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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战史、战例、部队沿革、军事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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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8 15:50: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3-12 23:05 编辑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13年7月11日第6版,作者:孙幼菊,贾晓明,原题:《父亲孙麟和南苑保卫战》
  “九·一八”事变后,为进一步充实部队的骨干力量,1936年年底,宋哲元聘张寿龄为教育长,成立了以培训大、中院校学生的军事训练团。宋哲元自兼团长,军训团分西苑、南苑两分部,于1937年1月正式开学。父亲孙麟(字伯坚,晚年用名寿仁,黑龙江呼兰人。此时任二十九军军官教导团教官,少将军衔)于1936年春从南京到北平参加二十九军。当时,二十九军在南苑成立了军官教导团积极培训干部,副军长佟麟阁为军官教导团团长,父亲任军官教导团战术教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了。后来据父亲回忆,那天清晨,他执教的军官教导团和学生军训团都正在大操场出操,突然听到西边传来枪炮声,日军的飞机不停地在空中侦察。南苑的二十九军部队当即投入备战状态。7月16日,宋哲元颁布“战字第一号命令”,部署军官教导团为“右地区队”,由徐以智出任该团团长。17日开始,父亲率军官教导团所有成员和原特务旅的两个连,在大红门一带构筑防御工事,但19日又接到命令将防御工事拆除。佟麟阁副军长带军官教导团进行军事演习时曾埋下了大批地雷,因为局势变化太快,地雷没有来得及拆除,仅仅在地图上标出了雷区,却不料日后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此时南苑的守军,包括三十七师一部、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和军官教导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九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还有“一二·九”运动后,由入伍参军的热血学生组成、还没有发枪的一个学兵团。由于日军在华北平津一带频繁地调兵遣将,7月20日,佟麟阁副军长遂令在南苑军营外挖掘战壕,清理营园外400米以内的高粱、玉米青纱帐,令父亲率军官教导团和特务旅担任南苑的正面防务,阻止由黄村向南苑进犯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
  27日,日军准备进攻南苑。当时宋哲元已经认识到南苑的防御不足,命令预备队赵登禹一三二师迅速进驻南苑。急于赴战的赵登禹到达南苑时,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团,一三二师的另两个团刚到团河即与日军遭遇。日军就是选择此刻开始攻击的。
  到28日凌晨4点过后,日军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当时南苑本质上算是一个兵营,但兵营的外墙在日军第一批炮弹的打击下就被击倒。守军的阵地,就设在院墙外面的战壕里。日军冲向南苑守军的时候,就在南苑守军阵地前方,纷纷踩上了那些还没有拆除的地雷,造成了一定伤亡。虽然受挫,但日军仍然向前冲锋,我学兵团将士跃出战壕,和敌人展开了肉搏。虽然一部分日军冲进了南苑兵营,因为天黑,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佟麟阁率领军官教导团和特务旅一部及时赶来反击。在白刃战中,二十九军的老兵都专门练就破日军刺刀的刀法,近身格斗极有威力,包括学兵团都人手一口大刀和敌人厮杀,成功击溃了日军的第一次攻击。日本方面的资料也认为,二十九军的防御工事是双层布设的,第二线阵地比第一线阵地地势稍高,火力配备几乎没有死角。即使换了他们,也不能比二十九军在工事方面做得更好。
  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后,28日拂晓,日军飞机飞来轰炸,南苑在炸弹爆炸声中变成了一片火海。没有防空经验的二十九军守军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完全被摧毁。大概8点左右,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南苑守军顽强抵抗,但是攻击的日军迅速攻占了二十九军的第一线阵地,外壕被日军多处突破。
  宋哲元感到守军难以支撑,于28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而这一命令的内容,包括赵部的撤退路线,早已被时任冀察委员会委员的潘毓桂以“最快的速度”向日军出卖。由于南苑通讯系统都被日军摧毁,导致联系中断,只好用传令兵传令。各军接到命令的时间不一,遂一边独自为战,一边向城中撤退。这时,由于掌握了二十九军的详细情况,在通往北平的道路上,日军已经在南苑守军撤退的路上设下埋伏。他们把机枪架在了道路两边的田地和村庄中,静候着退下来的南苑守军。
  下午4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组织,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皆殉国于此。南苑守军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父亲他们也遭到猛烈的扫射,他率领着部分教导团官兵交替掩护且战且退,最后终于随着以郑大章为首的残部突出重围退回北平。学兵团1700人中,活着回到北平的,仅仅剩有600人,战死在南苑这块土地上的学生,没有多少留下姓名。
  28日夜间,宋哲元下令二十九军全线南撤。可是,汉奸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为日军提供了详细的黑名单。当父亲随残部退回北平到家后,已是晚上7时许。当时我们家住在北平白米斜街西口11号,记得小院里还有棵大枣树。自从父亲在二十九军就任军官教导团战术教官后,每个星期回家一次。可是“七七事变”以来忙于军务一直没回家。30日一大早,当地派出所有良知的所长就匆匆赶来,告诉父亲赶快撤离北平,说日军正在全城搜捕他。母亲让父亲先走。父亲烧掉了家里和部队有关的文件后到前门火车站,在相识的铁路工人帮助下乘火车去天津。4天后,怀孕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也撤往天津。她们刚刚出了胡同口,就看见汉奸带着日本人向家中的方向去了。幸好,两辆人力车停在胡同口,母亲立即拉着孩子们上了车。在路上母亲带着孩子们受到两次盘查,好在准备的“证明”一应俱全,又放了几个钱在“保安队员”手里,才得以安全通过。母亲由于过度紧张,刚到天津就流产了。在天津会合后,父亲把家人匆忙安排在法租界住下,就急匆匆追赶部队去了。母亲带着一家人在天津生活很困难,后来由于一位从事抗战工作的赵姓先生每月给母亲送来一些生活费,全家才得以维持。直到1938年的六七月间,母亲才得知父亲已经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安排到已迁往长沙的陆军大学当教官。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5:52:49 | 显示全部楼层
宋哲元及其所部在抗战初期的活动
吴锡祺 王式九
(一)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并没有采取措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使局势缓和下来,一直到日寇大举进犯南苑,才不得不于7月28日晚间悄悄地离开北平,前往保定。
  宋离开北平之后,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第一,在他看来,好容易搞成了冀察这个局面,才不过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对自己这个“独立王国”,是有着无限的留恋的。所以他到保定的那天(7月29日),刚到曹家花园一落脚,就迫不及待地叫秦德纯打长途电话给杨兆庚(杨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宋给他的任务是留在北平协助张自忠的),询问北平的情况。据杨的答复是,北平市面平静,但仍有大批日军源源开进关内,情形并不乐观。不难看出,局势已经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他仍然抱着以张自忠为缓冲,寻求所谓和平解决途径,重返北平的幻想。
  第二,局势既无挽回的可能,今后怎么办?当然只有抗战之一途,可是他对抗战又没有信心。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象国防工事的构筑,战略物资的储备,武装力量的部署等等方面。事前都没有应付敌人进攻的准备。加以日寇进犯南苑的时候,军队受了不小的损失,还牺牲了佟凌阁、赵登禹两名高级将领;驻察省的刘汝明部被敌人遮断,一时还联络不上;由北平、天津退下来的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以及石友三的保安部队,也很混乱,士气也不象事变开始时那样高涨。在这样情况下,仗怎么能打得好呢?这是他反复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第三,当二十九军部队在卢沟桥对日寇的进攻实行自卫反击的时候,全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侨,都一致赞扬和拥护二十九军的英雄抗战,可是自从二十九军放弃平、津之后,舆论就完全不同了。各方面对宋哲元的责难是很多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直接写信或打电报给宋本人、所有这些责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尤其使他担心的是,他在冀察的时候,同南京方面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万一南京方面乘机报复,把事变的发生和丢失平津的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这个后果,对他来说当然是十分严重而可怕的。
  由于宋在思想上存在着这些问题,所以他到保定之后,比平时说话更少了(他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常常陷于深思中。大约是在7月30日这天,他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大意是:由于自己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中央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在这个电报里,他同时请求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代理二十九军军长职务,俾得暂卸仔肩,稍事休息。
  宋为什么打这样一个电报呢?完全是一种试探的性质,看看蒋介石对他怎样表示。很快就接到了蒋的复电,不但对于请求处分的问题,避而不谈,而且还有几句安慰的话,并且同意由冯治安暂为代行军长职务,最后还表示希望他早日销假。接着又收到南京方面的电令:着将平汉线的防务移交给孙连仲,万福麟等部接替;着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和王长海的一三二师残部、孙玉田的卫队旅、石友三的两个保安旅和郑大章的骑兵,开赴唐官屯、马厂津浦线一带集结,配合由天津退出的三十八师及天津保安部队担任津浦线方面的防务。
  宋接到这个电令后,一方面着三十七师及其他部队向上述地点移动,一方面带着军部人员于8月上旬由保定移驻河间(河间位于保定、沧县之间,南京方面在这里储运了一些粮秣、弹药。后来因为河北大水,往前线运输有困难,没有利用上)。
  宋接到蒋介石上述复电后,心情上似乎轻松了一些。可是刚到河间不久,就又接到了蒋介石一个电报,要宋将部队部署妥当后即赴南京一晤。这个电报又引起了宋的惶惑不安,他猜不透蒋介石是什么意思,经过同他的高级幕僚计议之后,决定先派秦德纯赴南京摸摸底,为他入京见蒋作一些准备工作。宋之所以派秦去做这个工作,是因为秦对南京上层有一些私人拉拢,人又机警圆滑,而且能说会道,一向为宋所信任和倚重,派他去是最适宜的。
  秦到南京见了蒋,首先报告了七七事变发生后交涉的经过和撤出平津的经过。他在叙说事情经过的时候,极力设法减轻宋的责任,以期达到为宋开脱的目的。出乎秦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说一句指责的话,反而慰勉有加,说宋这两年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的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实际的情况是:宋在冀察既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蒋介石的中央更是从来也没有准备过对日作战)。秦见蒋说得这么好,便乘机代宋表示,今后一定戴罪图功,誓死杀敌,以报知遇之拢秦接着又谈到二十九军的情况,说宋在华北期间,为了应付日寇,在不增加师的番号的情况下,有的师扩充为四个旅,有的扩充为五个旅,每旅三个团,连同保安部队,不下八十个团,现在为了有利于抗战,在部队的建制上,是否可以加以调整。蒋也很痛快的表示,准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第一集团军的编制是: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原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汝明为军长。秦回到河间向宋复命时,这个出乎意料的圆满结果,解除了宋的顾虑。
  秦这次见蒋,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圆满的结果呢?对此曾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大家认为,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曾电请张学良保障蒋的生命安全,蒋被释回到南京之后,宋又派秦前往慰问,这次秦去见蒋,他可能想起了西安事变时宋对他是忠诚的,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可是后来从各方面了解到,蒋之所以对宋表示好感,并不表明对宋的信任和倚重,恰恰相反,是由于他对宋抱有怀疑的心理,所以才不惜加官晋爵,以资羁縻,当时蒋对宋的看法是:宋还掌握着上十万人的兵力,必须紧紧地把他拉住,而不能冷淡了他,更不能责备他,以免发生意外。
  (二)
  宋哲元驻在河间的期间,有一天,接到电话报告,说萧振瀛就要来到河间见宋。宋得到这个报告后,马上就显出了不高兴的样子,什么话也没有说。张维藩(曾任宋的参谋长)对宋说:“过去的事就叫它过去吧,现在他既然来了,还是表示欢迎的好。”秦德纯、过之翰等也在旁怂恿着宋迎出去接一接。宋不便过拂大家之意,就一同乘汽车到郊外去接萧。
  萧同大家见面时还哭了鼻子。原来萧振瀛离开冀察后,曾去国外游历,得到七七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就从国外赶回,吹嘘自己回来是共赴国难,实际上是想找机会进行政治活动。他同宋等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离开大家不久,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我怎么能够在国外呆得下去呢。”萧的话乍一听起来,似乎是很关心的样子,而言外之意,就无异是说:“假如我要不离开,还不至于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要想有办法,离开我萧振瀛是不行的。”萧振瀛此来的目的,宋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宋对他始终抱着冷淡的态度,同他只聊闲天,不谈正事。当然萧也看得出来,所以住了几天就去南京了。
  宋哲元根据南京的电令,部队集中到津浦沿线之后,即在大城、青县以北布防,七十七军在左,五十九军在右。他以七十七军之一三二师王长海部守大城以北的子牙镇,三十七师刘自珍部守青县以北的流河镇、唐官屯;五十九军的两个师接三十七师之右沿碱河南岸构筑阵地,并派出警戒部队于静海县方面,与天津方面的敌人保持接触;石友三部的两个保安旅集结于德州附近;何基澧的一七九师和郑大章的骑兵师则控制在泊头、河间一带。布置粗定,宋哲元于8月21日偕秦德纯等由河间到津浦线之泊头车站换乘火车前往南京。
  宋哲元这次到南京见蒋,可以说是十分顺利的。蒋介石不但当面对宋说了些慰勉的话,而且在一次中央军校纪念周上讲话为宋开脱责任,把宋在华北的一切对外措施,都说成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所有一切问题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也就是说由他蒋介石负责。蒋之所以这样说法,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他的“伟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把宋笼络住作他的工具。他还对宋说,所有关于部队的作战指挥与饷项供应等问题,已指示各有关部门作出周密妥善的布置,保证前方将士不至感到任何困难。最后问宋还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宋说,还有在冀察任内用去的一批款项(这是截用的关、盐、统税及铁路收入,数目很大,具体数字不详)尚未报销。蒋说,快开个单子给他看。随即将一大批无凭无据的款项开支,也由蒋批销了。宋在南京停留了几天,分别会见了参谋本部、军政部有关负责人,顺利地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就如释重负地离开南京,回到沧州总部。
  宋这次去南京,既解除了思想上的顾虑,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比刚到保定的时候心情好得多了。他曾于9月6日偕同秦德纯、王式九、吴锡祺等高级幕僚到前方——青县视察,在那里召见了冯治安、李文田(暂代五十九军军长)和驻在附近的师、旅长,听取了前方的布置情况。此时,除静海前方与敌人有些前哨接触外,全线尚很平静。原因是敌人正以大部兵力向晋北推进,兵力不敷分配,对津浦线暂取守势。我军乘此时机,利用子牙河、运河的洪水,任其在阵地前泛滥,以阻碍敌人的进攻。此外,我军还在碱河闸口桥设置了坚固的桥头堡,并在马厂、青县构筑了第二、第三线阵地。当时认为采取这样的防御措施,如果敌人不付出较大的牺牲,是不容易进展的。其实这种办法,与其说是阻碍敌人的进攻,倒不如说是阻碍自己的进攻,也正是对敌人示弱的一种表现。因为这时当面敌人的兵力还很薄弱,我军摆出这样一个被动挨打的架式,反而给了敌人以从容准备的机会。
  宋听取了前方将领的汇报后,又将此次进京见蒋的经过同大家谈了一遍,对部队改编的人事问题又商酌了一番。宋最担心的是五十九军的指挥问题,自己既不可能亲在前方,而以参谋出身的李文田暂代军长指挥刘振三、黄维纲两个师长,确有困难,尤其是刘振三更不把李文田看在眼里。李文田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在宋找他谈话时,他当面表示希望将张自忠找回来,以加强五十九军的团结和战斗力。宋同意他的意见,李便将派人赴北平见张的经过叙说了一遍,并将去人带回张亲笔写的小纸条拿出给宋看。这个纸条上写道:“学校既已开学,岂有不前往上课之理。”宋看罢说:“很好,还是把他找回来的好。”宋当日回到沧州,旋又移驻连镇,积极整顿后方部队。
  9月初,敌人发动进攻。不久,南京方面忽然发表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北上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以常情论,冯玉祥既是宋的老长官,又当全国高唱共赴国难的时候,无论为公为私,宋对冯的北来都应当表示欢迎,可是宋却在此时向南京去电托病请假,要赴泰山休养。
  日寇于“八一三”在上海发动进攻后,冯玉祥曾一度被任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当时参加上海抗战的高级将领对冯并不买帐,重大问题都是直接向蒋介石请示报告,冯每日除了看看一般的通报而外,就是躲空袭警报。在此有职无权的情况下,冯当然是牢骚满腹,但又无可如何。现在调他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宋哲元、韩复榘、庞炳勋、刘多荃等部,在冯看来,除了刘多荃过去没有历史关系而外,宋、韩、庞都是自己的老部下,虽然过去同韩复榘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但宋哲元、庞炳勋是没有问题的。他觉得到津浦线指挥起来总比在第三战区要顺手些,所以他对这个新任务是抱有希望的。在一些不明底细的人们看来,冯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也是人地两相宜的。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问题的实质是:一方面,冯玉祥想借抗战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并乘机抓住一部分队伍;另一方面,蒋介石表面上对冯表示推重,暗地里却挖他的墙脚,使冯丢丑。韩复榘那里,由于蒋伯诚长期驻在济南做工作,决不会听冯的指挥调度,蒋介石对此是心中有数的。至于宋哲元,却与韩的情形不同,如果不作一番工作,宋可能碍于情面,接受了冯的指挥,这就无异放虎归山,为虎附翼。所以在冯还没有北上之前。蒋介石就先派萧振瀛去宋那里进行破坏活动。萧对宋说:“老冯这次北来有一个计划,他打算叫鹿瑞伯(鹿钟麟)、石筱山(石敬亭)带队伍,那不是要拆你的台吗?”宋对萧的话,虽不见得深信不疑,但在宋的心理上却投下了一个阴影。接着萧又跑到冯治安那里进行挑拨离间,散播流言蜚语,这就给冯玉祥的北来种下了极为不利的因素。萧在冯治安那里,不仅唆使小冯反对老冯,而且还想把宋挤走,以实现他以小冯为傀儡、操纵第一集团军的阴谋。
  果然,冯玉祥于9月15日到达济南时,首先受到了韩复榘的冷谈。韩没有等冯开口,就向冯汇报了山东防务紧张的情况,强调无法抽调部队北上的理由,使冯碰了一个钉子。16日清晨冯到达连镇,宋到专车上见冯。宋在汇报了敌我全般情况之后,向冯表示:因旧病复发,情况严重,已向中央请准病假,拟赴泰山休养一个时期,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交由冯治安军长代理。冯一听此话,更是大失所望,竟至一时说不出话来,沉吟了片刻才说:“你这一时期也过于劳累了,好好休养些时是可以的。不过当此抗战紧要关头,最好能早些回到前方来。”停了一下又说:“我到前方来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多年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大家在前方浴血抗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由我负责转请中央予以解决。”(可能冯已看出来宋怕他抓军队,所以才说出此来是专为他们解决困难的话。)匆匆一晤,冯即折返桑园车站,宋的专车也随即开往泰安去子。以后,冯治安也借口前方情况紧急,避不与冯玉祥见面,只是派吴锡祺、张俊声等担任联系工作。关于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萧振瀛从中破坏的详细经过,已有葛云龙写的《抗日战争冯玉祥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见闻》、张俊声写的《抗战初期蒋介石派萧振瀛破坏冯玉祥北上抗日》和候心平、王慰农合写的《抗战初期萧振瀛对二十九军的分化活动》等几篇资料可资参阅,这里不再重复。
  9月上旬,津浦线方面的敌人开始活动,主力是矶谷师团。到了中旬,敌人就发动了真面目的进攻,攻占静海县之后,继续沿运河和铁路线前进。由于河水到处泛滥,敌人即以装甲汽艇为掩护,步兵均携带着救生圈,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突破了闸口和流河镇的阵地,复利用装甲汽艇沿运河猛冲。我军的野、山炮都没有破甲弹,对运河封锁不住,敌人常常冲到我后方登岸包抄我军侧背,使我后方二、三线阵地也无法防守,以致正面马厂、青县等处阵地均被突破,左右两翼也受到影响,纷纷后退。
  冯治安同五十九军的关系本来处得就不够好,这次败退,五十九军的将领都埋怨是七十七军的三十七师先垮下来的,应负失败的责任。五十九军的旅长在同冯治安通电话的时候说:“我们这次撤退是被左翼部队给挂下来了。”冯当即申斥说:“你们为什么不沉着应战,把侧翼部队给挂上去呢!”这位旅长把电话一撂走了,从此五十九军的部队再也不听冯的指挥,甚至避不接受冯的命令,争先恐后向后撤退。冯玉祥闻悉这一情况,急派鹿钟麟前往指挥,找到庞炳勋、李文田,命令他们拦腰截击敌人,才把三十七师掩护下来。
  按冯玉祥的作战计划,本来打算以庞、刘两军接替正面防务,把第一集团军所属部队换下,略事休整,再加入战斗。
  但是各军都抱有保全实力的打算,谁也不愿意担任正面同敌人硬拼。这样一来,使战局变成了步步后退的局势,冯玉祥对此,也只有徒唤奈何,一筹莫展。
  前面说过,冯玉祥来到津浦线指挥抗战后,冯治安总是借口前方情况紧急,避不与他见面,一直到冯治安退到桑园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才不得不同冯玉祥敷衍一番,就退往德州。此时冯已了解到,宋哲元、冯治安等对他的躲避,完全是萧振瀛从中作祟,曾经派葛云龙率手枪队前往德州车站萧的专车上进行搜捕。由于冯治安事前把消息透漏给萧,使葛云龙扑了个空。冯玉祥在德州指示了各部撤退方向后,即转赴豫北新乡。
  这时,山东的韩复榘竟然提出了保境安民、拒止客军入境的荒谬口号。韩复榘部驻德州的师长展书堂,见了冯治安,态度异常冷谈,一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说,使冯治安十分气愤。时五十九军在铁路以东继续南撤,需要经过山东境内。七十七军向大名南撤,因运河以西一片汪洋大水,也需要走山东境内的运河东岸。为了行军便利,吴锡祺向冯治安建议打电报给韩,请其予以关照。冯说:“你真是太实在啦!我们不是给他打过两个电报了吗?到现在连一个复电都没有,他的态度已很明显,还理他干什么。”冯的总部经过故城县以南一个叫作玉皇阁的村庄时,有一位小学校长对冯等说:“你们还往南走吗?听说韩主席有命令,先剿匪后抗日。匪就指的是你们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气愤。
  可是运河两岸全是大水,真个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怎么办呢?吴锡祺说:“前边临清专员是赵仁泉,在南宛时当连长。陈副官长(陈毓耀是总部副官长)是赵的团长,请他先去联系一下不好么?”冯说:“你太天真了。这时还讲什么旧关系,只有枪杆子是好朋友。明天前进时,命令手枪团走在前头,谁要挡,咱们就不客气。怕什么!”在临清休整了几天,队伍便继续向大名转移。
  宋哲元在泰山休养,一时一刻也没有忘了自己的部队,但是由于冯玉祥在前方指挥作战,自己又不便过问,怕引起冯的误会。可是他每天都在盼望着冯治安有电报来,偏偏冯的电报很少,尤其是他刚到泰山的那几天,一个电报也没有。不久,又从济南方面传来消息,说李文田同韩复榘有拉拢,很有脱离第一集团军而投向山东的可能;接着又得到部队由前线垮下来和向大名转移的报告;尤其使他焦虑的是,萧振瀛包围冯治安的活动,也得了不少的报告,这对他来说更是一个致命的祸害:所有这些情况,使得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但是在什么时候回去,怎样才能重新掌握住自己的部队,一时还找不出个答案。
  (三)
  10日中旬,七十七军的部队陆续到达大名附近,沿卫河南岸之小滩、龙王庙之线布防。五十九军退过黄河南岸,到达长清一带。李文田在撤退中仍和韩复榘有所勾搭,可是他的两个师长刘振三和黄维城都不同意投韩,并把李文田的投韩活动直接向宋哲元密报。宋即分别电复刘振三和黄维城,要他们好好招呼队伍,对李文田的破坏活动严加防范,并且告诉他们,现正设法使张自忠回到部队,不日即可实现,最后指示他们尽速设法向大名附近移动,以便集结力量,相机出击。这时,六十八军刘汝明部方由山西进入河北省境,正向邯郸附近移动,郑大章部骑兵则在永年一带,高树勋部分驻南宫、冀县,均相隔甚远,一时尚未能切取联系。
  此时,平汉线孙连仲部撤入山西,刘峙的部队亦纷纷南撤,南京方面乃派参谋总长程潜驰赴邢台坐镇,对平汉线的部队重新作了部署。冯玉祥由津浦线转至平汉线的新乡后,曾到前方分别同程潜和刘汝明会面,在回到新乡时,本打算直接掌握六十八军和五十九军作为基本部队,继续作战。而蒋介石却于此时将第一集团军改归第一战区统一指挥,并发表程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第六战区撤销。冯玉祥乃不得不怀着一腔闷气,满腹牢骚,于10月下旬回到南京。
  宋哲元正在苦思焦虑,如坐针毡的时候,忽然得到程潜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撤消、以及第一集团军改隶第一战区的报告,他的“脖立即全愈,马上向蒋介石销假,请求回军,于10月下旬回到大名总司令部。
  当宋离开部队去泰山休养的时候,冯治安本应随时向宋报告情况,可是参谋处拟了几个电稿,全未批交拍发。有一次吴锡祺问冯向宋汇报情况的电报何以全未批发?冯说:“你们拟好了稿就发了吧,不必送给我看了。”这才明白,以前拟的电稿全被萧振瀛给撕掉了。这时,冯治安被萧包围,已弄得他昏头昏脑,认为萧在蒋介石那里能够说话,只要跟萧拉在一起,前途就是大有可为的。萧振瀛看到冯治安在他的摆布下,真是言听计从,更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认为他的拒冯(玉祥)倒宋(哲元)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正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忽然得到宋有不日回军的消息,他作贼心虚,没有敢同宋见面,就溜回南京了。
  宋于10月下旬回到总部以后,很想表现一番,于是根据各方的情报,对华北整个战局作了分析。当时的情况是:敌人自10月上旬即以大部兵力由晋北南下,企图进犯太原,由于蒋介石派了几个军的兵力前往增援,敌我双方就在太原以北展开了争夺忻口的战役。敌人为了策应对太原的进攻,把原来在石家庄一带的敌军也调进娘子关,直逼寿阳;原驻邢台一带的敌军,同时沿平汉路南下,进攻安阳。因此邢台敌军也有所减少,石家庄的兵力又很薄弱,而翼中广大平原尤为空虚,几乎成了真空地带。蒋介石适在这时命令宋哲元部侧击安阳东北,以解商震之围。宋即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避实击虚、围魏救赵的办法,通过第一战区长官部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要求向邢台出击,在支援商震部的同时,策应山西方面之作战。这一电报发出之后,得蒋复电批准,同时还得到程潜的嘉许。
  宋哲元为什么要出击呢?当时他的三个军位置很分散,他怕蒋介石乘机破坏第一集团军的建制,把五十九、六十八两个军分割使用,而如果组织一次出击,就可以尽快地把这两个军调集到一起。这可能是主动要求出击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作战部署是:
  以一部防守大名,抽出大部兵力,分进合击,限期向邢台急进。具体布置如下:1#调一八一师石友三部即到大名东南接替七十七军的防务;以七十七军的一七九师何基澧部在大名外围布防;以李殿林的骑兵旅驻守成安。
  2#命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经邯郸以东向邢台前进;命五十九军李文田部黄维纲、刘振三等师次第南开;总司令宋哲元亲率七十七军冯治安部的三十七、一三二两师,经威县、广宗直趋邢台。
  3#命河北暂编第一师高树勋部(由河北省保安团队编成)在翼县、南宫一带负警戒掩护的任务。
  按当时敌我兵力和表面形势来看,对我方是有利的。但是也有不利的因素,更主要的是,各军在新败之余,继之以长途行军,官兵疲惫,士气消沉,尚未休整补充就奉令出发,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没有准备,执行起来确有不少困难。而且有些将领都滋长着保存实力、避免牺牲的思想。其次是,敌人的空军占有优势,它每日四出侦察,一经发现目标,即出动多架飞机轰炸扫射,不仅使我军行动无法隐密,而且在行进时也受到极大的阻碍与损失。宋对这些情况估计不足,只是一味的盲目乐观,在11月1日开始行动的那天,他在途中曾对高级幕僚们说:“我们这次出击,五天攻下邢台,八天拿下石家庄,狠狠地打他一下!”颇有必胜的信心。大家对他这种说法都觉得把握不大,但又不好泼冷水,只有随声附和而已。
  当敌人侦知我方行动后,就由邯郸派出了约有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配备了坦克多辆,直取大名。驻守成安的骑兵无力抵御,县城被攻陷,敌复继向大名进迫。
  何基澧的一七九师奉命防守大名,第三十七师吴振声旅亦临时归何指挥。其兵力部署与作战概略经过如下:(一)兵力部署:1#一七九师的柴建瑞旅,是老部队,战斗力较强,配置在城西一带;2#一七九师的汤传声旅,是新由保安部队编成的,战斗力较差,配置在城内;3#吴振声旅、是老部队,战斗力较强,派守大名西北数十里的魏县镇。
  (二)作战概略经过:
  当敌人进攻魏县镇时,何基澧亲往指挥。敌人配合飞机大炮和多辆坦克作战,兵力与火力均占优势,激战一天,吴旅不支,逐次后撤。何基澧急返大名,指示柴、汤两旅准备战斗。在敌人近逼大名时,发现城内潜伏的土匪、汉奸很多,到处进行扰乱,多处起火。敌机轰炸时,有人代为指示目标。
  当命各部队协同地方警察,予以缉捕。敌人进攻柴旅阵地时,升起了几个气球,对我军阵地情况了如指掌,指示其飞机和炮兵猛轰。敌人坦克冲锋时,我军又无防坦克的武器,全凭步兵武器硬拼,以致伤亡很大。激战一天,城西阵地也被敌人突破,我军只好固守城垣。
  城北有个高地,高地上有个外国教堂,我军原打算固守这个据点,因教堂的外国人声言中立,出具保证书,拒绝双方在那里作战,我军竟受其愚。迨敌人到达,竟首先占了这个制高点,我军北城阵地深受瞰制威胁。敌人的主力即由北面进攻,何基澧到北城指挥,激战一天。黄昏后,何拟召集几个旅长研究如何调整部署与敌作战,汤传声忽然不见了,柴建瑞也未找到,他们的队伍也都撤走了。只有吴振声还在南关,何赴南门视察,只见部队情况混乱,找不到指挥官。这时参谋长王檄鳌赶来报告:“敌人已经进了城,我们的队伍全走了。我碰到汤旅的一个团,命他听候调遣,一转眼也溜走了。现在城里只有一个师部,仗还怎么打呀?”此时城内枪声四起,何乃指示师部带着个警卫连,向南撤退。大名遂于11月10日失守。
  到漳河北岸时,浮桥已被拆掉,何问留在那里的工兵,说是汤旅长叫拆的,只得找了个小船渡过南岸。师部人员有的揪着马尾,有的弄几块木料抢渡,淹死的不少,一七九师的副官长就是在那里淹死的。何于天明到达南乐,遂即以电报向宋哲元报告队伍不听指挥,大名失守的情况。派人四出寻找队伍,也均不知去向。此时何接到总部总参议张维藩(宋由大名出发时,命张在大名留守,在大名紧急时,张先期退出大名城)的一个电报责问说:为什么退出大名,总司令知道了一定不答应,这个责任谁负,等语。何基澧在万感交集情况下,愤而自戕,幸有副师长曾国佐在旁拉住他的右背,未中头部,弹从左胸穿过,未致殒命。
  此次大名失守,以及何基澧自戕的原因,不外以下两点。
  一方面是当时各部队均怀有保存实力的思想,与敌交战时均不肯牺牲,且彼此不相救援。当大名危急时,左面的石友三部,右面的黄维纲部,均座视不理。另一方面,就是部队内部矛盾重重,不听何的指挥。原来西北军这个封建集团,一贯存在排斥军校学生带兵的习惯。当三十七师扩编成军时,冯治安打算引用几个军校出身的人员,以加强部队的指挥,没想到竟引起了行伍出身人员的极大反感。前次津浦线作战时,三十七师正面被敌突破,师长刘自珍(陆大出身)和旅长陈春荣(军校出身)都受到了攻击。再加上宋哲元与冯治安发生猜忌,行伍出身的人员便乘机造谣,说冯将利用军校学生自成派系。所以宋回来之后,即分别将刘自珍、陈春荣撤职查办。何基澧(是军校出身)升任一七九师师长时,柴建瑞和汤传声两个旅长全没把他看到眼里,此次在大名不但不听指挥,甚至把他撂在城内不管了。所以当何接到张维藩的电报时,他立即想起了这些情况,并听说张维藩和张振华等为了拉拢行伍人员,在宋面前也替他们说话,认为是非曲直是无法弄清的。于是他给鹿钟麟(鹿的执法队在南乐)和张维藩各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职无才无德,失守名城,罪不容死”数语,决心自杀。不久宋哲元、冯治安回到濮阳,何的参谋长王檄鳌向冯治安汇报大名失守情况时,冯未置一言,王见到这种情况感到莫名其妙。不久冯治安称病离军,王才弄清个中原委。后来又看到柴建瑞竟升任一七九师师长,王和参谋处长连玉岗(均系军校同学)就一起脱离了第一集团军。
  当宋哲元由大名北上行抵广宗时,以六十八军和五十九军的部队行动迟缓,未能按预定时间取得联系,以致推迟了进攻邢台的日期,正在电催各部前进的时候,忽接大名已被敌人攻陷的报告,以后路感到很大威胁,遂经由临清、冠县撤回濮阳,原定出击计划全部失败。
  自从宋哲元由泰山回到总部之后,冯治安态度消极,情绪低落,原因是宋曾多方查询萧振瀛在冯那里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冯治安已有所察觉。而宋对高级将领们讲话时,还公开地说:“你们还听我的吗?你们是听萧的哟!”事后冯气愤地对人说:“我再干,就不是姓冯的子孙!”宋对冯还查问过河北省财政收支情况(冯当时兼任河北省主席)。宋常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过去对冯确实是深信不疑的。这次查询河北省的财政,显然是有意识地使冯难堪。冯不便同宋直接顶撞,只好把财政厅长贾玉璋找来作了交代。冯看到宋对他的情形,牢骚是很大的。当时因为正要出击、只好暂时忍耐下去。到了撤退到濮阳的时候,冯便借病向宋请假,前往开封疗养。直至次年宋调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离开军队前往郑州,冯才回到他的部队。这是后话。
  (四)
  至12月初,出击部队陆续撤向,大部集中在冀南、豫北。
  宋为了指挥便利,乃将总部移驻新乡。这一时期各部的部署情况是:高树勋部由南宫一带调至大名以南小滩、龙王庙、元村集之线,接替石友三部防务;石友三部撤至道口、滑县,担任这一地区既设国防工事的守备;抽出七十七军进行整训;刘汝明部南调皖北后,复将石友三部改调汤阴,而以七十七军接替石部防务;五十九军略事整训后,亦陆续调至豫北。
  约在12月下旬,总部驻郑办事处处长傅正舜电话报告张自忠到了郑州。张是由南京乘火车转陇海路经郑州去汉口的。
  原来张自忠由北平化装逃到天津,又由天津乘船到了烟台,准备再由济南回到部队。当他到了济南的时候,韩复榘已接到南京的电令,命韩派人押解张自忠前往南京。宋哲元得到张抵济南的消息,立即派秦德纯前往济南,表示慰问,并且陪他一同到南京见了蒋介石,还替他说了不少的好话。蒋介石鉴于当时的舆论,给了他一个军政部中将部附的名义留在南京,不准他回到部队。这次南京政府各机关都向汉口迁移,张也搭乘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搬迁专车到了郑州。他所以没有立即随车赴汉而在郑州停下来,是抱有乘机回到部队的希望的。宋接到傅正舜的电话,立即派车把他接到了新乡,随即将五十九军内部人事情况面向程潜作了汇报(时程亦驻新乡),并且强调五十九军非张自忠不能带好,为了有利于抗战,希望能设法叫张尽快回到部队。程表示完全支持的意见。宋回到总部,马上给程上了一个签呈,程即据呈转电蒋介石,蒋复电准张自忠以部附代宋整训部队的名义回到五十九军。不久蒋介石便把五十九军全部调赴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
  约在1938年1月下旬,日冠又开始由大名向南进攻,高树勋部采取了纵深配备,以南乐为据点,抵御敌人的南进,旋奉宋令转移至道口一带。此时,司令长官部已移至郑州,来电责宋何以不战而退,宋竟置不作复。参谋处向宋请示长官部来电如何处理,宋说:“这次进攻之敌兵力很大,应力求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参谋处认为这样复法太不象话,只好另行编造了一些理由把事情掩饰过去。迨于滑县、道口之战,宋也没有命令他的部队认真抵抗,而是略一接触就下令西撤。秦德纯问宋“为什么不好好地打一打呢?”
  宋说:“全军为上。”秦又笑着说:“孙子兵法说的全军为上,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不打就走呀!这恐怕对长官部不好交代吧?”宋说:“我们能战则战,不能战就走。”
  宋把总部移到新乡,想把第一集团军集中起来摆在豫北。
  可是继刘汝明部南调之后,张自忠部又全部调走,这就使他的想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于是他便想方设法要保全自己这点残余实力,能保存多少就保存多少。宋本人既然抱定了这个打算,下边的将领们似乎看透了他的心理(是否宋对他们有过所谓“全军为上”的指示,则不得而知),所以当宋命各部向西转移的时候,部队跑的都很快。除了少数部队走在他后边以外,大部分都争先恐后地向西撤去,他这个总司令反而跟在后头发号施令,造成了一个极不正常的混乱局面。当宋和他的总部人员乘火车从获嘉县西退时,如果不是铁路与公路岔开,几乎被敌人的装甲车追上,当了俘虏。宋率领总部人员到达沁阳时,敌人已追至沁水对岸、宋急命手枪队把一座木结构桥梁烧毁,敌人的装甲车才没能够冲过来。尤其侥幸的是,高树勋师刚刚退到沁阳休息,看到敌人追来。急命部队沿河布防,与敌隔河对峙,但河水不深,敌人的骑兵已由沁阳东面过河,绕向沁阳东南。宋在城西一个小村里,左右均劝他快走,他却要王式九在这里写几封信。王还清楚地记得,在他写这几封信的时候,敌人的枪弹已经从上空嘶嘶的飞过。宋在获嘉时,因决定退往山西,为避免累赘,总部人员,除留少数人随宋行动外,大部分送往孟津过河。这时宋又临时决定派张樾亭去武汉有所接洽(任务不明,信中只是说一切由张面陈),把信交给张樾亭,乘小汽车绕道赶往孟津渡口。这件事办完,宋还是不走,非要在这里吃饭不可,饭后又到河岸巡视一周,隔岸的敌人已能看得很清楚。一直迟延到天黑,得悉总部人员都已安全渡过黄河,宋才说我们可以走了,当时不明内情的人还以为宋很镇定,可是他自己却说了实话:“在这种军心不固的时候,如果不是我走在后头,各部分队伍还不知道会拉到哪里去呢。”
  离开沁阳走不多远,据报公路已被敌人骑兵所破坏,汽车无法通行,便在大车路上往西闯。夜过柏香,见到那里老百姓很张惶,说敌人的骑兵刚刚向南追去。宋没有敢休息,就叫继续往西行进,颠颠簸簸地闯了一夜,黎明时到了济源。停了一天,经封门口进入中条山,在王屋停留了几天。2月下旬,敌人向西追来,在邵原镇打了一仗,宋又命各部续向西撤。宋走到距垣曲县不远的一个小材庄,听说北面的敌人已到闻喜,其装甲部队正向垣曲方向移运,未敢停留,即连夜越过公路,径向西走,到了茅津渡。不料那里的渡口已被南岸的部队封锁,传达命令,所有北岸的部队一律不准过河。宋不得已,乃命部队折回东北山区,总部则回到黄河北岸的老鸦石。宋以军队给养十分困难,乃派吴锡祺过河接治给养的补给问题。吴以电话向郑州司令长官程潜报告部队行动情况,程命吴即到郑州一谈。吴到后,程说中央已调宋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希望即日来郑。当时还怕宋不肯来,程又派高参方贤为代表,备了一列专车,命方、吴过河表示欢迎。其实在吴去郑州的时候,宋已接到刘郁芬、门致中从武汉打来的电报,说武汉方面对宋的空气不大好,劝宋离开部队休息一时,再作打算。
  所以当方、吴向宋说明程的意思后,宋并不感到突然,随即过河到了郑州,时在3月中旬。宋到郑州后,第一集团军的番号撤销,命冯治安以第十九军团长的名义指挥七十七军和石友三的六十九军(石部改军后,高树勋之新六师归石指挥),在黄河北岸担任游击任务。不久,经宋哲元的建议,这两支队伍先后调往徐州方面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靠拢在一起。
  宋在郑州没住多久,因忠肝病,请假赴衡山休养。等当时陪同他住在山上的有邓哲熙、秦德纯、王式九、陈继淹等。
  他同邓等闲谈的时候,总是发牢骚,特别使他不能忘怀的是,怕别人说华北的事是他搞糟的,怕日后追究责任。本来在他去南京见蒋的时候,蒋对他表示得很不错,为什么现在又产生了这种顾虑呢?原因是:韩复榘的被处死,引起了他的极大震动;以后,蒋把他的军队拆散,最后又拿掉他的军权,给了一个副长官的空头衔,使他意识到蒋对他是不怀好意的。他怕蒋有一天会找他的麻烦,说不定落得象韩复榘那样下常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负?”大家总是说一些宽慰的话。可是过不了几天,他又谈起了此事,并且说:“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了楣的时候,那就会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王式九看到他那种难过的神情,忽然想起了一封信,便把信取出来给他看。他看罢信,马上显出了很高兴的样子,如获至宝一般地把信放在他的公事皮包里。
  这是封什么内容的信呢?原来在冀察政委会成立以后,蒋介石曾经给宋写过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冀察的事完全由宋全权处理,一切由中央负责。蒋写此信的用意,无非是表示他对宋的信任和支持,好使宋成为他的忠实工具。当时宋对这封信很重视,所以王式九便把它带出来了。万万没有想到,在时隔两年多之久,这封信却起了医治“心脖的一剂对症药的作用。一直到他病危的时候,还嘱咐他的家属把这封信编入他的传记。
  本文曾请当时防守大名的师长何基澧提供资料,并访问过当时的暂一师师长高树勋、一七九师参谋长王檄鳍三十七师副师长许长林和第一集团军总部参议张俊声等,并将此稿送请邓哲熙看过,经过他们的核对和补充,附此致谢。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5:53:3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抗日战争全史(连载)-35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拟定的抗战指导方案
“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影响下第19路军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际上是标榜抵抗,重心在谋求对日妥协。这一对日方针继续到西安事变后,才有了转变。1937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的较为具体的对日作战计划。计划按中日战争可能爆发于日苏战争的前后,分为甲乙两案。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 在敌情判断中指出: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敌我两国如已入于正式战争中,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则敌将以陆空军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在中日战争而演成世界大战之初期,或由俄日或美日战开其端绪,则敌军为略取资源,筑固作战之基础,或将以主力先对我国军取攻势,使在短期内消灭我抵抗之能力与意志。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并收复失地之目的,在山东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迄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抵抗,随时转移攻势,以求最后之胜利。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规定: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开战之初,如情况所许,则国军以主力于沧州——河间——保定之线,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对经北平——天津之敌军,实行决战。
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集中期间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与舰队及运输船舶攻击,并协助我海岸防守部队之作战,以一部协同陆军作战。会战期间以主力协同北正面陆军作战,以一部协同海正面作战。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以获得我空中行动之自由。海军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


民国二十六年作战计划(乙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发生于日苏战争之后,其中敌情判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与甲案有若干不同: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为应付世界战,先必略取资源,巩固作战之基础,将主力对我国军取攻势,在最短期间内欲消灭国军作战之意志。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下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迄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进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之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一)开战初期,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敌在我国以非法占领之各根据地之实力,在规定同一时间内,将其奇袭而扑灭之,俾尔后国军作战进展容易。(二)国军应以大无畏攻击之精神,统一之意志,对骄敌实行攻击,挫折其企图,以达成国军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
在上述甲乙两案的敌情判断中,都正确地指出日本在军备及物质方面占有优势,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欲在短时期摧毁中国的作战意志。但是,在敌情判断的结论中,则认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这就忽略了日本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的严重威胁。日本在1937年度的侵华作战计划中,明确具体地规定要使用4个集团军共14个师,对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实施全面战略进攻。
对日本全面侵华的时机和兵力使用的判断方面,甲案是设想日本首先向中国发动进攻,并将以主力先对我国采取攻势。但是,将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日本将以陆空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乙案虽指出将以主力对中国采取攻势,但因此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在日俄战争之后爆发,日军必然不能全力对华作战。
实际上,日本总的世界战略是采取中间突破,即先侵占“满蒙”,进而侵占全中国,获得足够的战略资源和有利的战略基地,尔后北攻苏联或南攻英美。不首先侵吞中国就先向苏、英、美进攻,不先从弱处开刀辟头就与强敌决战,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侵略政策。同时,也没有估计到,苏联和英美等国都将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尽量避免陷入或过早陷入战争。因此,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不会很快惹起日俄或日英美的战争,我国必须作抗击日军主力甚至是全力进攻的准备,作长期独立支持抗日战争的准备。
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由于判断日本的大举进攻会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后,即使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前,不久后将惹起日本与苏、英、美之战,日军的主力可能不放在中国方面,从这一判断结论出发,国民党提出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就忽视了敌强我弱的根本特点,及其规定的中日战争长期艰苦的规律,使作战方针和指导带有轻敌和速胜的思想。


如作战计划甲案在作战方针中提出:“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取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会战期间,……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 作战计划乙案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中更提出:“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迤北之线,并乘好机……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从中日双方军事、经济强弱不同的基本特点出发,上述作战方针、任务和指导,有些是难以实现的,有些是脱离实际的,勉强去作,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作战计划甲案中提出:“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抗战,”“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
这就不难看出,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带有浓厚的战略速决和速胜的色彩。尽管如此,参谋本部在1937年上半年拟定的这两个国防作战计划,对国民党以后研讨和制定对日作战方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的抗战指导路线和方针
(一)卢沟桥事变汇报会议讨论抗战大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幕僚,从7月11日起至8月12日,逐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官邪举行汇报会,分析研究日本进攻的形势,商讨确定对付侵略的大政方针。


关于对日军进攻企图的判断,与会者认为根据连日情报综合,有两种判断,一种是敌不愿事态扩大,另一种是敌将大举进攻。但根据“关内第一线不过二师,第二线不过三师。辽北有重兵,不能移动,国内输送来华部队,大连、釜山未见有大部队登陆,仅塘沽有军用品上陆。山东方面无敌情。国内似尚未大规模出动,第一线之挑战,恐系少壮派之自由行动,尚非整个计划”。对于卢沟桥事变处置的方针,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另一种意见主张决意作战,认为“现在宋明轩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必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关于抗日战争采取局部化还是全部化,是否绝交或宣战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依现在实际状况,仅能局部化,第一步似不能谈绝交,但如青岛、海州发生战争,则我在上海方面,似应先有所动作。”“如局部化,日军对二十九军攻击时,中央当然参加,此时其他地方均不动”。另一种看法是,“仅局部化,则敌仍可处处自由行动,敌亦有利”,如北平、青岛等地发生战争时,可考虑此时全部化,实行绝交宣战。“但究竟局部化与全部化,何者于我有利,在国际公法上手续如何,均须详为研究。”经与外交部商讨得出的结论是:“如绝交后,双方即具有交战国资格,现日本海军绝对优势,日本即可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自足,大有问题”。“两相比较,绝交后日方可以行使交战国之权利,我方则不能享此交战国权利,因之交战后,不宜绝交,仍以九一八时之状况为宜”。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方面,有人主张“实行持久战,放弃土地,无关重要。在持久战中,应研究减少敌人三种力量,即(1)飞机(2)战车(3)大炮。……我非支持一年,不能得苏俄之援助。”有人认为:“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有人提出,采取持久战,还是采取歼灭战,应先决定。
卢沟桥事变后,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有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以及军政部次长、参谋本部次长、军委办公厅主任等要员参加的应急商讨会议33次,但对日本进攻的企图的掌握仍是若明若暗,对是和是战仍举措不定,对应采取持久战略还是速决战略,尚难作出决断。
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讲演中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准备迫不得己的应战,仍不放弃争取和平解决。
(二)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表明抗战决心
在平津失陷及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的敦促下,国民政府为了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于1937年8月上旬邀集各地区将领和负责人赴南京开会。8月7日上午,国防会议正式召开。在会上由蒋介石致开会伺后,参谋总长程潜说明国防会议原定在9月中举行,因敌人向我挑衅,发生战事,特提前召开,以便讨论制敌救亡大计。同时,因形势紧急,会议必须缩短。随后,由军政部报告了卢沟桥享变的经过及处置情况,由各有关方面报告了空军建议、防空、国防工事以及重工业建设等情况。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简短讨论。8月7日晚,召开国防联席会议。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孙科、陈立夫、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唐生智、陈调元等41人出席。会上,蒋介石以国防会议议长的身份致开幕词说: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的关头,今天集合了全国各地高级将领长官,共同商讨今后处置国防的计划。接着,由秘书厅长程潜,报告当日上午召开国防会议的经过,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情况,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报告了敌我态势及四个战区和预备军的划分情况。最后,蒋介石阐述了战争的意义和决心,他说:“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防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仗不可。”


会议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以起立表示抗战的决心。会议还决定,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日本进行交涉,仍不轻易放弃和平。国防联席会议决议表明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不放弃以妥协办法解决的前途。
(三)国民政府大本营战争指导方案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战争指导方案“一、本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付托,统帅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二、大本营之组织如系统表“三、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划为六部,分担任务,各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连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最高之原则。“四、为统帅指挥之便利,将全军区分为四战区(战区区分及战斗序列,另令规定颁发之),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
各战区作战地域如左:
第一战区:冀省及鲁北。
第二战区:晋察绥。


第三战区: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
第四战区:闽粤。
第五战区:苏北(长江以北)及鲁省。”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一、方略1、……2、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二、敌情判断综合所得诸情报,及依据历次战役之经验,判定:1、敌国为使现在平津一带敌军之作战便利起见,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线各要点(张家口、南口等处),尔后或深入山西,以威胁我第一战区之侧背,或转进于正定、保定方面,以直接协力于其在平津部队之攻击。2、敌国为牵制我国军兵力之转用,及从政略上威胁我国军根据地起见,将以一部攻我淞沪,窥伺我首都。3、敌国为使其平津方面之部队进展容易起见,将以一部攻我胶东,进出历城。“三、指导要领甲、第一期(自八月十三日至月日)第一战区对北正面(平津)为限制敌军之自由转移兵力于平绥线路,及使我第二战区在平绥路方面作战之便利起见,应即派有力之一部(约两军),近迫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同时抽调在平汉路北端部队(机动性大而宫于游击战之经验者)约三师(能多更好),归第二战区长官指挥,向怀来、万全之线以北转进。第二战区本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平绥路为第二战区之生命线,亦中苏连络之生命线,更为我国军旋回作战之能实施与否之中枢线,应以南口附近力旋回之轴,以万全、张北、康保等地方为外翼,要固守南口、万全,国军作战方有生机;要攻略张北、赤城、沽源,国军方能展布,如南口、赤城、沽源之线,始终为国军保有,则平津方面之敌,决不敢冒险南下,故本战区之作战为:第一步:以该战区现有之兵力,最低限度,必须固守南口、万全之线,以俟第一战区转移兵力之到达。第二步:第一战区转移兵力到达后,向赤城、沽源之线转移攻势。第三步:依战况之推移,对于山西东北方面,厚积兵力,以期永久固守。第三战区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
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发的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较之过去的方案计划大大前进了一步。它明确提出要以武力对抗侵犯我国的敌寇,以求中华民族之生存和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确定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的基本主旨;正确判定敌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铁路线各要点,尔后深入山西以威胁第一战区之侧背,并将以一部进攻淞沪,窥伺首都,牵制我国兵力之转用;正确决定主战场之正面为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为第二战区,决定第二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但是,对贯彻持久战主旨的部署和指导,缺乏周密考虑和计划,相反,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即准备于主战场正面以主力实行柔性攻击,在主战场侧面以攻势略取张北、赤城、沽源等地,并集中空军主力协同陆军,先歼灭淞沪之敌。这些部署和任务,都或多或少背离持久战略,而带着轻敌和速决战略的成分。国民党提出“持久战”战略、“持久消耗战略,” 主要是根据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蒋介石认为,敌如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敌之武力,终有穷时。
国民党争取持久战的目的,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作战,改变敌我力量总的对比,以达到最后战胜敌人,而是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最后取得胜利。蒋介石说得很透彻:“所谓‘抗战到底’,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我们只有一心一德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 国民党设想的抗日战争只分为两个时期,蒋介石于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训词中说,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就是前十七个月的抗战,以后是第二期抗战,就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国民党实现持久战略的途径,主要是靠内线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蒋介石规定的抗战获胜要道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实际上,这种受制于敌和被动挨打的内线防御战,不能有效地歼灭敌人,很难实现战略持久。而且以这种单纯阵地防御的消耗战,虽能给敌人造成一定的消耗,但要通过它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实现敌消我长、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是很困难的。


三、抗战建国纲领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检查全国抗战以来的工作,确定以后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为帮助国民党继续进步,3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电文中,提出八项建议:(1)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誓与日寇抗战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制日寇的死命。坚决反对一切投降妥协悲观失望的倾向。(2)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在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的自卫战。(3)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即须发布以孙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明显鹄的。再在这一纲领下,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4)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切实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严紧军队纪律,认真改善征兵制度。(5)继续改善政治机构。首先应该召集真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全权的国民大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制定各种实施纲领的具体法令。大量吸收全国人民中各党派中的爱国志士参加政府。切实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6)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普遍组织民众的自卫队、游击队。大量扶植与发展一切抗日救国与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各界的、职业的民众团体。颁布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法令。(7)实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豁免战区地赋等改善民生的法令。(8)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军需工业,改进农业。
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对抗日有关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方面,扼要作出纲领性决议:甲、总则(一)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二)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乙、外交(三)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四)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五)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六)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七)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动。丙、军事(八)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九)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对于华侨回国效力疆场者,则按照其技能,施行特殊训练,使之保卫祖国。(十)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上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十一)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并优待抗战人员之家属,以增高士气而为全国动员之鼓励。丁、政治(十二)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十三)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十四)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十五)整饬纲纪,责成各级官吏忠勇奋斗,为国牺牲;并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为民众指导。其有不忠职守,贻误抗战者,以军法处治。(十六)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财产。戊、经济(十七)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己、民众运动(二十五)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二十六)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庚、教育(二十九)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三十)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十一)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三十二)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自西安事变被迫转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走向全国抗日以来所制定的比较好的一个纲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首都南京后,又南北对进企图打通华北华中的战略联系,并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全国军民团结奋战,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国民政府真正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允许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共同抗日,以便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只能选择继续抗战的道路。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抗日的胜利,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建议,采纳了人民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在****开放民主的方面,多少作出了一些让步。这些都在纲领中得到了某些反映。
《抗战建国纲领》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要抗战的。《纲领》在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方向上,与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有基本一致的方面。
《纲领》吸取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某些精神,在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和教育等项中,采取了近似和类似的提法。如“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充实民众武力”,“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严惩贪官污吏”;“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严禁好商垄断居奇”; “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对于汉奸严行惩办”;“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等等。因此,它对指导和推动全国抗战有积极的作用。


国民党由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的决定和转变的有限,在大敌当前、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下,既想利用人民抗战,又害怕人民的力量在抗战中壮大起来;既不能不对人民的合理要求作出某些让步,又想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制订《抗战建国纲领》,既能利用人民的力量来抗日,又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总体方面进行统制;既能用《纲领》搪塞由各党派各团体拟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健全民意机关的意见,又能拒绝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和建立国防政府等民主改革的要求,从而使抗战的胜利成为政府和军队的胜利,达到维护旧国家制度的目的。因此,《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纲领,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着本质的区别。
《抗战建国纲领》的严重缺陷和消极因素在于:抗战纲领未对抗战的最后目的作出规定,未提出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坚决反对妥协和动摇,这就给抗战的妥协动摇派夭折抗战留下了后路。《纲领》虽提出实行总动员,但未对实施办法作出具体规定,这就变成了空洞的诺言,无从实现。 在军事纲领中,只提到训练官兵、壮丁,抚慰伤亡官兵等,未规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未提出采取积极的作战方针,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也未提出改善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却只能“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名为援助,实为限制。
在政治纲领中,虽提出了“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但国民参政会既不是各党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不是具有决定国策和实际权力的民意机关,只是建议、咨询性质的机构,而对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包括各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国防政府,开放党禁等最关键性的问题,却避而不谈。在经济纲领中,虽提出了“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但对促进发展农村经济最重要的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政策,都未作出规定。在民众运动方面,虽不得不提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但只限定于一定的范围,而且没有规定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抗日的旧法令,和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政治犯,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通过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以非实质性的改进和让步,掩盖限制各党派团体和人民群众,参加国家民主管理和参加抗战活动的片面抗战路线的集中表现。虽然如此,《抗战建国纲领》总的倾向是要抗战的,这是首先值得肯定的。即使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它虽与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相差甚远,但与一味妥协的不抵抗路线,仍然有着巨大的进步。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左派爱国人士及人民群众赞助这个纲领,希望在实施中逐步去完善、发展与提高它。对其中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希望在实施中给以逐步的批评,以推动国民党的进步。人们还担心《纲领》提到的一些进步的东西能否兑现,担心国民党过去“决而不行”、“行而不力”的习惯,以及南辕北辙、反其道而行之的作法能否改变。事实上,就在《纲领》通过的前后,在上海、西安、武汉等地,就出现了解散已组织起来的——群众抗日团体,压制群众抗日活动的情况,说明人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5:54:28 | 显示全部楼层
受降密苏里号

  1945年5月1日德国宣布希特勒自杀。次日美国宣布德国投降。21日永昌判断两个月内苏联不至出兵。7月17日美英苏三国元首在柏林西郊的波茨坦开会,会后美英与我电话联系同意于26日发表美中英三国波茨坦宣言(苏以尚未对日参战故尚未列名),劝告日本政府履行开罗宣言之条款,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飞机在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苏联亟于8日子夜宣布对日宣战。9日美国再于长崎投原子弹。当日日相铃木即将投降问题交日皇裁断。10日经其驻瑞士公使等送交中美英苏四国,并于当夜向海外广播,附加优待日皇条件下波茨坦宣言。四国回复提出天皇及日本之统制权限,应置于盟国联军最高司令官指挥之下。美国指派麦克阿瑟元帅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在等待日本复文期间,12日中午,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传达蒋主席之命,要永昌代表中国会盟受降,先赴菲律宾会晤麦帅,日内或须成行,等等。回顾他八年半以来,鞠躬尽瘁,辅佐元首,完成抗战大业,膺此重任,不亦宜乎!

  永昌当日决定以杨宣诚、朱世明、王丕成、李树正、陈延煇等人为团员,陪同赴菲。当晚赴蒋官邸晤赫尔利大使与魏德迈参谋长。15日凌晨日本宣布投降。17日他同各团员乘飞机赴菲,会晤了麦帅,慰问了华侨。永昌一行所乘之运输舰于31日抵横滨。美第三、五、七各舰队及部分英国军舰计有380艘先后驶抵东京湾一带。入夜各舰灯光闪烁,照耀海滨,永昌觉得真有舟舻千里之概!他回忆地说:“甲午之役,果能一胜,则我海军今日不悉何似?”他们一行及各国代表一直信在舰上。舰有日出一份的舰报,是日刊载他的略历,并派记者来访问他对受降的感想。他仅答称:“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忏悔的时刻!”

