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人物、军衔、组织机构、军校

射声

蒋介石重用张治中为黄埔军校教育长的原因分析
站长王坚整理
    摘要：张治中是国民党集团的上层人物，毕生主张亲苏联共，而蒋介石却极端反苏反共。从政治观点上来看，两人应该是道不同不与谋，但蒋介石为什么还偏偏重用他、容忍他呢？事情既复杂，也简单。张治中是蒋介石和的一手的重要工具，始终有用。与此同时，张对蒋忠心耿耿，从不搞小派系，不留恋兵权，毫无个人野心。蒋介石因此也就放心重用，甚至加以容忍。
    张治中自从结识蒋介石，直到1949年，蒋对他一直是厚爱有加，一贯予以赏识、提拔、重用,这在史学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从政治观点看，张治中一生主张联共，蒋介石却把“剿共”作为终生职志；从用人标准看，蒋介石“从来依赖‘三缘’——血缘、学缘和地缘”，可张治中至多也只能与蒋牵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先后同学，但这不足以使蒋非得赏识、重用他不可。本文试就毕生主张亲苏联共的张治中同极端反苏反共的蒋介石能够长期共处并得以重用的原因作一探讨。
                              一、感恩知遇的旧伦理观，使张对蒋竭智尽忠，让蒋欢心
    进人黄埔前，张治中的经历坎坷不平。在几年的流浪生活中，他受尽了艰辛和磨难，饱尝了世态炎凉，曾当过阔少爷的伴读、门房、“备补兵”、“备补警察”。辛亥革命给张治中个人命运带来了转机，1912年11月至1916年11月，张得以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时，在多次请求服役边疆为国效忠而“不可以”的情况下，只好进倪嗣冲的腐败的安武军里任见习军官。为了使自己不致“被拖下水”，不致“被淹没在腐败与不义的命运中”，张治中“决心离开这腐败的烂队伍。”随后，张治中又过着七八年四处奔走居无定所的军旅生活，曾经三下广东，二去福建，二进四川。而军旅生活的危险与精神上的无所依归仍旧伴随着他，并没有人能够给他提供施展才华的更大空间。但值得欣慰的是在两次人闽的过程中，张治中结识了王懋功，后来，“正是通过王懋功，使得张得以接近蒋介石，从而奠定了他在国民党内发展的基础”。 蒋介石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从保定同学口中，知道张治中善于用兵，勇于作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而在黄埔军校召开的各种军事训练会议时，张都积极参加，献计献策，初步得到蒋的赏识。从此张治中才时来运转，脱颖而出，一贯得到蒋介石的赏识、提拔和重用。
    张治中出身贫苦家庭，所受的教育基本是传统教育，“在私塾一共读了十年”，至于所学内容，无非《四书》、《五经》一类线装书。通过苦读、苦背，在“装满一肚子线装书的字句”的同时， 也完全接受了“君劳臣忧，君辱臣死”和感恩知遇，道义难忘等一套旧的伦理观念。为了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张治中对蒋介石则竭智尽忠，忠心耿耿，时刻为维护蒋的领导与统治打算。”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肯讲话的人，看到的、想到的，应该讲的，就随时向蒋陈述、贡献。”这也使蒋觉察到张对自己的忠诚，而蒋为树立个人权威，也特别需要部下的忠诚不二。
    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昌，国民革命的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三镇。为了更有效地控制部队，蒋“叫我办学兵团，造就可以供应三个师的班长和基层干部。”与此同时，蒋又在武昌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并任命张担任分校的教育长，学兵团也成为分校的一部分。张治中到校不久，武汉与南昌方面的斗争便日益激烈。1927年1月，蒋介石电召张到南昌，单独跟他谈了半天，当明白张依然是站在拥护自己的立场上时，蒋比较满意。而此时，邓演达也在做争取张的工作，要张公开表示反蒋。张治中随着蒋介石反共活动的加紧进行，武汉军分校多数人的反蒋态度日益激烈，便明白告诉邓：“我可以打电报劝蒋，但要我反蒋是做不到的。”3月，张治中被再次召到南昌，蒋见到张后，直截了当地就说，“赶快回去，把学兵团带出来，”“免得你在武汉当俘虏”。回到武昌后，当他提出要带学兵团东征的要求时，被邓演达毫无通融余地地拒绝了，同时还要他辞去学兵团团长和军分校教育长的职务。当时，张治中内心非常矛盾，要论政治主张，他应跟着邓演达走；但蒋的知遇之恩，又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背叛蒋。3月下旬，在辞掉学兵团团长和教育长职务后，黯然离汉赴沪，当蒋见到张后，面带轻松的笑容说：“啊！文白也来了。”言辞间流露出对张的忠诚的满意。8月13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纵有蒋的“你没什么，还是留在南京好”的叮嘱， 而张为表示与蒋同进退，随后也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在训练处的工作。
    蒋介石定都南京后，便开始筹划建立一所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军校，以取代黄埔、武汉军校的地位。经过紧张筹备，1927年11月，该校正式定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按章程规定：“教育长承校务委员会及校长之命，处理全校一切事宜，如校长因故不能到校时，得代行其职权。”由此可见，教育长实际是军校日常工作负责人。蒋介石以黄埔起家，深知军校教育的重要，一贯视军校为禁地，不容他人插足，控制很严。由于蒋深知张治中对军事教育向来有经验，有兴趣，有办法。张一经请求，蒋立予同意。从1928年秋至1937年春，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整整十年，从中不难看出蒋对张的信任程度。在军校任职期间，张不仅倾注了全部精力和时间，而且竭力宣扬蒋介石的“功绩”和“修养”，不避吹喇叭、抬轿子之嫌，“用意就是在巩固人们对他的信仰，加强他对革命的领导。”办学之初，蒋介石提出了军校的教育方针，即“开明专制绝对服从”。为了做到认识统一，思想集中。张治中解释道：所谓“开明专制”，“不过根据党的纪律学校规则之要求，而使用一种强制手段来执行罢了”；所谓“绝对服从”，就是“服从党的纪律、学校规则和革命领袖蒋校长的意旨”。其中心旨意又在服从蒋介石。“绝对服从要做到什么程度呢？好比我说这白纸是黑的，那末你就要说是黑的，不许说是白的。”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这不正是对蒋介石一贯宣扬的“凡是我的学生都应当盲从我”的最好贯彻吗！ 我们为什么要拥护革命领袖呢？张治中进一步解释道：“中国现在处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候”，“不论在政治方面，或社会方面，无容讳言，都是没有真正统一，”其原因就在于缺少中心领袖。而谁又能担此重任呢？张治中终于在《蒋校长之人格与修养》的演讲中给出了答案：“校长蒋先生，他是完全具备了革命领袖的条件，无论在哪方面都是值得我们拥护的。”“我们只有诚心诚意拥护我们的革命领袖；努力革命事业，我们才有报仇雪耻，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希望”。由此可见，张治中确实尽到了为蒋“分劳分忧”之责，而蒋介石“把张放在教育长岗位上也算是知人善任，看准的就是张的忠心”。
