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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射声

[转帖] 抗战前后人物、军衔、组织机构、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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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9 16:21:15 | 显示全部楼层
创办装校之艰苦困难 徐庭瑶 徐庭瑶将军纪念集丘智贤选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459950100esoz.html

创办装校之艰苦困难

徐庭瑶

一、学校筹备之困难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本人由欧洲考察军事回国,返抵南京后,即奉命筹办交辎学校,当时头绪毫无,又无经验,不知从何办起。而上峯限期成立,为日甚短,在此百端待举中,应首先着手者,则为准备校舍与讨论编制二事。

    因校舍修理需时较久,编制须先决定公佈,始可洽领经费装具,购置器材,否则到处无桉可稽,徒然碰壁而已。

    校舍奉命指定南京城内丁家桥前清南洋劝业会旧址,房屋已破烂不堪,由接收,估工、报桉、批准、招工、开始修理,以至修理完成,共经七个月。

    校舍尚无甚大困难,惟讨论编制一事,最感棘手,实因军委会法制处坚持教职员人数,须为学员四分之一。此种比例,各校均属一律,交校(交辎学校)不能特殊。

    教官人数,按每人授课每週凑足十二小时而定。譬如战术教官,每週授课不足十二小时,则授工厂实习或政治等课以凑足之。似此希望每个教官皆为万能,学校实无法延聘。其馀事务人员为数既少,阶级又低,更无法执行职务。

    此外不合理之规定,尤不一而足,学校当然无法承认,以致每次开会讨论,均无结果,共计讨论六个多月,开会数十次,编制仍难决定,至民二十五年二月七日,何部长应钦奉  委员长面谕,令交校迅速筹备,限期成立,不得延缓,何公代为催促,学校编制,始决定颁下,编制内全体教职人员仅数十人,彼时本人係兵监兼教育长,兵监部人员数十人,亦住校帮办业务。

    此外一切开办购置,无不先行请准而始举办。每一请购,审核机关对尚未成立之学校,情形自属隔膜,每以无桉可稽事无前例等语,予以批驳,加以各种教育设备名称,为审核人所罕见,因之对于价款,亦不敢贸然批准,每被搁置而不批,以是事前尚须各处奔走,一一解释,始可获准,因之办理不仅困难,且甚延缓。

二、教育器材之困难

    学校教育,除了教材编辑之困难,教育干部之困难外,最重要的还有教育器材上的困难。

    教育器材,分设备器材与消耗器材两大类,名称多至数千种。设备器材,主要者为教练车辆,军政部向不发给;消耗器材,计分燃料,零件、工具、金属原料,化学药品,仪器文具等,此等器材,市场所能购得者,仅属一部份,尚有一部份无法购买,全赖公家发给,但军政部对于教育器材,向无负责补给之观念,亦无补给组织,学校请领材料时,兵工署与交通司互相推诿,后虽有机械化司之设立,但不管补给,故在抗战八年中,学校为维持教育不致中断起见,一面办教育,一面尚须自造器材,如模型实习机器配件等,甚至汽油亦须设厂自造(注:係製造酒精),其不能造者,则常川派遣大批人员组织购料委员会,向各处搜购,主要则在国外坐购,并有专门人员担任运输,运输人员不敷派遣时,教官助教为维持自己所教之课能以实施,有时亦被派出担任运输,努力本职以外之事。

    民二十七年冬,广州失陷,外购器材,改由镇南关入口,运输遂较困难;民二十八年冬,南宁失陷,外购器材乃改由滇越路入口,运输更加困难。至此消耗器材,时虞不济,所幸第五军储存尚富,对于学校不时接济,幸免中断。

    至三十年夏,越南被日军控制,外购器材復改由仰光内运,至此器材运输,往返腊戍洪江间,路程已达五千公里,一旦急需,时有远水不救近火之感。但路线虽远,幸赖服务各路之毕业员生,对母校运输车多所协助,器材尚可运到。

至民国三十一年秋,滇缅路被断,本人感教育消耗器材,来源已完全断绝,今后教育实无法继续办理,非但教育不能继续,即学生毕业后,亦无部队可往。终夜徬徨,莫知所适,继思坐守洪江,一筹莫展,终非办法,不如往渝一行,或可设法。乃于三十二年春前去重庆,意欲领得少数器材带回,使学校得以苟延残喘,办一天算一天。结果军政部是时亦到了水尽山穷之境。据说三个月后,委员长乘车之油亦且无着!似此则来渝之希望,已成泡影。

后闻史迪威由印返渝,因之託人介绍前往拜会,见面时他问中国抗战是否需要战车?我则答云中国战场在华北一带,对日作战若无战车,颇难奏效。他说战车现时无法运华,奈何?

我遂建议在印度成立战车训练班,请美方供给器材,先训练人员。他考虑有顷,当即同意。遂于四月五日派官长员生一百八十五人飞印,利用美国器材,从事训练。迨后继续训练共达八百馀人,均编入七个战车营内充当干部。

三、招生之困难

战车兵科学生,教育所费甚钜,素质不可过低,需要高中毕业程度,始可接受理论。在抗战期间,文学校课程,一般水准降低,加以营养不良,体格瘦弱,故在高中毕业生中招考,所能合格者,仅百分之七。

又因战时军人生活较苦,高中毕业学生多不愿投考军事学校,因之招生颇为困难。机械化学校(注:装校前身)为使投考学生明瞭学校教育状况起见,遂将学校课程,教育设备,学生生活状况等,摄成照片若干套,交招生委员携往各文学校轮流张挂,学生如愿投考者,在高中最后学期尚未毕业时,准许预考,考取后距校近者,派车接来学校参观,然后送回原校继续毕业。

如此宣导,而报名者仍属寥寥,故每一招生区域,所能考取之学生,最多不过十馀名。考取学生到校参观者,虽多表示满意,及高中毕业后,仍有不愿前来入校者。

招考学生如此之难,考取学生又如此之少,故每次招考一队学生,招生委员,恆派出八九组之多。至于招生费用,按军政部规定每人只许五十元,而实际支用,每人则为六七千元,多至万元。考取之学生,于来校途中,尚有忽然他去者,致招生委员用款甚多,招回学生太少而被处罚者有之,招生之困难如此可见。

四、经费之困难

抗战期间,经费困难,虽属普遍现象,然机械化学校之经费困难,实较其他单位为甚!因机校之教育消耗费用,较其他单位特钜也。

在民国三十年以前,军政部对学校教育消耗等费用,尚不知有此需要,故请款常被批驳。在民国三十年内,学校预算,每月经费,应为二十四万馀元,此经常费只包含薪饷薪饷主副食及办公费等,应按给予表规定之数,转发各单位而不可减少者,乃军政部不照此数发款,而另行代造预算,每月只发二十一万馀元,此实无法维持现状,但领款时,连此二十一万馀元,尚不能领足。至于钜大之教育消耗费(包含燃料、材料、工具等之购置)当然另造预算请领,此项教育消耗费,是年预算共为二百五十馀万元,预算书送呈后,军政部批云,此项费用,准在该校额定经费内自行统筹支报,预算书发还。

查是年经常费,一共只有二百三十馀万元,而军政部批示在此二百三十馀万元内,要包含那二百五十万元,如此则全体人员不支薪不吃饭,亦包含不了,此其可谓滑天下之大稽,后几经交涉,始于经常费外略发教育消耗费。但与实际相差甚远,而学校教育则仍然维持平时状况。所能维持者,悉赖抗战初期抢购积存之油料贴补也。

至于教职人员之生活,在抗战初起时,尚可勉强维持,迨战事延长,物价上涨甚剧,薪饷不能随物价增加,人员生活日益困苦。至民二十九年,生活益高,每人薪饷仅可维持个人生活,有眷属之人员,皆不能安心服务,影响教育甚钜。因之教职人员生活急待补助,然欲求公家补助,实不可能,只有本校自行设法。遂利用学校製造工厂富馀之机力人力,为各部队代造机器,藉得出品赢馀,补助职员生活。迨后物价益高,事实上需要补助之项目,又復增多,除眷属穀,眷属油盐津贴外,尚有学生食油津贴,大学教授津贴,工人奖金,医药补助费,烧埋补助费,旅费补助,运费补助,招待费补助,办公费补助,赴印人员营养补助,毕业生治装费补助等等,项目多至数十种,此种补助费,悉赖自行努力生产,始可维持学校现状也。
 楼主| 发表于 2019-3-19 17:43:25 | 显示全部楼层
元首1943年成立陆军装甲兵总监部的命令:
https://tieba.baidu.com/p/4979658954?red_tag=1469444379
摘由:装甲兵总监的职权
时间:1943年2月28日
地点:大本营
(一)装甲兵总监对我负责,促进装甲兵种的将来发展,以使其成为决胜的武器。该总监直属于我个人。他具有与军团司令相当的指挥权,并为装甲兵种的首席军官。(注:此处所谓的装甲兵种包括:战车兵、装甲师中的步兵部分、摩托化步兵、装甲搜索部队、战防部队和重突击炮单位。)
(二)与陆军参谋总长会商后,装甲兵总监对于装甲部队及陆军中的大型机动单位的组织和训练,都负有全责。根据我的命令,他的管辖权还可以及于党卫军及空军的装甲部队,但我保留着最后的决定权。关于技术发展和生产计划方面,应与军需生产部会商后,提请我批准。
(三)因为装甲兵总监是该兵种的首席军官,所以该兵种的训练部队也由他指挥。他应负责使野战军的人员和物资的供应,源源不绝。在我指导之下,他有责任决定各部队所应该分配的车辆数字。
(四)装甲兵总监对于装甲机动部队的补充,一定要使其能符合既定的计划。此外对于已经没有战车的装甲兵员应如何使用,他应和陆军参谋总长咨商后再做决定。
(五)凡与装甲兵指挥、装备、训练、组织有关系的战斗经验报告,装甲兵总监都有审核的权限。在这一方面,他有权视察或校阅国防军和党卫军的一切装甲部队。他更有权与野战军中的各装甲部队,直接通信以讨论这些问题。他的意见和结论应送请有关单位,及军需生产部加以注意采纳。关于装甲兵的训练组织规程等项文书,都由该总监负责颁发,凡与其他兵种合作有关者,则应与参谋总长会商发行。
(六)装甲兵总监由于具有该兵种首席军官的地位,所以具有下列的权限:(1)指挥所有的机动训练单位和预备部队,(2)连同短期训练在内的一切机动兵种的学校。
(七)在有关职权之内,装甲兵总监有权向陆军参谋本部各单位下达训令。同时各单位也应该奉命与他合作,并提供他以一切的便利。
元首
 楼主| 发表于 2019-3-19 17:50:02 | 显示全部楼层
陕籍抗日名将谱》之高桂滋(上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853bc00100bld9.html

高桂滋,字培五,生于一八九一年八月十八日,陕西定边县城东街人。因家贫仅读四年私塾,便辍学去外祖父家的挂面作坊当学徒。一九一一年经陕西同盟会发起人井勿幕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入陕西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定边县保安队队长。一九二一年二月高发动的反对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起义失败,逃至甘肃平凉。一九二二年,高到直隶顺德(今河北邢台)投奔胡景翼,任胡部郑思诚团骑兵营营长,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京政变期间,高因战功卓著由营长升任国民军第二军独立团团长。以后又在豫西参加讨伐憨玉琨,由黑石关、虎牢关一直打到洛阳;胡景翼病逝后,高又在天津马厂参加讨伐奉系李景林的战争,升为第三补充旅旅长。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军第二军退守豫西时,高旅未随大军西退,而北渡黄河驻防直隶武安。投靠吴佩孚、就任开封警备司令的毅军首领、陕北清涧人米振标,一想扩充毅军实力,二怕高部孤立被歼,遂任命高为毅军第五混成旅旅长。
    同年冬,高旅开赴河南,旅部驻淮阳。一九二七年初,直、奉军阀都给高送去了允其编师的委任状,他一个也未接受,却在淮阳挂起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五月,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公布高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九军军长。高集中部队,参加“二次北伐”,很快占领兰封、考城、民权、归德(今商丘)。
    宁汉合流后,第十九军被桂系打败,退驻皖北,与到皖北休整的第十军杨虎城部联手,逼走了直鲁联军。一九二八年二月,高部改编为第四十七军,归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方振武指挥,继续北伐,四月攻克济南。“五三”惨案(即济南惨案)时与日军作战,被日军包围,突围后与友军攻占沧州、德州,六月初进占京、津,二次北伐基本结束。这时,蒋介石提出裁军,有十三个团的第四十七军被缩编为一个旅,高为此对蒋十分不满。
    一九三零年在山东莒县举旗反蒋。蒋冯阎大战爆发后,任讨蒋军第十路总指挥兼鲁南警备司令。阎、冯倒蒋失败后,退至山西平定,接受蒋介石整编,任正太路护路军第一师师长。
   一九三一年七月,高随商震出关,攻石友三后路,给张学良解围。经张向蒋通融,所部被编为步兵第八十四师,驻河北武安、磁县。
一、长城抗战
    一九三三年初,日寇侵占山海关,又攻热河。守军汤玉麟部不战而退,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被迫调军队应付,遂有长城抗战之举。当时冷口等处由三十二军商震部主守,喜峰口等处由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主守。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属三十二军商震部,防地位于与二十九军宋哲元部衔接处,即冷口与喜峰口之间。时商震直辖部队防线约七十公里,只摆了一个师;高桂滋建议部署两个师,商末采纳。
    三月二十七日,日寇向高部八十四师等阵地犯攻。先用飞机、大炮轮翻轰击,继以主力犯攻高师前沿阵地李少棠团,另以一部犯攻高师主阵地吕晓韬团左翼。高师居高临下,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沉着应战,打退敌多次进攻,给寇以重大杀伤。敌又用飞机、大炮配合,再次猛犯。高师山顶工事被摧毁,修复又被摧毁,反复多次;几处高地也失而复得。战斗十分激烈。八十四师官兵在高将军长期教育下,士气旺盛、斗志昂扬、英勇顽强,伤残官兵坚持不下火线。有的脚被炸掉,手还投弹、射击,最后与敌同归于尽。坚持五昼夜,李、吕两团伤亡很大,连、营长负伤的也很多。高将军根据商震命令,将一线部队撤至二线;经整顿,从中抽调部分兵力深入敌后袭扰、牵制。此后日寇又向高师二线阵地正面犯攻几次,均未得逞。
    日寇被阻于冷口高部八十四师阵地前;转而猛犯喜峰口、古北口,又受到高师等部重创;再转而犯攻冷口商震直辖部队防地。因此处兵力只一线配备,敌一攻即破。及至商震派军来援,其守军已于四月十一日溃退;援军亦无法立足,一齐后退。接着,迁安又告失陷,二十九军和八十四师在喜峰口腹背受敌,不得不转移阵地。
    长城抗战,中国军队作战勇敢,仅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即伤亡官兵一千八百余人。要是商震当初采纳高将军的意见,在其直辖阵地双线设防,使之不致被敌轻易突破的话,长城抗战是可以坚持一个时期的。一九三六年初,毛泽东致信高将军,说高将军率部参加大革命和这次“抗日之役,光荣历史国人同佩”。
二、促成西安事变
    一九三四年,高部剿灭土匪刘桂堂后移驻洛阳。同年十月,高接受蒋介石的“剿共”任务,率部开赴陕北。他认识到:“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用来消灭异己的阴谋。遂与张学良、杨虎城等密商联共抗日,并和中共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西安事变时,高亲赴太原,拟请阎锡山领衔支持张、杨。
三、南口抗战
    芦沟桥事变后,高桂滋将军主动请缨并立遗嘱:“立志抗日,如果牺牲,将遗产给定边县建中学一座…”,以示誓死抗战。七月九日即率部离绥德,东渡黄河,主动开赴抗日前线。到大同接蒋介石电,被任命为十七军军长,辖八十四师(自兼师长)和李仙洲部五十一师,归汤恩伯指挥,开赴北平西北约五十公里的南口一带阻击日寇。时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师长刘汝明,不让抗日部队入察,以求日寇容其苟安。高将军因与刘系旧识,遂便装连夜乘车潜入张家口,说动刘,又连夜返回大同,挥兵东进。七月底,汤、高两军进入察哈尔。汤的十三军防御南口正面。高的十七军防御南口左翼二十余口,战线长五十余公里。刘汝明部防御张北一带。高军一进入阵地,即加紧修筑防御工事。
    八月十六日,日军藤井少将指挥一千余寇犯高军五零一团正面平道口井儿沟。巴图营子一带亦发现日寇,与井儿沟之寇成犄角之势,妄图牵制该处中国军队,策应其主力犯南口。高将军遂令五零二团第三营向巴图营子寇佯攻牵制,令五零一团团长吕晓韬率其第三营及第二营第四、第五两连出击井儿沟。当晚吕团乘雨出长城急行十余公里,于1十七日凌晨四时将犯井儿沟之寇包围。拂晓突然袭击,寇仓猝应战。至正午将寇全歼,藤井侥幸逃脱。高军首战告捷。此后日伪军相继携械投诚。高将军乘胜,令艾捷三团长率部冒雨进击,令高建白旅长驰赴龙门所亲临指挥。艾团二十日晨于大风雨中抵喜峰砦,将寇步、骑各一团包围,以一部突入村中。寇慌乱,争相逃命。一部顽抗。至七时三十分,除少数骑寇逃脱外,步寇一团、骑寇一队被全歼。
    井儿沟、喜峰砦两役,俘寇二百八十余名,毙伤八百余名,缴迫击炮六门、轻重机枪十三挺、手枪三十一枝、步枪九十一枝、马一百二十匹、朝鲜金票三千余元、寇旗五面。藤井的大黑马和战刀,亦被缴获。此战被史家称为“平绥线战场仅有的胜利”。在这期间,高军二十一师李仙洲部还曾支援汤恩伯军,使之转危为安。
    当时日寇调来的伪军,内有一个姜团长,见高军英勇抗战,屡歼倭寇,遂派员要求投诚。高将军复信叫姜押送敌指挥官,以示真诚。约定姜部二十七日夜间反正,一齐收复察北。不料,二十六日刘汝明放弃张家口,致汤恩伯部于南口惨败。左右两翼友军败退,高军位置突出,有被敌截断后路之危险,遂奉命撤向长安岭、沙城子一线,担任总后卫队,掩护各部友军退却,再无暇顾及伪军姜团反正事。二十七日夜,各部友军相继渡过桑干河;高军二五一旅却被敌包围,展开血战。二十八日敌机十余架猛烈轰炸高军阵地,寇全线犯攻。因敌众我寡,高军二五一旅被截为数段。经横冲直撞,至下午大部先后突围。后卫五零一团之第二营末突出,激战至晚,多数官兵壮烈牺牲。
    渡桑干河后,二十一师李仙洲部脱离高军;高军奉令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循蔚县广灵大道节节阻击日寇,为后方军事部署争取时间。九月十二日六时,侵占阳原的步寇二十一旅团自南徐堡南犯。十时,其先头与高军二五零旅李少棠部遭遇。两军激战数次,高军大白山阵地失而复得。十三日十八时,高将军亲率预备队到小关村附近击敌。与寇激战两日,伤亡很大,但阵地没有动摇。后因广灵正面七十三师洗马庄阵地被敌突破,七十三师撤退,高军右侧翼暴露,陷入被半围状态,高将军才奉令于当日二十二时率部转移。十四日退至广灵西南松山、乱岭关一带,继续阻击日寇。高军李旅坚守阵地达四昼夜。因右翼友军关键时溃退,高军二十日退至龙泉寺亘南洞沟一线。完成抗击任务后,于九月二十一日奉命转入平型关驻防。
四、血战平型关
    国人熟知“平型关大捷”,而实际上,林彪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伏击战,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战役中最惨烈的血雨腥风,笼罩在高桂滋指挥的八十四师拼死防守的阵地上。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位于雁门关的第二战区前线总指挥部,阎锡山、周恩来、彭德怀会商制定了第二战区战役计划,作战方针为“利用山地歼灭敌人”。阎锡山在日冠汹涌而来之际分析:日军欲图晋绥,必先争太原;欲争太原,必先夺大同。于是调集重兵布下迎战阵势。
    谁料,日军于九月十三日进攻大同,主力板垣师团却避实就虚,挥军直指平型关,要越过平型关天险,抄击雁门关中国军队的后方。阎锡山大同会战计划流产,雁门关一带兵力雄厚而无用武之地,而平型关一带则危如累卵。
    阎锡山新的构想是:我方十一个军,十余万人,放日军进入平型关之后,再封死其退路,在平型关以西、繁峙以东沙河一带开阔地决战,打一个包围战。阎锡山自诩这个部署为“口袋阵”,亲招他的嫡系陈长捷、郭宗汾两名军长面授要领,又派高参到平型关、团城口等处,向高桂滋等将领传达。
    关键时刻,阎却采纳前线指挥官、第六集团军正、副司令杨爱源和孙楚的意见,临场变卦,改为拒敌于关外。
    我军布防时,虽然并不确知日寇的主攻方向,但根据地形地貌判断,平型关、东西跑池和团城口应是主战场。
    依令,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四个团,防守团城口、鹞子涧及东、西跑池一线;李仙洲第二十一师4个团防守团城口以西至西河口一线。
    九月二十日,进入阵地。八十四师的部署是:高建白第二五一旅在团城口北起一八八六·四高地(不含)南至东、西跑池布防,旅部驻迷回村。李少棠第二五零旅为师预备队。
    九月二十二日晨,日军板垣师团粟饭联队开始向团城口发动进攻。飞机、大炮、坦克猛烈轰炸了一阵后,步兵向前攻击,守军二五一旅五零二团立即还击。艾捷三团长亲率步兵第一连冲上前沿,以手榴弹猛砸敌人,敌稍退。不幸,艾团长腹部受伤,李荣光营长牺牲,反击受到影响,形势趋于紧张。
    高桂滋命二五零旅两个团先后参加战斗。日军也增加了兵力。并配以飞机轰炸,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惨重。此时,第五零一团附近的一八八六·四高地被敌攻占。此高地由晋绥军独八旅防守,守军一时难以组织反攻。若不夺回这一高地,对团城口至平型关防线构成很大威胁。
    阎锡山闻讯大惊,命令悬赏万元,迅速夺回。五零一团吕晓韬团长挑选五十名精干士兵,组成奋勇队。队员们命都顾不上了,还什么大洋不大洋,冒着敌人的炮火,一阵殊死拼杀,牺牲了十几名士兵,终于夺回了高地,重新交给了独八旅。
    下午五时,日军又增兵猛攻。官兵们利用简易战壕阻击敌人。打得很艰苦。
    九月二十三日,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主张乘日援军未到,我军将预备队投入到团城口方向全线出击,全歼关前日军。原定二十四日出击,但是郭宗汾称“预备队七十一师行军疲劳”,改为九月二十五日凌晨出击。
    二十三日拂晓,日军的进攻又进入高潮,官兵们冒着秋雨,饿着肚子,与敌展开肉搏,杀伤百余名日军。
    第二五零旅五零零团阵地上,战斗也十分激烈。守军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以密集的手榴弹炸死炸伤不少敌人,山坡上敌尸狼藉。守军也伤亡过半,但保住了阵地。
    高桂滋向大营指挥部告急,请求增援。副总指挥孙楚勉励部队坚守至二十五日全线出击。
    高见没有希望,则直接向岭口行营阎锡山告急。阎告诉高,已调七十一师和八路军一一五师从平型关西、北两个方向出击,战局会很快扭转。
    平型关方面的日军不断北移,团城口的压力越来越大。二十三日下午四时,日军大规模反扑团城口,第八十四师炮兵投入战斗,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敌尸躺满山谷。
    下午六时起,日军进攻更猛,阵地上火光弥漫,震耳欲聋。八十四师全部兵力彻夜抵抗,战壕里积水盈尺,不仅忍饥耐寒,而且连弹药也没有了。好不容易从兄弟部队借了五千发子弹,但很快打光。迫击炮连的连长索性把没了子弹的手枪向敌人砸去。
    这时,第七十一师二零二旅已开到八十四师二五一旅指挥所驻地迷回村。但既不增援,也不出击,说是等阎长官的命令。
    二十四日凌晨二时,日军又以猛烈炮火向一八八六·四高地轰击。高地守军被打散,阵地又被敌占领。吕晓韬团长又一次组织奋勇队反攻,再一次夺回高地,但五十名队员仅生还十一名。
    上午十时,日军增兵五千余人,乘雨发动新一轮进攻,敌我展开肉搏。团城口南侧阵地一度被敌突破。五零二团代理团长杜文卿率队堵口,不幸中弹牺牲。
    激战至下午三时,一八八六·四高地得而复失,团城口、东西跑池及2二五一旅指挥所均置于日军炮火的控制之下。十七军伤亡惨重。而晋绥军制定的全线出击时间再次推迟,原定的二十五日凌晨四时,又因雨推到八时以后。当出击时间一再延迟时,在最前线快顶不住的八十四师高建白旅长向晋军7七十一师第二零二旅旅长陈光斗商请增援,陈拿出一纸命令:“郭载阳(即郭宗汾)转阎长官命令‘无本长官电话命令不得出击’。”
    十七军粮弹缺乏供应,伤亡官兵二千余。深夜,军长高桂滋再次向总指挥部哀求,总指挥杨澄源以七十一师很快出击为由,要求坚持。
    高桂滋绝望了。他认为指挥部所说的第七十一师与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出击纯属神话;晋绥军见死不救,是拿他们当猴儿耍。
    二十五日,高桂滋防线三十华里诸多山头,伤亡惨重。血战到后来,预备队都顶上了最为吃紧的地方,甚至连数十名骑兵也被高桂滋作为步兵派上火线。高桂滋手里再也无兵可派。高桂滋再次火急上报前线总指挥杨爱源和副总指挥孙楚,请求增援。杨、孙并不相信这个客军将领的报告—中国军阀混战多年,今天握手、明天拔刀,夸大战果和夸大损失都很平常,他们无法验证高桂滋的部队是否真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只是空言鼓励和安慰,说援军即将开来,让他坚持、坚持、再坚持。
    名义上归高桂滋指挥的二十一师李仙洲也拒绝了其顶头上司要其增援的命令。二十五日十时许,孤军奋战的十七军,终于坚持不住了,阵地失守,溃兵先于迷回村集结,后转至大营以北山地。
    团城口、东西跑池一线阵地的失守,使平型关防线撕开了一条二公里长的缺口。给之后的战局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对于高桂滋的溃退,晋绥军的大部分将领认为高桂滋保存实力,力图避战,是“杂牌客军的故态复萌”。
    蒋介石接到二战区的报告和高桂滋、李仙洲的密报后,对阎锡山见危不救非常不满,未作任何表态。
五、忻口战役
    平型关、雁门关等军事要地相继失陷,国民党军事当局决定撤军守忻口。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十七军高桂滋部进入忻口灵田山阵地。日寇妄图一举突破忻口,直趋太原,却被忻口守军阻拦。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尤以高军等守的忻口正面为最。在争夺阵地的战斗中,高军用八万多发炮弹向敌猛击。炮不够用,高将军求阎锡山拨几门山炮,阎答应给三门。高派人去取,阎却推说炮已运回太原。高气得大骂阎锡山言而(阎儿)无信。当时步寇在飞机俯冲扫射和猛烈的炮火及机枪、坦克掩护下,反复向高军前沿阵地猛扑。待寇进至距守军仅十几公尺时,高军手榴弹齐发,将寇击溃。高军战士们并冲出战壕,追击溃寇。后寇又一再犯攻,高军无数次打退,且不时乘夜出击,还派兵应援十五军代守阵地。
    高军对面日寇阵地后有浮桥,赖以补充。高将军遂请二战区派飞机炸敌后浮桥,断其后路,迫寇背水作战,以求全歼。不料电讯被寇侦破。拂晓二战区派三架战斗机来炸桥,未及接近目标即遭敌机截击。当时高将军正在山头指挥作战,下令一切武器对空射击,援救我机。中国一架飞机仍被敌机击中,起火坠落。飞行员被烧伤,高将军急派人送往后方。  
    寇被阻于忻口,其侧后又遭八路军刘、徐部一二九师袭击,被迫弃犯忻口,改由正太路西犯娘子关。娘子关失守,寇继续西犯。继尔怀化高地失守,阳泉、寿阳陷落,东面防线瓦解,太原受到威胁,忻口腹背受敌。不久太原失陷,高军开赴离石一带补充休整。



六、抗战晋东南

   一九三八年春,高军奉命开赴晋南沁源一带。时一战区准备反攻太原,高部为右翼军。恰日寇集结兵力,沿同蒲路大举南犯。根据第一战区的部署,二月中旬高将军令五零一团团长吕晓韬率张敏达步兵营及史文华骑兵营驻防平遥城郊;二十二日又令二五一旅高建白旅长去平遥指挥。二十三日拂晓,敌首香月德率步、骑近两千寇,携炮十门,开战车八辆、装甲车二十余辆来犯,与高军驻平遥五里庄之部队接火。战区司令卫立煌来电,说敌是游击性质,已令驻张兰镇之八十三师一个团增援平遥;令驻平遥的十七军部队必须坚守。时日寇不断增兵,以六十余辆汽车运辎重和步寇,又增骑寇一千名,飞机多架侦察、轰炸,战车突入平遥东关,二十余辆装甲车割断高军平遥部队各部联络。下午三时轰破平遥东南城角,与高军巷战。史文华及其所率骑兵左冲右突,无法冲出,大部壮烈牺牲。弹尽粮绝,高建白率二十余骑冲出西门,又遭寇截堵,最后仅五人跟随突出重围。吕晓韬团长也仅率少部分人突出重围。而驻张兰镇的八十三师那个团早已南开介休,所谓支援平遥纯系骗人。是役,寇伤亡一千余名,损失枪弹四万余发、战车两辆。高军伤亡四百八十余人,损失战马一百余匹。高建白突围归来,高将军斥责其指挥不当,将骑兵调入城内不能发挥作用,被动挨打,以致全营覆没。

   平遥战后,高军奉命驻防沁源一带十个县。时日寇对晋东南中国军队九路围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统一指挥在晋东南的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三月下旬,朱、彭令高桂滋的十七军等部于沁县、沁源间阻击由洪洞出犯的日寇第二十师团之一部。时日寇川岸师团七十七联队窜犯沁源,妄图打通白晋公路。四月九日六时,高将军令驻祁遐镇的吕晓韬团布防于小章村截击。吕团长正观察地形布防,二千余寇即窜至,敌机且连续猛烈轰炸。吕团长牺牲,寇占沁源。四月十一日,寇向晋东南腹地犯攻。时侵入沁县之敌二十师团之一部近千寇,遭中国军队打击,弃城南窜;中途又遭当地决死第一纵队和高军截击,死伤一百余名;余寇在安泽县和川镇被高军及四十七师歼灭。地二十一日,高将军令高建白旅长调三个营,奋勇击敌夺沁源。在当地决死第一纵队配合下,经一天激战,至晚十一时收复沁源。寇南窜。朱德总司令来电嘉奖。

七、跟八路军学习游击战

   一九三八年春,高军抽调很多军官去八路军前方总部学习游击战术;许多军官(包括师、旅、团长)都读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名著,学会了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战胜日寇。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二十一日,在平遥、介休、灵石、霍县铁路沿线,高军用游击战术破坏敌交通五十多次,且两烧敌营房,三打张兰镇,五攻马蹄村,七袭霍县城,弄得日寇叫苦连天。三月初,为配合五战区台儿庄作战,阻止盘踞山西之寇南下应援,高军奉命彻底破坏同蒲路,先后七天,炸毁桥梁、涵洞二十余处,焚烧和抛弃枕木五百余根,收回电线一万五千余公斤、铁轨铆钉和结合板四千五百余公斤,使该路二十一天不能通车。日寇来镇压,高军每晚均与敌激战。

   七月至年底,高军先后多次夜袭日寇侵占的车站,毙伤寇一百二十余名;又袭击日寇列车,粉碎其三次围攻,与三四千寇激战九天,毙其田野大队长等军官十二名、寇卒一千余名,缴其炮车五辆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九月九日截击日寇火车一列二十余车厢,激战二小时,毙寇二百余名、马三十余匹,缴获该车所有物资,高军自身伤亡三十余名。霍县敌酋来信抱怨高军作战“不正规”,运用游击战,使之难以取胜。

   日寇因连遭打击,三次围攻又均遭惨败,遂从南北两面抽调部队,附野炮、山炮十余门,集结于霍县城关,并在霍县修飞机场,加强营房和车站防御工事,妄图歼灭霍、赵境内的高军游击部队。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晚,日寇大举东犯,高军获悉即周密部署。二十八日拂晓,谷口师团长、矢野旅团长指挥其旅团步、骑、炮四千余寇,携炮四门,自霍县分两路向高军艾捷三团驻地沙窝里进犯。高军高维云便衣队预伏寇犯必经之要道,待寇至猛烈侧击,首挫敌焰。八时寇抵辛庄,高军预伏之张大义便衣队,又突然袭击。十二时寇主力抵偏墙,向义城进犯。一部盘据于居沟、观堆,遭高军岳英贤团张营袭击,无法立足,于下午一时与义城主力会合。三时寇主力盘据孔涧、义城,一部犯沙窝里高军艾团阵地,且来飞机多架轰炸,大炮轰击,配合步、骑寇进犯。四时许,高军艾团王、关两营主动撤离沙窝里,分头反击义城、孔涧,与寇主力血战。机枪、炮声不绝于耳。五时寇主力不支,向刘家庄、义旺溃退。当晚高军以小部队彻夜袭扰。二十九日晨八时,寇乘浓雾又占义城、孔涧,并全力向高军阵地进犯,遭高军猛烈迎击,死伤惨重。为报复,寇向高军阵地猛施催泪喷嚏毒瓦斯弹。高军士兵一部中毒,仍猛烈抵抗。十时,寇在炮火掩护下以机枪向高军山巅守兵猛烈扫射,一度侵占东山阵地。高军官兵奋不顾身,拼命反攻。其中王、关两营分别由南、北侧击。激战至午后六时,寇不支,退据沙窝里、义城、孔涧,高军及时恢复阵地。当晚高军又以便衣队袭敌。三十日晨四时,高军王、关两营分别向侵占孔涧、刘家庄、义旺之寇猛烈反击,寇顽抗。经激战,到五时半寇全线崩溃,狼狈西窜。高军各部猛烈追击,直至南杜壁、南王村。寇狼奔豕突,辎重遗弃遍野。到青郎坪,又遭高军高维云、张大义两便衣队夹击,胆魂俱落,逃往霍县。是役激战三日两夜,寇伤亡畸重。据悉某小队四十余寇,仅生还十一名。寇指挥官也受重伤。一月三十一日,寇运给养弹药、增兵,师团长谷口窜至霍县坐镇,又拟大举进犯高军阵地,窥伺霍山。当日,高军王德亮、高维云、张大义三个便衣队,分别在大张、上下乐坪一带竟日袭寇,消耗寇之战斗力;主力乘机秘密部署,掩护大川数十村群众清野空舍。

   二月一日晨,二千八百余寇携山炮八门、野炮二门,分四路向高军阵地大规模进犯,敌机也来轰炸,配合其地面部队犯攻。高军各部皆猛烈抵御,与寇血战。寇伤亡畸重。午后二时,敌为挽回败局,又用毒瓦斯弹向高军阵地狂射,高军三十余官兵中毒。当晚寇分头侵占小涧、峪里、关崖底等村。高军便衣队潜入敌阵袭扰。二日晨八时二十分,柏乐寇炮向高军驻地杨家庄及龙虎山阵地猛轰;盘据小涧之六七百步寇,在炮火掩护下,分两路向高军驻地杨家庄及刘家山峪里进犯,并侧击高军龙虎山阵地。时浓雾弥漫,高军官兵奋战竟日。下午寇炮集中火力向高军龙虎山阵地疯狂轰击,四时杨家庄陷落。当晚高军主力固守龙虎山线,以零星部队及便衣队于敌后奇袭。三日凌晨三时,乘寇不备,高军岳英贤团及田营全线反攻。盘据于杨家庄的寇主力惊慌失措,烧民房仓皇西遁。小涧、峪里之寇,也夺路西逃。高军收复杨家庄、关崖底、小涧、峪里等地。寇主力溃退至韩壁、源头间,又遭高军关、王两营及便衣队包抄截击。激战至下午一时,在盘踞南堡、杜庄、窑底、范村之寇掩护下,始脱围逃出,遗弃尸体、辎重甚多。高军追击至大张一带迅速回师,包围南堡、杜庄残寇,并进逼柏乐。南堡四五百寇,利用优良武器死守据点顽抗,高军数度猛冲入村与之激战。自晨至晚,枪炮声连珠不绝,响彻云霄。晚十一时高军收兵。四日晨七时寇退回大张,高军收复南堡、杜庄。而下乐坪寇却会同霍县增援之寇约一千五六百名,分两路向高军南堡、杜庄阵地再度进犯。十时许,窑底寇炮向高军龙虎山、杨家庄阵地猛轰;敌机二架低空指挥步寇再次犯占南堡、杜庄。该路日寇并与大张之寇一部会合,在其飞机指挥下,向高军龙虎山、关家山、峪里、杨家庄阵地疯狂进犯。时寇机枪四射,高军反击,战况至烈。午时寇一度侵占龙虎山、关家山等地,并再次侵占杨家庄,二次放火焚烧杨家庄泄愤。高军官兵愤寇暴行,奋不顾身,英勇反攻。经恶战,于下午二时将杨家庄再次夺回,并进至关崖底。寇分路逃窜;沿途又遭高军便衣队袭击,狼狈不堪。但至午后三时,李曹、杨枣、靳壁等处枪声仍极为激烈;南堡、杜庄寇仍顽抗。五、六两日,盘踞南堡、杜庄之寇还拼命赶筑工事。高军不分昼夜,轮流袭击;六日更进占李曹,断寇归路,南堡、杜庄之寇遂成瓮中之鳖。此役毙寇大队长铃木、分队长酒井等,歼寇五百余名,缴获大批弹药、给养。鏖战一周,杨家庄等失而复得数次。

   两战历时整旬,打破了以往游击战的记录。战斗之烈,尤为历次所未有。

   高军活跃于霍县、赵城、洪洞一带,数度粉碎寇之围攻,并俘其服务于侵华战争的地质学家—矢野旅团长之兄。寇以十万元求释,高将军断然回绝。高军将寇打得一度紧闭城门,不敢出来。加之,高军宣传工作做得好,汉奸纷纷投降。高军对汉奸调查得一清二楚,不断提出警告,劝其悔过自新,重新作人。对警告三次仍不回头者,严惩了数名。情况遂为之一变,伪霍县政府的科长、职员纷纷向高军投诚,并愿为高军做义务情报员。因而有关日寇的消息,源源而来,且非常确实。这使日寇处于四面八方、里里外外的照妖镜之下。寇一举一动,高军都能知道。寇非常畏惧,提心吊胆,日夜不安,把高军叫“小偷干活的军队”,又叫“神出鬼没的军队”,也叫“铜墙铁壁好打硬仗的军队”。

   十七军高桂滋部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在太岳山区作战整整一年,根据毛泽东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每次作战都以最小的代价换回了最大的战果。

八、中条山大战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一日,十七军高桂滋部转防晋南中条山下垣曲与闻喜交界处。时其他军队驻防的平陆失陷,茅津渡弃守。六月十九日,寇以四个联队向高军阵地进犯。两军战于婆婆岭、镇风塔一带。寇受高军阻击,二十日又由闻喜调一千余步寇经桃沟、店上包抄而上。高军岳英贤团马营被围。寇且向高军前进阵地东沟进犯,六架敌机结队轮番轰炸,并投掷大量燃烧弹烧村庄。高军正面步、骑、炮二千余寇鼓噪来攻,枪炮声、飞机轰炸声响成一片。高军竭力抵御,激战至下午五时,将寇挫退。下午六时,寇又猛犯,一度犯至高军结山阵地之山腹。这里是高军整个阵地的最高点。形势危急。艾捷三团长率两连战士猛扑敌群,与寇拼搏半小时,寇纷纷溃退。当晚十一时,寇攻下高军下阴里、前焦家庄阵地,继续向余元下,上下玉坡阵地猖狂犯攻。时寇数倍于高军,高军工事又全被轰毁,形势危急。但高军士气旺盛,与寇在数处彻夜激战。至二十一日晨五时,双方死伤均惨重。寇又派飞机低飞轰炸助战。高军前线战士则冲上去与寇拼刺刀,使敌机难以投弹;同时,高军预备部队二五零旅任子勋团黄营增援。当时枪弹如雨,炮声不断;黄营阵地陷落,二五一旅石门指挥所东西北三面被围;黄营长督率七、九两连誓死反攻,苦战半小时收复阵地。守北线的岳英贤团也加强战斗,固守阵地。日寇猖獗,先后三次攻陷高军白石山主阵地,高军均反攻夺回。寇首次攻占白石山时,卧病在床的高军连长张国栋(已有人代职)闻讯,立即率部直扑白石山;他首先冲上山顶阵地,毙寇五六名,战士们连掷手榴弹,炸死二十余寇;盘据山头之寇大乱,纷纷逃窜;十七军收复白石山。张连长因病中过分劳累,晕倒在地,士兵扶其下山。

   两军激战至二十二日凌晨三时,寇攻陷高军右翼十五军阵地,截断高军侧后,将高军重重包围。高将军遂令其二五一旅改守中条山西南峰,以确保中条山全线优势。两军直激战至二十五日晚,寇终于全面溃退。高军奋勇追敌。艾捷三团王营直追至马家山,又与数百残寇激战一天,占领了马家山,收复上下玉坡。二十六日晚,高军主力又收复店头、北峪、石门、下阴里、店上、东沟。二十八日击寇残余据点,清扫战场。

   此战给寇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寇欲肃清中条山中国军队的狼子野心。

   日寇虽败退,但仍盘据着中条山的有利地形。九月,高军奉令转守绛县与闻喜交界处的横岭关。横岭关主要高地早已被日寇侵占,高军只能在较低的对面山上设防。这就必须有坚固的工事。高将军接受平型关战役无工事的教训,令五零二团团长艾捷三负责修筑防御工事。但盘据古堆山之寇距高军前进阵地不足一公里。高军白天受寇炮火威胁,只能在夜间构筑工事。经月艰苦奋战,至十月高军终于在连绵十余华里的阵地上,用石条、石块修筑了二百多座碉堡。其中有独碉、对碉、三角碉、梅花碉、母子碉、地堡、石坝、主碉、母碉。三道石坝的厚度都在一公尺左右。这使敌人的战车、装甲车、坦克、大炮失去了作用。日寇曾多次进犯,都无法摧毁高军工事而被击退。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等来中条山阵地视察。看到高军横岭关阵地碉堡林立,地堡相通,石坝连接,战壕纵横,官兵士气振奋;大加赞扬,命令各军、师官长来高军阵地参观学习。卫回到洛阳、重庆,曾多次说十七军高桂滋部的横岭关阵地是铜墙铁壁,是敌人的盲肠。为了打击日寇的器张气焰,高军艾捷三团连长刘秉升让战士们把十几个手榴弹作为一组,用绑腿带捆在一起,埋在路下,又用别的绑腿带延长各个手榴弹的拉线。当敌坦克向高军阵地冲来时,刘秉升令战士何贵起等冲上去拉响手榴弹,炸毁了日寇坦克,又击毙了其驾驶员和坦克兵。缴获的坦克推不动、开不走,高军士兵只好用钢锯将炮筒锯断,弃之原地。后被日寇用坦克拖走。以后高军就常用这种办法炸日军坦克,阻击日寇犯攻。日寇被阻于高军的坚强工事,双方对峙一年半。期间,卫立煌将从伪军收编的新编第二师拨归十七军建制。时全国统一师的建制为三团制,撤销旅一级指挥机构。高将军遵令改建八十四师,自兼师长,高建白为副师长,二五零团团长艾捷三,二五一团团长杨世立,二五二团团长岳英贤,补充团团长艾雅春。从此十七军辖八十四师和新编第二师两个师七个团。