  九月二日这一个从战争到和平的伟大日子终于到来了!是日晨7时30分我代表团以及各国的代表们循序登上一艘驱逐舰,驶向停泊在东京湾南端的密苏里主力舰(美第三舰队之旗舰)所在水域,八时十五分到达。按照规定,中国代表先登。当永昌率领同人登上扶梯步入舰上时,军乐大作;接着,英、苏、澳、加、法、荷、纽,各国代表络绎登舰。美代表尼米兹则与海尔赛于八时五分先到,麦克阿瑟于八时四十三分到来,与海尔赛与尼米兹陪同进入舰长室。日代表团十一人由重光葵与梅津美治郎率同於八时五十三分登上密苏里军舰。

  会场布置是;於广濶的甲板上右侧划出一个区域,中间放一长桌,罩以绿色绒布,上置降书。长桌上下两方有木椅各一。各国代表各自纵列一行由右至左并排於长桌上方,并邀自东北集中营中接回之美军巴丹守将魏锐特及新加坡英军守将裴西佛参加。日本代表则立於桌之对方分作三排,後排四人,中排五人,前排二人;这前排二人即是重光与梅津。此时甲板上、高塔上、到处挤满了观礼的官兵与来自二十个国籍的二百八十余位新闻记者与摄影记者包括日本记者四人在内。

  九时正典礼开始,麦帅与尼米兹、海尔赛步出舰长室。尼米兹止於美国代表之位,立於我代表徐永昌上将之右侧,麦帅则走向长桌上方之麦克风前主持受降仪式。他首先宣布典礼开始,并作简短之演说略谓: “吾人咸集此间,缔结一庄严之协定,俾得恢复和平。理想与观念之分歧,已在世界各战场上彻底解决,无复讨论与辩解之必要。吾人在此系代表全球民族之大部分,

  ……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行将为之奋斗的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忠实履行我们即将在这里正式承担的责任。……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世界,迎接十分美好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我们将致力于维护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最美好愿望。这是我们的真诚希望,实际上也是全人类的希望。我以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名义,在此声明——以正义和宽容来完成我的职责;同时,为了彻底、迅速、忠实地遵守投降条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接着,战败国日本代表首先在投降书上签字。投降书装订成两个文本,一份是英文,一份是日文。

  外相重光葵“奉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之命令,以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之名义”、梅津“奉日本大本营之命令,以日本大本营之名义”签署了投降书。

  日本投降书

  降书:吾等,谨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皇军总将,兹此接受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中国政府及大不列颠政府于波茨坦协议所拟订的四个条款,和及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提出的附款,上述四强下称为联合国。

  吾等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所属之各地日本军队,暨在日本国控制下之所有军队,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

  吾等命令在各地之所有日本国军队,及日本国臣民,终止敌对行为,保存船只、飞机,及非军用财产,防止毁损,并令日本政府各机关,履行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指示,所颁发之各项要求。

  大本营应立即命一切日本国军队及日本国所控制之一切军队指挥官(无论现在何地)本身及其所属一切军队,着即无条件投降。

  吾等命令所有官厅,陆海军人员,遵行并履行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为受降所发出或根据其委任所发出之一切布告、命令及指示。并令该等人员继续留在各自岗位,执行其非战

  UF闘任务,以至联合国司令官解除其任务为止。

  吾等即发布命令,要求各级人员,诚实履行波茨坦宣言各条项,暨为实施该宣言联合国代表所要求之各条款。并约定天皇、日本国政府及其继任者,同样采取此项措施。

  吾等代表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承诺即时释放现在日本控制下之所有联合国俘虏,及被拘留者。并对之加以保护,供给给养,立即送至指定地点。

  天皇及日本国政府之统治权限,为实施受降条款,采取措施时,置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限制之下。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四分,于日本国东京湾上签署。

  奉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及日本国政府并以其名义。

  重光 癸奉日本帝国大本营命令并以其名义。

  梅津美治郎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八分,於东京湾上,为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大英联合王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暨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之其他联合诸国利益,接受上项降书。

  联合国最高司令官

  麦克阿瑟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尼米兹中华民国代表

  徐永昌大英联合王国代表

  符立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代表

  狄弗扬科以下依次为澳,加、法、荷、纽、各国代表签署

  不是痛饮黄龙的时候

  波茨坦宣言明白宣示以履行开罗宣言之条款为主旨,台湾於是重归祖国怀抱。受日本殖民压迫达五十年的全省同胞,无不欢欣鼓舞

  !长一辈的人更是热泪盈眶,额手称庆。

  九月三日午后,永昌偕王参谋至市区游览,余人则赴东京。他看到日本警察守岗如常,民众肃穆有序,报纸直称降伏,二晕不掩饰,慨然叹曰:“日本之兴,可计日而待也;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

“今天是九三胜利纪念。在此匆匆五年中,世局变化多端,真使人万感交集!回想五年以前在东京湾和盟军共同受降,当时有记者问我有何感想

  ?并且说当这全世界庆祝胜利的时候,在你的立场,一定要表示点意见。我说:我觉得今天除了庆幸之外,还应当有所忏悔。因为这次大战,实导源於十四年前所谓九一八的日本侵华。

  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作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拖,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

  但是,九一八侵略开始,在当时国际联盟,本可发生作用,使日本有所忌惮;乃主持国联的一二强国,未能认清事理,把握时机,对侵略者加以有效的制裁,反处处予以不应当的迁就。日本既一试得逞,意大利随之而起,阿比西尼亚之一度灭亡,直未得到世人之一顾!希特勒进而试於欧陆,并奥并捷,毫无顾忌,而大战因以触发。企图苟安者,终於不得幸免,这是不是国联列强应当忏悔的?苏俄为极左国家,德国为极右国家,性质上根本冲突,犹如冰炭之不相容。乃苏俄贪图瓜分波兰之利,居然订立德苏协定,终於以分赃不均,引起希特勒的袭击,倘非美国加入战争,苏俄真有被德日瓜分的可能,这是不是苏俄应该忏悔的?

  在受降当日,我的内心感想如此。尚未料到因为大战末期的几次强国会议,对另一强暴者的容忍与迁就,又造成了现今岌岌可危的局面。在今天而言此远因近果,无乃有事过境迁之讥。然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师,要知彼侵略者,是勇於冒不韪,而不是勇於冒危险;是量敌而後进,而不是百折不回!只要负有重大责任者认清此点,明白凶横者的姿态,不受其欺骗的手段,临事须当机立断,不要姑息,随时随事予侵略者以正义的制裁,侵略者自然会知难而止,不敢轻予启衅。否则彼必以为人尽可欺,由诈骗而走入疯狂,利令智昏,忘却本来,只要世界的土地一天不尽,他的欲壑永远难填。彼一逞再逞,此一让再让,正义一挠,志气随之而怯,驯至认彼方的无理亦有理,反视自己的有力也无力。积非成是之後,本可小事小了者,竟变为大事不了之局,非至触发火山,玉石同归於尽而不止!即使侵略者最後终须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世界无辜人民受害之重大,恐早巳无法计算。这是说以前都应该忏悔的。可是忏悔过去,原是为要警惕未来,不要教一悔再悔,覆辙相寻,那就对不起以往的先烈与後来的人群。这是我五年前的感想与後来的认识。

  再看今日强暴国家依然肆其侵略,盲目横行,不惜踏着过去德日意的脚迹往前走,纵使将无作有,自欺欺人,而害人自害以取毁灭,则毫无二致。有的国家更不惜摈弃朋友,取悦强暴,以为自己取守势,敌人或者也同样不至取攻势,不求敌之不能来,而望敌之或不来;畏敌既然过甚,料敌则又过低,不知计较朋友的小嫌,就是削弱自己的力量,贪圆一时的便宜,难免做了敌人的帮凶,并且强暴所长,惟在争先一着,岂能静而不动,相与图安!过去虽然有这种现象,所幸联合国宪章,远较从前国联的力量充实,例如此次美国对韩国被侵战事的果断,以及各会员国的仗义起而制裁,一改过去让步的恶风,使世人对历史不重演的信念,也因而加强。说到我们,只有痛定思痛,同心一德,戮力求存,以期自力更生,无负友邦之赞助,无忝联合国之一员。罗斯福总统有言,我们不但要肃清战祸,并且要消除战因。今天藉此伟大的纪念,提出这个崇高的名言,作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大家要向这个目标一齐努力”。

  九月七日永昌向蒋主席报告代表受降经过後的几天之内,蒋公曾两次与他谈到战犯问题。他建议除九一八、七七事变当时及屠杀无辜之首恶实不可恕者外,不必多所株连,深获蒋公嘉纳。

  盟国在东京湾签字之日本降书,由华盛顿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寄来,永昌收到後即送商震(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转呈蒋公。并将其签字所用之钢笔,刻上“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签字日本降书之笔”,装入镌有“万邦咸宁”之盒内,於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献之国府,以结束他由战争到和平的使命。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5:55:17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二军派系浅谈

民国十一年,胡景翼随冯玉祥自陕西驻河南时,共有军一师二旅:陕军第一师,胡自为师长,岳维峻、田玉洁为旅长;陕军第一混成旅,田维勤为旅长;陕军第二混成旅,曹士英为旅长;冯毓东部则仍留陕西,于是田玉洁旋亦回陕。田维勤虽与胡景翼为至戚,而实不相能,后为吴佩孚改编为中央第二十六混成旅,直奉之战,加入山海关战争。故开战之初,胡原有陕军第一师及第二混成旅,旋增编两补充旅,以李纪才、李云龙为旅长。十月,冯玉祥入京,胡在喜峰口、通州之间收容溃军,并围剿十三师一团之械。南下攻津,又在武清收降二十六师之一团。抵津以后,胡赴塘沽、杨柳青,召集散军,亦有所获。于是岳维峻改编为国民军第二军第二师,在陕之田玉洁亦改称第三师。然曹士英原与胡不甚相睦,事变之前,虽曾与闻,而信日者言,谓吴佩孚气运未衰,意存观望。张宗昌攻滦州,遂俘曹及其全部。其后曹虽回河南谋恢复,因其团长王祥生屠禹县为胡枪毙,陕西第二混成旅遂不复存。及胡景翼抵开封,受编河南降卒,改十四师为第四师、二十四师为第五师,以陈文钊、王为蔚为师长,马吉第、田维勤、李鸿翥等为河南第一、第二、第三混成旅旅长。招米振标为河南军务帮办,率所部毅军自热河入豫。适建国豫军樊钟秀自江西间道回豫,胡任之为第六师师长,樊虽未就职,然自是亦归国民二军指挥。及败憨玉琨,憨部匪军留豫者,大半降国民三军,然刘镇华部之赵树勋则降于胡。四月,胡病殁,岳维峻代为豫督,就旧有军队扩充改编为五师、十二混成旅、二骑兵旅、十补充团,而米振标、樊钟秀、田维勤、马吉第、李鸿翥、马志敏、郭振才等部尚不在其列焉。是年夏,复扩充为十一师,改田维勤等部为二军之混成旅。于是河南驻军除第三军、毅军,及建国豫军外,名义上均称二军。

计师、旅名目之多,派别之杂,除川、广两省外,无论何省,莫若河南。如照北洋编制计算,则直辖之二军、十一师、十八混成旅、二骑兵旅、十二补充团、六步兵团,应有兵额二十余万人。然胡景翼初入豫,人数不足四万,炮不过三十余尊,虽屡次改编扩充,人数不患不多,而**大抵来自民团土匪,新式者实鲜,子弹亦决不能多,炮兵、机关枪则更无论矣。

且就其派别言之:

(一)袁家声、郭振才、马志敏、马吉第、李鸿翥原河南旧军,总数不过一万五六千人。
(二)田维勤、陈文钊、王为蔚则为吴佩孚系,总数约二万人(陈八千,王、田各六千),军械颇充。
(三)赵树勋、麻振武原刘镇华旧部,合计新枪不过五千;卫定一原郭坚旧部,远在西安、凤翔之间,枪亦仅二千。
以上三部,共四万余人,皆与二军无历史之关系。

其余之二军,可分为两部:

(甲)为岳维峻之亲信,第二、第七、第十三三师、第十混成旅及补充团之一部属之,枪数约四万。
(乙)原为胡景翼之腹心,第一、第三、第八、第九、第十各师、第六、第七、第八各混成旅及骑兵旅属之,枪数约五万余。其中以李云龙、李纪才为最精,盖二李旧为第一师之旅长,器械较备。李云龙由洛入陕,收编甚多。李纪才以善治军名,纪律为二军冠。

至于毅军,入豫时不过万人,近亦稍有增加。樊钟秀自赣回豫,有枪才千余,近且过万。

国民二军派系略表

(一)岳维峻嫡系 四万余
(二)胡景翼嫡系(与国民党较近) 五万余
(三)河南旧军 一万五六千
(四)吴佩孚系 二万余
(五)刘镇华旧部及卫定一部 七千
(六)毅军 一万二千
(七)建国豫军 一万二千

以上共计有枪十七万余,人数则在二十五万以上。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5:56:13 | 显示全部楼层
姜克实:关于腰站阻击的日军文献记录

一 腰站阻击的概况
  
   腰站村,位于涞源县西25公里,灵丘东20公里处的山间、驿马岭西方2公里处。1937年9月24-25日, 在此地曾发生八路军杨成武部队(115师独立团)和日军第十一联队第九中队的战斗。此战,国内称“腰站阻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称此役毙伤敌400余人[1],《八路军重要战斗一览表》称毙伤日军300余[2]。由于是八路军115师的作战,又发生在平型关大捷同日,所以最近有将腰站阻击歼敌的所谓“3-400人”,也添加到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数字中的呼声。
  
   如,高凤山在《平型关大捷:不容争辩的“首战大捷” 》一文中,把乔沟伏击战,东跑池攻击战,驿马岭阻击战,三山阻击战,倒马关袭击战都算成“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之战果”,称中国大捷 “共计约歼敌1548人”[3]。
  
   2015年7月14日,《深圳特区报》记者郭平保采访山西省灵丘县原党史办主任赵洪波时,赵也称, “驿马岭阻击战是平型关大捷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大捷的战果算上驿马岭战斗,“平型关大捷应该是歼敌1300多人” [4]。
  
   同样观点,还可见赵志强《平型关大捷应该包括腰站阻击战》的文章。此文可以说是一篇近似学术式的论证,虽没有什么新材料,但出示了记录腰站阻击战的信息来源,整理了其中的问题点。在此赵认为战斗发生在25日,肯定了歼敌数400的主张。虽对日军部队是增援平型关之敌的论点提出质疑,结论并无变化,认为腰站阻击“是保证115师侧翼安全,阻击援军,保证平型关伏击战的顺利进行”的一次战斗,“应属于平型关大捷的组成部分”[5]。
  
   一方面,赵也似乎觉察到八路军一个团击败日军“两个联队”之说太离奇,可又考证不出日军部队番号,结果自叹到 “回忆差别太大,让人莫衷一是”。
  
   实际上,问题就出在这里。和平型关大捷“研究”同样,关于腰站阻击,国内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文献记录。支撑此形象的,多是一些时隔半世纪以上的当事者“回忆”,并包括一些回忆过程中的“创作”。
  
   先分析一下为“腰站阻击战”提供信息源的几个主要资料。
  
   二 国内的主要资料解析
  
   1.《聂荣臻回忆录》
  
   其中仅一句话,“24日,独立团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同日军打了一个遭遇战,毙敌300余名,有力第完成了打援任务,配合了正面作战”[6],触及到和平型关作战的关连,但没有叙述腰站阻击的细节。
  
   2. 李水清回顾《忆首战平型关之腰站阻击战》
  
   此文载于《山西日报》2005年9月6日。报导的是其在战后第60年头的回顾谈。李当时是独立团三营教导员,此时,已89岁高龄。叙述中,不仅老人记忆混乱,随意添枝加叶(如敌机来轰炸等),更有邀功请赏之嫌。把实际担任主攻的第一营说成预备队,将自己所在的第三营(预备队)换到正面主攻战场,描绘中的自己,不用说,当然是是战斗的指挥者。细节中出现的“污泥大汉”(一连长张德仁)的奋斗,二连一排的“麻排长”攀登悬崖袭击日军的故事,实际上挪用的都是老团长杨成武回忆录的内容,只不过在“创新”中,把1营的1连长张德仁,改写成自己部下3营7连长,把1营2连1排的“麻排长”,改写为自营8连1排长而已。唯一能清楚记住的真实内容,不过是自己腹部曾中过一颗日军的子弹[7]。老团长杨成武在此前一年去世,也许这是老部下敢大胆放言的理由。此文,只能惹出是非,并没有史料价值。
  
   3.杨成武回忆录
  
   可以说,腰站阻击的主要信息源,是1987年出版的《杨成武回忆录》。虽是后年回忆,但描写详细,前半段,有不少可参考的内容。
  
   以下是笔者摘录出的重要历史情报部分。
  
   1.独立团9月23日从上寨村出发,从南方接近驿马岭,9月24日晨从下北泉(腰站南15公里)出发经山路于“晌午时分”到达腰站。目的是切断灵丘至来源道路,配合准备中的平型关之战。
   2.部队行进至驿马岭前(目的是占领驿马岭隘口制高点)尖兵排和一小股日军发生遭遇战,歼敌两名,弊伤战马一匹(日军战斗详报中有此战马死亡记录)。
   3.杨成武判断日军已先占领了驿马岭隘口。遂在驿马岭前高地构筑工事。此日,并没有其他战斗。下午,侦查员报告,日军一个联队由涞源城赶到(日军战斗详报,增援的本山第九中队于16时到达)。
   4.杨命令“一营在上山警戒,二营连夜近抵三山镇,切断广灵通往灵丘的公路,三营作为预备队,后撤至白羊舖(隘口西两公里)宿营”。
   5. 9月25日晨有浓雾。7时雾散,日军从驿马岭顶上隘口出发,向我阵地接近。阻击战开始。“我布置一连正面阻击,…二连从右翼袭取隘口,三连迂回攻占南面比隘口更高的山峰,用火力压制隘口上的敌人”。
   6.此后是作战细节描写,出现“醴陵拐子”一连长张德仁牺牲的场面,和“麻排长”攀登悬崖袭击隘口失利身亡,及一营教导员张文松中弹死亡的描写。重要干部相继死亡,杨成武描写是“一场浴血恶战”。“这是胜仗,也是恶仗。一连和三连减员过半”。
  
   可以说,回忆录若截止到此,内容还是有价值的,反映了作战中一些艰苦的实况。令人惋惜的是继续下去的部分(有关歼敌部分)渐渐离谱,失去了真实。为参考,也录于下
  
   7.下午4时,当平型关大捷喜讯传来之际,一营“趁势在正面发起了冲击”,敌“夺路逃向涞源城。我们乘胜追击了50多里,一营一直追杀到涞源城下。敌人又从涞源东撤,一营随即光复涞源,二营继续向东追击”。
   “打扫战场了。大路上,山野里,草棵中遗弃着各种姿态的敌尸三百多具,机枪,步枪,手榴弹,折断的刺刀,击穿的钢盔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可惜“我们没有抓到一个活的”[8]。
  
   4. 钟蛟蟠《腰站战斗的经过》
  
   实际上,国内也有一份并没有多少人注目过的重要记录,名为《腰站战斗的经过》。作者是独立团宣传科长钟蛟蟠(1899-1939),于作战结束后第二日的9月27日,记录下了这段文字。虽不严谨,但类似于日军战斗详报,描写了战斗的经过。内容中包括很多重要内容,如下。
  
   “9月22日午后四时,接到师部命令,指定我独立团单独行动,配合主力消灭平型关敌人的任务”,9月23日“傍晚已到达了上下北泉一线”。
   “24号准备占领腰站,截断涞源与灵丘交通,…5时由上北泉出发”。
   “10时许,前卫的二营先到白羊舖。该营之一连一排尖兵即与日寇一侦察队30余人遭遇,当即将该敌全部击溃,毙敌7名,…敌分向涞源,灵丘两方抱头鼠窜”。
   “午后四时涞源之敌第十联队即赶到腰站增援灵丘。我方因情况不明,没有向敌攻击。”
   “二营则于是晚星夜行动进入敌人后方——三山一带活动,断绝广灵到灵丘汽路”。
   “25号拂晓前”,…我一营趁浓雾布置攻击。“布置妥当即进入了攻击。主要攻击部队是一连和三连”。
   “以这区区的两连,对付兵坚械利的整个联队,冲锋肉搏,相持终日。…毙敌400余。终于把敌人打得不能抬头…我方也伤亡百零三名。但已取得牺牲代价”。
   “是役没多大缴获,而能阻止敌人前进,截断了涞源灵丘之交通联络”战斗中… “负伤70余个伤员”[9]。
  
   与《杨成武回忆》相似处较多,考虑杨写回忆录时曾参考过此文章。也可证明独立团24日晨出发,中午到达腰站,之后和敌小部队接触的事实。指出敌分东西两方向退避。这些都和日军的战斗详报相符,往灵丘方向退避的五名是之后第九中队寻找的“失踪者”,敌援兵于24日午后4时到达的记录,也和日军记录一样。

9月 25日战斗,以一营为主进攻,相峙终日。虽称毙敌400余(考虑作战后被领导统一过口径)但没有提到反击冲锋和战斗最终胜利,也没像杨成武那样提到打扫战场,攻克涞源。只谨慎地称“没多大缴获”“是一个残酷的以少胜多的战斗”,并提到我“伤亡百零三名”。负伤70余名这一个准确数字。
  
   比较起来,钟蛟蟠记录了部队行动时间,路线,部署,战场,自己的伤亡等,除了“战功报告”一点以外,情报都准确可信,几个资料中,可以说最接近事实。这也是各种信息源中唯一的一个当时的文献记录。比较之下,可看到比其它事后谈在基础情报面要精确得多。
  
   三 论点的整理,批判
  
   以上是从现在国内主要记录中汇集的腰站阻击战内容。杨成武回忆中的独立团最终在平型关大捷鼓舞下获大胜,克隘口后追击敌溃逃部队至涞源的大捷之谈,在可信性高的钟蛟蟠记录中并不存在,所以不会是事实。
  
   若能进行史料批判,除去战后夸张的宣传(杨成武回忆录的后半),和战前有可能被宣传部门“统一过口径”的歼敌数据外,以上的资料是有利用价值的,其中包括贵重的钟蛟蟠文献记录。特点是对自己部队的情况——行动目的,战斗部署,损失状况等基础情报——掌握的比较准确。笔者曾多次讲过,不管是哪一方,如不是完全的歼灭战,“战功”记录都不可取。利用文献资料(尽量排除回忆)来研究,考证己方(特别是损失),才是战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因为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痛处,自己最明白。
  
   按此原则,对以上良莠混淆的记忆,记录筛选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有用,真实的情报。
  
   1. 独立团的腰站阻击,属于115师为协助平型关作战的布局之一。
  
   2. 独立团9月23日由上寨出发,经上下北泉村于24日午前10时到达腰站。向驿马岭隘口前进途中,和日军小部队遭遇,并将其击溃。日军分两路退避,一部逃向灵丘,一部退回驿马岭。
  
   3. 日军的援军在24日午后4时到达驿马岭。独立团对其监视同时部署了攻击准备。
  
   4.  25日参加战斗的是一营(主攻)和三营(预备),总数约600名。目标是夺取驿马岭隘口,并不是坐等待战的“阻击”,而是主动进攻、说明实际上独立团知道,日军的数量并不多。否则绝不会以卵击石,和“两个步兵联队”挑战。
  
   5. 进攻中独立团死伤惨重,并未到达预定目标,在敌援军到达前主动撤出战斗。
  
   6. 此役独立团死亡30名,负伤约73名。
  
   以上战斗到底独立团是否取胜(攻克驿马岭隘口)?日军到底出动了多少部队?如何部署,死伤如何?这部分内容并不能从八路军记录和杨成武回顾中寻找出答案。必须去研究敌手日军的档案记录。
  
   四 日军的第九旅团
  
   下面再用日军的档案文献资料,来考证一下“驿马岭附近的战斗”(腰站阻击)的情况。
  
   第五师团的档案残缺不全。但其中第九旅团的记录接近于完整。所以此期间在涞源附近的几次战斗都留下了记录。首先,我们可以在北支方面军《内长城线附近的会战》(自昭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十月十日)的战斗名称记录中,发现第九旅团在涞源附近的几次作战。分别称为
  
   驿马岭附近的战斗  插箭岭附近的战斗  白石口附近的战斗  浮图峪附近的战斗[10]
  
   其中“驿马岭附近的战斗”,即是国内所称“腰站阻击战”。其余的几个战斗,虽规模不大,也都在第九旅团驻涞源前后数天内发生,只不过对手并不是八路军。之外还有一次虽名称脱落,但战斗详报中有记载的战斗,即9月23日,与八路军115师骑兵营交锋的“倒马关附近的战斗”。骑兵营不久溃散,日军损失仅一名轻伤,所以没有特别的战斗详报,只出现在中队长事后的“报告”中。可是对共产党来说,这却是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倒马关附近的战斗”也被称为八路军抗日初战的三胜之一,和腰站阻击战同样被看作“平型关大捷”的系列胜利。最近,不鲜有将其“战果”也算入平型关大捷歼敌数的议论。问题是除少数回忆录和后人编造的“故事”外,此役并不见可靠史料。甚至,至今连作战的日期都搞不清[11]。日军的战斗“报告”虽不甚详细,可以说是有关此战斗唯一的档案记录史料。
  
   关于在涞源附近的几次战斗,第九旅团有两个详细记录可寻,一名为『淶源附近戦闘詳報』[12],二名为『歩兵第九旅団陣中日誌』[13]。两者大同小异,一为旅团对各战斗报告的汇编,比二在战斗细节面详细。二为旅团行动日志,比一在命令文,行动记录上更全面。

*图1  第九旅团的两个档案资料
  
   先介绍一下第九旅团概况。该旅团是第五师团下属的两个旅团之一,旅团长国崎登少将。下有两个步兵联队,第十一(广岛)联队(長野祐一郎大佐),第四十一(福山)联队(山田鉄二郎大佐)。又称国崎部队。1937年9月中旬,和进击山西的第二十一旅团(三浦敏事少将)分路,除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尾家刢少佐)配属给第二十一旅团(三浦部队)使用外,其余是预定从蔚县调往河北保定作战的部队。此时第十一联队兵员约半数,共1319名,第四十一联队全体3367名,还有一个骑兵分队等共4790名步兵,609匹马。另外还有配属的野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缺一个中队)。
  
   此时,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的真意在进军山西。但此企图遭到部署石家庄会战的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坚决反对,严命其将师团调往河北。板垣不得不服从命令,一边做出将师团调往保定平原的姿态,一边却拖延时间,等待战局变化。进军山西大营镇的三浦旅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保障转进河北部队的后方安全为借口,被挪用到山西前线的。
  
   对此,9月18日从蔚县进驻涞源的国崎部队,则是摆样子给寺内寿一看的装潢。9月25日,三浦部队在平型关口进攻受阻出现危机后,为了增援前线,第五师团又调动了蔚县第42联队主力急援平型关,在山西战线越陷越深,此结果,迫使大本营参谋本部于10月2日下达太原作战命令,终于使板垣征次郎的心愿得逞[14]。此时,按计划已到达河北的第九旅团,派回第十一联队由铁路赴大同,参加了太原会战。另一部分则以步兵第四十一联队和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月野木大佐)为中心编成“国崎支队”,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攻略战中,是攻打江北浦口的主攻部队。国崎支队于1937年底回到青岛,和“鲤城支队”(第十一联队)汇合后恢复原旅团建制,守备胶济铁路沿线。之后一部分(第11联队)参加了临沂作战,并作为坂支队的主力之一支援台儿庄。1938年4月7日以后,旅团全体被投入“第二期南部山东剿灭作战”(徐州会战第一期),是攻克临沂城(4月19日),后在邳县马头镇,南涝沟,北涝沟受到重挫的部队[15]。
  
   国崎旅团主力(本部,第十一联队,骑兵分队及野炮兵一大队)于9月19日0600,从蔚县出发,20日1600,到达涞源县城,将先抵达此地的第四十一联队置于旅团直接指挥下[16]。
  
   五 第九旅团在涞源的几次战斗
  
   先行第四十一联队(山田部队)的任务是保证旅团全体向易县方向移动安全,为此,作战目标是控制,占领涞源东方浮图峪,南方插箭岭,白石口附近的长城线。
  
   20日旅团到达后,第四十一联队长山田铁二郎大佐汇报了如下作战现况
  
  
1.第三大队已占领浮图峪(涞源东方约15公里的长城线)。
2.第一大队于昨日占领了三岔口,预计今日攻略白石口(涞源南约10公里处长城关口)。
3.涞源地区敌兵至少有一个团以上[17]。
  


  
   以下介绍一下此后第九旅团各部队的各次作战。

称9月22日午后一点,在倒马关附近和“进攻太原的敌军”即 “步兵第一联队大泉中队和基干第十三中队,约2700人”交战,“打死打伤数百人”。“晚上,敌丢下100多具尸体和70多匹东洋战马,以及大量军用物资”逃跑。击毙一名池野大尉,缴获92式重机枪两挺[29]。
  
   虽有声有色,却谎误连篇。且不提令人难以置信战果报告,其他如 “第一联队” (此日第一联队在大同)“大泉中队”(大泉支队(大队),此日在浑源附近) “第十三中队“(中队编制最大到十二,没有十三的编制)“进攻太原”(此时平型关战役刚开始,怎么会进攻太原?)等,不见一点真实。有一点不会有误,即指的是骑兵营倒马关一战。
  
   《河北日报》王思达文章《鲜为人知的“倒马关”之战》采用的是对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岳思平的采访,称此次战斗“歼敌数十人,骑兵营仅伤6人,牺牲4人”。避谈无根据的“歼敌”数,若只看自己损失记录的话,可见“骑兵营牺牲4”和日军的记录 “敌遗弃尸体5”之间,并无太大差别。
  
   以上是日军档案记录的涞源附近各战斗的内容。其中的两次战斗,对手是此时和国军同装同饷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作战中日军似乎感到了对手异常勇敢,称“驿马岭附近战斗的敌兵为拥有迫击炮的步兵约500,虽所属不明,但从20岁以下的年龄和携带品(遗弃尸体)判断,为共产军的可能性大。装备并不差异于其他部队”[30]。
  
   并在打扫腰站战场时对缴获的八路军武器进行了如下分析
  
   关于共产军使用武器的调查报告
  
   一,携带迫击炮,其数量,性能与至今所遇其他部队相比,并没有差异。
   二,步枪多为老朽装备,数量亦有限。可认为多数弹药,仅使用同一步枪射击。
   三,从以上判断,共产军并没有受到苏联提供兵器的补给[31]。
  


  
   以下是战斗详报的三个附表,记录了详细的死伤,缴获,和消耗数据。全期间五次战斗死伤总合为20名(内死亡7名)。包括腰站阻击的死伤9名,和倒马关战斗的负伤1名。另外“俘虏”16名中,很可能包括部分独立团士兵。缴获的8挺轻、重机枪,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八路军的武器。
  
   六  结尾
  
   以上即为日军档案记录中出现的“腰站阻击”和“倒马关战斗”的基本情况。和国内旷日经年的“回忆录”类比,可见日军当时的“档案记录”是比较客观,准确的。有时间,地点标识,有命令文,作战地图,有部署情况和姓名记载。腰站阻击中敌数量为500,遗弃尸体30的记录,和八路军自己的记录(钟蛟蟠),回忆(杨成武)相比,几乎没有出入。
  
   从中可以得知,日军9月24日赴驿马岭的原因,是去救援与独立团遭遇的松浦通信小队,出发时间在24日正午前后,部队是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九中队,配属两挺重机枪,兵员应在150名前后。这就是翌日与独立团对战六小时,被称为“两个联队”日军的实体。
  
   25日的增援,当然不会是去“平型关”。晨0830,当独立团两个营和九中队接火后,国崎旅团长又派出了第三大队的余部,炮队等约600名增援驿马岭第九中队。可是并没有排上用场,因为在到达两小时之前,独立团已自行撤退。独立团不仅没能杨成武后称的那样“打扫战场”,缴获敌武器,反而初战就损失了数挺轻重机枪(缴获武器表中为轻机枪3,重机枪5,但不会都是驿马岭战斗的损失)。大队全体,任务完成后于26日返回涞源。
  
   若比较一下第九中队死2伤9,独立团死30伤73的统计,和独立团午后14时30分未攻下隘口前自行撤退的结果,可以勉强说独立团完成了阻击任务后撤退,但不能说是腰站阻击是大捷。至于“得到平型关大捷鼓舞,独立团趁势全面反击,拿下驿马岭隘口,将两个联队日军赶回涞源,又攻克涞源城继续向东方追击”等内容,应是杨成武在文革后为了“振兴中华”(回忆录自序)为革命后代编造的“故事”。至少,这里出现的信赖性较高的钟蛟蟠记录(9月27日的文字记录)中,没有提到拿下隘口,更没有提到什么进军涞源。第九旅团26日以后仍在涞源的种种记录也都存在。
  
   第九中队是正规精锐部队,兵员150名,又拥有两挺重机枪。所以独立团抗日初战,即敢主动攻击一中队日军,并毙伤敌9名,坚持作战6小时,也应算是一个不小的抗战成果。至少其勇气值得称赞。相比起来,平型关大捷中6000名八路军主力攻击的450名日军中的 “正规军”,不过只有第21联队平岩大队的两个护卫,支援小队,总人员不过5-60名,轻机枪也不过数挺(其余为后勤部队)。以十挡一,这种艰难的作战,应该是抗战初期的一个残酷现实。说歼敌400,和平型关大捷当初报导的歼敌4000口径类同,并不值得责难。只看作是一种当时的纸上抗日宣传策略即可,目的是鼓舞人心,提高共产党的地位,当事人也从没有信以为真。将其神化的是战后的教育宣传,而为其捧场的也总是受此教育成长的现代人。
  
   七  从战略眼光看腰站阻击
  
   今日,对战争史感兴趣的普通人,多只斤斤计较战斗最容易弄虚作假的“歼敌”数字,而不愿从战史研究总最重要的“战略”角度考虑问题。独立团的出动目的——配合平型关之役的战略目标到底是否成功?很遗憾,回答是否。
  
   也许没有人思考过,独立团为什么选择在山沟里的腰站作战?也许也没有人注意,本来就是寡兵的独立团,为何在关键的抗日第一战“腰站阻击”前,分兵三分之一开往和作战并没有关连的三山?从杨成武回忆中可以明确,24日晚疾驰灵丘东北三山镇方向的第二营,目的并不是协助次日的腰站阻击,而应是执行一一五师下达的命令。即切断灵丘,广灵公路,阻止次日(25日),敌军增援平型关。
  
   一一五师的作战方针可见1937年9月23日20时《朱彭关于——五师部署和总部行动致军委电》: “我一一五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之一部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 [32]。
  
   不久朱、彭在通知蒋介石的密电中,也触及到“另组一独立支队三百人,已从涞源、灵邱间向灵邱及广灵以北袭出”[33] 。虽电报没有触及到灵丘以北的具体地点,但可知派兵目的绝不会指的是灵丘以东山沟中的腰站。
  
   国军的《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24日条称“同日十八集团军独立支队一部,在灵丘东北击溃敌军一连,并续向广灵蔚县间前进”。25日条也称“ …自灵丘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之清扫。应归十八集团军”[34]。
  
   从此也可得知,在国军的布局中,日军后方的灵丘北部至广灵间,也是八路军(杨成武独立团)应担当的作战地域。
  
   为何要出击灵丘以北?
  


  
   灵丘,广灵道路是汽车路,位于灵丘县北方,也就是日军增援可能性最大的干线道路。而涞源,灵丘道,像22日第九中队的侦查结果报告一样,“在红泉子以西”根本不能通车。这点,熟悉地理的八路军应该知道得更清楚。即平型关的援兵必走灵丘北的广灵公路。所以到三山镇附近封锁,切断广灵至灵丘的公路才是阎锡山,林彪赋予杨成武独立团的真正作战任务。可是途中独立团在驿马岭发现敌情后,缺乏作战经验的杨成武团长(此时仅23岁)错误地判断涞源之敌(第九旅团)是平型关援军,所以把此地定为主战场,从而忽视了进军灵丘以北这一真正的战略目标。
  


  
虽然杨没有违背师部命令,忍痛釜底抽薪,派出了一部兵力(第二营)夜驰灵丘北方向,却完全没有能到达25日按时阻止蔚县援兵增援平型关的作战目的。9月25日傍晚,日军第四十二联队(大场部队)第一大队(志鹤林藏少佐)的两个中队,首先顺利通过广灵公路到达灵丘。翌日,第四十二联队本部和第三大队(大町茂少佐)也无血经由此地,投入到平型关附近战场。不仅孤单的独立团第二营无能为力,一一五师六八七团9月26日在灵丘西蔡家峪(小寨村北3公里)附近阻止增援日军通过的企图,也没有能实现[35]。最终,在平行关口前数公里的辛庄,关沟村一线把这一股日军援军主力(约2000名)阻挡达3天之久(至28日午后),使日军弹尽粮绝濒于崩溃前夕的,竟是战后近70年被遮挡在“平型关大捷”背阴里的国军晋绥军部队。
  
   总之,腰站阻击,从战略角度[36]看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结果,并不能说杨成武完成了一一五师所赋予的重大使命。
  
   历史研究进展的今日,若再提腰站阻击,说进行了阻击作战后撤退可以,但不要说是大捷。说是为保障平型关作战进行的部署可以,但不要提堵截住了前往平型关的援军。说自己损失过百可以,切不要去信口无法统计的歼敌数字。引为小说,故事的题材可以,但不要说这就是历史。否则,前人艰难的抗战努力和喋血牺牲,会因为不谨慎的宣传,创作蜕变为“手撕鬼子”式的茶间笑料。不仅不能彰显先烈反而会遗误千古,让我们的后人站在此纪念碑前只能对前人所讲的故事感到羞愧。
  
   注释:
   [1] 解放军政治学院1984年 117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表册,同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359页。
   [3] 高凤山《平型关大捷:不容争辩的“首战大捷” 》《百年史辨》2012年第9期。
   [4]《平型关大捷应包括驿马岭阻击战》《深圳特区报》2015-年7月14日。
   [5] 《教育教学论坛》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2月15日,116页。
   [6] 《聂荣臻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353页。
   [7] 此内容到底出自媒体的加工,还是老人的记忆,笔者无从考证。
   [8]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380-388页。
   [9] 钟蛟蟠《腰站战斗的经过》(引自高凤山主编《平型关战役文献资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9月)。
   [10] 会戦名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928300、北支那作戦史要。
   [11] 《肖锋征战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称此战发生在9月22日。可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岳思平却说在9月24日(王思达《鲜为人知的“倒马关”之战》《河北日报》2015年8月14日)。
   [12] 歩兵第9旅団戦闘詳報第5号JACAR :Ref.C11111141700.自昭和12年9月19日至昭和12年9月28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3] 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 JACAR :Ref.C11111132800、昭和12年9月1日~昭和12年9月30日
   [14] 参考爱思想网拙论《日军山西作战的经纬》。
   [15] 参考爱思想网拙论《台儿庄战役日军死伤者数考》。
   [16] 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 JACAR :Ref.C11111132800,33 / 69
   [17] 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 JACAR :Ref.C11111132800,31/69
   [18] 歩兵第9旅団戦闘詳報第5号,JACAR :Ref.C11111141700.4/38
   [19] 歩兵第9旅団戦闘詳報第5号,JACAR :Ref.C11111141700.  5/38,10-11/38
   [20] 徐永昌9月28日致蒋电:三、我紫荆关方面之朱师亦与八路军取得联系  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二, 429页。
   [21] 歩兵第9旅団戦闘詳報第5号,JACAR :Ref.C11111141700. 7/38
   [22] 钟蛟蟠很可能算入了逃亡灵丘方向的五名,日军24-25日,也称此五名“失踪”,后自行归队。
   [23] 歩兵第9旅団戦闘詳報第5号,JACAR :Ref.C11111141700. 28/38
   [24] 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 JACAR :Ref.C11111132800,3/69
   [25] 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 JACAR :Ref.C11111132800,战斗详报记载为70.
   [26] 歩兵第9旅団戦闘詳報第5号,JACAR :Ref.C11111141700.  8/38
   [27] 《八路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28] 《朱德、彭德怀致蒋介石漾亥密电》(1937年9月23日夜)《第十八集团军平型关战役电文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9] 《肖锋征战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30] 歩兵第9旅団戦闘詳報第5号,JACAR :Ref.C11111141700. 15/38.
   [31] 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 JACAR :Ref.C11111132800,65/69.
   [32]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电报《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
   [33] 同前《朱德、彭德怀致蒋介石漾亥密电》。
   [34] 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一九三七年九、十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7276.
   [35] 王紫峰《战争年代的日记》中国文史,1986年。9月27日,28日条。另外,萧向荣日记中有如下记载,9月26日115师“以一部在小寨,蔡家峪之间,巩固阵地,钳制由东河南方向增援之敌军,使其不得向东跑池前进”并称“晚间,听说东河南方面增援之敌被击溃了,汽车都被打得回头了,骑兵也回头了”( 《战地日记,火线上的写实》-萧向荣-之初书店-1938年版)。歩兵第42联队记载,26日志鹤大队的两个中队,此日晨已到达小寨村附近高地。26日一天并无别的援军,后续部队27日午前到达。所以基本可以确定26日晨,115师687团有可能在蔡家峪附近对敌援军(志鹤大队的两个中队)进行过阻击,但并没有成功。
   [36] 此为现国内战史研究中最缺乏的一种视角,汗牛充栋的多是精神视角(爱国主义教育),政治视角(提高共产党的威信)。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5:56:55 | 显示全部楼层
姜克实:平型关战役日军兵员数与死伤数考证

——1937年9月22日-10月1日

更新时间:2016-09-07 19:57:31
作者:平型关战役的主战场在平型关口,团城口附近,中国军方面为晋绥军为主的部队,日军作战部队为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三浦敏事少将)。从战役角度讲,其中也包括平型关口之外的其它几个方面的战场。
1.9月25日,共产党八路军在小寨村附近(平型关口东北6-8公里处)伏击日军辎重部队的作战("平型关大捷",日军称关沟村附近的战斗)。
  
   2.9月22日至27日,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粟饭原部队)主力从浑源县进军大营镇途中,在枪风岭附近内长城线与国军部队的作战(大梁附近的战斗)。
  
   3.9月26日至28日,步兵第四十二联队(大场部队)主力在小寨村附近,为打通运输线的救援作战(小寨村附近的战斗)。
  
   4.9月26日-10月1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混成第15旅团,第2旅团(包括十川支队)从侧后方包抄茹越口,铁角岭,破内长城线后南下繁峙,代县等地的配合作战(茹越口下社附近的战斗,铁角岭附近的战斗)[1]。
一  平型关战役日军动员兵力总数
  
   首先简单了解一下平型关战役的作战过程概要和战役中日军的兵力动员情况。由于数据并不完全,在此出示的数字仅为可考证出的概数。
  


  
   1.作战概要和第五师团的参战兵力
  
   担当战场东方平型关口,团城口正面攻击的第五师团三浦部队,9月22日午后从灵丘县向内长城线方向前进,先遣队乘车是夜到达长城线附近进入战斗,9月24日晚,步行部队,炮队,行李队等各队在长城线附近集结完毕。后方基地设在关沟村,旅团司令部25日晨进入平型关口鞍部。此日凌晨,经两日激战,平岩第三大队占领关口东侧高地"三角山"克晋军独立第八旅,孟宪吉部,尾家第一大队占领北侧1930(国军地图标1886M)高地克国军第84师高桂滋部。同时控制了平型关口至团城口附近约三公里长城线。9月25日晨,三浦旅团长下令进军大营镇(总攻开始)。
  
   此日(25日),国军在阎锡山的指令下,晋绥军第七十一师,新编第二师,独立第八旅各部队也同时开始大举反攻[2],《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25日条称:
  
   同日拂晓,我调集重兵分路出击。敌亦向我团城口以北高军阵地猛攻。经我出击之郭师及孟旅一部迎头痛击,激战至午,将敌左翼击溃。郭师连夺山头数个,并占领鹞子涧南方高地,续行攻进。我十八集团军林师分三路向蔡家峪、小寨主力向老爷庙进攻。七十三师三百九十四团两营亦向敌左侧背挺进。九时,林师占领老爷庙、蔡家峪及1886.4高地、小寨村邮递兵站守护队,约步兵一营,被我林师完全歼灭,并将平型关通灵丘之汽车路截断,敌机械化部队已不能退走。并获敌汽车五十辆,焚毁敌军用品甚多。现已将平型关正面之敌千余人完全解决。团城口之敌包围于一深沟内[3]。
  
   可见日军总攻失利遭晋绥军反攻被包围,后方运输线亦被担任"阻击侧后"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伏击战切断(平型关大捷),被迫转攻为守。分别被困守在关沟村,关口鞍部,三角山附近高地,鹞子涧村附近台地中。此段作战,可称平型关战役第一阶段。
  
   9月26日,日军步兵第四十二联队主力从蔚县方向乘车赶来,27日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主力也退出小道沟附近战场从浑源方向经王庄堡疾驰平型关口开始救援作战,28日双双打破国军包围封锁与前线三浦部队汇合。补充弹药后,日军各队展开反击,9月29日,在团城口北高地(2141.96高地,日军称中岛山)和涧头村外阵地与晋军郭宗汾的第202旅,214旅激战至翌日[4]。30日凌晨,国军(晋绥军)部队自主撤退,日军尾追进驻大营镇。
  
   同时,为配合第五师团的平型关作战,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的两个混成旅团也于9月26日开始从应县(第十五旅团),下社(第二旅团),平型关北红水村(十川支队)方向分三路出击,主力27日破内长城线茹越口,28日克铁角岭后,南下繁峙,代县,切断了国军退路。此期间,可称平型关战役的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中,日军用兵分为两个方向,一是9月22日在灵丘编成的三浦部队,二是同日从浑源县方向沿内长城线南下的第二十一联队主力。作战计划为从东方(灵丘),北方(浑源)同时攻破国军内长城线防御,夹击大营镇,达到"惩罚山西军、显示皇军威武"的作战目的。此时、第五师团还没有深入山西内地,进军太原的作战企图。原计划占领大营镇后随师团主力经涞源,易县道路前往河北,参加"正定会战"(石家庄滏阳河附近的会战)[5]。
1-1  三浦部队的编成
  
   9月21日,第二十一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指挥平岩,尾家两大队占领灵丘县后,接到进军大营镇的师团命令《板作命甲第119号》,随即组织手下的步兵两大队和在广灵县附近集结待命的第四十二联队折田大队,炮队等编成三浦部队。9月22日午后在灵丘下令进军大营镇,揭开了平型关战役序幕[6]。
  
   9月21日在灵丘编成的三浦部队构成如下
  
   步兵第二十一聯隊第三大队(平岩釚彦少佐),
   步兵第十一聯隊的第一大队(尾家刢少佐,缺一中队),
   步兵第四十二联队第二大队(折田一雄少佐,缺一个半中队,约一半兵力)
   并附有三个炮兵中队(师团野炮兵大队(若月部队)的两个中队,独立山炮第三联队笹島大队的一个中队[7]。
  
   全体为兵力为步兵9个中队,炮兵3个中队(12门炮),兵站自动车两个中队(中西中队先行配属,矢岛第二中队于24日晚到达关口),全体约4000-4500名。
  
   1-2   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主力
  
   从浑源县南下配合三浦部队作战的是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粟饭原秀大佐)主力。关于此部队,至今研究中一直被认为是三浦部队作战失利后派来的援军,实际并不然。是9月21日接到进军大营镇的命令后与三浦部队同时行动的迂回作战部队。由于在枪风岭南小道沟一带与国军65师(刘恩茂)和第21师(李先洲)部作战不利[8],又因山地雾重失去通信联系所以没有赶到平型关前线。结果和救援的步兵第四十二联队主力于28日同时到达。
  
   按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战斗详报,此部分兵力为步兵两个大队,总员数2088名,马623匹。从马匹数看,应还包括两个炮兵中队的马匹。粟饭原部队的配属炮兵,原为笹島山炮大队的两中队,9月20日,接受板垣师团长命令和蔚县师团野炮兵(月野木部队)两中队交换[9],9月22日,待联队主力出发后才赶到浑源。此配属炮兵中队的兵员数并没有被记录在联队战斗详报之中[10]。若加上配属炮兵的两个中队,总员数应达到约2400名,8门火炮。
  
   1-3  步兵第四十二联队主力
  
   也称大场部队,联队长大场四平大佐。共两个步兵大队。是9月26日以后,从蔚县乘卡车赶来增援平型关口的一部分兵力。在小寨村附近山地,舖西以北山与地国军部队(部队名有待考证)交战三日后打通运输线。第四十二联队战斗详报记载为兵员2555名,馬105匹。此数中包括配属给三浦部队的第二(折田)大队数字,不包括临时配属(或协力)的自动车中队。
  
   以上1-1至1-3中出现的各部队兵员之合,即为平型关战役第五师团使用兵力总数。在战役结束阶段,《第五師団(作戦機密)》的文件称总兵力"以三浦少將指挥的歩兵第二十一旅团、歩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野砲第三大队及独立山炮第三联队第二大队为基干"[11]。略算为歩兵约7个大隊、砲兵约2个大隊。实际,此数仅为一个兵力概算,各部队均不满员。从以上笔者细算中可得知,7个步兵大队中缺5个中队(满员数28中队),两大队炮兵中,实际上能确认的也不过约5个中队(满员数6个中队)[12]。从现有数据看,兵员总数约 9000名前后。野炮,山炮共20门(不包括步兵联队火炮)。
2. 关东军参战部队
  
关东军部队在卢沟桥事变前,多数是国内各师团定期交换派遣驻扎的守备部队。与平型关战役有关的混成第二旅团(本多政材少将)的原属部队为东京的第一师团。下属第一,第三(東京),第五十七联队(佐倉),于1936年2.26事件后派遣至"满洲"。混成第十五旅团的原属部队为仙台的第二师团。下属第十六(新発田),第三十联队(高田),也于事变前驻扎"满洲国",由于没有经历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战时动员,所以还都保持平时编制。师团编制为人员11583名,马1808匹,步兵联队编制定员2037名,马109匹,野炮兵联队编制定员1279名,马匹978匹[13]。其规模和战时动员后的甲种师团(如第五师团)比,总数还不足一半。
  
   另一方面,关东军作战部队多以混成旅团形式编成,人员虽少,装备精良。除炮兵外基本上属于机械化部队(步兵调动时用卡车运输)。日军的第一个装甲旅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1934年编成,酒井鎬少将)也自出于关东军,此部队平型关战役后期,与堤支队配合共同出击宁武关,从侧面响应了平型关战役作战。
  
   下图为关东军在平型关战役中的作战行动示意图。
  


  
   9月26日后,直接参加平型关战役的关东军部队为第二(本多政材少将)和第十五(篠原找焕缮俳┝礁龌斐陕猛牛?8000余名。从应县(篠原)和下社方向(本多)分两路进攻北方内长城线,同时,本多旅团所属十川支队(十川次郎大佐)从浑源方向沿内长城线南下,从北方协助了三浦部队的团城口附近作战。9月29日,混成第十五旅团克铁角岭后占领繁峙,进军代县。
  
   作战中,十川支队单独行动,而第二旅团主力配属给第十五旅团,由篠原找焕缮俳骋恢富印:S原旅团担任了攻击茹越口,铁角岭的主要作战任务,损失较大,其他部队并没有太大伤亡。
混成第十五旅团(篠原兵团)由一个半步兵联队(第十六联队,第三十联队的三分之一,约1900名步兵),两个炮兵大队(4个中队,16门),一个独立山炮兵中队(3门),一个野战重炮兵大队(两个中队,四门)构成,兵员合计3346名,火炮23门[14]。
  


  
   混成第二旅团(本多兵团),在平型关战役期间分为两个支队,十川支队,由步兵第一联队,大泉支队(步兵第四联队第一大队为基干,兵员约600,部队长大泉基少佐) [15],第四野炮联队第一大队构成,兵员约1800名。此部队没有留下在平型关战役的作战记录。第二为旅团主力,由步兵第三联队(湯浅政雄大佐),步兵第五十七联队第三大队(朝生平四郎少佐),和独立山炮兵第十二联队第二中队,野战重炮兵西村中队构成。此中,步兵第三联队和五十七联队第三大队,分别留下了作战记录。
  



  
   作为构成参考,以下出示的是混成第二旅团(本多兵团)约一个月前,在张家口附近战斗时的编成表。
  
   可见混成第二旅团由步两个半联队,野炮兵两个大队构成,人员4199名,炮16门[16]。
  
   从战役全体看,若除去包抄宁武关的堤支队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酒井兵团),关东军直接介入平型关战役的作战部队总数约为兵员8000余名,火炮39门。
  
   二、平型关战役第五师团的死伤统计
  
   有关平型关战役全体日军的死伤数字,由于北支方面军和关东军指挥系统不同,没有过统一计算。但存在不少线索和部分局部统计,所以求出其概数并不太难。方法为先求出担当平型关正面战场作战的日军第五师团方面的损伤,再加上关东军各有关部队的死伤数之和,即是平型关战役全体日军兵员损失。
  


  
   有关戦役中第五师团全体的死伤,有一个重要统计表『第五師団主要戦闘兵器別損害調査票』,内容如下[17]。此表出自于『北支那方面軍状況報告』的一节,做表时间应在太原战役结束后的1937年12月底之前。其记录在平行关口作战约15日间,第五师团的"兵器别死伤"总数为1075人。此数据曾前后多次出现在北支方面军的各种统计中,是计算第五师团来华后第一年损失的重要基础数据之一。为了正确理解此数据,以下先看一下表格中备考栏内容,共有三点。
  
  
1. 负伤者指需要后送程度的伤员。
  
2. 平型关口的兵力使用总数为师团全体数的约1/3。
  
3. 此统计范围不包括师团配属部队。
第一点明确了"负伤者"定义。即只包括往后方医院回送者。关于负伤者数,前线的军医判定较宽,一般指因负伤一时失去战斗力者。而上级统计机关的判定较严,指负伤后需要回送入院治疗者。所以战斗详报记录和军首脑部统计常有出入。此备考明确了判定标准。
  
   第二点指出了第五师团参加作战兵员的规模是师团总数(甲师团定员25500)的约1/3. 证实了其兵力总数约为8000-9000名的以上笔者考证。
  
   第三点指出此数据不包括师团以外的配属部队。这里主要指的是由方面军配属的自动车部队。战役中,协助第五师团作战的兵站自动车部队,前后约4个中队,包括在小寨村受到重创的两个中队在内。笔者计算,其在小寨村伏击战中损失总数为111名 (新庄本部4,中西中队15,矢岛中队92﹝内伤50﹞),由于中西中队的负伤者没有数据,之后补充的两个新中队也应有若干死伤,所以全体加算26名,取137名的概数。如此,第五师团死伤1075名加配属部队的死伤137名,结果为1212名。即平行关口方面战场日军死伤数总合。
  
   佐证第五师团在平型关战役死伤约为1075名的资料,还可见《广岛师团史》记录。称"此战斗(平型关作战)中散华(死亡)将兵270余名,负伤者800余名,付出了沉重代价"[18]。《滨田联队史》中也误用过这同一数据,称"此战斗中平岩大队死亡者二百七十余名,负伤者多达八百数十名"[19]。后者无疑是从先行出版的『広島師団史』中转载,只不过引用时把"师团全体"的死伤,错记为"平岩大队"的死伤。比起《广岛师团史》,前出1937底做成的『第五師団主要戦闘兵器別損害調査表』可信价值最高,但缺陷是没有出示死伤比率。而第五师团的记录则明确其中死亡为270名。实际上经本论的考证结果,死亡数为356名,因为全部都有实名,所以肯定比270名说正确。笔者考虑『広島師団史』的统计,可能漏算了在小寨村死亡的67名非战斗员。
三、第五师团各部队死伤数字细分
  
   为了再次佐证第五师团死伤1075名的准确性,下面具体还原一下此数字的各部队区分。
  
   1.歩兵第四十二联队
  
   步兵第四十二联队留有平型关战役期间战斗详报的统计,内容见前下表。可知其死亡85名,負傷131名,死伤合計216名[20]。
  



   2 歩兵第二十一联队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分为两支部队参加了平型关作战,统计没有被归纳到一处,所以计算方法比较复杂,需要分为两部计算。
  
   2-1. 联队主力的损失
  
   关于联队主力的损失,可见战斗详报統計。详细如下表,虽然纸墨经年字迹模糊,但内容基本可以判别。按此内容整理出的表格附录于下。统计期间为9月17日至30日,其中( )内指非战斗员,不是包括,而是加算。
  
   联队主力由联队本部,第一、第二大队及联队砲兵二个中队编成,参战兵员2088名中死亡数86名、负伤数112名,失踪3名,合計死伤,失踪201名[21]。
  


  


  
   此表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第三大队(平岩大队)部分为空栏。说明配属给三浦部队的第三大队死伤者统计除外。二是其中包括了在小寨村伏击战中损失的一部分,即联队行李队的损失。表中非战斗员死亡67名,非战斗马匹(輓馬、駄馬)死亡70匹的记录,应是行李队损失。按此表还可以得知行李队构成是由第一大队(死亡35),第二大队(死亡19),和联队本部(死亡13)三个行李队的各一部分混成的部队。
  
   还有一点值得提醒的是这里并不包括伏击战中担任护卫任务的高桥义夫步兵小队损失。因为第12中队的高桥小队编制属于第三大队(平岩大队),所有其死伤也应包括在以下所示第三大队的统计中。
  
   2-2第三大队部分
  
   平型关战役中,配属给三浦部队的第21联队平岩第三大队,和晋军独立第8旅孟宪吉部反复争夺关口东部三角山,是伤亡最惨重的部队。为此在1938年3月1日,曾受到北支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司令官的表彰(感状),此表彰也为整个平型关战役中唯一的表彰。与其说表彰作战英勇,不如说安慰死伤惨重。由于三浦部队没有留下战斗详报,平岩大队并没有正式的死伤统计。但从联队史类文献中可看到不少私下统计。其中价值最高的是该大队的丰田志郎军医少尉按卫生兵报告记录下来的死伤者名单,合計320名(内死亡者94名)。这是一个有实名实姓,按日期别,中队别的详细记录。以下是笔者按其记录整理出来的略表:
  


  
   由于是按日期别,中队别的记录,所以哪天,哪一部队的死伤数一目了然。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有关的数据是9月25日一天内第十二中队(神代竹則中尉)的死伤数。中隊在这一天不仅派出了掩护行李队的高桥小队,救援新庄自动车队的"一小队步兵"也是其中队所属。也就是说,平型关大捷中,八路军115师唯一接触过的正规部队是担任平岩大队预备队的第十二中队。此日,中队全体死亡25名,负伤3名。死者大于负伤,说明遭遇的是"歼灭战"。其中应包括高桥护卫小队的15名步兵,也应包括救援新庄自動車中隊时的步兵小队死伤。
  
   由于此记录不是公式记录,也没有经过事后核实。所以仅作参考。估计负伤者的计算可能超出正式统计(理由前述),还会有一些遗漏。比如丰田本人写在统计说明中写道:
  
   "此名簿是汇集各中隊衛生兵报告做成。我曾治疗过的第十一中隊樋口伍長的姓名,就不在此内。第十一中隊的两名卫生兵,一名死亡、一名負傷回送,所以记录中可能有一些脱漏"[22]。
  
   第三大队记录的死伤320(死亡94)名、加上前出聯隊主力死伤記録201(死亡86)名之合521(内死亡180)名即是歩兵第21聯隊平型关战役的死傷総数。
3.歩兵第十一聯隊第一大隊
  
   第五师团死伤总数的1075名减去以上第21联队(521名),第42联队(218名)的死伤数,所剩余336名,即还没有落实的其余部队的死伤。这部分其余部队包括
  
  
1.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尾家大队)
  
2.师团配属炮兵约7个中队
  
3.师团司令部人员(以桥本顺正中佐为首6名死亡)
  
   除了可掌握的师团司令部桥本中佐一行6名的死亡外,其余的两部分都没留下完整记录。所以剩余330名死伤者的部队区分,是本论中最困难的部分。下面用其他几种辅助方法进行了计算,推算。
  


  
   先推算炮兵部队损失。炮兵由于不是第一线部队,所以伤亡应该不大。下面参考的数据是第十一联队的步兵炮小队记录。可见作战期间,其五十名人员中,死亡为1,負傷为6名,死伤率为14‰.[23]  步兵炮小队是大队所属炮兵,使用近距离用九二式步兵炮,战斗中需要和大队一起接近第一线,所以应比师团炮兵的风险大。若放宽点以死伤率1/10计算,7个炮兵中队的死伤应为70-90名。所以总数330名减去炮兵损失概数80名后剩余的250名,应是尾家第一大队全体的损失概数。
  
   尾家大队是担任主攻1930(国军标1886)高地的部队(正面之敌(25日前)为八四師高桂滋部),死伤也十分惨重,9月25日撤出1930高地后在鹞子涧村附近台地被晋郭宗汾的第二〇二旅,二一四旅围困三天以上,弹尽粮绝[24]。前出国军战斗详报中"团城口之敌包围于一深沟内。正解决中"。指的就是尾家大队。直至9月28日援兵到达才得以脱身。此时已经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
  


  
   关于尾家大队步兵的损失,有一个重要局部统计资料,即其中的第三中队的阵中日志。以下是笔者从日志记录中整理出来的尾家大队第三中队的死伤表。
  
   全员149名(包括9月25日补充的35名)中,死伤总数49(内死亡20名),死伤率33/‰[25]。
  
   按阵中日志记载,此外9月25日,中队移动时还有将"负伤者收容班加藤上等兵以下10名"伤兵搁置于后方的记录。联队史记载,此部分伤兵翌日(26日)遭到国军部队600名的袭击"收容所最终遭众敌蹂躏,…菅野丰一少尉以下十数名重伤者未能盼到医治便含恨消失在台地之中"[26],即全部死亡。
  