    总之，在张治中与蒋介石相处的岁月里，张治中对蒋感恩戴德、忠心耿耿的史实不胜枚举。正是由于张治中一贯把“士为知己者死”的儒家思想奉为最高信条，即便明知蒋的错误和终必失败，宁可上万言书，竭尽忠言，喋喋不休，也不愿背离蒋。所以，蒋不仅对张的联俄联共主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而且能一贯赏识他、重用他。
                                 二、不搞小派系，不留恋兵权，毫无野心，让蒋放心
    在蒋手下，肝脑涂地愿意为蒋尽其忠的不乏其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象张治中那样一贯得到蒋的赏识、提拔和重用。张治中对蒋忠心不二只是蒋介石重用他的先决和必要条件，而张治中从不搞小派系，不留恋兵权，毫无野心，则是蒋重用他的另一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可谓派系林立，你争我夺。诸如政学系、CC系、黄埔系、中统、军统、桂系、四大家族等等，都是蒋家王朝反动统治的支柱。而到抗战开始时，集团军、军、师、旅一级高级将领，多数出身于黄埔。何应钦、陈诚为了培植各自个人势力，分头拉拢，并自成体系。可张治中从黄埔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专事军事教育十多年，真正是桃李满天下，完全有条件、有资格去和何、陈争夺。但他却从不搞小派系、小组织，即使是“他的至亲，都不摆在自己领导范围内。他的胞弟张本舜原任吴忠信手下的新疆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治中一到新疆，就让他辞职离去。”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他没有个人野心，这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中，他是独特的。蒋介石是一个权利欲极强的人，自己爬到最高位置后，必然要时刻提防来自周围的潜在的威胁。蒋介石对何应钦、张治中虽然都是从大革命起开始赏识、提拔和重用，但何由于在1928年蒋介石下野和1936年西安事变时，显露出了取而代之的野心，所以“蒋对张放心，对何防之，其根本原因在此。”
    近代中国是“群雄”并起，割据称雄的时代，一般军人的最大夙愿莫非是能够掌握一支军队，拥有军权。因为他们深知：谁拥有了军权，谁就拥有了政治资本。而张治中的想法却与众不同，他在中央军校的任职期间，先后“五绾兵符”，如果想握有兵权，并不困难，但他却每次带完兵后，都主动要求解甲归校，从不拥兵自重。
    1929年10月蒋冯大战爆发，武汉是蒋军的后方重镇，遂决定设立武汉行营，并委任张治中为行营主任。张治中仅凭几千名军校学生，坐镇武汉，出色完成了武汉三镇的卫戍勤务。大战临近结束时，张请求蒋准予把学生撤回南京，30日，蒋下令张治中结束行营工作。12月3日，他率领学生军回到中央军校任内。
    中原大战爆发前的半年间，张治中受命编组新军，到1930年的2、3月间，陆续编成了步兵教导第一旅、第二旅共6个团，炮兵2个团，骑兵、工兵、辎重各1个团以及学兵营、战车队。5月，奉蒋令将该部定名为教导第二师，任命张为师长。教二师是当时最大最新的一个师，“虽然训练时间不长，但编制齐全，所有枪械均系新制”，且“各级官佐均为黄埔出身，堪称蒋介石手下的示范部队。” 5月底，张奉命率领教导第二师北上参战。陇海战役结束后，“蒋已不预备让我再回军校，内定冯轶裴继任教育长”。在别人看来，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但张知道这个消息后，却坚辞教二师师长，向蒋说：“现在师长人选比较容易找，至于本教育长这一职务，还是我来吧”。
    “一二八”淞沪战役中，张治中奉命担任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增援十九路军抗战。《淞沪停战协定》签定后，张回到南京，“何应钦告诉我，已经内定朱绍良为军校教育长，还是要我去带兵。”第五军是当时的一支劲旅，张治中再一次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别人梦寐以求的机会，理应感到高兴，可张治中考虑后对何说：“教育长还是我相宜些，军长给朱绍良或其他人均可以，我愿意当教育长。”并向蒋“恳切地请辞军职，幸蒙允许”。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独立，张治中任第四路军总指挥，提师入闽作战。回师后，张再次交卸兵权，仍回中央军校，继续担任他的教育长。
    从中不难看出，在蒋介石需要时，张治中一次次挺身而出，为蒋弛聘疆场。完成任务后，又能一次次主动交出兵权。一方面表明了他对蒋要求军人的“顺逆之分”、“公私之辨”是体会于心，身体力行的；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并不留意兵权，政治上毫无野心。对于这样一位没有丝毫个人野心的“忠臣”，蒋介石自然非常满意，重用之又有何碍！
                                      三、在国共和谈中，蒋介石不得不倚重张治中
    蒋介石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从来就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即通过武力“剿灭”中共。但在战争未准备好之前，往往采用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与中共进行和谈，以争取时间。而这种与中共周旋的重任，在1941年以后，每每落在了张治中的肩上。