   一九四一年四月底,日寇有岛、矶谷、古口、清水四个师团在闻喜、夏县、降县、侯马一带集结,企图侵占垣曲及其附近黄河各渡口,从南北两面围歼中条山中国守军。高将军将日寇动态呈报上级,要求增加兵力(因新编第二师兵员少、武器差,不能参加战斗)。五月七日获悉九十四师过河。同日总部通报,日寇由夏县、闻喜、降县及河南济源从南北两面,向中条山全线进犯。当晚后半夜,日寇清水师团即犯攻高军阵地。高军凭借坚固工事,奋勇抗击。寇未得逞,再用战车来撞,又被高军石坝所阻,并被击毁坦克两辆。八日下午五时,高军与寇正激战,其右翼十五军阵地再次被敌突破,左翼三十四师、第三军和九十军两个师的阵地也被日寇突破。增援部队九十四师,因长途行军,疲累不堪,道路不熟,在前线与日寇遭遇,一触即溃。第五集团军总部受到威胁。时寇由莲花山、左家湾两翼包抄高军指挥部。高军奉命转往第二线胡家峪南边山地,并抢占曹家川黄河渡口。尚未到达新位置,即与日寇遭遇混战。军部与主力部队的联系被截断。当时整个中条山战区败得一蹋糊涂,连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也被日寇冲散,第三军军长汤淮源战败自杀,十二师师长寸性奇牺性,九十军三十七师师长王俊战死,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九十四师师长刘明夏、游击司令毕梅轩被俘。

   高将军先决定向北寻找主力部队。行至南沟,又遭日寇七架飞机轰炸,军需处骡子和家属被炸中。行至南山,日寇又三面包抄过来。军特务营就地抵抗,掩护军部北撤,伤亡达二百余人。高将军等驰马至申家沟西,日寇又由东、南、北三面包围上来,与在这里的高军艾捷三团激战。时高将军与军部工作人员及特务营(即警卫营)也已失去联络,遂弃马钻入山腰灌木丛中隐藏。黄昏,日寇搜山。高将军听到寇皮鞋声,怕被俘去受辱,向副官要手枪准备自杀。忽大雨如注,枪声渐息,日寇退去。高将军遂在山下隐藏几天,继续寻找主力部队。

   一天夜里军参谋长金醒吾等劝高将军另谋出路:“目前我军主力存亡不明,敌寇正在包围搜山,情况危急,很难脱险;即使脱险回去,蒋介石对您素有宿怨(指诸城反蒋和支持张、杨西安兵谏),蒋能饶恕您吗?军座在北伐时,曾和汪精卫有过交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军座应审时度势…”高将军听后大怒:“这次中条山失败,责任不在我!…况胜败乃兵家之常。北伐时我和汪精卫有过交往,但当时他是国民政府主席。现在他是日本的奴才、汉奸、民族败类,而我是中国抗日部队的高级将领,我能投降他?…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次能脱险回去就好,否则我就自杀,为国尽忠。”

   原来,高军主力八十四师多数团及特务营经苦战突围,西渡黄河去了宜川;艾雅春团于焦家沟被寇包围,全部壮烈牺牲;军部损失更重,不少家属遇难;新编第二师去了河南渑池,也损失一千余人。

   当高军八十四师到达泥峪口时,特务营营长齐天然率便衣二十人,返回敌占区寻找高将军。时敌在中条山悬赏十万元,搜捕高桂滋。便衣队到处打听,均无结果。遂将被敌杀害的八十四师一伙夫的尸体(体形似高将军)掩埋在一大土堆中,并用弹药箱的木板写上“陆军第十七军中将军长高桂滋之墓”,插在墓堆上。日寇发现此墓堆,加之高的坐骑已在十几天前被寇搜山时俘去,因而确信高将军已被击毙,遂在其报纸上登载消息:“高桂滋已被击毙”,并附有尸体照片。从此不再搜捕高将军了。但高将军在群众掩护下脱脸,后经乡宁、吉县,渡黄河到达宜川本部。前后历时三十余天。

九、守备河防和坚持中条山游击战

   一九四一年十月,高军移防河南渑池,守备东起新安石井,西到陕县茅津渡,全长一百多公里的黄河防线。时一战区决定把高军列为加强军(即至少有三个师的足够人数和最好的武器装备),并任高将军为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可是蒋介石和何应钦对高不信任,什么也没有给高军补充,只临时将王治岐的一六五师拨归高军;不到半年,又将王师调往他处。所谓加强军只是一个虚名而已。后来一战区给高军补充了一些步枪、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  

   一九四二年春,国民党军最高统率部又任命高将军兼任中条山游击总司令。令高军除守漫长的河防外,再抽出部分兵力渡河进入敌占区中条山去打游击。高将军先后令二五零团和二五一团渡河前往。一次日寇将二五一团指挥所包围,团长杨世立中弹牺牲。

   高将军兼任中条山游击总司令时,一战区还将中条山的七八支游击部队交高指挥。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景行之部,约二千余人。其次是贾真一部,有一千余人。其他的多则二三百人,少则百十人不等。高军在中条山打游击,这些部队搜集情报、配合作战。

   高军抗战连续作战六年,大小战役一百多次,一个师长受伤,三个团长牺牲,其他军官伤亡三百余人,士兵伤亡万余人,老兵损失殆尽,新兵未经训练。这样的部队,不但要守漫长的河防,而且要在中条山敌占区打游击。重庆最高统率部还一再来电催促,要高将军亲率部队渡河作战。因高将军和汤恩伯私人情感较好,经汤说项,中央政府才答应将十七军调往后方整训。从此高军脱离了抗战第一线。

十、救济难民和收养儿童

   一九四一年十月,高军移防河南渑池之时,渑池灾荒遍地;加上中条山战败后由山西逃难过来无以为生的难民,困苦惨状目不忍睹。高命令从全军口粮中每月节约五万斤小麦,在县城等处设粥场二十个,每天给每户难民发放一小瓷罐麦粒粥,使大批难民免于饿死;他还把一批失去父母亲人的难童送往陕西眉县西寨,到第十七军农场办的子弟学校上学,吃穿全部免费。寒冬将临,他又令各师、团把报废的旧军衣发给无衣御寒的灾民和难民。豫西的灾民和因日本侵略逃到豫西的难民,对高军长和他带领的第十七军感恩戴德。