   还有一个计算方法是从地方报刊上寻找作战期间步兵第十一联队(长野部队)的死亡报导。长野部队主力,此期间除了第三大队九中队在腰站村附近和杨成武独立团进行过小规模作战(9月24日至25日,腰站阻击战)中出现过两名死亡者之外[27]没有别的死亡记录。所以用"长野部队"名发表的死亡报导,除腰站阻击死亡的两名外,可以考虑全部是尾家大队的损失。笔者调查了联队原驻地(广岛市)的地方报刊《中国新闻》等几种报纸。以下出示的是中国新闻1937年10月7日的一次最大综报导。其中上段第9行开始的9月24日上等兵岩井信夫以下的名单,即应是尾家大队在平型关战役中的死亡者。
  


  
以下是笔者根据现有的两个战斗详报,
《步兵第十一联队史》中零星记录,《中国新闻》和《朝日新闻》两个报刊报导中整理出来的第十一联队尾家大队的死伤名簿。共155名(内死亡98名)。可考虑其中98名死亡是比较准确的数字。负伤者记录则仅仅是其中一部分。理由是报刊报导的主要对象是死亡者。
  
   用前出尾家大队死伤概数250名减去98名死亡者的剩余152名,应是尾家大队的负伤者的概数。
  




  
   四 关东军的死伤统计
  
   最后,计算一下协助作战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的损失。如前所述,关东军直接介入平型关战役的部队为两个混成旅团,约8000名,混成第15旅团长篠原找焕缮俳苤富印r
  
   混成第15旅团(篠原兵团)(兵员3346名,马1071匹)于9月26日从平型关西方50公里处的应县南下,27日在内长城线茹越口,29日在铁角岭战斗中受到国军第34军203旅梁鉴堂部的顽强抵抗[28],死亡58名,負傷196名,合計死伤254名。此数中,包括两个旅团的配属炮兵死伤数。
  
   混成第2旅团(本多兵团)主力部分由本部,步兵第三联队(汤浅部队),步兵第57联队第三大队(朝生部队)和两个炮兵中队构成,兵员约2000名,9月26日从下社方向与第15旅团分路进击繁峙。28日,在内长城线附近进入战斗。正面之敌是101师201旅的两个团约2000余名。朝生大队担任左线三角山,蝙蝠山的攻击,步兵第三联队(汤浅部队)担任右线櫛形山,双子山攻击。《东京兵团》一书称此战斗"炽烈","惨烈"[29],可实际上程度远不及篠原旅团的茹越口,铁角岭作战。汤浅部队在整个战斗中只出现过"准尉以下6名負傷"的记录[30]。 第57联队第三大队存有详细的战斗详报,死伤表统计如下。全体488名参战人员中,出现死亡者1名,负伤者12名[31]。从以上两个战斗详报可以得知本多旅团全体,在平型关战役中共死亡1名,负伤18名。
  


  
   本多旅团的另一部十川支队兵力约1800名。由步兵第一联队,野炮兵第四联队,大泉支队构成。《野炮兵第四联队史》中,有内长城线附近会战的战斗情景描述,但没有触及到死伤[32],大泉部队的原属《步兵第四联队史》中,也没有记录此段时间内大泉支队伤亡[33]。所以可确定此两部分部队,在平型关战役中几乎没有出现损伤。出现死伤的是十川支队主力的步兵第一联队。于9月23日,尾随第21联队主力由浑源出发,27日到达平行关口西北方9公里处红水村,至29日,协助第五师团从北方攻击内长城线"未能奏功"[34]。《第六集团军在晋北平型关会战战斗详报》称"…西河口二十一师亦有敌两千余分向西河口2100高地及水圪垛之阵地猛攻,激战颇烈。[35]"指的应是十川支队的攻击。据国军方面的《陆军第七十一师平型关会战团城口方面战斗详报》推测,敌手应是晋绥军新二师(师长金宪章)。前出《东京兵团》一书中也有其部队断绝粮秣,饥寒交迫的描写(203-205页),但没留下作战记录。所以死伤计算困难。从『朝日新闻』东京版查看,关联性最大的是10月中旬的三次《名誉战死伤》栏的报导。12日朝刊报导了上等兵白木守(埼玉),佐藤正夫(岩手),和田晃(东京),二等兵佐藤贞次郎(埼玉) 4名的死亡[36],14日朝日夕刊报导了战伤死一等兵石塚政雄的消息。石塚被称10月2日在现地医院中死亡,很有可能是平型关战役中的重伤者。此外19日(『朝日』東京、夕刊)也出现一等兵今田武二(蒲田区)一名死亡的报导。虽不敢断定,但从报导时间看,此六名应是十川联队在平型关战役中的死亡。按1:3的死伤比例推算,其死伤总数合计约20名(概数)。
  
   以上第15旅团及配属部队死伤数254名,第2旅团死伤数约20名,十川支队死伤概数约20名的合计294名。即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全体的死伤概数。
  
   第五师团的平行关口方面的死伤1212名加关东军军两个旅团的死伤数294名,之合1506名,应是平型小结
  
   平型关战役(日军称"内长城线附近会战")从1937年9月22日至10月1历时10天。主战场在灵丘县的内长城线平型关口,团城口附近。一般指国军部队在此地域进行的阻击作战。在此地的主战场,6万名国军(晋绥军)部队毙伤来犯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9000名中的约972名(包括289名死亡)[37]。
  
   八路军115师的小寨村伏击作战,发生在其中的9月25日一天之内。地点在离主战场约8公里远的后方运输线上。截击了两支日军的后勤部队约450名。歼灭其一(行李队),重创其一(自动车部队),共毙伤日军约240名(包括165名死亡)。
  
   平型关战役还有一个副战场,地点在平型关西北方的内长城线,9月26日至10月1日,关东军两个混成旅团(第15,第2)约8000名,从侧后方应县对茹越口,铁角岭展开攻击,破长城线后南下繁峙,代县等地,切断国军退路。在此战斗中关东军各部队死伤约294 名(包括65名死亡)。
  


  
   此战役,国共两方共毙伤日军1506(内死亡519)名。其中115师毙伤敌240(内死亡165)名,国军毙伤敌1266(内死亡354)名。
  


  
   对比60000名国军在一周间毙伤日军1266名(内死亡,失踪380名),和6000名八路军在一天内毙伤敌240(内死亡165名)的战果,相对来说,不管是在毙伤敌总数面,还是歼敌(死亡)比率面,八路军比起国军来说,的确出色。特别是歼敌比率(165/6000:380/60000)和局部战斗的结果--初战获胜,部分歼灭战--比较之下一目了然。称之为"平型关大捷"当然无可非议。
  
   问题在战后,当"宣传"的政治意义(鼓舞民心,提高共产党第八路军的威信)消失后,应实事求是,根据历史记录还原历史事实,除去宣传中的水分。更不要只提"平型关大捷"抹煞"平型关战役",忽视,贬低担任全部正面战场作战,在平型关口附近血战一周之久的国军(晋绥军)部队的抗日事迹。虽然,其没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在日军眼中永远是平型关战役(内长城线附近会战)的主角,是令人敬畏缅忆的强敌。
  


  
   注释:
   [1] 除平型关大捷外,均为日军档案中的名称。(北支那方面軍主要会戦及戦闘一覧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928300、2/8,7/8北支那作戦史要)。
   [2] 簡笙簧《第八路軍與平型關戰役》《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二期,1987年6月,141页。
   [3] 《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一九三七年九、十月)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7276.
[4] 参考《陆军第七十一师平型关会战团城口方面战斗详报》战字第23号(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  1938年2月呈报。関戦役(内長城線戦役)中全体日军死伤数的总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37年9月,案卷号7278.
   [5] 「第五師団(作戦機密)」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923800、No.632、638.
   [6] 前出「第5師団(作戦機密)Ref.C11110923900. 29-30/60. №631-2.
   [7] 「板作命甲第一一七号」(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1184000、16/35 歩兵第21連隊戦闘詳報。
   [8] 参考《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一九三七年九、十月)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7276。
   [9] Ref.C11111132800、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 26/69.
   [10] 具战斗详报记载,21联队主力原配属两个山炮中队,后和三浦部队的野炮中队在广陵交换,9月22日,未到达前联队主力先行出发。从马匹数量看,可认为配属的为两个炮兵中队。
   [11] 前出「第5師団(作戦機密)Ref.C11110923900. 42/60. №644.
   [12] 折田大队缺2中队,志鹤大队缺2中队,尾家大队缺1中队。
   [13] 「人馬現員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1002724600、6-8/18.
   [14]兵员,所属数见篠原支隊(2D 15iB)戦闘詳報『戦闘詳報第四号附表』(Ref.C11111338200. 16/24 22/24)、火炮配备数参考「第五師団(作戦機密)」Ref.C11110923900、47-48/60 北支那作戦史要。
   [15] 1937年8月6日在哈尔滨编成,派遣到张北(重陽会編『歩兵第四聯隊史』、非売品、1974年、500頁、参照)。
   [16] 参考「混成第2旅団張家口会戦戦闘詳報」Ref.C11111395300、4-5/19. 昭和12年8月15日~12年8月30日。野炮兵第四联队(大生壇城大佐,平型关作战前死亡,代理联队长柏木良三少佐)共有两大队1.2.4.5.四个中队,16门炮,兵员300余名。经常改变配属,平型关战役中,两中队配属给大泉支队。
   [17]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932500、4/7.北支那方面軍状況報告綴 昭和12年10月25日~昭和14年6月25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8]『広島師団史』陸上自衛隊海田市駐とん部隊修親会、1969年、106頁。
   [19] 歩二一会『濱田聯隊史』、1973年、106页。
   [20]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1235200、2/4.歩兵第42連隊 平型関口附近に於ける戦闘詳報。
   [21] 「歩兵第二十一聯隊死傷表」「淶源大梁平型関口附近の戦闘 自9月22日至9月29日」Ref.C11111184000.№0076 .33/35.
   [22] 歩二一会『濱田聯隊史』、1973年、113-118页。
   [23] 「陣中日誌 歩兵第十一聯隊第一大隊砲小隊」JACAR:REF. C11111178600. 33-53/53 より整理。
   [24] 前出《陆军第七十一师平型关会战团城口方面战斗详报》战字第17号-第20号(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
   [25] 「歩兵第十一聯隊第三中隊陣中日誌」JACAR:REF.C11111177200. 24-35/70.より整理。
   [26]  鯉十一会編『歩兵第十一聯隊史』1993年,215页。
   [27] Ref.C11111132800、歩兵第9旅団陣中日誌54/69。腰站的战斗,第11联队第九中队于24日晚救出被包围的通信队后,25日晨遭到杨成武部约两个营部队的攻击。1230杨成武部队"遗弃30具尸体向西方退去"。
   [28] 前出簡笙簧《第八路軍與平型關戰役》146页。
   [29] 畠山清行『東京兵団?第1胎動篇』光風社、1963年、200页。
   [30] Ref.C14110805400、34/50. 連隊歴史第4巻 自昭和4年1月8日至昭和15年12月23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1] Ref.C11111242400、歩兵第57連隊第3大隊戦闘詳報 49/51
   [32] 『野砲兵第四連隊並びに関連諸部隊史』野砲兵第四聯隊史編纂委員会編、信太山砲四会, 1982年、255-259页。
   [33] 若有损失联队史肯定有记录,比如可见到八月底张家口战役中大泉支队死亡7负伤15名的记录,9月11日聚乐堡战斗中死亡1,负伤3名的记录,及10月17日,大泉基少佐在忻口战役中死亡的记录等。
   [34]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470000、5/50,支那事変概史 昭和12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5] 第六集团军在晋北平型关会战战斗详报(节录)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案卷号7277   补呈时间:民国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参考9月27日条。
   [36] 1937年10月12日『朝日』東京版,朝刊。
    [37] 计算式为死伤总数1506名减去八路军战果240名减去关东军死伤294名。死亡计算式为死亡总数519名减去关东军死亡65名减去八路军战果165名。东军死亡65名减去八路军战果165名。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5:57:53 | 显示全部楼层
以前一直流传着在九一八事变中40万东北军在1万多日军面前一枪不放,乖乖撤走的说法。小弟对此早感疑惑,就搜集了一部分资料,值此九一八事变82周年之际,小弟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分布和关外东北军数量及派系进行一定的探讨,水平不足,请网友指正:
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仓猝接班,摆在前面的是大量的军队和老的将领,人心浮动,派系斗争严重。张学良快刀斩乱麻,将东北军整编,取消以前的方面军、军团、军和师的编制,将部队改编为最大为旅的编制,并将炮兵等特种兵从各部队抽出,炮兵以团为单位(后又组成旅),工兵、辎重兵以营为单位。将老的将领大部分给予优厚的待遇,请其退役或用闲职养活起来。提拔新的将领掌握军队,又因为将特种兵拨出,这些军队单独很难大规模作战(因为没有炮兵、工程兵和辎重兵)。因而将权力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其也造成了部队编制不全,无法单独应付突发事变的恶果。


28年东北军整编,分两个系统,一个是国防军,大部分为辽宁部队,其中大部分张学良的嫡系还有一部分是张学良的重要盟友。这些部队编制大,武器好,兵精粮足。一个系统是省防军,这些部队基本上是东北军中的杂牌部队,是迫于形势打着东北军的旗号,一般是各地的土著军阀,这些人割据这东北广大地区,因上高林密,情况复杂,东北军也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承认既成现实,在其表面上拥护张学良的前提下,将其改编为省防军,维持地方治安,这些军队编制小,武器东北军中央极少补充,故也是弄到什么用什么的万国牌。
28年整编的时候,各省拥有的部队有:
一。东北军在辽宁拥的部队有:
(一)、 国防军15个步兵旅,其中三团制的有13个旅,这种旅的编制很大,基本上相当于同时期关内国军的一个师(缺少炮兵等特种部队),以王以哲的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当时叫东北陆军独立第一旅)为例,这种部队的编制是:
旅司令部
1.设中将旅长1人,少将旅附1人,上校参谋长1人


2.旅司令部编制:下设参谋、副官、军械、军需、军医、军法、兽医等7个处,处长由上校到中校军官担任,另设三级秘书1人(军用文官,相当于少校级别)
3.旅直属部队有:
(1)特务连,该连为旅部卫队,全部装备最新式的手提机枪(即冲锋枪)。
(2)骑兵连,每连下辖4个排,设少校连长1人,上尉排长1人,中尉排长2人,少尉排长1人。少尉连附2人,准尉司务长1人,全连官兵182名。装备七九骑枪。
(3)重迫击炮连,装备150毫米口径重迫击炮6门。
(4)通讯连,拥有**的有线和无线通讯设备。


(5)在编制之外还临时配属战车队1个,拥有轻型坦克12辆。(仅独立第七旅有,其他部队没有)
下辖部队
下辖步兵3个步兵团,每团下辖3个营和直属的重机枪连,迫击炮连,平射炮连和通信排各1个
团直属队主要装备:1.重机枪连,装备马克沁重机枪12挺。
2.迫击炮连,装备82中型迫击炮6门。
3.平射炮连,装备辽14年式37毫米平射炮4门。


4.通信排
每营下辖4个步兵连,每连设有上尉连长1人,中尉排长1人,少尉排长2人,准尉司务长1人,另外编制还设有中(少)尉连附2人,但仅仅在编制上有,实际并没有人任职。
1.连部,设文书上士1人,庶务中士1人,司号上等兵1人,一等兵3人,传令上等兵1人,勤杂兵7人(每官长1人,包括连附),伙夫9人,马夫1人,车夫1人。
2.连下辖3排,每排4班,共12个班,每班人数为:中士班长1人,下士副班长1人,上等兵2人,一等兵4人,二等兵8人,共16人。武器装备为:每班79捷克式步枪10支,捷克式轻机枪1挺,掷弹筒1具。手榴弹平时每兵按4个携行。
每连官兵夫共编制227人,但是由于一直是平时编制,而且招募兵员困难,每连实有人数约150-160人,装备七九捷克式步枪120支,捷克式轻机枪12挺,掷弹筒12具,自来得手枪7支(军官使用)。每连还配备骡马3匹,铁轮大车一辆,用于运送物资。
全旅按编制应该有约10800人左右,但由于兵员不足,实有人数约8000余人,战斗兵约6000-7000人。这种部队装备精良,在战时再临时配备炮兵、工兵、辎重兵,其战斗力不容小视,但他的编制中没有炮兵、工兵、辎重兵,因而独立作战能力有限。


另外,辽宁还有2团制的国防旅2个,这两个旅是独立第15旅和独立第19旅,其中独立19旅按编制也是3个团,但其中的第61团的番号被张学良的卫队占用,只好下属2个团了,这2个旅,除了少1个团外,其他与3团制的部队一样。这种旅,每旅约5800人(平时编制)。
28年张学良的卫队团(61团)编制为:直属部队为曲射炮连、骑兵连和手枪队,下辖3个营,其中第三营为卫队营(张作霖卫队团缩编而成,守卫帅府),手枪队是负责外出警戒和东陵别墅警戒的,待遇十分优厚,其士兵待遇为一级月20元,二级15元,三级12元,全发现大洋。
辽宁的国防军步兵约11.8万人。
(二)国防骑兵旅4个旅
1.拥有三团制的骑兵旅2个(独立骑兵第三旅、独立骑兵第四旅),编制为旅直属队有骑炮连、通信连、卫队连。下辖3个团,每团编制为:团直属队有:机关枪连、迫击炮连、通信排,每团下辖4个大连,每连4个排,每旅编制约4300人,实有人数约3500人。
2.拥有2团制骑兵旅2个(独立骑兵第五旅、独立骑兵第六旅),除每旅2团外,其他与三团制骑兵旅相同,每旅编制3000余人,实有人数约2500人。


辽宁的国防军骑兵约1.2万人。
(三)炮兵8个团
1.拥有3营制6个团。其编制是每团3营,每营3连,每连配炮4门,团直属队有观测班等,全团编制人数2072人。实际全团官兵约1400人。
2.两营制2个团(重炮7团、8团)。每团辖2营,每营辖2连,余与三营制相同,实际全团官兵约700人。
这8个团的装备为:第一、二团各装备辽13年式75毫米野炮36门,第三团装备辽14年75毫米山炮36门,第四团装备德国造克虏伯野炮,第五团装备辽14年式77毫米野炮36门,第六团装备150毫米榴弹炮16门,第七团装备150毫米榴弹炮16门,第八团装备辽14年式77毫米野炮36门。
辽宁的国防军炮兵约1万人。


(四)工兵6个营
工兵每营辖3个连,全营官兵440人左右,6个营约2700人。
以上国防军约14.27万人。
(五)省防军
1.东边镇守使署于芷山部步兵三个团,骑兵1个团,卫队1个营,约7000人
2.洮辽镇守使署张海鹏部骑兵4个团,约4000人。


以上省防军约1.1万人。
(六)特种部队
1.东北还有海军两个舰队,其中渤海舰队最强的时候拥有3000余人,有全国军舰吨位的55%以上。2.东北还有空军,据说拥有280架左右飞机(包括报废和教练机,真正可以作战的就几十架)。有官兵2000人。
3.辽宁还有4个宪兵大队,每个大队约360人,约1500人。
4.有辎重兵一个大队,通信兵一个大队,探照灯兵一个队,坦克、铁甲车各一个队,约2000人。
综上所述,辽宁省拥有军队16.22万人。


二。吉林拥有的部队为:
(一)国防步兵旅3个,均为三团制,编制同辽宁国防旅,共约24000人
(二)国防骑兵旅1个(独立骑兵第七旅),为三团制,编制同辽宁国防旅,约3500人
(三)炮兵团1个(炮兵第九团),拥有大炮36门,约1400人。
(四)工兵一个营,约440人
(五)卫队一个团,下辖步兵3个营,骑兵一个营,迫击炮、重机枪、通讯各一个连,约2500人。


(六)辎重兵一个营,约500人。
(七)省防军5个旅(独立第23.27.28.21.24旅),均为三团制,每旅约6500人,共计3.25万人。
(八)宪兵一个大队,约360人。
综上所述,吉林拥有部队约6.5万人。
三、黑龙江拥有军队为:
(一)国防军步兵2个旅,均为三团制,共1.6万人。


(二)国防军骑兵一个旅(独立骑兵第八旅),为三团制,约3500人。
(三)炮兵一个团,大炮36门,兵员约1400人
(四)工兵一个营,约440人
(五)辎重兵一个营,约500人
(六)卫队1个团,约2000人
(七)省防军步兵3个旅


1.三团制步兵旅1个约4500人
2.两团制步兵旅2个约6500人
(八)省防军骑兵旅1个,三团制,约3000人
(九)宪兵一个大队,约360人。
(十)江防舰队有500余人,大多在黑龙江流域航行。
综上所述,黑龙江拥有部队约3.9万人。


四、热河拥有军队
本来热河在张学良在任期间,已经形同独立,但其与东北军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接受东北军的番号,故将其算在东北军中。
1.第36师,下辖三个步兵旅,骑兵、炮兵各1个团,工兵、辎重兵各1个营,约1.5万人
2.东北独立步兵第22旅,约6000人
3.东北独立骑兵第17旅,独立骑兵第19旅,共约5000人
以上为正规军约2.7万人


4.热河省保安骑兵第一旅,约2000人
5.热河省政府特务队,约1000人
计非正规军3000人。
热河省拥有正规军2.7万,非正规军3000人
五、其他省份的有战斗力的非正规军
1.辽宁省拥有军队改编的兴安屯垦军,三个团,约6000人。


2.吉林省拥有正规军改编的山林警备队,拥有步兵3个营,骑兵、炮兵各1连,总数约2000人
3.黑龙江省拥有由军队改编的山林队(武装警察)7个大队,约5000人,该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颇强。
总计,当时东北军拥有正规军25.32万人,有战斗力的非正规军1.6万人。
在28年整编以后,到31年九一八以前,东北军部队除番号有变动外部队变动不大,主要有:
1.在中东路事件中,黑龙江被消灭了两个旅,张学良取消了一个旅的番号,将辽宁的一个旅调到黑龙江,辽宁的国防步兵旅变成了14个,兵力少了8000人,黑龙江还是原来的数字。
2.1931年5月,东北军全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番号,其炮兵部队编成炮6旅,辖炮11团(原3团),炮12团(原4团),炮13团(原5团),炮7旅,辖炮14团(原1团),炮15团(原2团),炮16团(原8团),炮8旅,辖炮17团(原6团),炮18团(原7团)。原10团,改为炮19团,归吉林副长官公署指挥,原9团,改为炮20团。


3.1931年8月奉石(石友三)战争之后,张学良为节省军费,同时也为即将大规模出厂的加农炮预留编制,将炮6旅的炮13团,炮6旅的炮14团裁撤。自此,东北军辽宁部队就减少了2个团的炮兵,减去约3000人。
4.1931年5月,张学良的卫队61团,扩编为卫队统带部,该部分为直属队和步兵总队两部分
(1)直属队分为骑兵队,下辖4个骑兵连;汽车队两部分
(2)步兵总队分为三个步兵队,每队直属队有1个重机枪连(6挺重机枪,30多支自卫步枪),1个迫击炮连(6门82迫击炮),下辖3个步兵营,每营3个步兵连(每连步枪80余支6挺轻机枪),1个重机枪连(4挺重机枪,30多支自卫步枪)。
该统带部约6000官兵,但正在招收新兵训练,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的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5.张学良在关内收编的一些杂牌部队


(1)将山东惯匪刘桂堂部收编为新编第六旅,约5000余人。
(2)将察哈尔巨匪张诚德部收编为新编骑兵第一师,两个团,约3000人。
(3)1931年8月打败石友三后,收编石友三残部沈克部为新编独立第一师,约6000人。
不过这些部队,基本上是土匪或异己部队,在东北军中实在是负资产。
到九一八前,东北军的正规军一共有26.22万人,有战斗力的非正规军1.6万人。共计约28万人。而这些部队中的张学良的嫡系部队只有辽宁的13个步兵旅,黑龙江的一个步兵旅,和辽宁的4个骑兵旅,3个炮兵旅及海空军,和非正规军兴安屯垦军,总数约15万余人。其他的派系有吉林的张作相拥有几个旅,黑龙江的万福麟拥有几个旅,热河的汤玉麟拥有几个旅,山海关的于学忠拥有2个旅,这些人部队都是自成体系,张学良只能通过个人感情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他们的军队。而散布在东北各地的各种省防部队,更是五花八门,各自为政,对张学良是听调不听宣。
要说东北军中张学良的嫡系部队数量很多,装备也很精良,这十几万军队压制不到两万的关东军也应该不是问题,但事实上在9.18时候东北军却在老窝沈阳兵力空虚,其原因在于在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应蒋介石邀请,在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蒋介石,在冯玉祥和阎锡山背后捅了一刀,确立了蒋介石的全国统帅地位,而东北军为之付出的是调兵6个国防步兵旅,3个骑兵旅,2个炮兵团及附属的工兵辎重及宪兵部队约7万人入关。入关后,东北军名义上取得了华北5省2市的地盘(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北平、天津),而且这7万军队以及以后陆续调入关的特种部队的军饷大多都由华北负担,让东北在财政上松了一口气。


但事实上,山东盘踞着韩复榘、刘珍年七八万军队,30年到31年还一度驻扎着孙连仲部4万多人和马鸿逵部1万多人,东北军只得到了青岛一个海军基地驻扎其渤海舰队。山西绥远盘踞着10多万晋绥军还有西北军宋哲元部2万多人,庞炳勋部1万多人,孙殿英部1万多人以及原方振武的部下鲍刚和张人杰的数千军队,更令其不安的是就是河北南部还盘踞着石友三部6万大军,而这些军队的复员和善后工作,蒋委员长全权交给张学良,人家不管了,这几十万军队的衣食住行忙得张学良头昏眼花,财政上根本负担不起,而在这时,石友三在各方的鼓励下,起兵反叛了。
石友三是原来冯玉祥的部下,是西北军少有的东北籍贯的将领,长于练兵,军队战斗力极强,并对东北军战斗力极其看不起。他占据冀南接受汪精卫的任命,和粤系军阀、桂系军阀遥相勾结,并与韩复榘、孙殿英结成三角联盟,另外还和刘桂堂达成一致,准备共同反奉,据说还得到日本人的默许,其目标是在河北打败奉军,并顺势攻进东北,自己做东北王,这可是捣毁家屋的事情,东北军不敢怠慢,只能将能调出的部队尽量调出,不但将辽宁的14个国防步兵旅调入关11个,4个骑兵旅调进3个,还把3个炮兵旅除一个团外全部调进关内,几十架能起飞的飞机也加入战团,吉林有日本驻军,没敢动,就把黑龙江的两个国防步兵旅也调入关内。虽然在31年7月到8月的奉石战争中石友三由于韩复榘和孙殿英的出卖,孤军深入被东北军击败,6万军队,除沈克万余部被东北军收编,唐安植部数千退到山东被韩复榘收编外,全军缴械。但东北军调入关内的部队,由于日本人的阻挠已经很难再回到关外了。
9.18以前,东北已经势若累卵,整个辽宁只驻扎4个国防步兵旅(其中第12旅驻扎在锦州,不在辽宁腹地,为替东北军把守回家的路),其余3个旅,第七旅在沈阳,第19旅在兴城,第20旅在洮南,1个骑兵第3旅在通辽,调出关的部队能回到辽宁的只有炮八旅(重炮兵,装备150毫米榴弹炮)回到彰武、阜新一带,还有东北军的空军基本全体回到了沈阳,这些部队能顺利回到辽宁,应该是鬼子认为其是特种部队,没有步兵掩护只能乖乖被鬼子缴械,还有炮兵13团,驻在锦州、北镇一带。其他的还有卫队统带部中的两个步兵队在沈阳附近正在扩编部队,训练新兵,还没有形成战斗力,其他的就剩下东北讲武堂的2000多学员,但这些人除了有一个步兵教导队(3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1个步兵炮连、1个通讯排)约650人有武器外,其他人都是赤手空拳。可以说当时在辽宁的正规军只剩下5.4万左右(另外有非正规军6000余),其中还有1.1万多异己力量、8000在远离腹地的锦州和3000左右不能打遭遇战的炮兵,而与之对峙的是1.5万装备精良,准备充分的关东军及守备队(包括已经动员起来的在乡军人)。而真正的对峙第一线沈阳,只有独立第七旅的8000士兵,对抗的是鬼子一个联队及1个守备队还有千余早已动员起来的在乡军人,总数约6000人。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当局(包括张学良的东北当局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都力求避免与日军决裂,以为像济南事变那样忍耐一下,不让鬼子找到借口,就算鬼子动手最多将沈阳像济南一样,暂时让鬼子占领,以后也可以通过国际力量和平收回。这样,独立第七旅就成为一颗弃子被孤零零放在沈阳等待着鬼子的进攻,而他的手脚还被死死束缚。
而整个吉林省的部队没有动过,还是6.5万正规军,非正规军2000余,黑龙江被调走2个国防步兵旅后只剩下正规军2.3万,非正规军5000人。可以说整个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开始时候只剩下14.2万正规军和1.3万非正规军,而张学良的嫡系部队只有3.3万正规军和6000非正规军。而其他的部队派系复杂,其中很大一部分军队的首脑,如于芷山、张海鹏、熙洽、吉升这些人或是张学良的反对派,或根本就是满清的复辟狂,甚至还是满清皇族,早已和鬼子勾勾搭搭,在鬼子的招降下,很快辽宁万余省防军全部投降,吉林更是熙洽先命令部队不抵抗、逃走,几天后就公开投靠日寇,在他的带领下吉林有一半军队投敌,黑龙江也有一部分军队投降,内部异己将领的叛变,也是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迅速沦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一八事变前后,沈阳城中国驻军如下:
1.独立步兵第七旅,约8000人,其中驻守在北大营的有7000人左右,620团1个营驻守皇姑屯,621团的3个连驻守东大营。


2.卫队统带部中的两个步兵队,约有官兵4000人,该部队为新扩编,正在训练新兵,基本无战斗力,故在情况紧急下,于9月16日晚秘密出城,绕道到新民坐火车入关,只留下守卫帅府的一个卫队营,约550人。
3.东北讲武堂学员、学兵约2000人,但能够战斗的仅步兵教导队学兵约650人。
4.空军警卫部队约500人
5.东三省兵工厂警卫部队约1个连,100多人。
6.还有的就是沈阳城里面的警察千余人,这些警察**破旧,未经过正规训练,基本毫无战斗力。
这些部队,在九一八事变当夜,独立步兵第七旅因为受不抵抗命令的束缚,损失很大,伤亡士兵1000余人,621团武器基本丢失,620团只带出了必要的轻武器,619团和师直部队损失较小,带走了大多数武器,但重迫击炮等重武器还是丢弃了。守卫帅府的卫队营,因为不抵抗命令,卫队长谭海命令将各房紧锁,让士兵将武器集中埋藏,之后解散部队,自己带着钥匙回北平向张学良交差。东大营因为高级将领和教官全部逃散,学生、学员找不到武器,也一哄而散。空军部队在鬼子没来之前想将能飞的四五十架飞机飞走,但因为城内混乱,飞行员都在家里住宿,派汽车去接飞行员,但没人敢来,故将在沈阳的新旧265架飞机(大部分已经老旧的不能起飞了)全部送给鬼子。东三省兵工厂警卫部队因听不到命令,最后自行解体。沈阳城的警察在事变前,在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的带领下早已做好准备,都已经集中,发好弹药,一听枪响,就整队离开,在沈阳城外集结各地的警察,成立了义勇军,并曾试图反攻沈阳。


至此,日军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夺取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抢去了张氏父子几十年积累的数亿财富。这是谁之过?张学良诚然是罪不可恕,但他的拜兄,拉他把主力调离辽宁,并一直命令他不得和鬼子发生冲突,事后也不敢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给他撑腰的蒋介石,其实更是罪不可赦的。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6:09:0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题: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决绝抗日 宋哲元避战求和

原作:岳南
2012年05月15日13:36人民网

[导读]卢沟桥事变后,面对危局,蒋介石采取外交斡旋与不惜开打两手战略准备。而守卫京津的宋哲元则下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并与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密谋于日军妥协求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未放一枪退守关内,东三省沦陷。整个西北、华北局势立刻变得严峻起来。出于多方面考虑,1932年8月,国民党中央行政院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所属部队随之向西北一带转移。未久,其军队扩编为三个师辖八个旅。察哈尔虽仅辖16县,地狭人稀,天荒地老,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也是命悬一线的二十九军死里求生的唯一依托。1933年2月,二十九军被调往北平以东的通县、三河、蓟县一带驻防,未久,奉命参加著名的长城喜峰口、罗文峪抗战,有效地狙击了日军侵略,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誉,名震一时。
1935年6月,迫于日本的强大压力,著名的《何梅协定》签定,蒋系中央军关麟征、黄杰等部撤出平津地区。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压下,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二十九军经过一阵左右摇摆,瞅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缝隙,宋哲元趁机坐大,一身兼任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三项要职,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一切政务、军务,统归宋哲元一人节制。
借了乱世风云的契机,得到冀、察、平津政权,今非昔比的宋哲元,同样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硬道理,开始利用地方财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关税、盐税、统税、铁路交通税等钱财,打着准备抗战的幌子,以各种名目大肆扩军,并通过种种理由和方式向国外购买军火。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其部下已有4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两个保安旅、一个独立旅、一个特务旅,共五师四旅的兵力,部别番号分别是:
冯治安三十七师(驻防北平西苑、卢沟桥一带);
张自忠三十八师(驻防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各地);
赵登禹一三二师(驻防南苑团河、河北省任丘、河间一带);
刘汝明一四三师(驻张家口、宣化、怀来一带);
郑大章骑兵第九师(师部和骑兵一团驻南苑,其余两团驻固安、易县等地); 孙玉田特务旅(驻南苑,以一团在城内);
石友三部两个保安旅(翼东一带,河北保定一线)。
另外有直属军事教导团,冀、察、天津保安队,总兵力达到了10余万众。
二十九军所属部队分别驻守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各地区的省市最高行政长官亦分别由驻军首领兼任,其情形为: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刘汝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兼任天津市市长(萧振灜离职后由张兼任),加上原已任命的宋之嫡系、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为北平市市长,冀察二省与平津二市完全成了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的天下,并复现以前军阀割据局面。
以蒋介石为首脑的南京中央政府,对这块具有特殊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半独立地盘上的一切军政事务,已无力直接控制指挥。而自认为羽翼丰满,不可一世的宋哲元在截留税收、白银南运、故宫宝物南迁等一系列关乎国家民族大是大非问题上,更是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双方矛盾加剧。日本人瞅准机会,借以操控宋哲元并不断向其施压,企图将其变成一个受日本人指使的傀儡政权,日本外务省在《对华北新政权方针》一文中,直呼冀察政务委员会为“宋哲元政权”。[2]对此,蒋介石曾对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慨叹道:“我们只能希望宋哲元等几个人听命令,并不能命令他们。”其痛苦、愤恨、无奈之状溢于言表。也正是这种非驴非马非骡子的四不像局面的形成,为后来平津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危急与沦陷埋下了祸端。
卢沟桥事变之前,宋哲元为躲避日本人的纠缠,正猫在山东乐陵县老家为死去的父亲挖坑修墓,一切军政事务全部交付驻平的冯治安与秦德纯办理。当宛平城枪声响起时,秦德纯以职业军人特有的干练与魄力,当即于二十九军司令部电令长辛店守军何基沣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率官兵奋起抵抗,并有“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3]等悲壮之语。吉星文得令后率部死打硬拼,给日军以痛击。
7月8日晨,秦德纯打电话到庐山,向正在牯岭召开会议的中国军政最高统帅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以及北平面临的危急情形。蒋介石闻讯,大惊,继而对日军制造这一事变的真实意图,以及中国将如何采取应对策略,作了反复思考与细致推敲,其焦虑、矛盾、痛苦、犹豫之神情,从蒋氏本人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4]
此时,中国的形势是,包括热河在内的东北四省已经沦亡于日寇之手。就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年半以前,日本又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和华北特殊化,这就意味着平津地区成为中国北方抵制日寇最前沿的堡垒,若平津失陷,整个华北将不可收拾。因而,经过反复思索权衡, 蒋介石认为对方此次明火执仗的行动,绝非往日任何一次军事争端与挑衅能与之相比,华北大难临头,中国政府和军队很难再有退路,非战即降,非死即活,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面对危局,蒋介石采取外交斡旋与不惜开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一方面命令外交部部长、资深外交家王宠惠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重口头和书面抗议,要求日军立即撤回原防,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同时立即向宋哲元、秦德纯等二十九军将领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属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5]电令。
此时躲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早已从秦德纯发来的电报中得知卢沟桥事变情形,但这一事件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和警觉,他本人也没有立即回平处理事务的打算。面对宋的暧昧态度,秦德纯焦急万分,电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火速自保定抄近道赴乐陵,促宋速返北平,以应付危局。当邓氏抵达乐陵时,宋哲元摆出一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军气派,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自己表示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于是下了一道“只许抵抗,不许出击”[6]的命令,让秦德纯向前线官兵传达,并表示自己将考虑与日军方面谈判,力争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由于宋哲元的迟钝和迷幻式梦想,导致事件风生水起,波诡云谲,整个平津前途命运落入凶险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7月9日,蒋介石采取积极军事反击的决心已定,在迅速调兵遣将的同时,于庐山牯岭海寒寺致电宋哲元,告已调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庞炳勋部及高桂滋部开赴保定、石家庄一线助战。并警告宋哲元放弃固执、幼稚的幻想,尽快从沉醉的迷梦中醒来,速到保定指挥战事,严令“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7]同时电召正在重庆主持川康军事整理会议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尽快着手编组军队,对中国空军实施紧急动员,准备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日本军政首脑机关采取利用和扩大宋哲元与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政治策略及外交手段,行使挑拨离间之术,设法控制和麻痹宋哲元,将南京政府的势力排除在华北以外,促使宋哲元部放弃抵抗,以达到迅速占领华北之目的。
蒋介石透过各种军事情报网络,觉察到日本方面的阴谋,在公开声明中严正指出,任何协定都须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面对宋哲元一直摇摆于战、和之间,置中央政府训令于不顾,顽固地寄希望于日军妥协求和的心理与做派,蒋介石甚为担忧和不满,于7月10日先后两次发出电令,恩威并施地对宋哲元指示道:“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守土应具决死必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8]
电令发出后,蒋介石于庐山召开紧急国防军事会议,制定了三项应变措施:
(一)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于7月底前,组建好指挥大本营及各集团军、军团等一切事宜;
(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弹药存放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兵工厂一旦被日军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及半年的军粮等。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几次电令宋哲元速赴保定相机处理战事,但宋不但置若罔闻,反而与邓哲熙等幕僚于7月11日化装打扮,悄然无声地赶到了天津。而去天津的目的,正如当时的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后来所言:“不是抗战,而是求和”。[9]
7月12日下午7点,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与平汉线集结;山东境内的部队担任津浦铁路北段防守;在南昌的30架军用飞机立即编队飞行北上。
宋哲元一行潜往津门后,与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密谋求和,这一做法得到了张氏明确支持。宋哲元心怀忐忑,试探性地与驻天津日军首领进行谈判,企图靠自己纵横捭阖之术予以“转丸”。惜宋氏与张自忠的幻想,皆与时代大势相违,结果自是一相情愿。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首脑机关,频频致电日本中央军事统帅部,强烈要求当机立断,痛下决心,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雄图大业”。面对国内外局势,驻华北日军对前来求和的宋哲元采取了虚与委蛇,以等待大批援军到来的战略决策。对日军首领的阴谋,沉浸在“和谈”美梦中的宋哲元全然不觉,迷醉中于12日匆忙对外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云云。[10]
此番妄言传到庐山,蒋介石与奉召前来开会议政的各方人士大为不满,为防宋氏以华北军政之主的新式军阀心态,一意孤行地沉浸在“苟和”迷梦中昏睡不醒,做出有损国格、人格和民族大义的逊事。7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严明而又措辞强硬地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11]对此指令,宋哲元不屑一顾,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竟下令自14日起北宁铁路正常运行,取消北平戒严,严禁二十九军与日军摩擦,并释放双方交战中被俘的数十名日军官兵。
7月15日,宋哲元针对海内外爱国志士纷纷汇寄到北平的钱款财物,通电全国,谢绝国人“捐款募军之举”,以免让日本人找到借口,妨碍“和平”大计。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有:“……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禁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月16日,鉴于外交路线直接谈判无效,南京政府邀请英国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但为日方所拒绝,中日关系向恶化的方向急剧发展。此时日本国内的情形是:7月11日,日首相近卫文麿觐见日皇,就中日战争形势举行了紧急会议,根据会议制定的方案,于16日派遣10万陆军向中国进发。17日,东京五相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增派40万日军赴华助战。日方决心已定,中国方面即是不惜以重大牺牲为条件,来换取所谓“卢案”和平解决,亦无半点可能了。日本军队本着“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12]的既定方针,加紧调集大军向平津地区急速推进,全面战争气氛在华北进一步扩大蔓延开来。
日本的强硬姿态再度给蒋介石和中国军民以极大刺激。7月16日,蒋介石邀集全国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必要的“应战宣言”。该《宣言》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战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演讲,极其干脆地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4项条件,同时以慷慨悲壮的语调提醒全国军民:“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续绝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己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而一旦被逼到“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存免之理。……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13]
此次关于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后关头”的讲话,标志着蒋介石既慎重又决绝的态度,确立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战略的总方针,标志着中国政府彻底抛弃忍让、克制、退缩的政治军事策略,坚定地转入共赴国难,全力抗战,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的战略轨道。这一誓死捍卫国土,不惜身家性命与日军血战到底的战斗檄文,令全国军民为之大振。同日,国民政府紧急拨发300万发子弹与大批武器装备运往二十九军,命令孙连仲统率的第二十六军、商震第三十二军、庞炳勋第四十军及国民党中央嫡系李默庵第十师、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刘勘第八十三师等部队立即开拨,沿平汉、津浦路北上,火速推进至保定与石家庄一线布防,协同二十九军与日军决一死战。
当这一切布置完毕,蒋介石于20日由庐山返南京,再度召集军政要员会议,商讨对日长期抗战的总战略。
在天津一直寻求与日本人谈和的宋哲元,于18日偕张自忠初次会见了新上任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回归后当即对人表示:“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14]这个时候的宋、张二人尚不知已落入日本人的圈套,日军真正的目的是等待援军到达,一举将二十九军击溃,彻底占领、掌控冀察与平津政务。
自信摸到日本人底牌的宋哲元于19日悄悄溜回北平后,仍把蒋公介石在庐山慷慨激昂的陈词和一次次急促的电令置之脑后。宋氏像一个醉酒的猛汉,两腿打晃,在战、和之间左右摇摆,并在焚香燃烛对天神祷告、向地虎求法的苦苦寻觅中,出现了短暂的晕眩与幻觉,满脑子寄希望于日本军方因种种原因突发慈悲,手下留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使“事变”得以无声无火地平息。在这一错觉与虚幻迷醉下,宋哲元不顾有识之士再三提醒与竭力劝阻,置中央政府大政方针与介公的命令于不顾,擅自下令拆除部队官兵与北平民众在北平城内各通衢路口用血汗乃至生命筑起的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将关闭数日的各道城门全部打开,放弃一切警戒,命令各部搁置备战计划,向城外增兵的军队立即撤退,电请已火速北上的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庞炳勋等部停止前进,将主战甚力的冯治安师与主和的赵登禹师换防,以为日军做出“求和”的榜样。按宋哲元设想的勾钳之术,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中国军队做出放弃一切,任人宰割的羔羊式“榜样”,日军就会被深深感动并大发慈悲,开始以真诚和平的姿态与中国军民共同建设宏伟瑰丽的大东亚乐土。
令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日本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近万人已悄然开抵唐山、天津,并在塘沽卸下10万吨军火。日本关东军三个旅团,已相继秘密调入华北,21日抵达丰台,完成了围攻平津的军事战略部署。另外日军8个师团约16万人正日夜兼程沿不同路线向平津扑来。面对宋哲元极其反常的荒唐之举,在南京坐镇指挥的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在大呼一阵“娘希皮”之后,于盛怒中再度致电秦德纯转宋哲元:“闻三十八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15]同时叮嘱宋氏一定要守住平津,并将在津期间与日军签定的秘密协议立即报告中央政府,不得自以为是,擅自隐瞒。[16]
7月25日,日军已完成军事部署,大规模攻击平津的战争前奏——廊坊之战打响。二十九军所部爱国将士奋起反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
7月26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并有27架飞机前来助战轰炸。中国守军抵挡不住,撤出廊坊。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令其务必丢掉幻想,立即恢复一切城防戒备,死守勿失,决心大战,并拟亲至保定指挥战事。
7月27日,二十九军所部攻复廊坊,激战后不支,随之撤出,廊坊失守。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对北平守军展开大规模进攻。集结在京郊南苑一带约七千余名二十九军所部将士被迫仓促上阵,与凶悍的日军展开血战。日军凭借优良武器和大批坦克战车步步紧逼,并以飞机数十架低空轮番轰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因宋哲元一度求和的战略指导思想,导致南苑直到大战到来的最后一刻都未能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简陋的营围作掩体,在敌机疯狂轰炸扫射下,营围被撕成碎片,营房变为一堆废墟,守军部队受到极大钳制而无法反击。随着通信设备被炸毁,各部队与指挥部联络断绝,指挥失灵,致使秩序大乱。战至28日拂晓,守军伤亡惨重,南苑失守,官兵奉命向北平城撤退。在大血战、大混乱、大溃退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及其所属三千余名官兵阵亡。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以及北平城防司令张维藩等高官大员,率部仓皇南撤。[17]
7月29日,北平沦陷。
当日傍晚,驻守北平郊外西苑至八宝山一线的何基沣一一O旅,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后,奉命向长辛店一带南撤。消息传出,北平民众悲感交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一千多名高校学生,纷纷聚集起来,走出古城,悲愤交加地向这支打响卢沟桥第一枪的部队告别。
一年之前,受抗战爱国人士的影响和鼓动,在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授意下,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在西苑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暑假军事集训队”,组织几千名大中学生进行集训。作为集训总队副总队长的何基沣和学生们相处的日子,被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所感染,特别是那些从关外沦陷区流浪而来的东北学生,内心的悲怆与强烈的抗战爱国热情,使何基沣深为感动,几次演讲皆声泪俱下。为此,何旅长成为力促宋哲元放弃军阀割据,与南京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坚决实行抗日救国的主要将领之一。
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第二期集训队正在进行,何基沣等官兵返回部队,集训队解散,青年学生们纷纷要求上前线与官兵并肩战斗。正在妙峰山演习游击战术的学生迅速返校,同北平民众一道,积极投入到拥军抗战热潮中。群情激愤的学生们喊出了“保卫卢沟桥”、“发动华北民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日到底”的肺腑之音。许多大学生和社会各阶层服务人员、市民、甚至车夫走卒,纷纷自发组织起一个又一个不同形式的“劳军团”,前往卢沟桥和南苑一线慰劳英勇守土的二十九军爱国将士。另有为数众多的学生和北平民众携手并肩,奔走在七月火辣滚烫的毒日下,布满尘土的脸上淌着汗水,逐街逐巷征集麻袋,与守军官兵一道,扛沙运土,构筑防御工事。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何基沣闻知学生们的行动,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在训令中对他的部下感慨地说道:“这些青春年少的中华儿女,散发出的是何等强大、热血喷涌的澎湃激情,我们如不奋勇杀敌,何以对得起他们的一片忠胆赤诚!”
而如今,麻袋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当局下令自行拆除了,华北守军的最高统帅宋哲元走了,北平最高长官秦德纯走了,城防司令张维藩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走了。北平守军的兄弟部队,除了部分人员身不由己地被迫留下来,能自由行动的军队都撤走了。在这场溃退大潮中,一一○旅独木难支,自然也不能留下,必须尽快撤离北平这块险恶之地。夹在撤退队伍中的何基沣于仓皇中百感交集。遥想当年,在这些热血喷涌的青年学子们面前, 自己曾慷慨陈词,高呼着誓与北平共存亡的口号,走在训练队伍的前列。如今壮志未酬,不但抛弃了自己当初的誓言,也抛弃了这些满腔热忱的青年学子和满城的百姓,开始一场前程未卜、不知身归何处的军事流浪。想到这里,泪水模糊了视线。
北平市民用沉默表示了对守军的不满与愤慨,没有人为之送行,唯年轻的学子们真情不减,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与对未来的期望,向这支败军与败军中的将士恋恋不舍地作最后辞别。学生们跟在队伍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不住地呼喊着送别的口号。眼看离北平城已经很远了,天空渐渐暗了下来,只有西方天际透着一丝血色的微光。夹杂在队伍中的何基沣于心不忍,策马冲出队列,勒住马头,侧转身,望着紧跟在队伍之后满面悲情的学生们,热泪盈湿了眼眶。泪眼婆娑中,他突然看到那高高举起的分明是学生们用自己的鲜血书写的标语:
“何基沣将军不要走!”
“抗战到底!”
“我们要从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何将军与一一○旅将士不要走!”
“北平不能丢!”
“………”
“同学们——!”何基沣旅长的声音已经嘶哑,他抬头挺胸,强行抖了一下精神,用最大的气力继续喊道:“同学们!北平——,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话到此处, 何基沣哽咽不能语,他抬手向学生们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溢满眼眶的泪水倾泄而出。随着一阵旋风刮过,坐下战马的长鬓迎风飘动。何基沣趁势抖动缰绳,枣红色的战马前蹄腾空,马头蓦地仰起,在急速旋转中冲乌云压城的长空一声短促的悲鸣,载着泪流满面的主人箭一样向前冲去。身后,甩下了一座正在陆沉的千年古城和沉浸在惊恐迷惘中的芸芸众生。
次日,天津陷落。
注释:
[1] [3]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3、1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2]《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41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4]《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总编纂,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以下蒋介石日记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大事长编》。
[5] [7] [8]《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以下所引电文同。
[6] [9] [10] [14]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11]《七七事变与平津作战》,载《抗日战史》,第五章,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 明道广 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12]《谁为中国声辩:八年抗日外交风云录》,尹家民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革命文献》,第69期,罗家伦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3年版。
[15]《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台湾《中央日报》译印。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 明道广 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16] 此处,蒋介石所担心和焦虑的是宋哲元瞒着中央政府私下与日本人签订不利于抗战协议事。此前宋哲元因不甘心放弃他所经营掌控的平津地盘和权力,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让其到保定指挥战事的命令,悄悄潜往天津与日本人谈和。此举引起了国内舆论界哗然,但南京政府一直得不到真实的消息。蒋介石根据外间盛传的风声,于18日致电宋哲元,指出:“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蒋介石年谱》李勇 张仲田编)宋得到蒋的命令后,似有所悟,于19日借故离津赴平。宋走后,一直处在亲日分子包围中、力主和谈的张自忠与他的拜把子兄弟张允荣(后为汉奸)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于7月20日凌晨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签订了一份有七条之多的密约,世称《香月细目》。主要内容为五个方面:一,中国正式向日军道歉;二,中国军队后撤,包括撤出北平市;三,惩罚、罢免抗日人员,首以惩“主战甚力”的冯治安为主。因秦德纯与冯相附和,亦在撤惩之列;四、撤离冀察境内属于排日组织及人员;厉行反共和取缔排日的宣传、教育及学生、民众运动。这个时候,宋哲元并不知张自忠已在密约上签字,当然更不知日本人已有了让张取宋而代之的许诺。
何以张自忠会像后来媒体所说的那样“自以为忠”,如此胆大妄为地与日本人签订密约?除了张本身具有山东人刚强的性格外,还要追溯到二十九军组建时的背景。因当时张带来的部队较为完整,宋隐然倚为重心。当然,南京政府及张学良之所以能收留冯玉祥残部,与一个叫萧振瀛的人四处奔走不无关系。萧是冯的旧部,脑瓜子聪明,嘴巴灵便,当年很得冯的欢心,颇受重用。就是这个萧振瀛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南京与北平张学良行营奔走权要,为加强砝码,游说中对张大加抬捧,称为杰出的军事将才云云。被说动的孔祥熙曾至阳泉检阅二十九军,对张自忠特致嘉勉。迨二十九军在冀察稳住阵脚并扩大局面后,张自忠觉得整个军队之有今日,他的威望与力量起了关键作用,乃自我膨胀,做事多表现出自负骄傲之色,并以“二头儿”自居。当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张对各师补充兵员及地盘分配问题,对宋哲元心怀不满(当时萧振瀛因救二十九军有功而任天津市市长),宋对张亦有戒心,但对其“故示优容,安其反侧”,后来让张当了天津市市长。在这种情形下,自视在二十九军权高位重的张自忠,因急于与日本人谈和,且自信有能力缓和危局,才头脑发热,签署了密约。
密约既签,张自忠在天津无法完成《香月细目》的规定内容,遂于7月25日离开防地,秘密潜往北平,未向军部报到,背着宋哲元和其他将领,与张璧、潘毓桂、江朝宗等一群亲日分子,谋划具体执行的方针大计,以谋求日本人的欢心。这是张自忠有汉奸嫌疑、踏入泥潭最显著的一步。假如就此打住,张自忠尚能为党国领袖和军民所谅解,可惜他没有就此止步,遂有汉奸之名附身,造成了后来无可挽回的痛悔之局。
[17] 关于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将领率部撤退事,有如下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第一种是宋“丢卒保车”,张“临危受命”说。此说以时任二十九军独立二十六旅旅长、驻守廊坊的李致远为代表。李在《张自忠谈留平的经过》一文中说:“张师长(对我)说,7月中旬,他接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密电,叫他秘密去北平,商谈华北抗日局势。到平后,他们进行了多次谈话。宋哲元说:‘西北军是冯(玉祥)先生的一生心血建的,留下的这点底子(二十九军),我们得给他保留着。这个事情非你不能做到。冯治安师已被日军打了多日,刘汝明师在察哈尔省也被打了,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队从石家庄以南开到南苑作战,赵已阵亡。你的部队由廊坊到塘沽,战线拉得很长。二十九军的队伍,很容易被日军消灭,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你拖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能把部队收容起来,改变局势。望你忍辱负重,好自为之。’”宋对张又说:“我去保定以南收容队伍,刘汝明师正在南撤,赵登禹师正由南苑回转,部队将全部撤到保定到沧州一线。我走之后,你在北平每天宣布就一个职。”张自忠听罢,不表同意,宋再三说服,最后宋说:“我命令你在北平任这些职务,好把部队保留下来!”两人痛哭。宋又给张写了证明,委任了职务。然后宋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我一定向蒋介石说明这些情况。”(《尽忠报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
对于李致远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惠兰提出质疑,认为李文提供的两个时间都不对。一是张自忠于7月中旬奉宋密电抵平,而事实是,自7月11日—19日,宋、张二人都在天津。二是赵登禹阵亡于7月28日,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宋、张都不可能预见到赵会牺牲,而7月28日下午,宋哲元曾召开会议,有五人在场(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张自忠),宋与张没有单独见面之机会,因而不可能说这些话。李致远本人以及与李氏说法、观点相近者,皆有伪造史料,篡改历史之嫌疑,属于歪风邪气,不足凭信。
第二种是张自忠“逼宫”与“篡权”说。此说以李世军、萧振瀛等为主体。据时任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充当蒋介石、宋哲元之间联络员的李世军在《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一文中说:“宋哲元(27日)上午甫经发出愿与北平共存亡的通电,而下午四时张自忠突然离开天津跑到北平武衣库宋哲元寓所见宋,宋愕然变色地问:‘你来干什么?’(因宋在最后一次离津时,曾嘱张自忠坐镇天津,非有命令,不得离开,而张自忠竟于宋离开天津的第三天,秘密来平,与汉奸齐燮元、潘毓桂等暗中来往)宋哲元听了张自忠对他说‘有人说委员长(指宋)如果离开北平,日本不会再打’的逼宫表示,宋面色苍白,便一言不发地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本人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由张自忠接替’的手条之后,匆匆偕秦德纯等二三幕僚,傍晚乘汽车离开寓所经颐和园、门头沟绕道退往保定。”就这样,“张自忠在汉奸怂恿拨弄下,逼走了宋哲元,当上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 明道广 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与张自忠共事的萧振瀛在抗战期间著文回忆道:宋哲元撤离北平后,“余于泊头镇与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对而泣。”宋曰:“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南按:燮元?)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荩臣(南按:张自忠字)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南按:秦德纯字)遂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冯仰之(南按:冯治安)归拢部队南下。”说罢,宋哲元叹曰:“‘荩臣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纯言同宋语。”又说:“张自忠离北平至济南。余即乘专车赶往相见,张抱余大哭曰:‘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余询事之究竟。张曰:‘宋一味图与日本妥协,七七战起,军队已与日血战,宋竟接受日本条件,故急至北平制之。……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队不听从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代之以控制局势,不意演变如是。’余责之曰:‘此汉奸之计也,宋并未接受,其错在汝。’张痛哭曰:‘此心可对天日。现百口莫辩矣。惟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战场,有以自白。’余哭曰:‘余当向委员长力陈,同进退,共生死。’二人相抱而哭。”(《华北危局纪实》,萧振瀛遗著,1944年9月18日于重庆西山新村完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出版。)
另据时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回忆:“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三十七师撤至保定。”(张克侠《“七七事变”后实况》,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 明道广 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对于以上回忆与论述,史家鲁荣林认为张自忠留守北平,决不是临危受命,代人受过。张要求宋交权在先,宋被迫写给张手令在后,此点应更具真实性。张自忠以危局胁逼宋哲元并敢于取而代之,根本原因在于张此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私心作怪,特别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平津沦陷后,张曾亲口对友人说:想不到闹了这么一下子,好像被鬼所迷,深感有愧于宋。1940年,当张自忠得知宋哲元死讯时,曾痛哭流涕道:“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从此,张自忠死心益决,终至壮烈殉国。(参见鲁荣林《关于张自忠的一段公案》,载《《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 明道广 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宋哲元率部南撤后,张自忠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未经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擅自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熙哲、门致中、石敬亭等八委员开除,同时任命张璧、张允荣、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等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以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潘氏一上台,即发表讲演,“痛责南京中央之非,并招待新闻界,不得有反日言论。”(1937年8月15日,前敌总指挥孙连仲呈何应钦电报。)从此,冀察政务委员会沦为汉奸组织,其委员统统变成日本人的鹰犬。同时,张自忠命令二十九军撤离后留在北平的两个独立旅接受改编,听从汉奸指挥操纵(刘汝明之弟刘汝珍等部不听张的命令,突围而出,辗转回归军队在察省一带继续与日军作战)。此为张自忠踏入污泥浊水的第二步。当时的社会舆论皆指责张已沦为汉奸,有报纸以“自以为忠”,实则乃一卖国求荣的汉奸相责,南京军政高层不少大员发出了对其惩办的呼声。清华大学教授吴宓于1937年7月30日日记载:“闻人谈及二十八之战,宋氏事前未多布划,战时,军士忠勇异恒。而张自忠附敌,由南苑攻我军之后,并以阵势军情随时报告敌营,致我军大败。重要将领均殉(见报),兵士死者尤众。今宋已率残军退保定,但二十九军已损过半矣。”(《吴宓日记》,第六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吴宓记载显然有道听途说的意味,但足见张自忠附逆的传说已遍及各界。
未久,日本人先后在平津扶植、建立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并直接指派张璧、潘毓桂等汉奸办事,张自忠被日本人一脚踢开。至此,张的幻想变成了一场噩梦,处于责诟满天下的困境之中,而无法洗涮自拔。8月18日,名存实亡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解散。鉴于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和各方指责施压,深感大势已去的张自忠于惊恐中化装打扮,秘密由北平只身逃往天津,乘轮船转赴烟台后乘火车抵达济南。蒋介石闻知张的动向,立即指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张扣押,解送南京接受审查。此时的平津算是彻底沦为敌手。
平津沦陷后,全国军民与社会舆论皆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与张自忠为罪魁祸首,其他将领受指责和非议较少。据说,宋哲元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平津失守之责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即使在以后的若干岁月也一直争论不休,且波及宋、张,甚至赵登禹等人的亲属、后代。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认为,在七七抗战中牺牲的赵登禹家属,于1952年就得到了新中国民政部门频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而张自忠的“烈士证书”直到1982年4月16日才频发,其因就是二十九军健在的将领都说七七抗战之初,张自忠有汉奸或附逆行为,民政部门对此颇有顾虑,故迟迟未发。也有研究者对李惠兰之说不以为然,并以佟麟阁的事例加以驳斥。当年与赵登禹一起在南苑牺牲的佟麟阁将军,直到1979年8月才被中共北京市委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随后国家民政部为其家属频发“烈士证书”。不能说佟麟阁的烈士证书比赵登禹晚发了近三十年,就说他当年有汉奸和附逆行为,证书频发的时间不同,当另有原因,李惠兰推断的理由实为荒唐可笑,不足为信云云。
2008年2月21日,宋哲元之子、寓居美国的宋华玉,给张自忠之女、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张廉云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张多有指责和批评。宋华玉信中说:“至今我失望的是,你(南按:指张廉云)还在继续做出这些损人利己的事,继续想尽方法指使像林治波等人写文章,遮盖你父亲张自忠前辈在七七事变前后亲日的过失。将他那时所做的一切全部推罪于他人头上。在海外的二十九军前辈们都说过张将军已承认他自己的一些过错,后已为国捐躯,也算是为国体争了光。但你这位做女儿的却另有疑义,做出这些不符合历史的事。大家说可能是为了你本身利益而为。比如说喜峰口战役的前敌总指挥明明是赵登禹前辈,你却改称你父亲……现在国内的亲友们一向因你是党员及有职权,对你的跋扈是敢怒而不敢言.尤其是赵登禹前辈的后代心情可想而知。”又说:“抗日期间你与义兄张剑光全家在我们西安的家中住过一个时期,我母亲带领我们诚心照顾你们,大家相处有一段很好的回忆。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事对不起你及你们家。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竟忘恩负义。这么多年来想尽方法想将你父亲自己承认过去亲日的错误改成是受命于我父亲。我记得你义兄剑光为人真诚忠厚,他如在世定也不会赞同你的所作所为。现在你我都已超过古稀之年。我希望你接受我再一次的劝告。好好反省一下。凭良心给自己有个交代。”
除了宋氏家族后代,赵登禹与原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的后人,也对张自忠后人特别是张廉云,在父辈问题上的宣传与功过是非的评价深感不满并加以指斥。国恨家仇,纠结在一起,虽是八十年过去,仍是扯不断,理还乱,给世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6:13:21 | 显示全部楼层
原载《世纪》2013年5期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人口已达300万人,为中国的首位大城市、交通枢纽、工业、金融、贸易和文化的中心;在世界城市中,上海是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第五大城市,号称“东方巴黎”。
由于治外法权和租界的存在,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是远东外国人活动的中心;各种政治势力均不会轻视上海的存在,这里成为他们活动的基地。各种力量犬牙交错、相互重叠。尤其是在30年代及以后,这里也是世界情报战的重要战场。国民党、共产党,租界,日本势力,傀儡政权,黑社会,还有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红军代表,以及美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安南共产党等,各种政治势力在此较量,双面谍、三面谍、谍中谍,金钱、女色、斗智、角力,暗算、收买、杀戮……上海租界里,还有一些专门以搜集和贩卖情报为生的职业特工。
在上海的红色情报战线,除了以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为代表的中央特科,还有极富传奇色彩的左尔格领衔的“拉姆扎小组”,他们演出了一幕幕鲜活生动的红色情报历史剧,成为苏联“重要的交通站之一”。①前者披露较多,而后者至今仍隐秘重重,扑朔迷离。笔者拟在左尔格牺牲70年前夕,依据史料,勾勒上海左尔格小组的历史轮廓。
左尔格来到上海
1929年春夏之交,一度撤销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从海参崴移至上海,负责与中国及远东各国共产党组织的联络。其前期领导人为原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埃斯勒、波兰人任斯基,后来又来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和持有美国护照的阿瑟·尤尔特。远东局下设政治部、组织部和军事顾问组,它们相对独立。1933年进入苏区担任军事顾问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国名李德)就是隶属于该顾问组的。应共产国际之邀,中共也陆续派遣了一批精明的党员充实该国际情报队伍。
理查德·左尔格1895年10月4日生于高加索巴库。父亲是德国工程师,母亲是乌克兰人,大学时代即向往社会主义,先后加入德共和联共(布)。1924年他从德国移居苏联,以共产国际特派员身份在欧洲活动,之后投入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别尔津将军麾下并受其派遣前往东方,为了不给敌人留下口实,他以共产国际情报局远东地区情报员的身份活动。②
左尔格1929年11月启程前往柏林,在那里取得德国护照,并获得了《德意志粮食报》特派记者头衔,以及一家社会学杂志的供稿合同。1930年1月30日来到上海,入住沙逊大厦的华懋饭店(Cathay Hotel),化名亚历山大·约翰逊。左尔格的公开使命是研究银行业务,这是他在汉堡经济学院研究过的课题。在上海时,左尔格又得到了一项来自德国化学学会的委托,调查中国市场销售法本工业公司产品的可能性。他受到德国驻上海领事波尔希的热情欢迎。波尔希把他介绍给了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们,左尔格“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一个狭长的脑袋,一头浓密而卷曲的头发,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镶着一圈深色的睫毛,他有一张轮廓漂亮的嘴”。③在社交场合他风度翩翩,器宇不凡,颇有人缘。以后,左尔格成了顾问团的常客,冯·克里贝尔上校又把左尔格引荐给了军政部长何应钦,而这位上校不久就晋升为将军,后来担任上海总领事。左尔格回忆说:“军事顾问们经常邀请我去南京,他们也来上海看望我。”④
左尔格曾说:“谍报工作是我所喜欢的,而且我认为自己适合干这行……我的性格、兴趣和爱好,都使我倾向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工作,而回避党内争论。”⑤他接替了老资格的苏联在沪情报网的负责人亚历山大·乌拉诺夫斯基。左尔格需要重建上海的情报网,他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第一,对南京政府社会、政治分析;第二,研究南京政府的军事力量;第三,研究中国各派系的社会政治结构、军事力量;第四,南京政府的内政与社会政策;第五,中国等各国尤其是日本对苏联的外交政策;第六,南京政府及各派系对美英日的政策;第七,列强在华军事力量研究;第八,治外法权及租界问题;第九,中国工业概况及工人、农民状况研究,等。⑥ 可以说,内容繁多,任务沉重,但左尔格仍充满信心。
左尔格到上海后不久,便从收费昂贵的华懋饭店移住西藏路青年会大楼(今西藏路123号),最后定居在尾崎秀实的居所,地址是山阴路145弄2号,并以此为在沪基地而展开活动。⑦左尔格在上海时,喜欢骑摩托车,而且速度飞快,以至于曾因车祸而住进医院。根据《远东德国通讯录》记载,他在上海有个私人信箱是1062号。他的上海情报网被苏联称为“拉姆扎小组”。
拉姆扎小组外侨核心成员
在上海落脚后,莫斯科给左尔格配备了几位外侨核心成员,并日益扩大,形成了国际小组。
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约生于1899年,是德国汉堡一个店员的儿子,1917年入伍担任德军无线电报员,后加入德共,到苏联接受训练,成为总参谋部四局的成员。1928年10月,他从汉堡乘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到达哈尔滨,然后到大连乘船来到上海。一天,他来到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左手拿着一份《字林西报》,右手持烟斗,与一个名叫吉姆的人接上了头。⑧后来他担任左尔格的报务员,租赁法租界的一个单元房屋。为遮人耳目,克劳森像其他外国人一样,搞些赚钱的买卖,他在所住的虹口开了一个带车库的摩托车行。克劳森设计和组装发报机,建立了电台。在左尔格的撮合下,克劳森与住在同一楼的芬兰女郎安娜结婚了,安娜是上海一家医院的护士。后来,克劳森奉命随左尔格前往日本继续情报生涯,并成为二战情报战中的著名人物。
约翰,也叫格里沙,波兰共产党人。20多岁,沉默寡言,在上海开设一家照相器材商店,所以他发挥特长,担任小组的摄影师,并把情报资料复制成微型胶卷。这个商店同时也成了秘密交通员的歇脚点。他在上海多年,而父母对儿子在远东一个叫上海的城市长期潜伏根本不知道。
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0年生于美国一工人家庭,早年即同情革命,思想激进。1928年12月到上海,身份是德国《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她最初所居就是左尔格也住过的华懋饭店,所以联系非常方便。左尔格知道40岁的史沫特莱思想左倾,他最先与之进行会面。⑨她刚刚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愤世嫉俗,热爱中国,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后来史沫特莱去了优雅的法租界,她与左尔格成为挚友,她对左尔格小组的贡献不在于搜集了多少情报,而是介绍了不少可靠的人员。史沫特莱对尾崎秀实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称其为“心上人”、“我的丈夫”。⑩
左尔格是通过史沫特莱认识尾崎秀实的。尾崎秀实1901年出生,其父为日本著名报人。秀实1928年11月携妻英子来上海,任《朝日新闻》记者,成为中国问题评论家、满铁调查科的顾问,他以批判日本“大陆政策”的立场来研究和报道中国。尾崎秀实居住在山阴路145弄2号,与鲁迅、夏衍、陶晶孙、郑伯奇、冯乃超、沈西苓、田汉、郁达夫、成仿吾等进步文艺人颇为熟悉。尾崎的导师是中共党员王学文。左尔格吸收尾崎进入地下组织,成为战友。最初,尾崎只知道他是约翰逊。 “他们通常事先定好会面地点,非必要绝不使用信件或电话联系。”最常用的就是左尔格驾摩托车到靠近日本人居住的虹口的外白渡桥边,尾崎秀实上车后坐在后座上,“然后他们在马路上兜风,由尾崎讲述新闻,或者到一家中式饭馆去用餐。不过,他们最喜欢去的场所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舒适的寓所,她已经搬出了旅馆”。尾崎为左尔格的人格魅力所感召,全力投入了情报战。
尾崎秀实还介绍了一些在沪日本人加入左尔格小组。如鬼头银一是美国共产党员,他从安南潜入上海,主要使命是搜集各种情报。接着将主张反战的、中国日文版画报《上海新闻》的记者河井也拉了进来,他被派到东北区负责刺探关东军进攻苏联的计划。河井提供了诸如日本人挟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等情报。还有川合贞吉,30多岁的《上海新闻周报》记者,个头矮小却举止沉着。
中西功,中共情报系统文件记载:中西功,1931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5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中西的办公室成为中共的联络窗口。
西里龙夫,先由王学文介绍进入中国共青团,并被发展进入中共特科,正式加入中共是在1934年。尾崎、中西、西里以及川合贞吉、船越寿雄(日本新闻社驻上海办事处成员)、水野成(船越的同事)等在沪的日本人组成了“日中斗争同盟”。其中有些人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而这个学院是中共重点发展的对象,先后成立学院的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其骨干多加入了左尔格小组。尾崎秀实本人于1932年2月被《朝日新闻》总社调回东京,正当他为离开上海、离开左尔格而沮丧时,左尔格后来也来到了东京,并共同成就了谍报事业的辉煌。
鲁特·维尔纳是德国共产党员,1930年夏随丈夫罗尔夫·汉堡嘉来到上海,这一年她23岁,她的丈夫经好友瓦尔特介绍,来应聘公共租界的市政工程师。在上海,鲁特·维尔纳结识了史沫特莱,通过她又与鲁迅、丁玲、宋庆龄等成为朋友。11月,当史沫特莱介绍她与左尔格相识后,鲁特·维尔纳视左尔格为“老师和榜样”,已怀孕的她表示愿意立即工作。她的主要任务是为左尔格小组提供秘密接头地点,收藏情报资料,保存武器和电台。她曾为隐藏中国同志而与丈夫汉堡嘉争吵,而左尔格为汉堡嘉谋到新的职位,挽救了他们的感情。维尔纳最初寄居在瓦尔特家里,1931年4月1日,他们迁居到法租界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464号(1932年11月1日起,霞飞路门牌变更,1464号改为1676号。此屋在30年代已拆除,现淮海中路1676号建筑为后建——笔者注),左尔格小组每周至少要在这里举行一个半天的会议。维尔纳逐渐学会了地下斗争的生活:“白天或者晚上,我要注意观察是否有人监视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们会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动声色地检查一下大街上的动静……要尽量多请些资产阶级的客人来,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显眼。”她还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932年左尔格回苏联后,她于1933年夏天也被调回莫斯科,接受训练。后又曾派到东北工作。她非常自豪的是,她所使用的电台在中国一直没有被破坏,“她总是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坦然而大胆地工作,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机会,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她的使命”。在战斗中,她“开始理解和热爱这个民族了”,最初她的丈夫是个局外人,后来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和平年代,她成为了著名作家。
弗兰茨也是报务员,他有淡黄色的头发,红色的脸膛,身体结实,并不高大,他与一个白俄女人结婚。除此之外,左尔格小组成员还有负责密码和照相的波兰人约恩、德国人格哈特·艾斯勒、电报译码员兼小组联络员爱沙尼亚人保尔·里姆、德国姑娘伊萨、德国人弗雷德·施特恩、德国商人瓦尔特及情报人员诺伦斯-吕格夫妇等等。
左尔格的中国战友们
左尔格手下不仅有国际组,还有中国组。之所以要建立中国组,除了协助左尔格在中国展开工作以外,还有就是左尔格奉共产国际的命令,要运用各种方法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红军。但迄今为止,中国组的秘密仍未全部公开。在同事们的合作下,左尔格较为顺利地建立了上海情报网。据笔者所知,主要成员有吴仙青、蔡叔厚、张放、社会科学家陈翰笙及夫人、经济学家王学文(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及夫人刘静淑,还有朱姓夫妇,姜某等。
陈翰笙,由史沫特莱引荐给了尾崎秀实。1929年初陈翰笙从苏联回到上海,在宋庆龄处结识史沫特莱,当时双方并不知道对方在为第三国际服务。陈翰笙后来又认识的左尔格,并将年轻的孙冶方介绍给他。一次,热情的孙冶方用流利的俄语与左尔格交谈,后者大吃一惊,左对陈翰笙说,他不再见孙冶方了,因为在公开场合,他从来不使用俄语。他们的工作极其机密,同志之间也不准过问。1932年2月, 陈翰笙奉命提着打字机在徐州车站接人,想不到从上海来的是左尔格,他们一起到达西安,接待的主人竟是杨虎城将军。
与左尔格合作的中央特科特工“王君”,他在左尔格情报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此人便是左尔格在《狱中手记》中唯一提到的,在上海时一道工作的同志,是左尔格和史沫特莱去广州时经董秋斯介绍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得力助手。这位“王君”就是张放,笔名方文,曾用名:张金增、陈培生。他燕京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时任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语文教师。1930年张放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情报小组工作,成为出色的国际特工。 张放奉左尔格之命,在特科领导蔡叔厚的帮助下,从外国武器商人手中购置武器,并请他夫人鲁丝的姐姐著名话剧明星蓝天**雇车将武器运到指定地点。一天,左尔格对张放说,中共中央现在急需国民党策划中的“围剿”计划,包括它的进攻方向、兵力、装备以及部队集结的日期等等。并责成张放与中共特科代表潘汉年作为双方的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从此,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多个渠道的有效合作。
吴仙青,女,俄文名字叶琳娜。1928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时,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她俄文流利,受总参四部别尔津将军的青睐,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正规特工训练,如化装侦察、微缩拍照、秘密书写、驾驶、刺杀、格斗、射击等。她走出洋房时,有时打扮成女教师,有时打扮成佣工。她组织能力极强,参加小组的一年里,便在华东、华南建立起20多个网点,并发展了沙文汉(解放后任浙江省省长)、陈修良(沙文汉妻子,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沙文威(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人入党。中共许多老一辈都尊称吴仙青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
蔡叔厚,早年加入中共,留日攻读机电专业。20年代在上海开设绍敦电机公司。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党的秘密电台。周恩来把任务交给特科的李强,并调蔡叔厚协助他。到1929年夏,中共的第一个电波便从法租界蔡叔厚寓所传出。周恩来闻讯后决定,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从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以后蔡叔厚与李强又制作数台收发报机,送往洪湖贺龙、鄂豫皖徐向前领导的红军根据地。1932年,蔡叔厚被左尔格看中,也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我们所知道的,蔡叔厚除了完成通讯方面的本行,还根据左尔格的指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为小组购买武器。
韩先生和温先生是鲁特·维尔纳的中文老师,维尔纳则教授韩英文。“韩有一副生动的面孔。他生性活泼,理解力强,这两点促使维尔纳和他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温先生 “是一位沉着而细心的人,他讲究科学的工作方法,上课时,维尔纳给他们读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与韩用德文,与温用英文。两个人学习都很用功”。维尔纳曾参加温的婚礼,见证婚礼的“自家人”竟然有130人,这让维尔纳极为吃惊。
还有位中国女性,是一个聪慧、勇敢、年轻而又谦逊的女人,她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她与一个贫穷的共产党员结婚时,被父亲赶出家门。
维尔纳的印象中还有“杨教授也是左尔格圈子里的人。他在一所大学任教,夫人是图书馆馆员,他们的外国名字是彼得和茜必莉。彼得又瘦又小,但博学多才,还很幽默。他有讲不完的故事,一有机会便露一手,让大家开怀大笑。两口子来我家做客时,史沫特莱也常常过来。即使是地下工作,有时也需要这种调剂和放松的”。
参与翻译资料的,还有柳忆遥、肖炳实、陆海防,联络员老常等。到1932年8月时,左尔格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情报网,已发展到近百人,中国组的成员经常在维尔纳的霞飞路寓所见面,通常是每周一次;大家交流情报,左尔格在那里倾听,最后会提出一些高明的建议。其间还向苏联保送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学习情报技术,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许多情报人才。
小组的活动与使命
与中央特科的活动有相似之处,左尔格小组以小组成员开设的照相馆、西餐馆、书店等为活动基地。
左尔格以上海为中心展开活动。一项使命就是了解和判断日本对华侵略的可能。当时美国有一份秘密备忘录即费森登报告,评估了中日关系、蒋介石与西方关系、上海治外法权、美国的态度等,该报告尚未公布,左尔格已获得并送往莫斯科。他是如何获得该情报的,细节至今仍不清楚。
左尔格具有卓越的情报才能。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左尔格小组活动十分频繁。他们甚至派人到日本势力控制的虹口地区去侦察,以了解日本在沪的军事情况。2月2日维尔纳写道:“日本人居住区看上去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整条街空无一人,死气沉沉,偶尔看见驶过几辆日本军用汽车和几具死尸。大多数住宅都没有玻璃,门被打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手里有一个日本人的名片,可以到处通行无阻。”这张名片就是尾崎秀实的。小组成员还到前线去慰问十九路军的伤兵。
在德国领事的推荐下,左尔格很快迁至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套舒适而租金不贵的住宅,并住了两年。他也活跃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德国外交官和德国商人之中,他刺探日军的配备及其作战计划,美英法德对华图谋,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概况,对红军的“围剿”等。
左尔格通过收买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信军官施特尔茨的中国太太,掌握了国民政府南京总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德国军事顾问相互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和一本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中国进行联络的电话号码。此后,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
根据左尔格小组当年的成员张文秋的回忆录,周恩来曾在上海密会左尔格,这一首次披露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极大的轰动。这个新解密的、饶有趣味的史实,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左尔格在上海的情报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热情好客的维尔纳在霞飞路的寓所,一直是左尔格与特科的合作人聚会、交换情报的隐蔽场所。但中共中央的一些秘密机关,如云南中路政治局会议场所、成都北路中央组织部机关、西摩路中央秘书处之类的地方,并不向左尔格小组开放。大多数场合,中共特科与左尔格小组还是各自独立活动的。
中共给左尔格和共产国际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情报,反之亦然。1932年夏,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蒋介石立刻将枪口对准苏区,筹划第四次“围剿”。为此,在桂林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德国顾问魏策尔退役大将同蒋介石的军事指挥官拟定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计划以及他独创的所谓“掩体战略”。左尔格从顾问朋友处得到详细计划后,在电告莫斯科的同时,把情报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以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为主力,他们得到情报后,立即主动退出根据地,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红军在反“围剿”中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多月,又一次彻底打垮了他们,随后进入川北,开辟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克劳森等还买通国民党在沪的军需上校,以德国专家的名义购买了一批军火,秘密运至中央苏区。左尔格对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功不可没。
拉姆扎小组的情报发给“慕尼黑”(莫斯科的代号)。过去的研究以为,克劳森的无线电台并没有从上海或广州发过电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俄罗斯新近解密的档案,左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这些电报是克劳森从上海发往海参崴的。当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鼎力相助,左尔格是不可能取得如此业绩的。还有多种传递情报的方式,调查报告之类由克劳森拍摄在微型胶卷上,然后由交通员通过哈尔滨递送。也有经广州取道香港转送莫斯科。
左尔格小组需要大量的经费,这些经费除了交通员从莫斯科带来外,还通过纽约国民银行的账户汇款。
小组的网络以上海为中心,还有6个情报站,即南京站、北平站、大连站、哈尔滨站、华南站、武汉站。左尔格以记者和农业专家的身份,得以方便地环游中国,向中共通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对中国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曾将有关国民党引进新式武器的情报通报给中共,结果在国民党尚未投入使用时,红军便熟悉了这种武器。
除了以上情报站,左尔格还在太原、重庆、海丰、杭州、汉口、河南等地设有情报员,从而完成了中国的“一幅天衣无缝的情报图画”。
牛兰事件与撤离上海
1931年轰动一时的“牛兰事件”发生后,左尔格奉命开始介入此案。中国情报员张放通过中统总干事张冲,了解到牛兰关押在南京。这时,德国共产党人西伯勒尔和布劳恩(即李德)每人携带2万美元来到上海,交付左尔格进行营救。左尔格通过张放—张冲这条线以3万美金的高价,获得牛兰在狱中的亲笔信,并在上海的报刊上如路透社、德国新闻社、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中外传媒作了大量报道。确证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关押,从而使得国民党秘密处死的阴谋破产。
中共和共产国际立即在社会上号召开展救援活动,发动国内外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高尔基、蔡特金、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发表声明,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在各界的营救下,1932年7月,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担任主席,亲自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交涉。8月,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罪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1937年8月19日,日军轰炸南京时,牛兰夫妇乘混乱之际越狱,后返回苏联。
由于牛兰案件的交易,无形中留下了左尔格情报小组与国民党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自己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1932年5月,左尔格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特务开始跟踪、寻找他们。左尔格接到命令,于1932年11月12日匆匆离开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同他一道撤离的,还有张放、柳忆遥和肖炳实等。此前尾崎秀实也回到日本。张文秋等一批中国情报战士则回到了中共党内。陈翰笙则于1934年也到东京协助左尔格继续情报生涯。
为了苏联的情报事业,左尔格在上海3年,不辱使命,并成长为卓越的情报人员。对于左尔格在华的工作,苏联国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曾指出:“左尔格搞到的情报在整个30年代都相当受重视”,它们为苏联制定其远东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33年:左尔格奉命前往东京,与上海战友陈翰笙、尾崎秀实、克劳森等一道再建“拉姆扎小组”,谱写了二战史上最出色的情报乐章。在1944年生命的最后时刻,左尔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狱中日记里写道:
假如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注释:
①【美】魏斐德著,章红、陈雁、张晓阳译,周育民校:《上海警察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②【日】尾崎秀树:《ゾルゲ事件と中国》,东京劲草书房1989年版,第177页。
③【德】鲁特·维尔纳著,张黎译:《谍海忆旧》,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第52页。
④⑧【美】F·W·狄金、G·R·斯多利著,聂崇厚译:《佐尔格案件》,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第59页。
⑤转引自杨国光:《理查德左尔格——一个秘密谍报员的功勋和悲剧》,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第15页,第43页。
⑥⑦⑨【日】尾崎秀树:《上海1930年》,岩波书店1990年版,第167-168页,第163页,第164页。
⑩杨国光:《谍海巨星左尔格》,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苏】尤里 科多利科夫著,永穆、爱琦、李薇译:《间谍——左尔格》,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尾崎秀树:《ゾルゲ事件》,中央公论社1963年版,第20页。
张晓宏、许文龙:《左尔格援助中国工农红军》,《党史信息报》2006年11月8日。
陈印口述、叶德英整理:《谍王左尔格在中国的营救行动》,《纵横》2011年第3期。陈印为张放之子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6:19:40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张执一、王西萍、杨斯德在《从爱国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回忆优秀共产党员何基沣同志》中说:
  “一九三五年夏,何基沣率部(时何任宋哲元部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〇九旅任副旅长)驻守平汉线通道——卢沟桥一带。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包围宛平城,次晨向卢沟桥中国守军射击。何基沣怒不可遏,亲临前沿指挥还击,打响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第一枪!”
  一九七六年我到何基沣将军的寓所(北京西四砖塔胡同56号),找他访问过这一段史实。上述一文跟他生前述说的完全一致,但是还有一些情节,似乎也应该留在历史画卷上。
  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他就跟中国红军将领边章五同志已经建立上秘密联系。接头的地方在护国寺街的金店里(现今此房改为理发馆),坐落在人民剧场对过。边章五与何基沣在陆军小学、陆军中学时代既是同班同学,又是知己莫逆。到保定上军官学校时,也是同学,保定军校毕业后,到冯玉祥部实习,又与董振堂同营。因此董振堂、边章五等后来参加宁都起义,成为中国红军将领,对何基沣的思想和感情都震动极大。
  何基沣跟边章五的私交尤其深远。五四运动时,他们正在北京陆军中学上学,就对袁世凯的卖国外交和对于爱国学生的血腥镇压表示强烈的不满。当时何基沣的胞兄何基鸿,在北京大理院当推事,与北京的商会会长(通县人)私交很深,因此何基沣和他也认识。边章五的父亲跟这位商会会长也是好友。因此何基沣与边章五秘密找到这位商会会长,说劝他同情与支援北京的爱国学生,发动北京商会参加同盟罢工罢市的运动。商会会长答应了,第二天就发动起北京商界罢了市。袁世凯下令逮捕了商会会长等十余人,交大理院审理。何基沣找何基鸿活动,何基鸿争取出庭审理,很快就释放了北京商会的会长等爱国商人。
  这位商会会长的儿子七七事变前,在护国寺街路北开金店。何基沣与边章五跟这个金店的掌柜的是世交,所以他们秘密接头就在他这个金店里。何基沣将军的北京住所(砖塔胡同56号)与护国寺街很近,中间只有一条宝产胡同。我从何家出来后,往宝产胡同东口上电车前,还曾往护国寺街看了看。那所由过去的金店改成的理发馆,确与人民剧场正对过。
  边章五与何基沣私交如此之深。边章五当时既是中国红军将领,奉命秘密来北平,联络旧好,奔走抗日救国活动,见到老友何基沣,不只畅叙别情。何基沣当时正是救国无门,苦闷彷徨,见到老友边章五从中共、中国红军方面来,又是在西安事变由中共主持着和平解决之后不久,自是无事不问,无问不详。这对于何基沣在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利用宋哲元缩在乐陵老家里暂时举棋不定,和蒋介石鞭长莫及的空隙,与宋部内的主战派相策应,坚定地独立自主地率部对抗在卢沟桥寻衅挑战的日军,是有直接影响的。何基沣同志生前叙述这段史迹时,绘声绘形,迄今如在目前。
  七七事变时,何基沣将军正主持北平学生的暑期军训团工作,军训团的各级干部,主要是从何基沣部下抽调来的,中共领导的北平学联通过这种军训,把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影响扩大到何基沣的部下。因此日军在卢沟桥上寻衅挑战时,何部官兵那般义愤填膺,冲破了蒋介石和宋哲元的阻拦,而打响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第一枪!蒋介石南京当局设计的学生暑期军训,本来是为了镇压由一二九爱国运动所掀起的北平学生爱国高潮,但是其结果反倒给北平爱国学生扩大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机会,促使何部下坚决抗击日军的挑战,而成为全国抗战的先声。当时的北平学联主席史立德同志(现在国家经委工作)对这一段活动是直接参加者,知之很详。
  在何基沣同志主持北平学生军训团前,边章五同志已经化装住在北平,与何经常秘密联系。并由边介绍,与中共华北办事处的王世英发生联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上,日军清水节郎部队借口在卢沟桥上演习,制造借口向驻守宛平城关的何基沣部寻衅挑战,七月八日晨,日军又调来一个联队的兵力,炮轰宛平城。消息传到延安,八日晚上,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号召: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一寸土!”
 