    就整个国民党上层集团来看，张治中确实是一位比较合适的人选。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张治中就“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同志时相过从，曾为维护国共两党团结而努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躲避参与对中共的军事“围剿”，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任上一呆就是十年，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并且与中共及其领袖人物维护着良好关系。在政治主张上，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对国内问题，他力主用政治方式解决，通过和谈以达到国共合作。因此，他的对外形象与政治主张使他适宜于与中共打交道。从与蒋的个人关系来看，蒋张关系比较亲近，对于张治中的忠诚，蒋介石是深信不疑的。再加上张没有派系，毫无个人野心，让他出面与中共接触，蒋介石比较放心。而随着中共势力的不断强大，“蒋介石也需要张治中这样的人物作缓冲，在形势需要时与中共应付。”由于张治中对国共合作、国内和平抱有“痴心梦想”，也乐于为之奔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美英苏三国合作不断增强，并都希望中国稳定，这直接影响到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在国内，由皖南事变而引发的国内与党内的矛盾分歧的激化，财政经济危机的加深，以及中共一直坚持争取国共关系好转的政策，都促使蒋介石不得不谋求两党关系的改善。1942年7至8月，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要好好解决国内问题，并指定张治中和刘斐为代表同中共谈判。这是张治中第一次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进行谈判。双方先后谈了八个月之久，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了四条要求。张治中认为中共已经作出了很大让步，是“应该可以接受的条款”，而蒋介石却不置可否，此事就此搁置了下来，历时八个月的谈判成为空谈。但从此“他作为国民党处理国共关系的重要角色而登场，参加了国共之间的几乎所有重要交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需要时间；完成内战的部署，更需要时间。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和压力，蒋介石又不得不用“和”的一手，把张治中等人推出去，接二连三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双方虽然签定了《双十协定》，但第三天蒋介石就下达了“剿匪”密令。
    重庆谈判后，张治中飞往新疆，与三区代表谈判新疆问题。在此期间，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受挫，美苏两大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又派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争端。为了敷衍国内外舆论及美国的压力，蒋介石又用上了和的一手，而蒋介石与中共言和，少不了张的周旋，因此连连致电，称“此间有事待理，希即暂时回渝为要，” 并派路过迪化的将经国催驾。张治中回来后，积极参加了整军谈判、东北谈判以及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为维护国内和平而奔走。而蒋介石出于他一贯敌视中共的立场，对战后与中共达成的诸项协议一直心存不甘，在关内一时不便动武的情况下，决断先在东北动武。因此，在东北调处协议刚刚签署后，蒋就态度强硬地指示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政府军队为接受主权进入东北境内之行动，不受任何之限制。”至此，三人军事小组会议已接近尾声，万般无奈的张治中只得黯然卸去三人小组之职，第三次飞越天山。同年6月，在一切准备就绪后，蒋介石终于大打出手，掀起全面内战。战的一手出笼，和的一手自然只有休息。张治中苦心积虑、付出大量心血而谈成的一系列协议全部化为一张废纸，懊丧的心情不言而喻。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虽然被迫下野，由李宗仁出面主和，但当张治中当面请求回西北去时，却遭到蒋的制止，蒋严肃地对张治中说：“我既然决定下野，以后就要和谈，你怎么能走？你应该听我的话！”显然，蒋为了达到下野后幕后操纵的目的，不仅需要李宗仁当傀儡，也需要张治中等去负责和谈，和中共去周旋。从而取得喘息的时间，然后有朝一日卷土重来。这是蒋介石玩弄反革命和、战两手的最后一次，而棋子仍是张治中。
    在历次和谈中，张治中虽然出于维护国共合作和国内和平的良好愿望，但终究无法摆脱国民党右派路线的桎梏，不论蒋介石每次重开和谈的目的是什么，他都一概离不开为国民党着想，为维护蒋介石的反对统治着想，竭尽全力，以达到蒋介石的愿望。在北平和谈中，为把“战犯”一条从和平协定中删去，而不遗余力，就是为蒋介石打算的突出例证。因此，张的和谈活动，在客观上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出了力，帮了忙，成为蒋介石和的一手的重要工具。
    张治中与蒋介石具有长期而极端密切的关系。蒋对张从大革命起，一贯赏识、提拔、重用；而张又出于一种感恩知遇、道义难忘的旧伦理观念，对蒋竭智尽忠，鞠躬尽瘁，时刻为维护蒋的领导与统治打算。两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铸就了一条血肉难分的人际关系的纽带，张对蒋的忠心耿耿是蒋重用张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蒋张关系中的一根主线。张治中从不搞小派系，不留念兵权，毫无个人野心，是蒋重用他、信任他的根本原因。由于张治中与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蒋介石又把他当作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来使用，张治中在客观上成了蒋介石推行对中共和谈政策或应付国际压力的重要工具。随着中共势力的不断强大，这种工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某些时候又是非常重要的，这又加重了蒋对张某种程度的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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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传珠谈为什么邓华与黄永胜对调(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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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紧要关头，我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迅速、果断地于7月7日作出组成东北边防军的决定，命令第4野战军第13兵团(第13兵团是中央军委的战略机动兵团)所属的第38、第39、第40军，并3个炮兵师(炮兵第1、第2、第8师)，务必于7月15日开始向东北开进，并调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任第13兵团司令员。