                      十一、最后的诀择
   一九四三年底,高部被派驻甘肃固原,受命封锁陕甘宁边区。但高不愿再与中共搞摩擦。在他默许下开辟了固原经王洼子到三岔的秘密交通通道;还掩护和帮助过民主人士杜斌丞;并于一九四五年在重庆陆大将官班学习时,由章伯钧、杨子恒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准备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打起民主联军旗号,向共产党靠拢。抗战胜利后不久,高被蒋削去兵权,就任有名无实的第八(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高的部队也被调离与陕甘宁边区接壤地带,甚至高的住宅和本人的行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高为了不使人民遭受涂炭,曾将胡宗南在陕南堵截李先念、王震率领的中原军区突围部队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以及蒋、胡将进攻延安的重要军事情报,告诉中共地下党员,并设法推迟进攻延安的时间。西安解放前夕,高被胁迫到汉中;他借口夫人在重庆患病而飞往重庆。为了逃避被送往台湾,高藏匿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里,直至重庆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参事室主任。一九五二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变卖房产捐献飞机一架。大行政区撤销后,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政协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一九五九年一月六日因患脑溢血并发肺炎,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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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中将方阵透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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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逸峰
《军事史林》2011年第10期
  为解决1912年以来,实行三等九级军衔制过程中出现的军衔晋授不严格,收编各地方部队各行其道,授予机构繁多错乱,军衔与职务相比,军衔都普遍偏高,将官数量过多、过滥等问题。从1935年开始,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决定重新评定军衔,并仿照德国军衔制度制定新的军官军衔制度。1934年国民政府批准组建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厅长林蔚,副厅长殷祖绳,并将军政部陆军署军衡司并入该厅,具体负责依据新颁布《陆海空军官制表》重新评定军衔工作,所有军官均由铨叙厅报请国民政府授任。
  1935年到1949年间,总计晋(授)任陆军中将893员(含复授8名)。其中,晋任陆军中将的同时退为备役的陆军中将131员,晋任陆军中将的同时除役的陆军中将9员。晋(授)任海军中将10员,其中,晋任海军中将的同时退为备役的海军中将一员。晋(授)任空军中将3员,其中,授任空军中将的同时退为备役的空军中将一员。追赠、追晋陆军中将69员。合计晋(授)任中将906员(含复授8名,即898人),追赠、追晋陆军中将69员。长期以来,对介于少将之上二级上将之下的国民党军中将军衔的晋授特点未见专文剖析论述。在此,笔者综合多种史料对此加以整理、剖析。其中,必然存在诸多错讹之处,恳请广大专家、读者加以批评指正。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35年4月4日(15名):杨杰、贺耀祖、黄慕松、曹浩森、周亚卫、张华辅、钱大钧、陈诚、卫立煌、张治中、夏斗寅、孙连仲、上官云相、梁冠英、陈继承。
  (2)1935年4月4日(15名):薛岳、刘建绪、刘兴、赵观涛、罗卓英、谷正伦、王树常、鲍文樾、贺国光、蒋伯诚、戢翼翘、荣臻(因投降汪伪政权,1943年11月4日被国民政府免去中将军衔)、吴光新、魏宗瀚、高维岳。
  (3)1935年4月6日(15名):魏益三、门致中、王均、徐庭瑶、何柱国、王以哲、孙桐萱、郝梦龄、刘茂恩、谭道源、李云杰、李韫珩、毛炳文、萧之楚、周浑元。
  (4)1945年4月8日(15名):吴奇伟、汤恩伯、刘绍先、郭汝栋、孙楚、杨效欧、李服膺、王靖国、杨耀芳、李生达、庞炳勋、秦德纯、王俊、刘翼飞、胡毓坤。
  (5)1935年4月9日(15名):胡宗南、周碞、曾万钟、陶峙岳、李延年、李默庵、万耀煌、王东原、朱耀华、李觉、冯安邦、曹福林、冯治安、张自忠、张振汉。
  (6)1935年4月10日(14名):岳森、阮肇昌、戴岳、陶广、宋天才、罗霖、樊崧甫、高桂滋、冯占海、沈克、李振唐、黄光华、郭希鹏、马法五。
  (7)1935年9月6日(海军2名):陈季良、陈训泳。
  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36年1月22日(20名):张之江、鹿钟麟、方本仁、张翼鹏、马占山、刘郁芬、石敬亭、马良、孙良诚、李福林、苏炳文、赖心辉、马鸿逵、朱绶光、余汉谋、吴思豫、刘光、熊斌、张希骞、林蔚。
  (2)1936年1月23日(20名):陈焯、潘竟、臧卓、姚琮、李扬敬、张钫、毛维寿、叶开鑫、金汉鼎、温寿泉、张荫梧、孔繁霨、李品仙、夏威、廖磊、王家烈、杨毓珣、孙蔚如、冯钦哉、冯鹏翥。
  (3)1936年1月24日(20名):刘和鼎、赵成绶、周玳、邓宝珊、杨虎、荣鸿胪、秦绍观、缪培南、张任民、龚浩、周濂、雷飙、杨澄源、曹万顺、周至柔、张国元、张元祜、徐国镇、汪镐基、张修敬。
  (4)1936年1月25日(20名):吴和宣、厉尔康、谢濂、张树帜、石华严、韦云淞、李汉魂、覃联芳、谷良民、黄诗岳、林振雄、李振球、梁朝玑、许克祥、邢震南、谭庆林、李松山、赵登禹、周斌、邓龙光。
  (5)1936年1月27日(20名):晏道刚、萧叔宣、唐豸、王赞斌、耿觐文、石陶钧、彭新民、李益滋、王右瑜、蒋锄欧、犹国才、张万信、傅鹏海、周维翰、姚鸿法、张会诏、李德懋、陈增智、马登瀛、吕秀文。
  (6)1936年1月28日(15名):马步芳、陈耀汉、卢兴邦、戴民权、俞济时、马步青、杨言昌、何竞武、齐用宏、杨劲之、陈光祖、李实茂、张克瑶、周维寅、张春浦。
  (7)1936年2月25日(14名):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唐式遵、潘文华、孙震、王瓒绪、范绍增、李家钰、陈鼎勋、黄隐、马毓智、李宏锟、喻孟群。
  (8)1936年3月18日(7名):刘骥、张贞、陈章甫、叶蓬、黄实、王孝缜、李竟容。
  (9)1936年4月1日(1名):孙渡。
  (10)1936年4月21日(2名):刘汝明、邹作华。
  (11)1936年5月18日(5名):师景云、刘邦俊、马青苑、李兴中、张云荣。
  (12)1936年5月30日(1名):吴新田。
  (13)1936年6月18日(1名):韩多峰。
  (14)1936年6月24日(追赠10名):赵锡九、赵魏、刘懋德、李日秋、王永福、尤民、陈成功、范铭新、班麟书、孙明。
  (15)1936年8月26日(2名):尹扶一、张维清。
  (16)1936年9月2日(2名):张钺、闻承烈。
  (17)1936年9月8日(2名):郑大章、夏首勋。
  (18)1936年9月12日(2名):张达、黄延桢。
  (19)1936年9月14日(1名):马鸿宾。
  (20)1936年10月5日(56名):黄杰、李玉堂、唐淮源、关麟征、池峰城、宋希濂、裴昌会、徐继武、成光耀、韩汉英、钟光仁、武庭麟、李汉章、陈琪、展书堂、刘戡、王敬久、孙元良、欧震、甘丽初、孔令恂、夏楚中、刘翰东、缪澄流、孙德荃、莫希德、叶肇、巫剑雄、杨渠统、鲁大昌、门炳乐、檀自新、郭思演、黄显声、林柏森、李明灏、祝绍周、黄菊裳、贺衷寒、陈启之、黄镇球、徐祖诒、李国良、田镇南、郭忏、张义纯、郜子举、邵文凯、王南、李根固、韩德勤、李家鼐、杨揆一、刘德芳、袁承武、傅常。
  (21)1936年10月22日(2名):董英斌、桂永清。
  (22)1936年10月28日(10名):香翰屏、徐景唐、黄任寰、张瑞贵、王铭章、陈离、廖震、陈万仞、彭诚孚、许绍宗。
  (23)1936年11月8日(1名):李树春。
  (24)1936年11月11日(1名):童玉振。
  (25)1936年11月18日(1名):周成菼。
  (26)1936年12月12日(1名):何丰林。
  (27)1936年12月25日(5名):张维玺、赵守钰、冯基道、郭昌明、富占魁。
  (28)1936年12月30日(1名):朱晖日。
  一九三七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37年2月22日(1名):阿勒坦鄂齐尔。
  (2)1937年3月13日(1名):周祖晃。
  (3)1937年4月2日(8名):廖行超、李必蕃、冯兴贤、殷绳祖、张亮基、郭寄峤、唐星、王范庭。
  (4)1937年5月6日(16名):董宋珩、曾宪栋、彭毓斌、孙长胜、刘书香、黄胪初、楚溪春、傅存怀、杨士元、周士廉、刘多荃、陶柳、李涛、廉壮秋、蒋伏生、程泽润。
  (5)1937年5月14日(2名):黄永安、吴克仁。
  (6)1937年5月21日(11名):王时、苗松培、霍揆章、李树森、傅仲芳、彭松龄、李俊功、徐权、江煌、谢履、黄裳。
  (7)1937年5月27日(1名):徐鹏云。
  (8)1937年5月31日(2名):刘震寰、邓世增。
  (9)1937年6月7日(1名):高双成。
  (10)1937年6月19日(1名):陈光中。
  (11)1937年6月23日(1名):陈光藻。
  (12)1937年8月17日(5名):陈志馨、杨绍东、王奇峰、赵启騄、杨吉辉。
  (13)1937年8月30日(1名):李英。
  (14)1937年9月29日(2名):刘雨卿、朱传经。
  (15)1937年10月22日(1名):刘耀扬。
  (16)1937年11月15日(7名):杜春沂、郭宗汾、陈长捷、刘奉滨、谢珂、刘忠干、张亮清。
  (17)1937年11月16日(2名):郭持平、金巨堂。
  (18)1937年12月6日(追晋1名):姜玉贞。
  (19)1937年12月16日(3名):周斓、佘念慈、邵百昌。
  (20)1937年12月14日(追晋1名):萧山令。
  (21)1937年12月24日(2名):姚纯、谢溥福。
​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单
  (1)1938年1月12日(1名):唐俊德。
  (2)1938年3月1日(1名):李仙洲。
  (3)1938年3月4日(1名):邹文华。
  (4)1938年3月9日(追晋1名):刘震东。
  (5)1938年3月17日(2名):刘元瑭、晏勋甫。
  (6)1938年3月28日(追晋1名):赵锡章。
  (7)1938年4月6日(2名):黄国梁、余华沐。
  (8)1938年5月6日(追晋1名):张培梅。
  (9)1938年5月10日(5名):彭进之、区寿年、王修身、陈永、陈铁。
  (10)1938年6月2日(3名):俞星槎、华振麟、钱卓伦。
  (11)1938年6月16日(1名):赵寿山。
  (12)1938年6月28日(4名):刘膺古、郭勋祺、段珩、赵南。
  (13)1938年6月30日(2名):卢本堂、方昉。
  (14)1938年10月8日(2名):彭位仁、唐英。
  (15)1938年11月14日(1名):何宣。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39年3月21日(1名):涂思宗。
  (2)1939年3月21日(1名):张定璠。
  (3)1939年6月6日(2名):黄维、文朝籍。
  (4)1939年7月12日(1名):吴逸志。
  (5)1939年7月13日(9名):周福成、王仲廉、周祥初、谭邃、宋肯堂、张轸、周体仁、杨汉城、李铁军。
  (6)1939年8月2日(1名):施北衡。
  (7)1939年8月15日(1名):张珙。
  (8)1939年11月6日(1名):白宝山。
  (9)1939年11月13日(3名):王陵基、张淦、龚理明。
  (10)1939年11月28日(2名):丁治磐、张銮基。
  一九四零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0年1月11日(1名):向传义。
  (2)1940年2月10日(1名):刘斐。
  (3)1940年4月13日(3名):王懋功、刘士毅、黄琪翔。
  (4)1940年5月25日(1名):石友三。
  (5)1940年6月11日(追晋1名):郑作民。
  (6)1940年6月18日(追晋1名):马玉仁。
  (7)1940年6月28日(追晋1名):钟毅。
  (8)1940年8月20日(追晋1名):钱宗泽。
  (9)1940年9月28日(追晋1名):罗启疆。
  (10)1940年12月2日(6名):邹洪、陈沛、吕济、范子英、莫树杰、张笃伦。
  (11)1940年12月27日(追晋1名):陈烈。
  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1年3月21日(追晋1名):朱鸿勋。
  (2)1941年5月8日(追晋1名):邢清忠。
  一九四二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2年1月17日(追赠2名):赖传湘、李翰卿。
  (2)1942年1月22日(1名):吴石。
  (3)1942年5月12日(追晋1名):寸性奇。
  (4)1942年5月19日(海军1名):陈策。
  (5)1942年10月16日(追晋1名):戴安澜。
  (6)1942年11月20日(2名):孙魁元、高树勋。
  (7)1942年12月23日(追晋1名):王凤山。
  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3年1月15日(追晋1名):王克敏。
  (2)1943年3月30日(1名):马崇六。
  (3)1943年4月26日(1名):黄百韬。
  (4)1943年8月17日(1名):周毓英。
  (5)1943年9月4日(追晋1名):张琼。
  (6)1943年9月7日(1名):蒋光鼐。
  (7)1943年9月10日(追晋1名):蒋宝德。
  (8)1943年9月27日(追晋2名):周复、黄维刚。
  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4年2月2日(追晋3名):许国璋、彭士量、孙明谨。
  (2)1944年4月22日(追晋1名):王立业。
  (3)1944年8月7日(追晋1名):陈劲节。
  (4)1944年8月15日(追晋1名):潘佐。
  (5)1944年9月8日(追晋2名):吕继周、柴意新。
  (6)1944年11月7日(追晋1名):王甲本。
  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5年2月20日(5名):王耀武、萧毅肃、杜聿明、胡宗铎、郑洞国。
  (2)1945年3月8日(5名):陈大庆、丁德隆、范汉杰、卢佐、徐思平。
  (3)1945年4月7日(追晋1名):阚维雍。
  (4)1945年4月18日(追晋1名):陈可钰。
  (5)1945年6月28日(10名):牟中珩、李文、董钊、王鸿韶、林薰南、张鉴桂、张秉钧、袁守谦、刘詠尧、徐培根。
  (6)1945年6月28日(海军1名):曾以鼎。
  (7)1945年6月28日(追晋1名):陈济桓。
  (8)1945年8月15日(追晋1名):陈维沂。
  (9)1945年12月31日(追晋1名):齐学启。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6年1月10日(空军1名):黄光锐。
  (2)1946年1月11日(海军1名):田士捷。
  (3)1946年2月16日(1名):俞大维。
  (4)1946年2月21日(追赠3名):吴继光、蒋志英、李忍涛。
  (5)1946年3月21日(追晋1名):杜德孚。
  (6)1946年4月2日(追晋1名):马浚彦。
  (7)1946年5月16日(晋任10名,授任2名):朱世贵、邱宗浚、金铸洲、李云龙、廖怀忠、林秉彝、钟体乾、邱世钧、吴鸿昌、殷铭、刘发良、温寿泉(根据《国民政府公报》第贰伍伍壹号,钟体乾、温寿泉任为陆军中将,其他10人晋升为陆军中将。温寿泉1936年1月23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1946年5月16日复授陆军中将衔)。
  (8)1946年6月11日(追晋1名,《国民政府公报》原文为追赠):戴笠。
  (9)1946年7月31日(131名,同日退为备役):段树华、台寿民、周绍轩、郭殿丞、周武彝、蒋群、孙伯文、李纪才、张醁村、邓刚、冯象鼎、杨恩熙、吴藻华、贺维珍、高荫槐、姚以价、陈琢如、胡朝俊、刘宗僖、白砚圭、周维纲、李民欣、段云峰、黄强、宋人杰、王嗣昌、马式彬、张再、梁鸿楷、佟毅、俞作柏、温应星、田颂尧、周磐、沈靖、邵企雍、黄任、萧芹、陈凤韶、吴涵、冯次淇、王泽民、方鼎英、陈贯群、项雄霄、王兆翔、张文、袁华选、吴克润、徐为炅、王静轩、李华英、卢丰年、程守箴、方贤、沈凤威、袁绩熙、刘兆藜、黄家濂、谭家骏、史久光、陶钧、曾友仁、程长发、严敬、张砚田、陶光鼐、马湘、马炳洪、魏岳奎、李建章、谭启秀、王子修、刘俊钦、陈益公、王志远、徐廷瑗、吴朝翰、余道一、许显时、张梶葳、张乔龄、何绍南、黄雍、张樾亭、倪弼、陈道行、郑重、黄公柱、张性白、刘运乾、侯守常、何英、王文宣、王鸿甫、李泽民、潘善斋、高仁钹、李藩侯、白濡青、李毅、谢婴白、梅铸、江中如、陶振武、虞典书、张寿桐、程汝怀、唐希抃、霍元壁、温念忠、龚浩(1936年1月24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日本投降后退役,此时复授陆军中将衔并退为备役)、李景骅、钱伦体、石化龙、王铸民、刘自芸、张敬俊、顾家齐、张习崇、刘礽祺、张庆余、林岳生、戴嗣夏、严宽、耿伯钊(1936年1月27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当时用“耿觐文”名,此时复授陆军中将衔并退为备役)、杨虎(1936年1月24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此时复授陆军中将衔并退为备役)、吕秀文(1936年1月27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此时复授陆军中将并退为备役)、王家烈(1936年1月23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此时复授并退为备役)、周维寅(1936年1月28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此时复授并退为备役)、廉壮秋(1937年5月6日被授予陆军中将衔,此时复授并退为备役)。
  (10)1946年7月31日(海军1名,同日退为备役):杨宣诚。
  (11)1946年7月31日(授任空军1名,同日退为备役):汪强。
  (12)1946年7月31日(陆军9名,同日除役):马腾蛟、周炯伯、×××、陈渠珍、陈兴亚、应龙翔、丁锦、吴锡九、哈汉章。
  (13)1946年10月10日(5名):关颖凯、张刚、萧作霖、程绍岩、邹兢。
  (14)1946年10月10日(追赠1名):王君培。
  (15)1946年10月22日(1名):余宪文。
  (16)1946年11月28日(1名):马鉁。
  (17)1946年12月23日(16名):安俊才、李伴奎、梁鸿恩、黄道崇、厉鼎璋、葛金镕、朱为轸、司可庄、梁瀚嵩、叶启杰、陆权、甘芳、余泽、张骥、程树芬、李作砺。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7年1月6日(追晋1名):金崇印。
  (2)1947年1月7日(8名):雷醒南、唐继麟、陈仲英、孟浩然、唐灏清、宋相成、莫德宏、孔可权。
  (3)1947年1月16日(追晋1名):武士敏。
  (4)1947年1月29日(2名):吴冠周、李思炽。
  (5)1947年2月6日(6名):尹承纲、何知重、何德隅、陈林荣、软墨林、凌兆垚。
  (6)1947年2月15日(4名):乔毅夫、刘采廷、何敏瑞、严兆丰。
  (7)1947年2月22日(2名):詹忠言、李强。
  (8)1947年2月25日(追晋1名):戴之奇。
  (9)1947年3月5日(四员):朱其、粟廷勋、柳正欣、胡畏三。
  (10)1947年3月5日(4名):练惕生、萧赞育、石毓灵、郑坡。
  (11)1947年4月17日(9名):黄涛、潘虚吾、章鸿春、辜仁发、马葆珩、袁昌荣、李炘、毛侃、朱璧彩。
  (12)1947年5月12日(1名):方钦。
  (13)1947年5月22日(追晋1名):何奇。
  (14)1947年6月13日(13名):陆瑞荣、张谞文、黄国俊、陈顼顽、王景录、陈浴新、张弥川、杨立德、刘永祚、袁德性、徐承熙、孙景贤、萧子清。
  (15)1947年6月29日(2名):禄国藩、郑承典。
  (16)1947年7月7日(20名):梁春溥、蔡忠笏、田载龙、盛士恒、陈骥、戴戟、周学海、黄克德、汪世鎏、黄镇国、周址、李朝芳、张与仁、廖士翘、张超、刘尚志、王德全、林赐熙、胡若愚、叶南帆。
  (17)1947年7月9日(4名):韩全朴、张汉全、张金照、蔡森。
  (18)1947年7月22日(2名):赵锦雯、赖伟英。
  (19)1947年7月30日(追晋3名):张灵甫、蔡仁杰、卢醒。
  (20)1947年8月2日(1名):郭觫。
  (21)1947年8月9日(3名):余念初、陶汝滨、马禄。
  (22)1947年9月24日(追晋1名):翟紫封。
  (23)1947年11月18日(5名):郑炳庚、黄静波、葛武棨、王天赐、钱东亮。
  (24)1947年11月19日(14名):陈明仁、卢象荣、孔繁瀛、蒋如荃、孟宪吉、曾粤汉、王士俊、马为麟、朱明轩、楼寿臧、张简孙、薛炼、苏祖馨、杨澍松。
  (25)1947 年11月21日(9名):简作桢、李青、周兆棠、陆福廷、孙常钧、汪之斌、陈楚雄、胡天乐、王冠。
  (26)1947年11月22日(海军3名):陈恩焘、刘传授、吴仞礼。
  (27)1947年11月24日(1名):徐中岳。
  (28)1947年11月25日(1名):谭朗星。
  (29)1947年11月27日(2名):蒋在珍、陶振祖。
  (30)1947年12月22日(1名):康泽。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8年1月1日(1名):钱振荣。
  (2)1948年1月9日(海军1名):陈兆锵。
  (3)1948年1月10日(1名):李务滋。
  (4)1948年1月26日(4名):张竭诚、陈泽霈、李清芳、章安平。
  (5)1948年2月16日(1名):李乐滨。
  (6)1948年3月22日(4名):吴剑平、周启铎、萧文铎、梁史。
  (7)1948年3月26日(追晋1名):李铭鼎。
  (8)1948年5月3日(追赠1名):金赞中。
  (9)1948年5月3日(追晋1名):谢肖良。
  (10)1948年5月6日(1名):刁世杰。
  (11)1948年5月6日(空军1名):黄秉衡。
  (12)1948年7月14日(追晋1名):黄纯烈。
  (13)1948年8月25日(追晋1名):徐保。
  (14)1948年9月9日(追晋1名):李仲辛。
  (15)1948年9月22日(110名):刘任、徐启明、荣干、张知行、刘嘉树、李文田、何基沣、张克侠、陈继淹、米文和、谢辅三、王凌云、孙兰峰、唐云山、李楚瀛、梁恺、杨宏光、张卓、陈武、邱清泉、施中诚、廖云泽、张雪中、李铣、李良荣、王泽浚、李世龙、罗列、张金廷、霍守义、何文鼎、杨干才、黄祖埙、钟彬、鲁崇义、张耀明、胡临聪、张光玮、鲁道源、刘振三、李振、伍诚仁、刘汝珍、王长海、叶成、方靖、吴绍周、石觉、袁朴、于镇海、左世允、刘效曾、王铁汉、覃异之、阙汉骞、曾泽生、刘安祺、侯镜如、高卓东、赖汝雄、石祖德、汤垚、黎行恕、方天、於达、邓文仪、杜心如、沈发藻、唐子长、李宗昉、张世希、柳际明、朱鼎卿、耿幼麟、刘翼峰、张镇、万建藩、宣铁吾、何绍周、曹日晖、赵锡光、马锳、史文桂、孔庆桂、罗奇、王劲修、刘伯龙、周伟龙、胡伯翰、李及兰、成刚、韩锡侯、章培、廖行端、刘祖舜、史宏烈、林叔向、王烈、陆荫楫、傅翼、宗明、游凤池、罗广文、李弥、胡琏、郑介民、冷欣、孙立人、彭孟缉、李振清。
  (16)1948年11月18日(1名):张测民。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军中将晋(授)名录
  (1)1949年4月6日(追晋1名):马得胜。
  (2)1949年7月12日(1名):郭德权。
 楼主| 发表于 2019-3-19 17:54:48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党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群体剖析(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74e6e90102vcg5.html
作者:王逸峰
《军事史林》2011年第4期
  1904年,清政府决定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实行军衔制。从1904年到1911年,清政府逐步形成并日益完善了以日本军衔为蓝本的三等九级军官军衔,军士和兵各分三级,加额外军官,共计六等十六级的中国第一个军衔制度体系。尽管清政府灭亡以后,衔级具体名称有所变化,但其等级设置被以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以及1935年以前的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
  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的官制基本沿用北洋政府时期的三等九级制。1931年4月13日,国民政府颁布《陆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沿用了北洋政府官阶体制,军官、军士、兵的军衔设置完全相同,仅仅是军佐军衔略有改动。《陆海空军官职表》(1934年7月24日公布)规定:陆海空军军官分为上、中、初三等,每等分为上、中、少三级,三军均以上将为最高军阶。
  1935年3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特级上将授任条例》。4月1日,国民政府授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特级上将军衔。作为最高军衔的特级上将自始至终为蒋介石独占。
  1935年3月30日公布的《上将任官施行条例》将过去单一规格的陆海空军上将分为第一、第二两级,并增设特级上将。规定,本条例除特级上将另有规定外,所有陆军、海军、空军上将之任官,悉依此办理。主要接受德国顾问的建议,结合多年实行军衔制的经验得失,国民政府正式确立了国军上将分为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改变了自从民国成立以来,中国军队将官分为上将、中将、少将三级的传统。
  一、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溯源
  在1935年总共授任1名特级上将、8名陆军一级上将、1名海军一级上将、21名陆军二级上将。1936年1月28日,美国驻华武官根据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官员估计而撰写的关于中国陆军军官出身的统计报告中披露,上将124人、中将418人、少将1240人、上校3223人、中校4707人、少校13178人、上尉39736人、中尉37554人、少尉36284人。1936年1月11日和12月31日,分别授任程潜、李烈钧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由于1935年所确定的上将员额偏少,93名原先已经获得上将军衔的陆军高级将领必须改任中将,必然引起一些矛盾。1936年初,为解决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具备晋任上将的规定,但受上将员额所限而不能晋任的问题,在陆军中已有的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军衔之外,又增设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由于自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的海军始终非常弱小,各派系的中央政府对海军建设都不够重视,因而海军的将军尤其是上将人数非常少。空军由于成军时间晚、规模小,也不存在将军人数过多的问题。所以,中将加上将衔的制度只适用于陆军中将。1936年2月29日由国民政府公布的《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规定:
  第一条 陆军中将依陆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五款合于晋任上将之规定者,因为员额所限得先加上将衔;
  第二条 陆军第二级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之中将择优特补;
  第三条 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之员数以陆军上将员额为限;
  第四条 已加上将衔之中将,其服制与第二级上将同,俸薪仍照最高额支给;
  第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即日施行。
  此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简称“陆军上将衔”。实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制度继承了北洋政府以来的加衔传统。但是,北洋政府时期加衔适用于各个军衔等级,而国民党军的加衔仅适用于陆军中将衔级。30年代称作“陆军上将衔陆军中将”。40年代后改称“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均简称“陆军上将衔”。
  这样,到1936年2月29日,国民政府确立起以特级上将封顶的军衔体系,陆海空士兵军阶设置与北洋政府时期基本相同。经重新评定的军官自少尉至特级上将均须报请国民政府授任。
  当时,国民党军的将军军衔分为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中将、少将五个衔级,比较接近于德国的军衔等级设置。增设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二级上将、一级上将的基本原因在于1935年以前,上将军衔泛滥成灾。为了提高上将军衔的含金量,适应军以上建制部队和军事机构的设置,形成合理的军衔等级体系,尤其是解决许多军长以上高级军官的军衔设置问题。
  按有关规定,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共叙任了28人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虽有出缺和增补,国民党军队中现役上将,包括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衔的将官总数限制在60人左右。根据《国民政府公报》公布的人数统计,当时,特级上将1人,由于朱培德于1937年病逝,一级上将降为8人,二级上将23人,中将加上将衔28人,总计60人。1938年10月,为适应抗日战争需要,增设陆军上将员额五名。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为抽调川军抗日,接连授予刘文辉、杨森、唐式遵、孙震、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等七名川军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到1949年国民党败逃至台湾,上将的员额掌握比较严格而没有出现上将过滥的现象。陆军一级上将朱培德(1937年逝世)、陆军二级上将韩复榘(1938年被枪决)、刘湘(1938年病逝)、宋哲元(1940年病逝)、陈调元(1944年病逝)、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廖磊(1939年病逝)、张自忠(1940年牺牲)、庞炳勋(1943年投降日伪而被褫夺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军衔,成为抗日期间投降日伪的军衔最高的将领)等留下空缺,所以,全国的现役上将总数仍然为60人。例如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国民党军委会铨叙厅1944年11月付印的《将官资绩簿》上将名单中,明确记载该年上将员额为60人。
  二、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群体构成
  黄埔七期毕业的史说回忆:“到抗战前夕,又定中将加上将衔二十八人,这些人大部是预备做集团军总司令的。如张发奎、张治中、陈诚、薛岳、熊式辉、杨杰等都是那时由中将加上将衔的。自此以后直到抗战末,没有加任上将或上将衔的,高级将领职级也降低了,胡宗南、汤恩伯升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升到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其官阶还是中将,官阶晋升都迟于职级。”能够被授任、晋任、追晋、追赠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军衔的将领也都是位高权重、名高望崇之辈。
  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按授衔或晋衔的情况分为六类:(1)“加陆军上将衔”(即已经授予陆军中将,而后加陆军上将衔,简称“晋加”),黄琪翔、张治中等多数人都属于此类情况;(2)“任陆军中将并加陆军上将衔”(即授陆军中将和加上将衔同时进行,简称“授加”),黄绍竑等人都属于此类情况;(3)“特授予陆军上将衔”(即未经叙任陆军中将而直接授陆军上将衔,简称“特授”),张发奎属于此类;(4)“追晋陆军上将衔”(即现役将领亡故后追加陆军上将衔,简称“追加”),严明、刘戡、周浑元属于此类。需要指出的是,“追赠陆军上将衔”和“追赠陆军上将”区分并不严格。周浑元应属于追晋却被公告为“追赠陆军上将衔”,蒋介石题写的碑文是“陆军上将周公浑元之墓”。(5)“追赠陆军上将衔”(即非现役者亡故后追赠陆军上将衔,简称“赠加”),北洋将领贾德耀、井勿幕追赠。当时,在政府公报的行文中对追晋与追赠的区别并不严格。例如,现役将领鲁英麐追赠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属于此类。(6)“赠加陆军上将衔”(即赠送友邦人士陆军上将衔),1935年到1949年间,只有尼泊尔首相伯达马塞尔获赠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
  1936年到1949年间,国民政府(1948年5月20日以后为总统府)发布公告授任、晋任、赠加、追加等各种类型的陆军中将加陆军上将衔、追赠陆军上将衔总计53人,按照时间先后如下:
  (1)张发奎:广东始兴人。1936年9月12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闽浙皖赣边区“清剿”总指挥。
  (2)余汉谋:广东高要人。1936年9月12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
  (3)张治中:安徽巢县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京沪警备司令、京沪杭国防区长官。
  (4)张之江:直隶盐山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军事参议院参议,中国国术(武术)的主要倡导人和奠基人。
  (5)钱大钧:江苏吴县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6)鹿钟麟:直隶定县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7)陈诚:浙江青田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定桂军第三路司令、中央军政学校广州分校主任、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
  (8)卫立煌:安徽合肥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豫鄂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定桂军第二路司令兼陆军第十四军军长。
  (9)马鸿逵:甘肃河州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陆军第十一军军长。
  (10)薛岳:广东乐昌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滇黔绥靖副主任、第二路军总指挥。
  (11)刘建绪:湖南醴陵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兼湖南省保安司令。
  (12)庞炳勋:河北雄县人。1936年12月1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陆军第四十军军长。
  (13)孙连仲:直隶新河人。1936年12月1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兼“讨逆军”预备军总司令。
  (14)盛世才:辽宁开原人。1936年12月16日任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新疆边防督办。
  (15)吕超:四川宜宾人。1937年1月8日任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国民政府参军长。
  (16)李品仙:广西苍梧人。1937年3月13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五路军参谋长、广西第二路指挥。
  (17)邓锡侯:四川营山人。1937年4月10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六路军副司令兼陆军第四十五军军长。
  (18)朱绶光:湖北襄阳人。1937年4月10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
  (19)廖磊:广西陆川人。1937年5月14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陆军第七军军长。
  (20)夏威:广西容县人。1937年5月14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桂军第三路指挥。
  (21)王树常:辽宁辽中人。1937年6月7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
  (22)黄绍竑:广西容县人。1937年9月2日任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长。
  (23)黄旭初:广西容县人。1937年9月2日任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广西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
  (24)陈仪:浙江绍兴人。1937年9月2日任为陆军中将并特加上将衔,时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
  (25)熊式辉:江西安义人。1937年9月2日任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抗日大本营第二部部长、南昌行辕办公厅主任兼江西省军管区司令。
  (26)刘文辉:四川大邑人。1937年9月18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五军团军团长兼陆军第二十四军军长。
  (27)杨森:四川广安人。1937年9月18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六军团军团长兼第二十军军长。
  (28)杨杰:云南大理人。1937年10月15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陆军大学教育长、苏俄实业考察团长。
  (29)刘兴:湖南祁阳人。1937年10月22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十六军团军团长、江防总司令。
  (30)贺耀祖:湖南宁乡人。1938年2月2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甘肃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31)周浑元:江西金溪人。1938年2月18日追赠陆军上将衔。1938年1月18日病逝,时任陆军第三十六军军长、陆军中将。
  (32)唐式遵:四川仁寿人。1938年10月24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三战区副长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33)张自忠:山东临清人。1939年5月2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34)孙震:四川成都人。1939年5月2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35)卢汉:云南昭通人。1939年5月13日任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36)潘文华:四川仁寿人。1940年5月25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兼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37)王缵绪:四川西充人。1940年5月25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38)王陵基:四川乐山人。1940年5月25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
  (39)贾德耀:安徽合肥人。1940年病逝,原北洋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国务总理、陆军总长。1941年3月追赠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
  (40)胡宗南:浙江镇海人。1945年10月3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41)井勿幕:陕西蒲城人。1945年11月追赠陆军上将衔。1918年12月23日被靖国军叛徒杀害,时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
  (42)方策:浙江黄岩人。1946年1月12日追赠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1945年10月病逝于西安,时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职务军衔,未实授陆军中将),1945年任军风纪巡视团主任委员。
  (43)汤恩伯。浙江武义人。1946年2月15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第一绥靖区司令官、第一兵团司令官。
  (44)黄琪翔:广东梅县人。1946年6月13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
  (45)罗卓英:广东大埔人。1946年6月13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省保安司令。
  (46)伯达马塞尔:尼泊尔人。1946年11月14日特授予陆军上将衔,时任尼泊尔国务总理。
  (47)林蔚:浙江黄岩人。1947年9月9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次长。
  (48)鲁英麐:山西桓曲人。1948年3月26日追赠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48年1月13日在涞水县高牌店自杀,时任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叙官陆军少将。
  (49)刘戡:湖南桃源人。1948年5月17日追晋为陆军上将衔。1948年3月1日,遭西北野战军包围伏击,自炸毙命,时任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陆军中将。蒋介石曾经慨叹:“国失良将,情何以堪?”
  (50)严明:湖南祁阳人。1948年5月17日越级追晋为陆军上将衔。1948年3月1日被解放军击毙,时任整编第九十师中将师长、叙官陆军少将。
  (51)李汉魂:广东吴川人。1949年2月21日加陆军上将衔,时任“总统府”参军长。
  (52)刘士毅:江西都昌人。1949年5月24日加陆军上将衔,时任总统府参军长、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53)马步芳:甘肃河州人。1949年8月17日加陆军上将衔,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作为属于陆军中将的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实际相当于准二级上将、候补二级上将,具有晋任陆军二级上将的优先资格。在53名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中的9人后来晋任陆军二级上将,其中,陈诚还晋任为陆军一级上将。从1935年到1949年间,授任的23名、晋任的11名总计34名二级上将全部是陆军二级上将,没有海空军二级上将。除邹作华、孔庚作为非现役将领获得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同时即退役或者除役外,其余晋任陆军二级上将的9人均为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
  卫立煌、陈诚于1939年5月2日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卫立煌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增补韩复榘枪决后而出的缺。1935年4月4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1942年,因作战不利被褫夺二级上将军衔,降为中将军衔,1943年恢复为二级上将。
  陈诚1935年4月4日授中将。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陆军整理处长,1936年9月26日由中将晋加上将衔。1939年5月2日晋任二级上将,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增补刘湘病逝而出的缺。冯玉祥1946年7月27日退役。1947年2月21日陈诚晋任陆军一级上将,时任参谋总长(1945.12-1948.5)兼海军总司令(1946.5-1948.8),递补冯玉祥退役的一级上将缺。
  薛岳于1944年2月9日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35年4月5日授予中将,时任贵州绥靖主任、进剿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增补宋哲元病逝而出的缺,1950年晋升一级上将。时任总统府上将战略顾问。
  张发奎、张治中于1945年10月3日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张发奎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兼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增补陈调元病逝而出的缺。1936年9月12日授予中将加上将衔,时任闽浙赣皖边区清剿总指挥。
  张治中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增补杨虎城退役而出的缺。1935年4月4日授中将,时任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时任京沪区警备司令长官。
  余汉谋于1946年6月13日晋升陆军二级上将。余汉谋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增补白崇禧晋升而出的缺。1965年9月晋升一级上将。
  1947年2月21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熊式辉、陈仪、邓锡侯等三员着晋任为陆军二级上将。”邓锡侯时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增补何成濬退役的出缺。
  熊式辉时任东北行辕主任,增补万福麟退役而出的缺。
  陈仪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增补徐源泉退役而出的缺。
  至于许多人认为胡宗南在1947年3月占领延安以后,晋升为陆军上将军衔。笔者经过考证后认为,属于以讹传讹。胡宗南去台湾后,1955年9月以后晋任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1939年11月和1940年7月分别追晋廖磊、张自忠为陆军上将;1946年7月和12月王树常、吕超分别晋任不分级陆军上将并退为备役。
  孙连仲于1942年2月晋“任陆军上将”,任官状上并未注明“叙第二级”,他是唯一一个在世而又担任军职却并未分级的“陆军上将”,实质应该等同于陆军二级上将。但是,在《国民政府公报》中并未刊载这一任命。1943年1月23日,孙连仲被正式任命为第六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2月23日代理,6月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电告时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厅长吴思豫“免二级上将杨虎城官位由孙连仲递补”。另一说法是1943年4月24日,“孙连仲任为陆军上将”,在《国民政府公报》中也未见记载。在抗战胜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辑的《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卷)》,附录部分在有关孙连仲肖像的职务说明中,明确注明“中国战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二级上将孙连仲肖像”。至少说明,国民党军内部也认为孙连仲是陆军二级上将。
  这53人中,均为陆军将领,并无加海军上将衔、加空军上将衔者。亡者追赠、追加上将衔7人中,生前为陆军中将者2人(刘戡、周浑元),生前为实授陆军少将官阶而任中将职务者2人(严明、鲁英麐),生前无实授军衔者3人(井勿幕、方策直接追赠陆军上将衔,贾德耀追赠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
  在大陆期间,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但未晋任现役二级上将者有32人:张之江、钱大钧、鹿钟麟、马鸿逵、刘建绪、庞炳勋、盛世才、李品仙、朱绶光、夏威、黄绍竑、黄旭初、刘文辉、杨森、杨杰、刘兴、贺耀祖、唐式遵、孙震、卢汉、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胡宗南、汤恩伯、黄琪翔、罗卓英、伯达马塞尔、林蔚、李汉魂、刘士毅、马步芳。
  分析53名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军衔将领的构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各大派系有军事实力的人物或者较小的派系的领军实力派人物。如蒋介石为抽调川军出川抗日,接连授予刘文辉、杨森、唐式遵、孙震、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等川军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39年11月13日,王陵基任陆军中将,时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25日加上将衔,时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粤军系统的张发奎,桂系的黄绍竑等。
  (2)握有实权的军事机构或者名义地位很高的军事机构长官,如抗战时期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张治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林蔚等。参军长吕超、李汉魂、刘士毅等。
  (3)握有军事实权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如抗战前驻各地的绥靖公署主任、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抗战期间的战区司令长官,如卫立煌、孙连仲、薛岳、余汉谋、陈仪、鹿钟麟、马鸿逵、朱绶光、王树常、刘兴、黄旭初、盛世才、胡宗南、罗卓英、马步芳等,多数是独霸一方的军政大员。
  (4)直接指挥作战的重要将领,如军委会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刘建绪、庞炳勋、李品仙、夏威、张自忠、廖磊、汤恩伯等将领。
  (5)出使国外的重要军事代表团团长以及名望高、资历老的将领,如出使苏联的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贺耀祖,抗战胜利后作为战胜国代表派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黄琪翔,军事参议院参议张之江、鹿钟麟等。
  (6)追赠、追加上将衔的亡故将领。主要是作战牺牲、民国初年牺牲以及积劳成疾的将领。如刘戡、井勿幕、周浑元等人。
  (7)赠予外国领导人的荣誉上将衔。在1935年到1949年间,仅见赠予尼泊尔首先伯达马塞尔一例。
  在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的总人数控制在60人的情况下,蒋介石反复强调要严格控制高级军衔的数量,甚至提出“我们个人的阶级愈低,国家的地位就愈高”的口号,严格执行军官的考绩和停年规定,要想晋任、授任、叙任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在1946年7月开始正式执行退役制度以后,晋任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也殊非易事,改变了北洋时代陆军上将军衔泛滥贬值的局面。
  北洋政府在1912年到1927年间,共授予陆军上将衔155名,海军上将衔4名,追赠陆军上将衔1名。其中,担任军长及军以上作战部队的军事主官获得加上将衔的有12人,担任师长、旅长的军事主官获得加上将衔的有38人(含旅长1人)。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10月9日以后,各省都督因都理军务需要,不论是否为现役军人均加上将衔,本身已有相应军衔者除外。
  与之相比,1936年到1949年间,国民政府总计晋加、授加、特授、追加、赠加、赠予加陆军上将衔53名,仅相当于北洋时期加上将衔人数的三分之一。能够获得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成为一种含金量非常高的荣誉,较好地发挥了平衡各方利益,有效控制二级上将数量的作用。
 楼主| 发表于 2019-3-19 17:55:29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党军二级上将方阵剖析兼论胡宗南究竟何时晋升二级上将(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74e6e90102vcfy.html
作者:王逸峰
《军事史林》2010年第7期
  2010年2月,笔者阅读2010年第1期《军事历史》杂志,注意到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的肖裕声少将谈到胡宗南在解放战争期间是否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军衔问题。肖裕声将军在听了笔者的意见后,认为在作为专家组成员审查重大历史题材文献片《忠诚》时,自己提出的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则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即陆军二级上将军衔的看法是以讹传讹的结果,将迅速转告专家组其他成员,并对文献片的有关文字解说内容作出修改。
  那么,在大陆期间的国民党军队的陆军二级上将、陆军上将、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之间有什么区别,陆军二级上将究竟包括哪些人,胡宗南那究竟何时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呢?
  根据国民政府在1935年、1936年颁布的有关条例,国民党军上将从1936年2月起在等级上分为4级5类,依次为“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上将”、“加上将衔”(在1930年代称为“陆军上将衔陆军中将”,在1940年代称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此种“加上将衔”仅在陆军中施用,去台湾后取消)。其中,陆军(海军)上将实际就是陆军(海军)二级上将,而不属于一个新的军衔等级。至于,“加上将衔”的将官虽然佩戴二级上将的军衔标志,并且,初期领取中将最高额薪俸,后来改革薪俸制度后,领取二级上将的薪俸,但实际仍然是陆军中将,只是具有晋升二级上将的优先资格。
  同时,晋升二级上将并不是必然地要经过加上将衔的台阶,中将直接晋任二级上将的情况并不稀奇。许多将领成为永远的加上将衔的陆军中将。那么,在大陆期间,国民党军的二级上将衔究竟授予哪些人?有何特点呢?本文试对此进行一定分析,以为引玉之砖,求教于专家与知情者。
  根据《国民政府公报》、《总统府公报》记载,在1935年4月至1949年9月期间,总计任命有少将以上将官4461名。其间,国民党军的一级上将军衔采取了定额9人的制度。以后,虽有晋任递补、褫夺、退役、病故等情况,但总额始终是9人。总计,一级上将17名,其中,授任9名、晋任3名、追晋3名、追赠2名。其中陆军16名、海军1名。
  仅次于一级上将的二级上将34名(现役军人授任22名、现役中将或加上将衔晋任10名、非现役者晋任1名、非现役者授任1名。内有6人后来晋任、追晋为一级上将)、上将55名(其中,海军授任1名、海军追晋2名)。陆军二级上将的正式称谓有两种即陆军二级上将或者陆军上将,叙第二级。在大陆时期国民党军队以陆军为主,海空军实力薄弱,故并无海军二级上将和空军二级上将。但是,出现了相当于海军二级上将的海军上将。
  在1935年至1949年间,见于国民政府公报的国民党军上将军衔获得者共142名,其中授任陆海空军特级上将1名(蒋介石)、一级上将17名、二级上将34名、上将55名、加上将衔55名(加衔38名、授加8名、特加1名、追加5名、赠加3名),以上共162人次(其中有17人的军衔升迁过,陆军各种上将157名,海军各种上将4名)。
  一、陆海军上将的构成解析
  一般来说,国民政府实行的陆海军上将制度与赠衔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国民政府始终实行赠衔制度,即指军官佐去世后被追赠、追晋的军衔。追赠军衔来褒扬和抚恤已故人员的制度起源于中国古代宗室王公大臣死后封予爵位的“追封”。但是,国民政府始终没有颁布专门的赠衔法律法规。在1935年9月颁布的《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第20条规定,“对于国家著有勋绩之军官佐,其身后有须特令追晋官阶者,不受本条例及本细则之所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有关公文中,对追晋、追赠的区别并不严格,对象也不局限于现役或者非现役军人。对此笔者仅对1935年4月以后到1949年间,实行新的军衔制以后的追赠、追晋的陆军海军上将情况加以统计,此前的以及其他衔级情况未统计。
  上将55名:陆军上将52名,海军上将3名。
  1935年4月3日追赠:范鸿仙(民国先烈);1935年4月6日追赠:石青阳(积劳病故);1935年7月15日追赠:谭人凤(民国先烈);1935年10月18日追赠:张开儒(积劳病故);1936年4月2日追赠3名:王金铭、施从云、白毓昆(均为民国先烈);1936年6月24日追赠3名:徐镜心、刘浦霖、簿子明(均为民国先烈);1936年7月23日追晋:李生达(积劳病故,生前为陆军中将);1936年11月23日追晋:王均(飞机失事去世,生前为陆军中将);1937年4月12日追晋:黄慕松(1935年4月4日授中将,1937年3月20日在广东逝世,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7年7月31日追晋2名:佟麟阁(抗战阵亡,生前职务军衔为陆军中将)、赵登禹(抗战阵亡,生前为陆军中将);1937年12月6日追晋:郝梦龄(抗战阵亡,生前为陆军中将);1937年12月11日追晋:饶国华(抗战阵亡,生前职务军衔为陆军中将);1938年4月6日追晋:王铭章(抗战阵亡,生前为陆军中将);1939年3月追晋:张谞行(抗战阵亡,生前为陆军中将);1939年3月23日追晋:蒋方震(积劳病故,生前为陆军中将);1939年11月21日追晋:廖磊(积劳病故,生前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39年11月25日追晋:吴光新(积劳病故,生前为陆军中将);1940年7月7日追晋:张自忠(抗战阵亡,生前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40年9月23日追晋:陈安宝(抗战阵亡,生前职务军衔为陆军中将);1941年9月29日追晋:唐淮源(抗战失利自杀,生前为陆军中将);1942年6月2日追晋:赖心辉(积劳病故,生前为陆军中将);1943年6月12日追晋:蒋作宾(积劳病故,民初将领);1943年9月10日追晋:陈训泳(海军上将,积劳病故,生前为海军中将);1944年6月22日追晋:李家钰(抗战阵亡,生前为陆军中将);1945年4月9日追晋:张定璠(积劳病故,生前为陆军中将);1945年5月25日追晋:陈季良(海军上将,积劳病故,生前为海军中将);1945年5月28日:邹洪(积劳病故,生前为陆军中将);1946年7月31日晋任:王树常(加上将衔,并予退为备役);1946年7月31日授任8名:李济深、但懋辛、李杜、张钫、石敬亭、郭汝栋、周濂、金汉鼎(均为非现役将领,并予退为备役);1946年10月19日授任:张贞(非现役将领,并予退为备役);1946年11月22日授任:萨镇冰(海军上将,并予除役,即授予退役海军上将军衔,时年87岁);1946年12月7日晋任:吕超(原加上将衔,并予退为备役);1947年1月6日晋任:蔡廷锴(原中将,并予退为备役);1947年1月19日授任:俞飞鹏(非现役将领,并予退为备役);1947年2月28日晋任:姚以价(原中将,并予退为备役);1947年6月9日授任:陈铭枢(非现役将领,并予退为备役);1947年10月24日追赠:叶开鑫(1937年12月15日湖南宁乡病逝,生前为陆军中将);1949年1月追晋5名:李明(内战阵亡,生前为陆军中将)、黄百韬(内战兵败自杀,生前为陆军中将)、陈章(内战阵亡,生前职务军衔为陆军中将)、邱清泉(内战兵败自杀,生前为陆军中将)、熊绶春(内战阵亡,生前为陆军中将)。
  1942年2月孙连仲“任陆军上将”,任官状上并未注明“叙第二级”,他是唯一一个在世而又担任军职却并未分级的“陆军上将”,实质应该等同于陆军二级上将。孙连仲(1893-1990),字仿鲁,乳名席儒,河北雄县龙湾村人,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增补程潜晋升而出的缺。1935年4月4日授中将,1936年12月16日加上将衔,时任第26路军总指挥。1937年9月以后历任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二集团军代总司令、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北省政府主席,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副主任,1945年至1947年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1948年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后任李宗仁总统府参军长。1949年去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56年退役,1990年8月14日,病逝于台北。
  从1946年7月起,国民党军将领正式实施退除役制度,被授任或者晋任陆(海)军上将者,不论原来是否为现役军人,在晋(授)任上将军阶的同时“退为备役”或“除役”。
  除陆军上将孙连仲外,追赠、追晋、授任的陆海军“上将”不在现役军官范畴,也不占据二级上将的名额,是肯定过去功绩、提高退役待遇的一种形式。军衔级别与退役待遇均等同于陆海军二级上将。有的研究人员认为陆海军上将是一个新的军衔等级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现役将领内职务及军阶最高者为1942年晋任二级上将的孙连仲,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最低者为第一三二师中将师长赵登禹、第一四五师中将师长饶国华、第一二二师中将师长王铭章。
  获得这种未分级“陆军上将”或“海军上将”称号的高级将领共55人,包括陆军上将52人、海军上将3人。涵盖民国先烈、阵亡将领、积劳病故的现役将领、病故的非现役将领、因故殒命将领、在世现役高级将领等。
  至于有的研究人员认为1946年7月31日,“张之江、鹿钟麟、王陵基”晋任为陆军上将并退为备役以及周浑元被追晋陆军上将的看法是错误的(张宏坤:《国民党上将知多少(上)》,见《军事史林》2003年第10期第42页;方学毅:《关于国民党上将设置的一些看法》,见《军事史林》2007年第4期第58、59页)。在互联网的有关帖子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中也存在同样谬误。认真核对有关资料就会发现,张之江、鹿钟麟、王陵基晋任为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以后,直到退为备役,军衔也没有再晋升过。“国民政府令陆军上将衔张之江、鹿钟麟、王陵基等三员应退为备役。此令。”“李济深、但懋辛、李杜、张钫、石敬亭、郭汝栋、金汉鼎、周濂、王树常等九员任为陆军上将并退为备役。”(《国民政府公报》第2586号,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浑元1938年初在重庆病逝,时任第三十六军军长。1938年2月18日追赠上将衔,而非陆军上将。
  二、陆军二级上将构成分析
  从1935年到1949年间,国民政府先后授任、晋任了34名陆军二级上将,没有海空军二级上将。其构成人员以及主要特点如下:
  1.陈调元: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议院院长,以此职得到二级上将之首,1944年2月2日追晋一级上将。
  陈调元(1886-1943)早年颇擅交际,受到冯国璋欣赏,故常以其为代表赴南昌、武昌与李纯、王占元二督商洽公事,被称为军人政客。由于他面相憨厚,又有“陈傻子”之称。但由于善于笼络各派势力而与各方面实力派保持密切联络。面对势如破竹的北伐军,名义上属于孙传芳所部的陈调元暗中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的任命,对加快孙传芳的崩溃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2年5月,陈调元所部第一路军第四十六师和第五十五师在苏家埠被红四方面军击溃,他提出辞职被批准,从此实际失去军权。1934年1月28日任“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预备军”总司令,4月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率部堵截红军入皖。同年12月5日,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陈调元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1935年4月3日,国民政府叙任陈调元为陆军二级上将。
  1938年1月17日,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军事参议院由直隶于国民政府转隶于军事委员会,为军事研究及建议机关。8月,在军事委员会下设抚恤委员会,陈调元任主任委员;9月点验委员会成立,隶属军事委员会,掌理各部队点验事宜,陈调元兼任主任委员,负责各战区点验兵员。1943年夏,陈调元因喉癌医治无效,在重庆病逝,终年五十八岁。1944年2月2日,国民政府追晋陈调元为陆军一级上将。
  2.韩复榘(1890-1938):字向方,河北霸县人,行伍出身,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路军总指挥。冯玉祥旧部,与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等为冯玉祥的得力战将,被称为“十三太保”。曾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1929年投靠蒋介石,1930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兼山东省保安司令,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日战争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不战就率兵东撤,接连放弃济南、泰安、济宁,退往鲁西南,使日军轻松攻占济南。在各界舆论的压力下,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被判处死刑,在武昌被枪决。
  3.宋哲元(1885-1940):是一位在抗日战争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将军。时任察哈尔省主席、第29军军长,1940年5月18日追晋一级上将。
  宋哲元原属于冯玉祥西北军派系,被誉为西北军的“五虎将之一”,多次参加反蒋作战。1930年中原大战后,宋哲元败退陕西,经萧振瀛奔走贿赂,被张学良允令招拢西北军残部组成一个军。1931年1月16日,宋哲元任陆军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军长,西北军名号从此消除;6月14日任国民政府委员;6月21日任陆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1932年7月8日宋哲元上书张学良请缨抗战。8月17日兼任察哈尔省主席,19日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1933年1月日军攻榆关,陷热河,2月18日宋哲元通电全国,决心抗击日军,开赴北平附近参加长城抗战,任第三军团总指挥。3月9日开始激战喜峰口,二十九军将士歼敌五千有余,“喜峰口大捷”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二十九军“大刀队”名扬天下,宋哲元等将领成为抗日英雄。麦新创作的《大刀进行曲》也风靡全国。
  1935年4月3日,国民政府叙任宋哲元为陆军二级上将,8月25日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处于对日交涉的第一线。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驻守芦沟桥的第二十九军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8月6日宋哲元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五十九军(宋哲元兼任军长)、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第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1938年2月20日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3月,宋哲元辞去集团军总司令职;4月,第一集团军番号被撤销,宋哲元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从此失去了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7月因病又辞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12月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40年4月5日,宋哲元病逝。5月18日,国民政府下令:“故陆军上将叙任第二级宋哲元,追赠为陆军上将叙任第一级”。
  宋哲元坚持“外圆内方”原则,在华北与日军艰难周旋,在卢沟桥打响抗战第一枪,第二十九军和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等将领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而彪炳史册。
  4.刘湘(1889-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人,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剿匪总司令。先后就读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陆军讲武堂。
  刘湘在川军各派系中可谓领军人物,在历次军阀混战中逐渐统一四川,成为“四川王”。蒋介石的中央军借追击红军之机进入四川,染指刘湘地盘,希望将四川作为自己日后抗战的大后方。同时,蒋介石也希望借“剿共”来消灭异己,坐收渔利,刘湘等川军将领也成为蒋介石拉拢的对象。1934年12月18日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1935年4月3日,刘湘任陆军上将,叙第二级。1936年11月19日成立川康绥靖公署,以刘湘为主任,统辖四川各军。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20日刘湘任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辖九个军,9月1日率部出川抗战,10月26日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境为江苏的太湖以西和浙北、皖南部分地区。11月23日,刘湘胃病突然复发,后被护送至汉口万国医院就医。12月3日,川军编为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副总司令唐式遵,辖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辖第四十一军、第四十五军)。1938年1月1日,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由唐式遵接任,刘湘专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1月20日刘湘死在医院。根据军统特工人员回忆,“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治疗胃病,戴笠收买了万国医院的护士,将胃药换成毒药,将刘湘毒死。”官方则声称刘湘是由于胃溃疡复发病逝于汉口。1月22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明令褒恤,追赠刘湘陆军一级上将。2月14日颁令准予国葬。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南门外武侯祠侧举行了国葬典礼。
  需要注意的是,国民政府令的行文是:“川康绥靖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积劳病逝,业经明令褒恤、追赠陆军一级上将并派员致祭在案。查该故主席矢志忠贞,功在党国,饰终之典,宜从优隆。应即特予国葬,以示政府崇德报功之致意。此令。”但是,刘湘所获一级上将军衔不属于追赠而应当属于追晋,这也是笔者将其列入追晋范畴的原因。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为抽调川军出川抗日,接连授予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唐式遵、孙震、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等八个川军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对于已故川军将领的领军人物刘湘追晋一级上将也符合当时的需要。
  5.刘峙(1892-1971):字经扶,江西吉安人,保定军校第二期步兵科,时任驻豫绥靖公署主任。蒋介石嫡系之一,黄埔系的骨干。素有北伐中的福将、中原大战的常胜将军、抗战中的长腿将军和解放战争中的败将之称。历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河南保安司令,豫皖绥靖主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30年因“剿共”得力,蒋特将河南新集命名为经扶县以示表彰。1949年1月因为战败被解除职务,后经香港到印尼养病,1953年去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1971年1月15日病逝于台中。
  6.徐永昌(1887-1859):字次辰,山西崞县人,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33军军长,属于阎锡山晋绥系的主要成员之一。1952年7月晋升一级上将,时聘任总统府上将战略顾问。
  其童年经历极具传奇,13岁父母双亡成为孤儿,光绪二十六年偶随慈禧逃难的武卫左军纪室徐椿龄,因同情其遭遇便带回营中,做打杂勤务,并督促其学文化,永昌便刻苦自修,后考入陆大,毕业后任驻保定孙岳旅部参谋,不久升参谋长,后改任团长。1924年冯玉祥组织国民军,徐永昌任国民三军旅长、师长、晋绥军33军军长。1927年任绥远省都统,1928年任绥远省主席。1929年调任河北省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1930年阎蒋中原混战时期,阎锡山委任徐永昌为河南一路前敌总指挥。1931年至1936年任山西省政府主席。1936年6月任山西清乡督办,1937年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继任军令部部长。
  1945年9月2日,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在东京湾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方投降书上签字受降。亲眼见证了令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扬眉吐气的历史性时刻。
  抗战结束后,徐永昌担任国防部部长(1948.11-1949.1)、陆军大学校长等职。1949年逃台,晋升一级上将后于1952年10月22日奉命假退(除)役。退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59年7月13日,在台北病逝。
  7.于学忠(1890-1964):字孝侯,山东蓬莱人,张学良嫡系,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华北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51军军长。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第一名毕业。
  1914年任热河镇守使公署中校副官长。1917年任北洋陆军第十八混成旅炮兵营营长。1921年秋川鄂战起,适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亲临督战,于往见吴佩孚,面陈战策被采纳,获全胜,得吴佩孚赏识升任团长,旋升任第十八混成旅旅长。1926年任长江上游警备副司令;同年冬任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警备总司令。吴佩孚兵败后,1927年按吴之意,率部投奉,任第3方面军第20军军长,后晋升为陆军中将,与张学良一见如故。1928年率部将张宗昌部击溃缴械,守住山海关。1930年中原大战时率第一军入关平津卫戍司令,蒋数次拉拢于,但于不为所动。1932年8月任河北省政府主席,1933年4月任华北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51军军长,同年6月兼天津市市长。1935年6月因对日实行强硬政策被蒋由河北省主席调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1935年11月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旋任西北剿匪军第二路司令兼第三纵队司令。1936年为策应西安事变,于学忠同日发动“兰州事变”。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把东北军交给于学忠指挥。由于种种原因,东北军逐渐土崩瓦解。于也调任江苏绥靖主任,抗日战争时任第3集团军(后改为第5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鲁苏战区总司令,先后率部参加淮河战役、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等战役。1941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44年3月改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副院长,自此被释去兵权。1947年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解放后任河北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64年9月22日在北京病逝。
  8.商震(1888-1978):字启予,又作起宇、起予、启宇,祖籍浙江绍兴,1888年9月21日出生于河北大城苦水务村(出生年月又有1884年、1886年、1887年、1891年等多种说法),原阎锡山旧部,时任第32军军长。
  1905年考入陆军速成学堂洋文班,后因“煽动革命”被开除。以后曾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测绘学堂。在阎锡山麾下,逐渐累升至河北省政府主席、山西省政府主席、北方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第五军团总指挥兼第二十二军军长等职。中原大战结束后,奉命整编山西军队,任第32军军长。1931年率部离开山西,东出娘子关,击溃石友三部,从此摆脱阎锡山控制。1933年初,任华北第2军团总指挥,率部参加长城抗战。1935年4月3日,授陆军二级上将。1935年6月任天津警备司令兼代天津市市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河北省保安司令。以后历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河南省保安司令、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6月9日,曾负责指挥军队扒开河南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挡日军。同年7月,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1939年初任洞庭湖警备司令,1940年初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同年5月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1941年任印缅军事考察团团长。1943年11月,以高级随员身份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1944年3月任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8月作为中方代表参加在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中苏美英四强会议。1945年5月回国,8月任国民政府参军长。
  1947年4月起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1949年3月辞去驻日代表团团长职务,弃政从商并定居日本。1974年和1975年国庆期间两度曾回国观光。
  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东京病逝。根据其生前愿望,其骨灰后来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9.傅作义(1895-1974):字宜生,山西荣河人,晋绥军名将,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第35军军长。太原陆军小学、北京清河陆军学校、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在首批二级上将中其军事才能与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不相上下。1937年3月因绥远抗战被授予一等宝鼎勋章;五原会战中击毙日军水川中将,获得第二枚青天白日勋章。历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第七军团总指挥,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司令兼第三十五军军长,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侵华日军将领曾经感叹,如果中国军队都有傅作义部队的战斗力,日本就绝没胆量侵略中国。
  1949年1月,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司令的身份统率20万国民党军起义,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后又亲赴绥远策动董其武起义。建国后任第一届水利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74年4月,傅作义在北京逝世。
  10.龙云(1884-1962):字志舟,云南昭通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云南路军讲武堂毕业。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属于新滇系的领袖人物。
  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滇黔剿匪总司令、中国陆军总部副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战略顾问委员会代主任。
  1945年被蒋威逼离开云南,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1947年任战略委员会委员。1948年潜逃至香港,加入民革委员会,宣布起义。1950年1月赴北京。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等。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962年6月27日在北京病逝。1980年7月平反。
  11.何成浚(1882-1961):字雪竹,湖北随县人,时任驻鄂绥靖公署主任,1946年7月26日退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曾随孙中山、黄兴从事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后投蒋介石,成为蒋沟通各派军阀的说客,得以重用,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湖北省保安司令。蒋介石对其始终另眼相待。1936年,陈诚中将兼任武汉行营副主任和军政部常务次长,蒋介石对武汉行营主任陆军二级上将何成浚说:“所有行营一切用人行政,全归辞修作主,你不准过问。”因为西安事变时曾电召其去西安,何怕卷入其中,遂投何应钦主张派兵镇压,事件后受蒋冷落,委以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的虚职。
  1949年逃台,任战略顾问。
  12.朱绍良(1891-1963):原名宝瑛,字一民,又作益民、逸民,原籍江苏武进,1891年10月28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先后就读于福建陆军小学、南京陆军第四中学。1910年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科振武学堂留学,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参加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1914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炮兵科学习,1916年回国,先后担任多种要职。授衔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甘肃绥靖公署主任。以后相继担任第三、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陕甘宁边区总司令、军令部西安办公厅主任、代新疆省政府主席、副参谋总长兼军委会办公厅主任、重庆绥署主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建绥署主任等职。去台湾后,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及国策顾问、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委员等职。
  1963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在台北病逝,1964年追晋陆军一级上将。
  13.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临桂人,回族。1945年10月3日晋升陆军一级上将,时任副参谋总长,增补张学良退役的一级上将缺。晋升纯属为了借助其军事才能,同时分化桂系李宗仁与白崇禧之间的关系。
  白崇禧在国民党军界的声望很高,早就享有“小诸葛”的美誉。1935年4月3日授予二级上将,时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军总司令。以后,历任广西绥靖副主任、军委会特派常委、军委会军训部部长、桂林行营主任、国防部部长(1946.6-1948.5)、华中剿总总司令、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在抗战中,参与筹划全局,多次指挥重大战役且颇多斩获,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为数不多的军事家之一。
  去台湾后,白崇禧基本上处于赋闲状态。1966年12月2日逝于台北,对其死因众说纷纭。
 楼主| 发表于 2019-3-19 17:56:07 | 显示全部楼层
胡宗南:大陆期间黄埔毕业生中最高军衔获得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74e6e90102vces.html
作者:王逸峰
《军事史林》2009年第4期
  近年,随着民国军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其中,以往传统的观点认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在大陆期间的军衔等级最高者是1945年晋任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的胡宗南。但是,有的研究者也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方法、运用不同史料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认为罗奇是在大陆期间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的最高军衔获得者。例如,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刘国铭同志在所主编的《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6页认为,罗奇“1949年2月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9月任陆军副总司令,并晋陆军二级上将衔”。在《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945页以及刘国铭同志所编著的其他有关著作中也采用了同样说法。《民国高级将领传》第七集(王成斌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则笼统地表述为罗奇到台湾后继续担任“陆军副总司令”,“历任十六年,并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郑琦同志在《胡宗南是黄浦学生中的第一个上将吗?——兼谈黄埔军校一期生的晋衔情况》(《黄埔》2006年第2期,第36-37页)一文中,也提出了罗奇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在大陆期间晋升的第一个陆军二级上将的看法。不仅如此,其他许多著作中也采用了类似的说法。并且,台湾地区的一些研究者也受到大陆的影响,一些机构和著作也经常引用刘国铭同志著作中的观点和资料。
  随着进一步查阅有关史料,笔者认为罗奇并不是在大陆期间晋任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应该说胡宗南仍然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在大陆期间的军衔最高的将领。笔者与刘国铭同志取得联系后,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和依据。刘国铭同志也接受了笔者的观点,认为其著作中的看法是错误的,属于以讹传讹。
一.国民党军晋任二级上将制度分析
  国民党军在1935年以前,授衔情况比较混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甚至部队的长官都可以授。军衔普遍授得比较高,一般军长也可以授上将军衔,还出现了许多少将、中将衔的秘书甚至科员。对此,南京中央政府或者轻率批准或者无可奈何。
  伴随着国民党在军阀混战中逐渐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为了改变以往军衔混乱状况以适应国民党在军事上统一的需要,1931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陆、空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军官军衔仍分为三等九级,并沿用北洋政府时期的衔称,以上将作为最高军衔。但是,军官军衔的任免权限仍然未集中于中央政府,授任标准也不统一。为了整顿军队军衔混乱状况,国民政府相继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规逐步完善和统一了国民党官兵的军衔制度。
  1934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命暂行条例》,规定“上将需经实职年资已满并于国家建设有殊勋的中将晋任”。1934年7月和1935年1月,国民党政府先后重新颁布“陆海空军官制表”和“陆海空军士兵等级表”,陆海空三军各自形成独立的军衔体系,一直沿用至1949年。
  为了整顿军队军衔的混乱状况,1934年4月26日,国民政府批准组建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以林蔚为厅长,下设三个处,具体负责重新评定军衔工作。这次评定军衔工作比较认真,军官少尉至特级上将均报请国民政府授任。1935年初,当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提出“陆军官阶过滥,殊非尊重名器之道”,应当减少任命上将员额,一部分上将改叙中将的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中政会通过。
  从1935年4月起,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中央政府最高军事机关名义,正式将国民革命军各级军官军衔任命权纳入了中央统辖。根据《国民政府公报》、《总统府公报》记载,在1935年4月至1949年9月期间,总计任命有少将以上将官4461名。当然,加上未经批准而私下授任的各级军衔的数量还远多于此。
  我们通常所说的国民党军上将军衔包括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类似于准二级上将的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晋占上将缺(照上将待遇)等情况。
  1935年3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上将任官施行条例》:
  第一条,本条例依据陆海空军官制表及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定之;
  第二条,本条例除特级上将另有规定外,所有陆军、海军、空军上将之任官,悉依此办理;
  第三条,陆军、海军、空军上将分第一第二两级,凡中将建有殊勋者,任以第二级上将,再建殊勋者,晋为第一级上将;
  第四条,陆海空军上将各依其员额之所定,但第一级上将以其员额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为限。
  1934年至1940年,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陆海空军任官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作了许多新的规定。
  在晋任条件上,强调“晋任必须逐级递进,不得超越”。“晋任必须经过规定之实职年资”,“实职年资称为停年”。陆军各级官佐平时、战时停年如下:少尉平时一年半,战时缩减为一年;中尉平时二年,战时缩减为一年;上尉平时四年,战时缩减为二年;少、中校平时各三年,战时各缩减为二年;上校平时四年,战时缩减为三年;少将平时三年,中将平时五年,战时均不缩减。
  笔者认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其一,虽然规定逐级晋任、不得超越的原则,但在战时实际上,中下级官兵的连升数级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将官却鲜有越级晋任的情况。当然,为褒扬抗战先烈而越级追晋的情况相对较多。
  其二,由于国民党军军衔晋任的规定相当严格,以致许多国民党著名战将的正式叙任军衔往往远低于其佩戴的职务军衔。例如,1944年就已经成为国名党五大王牌军之一的新六军军长的廖耀湘的职务军衔已经是中将,但正式叙任军衔仍然是骑兵上校。固然,有军衔铨叙不正常、战时职务变化频繁等因素的作用,但军衔晋任年限规定严格也是基本原因。直到1948年9月22日,廖才晋任少将,时任第九兵团司令官。
  第三,造成大量的军官衔级在中将衔级。笔者注意到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师长、副军长、军长、兵团参谋长、兵团副司令、兵团司令、“绥靖”公署副主任、主任、“剿匪”总部副司令、司令、陆军副总司令甚至陆军总司令往往都是中将军衔。
  第四,是晋任必须有上级军衔缺额,对二级上将晋任一级上将的最低实职年资没有加以规定。这里不是指直接上级缺额,而是指上一“官组”军衔出缺。当时,中、上将全国各编一个官组,少将以下按兵种和专业勤务分编,约以六十人为一官组。
  第五,“军官佐于军事上有特殊建树,可为军人表率者,得特令晋升。除停年依照规定外,其他不受条例及细则所限”。“战时军官佐之晋任,为补充上之必要,对于所要官阶之停年,亦可特令减缩之”。
  但是,即使长期战争为军人大显身手提供了广阔舞台,晋任二级上将的难度仍然非常大。我们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头号升官种子选手胡宗南为例,1924年黄埔一期毕业后,胡宗南于1935年4月9日授任陆军中将,时任第一师师长。以后职务一路飙升,始终成为黄埔毕业生的领跑者,直到1945年10月成为黄埔生在大陆期间第一个也使唯一获得晋加陆军上将衔的获得者,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民党军对军官服役年龄的限制、军衔的褫夺以及将领的年龄构成等特点,决定了晋任二级上将和一级上将的难度非常大。所以,能够晋任二级上将的中将也是少数人,以致于不得不采用晋任陆(海)军上将、中将加上将衔、追加上将衔、占上将缺(照上将待遇)、支上将薪等办法进行事实上的变通。
  虽有出缺和增补,国民党军队中在任的上将,包括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衔的将官总数限制在60人左右。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到1949年国民党败逃至台湾,上将的员额掌握比较严格而没有出现上将过滥的现象。
  在1935年至1949年间,见于《国民政府公报》《总统府公报》的国民党军上将军衔获得者共141名,其中特级上将1名(授任1名),一级上将17名(授任9名、晋任3名、追晋3名、追赠2名;陆军16名、海军授任1名),二级上将34名(现役军人授任22名、现役军人晋任10名、非现役者晋任1名、非现役者授任1名),上将54名(授任12名、晋任7名、追晋24名、追赠11名;海军授任1名、海军追晋2名),加上将衔55名(加衔38名、授加8名、特加1名、追加5名、赠加3名),以上共161人次(其中20人的军衔升迁过,陆军各种上将146名,海军各种上将4名)。当然,这里所指的上将54名,实际就是二级上将,而非一个新的军衔等级。但是,在有关文件中使用的是陆军(海军)上将的称谓。
  但是,在大陆期间出版的《国民政府公报》《总统府公报》上,却查找不到罗奇晋任二级上将或者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的记录。
二、罗奇究竟何时晋任二级上将
  在国民党军队早期有所谓“武备系”、“士官系”、“保定系”的说法。随着黄埔毕业生逐渐成长为国民党军队的中坚力量,黄埔系成为军官队伍中的领跑者。但由于在大陆期间授任和晋任一级、二级上将的时候,黄埔系的资历普遍还太浅,只有胡宗南于1945年10月3日晋任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但是,目前有的学者认为胡宗南是国民党军在大陆期间的唯一的上将军衔获得者,这种说法却是不准确的甚至应该说是错误的。
  胡宗南于1945年晋任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佩戴二级上将的军衔标志,享受二级上将的薪俸待遇。虽然,在有些非正式场合下,也可以笼统地称为上将,但是,实际上他仍然是陆军中将。因为在正式场合,他仍然不能够被称为上将。当然,如果从统称为上将的角度说胡宗南是第一个黄埔毕业生中的上将是说得通的。但是,现在许多人误以为在大陆期间,罗奇实际才是黄埔毕业生中第一个二级上将军衔的获得者,成为在大陆期间的黄埔毕业生中军衔最高的将领。产生错误的原因在于,许多人误以为罗奇在1949年9月已经晋任二级上将军衔。
  罗奇,字振西,广西容县人。生于1904年8月18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八日)。早年就读于广州工程学校、广州法政大学法科。1924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1924年11月30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共计456名学生毕业(若含湘军讲武堂并入的158名学生及四川送来的21名学生编成的第六队则为635名)。是年9月随学生第一队任孙中山的警卫工作,后历任军校学兵连排长、入伍学生队区队长、第2师第6团参谋、第27师第3团营长等职,参加两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
  罗奇在毕业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职务和军衔以及知名度等都不如胡宗南。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任独立第15旅第1团团长,后任该旅改称的独立第33旅副旅长。1931年率部参加“围剿”工农红军,后调任第2师第6旅旅长。1933年2月参加长城抗战。1934年后入庐山军官学校训练团、中央陆军学校高等教育班第三期、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1937年5月14日任少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第95师、第15师师长,先后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和三次长沙会战。1940年10月19日任第37军副军长,1943年4月8日升任军长。同年入中央训练团第二十七期受训。1944年5月参加长横会战,失败后被免职。实际失去兵权,后任陆军第二集训处副处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军政部第10军官总队总队长、国防部战地视察小组第四组组长。1948年9月22号,国民政府进行了内战期间最大规模的晋衔,陆军少将刘任、徐启明、邱清泉、施中诚、何基沣、张克侠、廖运泽、罗奇、史宏烈等99人晋任为陆军中将。陆军少将罗广文、李弥、胡琏等七员、林叔向等6人以及李振清晋任为陆军中将。陆军宪兵上校李铁如等人,陆军步兵上校赵家骧、魏炳文、邱维达等人,陆军骑兵上校廖耀湘、廖运周等486人,郑训成等三人,徐笙等三人,胡雄等十九人,晋任为陆军少将。空军上校王立序等五人晋任为空军少将。同时,还任命了一批空军和海军少将、军需监等。
  1948年9月22日,罗奇晋任中将,并调任北平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但实际兵权仍然掌握在傅作义之手。平津战役结束前,罗奇离开了北平,也恰恰影响了他以后的发展路径。1949年2月,罗奇担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成为总司令汤恩伯的副手。9月,罗奇改任陆军副总司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府方”公报记载,罗奇任“陆军副总司令”的命令是在1949年10月11日发布。
  但是,有的研究者却认为罗奇在1949年9月任陆军副总司令后,晋任陆军二级上将军衔。然而,持这一说法的各种著作却无一能够提出明确的证据。
  根据《陆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五款规定:中将须实职年资(四年)已满、并于国家建有殊勋,始得晋任上将。根据《陆海空军任官条例》规定的陆军中将五年停年的规定则更长。而且,少将平时三年,中将平时五年,战时均不缩减。如果按照正常情况下,罗奇在1948年9月22日晋任陆军中将军衔,就不可能在1949年9月成为二级上将。虽然,有“战时军官佐之晋任,为补充上之必要,对于所要官阶之停年,亦可特令减缩之”的规定,但是,并非针对陆军少将和中将。因此,我们并不能确定罗奇已经在1949年9月晋任二级上将或者加二级上将衔。更重要的是,在蒋介石府邸公报上查不到晋任罗奇为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或者陆军二级上将的证据。
  去台湾后,罗奇继续任“陆军副总司令”,直到1959年7月30日,才晋任陆军二级上将。台湾官方公报第一〇四〇号刊登蒋介石令如下:四十八年七月三十日陆军中将罗奇晋任为陆军二级上将。此令。蒋中正。
  关于罗奇晋任二级上将的时间,不仅在网络上的各种帖子里说法不一,而且,在有的专家论述中也存在错讹之处。例如,张宏坤在《国民党上将知多少(下)》一文中,明确写道:晋任陆军二级上将的有,“罗奇、石觉(1957)”。在随后发表的有关讨论文章中,也没有指出这一错误。
  1965年,罗奇改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1972年因机构撤销被免职。1967年任“国家安全会议战地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2年至1969年连续被聘为中国国民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评议委员。1975年11月18日于台北病逝,终年71岁。
  所以,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应该说罗奇不是黄埔毕业生中的第一个二级上将军衔获得者,胡宗南则是第一个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获得者。至于胡宗南晋任陆军二级上将,已经是1955年6月调任澎湖防卫司令以后的事情。胡宗南于1962年2月14日在台湾荣民总医院病逝后,第二天,蒋中正、陈诚签发了“旌字第1458号”的旌忠状。蒋中正、陈诚、俞大维签发了“台晋字第198号”令,追晋其为陆军一级上将。
  从罗奇担任的陆军副总司令职务和资历来看,罗奇也不可能晋任陆军二级上将军衔。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陆军司令部,于1946年6月1日由原军事委员会所属军训部各兵监和同盟军亚洲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合编而成,隶属于国防部:在国防部指导下进行关于陆军建设计划之策定与执行;关于陆军作战计划及动员复原计划之策定与执行,对所属单位编组之实施;关于陆军训练计划之策定与执行:关于陆军特殊之补给品及装备之处理事宜;关于陆军之校尉官之任职。调遣、考绩、奖惩等处理事宜;关于陆地国境守备及要地警备事项;关于陆军兵器装备之研究与发展事项;关于陆军预算之编造事项;关于陆军一般行政处理事项。
  陆军总司令部设总司令1人,副总司令2-3人,参谋长1人,副参谋长2人。1946年5月31日特任顾祝同为总司令,6月29日任命汤恩伯、范汉杰为副总司令。林伯森为参谋长;9月7日任命冷欣、张世希为副参谋长。1947年8月4日派孙立人代理副总司令职,同时设训练司令部,孙立人兼任司令。1948年5月12日顾祝同调任参谋总长,特任余汉谋为总司令。8月5日汤恩伯调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实任孙立人为副总司令。8月19日范汉杰调往东北,关麟徵接任副总司令。1949年2月余汉谋他调,张发奎为总司令。7月22日张被调任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8月25日特任关麟徵为总司令。但是,关麟徵由于同陈诚的矛盾激化,很快去职。4月19日林伯森升任副总司令仍兼参谋长。8月1日免林伯森参谋长职,汤尧接任。10月11日罗奇任副总司令。10月15日林伯森解副总司令职,钟纪接任。同月27日汤尧任副总司令。
  可以看到,在大陆期间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余汉谋、张发奎均为二级上将,关麟徵为中将。副总司令中资格最老的汤恩伯于1935年4月8日授中将,1946年2月15日晋加上将衔,6月29日任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3月兼任第一兵团司令,5月因所部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战役被歼灭而撤职,7月复原职,并代理陆军总司令。1948年8月5日降职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直到1952年退役,汤恩伯始终是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其他陆军副总司令都是中将。
  罗奇能够升任陆军副总司令,关键在于李宗仁的大力提拔。由于李宗仁在这一时期任国民政府代总统,要想在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国民党军界尤其是黄埔系将领中找到自己的心腹,的确非常不易,所以,经常感到调度不灵,处处制肘。经过反复比较选择,李宗仁看上了自己的同乡——原籍广西容县的黄埔一期毕业生罗奇。罗奇与其他同期黄埔同学相比,并不是蒋介石最欣赏的黄埔将领。李宗仁提升罗奇为陆军副总司令,但此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到了风雨飘摇、大势已去的地步,国民政府无暇晋任罗奇为陆军二级上将。而且,我们也无法查找到相关的《总统府公报》。同时,罗奇的资历和威望在国民党军界确实比较低,不具备晋任二级上将的资历。
  不久,李宗仁离开了代总统宝座,蒋介石再度复出。蒋介石对李宗仁所提升的自己的黄浦学生罗奇也并不看重。所以,罗奇在“陆军副总司令”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六年,直到1965年,都没有再动过地方。
  进一步看,去台湾后,胡宗南、罗奇等黄埔毕业生的晋升情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胡宗南在大陆尤其是解放战争期间的战绩实在令蒋介石恼火。所以,到台湾以后,胡宗南的晋任速度也明显慢于其他黄埔毕业生,而逐渐被自己的同学所超越。在胡宗南之前,在台湾期间,先后有袁守谦、桂永清、黄杰、王叔铭等四人晋任陆(海)军二级上将,其职务也相对高于胡宗南。在同期毕业生中,晋任一级上将的只有桂永清、王叔铭、黄杰三人。其中,曾任“海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蒋介石参军长的桂永清于1954年晋任海军一级上将。曾经在台湾担任防空司令、“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等职的王叔铭于1959年1月晋任空军一级上将。去台后曾任“陆军总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防务部门负责人等职的黄杰于1960年晋任陆军一级上将。除胡宗南外,在台湾期间晋任二级上将的黄埔一期毕业生还有袁守谦(1950年3月晋升,时任防务部门政务次长)、罗奇(1959年7月晋升,时任“陆军副总司令”)、陈大庆(1960年7月晋升,时任安全局局长)、袁朴(1961年1月晋升,时任“陆军副总司令”)等四人。
  直到2002年3月1日,台湾的防务二法实施以前,台湾军队的核心人物始终是“参谋总长”而非防务部门负责人,陆军、海军、空军的“军种总司令”的司令地位并不高。至于“军种副总司令”一般只有个别人是二级上将而多数是中将。
三、造成错误的原因
  现在,对于国民党将领的军衔问题往往以讹传讹,以致谬误流传甚广,主要在于研究人员包括将领的亲属往往不了解国民党军队的军衔有职务军衔和正式叙任军衔两套系统。经常出现将职务军衔当作正式叙任军衔的情况。刘国铭同志告诉笔者,在编写《中国国民党二百上将传》、《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等著作时,他不了解职务军衔和叙任军衔的区别,而且,当事人的亲属往往也搞不清。所以,在著作中大量出现职务军衔和叙任军衔混淆的错误。许多人很可能是根据罗奇后来以陆军副总司令职务晋任二级上将,以讹传讹地认为他在1949年9月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司令而晋任二级上将。
  另一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认真梳理阅读《国民政府公报》《总统府公报》,特别是对国民党在台湾期间出版的蒋介石府邸公报,大陆的研究者往往也无法看到。许多情况下,往往根据道听途说而做出判断,写入有关著述。直到笔者对刘国铭同志提出关于罗奇晋任二级上将的时间问题,刘国铭同志也感到无法回答而委托台湾师范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研究生曹忻代为查阅以后,答复笔者,罗奇的确是去台湾后,于1959年7月30日晋任二级上将军衔。从而证实了笔者的看法。
  综上所述,应该说胡宗南的确是在大陆期间的黄埔毕业生中的最高军衔获得者。罗奇是到台湾以后晋任的陆军二级上将。
参考资料:
〔1〕台湾出版的蒋介石府邸公报
〔2〕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3〕张宏坤:国民党上将知多少(上)(下),军事史林〔J〕,2003年第10、11期
〔4〕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续篇,1924-1927)〔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黄埔军校史稿》〔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
〔6〕《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二期
〔7〕王逸峰,贾卫涛主办:“中华将军网”〔EB/OL〕,www.chinageneral.Ik8.com
〔8〕郑琦:《胡宗南是黄浦学生中的第一个上将吗?——兼谈黄埔军校一期生的晋衔情况》,《黄埔》〔J〕,2006年第2期,第36-37页
〔9〕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上)(下)〔M〕,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10〕刘国铭:《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M〕,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11〕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编:《黄埔军校》〔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陈宇:《中国黄埔军校》〔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13〕胡上将宗南年谱编纂委员会编:胡上将宗南年谱〔M〕,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印行
〔14〕王成斌、刘炳耀、叶万忠、范传新主编:民国高级将领传(第1-5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15〕王成斌主编:《民国高级将领传》(第6、7集),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
发表于 2019-3-19 23:25:3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射声老师辛苦了。
 楼主| 发表于 2019-3-24 22:22:33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史 | “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的两位爱国将领:张治中、冯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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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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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八·一三”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国民政府军累计投入70余万人,日军亦达20余万人,这场双方将近百万人的惨烈大战无疑对中日战争的发展影响甚巨。战役初期,张治中、冯玉祥先后负责指挥作战,千秋功过,历来说法不一。今年年初,笔者有幸参与民革“观故居,走多党合作之路”学习活动,实地走访了位于安徽省巢湖市境内的张治中故居、冯玉祥旧居,对于两位民革先辈的抗战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转自公众号文史e家(ID:wenshiyijia2016),作者/冯杰,转载已获授权。

