹敬初(江西清江)  周荣星(湖北广济)
杜博泉(湖北黄陂)  郭灿根(江苏武进)  赵鑫(湖北沔阳)  周起登(湖北广济)
武正祥(江苏江宁)  李子通(湖北嘉鱼)  吴尼甫(安徽桐城)  萧长清(江西泰和)
安循(江苏无锡)  赵砺青(安徽六安)

第十二中队:137人
王树权(河北清苑)  汪天颐(湖北黄冈)  袁梓书(湖北鄂城)  高士忠(湖北汉阳)
徐少清(江苏金坛)  袁建楣(湖北鄂城)  赵国宣(四川剑阁)  钱守正(山东濮阳)
牛佩珍(河南嵩县)  郑骈生(安徽歙县)  吕存之(河南镇平)  刘纶选(湖北建始)
刘金坡(河南杞县)  郭青山(河南温县)  徐川杰(湖北嘉鱼)  赵文超(山东济宁)
马广斌(河南南阳)  李森(河南温县)  王春熙(河南沁阳)  侯振华(山东高密)
萧中(湖北汉阳)  顾剑振(江苏吴县)  解文超(吉林)  马凤台(河南南阳)
操逢时(湖北黄冈)  张炽明(安徽合肥)  谭恻仁(四川安岳)  吕濂(湖南零陵)
周胥度(湖北蕲春)  王廉颇(河南泌阳)  斯颂稽(浙江诸暨)  赵金玉(河南汲县)
王文谦(河南镇平)  沈协中(河南鲁山)  介巨诚(河南桐柏)  蒋义(江苏六合)
萧竟成(湖北汉阳)  胡中藩(湖北沔阳)  李寿松(江苏六合)  杨法荧(安徽定远)
程礼钧(安徽合肥)  段春理(河北天津)  吕佛生(江苏吴县)  彭尧钦(湖北黄陂)
马毅(湖北襄阳)  杨治平(安徽庐江)  吴镜如(江苏武进)  崔由仁(河南确山)
叶懋林(四川合江)  花杰(河南安阳)  李静轩(河南虞城)  王先瑞(浙江宁波)
叶永金(湖北汉川)  王征(湖北黄陂)  马德贤(湖北黄冈)  华志明(江苏无锡)
赵鼎(湖北沔阳)  胡玉吾(湖北鄂城)  李璟(湖南衡阳)  杨国柱(湖北咸宁)
陆铨(江苏青浦)  马向阁(河南郑县)  王振纲(河南宝丰)  王邦治(河南宝丰)
徐余仁(河南汜水)  杨根岭(河南临颍)  汪耀卿(湖北天门)  李隽之(湖北汉阳)
汪庆云(安徽和县)  徐辅亚(河南潢川)  乐嘉兴(浙江镇海)  尹正洪(江苏)
丁菊轩(江苏丹阳)  史秉直(江苏武进)  胡显祺(湖北黄陂)  杨中禧(江苏江都)
曾哲东(江西贵溪)  博家文(湖北汉阳)  傅国驯(浙江镇海)  傅难(湖北监利)
张启明(湖北汉阳)  管质斌(湖北麻城)  张庆勋(河南孟县)  王梦苏(湖南醴陵)
谈凤庭(湖北鄂城)  王者瑞(河南太康)  张演新(河南鲁山)  王忆萱(江苏吴县)
赵子久(河南永城)  高超贤(湖北汉阳)  周海涛(安徽阜阳)  刘以绾(江西宜丰)
周子鸿(湖北汉阳)  萧治鄂(湖北天门)  胡继显(湖北汉川)  杨毓鸣(湖北钟祥)
陈家栋(湖北鄂城)  罗忠华(湖北汉阳)  魏鸿庆(安徽宣城)  黄治平(江西临川)
胡恩轩(河南陈留)  薛敬猷(河南修武)  李干城(湖北广济)  刘济美(江西宜丰)
王士祥(湖北汉川)  周应明(湖北应城)  伍家干(江苏南京)  郭鳌(湖北应城)
赵煌(江苏泰兴)  李灿文(河北宝坻)  程*(河南桐柏)  何泽庭(河南桐柏)
蔡正书(湖北武昌)  汪俊(湖北天门)  门佩贤(安徽泾县)  吴培恩(河南信阳)
杜廷宣(河南内乡)  钱亚西(江苏常熟)  魏国义(湖北黄陂)  王致林(河北保定)
张耕南(河南南阳)  李明照(河南镇平)  王亢(广东翁源)  邓炳南(湖南桂阳)
陈友三(湖北嘉鱼)  杨宁民(湖北鄂城)  谈祖庚(湖北鄂城)  顾文翰(安徽和县)
朱耀策(浙江浦江)  陈启(四川重庆)  董澄清(湖南长沙)  潘健(浙江浦江)
刘国俊(山东堂邑)  袁雨州(湖北鄂城)  周德宣(江西南昌)  汤成武(湖北武昌)
刘锡裕(湖南湘乡)

第四大队
第十三中队:135人
胡钧文(安徽嘉山)  甘运枢(湖北武昌)  郭威(湖北浠水)  冯绍尧(吉林长春)
刘振铠(河北文安)  张忠渠(河南宁陵)  冯玉焜(山东陵县)  杨锡圭(江苏武进)