面对在很短时间内所发生的这些新的重大情况，我作为在统帅部和高级领导同志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参谋人员，机敏地预感到一场新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要打起来了，而且可能是到国外，到朝鲜去同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打，这就是要打现代化的大仗了。
于是，我毅然去找邓华司令员，恳切地请求跟他赴东北。邓华望着站在面前与自己朝夕相处、完全可以信赖的作战科长，深情地说：“我没有料到会调我到第13兵团去任职。我会带你去，一定带你去!”接着又说道：“我经过深思熟虑后，已经请示4野总部和中央军委请求批准把第15兵团机关都带去。眼下形势相当严峻，说不定很快就要同美国侵略军交手。对第13兵团3个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和部队情况我很熟悉，可是对第13兵团机关就不了解了。况且，我现在所要考虑的，是在没有海空军支援，特别是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以我军的劣势装备，又是主要靠两条腿走路，如何同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机械化的美国军队打仗等问题，而没有时间去了解和熟悉新的指挥机构。向上级首长提出这样的请求，的确也是出于无奈。”
我理解了邓司令员的心情和意图，立即说道： “司令，’我认为您的理由很充分，4野首长和军委首长会批准的。”
7月15日，4野总部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批准了第13兵团与第15兵团番号与机关的对调，将第38、第39、第40军及3个炮兵师划归新的第13兵团建制指挥，令邓华率原第15兵团部(即新改番号的第13兵团部)7月18日由广州乘火车北上，开赴东北。
第13兵团的司令员是黄永胜，为什么调邓华到第13兵团任司令员呢?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我心中对这个疑团，想来想去总是解不开。邓华与黄永胜都是兵团司令，为什么要对调呢?这个疑团我不能去问别人，这既是军事秘密，也是人事调动的秘密。但我很想解开这个疑团。我想只有去找兵团政委赖传珠，我在赖政委领导下工作几年了，他很了解我，有些话也愿意和我说，我在他面前说话可以无所顾忌。我到他的住处直接问他，我说：“政委，我有一件事搞不明白，想问您，又怕您批评我。”
赖政委说：“什么事?到我这儿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我说：“为什么要将邓司令调到第13兵团，而将第13兵团司令黄永胜调到第15兵团来呢?”
赖政委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说： “政委，您刚才说在您这儿什么都可说，我才说的。第13兵团开赴东北是要出国打仗的，为什么不要黄司令去，而要邓司令去?”
赖政委笑着对我说： “这两位司令你都熟悉，你还猜不着，真傻。” ，
我说：“猜是猜了，因不知对不对。所以我就来问政委。”
赖政委说：“你说说看。”
我说： “一是黄司令最近带了几个干部到香港去玩，挨了四野总部的批评，二是邓司令指挥打海南岛打了大胜仗。”
赖政委说：“你猜的有点边。你猜的只是现在的事，对人事的安排还要从历史上、从各方面全面来考虑。我告诉你吧，4野首长和军委首长研究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决定将战略机动兵团——第13兵团调东北。上级首长们认为黄永胜打仗不如邓华，黄还爱玩，从各方面比较，邓比黄要强。而且第13兵团所属3个军都是四野的主力军，必须要有一名更强的兵团司令去才好指挥。因此，就决定邓与黄对调。这次调动出乎我们意料。在周恩来副主席主持的国防会议上，讨论调第13兵团开赴东北时，认为黄永胜难以胜任，决定以邓华替换黄永胜任第13兵团司令员。
周恩来、聂荣臻报告毛泽东主席，当即被批准。邓华接到命令后，他向四野首长和中央军委提出，不能只要他一个人去，要将第15兵团机关全部带去，以便于指挥，因此，他建议将两个兵团部也对调一下。四野总部和军委首长考虑到打仗要紧，邓提的意见也合理，就同意两个兵团部对调，而且将两个兵团的番号也对调。这些情况本来不想告诉你，你这次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我也相信你，对你也不必隐瞒。”他停了一下又说：“我要提醒你注意，这件事只有你知道就行了，不准再去告诉别的人，听懂了吗?”
我说：“呵!原来如此。我听懂了，我一定严守秘密。政委还不放心我吗?”对邓、黄两人对调的事，我一直在心里埋藏了40多年，现在才说出来。
我又问：“政委是不是同时走?”
赖玫委说： “你们先走吧，我在地方上还有些事情要交代，叶(剑英)参座要我晚些走。”他又笑着对我说： “你看我这么胖，能走得动吗?我身体不好，还想检查一下身体，我会到安东(即现在的丹东)去的。”
我都明白了，就不多问多说了。
在这里要注明说一下，当时对叶剑英同志为什么称“参座”。
这是在抗战时期，叶剑英同志随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当时蒋介石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高级将领尊称蒋介石为“委座”。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有位领导同志对叶剑英同志说，国民党称蒋介石“委座”，你是八路军参谋长，我们就称你为“参座”。从此对叶剑英同志就称呼“参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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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十八师师长史说将军其人】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926215251_0_4.html