▲淞沪会战中的冯玉祥和张治中

张治中调离前方之经纬
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划全国为几个国防区,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京沪区的负责长官。战备工作需要秘密有效进行,张治中就在军校办公室的边上设置了一个高级教官室,选调一批文武干部筹划一切。“高教室”后来移驻苏州僻静之地狮子林,随着人员增多再移留园,改名“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继续掩人耳目。张治中率领第5军参加过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做起抗日准备工作用心良苦,他说:“我当时对所有的工作人员,有一个很严厉的规定,绝对不许对外泄漏工作的机密。因而,没有一个外人知道,这个小小的机构,竟是日后揭开全面抗日战争序幕的司令台。”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赶赴前线增援
卢沟桥变起之时,张治中碰巧在青岛养病,急忙返回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指挥第87、第88师和江苏省、上海市保安团队等部枕戈待旦。不久,第2师补充旅到达苏州,根据上级指示,张治中下令该旅第658团改称宪兵第13团,进驻松江;第659团乔装为保安团,第1营进驻上海虹桥机场,第2营进驻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第3营和团部驻吴县。8月3日,蒋介石明确指示“上海一切军事行动皆归张治中集中负责”。4日,蒋介石反复思考上海“应先取攻势之利害”。消息灵通的日本驻沪海军听到风声,企图刺探军情,遂引发了虹桥机场事件。12日,京沪警备司令部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仍任总司令。13日,中日两军对垒,步哨上开始接触,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由此拉开帷幕。

▲张治中
张治中的首要任务是“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结果几天下来进展缓慢。军政部次长陈诚建议中央突破,先把日军截成两段,再分别扫荡。张治中采纳陈诚的意见,下令扩张战果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络,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之”。但没有及时投入生力军,致使日军获得喘息机会,结果攻进去的部队仍是站不住脚。不久,南京公布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由南京、苏州转南翔,会同张治中“重商总攻部署”。令人不解的是,张治中似乎并不了解战斗序列出现的明显变化,24日从太仓赶至嘉定,反而引起第18军军长罗卓英的疑问:“张总司令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据张治中的说法,仔细一问,他这才知道“自蕴藻浜以北地区的防务,统归十五集团军,由陈诚指挥了”。于是又找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了解情况,岂料引来一场轩然大波。蒋介石在电话中质问张治中为何不在前线,跑到苏州后方?张治中本来一肚子气,声音也不小:“罗卓英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陈诚指挥了!”蒋介石越发厉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张治中再也按耐不住:“我到苏州与顾祝同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

▲1937年,淞沪会战,国民革命军地方部队隐蔽在路障背后
怀着委屈心情,张治中“引咎辞职”,通过陈诚提出“调大本营朱一民(朱绍良)的缺(请调朱为黔省主席),或调黔省主席”。9月4日,陈诚电呈蒋介石,替张治中说尽好话:“文白兄两旬以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异常奋励,夜以继日,至为辛劳。惟因一切后方交通通信等机关组织,未臻完善,种种准备,未能周密,而成现在之局。职意用人在用其所长,……(可否)使文白兄担任大本营总务部长。伏乞鉴核。”张治中本人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恳切表示辞职的至诚,最初总是不蒙批准,说可以批准了,忽然又不准,为何如此周折呢?原来蒋介石嘱咐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电话询问顾祝同调张治中回京意见,顾祝同说:“现在乃整个问题并非某一人之过错,似可不必调回也。”白崇禧视察前线,张治中又托其关说,白崇禧就以张治中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在前方指挥为由,说服蒋介石、顾祝同等,允许张治中请辞。22日,调令终于下来,张治中回到南京请求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蒋介石和蔼地说:“好,但你先就了职再走。”

▲淞沪会战,抗日将士在防御工事内阻击日军
日本情报人员当时听到一些风声,乘机四处挑拨:“张治中的建议不被采纳,而且与陈诚闹意见,所以辞职。”幸好张治中心里明白:“我对于这些流言,始终不存芥蒂。”事实上蒋介石、陈诚对张治中确实存在看法,认为张治中过于“注重宣传”,“责其在前方屡向新闻(界)发表意见”,蒋介石为此专门通令前方各军官不得任意发表言论,并严戒通电招摇。另一方面,蒋介石亦不满张治中的作战部署,气愤之时甚至在日记责骂张治中“浮薄无识”、“怯弱无能”。曾振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课课长,他晚年回忆说:“张治中在上海初期作战时,喜欢在报纸上发表战况,委员长见报,便屡次告诫,不要发表谈话,他哪里忍得住悠悠之口,而上海那些记者,偏偏每天必来。委员长来电话斥责,张治中在电话中答复说,报告委员长,我明天不说了。但是第二天的报纸上仍然有张治中发表的谈话,这样一斥一答有好几次。”曾振同时也认为张治中确实辛苦,“整日忙于指挥作战,也没有理发,夜间睡眠不足,蓬头垢面,甚是狼狈”。

冯玉祥为何落寞收场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北方军事日渐吃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致函蒋介石:“国家多难之时,凡想到的、见到的不敢不说。一、北平、保定等处防空器械应提前发给。二、平、津、保三处之军械弹药应早日发给,并特别补充。三、黄村至永定门之铁路再补一条,可避免丰台之扰乱。四、长辛店以南至大灰场到门头沟应速补修铁路一条。”其实援军早已动员北上,不过冀察地方苟安思想严重,并不欢迎同为西北军旧部的友军进入平津地区。一般以为,统帅西北军抗日非冯玉祥莫属,邹鲁访冯玉祥说:“既然要打,北方军队应由您指挥才好。”冯玉祥谦虚地答道:“北方军队复杂,总以蒋先生为宜。”

▲1937年8月,淞沪会战,前线官兵向日军射击
8月上旬,南京发表冯玉祥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范围包括江苏省长江以南和浙江全省,司令长官部中将参议葛云龙认为“这不能不说是南辕北辙的决定”。实际上蒋介石可能早有此意,京沪区乃重中之重,由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挂帅理所当然。还在6月初,冯玉祥就曾视察苏浙边区抗日准备,在张发奎陪同下实地走访嘉兴、乍浦、澉浦等地的国防工事。任命下来,冯玉祥没有手下幕僚那样感到“不对劲”,15日即赴苏州就任新职。张治中和冯玉祥是安徽巢县同乡,第一时间表示欢迎,冯玉祥复电:“此后共在一区,抗敌救国,互相策勉,尤愿一致在大元帅(蒋介石)领导之下,牺牲小我,而谋民族复兴。”

▲冯玉祥
冯玉祥的抗战热情极高,仅仅过去几天,就把前方所见和心中所想报告蒋介石:“此次对日作战,恐非短期间所能结局,即预备一千万后备军,亦不为多,至少应先成立二百万方能足用。各地环境不同,人才因之而异,各有长短,各有需要。例如江苏一带财富之区,人文蔚起,谋略有余,对于征兵,反有所惧。最好北由冀、鲁、豫、皖等省,南由滇、黔、桂、湘等省,迅速招兵,不至误事。各地方因军事长官开往前方应战,以致后方多负责无人,防空防奸,及后方医院,均未能周备,极应指定专员办理。”日军增兵上海后,冯玉祥致电蒋介石:“敌源源增援,分扰沿海各要点,时有登陆之举,虽登陆后,又被击退,然其力量已日渐雄厚,故我方增兵,实在必要。上海附近陆上之敌人,应速解决,以免其援兵获得掩护,继续登陆。敬乞钧座于一周内再调拨十万大兵,增援首都以东之战区,以固此全国精华之要地。”
蒋介石十分客气,有一次从南京打电话给冯玉祥:“前方的将领都太年轻,勇敢有余,经验不足,望大哥多多指教,不要客气。”冯玉祥说:“决不客气,现在我们前方的各将领都是有血性、有良心、勇敢善战的革命青年。他们在前方拼命、流血,我在后头的任务就是作几首歪诗,再一个就是等死罢了。”冯玉祥认为“对敌抗战,非唤醒民众不可”,拟就抗日救国问答十条供蒋介石参考,文字通俗颇具推广性,比如“不抗日可以不可以呢?不可!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了。不仅自己当亡国奴,子子孙孙都要当亡国奴的!怎样才能不当亡国奴呢?只有信仰我们的政府,信仰我们的军队,信仰我们的军事领袖,大家一致抗日,才能不当亡国奴。”蒋介石回复:“所陈各节甚当,已令饬各有关机关,参酌情形,负责进行办理。”

▲1937年11月5日,由杭州湾北岸登陆上海的日军增援部队
然而无需讳言,因为历史和地缘的关系,冯玉祥与中央军将领素少渊源,指挥调度并不能得心应手。白崇禧几度赴前线视察,据其回忆,冯玉祥很怕空袭,“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住在离上海约150华里之宜兴张公洞,除偶尔夜间到战区长官部,白天就把私章交给顾(祝同)副长官,公事由顾处理”。白崇禧的表述有些问题,顾祝同是副司令长官部,在前方负责实际运作,宜兴张公洞名义上仍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不管怎么说,冯玉祥确实落寞,他后来在日记中这样吐槽:“三战区为人家(指蒋介石)直属部队,我曾作一月无言之司令长官。”当然,冯玉祥在公开场合又是另一番道理,他说:“我们只要能抗日,不必军队一定要听我的指挥。我们只要能救国,不必一定自己处很高的地位,此间军队,我都不甚熟悉,若必处处听我指挥,必致败了大事。”
白崇禧察觉其中微妙,回到南京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商量:“我以为西北部队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有爱国之热诚,又是冯玉祥一手造成之部队,他们对程潜之指挥不大接受。不如在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开辟一新战区——第六战区,由冯玉祥负责,兵力若连同韩复榘部至少有15万人以上。”蒋介石采纳建议,觉得自己不方便出面,便叫白崇禧问问冯玉祥的意思,冯玉祥说:“在抗战的时候,只有唯命是听,统帅有什么命令,我都是遵从。”9月11日,军事委员会划出津浦线为第六战区,任命冯玉祥为司令长官。不过事与愿违,西北军旧部都不欢迎这位老领导,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第六战区撤销,冯玉祥只好继续做他的副委员长。
来源:转自文史e家(ID:wenshiyijia2016)
作者:冯杰
发表于 2019-3-24 22:37:25 | 显示全部楼层
又上传好资料,辛苦了。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21:36:26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日名将,人民清官
             ——伍光宗简历


伍光宗(1901--1962)字镇泰,号蔚长,新化孟公镇三塘乡老屋村人。生于1901年农历11月30日。祖父敬斋系太学生,父鹤龄系县文委学部委员。弟伍子凤系新化起义人士之一。夫人戴美珍端庄贤淑,扶贫济民,家产农田30亩,瓦屋8间。生三子一女,名绪夫、月升、纯夫、绩夫,现从事医务、冶金、电气、技术工作。
   早年三塘国民初级小学、新化储英高级小学、湖南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毕业。1923年春,考入国立广东大学,1924年冬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1926年1月毕业,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任少尉排长中尉副连长,在校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滇桂军阀战役。1926年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先遣部队中尉连长上尉营长,参加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和武昌战役,是首批攻入武昌城的部队之一。1926年任武汉学兵兵团上尉连长。1927年升任46军6师少校参谋。1928年参加第二期北伐,8月任10师59团上尉连长少校副团长少校营长。1930年至33年历任洛阳行营补充团少校营长、87师独立旅第1团少校营长、中校副团长、261旅中校参谋长。1934年升任36师108旅上校参谋长。1935年复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学习一年。1936年春升任36师上校参谋长、上校副师长兼该师新兵训练副总队长。负责全师1万5千名官兵的实战训练,在苏州无锡演练一年多。
    1937年“8.13”松沪抗战爆发,任36师108旅上校副旅长兼215团团长,奉令首批开赴上海战场。在苏州车站与夫人话别曰:“你们母子立即回湘,今番去与日本鬼子作战,我决心以死报国,生还希望很小,望你孝养父母,扶养儿女以继吾志。”该师该旅在沪与日军激战两个多月,杀敌数以千计。我36师只剩3千人;108旅只剩1千人。奉令参加南京保卫战,任36师108旅代旅长兼补充团团长、215团团长,激战至南京陷落前夕,奉令过长江向北转移,伍走在最后,几乎没有坐上最后班船。1937年底晋级陆军少将。1938年2月又奉命参加台儿庄战役,任36师108旅少将旅长,阻击由南京北上徐州之敌。1938年5月参加开兰战役,与日军争夺三义茬高地。日军前线广播词中有“伍旅战斗顽强”的话。
    8月率部参加武汉外围保卫战,在河南固始富金山阻击日军激战月余,杀敌千余于富金山下。108旅伤亡过半,伍被焦土多次掩埋于弹坑中,双耳被炮火震破鼓膜。1938年秋升任陆军预备第四师少将副师长。1939年春参加随枣会战,1940年夏参加枣宜会战。1941年底奉令到重庆报到,报名申请参加远征军,因支气管炎肺气肿气喘,未得批准,住院治病。
1942年春奉调财政部缉私署少将专员。1942年底升任中央税警第三总团中将总团长(正军级)驻江西泰和,统辖七个分团,管辖赣、湘、闽、浙四省全部及粤皖二省大部,该总团官兵达两万五千人。负责抗日军民物资粮食食盐布金属建材等的转运押远。秉公执法,怒斥奸商。1944年春升任中央训练团中将大队长(正军级),负责对抗日将校军官的培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回乡探亲待命。1945年底收到西北首脑张治中函电令去西北任职,途径重庆旧病复发住院,转任中央训练团军官总队中将副总队长(正军级)。1946年夏伍坚决反对内战:“同室操戈,大可不必”。其时其母病危不许请假探母,8月其母逝世,因公因私对蒋介石不满,坚决要求解甲归农。1946年底,再次要求得以批准,调任湖南军管区司令部少将高参(副军级),少将兵役督导专员、省保安司令部集训处少将副处长。1947年春到长沙任职,旋即办理手续脱离国民党。
    1949年初参加长沙高级军政干部会议,会上决定伍为新化县领导新化起义。伍于4月5日回到新化任县长并自兼县警察大队大队长,县自卫总队总队长,任命中共地下县委书记李孝先为县府秘书长。发布安民告示,宣布五条经济政策,释放了全部政治犯,严禁再杀刑事犯,社会人心稳定。8月4日长沙解放,8月6日安化解放后,伍即派员三人去安化联络解放军147师。8月12日147师(师长郑贵卿)进入县城,新化和平解放。伍光宗发表起义宣言登报广播,电话区镇乡政府并呈报程潜。当天召开庆祝欢迎大会,伍致欢迎词,147师代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傅东华致答词,著名爱国人士方鼎英讲话。风云突变,147师另有战斗任务急需转移,郑伍商定由147师掩护伍部撤出县城并送一程,伍部向安化解放区转移途中,在白溪起义内部1千余人叛变,四面包围伍部,伍率县机关部队突出包围圈后,又在潘阳遭敌湘北师管区部队突然袭击,内外夹击,频遭危险,几经艰辛,转战山区。9月初始达安化。自8月18日147师与伍部撤出新化县城后,敌62师8月20日进犯锡矿山,敌10师(师长张用斌)进驻新化县城。9月初收到陈明仁电令调伍任该兵团第二军副军长,伍因新化尚待第二次解放重任在身,且早已淡于名利,回电辞谢。9月中我军从安化向新化进军,途中遭敌63师、敌10师阻击,我胜敌败,于10月5日进入新化县城,新化第二次解放,当天呈报程潜,程令伍暂仍任新化县长,这是新中国第一位县长,自引为“无尚光荣”。10月21日新班子到任,尹子席为县委书记,赵文元为县长,伍主持欢迎大会并热情讲话。省府同时任命伍光宗任邵阳专署(专员魏国元)参议。10月28日到邵阳任职,并自兼专署民政科代科长以办实事,负责专区十二县一市民政管理。同时被任命为省军政委员会参事室高参、省政府参室高参。伍是省历届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邵阳民革首任负责人。1954年任首届邵阳市副市长,连选连任至1962年为止。主管文教医卫、城建交通、工商民政。为城乡百姓办了大量实事好事。1962年2月16日在任期内因患肺癌逝世。在长沙住院期间,省委省府领导、方鼎英等革命长者均前往医院看望。邵阳市政府召开追悼大会,送殡百姓达数万人,机关放假商店停业,沿途百姓焚香燃纸、奏乐鸣炮,许多人家在道旁设酒置肉虔诚祭送,足见广大百姓对这位抗日名将、起义县长、人民清官的深情怀念。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21:53:31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最崇敬的长官——追怀杜聿明将军


作者:张绪滋[人生如梦」,「往事那堪回首」,我的长官杜光公,已逝世九周年了——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往事沉思,都是过眼云烟,叹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自古将相今何在?我含泪回忆他生平伟迹,只是东鳞西爪,记忆不详,留待阅者指正为幸。
  一浙江杭州时期
  一九三一年(民二十年)正是东北「九一八」事变,第四师师长徐庭瑶(原教导第二师改编)驻扎杭州,司令部在梅东高桥,我们每次扩大纪念周时,常见杜聿明团长或刘子清团长指挥。那时杜公是四师十二旅的团长,也是全师中鹤立鸡群的团长。徐师长对他十分器重,爱护备至,每次派他到豫、鲁、皖、边区招募新兵时,赋予他全权计画,信任之深,无与伦比,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此时第四师所辖三个旅,第十旅汤恩伯,第十一旅关麟徵,第十二旅张联华。一九三二年(民二一年),湖北皀市天门地区与匪作战,张联华阵亡,记得当时师部参谋长是富文,同时兼教育大队长,研习德式军事教育,富文是由教导第一师调来。我是学兵连小排长,经常在师长办公室附近,担任卫兵司令。

  二北平北苑时期
  一九三二年(民二一年)四师十一旅在安徽金家寨作战,战绩辉煌,开拔徐州後,扩编为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徵将军,是一位猛将,此时日寇侵华,气焰很盛,常常找中国麻烦,本部是夜调往华北,驰赴长城古北口、北台、及石匣一带作战,我国装备远不如敌人,不得已,订下了何梅协定。此时卧薪尝胆,忍气吞声,在北京近郊北苑营房加强训练,杜公此时任二十五师副师长,兼七十三旅旅长,驻北苑营房,下辖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一四六团团长郑明新,韩增栋是一四五团营长,锺乃彤是一四六团营长,马彻、叶敬,都是当时的连长,蒋瑞清是旅部副官,不才是一四六团第一连连长,这是绿豆大的起码官。七十五旅驻黄寺大楼,团长有张汉初、覃异之。
  廿五师在北京,军誉很佳,时人称为华北长城,回忆二十五师在古北口长城作战时,有一个山头,守军一连,日寇使用一个联队兵力围攻不下,伤亡枕藉,最後中国兵只有七个人,日寇崇拜英雄,在山头上刻了一块碑,上书「支那七勇士」,不久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派人拍摄电影,杜公命令绪滋扮演日军中队长,学献花圈,祭奠七勇士,杜公作导演,命令我如何去挥刀,如何去学说两句日本话,如何装成日军中队长小胡子模样,在这许多连长中,他挑选我去演这一角,後来也看到自己上了银幕,私心高兴。七十三旅过了一个时期,交由梁恺将军,杜公专任副师长;师参谋长似为詹忠言,参谋处长姚国俊,在北苑大约不到三年的训练中,部队确是生龙活虎,堪称国军中精锐之师;这不是吹牛,後来在台儿庄、湘北会战,都受到实地考验。
  说到师长关麟徵,副师长杜聿明,二公合作密切,如鱼得水,一个是大刀阔斧,一个是综理密微。这次长城作战,把廿五师第二师编为十七军,由徐庭瑶指挥。再追溯古北口恶战,是以血肉之躯,抗拒日寇新式武器,我们装备差,短武器对长射程武器,战车、炮兵、飞机都没有,为了增援作战,八十三师刘戡,八十七师王敬久加入十七军战斗序列,但以廿五师首先到达古北口,仓皇应战。
  那时北京附近的昌平—密云—九松山—石匣—古北口,战云弥布,草木皆兵,关师长和杜副师长,以无比的勇气,站在第一线督战。关负伤後,杜公负责指挥,在万分艰苦状况下,支持了数周之久,後以伤亡太重,由八十三师接防。记得我连在北台交防八十三师时,是利用黑夜,没有照明,敌前严禁火光;对方连长什么面孔,不得而知。再说二十五师在北苑整训时,曾在北京附近办了几届寒假学生集训,由杜公全盘计画,颜受廷参与之,一时声誉甚佳;北京学生对本部另眼相看。在一九三四年(民二十三年)时,杜公曾率部队到江西峡江一带作战,编为一个杜支队,能者多劳,马不停蹄,为国宣劳。
三晋南汾阳地区作战时期
  二十五师於一九三五年(民二十四年),开赴河南洛阳渑池、陕西渭南、兴平一带,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应付一切的战况,不久晋南多事,阎锡山老将请求救兵,二十五师由风陵渡过河,经过运城—侯马—洪洞—开到临汾一带,在平城镇打了一仗,推进到隰县,四月之交,本师迂回作战,在隰县掘碉堡死守,食宿一切,均在堡内,有一独木桥可以出入,桥在堡内,杜公时往巡视指导,鼓励士气。五月之间,向黄河边永和急进,日夜行军,许多兵死於路上。回师临汾以後,七月间开到郑州信阳,转开岳州,准备同广东的陈济棠作战,幸好兵不血刃,和平解决,不然又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同室操戈耳。

  四南京方山时期
  徐庭瑶将军,此时任军训部,机械化兵监,考察欧美归来,上万言书,成立械化部队,当时诞生交辎学校,内有装甲车、战车等课目,遂借调杜公来校兼任总队长,一九三七年(民二十六年)在南京郊外方山,成立装甲兵团,胡献群辅助,同时杜子丰、马彻、叶敬、蒋瑞清、和我本人,都调往装甲兵团服务,杜公此时派我护送陕西几位老先生监察委员多人,到大後方湖南长沙,交给我这个不大不小的任务,同时还教我在湘潭附近,侦察战车训练地形。我拿著地图到处寻觅,发现七里铺这地方不错,庞大的起伏地,一百辆战车训练没有问题,後被杜公采纳,私心之高兴,如同中了头彩,那时我是司令部少校参谋,回顾装甲兵团成立不久,奉上级命令,派装甲兵一连到上海参加作战,牛刀小试,战绩不恶。装甲兵团之成立,是中国装甲部队的老祖宗,杜公整军经武,心细才长,一个崭新的机械化部队,在国人前露面了。大局逆转,日寇向上海南京疯狂轰炸,全团奉令调往湖南湘潭,湘乡浏阳宝庆一带,都是装甲兵部队的健儿。
  五湖南湘潭时期
  一九三七年(民二十六年)国府迁重庆,蒋经国先生,刚由苏联回国,我们也奉令开往湘潭,即扩编为二○○师,此时的二百师,欣欣向荣,一股朝气,全国军民,都知道二○○师,是机械化部队,司令部驻湘潭中学,杜公席不暇暖,逐日视察部队,天天求改进。某日,我练习摩托卡驾驶,手加油过猛,声音不对,杜公正在楼上行走,问什么人开车练习?马上派副官到楼下大操场制止,派的副官还没有下楼,而我已出了车祸。车子碰到围墙小树,两腿负伤,住院月余。杜公对部属如子弟,十分关怀,在此训练期间,他利用湘潭过渡处的一所大庙做修车厂,随时去视察,我都同行,记录一切指示,那时都是利用民房、学校、庙宇,根本没有营舍,物质生活很差,全国上下一心,生气蓬勃。记得当时军校十一期毕业生,分发本师者百余人,师长在楼下点名训话。不久,开封一带作战激烈,本师编组一个突击部队,有战车和装甲车,参加河南兰封一带作战,由副师长邱清泉指挥。
  到了一九三九年(民二十八年),二百师扩充为陆军新编第十一军,徐庭瑶任军长,杜公任副军长,下辖荣一师郑洞国,新二十二师邱清泉,九十六师余韶,军参谋长前为侯腾,後为黄翔。除了三个师而外,还有两个补充团,和一些特种部队,即装车兵团马彻,汽车兵团罗又伦(後改名罗友伦),辎重兵团杜鸿范,工兵团李树正,炮兵团朱茂榛,还有几个独立营,人强马壮,士气如虹,在国军当中,可称为最新颖的部队,许多青年军官,献身本军,请求来军服务。其实徐乃挂名军长,军中一切,全由杜公负责。

  六广西全州时期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节节失利,日寇占领海南岛,本军奉令向後方转进,开拔广西全州,杜公忽奉令他调,由俞济时接任,命令早已下达,但未即刻交接,此时徐月公向上峰恳切呈述意见,大敌当前,不宜易将,以及种种利害关系,幸蒙上级采纳,杜公未调。此时我因军长外调,拟乘机离开第五军,「士为知己者死」,杜公既离开第五军,我也不想干了,遂申请到陆大受训,蒙杜公慨允,即保送考陆军大学,不料我匆忙离开全州,又闻杜公已复职矣。
3我最崇敬的长官——追怀杜聿明将军 作者:张绪滋   全州时期,为第五军全盛时期,前後方官兵约四万多人,可称为国民党新军王牌,下辖三个师,荣一师郑洞国,新二十二师邱清泉,廖耀湘是副师长,二百师戴安澜(郑庭笈是二百师的团长),黄翔是军参谋长,一九四○年十月(民二十九年),第五军浩浩荡荡开进广西昆仑关,同日寇展开一场血战,除三个师外,还编成两个支队,彭壁生、熊笑三,都是支队长,这一场战役,都是攻坚「打硬仗」,血战三月余,悍敌是日军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全军覆殁。此後军训部机械化兵监徐庭瑶,客串指挥,协助一切,对他亲手培植的第五军,关怀甚切,故不得不去尽力策划,只可胜,不可败的想法。
  此役为国军攻坚获胜,威扬寰宇,後又奉命开赴缅甸作战,故戴师长安澜阵亡异域,名垂青史,最後越野人山归国,听友人聊天说,那儿原始森林,又退到印度,沿途吃野菜,芭蕉,山路崎岖,重兵器被焚毁了。那时杜军长又患重病,用担架抬走,闻饿死者数千人,病死者不计。一九四二年(民三十一年)夏季,到了印度雷多,加尔各达附近的南姆加整训,听说杜公在一九四六年割去一臂,也是那儿爬野人山的结果。关於第五军到缅甸作战及一切详情,想有专著论述。我由陆大毕业後,曾奉杜公命令前往腊戍或猛拱报到,後因部队调回云南,停止前往,改为昆明报到。

  七昆明翠湖时期
  一九四二年(民卅一年),五军由缅甸归国,疲惫之师,急待整理,上峰指定驻扎昆明附近及曲靖等县,为大後方之机动部队,杜公升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任昆明防守司令,驻翠湖地区,风景优美,防卫副司令梁恺,参谋长前为王泽民,後系赵家骥,下辖几个军,还有独立师、独立旅,及昆明龙云主席的部队,宪兵及特种兵等,又同时成立新编师,改四十八师,师长郑庭笈,乃一个崭新的机械化部队。不久五军移交邱清泉,前後方有许多单位,後方有工厂及戴坚主持的干部训练大队,桂林还有办事处,处长为王亚光。五军邱军长驻杨林,我任军参谋处长,兼战术研究班副主任,主任由黄翔兼。
  在昆明时,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对杜公十分爱护,每有所请,说一不二,十请九准,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杜公才华高人一等,故无往不利,遂与美方陈纳德商量,成立伞兵突击总队,意图於敌後降落,美军派官兵协助,供应伞具,不到一年,即使用伞兵两队,分别降落於衡阳及广东罗定,三个队使用广西丹竹机场,先行地面突击作战。杜公经常巡视伞兵训练,干部由杜公评选,先调总部参谋处长李汉萍任突击总队司令,绪滋由荣二师参谋长调回昆明,任副司令。
  不久,杜公奉上级命令,执行特种任务,不发一弹,不打一枪,和平解决。龙云主席调重庆任参议院长,并派何应钦宋子文陪驾,云南警备总司令交关麟徵,杜公调东北司令长官,李汉萍调军团参谋长,伞兵司令由马师恭接替,绪滋仍任副司令。抗战胜利复员,伞兵派两队到渖阳,两队到南京,协助受降。一九四六年(民卅五年),伞兵调南京,担任京沪铁路护路,归汤恩伯指挥,不久,伞兵编为陆军第三快速纵队,马司令调八十八军军长,绪滋在火线接任司令,在豫、鲁、皖边区作战,为时三年左右,杜公在渖阳指挥大军作战的百忙中,经常有电报指示,他对伞兵干部十分爱护,迄今仍念念不忘其恩德也。

  八东北渖阳时期
  在此时也,杜公在北而我在南,未能随侍左右,我带著伞兵第三快速纵队,日夜作战,马不停蹄,车不熄火,对於渖阳情形「知之不详」,恕未能记述,那时我在商邱单县一带,经常接杜公电报指示,说明要如何去练兵?如何去打仗?足见长官心目中,无时无刻不关怀旧部,传闻渖阳地区作战时,杜公也大伤脑筋。人事上不协调,环境复杂,有的长官,不信任部属,反而挑拨,制造是非。加以指挥不统一,以致顾此失彼,节节失利。他又身染重病,疲惫不堪,不能言辞,而东北自四平街大战後,责任更重且繁,部队庞大,指挥不易。杜公以有病之躯,负此重责大任,实在是很不容易。我的同事邓锡洸与张干樵两同志,知之较详,留给他们二位补述吧!  九徐蚌会战时期
  徐蚌会战,是定江山之战,中原地区,烽火四起,自碾庄黄百韬失利後,战况急转直下。中枢震惊,刘老总经扶老将,叫苦连天,不得已,把杜公南调,力疾指挥。杜公在党国服务,对奉行命令不打折扣,在南京机场迎接他时,是携杖而行,且有人扶其臂,托其手腕,这种情形之下,到徐州新任副总司令;刘老师是总司令,他到第二线蚌埠一带督战。前方一切,悉由杜副总司令指挥。准海战役,辛苦万分,部队多,距离长,又冰天雪地,几十万大军,一窝蜂的被困,不久黄维兵团在双堆集消灭,仅有徐州部队,作最後之困斗。兔死狐悲,唇亡齿寒。此时士气沮丧,难挽颓势,又是冰天雪地,粮弹两缺,仅靠空投,无济於事。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都不合格,以致一败涂地,两个大会战,损失惨重,只剩得徐州一隅,此为杜公一生中最大惨痛,较之越野人山有过之无不及(请参阅夏宁著淮海大战新华出版社比较客观)。
  话说徐州外围之战,阴错阳差之处很多,徐州军民之撤退,秩序大乱,影响军心不小,虽有老虎王牌的邱清泉军团,亦无能为力(五军及七十军专打硬仗);邱部在中原地区,有三年作战经验,横冲直闯,那里危急,五军就前往解围,真如战场上的救火队。中共那时曾倡言:「逢五不战」,亦乃心战,弄成五军的骄态,最後陈官庄之战,杜公可以说是受尽了千辛万苦。他的随从杜宝惠—张印国—尹东生,亲眼所见,徐州撤退中之狼狈情形,非身历其境者,不能了解其中苦况,杜公这时身体健康不佳,腰腿患结核风湿,按常理,应入医院诊疗才是,焉能指挥大军作战?抚今思昔,邱清泉成仁,高吉人病逝台湾,舒适存—熊笑三可能仍在台湾地区,邓军林病逝南京。此三个地区之血战,—碾庄—双堆集—陈官庄—损失不下百万人马,痛哉!希望中国永久再不打内战,一致对外,使中国走向富强康乐大道,帝国主义和那些霸权国家,再不能欺侮我们。

  十北京政委时期
  闻杜公在北京十年闭户读书,廿年参与国家策划大计,如四化之研究等,中共领导人,对杜公非常器重,另眼相看,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门」。杜公可称忠臣,又称孝子,「行年八十八,不知眼和瞎」,真是「世事茫茫难自料」,所幸在西归之日,备极哀荣,中共首要领导人,齐集灵前鞠躬,真想不到高寿不到八旬,而怱焉撒手西归,满以为不久将来,共话北京,品茶忆旧,何其西去之速也!杜公去矣,此生难见,生离死别,能不令人落泪!我想杜公一生,可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可称完人。
  杜公去矣!绪滋仅回忆其生平特殊之事迹,分述於左:
  ⒈知人善任,不分地区,提拔青年:
  在湖南湘潭时,我介绍一位北大毕业学生熊浚君在政治部服务,面谈之後,即派工作。在其军事幕僚中,多为军校七期及陆军大学同学,如侯滕—彭壁生—黄翔—戴坚—李汉萍—叶敬—马彻—郑平—蒋瑞清—罗又伦—梁化中—等,都为一时健者,可称当时军中佼佼者,後起之秀。在全州时,某日,我与戴师长安澜作乒乓战(在北苑时常打),休息时,他戏问我说:「绪滋,军长怎么喜用七期同学……?」我答:「军长用人,素无地域观念,只要是年轻而有才器而能刻苦者,乐於任用,过去中国部队中恶习,部队中门户之见太深,同乡观念太重,杜公提拔青年人,培育年轻人,非一般将领可比。记得清华大学一批学生,在五军工厂服务,曾设法使他们到外国深造。他对於有专门技术的人材,倒履相迎,爱才若渴,其胸襟之宽宏,真是宰相肚里好撑船呢!」