有意思的是,在文章手稿中还发现一张介绍信,这对当时的采访活动有一定参考作用。
 介绍信背面,由全国政协转到农林部,再转休干办公室。当时农林部还有个调查材料专用章,不知现在尚有否。那时调查是很“谨慎”的,以防阶级斗争“新动态”。
  
附当年的采访记录:
 何基沣,字芑荪,河北省蒿城县人。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谈:
一九三七年夏“七·七”事变前,北平学生军训团的中共地下党总书记是林一山,现任武汉长江水利办事处主任。
王世英“七·七”事变时与何基沣同志直接发生关系。
王国华(河南确山人)介绍何入党。
“七·七”日,何旅便衣侦察员发觉丰台日军由皮鞋换胶底鞋,轻装实弹,何估计日军要来寻衅挑战,就下令部下做应战准备。
十一或十二日,日军打白旗收尸,何答应。但日军弄回日军尸体后肢解栽赃,照像寄回日本国内做煽动侵略战争的叫嚣。
宛平城是金振中营长带兵防守的。
吉星文是在卢沟桥南的庙里遭到炮轰工事塌而负伤的。吉星文在何部退守河间时派往重庆学习,后参加蒋系特务组织。蒋系报纸也大为之吹捧。全国解放后,我军炮打金门岛时,吉被击毙。
万福麟部骑兵驻守长辛店东站警戒,“七·七”事变发生时,这部骑兵警戒助威。
八宝山,原名关帝庙。七月十日松宝孝良少将带日军偷袭关帝庙阵地,遭我军反击时被打死。
广安门事件是刘自珍110旅打的。
七月十四日日本驻屯军田代司令指挥丰台日军炮轰宛平城,我突击组袭击其后,将田代司令打伤。田代不久自杀。
广安门战斗:团长王维贤,见日本一大佐带两名日军从广安门出城,被王部打死后弃尸苇塘。
吉星文负伤后,即换陈光然为团长守卢沟桥。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6:20:54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二爷——抗日将领黄守中的故事

黄守中是我二爷,1901年生于热河凌源县瓦房店镇兴隆沟。1991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我根据他的自传及口述资料,又两次去凌源县志办查阅有关档案和大量相关历史资料,把他鲜为人知的有关抗日的历史事件展示给公众,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永记历史,宣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以示后人。
热河民众抗日救国军
  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军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二爷黄守中已是“热河民众救国军”总司令。拥有四个骑兵旅的部队。二爷1923年在北京加入中共地下党,后被李大钊派往多伦组建共产党的武装,用自已家中一万块大洋组织了这支队伍,后由李大钊指示加入到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中,参加过反直,奉军阀的战斗,壮大了队伍。1926年北伐时,26岁的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骑兵第一军中将军长。1928年北伐结束不滿蒋政编,(中共北平地下党也指示,不让黄守中部加入国军)因此被国民党军事法厅判刑三年六个月入獄。经多方营救1930年释放,回到原队。因没参加蒋,冯,闫军阀大战,部队得以保留。九,一八事变暴发后,二爷怀着民族大义改反蒋为抗日,部队改为:热河民众抗日救国军,召兵买马编为五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万余人。1933年初在内蒙大滩镇召开了军兵誓师大会,向全国宣布公开抗日,誓死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公推黄守中为“热河民众抗日救国军”总司令。
  活捉松室孝良
  1933年初,大滩誓师大会后,抗日救国军乘势向滩以东的黄旗镇发起攻击,打跑了驻守的伪军。将士们士气大振,不日又收复了隆化以西的重镇郭家屯,二爷决定攻下隆化县城,并打掉那里的日军机场。他们布暑作战计划,先破坏日军飞机场,由第一旅韩英俊(河北仑州人)旅为攻城先头部队,于夜间发起冲锋,但日军炮楼居高临下。低估了敌人,两昼夜没能拿下,部队损失不小,旅长韩英俊壮烈殉国。全军哀悼,向西撤退。几个月同日伪军战斗,收复了隆化以西几个重镇作为根据地。五月的一天,黄守中带部队转战黑河川时,被3架日机发现,对他们扫射,轰炸日军飞机帖着他们头皮飞,战士们气愤至极,大家机枪、步枪一齐朝日机开火,飞机立即拉起,但是有两架挨了枪子受伤,是苏制水连珠枪射程远所至,其中二架飞走,另一架受伤的滑降到河川地,飞行员重伤(后不治身亡)。机内一日军大佐被俘,审问拒不交待。黄守中把他押在司令部严加看守。几天后也没日军来救他,黄也不再审他。后来就和他聊天,谁知他是个中国通,承认自己是来侦察情况,是日本关东军部附,骑兵大佐、热河总指挥兼承德特务机关长,叫松室孝良,在中国军队中当过教官。二爷有空就同松室闲聊,得知他是天皇仁的叔叔。松室也同黄说,如果放了他。将给一千万日元,如合作,热河伪政权交给黄来主持。黄守中严词拒绝,并斥责了松室。由于战乱,很少有人知晓。但在中国人民14年的抗日战争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事件,这说明日本天皇大部分亲属都直接参加了侵华战争。日本是不敢报道此事的。
  孙殿英的四十一军驻军在热河一带,汤玉麟为热河省政府主席,是政府派他们驻守边关保国为家的,可在外敌入侵时,他们虽没投降日寇当汉奸,可他们却干着汉奸不能完成的事。如黄守中举旗抗日之时,上海的爱国志士,华侨捐助黄“七、九”步枪子弹40万发,托正在上海办事的孙殿英带回察哈尔沽源,他带回后拒不交给。黄守中找其索要数次,均不归还。不但如此,在黄守中攻打隆化撤退时,孙殿英部却化装红抢会袭击黄的部队,不止一次。但都遭到痛击,汤玉麟也没闲着,妄图用炮兵打黄部,被机智多谋的黄守中部把他整个炮兵团缴获(其中重迫击炮13门,野战炮24门,各种炮弹3000余枚,枪1000余支,人不足2000),炮兵团长余立志投降,黄部加入抗日同盟军时把他升为师长。孙殿英在“七·七事变”后退到保定,当伪“冀东保安总队”起义,将士勇杀日寇,不敌而撤向保定时,孙部却将这些勇士缴械才放行,是可忍,塾不可忍?
  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3年6月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黄守中率部加入到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是加入同盟军人数最多的,有5个骑兵师,一个炮兵团,还有步兵团。冯玉祥很看重,任黄守中为同盟军18军军长。同年6月冯令吉鸿昌、邓文、李忠义、黄守中部向康保、宝吕、沽源、多伦日伪军发起进攻,虽然日军武器装备先进,炮火强大,但同盟军将士们也不甘示弱,用炮火给以有力的回击,经过两激战,收复了以上四县。
  为巩固战果,建立根据地,黄守中找松室孝良谈话,命他告诉来讲情的代表,把察东的日伪军撤到热河去。日军怕黄杀掉松室,答应了要求,这样张家口同盟军大本营的安全有了保障。
  抗日同盟军首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同盟军不断壮大,蒋介石却以冯玉祥要“赤化”为由,派何应钦带百万中央军围困同盟军,并派人瓦解同盟军内部。他们许诺孙殿英当宁夏主席,孙不辞而别,带他的四十一军一夜之间撤出防守地宣化。冯玉祥得知立即派黄守中带三个旅急去宣化防卫,黄部立即前往。这一切日本特务已侦知,他们首先用重金买通炮团余立志,许诺炮以后归他。几天后,日伪军围攻大阁镇余叛变投日,剩下二个骑兵旅和步兵团同日伪军战斗激烈,最后大阁镇失守,日军救走松室孝良。
  当黄守中得知日军袭击了司令部后,马上带部分人马急驰回援,但一切都晚了。日寇目的达到早已撤走,军部损惨重,守卫的两个骑兵旅己败退进山林中,他只能放弃大阁镇,去防守宣化。
  拒收编,逐鹿被逋
  1933年8月底,冯玉祥在蒋介石百万军队及同盟军内复杂的形势下,被迫解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已去了泰山。何应钦按照“少编大遣”的方针,收编、遣散、缴械同盟军。方振武、吉鸿昌派人同黄守中协商,准备组成五路大军进入北平郊区,黄不同意进关内,要继续在察哈尔,内蒙地区抗击日寇。方、吉部自行去了,结果后来失败。黄在宣化声明不同意收编为国军。在中央军围追堵截中他边转移边想办法减少部队伤亡,最后决定找一下宋哲元(宋察哈尔省主席,驻张家口),放他一码让他去内蒙抗日。因为宋哲元在北伐,西北军,也是黄守中的上级,还有情面。谁知何应钦他们早已决定解决掉性格不羁的黄守中。让宋欺骗黄部可开到逐鹿县休整一下。黄守中部已同日伪军连续作战几个月了,人困马乏就放松了警惕。涿鹿由29军刘汝明师驻守,对黄部好吃好待了几天后,突然包围缴械了黄守中和各旅长,为免发生自相残杀,黄守中命令下面士兵降29军,留着抗日,一切自已承担。结果他和三个旅长被绑押走往张家口交军法处。
  黄守中和三个旅长被关押己是1934年2月,在他还没到涿鹿之前,部队转移到黑河川驻扎时己和日军打了一次反包围战。当时在他们驻地不远的二十九军马金良,刘警愚两团(大约60里)突来人求援说日军包围了他们,黄先后派于(海山)旅,吴(德忠)旅前去支援。在一个叫四海口的地方,两旅赶到马,刘的驻地己被日寇占领,两团的人马早已撒走,于,吴旅即和日军打上,头上有飞机炸,地面有炮轰。接着日机就又飞到黄守中军部风狂轰炸,战斗激烈打了一整天,黄昏时才停止。由于黄部队的地势好,人员伤亡不大,但军粮马草全被炸烧毁。为免更大损失,从高山险岭突出了包围。这时他们己弹尽粮绝,不得已才去涿鹿。但这次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黄守中回忆录中写到:阴历腊月初八,晚间把我们四人(三个旅长和他)解到火车站,用铁闷子车送到张家口……我冻僵了,苏醒后手铐脚镣全带着,看守问吃东西了没?我已冻的说不出话,摇摇头……
  判死刑,死里逃生
  在獄中,黄守中和他的三个旅长分别关押。他的好朋武光生费很大劲交涉给他们送点衣服和钱。从此每天送钱来,黄四块,三个旅长两块。过了20天,军法厅对他们审判,问反政府的都有谁?挑选一下。黄答:我们上下都是好人,都是抗日的没坏人,傍的不知道,你也别问了!说完扭头便走。法官再也不问了。没几天判决书下达,罪名:“丧权辱国,纵兵殃民,处黄守中、于海山、吳德忠、方和生死刑,执行枪决”。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不小的震动,首先是黄守中18军被打散的那两个旅,他们和大部队失去联系后,一直在山上和日寇打游击,得知这个消息,他们立即带人马攻打张北县城,准备营救。结果李荫树旅长被刺身亡,刘钊旅长敌不过失败,退回山里。
  消息传到上海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马占山、李杜那里,他们非常气愤,国民党将领冯玉祥、李烈军、白云梯等纷纷发电抗议。他们找到在上海的29军军法处长萧振瀛,萧亲自到张家口找何应钦、宋哲元,以理力争。何、宋不得放弃枪决黄守中的决定,但为了防止黄东山再起,他们枪决了三个旅长:于海山、吴德忠和方和生。这三个年轻的抗日将领没有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却死在了国民党的枪下。
  黄守中在萧将军和众抗日人士的全力营救下,死里逃生。关了几个月后,由于日军不断的进犯,华北局势危急,何、宋释放了关押的抗日将领黄守中、李忠义,希望让他们重新抗日,黄守中答应,只要抗日以前的事既往不咎,宋哲元任命黄守中为29军少将参议,每月200元,何应钦又给黄任命了个北平行营、少将参议,每月200元,黄谢绝了北平行营的职务。
  危机下的天津特一区
  不久29军38师张自忠调驻天津,萧振瀛为天津市长,他决定把天津重要的特一区交给黄守中,为了感激萧的救命之恩,黄决定去上任,先任天津市特一区警察分局长,后又兼特一区行政公署主任。这里也是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此人就是曾被黄守中部活捉的日本大佐,逃回关东军后升为少将,后任北平特务机关长)。特别关注的,并派有谢龙阁特务机关拉拢,打击天津的上层人物。黄守中到任后,把警察局四百多名警员整顿,警长,督察,派出所所长都换成原来自已部队上的党员干部。行政公暑更是如此,李大章任公暑秘书处主任兼英文秘书(解放后任中共统战部部长),刘亚哲为俄文秘书长(解放后任铁道部副部长),中共北平特委宋兰波为政务科长(后病逝),原警卫团长刘钊为警局巡官,督察室主任马漠湖(1937年8月在天津被日军杀害)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时,黄守中又联络上了北平特委,张祝堂,吴成方交给他几项任务:一尽快营救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出獄;二、在华北团结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三留在29军深入工作搞实力;四不要去南洋宣传抗日和捐款。
  黄守中利用自已公开的职务便利,全面完成了任务。不久中共中央军委派袁晓轩从延安来天津工作,是李大章介绍认识黄守中的。要求黄、李提供日军在天津的情报,并让黄守中准备好武装力量,并团结别的武装,和日寇打起来就上太行军区,给黄一个“中华抗日自卫军总指挥”名义,到军区去联系,袁说军委是知道的。于是,他们进行了分工:一、由黄守中和李大章配合袁晓轩的工作;二、黄守中,刘钊配合警察局工作;三、宋兰波做经济和日本驻屯军情报工作给北平地下组织;四、由黄守中单独策反“冀东保安总队”张庆余,张砚田的工作。(冀东保安总队的二张原是东北军的,和黄守中早就认识)。
  袁晓轩交给黄守中的任务和北平地下党的任务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这是组织一原则。他除了维护区内的治安,处理各国领馆的复杂的外交事务和公暑的各行政事项安排,还要和日本驻屯军上层周旋。同时在绝密的完成着党交给的抗日工作。他用自已专用汽车送袁去居住在天津的部分抗日将领家,如马占山等谈话,出入各租界宣传抗日,并把日军在天津调动情报给袁,这些的情报还要送地工办事处黄敬手中。
  为团结一切中国人抗日,黄守中还和天津的民族资本家成立了一个“联谊会”、表面不涉及政治活动,半月一次聚餐,然后就谈论生产救国之事,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洋奴买办义愤填膺,二爷黄守中在80多岁的口述回忆中还清楚记着他们中有人编的一首歌,歌词是“救,救,救,救中国,一齐向前走。努力呀,努力呀,努力呀!救国要奋斗,救国要奋斗!”。参加这个会的社员他熟悉的有:全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兼中国南洋烟草公司北方经理王文典,东亚纺织公司总经理宋斐卿,副经理李某某,天津河务局长潘葵生,天津邮电局长,新疆绥远汽车公司总经理朱炳等人。
  策反冀东保安总队
  1935年底,黄守中来天津上任刚半个月,突然接到日本军方一个电话说松室孝良少将要来拜见。让他心中一惊,这个华北地区的特务头目来干什么呢?松室一个人坐车而来,下车见到黄守中就热情握手,直呼老朋友又见面啦!办公室落座后说:我刚到任连市政府都没去,先到你这来了。后又表示感谢当年被俘的不杀之恩和优待,并对黄前一段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敬佩等等中日亲善之词,希望二人成为朋友,有什么困难都可找他。并邀请黄到日租界去作客。松室来的目的非同一般,日本驻屯军早已准备占领华北后,北平,天津成立伪政权的候选人,先来探底。可这回日本人却看走了眼。黄守中将计就计,和松室有来有往,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而这时日本人又操纵搞“华北特殊化”,殷汝耕当汉奸成立了“冀东防共自制政府”,接管了河北保安队,改为“冀东保安总队”,驻访通州,沧州。张庆余,张砚田为一,二总队少将总队长,有两个师的兵力。
  二张原都是原东北军的,被迫当了汉奸心有不甘,和驻天津的29军常有联系,和黄守中早就是熟人很可靠,后来三人歃血为盟共同抗日。二张对汉奸恨之入骨,常和殷汝耕闹别扭,结果殷撤了二张的职。黄守中知道情况后,让他们万不可丢掉军权,今后抗日有大用。并亲自去找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说情,殷汝耕顶头上司发话,他立刻又恢复了二张的职务,二张又介绍了第三总队长李允升,共有五千余人,约定好到时候和天津市内各区警察联合一至行动,到北平西郊会合,等黄守中通知为号。军事方面的准备,袁晓轩表示同意,他说如日寇进攻,可把队伍拉到太行山去打游击,并似议出一个“中华抗日自卫军总指挥”的名义,报上级军委。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全面开始。29军驻北平部队奋起反击,形势严重,黄立即通知二张做好战斗准备。由于和上面失去联系,天津方面就形成了各自为战,7月29日夜,天津警察总局李文田没有通知各区,带队向日军发起攻击,通州二张听到炮声,以为行动开始,没接到黄守中的通知也开始向通州日日军特务机关开火,打死日军二百多,活捉了“冀东反共自制政府”长官殷汝耕,边打边向北平西山转移,遭到增援的大批日军围堵,伤亡惨重。只得向保定方向撤退。
  黄守中得到伪保安队己起义的消息时,二张己南撤了。同时天津李文田也带部队南撤,以为李文田偷带走了二张。于是,在从天津逃出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南京找张庆余,张砚田和他们的起义部队,作自已今后抗日的基本队伍。他带着一名副官徐宝和直奔国民党军委会,见何应钦说明来意。二张的确在此,何应钦告诉黄,要带人走要经戴笠同意才行。经过打探得知是军统在捣鬼,形势不容担搁,黄要求见戴笠。这时戴正在上海,经同意黄守中,张庆余,张砚田三人座军统局的车前往上海。
  在上海见到戴笠,宋子文、杜月笙也在场,黄守中说明是自已策反的二张,并向军政部长何应钦给他们要了107、108两个师的番号,现准备带二张走,去抗日前线。但是戴笠,宋,杜三人说了一通抗日大道理,就是不让黄带走二张。第二天他们三人只好回南京,就此和二张告别,以后再无往来。张庆余,张砚田二位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震动了全国,得到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蒋介石晋升二张中将军长,但二位英雄却解甲归田,从此再无二人消息。
  天津特一区最后的坚持
  1936年6月萧振赢辞去天津市长,由张自忠接任市长。黄守中继续原职务,他为市长解决了许多重大案件,很得张自忠的信任。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天津日本驻屯军人数不断增加,军用物资大量运抵,他们要侵略华北内野心已显露无疑,黄守中以防万一,就命令特一区实行灯火管制,四周架铁丝网,儲备大批粮食,并联系好特三,四区的警察做好战斗准备,把天津大公纱厂的驻厂日军百余人“请”走。日本总领事掘内很恼火,给黄发通牒,让他撤掉战备部署,黄不听鬼子那一套,按自已的计划行事。“七·七事变”暴发后,日军除猛烈进攻北平,每天派数十架飞机对天津市区狂轰滥炸,东马路一带房倒人亡,火光冲天,哭声遍野。市民四处逃散,黄守中看到此情景,心中愤恨日军暴行。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救助难民,他通知英,法租界当局,请他们放开边界让难民到特一区来。这一放涌进了上万难民,学校,工厂,公共场所全住滿了,粮食几天就告急。请红十字会帮助,暂时解决了困难。这时,一艘日本台湾军的补给船开进了大连码头,黄命令警察扣押。
  形势已非常严峻,首先天津市政府遭日军轰作,市长张自忠已走。29军军长宋哲元也南撤了,中共军委袁晓轩也调回延安。黄守中和上面所有联系都已中断。他立即召集公署全体人员,警长以上人紧急会议,全体人员一至要跟着黄抗击日军,决不投降。这使他非常感动,便立刻分配各部门负责人紧急行动。关押了日军船上人员,把船上物资全都卸下,有汽车18辆,酒精,汽油600多箱,还有**弹药,食物等物资。他把食品全部发给全体工作人员和市民,武器放警察局,汽车,汽油先放其它租界,等带队伍撤时开走。在此同时刘亚哲带警察把码头日军的电话线全部剪断。这时候北平已被日军全部占领,大部队己向天津开来,黄守中想带走全部警察已不可能了。想同日军决战,是以卵击石伤亡会很大,而且老百姓居多。8月5日上午8时,日本掘内总领事让比利时总领事带各国领事到特一区公暑,向黄守中递交最后通碟,限当日下午3点,撤除敌对工事,降下中国国旗投降,否则日军进攻特一区。日军所以没直接打进特一区,是他们早就采取多种手段幻想让黄守中当天津伪市长和警察局长,留点余地。黄只好让同事们马上疏散撤退,他和李大章等人化装进到英租界。第二天,天津“大公报”报导:硕果仅存的特别一区,已被敌人陷落矣!就在他们走后第二天,日军占领了特一区,他们四处找黄守中和抗日人士,有个姓扬的警察向日军告密,刘钊和罗天典被抓。日寇问黄的下落,他们俩拒不召供,被日本鬼子用乱棍活活打死!
  上太行
  1937年8月16日,黄守中、李大章等人乘英国轮船到了青岛,坐火车到济南,又到开封,李大章回根据地去报道,黄守中去南京找起义的二张。他没要回二张和部队,感到很失败。但抗战到底的决心不变。在南京他到了老朋友白云梯家(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执委,蒙藏委员)。想了解眼前的战况再做打算。适萧振瀛,宋哲元都在白家,这时萧已任第一战区上将参议,宋任第一战区第一集团军司令。商量好给黄守中一个团的兵力,做为他的基本队伍。形势紧急第二天他们就分头赶往前线,到了河北广宗县城。宋交黄的部队还没整编,这时大名失守,日军向广宗打来,飞机风狂轰炸,部队一片混乱,宋的部队全往黄河南岸徹,说好给黄的部队找不着了。黄只好放弃回开封。
  这时抗日峰火已在全国燃起,接李大章通知,可到山西洪桐去找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去解决收编游击队的工作,因在天津时和袁晓轩有过约定,和日寇打起来上太行山找他。当黄守中风尘朴朴赶到洪桐县见到袁晓轩,李大章时,袁却告诉黄说,彭一早有事走了,不知何时回来。黄不便细问,李大章告诉黄,袁为独贪天津秘密工作之功,怕黄见到彭说出真情,分了袁的功劳。故托词没介绍和彭德怀见面。黄守中恍然大悟,决定离开洪桐。一人渡过黄河,去了武汉。
  到了武昌,找到了“东北救亡总会”,见到于毅夫(时任“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长,党团书记),因黄守中是救亡总会的联络委员,就留下先做宣传工作。眼看日军大举进攻,做为军人他还是想上战场杀敌。他把自已想法告诉于毅夫,宣侠父(时任八路军武昌办事处主任),他们很赞成,决定帮他联系有关人员。
  没几天,有个人来找黄守中,说叫刘丕光,是叶剑英派来找的。他们到了武汉族馆见到叶剑英,交谈后叶剑英问黄想去太行山什么地方,黄心中早有打算,说计划先到豫北林县,再到河北涉县,武安,再推进到磁县,邯郸边区打游击。叶表示同意并在军用地图上把5个县划上红圈。
  黄守中带着从天津撤下来的几个战友到了太行山上的林县,在那里收编国军被打散,退下来的士兵组织整顿起来,成为抗日游击队继续打击敌人。于毅夫(解放后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吉林市委书记)到西安给黄找了个国民党黎明部的番号叫“抗日挺进军第14、15支队”,用这个名义可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要电台,试器弹药。但程潜也不好胡弄,他令冀察战区司令鹿麟认真点验黄部,实际走了个形式而己,几个月后黄带着队伍转战到河北磁县,这里距公路,铁路更近便于作战。到这里开始用袁晓轩给的番号“中华抗日自卫军”总指挥,部队已四千多人。中共军委也知道。国民党黎明部得知黄冒用他们番号,联合起黄的老对头孙殿英部要消灭他们,被袁晓轩带八路军共同打退了。袁表示要把带来的七、八个营的八路军交黄守中指挥,黄不接受。因为在洪桐的欺骗对袁已不敢信任了。后来随着战斗的需要又成立了“联和总指挥部”,由八路军谭振林为政委,中共磁县县长田裕民为副总指挥,黄守中为总指挥的部队,配合八路军129师,386旅陈赓、115师袁晓轩、国民党鹿钟麟,在太行山艰若抗战到1941年。黄守中由于多年征战,数次入獄备受拆磨,身患重病,不得不下太行山去洛阳治病。
  洛阳是第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司令长官卫立煌。他得知黄守中来此,便留他为第二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每月发给生活费,边工作(有职无权)边治病。这时候,八路军总部派袁晓轩当了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他让黄守中搜集二战区卫立煌等国民党军队的活动情况,袁把这些情况报给延安。一直秘密来往,传递情报。有一天医院的缴云和处长告诉黄,说军统已注意你和八路办事处有来往,马上离开。黄又离开洛阳到了西安。中断了袁的联系。没多久,听说袁晓轩已叛变,至使卫立煌被撤职,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这已是1942年春天。黄只有离开西安,他准备还是回北平去找党组织。(袁叛变后成了军统少将特务,解放后被捕,以战犯关押1975年特赦)。
  黄守中带着副官徐宝和先到安微,找朋友借了钱,一路经历曲折,惊险到42年底才回到北平。这时的北平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艰难渡日,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后来听父亲说过,为了奴役中国人,日军让城里中,小学都必须上日语课,否则退学)。好不容易找到原中共北平特委书记张祝唐,告诉黄北平党组织已被日军多次破坏,已转入隐蔽斗争,宋兰波已死,特委的吳成芳被捕释放后己调南方工作,他们的关系早已中断,而根据地因日军锁,也联系不上。他们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利用所掌握的商情,先做个买卖,一先可维持生活,二可利用商人身份作掩护,继续寻找组织。
  虎穴中的“生意人”
  黄守中、张祝唐几个拿枪杆子的人,又拿上算盘作起了生意。字号:永济贸易商行,地点,河南商丘(敌占区),倒卖汽车零件。由于不懂日伪的规定,几个人股份全赔光。不死心,继续组织人从起步,有了起色。日占区的生意采取的是“物资交换”的办法,小本生意才可用伪“联银券”。商号都用交换的办法用中国的麻,桐油,漆,牛皮等原材料,换日本洋行或汪伪财务处商行的食盐,布匹,纸张,杂货等日本产品。如违反规定,日本宪兵队经济料就会以“资敌”罪抓人,轻者受伤,重则丧命。彼此交换订货,签合同,两月为一定期,不决定物资优劣,只赚比例数,搞不好就会赔本。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寇在军事上加强“大扫荡”,在经济上对抗日根据地严格控制、禁运。妄图封锁抗日根据地的物资来源,各根据地生活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想尽一切办法,从敌占区搞物资,坚决粉碎敌人封锁,保卫抗战的成果。派出大批干部到敌占区搞物资,同时启动敌占区中共地下组织,为根椐地解决紧缺物资供应,黄守中他们接到太行军区的指示,这个商行就派上了用场。当时“国统区”的部队,特务组织都利用手中权力和关系和敌占区做买卖,有时利用中间商来做,利用这个便利条件,水路,陆路通道打开了,“永济商行”先后任界首,蚌埠开分行。又在徐卅设了站。
  经朋友介绍黄守中认识了伪徐州长官郝鹏,多次接触后,郝鹏问黄怎样才能摘掉汉奸的帽子?黄就去诉郝只有立功赎罪,将来可得到饶赎。现在可以给后方运食盐。郝答应瞒着日本人干。他想法说动日本人,把盐运到蚌埠火车站存放,黄守中他们用后方的土特产换盐走水路,运往根据地。后又为何基丰部在海洲运了几车皮盐,何部卖了盐换钱准备起义。由于盐运到车站太多,天降大雨,食盐被冲走很多,引起了敌人怀疑,结果伪财政部长周佛海撤了郝鹏的职。几年中,他们就利用商行给后方运送了大批物资,为彻底粉碎日寇的经济封锁做出了贡献。
  1945年春天,黄守中又救了一批商丘城里的商人,这些商号是由济南,山西,河北等地去的,他们多数不走交换的方式,偷偷买卖。被日本宪兵队以“资敌物资”为由,查封了商铺,抓了一个总经理押往北平宪兵队,事关几个地区上百人家的生活,商号派几个代表,恳求黄设法营救。出于民族之心,黄想办法用重金行贿北平宪兵队华北经济主管偏山大佐,答应说以一吨水银交换烟纸,限两个月内交换,(水银是爆作物品,我方根本供不出,而且数量很大)他大着胆应下,偏山放了总经理,又啟封了商号的物资。黄一面让这些人赶紧处理货物,完成后人全撤走。自己请朋友托关系偷出洋行的几百斤水银顶数,两月后商人都散了,水银也不够,偏山怀恨。黄守中早己去了徐州。在徐州不知何因被日本宪兵队被捕,一顿毒打,后牙都打坏,满脸是血。腰腿都被踏伤,用枪顶着头,然后问你到陇海线干什么事?生死关头,他急中生智说自已是给日本人做生意的,搞水银的。不信你们给北平偏山大佐,森树茂打电话问,(他们是不能随意半夜给师团长打电活的)宪兵队长立即笑脸相迎,松绑放人。说以后到徐州早通知好提供保护。黄守中出了宪兵队看后无人跟踪撤腿就跑,找到朋友家,天快亮被友人送上火车,虎口脱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永济商行的使命也完成了,黄守中费尽周折,处理完各种债务,去上海完成党交给的新任务。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6:22:38 | 显示全部楼层
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幕

一 战前准备,定下“先发制敌”的战役思想
  (一)略
  (二)对京沪抗日作战的建议和决心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到1936年期间,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阴险地让溥仪傀儡粉墨登场,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又肆无忌惮地侵占了我国华北;1936年八 九月间,在上海方面又制造紧张局势。9月23日夜,日方以“出云”舰水兵三人,在上海北站附近租界内被人狙击,伤二 死一事件为借口,出动全部海军陆战队,在青云路、八字桥、粤东中学、天通庵、五洲公墓一带,布设岗哨,派队巡逻,大有挑衅的企图。我方虽经多次交涉,渐趋缓和,而其陆战队驻沪人数,则借故增加。日军频繁地举行各种演习,且迭派舰队到宝山、福山镇、段山港、浒浦各港口,测量水位,积极图谋进犯。当时的中日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当时认为形势严重,不能不作进一步准备。即将第三 十六师由无锡推进至苏州附近;第八十七师由江阴推进至常熟、福山一带;原在南京附近的第八十八师推进至江阴、无锡;并秘密设计扩充上海保安总团。我于9月23日向国民政府陈述意见:1.请将本分区作战上必须之部队,密令配拨,以便指挥。2.请即令饬通讯主管机关建设京沪分区军用电话及指定地方长途电话,战事发动后之使用权。3.请将京沪铁路及锡沪公路之车辆尽量控制于无锡以西各站、昆山支塘以东及上海附近。所有船舶,请密令各县尽量诱至于吴县、常熟附近,以利我军运输,且免为敌所利用;并将本区各县船舶车辆明定统制管理办法,俾得于军事运输适时利用。4.请于本区预定作战地区各要点,囤积必需粮秣,以供军食。5.请将阵地内已由驻军筑成路基之各路桥梁涵洞,迅予建筑。
  我当时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种种情形,又焦虑,又愤慨,又于10月4日再次沉痛地具述意见:1.上海为我经济重心,关系世界视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亦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 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2.为达成上述任务,须有兵力六七个师,以四至五个师任淞沪正面,两师控制浏河、福山、常熟一带。如此:在淞沪附近作战当可支持三个月以上。除现有第三十六师、第八 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三个师外,请再调三至四个师来沪。3.大局至此,无论外交如何,似应以决心抗战积极准备。
  惟各方面仍不免空泛、纾缓、推诿,使部属无所秉承,如徒有作战计划,迄今毫无准备,即其例也。
  从这几个月来,日军在上海的动态,推测中日形势,今后可能更趋恶化。我为了应付万一,于11月初,下令进行下列部署:1.令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在苏福线上一面警戒,一 面继续构筑工事。2.令第八十八师接防锡澄线阵地。3.以地方团队担任沿江防务。4.以各县警察为监视哨。
5.令江苏保安第四团分驻浏河、梅李镇、牌头镇等处,为东自浏河附近西迄大港镇地方警察各监视哨后方之支援。6.成立太湖水警联防处,任太湖水上之警备。
  (三)(略)
  (四)受职京沪警备司令官,定下“先发制敌”的战役思想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上海的行动,咄咄逼人。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各屋顶架设高射炮,各要点构筑工事,对市中心区及南翔方面试设炮位,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拟退各地侨民,扩编义勇队及在乡军人队等等。日军将原驻汉口的陆战队千余人撤调到上海,日军舰十余艘位于浏河至吴淞间,对海口施行封锁。在日本国内也已派定正式陆军,待命出动。并先后制造水兵宫崎失踪及撕毁日本国旗事件,真是形势紧张到了极点。
  七七事变以前,我正在青岛养病,忽闻卢沟桥战事起来,即于第二天拒绝医生的劝告,径返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
  这时,我所指挥的部队,除第八十七师在常熟、苏州外,第八十八师已调回至无锡、江阴,其他仅江苏盛上海市保安团队数团。原指定协同作战的空军、炮兵等,都调到华北去了。为维护上海的资源与海口,我方不愿在上海轻易发生战争。但万一发生战争,我则必求立于主动地位。所以尽力为运输、通讯等各项工作做好准备。不久,第二师补充旅到达苏州。我令其一团化装为上海保安队,入驻虹桥、龙华西飞机场,加强警戒;一团化装为宪兵,开驻松江。又调江苏保安第二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四团集结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的防务。
  这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本,可分作三种形式: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东北之役;第二 种他打我,我才还手,如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我在7月30日向南京国民政府郑重提出这个意见: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下列征候之一,如:(1)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轮输送时;(2)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3)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4)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即断定敌发动无疑。则因我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必需时,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曾迭电具申意见,未蒙核示,兹预拟本军行动标准,谨申呈核,是否有当,敬祈示遵。
  南京国民政府的复电是:
  卅未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我知道战争决不能免,就在给南京国民政府电报的第二 天――8月1日,发布了一篇文告,鼓励我京沪区的卫国将士。文告述: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且展开。兹特揭橥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的岁月。
  自甲午一役,失地丧师,我同胞忍辱负重,而徒抱复仇雪耻之愿者,殆已四十余年矣。乃敌自此更逞淫威,肆其凶焰,蹂躏我主权,占领我土地,荼毒我人民。本其岛国野心,妄标大陆政策,鲸吞蚕食,肆无忌惮。攻城略地,何日无之?因之九一八之血迹未干,一·二 八之屠杀顿起,长城之役甫停,察绥之变旋作。含垢忍辱既已六年,创巨痛深,几难终日。兹复驱师启衅,扰我平津,更且大举动员,图占冀察。然后挥师南指,侵我中原,跃马而行,纵横朔漠,以遂其逐步吞噬之迷梦。
  我最高统帅所以认为最后关头,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而举国人士所以奔走呼号,誓死不能退让者,正以此耳。
  文告又说到全面抗战实出于不得已,完全为自卫图存,接着说到敌忾同仇的真正意义,以坚信将士们的信念与决心。最后,我提示了对敌作战应注意的几个要点:如誓雪国耻,不怕死,不怕敌人,信仰中央,爱护袍泽,长期苦斗,百折不挠,实行连坐法等,作为京沪区全体将士的精神教育和纪律的基矗同日,我又发表了一篇《告京沪区民众书》,除提高亡国灭种之警觉及剖析敌国实情外,重在宣示此一战的重要,发动民众,尽力与军队合作。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凡我民众,无分男女,无问老少,智者尽其能,勇者竭其力,以绥靖地方,杜绝奸宄,厉同仇敌忾之气,坚至死靡它之心,以听命于政府,则虽不擐甲胄,不执干戈,不冒矢石,而其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实且伟大莫与伦比矣。至于体力精壮,英勇果敢之同胞,愿为父老之前躯,愿作本军之后继者;精警有为,熟悉敌情,能扑灭无耻之汉奸,能肃清敌方之间谍者;抑或有他一技之长,愿以供战争之使命者,或编入地方组织,或隶属部队机关,不患无效命之机,不患无杀敌工具。昔孙武子以吴兵复楚,阎应元以江阴抗清,东南为人才文物荟萃之区,孤忠英勇之士,悲壮激烈之操,史不绝书。揆之十步芳草,十室忠信之义市井田畴,动多壮士,必有闻风兴起者。自由之葩已胎,独立之旗高举,为民族之英雄,抑为子孙之罪人,决于自择。惟我亲爱同胞,共勉前程,共纾大难,时乎不再,凛凛勿忽。
  这样,我从各方面都加以准备布置了,只待大战时机的到来。