                                                               编著 灵犀一指







                                                              一、




    史说（1910-1994），别号习之，浙江富阳人。生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9月出生于富阳东南山区史家山自然村，先后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南京交通技术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交通科、陆军大学第十期毕业。

    1930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入军事委员会交通处供职，后调南京中央南军军官学校任战术教官。

    1935年4月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十期，留陆军大学任教，后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抗战后，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湖南省政府高级参议，湖南省保安处第一科科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教育科科长，中央通信兵学校教育处处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军务处处长。

    1944年夏任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一军参谋长。史说参加印缅抗战。

    1946年年底因为李鸿晋升新一军副军长而任新编第一军第三十八师师长，1947年8月史说晋升新编第七军副军长。

    1948年10月，三十八岁的史说在长春随郑洞国等部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说任东北军区司令部研究员、东北军政学校战术教员。

    1955年，四十五岁的史说转业地方，任哈尔滨第一中学及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教员。

    1960年，五十岁的史说调上海任比东中学、向明中学教员。1970年退休，成为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平时看看报纸，听听收音机，言行谨慎。

    1980年，政治形势好转，七十岁的史说担任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兼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委员，进入上海市参事室主任，担任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及顾问，第七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委员。有了一定社会地位。

    1994年9月25日，史说于上海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著有《国民党陆军制度述略》，《我所了解的孙立人》，《新编第七军在长春》，《从八莫之役到凯旋回国》等。

    史说妻郑铨，杭县人，1918年生，生有一子二女：子史庭楣，1938年1月生，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娶妻孙苹澄，1946年3月生。长女史小楣，1940年6月生，浙大化工系毕业，嫁上海。次女史维，1956年7月生，嫁广东。史庭楣有一子史杰夫，1972年12月生，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杜克大学博士研究生。



                                                           二、




    1947年4月26日，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被免职，由五十师师长潘裕昆任军长，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任副军长。

    1947年5月，李鸿率部进驻长春，李鸿兼任长春警备司令。

    1947年7月，蒋介石将孙立人调离东北出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官，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负责全国国防新军训练的重任，从新一军调走四百多军官。林彪部队流传“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兵”，但杜聿明屡次发电向蒋介石批评孙立人，二人不睦。传闻孙立人离开的消息一传到后，毛泽东开庆祝会道：“我们唯一的敌人被杜聿明赶走了，东北将是我们的天下了。”