  ⒉统驭有方,综理密微:
  杜公部属之中,其中亦有骄兵悍将者,有的是某某背景,有的是某国留学生,有的是什么特殊关系,杜公都能指挥自如,以德服人,对事之精细,诚如曾涤生先生说:「综理密微」,当其在北京北苑任廿五师副师长及兼任旅长时,每次校阅、视察、检查内务,精细无比,故一时军中送杜公一个雅号「毛毛雨」。因其周到细密,观察入微,集合官兵讲评时,不说空话,头头是道,使部下口服心服,杜公平时手不离簿,事无大小,一律记录,在湘潭二百师时,我任第二科科长(戴戎光第一科科长),每次出巡,即命跟随左右,他说我记,归来即整理视察所见,经杜公批阅後,马上变成命令,指示各部队遵行改正。我老张英文是鸦鸦乌,但国文勉可应付,那怕杜公讲得再快。我是不遗漏半句的。⒊见危受命,服从长官:
  这种例子很多,一时也难详述,只提两件事实,即可证明其精神所在,第一:昆明龙云事件,杜公不眠不休,精密策划,保密工作,天衣无缝,未发一弹,未伤一人,而龙云主席,即由何应钦宋子文二公,陪往重庆就任新职,後来龙的部属卢汉等在阵前变乱,亦此次之反映也。第二:东北易将,本可因病住院疗养,并非假病,不必再上前线。而杜公携杖而行,上下飞机,北去南来,席不暇暖,勇敢的到徐州就任新职,名为副总司令,其实代理刘峙总司令指挥,此种见危授命的精神,打灯笼亦难求也。
  ⒋公而忘私,国而忘家:
  一九四八年(民卅七年),杜公因病经过上海,暂住愚园路休息,我同内子趋前叩安,令我们住楼下,并亲题玉照赠送我们,并嘱陪打桥牌,然而我是土包子,对这洋玩艺一窍不通,只好呆坐旁边参观。在此时也,杜公是身闲心不闲,上峰派员频催到徐州就职,到第一线指挥。当杜太夫人华诞之期,贺客盈门,我同内子也同往拜寿,而杜公因身负重任,无法抽身返沪,真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记得杜公奉亲最孝,在昆明时,他与一期同学梁华盛很亲切,他们对太夫人十分孝顺,杜公不离太夫人身边,我是亲眼所见。一九四九年(民卅八年),大局逆转,夫人曹秀清女士,扶老携幼,避居台湾,先住花莲,後移居台北市古亭市场内,我们也时往省视,叩候起居,生活艰苦,为时九年;杜夫人为生活所迫,亦屈任小职员,补助家用,不久奉太夫人上山,教育子女读书。夫人对杜公旧属,十分亲切,视如家人,莫不异口同声称赞。一九五八年,夫人到了美国,随长女公子致礼及婿杨振宁,住了六年,传闻杜公身体违和,而眼又失明,夫人万里寻夫,不辞千辛万苦,到了北京。一九五九年,杜公恢复自由,中共委派杜公为人民代表及政协常委,又开始为国家效劳,策划经国大计。
  ⒌宽柔相济,慈祥可亲:
  先说几件小事,不尚空谈,当我在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受训时,生活很苦,杜公不时嘱杜处长子丰照顾我们小家庭生活。我进校时是中校,毕业前半月,升为上校。一九四四年,总司令嘱我们一群幕僚,到武定、元谋校阅四十五师,深夜返回昆明,车辆中途抛锚,又是黑夜,但正在昆明附近之北温泉,杜公令我们一群幕僚在北温泉就宿,而自己用大电筒到车中上下检查,俨同机工,实在令人钦佩。绪滋陆大毕业後,原在杨林五军任参谋处长,後因人事关系,杜公调我到五集团军总部任参谋处长;我的官阶是上校,但处内少将多人,如何指挥,杜公命我先佩少将,以便执行职务,他说本人向上级申报,必定可准。又杜公在办公室理发时,有时召我问长问短。其实我知有限,但其亲切,视如子弟,亲切无比。有一次我因年轻气浮,与同事争论,杜公不对我申斥,反叮咛安慰说:「你的脾气要改。」真是「君宠益骄贵,君怜无是非」,大有受宠若惊之感。
  一九四四年,总部在昆明翠湖,杜公被邀请到西南联大演讲敌我态势,星期日下午电话指示,嘱准备资料及挂图,此时幕僚纷飞,我则孤掌难鸣,不得已,先准备数辆吉普车,到处寻找科长、参谋,搬出资料,大家卷起袖子,干了通宵,总算是完成了任务,次晨杜公精神抖擞的来到总司令部,按铃召见张处长,劈头一句,「准备好否?」答云:「一切都准备好了,也有图表说明。」杜公露出笑容,在办公桌边旁,拿出两个苹果奖赠,险险被他身边的大狼狗咬一口,他频频安慰我说:「很好,很好。」虽属琐事,不足一道,然而可见其慈祥可亲,有赏有罚,部属也乐於效死。古人谓「士为知己者死」,诚至理名言。
  在翠湖期间,指挥的部队很多,而杜公又是励精图治,精益求精的个性,今天校阅这一军,明天又看那一师,当其校阅给奖时,奖品种类很多,在其提名之後,很快要交给总司令之手,我们这一群幕僚,先行预演,也加了半夜的班,幕僚工作繁重,王泽民公是参谋长,因为他是以前陆军大学教育长,都称他王老师,年纪老了,杜公也不便多找他,只好找我们这一群年龄不超过三十三岁的幕僚,又次子明文,在翠湖小吉坡家中生产,因忙疏忽未送内子到医院,只好在家中生产,杜公闻之,派员送米及钱,电话慰问,并配给一辆半新半旧的黑轿车,其鼓励部下,受宠若惊,天下有些长官,只求工作,不问部下死活,诚如俗云:「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一九四八年(卅七年)七月,我在黄泛区作战,是一场激烈战斗,某某指挥官,在会议席上,攻击绪滋如何如何(会後友人告知),杜公即席答辩:「张某人跟我多年,很负责任,个性全知,我想不致如此。」一场议论,风吹云散,否则不知如何收场?战地糊糊涂涂,恐今日已不在美国德州了!
  结论:综观杜公一生,将军对得起国家,年轻时,参加黄埔军校一期,荷枪实弹,浴血东征、北伐诸战役,打倒军阀,中年时对日抗战,先是古北口长城各役,次为装甲兵部队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寇苦战,缅甸战役,协助盟军打垮日本部队,冒千辛万苦,经野人山归国。他一生流血流汗,移孝作忠。
  将军治军作战,是一把好手,且为国家建立新军(装甲兵、伞兵),培育许多青年干部,对同学、同事、同乡、亲友、部属,十分友善。热心爱护,从无骄傲之气,他後来官拜东北九省长官,对前师长关雨东公,仍然是肃然致敬,可称为四维八德的实行家,当之无愧。
  四个地区的苦战,实非一般人所能考验者,第一:昆仑关之攻克,完全是攻坚作战。第二:血战缅北,越野人山归国,用担架抬行,身染重病,死里逃生。第三:东北作战,人事环境复杂,时而北,时而南,疲於奔命。第四:最痛心者淮海大战,困守陈官庄,携杖指挥,跛足而行,在冰天雪地之中,挨饿受冻。
  将军後半生,息影故都北京,从事四化建设之计划等之研究,都绞了不少心血,尽了老年人对国家贡献,虽然临终时,台湾骨肉儿女未能见最後一面,不无遗憾,但在身边送终者,还有患难相随数十年的夫人曹秀清女士,和长女公子杜致礼及爱婿杨振宁博士,然而上苍有知,生不能见,梦里可以重逢,台湾故旧、同学、同事都在为杜公祈祷。长官杜公:您对国家无愧,望您在九泉安息长眠,若干年後,我也可以在另一世界叩见您了。http://www.fightersalon.net/bbs/showthread.php?t=7257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21:59:50 | 显示全部楼层
上将方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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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振武:(公元1885~年),字叔平;寿州瓦埠镇人(今安徽寿县),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方振武是寿州人,阮玄武是合肥人,两人虽同是安徽人,但早年并不相识。二人之间初次见面是在1924年齐卢之战时。那时,方振武被卢永祥派为别动队司令,拨归杨化昭司令指挥,杨又将其拨给第一支队司令张义纯指挥;阮玄武那时在第一支队当团副。方振武为了给养问题,常到驻在浏河的第一支队司令部接洽,因此二人就认识了。齐卢之战后,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垮台,奉军进驻关内。方振武到天津投奔张宗昌。那时,阮玄武也在天津,寄住在杨化昭家里。张宗昌委派方振武为奉军先遣第二梯队司令。
  方振武请杨化昭推荐干部,杨化昭便把阮玄武介绍给他,阮玄武就当了他的参谋长。从此。阮玄武和他共事近十年,由奉军变成国民革命军,又变成国民革命军;他由司令、旅长、师长、军长升到总指挥、总司令,官越做越大。他每升一级,阮玄武也水涨船高地提升一步。直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两人才分手。
  方振武的父亲一面耕种,一面在镇上当塾师,以资糊口。方振武因生活困难,于清末应征到南洋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混成协辎重营当兵,后加入同盟会,参加了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被捕,在押往原籍途中逃走。1911年他参加光复南京的战斗。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入尚武学校学习军事。19l7年回国到广州,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军陆战队司令。1921年孙中山举兵北伐,方振武率部随许崇智出师北江,旋因陈炯明叛变,北伐失败,方振武率部打着北伐旗号,由江西进入皖南,陷入困境。在无奈情况下,准备赴浙江投奔卢永祥,但在浙西开化队伍被卢永祥缴械遣散。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方振武再次投奔卢永祥,被委为别动队司令。卢永祥失败下野后,方振武到天津投奔奉军第二军军长张宗昌,被委任为奉军先遣第二支队少将司令,阮玄武则由杨化昭推荐任方振武部参谋长。1925年进驻上海闸北后,扩编一个教练营,新兵全从他的家乡寿县、凤台一带招募,连、排长则选用他的旧部,这支部队便成了他最基于的部队。他派阮玄武任梯队副兼教练营长,所遗参谋长职由他的旧袍泽苏致臣(后改名苏宗辙)继任。
  1925年5月,方振武率部开往苏北、山东,被张宗昌扩编为山东陆军第六旅。同年秋,方振武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方振武治兵有方,军纪严明,张宗昌为了控制这支队伍,派来一些心腹担任要职,处处掣肘。张宗昌的一些部下如程国瑞等人对方振武歧视、排挤,自视是张宗昌的嫡系,看不起方的“半路出家”。而方振武也看不惯他们那种土匪作风,曾对阮玄武和部下其他将领说:“我方某革命了多年,跟随孙中山先生多年,今天处身在这样的土匪部队里,实在无法忍受下去。”正当方振武与张宗昌的矛盾发展到十分尖锐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冯玉祥派徐谦(季龙)对方进行联络策反工作。1926年1月,方振武毅然率部脱离张宗昌集团,一夜行军四十公里,开到郓城以西,通电宣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自任军长,苏致臣为第一旅旅长,阮玄武为第二旅旅长,郑植为第三旅旅长。
  1926年3月底,方振武率部辗转北上,开到北京附近。这时,由于直、奉的联合进攻,冯玉祥已被迫下野,3月22日国民一军放弃天津,4月15日又由北京撤往南口。方振武率部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也西撤。9月16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到绥远五原,即与孙岳、方振武等共商组织国民联军。4月17日,联军全体将士在五原举行誓师,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就任总司令,并宣布国民革命军全体参加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那时,西安被围,城中情况日紧,亟盼援军。第五军奉命前往救援,由五原经宁夏、固原、平凉、乾州到咸阳,先解猴儿寨之围,继与刘汝明等部进攻围攻西安的刘镇华镇嵩军,使被困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军民于11月27日重见天日。
  不久,冯玉祥和蒋中正商定,国民革命军开出潼关,参加北伐。冯玉祥派方为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率部过华阴,出潼关,沿陇海路东进,占灵宝、陕州,克新安。接着,方振武率先头部队,身先士卒,先后攻占洛阳、郑州、南阳、襄樊等地,并一路扩充队伍,实力发展到三个军及直属部队、特种部队,共五万多人。驻襄樊期间,方振武在进军路线、给养补充等问题上和冯玉祥发生了一些矛盾,宣布脱离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接受武汉国民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中央直属第九方面军总司令”之职。不久参加了南京方面“讨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总指挥,辖第三十四军(军长阮玄武)、第四十一军(军长由方自兼)、第四十二军(军长马文德)。1928年春,方振武部奉蒋中正之命参加北伐,由湖北孝感、花园一带开往归德、砀山,进攻山东,克金乡、兖州、济南等地,立下了赫赫战功。
  1929年初,蒋中正以裁军编遣为名,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裁减别人的力量,以实行其军事独裁统治。蒋中正给方振武第四军团两个师(陆军第四十四师;第四十五师)番号。方振武要求增加一个独立旅给高桂滋,蒋中正坚决不允,而且发表阮玄武为第四十四师师长,方振武为第四十五师师长,将他的部队一分为二。对此,方振武很不满意。他的四十五师照编遣方案规定编为三个旅外,还保留一个骑兵团、一个特务团和一个教导团。他成立了第四十四师和第四十五师“联合办事处”,处理两个师的人事调动、指挥和领发款项事宜,实际上是方振武通过这个机构,依然把两师的大权一把抓在手里。
  方振武部被编遣后,他一直不愉快,认为这是蒋中正有意削去他的兵权,降低他的地位。
  1929年初,驻南口、昌平的徐源泉部奉调开往南方。方振武和徐源泉本是旧相识,感情甚好,他和徐源泉私下约定并叫阮玄武准备,于徐源泉部开拔前一天,派一团占领昌千,另一团占领南口。阎锡山得到报告后极为震动,以为这一行动是出于北于行营主任何成浚的授意,连忙向何成浚交涉。何成浚问方振武为什么擅自调防地,方振武答复是因为古北口太冷,而又找不着适当的练兵地点,所以调些部队到昌平附近整休。何成浚劝他早日撤回原防,以免引起误会。经过好多天反复交涉,方振武才允许让出南口、昌平。
  1929年3月,蒋中正和桂系的矛盾表面化,蒋中正诱骗李济深北上,软禁于汤山,并下令“讨伐”李宗仁、白崇禧。蒋中正发表方振武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唐生智为第五路,韩复榘为第三路,何键为第四路。当时韩部进驻河南信阳一带,石部进驻襄樊一带,唐则由蒋秘密送到北方,接收了被白崇禧收编过去的旧部,白闻风逃走。部队奉命从津浦路南下,第一步开到德州、禹城、平原一带,停下来待命。4月初,由于蒋中正收买了俞作柏、李明瑞等,桂系内部分化,所谓讨桂战争,意外地迅速收场了。在此以前,蒋中正和李宗仁都派人和坐镇中原的冯玉祥联系,冯玉祥两面答应相助,而实际却两面都不插手,把重兵开在襄樊和信阳一带,坐山观虎斗,准备伺机抢占武汉。蒋中正因此对冯玉祥切齿痛恨,因此,在蒋桂战事结束后,他立即把矛头指向冯玉祥。冯玉祥见势不妙,即命孙良诚放弃山东,把部队撤至河南,摆好了抗击的态势。
  蒋中正得悉孙良诚已从山东撤兵,立即电令方振武派四十四师迅速南开。因为那时济南尚被日寇侵占,蒋中正指定方部由齐河县渡过黄河,避开济南,绕道张店,进驻泰安。山东省府那时暂设在泰安。阮玄武军开到时,代主席石敬亭也走了,由吕秀文代理主席职务,准备交代。正在这时,蒋中正和日方的妥协告成,日寇撤出济南。蒋中正派陈调元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所遗安徽省主席,发表方振武继任。蒋中正并分电方振武和阮玄武:“陈主席亲率大军赶赴泰安、济南接防。”并命令阮玄武立即开回黄河以北的禹城一带驻防待命。很明显,他是怕方振武抢占济南。
  阮玄武到德州的时候,就接到蒋中正的命令,把高桂滋旅由四十五师抽出,编为一个独立旅,鲍刚升为四十五师师长兼旅长,四十五师另外两个旅的旅长为王占林和王中孚,他们都是方振武的亲信。
  不久,队伍奉命由德州南下,第六路总指挥部及四十五师开往蚌埠,四十四师并高桂滋独立旅开黄口、砀山一带,拟向归德前进(那时归德还驻有冯军)。阮玄武率四十四师到达砀山后,蒋并令驻在徐州的第三师毛炳文部一个旅归阮玄武指挥,以便增强攻击归德、开封的力量。
  是年5月,南京正式发表“讨冯”的命令。正当忙于布置阵地,准备进攻的时候,冯玉祥军忽然全部撤至平汉线以西地区。有一天,蒋中正突然拍来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说冯玉祥军驻,在马牧集的部队把铁路大桥炸毁了,另外,冯玉祥军又把武胜关的隧道炸了,判断冯玉祥将集中兵力经豫东南楔入皖北寿县一带,直奔津浦南段,威胁南京。因此,蒋中正命阮玄武师迅速调至寿县沿淮布防,迎击冯玉祥军。同时,命令高桂滋独立旅留在黄口驻防(以后调至山东归陈调元指挥,从此脱离了方振武)。哪里知道,当开到寿县时,听说冯玉祥军确已全部撤到洛阳以西,并没有借撤兵为名,突袭南京的企图。
  当判明冯玉祥军已全线西撤后,蒋中正急电第四十四师从寿县经颍州、周口迅速向漯河方面前进。蒋中正得知韩、石倒戈后,即命方振武率第四十五师(欠一旅)由蚌埠乘车疾驰郑州,与韩、石联系。方到郑州与韩、石会晤后,相谈甚欢,三人结为金兰之好。马鸿逵也于这时离冯投蒋,到达了郑州。
  蒋、冯之战告一段落后,方振武回蚌埠,率一团人驰往安庆就安徽省主席职.另一团仍留驻蚌埠,那时在河南驻军地点是:第六路总指挥部和第四十五师(欠一旅)驻防许昌,第四十四师驻防漯河,一部驻在周口。
  方振武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发表后,他自己随军去河南,派秘书长方植之和委员苏宗辙等前往安庆,搭起班子,把可以接收的机关先接收过来。对于治理家乡他兴致本来是相当高的。哪里知道,蒋中正给他的只是一个光杆的主席,各厅厅长都由蒋中正派定,像民政厅厅长吴醒亚,财政厅厅长袁励宸,建设厅厅长李范一,教育厅厅长程天放,全是蒋中正的人;只有几个空头委员阮玄武、苏宗辙、方植之(兼省府秘书长)是方的人,另一个委员孙养癯是一向办教育的,和方振武是寿县同乡,也算和方有关系。苏宗辙本来是在归德被方振武打了两耳光打走了的,但他们毕竟是老朋友,当方振武发表为主席后,未经苏宗辙的同意就保苏为委员。方就职后,看到县长、警察局长和税局局长都由民政厅、财政厅委派,很不甘心,就“霸王硬上弓”,强派出一批自己的人要民政厅、财政厅委派,特别是税局局长。
  因此,方振武和袁励宸、吴醒亚等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另外,何应钦和陈立夫、陈果夫都曾向安徽推荐人,方振武一律置之不理,使南京这些实力派对他也很不满。吴醒亚到南京去告状,袁励宸的父亲在南京也到处说方振武的坏话。开始,蒋中正对方还采取敷衍态度,把吴醒亚调走,以苏宗辙继任民。政厅长。但方振武还是不满意。他命令各县扩充保安队,每几个县合编一个保安团,他以兼全省保安司令的名义,派了不少保安团团长。这就引起了蒋中正对他的怀疑。
  蒋中正早就决心要解决方振武了。他曾多方拉拢阮玄武,因为他知道阮玄武是方振武部下最有实力的人。从对方内部进行分化收买,是蒋中正一贯的伎俩。远在1928年砀山阅兵和济南省府会议时,蒋中正就特别表示对阮玄武“器重”。攻下平津后,方进协和医院割治盲肠,阮玄武指挥军队循平津路开到通州,即乘汽车到北平去看方,方交给阮玄武一张蒋中正亲笔写的条子,上写:“叔干兄:阮军长到后着即来见我。中正。”方振武一面给阮玄武这字条,一面说:“蒋总司令叫你去,你应该去看看他嘛。”阮玄武看出方振武的神气并不主张去,就说:“我去看他做什么,部队要忙着安顿,没功夫去。”他也不置可否。可见那时蒋中正已着力进行方和阮玄武之间的分化工作,方也有了戒备。后来,吴忠信、何成浚、杨杰、卫立煌都曾谈起蒋如何对阮玄武“关切”,暗示阮玄武脱离方振武,阮玄武都婉辞加以拒绝。军队离开漯河时,方本仁也曾经过阮玄武处做了一次说客,也被阮玄武拒绝了。
  另一方面,方振武也暗中作反蒋的酝酿,他在到皖就任主席以前,在郑州和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搞了一个“五人小组织”,相约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方振武和韩、石是“兰谱”兄弟,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方振武到安徽接任省府主席后,即向蒋中正要求把他的总指挥部和第四十五师全部调回安徽,蒋中正同意了。这一师调到安徽后,三个团驻安庆,三个团驻芜湖,接着方振武又要求把四十四师也调来安徽,这就引起了蒋中正的疑忌。他先不同意,方振武就发牢骚,经方一再要求,蒋中正才允许调防。
  1929年8月初,蒋中正一面命令阮玄武师调防,一面就派他的嫡系部队接防。具体措施是第一道命令着第四十四师调至颍州驻防。由漯河徒步行军,经过周口、槐店、界首、太和,刚到颍州(阜阳),就接到蒋中正的第二道命令,着移防寿县。阮玄武师到了寿县,没住几天,蒋中正又来命令,着移合肥,寿县防务交由第七师王均部队接替。那时蚌埠防务,已由方鼎英的第十师接替了。阮玄武师到了合肥,蒋中正再来令着分防巢县、舒城等地整训。于是,阮玄武命第一三○旅王日新部驻舒城,第一三二旅,萧之楚部驻巢县,第一三一旅余亚农部随师部驻合肥。就在这个时候,方振武把余亚农调到安庆接替四十五师鲍刚所兼的旅长,遗缺由团长徐衍昆升旅长。很显然,蒋中正要搞掉方振武的阴谋已经毕露。当时没有向这方面设想,今天回忆起来,真是麻痹大意了。
  当方军开到安徽分驻皖南、皖北时,全国的反蒋空气日益浓厚,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在南北酝酿策动。他们都曾派代表到安徽活动。方振武也跃跃思动,派代表和写信到各方面去联络,主要是联络韩、石、马鸿逵、刘镇华这些属于他们“五人小组织”的人。这些人,过去都是和冯玉祥有关系的,方振武企图和他们结成一个联盟,自己当盟主,在蒋和冯、阎、李之间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不想他写给马鸿逵的亲笔信被马拿去告密(一说是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告的密),密信落到了蒋中正的手中。蒋中正立即采取措施,开始动手,来电要点编队伍,把两师缩编为一师一旅(即裁去四个团)。方振武明知苗头不对,但亦无可奈何。
  就在那年9月上旬,方振武急电叫阮玄武到安庆去,说有要事相商,阮玄武连忙从合肥赶去。俩人密谈了两天。他说,蒋中正对他的误会很深,看来对我们不利,他准备自己去南京解释解释,并决定阮玄武代理安徽主席。阮玄武疑心方可能因为缩编部队,要阮玄武让出师长,怕阮玄武不肯,才以主席的名义饵之我。因此阮玄武说:“我从来没有搞过政治,我不会搞这一套。缩编如有困难,可以叫鲍刚当师长,王占林当旅长。”方振武听了这话,知道阮玄武有疑心,于是很诚恳地对阮玄武说:“又玄,我们同事多年,我对你决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只编为一个师,师长也一定给你。至于要你代理主席,一则因为我非亲去南京解释不可,二则我对这几位厅长和这里的一些人难以应付。不如让我到南京去住一段时间再说。你是军人,和他们素无往来,比较容易应付。”阮玄武听他讲得很开诚布公,态度也极诚恳,就同意了。阮玄武只提醒他去南京是否妥当,他说不致有什么问题。这样,就决定了。他立即致电蒋中正,说准备到南京述职,主席一职拟请派阮玄武代理。蒋电照准。
  阮玄武本来预备先回合肥安排安排再来就职,方说:“你还是先就了职再去。”阮玄武就约请几位厅长李范一、程天放、苏宗辙等谈谈,他们公宴了一下,就算就了代主席职了。就职后,阮玄武坐了专轮赴芜湖转合肥去。阮玄武到芜湖,当地商会会长等正在请阮玄武吃饭,警察局长来电话说:“方主席的专轮没有停靠就直驶南京去了。”
  阮玄武回到合肥就接到报告,说总部的点编人员已到巢县,阮玄武连忙赶到巢县陪同总部人员点验萧之楚旅。正在点验,蒋中正忽来电,将第六路总指挥部名义撤销,命令第四十四师师长阮玄武与第十师师长方鼎英对调,第四十五师师长鲍刚与第六师师长方策对调。很明显,表面上是调动师长,实际就是把部队全部收编过去。阮玄武点验完毕,召开旅团长会议,说明情况,就回到合肥。当天接到方振武派他的亲信高副官送给阮玄武的一封很长的亲笔信,措词很沉痛。大意说,我们患难多年,相知甚深,务望一切听从命令,等等。这信显然是蒋中正强迫他写的。高副官暗地对阮玄武说,方振武已被软禁了。于是,阮玄武就复电蒋中正,表示服从命令,阮玄武即专轮赴南京当面报告一切,请令寿县和蚌埠方面部队停止向合肥前进,否则发生误会负不了责任。
  阮玄武到南京,先到羊皮巷方家(是方振武自置的房子)。阮玄武是穿着军装去的,到门口,便衣看守人员看看阮玄武的领章。阮玄武说:“我是四十四师中将师长阮玄武,进去看方先生。”他们没有说什么,阮玄武就进去了。
  方振武听到阮玄武来了,出来迎接阮玄武,到了客厅,他对阮玄武说:“你来了很好,见过总司令没有?”
  阮玄武说:“还没有去,先来看你的。”
  他说:“我不干了,你们好好干吧。”
  谈了约一刻钟。方振武说话很谨慎,没有明白表示他的心意。阮玄武从方家辞出后,即驱车至三元巷总司令部去见蒋中正。
  蒋中正开口第一句话便问我:“见过叔平没有?”
  阮玄武说:“见过了,刚从他那里来。我是今天刚到的。”
  蒋中正说:“我对叔平没有什么,他做的事太对不起我,这次我是从轻教训教训他,他有真凭实据在我这里。尽管他对不起我,我还是以老同志对待他。你再去看他时,把我的意思对他说说。”
  阮玄武说:“我不想再去看他了。我来京时,对方犯了什么错误一点也不知道。我跟他拼死拼活干了几年,落得这样的结果,我什么也不想再干了。”
  蒋中正说:“你很好,你对党国有贡献。你的电报我收到了,我已去电叫第七师和第十师就地停止前进了。”并说:“你快回去,和伯雄(方鼎英字)具体研究研究,什么事都好商量。”意思是说,只要听他的话,就是担任原师长不调也可以。于是,蒋中正亲笔写了一个字条,叫他的前副官长、首都公安局长姚琮向津浦路局长孙鹤皋要了一辆头等专车,送阮玄武到蚌埠转回合肥办理交接。
  蒋中正对第四十五师采取的办法是,一面电令鲍刚与方策对调师长,一面派方策率第六师分乘兵舰驶抵安庆,鲍刚猝不及防,遵令交接后,径赴南京见蒋中正。
  同时蒋中正派吴醒亚、袁励宸等随方策军舰到达安庆,接收省府,把苏宗辙、孙养癯软禁起来,方植之闻风事先出走,故未被扣,后因余亚农在安庆起兵反蒋,苏宗辙、孙养癯二人被押送到南京军法处关起来了。
  不久,余亚农在安庆起兵反蒋,鲍刚在芜湖起兵反蒋,都被蒋镇压下去了;阮玄武在河南反蒋,也失败了。
  事后阮玄武和方振武见面时,方振武谈起被蒋中正扣押的情况。大致经过是这样的:方振武到南京后,就去见蒋中正。方振武先说:“我此来是述职,同时想在京休养休养,因为多年打仗,精神不好,加之去年在北平,因患盲肠炎动过手术,一直没有复原。”蒋中正就说:“好,你来子很好,我们有什么误会,都可以解决。你在此休养一个时期,回去还当你的主席,总指挥交给阮师长好了。”方振武听了怒火上冲,高声说:“我什么也不干了,都交给阮玄武好了。”蒋中正冷冷地说:“好,好,你回去吧。”方振武在回家路上,车子后面就有小车跟上,到了家里,前后门都有军警看守了。从此方在南京,虽还可以外出,但到哪里都有车子紧紧盯住。
  是年12月初,石友三部奉调开往福建,到浦口候轮,石过江到方振武家里谈了很久。当天晚上,石友三部在浦口哗变。本来对于阮、鲍、余等的反抗,蒋中正都怀疑与方振武有关,这次石的哗变,又认为和方振武有联系,因此,派宪兵把方振武由家里抓到军法处押起来,上了镣铐,准备枪毙。后因石友三部没有过江,方振武才幸免于死。
  那时,苏宗辙、孙养癯二人同方关在一起,他们事后对我说,当方被抓到军法处,在上镣铐时,曾大喊大叫:“总理啊!总理在天之灵啊!我犯了什么罪?我什么罪都没有犯啊!”方的言词,充满愤怒情绪。
  方振武被扣押后,先押在军法处,关了一个时期,后来被软禁于汤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宁粤会谈,粤方要求以释放被蒋扣禁的胡汉民等为先决条件之一,蒋中正被迫把在汤山关禁着的胡汉民、李济深、方振武、居正和蒋百里(他是在唐生智二次反蒋时被扣的)等释放。方振武这才结束了历时一年多的监禁生活。
  1931年10月,方振武被释放,到上海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他自己的房子里。
  国民党宁粤合流后,所有一、二、三届的中委,全都算是第四届的中委;另外,南京、广州分别开会,选举出若干中委,汪精卫的改组派则在上海大世界开会,也选举若干中委,合起来成为第四届的“大杂烩”。方振武是第三届经蒋中正“圈”出的中央执行委员,照例连任下去,所以他没有进行什么政治活动,但那时他和汪派往来相当频繁。
  1932年初,爆发了“一二八”上海抗战,南京政府宣称准备迁都洛阳。但蒋中正一心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上海抗战。所谓迁都,召开国难会议等等,只是摆摆样子而已。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阮玄武在北平忽然接到上海朋友的电报,说方振武病得相当严重,已进中西疗养院治疗。阮玄武连忙赶到上海去看他。他虽在病中,但对于日寇入侵义愤填膺,尤其对于蒋中正的不抵抗,极为愤慨。他感慨系之地说:“我们是两手空空,大牯牛掉在水井里一一有力无处使“阿。”
  方振武在医院里住了二、三个星期,阮玄武不断去看他,谈了好几次,他总是念念不忘日寇步步深入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他一再对阮玄武说,鲍刚、张人杰现在山西的两师人,是我们今后唯一可用的力量,要好好照顾他们,如果他们有困难,我们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他的态度诚恳。使阮玄武很感动。所以阮玄武回北平后,即写信给鲍、张,信中说:“叔公(方振武)病在医院,谆谆以两弟为念,老成谋国,具见苦心。”
  方振武的病逐渐好起来了,不久就移家南京,仍住在羊皮巷。他什么职务也没有担任,只是以空头的中央委员参加一些会议,和各方联系接触。看来,他这样做是有他的深意的。是年秋末冬初,他的岳母高夫人死了,他大发帖子,大举开吊。阮玄武接到帖子,赶到南京。这是他们分开后第三次见面。记得开吊那天,真是冠盖云集,南京所有的“党国要人”几乎全到了。蒋中正没有亲来,派了代表,送了挽联,何应钦等不仅来了,而且参加执绋送灵,可见方振武那时和他们敷衍得不错,蒋中正也在极力拉拢他。
  方振武和阮玄武密谈,他说:“鲍刚、张人杰那里,已派人去联系过,并送去几万元接济他们,这支部队我们可以抓起来抗日救国。”他们还反复讨论了具体进行的办法,谈了几天,阮玄武就回北平去了。
  1932年底,日寇侵入热河后,方振武写信给阮玄武说:“决心毁家纾难,抗日救国。”他先把家眷送到上海,收集了自己存款十万元,带了支票,剃了胡子(他在南京蓄须),化装好了,带着一向跟随他的军需处长孟芸生秘密离开南京,到了山西介休。他先慰劳了鲍、张两个部队,然后和鲍等商定,把部队改称抗日救国军,他自己担任总指挥,鲍刚为第二师师长,张人杰为第三师师长。他们三人联名发出通电。通电只是说明自己坚决要抗日救国,并没有骂蒋中正。他一面派代表四出联系,一面派人到北平找我。他没有要阮玄武立即去介休,通电也没有列阮玄武的名,是想让阮玄武先在北平做些联络工作,主要是联络当时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据阮玄武后来知道,方振武和各方联系,着重在韩复榘、石友三、李烈钧和孙科等人。孙科那时对蒋中正也不满,曾帮助方三万元,韩复榘也暗中有所接济。方振武也派代表去太原见阎锡山,要求帮助,阎锡山一个钱都没有送,只是表示赞成方振武早日北上抗日。显然,他盼望方振武早日离开山西,越快越好。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冯玉祥离开南京再上泰山。蒋中正不断压迫韩复榘,要韩复榘驱逐冯玉祥。韩复榘在蒋中正的一再压迫下,把冯玉祥的一团卫队缴械解散,另派他自己的一营人去“保护”冯玉祥,冯玉祥当然受不了。正好这时宋哲元任察哈尔主席,冯玉祥就离开泰山,移住张家口,和吉鸿昌等决意在察省坚持抗日。他派张允荣赴晋与方振武联系,希望方振武速将部队调到察哈尔。
  方振武把阮玄武邀到介休,叫阮玄武先去和阎锡山联系。阮玄武到太原,先晤朱绶光,由朱陪同见阎。阮玄武把方准备出师抗日的意思对他说明,阎说:“叔平既决意如此,我没有意见。我们山西也很困难,经济上不能加以帮助,但是我们是对得起叔平的,鲍刚等在介休吃了几年,我们没有为难他们。现在,叔平要出师,我欢迎,决不为难。要走哪条路,事先告诉我,我会关照的。”方振武本来希望得到阎锡山一些枪械、弹药和经济上的接济,不想阎锡山还是一毛不拔。
  正好那时冯玉祥的代表张允荣也到了太原,阮玄武和他一起回到介休,方振武已带领部队出发了。方振武说:“我们抗日救国,名正言顺,老西儿不肯帮助,也算了,他不难为我们就好。”张允荣谈起冯和察哈尔的情况,方振武说:“请升三兄(张允荣字)回去,跟先生说我们是坚决抗日的。”张允荣说:“先生盼你早来,一起抗日。”张允荣就从那里回张垣复命去了。方振武又对阮玄武说:“我们最好要有一个名义,你去和何应钦联系联系,希望他给一个名义。”
  阮玄武连夜赶赴北平,见到何应钦,说明来意。何应钦说:“打着抗日救国军的旗帜不行!部队可以保留,但必须开到南方去(意指去“围剿”红军),叔平必须离开队伍,否则无从谈起。”他的态度如此强硬,当然谈不出什么结果来。显然,何应钦还不知道方振武已和冯玉祥有了联系,更想不到方部会开到察哈尔去。在军分会当委员的秦德纯等向我透露,何应钦已命驻在高阳、定县一带的商震部准备围击方部,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方打着抗日的旗帜,怕国内外舆论的谴责。
  方振武带领部队出东阳关,行至石家庄附近时,听说蒋中正到了保定,他派孟芸生去保定见蒋,目的也是要争取一个名义。孟芸生到了保定,蒋中正住在专车上,派代表接见了孟,对孟芸生表示的意见,也是要取消抗日救国的旗帜,部队南开等等。孟芸生听了很气愤,大声喊道:“我们一定要抗日,允许我们是如此,不允许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是下定决心的了。谁要反对,铁也要把它砸烂,钢也要把它打扁。”这样叫喊,蒋中正在里面听得很清楚,他再派员对孟说:“部队只能南开,不许北上,否则要牵动大局。”意思说要牵动“塘沽协定”所肯定下来的对日妥协局面。孟芸生此行,不但全无结果,反而造成了杀身之祸。此是后话。
  方振武那时已到了唐县。阮玄武到唐县,把北平接洽的经过和听到的消息都告诉了他,方振武还想在唐县勾留下来。阮玄武对他说:“说走就走,不能再迟疑了,否则要出问题。”方振武才决定立即开拔,阮玄武也在唐县就任了抗日救国军的参谋长。
  第二天清晨,军队出发,行军的路线决定避开蒋军,经涞源、蔚县、化稍营、深井堡开往宣化。
  当天部队赶到军城宿营。第二天到倒马关,部队走在内长城的古道上,一路翻山越岭,危崖峭壁,相当艰苦。阮玄武和张人杰带着第三师为前队,方振武带着第二师王中孚团居中,鲍刚带着第二师的刘子斌团、乔明礼团殿后,顺序前进。鲍刚在望都、唐县的时候,态度就动摇,他不主张北上抗日。他对方振武说:“只要给我们名义就干。”意思是开往南方也好,让方振武离去也好,只要蒋肯收容,就可以跟着蒋走。原来,他的参谋长盛士恒在倒蒋失败后离开,投奔了徐庭瑶,当过洛阳的行政督察专员,此时徐在北平当军长,指挥关麟征、黄杰两师,方振武部开到平汉线时,盛奉徐命来策反。在大家讨论行军部署时,鲍坚决要求殿后,显然有了预谋。在阮玄武和方振武两路人马到达蔚县时,鲍刚部队在后面停止不进,并在涞源发出通电,宣布与方振武脱离关系。这个一向被方振武认为唯一忠实可靠、相随二十年的部下,竟然脱离而去,方振武的恼怒、懊丧是可想而知了。
  鲍刚脱离了大家,队伍开到蔚县,就与驻广灵的晋军孙楚部联络上了。
  鲍刚还派人来勾引王中孚,要王中孚团留在蔚县不走,王中孚没有理,还是跟着我们继续北上了。从此,抗日救国军只有张人杰的一个师(只三千余人)和王中孚团。
  张人杰也是个浑小子,当阮玄武和他带着第三师开到军城那天,他忽然对阮玄武说:“参谋长,我们今天开到了军城,巧得很,是否可以把军城两个字倒过来。”
  阮玄武听了很愕然,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成军呀。我们抗日救国军反正要扩充成军的,我们何妨就在这里改成军呀。总指挥指挥两师和两军,反正是一样的。”阮玄武奈何他不得,他就自动从那天改称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军长。后来补报方振武,方也只好同意。
  部队从蔚县、深井堡继续北进,到达宣化,宣化的守军是何遂部,有两千多人。抗日救国军要进城,他不让进,抗日救国军就把宣化包围起来。还没等开火,何遂部队中原有一部分西北军的军官就接受了抗日救国军的收编。方振武收编一部分作为他的直属部队,张人杰也收编了一部分,充实他的第一军。
  从此,抗日救国军开上了抗日的前线。
  抗日救国军进入宣化后,方振武即派阮玄武和兵站人员到张家口去。兵站人员是去看营房,准备军队开到张家口去。阮玄武去见冯玉祥,报告抗日救国军的部队已到。冯玉祥见到阮玄武去,很高兴地说:“听到你们来,实在欢喜,我们可以痛痛快快抗日了。”
  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1932年10月冯玉祥到察不久,日寇侵占热河,进犯长城各口,宋哲元部的第二十九军违反蒋中正的意旨,自发地抗击敌军,冯玉祥曾连电第二十九军,慰勉他们努力杀敌。但蒋中正不仅不支援抗战,反而向日本人妥协,使日寇得以进一步窥伺华北,全国人民对蒋中正屈膝投日的卖国行径莫不发指。这是促使冯玉祥在察北发动抗日的客观原因。
  冯玉祥有爱国热情,但从中原大混战失败后,手中没有兵力,蒋中正一直密切防范着他。冯玉祥到张家口后不久,热河的汤玉麟部退集热察边境。先后退入察境的,还有东北义勇军冯占海、邓文、李忠义、富春、汲汉东(东北将领汲金纯的儿子)等部,还有热河的地方部队姚景川等部。这些部队本来和张学良有一定的联系,受张学良的接济。蒋中正将热河失守的责任推到张学良身上,把张学良赶往国外,代之以何应钦,成立了北平军分会,何应钦说这些义勇军是“土匪”,根本不予理睬。这些部队集中在察东北(共十多万人),无冬衣、无粮饷、无人管,而当地人民也不堪负担,真是一片混乱,军民交困。冯玉祥看准机会,就派人和他们联系,他们大多数将领也派人和冯玉祥接触,表示愿听冯玉祥的指挥,抗击敌军。
  在察哈尔地方军队中,有曾当过骑兵师长的张砺生,他是察省人,是冯玉祥的旧识。另外,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主力虽调至喜峰口一带,在察哈尔省还留有一部分军队。宋哲元的教导团,原是冯玉祥在汾阳时办的军官学校(校长李兴中)学生改编的,他们名义上是宋哲元的教导团,由第二十九军发饷,但拒不接受宋哲元的指挥,一直留在汾阳,冯玉祥到张垣后,才把他们调来。团长支应遴,外号支鞋码,因为他经常穿着打上鞋码的鞋子,和士兵一起训练。
  以上这几部分兵力,是冯玉祥武装抗日的基本力量。现在又来了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力量就更充实了。所以,冯玉祥对方振武的到达是十分欢迎的。
  在抗日救国军到达宣化以前(从介休出发,一路行军到宣化,走了一个多月),冯玉祥曾派人到各处活动,特别是通知他的旧袍泽,希望他们来参加抗战。到张家口时,高树勋已先到了。高树勋原随孙连仲,被蒋中正调往江西参加“围剿”,结果,孙连仲部西北军大部起义参加红军。蒋中正迁怒于高树勋,明令通缉,高树勋避居天津。随后,吉鸿昌、孙良诚也先后从天津来了。阮玄武见到冯玉祥的第三天,方振武带着队伍开到了张家口。张家口抗日的空气一天比一天浓厚,察省府中一些怕事的,以及和南京有关系的厅长、委员,纷纷溜跑了。佟麟阁以保安处长代理省主席,他也拥护冯玉祥抗日。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召集各方将领举行会议,会上决定立即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发表通电,坚决抗日。通电发表后,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李烈钧、程潜、朱庆澜、马相伯、陈铭枢、孙科以及上海若干名流,都复电表示支持。
  所谓同盟军,是由东北义勇军、热河抗日民军、察哈尔自卫军、抗日救国军以及冯玉祥的教导团和二十九军留守部队五部分力量联合组成的。吉鸿昌那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冯玉祥的左右,还有宣侠父、李连山、李连海等党员推动冯走上抗日的道路;冯玉祥的教导团中也有支应遴、贾振中等党员在起骨干作用;当时还有张慕陶(后来叛党)在冯的幕后。所以,抗日同盟军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但是,当时阮玄武和方振武等都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我们和吉鸿昌等来往,多以为他是西北军的老战友,根本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
  除了以上五个方面的力量外,还有一部分内蒙爱国部队也参加了。
  冯玉祥和方振武早就存有芥蒂,他们都是有雄心和权谋的人,虽然在抗日大义下站在一起,但相互之间还不能坦率相处。他们这次见面后不到一星期,矛盾就表面化了。
  冯玉祥当了总司令,方振武的名义依然是抗日救国军的总指挥。方振武为此很不高兴。这是冯玉祥、方振武矛盾的起因之一。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从鲍刚叛离后,张人杰部是抗日救国军的主要力量。但这个师除张以外,只有的刚部王中孚的一个团,以及收编的其他部队,扩编为一个师。张人杰原是西北军的老底子,到张家口见到冯玉祥后,就有意脱离方振武,不再听方振武的指挥,他的粮饷,也直接向冯玉祥的总部领取。方振武认为这是冯玉祥有意拆散他的部队。
  有一天,冯玉祥在土儿沟的营房集合抗日救国军官兵讲话。他先慰劳部队,说一路翻山越岭,大家很辛苦,接着,勉励大家今后“努力杀敌,救人民,救国家”。冯玉祥讲完话后,方立即接着讲话,他说:“我们要抗日,但我们部队中如此无纪律(暗指张人杰自封为军长)、无节制(指张人杰直接领取粮饷),勾心斗角,如何指挥?又如何能团结杀敌?”冯玉祥听了这番话,当然也下不了台。哪知道张人杰也跳上去讲话:“我们是老西北军,今后一定坚决服从冯总司令指挥,英勇抗日。”方振武听了,更加怒气上冲,他想到几年来,为了维持这支部队,曾费尽心机,并拿出不少钱来接济,结果,好不容易带到这里,就不听指挥了。他的气愤难堪是可以想象的。幸而冯玉祥立即把张人杰数说了一顿,并对部队说:“你们都是方总指挥领导的抗日救国军,一定要听方总指挥的命令,谁也不准违犯。”这样,才把当时濒于爆发的场面平息下去。
  事后,阮玄武埋怨张人杰不该对方振武耍这样的态度。张人杰说:“是他先骂我不听命令、不守纪律的呀。”从那天起,冯玉祥、方振武两人即避不见面。
  阮玄武是抗日救国军的参谋长,冯玉祥又任阮玄武为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五军军长;其他军长有吉鸿昌的第二军军长,佟麟阁的第一军军长等。高树勋、张凌云亦为军长。阮玄武自己没有部队,冯玉祥把汲汉东的部队编为第十六师,把察省进步人士徐子权领导的民军编为第十八师,把这二师拨归我指挥。方振武对阮玄武说:“你去和冯先生说,把第五军拨归我指挥。”但这事阮玄武不好对冯开口。阮玄武看见冯、方的关系闹僵,找张允荣商议,阮玄武和张允荣一起去见冯玉祥。冯玉祥在他住的营房的玻璃亭子里会见大家。阮玄武说:“方总指挥太鲁莽,说话不加考虑,我看他这样得罪先生,是不对的。”冯玉祥说:“张人杰也不对,不该对叔平这种态度;我没有什么。为了抗日,有什么不能彼此原谅的?只要叔平没意见,我也没有什么意见。”阮玄武说:“是不是可以请方来见见先生?”冯玉祥说:“很好,我欢迎嘛!只当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从此不要再谈过去的事好了。”阮玄武和张允荣又同去见方。阮玄武对方振武说:“先生对你没有什么意见,希望和你见见面。有什么误会,当面一谈就可以解决了。大家为了抗日,有什么事不能开诚布公商量的?”方振武对张允荣说:“升三兄,请你转告先生,我没有什么意见,有空,我就去见先生。”
  其实,方振武对冯玉祥的疑惧并没有消除,从那天开会回来后,他的总指挥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深怕冯玉祥对他下手。阮玄武见僵局还是打不开,又去见冯,冯玉祥留阮玄武一起吃饭。阮玄武有意把话头转到方振武,阮玄武说:“方振武的脾气急躁,但我和他同事多年,知道他是有口无心,他对抗日是真诚的。为了抗日,他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维持部队,千方百计脱出蒋的虎口,他的苦心我是知道的。先生多原谅他点吧。”冯玉祥说:“阮先生,你说的话都对,但是,我总不能先去看他吧。”阮玄武说:“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要先生去看他,我是为方着想,他来看你,谈些什么好?”冯玉祥说:“那有什么,我们只谈抗日,不谈其他。”
  他们见了面。冯玉祥果然什么也没有提,只说:“敌军已侵占多伦、宝昌,还在不断增兵向西移动。形势这样危急,叔平,我们不能空喊,我们要抗日杀敌呀!”提到抗日,方振武的劲头来了,他说:“我完全同意先生的主张,我们不能只说不动,我听先生的指挥,先生下命令,我马上到前线去。”他们这次谈得很好。
  接着,冯玉祥就任命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率部先行,方振武率部随后跟进,目标指向多伦。他们指挥部队,迅速前进,奋勇抗击敌人。方振武、吉二位作战都很勇猛,不惜牺牲。尤其是吉鸿昌,外号吉大胆,一遇敌人就是死拼,在战斗激烈时,往往身先士卒,袒臂冲杀,因此先后收复康保、宝昌,并攻克多伦。捷报传出,举国振奋。这一胜利,也震动了原已投敌或在歧途中徘徊的杂牌部队。刘桂堂(即惯匪刘黑七)派尚武来张家口,表示愿意从日寇控制下起义过来,参加抗日,后来尚武在旅社玩弄手枪,把自己打死了。蒋中正却宣传冯玉祥把他杀害了,以此挑拨抗日同盟军和这些杂牌队伍的关系。汤玉麟率领他的残兵败将,徘徊在热、察边境,至此,也派代表来和冯玉祥联系。抗日同盟军经此一战,声威大振。
  对于这个胜利,只有蒋中正、何应钦等不高兴,因为这会影响他们在“塘沽协定”后进一步对敌屈膝妥协,他们怕日本帝国主义会因此对他们翻脸。
  除了造谣、污蔑、分化外,蒋中正、何应钦在和敌方取得谅解后,竟下令攻打同盟军。他们派关麟征、冯钦哉、庞炳勋分三路从干绥线向察省进军,许事成以后,给庞以察省府主席。另外,调蒋中正的嫡系部队王敬玖师开至延庆,策应庞炳勋、冯钦哉。
  在内外情况急剧变化下,冯玉祥决定请宋哲元回来,自己下台。这个主意是他自己打定的,方没有同意。在宋哲元来以前,冯玉祥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在蒋中正、日寇夹攻下,是妥协还是继续坚持。方振武当场坚决主张强硬。他说:“我们要抗日反蒋,敌人来,我们打敌人;蒋中正来,我们就打蒋中正,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吉鸿昌也主张继续打下去,反对妥协,其他西北军将领都没有表示意见。会议无结果而散。会后,冯玉祥还是按照自己的决定,迎宋哲元回来。
  冯玉祥派张允荣到宣化迎宋。方振武自己躲开了,派我到宣化去。阮玄武曾问张允荣,为什么冯玉祥这样急于迎宋哲元回来,张允荣说:“这是大势所趋。冯曾对我说,日寇狼子野心,一定得寸进尺,今后的仗有的打,目前让宋明轩回来,我们可以保存些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冯玉祥原来的想法是,自己下台后,还寄住在张家口,以待时机。哪知蒋中正、何应钦给宋哲元的条件,首先就是要把冯玉祥赶出察哈尔,于是,在宋哲元到后的第三天(8月14日),冯即不得不黯然离开张家口,重新回到泰山。当时,张家口流传着这样两句话:“抗日同盟一百天,轰轰烈烈化灰烟。”可以反映出察哈尔省军民对这个结局的失望和对蒋中正、何应钦反动派摧残抗日将士的愤懑。
  宋哲元到张家口后,阮玄武去张北见方振武。那时,阮玄武的第五军军部和十六师开驻万全,方带着卫队开到张北,十八师徐子权部坚持要随方振武抗日,也和方一起驻在张北。方对阮玄武说,要宋哲元把我部编成—介师,由阮玄武当师长,他还留在队伍里不走。他叫阮玄武立即回张家口向宋哲元提出这项要求。阮玄武回到张垣,把这意见对宋哲元谈了,宋哲元说:“你编一师是没有问题的,但叔平一定要离开队伍。我们欢迎他来张家口住。”宋哲元还说:“如果他一定不肯,你把队伍拉过来好了。”张允荣在旁也力劝阮玄武这样做。阮玄武说:“这不行,我有我的人格。他为了抗日,辛辛苦苦拉起这点队伍,我拆他的台,岂不成为鲍刚第二了!”
  这次交涉没有结果。那时冯玉祥已走了,阮玄武就把军部和十六师部队开到张北,再去见方振武。方说振武:“要我离开队伍不行。既然如此,那末你就留下来听宋改编,我还是要抗日到底。”阮玄武说:“那好,以后你要什么东西,我一定设法全力支援。”就这样,他就带着队伍向独石口方向去了。
  阮玄武回军部,忽然十六师梁副师长向我报告,汲汉东已和何应钦勾搭上,潜来张北,准备把队伍带走。梁和我相处得很好,我相信他的话。阮玄武就带着卫队(这支卫队是孙殿英送阮玄武一百支枪编成的)赶到汲汉东住的旅店,把他扣留,并立即召集队伍讲话,把附和汲的人遣走,留下的改编成一个团。阮玄武把队伍编好后,就把汲汉东释放了。
  方振武带着自己的嫡系部队王中孚师(已编为三团)开到独石口、赤城一带,和吉鸿昌继续抗日。他们和汤玉麟、刘桂堂结成一个小同盟,一面抗日,一面反蒋。他们看到蒋中正和日寇配合,派兵围打他们,就决定把部队南指北平,先打蒋军。他们商议好了,方振武、吉鸿昌即率军南攻,刘桂堂也跟了上去,汤玉麟却按兵不动。阮玄武在张北听到这消息,曾打一个电报给方,大意说:“我追随我公多年,相知有日,见公踽踽其行,衷心难受;而逗留边境,与刘桂堂、汤玉麟为伍则为我公所不取。”方振武复电说:“我志已决,明轩既无商榷余地,只有南下是一条出路,以后望多多联系。”
  他们的部队一直攻到密云、怀柔一带,和蒋军发生激烈战斗。
  就在那时,古北口的日寇派一个大佐到方的司令部见方振武,态度极为傲慢。方振武穿着上将军服,严词对来人说:“你是不是军人?日本军队是讲阶级服从的,我是上将,你是大佐,你怎么见了我这么大模大样?”那个大佐立即肃然举手行礼。方振武说:“坐下谈吧,你来有什么事?”日寇大佐说:“你们打得很好,我们愿尽力接济,只要打下去,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可以供给什么。”方振武很生气地说:“我们打蒋,是为了他不抗日;我们先打蒋,然后再打你们。我们要你们什么接济?”这个大佐抱头鼠窜地走了。以后,蒋中正、何应钦调遣关麟征、商震等部对同盟军迎头截击。日本大佐回去后的第二天,日寇也大举出动,和蒋军配合,两面夹攻。同盟军死伤惨重,而且粮弹垂绝,伤兵也没有医药治疗。方振武不得已,接受了商震的劝告,停止抵抗。方振武、吉鸿昌到了商震的司令部,队伍被迫放下武器。何应钦从北平来电话,叫商震立即把方振武扣押起来,商震不同意,说:“要扣,你们扣好了,我商启予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当时,方振武还穿着上将军服,商震的师长李杏村对方振武说:“你何必还穿着军服呢?”暗示情况不好,要他早作打算。方振武会意说:“好吧,请你借身便服穿吧。”
  于是,李杏村给方振武找了一身便衣和便鞋换上了。吃过饭,商派了五部卡车,把方、吉和他们的随从人员等装载南行。这段经过,是抗战时期李杏村在重庆遇到我时,对我谈的。李还说:方振武、吉鸿昌接受和平改编后,何应钦曾电蒋中正请示,蒋中正复电只四个字:“吉放方办。”所以何非把方振武扣押不可。蒋中正恨方振武是可以想象的,至于他为什么不扣吉鸿昌,是那时他还不知吉鸿昌是中共党员,以为吉鸿昌失败后就不足为患了。后来,吉鸿昌继续坚持进行抗日活动,蒋中正于1934年底派特务到天津将吉鸿昌绑架,解押到北平加以杀害。这是以后的事了。
  这五辆卡车于下午5时左右从牛栏山商的司令部开出。方振武坐在第一辆的司机座旁,吉鸿昌坐第二辆。车子开出不久,正要驶上孙河镇一个坡,方在车中看见前面有一排军队持枪奔来,喝问:“方振武在哪里?”方向后一指说:“方振武在后面车上。”这五个人为着抢功,都奔到后面的车子那里去了。方振武乘机下车,正好那时附近有不少老百姓围上来看热闹,方振武就混了进去。方振武的卫士看到方振武已下车,正想跳下车来,后面的部队已赶到,喝令“什么人都不许下车”!因此,除方振武以外,没有一个人漏网。这时,天色已慢慢黑下来,方振武迅速从人丛中溜出,循着孙河急急而逃。那些队伍搜到第二辆车,吉鸿昌站出来说:“我是吉鸿昌。”搜查的人说:“你站开。”他们把五辆车子一一搜遍,找不到方振武,闹个不休,直到天黑,才放车行。
  以后,方振武的秘书长孟芸生(就是跟方一起从南京溜出来的处长)、秘书余燮阳和其他人员被俘。这些人是由一个内奸指认出来的。孟芸生等被押到北平,被蒋中正、何应钦特务酷刑拷打,后来孟芸生被杀害。余燮阳等受到种种酷刑,阮玄武到了北平才把他们保了出来,余燮阳的奶头都被烧掉,据说是被用香烫、用烙铁烧的。
  方振武逃出搜查者的毒手后,从偏僻小道向南潜逃,晚上8时许,到了通州东北的张各庄。这庄子有一二百户人家,那时都已熄灯,只有一家还有灯火。方振武连忙上去敲门,开门的是一位老人。方振武直截地说:“我叫方振武,以前在密云、顺义和你们通州一带,都驻扎过军队,没有扰过老百姓;现在,因为坚持打日本鬼子,蒋中正要抓我,要被他抓去,我就没有命了,望老人家救我一救。”那老者说:“我姓张,这一村的人都姓张,我是族长。你到我这儿,算得救了。”他连忙拿出一点干粮给方振武吃,并把方振武藏在柴草堆下面的地窖里。刚刚掩盖好,只见远处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原来何应钦已派了一旅人在附近各村庄逐家逐户地搜查。
  他们在张各庄搜了两个多小时,没有搜出,才离庄到别处去搜。第二天清晨,张老汉装了一车子菜,叫方振武化装成农民的样子,一起坐车循小路绕过通州,一直把方振武送到了天津。方振武那时身无分文,他把自己带的一只金手表取下送给张老汉。张老汉坚决不受,说:“你是抗日的,我应当帮助你。”说罢就告辞了。后来方振武到了香港;托人带二百元酬谢了老人。
  方振武那天进入天津后,先到安徽会馆借了几毛钱,坐车去找租界内住家的一个朋友,在朋友那里躲了几天,才坐上轮船到了香港。阮玄武听到他已脱险抵港,就请余亚农去港代表我们慰问他。以上方振武脱险的情况,是方振武亲口对余亚农讲述,余回来对阮玄武说的。
  方振武到香港不久,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方振武和陈铭枢等有联系,列名参加反蒋,正预备去闽,蒋中正已进军福建,李济深、陈铭枢等已逃散了,他没有去成。那时阮玄武的部队被编为一个旅驻在康保。有一天,何应钦到张家口,宋哲元请他吃饭,邀我作陪。何见到阮玄武问:“叔平情况怎样?你们常通信吗?”阮玄武说:“好久没接到他的信了。”何应钦含笑说:“这一回,他倒没有到福建参加。”可见蒋、何等对方一直是注视着的。
  1935年,方振武出国去欧洲游历,到伦敦后,写信给阮玄武,说还有十几个旧部被关在北平监狱里,请阮玄武转托冯治安营救。冯治安都把他们保出来了。那时已在“何梅协定”之后,军分会撤销,何应钦已赴宁,宋哲元已在北平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为北方的主要控制者了。
  “七七事变”之后,方振武回国要求参加抗战,在南京见到蒋中正,蒋中正给以一个上将参议的空名,不让他参与军事。后来,方振武到桂林办一个垦牧场,收容逃难到桂林的安徽同乡和流亡学生。但是蒋中正对他还不放心,经常有特务去查问、滋扰,方振武于是逃到香港,住在九龙租界。他在港九,常常招宴宾客,把他的抗日活动的照片陈列宣传,并和进步人士有所往来,招致了蒋中正的不满。
  1941年日寇进攻香港,方振武对人说:“我是抗日的,非离开香港不可。”香港沦陷以前,重庆派飞机去接在港的国民党要人,方振武赶到启德机场,看到最后一架飞机是空着的,要求搭乘,遭到坚决拒绝。但这架飞机,却把孔二**(孔祥熙的女儿)养在香港的二十七条洋狗以及箱笼等载到重庆去了。方振武在机场号啕大哭,痛骂蒋中正。这事,有人在重庆报上写过,阮玄武是在报上看到的。
  当香港快沦陷的时候,方振武和十多人从元朗间道逃出,准备重返大陆,奔赴抗日战场,但刚到广东省中山县境内,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方振武遇害后,重庆官方报纸只字不提,他的上将参议名义一直挂着。直到抗战胜利后,民国军委会取消,改设国防部,才把方振武的名字抹去。此外,重庆官方还造谣说,方振武是在九龙过海时被土匪杀死,投尸海中。所有这些,都说明蒋中正做贼心虚,故意放出烟幕,以掩盖他的罪行而欺骗世人。