  二 揭开战幕,进攻日军在沪据点
  (一)抗日将士神速进入淞沪战场
  1937年8月9日,日军官大山勇夫在虹桥飞机场与我守军冲突被杀,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11日,敌第三舰队驶集黄浦江及长江下游浏河以下各港口,有即在淞沪登陆发动战事的企图。
  这时,我京沪区在苏州、常熟、无锡一带的驻军,仅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及炮兵第八团、炮兵第十团、警察总队一总队、独立第二十旅的一个团。我立即命令第八十七、八 十八两师,做输送前进的准备。
  11日下午9时,我接到南京统帅部的电话命令,将全军进至上海附近。
  我当即作了下列几个重要决定:1.第八十七师的一部进至吴淞,主力前进至市中心区;2.第八十八师前进至北站与江湾间;3.炮兵第十团第一营及炮兵第八团进至真如、大场;4.独立第二十旅在松江的一个团进至南翔;5.令炮兵第三团第二营及第五十六师自南京、嘉兴各地兼程向上海输送;6.派刘和鼎为江防指挥官,率领第五十六师及江苏保安第二、第四两团,任东自宝山西至浏河的江防,并控制主力于太仓附近。
  我于8月11日夜半离开苏州,统率全军从苏州、常熟、无锡一带向上海挺进,12日晨,进驻上海。清早,上海居民从梦里醒来,看见遍地都是抗日将士,惊喜交集,都问:“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神速?”这是由于我们事先控制了火车、汽车,能够于一夜功夫,便进入了上海预定阵地。
  (二)决心犹豫,丧失战机
  这时,我决定攻击部队于8月13日拂晓以前,完成对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攻击准备。此时,我突然接到南京统帅部电话命令:不得进攻。我飞急电告:“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但回电还是“不得进攻”。
  因此,原定13日拂晓的攻击,不得不停止。我预定13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 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但现在失此良机,似乎是太可惜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据说是上海外交团为避免在上海作战,建议南京政府,改上海为不设防城市――自由口岸。这个建议文件,大概是11日发出,12日到达外交部,南京政府不免犹豫了一下,故忽然命令我不得进攻。我未见着正式文电,真实的是否如此,无从确断。
  我们的进攻,因此延到14日午后3时才开始。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抗战称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的开战是在8月14日。这样耽搁了两天,却给敌人一个从容部署的机会。
  (三)喋血淞沪,决心抗战到底
  大战的血幕既已正式揭开,我外交部在这天曾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重要声明。同日,我也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主要显示我军坚决抗日的态度,其中一段是:昨(十三日)下午四时,日方军舰突以重炮向我闸北轰击,彻夜炮声不绝,我居民损失奇重。同时复以步兵冲出界外,进攻我保安队防地,我方仍以镇静态度应付,从未还击一炮。现日方又大举以海陆进攻,我为保卫国土,维护主权,决不能再予容忍。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御侮救亡,义无反顾。兹应郑重声明者,上海和平既为日方炮火所震毁,而我祖先惨淡经营之国土,又复为敌军铁骑所践踏,不得不以英勇自卫之决心,展开神圣庄严之抗战。本军所部全体将士,与暴日誓不共戴一天。五年以来,无日不申儆军中,以湔雪国耻、收复失地为已任。我十万健儿之血肉,即为保卫国土之长城!决以当年喋血淞沪、长城之精神,扫荡敌军出境,不达保我领土主权之目的,誓不终止。
  上面这篇讲话,可以看作我对敌行动的正式宣言。
  从8月14日起到22日止,是我军对虹口、杨树浦敌根据地猛烈攻击的时期。
  敌自我军开始行动后,就在虹口、杨树浦两大根据地,利用其炮舰火力的掩护固守,等候他们国内的援军到来。8月14日上午,我空军开始向黄浦江敌舰轰炸。我军于下午3时下达总攻击命令。下午4时,我们的炮兵就开始集中射击,步兵勇猛攻击前进,到日没时止,多有进展。突然又接到上级命令:密。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寒酉待参京电)于是攻击实施,又因此停止。
  15、16两日都是奉令作攻击准备,并没有实行全线攻击,仅将五洲公墓、爱国女学、粤东中学各点攻占。其中以第八 十七师第二五九旅第八连与第七连合力突入敌阵地,占领敌海军俱乐部一役为最壮烈、最英勇。
  15日,我发出一个通电,原文如次:
  各报馆转各部队、各机关团体暨全国同胞公鉴:元日下午,暴日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保安总团防地,我保安队忍无可忍,起而应战。治中奉命统率所部,星驰应援,保卫我先祖列宗筚路蓝缕辛苦经营之国土,争取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华胄之生存,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今日之事,为甲午以来五十年之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壮,彼为发挥野心之侵略,我为决死求生之自卫,无论暴敌如何披猖,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愿我举国同胞,武装袍泽,毋忘我东北、平津数千万同胞呻吟于日寇铁蹄践踏之奇惨,毋忘我一·二八 战役、长城战役、天津战役忠勇牺牲先烈之血迹,以悲壮热烈之精神,共负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之重任,遵奉最高统帅之昭示,以百折不挠抗战到底之决心,求得最后最大光荣之胜利。擐甲陈词,不胜激越!
  在日援军登陆以前,我认为对虹口、杨树浦的攻击,尤为必要。17日拂晓,奉令继续开始全线总攻击。这次总攻击,其经过及成果的概要,可见我给南京军委会的一个电报:密。本军于今(筱)晨五时半,按预定部署,全线开始总攻击。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谨将各部激战实况分陈如次:(1)八十八师以主力由北分向日本坟山、八 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攻击,往返争夺,伤亡甚重,仅法学院一处,已牺牲一营之众。而攻日本坟山之部,于上午十一时攻入后,因受敌侧方机枪射击,未能返出,死伤尤多。日没前,北正面受敌反攻,已被我击退。(2)八 十七师先对日俱乐部、日海军操场及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攻击,迄九时许,得王师长(敬久)电话报告,已占领日俱乐部及海军操常惟经派员确查,据称日俱乐部旁之四层楼油漆公司,尚为敌死守,我军正向其包围。对沪江大学、公大纱厂及引翔港镇方面,则激战终日,尚未得手。下午五时许,敌由海军操场南两次激烈反攻,均被我击退。(3)本日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命中颇佳,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
  我在这天上午8时许到前线视察,经第八十八师炮兵阵地到第八十七师,所见官兵士气高涨,不怕牺牲的精神,都极可嘉。从正午12时到下午4时,我在万国体育场附近督战,枪炮声密集,战斗激烈。我又看见我国空军也很敏捷勇敢。敌人高射炮声如连珠,弹发如雨,胜于民间过年晚上放爆竹。
  18日,我又接到暂停进攻的命令。这是开战以来,第三 次的停攻命令。
  但是,敌人在这时却整天在其飞机掩护下,到处以小部队向我反攻。我们司令部到前方的电话,也常被敌谍破坏。
  19日,我军又开始攻击。到下午5时,接到第八十七师王师长电话,说他的左翼最前线部队已经突入杨树浦租界至岳州路附近。我决心即刻扩张战果,突入贯穿杨树浦租界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络,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之。当即我率同重要幕僚,进驻江湾叶家花园第八十七师司令部,部署一切。
  1.令第三十六师即夜加入沙泾港至保定路间的正面,向汇山码头江边突破攻击。
  2.在日俱乐部正面的第九十八师之一旅,受第三十六师指挥。
  3.令第九十八师第二九四旅归第八十七师指挥,加入该师左翼,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攻击。
  20日拂晓前,我军突破西进展至欧嘉路,东至大连湾路,南至昆明路、唐山路。敌从昆明路方面向我多次反攻,都被我击退。
  在这一天的战斗中,有一件事,使我到今天想起来还觉得难过:就是突破杨树浦租界时,我们只凭几辆破坦克(是在厂内修理的,临时拉出,好的坦克早调北方去了)冲击。带领坦克车的连长,也是军校的学生。我命令他冲杨树浦。他说:“车子太坏,而敌人的火力过猛,我步兵又很难跟上。”我说:“那不行,你的坦克不攻入,休来见我!”结果他冲到汇山码头,连人和车子一起牺牲了!我军虽一度冲到汇山码头,但未能确实占领,因敌人利用钢骨水泥的楼房作据点,放射密集小炮弹,火力异常猛烈,我们的步兵虽极勇猛地跟上,但挡不住黄浦江面敌舰炽烈的炮火,也不容易冲破敌方在街市上的坚固据点。所以这天虽一度攻入汇山码头,仍是站不住脚。
  20日晚上,我乘月夜亲赴江湾前线督战,指挥各部队继续猛攻,并以第九十八师全师加入,准备以全力先攻略杨树浦。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的第一线部队推进到百老汇路、唐山路、华德路之线,以新到的第十一师及教导总队第二团控制于江湾市中心市区为总预备队。21日,各部队继续攻击。
  第三十六师最前线部队,在新调来的战车掩护下,又攻抵汇山码头,到拂晓后,因受敌海军炮火的猛烈攻击,迫不得已,才返回百老汇路北侧。我战车第一、二两连全被击毁。第八 十七、八十八、九十八各师攻击,也都没有多大进展。22日,我军各部继续进攻,但因敌增援已到,攻击已不得手,仅第八十七师在午后将精版印刷厂及康泰厂两据点占领。入夜,敌分途反攻,都被击退。
  这是从8月14日至22日,攻击虹口、杨树浦敌根据地的战斗经过概要。


  三 挽救危局,恰遭“卸磨杀驴”的结果
  (一)狮于林、川沙口和罗店江防阻击战8月23日上午5时半,我接到江防司令刘和鼎的电话报告:狮子林、川沙口方面,有兵力不明的敌人登陆。那里的守军仅第五十六师步兵一个连(因兵力不够支配,这里只配了一个连)。我当时决心拒止并歼灭登陆敌人的目的,由正面抽出部队,向狮子林方向前进,支援江防军的作战。
  这时,我已被任为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淞沪附近的全军作战。总司令部设在南翔附近一小村中。拂晓后,敌机到处狂炸。总司令部通到各方的电线,都被炸毁,通讯联络完全中断。我为明了状况,分别派遣参谋到各方观察联络,又为便于指示机宜,亲率重要幕僚,于8时30分到达江湾。
  23日的战况以及我的位置,可以在我呈报统帅部的漾亥参电看出轮廓:密。本(漾)日上午五时半接到刘军长电话报告:敌于拂晓以前,在狮子林、川沙口登陆,即与陈次长诚商定部署,以十一师向罗店北进,支援五十六师之作战,而由正面抽出兵力为预备队。当因前方电线为敌机炸断,未能由电话指示各部,乃于八时半亲赴江湾八十七师料理一切。是时,据报张华浜、蕴藻浜附近,同时有敌登陆,我守军正迎击中。……兹为顾虑左侧登陆之敌起见,将对虹口、杨树浦正面作战之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 八师、独立第二十旅、保安总团、教导总队第二团各部归王敬久指挥,派其为淞沪前敌指挥官,命对正面固守原阵地;而以教导总队第二团拒止张华浜之敌;由八十 七师调一旅支援吴淞;并抽出第九十八师令向宝山、杨行、刘行、罗店之线前进,以该师师长夏楚中指挥该师及第十一师,拒止上陆之敌。……迄下午五时,十一师已不顾敌机轰炸,进至罗店南六公里之处,因罗店为少数敌军占领,该师已将前卫展开,将其驱逐。教导总队第二团,因张华浜上陆之敌近二千人,尚在其附近与敌对峙,当由八十八师抽调一团前进至蕴藻浜南岸设防。
  电报最后又说:
  因驻地于日间受敌机轰炸,本晚正在移营,电话尚未架通,焦急异常。拟即赴太仓或嘉定与罗军长卓英一 晤。
  这一夜,进行彻夜的激战。狮子林、川沙口方面,进至罗店附近之敌,于17时顷由第十一师驱逐,并击毙敌下级军官一名,在其身上搜得军用地图,知敌重点指向罗店、嘉定及浏河,我决心以第十一师向川沙口方面攻击前进,第九十 八师向狮子林方向前进。但宝山已被敌占领,第五十六师据守的一营,撤退至陶家宅、张华浜、蕴藻浜方面;教导总队第二团前进展开于张家浜、殷家浜、南徐家湾之线,迎击登陆敌人。嗣于17时由第八十七师派一个团增援,于24日3时到达,由第二六一旅刘旅长指挥,与敌激战。
  吴淞附近敌军于23日下午,以约千余人登陆。吴淞方面原由保安第一团守御,24日4时,由第八十七师先派第二六 一旅的一个营到达增援。
  (二)冒敌机轰炸,亲临前线,挽救危局我要叙述当时一段危险的情景。我在听到敌人在川沙口登陆报告后,觉得敌人已抄到我军的后面,我军有全部被敌包围的危险。因此,我决定亲到前线去,一面镇定军心,一 面设法挽救目前的危局。
  从南翔到江湾只有18里路,本不算远,但我们一出门就碰上敌机3至9架,不断地在上空来往轰炸扫射。我本来坐小汽车去,敌机临头,我就下车隐蔽;敌机转头,马上前进。
  但走不多远,敌机来往太多,小汽车不能再坐了,我穿着一 双马靴徒步走去。中途遇见一个骑脚踏车的传令兵,下车向我敬礼,并问我:“怎么总司令走路?”我也来不及对他说别的了,骑上他的脚踏车就走。一路上,我一会儿停止掩伏,一 会儿又乘隙前进,就这样冒险赶到江湾叶家花园第八十七师师部,才把正面军心稳祝我到了江湾,决定不顾任何困难,抽调第十一师、第九 十八师迎击登陆的敌人。那时由正面抽出这些部队真不容易,且因敌机狂炸扫射,部队简直无法行动。第十一师师长彭善在初接到调动命令时,对我说:“简直炸得不能抬头,怎么办呢?”我说:“不能抬头也得走,难道我能从南翔一路冒轰炸走到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吗?”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局势下,抽调两个师迎敌。由于这样迅速部署,才把已经失去的罗店收复。罗店收复的影响很大,不仅稳定了正面,而且维护了对后面的交通,使后面的部队能继续增援,才能与敌保持对峙的态势。
  在攻占罗店的同时,第九十八师已将狮子林之敌驱逐。保安总团的一个团仍守吴淞。惟张华浜的敌人,虽经教导总队猛攻,还是未能击退。23、24日,先由第三十六、第八十七 两师抽调四个团前往围击,经几度猛攻,才把敌人包围在张华浜沿岸泗塘以东的狭小地区。27日,敌人被我左翼军(指挥官王敬久)于夜间迫退到张华浜车站附近。
  杨树浦正面,我军仅四个团的兵力。突入巷战的我军,因受敌军夹击,在24日夜不得已撤出,沿租界路口固守。25、26两日无激战。27日拂晓前,虹口、杨树浦正面敌人,由日俱乐部方面向我反攻两次,都被我右翼军(指挥官孙元良)击退。吴淞方面登陆之敌,经右翼军迎击,尚残留于纱厂百余人,也被我包围。教导总队第二团及炮兵第八团、炮兵第十 团,都奉命调至后方。第六十一师的主力,已输送至大场附近。28日无激战。29日,全线战事沉寂。30日,战事平静无变化。
  31日拂晓后,敌以飞机30余架,并以海军舰炮猛击吴淞,强行登陆;敌另一部由市轮渡码头登陆。我守吴淞的第六十一师的一个团,伤亡过半,不支后退;惟吴淞炮台,仍由上海保安总团固守。我将在刘行的第六师调到杨行、吴淞,驱逐登陆之敌。该师于31日夜,向吴淞攻击前进,与敌遭遇于杨行以北地区,发生激战。从9月1日到5日,全军正面无激战。6日晨,敌在虬江码头登陆,经我右翼军猛烈攻击,激战至黄昏,卒将敌包围于码头的栈房中。7日,张华浜之敌倾全力向右翼军及中央军(指挥官宋希濂)阵地猛攻,经全日激战,将敌击退。躲在虬江码头栈房顽抗之敌,也由我第六十一师增援之一团打退。8日,这股败敌倾全力来犯,均被击退。9日上午10时,敌集中军舰炮火和飞机轮流对军工路一带的我左翼军进行猛烈射击与轰炸,掩护一个团的步兵进攻,激战到薄暮,敌伤亡惨重,我也受到很大损失,但因我军奋勇抵抗,阵地屹然不动。10日、11日均无激战。
  这是从8月23日到9月11日,抗敌登陆战斗经过概要。
  (三)我的苦闷
  我在八·一三战役的整个过程中,总算是一个勉尽职责的人吧。不谈当时冒险犯难、奋不顾身的种种经过,仅从8月14日以来,我没有好好吃过一餐正式的饭,也没有得到一夜的安眠。在过度疲劳之后,也忘记了困乏,只是感到眼睛是红的,喉咙是嘶哑的。这些我则视为当然,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今天想起来,却有一些无端的横逆,常常在刺痛我的心。
  记得8月23日,奉命把战斗序列调整了一下:炮兵第十 六团及第六十七师都输送至嘉定附近,连同第一师、第九十 八师都划归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指挥。是日深夜,总司令部已移设于徐公桥,我才吃了一点粥,在椅子上略靠了一下。我想应该去看看刘和鼎和罗卓英他们,商询对该方面登陆敌人的作战方策,并指示机宜。一想到这些问题,立刻动身,于清晨到达太仓,指示刘和鼎如何应付当面之敌。
  然后,冒着敌机轰炸,从太仓到嘉定找罗军长。见面后,罗卓英很奇怪地问:“张总司令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我当时内心里很明白:罗军长归我指挥,我应该来看看。可是一谈,才知道陈诚已不是军政部次长,他已经做了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自蕴藻浜以北地区的防务,统归第十五集团军,由陈诚指挥。我与罗卓英谈了半天,傍晚回到徐公桥总司令部。这时,我一肚子的闷气,怎么发表了陈诚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连我也不通知。第十八军本归我指挥,为什么忽然划归第十五集团军?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真令人费解。
  当我从罗卓英那边回到徐公桥的时候,我得到电话说顾祝同已到达苏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副长官顾祝同)。我心里想,两日以来,我只专顾前线,没有同后方联络,我应该到苏州看看顾祝同,和他商酌许多问题,并可借此向南京统帅部报告请示。
  我一到苏州,还未及见顾祝同,就打电话给蒋委员长,满想申说一番内心的苦闷。不料,蒋一接电话,就厉声地问:“你在哪里?”我回答:“在苏州。”蒋又问:“为什么到苏州?”
  我就说明经过:“为着左翼作战,亲到嘉定会罗卓英,听说顾墨三(顾祝同字)着苏州来了,所以来同他商量问题。”蒋在电话里又大声地叫:“为什么商量?两天找不到你,跑到后方来了!”我也有点气愤了,我讲:“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第十五集团军陈辞修(陈诚字)指挥了!”电话里的声浪越来越大,对于我讲的根本不理,只是严厉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我耐不住了,索性说厉害一点:“委员长应该怎么办?我是到苏州与顾墨三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
  即听见粗厉地说了一句:“你究竟怎么样?还问我怎样?”一 下就把电话挂了。由于这个电话,我伤心了!我怀着很大的伤感,莫大的委屈。为什么?八·一三之战,是展开全面抗战的序幕,何等光荣,何等神圣。我在淞沪一带的部署,自信毫无错误。尤其像我以一个总司令的地位,大胆而勇敢,从8月14日起,一直在师部,在第一线,亲在叶家花园的水塔上督战,始终站在最前线。至于上海未能一举占领,统帅部失机于先,三次叫我停止攻击;后来,大战展开,除陆军外,又没有有力的空军配合。在开战前,委员长问我:“有没有把握?”我的答复是:“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而自开战以后,因为缺乏这些条件,以致未能达到占领全沪的目的。我这两天(23、24日)都在前线奔忙,稳住了正面,阻止了左翼登陆的敌人进攻。只因前线电话线屡被炸断,以致没有与后方通电话。我是临阵脱逃吗,为什么不能谅解,反向我生这样大的气呢?
  这个意外的横逆刺伤了我的心!
  (四)由攻势转入守势
  从9月11日沪战转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攻势转为守势的时期。
  战事爆发以来,敌在淞沪一带作战的兵力,陆续增加到八万多人,军舰40余艘,停泊于定海桥至吴淞镇之间,协同作战。敌机成群结队,滥施轰炸。自9月初旬起,敌主力向吴淞方面猛烈攻击,至10日夜,我第十五集团军右翼阵地被敌突破,退到杨行、月浦的新阵地,与敌对峙。我第九集团军的左侧背,因之越发暴露,大受威胁。9月11日上午,敌向我蕴藻浜南岸阵地猛袭,战斗异常激烈,潘家宅、徐家宅的阵地被敌占领。我军退到河的西岸固守,并由第二六一旅派兵一部在蕴藻浜上游警戒。午后,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为整理淞沪嘉浏一带阵地,节约兵力,俾达韧强抗战之目的,着第九、第十五两集团军即转移。第九集团军即向北站、江湾,庙行、蕴藻浜右岸之线转移,占领预筑阵地,但须节约兵力,抽出第六十一师及独立第二 十旅充集团军预备队。
  我即依令变换阵地,转入守势。各部队奉令后,即于夜间开始行动,到第二天拂晓前,转移部署均告完毕。直到9月23日我辞职照准那一天,第九集团军正面,敌我没有多大接触,可以说一切无变化。
  (五)辞职的经过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我辞职的经过。从8月13日至9月23日,这整整的40天中,我在前线无分日夜地指挥策划,四 出奔驰,得不到休息,体力已疲乏到不堪想象的地步。尤其使我感到疲惫不堪而实在无法支持下去的,就是精神上的苦闷。我不得不决心辞职。记得远在9月8日那天,我曾亲函蒋恳切表示辞职的至诚,并荐贤自代。这封信多少可以表达我那个时期的苦闷心情:
  1.淞沪作战,已逾三周,兹概呈重要经过,职于八 月十一日午后九时许,奉命率所部八十七、八十八师,于十二日进至沪上,以一团占领吴淞,七团进围虹口、杨树浦之敌,至午后六时展开完毕。十三日,奉命勿进攻,延至十四日午后五时,始开始攻击,至十六日,奉命停攻,准备;十七日,再攻击,至十八日夜,八十七师已突入杨树浦租界,又以三十六师加入猛攻,自十九至二 十二数日,皆继续进展。讵二十三日晨,敌分由川沙口及张华浜登陆,因警戒川沙部队仅有五十六师之一连,警戒张华浜部队仅保安团之一部,遂致侧翼感受威胁。职当即亲至江湾部署,抽调十一及九十八两师北上,收复罗店,以迎击上陆之敌。二十四日,至嘉定视察,并与罗军长商讨歼敌计划。此两日皆电话不通,无由向钧座报告,致劳廑念;然职有责任,不能不亲至前方部署与视察也。自二十五日以来,虹口、杨树浦之敌,仍为我包围封锁;张华浜之敌,屡给我击退至江边狭小地区。我因受敌舰敌机之轰击,伤亡过大,尚未能将其歼灭。吴淞方面,以六十一师守兵素质稍次,复于三十一日为敌登陆,现由第六师围攻中,已奉令划归第十五集团军作战地境。此三周来作战经过概要也。
  2.前奉钧座垂询:扫荡上海敌军,有无把握?如扫荡不克时,能否站得三?等因。职当以“如我空军能将敌根据地予以毁灭,则步兵殊有把握!如空军未能奏效,则以主力守据点,掩护有力一部攻击,取稳扎稳打之战法,亦可站得妆奉答。嗣后攻击实施,我空军虽奋勇轰炸,惜为数量所限,终未能收成效;复因敌工事之坚强,我军诸兵种力量之不逮,致未于短期间克奏全功。窃惟我军战略方针,原为对敌持久战,钧座前所询扫荡不克时处置,职经迭电陈明:在上海附近,以维持与租界交通着眼,预定数线强固阵地,以行攻围,似有坚强持久之把握。现敌虽增援已到,连日来犯,均经击退,我阵容迄未少变,而我王敬久师、孙元良师、宋希濂师及钟松旅各官兵,不辞疲劳、不畏牺牲之攻击精神,询已极度发扬,此当在钧座洞鉴之中。
  3.自作战以来,职之部署计划,皆经逐日呈报,而钧座命令意旨,亦一一遵转实施。职于指挥上似无不当之处,但扫荡沪敌之任务,因力量与时间之限制,终未达成,职当身负其责。且职病体未愈,力疾支持,已感形神交瘁。职虽有为国牺牲之精神,深恐于事无补,反足贻误。似此职在责任上,在病体上,均应求所以自处之道。昨因健生(白崇禧)副总长回京之便,曾恳托代陈下情,幸蒙持许,准以墨三副司令长官兼代,毋任欣感!乃今复以健生副总长、墨三副司令长官之建议,中止发表,仍令职继续负责,彷徨焦虑,万分不安。务祈钧座迅赐明令免职。如墨三兄不愿兼代,拟请以逸民(朱绍良)兄继任,或将第九与十五两集团军合并,由辞修兄统一指挥,均甚适当。至职如蒙钧座鉴宥,畀以闲散名义,派在大本营奔走效力,谨当竭其绵薄,以报高厚,抗战期间,决不敢偷安旦夕也。
  我辞职决心下得很早,而酝酿得很久,总是不蒙批准。说可以批准了,忽然又不准,经过几次的周折,好容易才于9月22日见之命令,调我为大本营管理部部长。敌人广播说是我的建议不被采纳,而且与陈诚闹意见,所以辞职。这种诬蔑,当然不足一哂。然而我为减除对统帅部的烦闷,和预防与友军摩擦,却被敌人道出其中一点点消息。回到南京,蒋约我吃饭,我请求回家休养。蒋说:“好,但你先就了职再走。”于是遵命先就了管理部部长的职,随即带着一个困乏的身体和一种落寞的心情,回到我的故乡洪家疃了。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6:25:4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文节选自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

1、力保上海简言之,我们采取了主动权——日军在卢沟桥攻击我们,我们挑起了八一三事变。但是我不能在《抗日战争回忆录》中暴露这一点,因为我们一向宣称我们在抗(抵抗)战。

  ——《张发奎口述自传》

  当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张治中正在青岛养病,7月8日,了解日本人德行的的他拒绝了医生的劝告,毅然回到了南京。

  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又处于抗战的最前沿,由于张治中及他麾下的第五军在“一?二八”战争中的功绩,经何应钦推荐,蒋介石于是正式任命身为上将的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

  其实早在1935年底,南京政府就在京沪杭地区设立专门的国防区,下设三个分区:南京分区由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负责,沪杭分区由皖浙赣闽四省边区绥靖主任张发奎负责,京沪区就是由时任中央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负责的。此番任命,也可谓顺理成章。

  在接受任命之后,张治中迅速赶赴淞沪战场第一线,率部布置抗战工作去了。这里,我们不能不先仔细地介绍一下这位抗日名将,因为他在本章中是一个重要人物。

  张治中于1890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巢县的一户农民与篾匠之家,虽然他的父亲在附近的镇上经营篾器店还算成功,可是在那个动荡艰难的年月,张治中又是兄弟四人,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也并非易事。家庭的贫困和生活的艰难,是张治中童年时最为深刻的记忆。

  张治中早年读书时,曾经有一段时间吃住都在私塾里,当他看到其他同学有肉吃,而自己的碗里只有每天相同的小菜时,他忍不住请人回家向祖父要肉吃,不想祖父却难过地说道:“肉吗?除非从我的身上割下来!”后来每当想起这句话,张治中内心都无比辛酸。

  如果不是母亲非常看好这个长子,张治中也许早就辍学了。尽管他非常聪明好学,也被老师寄于厚望,可是随着科举在1905年的被废除,摆在张治中面前的传统上进之路算是彻底断绝了。由于家庭的贫困,张治中无法到新式学校中就读,于是只得先到父亲的朋友、一间百货店的老板那里当学徒。

  可是张治中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他又打定了弃文就武的主意,开始试着报考武学堂;可是由于招生名额有限,又无背景,张治中多次名落孙山。当时他一人孤身在外,没有颜面回家见父母,于是只得先后在扬州、安庆等地做了一段时间警察。

  后来他又流落到了上海,这时候辛亥革命爆发,张治中在上海幸运地加入了上海学生军,随后,他又幸运地得以凭着学生军的身份,于1915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总算是获得了未来人生重大转折的契机。

  在军校期间,张治中除了刻苦学习之外,也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并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在他的同期同学中,仅后来出任省政府主席的就不下十人,大名鼎鼎的“小诸葛”白崇禧与张治中不但是同期同科同班,而且还是上下铺关系。

  毕业之后,张治中的人生之路也并非顺遂,他几番出生入死,在军阀队伍中摸爬滚打,后来终于厌倦了无休无止的内斗,转而进入了上海大学读书。在军校时代,张治中有一个非常要好也非常敬服的四川籍同学郭孔彰,他后来在四川军阀混战中阵亡;张治中对此痛惜非常,总以为以郭的学问、人格与抱负,若得天年,成就肯定在自己之上。

  不久,用心抉择的张治中终于迎来了自己命运的真正转折。他南下广州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阵营,并慢慢受到蒋介石提携,成为黄埔军校中“身兼八大要职”的重要人物。

  当时,国共虽然是合作关系,可是各种明暗的斗争十分激烈,张治中一面是怀着蒋介石予自己的知遇之恩,一面是怀着对共产党的好感,一面又是怀着对孙中山先生革命信念的忠贞,使他成为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最终,他成为了蒋介石所亲信的一员大将。

  张治中没有多少权力野心,甘心从事军校教育工作,先后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等职,由于作风严厉,竟有“恶姑娘”之称,不过这是重视军事教育的张治中的一大特色。搞教育成绩斐然,张治中的实战也不逊色,他曾领军参加过中原大战,由于战绩不凡,被誉为蒋介石麾下的“八大金刚”之一。可是张治中无心参与内斗,大战后就回到了军校,直到“一?二八事变”爆发,他主动请缨,再次挂帅出征。

  “一?二八事变”后,张治中曾到德国考察军事,原准备在那里待四年。留学德国,这是他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在1912年前后就学武汉陆军军官速成第二预备学校时,张治中的德国老师格拉塞先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得对德国充满了无限神往。但是当时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所以没几个月,张治中就接到了蒋介石要他回国的电报。张治中无奈,只得途经美国、日本返回国内。

  后来,他受命主持京沪一带的国防,筹划修筑秘密的国防工事,并曾多次派人到上海侦查敌情,算是基本做到了知己知彼。这个时候,张治中所能指挥的基本部队还是自己原先第5军的老底子,即装备精良的第87及88两个师,另一个姐妹师36师当时正在西安地区驻守,直到8月16日才归队。另外,江苏省保安总团、上海市总保安团等也归张司令节制,而原指定共同作战的空军、炮兵等,则都暂时调到华北去了。

  要有效地布防,张治中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淞沪停战协定》。按照该协定的规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驻军,只能留下几乎没什么战斗力的保安部队维持治安。一旦上海有变,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就可以轻易占领淞沪各要地,给中国军队未来的行动造成极大不便,而且占据了桥头堡,日本援军还可以轻松登陆。

  当时,上海的空气也已骤然紧张。重光葵写道:“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共产党活动的中心。华北的日中冲突,敏感地反映于上海,排日侮日的风潮立即在那里泛滥。日本从大局着想,该如何容忍这一切,是个大问题。”

  对此,张治中则回忆道: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上海的行动,咄咄逼人。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各屋顶架设高射炮,各要点构筑工事,对市中心区及南翔方面试设炮位,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拟退各地侨民,扩编义勇队及在乡军人队等等。日军将原驻汉口的陆战队千余人撤调到上海,日军舰十余艘位于浏河至吴淞间,对海口施行封锁。在日本国内也己派定正式陆军,待命出动。并先后制造水兵宫崎失踪及撕毁日本国旗事件,真是形势紧张到了极点。

  如同华北战场一样,中方也是不希望在上海发生战事,但是万一发生了战争,中方还是应该积极追求能立于主动地位。除了尽力为运输、通讯等各项工作做好准备,张治中又向蒋介石建议:抽调正规部队,化装为上海保安、宪兵部队,进驻上海市区,以防不测。

  蒋介石有心保全上海,于是同意了张司令的主张,张治中立即指派原在徐州地区的陆军独立第二旅南调上海附近,其中一个团换上保安团服装,立即进驻上海虹桥、龙华两机场;一个团则化装成宪兵,开赴松江。此外,再调江苏保安第二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四团集结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的防务。

  干柴就这样堆到了上海,一向畏首畏尾的“何婆婆”何应钦表示出了极大的忧虑,就在事情决定的那天晚上,当他与张治中一起从最高当局那里走出来时,何部长拍着张司令的肩膀说:“文白,这是要闹出事情来的啊!”

  闹出事情就闹出来吧!此时的张治中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一?二八”的教训已经够惨痛了,这一次对日作战,一定要争先一着,立于主动地位。

  对此,张治中的解释是——中国对付日本,可分作三种形式: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东北之役;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如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

  张治中已经下定了开打的决心,为此,他向南京大本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可是和战事关重大,南京方面暂时没有回复。

  7月30日,张治中又向大本营提议,敌方有下列征候之一,如:(一)敌派陆军师团来沪,开始登轮输送时;(二)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三)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四)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即断定敌发动无疑。“则因我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必需时,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

  南京政府的复电是:“卅末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张治中心知无论大战小战,战争是绝不可能避免的,所以在8月1日,他便发布了一篇文告,以鼓励自己麾下的京沪区的卫国将士们。

  当年老师眼里的小才子、四书五经熟背如流的张治中,如是慷慨言道:

  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且展开。兹特揭橥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的岁月。
  自甲午一役,失地丧师,我同胞忍辱负重,而徒抱复仇雪耻之愿者,殆已四十余年矣。乃敌自此更逞淫威,肆其凶焰,蹂躏我主权,占领我土地,荼毒我人民。本其岛国野心,妄标大陆政策,鲸吞蚕食,肆无忌惮。攻城略地,何日无之?因之九?一八之血迹未干,一?二八之屠杀顿起,长城之役甫停,察绥之变旋作。含垢忍辱既已六年,创巨痛深,几难终日。兹复驱师启衅,扰我平津,更且大举动员,图占冀察。然后挥师南指,侵我中原,跃马而行,纵横朔漠,以遂其逐步吞噬之迷梦。
  我最高统帅所以认为最后关头,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而举国人士所以奔走呼号,誓死不能退让者,正以此耳。

  文告中又说到全面抗战实出于不得已,完全为自卫图存,以及敌忾同仇的真正意义,以坚信将士们的信念与决心。

  最后,张治中又提示了对敌作战应注意的几个要点:如誓雪国耻,不怕死,不怕敌人,信仰中央,爱护袍泽,长期苦斗,百折不挠,实行连坐法等,作为京沪区全体将士精神教育和纪律的基础。

  同日,张治中又发表了一篇《告京沪区民众书》,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张治中说道:

  凡我民众,无分男女,无问老少,智者尽其能,勇者竭其力,以绥靖地方,杜绝奸宄,厉同仇敌忾之气,坚至死靡它之心,以听命于政府,则虽不擐甲胄,不执干戈,不冒矢石,而其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实且伟大莫与伦比矣。

  至于体力精壮,英勇果敢之同胞,愿为父老之前躯,愿作本军之后继者;精警有为,熟悉敌情,能扑灭无耻之汉奸,能肃清敌方之间谍者;抑或有他一技之长,愿以供战争之使命者,或编入地方组织,或隶属部队机关,不患无效命之机,不患无杀敌工具。

  昔孙武子以昊兵覆楚,阎应元以江阴抗清,东南为人才文物荟萃之区,孤忠英勇之士,悲壮激烈之操,史不绝书。揆之十步芳草,十室忠信之义市井田畴,动多壮士,必有闻风兴起者。自由之葩已胎,独立之旗高举,为民族之英雄,抑为子孙之罪人,决于自择。惟我亲爱同胞,共勉前程,共纾大难,时乎不再,凛凛勿忽。

  这篇《告京沪区民众书》慷慨激昂、有血有泪,且情辞激越、大义凛然,乃至不胫而走,据说还曾被一些学校印作了语文补充教材。

  至此,张治中在各方面的准备已经初步就绪,只等大战来临的一刻了。日本人对中国的轻视素来是一贯的,上海的日军不闹点动静也不甘心,很快,一颗火星儿没有多少悬念地在上海地区擦出,这就是8月9日发生的“大山勇夫事件”。

  由此,战争的进程被大大加快,战火马上就要从上海点燃了! 2、回首“一·二八”


  大上海不是从来都是这么大、这么牛的,它原本不过是一个海滨渔村,直到元初才设置了上海县。明清时期,依靠自身枕江滨海的地理优势,上海以海兴商、以商兴市,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东南壮县”。

  直到鸦片战争,上海被迫开埠,洋泾浜以北、苏州河以南的滨江地带被辟为外侨的居留地,自1850年代以后,这一带开始迅速崛起,而取代老城厢成为上海城市的重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增开了很多的口岸城市,这些城市散布在沿海与沿江,而地处中国海岸线中点、江海交汇处的上海,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联系中外的枢纽,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港口。

  大上海之所以被称为“淞沪”,主要是源于1876年建成通车的从吴淞到上海的淞沪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商业铁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也曾谋求在上海开辟租界,经过各方妥协,1899年又增开了“上海国际公共租界”。租界虽然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可是他们在租界所实施的近代市政建设与市政管理,也强烈地刺激了华界“仿租界之式”创办自己的近代市政,这对于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列强不但在上海设立领事馆、驻扎军队,也开银行、办工厂、建赌场,闹得热火朝天,一时之间,上海作为冒险家的乐园的“美誉”传遍了全世界,上海也随之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工商业城市。

  上海号为“东方巴黎”,这里的繁荣景象是有目共睹的,歌曲里唱得好:“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有一位西方作家曾经写道:“香港的景色或许更壮观、北京的建筑或许更古老、横滨的天气或许更舒爽、新加坡的物价或许更便宜……但是问起每个往东方的旅人他的目的地,答案一定都是‘上海!’”(转引自汉娜·帕库拉《宋美龄传》)

  可是,这里又是一扇窥视和了解落后中国的窗口,大量赤贫的人们聚居于上海,形成了一道最为凄惨的社会图景(其他城市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宋美龄曾经在给同学的信里就表达过这个意思)。1920年爱因斯坦初到上海,竟被中国的惊人的贫穷所深深震撼,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不禁感叹道:“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吧。”

  尽管如此,上海仍然是一座高速发展的城市,1934年5月,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查理·芮切教授根据一系列工农业、人口的动态数据推测,到1944年,上海将从当时的世界第六大城市跃居成为第二大城市,仅在纽约之后。然而中日之间在上海爆发的两次大规模冲突,无疑严重破坏了大上海的发展进程。

  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的核心与枢纽,据1933年的统计,中国外贸的二分之一以上和国内航运的四分之一,都要经过上海;在工业方面,上海几乎占近代制造业总投资的二分之一和工业劳动力的二分之一;在银行业方面,上海银行公会的二十六家银行掌握着近代中国银行总资源的四分之三以上。

  蒋介石上台后,上海对于他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当时控制着上海经济的,是著名的“江浙财团”,而蒋介石政府的财政来源便多是出自支持他的江浙财团。可以说,打掉了上海,就等于切断了国民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也就等同于打掉了半个中国;而且上海与南京相距不到300公里,中间几乎无险可守,可以说上海也是南京的重要门户。

  因此,国民政府尤其蒋介石本人,对保卫上海的态度是坚决的。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转移国际视线,日本军人于是又在上海策动了新的事变。

  起初,蒋介石等人担心,一旦战争爆发,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将难以保全,甚至会失去对上海的控制。所以他们一面严令上海市长制止民众的抗日活动,一面准备将十九路军火速调离上海,派宪兵第6团接防。但是日方已打定主意,要在上海闹出一番动静。

  1932年1月28日晚11时50分,4000余日军在装甲车、铁甲车导引下,分别向闸北天通庵路、虬江路、横浜桥等地发起进攻,驻防以上地区的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领导下奋起反击,“一·二八”淞沪战争由此爆发。

  29日凌晨,日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炸毁了大批民房、工厂以及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日本人狂妄叫嚣“四小时即可了事”,但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日军的企图被粉碎。30日,日军增派驱逐舰四艘、海军陆战队7000余名支援上海。

  陈诚曾指出:“上海为中国经济重心,亦为中国最大国际港口。日军发动沪战,自必影响各国在华贸易。故战端方起,英、美、法三国当即要求中日两国划定中立地区,停战撤兵。”

  2月1日,日军不顾英美等国调停时达成的暂时停战协议,再次发动进攻。

  开战第一星期,战事主要在闸北一带展开。十九路军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北伐时期有名的“铁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蒋光鼐都曾是这个军的将领,所以十九路军的战力也是国军系统中数得上的。因此,日军的进攻一再受挫,英勇善战的十九路军在吴淞、江湾等地多次击退了日军的进攻,致使日军不断增兵并更换主帅。

  当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临时迁都洛阳的国民政府怕过分刺激日本,对支援上海战事并不积极,十九路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险境。上海的各界人士眼看政府的消极态度,自然气愤不已,著名的爱国人士何香凝女士于是特意赠送了蒋介石一件女裙,又赠送了正在主动请缨的张治中一件女式的褂子,试图以激将法迫使国军增援十九路军。

  蒋介石虽然迫于舆论下野,但是对于中央军的掌控依然,他不希望党内反对派说自己将坐观作为杂牌的十九路军打光,也想多少洗刷一下自己不抵抗的恶名,于是同意了张治中的请战要求。军政部根据蒋介石的意图,于2月14日正式命令将87、88师和中央军校教导队及在上海的两个税警团合编成第五军,调赴淞沪战场,归属十九路军统一指挥,上海地区国军总兵力由此达到了7万余人。

  第五军也是精锐之师,几个基干单位都是国军中首屈一指的部队。比如税警总团,它是“国舅爷”宋子文在任财政部长期间建立的一支私人武装,由于军费充足、人员出色,在宋部长的苦心经营下,这支队伍很快就成为了连当时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兵员一度达三万余人。

  日本方面对此非常重视,所以立即加派了陆军第九师团2万余人抵沪,上海地区的战争规模由此进一步扩大。

  在庙行镇血战中,中国军队表现出色,“以我官兵作战之勇,牺牲之烈”,挫败了日本的第一次总攻。对此,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沪战中国军的最高峰,26日,蒋介石还专门发来电报称:“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张治中回忆录》)

  淞沪这一战打得好,蒋介石不仅面子上很好看,对于他再次出山也做了很好的铺垫。就在3月初,国民政府在洛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就任委员长,得以成功复出。

  “这样,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后过了几十天又重新上台了。蒋介石不仅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他自己也由‘蒋主席’变成了权势更大的‘蒋委员长’。”(杨树标、杨菁《蒋介石传》)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到2月底时,日军再次增兵并更换主帅,这已经是日军第三次易帅了。

  2月28日,日军在上海地区的总兵力已达到了8万余人,从人数上已经超过了中国军队的数量。不过,蒋介石并不想继续扩大战事,以免过度破坏上海地区的繁荣,更担心引起日本方面无限制的增兵。不过,为了能够最终迫使日军接受停战,蒋介石又制定了第二期抵抗作战方案,并在上海周边投入了大批军队,给上海日军造成一定的压力。

  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十九路军在苦战月余、后援不继的情况下,主动后撤至嘉定、太仓、黄渡一带的第二道防线。3月3日,国联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战;4日,日军在进攻失败后最终表示停战;6日,中国方面也通电停战。

  在此战中,十九路军伤亡八千余人,据张治中回忆,“第五军在这次战役中,计官长阵亡八十三名,受伤二百四十二名,失踪二十六名;士兵阵亡一千五百三十三名,受伤二千八百九十七名,失踪五百九十九名:合共五千三百八十名。”日军伤亡也在一万人左右。
  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根据这一协定,中国军队在上海地区的活动将受到日、美、英、法、意大利等国“共同委员会”的监察,而日本却可以在租界、虹口越界筑路地区驻有军队,由此使得中国失去了部分主权。

  由于国民政府不顾日军对东三省的侵略,把上海事件作为一个单独的地方性事件来解决,因而被上海各界群众目为丧权辱国,中方协定签字人郭泰祺事后被愤怒的群众殴伤。

  一·二八事变的战火烧了一个多月,给上海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以及生命财产损失,日军烧杀淫掠,其野蛮本性暴露无遗。据市社会局和国民党中央统计处等统计,全市工厂、商店、住房等损失计16亿元,工人失业25万,学生失学4万,市民死6080人,伤2000余人,居民逃难、流离失所不计其数,全市人口瞬间减少百万之多。

  此次淞沪抗战,对于中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对内促成了国内团结,建立了抗战信心;对外则转变了国际观念,使以往国际人士轻视中国与中国军队之心理,一变而为同情与敬佩。”据张发奎回忆,当时汪精卫对于这场战事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此战,也让中国人明白了日本的一些弊端:“此次战役充分暴露日本军人骄横野蛮,不但目无中国,抑且目无其本国政府。彼等惟知恃强凌弱,急功近利,以图满足他们的欲壑,此外即一无所知。这样的敌人本来是无足惧的,只可惜当时我们的内部问题复杂而严重,军事准备还谈不到充实,也只好适可而止了。”(《陈诚回忆录》)

  实际上,一·二八的战绩给蒋介石在上海开战树立了很大的信心,甚至令他有些轻敌了,这为未来那场更大规模的淞沪战争埋下了伏笔。3、失陷的华北


  1937年7月底平津的迅速沦陷,固然是日本大兵压境、中方战备不足的结果,可是第29军内部的不和谐也是造成平津未能固守的主要原因。

  张自忠在第29军中算是二号人物,他是坚决主和的,而且对于日本人的强大武力有深刻印象,所以非常想同日本妥协。另外,在南苑战斗中,由于汉奸的出卖,导致部队撤退时遭到日军的伏击,损失惨重,这也是佟麟阁、赵登禹两位高级将领殉职的直接原因。
  南苑战斗的失利,给宋哲元的打击很大,就在此时,受汉奸蛊惑的张自忠又迫使宋哲元离开北平,导致7月28日北平撤守。可是,张自忠的妥协媚日并没有换来他想要的“和平”,事后他才在滑向“汉奸”的道路上猛醒过来,以至有了未来的抗日英名。

  由于日军迅速占领平津,对于中国军队的士气打击很大,假如第29军能够固守,平津起码可以坚持抵抗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宋哲元此前有心阻止中央军入冀,如果战局恶化,宋哲元势必求援于中央军,这多少也可以杀一杀日军的锐气。

  另一方面,迅速占领平津,再次令日本方面印证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判断——支那实在不堪一击!从而助长了日本人尤其是前线日军的侵略野心。

  陈诚在回忆录中就指出过:

  日本有一种自命为“中国通”的人,根据前定的成见,把中国说得一文不值。如平田晋策(军事理论家)批评中国军队:

  中国现有军队,共有二百多个包含着许多步兵团的师,就士兵的数量说,共有二百多万,可是够得称为现代化的军队,有现代化的装备的,实在找不出一个师。

  中间偶然有一、两旅或团比较好一点,然如严格地说,仍旧是落伍的。

  在一二八沪战时,虽然有少数下级干部和一些士兵很勇敢,但这不过是偶然的发现,不能因此便承认他们有现代军人的资格。

  中国军队绝对不能对外,也绝对不会对外的。纵使有拿破仑的天才来率领,也无法使用。

  中国军队完全以步兵为中心,还是殖民地的战术,就是南北非洲的战术。

  中国军队之弱点为天下周知之事,而中国高级将领不学无术,反妄自尊大。

  中国海防等于零,战事一起,日本只要派几条兵舰,马上就可以封锁中国海岸线,从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烟台,一直到天津,只要很少的力量,就可以占领中国所有经济中心,使它毫无接济,毫无办法。

  中国毫无防空设备,只要日本动员令一下,日本飞机在最短期间,即可将中国所有重要城市统统炸毁。

  中国陆军毫无作战能力,日本只要有三师人就可以到处横行,例如热河之役,占领承德的不过是一连人。

  其实也正是由于这帮自命的“中国通”成为了日本侵华的指导者,才令日本上下被盲目地鼓动起来,乃至于民众将这场侵略战争欢呼为“圣战”,仿佛他们倒成为了落后中国的解救者。总之,对于中国抵抗能力、抵抗意志的轻视,也是日本肆无忌惮地步步向中国挑衅和施压的心理、判断依据,也是最终酿成全面战争的一大主因。

  从这里我们可以再次体会到,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某些人的抵抗不力,确实大大助长了日本人的侵略气焰。不过,此时日本参谋本部的本意还是想节制战争的。

  8月初,日军第五、第六师团都已动员完成,陆续赶到了中国。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意图是,待扫清平津一带后,再与北上的中央军进行会战,将其击败后进入保定、独流镇一线,然后举行和谈。

  华北方面军原本没想染指察哈尔,可是关东军有自己的算盘,“即以安定华北,巩固满洲国的基础,以解决绥远事件的善后问题,促进内蒙民族独立”。所以7月30日,关东军向参谋本部提出申请,要求结合北平平原作战,指导内蒙军确保商都(七台)、张北一线,做好下一步的攻击准备;然后随着攻势进展,进入平地泉、大同方面以推进渴望已久的内蒙(独立)工作。

  当时,中国与苏联的重要物质通道就是要经过山西北部,关东军准备将战线推进到这里,就是要切断中苏之间的物质联系,以削弱中国长期抵抗的能力。可是,日军统帅部没有做战争长期化的准备,所以对于关东军的意见,陆军省部认为那不是当务之急;参谋本部也秉持着不扩大方针,认为关东军拿下察哈尔、确保内蒙独立就可以了,没必要染指山西。

  可是关东军自作主张惯了,“上述关东军的思想,随着中国军队的动向,每有机会就变为行动而成现实”(《长编》)。

  8月5日,关东军司令官又向参谋总长提出申请,拟派一个机械化步兵大队立即向张北前进。作战科长武藤章表示热烈支持,但是石原莞尔认为,在张家口(张垣)附近的中国军尚未积极攻击前,日方将作战引向内蒙方面还为期尚早。驻守在察哈尔的是第29军的刘汝明部,大概石原莞尔是了解此人的脾性和自保态度的,所以起先没有批准关东军的申请。

  可是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方面不屈不挠,多次进行交涉,终于将一个机械化的独立混成第1旅团等由华北转调内蒙,使之进入张北方面。

  其实就是在这前后,已经摸清国内强硬派底数的东条英机来了个先斩后奏:他在未经参谋本部许可的情况下,就预先派出了一支部队向察哈尔方向挺进,并不断制造虚假事件以迷惑参谋本部的视听。8月中旬,因为中苏之间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使得东条英机更加找到了强硬论的根据,找到了进攻察哈尔并进一步扩大战事的理论依据。

  此后,在关东军连日召开的会议上,东条英机公然声称:“此次进攻的主要目的,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可以改变中国的排日政策;第二,防止共产势力的进一步壮大;第三,有助于开发华北的经济。如不能达到此三点目的,帝国安全即无保障。”(《长编》)

  与此同时,关东军方面还独自拟定了《对时局处理纲要》,提出全面发动武力进攻以膺惩南京政府,歼灭北上的中央军等五条方针,并明确表示:“建立地方政权,以谋求与满洲接壤地区的明朗化,为了准备对苏作战,确保正前方的安全至关重要,为此,至少要使察哈尔、河北、山东各省彻底独立。”

  无疑,关东军的用心是要利用此次中日冲突,一举在华北扶植起一个绝对亲日的傀儡政权,以实现多年的夙愿——而这也正是中国方面所最为担心和不能接受的。

  不过,参谋本部在勉强同意关东军提出的对察哈尔作战的请求后,对于不扩大华北战事也有着其他方面的顾虑。在当时的内阁会议上,藏相贺屋兴宣从财政方面陈述了扩大事态后日本将可能面临的财政上的种种困难,外相广田也再次重申了不扩大事态的主张。
  日军方面的企图仍然是“进行必要的最小限度的作战”,可是由于当时形势的错综复杂,关东军的得陇望蜀,加上中央军卫立煌等部的北上,导致原本就严重缺乏计划性的日本人一次次地越界,越出自己先前设定的界线……

  日军在平津一带集结,寺内寿一被任命为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香月清司为第一军司令,麾下兵力共约十万人。他们计划在9月上旬,实施由永定河一线向保定方向作战。大本营及中国驻屯军毫无以有力兵团对察哈尔方面作战之意,只是为了保护侧背的安全,才以独立混成第11旅团集结于南口、北平的中间地带,监视察哈尔方面,并根据情况占领南口附近。

  当时正值8月雨季,由于洪水泛滥,延迟了日军集结和展开行动的时间,但第11旅团到达南口附近时,中央军汤恩伯部13军已率先到达八达岭、南口一带。汤恩伯部奋力作战,成功地顶住了日军第11旅团的进攻,随后日军又派出精锐的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增援南口,由于察哈尔方面的第29军刘汝明部消极配合,结果导致南口于8月15日陷落。到28日,北方重镇张家口又被关东军拿下,从而导致察南地区再无屏障,日军轻轻松松地将察哈尔全省纳入其控制之下。

  此后,得了甜头的日军一发而不可收拾,乃至于9月初兵锋又继续向绥远、山西展开。其实,知道如何开始战争却不知道如何结束战争,本也是日本军队的一大特长。 4、诸侯结盟


  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中国的抗战力量,就不能仅仅依靠蒋介石与中央军单方面的力量,所以在平津失陷后,蒋介石有意要各地诸侯齐集南京,共商抗战大计。

  北方的阎锡山、韩复榘等人还好说,日军已经快打到家门口了,他们的态度也不能不积极一些。最难搞的当然还是南方的诸侯,而云南的龙云、湖南的何健、四川的刘湘等人又看重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的意见。李、白同蒋介石争斗了十年了,去年还来了一次“两广事变”,所以对于邀请李、白来京,蒋介石心里是没有底的。

  早在7月14日的时候,宋子文受蒋介石委托,从江西庐山致电白崇禧:“‘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情势严重,抗战不可避免,蒋先生问兄能否来庐山或南京相晤?”当时局势尚不明朗,白崇禧担心不测,因此借故拖延。

  刘斐是桂系的一员,当时在国防部任职,据说他就是民国人称“三个半的军事家”中的那半个,同为桂系的白崇禧则是其中之一。7月25日,刘斐受蒋介石委托,专程前往桂林邀请白崇禧入京,蒋介石还特意给李宗仁、白崇禧写了一封亲笔信。刘斐怕自己的面子不够,便找到了时在庐山训练团的黄旭初、夏威等人帮助说项。

  黄旭初、夏威都是桂系巨头,他们身在庐山,也大致看清了时局的艰难,所以力劝白崇禧入京。8月2日,白崇禧终于决定入京,不过为防万一,李宗仁暂留桂林,一面观察南京的动静,一面主持动员计划。

  白崇禧这个人是需要好好介绍一番的,蒋介石是非常赏识他的才干的,作为同学的张治中曾经也对蒋介石说道:“健生这人很硬,也很能干,我希望总司令对他特别看待,结以感情,并且使他安心才好。”蒋介石一生三次下野,两次都是桂系逼宫的结果。

  白崇禧字健生,回族人,1893年生于广西桂林,他父母早亡,是在亲戚的资助下完成学业的。白崇禧从小聪明好学,而且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最终弃文就武,于1915年进入保定军校,被编入第三期步兵科第4连,张治中、黄绍竑、黄旭初、夏威等人都是他的同学。

  白崇禧不甘平庸、素有大志,自从毕业后进入陆荣廷的旧桂军,他就已经开始四处串联,准备将来一统广西。经过几年的奋斗,在与李宗仁、黄绍竑等人的精诚合作中,加入了孙中山广东革命阵营的新桂系军阀,终于在1926年初统一了广西。同年5月,新桂系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白崇禧任参谋长兼第一旅旅长,负责前敌指挥。

  第7军积极策划了北伐事宜,并且由于勇猛善战,在北伐战争中打出了自己“钢军”的赫赫威名;而且白崇禧一路从镇南关打到了山海关,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北伐第一人。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白崇禧虽然排名往往在李宗仁、黄绍竑之后,但是论军事才干,李、黄二人自然甘拜下风,而且论对于新桂系的实际影响力,白崇禧是要超过李、黄的,只是他不愿意看到新桂系的分裂,才情愿维持与李、黄的合作关系。即便是论文化程度,白崇禧也比从不读书的李宗仁高出一截,到了后期,李宗仁更是被几近架空。
  早在统一广西的战争中,白崇禧就已经获得了“小诸葛”的绰号,以后更获得了“今诸葛”、“当代张良”、“现代第一俊敏军人”、“白狐狸”等一串绰号,日本人更夸张地将他称之为“神将”或“战神”。

  白崇禧不但善使谋略,也善于打硬仗、恶仗,将自己那股轻易不服输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比如发生于1927年8月的龙潭战役。当时蒋介石刚刚被挤下台,国民革命军内部出现紊乱,不甘心失败的孙传芳纠集了近7万人的兵力渡江反攻;在龙潭镇附近,孙传芳部背水一战,又全线逆袭革命军,使得双方都没有了退路,白崇禧等人只得拿出全力相拼,战斗异常激烈。这是北伐以后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以孙部惨败告终,后来白崇禧在回顾此战时便说道:“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只要尽量抽调后方之兵使之开赴前线拼命,全是打硬仗,说凭借的只是士气而已。”(《白崇禧口述自传》)

  不过遗憾的是,太执着有时就等于固执了,所以常胜将军白崇禧也有输得很惨的时候——那还是1930年,为了策应中原大战,反蒋的张发奎联合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队由广西倾巢北上,准备经两湖向中原挺进。由于同冯玉祥就攻取武汉的时宜协调不力,后续的黄绍竑部又被支持蒋介石的粤军阻断于湖南衡阳,桂张联军于是决定回师大战衡阳。

  粤军方面蒋光鼐等部兵力与桂张联军相差无几,又有工事可以依托,本来是不宜强攻的;可是气愤难平的白崇禧极力主张对粤军猛攻猛打,他不以由于南撤带来的士气低落以及长途行军的疲劳为意,就这样,在小诸葛的坚决意志下,一场残酷无比的衡阳战役开始了。