    1947年8月12日，陈诚来到东北，接任东北行辕主任。

    1947年8月底，新三十八师离开沈阳回到长春，归还新一军建制，三个师都驻扎在长春。

    陈诚一主政东北，就将成建制的伪满军队从保安团改编为暂编师，并用他们组建新的野战军。

    计有：

    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

    新六军暂编六十二师；

    新三军暂编五十九师；

    新七军暂编五十六师、暂编六十一师；

    新八军暂编五十四师、暂编五十五师；

    第五十二军暂编五十八师；

    第五十三军暂编三十师；

    第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


    在吉林长春建立的暂编师有：

    暂五十六师是伪满洲国1944年年末组建的一支部队，后来改为国民党东北第十一保安支队，1947年9月依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命令，部队被改编为暂编第五十六师，刘德溥任师长，后换成新七军参谋长张炳言，列入新七军序列。

    11月10日，东北行辕宣布把在长春市的新一军和归新一军指挥的三个暂编师扩为两个军：

    以五十师、新三十师、暂五十三师和新一军直属部队编为新一军，军长潘裕昆；

    新三十八师、暂五十六师、暂六十一师编为新七军，李鸿升任新七军中将军长，新七军副军长为新三十八师长史说（原新一军参谋长，接替担任新一军副军长的李鸿担任师长），新七军参谋长为龙国钧（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新三十八师只有一一四团基本没受到过损失，一一二团和一一三团都是成建制被歼后补充重建的，一万一千人；

    暂五十六师有七千人，是原伪满铁石部队改的，被消灭过几次，虽屡经补充，但后来实力不到三千人，在新七军中最差；

    暂六十一师有七千人，也是东北地方保安部队改编。保安第三支队及嫩江保安队改编成三个团，营连干部大部分为新一军三十师所派，士兵大部分为东北人。

    新七军下辖：

    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为陈鸣人，副师长彭克立，参谋长李性常；一一二团团长李克己、副团长陈新功，一一三团团长曾长云、副团长蒋又新，一一四团团长陆心仁、副团长袁启俊；

    暂编第五十六师，张炳言任师长，副师长王正国，参谋长刘大名；一团团长汤克振、二团团长舒  剑、二团副团长赵建群、三团团长方维藩；张炳言是新一军副参谋长调任新七军参谋长，后来接替刘德溥的暂五十六师师长。不久，暂五十六师增编为甲种师，配以原新编第一军留长春的武器，补充兵员，加强人事，调换干部。

    暂编第六十一师，邓士富任师长，副师长宁  伟，参谋长曾德辉，政工主任吴祥伯，一团团长李卓成、二团团长姚凤翔、三团团长黄  醒。邓士富是三十八师副师长调任的，宁伟是从新六军十四师副师长调任的，曾德辉是由新一军五十师一四八团副团长调任的。军官均换为南方人，营连干部多为新编第一军第三十师所派，并有一部分南方老兵，战斗力较强于暂编第五十六师。

    新七军总共三万二千人，全军以三O步枪为多，军属一个炮兵营，共有榴弹炮十二门（后调给六十军一个连计四门榴弹炮），另直属辎车营、工兵营、通讯连、运输大队。

    新七军的第一主力毫无疑问是新三十八师。

    新三十八师虽受过打击，但仍是据守长春各支部队中兵力最强的、装备也最好的，大体上保持着印缅时的水平：每班有轻机枪一挺，正副班长都配有冲锋枪；每排有六0迫击炮二门；每连有重机枪八挺，火箭排有小火箭炮四门；团迫击炮连有八一迫击炮十二门，战防炮连有三七战防炮八门；师有一个师属七五山炮营，有山炮十二门，全师有兵员一万一千人余人，大小汽车三百辆。

    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一一三团是重新组建的，一一二团团长由威名赫赫的营长李克己出任，一一三团团长由副团长曾长云担任，一一四团原团长彭克立已升任副师长，团长由陆心仁担任，副团长是袁启俊。   

    一一二团团长李克己（于邦之战一战成名）、副团长陈新功。在一一二团主力老爷岭战斗被歼灭之后，新三十八师以幸存突围的第一营成为重建一一二团的基础，这个营骨干就是大龙河血战的主力营。

    一一三团团长曾长云、副团长蒋又新（其塔木守军营长）。芒友同十一集团军会师时，会师的那片山头场地就是曾长云率一营攻占的。一一三团是张麻子沟没有被俘的副团长曾长云和其塔木突围成功的第一营长蒋又新重建的部队，突围的一营补充新兵四百多人，仍旧是第一营；一一三团留守处和野战医院的归队伤病员以及师部一个搜索连组建新的第二营；第三营是是直属部队搜索营、通信营、工兵营各自抽调一个连组建。   

    新三十八师司令部设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军医处；新三十八师直属工兵营、通讯营、炮兵营、辎重营、特务连、防毒排、野战医院；

    新七军编成后，主要在长春地区担任守备任务。

    1947年底，新一军南调沈阳参加陈诚指挥的三路出击之战，只留下新七军困守长春。







                                                           三、




　　1948年7月19日，卫立煌命郑洞国守长春，牵制共产党军大批主力南下。最初，长春守军还禁止居民出城。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8月1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哨卡，不准进哨卡，将大量居民疏散出城。这就是国民党军的“驱民养军”政策，以降低市内粮食的消耗。