                                                 抗日名将方振武

淮上自古多豪杰,方振武便是令安徽人民自豪的民族英杰。他毕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振兴中华奋斗不息,是推翻帝制的民主斗士、抗日救国的先驱、长期与中共合作的爱国将领。他曾两度下狱,三次中弹受伤,所部多次被收编或遣散,八次逃亡,久历沙场,屡涉险境,充满传奇色彩。
  
                              路漫漫其修远兮  
   方振武,安徽寿县人,1885年生。1905年,他进入安徽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在这里,他受到民主革命思潮影响,立志投身革命,报效国家。1908年11月,他参与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起义失败,他被捕入狱,后在押解途中机智逃脱。
  武昌起义爆发后,方振武参加了光复南京之战。1913年讨袁军兴,他所在的陆军第三师成为讨袁军前锋。
  1921年,孙中山举兵北伐,方振武率部随征。北伐失败后,他于1924年在奉军第二军军长张宗昌的镇威军先遣第二梯队(团级编制)任少将司令。
  1926年初,方振武毅然脱离反动军阀阵营,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任国民联军第五军军长。1926年秋,冯玉祥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方率部集体加入国民党,开始响应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因战功卓著,他先后被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政府委任为第九方面军总司令、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等职。
    1929年,方振武被调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当时,省政府各厅、署负责人大多由南京政府委派。方振武本着“革除积弊、精简节约”的治皖方针,决心“肃清土匪、澄清吏治”,并成立土地委员会,清查田亩,清理田赋,精减政府机构。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强行撤换了一批厅、署官员,引起蒋的疑忌,后因联络倒蒋而被免职,软禁在南京,后来,又先后被押在军法处和汤山监狱。
                  风萧萧兮易水寒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怒潮的冲击下,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方振武等人。方振武恐蒋多变,便去了上海,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自己早年购置的小楼内,留起胡须当起了寓公。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战端,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进攻,赢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但蒋介石拒不增派援兵,遂使淞沪抗战失利。方振武忧心忡忡,义愤填膺,又为自己手中无一兵一卒而感叹,大呼:“我是两手空空,大牯牛掉在水井里——有力无处使啊!”顿时口吐鲜血,被送进中西疗养院治疗。
  
出院后,方振武回到位于南京羊皮巷的家中,向在北平的老友、二十九军中将参赞阮玄武发出密电:“决心毁家纾难,抗日救国。”他这时虽恢复了“自由身”,但其一举一动仍在蓝衣社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
  
这年初冬,方振武岳母高太夫人病逝。他沉思良久,认为这是脱离虎口的良机,于是广散帖子,大张旗鼓为岳母举办丧事。“开吊”那天,真是冠盖云集,南京的“党国要人”几乎全到了。蒋介石没有亲自来,但派了代表,还送了挽联。丧礼期间,方振武周旋于各方之中,公开表示今后将留居南京,不再去上海;私下里,派亲信去上海变卖房地和其他财产,筹集10万元换成支票,暗做动身出走的准备。
  
方移居南京的行动,特别是和党政军要人的频繁来往,果然麻痹了蓝衣社特务。1932年12月20日夜,方振武剃去胡须,化装成商人模样,悄然从家中出走,迅即乘上一辆马车,直奔下关火车站,踏上抗日的征程。
  
两周后,当方振武到达山西即将组建抗日救国军的消息传到南京时,蒋介石既惊又恼,对特务头目大加训斥:“一个中央大员离开南京你们竟不知道,岂有此理!”
  
壮志饥餐胡虏肉
  
方振武逃离虎口,微服北上,经天津、北平、大同等地,于1933年初到达山西省介休,慰劳了旧部鲍则、张人杰两师官兵,并商定成立抗日救国军。
  
1933年3月1日,在山西省介休城南举行抗日救国军正式成立的誓师大会,方振武出任总指挥。参加誓师大会的除部队官兵外,还有工、农、商、学各界人士约2万多人。方振武将军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并亲自宣读了抗日救国军向全国发出的通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中国……蚕食鲸吞,有加无已……振武半生戎马,醉心革命,生死置于度外,权利更何于究心;惟念国之无日,不忍不尽匹夫有责之义。……受命之日,即以身许国之时,以驱除暴日为目的,以收复国土为职志。我至亲爱之将士,患难相从,甘苦与共。军行所至,纪律恪遵,不得扰及民间一草一木。……救危亡之国,解倒悬之民,碎骨粉身,义无反顾,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方将军的一席铿锵的话语,使与会人员热血沸腾,大会气氛达到高潮,军民们不时爆发出“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呐喊声……
  
誓师大会的第二天,抗日救国军出山西东阳关北上抗日。蒋介石、何应钦获悉后,屡次电令抗日救国军就地停止前进。但方振武仍继续指挥部队北上,并在行军途中,宣传抗日,动员民众。一路上,队伍像滚球似的越加壮大,还有不少青年学生参加进来。部队到石家庄附近时,方将军把200名青年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抗日救国军青年学校”,自任校长,为抗日培养骨干力量。
  
部队进入宣化地区后,5月18日,宣化县民众召开欢迎抗日救国军大会。方振武在大会上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激动中咬破中指,在一块白布上写下“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八个血字,以示北上抗日的决心。这时台下军民群情激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大好河山!”
  
西北望 射天狼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石家庄召集各界代表大会,成立“抗日同盟军”,并任总司令。在会上,他发表了抗日通电。5月28日,方振武通电响应冯玉祥起兵抗日,再度申述驰赴前线抗日决心:“振武不敏,实率数万健儿,竭诚拥护,修我刀剑,歼彼凶残。胜则为少康之一旅,败则为田横之五百。”并率部到达张家口,在此与冯会合,被任命为抗日同盟军副总司令。
  
同盟军成立之际,日军正加紧进攻察北地区,日机连续轰炸独石口,先后攻陷宝昌、康保等城,妄图经张北进逼张家口,消灭抗日力量。6月20日,方振武、吉鸿昌奉命率同盟军主力,兵分三路,北上迎击日军。经过三小时的战斗,打败了日伪军,收复康保,残敌向宝昌逃窜。
  
6月30日,同盟军主力迫近宝昌,一部进逼沽源。7月1日,方、吉指挥主力部队在宝昌解家营等地与日伪军激战,歼敌3000余名。敌弃城逃往多伦,同盟军乘夜进驻宝昌。
  
多伦是察省的商业重镇,位于滦河上游,扼华北与蒙古交通的要道,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日军茂木骑兵第四旅2000余人及炮兵部队在此设防固守,并以伪军索华岑等部为外围,集结在丰宁属之黄旗一带;日军西义一第八师团驻丰宁,互为犄角。日军还在这一线上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但此地周围地形平坦开阔,是个利于进攻、不利于防守之地。因此,方振武决定乘胜前进,收复多伦,为进一步向热河进攻开辟道路。7月5日,方振武接到情报:蒋介石与日军取得默契,由日方出兵,夹击同盟军,敌人正在派遣大军向多伦城增援。根据敌情变化,方振武召开前敌军事会议。会上一致认为必须迅速进攻多伦,以收先发制人之效。遂决定:张凌云部任左翼,李忠义部在中央,刘桂棠部任右翼,吉鸿昌率邓文部为总预备队,兵分三路,以求速决。6日,各部集结完毕。7日早晨,方振武下达总攻击令。经彻夜激战,至8日下午6时,敌被迫退入城内。
  
9日拂晓前,同盟军攻占了城外的所有据点。由于敌军炮火密集,数十架敌机轮番轰炸、扫射,抗日军阵地硝烟弥漫,尘土盈尺。方振武、吉鸿昌痛感伤亡重大,决定停止攻击,调整作战部署。
  
12日晨1时,同盟军发起全线总攻。吉鸿昌袒臂冲锋,士气益振,连克数垒,直逼城下。隐伏在战壕、弹坑中的敢死队一声呼啸,跃上城头。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的几十个战士,也在城内鸣枪响应,同时高呼:“同盟军进城了!”造成城内秩序混乱。日伪军闻变大惊,开始向城外溃窜。同盟军乃由南、西、北三门冲入城内,巷战约三小时,残敌夺路而逃。
方、吉指挥同盟军主力血战多伦,将日伪军全部逐出察哈尔省境,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使日军受到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这一捷报,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念。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极力阻挠、破坏抗日同盟军的活动。他们以“妨碍中央政令统一”、“破坏整体国防计划”为罪名,调集16个师20多万人的兵力,对同盟军全面封锁,并和日军商定了协同围攻同盟军的计划。同时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分化、收买同盟军内的不坚定分子。冯玉祥将军被迫于8月5日通电下野,离开张家口,息影泰山。同盟军在日蒋夹击下,处境危艰。
  
自信挥戈能退日
  
冯玉祥被迫离开察省,方振武遂于8月16日通电出任抗日同盟军代理总司令,指斥蒋介石、汪精卫等“淫威所播,是非混淆,真正抗日者而招汉奸之诬,真正救国者每被反动之谤”,并下令在抗日救国军所有官兵的臂章上印有“誓死抗日,奋斗到底”的字样。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的建议,部队立即进行整编,由方振武、吉鸿昌指挥部队继续战斗。方、吉遂在张家口附近老君堂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研究作战方针和行动计划,决定“民众抗日同盟军”改称“抗日讨贼军”,誓与日伪军和投降派战斗到底,方振武任总司令,吉鸿昌任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可抗日讨贼军离察东进后,何应钦一面赶忙调关麟征等部沿途堵截,一面加紧和日本关东军勾结,密谋联合聚歼抗日讨贼军。
  
10月初,抗日讨贼军在运动战中陷入重围,东、西、南三面被蒋军包围,北面被日军包围。日军用野炮和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扫射。这时,抗日讨贼军只剩万余人了,而战线却长达十余公里,处处感到兵力单薄。部队左冲右突,气力渐竭,伤亡很大。方、吉被迫于12日晚率队突围。但每个据点,每个关隘,都有日、蒋军的重兵把守,居高临下,猛烈扫射。抗日讨贼军奋勇冲杀,终未能突出重围,受困于大、小汤山一带,遭到日军飞机越来越猛烈的轰炸,形势更加险恶。
  
在这期间,日、蒋先后多次派代表前来谈判,要求方、吉与他们合作,方振武都表示“我们一定为抗日而生,亦决心为抗日而死”。
  
望门投止思张俭
  
就在方、吉突围的当天,北平商会会长冷家骥等团体代表再到方部,说南京政府已允诺,军队由蒋收编;师长以上军官不咎既往,礼送到天津;旅长以下发资遣散。方、吉既不愿离开抗日战场,又不愿热血抗日的部下作无谓牺牲,大有“满目山川极望哀,周原禾黍重徘徊”之慨,在当晚突围失败后,不得不同意冷家骥和平收编的条件。
  
10月15日,方、吉率领抗日讨贼军的各位军、师长到达顺义县孙河镇的一个大庄院。这是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的临时驻地。方、商曾几度为敌,方部屡次打败过商的部队。
  
原来,蒋、何设下骗局,企图在抗日讨贼军放下武器后,轻易捉拿方、吉等抗日反蒋的将士,并悬赏10万元捕杀方振武。何应钦以为方、商素有怨仇,遂打电话要商震扣押方振武。商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他人火中取栗,当即回答:“要扣,你们扣好了,我商启予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于是,何应钦又派蒋军嫡系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前来“洽谈”。
  
当天中午,商震盛宴款待方、吉、徐众人。开饭前,商的亲信劝方振武脱去上将军服,暗示情况不妙。方即换上长袍马褂赴宴,并于席间托言去厕所,而和吉鸿昌及部分军、师长乘坐北平八大团体的汽车,冒雨开向天津。
  
这顿饭直吃到傍晚。徐庭瑶原以为方、吉在商震军部,一切当由商震负责,不料方、吉竟久不回座。他急忙四下打听,得知他们已乘车而逃,就一面用电话派人把守住通往天津的所有道路,一面派自己带来的特务排,乘两辆最新的卡车追缉。
  
方、吉车队开出5公里,驶近一座大桥时,突遇关麟征部一个连的拦阻,问方先生在哪辆车上。坐第一辆的冷家骥、坐第二辆的吉鸿昌都说在后面。问到最后一辆,方的随从苏友文也说方先生在后面。幸好关部官兵不认识方振武,天又将黑,远处两辆汽车正亮着灯飞速开来。于是,士兵把后面的汽车当成方的坐车。方见后有追兵,急忙下车,士兵却拦着不让下。方说要小解,嘴里还咕哝说:“都是方振武一个人搞的,害得我们大家跟着受罪。”苏友文也陪着方到凹地“解手”。就在后面的卡车快要靠近时,桥头忽然响起集合的哨声,监视他俩的士兵赶忙去集合,准备抓“要犯”去。方、苏乘势沿着湿漉漉的高粱地逃脱了。
  
天刚黑,方、苏二人又撞上三十二军的一个营长。这个营长不明白商震等上层将领的心理,喜滋滋地打电话向商震邀功:“报告军座,方振武被职营捉住了!”商说:“方振武早到北平了,哪有第二个方振武?”这个营长只好在疑惑中放走了两人。
  
方、苏又摸黑跑了几里路,到了通州东北的一个村庄。时已入夜,一二百户人家中只有一家灯火未熄。方连忙去敲门,正好是村长家。
  
这时,忽然外边传来一阵枪声和狗吠声。村长连忙把方、苏两人藏到柴草堆下面的地窖里。原来何应钦已派一个旅在附近各村挨家挨户搜查,不一会就有10多个士兵蜂拥而入,大声喝问:“你们这里有没有逃来方振武、吉鸿昌的溃兵……窝藏溃兵是犯法的!”村长说:“我是村长刘全福,常去你们司令部送草送料,副官们都认识我。我村里没有窝藏坏人。”这些士兵搜索一阵后,便呼啸而去。
  
村长见方、苏都穿着长袍马褂和皮鞋,便找来几件破旧棉衣给他俩换上,并在方振武的要求下,连夜把他们送了出去。临别时,方要把自己的金表送给村长,村长坚辞不受。后来方到香港后,还是托人带200元酬谢了这位村长。
  
他们顶着寒风,直到次日下午3点才到通州。不料,行至北门娘娘宫附近,又被一个便衣侦探拦住。那家伙一检查,看到方将军的破旧棉衣里露出羊毛衫裤,两人身上都有金表,就把他们带到娘娘宫里的一个营部。那个营长正在破口大骂:“这一伙亡命之徒,自称什么抗日同盟军,借抗日的好听名词,把地方搞得乱七八糟……真是罪大恶极!”方将军一生英雄,怎能忍受这种辱骂,便慷慨正言:“我们是抗日的军队!我就是方振武!抗日还犯法吗?你这位也太不礼貌了吧!”那人一听方振武就在眼前,马上赔笑说:“我姓丁,是本营营长,也是安徽人。我年轻,不会说话,请原谅!”方问:“你们属中央军哪一部分?”“属徐庭瑶部。”方说:“就是徐军长本人在这里,也会看在抗日和同乡的份上,客客气气招待我的。请借给纸笔,我给徐军长写信,请他给我解决一点路费!”丁营长一边敬上烟茶,一边为难地说:“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您老还是早点离开为好!”于是掏出5元新钞票给方,扭脸对门口的卫兵说:“让他两个走吧!”
  
方、苏连夜到达天津,投奔老友徐谦。为了不连累友人,方振武决意孤身出走,但要求徐谦多提供些抗日图片,以备到海外大作抗日宣传。为掩人耳目,徐谦在自己出资办的《益世报》上发表“方振武在天津鹿钟麟住宅被刺”的消息,又买了意大利皇后号轮票,让方化装去了香港。
  
我以我血荐轩辕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方振武热血沸腾,立即从意大利威尼斯返回祖国,冀图重返抗日战场。他到南京后,与蒋会谈,陈述抗战建国方略,请求赴前线抗日,蒋口头上表示慰勉。上海陷落后,蒋介石任命方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兼办公厅主任”,面对这不能带兵的空头衔。方苦笑着说:“蒋先生要把我送进画眉笼子里去啊!”
  