冉永江(河北清苑)  王衡(河北满城)  欧阳瀚(湖北沔阳)  王振华(山东郓城)
张致一(山东泗水)  李之珣(河北安次)  曾广德(湖北黄冈)  李骏明(河北永年)
杨新国(四川西昌)  李琴章(河南新蔡)  周纲(湖北黄冈)  宋振溥(安徽怀远)
陈磊(湖北英山)  卢闿(湖南长沙)  李涟(湖北咸宁)  佟元昌(辽宁开原)
孙文溥(河北清苑)  梁敬伊(河南辉县)  郑昌文(江西鄱阳)  李汉魂(湖北黄冈)
郝子康(河北保定)  姬兆麒(山西洪洞)  张金(河南汲县)  刘济川(河北定县)
杨锦枫(山东招远)  徐瑞华(湖北汉阳)  李济渊(山西阳高)  叶向富(河南济源)
张厚堃(河南开封)  阎金磊(河北南宫)  耿韵泉(河北任县)  毛祖让(山东泰安)
徐继义(河南开封)  汪俊贤(江苏南京)  叶子忠(江苏南京)  刘玉(湖北)
张洪钧(湖北黄冈)  黎佳嚞(湖北孝感)  慕应修(河南温县)  张自南(湖南安乡)
桂博文(湖北黄冈)  马永业(江苏吴县)  陶维锦(湖北黄冈)  唐飞鹏(湖北鄂城)
王子平(江苏丹阳)  彭少龙(广东惠州)  成亚如(湖南湘乡)  郭立邦(河南辉县)
郭曼贤(广东潮阳)  高翼飞(河北天津)  王德瑞(河南南阳)  李位东(河南鄢陵)
张以立(安徽和县)  裴力之(湖南安乡)  张翱鹏(湖北江陵)  黄昆禄(湖北蕲春)
张琼(湖北嘉鱼)  刘石渠(湖北当阳)  刘绥之(湖北武昌)  冉合璧(河南温县)
范功勤(河南辉县)  褚仲弼(河南南召)  张纯亮(河南济源)  文简堂(河南项城)
刘浥尘(河南延津)  曹培隆(河北正定)  王振涛(山东济南)  郑炯(河北藁城)
陈芝祜(河北完县)  周俊贤(河南延津)  任亚声(山西灵石)  陈顺生(江苏溧阳)
杨应祖(湖北武昌)  卢本谦(湖北汉川)  张履德(湖北武昌)  傅汇三(河南南阳)
裴振之(河南延津)  朱敬陶(河南商水)  方深(安徽芜湖)  林耀东(河南罗山)
孙方(浙江鄞县)  李人鄂(江西萍乡)  余克俭(河南睢县)  胡培彬(四川成都)
时延阁(山东章丘)  王云龙(河南商水)  范钦文(浙江绍兴)  方绍荣(湖北黄冈)
毛英(四川富顺)  方志远(山东茌平)  杜履芳(湖北沔阳)  郑重(湖北罗田)
马家驹(河北)  储文思(江苏南京)  王玉玺(河南洛阳)  王建武(河南洛宁)
杨寿祺(河南孟县)  王金玉(河南商水)  张勋臣(湖北沔阳)  萧国富(湖北武昌)
胡小双(湖北武昌)  濮之琦(安徽芜湖)  钱德昌(河南汝南)  张弥(河北密云)
樊哲忠(江西南昌)  方定一(江西都昌)  张光远(湖北房县)  夏麟经(安徽涡阳)
刘嘉宾(山东乐陵)  张如松(安徽合肥)  陈振荣(湖北汉口)  欧阳咸宁(湖南邵阳)
徐忍(江苏上海)  周汉杰(河南新蔡)  朱鹏(河南南阳)  刘达(河南确山)
史新民(河南虞城)  易振盘(江西萍乡)  钱存芳(江苏泰县)  刘仲武(福建宁化)
方建中(安徽寿县)  袁豪然(河南南阳)  徐锡川(河南尉氏)  刘宗沛(河南济源)
成亚如(湖南湘乡)  黄廷煜(辽宁新民)  刘志廓(河北深泽)

第十四中队:133人
丁书忍(山东单县)  黄炳麟(江苏金坛)  罗培植(湖南澧县)  夏超衡(湖北崇阳)
谢三聘(湖北崇阳)  姚积昌(湖北宜城)  陈挚(江苏武进)  郭寿亭(河南泌阳)
王希良(河南浚县)  王乐仁(河南)  张远翔(河南宁陵)  孙寄文(湖北襄阳)
黄蟒(湖北汉阳)  陈琳(湖北蕲春)  王方(江苏灌云)  万仲雅(河南孟津)
赵镜明(河南通许)  罗祥明(四川重庆)  黄炳旸(江苏泰县)  刘幼卿(湖北孝感)
余永生(江苏江宁)  杜光耀(江苏六合)  袁德五(湖北恩施)  唐振鹏(湖南衡阳)
齐梁材(河南嵩县)  张植珉(河北大城)  宁天秩(安徽桐城)  杨东里(安徽定远)
李九成(河北北平)  余湘(湖北临湘)  夏锦川(湖北鄂城)  陈秀山(浙江安吉)