  后来,中央军一部以及空军又投入了作战,桂张联军虽得到湘军援助,但形势非常不利。经此一役,联军伤亡三万余人,其中桂军损失过半,剩下不过万余,乃至于黄绍竑精神崩溃,从此不再过问军事,最后投入蒋介石怀抱专搞政治(不与桂系敌对,友好关系基本保持,倒临危受命跟日本人打过);张发奎部损失更大,只剩下千余人,以至于外界纷纷传言有些心灰意冷的张发奎要散伙(当时薛岳也在其中)。

  这一战的影响也很大,广东军阀陈济棠就总结说:“经此一役,西南大定,冯、阎亦为之气馁,可称为大局之转折点,其重要性可知。”(转引自《白崇禧大传》)白崇禧的确非常自负,他就非常瞧不起蒋介石的军事才能,鄙视蒋介石好挖墙脚、好使权谋,甚至李宗仁在他眼里都是“烂泥扶不上墙”。而小诸葛又个性很硬,喜欢拉风,这也为桂军后来在淞沪会战中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就当时而言,国军系统中首屈一指的军事家、战略家,还是要推小诸葛,“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就是他总结出来的(另一说为毛泽东,不过白的军事中思想的确也包含了这一内容)。

  8月4日下午,白崇禧乘坐着国民政府的专机到达南京,蒋介石当晚为其设宴接风,蒋、白二人把手言欢,至少在表面上结束了近10年来的公开对抗。白崇禧入京,也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关注,日本报纸宣称:“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

  白崇禧这人是个不轻易妥协的人物,可能日本人正是看到了他这一点。而且他能够与蒋介石同仇敌忾,也表明中国内部的团结已经空前加强,假如不对日本的挑衅还以颜色,蒋介石也很难向大家交代。所以小诸葛入京就职,对于蒋介石坚定抗日决心无疑起了促进作用,随后他就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负责拟定作战计划。

  既然小诸葛带了这个头,其他各省的诸侯也就相继放下心来。8月7日,四川王刘湘自成都抵达南京;9日,云南王龙云自昆明抵达南京,在此前后抵达的还有中共方面的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叶剑英等人。

  就在8月7日,蒋介石召集了国防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公开鼓动称:“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有许多学者 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战……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分析,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不过也同意“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一旦战争打响,“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

  8月8日,蒋介石又在南京郊区召集从外地来京的诸侯们举行党政联席会议,与会的有白崇禧、阎锡山、韩复榘、刘湘、余汉谋、顾祝同、何健、何成濬、刘峙等,会上大家不仅表达了明确支持抗战的态度,也对抗战御侮方针进行了讨论。

  蒋介石在会上明言道:“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中国的劣势固然非常明显,战争打起来或有亡国之虞,然而危机又意味着转机,“为我民族之人格计,苟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转危为安,因祸而得福也”。

  四川打了20年的内战,川人深以为耻,所以刘湘在卢沟桥事变第三天就请缨抗战。此人除了有点迷信,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均甚老辣,他在会上便高屋建瓴地指出:“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日本人的军事力量虽然比较我国为优,但其必须利用铁路等交通线,始能展其所长。离开了交通线,不但军队调动困难,给养补充更不容易。我们只要采取正规、游击两种战术,在交通线两侧及其前方后方与敌周旋,即可作持久战!就国际形势来看,日、德、意三国企图独霸世界,美、英、法、苏必不会坐视。由中日战争发展到国际战争,是有可能的。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转引自《淞沪大会战1937》)

  刘湘还表示:“抗战,四川可以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的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也许牺牲与贡献最大的非四川莫属,而且就是在1937年6月间,川南地区还发生了一场惨不忍睹的大饥荒。不过可惜的是,刘湘本人却于1938年1月病死(病死后被栽赃与韩复榘图谋倒蒋,事见《韩复榘与西北军》)。

  对于此次会议,蒋介石非常满意,当天还在日记中写道:“全国将领集首都,共赴国难,乃胜利之基也。”实际上,共同御侮的观念和行动的确暂时消解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促进了他们多年的合作;等到他们在一个战壕中战斗了多年以后,尽管还有斗争,但基本再没有大规模冲突过。
  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埃文思?卡尔逊便就此评论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会后,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全体官兵打气。他要求全军“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两天后,军事委员会进一步批准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组织大纲》。
  8月1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撤销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机关,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责,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被选为正副主席。不难看出,蒋介石已经着手在做应对华北战争全面爆发的准备了。

  8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70次会议,又推举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8月16日,国民政府授予蒋介石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名义。 5、导火索——大山事件


  在8月初的时候,日本方面还是准备将战争控制在华北,不希望扩大,察哈尔作战已经算是他们意料之外的了。

  重光葵写道:“以石原第一部长、多田参谋次长为首的参谋本部……代表北方派的参谋本部,认为把日中事变扩大到华中及华南,会分散日本的战斗力,削弱了北方的防御使之处于危险之中;在国家国防尚未完善的今天,用兵应尽量加以限制,对华北以外的事件,宁可牺牲亦不应出兵。这是北方派的意见,也是负有统帅责任者最有理由的意见。”
  同样,中国方面在此时对于华北的重视程度也是首位的。8月7日召开的国防会议中,经过蒋介石核准,全国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军80个师,其中仅在河北方面准备使用的就达五十个师,并且已经在源源不断地向沧州、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另外,弹药储备在黄河以北,也囤积了三分之二。

  8月7日,蒋介石突然注意到日军舰从汉口沿长江撤出的情况,他由此判断:日方军力上已出现困难,调兵以图补救,并非集中兵力再行进攻。因此,他确信对日作战正当其时,“胜算已操于我矣”,只要对日本人狠狠一击,肯定会让他们乖乖地坐到谈判桌前。

  实际上,日舰急急忙忙撤出长江,本是蒋委员长墙脚被挖的结果——此前,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国防会议时,就曾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抢在敌人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通过在江中沉船的办法,堵塞住长江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基本截断。本来该会议属高层机密,可是日本女特务南造云子收买了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黄浚与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同为最高会议的记录员,他迅速将这一情报转告日方,致使日方抢先一步,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由此破产。

  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没有意识到有内鬼,以后连续几次最高军事会议的泄密,才使他意识到可能有日本间谍打入了国府中枢部门。直到8月26日的一次,蒋介石还险些被日本飞机要了性命,他由此下决心彻查,不久才终于破案(宋美龄也曾前往淞沪战场慰问,结果出了车祸,受了重伤)。

  9日,“大山勇夫事件”(又称“虹桥机场事件”)发生,这既给了日本军人挑衅、加压的理由,也给了蒋介石狠狠还击的机会。

  这一天很热,下午5点多的时候,时年25岁的日本驻上海丰田纱厂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时年19岁的一等水兵斋藤要藏,二人身着戎装,驾驶军用小汽车沿虹桥路由东向西急驶,想要强行进入虹桥机场。近日机场内的相关情形日方已有所耳闻,所以派出大山勇夫前往侦查。二人受到守卫机场的中国宪兵制止,这些宪兵实际上就是此前秘密到达上海不久的正规军化装的。

  双方发生争执,加上语言不通,蛮横的二人居然拔出手枪来威胁,中国士兵毫不示弱,当即对天鸣枪警告。二人见硬闯无效,便赶紧驾车逃跑,沿途有些警戒的中国士兵听到枪声不明所以,又见日方车辆飞驰而过,爱国情绪顿时上涌,于是开枪朝大山、斋藤二人射击。车辆被击毁后,二人弃车而逃,结果大山被一名出来观察、不明情况的炊事员炸死,惊慌失措的斋藤,则被正在一旁秘密构筑工事的中国士兵击毙。

  事件发生后,上海警备司令部试图制造假现场以掩人耳目,可是由于处置草率,结果被日方识破,日方因此认为中国方面是有意挑衅。此后,日军乘机在上海集中兵舰,以陆战队登陆,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要求南京政府撤走停战协定区域内的中国军队及军事设施。

  10日,针对紧急情况,在日本内阁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大将在说明了上海情况后提出:虽须查明真相,进行妥善处理,但在当前希望陆军做好动员准备。陆相杉山元对此表示同意,内阁会议再次确认了就地保护侨民的方针,并同意陆军做好派兵准备。

  就是在此前,日方已经注意到,国民政府于1936年底即违反1932年的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使非武装地带要塞化并配置军队,七七事变发生后,上海周围中国军队的集中更为显著。进入8月以后,伪装成保安队的中央军连夜在闸北方面演习,加剧了日方的不安气氛,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不得不于6日指示日侨退入租界。

  就在8月6日,身为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在对管区官兵训示时说道:“以彻底之长期抵抗歼灭日军,目前乃最好时机。据专家估计,日本的作战仅能维持六个月。”(当时日方的弹药储备量确实有限,15个师团仅够维持8个月。)

  日本方面听到这一讲话后,非常紧张,当天日本政府便向长江流域的全体日侨发布了撤退命令。日方对于中方的态度是如此缺乏信任,中方对于日方同样不抱幻想。

  就在大山勇夫事件之后,张治中在向蒋介石呈报时称,日本海军武官已急电要求东京向上海增兵一个陆军师团及一个舰队。张治中此前已经分析过,假如出现日陆军师团来沪等几种危急情况,中方就应该先机制敌,以处于主动的有利地位。

  当时,在上海防守的只有日本海军陆战队约5000人,各舰上可随时登陆支援的水兵约3000人,对比中国的几个精锐整编师,力量自然非常有限。蒋介石虽然也明白先发制人的道理,但是他深知此中的利害关系重大,在得知日本将要向上海增兵的消息之后,他仍然费了一番踌躇,把战火引向上海,实在是一个非常痛苦和无奈的抉择。

  假如答应日方要求,也许上海将与北平一样,为日军迅速占领。为了确保大上海,8月11日,蒋介石终于在电话中密告张治中,中央已经决心围攻上海日军。

  同时蒋介石又命张治中率所部87、88师立即进占吴淞及大场、江湾、真茹、闸北一带,构成对沪日军的围攻线;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令原驻安徽蚌埠的56师和嘉兴炮二旅一部分别赶往苏州,并调夏楚中98师、宋希濂36师增援上海,统归张治中指挥,组成第九集团军。98师是陈诚“土木系” 的骨干部队,战斗力较强;36师则是87、88两师的姐妹师,战斗力自然也不弱。

  张治中在接到命令后,赶紧命所属王敬久87师、孙元良88师自苏州等地推进至上海围攻线,准备一举扫荡在吴淞和上海的日军,并拔除其据点。

  同日,蒋介石得悉日舰集中沪滨,决定封锁吴淞口。12日,国民党中常会秘密决定,自本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一贯主和的何应钦也不得不转变态度,他秉承蒋的意旨在会上表示:和平已经绝望,如果日方稍有动作,我们就应该先打他;否则,等他兵力集中,再打就困难多了。

  不过上海的战争不光是中日两家的事,此时,列强见上海将起战火,于是由英、美、法、意、德五国驻华使节等出面进行调停,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蒋介石总要拿出些诚意出来。张治中原定于8月13日拂晓前开始攻击,可是蒋介石命他将攻击暂时延迟下来,并一厢情愿地命令张“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

  在这个调停计划中,提议日本撤回派往上海的增援部队,只留下一支警备队保护侨民;中国也将正规军撤至战前的驻地,保安团也撤至租界两英里外,只留驻警察。当天,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拒绝,中国则以调停各国必须先保证日本履行协议,否则不予接受,结果这一调停宣告失败。

  当时,日方大使的答复是,只要中方遵守停战协定,日方则同意不采取战斗行动,但他们却并没有完全制止海军的敌对行动。所以中方暂时是消停了,而日方竟顿时猖狂起来。13日上午9时15分,日海军陆战队士兵冲出租界,公然袭击了守卫横滨路东宝兴路段的中国保安队,中国军队被迫还击。10点半,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中国军队与日军又发生了一次小冲突。黄昏,八字桥附近日军炮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以迫击炮还击;日军又以坦克掩护步兵攻击87师阵地,日舰还连续炮击上海市中心。

  眼见调停并不奏效,蒋介石于是命令张治中于14日拂晓发起总攻。同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了日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及在虹口的海军陆战队本部。在这一天的空战中,中国空军首战告捷,击落了日军三架飞机,而自己无一损伤;不过当天也误炸了公共租界的中心,致使数千中外平民死伤。

  随后的几天,中国空军依然表现出色,令日本同行刮目相看。据说确实炸沉了“出云号”,只是由于“出云号”有一艘姐妹舰,日方为振作士气,才故意掩人耳目。自然,劣势的方面也有,中国毕竟不能自产飞机,所以飞机的消耗一时很难补充,而且像高志航等优秀的飞行员也不易培养,一旦牺牲,影响很大。尤其开战前统计有300多架作战飞机,可是等到开战后一核查,却只有50多架勉强可以作战的飞机,可谓势单力孤(这多是拜不负责任的意大利教官们所赐)。

  总之,淞沪之战就这样爆发了,它意味着中国在华北之外,又开辟了第二战场,名副其实地进入了“全面抗战”。

  就是在14日晚上,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方决心要在上海方向实施作战。在声明中,中方详尽解释了无法依照1932年上海停战协定规定的(回避与日军接触的)种种不得已,并严正表态称:

  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破坏无余……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 再让我们来看看日方的相关动作,他们根据中方的反应,也做出了一系列相应举措。由于双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局面越发难以收拾。

  8月11日以后,眼见中国方面拒绝了长谷川清就大山事件所提出的要求,还公然向上海集中军队。12日,据日方估计,上海方面的中国总兵力已达5万人,其中中央直系3万。而日方当时仅有陆战队4000余人。为防止意外发生,日方当夜进行了紧急戒备。13日,双方终于发生冲突。14日,日方受到略占优势的中国军队的包围攻击,“局势发展到双方空军互相反复轰炸的地步”。

  杉山陆相在10日阁议时同意了陆军部队动员出兵的原则后,便找来总部部长中岛与第一部长石原,向他们通报了有关情节。石原莞尔老兄仍然坚决反对,还是坚持出兵仅限于华北而不扩及青岛、上海的方针,尤其反对向上海进攻或攻取南京。他当时主张陆军总之是不能出兵,上海的侨民可由海军保护;但是考虑到陆相的面子,决定陆军最好只派遣一支最小限度的兵力。

  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也在座,他对于石原的主张表示赞同,结果陆军方面决定派出两个师团前往上海。其实此时无论投入多少兵力,都无异于往火堆上再添一把柴火,使之越烧越旺。

  关于出兵上海的经过,石原莞尔是这样追忆的:

  由于在华北第一线发生战斗,终于同意了动员,但当时的作战科长武藤大佐竭力将最强大的战斗力量派出,因而决定了军的编成。
  一般气氛认为,仅在华北即可解决。但我则认为战火必将蔓延到上海。因为在长江有我海军舰队。而该舰队为在过去中国软弱时期所派。在中国军事上已经发展到现时情况下,再以之保护侨民终难胜任,一旦情况紧急,将不能漂浮于长江。然而由于军令部在事变前未能将舰队撤退,事变后命军舰向下游返航时并使汉口日侨撤退。
  本来,汉口侨民的撤 退是前所未有的事,如果长江沿岸竟然平静无事,则丢了海军的面子,因为这次出兵上海,可以说是海军硬把陆军拉来的。我想其中颇有微妙之处。
  其次,我绝对不愿向上海出兵,但因为以前曾和海军订有出兵协定……(《长编》)

  最后,石原莞尔不得不承认,认为用两个师团即能保护上海日侨的最大错误,是对敌情与地形判断错误所致;如果判断准确,恐怕未必同意出兵。他实在没有想到中国方面会在上海地区下那么大的注,从纯军事角度说,本身上海根本不适宜大兵团作战,尤其不适宜中国的大兵团展开。

  米内海相先前认为陆军派兵需要相当时日,而目前日本并未完全准备好,暂时不宜开战。但有了陆军的支持,以及海军内部强硬派的怂恿,一度犹豫的他不得不下定决心:“事到如今,必须采取最后的手段!”

  以上海现有的力量,假如中国军队展开全面攻击,日军是坚守不了几天的,所以在陆军动员的间隙(约一星期),海军力量便不得不先期投入。

  从8月10日开始,日本海军第3舰队所属青岛、台湾、旅顺、广州等基地分舰队接到命令,紧急开赴淞沪海域待命;第2、第3舰队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第1、第2航空战队的母舰30多艘,执行封锁长江口及其南北海岸、切断中国海上交通的任务。

  另外,驻守国内的海军第8战队、第1水雷队、第1航空队,驻佐世保的海军第1特别陆战队、吴港的第2特别陆战队,也奉命向上海开拔。海军还决定,为了充分展示日本的强大武力,将仅有的6艘航空母舰中的4艘,紧急派往上海海域执行战斗任务(参见《灾难与转折1937》)。

  日军磨刀霍霍向上海,这种气氛无疑会加剧中国方面的不安与紧张,由此再引发一连串相关反应。6、增兵上海


  淞沪之战初起,中国方面以优势兵力对日军在沪各据点展开全面进攻,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等处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巷战。

  到黄昏时分,中国军队已多有进展,可是这时张治中又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密。今晚不可进攻。另侯后命。”结果攻击不得不停止下来。蒋介石之所以喊停,有一部分原因是对张治中不能迅速解决战斗的不满,也有部分原因是南口作战的失利,不过主要还是得知英国政府有将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出上海的建议。

  “十五日、十六日都是奉令作攻击装备,并没有实行全线攻击,仅将五洲公墓、爱国女学、粤东中学各点攻占。其中以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第八连与第七连合力突入敌阵地,占领敌海军俱乐部一役为最壮烈、最英勇。”张治中回忆道。

  可是,现实令蒋介石不得不再次失望,只得选择再战。

  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嫡系大将之一,曾有“小委员长”之称,“土木系”的首领。抗战爆发时,陈诚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因战事日紧,训练团不得不于八月中旬提前结束。他受召回到南京后,于8月16日被蒋介石委托前往淞沪前线进行视察。

  到达前线后,陈诚注意到日军登陆部队已经被我军包围,可是我军只有87、88两师,兵力不敷分配,而且预备队很少。陈诚认为这不符合“十则围之”的用兵之道,因此提议正要加入淞沪战场的36、98两师加入攻击,先将敌方中央阵地突破,再向两方席卷而扫荡。陈诚的建议被采纳,可是由于将领们建功心切,攻击开始过早,36师已迫近汇山码头,98师尚未开到,致使进攻部队反陷于被动地位。

  18日,陈诚回到了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当时与陈诚同行的,还有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他向蒋报告道:“不能打!”陈诚则报告道:“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打的问题。”

  蒋介石要陈诚仔细说说自己的见解,已经深思熟虑过的陈诚于是说道:“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以达成(民国)二十五年所预定之战略。”

  如果从日方的盘算看,陈诚的这种担心还有些为时尚早,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蒋委员长的决策,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后果。陈诚话音刚落,蒋介石立即回应道:“打!打!一定打!”

  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就需要考虑了:在华北大打对我更为有利,还是在上海大打对我更为有利呢?

  此前,蒋介石是不重视非嫡系的北方防务的,他最初对于华北的得失看得并不是那么严重,甚至是可有可无的。有一次,蒋对于来华的德国顾问、前德国国防军司令塞克特就说:国民政府只有百分之十六的军事预算投入于长江以北。可是与此同时,在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重心的华南地区,尤其是长三角一带却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国防准备。

  而且,华北路程较远,不利于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假如战场在上海,中国军队的补给线就大大缩短了;尤其京沪杭一带交通较为便利,也利于补给。最为重要的是,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地区,是国际观瞻的所在,一旦上海爆发战事,必然能够引起列强的干涉——这可能是蒋介石最最希望看到的。

  蒋介石在淞沪会战初期答记者问时,便说道:现在所从事的战争,不仅是中国自己的战争,而应是一切委托其生命于条约的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国家的战争,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有广大的商业利益,而目下利益正在被破坏,代表正在被驱逐的国家的战争。上海是国际贸易港,海口的破坏于任何国家无益。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并且认为,美、英、苏等大国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因此,“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火拼一番,不特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

  一番综合考虑后,蒋介石由此决定在上海对日本大打出手。

  陈诚明白把淞沪战事扩大的意义所在,所以他当即建议:“若打,须向上海增兵。”不然就达不到最大限度吸引日本援军的目的。

  蒋介石赞同了陈诚的提议,随后便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增调部队,开赴上海参战。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陈辞修一直怀抱着为抗战效命的愿望,至此才终得如愿以偿。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向来主战最力的冯玉祥,司令长官部设在苏州,冯玉祥是老西北军统帅,旧底子都在华北,蒋介石如今安排他这个差事,不过是要结拜大哥面子上好看。直到8月26日,为了统筹第三战区事宜,蒋介石才加派了嫡系爱将、时任西安行营主任的顾祝同,担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在日本援军登陆以前,张治中认为对虹口、杨树浦的攻击非常必要,这是日军坚守待援的所在,所以到了17日拂晓,张治中奉令继续开始全线总攻击。

  经过了两天的调整补充,中国军队攻势凌厉,上午9时许,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87师259旅攻克了日海军俱乐部与海军操场。不过日军虽然已有所不支,但他们在俱乐部旁四层的油漆公司大楼内仍然凭坚据守,并连续发起反冲击;双方激战竟日,中国军队仍不能突破日军在公大纱厂的防御。

  就是在公大纱厂,还出现了非常悲惨的一幕:整整一个营的中国军队冲入厂内,结果中了日本人的电网,导致全营士兵阵亡。

  与此同时,88师主力由北侧向日军盘踞的坟山、八字桥、上海法学院、虹口公园等处进行攻击,双方拼命死战,均伤亡甚重。虽然中国军队素质、装备较优,可是由于严重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训练,技术手段也非常缺乏,结果在进攻中显得勇气有余而章法不足,乃至于牺牲远大于日军,且往往无法突破敌人的核心阵地。

  如法学院一处,国军伤亡就达一营之众;再比如这天上午11时,中国军队攻入日军在坟山附近的阵地,“因受敌侧方机枪射击,未能返出,死伤尤多”。

  中国方面在部署上就出现了失误,张治中的最初目的是遇隙突入、不在攻坚,所以起先重武器的配备严重不足;可是由于“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以至于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本日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命中颇佳,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张治中在发给南京军委会的电报中称。

  中方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这种情况,自然无法克敌制胜。相反,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

  对于中国军队的作战英勇,舆论倒是一致给予了肯定,英国的《泰晤士报》还以“中国军队骁勇善战”为题,登载道:“十七日下午杨树浦全区有肉搏之战斗,中国军队奋勇冲锋,深入日军阵线,日守军未及集合抵御,被迫退至韬明路之后,该阵线直达宝山路,中国军队遂由阵线裂隙冲入,直至深夜,中国军队犹奋力进攻。”

  在另一方面,考虑到自己的兵力有限,日方统帅大川内少将不得不主动缩短战线,主力退守虹口公园与陆战队司令部。14、15、16、17日,是日军孤立无援的最难熬的四天,“苦战”、“屡险危境”,加上中国空军的攻击,日军有些吃不消。面对中国空军敏捷勇敢的攻势,日军的高射火炮连续不断,声如连珠,弹发如雨,在很多人看来,此景胜于民间过年晚上放爆竹。

  长谷川清眼看东京要他在虹口、杨树浦一带固守待援的任务难以完成,就于16日连续向军令部发出两份急电,表示一天也不能多撑了,别说一星期了,在赶快派遣特别陆战队的同时,也请紧急加派一个联队以上的步兵。

  海军军令部接到长谷的急电后,于当天晚上下达了大海令第20号,命令原计划在青岛登陆的两个特别陆战队共约2400人,由旅顺口立即赶往上海进行支援。

  到8月19日,增援军队到达,日军得以加强了江湾路、北四川路、吴淞路的防守,并新设了东长治路、长阳路至黄浦江边的公大纱厂、沪江大学的防御线,企图固守虹口、杨树浦,以待陆军主力的到来。7、联苏抗日


  本来,88师在17日试图通过“铁拳计划”打出一个好的局面,可是突击未果,上面只得在18日下达了暂停进攻的命令。对于张治中而言,这已是开战以来第三次的停攻命令。

  实际上,8月18日也是一个重要的调停的日子,这一天,英国方面提出在上海设立中立区的建议。中国方面表示,在保证日本从中立区撤军停战且不妨害中国自卫立场的前提下,可以接受这一建议;日本人毫不示弱,断然拒绝了建议。

  趁着中国军队攻势停止,日军又猖狂起来,他们一整天都在其飞机掩护下,到处以小部队向国军反攻;张治中所在的司令部到前方的电话,也常被敌人的间谍破坏。可喜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从南京调来了战车连、榴弹炮连及军校学兵,从而加强了中国军队的攻坚力量。

  8月19日,中国军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击。36、87、88三个王牌师似三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日军据点虹口与汇山码头。汇山码头有近百年的历史,英国人最早在这里建造了浮动码头,后来才慢慢建了木桥与水泥码头,英国称呼此地为“WAYSIDE”,中文谐音就成了“汇山码头”。抗战初起,这里是日军的军火装卸地,码头的仓库中,也储存着日军的大量军火。汇山码头位于日军黄浦江沿线阵地的中段,夺取汇山码头,可谓意义重大,不但可以切断日军首尾的联系,也可以抑制其军火供应。

  下午5点,张治中接到了87师师长王敬久的电话,说他的左翼最前线部队已经突入杨树浦租界至岳州路附近。张治中决心即刻扩张战果,突入贯穿杨树浦租界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络,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之。张治中觉得这是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当即率领着几个重要参谋,进驻江湾叶家花园87师司令部,部署一切,准备一鼓作气突破日军的阵地。

  此时,张治中作出了三项部署:

  一、令第36师即夜加入沙泾港至保定路间的正面,向汇山码头江边突破攻击。
  二、在日海军俱乐部正面的第98师之一旅,受第36师指挥。
  三、令第98师第294旅归第87师指挥,加入该师左翼,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攻击。

  20日拂晓前,中国军队向西突破进展至欧嘉路,东至大连湾路,南至昆明路、唐山路。日军从昆明路方面向国军多次反攻,都被击退。 在20日这天的战斗中,也发生了很悲痛的一幕,令张治中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心里都非常难过。

  就是在突破杨树浦租界时,张治中看到一位坦克连的连长,率领着几辆破坦克冲了过来。好的坦克当时都调到北方去了,这些破坦克都是临时从修理厂拉出来的货色,那位连长是军校的学生,张治中作为军校的实际负责人,于是命令他赶紧冲击杨树浦。坦克连长回报道:“车子太坏,而敌人的火力过猛,我步兵又很难跟上。”此时的张治中认定胜利已经在望,所以不容那连长解释:“那不行,你的坦克不攻入,休来见我!”结果他冲到汇山码头,连人和车子一起牺牲了。

  “我军虽一度冲到汇山码头,但未能确实占领,因敌人利用钢骨水泥的楼房作据点,放射密集小炮弹,火力异常猛烈,我们的步兵虽极勇猛地跟上,但挡不住黄浦江面敌舰炽烈的炮火,也不容易冲破敌方在街市上的坚固据点。所以这天虽一度攻入汇山码头,仍是站不住脚。”张治中痛惜地回忆道。

  不过,可喜的是,就在19日这一天,中国的装甲兵部队主力在杜聿明的率领下,从华北调回加入了淞沪战场。在当时,中国的装甲兵部队只有区区1个团,下辖战车营、战防炮营、高射炮营、搜索营、准备营以及通信连、特务排等团直属队。战车营辖3个战车连、1个补充连,全营编制内共有官兵850余人。其中第1、2连装备英制维克斯轻型坦克约30辆,第3连装备德制克虏伯轻型坦克16辆。

  20日晚上,张治中乘月夜亲赴江湾前线督战,指挥各部队继续猛攻。此时98师全师加入了战斗,张治中准备集中攻击一点,以全力先攻略杨树浦。36师、87师的第一线部队推进到百老汇路、唐山路、华德路之线,新近增援来的第11师(陈诚的嫡系部队)及教导总队第二团,控制于江湾市中心市区为总预备队。

  21日,各部队继续攻击。36师最前线的部队,在新调来的战车掩护下,又攻抵汇山码头,可是由于受到日海军炮火的猛烈攻击,、,迫不得已,才返回百老汇路北侧。其他各师的攻击也都没有多大进展,这是非常遗憾的。

  这里我们需要一说的是,海军的炮火是极其猛烈的,火力最猛的战列舰每艘的炮火杀伤力就顶得上日军5个师团的火力总和,即便是火力小点的驱逐舰、巡洋舰、护卫舰之类,也足以令陆军的炮火相形见绌。假如再加上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日军在上海地区的火力绝对是占有压倒性优势的。由此可见,中国军队攻略上海的一个最大的困难便是敌海军炮火的压制,火炮被誉为“战争之神”,那绝对不是闹着玩的(坦克是“陆战之王”),有的人即使不被炮火炸死,也有可能被炮火卷起的泥土活埋掉。据统计,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炮火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超过了一半。

  22日,日军首批增援部队陆军第3、第11师团终于到达,上海战局开始出现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8月21日,中苏双方在南京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不但声明不与中国为敌,还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

  显然,最希望中日双方大打出手的莫过于苏联,这样一来它的后门就安全多了。假如能够使得日本深陷中国战场,那就更求之不得了。其实,《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在蒋介石也是有一个痛苦抉择的过程的。

  在十年之前,蒋介石就因中共问题跟苏联人撕破了脸,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中苏邦交更因此而断绝了数年。只是到了后来日本的威胁加剧,才使得国民政府与苏联方面不断接近。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社会舆论开始呼吁与苏联合作,一时间,“国内对俄复交之浪声,高唱入云”。

  孙中山先生的长子孙科在1932年初提出了“联美”、“联俄”的外交策略,在他的推动下,12月12日,两国互换了照会,正式宣布恢复了邦交。由于孙科等亲苏派的进一步努力,1937年3月,孙科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就苏联对华军援问题,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举行了秘密谈判,苏联提出国民政府要以停止内战为条件,以换取苏方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以军事贷款的形式,当时中国财政非常紧张)。

  起初蒋介石也明白,中国与苏联接近,一方面是不利于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打压,另一方面便是会引起英美等国的反感,以至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态度。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不能不慎之又慎,不到万不得已,不应当与苏联硬绑在一起,那样无异于饮鸩止渴(何况那斯大林也不是个善茬);然而形势的不容乐观,却不能不让蒋介石最终做出了这个痛苦的决定。

  战争一开始的时候,身为基督徒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望神圣保佑中华,使沪战能急胜也。”很显然,他对于自己手上的牌是不太有底的,所以像个赌徒一样很希望奇迹的发生,正所谓“与其坐待而亡,何如死中逃生”。

  还在8月20日的时候,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沪战颇有进展,倭军恐慌万分,其国内陆海军意见分歧,政府内部不能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英提议调解,可运用之,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乎?以今日战况或有可能也。”可是第二天,日本拒绝英国调停的消息传来,使得蒋介石再次“忧心倍增”。

  此前,国民政府已经在同苏联方面进行协商了。21日晚,有些沮丧的蒋介石不得不艰难地作出“临时抱佛脚”的选择。他马上找到了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对方中国已经决定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做出让步,并同意立即签约,以换取苏联可以尽快提供军事援助物资来华。

  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双方保证互不侵犯领土、主权,互不使用武力;其中一方遭到第三国侵犯时,另一方不得向第三国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援。

  几天以后,英国大使被日本的飞机射成重伤,此事非同小可,蒋介石突然心中暗喜道:“此事必于我无损,于倭不利或于全部战局有关。”可是如今的英国已经究不是当年的那个在国际事务中说一不二的大英帝国了,蒋介石其实也明白,英国的态度其实很暧昧(也许他们有将德日两股侵略祸水引向苏联的企图)。结果,还真的是指望不上。

  当日本陆军增援部队开到后,蒋介石作为弱国领袖在直接求助于各国政府、呼吁各国积极干涉外,8月30日,虽然百般不情愿,可还是不得不批准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了向英美政府解释,蒋介石又主动约见了英国记者,试图表明此一条约不含任何政治意味。

  而苏联也果然仗义,在1937年下半年,大规模的武器装备运到了中国,为中国装备了24个师的军队,而且这些交易在贷款的具体协议尚未签订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再后来,由于苏联方面的部分口头承诺,蒋介石更是幻想苏联能够赶紧直接出兵来援。 8、十日围攻


  就在8月15日的时候,日本陆军方面选定了第3师团和第11师团,组成为一个军派往上海。此外考虑到可能出现需要向青岛派兵的情况,便从11师团中抽出了一个天谷支队派往大连待命。

  上海派遣军司令一职最后选择了作为攻坚战专家、已年近花甲的松井石根,参谋本部专门给他下达了以下限定在小范围内作战任务的命令,其中主要命令“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力扫灭上海附近之敌,占领上海及其北方地区要线,保护帝国臣民”。这里的北方,主要还是指上海北郊到长江一带。

  8月15日凌晨1时10分,日本政府发表代替宣战诏书的声明。其中称:

  中国方面如此轻侮帝国,非法残暴无所不至,我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陷于危殆,帝国隐忍已达极限。为膺惩中国军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今已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为此应根绝中国之排外抗日运动,铲除造成类似此次事件之根源,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和提携之实效。此外别无他意。(《长编》)

  该声明是陆相杉山元负责起草的,此举表明日方的不扩大方针已经消失,乃不惜进行全面战争的意志。然而,日本政府依然决定以不扩大方针努力早日解决事变。

  只是日方后来也意识到,诸如根绝抗日、日满华提携之类,实在是比较远大的政治目的,想要实现几无可能。同时相对于前一个月来的解决局部事件的态度,转变为对日华关系全面根本的调整处理,而且还认为要以武力“膺惩”,来达到促使中国政府反省的目的。这些追求本身,就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制造出了新的麻烦。

  同日,日本海军还出动飞机,越洋轰炸了南京、南昌、汉口等城市。轰炸南京成为对不设防城市的非法轰炸,致使美国等的态度趋向强硬。与此同时,蒋介石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设立大本营,亲自就任陆海空总司令,并将全国暂时划分为四个战区。

  在8月17日的内阁会议上,杉山元又发言道:“仍然坚持不扩大方针,同时,对内对外关系均须采取自主行动。各种事项应向战时体制转移。为此,有必要迅速召开临时会议。陆军方面亦考虑提出重要预算及法律方案。”(《长编》)

  首相近卫文麿对采取自主行动完全抱有同感,他就是不想让日本看欧美列强的脸色;同时他也认为,各种事项向战时体制转移同属必要,以防最坏局面的出现。其他阁僚也没有异议,并决定于9月3日召开临时会议。

  同日,天皇召见了松井石根,并赐敕语。天皇又向松井垂询达成任务的方针,松井回答道:“派遣军在执行任务上,密切与我海军协力,并与当地我方官宪,特别是各国外交使团及其驻军紧密联系,以期尽速恢复上海附近治安。”(《长编》)

  松井嘴上说的好听,可是心里又是另一套。他的人生已至垂暮之年,趁此大好良机,不闹出点动静,不建立一份勋功,不青史留名,他此生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他本身是皇道派中的一员,这几年被压制得厉害,这一次怎么也得露一手。

  何况,松井对于中国问题本身,就有自己的见解,那就是他认为中国人“敬酒不吃吃罚酒”这里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松井石根吧,他可以说乃是战争扩大化、日军全面侵华的罪魁之一,及南京大屠杀的最大责任人。

  松井于1878年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市,他的父亲是一位旧武士、汉学家,先祖乃是日本战国时代的名将松井宗信,可以说家世还是不错的。他以学科排名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于189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九期,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阿部信行等为同期生,这几位全是后来皇道派的主将。其后松井进入参谋的培养摇篮——日本陆军大学,最后以学科排名第一的出色成绩毕业(军刀组,天皇御赐前六名以军刀)。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被迫中断学业的松井随军到东北参战,因表现突出而获得两枚勋章。在一次战役中他所在的中队几乎被俄军全歼,他本人则受了腿伤,但侥幸回到国内并得以继续学业。松井与中国结下了很深的渊源,比如1915年他曾调任驻上海武官,1922年调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此外他还曾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中国广东武官,他在中国共待了13年,还曾一度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及其所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

  这里我们可以多说一句,其实很多日本人本来并不是一心要侵略中国的,只是后来慢慢有了一个转变,石原莞尔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石原本来对待中国也很友好,希望亚洲各国联手抵抗西方的入侵;当辛亥革命胜利时,石原就跟自己获得了胜利一样,还专门跑到山顶上去欢呼。后来,他眼见中国如烂泥一块,军阀混战,一盘散沙,才觉得有必要将中国统一到日本的领导之下。其中第一步,就是把东北独立出去,建设一个日、满、汉、蒙、朝鲜等五族共和的先进国家,以作为日本的大后方与抵御苏联的前沿。然后再慑服中国,稳定东亚,最终同美国进行决战。

  松井也具有一个类似的思想转变,从提倡日中亲善、日中提携,到成为侵华的急先锋。
  松井受家庭及环境影响,对于汉学、中国的古诗文、书法等都很精通。松井与蒋介石也算是老熟人了,1908年夏,同盟会革命者陈其美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组织反清暴动。松井此时恰在上海,二人是老相识,陈其美趁机把自己的结拜小兄弟蒋志清拜托给松井照顾。后来,蒋志清去日本留学,就是住在松井家里,他去日本高田联队实习,也是松井做的担保。再后来,在日本一名不文的蒋志清就成了在中国大名鼎鼎的蒋介石。

  在“皇姑屯事件”后,松井曾力主严惩幕后黑手河本大作。1932年,松井作为日本陆军全权委员,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裁军会议。会上,他看到中日代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而白人则居高临下,像裁判一般从中加以“调解”。这让松井看了心里很不平,更加坚定了他推行“大亚细亚主义”的决心,他于是指出:“日华间的问题要在日华间解决,要将白人统治下的亚细亚重新变为亚细亚人的亚细亚。”

  1933年8月,松井调任驻台湾日军司令官,10月晋升为陆军大将,“大将”是日本的最高军衔,如果还要升级,就是作为荣誉称号的“元帅”了。不过,松井的光辉前景很快便因为国内统制派与皇道派的激烈斗争,而毁于一旦。1935年8月,日本统制派的灵魂人物、号称“日本第一大脑”的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刺杀,松井因涉嫌此事,被迫于同月引咎辞职,退出了军界。

  松井离开军界后,随即把全部精力转入了政界。当时的日本上下苦于中国政府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松井认为,中国政界派别林立,凭借自己在中国高层的人脉,以及和蒋介石等人的特殊关系,完全可以在其中找到缝隙,从而求得民国政府对伪满洲国的实际认可。

  1936年2月,松井以私人身份开始了他的华南、华中之行,为他的“大亚细亚主义”进行游说,并试探中国方面的反应。当时,两广正在酝酿新的反蒋活动,松井首先会见了国民党资深元老、与蒋介石唱对台戏的胡汉民,接着又会见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以及广东军阀陈济棠。此行,他名义上是游说这些人支持蒋,实际上则是要探测中国各政治势力对满蒙问题的口风。

  3月12日,松井到达南京,他先是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举行了会谈。24日,松井拜访了蒋介石,提出帮助解决两广问题,蒋介石未置可否;继而,松井又提出了承认伪满的问题,结果立即遭到蒋的断然拒绝。松井只得决定退一步,他要求蒋介石只要事实上承认即可,不需要发表公开声明,结果同样令他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蒋、张态度尚不十分明朗,蒋对余之单刀直入态度颇为警戒,避免当场作答。”
  经过一段长时期的中国之行,松井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相反他已经看到,中国所有的政治力量,正在不约而同地把抗日作为自己的主要诉求;也正是在抗日的大旗下,中国开始出现了难得的团结气象。
  松井对软的一手已经绝望,所以他开始主张起给中国来点硬的:给中国政府一个教训,必须举起铁锤,给南京政府一击,让他们猛醒,让他们反省。

  此次上海事变,终于令松井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实现个人抱负的机会。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而且也已经想好了在一旦占领上海后就进攻南京;为此他考虑,2个师团的兵力是绝对不够的,因此在离开东京前,他要求拨给上海派遣军5个师团。虽然他的要求没有获得满足,但是在他从东京出发时,近卫文麿与杉山元前来送行,松井还是表态道:“此番无论如何也要打到南京去!所以请首相您理解我这一点。”(近卫文麿《失去的政治》,转引自《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

  尽管从兵力上看松井是奢望,但对于他的这种想法,近卫诧异之余,还是感到了一种不详的预感。

  在自己创作的汉诗中,松井写道:“汗了绒衣四十年,兴国如梦大江流。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此中道出的也不仅是他老当益壮的慷慨情怀,更透露着他的勃勃野心。

  实际上,开这个扩大口子的,也有杉山元的一份功劳。杉山在内阁会议上的发言,从表面上理解,是在目前不宜暗示军队改变不扩大方针,在原则上要始终坚持。但是他的弦外之音却是,假如因不扩大方针妨害处理事变,而使军事陷于被动,则终将招致事变持久化和扩大的后果;归根结底,就是说今后必须指导军队自主处理事变。

  “与此同时,随着出兵上海,事变进入极微妙阶段,可以认为已走上全面战争的道路。为了准备如此事态的演变,亦需强调以确立战时体制为当务之急。”(《长编》)松井石根以为拥有5个师团的兵力,趁中国军队反应不及就可以直接打到南京去,石原莞尔当时更判断2个师团就可以稳定上海的局面,他们之所以误判形势,主要就是没有想到中国方面会在上海地区下那么大的注。因为从纯军事角度说,上海地区简直是国军的一个绝地,而且日军还可以通过海运进行各种方便的物质、人员补给,大大增加了机动性。

  可是蒋介石等人却并非单纯从军事着眼,他之所以选择在上海闹大动静,主要也是为着坚守上海。法肯豪森是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他在上海战争爆发不久就向蒋介石提出,上海是与世界联系的通道,必须长期保持。对此,蒋介石深表赞同。

  因此,从8月20日到9月初,大批新调部队进抵上海战场,这其中包括了李铁军的第1师、李文的第78师,他们为胡宗南的部队,是中央嫡系的起家部队之一;彭善的第11师、霍揆章第14师、李树森第67师,这是陈诚“土木系”的基本部队,其中11师是陈诚的起家部队,该师素以内部坚强、能打硬仗闻名;还有王耀武的第51师、俞济时的第58师,这两支部队当时还不算出名,直到后来与57师合编成为第74军(后来的整编74师),乃至发展成为中国军队最为骁勇善战和极富传奇色彩的精锐主力之一。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我们在开篇中提到的桂永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的来说,中央军的嫡系精锐,基本都已经在列。

  进入8月下旬,据日方估计,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已经达到15个师左右的兵力,大部分配置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各地,已在构筑阵地。日军增援部队两个师团在马鞍群岛集结,为了登陆时容易靠岸,他们都改乘了小舰艇。

  第11师团于23日零时进入川沙河口海上锚地,5时在川沙镇以北地区开始强行登陆,由于攻势凌厉,江岸守备的中国军队被击退。午后,日军占领川沙镇附近,并准备攻击罗店镇。

  与此同时,第3师团登陆部队在上海分乘汽船,在驱逐舰的前导下,于23日3时在吴淞铁路桥附近强行登陆,他们在驱逐了江岸的中国军队后,进入军工路一线。师团主力跟随登陆,逐次向西南方扩大战果。当日黄昏前,第一线部队已进入自吴淞铁路桥以西约1500米水濠至该栈桥南约500米一线,以后该线即成为日军主力的掩护阵地。而后中国军队虽连日逆袭,均被日军击退。

  两师团的第二梯团继第一梯团之后,于23日午后至24日登陆参加了战斗。第11师团进入川沙镇南方地区后,立即以一部面对浏河镇方向之中国军队,以掩护友军侧面;又以主力攻击罗店镇方面之中国守军,直到28日攻陷罗店镇。

  中国军队早已严阵以待,而且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虽然日军的登陆比较顺利,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中国军队越来越大的压力。蕴藻浜以南地区,第9集团军张治中部继续向虹口、杨树浦方面的敌人实施围攻,并在张华浜、南泗塘河地区抗击登陆之敌。蕴藻浜以北地区,以陈诚统率的第15集团军为主力,沿江阻击日本上陆部队。

  张治中在反登陆作战中的表现实在可圈可点。就在他听到敌人已在川沙口登陆的报告后,他感觉所部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于是决定亲到前线去,一面镇定军心,一面设法挽救眼前的危局。从南翔到江湾虽只有18里路,可是张治中一行一出门就遇上几架敌机在那里来往轰炸扫射,张治中只得决定孤身步行前往;中途,他遇见一个骑脚踏车的传令兵,二话不说,便夺了脚踏车就走。

  “一路上,我一会儿停止掩伏,一会儿又乘隙前进,就这样冒险赶到江湾叶家花园第八十七师师部,才把正面军心稳住。”到了江湾后,张治中决定不顾任何困难,抽调第11师、第98师迎击登陆的敌人,当时日机猖狂至极,11师师长彭善面有难色地对张司令说道:“简直炸得不能抬头,怎么办呢?”张治中厉声道:“不能抬头也得走,难道我能从南翔一路冒轰炸走到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吗?”最后,两个师抽调成功,才算收复了罗店,稳定了局面。

  就是在8月23日下午,陈诚向蒋介石提出了关于调整淞沪作战部署的五项计划,大致获得认可:

  第一,淞沪围攻军仍由张治中指挥,除继续围攻外,同时在原攻击阵地做好固守准备;
  第二,抽调一部分主力部队由陈诚直接指挥,主要消灭长江南岸沿江已登陆之敌;
  第三,划出部分主力由第18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对狮子林、川沙口登陆之敌进行阻击;
  第四,抽出部分主力由第39军军长刘和鼎指挥,协助陈诚所部作战,并担任浏河口以西沿江要点之守备,阻击敌之登陆;
  第五,抽出部分主力待命于苏州一带,作为总预备队。

  这一方略的调整,意味着张治中部对日海军陆战队的围歼已经大致失败,中国军队不得不由进攻态势基本转入防御作战。因此,从8月14日到8月23日,被称为“十日围攻”,它是淞沪会战的第一阶段。从8月24日开始,淞沪会战翻开了新的一页。第四章、不断加注的赌局


  蒋介石以为自己是第一流的军事领袖。虽然他指挥着全国作战,却称不上是一个战略家……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蒋介石都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全盘计划。(美国总统特使)魏特迈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在一个重大的行动之前,无论是在预测日军行动方面,还是在调动部队占领有利地形方面,蒋介石都不是很成功的。他总是在日军发动进攻之后,才急急忙忙把部队调往前线。美国官员在谈到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时说:“对于一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家来说,他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
  ——美国《时代》杂志战地记者西奥多·怀特










  1、战而不宣


  当上海的战火越烧越旺时,北方的形势也出现一些巨大变化。

  在8月初的时候,关东军方面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察哈尔地区作战的混成旅团,兵力只有几千人,由于东条英机的亲自率领,所以这支部队也被成为“东条兵团”(日本人之间一般只称呼姓氏,日本有十几万种姓氏)。8月19日,东条在张北设立了混成旅团司令部,以便于临近指挥。

  在作战中,东条采取了惯用的“闪电战术”,向中国军队的纵深狂飙猛进,一路沿平绥线依次进攻南口、居庸关、怀来和张家口等军事要地。由于中国方面战心不固、守备虚弱等原因,虽然该地区的守军兵力上有日军的十倍以上,可是仍然只有步步退却的份儿。

  在拿下了察哈尔南部地区后,东条英机再次集中体现了日本人急功近利、毫无远见的毛病,准备向山西展开进攻,大概是为下一步进攻绥远铺路,以保障侧翼安全。此时,“东条兵团”已经改编为了“蒙疆兵团”,兵力上有了进一步的扩充。精于算计的阎锡山不能坐视日本人来抢夺自己的地盘,他认为山西抗战当务之急就是要死守大同,为此便准备展开一场大同会战。

  阎老西还设想了一个口袋阵,就是让部将李服膺做诱饵,吸引日军不断深入,然后由绥军抗日名将傅作义抄敌后路,最后四面出击,达成围攻敌人的目的。不过可惜的是,李服膺这家伙却是烂泥一块,日军一打,这小子就被吓得屁滚尿流,完全打乱了阎锡山原来的部署。尽管后来阎锡山将李服膺军法从事,可是口袋阵轻而易举地就这么黄了。

  9月13日,大同失陷。随后日军又进攻绥远,9月24日,日军攻占集宁;10月14日,攻占包头。就这样,内蒙地区很快全部沦于日军之手。

  虽然说东条英机遇上了刘汝明、李服膺一类的抵抗不坚的中国将领,有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味道,而且由于七年前中原大战的消耗,晋军大概是不太能打了。可是东条英机在这几场战役的指挥上,尤其是在察哈尔地区指挥的几场战役,确实体现出了“闪电战”的威力——关东军在沙漠草原地区作战,在绵延数百里的纵深神速推进,在取得辉煌战果的同时,也成为日本陆军作战史上的开先河之作。

  对于东条的这种独特表现,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肯定道:“关东军的功勋,得力于东条参谋长。”连一向瞧不起东条的石原莞尔也不得不对其表现给予了有限度的认可。日本大本营则向东条颁发了七七事变后的第一枚二级“金鵄勋章”,以后他晋升陆相,乃至成功组阁,察哈尔之战的名声都成为其重要资本。

  可是,东条这样做仍旧是非常危险的,它完全存在将苏联拉入战争的风险。就是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前,苏联政府曾表示,如果中苏交通线受到日军威胁,那么苏军将“加入中国军队,保卫这条交通运输线”;及至条约签订之后,苏联的军事将领们依然向中国代表团宣称:“中国抗日如到生死关头,苏联必当出兵,决不坐视。”

  尽管苏联的表态最终未能兑现,可是侥幸心理实在要不得,日本人栽也就栽在自己的侥幸心理上。仿佛一个赌徒,他越是嗜赌如命,输的概率也就越大。

  与关东军的行动同时,9月14日,中日之间又爆发了保定会战,这是自平津沦陷之后华北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此次,中方的指挥官为刘峙,他可以说是一位上马可以作战、下马可以理政的文武全才,想当年,从东征、北伐到中原大战,刘峙几乎战必克、攻必取,堪称常胜将军,甚至有了“福将”的绰号。他当时还是河南省主席,河南在他的治下,出现了“道路平、无苍蝇、无野狗”的难得景象。

  可是刘峙的遭遇比阎锡山好不到哪里去,由于东北军万福麟部的撤退,致使日军方面的土肥原(贤二)师团轻易杀过了永定河,从侧背对刘峙的一线防御构成了致命威胁(对于消极防御的中国军队,日本人是惯于迂回侧击的)。9月18日,涿县陷落,涿县一失,保定便失去了屏障。当时,刘峙手上基本都是些不易统一指挥的杂牌军,只有关麟征的第52军还能挡一挡敌人,其他各部几乎都找出了各种理由仓皇逃命。

  刘峙只得请求中央军主力北上驰援,然而此时的淞沪战场就像一个无底洞,有多少兵力都显得捉襟见肘,自然没有余力援助华北。当然了,蒋介石决心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本身也是为了在战略上策应华北。

  24日,保定陷落。随后,刘峙便被人讽刺为“长腿将军”,后来也成了保定失败的替罪羊。

  再让我们看一下日本高层当时的一些决策变化,它总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产生微妙的变动,总是不能坚持某种固定的原则、主张。

  按照国情来讲,日本是一个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战争一旦长期拖延,就有不战自溃之虞;此时如果美国对其来个封锁禁运,日本是没法支撑下去的,后来的太平洋战争就是这样爆发的,因为日本妄图冲破这种封锁。

  虽然德国和意大利相对好一点,但他们与自己的日本盟友一样,都是资源相对有限的国家,假如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为保万无一失,只有选择速战速决一途,否则就只有被拖死的份儿了。

  其实,作为进攻战本身,也是强调速战速决的,因为战争所带来的消耗太大了。克劳塞维茨就以“决战”迅速取胜作为进攻战的要旨,占领敌人领土和掌握敌人资源在他看来都是次要的,尽快决战定局才是至关紧要的事情。“时间重于一切,拖延战争的任何情事,均遭克劳塞维茨的谴责。‘逐步消弱’敌人和消耗战,他都要畏如地狱。这是他在滑铁卢之战那个十年里的论述,其著作自此被奉为兵法上的《圣经》。”(《八月炮火》)

  8月24日,杉山陆相在与政党首脑恳谈时,除了说明当前的一般局势,他“特别强调迅速予敌彻底打击,以期早日收拾时局”。石原莞尔此前已经警告,假如爆发中日全面战争,那么必然是持久战,幻想速战速决,那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杉山元的想法毕竟反映了当时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部分构想。

  政党方面已经默认了行使武力,他们也希望这次冲突是一个机会,可以全面打开重建日华关系的新局面。他们在对进攻到何处蒋政权方能屈服一事进行了执拗的反问,杉山元表示陆军将尽最大努力获取结束战争的机会,并且认为即将到来的华北会战正是关键的一战。

  9月2日,鉴于战火延及上海,并且越烧越旺,日本政府决定将“北支事变”改名为“支那事变”。为做好战时体制的准备,9月4日,日本召开了历时五天的第72届(临时)议会,议会开幕当天,发布了天皇具有对中国宣战布告性质的敕语。

  5日,近卫首相发表了一篇施政演说,其中重点表明了日本对事变的态度:

  帝国政府自事变以来所采取的根本方针,在于力求中国政府反省,放弃错误之排日政策,以期从根本上调整日华两国国交。此一方针,虽至今日仍未改变。
  为贯彻此种对华根本方针,政府一向竭力防止事件扩大,限定范围,收拾局面。然而,中国方面利用帝国之忍让,侮日抗日之势愈加高涨,战局终于波及华中。至此,政府认为采取从来消极、局部之手段已不能收拾局面,终于不得不积极全面对中国军断然给予一大打击。
  今日帝国可能采取之手段,只有彻底打击中国军,使之丧失战斗意志。倘中国方面仍不反省,继续顽抗,即使进行长期作战,帝国亦在所不辞。(《长编》)议会最后批准了超过20亿日元的临时军费,并通过了“关于适用军需工业动员法之法律”。9月9日,内阁告谕发布,表明日本已转向举国战时体制,其处理华北事变的政策,也演变成为处理中国事变的政策。

  还在1927、1928年的时候,日本三次出兵山东,并制造了“济南惨案”,此次事件曾被称为“支那事变”。10年之后,日本再次以“支那事变”来命名的这场全面侵华战争,其规模不但大大超过了那次中国事变,也远远超过了此前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只是为了不受交战国的约束而便于从第三国输入军需品和原材料,这场侵华战争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始终被日本官方称作中国事变(中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大战了四年才向日本公开宣战)。

  日本需要不宣而战,主要就是因为石油、钢铁、棉、铜等战略物质都依赖从美国进口,日本领导人担心如果因为宣战而成了正式的交战国,那么美方可能会加以拒绝。根据美国1935年的中立法案和1937年5月被进一步强化的同法案,日本只能以“事变”而不是以战争的名义作战,这样美国的工业界和原料出口界就可以回避中立法案,政府也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作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手段,美国上下多是急切想继续这些生意的。

  近卫文麿从很大程度上说,也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责任人,因为当日本几近举国疯狂的时候,他不但屈从于军部,也跟着头脑发热起来。日本陆军的战斗力非常之强,尤其是战争之初,这些现役军人更是在体能、训练、装备等方面占着很大的优势。

  参战者们普遍认为,两个中国兵也顶不上一个日本兵;就军事技术而论,实际上三个中国兵都未必顶得了一个日本兵。有些中国的杂牌军,还普遍缺乏武器和训练,有些新兵甚至是刚征来的壮丁,枪都不会放。而日军不但训练有素,且具有敢死的武士道精神,作战异常顽强;当他们在军旗前宣誓时,那种气氛总是庄严而肃穆,誓死奋战的决心令人无不动容。

  可是,上海方面中国军队的实力,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加上上海一带地形的限制,还是使得登陆增援的日本陆军感到了巨大威胁。8月23日,日军登陆部队一上岸,立即遭到中国军队迎头痛击,使得登陆作战产生严重困难。

  此前,根据错误的兵要地志资料,日方还认为上海附近地形不能使用野炮以上的大口径火炮,结果使得上海派遣军的编组劣于原中国驻屯军,仅配备有坦克一个大队、独立装甲车一个中队、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缺一个大队)及迫击炮兵一个大队,而实际上,日方是可以使用较大兵力和火力的。且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意外坚固,以致日军陷入极度的苦战。

  8月24日,登陆部队虽得到独立野战重炮两个大队和独立攻城重炮部队的增援,但上海附近的作战仍无多大进展。当日军的伤亡不断增大时,很多人员便纷纷指责道:“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不好,所以造成那种情况。不能信赖它,石原无能。”

  他们没有看到石原莞尔战略上的高明,因为石原莞尔一直是根据战争指导方针极力避免扩大战局的,并且判断无论怎样积极指导,结果也将陷入战略持久战中不能自拔。扩大的口子不能开,开了就轻易关不上了。但是,日军部分人员却只根据战术上的判断去考虑积极作战。杉山元也是其中一人,他们都将指责的矛头对准了石原莞尔。

  既然兵力不足,日本方面只有再继续加注了。9月1日,原待机于大连的天谷支队接到命令,被派往上海增援;9月7日,由台湾守备队编成的重藤支队也接到类似命令。不过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加注,石原莞尔虽然受到了不少责难,可是他依旧指出,少量增兵是无济于事的,除非天皇谕示,否则不再扩大上海战事。

  日方决策层当然不会眼看着上海的将士陷入绝境,因此根据临参命第99号,不久又作出了新的增援计划,即派遣第9、第13、第101师团,以及野战重炮兵一个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迫击炮兵一个大队和飞行团等。

  根据日方的估计,截止9月中旬,中国军队在上海地区已经部署了约60万的部队(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其中上海北侧地区有30万、浦东2万、上海西部地区10万、北翼罗店镇方面18万。这么多的兵力,守备上海的弹丸之地,从兵力密度上有了基本保证,所以尽管日军火力强大,但仍然无法有效突破国军防线。

  当时正值酷暑,日军远来又水土不服,导致霍乱流行,非战斗减员很多。日本方面考虑上海地域狭小,五个师团的兵力实在无法展开,所以暂时决定先只增加火力,再试一试。为了补充弹药,日军还从华北战线上紧急调来了原本准备用于保定会战的弹药。

  不管怎么说,也可见日军当时的弹药储量实在有限,不适于打消耗战,蒋介石是明白这一点的。2、由攻转守


  再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方面的情况,由于日军的火力、进攻加强,中国军队所承受的牺牲也是重大的。

  先看张治中第九集团军方面,在暂时收复了罗店的同时,98师也得以将狮子林一带的敌人驱逐出去。保安总团的一个团仍在坚守吴淞,只有张华浜的敌人,虽然经过教导总队猛攻,可惜还是未能击退。23、24日两天,张治中抽调了36、87师四个团的兵力前往围击,经几度猛攻,才把敌人包围在张华浜沿岸泗塘以东的狭小地区。到了27日,这股敌人才被王敬久所指挥的(第九集团军)左翼军于夜间迫退到张华浜车站附近。

  由于兵力越加分散,参加杨树浦正面战斗的还剩下国军四个团的兵力,他们在巷战中受敌夹击,日渐不支,于24日夜不得已撤出,沿租界路口固守。后来日军又发起反攻,被右翼军指挥官孙元良部击退。

  也许有人会问了:为什么杨树浦一带区区几千人的日军那么难对付呢?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诸如国军准备不足、日军工事坚固、海空火力支援等原因外,还有就是日军的团队合作优势。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日军的将领也许不那么够格,可是日军的基层军官却多是优秀的,尤其是约180人左右的一个中队,据说是日军中最强有力的作战单位,大部分中队长被士兵们看做是父亲的一样值得信赖、效死的人,中队长也往往指挥战斗在第一线,团队的核心凝聚力、战斗力也由此被大大激发出来。

  日军有着很强的集体观念,他们天生被培养出了一种集体的荣誉观,包括那种对于军旗的病态的看重;而且他们都是乡土部队,征召于一地,彼此亲朋友爱,也容易形成团队凝聚力。

  从8月25日到30日,战事处于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但是战场上短暂的平静,往往意味着更激烈的交锋将要到来。

  31日拂晓,日军以飞机30余架,配以海军舰炮猛击吴淞,展开强行登陆,另一路日军则由市轮渡码头登陆。国军守吴淞的第61师的一个团,伤亡过半,不支后退;吴淞、宝山相继失陷,宝山失陷时,守军姚子青营全营殉国;唯有吴淞炮台,仍由上海保安总团固守。张治中遂调在刘行的第6师调到杨行、吴淞,驱逐登陆之敌。经过一整晚的激战,日军的进攻暂时被压制下去。

  从9月1日到5日,战场上又出现了一段相对平静期,直到6日清晨,日军又在虬江码头实施登陆,经孙元良部猛烈攻击,激战至黄昏,终于将上岸之敌包围于码头的栈房中。经过两天的较量,敌人的进攻又被压制下去。

  9日上午10时,日军集中军舰炮火和飞机轮流对军工路一带的第九集团军左翼进行猛烈射击与轰炸,并掩护一个联队(3000余人)的步兵进攻,激战至当天薄暮时分,敌伤亡惨重,国军也受到很大损失,但因国军奋勇抵抗,阵地屹然不动。10、11日两天,进攻第九集团军方面阵地的日军又不得不消停下来。

  11日,日军主力进据十五集团军守卫的杨行,续向刘行窜犯。在持续了半月之久的杨行之战中,第1军第78师受到日军猛烈攻击,阵地上一片烟火,激战时每秒钟有5、6发炮弹爆炸。双方展开了残酷的生死搏杀,冲锋与反冲锋不计其数。

  目睹了这场惊天动地的血战后,中央社记者发出战地电讯称:

  据午夜所得报告,昨日战事重心,完全移至杨行与月浦线。敌军由吴淞方面进犯时,全凭猛烈炮火作为掩护,计参加作战之敌军大炮,共达100余门。我军以血肉之躯,与敌军弹药相拼,作战精神之勇猛壮烈,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当前晚我军由杨行后移时,敌军尚未发觉,仍以重炮猛轰两小时,然后始以步兵前进。我军俟其接近,即予猛烈反攻。战至昨晨,敌军卒不支溃退,死伤之重,得未曾有。惟我军再进至杨行镇时,敌又以重炮飞机轰炸,我军不得已再将阵线稍稍后移。迄午夜止,仍对该方敌军,严密监视中。

  在杨行之战中,整个第1军都打得异常顽强,其死伤也非常严重,其中2个旅长负伤,2个团长殉国,营以下军官及士兵伤亡高达百分之八十,这个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已经被打残了,战力从此无法恢复;而身为军长的胡宗南却了无怨言,这位坚忍的小个子从不向上级诉苦,直到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知道后才让他把部队撤下来,胡宗南这才告诉顾长官:“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去顶缺了。”

  14日,陈诚亲往刘行视察,见形势岌岌可危,便向统帅部建议相机转移阵地,保存战力,以便步步为营,节节抵抗。

  陈诚报告称,其所部十五集团军自8月22日参战,至9月7日,仅第11、第14、第67、第98、第56五个师即伤亡官兵9039名,第6师吴淞一役,即伤亡过半。“大部受敌飞机、大炮轰炸,人枪并毁。”其36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其中蕴藻浜沿河之战,“双方死亡俱奇重,浜水皆赤,所谓流血成河,显系实在景况”。

  蒋介石虽然核准了陈诚的建议,可是心有不甘,又临时令各部再苦守三天,再行转移阵地。江岸地形非常有利于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中国军队在此苦守死战,大大增加了抵抗的难度与伤亡。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史说后来回忆说:“日军在长江沿岸及黄浦江沿岸继续登陆,与我军一个点一个点地争夺,往往日军白昼占去,夜间我又夺回……在日军舰炮火下,(国军)伤亡惨重,往往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付伙食担子。”(转引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战事的不顺也加剧了张治中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以至促使他最后不得不选择了离开。

  自从8月14日以来,“我没有好好吃过一餐正式的饭,也没有得到一夜的安眠。在过度疲劳之后,也忘记了困乏,只是感到眼睛是红的,喉咙是嘶哑的。”这些本没有什么,只是蒋介石的很多做法让张治中感到刺痛在心,伤了自尊。

  8月23日的时候,张治中冒着危险从太仓到嘉定找到了第18军军长罗卓英,罗卓英见面第一句话,就问道:“张总司令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张治中心想,你归我指挥,我当然要来看看你这里的情况。

  可是双方谈过之后,张治中才晓得,陈诚如今已不是军政部次长,他已经做了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自蕴藻浜以北地区的防务,统归第十五集团军,由陈诚指挥。

  “我与罗卓英谈了半天,傍晚回到徐公桥总司令部。这时,我一肚子的闷气,怎么发表了陈诚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连我也不通知。第十八军本归我指挥,为什么忽然划归第十五集团军?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真令人费解。”对于蒋介石这种专断的作风,张治中实在是想不通,不过更郁闷的事情还在后面。

  从罗卓英那里回来之后,张治中得到消息说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到达苏州。张治中心想,两日以来,自己只专顾前线,没有同后方联络,此次应该到苏州看看顾祝同,和他商酌一些问题,并可借此向南京统帅部报告请示。

  张治中一到苏州,还未及见顾祝同,就打电话给蒋委员长,满想申说一番自己内心的苦闷。不料,蒋一接电话,就厉声地问张治中:“你在哪里?”
  张答:“在苏州。”

  蒋又问:“为什么到苏州?”