“壮士匣中刀,空作风雨鸣”。方振武空有满腔抗日报国之志无处施展,内心非常痛苦。在参加抗日无望的情况下,他于1938年7月到广西桂林,筹办一所垦牧场,专门收容安徽及其他各地沦陷区逃亡的青年、学生,一边作“农工合一”的经济实验,一边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并通过华侨捐款,购置**弹药,准备亲手训练一支队伍,奔赴抗日战场。但蒋介石最怕他的宿敌再拉起武装,遂派特务严密监视、控制,不断干扰、破坏。方振武被迫于同年10月离开桂林,迁居香港,继续在香港居民和海外华侨中做抗日动员工作。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方振武安顿好家人,准备独自回内地参加抗战。友人提醒说路上不安全,蒋介石也对他不怀好意。他坚决地说:“英美已同日本干起来了,老蒋还能不跟英美走?我想他对主张抗日的人,还不敢怎么样!”遂由元朗间道化装逃出香港,不料刚到广东中山县境,就被戴笠的特务部队“保护”起来,不久,特务部队奉蒋密令,将他暗害。这位叱咤风云的抗日名将壮志未酬,便惨遭毒手。                                         
                     方振武将军在察哈尔
                               更新时间:2014年07月21日
                                       孙国煊
                             毁家纾难  誓师绵山
1929年9月19日,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的方振武将军,因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陆军监狱。
1931年“9·18”事变后,宁粤会谈合作,粤方要求以释放被蒋扣押的胡汉民、李济深、方振武、居正、张继……等为条件之一。10月19日,国民党中执会第165次临时常务会议决议:”凡本党同志自第二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因政治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22日,方振武恢复自由。随之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当时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以空头的中央委员身份参加会议,同各方面广泛联系。
1933年1月1日,日寇侵占锦州,3日攻占山海关。中目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形势十分严峻。方振武爱国热情无比高涨,一面同孙科、李烈钧、韩复榘、石友三以及西南政要各方面广泛联系,呼吁抗日救国,一面同旧部积极联络,决心“毁家纾难”,并把家眷送往上海,积极筹款,准备随时奔赴抗日前线。
这时,冯玉祥派遣徐惟烈、李兴中前往鲍刚、张人杰两部,示意他们敦请方振武出山,领导二、三两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参加抗日救亡行列。鲍刚和张人杰遂派遣二师副师长乔明理持函前往南京敦请方振武出山。
方振武欣然接受邀请,变卖了上海的房产得款17万元,又取出私蓄13万元,合计30万元,乘2月4日在沪出席旅沪皖籍人士招待段祺瑞公宴之机,剪掉胡须,巧装打扮,摆脱蒋介石特务的跟踪,率领秘书长盂芸生从上海出发,乘火车直奔北平。
方振武一面和韩复榘、石友三磋商一致行动的计划,一面寻求孙科、李烈钧和西南方面的支持。韩、石答应:一旦方振武揭竿而起,他们立即通电响应,形成一致抗日的局面。孙笠曾帮助方振武3万块钱,韩复榘也在经济上有所帮助。方振武还迭电阎锡山、冯玉祥,请予帮助抗日军北上。
2月中旬,方振武到达介体,首先慰问部队,接着同鲍刚、张人杰磋商筹组抗日救国军和北上抗日计划。2月28日,在介休城南绵山举行抗日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一致推举方振武担任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毕作民、鲍刚、张人杰分任一、二、三师师长。方振武发表了激动人心和抗日演说,介绍了全国抗日形势,宣传了抗日救国道理,表示了抗日到底决不后退的决心,并宣布抗日救国军正式成立,自任总指挥。
3月1日,方振武通电就职。通电称:“振武半生戎马,醉心革命,生死久置度外,权利更何于究心,惟念国亡无日,不忍不尽匹夫有责之义。盖以同志之敦促、友朋之责任,不揣谫陋,爱集我军于绵山,誓师援热,就抗日救国军总指挥之职。受命之日,即以身许国之时。以驱逐暴日为目的,以收复国土为职志。”同时,鲍刚、张人杰、乔明理、宋铁林等联名发出“誓死拥护方振武就任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通电”。电曰:“……方委员振武,在革命战线上有深长之历史,素为袍泽所共仰,公请就任抗日救国军总指挥之职,竭诚拥护,领导杀敌,赴汤蹈火,惟命是从,粉身碎骨,在所不计。慈率武装同志,直趋前线,与我至亲爱之战友,共同奋斗,以热血洗涮我国耻,以头颅换回我河山,驱逐暴日,歼彼凶残,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北上抗日  揭旗张垣
绵山誓师后,张人杰率领三师率先出发,方振武亲率二师王中孚部和一师毕作民部居中前进,鲍刚率领乔明理、刘子彬两旅和直属部队殿后,浩浩荡荡奔向前线。
为了争取抗日名义,俾便名正言顺地进行抗日活动,方振武一面派遣阮玄武前往太原向阎锡山面商,~面致电西南政务委员会党委邹鲁,表示“关于抗日大计以及党国一切,均为我公意旨恪遵,务恳诸多援助、随时指导,俾有遵循”。随后又派阮玄武赴平谒见何应钦。阎锡山和邹鲁均以不同方式表示理解和支持,不料何应钦一口回绝。他说:“打着抗日救国军的旗帜不行。部队可以保留,但必须开到南方去《暗示参加‘围剿’红军》。叔平必须离开军队,否则无从谈起。”3月中旬,方振武再派秘书长孟芸生赴保定谒见蒋介石,争取抗日名义和解决部队后勤供应问题。蒋在办公列车上派员对孟说:“部队只能南开,不许北上,否则要牵动大局。”
方振武的抗日爱国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4月10日,第32军军长商震致电方振武,赞誉道:“我兄韬略素孚,贵部夙挠善战,将来如获协同御敌,定卜声誉倍增,翅企鸿猷,不胜雀跃之至。”何柱国将军也致电欢迎方振武将军北上共同抗日。上海市各界代表王文伯、上海市商会、上海各界爱国团体,更是函电纷飞,赞扬方振武的爱国精神,表示誓做坚强后盾。
方振武的爱国行动引起蒋、汪极度惊恐,他们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进行破坏活动。
首先,借口点验、改编,阻止方军前进。4月11日,方振武部到达宁晋,何应钦之高参涂思宗嘱方部暂驻宁晋,等候接洽。中旬,方部到达涉县,南京政府借口此系国家整个问题,军事指挥贵乎统一,电嘱方振武先行赴平与北平军分会商洽编制、给养事宜,部队留原地点验,待命整编。21日,何派员点验了抵达安国的鲍、张部分部队,下令开赴滦东,但对给养、番号等问题缄口不提。26日,方部到达定县,北平军分会以共商番号、给养、防地等问题诱方入平。
其次,封官许愿,诱迫方振武离开部队。4月下旬,何应钦派涂思宗谒方,请其赴平就任军长,后又改派为西北林垦督办,允任选一营为督办公署警卫部队,其余编为国防军。不久,蒋介石致电方振武,允将抗日救国军编为正式国防军,方本人任西北边防督办,督办公署可在大同、张垣、归绥三地择一而居。条件是方振武必须离开军队。5月3日,内政部长黄绍竑衔蒋命赴保定冀晤方振武,劝方入京担任别职,部队交某军指挥。方振武均一一谢绝。随后,蒋又电方允膺上将参议,请赴京供职。5日,方复蒋电婉言谢绝。电日:“委员长蒋钧鉴:振武此次倾家扶病北上抗日,纯出乎良心之呵责,既无背影《景》,更无希图。辱承荣膺上将参议,至深铭感。本应遵命南旋,但因大敌当前,不甘为武力所征服,更何忍为武力所征服,更何忍为个人之暇逸。为真正拥护中央及竭诚拥护钧座计,必须俟抗日军事告一相当段落,自应飘然下野,解甲归田。钧座公忠谋国,体念下情,谅能调察愚忱,俾偿夙愿。临电不胜惶恐待命之至。谨复。方振武叩。微亥。”
再次,制造舆论,挑拨离间。4月9日,津、平各报刊载“鲍刚脱离方振武”消息,忘图制造混乱。13日,鲍剐通电辟谣,声明“此类颠倒是非、淆惑听闻,定出于日方与汉奸之口,离间抗日力量,遂其枭心,实堪痛恨。”25日,北平军公会制订“统一军制四项办法”,规定:①“河北省境内义勇队、救国军等名目易被敌利用,应一律取消;②如有仍用义勇军、救国军等名义,勒收**或骚扰地方者,各该地驻军长官须严厉禁止……”。5月2日,又通令“撤销一切义勇军、救国军名义”,为取缔抗日武装制造根据。同时,蒋、汪、何还通过报纸散布方振武部队已被取缔等消息,为军事解决方部制造舆论。不料引起举国一致声讨,纷纷谴责南京政府卖国行径。
最后,图穷匕首现,派遣重兵围追堵截。3月中旬,蒋电阎锡山,着转饬方部“勿庸出关”。同时派徐庭瑶之一旅屯驻石家庄一带向娘子关警戒,堵塞出关道路。4月16日,何应钦指令七师之众在定县附近包围方振武部。5月2日,何又指派大名白凤翔部骑兵并钢甲车一列开定县附近堵截方部北上。8日,何应钦命令方部改编为独立第45、46两旅,每旅三团制,命鲍刚、张人杰分任旅长,部队集中徐水、满城待命。蒋还命令杜继武部在望都、晋军李达生旅出关保护平汉线,协同制止方部北上抗日。
为了粉碎蒋、何之阴谋诡计,方振武一面率部避开蒋军和交通要道,经涞源、蔚县、化稍营、深井堡开往宣化,一面大声疾呼北上抗日救亡,揭露蒋、何阴谋。在宁晋时,方振武提出了“收复失地;援助朝鲜恢复独立;解除农民痛苦”等三大目标。5月10日,方振武在定县发出援察通电,表达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耿耿愚忱,可质天日”的抗日决心。17日,方振武率部冲破重重阻力到达宣化。18日,方振武在宣化演武厅“向张垣进军誓师大会”上发表抗日演说。他说:“我参加过安庆马炮营起义,打过辫子兵,参加过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不是孬种。今天打日本鬼子,也绝不当孬种!”并拿出变卖家产的支票请群众观看,还当场咬破左手中指挥写血书:“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用竹杆高高挑起,当众表示抗日决心。
5月20日下午三时,方振武率部乘火车抵达张垣,受到冯玉祥、吉鸿昌、佟麟阁、张慕陶等热烈欢迎。在欢迎大会上,吉鸿昌和方振武分致欢迎词和答词,充分表达了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共同抗日、夺取胜利的决心。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冯玉祥耖任总司令,并发表就职演说和通电。28日,方振武通电响应冯玉祥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坚决表示“……振武不敏,誓率数万健儿,竭诚拥护。修我刀剑,歼彼凶残,胜则为少康之一旅,败则为田横之五百”。当时,蒋、汪卖国求荣活动愈烈,《塘沽协定》即将签订。29日,方振武通电诘责当局丧权辱国之行径,表示“头可断,骨可折,对此丧权辱国之外交,一息尚存、决不承认。惟有率我武装同志,誓死杀贼,争中国之人格,救民族之危亡。一旅犹能兴复,三户尚可亡秦。成败利纯,在所不计。”
为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南京政府卖国政策,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将日寇赶出中国,6月1日,方振武致电胡汉民,敦请出山,早定大计.挽救危亡,挽救中华民族。电曰:“慨自囗日侵略,举世震惊!被日本军阀,方挟其田中政策节节进攻,我南京当局,则出其卖国手段步步退让,缔结淞沪协定,以摧毁救国团体为先提;商谈华北撤兵,以消灭抗日诸军为条件。又复钳制舆论,压抑民情,借抗日之名,横征暴敛;借剿共之口,植党营私。甚至播弄是非,颠倒黑白,青救国者不免于通敌之诛;谈抗日者难逃乎汉奸之累;咆哮于国门之内,胁陷于阀日之前。吴三桂全无心肝,李完用别有肺腹。嗟夫!民族危亡,将载胥及溺;河山规复,志士应急者先鞭。振武蒿目时艰,痛心国是。怀兴亡有责之义,毁家兴师;本威武不屈之心,力疾抗日。当局之阻厄愈多,奋斗之精神愈振。刻正率领三军进抵边疆,气吞河溯,声振远东。以此图攻,何攻不克;以此制敌,何敌不摧。惟是抗日救国,经纬万端,扶危定项,责无旁贷。我公本党柱石,革命导师,硕德槃材,群众镜仰。当此民族存亡之倾,似非洁身高蹈之时,用敢不揣冒昧,敦请我公魁日出山,以当钜艰,讨政治之重心,定非常之大计,以拯垂危之民族。敬祈俯允,以慰喁喁。临电神驰,伏维垂察。职方振武叩。东。印。”
                               反对妥协  收复察东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寇兵分二路大举入侵察哈尔。一路由刘桂堂、崔兴五等逆部沿张多大道西进,6月3日,崔兴五部侵占宝昌;另一路由伪军张海鹏、汤玉麟等从沽源南侵。各路伪军均受日本军官直接指挥、监督。14日,日军茂木骑兵旅团开抵多伦,设立司令部,全面指挥日伪军行动。日军第十四师也向多伦前进。同时,日机频频轰炸独石口。日方书记官中山叫嚣“华方若不对冯、方军急行解决,则日方为保持‘满洲国’西境安全计,将由热河向察进兵。”
值此之际,蒋、汪南京政府继续推行丧权辱国政策,不惜采用各种手段,迫使冯玉祥、方振武等就范,妄图将抗日同盟军扼杀在摇篮里。
政治方面:6月3日,国民党临时中政会议责成北平军事当局就近刺探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问题,表示“中央将谋相当之处置”。5日,国民党河北、北平、天津、山西、察哈尔、绥远等省市党部及北宁、平绥特别党部联席会议致电冯玉祥,反对组织抗日同盟军。7日,何应钦密电国民政府,谓“方部目前似无多大问题,倘若随其欲为,酝酿稍久,则不免多般掣肘。中央宜早图之。”同日,何又电冯,谓“弟意何如忍辱负重,将此名义取消,察省军事、政治仍还中央”。15日,蒋密电何、汪“对察事处理,决定一面令庞、付、冯、关各部进兵,一面由宋、庞、秦派人劝冯取消名义,奉还察政,离去张垣,另谋安置。双管齐下,大约不久当可得相当之解决。”26日,何应钦叫嚣“冯执迷不悟,必要违命抗日,中央决不惜武力办法处置之。”
军事方面:自6月6日起,蒋、何命令刘多荃、冯钦哉、肖之楚、关麟征、黄杰各师分别人察。18日,命令宋哲元、庞炳勋赴察接防,任宋为察省主席。21日,任命庞炳勋为察省剿匪司令,归宋指挥,调高桂滋、沈克两师随宋人察,并派温建刚、邵华赴沙城逼孙殿英让防,为蒋军前进闪开道路。7月5日,中同军83师、87师、42师、44师、2师、25师全面出动,向张垣推进,并令万福麟、徐庭瑶、冯占海、何遂各部待命围剿抗日同盟军。7日,何应钦下令以庞炳勋为总指挥,用铁甲车开道,沿铁路北进,冯钦哉取道延庆直取宣化,关麟征取道涿鹿直掏张垣。并派刘健群逼孙殿英或攻张垣或让防。11日,孙殿英被迫让防西移,庞炳勋赴康庄布防,将“由武装求和平”。此时,铁甲车已开平绥线警戒,孙德荃师奉令由平绥线移动,刘多荃师抵昌平,冯钦哉师集沙河向康庄移动,关麟征师抵沙城,察省局势十分严重。
与北同时,蒋、何频摇橄榄枝,展开猛烈的和平攻势,自6月8日起,先后派遣李鸣种、张吉墉、刘治洲、赵丕廉、雷季尚等人在北平与张垣之间进行“调解”,要求冯玉祥“立即收束军事,自动取消抗日同盟军”,“赴京任训练总监或其他崇职,否则迁居他处,听其自择,并以离察为先务”。
在日寇咄咄逼近、南京政府“双管齐下”、抗日同盟军领导层有人动摇的情况下,方振武中流砥柱,岿然不动。6月9日,何应钦发出“取消抗日同盟军”的叫器,6月11日,方振武通电表示誓死杀敌、挽救危亡、绝不妥协之鲜明立场。通电称:“振武从事革命已达三十年,以救国为前提,以保民为先决,誓率数万貔貅,驱逐口口,还我版图。所谓贯彻抗日,反对妥协诸问题,一日目的不达,奋斗一日不停;生死且弗计,况成败乎!”13日,再次通电表示“一息尚存,誓当环甲挥戈,与日伪军作殊死战,贯彻救亡之主张,不作任何妥协之表示,为国家伸正义,为民族争生存……”。19日,方振武又通电表示“兄弟为贯彻抗日主张,决不离此谋生官发财,冯总司令同兄弟意见一致,决不变抗日初衰……”
为加强抗日同盟军组织建设和内部团结,做好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准备,6月15至20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在张垣召开。到会代表61人。中共党员宣侠父、张慕陶参加了大会。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王化三、张砺生、张慕陶、张允荣、武纯仁、邓文等9人为主席团,陶新畲为秘书长。大会通过了抗日同盟军的政治纲领、军事纲领、财政政策、军事组织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会议选出军事委员35人,候补军事委员29人,推举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佟麟阁、张允荣、邓文、张人杰、邱山宁、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组成常委会。秘书长徐惟烈。其时,抗日救国军编制如下:
总指挥方振武、参谋长阮玄武。辖:
第一军军长张人杰、参谋长李华庭,共两师两旅:三师长杜光明、参谋长王挥尘;四师长宋铁林、参谋长张秋瀑。每师均六团制。骑兵旅长谷有祺,独立旅长崔国庆,各辖四团。
第二军军长鲍刚,共两师一旅:一师长鲍刚、二师长邢予筹。邢系孙殿英拨归方部。独立旅长王中孚,辖五团。
第四军军长米文和。
骑兵军军长李晓峰。
挺进军司令余亚农。
直属部队:教导团团长李清罄,辖:迫击炮营、手枪队、手提机关枪营、步枪营、轻重营(营长向宣亭)、工兵营(营长杨建)、宪兵营(营长魏载之)、随军学校李席如。
大会后,方振武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收复察东失地的历史重任。6月20日,方振武领街发出“抗日军各将领表明追随冯总司令态度通电”,表示“……兹仪率民众抗日同盟军追随冯总司令之后,重整义施,翘首北指,先复察东失地,再图还我河山。纵令内外夹攻,皆非所懼。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此志不渝”。充分表达了誓死如归。收复失地的决心。21日,方振武、鲍刚、张人杰等抗日救国军将领又联名通电,坚决贯彻抗日主张,誓死保卫神圣领土。22日,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任命方振武担任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前敌总司令,“着即统率所部,尅日北进,先行收复沽源、多伦失地。所有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左副总指挥邵文、右副总指挥李忠义等都,均归该总司令指挥……”。同只,方振武指挥第一路邓文、第二路李忠义、第三路周荣轩、第四路乜玉岭、第五路胡云山各军同时出发.向张北集中,出师察东。26日,方振武等39位将领联名通电,坚决拥护冯玉祥,反对妥协,表示“……振武等为国家争人格计,为民族谋生存计,对于南京政府之停战协定誓死反对。冯焕章先生艰苦卓绝。为全国革命民众所仰望。振武等决率二十万健儿,敬依全国民众之公意,竭诚拥护,并与全国抗日战士及民众结成坚固战线,以与暴日相周旋,必达目的而后止。”
方振武的爱国精神受到举国一致赞扬。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同志联合会、上海学界抗日促进会、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纷电方振武,盛赞其“言民众之所愿言,行民众之所欲行”的无畏气概,表达“国人力虽绵薄,誓为后盾”的决心,期望“即日誓师,与日奴一决胜负,收复失地。”
7月4日,宋哲元再函冯玉祥请即结束军事。冯玉祥迫于各方面巨大压力,有意妥协,开会征询抗日同盟军高级将领意见。方振武当众表示:“我们此次纯本良心,主张在民众立场,联合抗日。真正抗日者皆为我友。志同而道合,虽有夙怨,均可弃嫌修好,同舟共济。若有阻挠抗日工作者即为国人公敌,亦即我辈之公敌。我辈为抗日而来,因冯先生为抗日者,故愿同立一条战线,外抗强敌,收复失地。冯先生今日若欲半途而废,将抗日同盟军名义取消,则我辈今日即与冯先生脱离,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吉鸿昌、佟麟阁等皆随声附和,各出激愤之言。冯玉祥在紧张气氛之下毅然兴起,立即撕毁宋函,打消了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的想法,决心誓保察省、收复失地。
方振武一面坚决反对妥协,一面积极运筹帷幄,收复察东失地。6月22日,方振武指挥挺进军司令余亚农和第一支队长王世明率部围攻康保,激战3小时,于午后3时占领康保。26日,伪军刘桂堂反正,宝昌回归祖国怀抱。27日,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前敌总司令方振武委任张人杰、鲍刚、米文和、王英、阮玄武分任抗日救国军第一至第五军军长,委任余亚农为挺进军司令,命令各军分向察东失地奋勇前进。28日,余亚农、王中孚两部经康保前进,于当晚占领沽源,毙敌700余人,俘敌500余人。7月3日,方振武分令邓文、李忠义、余亚农各部向李严囊子、南口房子、得胜沟、蒋家营一带挺进,自率张砺生、王中孚等部殿后。4日,方振武命令吉鸿昌部开驻康保、张人杰部开驻宝昌,待机进攻多伦。7日,方振武驰赴宣化指挥吉鸿昌、邓文、李忠义各部进攻多伦。当夜开始总攻,中路由李忠义部进逼黄土滩子,左路由和张凌云部从黄土场包抄敌后,右路由刘桂堂部苏师进逼土窑洼一带;吉鸿昌部与邓文部为总预备队,逼进前后孤山。8日,抗日同盟军多路逼近多伦,与逆军崔兴五、李守信部展开激战,后领距多伦百余里之边墙子。日机终日投弹,轰炸抗日同盟军。9日,各路同盟军继续猛攻多伦,先头部队到达黄土厂子,占领城外各据点,残敌退人城内负隅顽抗。日本关东军派兵前往多伦支援。日机狂轰滥炸,同盟军伤亡惨重。11日,方振武指挥吉鸿昌、张砺生、余亚农、邓文、刘桂堂、李忠义各部向多伦发起总攻,克服泉沟及双井、缩小多伦包围圈。驻多伪军飞电告急,日机四架助战,轰炸抗日同盟军。日军茂木骑兵旅及松木步兵旅疾驰多伦协同防守。12日,经过英勇奋战和激烈肉搏,多伦回归祖国怀抱。收复察东四县之役,共伤亡抗日同盟军1692人,其中阵亡312人,重伤453人,轻伤927人。此役击毙伪军千余名。14日,方振武通电报告克服察东四县经过,呼吁各界“体念时艰,速予以有效援助。”
                           风云突变  力挽狂澜
抗日同盟军一举收复察东四县,沉重打击了日寇鲸吞中国的罪恶计划。但是,日寇并不甘心失败,立即进行猖狂反扑。7月14日,日军柴山武官向何应钦“严正抗议”,诬陷“方振武进攻多伦,有违《塘沽协定》精神,必要时采断然处置。”18日,关东军派遣满军2万及日军第八师团之干部队反攻多伦,敌骑兵茂木部自围场,敌步兵川原部自滦平分向热察集中,并调陆空军助伪军进攻多伦,大批军需由承德向丰宁西北输入,分发伪军。
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压力,继续对抗日同盟军猖狂迫害,妄图扑灭抗日烈火。7月15日,何应钦语记者“惟冯屡称克服多伦后一切不成问题,现在目的已达,应有勇退表示也。”17日,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部共十一师即陆续向察省推进,庞炳勋之骑兵李福和师进逼下花园,双方前哨仅距十三华里。19日,何应钦又增调两个师并铁甲八列、飞机两队,连同原先的十一个师纷向张垣逼近,庞炳勋部驻下花园、涿鹿;冯钦哉部驻延庆;关麟征部驻新保安;李服膺部达宣化;尚有铁甲车两列在下花园待命,形成东、南、北三面对张垣包围之势,决心对察用兵。21日,蒋发出箇电,诬称“进驻多伦,美其名日收复失地,其实事先早已接洽妥当,并未用兵,亦未发生激战。”28日,蒋、汪发出俭电,迫冯就范。同日,何应钦又增调王以哲、黄杰、王敬玖等师围剿抗日同盟军。至此,入察国民党军已达16个整师15万余人,装甲车8列、飞机2队。
在蒋、汪的政治高压和蒋、日联合军事进攻面前,8月5日,冯玉祥通电宣告“自即日起完全收束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诸国人。并请政府明令原任察省政府主席宋哲元魁日回察接受一切、办理善后。”14日,冯玉祥泪别张垣,返回泰山。
面对日寇咄咄逼人的野蛮侵略、国民政府的卖国求荣和冯玉祥的自动下野,方振武高举抗日旗帜,力挽狂澜,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7月19日,方振武率领抗日同盟军全体将领,通电质责南京当局派兵人察,坚决表示“……振武等在四省沦亡之时,无复偷生之念。正义所在,不辞汤火,光荣之死,甘于鼎贻。全国民众必须了解同盟军将士,无论在任何环境中,仅余最后之一弹,亦必为抗日而牺牲。”8月3日,抗日同盟军召开军政领导人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冯玉祥派张允荣代表自己出席会议,意在听取大家对察局意见。其时,冯玉祥对察省抗战局面继续维持已完全丧失信心,正同南京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商讨和平解决办法。方振武当场表示:“我在通电中已经表明了态度。试问,舍抗日反蒋,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要么干到底,要么妥协。我是主张打到底!我们要抗日反蒋,敌人来我们打敌人,蒋来我们就打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形势虽然对我们不利,并不是不可为。”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均反对妥协,坚决主张斗争到底。8月7日深夜,“前委”在张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方、吉名义通电反对沙城会议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誓死抗战到底。9日,方振武致电唐绍仪、肖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表示“焕公(冯玉祥)因受蒋胁迫,歌(五日)日通电自动收束军事,促宋回察,事前武毫无闻知。武抗日讨贼奋斗到底,无论如何绝不软化。盼诸公速赐援助,而挽艰危为祷。”16日,方振武在张北通电以抗日同盟军副总司令名义任代理总司令。17日,方振武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军委会以冯玉祥、孙良诚等常委连署,提请推兄弟任总司令之职。军委会覃日(十三日)复于张北开会,依法公推以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职。”25日,方振武通电誓死抗日,表示“……振武既以抗日为起源,必以抗日为归宿。鼓楼钟阁,有一条命,则一条命即抗日之工具也;残堑危垣,有一杆枪,则一杆枪即抗日之武器也;崇崖绝壁,有一滴血,则一涌血即抗日之代价也……”
为了彻底解决抗日同盟军,北平方面千方百计诱迫方振武离开军队。8月13日,何应钦致电方振武,“甚盼吾兄命驾来平担任军分会委员,区襄共济,藉挽危局。”21日,宋哲元邀请方振武参加“察局善后会议”,冀图改编方振武的军队。方振武拒不出席会议。27日,宋哲元派张允荣、陈希文赴二门子,劝方谒宋面商察局。方振武表不“整军经武、抗击日寇”的决心不变,誓死也不离开军队。26日,方振武率部前往独石口,继续抗日。9月2日,宋哲元再派陈希文约晤方振武,劝其和平解决,同时指使张人杰派员携函前往独石口,劝方振武,“立解兵权”。9月6日,宋哲元又致电方振武,表示“最后之规劝”。9月12日,阮玄武致电方振武,劝其“既以义始,宜避乱终”。希望方振武“即日启节来张或往供职中枢,或求献身建设”。所有这些,丝毫动摇不了方振武的抗日决心。
北平方面黔驴技穷,磨刀嚯嚯杀向抗日同盟军。8月24日,北平军分会委员蒋伯诚、肖振瀛及高参侯成奉蒋命抵垣,负责策划并实施围剿抗日同盟军。25日,肖密电蒋、汪献策,以受编各军解决吉鸿昌部,冀图抗日同盟军同室操戈、自相残杀。9月1日,宋哲兀命令新编部队张凌云、王子亮、雷中田各军分头堵截向商都西北北沟草地移动的吉鸿昌部,新编部队高树勋、余亚农等部也拒绝吉鸿昌部通过商都。2日,秦德纯和蒋伯诚抵达张北,坐镇指挥围剿坝上的抗日同盟军。3日,宋哲元赴二台子坐镇指挥截击吉鸿昌部,命令张允荣、高树勋、张凌云、阮玄武、雷中田各将领搜索商都吉部,限期肃清。吉鸿昌部西进受阻。9日,吉鸿昌率领五师、十八师经大苏计、二泉村、二舌、大囫囵到达独石口,同方振武部会师。
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一致抗日,9月10日,方振武、吉鸿昌、汤玉麟偕其从僚唐精武及刘桂堂之代表高昨非在云州开会,决定将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易帜为“抗日讨贼联军”,公推方振武任总司令、汤玉麟任副总司令、吉鸿昌任左路军总指挥、刘桂堂任右路军总指挥,并决定“前委”与十八师随方振武为右路军,由长城以西先行开拔,吉鸿昌率领五师及教导队、骑二师、手枪队为左路军,在长城以东绕道丰宁,经黑河、怀柔、四海向南推进,预定两部在昌平北部集结。方、吉两部担任前驱,刘桂堂任第二路,汤玉麟任第三路,依次出发,进攻北平。“前委”提出了“打进北平过中秋节”的战、斗口号。
9月18日,方振武在赤城就任中华讨贼联军总司令,通电发出讨蒋檄文:
“各省市、各报馆转全国民众均鉴:蒋口中正,囗囗囗囗囗,因缘时会,盗窃中枢。六年以来,人民所受之痛苦,敢怒而不敢言者久矣!踪其殃民祸国之罪,擢发难数,兹撮其要,为我国人一略陈之:以首党务,左倾右轧,一人操纵,党会亡于御用之手。近更变本加厉,组织兰衣社肆行暗杀。杨杏佛以保障人权而遇难;王慰三以主张正论而遭殃,利用刽手,草管人命;豢养文妖,颠倒黑白;强夺民意,拊制舆论;囗囗囗囗,为所欲为。囗囗囗囗囗囗固反动之政权。以言政治,名为编遣,实地分赃;贿赂成行,枇政百出;以众九师包运鸦片,沪汉火轮来往,成为藏污纳垢之薮。敝履幅员,钟爱古物,狗偷鼠窃,秽德彰闻。金钱官爵,尽收买分化之能事;寡廉鲜耻,坠我国民之人格。致使社会日趋陷溺.,狐狸成群,豺狼当道,哀鸿遍野,土匪满地,人民呻吟憔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以言时政,予求予取,任情搜刮,历年收支,从未公开,滥发公债至十余万万之多,巧立杂捐超数十种以上。倡言建设,妄行增税;假冒防空,逐人捐款;竭万民之膏脂,填一已之欲壑;犹虑不足,大举外债,美麦进、飞机来,英缔成,利嚣至、国脉尽绝,民何以堪。以言军事,所有执戈卫国卓著勋荣之部队,予以各个之剪除,挑拨离间,使互相惨杀。军兴武至,江水为哀,牺牲无数量之头颅,抛掷无数量之财产,何者为民,何者为国,国事败坏,至于此极。此不能不太息,痛恨于蒋氏也。日事剿共,囗囗囗囗,而共愈剿愈众,使其扩大保安大队也、宪兵税警团也。密布爪牙,遍置心腹,防民惟恐不周,害民则应有尽有。全国陆海空不用之于卫国,而用之于卫己。淞沪之战,长城之役,全国陆军用之抗日者,不过百分之一二,空军则根本曾出动。全国人士捐款接济我前方将士者,多被扣留,以中央统一筹款之名,抚民众爱国之举。抗日义军,到处纷起,以戕以贼,以扼以催,手谕江西各军,言抗日者必加惩处,事抗日者必遭妒嫉。寒国人敌忾之心,绝民族求生之路。我全国热血沸腾之士,无不痛心切齿、怨愤填膺。犹复饰词抵抗,自欺欺人。九一八屈指两年,历时甚久,始以不抵抗断送三者,继以假抵抗又去热河。而长城血战又不增援,河北蕃蓠完全撤尽,继以塘沽协定城下求盟。辱国丧权,颇不为怪。不特此也。我抗日军正事察东喋血,又派遣大军压迫封锁,电约日军夺我已复之多伦。我军与敌正事苦拼,又密令察宋袭击我多、沽后方,前后包围,内外夹攻,必使抗日武力消灭而后已。此真为仇仇所快、友邦所窃笑。呜呼!灿烂中华,何多痛史耶。抑知古今中外权奸在内,未有能御外侮,亦未有不亡国者。抗日必先讨贼,救国祗有锄奸。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电码不明)。蒋贼中正,非徒抗日之障碍,实民国之钜蠹;非徒一人之私仇,实民国之公敌。国贼不除,国难未已。振武感亡国灭种之惨,笃救焚援溺之诚,践友邦之盟,受大会之推,平津沪汉各地同志之敦促,于巧日在赤城就中华讨口联军总司令之职,陈兵河朔,传檄江南,与我忠勇武装诸同志一致奋斗,直捣金陵,囗囗囗囗,为民请命。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大义所在,生死不辞,石烂海枯,绝无反顾。所冀海内袍泽、全国人士,认清敌我,判明顺逆,奋袂而起,声罪致讨,使是非晓然于天下也。且此次讨口,非如往日无意识之内争,亦非如往日个人之私斗,实为民族争生存、为天地申正义。凡我国人,盍地乎来。挥泪陈词,诸希亮察。方振武叩。巧。印。
                            蒋日夹击  兵败垂成
为了讨伐蒋、汪,促进抗日爱国运动深入发展,9月19日,西南政务委员会任命方振武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20日,方振武率卫队营、骑兵师、步兵旅、教导团等3000余人,从独石口南下,由风山口进入怀柔县城,将驻军保安第二纵队第二中队第六队全部缴械。21日上午,方振武在怀柔县城召开军民大会,揭发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不断扩大侵略以及蒋介石独裁卖国、镇压人民的滔天罪行。会后召集军官会议,研究攻占北平问题。计划分两步:第一步占据北平,方振武由怀柔南下,吉鸿昌、刘桂堂、汤玉麟各部由南口方面南下。第二步若攻平失利,则转赴滦东。同日,方振武率部攻人密云县城。日军大佐晋谒方振武,询问要否援助。方振武愤怒回答:“我们打蒋介石,是因为他不抗日。我们先打蒋,然后再打你们。我们需要你们什么援助!”22日,日军司令官散布传单,“警告”方振武军“立刻开始撤退至该协定线以南之地区,限于九月二十六日晚完全撤退”,否则“关东军即刻兴师,断然讨伐”。23日午后,方振武军之米文和部约1500人进占牛栏山。24日上午,方振武之参谋长张镜波和吉鸿昌以及刘桂堂、荣三点之代表一行6人在密云同日军吉田大佐会谈一小时。吉田蛮横要求方、吉联军退出怀柔地区,方、吉代表强烈要求日方退出华北,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午后,方振武、吉鸿昌、战韬、荣三点等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联合军”改称“救国队”,并发表“告民众书”。决定兵分五路进取平津:第一路总指挥吉鸿昌,在怀柔;第二路总指挥汤玉麟,在赤城;第三路总指挥刘桂堂,在赤城;第四路总指挥方振武,在怀柔;第五路总指挥部郑桂林,在赤城。方振武任正面,吉鸿昌任左翼,汤、刘、郑任右翼。午后四时,方振武答复日军:“我军之行动为中华民国生死存亡问题,故本人甚望以友邦善邻之精神,勿干涉内政,而取旁观态度”。25日,方振武率部抵达牛栏山,设立联军总司令部。同日,日军司令部发布《告中国军当局官宪民众书》,“要求中国军队所不能进入地区以内之方军撤退。届时若彼不肯撤退,我军即断然讨伐,现已具有决心及准备……”。驻密云日军同时向方、吉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六日下午十二时由停战协定区域内撤退,否则届时即开始行动”。26日,方军王中孚及米文和两部袭击高丽营东关,与蒋军激烈巷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出牛栏山。27日拂晓,方军全部由高丽营向东北东水泉、北水泉、板桥庄一带转移,遇阻转而西行,到达兴寿、南庄一带与吉鸿昌部会合。方、吉两人在兴寿、南庄亲自指挥战斗,当晚,两部占领大汤山,进到柳树村。这时,方、吉联军四面被围,北方牛栏山为日军,西边为黄杰、关麟征部,东边为商震部,南边为万福麟部。28日,方吉率部向延庆方向转移,到达老君堂、大洼、界山、明陵等地,在老君堂设大本营,谋攻昌平。在此,方振武致电西南两委会,表示“蒋氏卖国,不得已联同五省联军实行兵谏。无如蒋氏不知悔悟,竟勾结日军向我炸一击。现华北情势紧张,请诸公督促蒋氏取消中日协议,俾全国将士一致对外,贯彻抗日主张。”29日凌晨2时,驻牛栏山之方部兵分二路发动进攻,东路米文和部向三河县,南路王中孚部向高丽营。午,方振武由牛栏山赶到高丽营北石板村,亲自指挥乔梓村、石板桥一带方军向市南赵团猛攻。下午,方、吉联军进占高丽营。
在蒋、日夹击,激战连绵的恶劣环境中,方振武在所属各部建立了“新国民党’’组织,自己负责常委兼组织部责任,并派遣登记合格同志分赴西北活动。方振武致函胡汉民,要求确定:名称、给予经费。次日,胡汉民以“新国民党’中央名义复电,允其组织“新国民党西北执行部”并告“经费已嘱按月照拨”。稍后,方振武又向胡汉民报告,所部全军已宣誓加入“新国民党”。
10月2日,方、吉在西辛村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三路袭击昌平:方振武任中路,吉鸿昌任西路,战韬、米文和任东路,总兵力约万余人。当日,“前委”书记柯庆施到北平汇报工作,行前将“前委”领导工作移交周仁山和邹春生,许权中负责军事方面。4日,方、吉率部冲出东山口,分兵两路,一向大、小汤山,一向高丽营发起猛攻。进攻大、小汤山的方、吉两部,曾一度进至汤山公园附近。驻八贤庄之宋鸿勋派赵团支援宋军。方、吉进攻未果,转向东北方面之半壁店及E、下院一带。进攻高丽营的方、吉两部,在方吉亲自率领下,发起猛攻。经过与万福麟部激战,七时后方、吉联军再度占据高丽营。在此,方振武通电呼吁会师北平。电日:“(衔略)武挥戈南向,专为讨贼,不及其他。冬午占领长陵一带,江晨猛扑昌平附郭,支寅占领大、小汤山,贼军一经痛击即行溃退,足见卖国旗帜之下,将无战心,士无斗志。而我军执锐披坚,气撼山岳,更于今日会师北平。伏望致一发动,为国家伸正义,为民族谋生机。普天同愤,草木皆问罪之师;大地兴悲,龙虎感风云之会。幸共图之。方振武叩。”5日凌晨一时,方振武部占领昌平。何应钦和黄郛极度惊恐,一面火速调兵保卫北平,一面准备将北平军分会和政整会迁移石家庄办公。上午八时,国民党中央第91次常会决议“免去方振武国府委员职务”,“送中央监察委员会严议处分”。6日上午八时,国民党中央中监会第32次临时常会议决“开除方振武党籍,送中执会通过执行。”十二时,方、吉联军占领小汤山。方、吉联军集结于高丽营及大、小汤山以北之大赵任庄、小赵任庄、草辛庄、芦河及赵辛庄等处。联军总司令部驻聂山营,阵地约南北十余里、东西十五里。中央军在高丽营与大、小汤山一带,呈正人字型阵式,关麟征部在立水桥、六王庄、太平庄一带严密堵防,前方左右翼周福成、朱鸿勋两师与关师联系,布成弧型防线,三面将方、吉联军包围。双方最前线在东流村、小东流村、下关沟、草新庄以北。7日上午,方振武通电全国,就任西北救国联军总司令。通电称:“(衔略)顷奉西南政务会支电开:现更正名义为西北救国联军总司令,其意因清内始可对外,从前名义范围不足包括,故改为救国两字。特达。等因。奉此。除通电更正名义外,深维国贼不除,国亡无日,刻正督率各军剪除贼虏。幸赖全体将士之戳力与全国民众之同心,与贼军在汤山一带激战五昼夜,所向披糜。饮马长江,直在指顾。尚望各袍泽、全国民众群起讨贼,以救国家,以拯民族。不胜企祷之至。特电驰陈,仔候明教。方振武叩。虞已。印。“当晚,方振武在联军总司令部聂山营召开军事策划会议,决定9日兵分三路进攻北平;中路方振武部进攻北平;东路吉鸿昌部进攻高丽营;西路汤玉麟部进攻沙河线。8日上午八时,方、吉联军占领大、小汤山。十时,日机轰炸小汤山。午后,方振武由聂山营乘马到汤山视察。当晚,方、吉部驻葫芦河,大柳树、小汤山地区。
尽管西南方面给予方振武西北救国联军总司令名义,希望他统率北方抗日将士同蒋、日一决雌雄,由于原先准备另组国民政府领导全国积极抗日的计划迟迟不见动静;关山万里,蒋辖区横亘中间,军队无法直接支援;弹药无从接济;侨胞捐款因种种原因无法及时送到前线;原先准备响应的北方将领由于蒋、汪的分化瓦解和军事压力而按兵不动;加之方、吉联军长期连续作战减员甚众,弹尽援绝,而蒋、日兵力超过方、吉联军数倍,致使方、吉联军处于四面楚歌、孤掌难鸣的境地。
为了突出重围,方振武迫不得已于8日派出政治部主任郭云龙赴平谒见何应钦、黄郛、虚与委蛇,拖延时间,以便捕捉战机。9日,北平公筹会总干事刘砥泉及其他慈善团体代表刘英配、陆达夫、蔡粹夫等拜谒方、吉,带来北平当局和平解决之三项条件:①方、吉必面离开军队;②保证方、吉生命安全;③补助方、吉出洋旅费。
为了迷惑北平当局,方振武一面佯应接受三项条件,并亲笔修书三封分至何应钦、黄郛、万福麟,略谓“兹以平各慈善团体代表联翩来部,尤悲天悯人之怀,为息事宁人之请,宁不同情。故自即日下令停止进攻……”,一面积极作突围准备。10日傍晚,方、吉联军突然撤出小汤山地区,经高丽营东北,拟渡过白河向通州前进。因水深不能涉,前进受阻。11日,方、吉联军开抵顺义县三家店及衙门村一带驻扎。五师驻东、西杜兰庄,总司令部驻衙门村。下午,中央军向方、吉联军驻地大举进攻,空中有日机轰炸。方、吉联军突围受阻,在赵辛庄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转移。遂集中高丽营、小汤山、昌平附近之方、吉两部向顺义方面转进,并占据大汤山、小汤山、葫芦河大赵辛庄、小赵辛庄等地。吉部乘夜向一道关方面转进,方部向北方板桥村、牛栏山一带转进。
何应钦见方、吉联军不肯听命,便继续施展软、硬两手,逼迫方、吉就范。12日,何应钦一面命北平商会会长冷家骥“斡旋和平”,一面勾结日军青木部队板垣政幸大尉率领日军于牛栏山西方向方、吉发动攻击,阻止东进。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92次会议通讨监委会议决定:永沅开除方振武党籍案,同时恢复冯玉祥自由党籍。当晚,方振武召开团长以上人员会议,垂泣而告时局,全场感动,举手宣誓:“誓死以去独夫,贯彻抗日主张”。最后高呼拥护西南执行部、政务会领导华北抗日军等口号。14日,日军陆续到达牛栏山,总数已达千余人,并向方、吉联军阵地炮击。日机两架在东、西杜林庄一带投弹。当夜,方部第l军军长王中孚、吉部第12师师长张抑、参谋长马英明代表方、吉由衙门村赴平谒见何应钦。王中孚口头表示三点:①方仍不愿离开军队;②指定昌平、顺义为防区;③给养、饷秣与中央军一视同仁。15日中午,日方向方振武发出限16日下午三时必须离开阵地之通牒。夜九时,北平各界代表冷家骥等会晤方、吉,重申当局和平解决之三项条件。当夜,方、吉率部猛攻顺义县城突围,做最后之努力。但中央军拚命阻击,突围受阻。
至此,方、吉联军被蒋、日军队四面合围在狭小阵地内,空中又有日机轰炸,形势万分险恶。16日晨三时,方振武见大势已去,声泪俱下告诉部下:“大家随我多年,艰苦备尝。现在环境恶劣,进退两难。将来结果殊难预料。欲留者仍随我继续做去,不欲留者可将枪交出,自谋生路,余决不相强,”众皆泪下,异口同声回答,愿随总司令同甘共苦。场面十分悲壮,令人动容。八时许,北平各慈善团体及天主教、耶稣教神父、牧师代表刘砥泉等4人同赴西辛庄迎接方、吉赴平。十时许,方振武指派军长米文和、参谋长王昌洲、秘书长胡锡畴随刘砥泉等赴32军142师司令部接洽善后。行前方振武交待:“我们抗日正大光明,此去绝不能卑躬屈膝,主要同他们商量我和世五同商、徐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吉鸿昌接着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叔平兄是前辈,知兵善战,为军界所熟知。我们相信商震良心未泯,是能够淡的。你们速去速回。”米文和等到了142师见到师长李杏村,答商震即将到达前方,所有各节可与商面议,当无问题。旋由李师长派参议冯鹤鸣及参谋蒋希斌随米等返回西辛庄,迎接方、吉。下午二时半,方振武、吉鸿昌在北平慈善团体代表刘砥泉等陪同下率随员10余人同往冯家营会见商震。方振武首先说:“你来了很好,都交给你吧!”商震连声说:“好办!好办!一切都好办!”随后商震示意左右全部退出,单独和方、吉二人密谈了片刻。接着又让方、吉会见关麟征和徐庭瑶。方振武提出三点要求:①卫队200余人请从优给资遣散;②所有军队请国家改编;③个人离军出洋盼政府给予名义和旅费。商震用电话请示何应钦,何答复三点:①方、吉卫队给资5000元遣散;②军队全部交军长米文和统率,在杜林庄侯编;③方、吉离军后,保障安全,旅费及名义待请示中央后答复,在未答复前由慈善团体代表担保。下午四时许,方振武通电下野,文长300余字,仅述个人解兵经过,未及其它。谓即日下野,以谢国人。随后,商震招待方、吉晚饭。饭间徐庭瑶抽身到隔壁用电话通知第25师派兵把守孙河桥,扣押方振武。四时半,方振武和吉鸿昌在刘砥泉和商震的卫队队长沙金章等陪同下,分乘五辆汽车离开冯家营。路过孙河桥时,第25师某团士兵截车检查。有士兵问:“方振武在车上吗?黄委员长今晚在自来水公司设宴洗尘。”陪同方振武坐在第一辆汽车上的刘砥泉答道:“方振武的汽车尚在后面,稍时可到。”士兵令将汽车开到自来水公司门前下车检查。方振武下车后借口“解手”,没入高梁地而遁。吉鸿昌随车前行十数里,汽车突然“损坏”,乃舍车步行,夜宿野村,未明到平。
当晚,何应钦发出铣亥电:“各报馆钧鉴:方振武、吉鸿昌二人称兵作乱、危害地方,此次一再窜扰平郊附近,经我国军严密堵截,势穷力蹙,不能得逞,今日向我前方部队表示投诚。方、吉两人业已离队他去,所余残部刻正遣置中。知注特闻。何应钦。铣亥。”
19日,西南政务委员会接方振武电告,安抵天津。
11月15日,方振武乘意大利皇后号海轮安抵香港。

关于方振武的死,听说至今还是一个迷。有人说是日寇侵占香港时失踪了,可能是被日寇杀害了;有人说是在香港投海自杀;也有人说是被蒋介石的特务所暗害,但都是些推测之词,没有什么根据。关于王季文的死,也很少有人知道真相。我和方、王两人都是朋友,而且对于他们的死,都知道得很清楚。这虽然算不得什么重大事件,但是对于揭露蒋介石特务的罪行,也还是有一些价值的。
  现在先谈方振武。我和方早就认识。1926年秋,国民军从南口撤退,他是第五军军长。我那时在王镇淮的第九军军部工作,我们一道西撤,就熟识了。以后我代表韩复榘奔走反蒋,更不断和他见面。1938年,韩被蒋介石杀害,我因替冯玉祥拉拢韩的那部分队伍,蒋伯诚报密于蒋,下令通缉我,才携家逃赴香港,遇到老友王季文。他住在九龙的丹桂村十号。他说丹桂村是广西一个有钱的旧军官出资建筑的。广西省简称桂省,故名丹桂村。许多桂系的人都住在那里。他那里有个小农场,环境还不错,让我也到那里住。我去后住在丹桂村二号。住下以后,我也出了点资本,自己养鸡养鸭,一可以掩护身份,二可以补助生活。这时,方振武的一家也住在香港,多年老友,时相过从。到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同英、美宣战,我们时常研究将来到哪里好。方说:“我是个抗日的决不能住在这里,总想到内地参加抗日。”在国民党人员撤离香港的时候,几度想走,因得不到飞机座位,均未走成。迄日军攻占了香港,他越发的着急了。
  在某一天的晚上,方突然带着全家(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连保姆一共六口)来到我处,慌慌张张地说:“日本人搜查国民党人员很急,我是个抗日的,绝对不能在此住下去了,打算把家眷托在你这里,我一个人到内地去。”当时我寻思了一下,提醒他说:“老蒋总是对你不怀好意,你到内地去能找到出路吗?况且一个人走路,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候,是不是安全?”他很坚决地说:“英美已同日本干起来了,老蒋还不跟着英美走,再加上全国舆论的压力,再想同日本求和也办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他对主张抗日的人还不敢怎么样。至于路上虽然有困难,总比在这里安全得多。”我当时怕他多心,怀疑我不愿收留他的家眷,也认为他住在香港,谁也不敢保险,所以再不好多讲,我说:“好吧!你一定要走,大嫂和侄子们住在我这里没有问题,我准备的粮食还很多,请你放心。”第二天,替他找了个带路的,研究好走的路线。在一个傍晚,他化装成一个农民的样子,带了点简单行李,我便送他登程。
  所找那个带路的,就是小农场的一个农民。几天以后,据他回来说:“我们在走到中山县境过河的时候,即遇到我们的部队,听说什么忠义救国军,X先生(化的什么名,记不起了)即说出真名实姓,我才知道他就是方振武将军。经一小官问话之后,请示了他的上司,就送赴后方去了。方将军叫我回来,告诉家里放心。我一听,心里就知道不好,忠义救国军,是蒋介石特务头子戴笠的部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当时不敢对方夫人说明。等了几天,即接连派人去探听,前两次均未得到消息,最后一次,回来的人说:“经多方设法打听,才听到特务部队在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将方秘密杀害了。”但这个重噩怎能对方夫人说呢?只有劝慰她,静候方到达内地的消息,从此以后,就渺无音信了。
由于多次派人探听方的消息,竟走露了风声,当地土匪知道了我们是国民党方面有钱的人。在一天夜间,有一群土匪进入丹桂村,挨门抢掠之外还要绑票。土匪进入我家,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农场伙计,见我身材矮小穿的也不好,室内陈设简陋,不像个有钱的人,推在一边,只是拿了些东西,虽未绑我,而将方的一个小儿子和他女儿绑去。方家的那个保姆很义气,说那个男孩子是她的,拉住不放,竟一同跟去了。土匪到王季文家时,他先藏在阳台上,被匪搜出,见他是个大胖子,认定他是大老板,不容分说,连打带骂地将他驾走了。
  我于是又忙着营救他们,几次派人前往说票。每次去人,都带上一百零八块钱,作为见面礼,意思是恭维他们是梁山好汉,讲义气的人。最后找到一位熟朋友张伯宽。他在广东多年,什么人都认识,在香港也吃得开,由他出面花了些钱,才把王季文和方的女儿、保姆赎回来,而方的那个儿子,在被绑时惊恐成疾,在匪处又不得医治,竟死于匪窟之中。这个抢案,最初我们很怀疑,也是蒋介石特务们指使的,但未得到证实。人回来了,也没有工夫再事追查。
  过了不久,日本人要占用丹桂村的房子,我们才搬赴香港,各自租房,未再住在一起。
  方振武身后,计有四子一女,老大很进步,解放后在天津某银行工作,不幸病死;老二在香港时,死于癌症;老四死于匪难;只剩下老三,是在外国学医的,听说仍在香港行医;他女儿闻现在上海工作。方夫人还在否?不得而知了。
  再谈谈王季文。王在桂系中的资格很老,据说李宗仁很信任他,而白崇禧却对他不好,多年来,总是挂着个参议、顾问的名义,代表李宗仁在外奔走反蒋。我就是在奔走反蒋的时候和他熟识的。他在香港,对地方情况很熟,我有事常找他想办法。他自被绑之后,也不想在香港住了。我也劝过他,说你这个年岁,在这个年头,还跑什么?他没有听,终于带着他那位田夫人(据说是三姨太太)前往澳门,在那里与前天津市长萧振瀛取得联系。萧在重庆开了间大同银行,邀他去桂林,担任该行桂林分行经理。桂林沦陷时,才去重庆。没想到住了不久,他和他的田夫人,也均被戴笠的特务抓去,押在某公馆,失去了自由。后来王病了,并不是什么大病,监守人说带他去治,几天不见回来,田夫人苦苦追问,才说医冶无效,病重身死。这明明是些鬼话,田夫人哭闹不休追问王病死的情况,监守人支吾其词,说王病重时打了一针未抢救过来。还不是一针毒药打死的。问尸首在哪里?说已经葬埋。问他们葬在何处,说在某处某处。田夫人出来之后,按照所说的地方,前去寻找,只见那里全是一片片青青的新插秧的稻田,并未找到埋人的所在。田夫人在重庆,感到处在蒋介石的法西斯统冶下,呼天天不应,呼地地无灵,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仍回到香港。在他对我们哭诉王被杀害,死不见尸的悲惨情况时,闻者莫不为洒同情之泪。今天写到方、王两人的惨死,不能不联想到蒋介石的阴狠毒辣,令人感到无比的痛恨。我在香港时期,虽然终日处在敌人的刺刀下,深感朝不保夕,但由于方、王的两件事,始终不敢作迁回内地的打算,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安然回到祖国的首都。
博主注: 方振武将军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爷爷.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22:03:24 | 显示全部楼层
贾文郁(1903~1977)陕西临潼人。
1922年加人西北军胡景翼部;
1925年春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历任军校办公厅随从副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新编第一师连、营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组织部长;
1933年赴日本明治大学学习;
1936年回国,历任军委会潼关行营参谋长,孙蔚如部通讯社社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军事委员会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高级教官,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厅少将主任,军令部第二厅专员等职;
1946年辞职;
1949年返陕西长安县务农;
1977年11月在陕西去世。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22:04:23 | 显示全部楼层
王竣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80军新27师师长。黄埔3期。

陕西蒲城县东乡绕堡人,1898(1902?)年生,原名王俊,字杰三。

1941.5.9(7?)中条山会战中牺牲于山西中条山台岩。

王竣(1902—1941)字杰三,初名王俊,后易名王竣。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军新编第二十七师少将师长,追晋陆军中将。

王竣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东乡尧堡村,少年时就读于蒲城县高等小学,后考入陕西省同州师范学校。1924年毕业后,适值杨虎城部在陕西招收青年学生,遂赴耀县投奔杨虎城部。1925年,被杨虎城派到黄埔军校参加第三期学习。



雍济时, 陕西华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师排长、连长、营长等职。

1936年,升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三师第一九五团上校团长。

1937年,奉令率部参加淞沪会战。



巴清正(1916年2月21日—1938年2月18日),中国空军飞行员。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省)人,中央航校五期甲班毕业,任空军四大队二十二队少尉飞行员,1938年2月18日武汉空战阵亡,追赠中尉

1937年10月25日,在上海大场一线与侵华日军交战,战至26日晨,不幸喉部中弹受伤,但仍坚持指挥作战到午后,终因流血过多,壮烈殉国。


王子伟(1906~ )别名懋昭,陕西渭南人。黄埔军校第四期炮科毕业。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南京中央军校将校军官团特训班,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期,兵学研究院第二期毕业。抗战爆发后,任第二战区暂编第十六军少将参谋长,陕西西安防空司令部参谋长,西安警备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军委会西北战时干部训练分团第一总队少将总队长。1946年起任军委会高参,国防部第一厅第二处副处长。1947年初退役,返陕西任肤施,西安团管区司令,西北青年服务总团团附。1949年5月在西安率部起义。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副主任,陕西省政协常委,民革陕西省常务委员,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著有《西安团管区起义经过》等



中央航空学校学员名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cbce9110102w5c5.html


林觉天烈士广东台山人,自幼随父兄经商美国,及长在美习民用航空,“一二八”沪战后,归效回国,毕业于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复奉派赴美,历在美各大航空工厂实习试飞技术,对试飞各种飞机,均能操控自如。学成回国后,任中国空军南昌飞机制造厂中尉试飞员。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敌机空袭南昌,烈士奋勇驾机起飞迎战,敌众我寡,遭围攻,在激战中阵亡。空军痛失学术均优的试飞员,时年二十六岁。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22:06:19 | 显示全部楼层
林徽因和她9个战死的国军弟弟

http://renjian.163.com/15/0905/15/B2OQ0AI1000153N3.html




前言 笕桥航校,被誉为“空军黄埔”的民国中央航空学校,其前身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1930年民国政府择址杭州古镇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蒋介石亲任第一任校长。 1938年,林徽因和梁思成曾在前往昆明的途中,遇到了正在往昆明撤退的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的八名学员,他们为病中的林徽因提供了不少帮助;1940年在昆明,林徽因和梁思成又成了这些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的“名誉家长”。不久之后,噩耗频传,八名飞行员和林徽因的亲弟弟林恒全部以身殉国。
这是一段冗长苦闷的旅程。从天津到长沙,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林徽因用她容易爆发的坏脾气抱怨说,简直是将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十月十四日(1937年),一家五口终于走出了长沙火车站,在附近的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暂居了下来。
华北城市相继沦陷之后,此时的长沙被称为大后方。城市开始涌入大量的战争难民,梁思成一家五口的临时住所,每天都要在巨大的火车汽笛轰鸣中颤抖。但这里也并不安全。驻扎长沙的军队早在八月就预料到,日本飞机迟早要飞过这里。梁思成一行人抵达长沙前两个月,防空部队就接到多架敌机来袭的情报,防空警报声第一次响彻全城,随后长沙漆黑一片,进行了严厉的灯火管制。
最终,八月的夜空没有出现日本飞机。它们飞来的时候,是十一月。
没有防空警报,只有爆炸声从突然远处传来,接着是第二下更近的声浪。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梁思成抓起了女儿,儿子被林徽因抱入怀中。慌乱的楼梯里,听得到周围房屋正在断裂的响动。还没来得及下楼,耳边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林徽因与梁从诫被托到空中,然后摔向地面。那些玻璃、门窗、屋顶、天花板都碎成块状,坍塌下来。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不见了。
他们都没有受伤。一家五口拼命跑向联合大学的防空洞。但头顶上再次俯冲的轰炸机,让他们收住了脚步。街上浓烟滚滚,林徽因觉得这次是躲不掉了,一家人索性靠得紧一些,省得有人活下来去承受悲剧。
万幸飞机只是掠过,然后在他们要奔跑而去的街道尽头,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哑了。
这是日本空军第一次空袭长沙,四架飞机飞临长沙上空,投下七枚炸弹。第三枚差一点命中了梁思成一家的临时住所——它在房间十六米的地方爆炸。如果日本飞行员犹豫半秒钟按下投弹按钮,很可能他们连跑下楼的机会都没有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午后的惨剧中,五十四栋房屋被炸毁,包括韭菜园教厂坪一百三十四号。五十四人死于非命,伤者五十八人。很显然空袭的主要目标是长沙火车东站,人们事后在检查战损时发现,铁轨被炸断了十六米。
劫后余生的林徽因,蹲在废墟上,企图能拣出一些还能使用的锅碗瓢盆。一路颠簸中害上病的梁从诫,则跟着妈妈翻砖头。他要找出自己的玩具,一套带有打仗图案的积木。
梁思成一家只有借住到朋友家中——许多来自北平的教授,已经先期逃难到了长沙,为临时大学的开学做准备。没有空袭时,他们就像住在北总布胡同三号时那样,邀请朋友,或者朋友们不请自来的到这里,吃一些茶点,聊一些互相感兴趣的话题。他们交换着往日的笑声和现实的叹息,但总体来说情绪都还不错。所不同的是,在长沙的林徽因,只能让宾客们围着一只小炉子来品赏她的手艺。

梁思成与林徽因决定去往更远的昆明。这是他们抵达长沙后一直思索的下一步。梁思成希望还能延续营造学社的运转。现实的困难是,学社已经钱粮无着,而且缺乏馆藏图书以供研究。要解决这些问题,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争取到政府研究机构的支持。
此时梁思成的二弟梁思永恰也撤退到长沙,然后准备遵照国民政府的安排前往昆明。梁思永系哈佛大学考古系出身,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北平几所学校的馆藏图书被辗转抢救到城,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十三万本图书发往昆明,准备在那里重建战时学术研究。这些图书资料的存在,也是梁思成恢复营造学社工作的信心基础。

但在日本飞机炸掉他们的临时住所前,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做出再次迁徙的决定。
离开北平前,夫妻俩曾前往协和医院做过一次身体检查。常常背部疼痛的梁思成,被诊断出患有颈椎软骨硬化和颈椎灰质化症。从此要在衬衣里穿上一副金属马甲,用来支撑他的上半身。对于时常要外出测绘的梁思成来说,穿上这件金属马甲意味着他外出测绘的生命将走向衰落。因为如果要完成侧身扭头这样的简单动作,比画完佛光寺的测绘图还难。他只能将整个整体转过来,才能观察身后。梁思成并不惧怕这种身体变化,他向妻子自嘲说,抗战刚开始,就穿上防弹背心了。
妻子的病情还要严重。医生在她的肺部发现了空洞。梁思成被警告要好好照顾妻子,任何轻微的感冒发烧,都有可能导致林徽因永远的闭上眼睛。林徽因不以为然,只说警告也是徒劳的,生死由命了。
脆弱的身体状况,逼迫他们不得不放缓迁往昆明的想法。况且,庚款资助已经中断,他们的背包中仅剩下三百元盘费,一家人生计无着,远赴昆明是冒险,还是逃生,也是疑问。直到日本人的轰炸帮助他们做出选择。
十二月初,梁思成一家人离开了长沙。昆明不通火车,只有难买的汽车票,和不断转圈的盘山公路,才能通往那里。他们打算忍耐这十天的车程。林徽因对军队的抵抗能力早已失去信心,从北平来到长沙的路上,那时天气已经冷下来,梁思成与林徽因都已穿过棉衣。但林徽因沿途看到,前线布防的士兵都没有棉服可穿。她真不敢想,在防御能力几乎等于“鸡蛋”的阵地面前,这些军人该是如何的活着和死去。

林徽因的忧虑,一年后在长沙城应验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长沙城化作一片火海。
现实惨状远比林徽因的担忧复杂。蒋介石为了防止长沙沦陷后日军获取城内的物资给养,曾密电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要求他制定放火烧城计划,在前线无法抵挡日本进攻时实施——作为上海、南京抗日战场的后方,长沙也储备了大量物质。此前武汉已经沦陷,大批从武汉撤出的机关、部队,以及难民无序的逃往宜昌、重庆,还有这里。长沙城市人口从三十余万激增至五十于万。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这项计划具体化后,严令行动开始前,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警报响起第二遍时,才能开始行动。
警备司令部领受了放火任务,并告诉举火人员说,放火要有省政府、警备司令部的双重命令。起火时还要听从警报指令,直到城中最高处的天心阁被焚,才可点火。一切看似有条不紊。但警报无声,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在凌晨两点突然起火,城内警备司令部以为是信号,紧跟着各处自行点火。
 楼主| 发表于 2019-3-27 23:44:17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党起义投诚被俘阵亡将领名录】(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1f9cb20101bcs1.html