刘国安(湖北黄陂)  宋子秋(湖北汉川)  高鸿儒(河南辉县)  杨承方(河南浚县)
孙家骥(江苏无锡)  童世璋(湖北武昌)  周大桢(湖北鄂城)  田兆祚(湖北黄陂)
李则荣(安徽安庆)  史献民(湖北应城)  刘廉(河南济源)  徐燮(江苏沛县)
汪艺民(湖北礼山)  石为梓(河北保定)  王道(湖北黄梅)  张一群(江苏武进)
方岩(江苏武进)  周良平(湖北沔阳)  姚玉琳(河北行唐)  谢随光(河南洛阳)
雷振亚(浙江鄞县)  刘新猷(湖北鄂城)  李接治(湖北宜昌)  王涤非(四川西充)
李介孙(浙江吴兴)  孔祥裕(河南开封)  张兰泉(河南郾城)  苑荣堂(河北易县)
胡竹风(湖北沔阳)  刘钰(河南罗山)  黄绂(湖北黄陂)  王绳武(安徽太和)
吴鸿图(安徽霍邱)  顾国彝(江苏无锡)  王西白(河南南阳)  王钟敏(河南正阳)
黄在钧(上海)  余开方(湖北蒲圻)  童德卿(湖北蕲春)  李树风(河南博爱)
祁宗汉(湖北沔阳)  童启蒙(湖北黄陂)  黄世文(湖北黄安)  张光森(江苏江都)
刘子泉(湖北汉阳)  陈志坚(浙江诸暨)  查维君(湖北广济)  邓中敏(湖北沔阳)
王良岑(河南商水)  张津文(河南新安)  易绍雄(江西宜春)  贺淑文(江西萍乡)
鞠育民(湖北沔阳)  李西堂(江苏高淳)  周才智(湖北汉阳)  杜纪勋(陕西咸阳)
谢长庚(湖北武昌)  伍季刚(湖北广济)  李兆麟(湖北应城)  周治平(湖北汉阳)
胡锡龄(湖北定县)  宋福亭(河南泌阳)  伍期治(湖北广济)  余苏民(湖北大冶)
吴景涵(湖北大冶)  林达晋(福建闽侯)  彭福黎(湖北阳新)  袁光(湖北黄冈)
朱钧禄(四川乐山)  乔德海(江苏句容)  陈继龙(江苏南京)  陈全渭(湖北武昌)
胡乃武(湖北武昌)  柴东海(安徽含山)  杨金鉴(湖北武昌)  刘俊卿(山东菏泽)
余识时(湖北天门)  赵秀亭(河南尉氏)  吴桐孙(湖北武昌)  胡浩威(湖北武昌)
杨涤珊(湖南长沙)  邱孝先(湖北黄陂)  廖延铨(江西奉新)  王佩璋(河北冀县)
苏聚合(河南南阳)  余先荣(江苏丹阳)  阎振华(河南睢阳)  陈光前(河南罗山)
王溪亭(河南广武)  林忠(广东汕头)  王超然(河南长葛)  李孝慎(福建晋江)
张铭新(湖北应城)  章国藩(安徽滁县)  郭相安(河南临汝)  黄玉贤(湖南常德)
张光宇(江西萍乡)  周良侯(浙江余姚)  田鹤文(河北高阳)  朱轩()
徐际昌(河南获嘉)

第十五中队:130人
刘坤忠(河南郾城)  张安吉(河南郾城)  杨鸿超(河南郾城)  葛永昶(安徽涡阳)
程光钧(安徽巢县)  吴范初(河南民权)  罗玉才(河南商城)  焦金学(河南孟津)
姬焜(山东汶上)  张崐夫(河南鲁山)  王仰宙(河南尉氏)  朱松林(河南偃师)
许英夫(江苏无锡)  张光禄(贵州习水)  李国栋(河南温县)  邢郁文(河北文安)
王麟阁(河北永清)  陶世德(江苏嘉定)  王业淳(安徽盱眙)  胡业巨(湖北黄陂)
秦骧(安徽盱眙)  萧冠彭(江苏盐城)  刘玉轩(山东滋阳)  於本芷(安徽盱眙)
庾淮源(湖南龙山)  毛智(湖南祁阳)  雷声(湖南祁阳)  胡炎堃(湖北广济)
龙涵涛(河南安阳)  金连壁(河北保定)  李渠(河南孟津)  何宽(安徽怀宁)
查纪岑(河南淅川)  宋安诗(河南确山)  胡必文(湖北枝江)  朱前煦(江苏南京)
何一华(河南灵宝)  刘卓尘(安徽桐城)  周仲华(湖北蕲春)  陈文运(安徽旌德)
陆凤翔(河南开封)  黄士凯(湖南浏阳)  高彦文(江苏句容)  葛均昌(河南禹县)
宋哲生(江苏吴县)  陆继湘(江苏盐城)  江晔(江苏高邮)  黄承炎(江西九江)
乔宗轩(河南新郑)  卢学成(河北遵化)  张岳彦(湖北宜昌)  何起蜒(湖北嘉鱼)
谌才钊(湖北黄陂)  吕文蔚(浙江富阳)  黄万民(河南延津)  胡天赋(湖北孝感)