  张答:“为着左翼作战,亲到嘉定会罗卓英,听说顾墨三(顾祝同字)到苏州来了,所以来同他商量问题。”

  蒋在电话里又大声地叫:“为什么商量?两天找不到你,跑到后方来了!”

  这一顿没头没脑的批评,让脾气一向很好的张治中也忍不住了:“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第十五集团军陈辞修(陈诚字)指挥了!”

  电话里的声浪越来越大,蒋介石没想到居然有人敢和自己硬顶,所以对于张讲的根本不理,只是严厉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

  “委员长应该怎么办?我是到苏州与顾墨三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张耐不住了,索性说厉害一点。

  “你究竟怎么样?还问我怎样?”蒋气鼓鼓的,一下就把电话挂了。

  由于这个电话,让张治中伤心极了,他心想:我怀着很大的伤感,莫大的委屈,为什么?

  “八一三之战,是展开全面抗战的序幕,何等光荣,何等神圣。我在淞沪一带的部署,自信毫无错误。尤其像我以一个总司令的地位,大胆而勇敢,从8月14日起,一直在师部,在第一线,亲在叶家花园的水塔上督战,始终站在最前线。至于上海未能一举占领,统帅部失机于先,三次叫我停止攻击;后来,大战展开,除陆军外,又没有有力的空军配合。”(《张治中回忆录》)

  就在抗战之初,蒋介石问张治中有无制胜把握,由于接触广泛、视野开阔,张治中对于立体化战争也有了一点认识,所以他说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密切配合。等到开战之后,空军和炮兵的配合并不能尽如人意,以致未能达到占领全沪的目的。

  “我这两天(23、24日)都在前线奔忙,稳住了正面,阻止了左翼登陆的敌人进攻。只因前线电话线屡被炸断,以致没有与后方通电话。我是临阵脱逃吗,为什么不能谅解,反向我生这样大的气呢?这个意外的横逆刺伤了我的心!”

  实际上,对比日军中那些惯于“下克上”的将领们,张治中的服从政略、顾全大局,可谓是无可指摘的。

  其实,自从9月初上海战场形势迅速逆转以来,蒋介石的情绪开始变得很恶劣。他在检阅战报时一面坚信“沪战当可持久,敌虽再增三个师团亦无能为力也”,可是另一方面,却也现出急躁和不安。蒋介石常常怒火中烧,对负责第三战区的陈诚和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颇多斥责和痛骂,他忽而痛斥“张治中指挥无能”,忽而指责何应钦用人不当,忽而大骂空军主将“愚劣怯懦”,且常常发起脾气来“责骂(下属)不留余地”。

  因此说,张治中的遭遇并不是特例,只是他的自尊心太强,导致了最后的离职。由于日军增援部队的到来及火力的进一步加强,从9月11日起,上海的战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由攻势转为守势的时期。

  此时,据中方估计,日军在上海地区投入的总兵力已经达到8万余人,军舰40余艘,更有天上敌机成群结队,滥施轰炸。9月10日夜,第十五集团军右翼阵地被敌突破,退到杨行、月浦的新阵地,与敌对峙。这样一来,第九集团军的左侧背因之越发暴露,大受威胁。

  11日上午,日军又向蕴藻浜南岸阵地猛袭,战斗异常激烈,潘家宅、徐家宅的阵地被敌占领。国军退到河的西岸固守,并由第二六一旅派兵一部在蕴藻浜上游警戒。午后,张治中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为整理淞沪嘉浏一带阵地,节约兵力,俾达韧强抗战之目的,着第九、第十五两集团军即转移。第九集团军即向北站、江湾,庙行、蕴藻浜右岸之线转移,占领预筑阵地,但须节约兵力,抽出第六十一师及独立第二十旅充集团军预备队。”

  张治中随即依令变换阵地,转入守势。各部队奉令后,即于夜间开始行动,到第二天拂晓前,转移部署均告完毕。直到9月23日,张辞职照准那一天,第九集团军正面,双方暂时没有多大接触,可以说一切无变化。

  身体上的疲惫不堪还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便是精神上的苦闷,所以张治中不得不决心辞职。

  9月8日那天,张治中曾亲函蒋委员长恳切表示辞职的至诚,并荐贤自代。通过白崇禧的关系,本来张治中推荐的是顾祝同,可是顾不愿兼代,张治中只得又推荐了时任第三战区中央军总司令的朱绍良,他甚至建议将第九与十五两集团军合并,由陈诚统一指挥。

  由于各种原因,战场上袍泽们的惨痛牺牲,也使得张治中无法忍受,他尤其不满于蒋介石的瞎指挥,与陈诚在意见上分歧、摩擦也很大。同样,蒋介石对于张治中的指挥虽然也是不满的,只是他又担心没有合适的人接替张,所以一会批准、一会又不准张的辞职。直到9月22日,才下令调张治中为大本营管理部部长,而由朱绍良接替了他。

  回到南京之后,蒋约张治中吃饭,身心疲惫的张请求回家休养。蒋说:“好,但你先就了职再走。”于是他遵命先就了管理部部长的职,随即带着一个困乏的身体和一种落寞的心情,回到故乡安徽巢县的洪家疃了。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的辞职,这就是石原莞尔。3、华北烽烟


  当决定了向上海再增派三个师团后,身为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当即提出了辞呈。9月23日,石原正式离职。

  后来参谋本部有人就石原莞尔的离职原因及周围情况专门做了总结,他们指出:

  第一,石原作战部长指导战争观念的持久战争指导思想,在当时未被众人充分理解,因而未获采纳。
  第二,1936年参谋本部机构改组,决定以第一部为核心,1937年3月由石原少将任部长。第二部的国策与战争指导工作移交给了第一部,结果引起第二部不满。因而对第一部采取的优先对苏国防的方针,第二部则坚持先行处理对华问题的主张不予让步。
  第三,石原部长与武藤章第三课长意见不合。第三课掌管作战、编制等具体的主要业务,乃是第一部的核心。武藤课长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他既有能力,又是活动家,不仅制订作战计划方案,且能够倾注全力促其实行。
  此外,武藤章因有任关东军参谋时绥远事件失败的教训,便认为巩固满洲侧背需要确保内蒙及永定河一线,如有可能时,且希望可以确保保定、独流镇一线。所以他事事都与石原的不扩大方针背道而驰。
  第四,7月11日,石原部长终于同意了武藤课长动员三个师团的方案,他的不扩大方针被彻底推翻,以致此后无法再实现。
  第五,当时,出于轻侮中国的观念,不论日本陆军或海军,积极论者均极得势,因而石原作战部长主张的不扩大方针不符众望。特别是战争指导课的人员中,有人大肆宣扬石原主义为飞跃的、超然的、理想主义的,从而煽起反石原的趋势。(参见《长编》)

  石原离职后,下村定少将接替了他的职务,后来下村第一个提出了登陆杭州湾的计划,从而彻底逆转了淞沪战场上的形势。石原莞尔离开决策中枢后,调到关东军任副参谋总长,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深入接触了东条英机这个“上等兵”,发现这冷血家伙的才具原来只够管理20挺机关枪。

  此时,中苏之间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的确给日本方面带来了不小的压力,8月29日条约虽然已正式公布,但是否附带秘密协定,这让日本人很是吃不准。

  对此,参谋本部判断:“只要情况无特殊重大变化,苏联或将不以武力介入远东。但是,在不致引起对日全面冲突限度内,苏联可能会加强对华援助,虽未必牵制日本对华作战,有时也可能以部分兵力采取行动。其真意则在于将日本拖入中国大陆的长期消耗战。在苏联看来,如果中国战败,日本的下一个目标或将进攻远东的苏联领土,日德防共协定即为其伏线,因而对之加以戒备。”(《长编》)

  这一判断还是比较明智的,由此参谋本部认为,对苏联参战大致不需要特别担心,只要能够尽快解决中国问题;11月左右苏联也许会采取行动,所以日本方面希望能够在此之前积极解决事变。华北、华中地区的作战,如果日方不能达到目的,并且已经确认当时局势的变化,那么就需要中止以地面兵力对华积极作战,而尽量以其他各种手段打击中国的持久作战之意志,且尽量节省直接用于中国作战的兵力,腾挪出来用于防范苏联。因此,应该以10月底为期结束攻势,到时可以转入持久作战。为了达成目的,要对一线部队的作战目的加以限制,不使其擅自行动。

  9月20日,参谋本部就作战计划大纲上奏天皇,天皇无异议。

  此后,日本方面又认为:从国际形势看,由于德国的勃兴,英国及欧洲各国对于中国事变将不致大举干涉;美国不会过多注意远东,而苏联则会感到高兴。对此,作战课长武藤章等人认为:“千载难逢之良机,此际以断然实行对华作战为宜”,以争取彻底粉碎中国的抗日意志。

  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是一个稳健派,他眼见新近增援的陆军三个师团已经相继抵达上海投入作战,但是究竟能否一举解决上海问题,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他认为,不论指向何方,日方必需充实相当的军备,否则均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这样,在河边的建议下,为增加阵地攻击威力,10月2日日本方面又增派了独立野战重炮兵一个大队前往上海,10月16日又由华北调去了独立攻城重炮兵两个大队、坦克一个大队、独立轻装甲车三个中队等。

  日方为努力扭转上海战局,此时已可谓使尽浑身解数,采取了当时能采取的几乎一切手段,由此,战争的残酷性及其所带来的伤亡也开始与日俱增。 在拿下大同以后,东条英机本来是打算继续南下,抄了阎老西的巢穴的。可是他也明白,山西重兵云集,而且多山地,仅仅凭借自己手上这点兵力,那是绝对不够的。所以他立即向参谋本部提出申请,要求增援他两个师团,而且这样也可以与河北的作战相呼应。

  这立即引起了参谋本部的不满,他们认为:“关东军原属专门对苏作战准备的部队,却经常对南方感兴趣,这将为整个国防带来严重危机”(《长编》)。所以参谋本部深感有令关东军停止插手华北战事的必要,不让它们越俎代庖。

  结果关东军的行动被制止了,可按下葫芦,一瓢又起,身为第5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先前就与东条英机很有共鸣。当时刚刚结束了南口战役的他正在华北留守,第5师团有半个师团被抽调到了保定前线,他眼见晋军的腐败无能,心里一痒痒,突然也打起了山西的主意。

  板垣也向参谋本部做了申请,同样得到了否定的回答,而且凭借他手上的兵力,进攻表里山河、地势雄固的三晋大地,大家也都不相信他有那个实力。可是板垣是个有名的中国通(据说是当时的三大“中国通”之一,汉语说得很好),他对于山西的地形可谓了如指掌,他自信自己绝对可以一举拿下太原。

  当时石原莞尔还在朝,板垣与他是老关系了,他通过石原的路子,最后大本营算是默许了他的行动。9月下旬,板垣率领他的半个师团开始攻击平型关地区的晋绥军主力,当时晋绥军虽然战力非常有限,可兵力毕竟是板垣的二十倍以上,他们又得到了中央军、八路军的配合,所以板垣立即陷入了苦战。

  大本营不能见死不救,所以蒙疆兵团也逐次参加了作战。同时为了打开局面,驻大同附近的关东军全部力量,步兵第15旅团、步兵第2旅团等与之呼应,也终于越过内长城线,向代州平地进攻。

  山西方面组织了太原北面的忻口会战,卫立煌属下的郝梦龄出任前敌总指挥,郝梦龄在战前已抱定必死之心,所以作战坚决果敢,最终果真不幸被流弹击中,成全了自己“马革裹尸”的军人理想。陈长捷本是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麾下的一位不太受宠的将领,但是他打仗的确是一把好手,所以继郝梦龄之后,陈长捷被临危受命,成为了忻口会战中国军的前敌总指挥。

  陈长捷作战勇猛灵活,打得日军几无招架之力,他正准备大举反攻,一举消灭板垣部(日军后路此时已被八路军所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华北方面的日军为了援救被困的板垣,准备从娘子关突破,进入山西腹地,迂回到忻口后方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为确保娘子关,阎老西不得不从忻口前线抽调兵力前往娘子关堵截日军,这样陈长捷便再无足够兵力实施反攻。

  在整个太原会战期间,第二战区对日军主攻的晋北方面所作的部署是及时而周详的,可是问题就出在第一战区身上。对于晋东方面,阎锡山等人认为国民政府既然已经确定了主战场在第一战区,料想石家庄一带的防守应该比较稳固,所以山西方面的侧方安全就有了保障;即使石家庄失守,第一战区的部队沿平汉路节节抵抗,对山西也不致发生威胁,所以对作为战略要地的娘子关地区没有部署兵力。可是没想到第一战区的部队那么废物,轻易就为日军增援山西让开了道路。

  黄绍竑受蒋介石差遣来山西助战,此时他正好赶上娘子关吃紧,所以阎老西临时委托黄绍竑主持娘子关方面的战事。华北日军非常狡猾,黄绍竑后来回忆说:

  “原来敌人自突破石家庄我防线之后,就以主力——川岸二十师团——附属特种兵及一部分战车转向山西进攻。他到达了井陉的前方,并不即向井陉、娘子关正面进攻,而以主力斜出井陉的右侧,绕攻旧关。这是曾军与赵师中间的空隙,没有部队防守。我到娘子关那天的早晨,旧关已经为敌人占领了。旧关在娘子关的右侧后,敌人如果再前进,就要切断娘子关的后路。”(《黄绍竑回忆录》)

  此时,行军数千里的川军恰好赶到,虽喘息未定,黄绍竑即命他们到前线救火。由于川军的装备、战力十分可怜,加之部队是逐次投入的,最后只是白白牺牲。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忻口地区的中国守军顿时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况。

  11月2日,第二战区司令部不得已下令忻口守军撤退,全力保卫太原。由于此时士气已大受影响,众将士皆无固守之志,被阎锡山委托太原防守重任的傅作义虽有善守之名,无奈孤木难支。11月9日,太原在坚守了仅仅一天后即告沦陷。

  忻口、太原的相继沦陷,成就了第5师团“钢军”的虚名,直到次年春台儿庄战役中的临沂保卫战,第5师团又差点被张自忠打回原形。可惜国军最后再次功亏一篑,侥幸的板垣就这样两次成就了自己的威名,为他未来的升迁铺平了道路。

  需要一提的是,山西的战局,几乎就是几天之后淞沪战场上的提前预演,日军做大举迂回攻击的手段,竟然未能引起蒋介石的充分重视,这的确令人不禁扼腕。板垣征四郎以前曾向石原莞尔提出“大致可在绥远、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一线以北,以建立新华北政权”的意见,但是新任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却强烈主张进至黄河一线。

  参谋本部由于对苏联的顾虑,仍旧极力采取不扩大主义,提出了“平地泉、保定、天津一线以北的特殊地带方案”,但计划不如变化快,参谋本部似乎只是给前线将领擦屁股的。

  那还是9月22日的时候,作战课长武藤章收到华北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下山琢磨提出的如下意见:

  根据第1军主力越过永定河一线作战的结果,趁势突破保定一线并不困难。但不应希望仅以保定会战强行与中国军决战。必须利用这一战果,再于石家庄附近予敌重大打击,以挫伤敌之战意。为此,最好以第5师团由山西省北部向太原前进,以第2军之一部沿子牙河向石家庄东南前进,配合第1军攻击石家庄阵地正面,采取三面包围的态势。
  军令部也有的主张由海州方面发起山东作战,但比较起来,仍应首先以第5师团向太原前进威胁石家庄敌军侧背。(《长编》)

  这一建议最后得到采纳,而且以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日方判定不需要再增加兵力了。这样一来,就有了华北日军突破石家庄一线,又从娘子关突入山西的举动。

  当华北、上海战事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有鉴于现今华北事变扩大、大有发展为日华全面战争之虞,日本方面不得不慎重以待。10月1日,近卫首相、广田外相、杉山陆相和米内海相参照9月20日上奏的“国军作战计划大纲”,研究制订出了一份“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希望能本着这一纲要精神尽快结束此次事变。同时为防意外,日方也做了长期战的准备。

  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总则”中提到:

  一、一般方针

  此次事变之目的,在于以军事行动之成果结合适当之外交措施,使之尽速结束,并使中国放弃抗日及容共政策,在日华间建立真正明朗持久之邦交,以期日满华和睦共荣之实现。
  根据形势,为应付长期行使兵力,采取有关必要之措施。

  二、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以使中国从速放弃战意为目标。行使兵力、占据要地及各项有关工作,均须采取适时之手段。

  三、外交措施

  外交措施以迅速促使中国反省,导致中国实现我方期望之境地为目标,对中国及第三国进行适当谈判与工作。结束事变之处理,应使中国放弃抗日及容共政策,不可固步自封,而以调整崭新之邦交条件进行外交交涉。

  四、军事、外交以及有关各项施策,应在国际法允许值范围内慎重行事。
  “准则”部分提到:

  一、行使兵力
  1、行使地面兵力之主要地区,大体为冀察及上海方面。
  2、对必要地区,实行海上或航空作战。

  二、国家实力之整备
  为顺利推行作战并应付最恶化之国际形势,须使国家一切工作,适合于总动员之实施、战时法令制定及体现长期举国一致等之需要。

  三、华北对策
  解决华北问题之宗旨,以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为目标,在中国中央政府之下使华北真正明朗化。
  (注:行政虽属中央政府,但对上述地区之行政首脑,须为实现日华和睦之适当有力者。此外,应与中央政府在华北以日华平等之立场订立合办或其他方式之日华经济合作协定。)
  在华北并须设置一定之非武装地带。

  四、华中、华南对策
  期于华中、华南地区使之出现适于增进日华通商贸易及持续发展之状态。
  (注:于上海周围设定非武装地带,但对上海之安全保障,应以有关各国共同负责为原则。)

  五、华北作战对后方地区之措施

  事变过程中,对华北作战后方地区采取之措施,应摆脱占领敌国领土之观念,大致按以下原则处理。

  (一)不承担占领地区之行政。但须在军指导下确立治安。

  (二)行政机关,委诸当地居民自行组成,但应加以指导,使之实施明朗政治。

  (三)军事上必要的交通设施及资源开发,须在一定统治下施行之。
  但以上(二)(三),不得影响和平局面出现后邦交之调整。

  六、关于对外通商及经济财政
  关于日华及第三国间之通商与经济财政事项,应以使中国放弃战意为重点。

  七、对第三国关系
  对第三国之外交措施及有关各项工作,应促使对我保持好意,并采取不与第三国酿成争端或导致其干涉之政策。军事行动及有关各项工作,亦应按上述精神慎重施行。

  八、对侨民之处理
  对侨民应进行救济及抚恤。

  九、对上述各项之具体措施,另行规定。(《长编》)

  总体来说,这份纲要基于警戒苏联的动向,具有准备在10月份解决中国事变的意图。日方认为,该纲要对华要求也不过高,大致要以适当的条件求得日满华和平。 4、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华北战场的形势不容乐观,上海方面的战况也急转直下,到10月初,日军第二批陆军主力增援部队均已到达上海。

  先是,第101师团于9月18日自神户起航,22日在吴淞、杨树浦间登陆。接着,第9师团于9月23日自大阪起航,27日在杨树浦至吴淞间登陆;第13师团于9月27日自神户起航,10月1日在张华浜、虬江口一带登陆。此外,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和第3飞行团,也先后在9月中、下旬到达上海。

  截止至此时,日军在淞沪战场上已经集结了5个陆军师团,再加上15个步兵大队,重炮兵一个旅团以及其他特种部队,连同原有驻沪部队,总兵力已经达到12万人左右(不排除此前的战斗减员)。他们共装备有火炮约300门,坦克200余辆,飞机200余架。

  此外,日军的后方供应线也日益稳定和加强,临时机场在泗州岛、沙窝、公大纱厂等处建成(其中有一处是高尔夫球场改建),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条件逐渐形成,大规模野战所需要的各种条件都已具备。总之,淞沪战场上日军的优势已经形成了。

  日军的火力是具备压倒优势的,自进入9月下旬,日军每天炮击2万余发,中国军队的阵地上往往形成一片火海。从军事上讲,上海地区尤其是日军登陆地带不能固守,起码要避开日海军炮火的打击。纵深的防御才是必要的,比如美军后来在冲绳岛登陆时,火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日军干脆让出了海岸阵地,只待美军深入才予以打击。

  但是蒋介石就是要寸土必争,仿佛赌气一般,幻想以中国的数量优势压倒日本人的装备优势,罗店之战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那还是8月下旬的时候,国军第11师、67师等部队与日军在小小的罗店展开激烈的攻夺战,双方伤亡惨重,整个罗店血流成河,遍地尸体。陈诚和罗卓英为了减少伤亡,让部队有个喘息的机会,便决定将部队后撤五公里。当报告送交至蒋介石手中时,蒋于是回电道:“罗店至关重要,必须限期占领。要求将士有进无退,有我无敌,不成功便成仁!”

  陈诚不敢违拗,立即组织了第11、14、51、58、67等五个师的兵力,对罗店地区进行顽强反击。国军连战两日,并未取得多大战果。不过这时罗店确实成为了中外记者、舆论关注的焦点,所以到了9月4日,蒋介石大发雷霆,竟甩下狠话道:“今天如果夺不回罗店,师以上军官统统就地处决!”

  为了执行命令,陈诚、罗卓英决定把重新夺回罗店的重任交给霍揆章的第14师。郭汝瑰当时是这个师的参谋长,他把自己的遗书写好后交给霍师长道:“这是我的遗书,我马上带两个团去,拿不下罗店我不回来见你了,请你将我的遗书交给我的家人。”

  郭汝瑰决定以一个团正面进攻,一个团则实施迂回。面对敌人的猛烈炮火,那位指挥正面冲锋的团长慌了神,他赶紧向郭汝瑰请示,郭一跺脚说:“还能怎么办?前面就是地狱也要去!”一般来说,上面有死命令压着,后面往往还有督战队,后退肯定是死,前进也许还有条活路。

  部队伤亡大,郭汝瑰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指出那个老问题:“这是由于那时,国民党军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进攻战斗动作不行。同时,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激烈的战斗,士兵们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未到达,进攻又无炮兵支援,我血肉之躯,怎敌得过敌人无情的炮火,于是几百个士兵就在桥头作了壮烈的牺牲。”

  当快接近罗店时,正面进攻的那个团只剩下12个人了,但郭汝瑰还是带领着他们一口气冲到了罗店镇中心,并于傍晚在迂回的那个团的配合下夺回了罗店。霍揆章望着自己那已经惨不忍睹的部队,不禁悲痛地对郭汝瑰说:“不能再打下去了,再这样打下去,我这个师长成了光杆司令了。”

  可惜霍揆章不是委员长,打不打不由他说了算。罗店争夺战最后一直坚持到10月底,双方死伤两万余人,乃至于日军也不禁悲叹罗店实在是一座“血肉磨坊”。有一位日军少尉就曾在日记中写道:“10月2日,我率领士兵49人(其中19人系临时征集者)向罗店阵地进攻,中队长千田大尉在后面督战。敌人虽顽强,我们奋勇迎击,可是千田大尉头部贯穿,其他一等兵战死8人,负伤者17名,如此比例言之,敌人此役之伤亡必超过半数……”(转引自《血肉磨坊》)

  然而,如此巨大的牺牲,也确实为国军赢得了不小的声誉,西方记者们就评价,“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惨烈和不可思议的战斗,它的精神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

  著名史学家黎东方就曾指出:中国的沉重牺牲,“告诉了日本军阀,三个月不能亡华,三百个月也亡不了华;也告诉了全世界的人士:中国已经不是鸦片战争或八国联军时代的中国。中国的兵,也不再是当年的兵;不再是听了炮声便一哄而散的乌合之众,而是敢打,敢死,服从命令,绝不反顾的有纪律、有组织、能团结一致、互相支援的武力,堪比于任何强国的军队。”(《细说抗战》)

  当然,这其中可歌可泣的不但是将士们杀敌报国的英勇,也包括上海各界群众乃至全国民众高昂的抗战热情,他们为支援前方将士,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努力,不灭的民族精神由此得到了充分体现。陈诚前往一线视察,面对战场上的惨状,他也非常心痛,师长如果成了光杆司令,他这个总司令也没法当了。结果陈诚不但不鼓励士兵们奋勇杀敌,反而叫部队撤退,以保存战力。

  另一方面,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战组长刘斐等也向蒋介石提出,淞沪会战应该适可而止,不然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部队应该及时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最好能够依托工事同日军做长期对峙。蒋介石一度接受了这一意见,下令执行,但第二天又决定收回成命。

  9月14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以为长期抗战乎?”这正是他当时矛盾心态的反映。此时,从全国各地抽调的部队正陆续到达淞沪战场,因此蒋介石仍决心长期坚守上海,拼命死守,同日军打心理战:“各部虽死伤大半,然不支撑到底,何以慑服倭寇?”而且日本国力有限,蒋介石料定他们必然知难而退。16、17日,为了给前线将士加压,蒋委员长曾亲往昆山督师。

  在敌人优势炮火的压制下,中国军队在阵地上与日军苦战,伤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当日军逐渐掌握制空权以后,军队的后勤补给越发困难。以至于有的第一线的战士苦战终日,却吃不上一顿饭;弹药的补充也经常不足,乃至大大影响了战斗力。

  另外,战场上的恶劣环境也让人很难忍受,广西籍的抗战老人郑忠直曾回忆道:“‘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候,天气正热,头天人死了,太阳一晒,肚皮就鼓得老高。夜深人静,你蹲在战壕或者掩体里,那种恶臭随风一阵阵飘来,让人翻肠倒肚,更让人恶心的是,你还能听见身边尸体发出肚子爆裂开来的“砰砰”的响声……”

  鉴于上海战场上的新情况,中国统帅部于是在9月21日对第三战区的部队进行了调整。蒋介石的命令如下:

  (1)司令长官由本委员长兼,副司令长官顾祝同。
  (2)左翼军总司令陈诚,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
  (3)左翼军以第9集团军、第19集团军、第15集团军组成之。
  (4)右翼军以第8集团军、第10集团军组成之。
  (5)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副总司令黄琪翔;第19集团军总司令薛岳,副总司令吴奇伟;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命令刚刚下达,就赶上了张治中的辞职报告被批准。同日,统帅部便又追发一道电令称:

  (1)第三战区黄浦江以西蕴藻浜以南地区划为中央军,朱绍良为总司令,以第18师及第9集团编成之。
  (2)第9集团军总司令,由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兼。
  (3)左翼军以第19、第15集团军编成之,右翼军仍以第8、第10集团编成之。

  先有个左翼军、右翼军,同一天又蹦出个中央军,既在指挥系统上增加了一个层次,又两次改变部署,可谓朝令夕改。

  上海的苦撑待变,终究是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带给日本的压力,然而也并不理想。8月25日,日本宣布对上海至汕头之间的中国海岸实行封锁,9月,英国、美国无奈地认可了日本的封锁行为。

  8月30日,中国向国联理事会提交了关于日本侵华事件的声明,提请国联审议。9月7日又提交了关于日本侵华的补充声明,9月12日提交了中国政府的申诉书。13日国联大会开幕,此后的几天讨论了中国的申诉书,10月6日大会通过了决议,给予了中国以道义上的支持与声援(日本于1933年已退出国联,美国非国联成员国)。

  国联表示,已经查明日本犯有破坏条约的罪责,并正式以文字形式指责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大会建议各成员国为表示对中国的精神援助,除不妨碍中国进行抵抗外,也可单独协助中国抵抗日本。同时,大会决定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来讨论中日冲突——会议的结果如何,令蒋介石非常得期待,给了他在上海坚持到底的信念。

  当然,最使中国感到鼓舞的,还是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的著名的《防疫隔离演说》。罗斯福指出,目前国际上毫无法纪的瘟疫正在蔓延,而战争就是一种带有传染性的瘟疫;因此,当出现战争瘟疫时,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坚持表达和平的愿望,以使那些图谋破坏彼此间协定和他国权利的国家停止其行为。

  这片演说措辞强硬,大大鼓舞了中国的抗战信心与斗志。只是当时的美国公众普遍奉行孤立主义,罗斯福又是一位民主国家的总统,所以暂时还不可能改变美国相对冷漠的基本立场。甚至还有很多人对于总统的这篇演说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们“不相信传染病会蔓延到他们那里。他们宁愿把自己孤立起来,而不愿参加驱除疾病的没有把握的努力”。

  反对美国卷入国际纠纷的孤立主义思潮,在美国有着深厚的传统与广泛的影响,孤立主义势力强大的美国国会及其所制定的《中立法》,严重地束缚住了罗斯福政府进行外交活动的手脚。另外,美国不可能积极卷入中日战争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当时纳粹德国在欧洲的侵略扩张导致西方局势日益紧张,成为了罗斯福政府对外政策优先关注的重点(先欧后亚);此时美国军备薄弱,还不可能立即强大到具有对日作战必胜的把握;再者,美国众多的资本集团从对日贸易中获益甚丰,为保住财路,他们也是反对制裁日本的。

  在鲍惠尔所著的《在华二十五年》中就提到一件事:有一位反战团体负责人鉴于日本大量从美国输入废铁,深感忧虑,于是便前往说服那位“美国废铁大王”。双方争执了半天,最后那位大王气呼呼地说道:“我是卖废铁的,只要有钱,就是魔鬼来买我也卖!”

  尽管如此,中国方面还是要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与国际同情。10月15日,身为中国外交部长的王宠惠向美国听众播音,其中专门说道:“根据人道与正义之立场,中国谨向美国大众请求二事:(1)万不可直接或间接资助侵略者予以便利;(2)应极力使中国伸张今日之生死抗战。”

  虽然这一切努力并未收到太及时、太明显的效果,但是美国同情中国、认同中国的基调就此开始奠定,这为后来两国的密切合作埋下了伏笔。中国利于长久拖延,而日本则愈加迫切地希望速战速决。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防御,松井石根这个攻坚战专家也不得不改弦易辙了。

  本来,松井的意图是直趋嘉定、遮断南翔,把中国军队赶出上海。但是鉴于淞沪战场全线均呈胶着状态,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松井只得决定缩小包围圈,集中兵力实施中间突破,以罗店、大场公路为轴线,突破大场,包围沪西的中国军队。

  9月29日,松井制订的作战指导是:“(1)放弃攻占杨泾河西岸敌军阵地的企图,以主力左旋向南,由右向左按第9、第3、第101师团为第一线,对大场镇附近进行攻击。(2)第11师团进至杨泾河一线后,亦向左回旋,掩护主力右侧背。(3)第13师团作为第二线兵团保持于军主力右翼后方。(4)按上述部署兵力攻至大场镇地区后,继续向苏州河一线攻击前进;当主力南进时,第11师团亦应尽可能向南移动,面向西方,掩护军主力之侧背。” (《长编》)

  由于日军兵力的增加,和主攻方向的确定,10月1日,第77师在刘行、万桥的阵地为日军突破,顾祝同于是当夜下令左翼作战军向蕴藻浜北岸的陈家行、杨泾河西岸、浏河镇之线后撤。在后撤过程中,由于中国军队组织不力,导致掩护部队伤亡甚重,形势不容乐观。

  不过日军的伤亡也不在小,8月份的时候,华北战场的日军伤亡人数是淞沪战场的三倍;截止9月份,淞沪战场的日军伤亡总数急剧上升,共达12334名,而此时华北日军伤亡人数为8562名。这样一来,整个9月份的单月损失,淞沪战场就是华北战场的两倍,而上海方面的兵力却只有华北战场的四分之一,可见上海战事的激烈程度。

  到10月23日,淞沪战场日军伤亡累计已达25323名[这一统计还是相对保守的,而且由于上海地区天气炎热、战事激烈等原因,日军因病减员的现象也很普遍。],已经大大超过了华北战场。几个主力师团的伤亡情况,甚至达到了足以令军部震惊的程度。比如号称日本陆军最精锐部队之一、善打硬仗恶仗的第9师团,其整个师团在淞沪会战中阵亡3833人,另有8527人负伤,更有大量尉佐级军官被国军的狙击手送进了靖国神社(中国军队此时已经大量装备了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整个师团的损失率达到了六成以上,已经近乎被打残。

  对于中国军队的顽强防守,以及日军的困难情形,日方的田中军事课长记述道:
  在上海作战中,中国军的抗战意志和步兵的战斗力,完全超出了陆军省部的预料。其主要原因则在于严酷的督战组织。中国军的步兵在日军无情炮击下,坚守阵地绝不后退。因后退时必遭枪决。

  中国军步兵战术的要诀是靠近日军步兵战线。这样不仅能避免日军远程武器的炮弹轰击,并可最大限度发挥他们所信赖的近距离武器,拉火手榴弹和迫击炮的效果。可以说他们采取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步兵战术。中国步兵素以狙击见长。日本军官经常成为最好的狙击对象,特别是军官的肩章、参谋绶带、马靴、军帽等成为他们射击目标。为此,在我军中曾出现要求改革服制的呼声。

  日军步兵弹药缺乏,使上海我军陷入苦境。同中国军的七十七个师交战的上海派遣军,因炮弹缺乏十分苦恼。首先是野炮、山炮等炮弹不足,机关枪、手榴弹也缺乏,仅步枪有余。此外,对每个中队配备4门15榴及12榴的炮弹每天也限制在30发左右。资材的配备不能适应战斗的特点。(《长编》)

  其实不打仗不知道,一打起来才明白,原来认为能使用一年的炮弹,其实几个月就可以打光。比如一战时,英国人判断自己的炮弹够用半年,可开战3个月就打光了;法国以为够用3个月,可是6周的时候就不得不开始定量配给,经马恩河一战就打光了所有炮弹。

  日本本身的生产能力有限,初期尤其是这样,因此只得购买美国的炮弹。如果不是美国军火商贪心,日本这仗还真的未必能打得下去。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小国,大量装备使用三八步枪也是无奈,因为他们根本供应不了冲锋枪的弹药;也只得严格训练枪法,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防守,日军统帅部为尽快结束战事,决定第三次大规模增援上海战场。其实此时中国军队的溃败已经成为必然,但日方唯恐迟则生变,只得再添加一把猛火,争取让中国军队彻底失去招架之力。

  就在10月9日至12日之间,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确定了调兵增援上海的基本方案:将新派遣到上海方面的兵团组成一个军,该军不作为上海派遣军增援部队的一部分,而是单独行动,预定在10月30日前后,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附近进行登陆作战,然后一举抄袭中国军队的后路。5、桂军上场


  还在10月1日前后,蒋介石有鉴于七七事变以来种种战略策略均告失败,不得不暗自反省了对日关系及战略问题。经过一番检讨,他确信自己的对日战略策略之无效,根本上不在于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于日本侵华野心之不可遏制。

  为此,蒋介石写道:倭寇一得国际动摇机会,必先向我进攻,此为无可挽回之事。如我与日本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派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而不止矣。故此次抗战,无论结果如何,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国乱形势决非想象所能及也。因此,与其坐而待亡,不如死中逃生,保全我国格,以留待后人会继起而复兴!且本月战事虽危急,但并不出于意外。一方面上海仍能勉强支持,另一方面本来国防计划亦仅限陇海路以北之线,冀察得失不关胜负。“惟山西失利实出意外,……收复华北失其依据矣”。

  鉴于上海的不利态势,拒不服输的蒋介石又于10月8日决定,调骁勇善战的桂军加入上海战场。10月15日,蒋介石还在日记中给自己打气道:“相持半年,迟至明年三月,倭国若无内乱,必有外患,须忍之。”

  自从“九一八”之后,为了应付大规模的战争,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广西实行了“寓兵于团”的政策,采用征兵制,大办民团。可以说,李、白此举棋高一筹,不但大大提升了军队的动员和补充能力,也大大地充实了广西的军事实力。到抗战爆发时,广西全省受过训练的壮丁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占全省人口十分之一。广西并不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份,只是在李、白等人的努力下,出现了难得的兴旺景象;假如全中国都能够达到这种军事动员水平,那么同日军血战到底就有了可靠保证。

  桂军既有先前的威名,在装备方面也可谓一流。自从1932年以后,广西每年向德国定购新式步枪一万枝,据当时的桂军兵站分监蓝香山回忆,到抗战前仅仅由他经手购进的步枪已达5万枝,可供三个军的装备;另外还购进了自动步枪1000枝,钢盔5万顶。1935年时,白崇禧还曾密嘱有关人员,须在两年以内准备好16个师所需的有线和无线通信人员和器材,以及足够的服装。这一命令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出省抗战的桂军可谓气象一新。

  8月底时,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他此前已经在广西进行动员,在第五路军的基础上,先后编成第21集团军(廖磊任司令)与第11集团军(李品仙任司令)。留守的部队编成第16集团军,夏威任司令。8月下旬,第21集团军开赴第五战区所属的徐州、海州一带集中。需要指出的是,桂军各级干部均系白崇禧所素知的亲信,李宗仁只能听其摆布而已,可见李、白二人的微妙关系。

  在接到蒋介石的临时调令后,桂军先后投入淞沪战场的有第171师、173师、174师、176师、170师、172师等六个师,桂军采用乙种师编制,每师约一万人。在战场上进行指挥的是第21集团军司令廖磊及第48军军长韦云淞,在投入作战之前,白崇禧在南京还曾对前来的第48军副军长张义纯说道:“这次抗战是国际战争,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军人,守土有责。过去打的都是内战,现在是对外抗战,一定要拼老命,要好好地打。”打给大家看看,打给外国人看看。

  可是小诸葛就是小诸葛,他明白保存自己是第一位的,所以他又补充道:“抗战是长期的,我们只有这点兵力,务必好好使用。”

  10月中旬,桂军进入了淞沪战场。廖磊此前先去了苏州面见顾祝同,得到的任务是:“目前主战场在大场至南翔间,战斗很激烈,每个整编师在阵地上只能支撑三五日,桂军应在真如、南翔间进入第二阵地,支援和稳定第一线。”

  蒋介石之所以急于调桂军加入上海战场,还是基于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10 月16 日,比利时向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中国等有关国家发出邀请,初定同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九国公约》本来的一大意图就是遏制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所以蒋介石希望通过该次会议,使各国能够仇视日本并对其实施经济制裁,最好能够促使美、英两国允许苏联参战。

  也正是出于这一心理,蒋介石希望在该会议召开之前,上海战场能有较好的战绩,至少要能够坚守住上海,让战争还能继续发生在国际人士的眼皮底下,让他们不但听得见,还能看得见,从而受到强烈的刺激。当月,蒋委员长还特意通电全军将士,说明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举行,全体将士“尤当特别努力,加倍奋励”,“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

  “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蒋介石还专门向唐生智表示道。

  不单是桂军,10月24日,蒋介石还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要求滇军兼程急进,能够赶在九国公约会议之初到沪参战。

  同样,日本对于九国会议也很重视。10月17日,日本陆军省限令上海作战部队在会前攻克闸北、南翔、嘉定一带。
同其他队伍一样,桂军自从走上阵地之后,由于武器尤其是重武器的缺乏,不但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后勤工作也受到严重影响。

  除了飞机轰炸外,日军的火炮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射程达8000公尺,他们白天经常向桂军阵地和后方的指挥所射击,造成173师某旅旅长和一位炮兵旅长阵亡。桂军的山炮射程只有1200公尺,根本派不上用场,在战场上拖来拖去,还成了累赘,廖磊一气之下便命令将大部分山炮运回了广西。

  日军步兵平射炮很多,经常对桂军重机枪目标进行打击,桂军无战车炮还击,只得用迫击炮抵抗一阵,杀伤效果自然有限。

  正是鉴于打阵地战的困难,一向热衷于进攻的白崇禧突发奇想,所谓“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我桂军兵精气旺,与其坐困于阵地之上一点点被消耗,何不向敌人做一次大规模进攻呢?那时收到奇效也未可知啊,而且也许还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有了这个想法以后,白崇禧就撺掇着蒋介石来到苏州顾祝同的指挥所,商讨选择进攻方向的问题。
  本来,日军使用的便是中央突破的战术,而桂军真正要实施有效的进攻,也可以采取中央突破的对策,这样双方就可能形成硬对硬的顶牛局面。实际上,要保证进攻的顺利,必须具备优势的火力以及坦克、精练工兵的开路,而且还要尽量选择敌人守备薄弱的地段,并尽量缩小突破面;同时还要留出强大的预备队,以备突破成功后迅速扩大战果。
  最后,还需要有一支训练有素、战术灵活的军队来实施进攻。桂军虽然都接受过军事训练,可是民团的训练终究是非常简单的,大多数人不过就是经过类似几个月的军训,根本不可能满足对日作战,而且大部分也都是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能够保证临危不惧已经很不容易了。一般作为精兵,都需要两年以上的服役期,才能保证足够的训练。

  这些考量,其实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是一个作为战争指挥者必须重视和掌握的问题。可是,白崇禧作为一位备受世人瞩目的军事专家,却只是凭借着自己过去内战时期的经验,便贸然做出了进攻的决定——内战时期,双方火力都不是很强,勇敢的冲锋不但往往可以凑效,甚至有时候还可以令敌人不战自溃。少年得志的小诸葛正因为非常自负,也急于在国际瞩目的时刻露露脸,提高一下自己的国际知名度。

  说起来,小诸葛对于日军实力、火力、士气的严重估计不足,可能并不单纯是他在淞沪战场上的观察不够,实际上还有一种遗憾:在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三个半的参谋长是最出名的,他们分别是蒋百里、杨杰、白崇禧与刘伯承(据说因为刘瞎了一只眼睛所以算半个);蒋百里东洋、西洋都留下了足迹,杨杰早年也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刘伯承则曾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校深造过,可唯独被人视为“战神”的白崇禧却从未到过外国学习军事,更为踏足过发达国家一步,以至于这位中国土生土长的军事家对于现代战争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刻。

  正是由于小诸葛的头脑发热,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才终于演出了一幕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又一次莫大悲剧……在与顾祝同会商进攻方向时,顾的幕僚张世希等人主张,可以从大场方面突击,万一突破不成还可以撤回闸北原阵地,有所依托而不致动摇战线。

  后来,郭汝瑰等人主编的《正面战场作战记》中认为,如果将主要兵力、武器集中于第21集团军方向上,向日军的薄弱阵地发起攻势,则日本侧背受到威胁,势必可以减轻日军正面攻击的强度,起码不至桂军遭受那样大的损失,甚至也可能暂时稳住防线。

  可是白崇禧认为,大场方向的敌军阵地坚固,不易突破,不如从南翔、真如间出击,以压迫敌人入海。小诸葛的脾气蒋介石还是清楚的,所以对于他的意见未置可否,顾祝同也说服不了,干脆迁就了,反正要牺牲的也是你广西的子弟兵。

  蓝香山沉痛地回忆道:

  当时白在地图上所划定的出击面很大,未顾虑到地图上的比例尺,须将桂军全部使用于第一线。又未对敌突前阵地施行严密的侦察,纯凭主管的推断。在攻击实施前,桂军也未腾出防域,集结兵力,作好部署,控制有力的预备队。加上桂军兵员来自民团,战斗技术不熟练,且缺乏战斗经验。如果部署得当,指挥有方,虽无优势火力支援,一鼓作气,英勇直前,未尝不可以奏功。但白崇禧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盲目主张,廖磊跟着盲目指挥,以至桂军遭受重大牺牲,未取得任何战果。

  就是在10月21日拂晓前,桂军三个师由原阵地出击,步兵单干,一线平推。当时天还黑着,也看不清方向,战士们误向两军空隙间的浏河方向突进;至拂晓后,桂军侧背暴露于敌,迅速引来了敌机的疯狂扫射和敌人炮火的打击,有一位旅长当场阵亡。

  桂军后继无兵,前进受阻,只得陷于混战,一部分新兵被打散,大部分则待到了日落后才退回原阵地。他们由此经历了最漫长而痛苦的一天,因为当时在上海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几乎皆戴布帽和着灰色军衣,唯有桂军最拉风,戴着清一色的英式钢盔,着黄色军装,其目标特别显著,所以引来了日军的疯狂绞杀,乃至成为了敌人优势炮火的活靶子。

  就这样,桂军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伤亡过半,不仅未能歼灭突破防线的敌人、稳定防线;相反的,随着桂军的败退,整个战线发生动摇,而日军跟踪包围了大场镇,致防御局势更加严峻。桂军溃败后,胡宗南的第1军顶上去填补了空缺,才算暂时稳定住了前沿阵地。

  白崇禧在苏州听到桂军的噩耗后,又听闻散在战场的桂军被友军收容,感到大伤体面,急得连日饮食不进,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对此,蒋介石也感到非常失望,他在22日的日记中记述道:“满拟以桂军加入战线,为持久之计,不料反因桂军挫败,而退至走马塘之线,战局顿形动摇,殊所失望。”

  23日,桂军终因伤亡过大,不得不撤至京沪铁路以南地区整理。这场失败连同后来上海撤退时的巨大损失,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造成了桂军大量生力军的无谓消耗,从而使得白崇禧后来有了保存实力的种种举动,比如上海失守后他不让桂军入南京,坐观南京成败;台儿庄会战时,又不让桂军冲在第一线,只是充当预备队;迄整个抗战期间,白崇禧的自保心态都非常严重,这就造成了他后来在桂南会战、豫湘桂等战役中的乏善可陈,甚至被降级处分。

  一代内战名将,在对外御侮战争中,却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这的确让人感到非常遗憾。 其实,自负的还不仅仅是白崇禧一个人,据《郭汝瑰回忆录》中记载,当时的第4军军长张德能也很自负。

  白崇禧的第7军是北伐时期的“钢军”,而第4军则是北伐时期的“铁军”。张德能仍以老“铁军”自居,他在跟第14师换防时,竟用指责的口气对郭汝瑰说道:“你们这个仗打笨了,应该进攻!”郭汝瑰便没好气地回道:“对,应该进攻,专守是一件笨事。”

  后来张德能果然选择了主动进攻,但是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冲不动,便垮了下来。张德能一垮,国军的将领们便一致认为进攻是行不通的,要持久还是只有死守好。可是王耀武的第51师却以灵活的战术和骄人的战果告诉同袍们,不是进攻有错,而是要进攻得法——51师在施相公庙与敌人作战时,每天夜袭都可以搞得十枝八枝步枪,或者打死几个敌人,有时甚至还能捉回个把俘虏呢。

  即便是打车轮战的防守,很多部队也很不得法,缺乏修筑工事的经验。中央军的第一流部队一般只能硬顶七天,就伤亡殆尽,而胡宗南某部守刘行,只三天就溃不成军;与之形成反照的是,西北军的王修身部杂牌部队,却在刘行顶了九天,因为他们做工事比较在行。

  冯玉祥后来回忆淞沪会战的惨烈时,曾经说道:“在上海战场上,一百里以外看去,半边天都是红的……我们的队伍每天一师一师地、两师两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去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坚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是个大熔炉,填进去就熔化了。”

  既然是消极防御,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上基本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日军又公然违背国际公约施放毒气,更让中国军队防不胜防;等到生力军完全消耗光的时候,也就是再也坚持不下去的时候。10月25日,中央军第78军第18师防地为日军突破,该部不得不放弃了位于上海西北的战略要地大场。

  面对危急局势,蒋介石才觉出有变换阵地的必要了,他决定命中国军队作有限度的撤退,转移至苏州河南岸。这样的话就等同于整个中央阵地就不存在了,朱绍良这个中央军司令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为了给世人留下仍在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印象,蒋介石又别出心裁地决定在闸北留下一小股部队死守,以感动中外人心。

  27日夜,第88师第524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率第1营留守闸北四行仓库,演出了八百孤军抗敌的悲壮一幕。实际上,这支部队只有四百人,可是却凭借四行仓库的坚固工事,给了敌人重大杀伤;四天后,他们被迫退入上海公共租界,一直坚持到了1941年孤岛沦陷。由于这支英雄部队的威名,在他们被俘后日军仍然不敢轻视他们,所以该部人员幸存者甚多,只是谢晋元在1941年4月不幸被几个日本特务收买的不满分子所加害,以至殒命于幽禁中。

  自中国军队撤退至苏州河南岸后,战斗更加白热化。此时,蒋介石依然没有丧失信心:“有我在世,中国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实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余何自惧乎?”他的这种自信确有道理,但是这种胜利的代价实在叫人难以承受。

  31日清晨,日军炮兵及航空兵向苏州河南岸丰田纱厂、北新泾镇等处的国军阵地猛烈轰击,中午前后,日第3师团左翼军强渡苏州河,在周家镇、刘家宅附近与坚守阵地的第88师、税警总团发生激烈的战斗,双方在刘家宅还曾进行了逐屋争夺的肉搏战。也就是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后来有着“东方隆美尔”之称的、税警总团第4团团长孙立人在战斗负伤,仅仅嵌入体内的弹片就达八九块之多。孙立人可谓是税警总团的代表人物,后来的国民党新38师及新1军都是由税警总团的部分骨血发展而来,成为国军的新五大主力之一。

  11月1日,日第9师团右翼部队强渡苏州河,一度占领姚家渡。4日夜,日第3师团主力渡过了苏州河。战斗已经进行到了这种炽烈的程度,蒋介石就像赌红了眼的赌徒,他不惜挖肉补疮,将一切的预备队都投入了正面的阵地战,从而忽视了来自侧翼的巨大危险。

  克劳塞维茨曾经提出过一个“战场迷雾”的概念,意指战场上的各种信息、情报总是收集得不够完全、不够准确,从而令战争指挥者陷于迷雾一般的处境。假如遭遇严重的“战场迷雾”,那么失败也许是情有可原的,可是蒋介石的失败却并不是这样,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低级错误。尽管由于中国的运输落后,导致兵员、粮草的输送效率远远不及日本,军队的机动水平相形见绌(日本人到上海需要三四天,内地的中国军队到上海准备时间不算,行程也需要一个多月,就如同鸦片战争时期一样,中国军队主要还是输在机动性上)。

  终于,一个淞沪会战以来最大的错误犯下了,它的直接恶果就是彻底颠覆了上海战场上的敌我形势,令中国军队只有逃命之勇,再无招架之力。6、金山卫隐患


  上海的战事主要是在黄浦江以西进行的,也就是说主要是在左翼军方向进行的,身在浦东的右翼军主要还是起配合作用的。

  身为右翼军司令的张发奎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这个人也许最早地预见到了日军的登陆行动,只是他当时囿于各种主客观条件,也未能防止悲剧的发生。

  张发奎是广东始兴的客家人,他16岁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由于表现出色、军功卓著,历任第4军第12师师长、第4军军长等职。张发奎虽然是个职业军人,半个泥腿子出身,可是也跟刘峙比较相似,可谓儒将(不过张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张发奎治军严明、亲近士卒,加上当时第4军多是意志坚强、吃苦耐劳的广东客家人,所以第4军在北伐战争中成就了“铁军”的威名,以至于身为领导、表率的张本人名扬天下。

  起初,张发奎与蒋介石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在新军阀混战中,由于张发奎在政治上紧紧跟随“护党”的汪精卫,因此一度参与了反蒋活动;只是汪精卫本人对张并无多少青睐和关心,以至于身处逆境、无政治野心的张发奎不免有些丧气。九一八事变后,张发奎力主抗日,只因报国无门不得不于1932年10月只身出国游历欧美。1935年春,张发奎回国后在见蒋时仍然宣称:“今后中国之出路,唯有抗战之一途”,于是蒋介石许他日后为抗日先锋。次年,张发奎被任命为皖、赣、浙、闽四省边区总指挥及苏浙边区绥靖主任,专事督办抗日防御工事。

  七七事变发生后,张发奎终于有了杀敌报国的机会,他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不过,蒋介石还是只给他安排了一个相对轻松、沉寂的战场。但是,眼见左翼军方面战况的紧张、激烈,张发奎便决定用各种方法给予策应和支援。

  除了派出一个师直接增援左翼军外,右翼军也不断地以炮兵在浦东的洋泾附近,袭击敌人的侧背,来策应左翼军方面的作战。浦东...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6:27: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阎锡山大传179


三、兵器制造

  兵器制造,亦应兼顾永久与临时两层。永久方面,如工厂之设置地点及其能力,与夫工业方面之联系,交通方面之利用等。临时方面,应就现有一切设备能力改造,或照原造供给,并地点之有无顾虑等。

  上述方案,不论以后是否付诸实施,但这一方案说明,国民党的军事大员对日本已有防范意识。至于阎锡山就不用说了,从提出“守土抗战”口号和首肯绥远抗战的行动,已可看出这种意识,从他作的一首诗,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意识:“谋国全凭早绸缪,前人贻误后人忧。而今再不急起追,国命将来何处求。”

  其实,早在1935年,阎锡山为了自保,就在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境,修筑有纵深配置的绵长的国防工事。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紧,1936年4月,阎锡山又成立了山西省防工事指挥部,专门负责省防工事的构筑,下属第一部和第二部两个办事机构。第一部由周玳负责,专管建筑材料的采购、运输、调拨和建筑资金的运用;第二部由孙楚负责,专管工事的战略部署、战术守备区的划分、地形勘察、工事位置的确定、构筑图纸的设计,以及施工组织和技术指导等。

  省防工事指挥部,根据山西地形,以预想的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确定了7个战略守备区。即:核心区,以太原为中心,西起关口、周家山、韩寨、青龙镇之线;阳方口区;雁门关区;平型关区;五台山区;娘子关区;东阳关区。每个战略区依地形,又分为若干战术守备区。每个战术守备区由前沿阵地、主阵地、预备阵地、炮兵阵地等组成。此外,在大同附近的孤山和天镇、阳高等地,也构筑了工事。

  山西的省防工事,除核心区有部分丘陵地带外,其余绝大部分处于崇山峻岭之中,有取之不尽的岩石,可就地取材,进行构筑。这样既可节约大量的钢材、水泥,节约大量资金,而且可以提高工事的坚固性。为此,阎锡山自豪地说:“利用山西的自然条件做工事,可使日本的飞机、大炮倒退20年。”这些防御工事,虽不像阎锡山自诩的那样,但为日后防御日军的进攻确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另外,阎锡山在积极发展山西经济的同时,还积极加强军工生产。1936年,他将西北实业公司所属的11个工厂改组为西北制造厂(18个分厂),全部投入军火生产。至1937年11月太原沦陷,一年的时间,其军火产量已达到装备30个步兵师和4个炮兵师的能力。这对于改善晋绥军的装备,提高作战能力,起了重要的作用。

  阎锡山上述举措,虽然主观上是为了自固自存,但是,客观上为有效地抵抗日军对山西的入侵,坚持山西抗战,产生了无可否认的积极作用。

  1937年7月初,阎锡山因患胃肠炎正在养病,突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阎锡山曾感赋云:

  已过九一八,今日卢沟桥。

  我未现代化,国中任敌骄。

  由于时局的变化,阎锡山身体虽未彻底康复,但只好“抱病参国计”,通令各地驻军严加戒备;令绥远部队赶筑作战工事,并要傅作义对察绥边境严加防备,以做好应战准备。此外,他还派张荫梧携亲笔信赴天津,劝宋哲元接受中央军的援助,协同抗战。

  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为日军所陷。蒋介石一面电邀各地军政大员赴南京,商讨国防大计;一面于8月1日任命傅作义为第7集团军总司令,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为副总司令,第13军军长汤恩伯兼该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哈尔前进,以威胁北平敌之侧背。

  阎锡山应蒋介石之召,“扶病飞京”前作诗曰:“病体未痊国难来,轻身为国理当该。扶病南行参国计,但求此去不空回。”

  8月2日,阎锡山飞赴南京,参加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随行的有机要科长吴绍之,副官刘绍庭、张逢吉、孔庆祥等。会议期间,阎和他的随员住在南京紫金山北极阁宋子文的一幢小别墅。

  8月6日下午,阎锡山在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谈话中表明了自己对抗日战略的设想:

  1.政略:抵抗日本之侵略。

  2.战略:实行持久战,放弃土地,无关重要。在持久战中,应研究减少敌人3种力量,即:飞机、战车、大炮。

  3.战术:现敌军甚为骄傲。香月说:中国军队若干师,均等于一师。又说:中国军队师长以上,不知国家,只知有个人。

  最好在敌傲慢之下,第一次会战须求得胜利,以正世界视听,尔后再将军队疏散,实行持久战。

  4.战斗:日军除运用火力外,他无所恃。其军官士兵(1)生活优裕;(2)感觉战争无意义。故在战斗上只要避开其火力,使其火力不能充分发挥,必可取得胜利。故我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使其飞机、战车、大炮皆失作用。

  阎的这番谈话,既对敌情做出了分析,也表明了他的抗战决心与设想。应当说,阎当时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抗日态度是坚决的、进取的。

8月7日,会议结束后,阎锡山回到寓所,将会议结果告诉随从们说: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4个战区,分别由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负责。第二天12时,阎锡山便匆忙由南京明故宫机场飞回太原。

  阎锡山此次南京之行,除与蒋介石讨论了华北局势,受命指挥驻山西、绥远和察哈尔的部队对日抗战外,还想让南京政府解决财政和人事等问题。但是,他又不想直说此事。为此,他心情十分矛盾,在日记中曾写道:“财政解决易,人事调整难,多少欲言事,停留在舌端。”于是,阎锡山三番五次让其高级参谋台寿民(字林逸,安徽人,阎早年的参谋长)向南京政府讨要“第一期(国防)工事费70万元”“不敷工事费400万元”,甚至还索要“前(晋军)李生达部"剿共"费2万元”等欠账。没想到,蒋介石仅以一纸“照通案不发”的批文,予以回绝。因此,返回太原后阎作诗云:“年来忍痛复吞酸,国难何容学桂冠。千言万语说不尽,多少心事留舌端。”

  此时,日军已兵分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路向西、南进攻,其中由平绥路西进之敌意在夺取绥远、山西。所以,阎锡山一回到太原,便着手进行军事部署:将晋绥军编为两个集团军:即第6、第7集团军,分别由杨爱源、傅作义任集团军总司令;并在东起娘子关,沿太行山各要隘地区,经广灵、天镇到丰镇、平地泉、百灵庙一线的防御阵地上,部署防御兵力。将主力兵力集结于天镇、大同等重点地区。其部署是:“北区以天镇、平地泉为两大据点,以兴和、陶林、百灵庙等点构成外围警戒线,大同、绥远成为两大核心。中区系由平型关经凌云、茹越、阳方各口到利民堡之线,拟构成国防北部主线。平型关方面,在砂河、繁峙等地,准备一斜交阵地,以作决战地带,更以灵丘、广灵编成一机动区。南部系由东阳关经娘子关、六岭关至龙泉关之线,拟构成东部国防主线。寿阳、忻口等处,尚拟设备中间防线,以太原为总核心。”

  8月13日,日军又挑起事端,进攻上海,战事扩大。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确定战略方针,调整部署,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晋绥战事,指挥该区的作战部队。

  同日(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军委会名义颁布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和《战争指导方案》,认为,日军“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各要点(张家口、南口等处),尔后或深入山西,以威胁我第一战区之侧背,或转进于正定、保定方面,以直接协力于其在平津部队之攻击”。而第二战区位于华北主战场之侧背,“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不久列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

  至此,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统辖9个军、4个师(含八路军3个师)、4个旅的兵力,初步完成战前的军事部署。之后,阎锡山指挥所部同日军展开积极的作战,第二战区被一度誉为“模范战区”。

  礼迎八路军

  七七事变的翌日,中共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作好开赴华北前线抗日的准备,同时电告在山西的彭雪枫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因为,红军如开赴华北对日作战,山西是必经之地,因此,首先必征得阎锡山的同意。

  为此,7月15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毛泽东的秘书,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山西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引者注)同志晋谒,乞予接见并赐指示是祷。”信中分析了卢沟桥事变后的全国局势,再次表示了共产党抗日的决心,并提出与阎锡山商量进一步合作抗日的具体办法。信中说:“日寇进攻,华北危急”,希望阎锡山“促成全国上下一致团结,救此危难”。

  周小舟将信带到太原,转交阎锡山。阎锡山看了信之后,与周小舟就有关事宜进行了商谈,并拟“定了一个统一战线的办法”。

  7月17日,毛泽东又致信阎锡山:“关于红军协同作战,昨派周小舟趋谒,现令彭雨峰 (即彭雪枫——引者注)速返太原,再求指示。日寇大举,全华北危险万状,动员全力抗战到底,发动民众与扶助义军工作,实属刻不容缓。兹有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驻止,祈先生予以方便。”

  7月22日,彭雪枫即会见阎锡山,商议我军东渡前的有关事宜。阎锡山说,原拟在雁门关与敌决战之计划,因敌有将袭击雁门关之举,因此决战暂缓。

  彭雪枫向阎锡山提出:“我军即将入晋开赴抗日前线,你准备如何指挥晋军协同作战?”