王雷震(1898--1983)少将。号雨辰,陕西稷山人。1936年任第35军211旅422团团长,参加绥远抗战,抗战爆发后参加太原守卫战,1939年春任第35军暂编31师92团团长,1940年6月任暂编第3军暂编17师少将师长,1943年7月任暂编第3军副军长,抗战胜利后兼任包头市市长和包头城防司令,1948年任第35军副军长,同年12月12日在新保安战役中被俘。后任解放军包头军分区司令员,绥远省军区高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1983年10月12日在北京病逝。
  王锡町(1891--1949)中将。字雨村,河北青田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长期在西北军任职,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北路兵站总监,1930年任第29军军法处少将处长,1935年任察哈尔省军警督察处处长,不久任北宁铁路警察署署长,1936年任第29军38师副师长,1938年任第1集团军总部抚恤处处长,1939年11月任第33集团军兵站分监,抗战胜利后任联勤总部第11兵站中将分监,1948年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1月在徐州被解放军扣押,旋病逝。
 楼主| 发表于 2019-3-27 23:44:46 | 显示全部楼层
冯玉祥集团与松室孝良恩怨考论

https://www.lw5u.com/zz/dflt/news/itemid-1115022.html


一、有关人物
冯玉祥集团与松室孝良的恩怨,有关人物甚多,仅择其要者,简介如下: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出身行伍。官至行政院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P2046)。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乐陵人,出身行伍。曾任第二十九军军长、河北省主席、冀察政委会委员长??[1]??(P772)。韩复榘(1890-1938),字向方,河北霸县人,行伍出身,曾任山东省主席??[1]??(P2659)。刘郁芬(1886-1943),字兰江,河北清苑人,同盟会员,曾任河南警察厅长、甘肃省主席、汪伪开封绥靖主任??[1](P2469)。庞炳勋(1879-1963),字更臣,河北新河人,曾任河北省主席、汪伪开封绥靖主任?[1]??(P2819)。孙良诚(1893-1951),字少云,河北静海人,曾任山东省主席、江伪开封绥靖主任??[1]??(P1532)。石友三(1892-1940),字汉章,吉林农安人,曾任安徽省主席、察哈尔省主席[1](P256)。马伯援(1884-1939),湖北枣阳人,留学日本、美国,曾任中华留日基督教学生青年会神田区本会总干事,曾接受行政院长孔祥熙密令,驻香港,暗中探询中日谋和条件[1](P1160),为冯玉祥之挚友。张岚峰(1902-1952),字腾霄,河南柘城人,留学日本,曾任西北军军官学校校长,李德全将甥女嫁他为妻。日本派他为豫皖招抚使,汪伪任命他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又改编为第三路军司令??[1]??(P1852)。白坚武(1880-1938),字馨远,河北交河人,曾任吴佩孚部政务处长。1927年,吴佩孚失败,白赴日本。1935年回国,与石友三组织“华北正义自治军”,任总司令,谋组织伪“华北国”,被通缉。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取销通缉令,委为参议。1937年,赴大名会见宋哲元,1938年,被冯玉祥逮捕,以通敌叛国罪在南乐枪决[1](P292)。何庭流(1895-),陕西乾县人,留学日本,曾任吴佩孚部外交科长、河北省政府秘书、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汪伪湖北省教育厅长[1](P674)。松室孝良,小学、中学读了十年,然后进入士官学校[2](4,P12),与阎锡山同学[3](51,P187),三年毕业,任排长二年。后考入陆军大学,三年毕业,任连长二年,任营长二年。又到帝国大学,三年毕业。读了二十五年的书。后来,他还每月买三十元的新书读。之后,又历任冯玉祥的军事顾问,热河、黑龙江、北平等地的特务机关长。肖振瀛(1886-1947),字仙阁,吉林扶余人,曾任石友三部总务、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长??[1](P2583)。鹿钟麟(1884-1966),字瑞伯,曾任京师警备总司令、察哈尔都统、军政部次长、河北省主席[1](P1713)。秦德纯(1893-1963),字绍文,山东沂水人,保定军校毕业,后又毕业于陆军大学,曾任察哈尔省主席、北平市长、山东省主席[1]??(P1093)。邓哲熙(1892-1981),河北大城人,留学日本,曾任河北省民政厅长、立法院立法委员[1](P2378)。吴锡褀(1901-1982),河北大城人,留学日本,曾任绥远都统署军务课长、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军政部政务厅长[1](P645)。张越亭(1889-1972),直隶蓟县人,陆军大学毕业,曾任第二十九军参谋长??[1]??(P1850)。
二、历史沿革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联合同盟会员胡景翼、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11月,派同盟会会员马伯援南下,迎接孙中山北上,共议国是[4](P79),[3](51,P186),奉系领袖张作霖,皖系领袖段祺瑞,都认为冯玉祥靠拢同盟会,靠拢苏联赤化,是难以容忍的。冯玉祥为了缓和与其他军阀的矛盾,于25日向临时执政的段祺瑞递交了辞呈,称病辞职。即至天台山隐居[2](1,P662)。12月11日,冯玉祥又与黄郛总理、马伯援讨论往日本游历的事。1925年1月13日,冯下祥等离开天台山,到了张家口。马伯援对冯玉祥说,外人说你赤化,是因为你请了许多苏联顾问的关系,你何妨也请个日本顾问,用以缓冲敌方的歪曲宣传,冯同意。马即介绍他的朋友松室孝良给冯作顾问[3](51,P186)。4月16日,冯在日记中写道:“日人松室顾问来,谈作战计划。”[2](2,P52)。松室是日本政府的情报员,担负着为日本搜集情报的任务,于是,就利用顾问的身份,无孔不入地开始搜集情报。当时,他是日本海军少佐。9月21日,冯玉祥与松室商议派员前往日本参观日军秋操的事。10月3日,派程希贤、韩复榘前往日本,参观日军演习。11月6日,程希贤、韩复榘从日本归来。11月8日,命鹿钟麟将冯军退至南口备战。由苏联顾问指导构筑防御工事。1926年3月20日,冯玉祥等离开集宁,前往苏联考察。松室担任顾问以后,因为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总是造谣攻击冯玉祥所部,冯玉祥派松室去交涉,也没有用。松室见苏联顾问教冯军骑兵劈刺,他当时已是日本骑兵中佐,说日本的劈刺术是世界闻名的,介绍了两个日本教官在冯军学兵团教劈刺,由于所用防具费用太大,无法推广。他几次要求到南口阵地参观,也没有被允许。南口大战开始后,晋军也参加围攻冯军,冯军屡攻天镇不下,他也要求到前线帮忙,实际上是要看看冯军的战斗力。冯军战败,从张家口向绥远撤退时,松室就没有随军西去??[3]??(51,P187)。
冯玉祥等于5月9日抵莫斯科,8月16日,离莫斯科回国,9月30日,在五原誓师北伐。1927年6月,到了郑州。1928年春,有一个日本退役的陆军大尉,持有马伯援的介绍信,说是松室孝良派来的,来见冯玉祥,称日本有一批军火接济冯军,盼即派人接洽。冯玉祥派留日学生,现任参谋处长的吴锡祺到日本去。吴到了东京,即住在马伯援家中,见了松室,松室非常高兴,他已升大佐,在日本参谋本部任参谋。吴问军火的事,松室说本来是要奉送的,后来。陆军省不同意,要收费,吴认为要收费,须请示冯玉祥定夺。吴请松室联系参观东京炮兵工厂、所泽飞行学校、中野通讯学校、横须贺炮兵学校,还希望能在陆军大学旁听,所有这些,松室都帮忙完成了。这时,冯玉祥给吴来了电报,“望即日回国。”吴在日本买了十二个炮兵瞄准镜,即匆匆回国,向冯玉祥作了汇报,冯说如果要钱,咱们就不买日本的[3](51,P188)。
5月,孙良诚、贺耀祖、方振武等北伐军进入济南,日本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北伐,出兵挑衅,收缴中国军队枪械,屠杀中国军民数千人,扣留中国外交部长黄郛达十八个小时,将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挖眼处死,还杀害另外十七名外交人员。占领脐济铁路沿路地区。蒋介石将贺耀祖、方振武撤职,命北伐[来自wWw.lW5u.Com]军绕开济南北上,任命孙良诚为山东省主席。[5](P461)。冯玉祥对济南惨案愤恨交集,连日痛苦致病。6月18日马伯援陪日本记者拜访冯玉祥,谈济南惨案等问题。19日开始,冯玉祥又多次会见松室孝良,讨论济南惨案问题。7月5日,冯玉祥会见马伯援,认为日本出兵济南,早为其意料不及。济南惨案之后,田中受国人之攻击,外虽倔强,实则亦欲早日解决济案,交还所侵占之胶济铁路沿线地区。9日,松室孝良陪白田宽三、顷崎治平等拜见冯玉祥,问取消不平等条约问题。13日,又谈山东事宜。8月22日,冯与松室孝良继续讨论山东事宜。
1929年4月13日,冯伯援从日本归来,对冯玉祥说,田中内阁因济南惨案颇受攻击。冯玉祥知道松室孝良为日本山东问题的谈判代表,即请马伯援到山东去,帮助孙良诚办理接收胶济沿线地区,并转告孙良诚、方振武之赴胶东,为冯玉祥所邀请,望孙与方和衷共济,肃清土匪。当时,冯玉祥已准备与蒋介石开战。中日交接胶济委员会议定日方交出胶济地区,孙良诚会见了日方代表松室孝良,安排梁冠英等办理接收。蒋介石不许冯玉祥取得胶东出海口,阻止孙良诚进入济南,另派陈调元接收。孙良诚向蒋称病辞职,蒋顺水推舟,即命陈调元代理山东省主席[6](5,P133)。冯玉祥调孙良诚率部向河南撤退,准备与蒋介石开战,蒋介石收买了韩复榘、石友三,冯玉祥失败,通电下野,被阎锡山邀请到了山西。7月13日,冯玉祥在太原会见马伯援,商议到日本参观的事,冯表示,俟与阎锡山会商后,再最后决定。14日,又会见松室孝良,松室称冯到东京后,陆军大学功课,可以自由选听[2](3,P13)。20日,松室拟先行赴日,告诉冯要赴日时,可由大同搭火车直至天津出海,以免在石家庄再倒一次车。21日,松室又来谈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以及中国陆军应该如何改造等问题。8月7日,松室来更具体地谈改革军队、政治、经济要点,认为:1.军队贵质精,不贵量多。中国有精兵十万,最多二十万,即可足用。如扩充太多,则长官晋级必快,指挥力必差。就第二集团军言,在南苑、南口时,质量很好。由陕西出潼关后,就远不如从前。2.军官如位置高,知识低,稍有觖望,即生异心,再阶级太高,薪水一少,即有怨言,倒不如使薪厚而职卑。3.二集团军的缺点是军械来源困难,便不能不按没械的办法去打胜仗。没械的训练最重要的是:①精神训练;②夜战演习。夜战法在欧战即受注重,现日本亦颇重视。中国有许多军队,一到夜里或遇下雨,便尔休息。我们如能将夜战习好,将来必在中国无敌。4.将来无论与何方联合,必先自有主张,庶不致常被他人利用。5.中国一般人民现都在迷离惝恍之中,此后对人民的趋向,要用功夫调查。中国经济家、政治家对国民性不查考,对国民经济状态不研究,徒偏重理想,故往往扞格不入。6.二集团军经济政策是厉行俭约,此仅是消极的。此后应注意人民生产力。人民如富,给养自然充裕。7.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很有力量,为实行社会政策计,固不能抑制之;但为便利政权取得计,同时亦不得不利用之。南京政权之所以能维持,就是利用财阀资本家的缘故。8.第二集团军将来的政策,第一要助阎锡山,第二如有机会,宜向湖北发展。按中国历史,不能得湖北便不能守河南。至陕、甘根据地,无论如何不可轻易放弃。倘能将陕、甘、鄂、豫四省守住,可筦毂南北东西。冯玉祥对松室的这些意见十分重视,不厌其烦地在日记中记录了下来。20日,冯玉祥开始跟水木骥学习日本语文。水木骥也是由松室孝良介绍聘请来的。
9月,西北军派刘郁芬到南京拜见蒋介石,表示拥护中央,蒋介石很高兴,亲自宴请刘郁芬及军政部长鹿钟麟,给西北军发了饷,运了粮食。接着,冯玉祥与蒋介石又将开战,命鹿钟麟等撤离南京。鹿钟麟与刘郁芬以到钱塘江观潮为名,离开南京,在松室孝良协助下,至上海黄浦江,乘上日本轮船逃往日本。然后又至天津,住进日本租界[7](P42)。10月23日,冯玉祥收到鹿钟麟的信,称在日本,松室颇为帮忙。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开始。9月,张学良出兵支持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失败。冯玉祥到山西隐居。1931年9月,日本出兵强占沈阳等地。12月冯玉祥离开汾阳,到了南京。1932年,冯玉祥因为与蒋介石政见不合,又到泰山读书。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被推举为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当时,松室孝良已担任日本驻热河特务机关长,6月22日,冯玉祥与张省三交谈松室的事及目前大局的事[2](4,P91)。7月16日,冯与余伯春密谈,令余伯春去天津接洽,可以引证:在抗日恶劣环境,必须与日本缓和,日本、我方各有获益,早已与日本以默合,松室系同盟军所属,部分师长释放,更可证明绝非虚谈。8月,冯玉祥被迫离开张家口,仍至山东泰安读书。松室孝良敦约白坚武到承德,由何庭流陪同会见。白坚武表示要在热河召募团丁,既有兵,又有枪,作为建立“华北国”的基本,松室大佐概允。11月,白坚武再至承德,见特务机关宍浦,师团部参谋河野,河野却变了卦,说在热河召募队伍,关东军不同意。1934年1月,白坚武组建了正义军第一军,松室孝良与土肥原贤二少将又告诉白坚武,建军尚未到时,须少待机会,使白坚武大失所望。2月,松室又调任黑龙江特务机关长??[8]。12月张岚峰再到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经济,又到北海道旭川市拜访了松室孝良。经松室引见,又到东京拜访了参谋本部的楠木大佐和陆军省的影佐中佐[6](2,P186),并且参加了松室孝良的特务组织[9](P50)。
1935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河北省主席,原省主席于学忠被免职。白坚武纠合日本浪人及伪军约三百余人夜袭丰台车站,夺得装甲火车一辆,向北平进攻,计划夺得北平之后,即以“亚东同盟军”名义,发表“反蒋倒党”宣言,组织自治政府,旋即被商震部击败,白坚武逃入日租界,十五名日本浪人被捕。白坚武被通缉。白坚武又潜入遵化一带,招纳土匪,为害地方。宋哲元抓住这个时机,派肖振瀛向北平军分会代理负责人鲍文樾疏通获准,以“北平防务空虚,治安可虑”为词,立即命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以紧急行军的动作开入北平,进驻西苑。几天之后,《何梅协定》签字,按规定,国民党的中央军及东北军均须撤离河北地区,平津一带就很自然地成为二十九军的势力范围。8月,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10](P144)。11月,又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12月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
1936年6月,宋哲元为了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撤销了此前对白坚武的通缉令。白坚武特别给宋哲元写了一封信,深表感谢。同时,也特意拜访了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双方欢叙甚洽。8月,白坚武由何庭流陪同,又连续拜访了日本军部池田长岭、专田参谋、吉田博士、松室少将、滨田少佐等,均交谈甚洽。还拜访了坂垣中将,谋求战区小根据地维持现状,得到了坂垣的同意[8]。接着,张岚峰夫妇也从日本归国,到了北平,张岚峰1923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学炮兵时,松室孝良就是其教官,后来,张岚峰又参加了松室的特务组织,此时又担任着北平的特务机关长[9](P50),于是,松室向宋哲元推荐张岚峰,宋哲元也是张岚峰的旧时长官,即任命张岚峰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后又加委为察哈尔省政府参议,负责察哈尔省对外交涉事务。张岚峰除与松室孝良接触较多外,还与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西田耕一,二十九军顾问樱井德太郎,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中佐,中根领事等频繁接触,向这些人提供中国方面的政治、军事情报[6](2,P186)。11月,宋哲元又聘白坚武为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8]。
1937年6月6日,冀察绥靖公署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部队连长以上的军官,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中国方面出席的有冀察政委员长宋哲元,北平市长秦德纯,河北省主席冯治安,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三十七师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还有社会名流吴佩孚、张怀芝等。日本方面出席的有,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顾问松岛、樱井等。宴会开始,由宋哲元、松室孝良先后致词,都强调中日是同族同文的国家,应该力求亲善。讲话完毕,中日军官一起照像。欢宴到酒酣之际,一个日本军官跳到一张空桌子上,唱了一道日本歌曲,进行挑战。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上桌子唱歌。何基沣临机应变,也跳上桌子,高唱黄族歌:“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接着,又有日本军官唱歌,李文田也立即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壮的京戏黑头腔。然后,日本顾问松岛起立,始而舞蹈,继而挥舞指挥刀,大有项庄舞剑之意,松岛舞罢,日方鼓掌狂笑!秦德纯请董升堂出马,董升堂立即打了一套八卦拳。日本人又以一人打一人唱作答。李致远也打了一套花拳。日本人又用他们的“倭刀”挥舞了一阵。李致远又用“柳叶刀”劈了一趟“滚堂刀”。董升堂又用西北军习用的大刀片,劈了一趟刀法。日本人又用大笔写汉字,吴佩孚也用醉笔写了一行大字,龙飞凤舞,气势磅礴。日本人又猛地把宋哲元、秦德纯等一一高举起来,中方军官也如法炮制,把松室孝良、松岛等高举起来,气氛紧张。最后,由宋哲元将我方喝止,松室也将日方斥退。这次宴会,后来被人们比作中日大战之前的“鸿门宴”[10](P258)。7月,日军进攻卢沟桥,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面抗战开始。张岚峰与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仍幻想察哈尔保持中立,由张岚峰与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中佐,二十九军顾问樱井德太郎交涉,称日本反对蒋介石,就应该从长江方面进攻,不应该从华北下手。恰在此时,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汤恩伯率其第十三军及高桂滋第十七军开进察哈尔,在南口、延庆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张岚峰认为汤恩伯此举是他与日本谈判的障碍,遂把汤军的布防情况通报给日军,日军派飞机轰炸南口、下花园,使汤军受到惨重的损失。张家口失守以后,张岚峰在蔚县脱离宋哲元部,回到了柘城原籍[6](2,P187)。
1938年6月,日军占领柘城、开封。日军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邀请张岚峰进县城谈判,约定共同反共。7月,张岚峰又至北平拜见了华北日酋寺内寿一,被北平伪临时政府任命为豫东招抚使。11月,张岚峰随同松室孝良之弟日本顾问松室政宪回到了商丘,设立了豫东招抚使公署[6](2,P188)。
1940年1月1日,周佛海拜访刘郁芬,商谈汪伪政权组建时之国防委员会条例及一般军事运动事宜[1](P4)。3月,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刘郁芬为开封绥靖公署主任[12]。接着,松室孝良也到开封充当顾问,联系在归德的张岚峰[来自www.LW5u.coM],在鲁西的孙良诚[3](51,P192)。4月,察哈尔省主席兼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派其族弟石友信到开封,通过松室孝良会见了日本驻军司令官佐佐木,签订了“共同防共协定”,决定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相协助。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与石友三矛盾尖锐。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调解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与石友三在十二月到达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的驻地??[6](2,P32)。石友三即被高树勋逮捕。高树勋电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卫复电:“就地正法”。当夜,高树勋命人将石友三勒死,埋在黄河沿[7](P113)。1942年,蒋介石要夺孙良诚的兵权,孙良诚派人到开封找刘郁芬,刘郁芬派人陪孙部来人到南京见鲍文樾,鲍代孙良诚拟了投汪通电稿,给孙部八十万元军费,说钱存归德张岚峰处,通电发表,即可提用。4月,孙良诚投汪,到了开封,就任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7](P84)。8月,汪伪任命刘郁芬为总参谋长,由孙良诚继任开封绥靖主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见松室孝良对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颇有研究,是一个有水平的“中国通”。他不仅向冯玉祥提出具体建议,在中国各派势力竞争中取得优势,还协助鹿钟麟等撤离南京,协助吴锡祺联系参观日本炮兵工厂、飞行学校、通讯学校,博得了广泛的好感。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利用与冯玉祥集团的密切联系,也协助了张岚峰、石友三、孙良诚等投靠了汪精卫,作了汉奸,为日本侵华效劳,瓦解了中国的抗日力量。松室孝良为人深沉,比起那些张牙舞爪的侵华分子,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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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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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31 17:19:26 | 显示全部楼层
被彭德怀誉为“打不死的钟松”



钟松字常青,民前十一年(1900年)彽农历八月初一生于松阳古市樟村,祖应泉,父时光,皆以务农为业.民国十一年,毕业于浙江十一师范学校,国民革命军兴,于1924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炮科,以后因各阶段革命工作需要,先后入庐山训练班,陆军将官班一期,美国驻中、印、缅陆军军官战术学校三期,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及国防大学联战系三期。接受军事深造成教育。 黄埔军校毕业初,钟松患伤寒,医院判已死亡,送太平间,幸好被同乡人张树青发现尚有气息,领出治疗,得以不死,但落下严重残疾,无法正常行走。时任连长,行军却需坐轿,十分尴尬与不便。钟松心想,自己是立志从事军事工作的人,不能行走,是不会有任何前途的,坚持每日步行40里,半年后竟恢复了正常行走的能力,只有极了解的人,才能看出尚留一丝的“瘸”。坚韧的浙东山区农村人性格,造就了日后战场上的一名悍将。1925年9月至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迄克复北京为统一全国之间;历任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连连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炮兵连连长,炮兵第三营营长,陆军第二十一师,第三师中校营长,在校长蒋公,炮兵团长蔡忠笏,师长陈诚,及毛炳文麾下,先后参与南昌、蚌埠、徐州、济南、等战役。 1929年7月在剿共期间,因北伐迭建功绩,提升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六旅十二团上校团长继升第六旅副旅长,在第二师先后任师长顾祝同、黄杰麾下,率部参加河南兰封、新郑、潢 川、豫鄂皖、川陕甘,务次剿共之役,1932年8月中旬豫鄂皖国军与共产党徐向前、邝继勋、李先念部约四万人在黄安七里坪决战,双方伤亡惨重,国军所有部队均吃了败仗,唯钟松团2000余人在白马河顶住并阻击了共军相当大部分兵力,共军始终无法再前进一步,并追击至四姑墩,双方展开白刃肉搏战,徐向前部伤亡惨重,残部退败向平汉路以西。因此立大功破格在团长任上晋升少将,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亲赐书翰嘉勉并召见;1933年3月随第二师参加长城抗战,血战南天门六日,日军伤亡惨重,但始终无法突破12团的阵地,因阵地修建有方,在所有参战部队中伤亡最轻而战果最大,受国内外战地参观记者团好评,立功晋升补充旅旅长;1937年任独立20旅旅长,该旅8月9日驻守虹桥机场的张应安营果断击毙擅闯中国军事禁区进行挑衅的二名日本士兵,打响了8.13淞沪抗战的第一枪,而后钟松断然拒绝了陆军总长何应钦枪毙张应安营长的要求,而设计拖延侵华日军。在蒋委员长下令“扫荡上海日军”后,独立20旅、87师、88师非常迅速地开进上海,部队集中于上海真如。8月10日晚,在上海真如战前军事会议上,与会者有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保定三期)、87师师长王敬久(黄埔一期)、88师师长孙元良(黄埔一期)、独立20旅旅长钟松(黄埔二期),会上钟松极力主张先下手为强,但被张治中将军否决,张治中竟坚持“日军先开枪,方可开枪;日军先开炮,方可开炮”,由此造成开战初中国军队极为不利的被动之局面。战场上六十一师师长杨步飞(黄埔一期)指挥不力、处置不当,使六十一师刚开上军工路阵地未及放一枪,一个上午就被日军猛烈的炮火几乎完全消灭。8月20日在上海近郊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上,杨步飞被撤职查办,蒋介石对张治中的指挥十分不满,指示张治中往后需服从顾祝同的指挥,指挥权被蒋介石实际上撤消了。钟松的表现却受到白崇禧、蒋介石的关注,8月23日在淞沪战场前沿独立旅旅部蒋委员长亲自将六十一师番号交给了钟松,8月25日钟松被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为整编第六十一师师长,该师辖两旅有一万七千余人(原61师缩编为一个团,劳冠英任团长),成为中国战力最强的骨干部队,后转战浙北山区;1938年2月,61师奉命调防至武汉担任卫戍部队,就在向陈诚报到时,突然被缴枪扣押,以吃空缺为由,撤职下狱,囚于卓刀泉陆军监狱,钟松斥责陈诚是“绑架”。幸蒋委员长及时得知后,立即命令监狱长释放,并召见钟松,接替61师师长职位的陈诚系黄埔一期生李树森走到半路被撤回,钟松复职,61师官兵欢声雷动。陈诚实有泄私愤、吃队伍之嫌,钟松因此坐牢六日,从此也与这个丽水同乡、十一师范的校友结下了仇。1938年4月参加陇海战役(即兰封战役),编入第27军(61师钟松、88师龙慕韩、106师沈克),军长桂永清,出战敌酋土肥原第14师团,土肥原几乎击溃了所有与之交战的国军部队,唯独始终无法突破61师的防线,后桂永清命令61师、106师撤退。撤退中钟松遇到薛岳,薛岳命令其回头攻击兰封城,钟松立即率部攻击土肥原,61师对溃退土肥原师团展开追击,钟松号召部队要活捉土肥原,据传土肥原对部下说:这是最硬的中国陆军,以后再碰到要特别小心。战役后,桂永清(黄埔一期)因指挥不当被撤职,88师师长龙慕韩(黄埔一期)因怯战、擅自弃守兰封被枪决,而钟松却因表现最为突出获华胄纪念勋章;1938年8月编入71军(36师陈瑞河、61师钟松、88师钟彬),军长宋希濂,参加武汉外围富贵山、息县、小界岭血战,日寇始终无法突破71军防线,被誉为第二台儿庄,歼敌4000余。特别是息县,钟松接到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亲自打来的电话,要求派一个团坚守息县三天,以掩护张自忠兵团,钟松派黄定五(黄埔三期)团硬是坚守了息县三天,完成任务,战毕该团三个营长阵亡二个,一个负伤,中校副团长负伤,政治部主任负伤,二千多人的团仅剩下几百人,一场名符其实的血战,当时有民谣传曰:中央军钟松大战黎集,史水为赤;1939年初先编入16军,军长董钊,但不久即编入90军(53师曹日辉、61师钟松、109师胡松林),军长李文(黄埔一期),负责黄河西岸防卫,多次与日寇交锋,1939年夏,61师又部署在山西稷山、河津一带和日寇发生激烈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方天戟营长阵亡。当时,有部分官兵退到黄河东沿固守,事前在悬崖上做好工事,敌人即使想在禹门口渡河,也一定要遭到我军的阻击。因此,日寇一直不敢冒险渡河。钟松为了纪念与日寇作战阵亡的数千将士,在河津黄河东侧的悬崖上刻“陆军第六十一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以流芳千古。每字有6平方尺大,5里外就可以看见。字是由副官处长宫伯毅书写的。此崖刻目前仍在,不少字迹清晰可辩,但七十年代曾遭严重破坏。1940年参加侯马战役,承受了很大的伤亡,力克侯马成功解救陷入日寇重围的刘茂恩将军的第十五军;1941年钟松任76军代军长,1942年蒋委员会亲任钟松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三个特种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七十四军)之一的第二军军长,但原军长李延年不肯交权,钟松好言相劝了一个月,李延年也不肯到34集团军任司令,加上陈诚作梗,最后由陈诚派的王凌云为二军军长,李延年后觉对不起钟松,请钟松到34集团军内当军长,钟松却宁可当二军副军长也不肯到李延年的下面当军长。1943年秋蒋委员长亲自点名指定,军事委员会撇开军长王云凌命令副军长钟松带领第二军两个师(第9师张金廷、新编第33师杨宝毂)参加滇西反攻,钟松指挥部队仅六天就以极小的牺牲攻克日军平戛据点,全歼日寇千余,无一活口,缴获大量日军装备,继而克芒市,肃清了松山的后方日军,使何绍周将军最终攻克松山,全歼顽敌。因此于1945年5月11日获国民政府军人最高荣誉第137号青天白日勋章。 日本败局已定,中共成了国民政府最大的威胁,1944年蒋委员长任命钟松为新七军军长,回陕北进入胡宗南集团。1945年新七军与三十六军合并,新七军番号取消,任三十六军军长,辖五个师六万余人。1946年任整编三十六师中将师长,辖三个整编旅三万三千人,是西北国军最重要的部队。此后二年多,钟松作为国军最重要的部队的指挥官,执行的是最危险的任务,在西北战场与共军彭德怀、徐向前等部队展开空前激烈的交量,屡挫共军,取得不少战绩,被共军将领称为最反动、最狡猾、最善于声东击西、最喜欢擅自发挥的国军将领,据传彭德怀称其为“打不死的钟松”。整编三十六师也被对手称为胡宗南部三大主力之主力。战例有:援马继援1946年8月共军精锐骨干部队王震加强的359旅7000余人,从宝鸡回撤延安,与马继援整编82师激战于泾川、河谷之间,钟松36军奉命驰援,359旅在甘肃省西峰镇以南被钟松36军成功包围歼灭,在搜捕旅长王震时因突发异常天气,王震及百余人侥幸逃脱(已无长枪),团级及以下近7000余人被全歼。36师伤亡轻微,系内战中精典歼灭战。援榆林1947年8月,彭德怀部五个纵队围攻重镇榆林,国军邓宝珊将军率近两万人顽强坚守,彭德怀部猛攻月余不克,钟松奉命率二个旅一万七千余人驰援榆林,共军分兵打援,钟松出彭德怀不意,突然出长城走沙漠,绕过共军阻击,成功逼退彭德怀数万攻城部队并陷于被动,榆林解围,使共军白白付出八千余伤亡,一无所得。后长官部命令攻击沙家店,钟松提出不同意见,长官部仍坚持命令不变,钟松只能服从命令,指挥部队迅速南下,8月17日在沙家店一线双方激战一整天,共军伤亡很大。但因刘子奇违令擅自侧击失利,损失了123旅二个团,钟松部一万二千余人果断在深夜成功撤退,几乎没有再遭受任何损失,使彭德怀数万人的合围设想顿成泡影。此战钟松认为是“败仗中的胜仗”。援运城1948年四月,共军徐向前部三万余众,围攻运城,国军万余守军顽强抵抗四十余日,徐向前部久攻不克,不断加大军力,达五、六万人之多,运城这个军事重镇危急。钟松奉命率四个旅三万余人驰援,徐向前得知钟松来援,即由攻城转为重点打援,将主力埋伏于钟松必经之地。而钟松却是共军打援战法的克星,放出空气正常出击,以麻痹徐向前及内部共产党的情报人员,由陕州渡黄河,既而突然转入中条山区,数万大军无声无息地绕过了伏击的共军。徐向前部主力,数万人干等七天,正在躁急、疑惑之时,钟松前锋已象“幽灵”一般出现在运城城下,徐向前部顿时陷入被动,但与彭德怀在榆林不同的是,这个黄埔一期生徐向前却心存侥幸心理,想挽回败局,竟仓促移兵于不利地形下攻击钟松部,在平陆北七里坡与国军激战,钟松高居临下,运城守军也在欢呼声中出击,在优势的火力下,横扫徐向前几个纵队,共军全线动摇溃败,溃不成军,共激战十一昼夜,最终毙、伤、俘共军一万九千余人。战役完胜,解除了运城之危。这是钟松比较得意的一战,此战离沙家店之战仅七个多月。援六十五军1948年8月彭德怀部全力进攻永丰南国军第一军、第六十五军,激战中第六十五军被包围甚危,钟松奉命驰援。钟松留部分兵力固守大荔,主力向大荔以北彭德怀部攻击,经五昼夜之激战,彭德怀部不支溃败,被歼万余人,退向陕北。 1948年8月25日在大荔36军军部澄城战役军事检讨会上钟松与胡宗南发生激烈意见分歧,以后有人有意将澄城战役失利责任推向钟松,开脱已叛变的28师师长李规。不久钟松从自己的渠道得知共产党在国军部队的渗透远比他能想象的要严重,多个重要将领有通共叛变的可能,其中涉及裴昌会(裴昌会1948春就开始与彭德怀总部秘密联络),这使其异常震撼,从而对一些将领的态度及西北战场上很多蹊跷的事情晃然大悟,对这些人的军人道德之恶劣感到十分心寒,也对自己身边阵亡的许多优秀军人感到十分心痛,经过深思熟虑后遂发电报向军事委员会以“人地不宜”提出辞呈,并将家眷送往香港。但军事委员会却以缺少能作战的军事指挥人员不准,顾祝同出面以“免为其难”复电。胡宗南得知后,立刻亲自赶往大荔挽留,请钟松任第五兵团总司令,钟松对胡宗南说:你要我当共产党的俘虏我是不当的,我是不会再打仗了。最后两人约定,钟松以后不指挥打仗,负责非战事宜,任第五兵团副总司令。共产党从此在战场上少了个最可畏的劲敌。西安失守前,钟松以治病为由断然离职前往香港。 国民政府大陆失败后,钟松51年由胡宗南推荐任江浙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军事处处长,继而任浙江省省政府代主席,在东南沿海岛屿与共军进行了大小三十余役战斗,其中以洞头、白沙、黄礁、金镇卫、沙埕、麂羊、积谷山等战役为大。为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55年任国防部反共救国军总指挥。1964年出国考察回台湾路过香港,钟松拒绝了中共特务机关“海外工作组”专门派遣的人员的策反与金钱收买,并向中共人员开诚布公地阐述国民党人的政治观点,一口气讲了数小时,保持了一个中国军人应有的气节。 1965年钟松以陆军中将退役。晚年出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委。 1966年毛泽东挑起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制造了中国近代最黑暗的一页,中华民族遭受到空前的十年大浩劫,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毛泽东在大陆的政策均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决策者对大陆的政策作了相当规模的改变,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大陆的政治、经济有了起色和转变。中共方面派有关人员多次拜访已旅居荷兰的钟松将军,表示希望他能回大陆看看。鉴于中共对国民政府抗战历史宣传的一些改变,加上想最后与久病不起的唯一胞弟见面,以及回故乡看看祖坟等多种因素,1988年3月钟松回到阔别近四十年的大陆,他是大陆开放后首位回大陆的但又与中共始终完全对立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钟松受到了礼遇,在松阳面对古市镇的大陆基层年青干部说:你们知道是谁打了8.13淞沪抗战的第一枪吗?是我!这是历史。钟松又说:抗战是反抗外族侵略,民族之争;内战是主义之争,兄弟之争。并在松阳中学题字:困学出真知。但大陆农村极度贫困和落后的现状仍超出了钟松的想象,因此钟松多次表述,中华民族应走真正的共和国的道路,这也是近代中国一百多年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所追求的正真初衷。 1995年在荷兰去世,享年95岁,当时的国民政府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长李焕送花圈吊唁。
 楼主| 发表于 2019-3-31 21:50:4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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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焜 (2011-10-21 13:46:30)
标签: 国民革命军将官 军事
分类: 国军将领
(1906-1983)湖南邵阳县南乡.陆军少将.
1925年考入广东湘军讲武堂学习.
1926年毕业后派任湘军教导师第二团第五连见习官,侯差员.
1927年入中央军校军事高级班军受训.
1928年调任中央军校军官团第二营第五连排长,年底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九期学习.
1931年陆大毕业后升任第八十八师人事科科长.
1932年出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干部学校参议兼教官,同年出任第六十二师第一八六旅参谋主任.
1934年入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受训.
1934年底调任第二师干部训练队教官.
1935年调任参谋本部边务组干事.
1937年升任第五十七师参谋长.
1938年入珞珈山暑期军官训练团学习,同年调任第六十三师第一八九旅旅长.
1939年调任第三战区长官部高参兼第三战区将校研究所代教育长,同年升任第八十八军新编第二十一师副师长.
1946年初调任第十二军官总队队员,同年入中央训练团受训.
1947年初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高参,同年升任第九兵团参谋长兼新编第三军军长.
1948年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同年入东北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
1949年入中南军政大学军教研究班学习.
1951年初派任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军事战术教员.
1958年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1983年在长沙病逝.



扈先梅

(1896-1938)河南安阳.陆军少将.东北军将领.
1917年从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同年派任第五混成旅第一团排长.
1918年改任第九师第十七旅第三十三团排长.
1920年出任第十八混成旅第二团排长.
1923年底升任第十八混成旅第一团第一营连长.
1925年升任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一旅第一0一团第一营营长.
1927年升任安国军第二十五师第四十九旅第九十七团团长.
1928年改任东北陆军第二十三旅第一团团附.
1930年调任第二十三旅第五十四团团附.
1931年改任独立第十四旅第六四二团团附.
1933年升任第六四二团团长.
1937年升任第一0二师第三0六旅旅长.
1938年在山东台儿庄外围阵地与日军作战时阵亡.
备注:少将为职阶军衔,实为中校,1935年授中校.


呼延立人 (2010-07-16 09:27:31)
标签: 国民革命军将官 军事
分类: 国军将领
(1901-1970)陕西延长.陆军少将.西北军将领.
1921年从山西陆军学兵团第一期毕业后返乡从事教育工作,后历任县第一高小校长,县教育局局长.
1922年出任县民团团总.
1924年出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第一游击大队连长.
1925年升任国民三军第三师第一游击支队第一营营长.
1927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第二师第五旅第九团团长,代理旅长.
1928年改任暂编第二十一师参谋处第二科主任.
1929年改任新编第十四师参谋处第二科主任.
1930年升任第十七师参谋处处长,同年升任第十七路军参谋处处长.
1935年入中央军校高教班第四期受训.
1936年毕业后派任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兼省民团参谋长.
1938年初调任陕西省军管区征募处处长.
1944年调任华潼师管区司令.
1945年初调任临嵩师管区司令,同年调任陕西省军管区参议.
1946年初当选陕西省参议会议员,不久退为备役,同年当选国大代表.
1947年当选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研究委员.
1949年入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高教班学习.
1950年派任西北军区军官学校校务处副处长.
1951年调任中共西藏工委工作员.
1953年初转业后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1954年调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1966年遭迫害被撤职.
1970年在西安病逝.
备注:少将为职阶军衔,实为上校,1936年授上校.


蔡仁杰 (2010-04-07 09:00:37)
标签: 国民革命军将官 军事
分类: 国军将领
(1902-1947)湖南常德.陆军少将.中央军将领.
1927年从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后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警卫师排长.
1928年改任国民政府警卫团工兵连排长.
1929年升任警卫旅工兵营连长.
1930年初改任警卫司令部工兵营连长,年底改任国民政府警卫师工兵营连长.
1931年改任警卫第二师工兵营连长.
1932年初改任第八十八师工兵营连长.
1933年升任第八十八师参谋处参谋.
1935年升任第五十八师工兵营营长.
1938年升任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第三四四团团长.
1939年改任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三团团长.
1941年升任第五十八师副师长.
1944年升任第五十八师师长.
1946年升任第七十四军副军长,同年改任整编第七十四师副师长.
1947年在山东孟良崮与解放军作战时兵败自杀,同年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备注:1945年授少将.


熊新民 (2010-02-03 17:32:52)
标签: 国民革命军将官 军事
分类: 国军将领
(1904-1992)湖南桃源.陆军中将.中央军将领.
1929年从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历任陆军教导队,教导第一师,国民政府警卫师下级军官.
1931年升任警卫第二师第四旅第八团第一营第二连连长.
1932年初改任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第五二八团第一营第二连连长.
1933年升任第三十六师第一0八旅第二一五团第一营营长.
1935年升任第一0六旅参谋主任.
1937年升任第一0六旅第二一二团团长.
1938年调任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第五二八团团长.
1939年改任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三团团长.
1942年升任第八十八师副师长.
1946年升任第八十七师师长.
1948年升任第七十一军副军长,不久升任第二十三军军长,年底调任第七十一军军长.
1949年升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长沙市警备司令司令,不久改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七十一军军长,年底在广西上思战败被解放军俘虏,先后关押于第二十一兵团军法处,中南军区军法处.
1953年底转移至内蒙古中摊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1975年底特赦释放后派任政协常德市秘书,政协常德市常委.
1977年当选政协湖南省委员.
1985年当选武汉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1988年出任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
1992年在北京病逝.
备注:中将为职阶军衔,实为少将,1947年授少将.


孔令恂 (2009-08-09 07:45:26)
标签: 国民革命军将官 军事
分类: 国军将领
(1900-1955)河北新城(今雄县).陆军中将.
1922年从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后历任北洋陆军第二师中下级军官.
1926年升任五省联军第一混成旅第三团团长.
1928年升任安国军第一方面军第七师第十三旅旅长,同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旅长.
1929年初改任第四十七师第一四一旅第二八一团团长.
1930年底调任第四十三师第一二七旅第一团团长.
1931年初升任第四十三师第一二七旅旅长,同年升任第四十三师副师长兼第一二七旅旅长,不久升任第九十七师师长.
1937年升任第八十军副军长兼第九十七师师长,同年升任第八十军军长.
1942年初调任中央训练团第二大队大队长.
1943年代理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同年调任陕西省军管区司令.
1944年当选陕西省政府委员.
1946年调任第十一战区保安总司令.
1947年调任国防部部员,年底当选河北省政府委员.
1948年辞职后寓居北平.
1949年初在北平参加和平解放运动.
1955年在北京病逝.
备注:1935年授少将,1936年授中将.



阮肇昌
(1890-1982)云南昆明.陆军中将.
早年入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
1903年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三期.
1913年毕业后派任湖北省都督府参谋长.
1915年调任镇安上将军行署参谋.
1916年改任盛武将军行署参谋.
1920年调任陆军大学教育长.
1925年调任暂编第五师参谋长.
1926年升任五省联军第十五师师长.
1927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参谋长.
1928年升任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参谋长,后兼陆军大学复试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兼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官,不久调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
1929年调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同年兼济南市市长,年底调任第五十五师师长.
1933年调任第五十七师师长.
1937年升任第六十九军军长兼第五十七师师长
1938年调任军训部步兵监.
1939年升任军训部次长.
1942年调任陆军大学教育长.
1943年调任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
1945年调任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副团长.
1946年退为备役,同年当选国大代表.
1950年聘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1955年当选政协云南省常务委员.
1956年当选民革云南省副主任委员,同年兼政协云南省解放台湾工作组副组长.
1958年被划为右派免去政协职务.
1977年底当选政协云南省委员.
1982年在昆明病逝.
备注:1935年授中将.(1920年北洋政府授少将,1922年北洋政府授中将)


叶佩高
(1902-1987)海南文昌.陆军中将.中央军土木系将领.
1922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八期.
1925年毕业后入黄埔军校任第四期政治科大队区队长,继而以突出的成绩考入黄埔高级班军事科,毕业后留任军校军事科区队长.
1928年考入陆军大学第九期学习.
1931年底陆大毕业后派任第十八军干部讲习所队长及教官.
1932年任第十八军第十一师代理参谋长.
1933年正式升任第十一师参谋长.
1934年带职进入陆军大学将官讲习班受训.
1937年陆大讲习班结业后调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三旅旅长.
1938年升任第十一师副师长兼第十八军干部训练班副主任,代师长.
1939年升任第十一师师长.
1940年调任第十八军军部附员,同年调任第五十四军参谋长.
1942年调任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师长.
1944年升任第五十四军副军长.
1947年改任整编第五十四师副师长,同年升任师长.
1948年改任第五十军军长,同年辞职后改任国防部部员.
1949年秋去台湾,仍以部员的虚职挂名.
1965年退役.
1968年移居美国新泽西.
1987年在美国新泽西逝世.
备注:1937年授少将,1945年授中将.



黄维纲 (2009-03-03 17:29:08)
标签: 国民革命军将官 军事
分类: 国军将领
(1897-1943)河南项城.陆军中将.西北军将领.
1919年从保定军校第九期毕业后派任湘西镇守使署军务处见习排长.
1920年任第十六混成旅模范连第二排副排长.
1921年升任第十一师第二十二旅第四十四团第三营副连长.
1922年升任第八混成旅第二团第三营第七连连长.
1924年升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第一营营长.
1925年升任第二师第十三旅团长.
1926年出任第二师参谋长.
1927年升任第二集团军参谋处副处长.
1928年调任训练总监部步兵监.
1930年出任西北军参谋处处长,年底改任东北边防军第三军第二师第四旅第二团团长.
1931年改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旅第二二三团团长.
1933年升任第一一二旅旅长.
1937年升任第三十八师师长.
1940年升任第五十九军军长.
1943年因病逝世于湖北南漳,同年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中将.
备注:中将为职阶军衔,实为少将,1935年授少将.

萧重光 (2013-03-05 10:30:24)
标签: 国民革命军将官 军事
分类: 国军将领
(1908-1984)湖南武冈.陆军少将.
1929年从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入军校机关枪研究班学习.
1930年毕业后派任教导第二师排长,同年升任第四师连长.
1933年升任第四师第十旅第二十团第二营营附.
1935年升任第四师补充第一团团附.
1936年底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五期学习.
1939年陆大毕业后入兵学研究院第八期深造.
1940年毕业后派任第一九三师参谋处处长.
1941年升任第一九三师参谋长.
1942年升任第一九三师副师长.
1944年升任第一九三师师长.
1947年在山东莱芜与解放军作战时兵败被俘后入华东解放军官团学习.
1950年获释后派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军事教员.
1957年历史问题被免职,送江苏洪泽湖农场改造.
1973年获释后返乡定居.
1985年在湖南武冈病逝.
备注:少将为职阶军衔,实为上校,1946年授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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