林凡(江苏苏州)  杜舒容(河南郑州)  李明清(湖北汉川)  王士槐(河南修武)
马尚义(河南荥阳?)  姚孝赅(湖北汉阳)  史恩贵(湖北汉阳)  朱仲翔(安徽淦县?)
屈大年(湖北宜昌)  张性如(江苏溧水)  童益筹(湖北黄冈)  何自诚(湖北黄冈)
隋廷璠(山东诸城)  刘洗庸(河北宁津)  赵树恩(河北易县)  李逸兴(湖北蕲春)
张祖尧(湖北蕲春)  邢志洁(河南临颍)  巫光茂(江苏句容)  彭建铭(安徽涡阳)
吴希文(湖北黄陂)  陆洁民(江苏宿迁)  吴福陵(福建闽侯)  周志德(江西萍乡)
谢桐修(广东梅县)  黄飞天(广东梅县)  向凤翥(湖南武冈)  杨生荣(湖北京山)
王荡平(辽宁辽中)  李文光(河北安平)  夏美驯(江苏高邮)  王维唐(河南息县)
胡震东(浙江昌化)  唐勋(江苏上海)  蒋治平(江西武宁)  范重勤(河南辉县)
李子昌(湖北汉阳)  黄益禄(浙江浦江)  唐开旺(湖北汉阳)  介文德(河北新安)
王仁冰(安徽和县)  范乃节(河南虞城)  裴德合(河南辉县)  孙延翰(河南商丘)
毕世雄(湖南安乡)  计惜英(江苏常熟)  师立中(河北临城)  傅邦述(河南睢县)
李连登(河南延津)  曹会斌(河南孟津)  孔繁漪(江苏金坛)  殷克敏(江苏金坛)
王辅国(江苏金坛)  张书生(湖北云梦)  钮先锐(江西九江)  邹卓(江西宜春)
欧阳璜(江西宜春)  芮保年(河北宝坻)  刘承庆(江西宜春)  邢道冶(河南孟津)
龙裴萼(湖南湘乡)  刘俊(湖北武昌)  倪世交(湖南长沙)  傅定甲(湖南湘乡)
郑进(湖北汉阳)  蔡席珍(湖北应城)  程受祥(江西新建)  李伟何(湖北沔阳)
杜文奎(湖北黄陂)  许国权(湖北蕲春)  李有道(湖北汉川)  周佩纶(河南阳武)
田同泰(河北濮阳)  沈毅(浙江镇海)  
 楼主| 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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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宪文,蜚声国际的中国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
商丘的失陷,使围攻土肥原师团的薛岳兵团侧背受到极大威胁。28日,第1战区不得不抽出第71军(第87、第88师)赴淮阳、太康、龙曲集;第27军(第155、第58、第61师)赴睢县、杞县、宁陵布防,以阻截由商丘、亳县西进的日军。事后,作战不力的黄杰、彭林生等人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

在日本方面,第1军司令官由于担心孤立无援的第14师团的处境,而向华北方面军提出了“应消灭开封、郑州附近之敌,以粉碎敌之抗战意志”(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78~79页。)的申请。28日,华北方面军批准了这一要求,并命第2军向开封推进。命令要求“第1军应以第14师团确保兰封附近,以利于第2军作战”;“第2军应尽力以更多的兵力,不失时机地逐次向开封东南地区进攻”。(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78~79页。)同日,第2军将混成第3、第13旅团和第10师团濑谷支队配属第16师团,令其“从杞县方面击败第14师团当面之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78~79页。)

开封城楼下。