  阎回答:“此事我已反复考虑,拟用两个原则:一、事先商量;二、临时拟定计划布置,即时通报贵军,由贵军自行酌情行动。”

  尽管阎锡山提出了两项协同作战原则,但是,他还是不放心,担心红军一旦进入山西将对他构成威胁。因为一年前的红军东征,他的军队一触即溃。于是,他心有余悸地问道:“将来平绥败退,平汉败退,甚至晋军败退,八路军是否南下?或采取适当战略?”最后,阎还要求彭将他的意思转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并建议红军与晋军会合为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周围建立根据地。显然,阎锡山是想将红军完全置于他的领导之下。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6:28:14 | 显示全部楼层
周恩来曾三会阎锡山:帮助他疏通与傅作义的关系


抗战初期,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展抗日斗争。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山西代县太和岭口与阎锡山进行了三次会谈,会谈期间,他深明大义、不卑不亢,勤奋工作、有礼有节,其民族至上、团结为先的高尚境界广为称赞,夙兴夜寐、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备受尊崇。周恩来与阎锡山在太和岭口会谈的成果,也为山西以至全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北平、天津后,又兵分三路向我进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在7月8日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派各阶层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抵抗日寇侵略,随即又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中国政府在抗日战争中应当采取的一系列政策。
1937年8月2日,阎锡山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晋、绥、察抗战事宜。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列入第二战区序列。为了便于了解战场形势,指挥前线作战,8月28日,阎锡山连夜赶往设在代县太和岭口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行营,亲自坐镇指挥。
  中共中央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阎锡山坚持抗战,委派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等到山西,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联合抗日事宜。9月4日,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肖克、徐向前、程子华等从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到达对岸——山西省南部的风陵渡小镇。在阎锡山的秘书、上校军官梁化之的陪同下,周恩来一行乘坐阎锡山的两节专列,于9月5日上午到达太原。9月6日晚上,周恩来一行乘坐汽车向北于次日凌晨到达太和岭口。
阎锡山对周恩来一行的到来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时年54岁的阎锡山与周恩来虽然是初见,但他对这位年仅39岁的中共领导人却刮目相看。他知道,早在1920年代,这位二十出头的周恩来就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蒋介石后,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到西安说服张、杨二人,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多少年来,周恩来一直是声名在外的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
  会谈中,双方围绕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八路军入晋后的作战区域、方针,八路军入晋后部队的薪饷和装备等后勤补给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商谈。周恩来提出,八路军将以太行山山脉和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以山地战、游击战侧击西进和南下的日军,配合友军从正面打击敌人。阎锡山连连点头,认为八路军战法有独到之处,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作战思想和基本原则。
  当时国民党军队内部正笼罩着一种悲观情绪,特别是南口、张家口相继失守,天镇守军溃败,阎锡山对抗战形势也流露出担忧。在会谈中,周恩来全面分析当前形势和今后发展趋势,坚信战争过程必然是敌人一天天衰败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阎锡山听后颇为赞同。
9月7日中午,阎锡山宴请了周恩来一行。之前周恩来在太原绥靖公署招待所婉言谢绝阎锡山官员准备的丰盛菜肴,只点了几种普通菜和米饭的消息,早已传到太和岭口行营并感动了阎锡山,所以,这次宴请的饭菜都是代县当地土特产,同时又是会谈的继续。阎心存忐忑,担心驻守大同的傅作义不听指挥,贻误战机。席间,阎锡山问周恩来,能否去见一下傅作义,帮助他疏通关系,搞好大同会战。周恩来满口答应了阎锡山的要求。
  9月8日,周恩来一行在浓浓的夜色下,风尘仆仆,前往大同,与在大同指挥抵抗的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傅作义会商。由于中共与傅作义早在西安事变前的绥远抗战中就已相互支持、联合对敌,此时,在日寇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又能在前线相会,双方显得格外亲切。周恩来和傅作义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傅作义表示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服从阎锡山统一指挥,一定与八路军互相配合,坚决抵抗日寇。周恩来感到欣慰,鼓励他坚持初志,发动群众,御侮守土,八路军定当竭力相助,齐心协力共同破解联合抗日这个时代命题。
  会谈期间,阎锡山还约周恩来去他办公室,请教游击战的具体作战方法,并通令全军学习八路军的作战办法。阎锡山还邀请周恩来一道视察了雁门关一带的阵地。视察雁门关防御工事后,周恩来建议阎锡山不要单纯死守雁门关,而应主动出击,实行侧击和伏击来破坏日寇的进攻计划。阎锡山表示同意。

9月9日,周恩来、彭德怀等从大同返回太和岭口后,又与阎锡山进行了会谈。这次主要是商谈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娘子关各要卡的国防工事问题。这时,心急火燎的阎锡山仿佛周恩来一行不是会谈代表,而是他的军事顾问。阎锡山提出能否帮助起草一个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周恩来满口答应,并且只用一天时间就写好了。阎锡山看后十分佩服,连声赞叹周恩来是个大人才,并且说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会谈中,周恩来提出,要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就必须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周恩来向阎锡山建议,在第二战区范围内的晋察绥三省战地,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统一战线总动员委员会。阎锡山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之前在南京开会时,他曾提出武装民众五百万,至今尚未得到具体指示,当下可以在第二战区首先试行。经过商谈,阎锡山同意在绥远、察哈尔和晋北沦陷区成立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并要求中共方面先拟出一个工作纲领。
  9月9日,周恩来一行回到太原后,立即指定有关同志起草工作纲领。9月13日南汉宸、续范亭就把拟就的工作纲领送太和岭口交阎锡山审批,阎锡山改动几字立即签发。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续范亭任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从此,八路军与晋军合作,在山西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新高潮。
  9月下旬,阎锡山在太和岭口召开了第二战区军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平型关战役,得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来到太原后,他立即向周恩来和朱德发电,要求他们速到太和岭口,共商两军合作阻敌要事。
  9月21日晚上,朱德和周恩来仍由彭雪枫陪同,阎锡山派人护送,驶往太和岭口。又是一整夜的行车,颠簸而弯曲的山路使周恩来一行难以入眠。“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周恩来在车上情不自禁地吟出屈原的名句。是啊,共产党、八路军正在求索着国家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了这些,周恩来等把个人安危都置之度外了。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朱德一行到达太和岭口。阎锡山介绍了当前敌情,他同意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还商谈了八路军的游击区域、军队驻扎以及兵力使用等具体问题。阎锡山还提出八路军的115师帮助他抵抗从平型关进攻的日军。对此,周恩来和朱德同意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周恩来在会谈中强调,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争。为使华北抗日持久,必须使山西等省成为抗战游击根据地,并建议将山西省分成若干个军区进行独立作战,晋军除伏击、侧击敌军外,也应在敌后发展游击战。周恩来还提出关于动员民众、短期训练游击干部和政工干部、疏散资财、转移军工企业等一系列计划,受到阎锡山等的高度赞赏。其间,阎锡山对朱德、周恩来提出的所有要求都满口答应,如允许八路军负责做驻区内的群众工作;对于不积极抗日的县长可以更换;允许给八路军组织的游击队发放**;允许在八路军工作的地区实行减租减息等。
  9月22日傍晚,当金色的余晖镀满太和岭口时,朱德、周恩来等与阎锡山的会谈才告结束。得知朱德、周恩来一行还要连夜赶往五台县,阎锡山盛邀他们顺便到阎的故乡五台县河边村做客。这不仅是阎锡山对好朋友的一种礼节,更是说明他对与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在太和岭口的会谈是非常满意和十分高兴的。朱德、周恩来愉快接受邀请并如约前往。
  9月23日下午,周恩来在五台县城举行的各界进步人士会议上宣传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也就是这一天,八路军总部向第115师下达了侧击平型关日寇的命令。
  周恩来与阎锡山会谈后的一个月时间内,八路军115师、120师和129师就分别在太和岭口周边地区对日寇展开英勇抗击,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和袭击阳明堡机场的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当地人民群众一道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晋绥抗日革命根据地、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地。参考史料:《周恩来传》《阎锡山大传》《山西文史资料》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6:28:53 | 显示全部楼层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淞沪会战
淞沪之攻防战损害过重,非中国可能担负,南京应早放弃,而不应作装饰门面之防守,此等错误日后为政敌用以攻击蒋介石之口实。史迪威及李宗仁均以此等等差池与过失,作为蒋介石不知兵之明证。即是同情于蒋氏之读者,至此亦难为之解说。 本文摘选自《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黄仁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八一三战役背景
蒋介石原望日俄开战,中国中立(详1963年3月3日日记),现在的局势则是中国与日本进入长期的战争,苏联中立,斯大林观望。蒋介石对这事态的发展也不能无介于怀。 在7月8日卢沟桥的消息传来时,蒋介石立即感觉到他自己仅有可能的行动及其长期之后果,总之就无可避免。但是在决策的当头仍有很多侧后之顾虑及牵挂,这也怪不得当时的日记引用了很多肯定的语气,却又穿拖出来不少的疑问号。
白修德在抗战期间初为中国雇员,在重庆国际宣传处工作八个月,尔后继为《时代》周刊之客串记者,终为特派员。他的报导,常将中国在世界潮流中落后,希图赶上的过程中,各种因素脱节而不能协议的窘态,视作各个人有心之过失或道德上之亏损;也常将旧社会之习惯解释而为现代中国人之人身性格。所以他把抗战期间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归咎于蒋委员长(本书作者对他的批评及通讯见《地北天南叙古今》)。除此之外,他提供的事实却也表现他身入其境,观察犀利。他对蒋在7月初至8月中旬的决策有下面一段综合的叙述: 蒋注视着日人初期在华北之活动,不能不下决心。在这一个月内,他出入于两端:还是决心作战,还是承认中国之积弱不如人。可是主意既决,他着意抗战时,他采取了一项办法,将日人野心所构成的圆滑军事政治体系拖垮。日人满望在北方打,到南方来谈判。蒋选择了一个全民抗战的办法,引导敌人到长江下游他自己方寸之地应战。这区域接近他的内部基地,他的部队已在此集中待命。
此即是“八一三”上海战役之背景。触发战役之事件至今尚不能全部解释。8月9日,有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一等兵斋藤要藏二人驾驶黑色汽车往沪西虹桥飞行场侦察,与该处中国保安队冲突。大山杀死保安队员一人,保安队亦将大山与斋藤射杀。 蒋介石对日忧虑: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
在1931年“一二?八”事件之后,日方即在公共租界北四川路底建有防御性之“大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营房,以钢骨水泥构成 ,下有地道,俨如要塞。11日后,即有日军舰十余艘泊吴淞口外及黄浦江内,陆战队之3千余人亦增至7千余人,但日方仍称事件将不扩大。
但如日本海军企图制造时间,扼守控制中国海港,则中国方面已采取主动。当8月13日战事开始时,蒋立即指令第五军之三个师向日驻军攻击,内第87及88两师曾在128战役与对方交锋。显然中国之采攻势出于敌方以外。8月14日之《纽约时报》载有如下8月13日之东京通讯:
上海局势之展开,将强迫日本政府考虑在中国两个前线作战。虽说大山勇夫中尉之被杀,有如卢沟桥事变,事前无法逆睹,此事却给中国政府一个机会去搅乱日本在华北的战略。
蒋日记内无对兵力部署之详细记载,但恰当此时提出:“对倭作战,应以战术补武器之不足,以战略弥武器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1937年8月13日)此段可以证实《时报》及白修德所云蒋在上海采取主动,使对方无法避免大规模的战事即迅速达成在华北作战之目的。
《纽约时报》并且说起上海有日侨五千人无法将之弃置不顾,日本从华北抽兵亦不可能,增兵上海则其兵力必相当的大。方能应付蒋所部受过德式训练之精锐。当日东京的电讯并已包括下列之揣测:
此间极端的猜疑南京政府已决计将日本卷入华中战事之中,以分散其兵力,并增加其对各国产生纠纷之可能。中央军已有三师在上海,其他部队原以为拟调华北者亦在上海移动中。此间猜测中国迁都武汉之行动业早已在进行之中。满载文书档案之轮船数艘业已离京,现在扬子江途中。
蒋介石选择在淞沪地区作决定性的战斗,基于数个不同的原因。当五年前“一二?八”战役展开时,他名虽下野,实际仍在幕后调度主持。自此他深以为利用当地河流湾汊中国方面之劣势部队可以抵挡装备优势之敌人。淞沪战役一开,增援部队调自广东、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各地比较适用于江南,而淞沪地区也得有后勤的便利,尤接近他自己的空军基地。上海是一座国际都市,他希望将中国抗战精神影响到国际视听。但是除了这一切之外,他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强迫日本和中国全面作战,不给予东条英机所谓“一击”之便宜,亦即否定日人以短时间局部优势所获得战胜之成果。
这种战略上之用心已由他在七七事变之前之后不断的说出。其提到中国则“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1937年12月16日《南京撤退后告全国国民书》,以后在813周年纪念《告战地民众书》又再度提出),对日本说则“常备兵总额17个师团全部调来尚且不敷……至此必征调及后备役与预备役,如此则日本就是与中国正式作战。与中国正式作战,就不是我上面说过仅仅控制中国北方范围以内的事……”(1934年12月《友乎?敌乎?》)
说来也难能相信,他所说在本国及日本印象浅,倒影响到海外传媒。美国《时代》周刊在“8.13”后专辟一栏上载中国领土四百余万方英里之数,下载本周之前被日本占领若干方英里,本周又续占领如是若干方英里,以托出蚕食与鲸吞之意义。
战后蒋纬国著文称,抗战初起时乃父顾虑日军立即沿平汉路南下,所以一面在北方给敌侧后威胁以分散其兵力,一面将本军主力集中于华东地区强迫对方将主攻方面由南北轴线改为东西轴线。
淞沪作战并无全盘计划
淞沪地区之攻防战,国军不能算是尽到战术上之至善。战事开始第一日就有第88师旅长黄梅兴阵亡,可见得战况激烈。攻者虽占领敌外围阵地,并一度迫近其要点汇山码头,终因火力不如人而攻击顿挫。战后日海军陆战队营房为第三方面军接收,此建筑物上凡经枪炮损伤之处,虽经日方修葺,但其弹痕仍特别留出标示,以作历史例证。观者可以看出,命中之处虽多,二所用非重兵器,不能尽摧毁歼灭之效也。此亦为今后八年国军作战之最大弱点。
第二星期,敌第三及第十一师团,已在沪北吴淞一带登录,国军亦增援四个师,仍企图争取主动,于8月24日发动总攻击,旨在消灭敌桥头堡阵地,亦未能见效,以后攻击只能采取夜袭方式。淞沪战役历时约三个月,正面敌军有六个师团及附属部队,亦曾发动总攻击四次,阵线移动一般在5公里之内,所以寸土必争,双方死伤惨重,国军所受损害又远逾于对方。此为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之大规模的阵地战,今后再无类是大部队集中于一个小地区作战之事例。
在此期间,蒋介石虽亦顾及华北战事,但其主要注视力则集中于淞沪战场。自8月20日之后即自野战炮即可以全部支持步兵。9月之后,国军空军即因损失惨重,只能在夜间出现。德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8月29日之报告已谓战地制空权全在对方之手,所以日炮兵观测员可以用气球鸟瞰国军阵地,国军之整个部队牺牲者,有9月7日宝山失守时之姚子香全营600余人,9月18日又有秦庆武之全团殉难,其他部队之死伤一般均在一半左右。
战后何应钦称:“此一时期淞沪会战国军表现最为突出。日军先后使用兵力达20万人,持续进攻历时约十周之久。国军以劣势装备凭血肉之躯拼死抵抗,每天都要增援一两个师补充伤亡。十周之内我军消耗竞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万余人。”
从现已公布之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无全盘计划。最初蒋希望以优势兵力消灭敌之据点,此计未酬,他即下令严守1932年第五军及第十九军在128战役之防线,逼近黄浦江西岸,此阵线被突破,他再扼守罗店、大场、蕴藻浜之线,距原阵地仍不过五之十公里。凡此在精神上不与不放弃“寸土尺地”之原则背离,他从未作敌方可能使用之兵力及进攻目标之判断,本军防守期间之预计,全面反攻计划,次一步之战略防御,和总预备队之区处与控制。从日记文字看去,这一切均为经考虑。
有如:“自23日倭寇在狮子林、小川沙镇与张华浜各处强袭登陆以后,我67师进攻川沙不利,罗店为敌占领,吴淞线又被突破,我军遂转入被动地位矣。”(1937年8月31日)日记内无争取主动之表现。
及至左翼胡宗南之阵地被突破,他又写下:“我抗战决策既定,沪战虽稍有不利而心神仍泰然也。”(1937年9月8日)也仍缺乏次一步之打算。
即使阵地被突破他也只能施行局部之逆袭,谈不上反攻。如是坚持近三个月,终有11月5日对方新组成之第十军下辖三个师团在杭州湾登陆成功。此举显然出蒋意外。前述德顾问8月29日报告,尚主张“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并指称日军企图在江浙各处登陆,不过佯动性质,其目的在“转移我视线,使我向各该处分遣兵力”。而蒋自己更沉湎于敌方“常备兵总额17个师团全部调来尚且不敷”之一观念,不料日本动员立即及于预备役,在江浙地区可能使用之兵力达30万人,凡第101师团及第114师团之番号均为常备役之所无。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
敌方在金山卫登陆之后,蒋之反应见于次日日记,有云:“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喜田以前者为重也。”(1937年11月7日)这一段更暴露他缺乏预筹战略上第二线防御之计划。如有此计划,此间之体面问题根本不应考虑,撤退已毋庸踌躇。
日记更有一段:“苏州河南岸以兵力使用殆尽,不能不令撤退,但并非为金山卫登陆之敌所牵动。惟藉此战略关系,使敌知我非为力竭而退,不敢前进,此乃于将来战局有利也。”(1937年11月8日)
源于他自己所谓积极想法,蒋介石经常在失意时安慰自己,有时不免在日记中自圆其说。此时他希望对方将他的总退却看做侧翼行动之后果,而并非正面实力不支。其实此间区别,亦难蒙哄熟练之军事家。倒是今日我们看来,更可以窥见当时主帅蒋介石未及考虑情况尚在彼掌握时自动后移进入第二线阵地,利用有利地形及生力军抵抗,而必候至山穷水尽时被迫后撤。
总退却令于11月9日下达,此时敌军已迫近松江,于是国军整个崩坏。《李宗仁回忆录》有云:“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
其实“找不到钥匙”亦不过是奔溃时官兵支吾之辞。大兵团在敌前退却,为军事上最高度及最难能的技术。即是训练成熟之部队,素质一致,彼此有信心,也须绵密的部署,经过演习,方能希望行动不脱节,维持必要之秩序,断无在不执行佯动,不指定掩护阵地,不派遣收容部队,不部署通信联络,和不预筹兵站补给之情形下达成期望。从蒋介石日记及其他有关文件看来,以上各种举措可能全未施行,即有执行亦不过挂一漏万。
日军登陆后施行大小迂回,占领嘉兴、松江,又以汽艇横渡太湖,直逼溧阳,更以一部兵力出安徽,经由广德、宣城及芜湖完成其对南京之大包围,蒋对此出奇制胜之策划不表示惊羡,反以轻蔑态度在日记中写出:“倭军所惯用者为奇袭与包抄而已!”(1937年12月6日)这种矜持的态度也只表示其缺乏对策。
日记表示蒋个人倔强不服输之个性,但不能表示其思想绵密与逻辑上前后一致。空军曾以飞机94架分五批轰炸南京。蒋当日日记云:“敌寇以为反复轰炸,可以逼我迁都或屈服,其实惟有增强我抗敌之决心而已。”(1937年9月25日)然则不出两月国民政府即于11月20日正式宣告迁都。
淞沪之败在于蒋介石不知兵?
淞沪之攻防战损害过重,非中国可能担负,南京应早放弃,而不应作装饰门面之防守,此等错误日后为政敌用以攻击蒋介石之口实。史迪威及李宗仁均以此等等差池与过失,作为蒋介石不知兵之明证。
即是同情于蒋氏之读者,至此亦难为之解说,他不是已经说过对付日本不能孤注一掷,应当有第二线及第三线等阵地?他不是已经说过长期抗战越久越是有利?何以他自己不顾前言,作不较厉害的牺牲,招致无从整补的损失,并且以“维持一时体面”构成作战之用意之一,因不避虚名而就实害?
没有人能替蒋介石一一解说,而且蒋介石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也用不着后人为之解脱。况且以上之缕述,有些确是蒋氏过失,由他自己承认。比如淞沪之战约一年后,他在南岳军事会议即提出:“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到了打击,将士受了莫大的牺牲,国家受了无上的损失。实在对不起国家!”(1938年11月28日)
其实所述错误不止于战场上之部署,而且及于对地方可能采用之行动估计过低,他于8月23日将龙华及松江的部队抽调至沪西,此兵力亦不足抵御敌方以海空支持构成三个师团之强行登陆,看来他的错误仍是未曾预期敌方立即动员及于预备役,即德顾问法肯豪森亦陷于同样的错误,以为侧翼登陆无非佯动,前已言之。
有时对方之企图亦无从全部判明。日方资料称,杭州湾登陆时仍只准备进展之苏州、嘉兴以东之线。但12月1日参谋本部发下“敌国首都南京攻略”之命令,引起近卫(首相)(首相)及米内(海相)之愤慨。其实日本部队已在发令前向南京进发,战后近卫文麿称其本人仅能在阅报时获悉日军出处。所以蒋介石未能预筹对策亦不足为异。李宗仁云,他在第一次在南京谒蒋,时在10月13日,蒋精神饱满,时作豪语,声称“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当系对方尚未将事件高度扩大时之姿态。
当日蒋仓皇集结之中国部队,亦不能由他一已作战略上及战术上至当之区处。我们如果先以为所谓国军在开战时,即为军令与军政整齐划一之兵团与部队,实为莫大之错误。我们从现实的眼光看去,只能认清现有抗战然后有国军,并非先组成国军然后抗战,将此关键前后倒置,我们才可以看出抗战实为历史上必要之阶段,通过此阶段中国才能真切的统一。
当时蒋介石日记即已隐若的说出此情节,有如淞沪抗战将近尾声时,日记中有此段:“此次抗战成败得失固难逆料,但统一局面必可因益见巩固。”(1937年10月31日)此与我们所说,因着抗战蒋介石替新中国制造一个高层机构之说法,至为接近。
用此眼光倒看回去,我们可以认清1937年之所谓国军,非似其他国家之陆军,亦不似于对方日本之陆军内中常备役、后备役、预备役之人员器材全可以互相对调。此时之国军实为三个五个或者更多国家仓卒组成之同盟军。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亦已说起,当卢案发生时,他奉蒋电邀往南京协商,兹后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然则彼等成行之前,仍有四川之刘湘及云南之龙云劝阻,他们以为蒋介石必乘抗敌之名拘留李白,攫得广西,并及川滇。可见得内部缺乏团结及统一之情形由来已久。本文前提及明清帝国崩溃之后,实质中国已不成为一个国家,最初只有军阀割据,蒋因北伐而消除若干军阀势力,因中原大战而构成中央与地方力量之大平衡,因剿共军事而更将中央力量渐推及于西南。兹后因抗战而完成中国之统一。但蒋为盟主,其所代表者为中国人之一般利害(general interests),此与各人代表各地区之特殊厉害(particular interests)者迥不相同(所以才称“不怕鲸吞而怕蚕食”)。但各人对蒋之猜忌,由于下层各种因素不易互相更换对调,亦为超过人身关系之产物。
1937:中央与地方之复杂关系
蒋介石如何能诱致各地方领袖参加他主持的抗战?日记内无确切之说明。但其行动则极显然,最先只有将“嫡系”部队不惜牺牲的投入战场。蒋之嫡系外人称为:“Chiang's Own”,包括德式装备各师及机械化部队已是如此,此外教导总队原为筹备新军而设,数千人全部新式装备,而且其人员经过极严格之遴选,所有士兵身材限于一定之长度,全总队经过严格训练,以便为示范及储备为下士官之用,并为来日各军师标准化之基础。此时以毫无留恋,立即耗用于淞沪及南京战场,以后始终无法恢复。我曾在各地说及,蒋之主持抗战,“空城计”之姿态有之,“苦肉计”之姿态有之,用语粗俗,但接近于事实。
日记不及之处,我们亦可参见当日来往文书。“7.7”之后蒋致宋哲元各电,只表一不彼此企图不明,不能互信。其原因则是晋察财政依然独立,宋等不尽受中央节制。及至平津失守,宋哲元等移退保定,蒋方于7月29日“兹特先汇伙食费50万元以资接济”。因至此宋突然失去其财政税收来源,中枢不得不立即照顾也。
即在淞沪战事吃紧之际,蒋致电于汉谋电讯一则,最能表现中央与地方之实际关系,全文如次:
广州余主任勋鉴;此次抗战凡参战部队死伤皆半数以上,我66军以奋勇挺战牺牲甚大。中央同人同声奖赞。已调至后方整理修养,但兵员缺额太多,远道补充不易,中意由粤再调三师来京增援,请兄准在后方加练补充师两师,其经费可有中央担任。中央同人以兄部精强,急望多派部队参战,为我党国争光,而中盼望之切固不待言矣。立覆!中正手启(1937年9月25日)
刻下无从查悉接电人之反应,但总之事关军令与动员无适当之程序可以遵循,甚至尚无省区间之协议,只得由最高统帅以私人名义央请。如此调来之部队,无法全盘计划使用,而且师与师之间编制装备训练亦不尽相同,其战法与素质亦可发生至大差异。所以,集中使用于一个狭小地区,并非全无理由。如果遂行战术上之至当,应以各省杂牌部队吸收敌之火力,控制中央军之精锐为机动部队,候敌攻击顿挫,或其能突破我第一防线防御时,从侧翼投入(此亦为半年后李宗仁在台儿庄取胜之秘诀。但蒋介石无从采用。)
初期抗战无争胜之可能,但对于鼓舞人心则收效极大。过去日本军人与浪人在各地制造事件,动辄责成中国当局不得有排日拒日之言辞与态度,兹项压迫由庐山谈话而被否定,由淞沪喋血而整个被推翻,郭廷以摘录国民政府迁都宣言文句,“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等语(1937年11月20日)为“所说毫不夸张”。这种精神不因南京失陷而减杀。明年台儿庄战役(1938年4月)的过程中,云南部队蜂拥上前,企图以密集队形捕捉敌军战车,四川部队因军纪不佳而两个战区拒绝收纳,自惭形秽。这情景已与当初刘湘与龙云企图劝阻李白的疑忌,有了一日千里的距离。
淞沪战后的中国外交形象
因为中国无法凭本身的力量取胜,只有更希望获得友邦同情。当国军由上海以北向苏州河南撤退时,有所谓“八百壮士”,原为第88师524团之一营,由团副谢晋元率领占领四行仓库,表示死战到底,结果在敌后单独作战4日后,奉蒋命令退入租界。蒋当时日记云:“我军留守闸北之谢晋元团孤军奋战,中外人士均受感动,且表示崇高之敬意,此与敌军野蛮残忍受世人之唾弃,两相比较则不啻有霄壤之别,此战虽退,犹有荣焉。”(1937年10月27日)
直到不久之前各人回忆录问世,读者方获悉此“孤军”系蒋亲自指派,其目的在将中国抗战精神表扬于国外,并在九国公约签字国集会于比京布鲁塞尔时,引起国际注意。初拟留置闸北者,尚不止此一营,而为第88师全师,只因师长孙元良反对作此无益牺牲而罢。谢营作战4日后死37人,蒋亦改变心肠,命令其缴械退入租界。当时记入日记:“为主帅者,爱惜所部与牺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谢晋元团死守闸北一隅任务与目的已达,故令其为荣誉之撤退,不必再作无谓之牺牲矣。”(1937年10月30日)此语证实各人回忆录之所述。
蒋及国民党之宣传政策过度炫耀,尤至抗战后期所说不能兑现,仍以一己之设想与希望,当作业已构成之事实,曾引起外界极端反感,我们以后当再提及。可是在1930年间,此同一政策却曾产生实际效果。涂克门书中称上海战役为“自1918年突破兴登堡防线之后全世界经历到最易目见,最经过宣扬,而且最为重要的一场战斗”。她又叙述着:
上海的防御战使全世界意识到中国“之存在”。一幅最富于人性的战争图片乃是一条无人的街道经过爆炸之后一个婴孩坐在(电车)轨道之间哭泣。新闻记者麋集在这戏剧之前。一天两次又有中国政府举行的新闻报导将出许多英勇流血与惨痛的故事。中国被视为为民主而作战,其代表人物则为意志坚决的委员长和他出奇漂亮毫不畏惧受过美国教育的夫人。美国认为中国意志坚决,众志成城。这印象一经接受就已固定,不受从上海撤退时军事失策的影响,也不受空军犯大错的影响(此指企图炸日军舰时弹落租界死伤平民多人)……
此文结尾处带讽刺性质,已意味到美国人日后认为被骗之由来。但全段则表示,绪战时蒋确已在世人心目中造成良好印象。当日美国民意测验,同情中国者74%,同情日本者只2%。涂文中提及各人印象初入为主,事诚有之,中国纵有差失亦能掩饰带过,但在背景上国军之表现慷慨激昂,具有实质。此初期印象,不足以立即改变各国对华政策。只是有此印象,在日后该笔昂政策方为可能。
根本缺陷:国家与社会无从动员
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所编《对日抗战时期重要史料》,容纳了淞沪战事期间蒋介石所亲昵的缄电,并附有经过他过目的报告等共73件。这批文书,补日记之不足,可以看出蒋主持战事之真情实况。它们证实蒋经常干预机徴,甚至积参谋业务之文牍于统帅几案之上。其流弊所及,不仅可以使下属职责不明,而且足因衙门机关官僚习惯偾事。例如从这些文件看出:日军可能登陆于浙东海岸,太湖内之舟艇可能对作战有用,均曾一度在事前提及,但以后即无下文,终至纸上文章轻轻带过,日后战场上之将士即须付出代价,接受疏忽之后果。
可能如此互不衔接之事重见迭出,则又使我们猛省,此中弊病可能尚不只蒋之个人作风。如果国军并未构成一个军令统一之有机体,中国则不能在战前,即有一个类似于对方日本之大本营及参谋本部型之机构,如即有,亦不过装饰门面,纵或在“7.7”事变后,仓卒凑合如是一个机构,亦难能具备掌握局面之功能与实力,推而广之,其缺陷尚不只在军中,而是国家与社会尚未具备对外全面作战之技术能力,亦无从动员。
蒋在各省抽调部队,以个人磋商激劝之方式行之,已如上述。其所发津贴各出不同,各部队到沪日期及沿途所需交通工具,则按路途远近及与中央之关系,分别责成交通部(俞飞鹏)、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黄绍竑)及侍从室第一处(钱大钧)就地办理。因皆临时到达,亦无从全盘计划,只能在到达后,由统帅指令分属于战斗序列。补充兵之征集,除由将及时以行政院长之身分手令各省主席在保安团队中每省抽调五千人外,又责成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大城市招募。特种兵训练,在战前即由各特种兵学校如工兵学校、炮兵学校、交辎学校主持。蒋则兼任所有各该学校校长。至此由他手令各校教育长派遣所属。刚作战不久,从德国购得一部器材开始到达,有如二公分之高射炮60门,已由蒋手令区处。此外电话线之架设、预备阵地之构筑、得力官兵之犒赏奖勉、尸体之掩埋,均有统帅亲自指示。
九国公约签字国在北京集会时,中国代表团之发言态度由蒋授意,此不仅因蒋介石兼行政院长,而且和战之关键又尽在掌握也。沪战刚开火,有英军一营从海外开来,拟进入有公共租界,亦须候蒋批可。
淞沪战事紧张之际,蒋曾手书宋子文,以麻袋“交南市朱逸民五万只,南翔第六师转陈辞修五万只,其余30万只皆运苏州交顾墨三兄可也”(1937年9月24日)。如是许多麻袋有何用场?视其下令日期及指定交纳地点,似为准备填塞泥沙作为巷战之用,然则兹项处置,不由军需军械人员筹办,亦不经参谋设计分配,即由统帅决定,麻袋又不在后方购买向前输送,而在租界内采办,似此种种举措均超过常情。主要原因为缺乏经费预算及交通工具,而此时宋子文则为资源委员会之副委员长,而又以中国银行董事长之身分,在上海外滩置有写字间,所购麻袋可以朝发夕至也。
又在沪战期间,国军发觉探照灯之重要,于是由蒋电令另一姻兄孔祥熙购买。此时孔征以庆祝英王加冕特使之名义,游说于欧洲各国,筹商借款,兹项器材不难迅速取得。
只是类是公事私办之方式可以了无止境。以后在武汉作战期间,蒋又发出以下一电:
香港。中央银行恐秘书令侃:昭转三姨母,兄今到洛阳,约下星期二回汉。现在急需步枪三十万杆,每杆配弹一千发;自来得手枪三万杆,每杆配弹一千发;重机枪二万挺,每挺配弹一万发;法国迫击炮五百门,每炮配弹二千发;三生的7口径战车防御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一千发。请在港设法购办为盼。兄中正。寒午机洛(1938年1月14日)
此电已同样的发至孔祥熙。孔令侃之三姨母,即蒋宋美龄,时以养伤名义在港。值得注意的,采购单所列军火非万吨莫办。须火车数十列载运,价值数千万。在当日均为令人咋舌之事,而蒋以乡人进城托买衣饰鞋袜之姿态,通过家人行之。除非此电有意将内情外泄对敌威吓,应由历史家查考所需是否购得、如何付款交货。我们可以推断者,则历史家发现德国档案中孔祥熙谀颂纳粹缄件,涂克门谓大宗中国政府公款转入孔令侃私人账户,似皆与采购军火有关。其症结则是,统帅权由蒋人身掌握,人身财政与人身外交与之配合亦事势必然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6:31:26 | 显示全部楼层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的虹口攻围战(上篇)                                                                        




2017年是“八·一三淞沪抗战”80周年。当年从8月13日在虹口的“八字桥”打响第一枪至11月12日中方军队西撤,历时三个月,中日双方先后投入百万兵力,在上海及周边战场上激烈拼杀,殊死鏖战。中方军队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同仇敌忾,前赴后继,顽强抗击日本法西斯现代化装备和海陆空联合作战的强烈炮火,毙伤日军四万多人,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胜、吞并中国的美梦。其中,战役初期十来天,中方军队向盘踞在虹口的日军据点发动的攻围战,压缩了敌军的占领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一、“八字桥”反击战
  “八字桥”位于今虹口区水电路、柳营路交接处,原名“宝安桥”,建于民国初年。原来有两条河浜呈“丁”字型在这里交汇,有两座桥跨两条河浜,分别通柳营路和同心路,平面呈“八字形”,因此叫“八字桥”。1932年1月28日夜,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这里进攻中国守军第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这次战争,“八字桥”三失三得,直到停战,日军都没能完全控制八字桥。战火中东桥被毁,仅剩西桥。1933年,西桥改建为钢筋水泥结构,桥下能通航,桥面可通汽车。此处成为闸北进入虹口的咽喉,是日军最重要的前哨阵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开始。7月11日,日本签署《陆海军作战协定》,准备进攻上海。7月28日,日军下达准备进攻上海命令,日军一面进攻华北,一面图谋华中,矛头直指国民政府的心脏京沪地区。7月13日,国民政府任命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率第五军与日军作战的张治中将军出任京沪警备司令官,打算对驻上海的日军予以彻底清算。由于5年前“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方军队不能超越昆山以东地区,只能以保安团维持治安。因此,为争取先机,驻无锡的国民党军第88师(师长孙元良)派一个团化装成保安队分批潜入上海,接替防务,秘密构筑工事。时任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委员兼募捐委员会主任的杜月笙利用其关系,配合中方军队在闸北一带要点,租赁民房,在室内秘密修建水泥掩体。同时,部队组织营长以上军官,潜入虹口日军驻地附近侦察地形。由于这些军人都是光头,虽然穿了西装,仍然引起日军怀疑。有一个连长回忆,他们在中兴路锡金公所内穿便衣修掩体工事,有一天上午来了两个人抄门牌,他出去询问,来人不开口,命人将来人脱鞋检查(日本人大脚趾一般叉开),他们才说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小队长和步兵曹长,在他们身上搜出日记本,记载这个屋里有10挺机枪、士兵若干。这两个日本人被中国士兵揍个半死。
  8月9日,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驾驶摩托车闯入虹桥机场,被中国守军击毙。8月11日,双方谈判交涉,激烈争辩,日方要求撤出中国驻沪保安队、撤毁市区防御工事,遭到中方断然拒绝,同一天,日军16艘兵舰抵达上海,海军陆战队2000人登陆,大量作战物资和武器装备运到上海。当天,蒋介石命令在苏州、常熟、无锡的国民党军88师、87师等部队进驻上海,大战一触即发。
  8月13日上午,国民党军第88师262旅在旅长彭巩英指挥下,推进至北火车站附近,其523团团长吴求剑率第1营向“八字桥”搜索前进。部队进抵“八字桥”西时,被正在构筑防御工事的日军发现,向中方军队开炮,导致数名中国士兵伤亡。中方军队当即迎头痛击,双方在“八字桥”附近展开激战。日军海军陆战队第1大队和第3大队在炮兵和坦克的掩护下进行增援。国民党军第88师262旅官兵全线出击,德式机枪的子弹和迫击炮弹如雨点一样砸向日军,压制住了日军火力,中方军队一举冲过“八字桥”。87师、88师向盘踞在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全面进攻。为期3个月,双方投入百万兵力,20世纪最著名战役之一的“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幕由此拉开。
  两次淞沪抗战战火燃起的“八字桥”,成为中方军队反抗日本侵略的标志地,在14年中日战争史上,“八字桥”的地位不低于“卢沟桥”。2006年1月5日,虹口区人民政府公布“八字桥”为虹口区历史遗址纪念地。
  二、对敌司令部攻坚战
  8月13日,战争在虹口“八字桥”打响。中方军队决定乘日军主力部队尚未到达上海,抢占先机,先发制人,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整个拿下。
  当时,日军在上海的军事据点,以北四川路底江湾路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头,沿北四川路、吴淞路,直到黄浦江边的汇山码头为尾,背靠黄浦江里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20多艘军舰强大炮火,形同一条长蛇。张治中将军命令最精锐的由德国军官训练、持德式装备的第88师攻击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第87师从杨树浦攻击沿江的日军工厂码头。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位于东江湾路1号(现在的四川北路2121号),建于1924年,占地6130平方米,是钢筋混凝土建筑,里面可以屯兵2000多人和数十辆装甲车,是侵华日军在沪的大本营。
  中方军队在作战部署上,将打击日军指挥中枢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列为优先目标。第88师264旅于13日下午到达上海,立即超过打响第一枪的262旅,于14日拂晓,集中力量攻击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首先以150毫米榴弹炮向敌海军司令部各外围据点猛烈开火,持志大学、六三公园、五卅公墓、日本人墓地、爱国女校等处敌军据点,仅有一些街垒和土木沙包等临时工事,全部被重炮击得粉碎。中方军队奋勇前进,如猛虎下山,满街都是德式钢盔奔跑的影子。敌军节节后退,利用特制的钢板防盾顽抗,一部分退入其司令部,其余的狼狈沿北四川路南窜,后据外国记者报道,租界内的英军和万国商团在苏州河岸严密戒备,部分逃入租界的日军被英军缴械。
  扫清了外围据点,中方军队开始猛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这是日军要塞式的核心工事,1935年进行了加固修理,关键部位除了增加钢筋水泥外,还有加厚钢板,中方军队的150毫米榴弹炮仅仅在大楼的墙上打出一个凹槽。后来中方军队炮兵回忆:我随着重炮3营5连到虹口进入阵地,炮弹准确命中目标,爆炸的大火似乎与大楼的灯光同时消失。由于我们的炮弹火力不够,目标没被摧毁,敌人开始藏匿。但其实也并非就没有办法,如果当时这些重炮配有烧夷弹、穿甲弹,还是有可能击毁这些工事的。但德国方面并没有卖给中国,看来日本人的阻挠起到了作用。
  日军利用自己的优势火力进行顽抗,尤其是日军大口径迫击炮和野战炮,由于战前经过射击区域的仔细测量,这些火炮射击非常精确,威力很大,再加上黄浦江上还有日本海军第3舰队700门大口径舰炮,可以灵活机动在黄浦江上移动,随时提供火力支援。中方军队重型火炮都部署在真如、南翔一带,无力将其击毁。日军炮火威力巨大,战斗非常激烈,中方军队伤亡惨重,甚至包括高级军官。
  下午5时许,第88师264旅少将旅长黄梅兴正在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的爱国女校指挥战斗。师长孙元良通过战地电话联络他,但是被迫等待,当终于联系上黄梅兴时,孙元良少有地开玩笑:“这么长时间才联系上你,我以为你死了。”这个电话刚放下就应验了,一发榴弹炮击中黄梅兴的指挥所。跟黄梅兴将军同时殉国的还有旅部参谋主任邓洗中校和通信排三十余位弟兄。黄梅兴将军成为淞沪抗战中阵亡高级将领第一人。8月14日的战斗,264旅伤亡千余人,264旅对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攻击不得不告中止。这些抗战将士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士兵,他们承载着中国人民最殷切的希望,但是面对装备精良、防守完备的敌人,依然采取正面攻击,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就壮烈殉国了。
  16日,中方军队继续对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展开围攻,我炮兵集中炮火射击大楼,命中甚多,无奈大楼太坚固,炮火威力不够,不能将其摧毁。日军为解救败退困境,连发急电要求派兵支援,18、1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2400人抵达增援,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终未攻破。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6:31:54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小考


在参与筹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文物展时,我馆所藏的一块“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引起了我的注意。该牌长52厘米,宽12厘米,高5厘米。保管部的文物登记册上,除了“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这几个字,没有其他信息了。当年征集此物的同志介绍,这块铜牌是工人们在上海海军411医院院内施工时,从地下挖出来的。
这块铜牌是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的一块牌子。要弄清楚这块铜牌的文物价值和历史内涵,就必须从了解“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着手。

不知什么原因,有关论著中很少提到“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为了解这个组织在上海的基本情况,笔者查阅了上海史和抗日战争史方面的一些资料。最后,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所藏的《行名录》(《字林西报》出版社出)上找到了“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的有关记载。记载表明,“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是1914年开始在上海出现的。在此之前,《行名录》上找不到“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的任何资料。鉴于《行名录》在上海史研究领域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把“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的开始时间定为1914年,比较可信。至于这一组织的结束时间,应该是在1945年。这一年日本溃败,大量日本海军离开上海返回日本。沈醉、文强著《戴笠其人》一书中有1945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接收“日本海军在江湾新建的俱乐部全部房产,以为中美所上海特警训练班”的记录。
至于“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的地址,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出版的资料认为是在北四川路。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这一说法不完全正确。至少在1914-1933年间,该俱乐部是在今虹口区惠民路、保定路口的上海感光胶片厂内。1914年-1928年的《行名录》清楚地记载着“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的地址是贝开尔路53号(即现在惠民路保定路口)。1933年上海出版的一张上海地图中,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也在今惠民路保定路口。约在1934年后,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才搬到今四川北路、东江湾路、多伦路三条马路交界处(当时俗称北四川路底)。《申报》1937年8月中旬关于战争的若干报道,以及《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汇编》等史料均证明,1937年时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是在北四川路底。“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的发现地——海军411医院也位于北四川路底。铜牌发现地与史料相结合,可以证明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原在惠民路,后期才搬到今四川北路、东江湾路、多伦路三条马路交界处。
上海为什么会有“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这样一个组织?这要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和近代日本军队在上海的驻扎和扩张说起。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野心萌发。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妄图侵略朝鲜、吞并中国,建立一个称霸东亚的大日本帝国。为此,日本政府大力推行武力扩张政策。1876年清政府在“琉球”问题上向日本让步后,日本对满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了然于胸。1894年日本公然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战后不久,日本便向上海派出军舰。此后,黄浦江上常有日舰驻泊。1897年,上海小车工人示威,日本派大岛号20名陆战队士兵登陆警备总领事馆,这是日本向上海陆地派遣军队之始。此后,日方不断以各种借口增派军队到上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西方国家注意力分散之时,再次增派军队到中国沿海。随着登陆上海的日本军人(主要是海军)日渐增加,日本海军喝酒闹事等负面消息不断出现。为了给在上海的日本军人提供消遣娱乐的场所,“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应运而生。正是那些人数不断增加的、经常在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出入的日本海军,充当了1932年、1937年两次淞沪战役的急先锋。
挂在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的这块铜牌,是第二次淞沪战争的重要见证物。它目睹了中国军人在上海保家为国、浴血奋战的情景,也看到了日本军人在淞沪大地上屠杀中国军民的惨状。第二次淞沪战争中,中日双方曾在上海日本海军俱发生过激烈战斗。张治中将军在回忆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曾指出:“15、16两日都是奉令作攻击准备,并没有实行全线攻击,仅将五洲公墓、爱国女学、粤东中学各点攻击,其中以第87师第59旅第8连与第7连合力突入敌阵地,占领海军俱乐部最壮烈,最英勇。”这里所说的“海军俱乐部”就是“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关于这次战役,1937年8月16日《申报》曾作过如下描述:“……经前日之血战,我军已将公大纱厂日军司令部包围,右翼进展至江湾路北四川路,将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包围,同时空军出动轰炸,于昨日9时30分,在炮火掩护下,向北四川路宝乐(荣)路方面猛攻,当将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占领……我军于弹雨密集之下,奋勇前进……师连长身先士卒,中弹受伤,士兵拟挟之后退,该连长忠勇异常,奋不顾身,仍挣扎负创前进,士气更为振奋,争先浴血前行。当于上午9时30分,占领日海军俱乐部,防守该处之敌军300余人,完全歼灭。下午,敌在海军俱乐部以南向我发起猛攻。”1937年8月18日,《申报》再次以《我三度占领俱乐部》为题报道了我军与敌军在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激战的情况。
从以上考证可以看出,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是近代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一个产物。它的成立和发展伴随的是日军侵华阴谋的逐步展开。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的发现和考证,有利于加深人们对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认识,填补史学界关于侵华日军研究中的某些空白,纠正以往对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认识的某些不足和谬误;它在史学上的研究价值不言自明。作为淞沪战争的重要见证物,它的文物价值值得引起重视。
(本文载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官网。作者: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胡宝芳)
 楼主| 发表于 2019-3-8 16:33:42 | 显示全部楼层
南口会战前后杂忆
石觉
    从民国廿二年至廿六年之四、五年间,国家财政金融稳定,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国军编装训练渐获增强,民心士气空前振奋,自甲午以来所孕育之雪耻精神,此时已高达顶点。蒋委员长西安蒙难归来,全国军民欢欣鼓舞,更证明举国团结一致之民心,日本军阀一向大力推行大陆分化侵略政策,目睹斯状,认为再事迁延,三五年后,已无获逞机会,遂于廿六年七月七日发动侵华战争,妄图征服我国。我国百年来备受日寇欺凌,民国三年向我提出廿一条款,民国八年强占山东半岛,民国二十年「九一八」强占东北热河,翌年「一二八」入侵淞沪,以及要求华北五省及蒙疆特殊化等,国难已至最后关头,乃被迫发动救亡图存之全民抗战,与日寇周旋到底。

一、平绥线南口会战

㈠ 战前敌我形势
    廿六年七月七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于卢沟桥制造事端,无理挑衅,全面抗战,于焉开始。旋敌攻击廊坊、宛平、丰台、南苑我国驻军,侵占北平天津,并大量增兵,及派寺内寿一大将为华北日军司令官,指挥侵略战争。
    热河全境早已并入伪满州国,冀东、察北分别为汉奸及伪蒙所据。
    我廿九军宋哲元所部被迫自平津撤退,该军一四三师刘汝明部驻察南张垣附近,我十三军驻于绥远丰镇集宁附近。
    大本营鉴于华北危机,决心集中五至七个师,设防于南口、独石口、张家口、万全一带,保持察南战略要地,以为冀、晋、豫方面大军作战之侧背依托。惟非预有准备之一贯计划,而系被迫仓卒应战,致未能完成集中,战端已启,陷于逐次使用兵力之苦境。

㈡ 抢防南口之交涉
    最先奉命向察南进出之部队第十三军,由绥东至察南,须经友军防地;第一四三师师长兼察省主席刘汝明,表示不增兵察境可保,若增兵察境必危,不同意我军通过其防地。经中央派鹿瑞伯(锺麟)等几经斡旋,至八月方得开始行动,自集宁丰镇,沿平绥路经大同、阳高、天镇、张垣、宣化,进出延庆、怀来,沿南口山墙布防。

㈢ 敌我兵力
    敌军之平绥路指挥官为板垣征四郎,其作战部队:八月初到达战场者,为关东军第十一混成旅团及第一混成旅团三万余人,炮四十门。八月半续增廿师团一部万余人,八月二十日续增第五师团二万五千人,炮二百余门,总兵力两个半师团,共七万余人,炮三百门以上,及战车队、航空队。
    我军之第一线兵力有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八月五日到南口、第四师(师长王万龄)八月四至五日到沙城、第九十四师(师长朱怀冰)八月十日到永宁城、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八月六至七日到龙关、第一四三师(刘汝明部原驻张家口万全附近)。增援兵力有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八月十四日先头到康庄、第七十二师(师长陈长捷)八月十九日到怀来、独七旅(傅作义部)八月二十日到怀来。

㈣ 我军部署
    察南盆地、南(平津)东(热河)北(察北)三面皆敌,最初部署保持重点于南方,其部署如下:第十三军八十九师占领南口居庸关,对北平方面防御,第四师控制怀来为预备队,第九十四师占领永宁城,对热河防御,第八十四师占领龙关,第一四三师占领张垣万全,对察北防御,独石口则由察省骑兵警戒。

㈤ 战场地形
    居庸关东北迄西南高山连绵,纵深四五十里,平均标高约八、九百公尺,著名之万里长城蜿蜒耸立于此山墙之上(惟长城原用于对北防御,并非对南防御设计)。平绥铁路通过八达岭出塞,其余道路多为崎岖小径。山中树木稀少,视界良好,惟山峰多雾,与平地气温相差极大,平地行军穿单衣汗流浃背,在山峰上加披军毯尚感寒冷。

㈥ 会战经过
    敌军先沿公铁路向南口居庸关八十九师猛攻,继向南延翼,沿吊明湖、黄老院道及禾子涧、横岭城道迂回。原置于怀来附近之第四师,遂衔接八十九师之右翼,抢占阵地,与敌展开激烈之阻击战,敌「突破」与「迂回」兼施,压力有增无已,我军浴血奋战,反复冲杀,寸土必争,战况至为壮烈。
    我到察南时,在土木堡下车,先经长安岭至龙关对北警戒,继奉命防守怀来,黄老院阵地告急时,奉令率两个营,从八五○高地出击,曾收复一段长城及若干碉楼,闭塞该处缺口,旋敌关东军第十一混成旅团全力向我攻击,前所未见之激烈缠斗,于焉展开。敌军训练精良,射击准确,十日恶战,我两个营九个连,军官三十六员,伤亡竟达三十七员之多(有临时派代而伤亡者)。步兵连长蒋向义(湖南、军校六期)、王秉志(山东、军校六期)、王新贵(甘肃、军训班)、王弼(浙江、军训班)、唐重贤(湖南、军校六期)、颜景标(山东、行伍)阵亡。副团长陈纯一,营长骆振韶、陈钦文、机二连连长周道昌,追击炮连连长刘协侯负伤。士兵伤亡十之七八,战斗兵仅余一百四十名,并编为步机各一连,派少校团附欧孝全任临时营长,统一指挥,继续战斗。旋七十二师之一团奉命接防,最初,他们一个营上去,不到一个小时,营长报告:「我们支持不住了。」他们团长带队又加上去,不到四小时就垮下来,团长阵亡,士兵伤亡亦十之七八,战斗之激烈,牺牲之惨重概可想见。
    察北之敌于八月廿二日陷平绥路郭磊庄车站,廿三日陷万全,廿五日陷张垣,切断平绥铁道,当面敌军亦由我阵地南翼以外之镇边城迂回,廿四日到达怀来康庄我后方连络在线,我军前方部队于廿六日方行突围,共计在南口山隘苦战支持了十天。
    突围时,我奉命为突围指挥官,在八五○高地攻击时,俘获敌军五万分一军图一份,极为精确(系明治四十四年所测,可见日人侵略我国,处心积虑已久)。此图对突围行动帮助极大。当由横岭城出发,经长城岭口于水头西方突出包围圈,渡过洋河,安全到达桑园南方,沿途无暇炊爨,仅以当地苹果果腹。

㈦ 会战检讨
    关于本会战之检讨如下:
   1.敌后方水陆交通幅辏,兵力集中转用便利,我后方仅平绥同蒲两路,且频受敌机袭击,兵力集中增援,阻碍重重,难以把握时效。
   2.初到察南情况不熟,敌军行动难以判定,故兵力部署,皆为逐渐随机形成,并非依一定之方针,以行整然之部署。
   3.抢防南口地障线,时间仓促,无完成防御设备之时间,而山峰多石质,施工匪易,故等于无防御工事。
   4.精确之地图,对用兵作战关系太大,此次我军所用者为十万分一调查图,位置、方向、形状皆不符,如有精密地图,战术部署与指挥,当不至如此费时误事。
   5.幕僚人员,未作战场地形交通调查,并先到单位配备图亦未调制,带路人员亦无准备,让增援部队临时找方向摸道路,实属有亏职守。
   6. 敌关东军为极精锐部队,战力优越,战纪严肃,我前线部队秘密接近长城一缺口时,曾夺获敌之轻机枪,即见敌军军曹用战刀将其射手砍毙;又攻占长城一处碉楼时,守军全灭,仅余小队长一人,枪弹亦用尽,我军排长王松泉冲入碉中,右手以枪指其胸部,左手拟收缴其指挥刀及望远镜,犹为其砍断二指,其顽强可见一斑。
   7.敌军战术,完全依照作战纲要,如对山地之正面攻击,尝并用迂回,其战斗法则,则全照步兵操典,按部就班,与平时训练无异。
   8.我军秉持卫国守土,抵抗侵略之大义,咸具与汝偕亡之决心,故精神无敌,战志高昂。
   9.此次战役我获得一概念,认为关山之固,不如工事之坚,工事之坚,不如兵器之利,兵器之利,不如训练之精,此固非绝对正确,但归结于精练一点,对一般部队而言,允称至当。
    奉令守备怀来时,认为作为一个军人,抵御外侮,能与一名城共存亡,实为无上光荣之事,故曾上书慈母云: 「儿奉令率步兵四营炮兵两营,死守察哈尔之怀来,军人保卫国土,义不容辞,成功成仁,在此一战,谨函禀告,万望大人保重,并以有子为国尽忠为慰……」。不意怀来守城战未克实现,而南口山地作战,我指挥之部队,抗击劲敌,竟遭受如此惨重伤亡,如许优秀男儿,为国捐躯,长眠地下,每一念及,无限悲怆!后据俘虏供述,敌军(关东军十一旅团)攻击部队伤亡超出半数,闻之心始稍安。

㈧ 我国之古代筑城
    我国之万里长城为世界著名建筑,我曾六度经过,计民国廿五年底于陕北,沿长城内缘行军,并于晋北出杀虎口。廿六年秋经察南龙关及防守南口附近之长城线,复经冀察边境之大龙门,进入长城以内。卅四年进出长城山海关,卅五年接防古北口。视察该地长城状况,深佩先民对于国防工事之经营,眼光远大,气魄雄伟。以南口论,长城每隔二三百公尺筑一碉楼(昔日所谓粮台或烽火台),建筑坚固,占地大约八至十公尺见方,以石板奠基,高两层,其中除通路及窟窿(瞭望射击用之散兵孔)外,皆以石板镶满,外壁以巨砖、桐油、石灰等物砌成,比今日之洋灰砌砖尤为坚固。抗战时火烧岭口附近之一碉楼,日军山炮曾直接命中四十余发,未被击毁,我守军仍继续利用以为抵抗,而古北口附近之长城,尤令人叹为观止。长城本线外壁,有宽深八公尺由青岩开凿而成之外壕,两千余年,仍完整无缺;重要区域,并有外城数层。二十二年日寇陷古北口,我守军廿五师最后掩护之士兵八名奋勇抵抗,至死不屈,日军曾为安葬,并立碑曰「支那八勇士」。古北口西方之八斗楼子,标高为八百公尺,山势陡峭,徒步攀登,须手足并用。而底部厚十公尺,顶部厚六公尺,高八公尺之长城,即筑于此高山之棱线上,工程之艰难,可以想见;而运送如许巨砖上此峻岭,用何种运送方法,至今犹为一谜。闻日军攻犯此处之一个联队,曾战死八百余名,其地形之险,筑城之固,可见一斑。此万里长城,自山海关至黄河滨,本城及外城率皆完好,黄河以西多已崩塌,仅余碉楼可资凭吊而已。时至今日,此项巨大工程,仍属世界无匹,当时中华农业社会之步卒,对北疆游牧民族骑兵之侵扰,以长城御之,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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