　　7月20日，中共东北局讨论认为攻打长春一举全歼守军没有把握，应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为好，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

    7月22日，中央军委回电赞同。

　　鉴于城内居民成分的复杂，尤其是有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化装成难民试图混出城去，围城部队开始时一度对长春的出城者严格审查后才予以放行，大量饥民滞留在城外中间地带，又不被守军准许回城里，结果出现了大批死亡。围城部队发现中间地带有饥民大量死亡的现象后，于8月中旬下令在指定哨卡一律放饥民过封锁线，并对出城的饥民予以救济。出城的难民共被收容了十五万余人。


    8月4日至6日，国府国防部在南京召开军师会议，会上曾讨论从东北撤退，固守华中之部署，但因失去东北在国内外影响太大，故未果。

    9月底解放军主力挥师南下北宁线，六纵、十二纵也奉命调往通江口、开原一线，肖劲光指挥独立第六、七、八、九、十师和后调来的独立第十一师六个师，以及地方部队继续围困长春。

    钟伟的部队于9月30日从驻地出发，向南兼程前进，行军中边走边动员，指战员情绪高昂，斗志旺盛。经八天行军，于10月8日进至开原一带。

    这时，蒋介石认为我军主力南下，围长力量必然空虚，乃令郑洞国率部突围。

    郑洞国遂以其新三十八师、保安旅等部，连续向我大房身机场阵地攻击，企图迷惑我军，以达向南突围之目的。

    同时，沈阳出援之敌也有攻占彰武切断我后方交通的征候。

    面对这种情况，东总命令十二纵以一个师迅速回返四平；另两个师就地做好战斗准备。

    钟伟等纵队领导立即进行了研究和分工，确定三十六师北返向四平急进，由钟伟司令员去三十六师进行传达和部署。

    三十六师受命后，不顾疲劳，于8日晚出发，连夜向四平开进，准备堵截长春突围之敌。

    在此期间，蒋介石组织的东、西两个援锦兵团，正实施东西对进，为确保攻克锦州全胜，十二纵奉命率三十四师、三十五两师于12日进至通江口一带待机。

    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蒋认为共军主力南下，围困长春力量空虚，因此命郑洞国趁机率部突围。

    10月4日下午，郑洞国与曾泽生通话，要六十军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

    10月7日至8日，郑洞国集中新三十八师等两个师组织了一次试探性突围攻击，攻击长春以西的大房身机场方向独立第六师阵地，受到解放军阻击。

    10月14日，解放军向锦州发起总攻，经过三十一小时激战，最终攻占锦州，锦州国军十万余人全数被歼，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被俘。

    锦州被共军占领后，使东北国军从陆路撤退的道路切断，东北战场形势剧变。

   10月17日下午，东北“剿总”发来电令，命郑洞国于18日上午率部从第六师军防地向外突围，届时将派飞机轰炸掩护，郑洞国立即在兵团部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突围部署。新七军军长李鸿生病，除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等将领外，还有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吉林市管区司令李寓春、军统北满站站长项乃光，以及蒋介石于5月间派来长春的两名督战官李克廷、肖树瑶等人。

    郑洞国首先宣读了东北“剿总”电令，然后请大家发言。

    在座的新七军将领们都低头不语，惟崔垂言、项乃光等人坚持要突围。但郑洞国深知，此时此刻，实际带兵将领们的态度才是突围的关键，郑只好指名问史说:“突围的事你看怎么办好?”

    史说没精打采地答道:“现在突围是突不出去的，只不过是又要无辜地死伤几万人罢了。”

    这时，项乃光忽然奔到史说面前，用手指着史说厉声责问:“我们必须突围，拖也要把队伍拖到长白山去打游击。难道你们新七军就这样无用吗?”

    史说闻言，满面怒色地站起来，一句也没有说，便拂袖而去。史说一走，会也就只好不欢而散了。

    10月18日，周恩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以黄埔旧谊敦促他“起义”，写道“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

    18日晨，史说与龙国钧商量，认为军心已经涣散，坚持下去必然将全军引入死路，遂决定派代表与解放军联系。恰在这时，新七军暂第六十一师第二团团长姚凤翔和该师政工处主任吴祥伯已与解放军独立第九师第二团团长周黎见面交换了意见。为便于双方联络，还架设了电话线，这给新七军的投诚联系创造了条件。正在史说和龙国钧商议谈判人选时，新七军政工处长杨天挺、炮兵指挥官王及人和姚凤翔来到军部。他们对史说说:“如此形势，不能打了，应速作决定，何不派人与解放军联系?”史说当即回答:“就派你们三人去。”

    杨天挺、王及人、姚凤翔立即返回姚的团部，会同吴祥伯一同到达解放军城内临时指挥所(原第六十军暂第二十一师第三团团部驻地，现吉林省建筑机械厂)，首次代表新七军与解放军开始谈判投诚事宜，要求向解放军集体投诚，不必零星接收。