第16师团以一部沿陇海铁路向柳河、民权推进,主力为混成第3旅团约4个联队29日攻占宁陵,30日陷睢县,6月1日向杞县进攻,与李汉魂军展开激战,企图由杞县直指汴郑。混成第13旅团由涡阳向亳县进攻,31日攻占亳县,并向鹿邑、柘城一线攻击前线,企图直下太康、扶沟、淮阳、许昌,切断平汉线。同时,被困于三义寨、曲兴集、兰封口之线的第14师团,在得到第20师团的补充后,亦于29日以全力向杨圪垱、梁楼、柴楼、兰封等处反攻,企图向西南突进,会合第16师团一部进攻开封。
然而,日大本营却对徐州会战以后的战事发展作了限制。29日,大本营下达了“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78~79页。)的命令。可是,华北方面军并不理会上述限制,而于6月2日将第14师团配属给第2军,并下达了向兰封以西的追击命令:
(1)敌主力有开始向京汉线以西后退的模样。
(2)方面军决定首先向中牟、尉氏一线追击敌人。
(3)第2军司令官应一并指挥第14师团及其配属部队,向上项指定一线追击。另外,令一部迅速挺进切断京汉线。(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79页。)


作战场景
第1战区长官部为“避免与西犯之敌决战,并保持尔后机动力之目的”,(《薛岳命令》(1938年6月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6月1日决定全军向平汉线以西地区撤退。其具体部署如下:
(1)以商震指挥第32军、第39军、新35师;万福麟指挥第53军、新8师;彭进之指挥第196师、第45师分任开封至郑州,黄河铁桥至汜水,汜水至张茅镇间黄河南岸守备,阻敌渡河南下。
(2)以商震军一部、孙桐萱军、张自忠军团、李延年军、陈大庆师、冯治安军、刘汝明军、罗奇师、梁恺师分驻开封、郑州、许昌、郾城、驻马店、周家口、淮阳、沈丘、商水,掩护豫东主力撤退,并以机动部队迟滞日军西犯。
(3)宋希濂军、胡宗南军团、李汉魂军团、桂永清军、黄杰军、俞济时军分别向禹县、郏县;汜水、巩县;密县;洛阳;襄城、叶县;泌阳转移。(《薛岳命令》(1938年6月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几名 日军在 " 壮观 " 的刻字前合影。
同日,日军第2军命令第14师团、第16师团、第10师团分别向中牟、尉氏和柘城方面追击前进。6月3日,第16师团接连攻占了杞县、通许、陈留,师团主力于4日晚攻陷尉氏、扶沟,并向郑州和平汉线挺进,其挺进队于12日炸毁新郑东南面约6公里的平汉铁路桥,切断了平汉线。6月4日,第14师团占领兰封,并会同第16师团一部合攻开封。开封守军为宋肯堂第141师1个旅又1个税警旅。5日晨,日军又增援3000余人由白兰寨向北城进攻。敌重炮数十门、飞机10余架向开封城内猛轰,日军步兵多次登上城头。
师长宋肯堂“连发5个电报,称开封城郊东、南、北各方战斗激烈,现敌尚陆续增加,如鱼(6)日再战,难免于溃”,要求撤退,但程潜当即“严令该师与开封共存亡”。(《程潜致蒋介石电》(1938年6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傍晚,宋肯堂擅自下令放弃开封,并率先逃出开封城。6日凌晨,开封失守。7日黄昏,日军1000余人由开封进攻中牟,守军1个营顽强御敌,战至9日凌晨,伤亡殆尽,中牟遂陷。日军继续向郑州进逼,其骑兵部队于10日炸毁了郑州南面的平汉铁路。另外,第10师团也于6月3日攻占柘城,5日进入太康附近地区。
张宪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二卷,全民族奋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1937年7月—1938年10月)》,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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