    新七军提出的保证是，不破坏武器、仓库，所有机要文件表册一律交出。

    当时，解放军分析其诚意时，认为新七军新三十八师等部虽是蒋介石之嫡系，但为保全个人生命财产安全，不愿再为蒋介石卖命，可能是真心不想再打了。可是，前来谈判的代表中，不是主要负责军官，且当日国民党军飞机又不断来轰炸，解放军为防其缓兵之计，遂提出如下先决条件:(1)应出具郑洞国的亲笔信件，以示郑重；(2)交出全军所有人员、枪械、弹药、仓库的详细统计;(3)首先交出所有重武器。

    前来谈判的四名代表完全同意，并答应回去报告。

   18日下午，郑洞国来到新七军军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督促按照“上峰”的命令突围。

    各将领都默不作声，经郑再三催促，史说才开了腔:“眼下官兵饿得腿脚浮肿，行军困难，况且途中还有共军拦截，这些情况司令您是深知的。要是能够突围，我们干吗还要等到今天哪!”

    接着，暂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大胆地说:“我的部队不能打了。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建议司令官暂时维持现状，再徐图别策吧。”

    邓士富原来是新三十八师副师长，他的发言表明王牌部队的将领也已经动摇了。

     郑洞国看会议毫无希望，只好宣布散会。史说、龙国钧想留郑在军部吃晚饭，然后再告以与解放军接洽情况。郑却担心史、龙二人挟持他向解放军投降，坏了自己的“名声”，便突然站起身来，一言不发，冲门而去。史、龙两人追至门外，郑已乘车离去。

    杨天挺、王及人、姚凤翔返回军部汇报了与解放军第二次洽商的情况，并捎回周恩来副主席致郑洞国的信和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致新七军的信。

    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和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看过信后，认为新七军军长李鸿正患病卧床，而他们两人的号召力有限，难于服众，如果起义，可能会发生动乱，引起内部残杀;如寄希望于兵团来领导，郑洞国的态度仍很顽固。故决定全军自动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于是，史、龙遂令杨天挺等人继续与解放军谈判，要王及人将几门重炮同炮兵们一并交给了解放军。

    10月18日晚11时，新七军李鸿派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新七军军部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副处长杨天挺，副官处副处长杨振汉，暂第六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祥伯等人为代表，与解放军第一兵团参谋长解方商洽投共，达成协议。

    10月19日晨5时30分，达成协议。解放军全权代表解沛然，新七军代表杨天挺、宁伟、彭克立、涂尚均、王及人、吴祥伯、姚凤翔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

    龙国钧为了最后争取郑洞国能与他们一起参加起义行动，于19日晨驱车来到郑洞国兵团部所在地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杨友梅将龙迎进郑洞国的卧室。

    此时，郑侧身蒙被躺在床上，蒋介石派来的两位督战官坐在沙发上。杨友梅附在郑的耳边轻声说道:“司令官，龙参谋长有事来见您。”可是讲了两遍郑都没应声。过了一会儿，郑才闭着眼睛问道:“龙参谋长有什么事?”龙平静地说:“现在军部正在开营级以上部队长会议，希望司令官去主持一下。”郑问:“你们李军长呢?他们为什么不亲自主持?”龙答:“李军长正在患病，无法主持会议。史副军长正主持会议，但有些重大问题尚待决定，倘若司令官亲自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些。”其实，杨友梅在龙来之前，已将新七军决定放下武器的消息告诉了郑，所以郑在龙讲完后不立即作答。大约过了几分钟，郑忽然撑起身，指着龙国钧厉声问道:“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逼我呢?!”郑说完这几句话，又默不作声地侧身躺下。

    龙国钧听了郑的指责，深感自己处境危险，便无意再做争取的工作，找了一个借口，起身告退，返回军部了。

    10月19日，郑洞国接到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的通报，说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全军放下武器。郑洞国厉声骂道：“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

    ——新七军放下了武器，意味着整个长春将被东北野战军占领。

    10月19日清晨，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面见郑洞国，报告已经准备投共。上午十时，新七军放下武器，解放军接收西半部防区。至此，长春全部被解放军占领，只有郑洞国兵团总部机关和特务团固守中央银行大楼。解放军没有采取武力攻占，郑洞国部下（一说杨友梅）与解放军联络，提出“抵抗”一二日后再投降。

    10月20日晚11时，郑洞国向蒋中正总统发出诀别电报。10月21日凌晨四时，在一阵朝天开枪后，兵团总部举白旗投降。

    当时，长春百业俱废，遍地疮痍，明碉暗堡遍布街头，饿殍横陈。解放军进城后，立即由第一兵团、独立第十一师和中共长春市委领导人组成长春军事管制委员会，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军管会给奄奄一息的居民发放救济粮，10月21日，第一列火车运来三十万斤，连夜发放到居民手中。同时，人民解放军维护社会治安，收容流散在市内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肃清匪特，收缴个人保存的**弹药；清除大街小巷设立的明碉暗堡和各种障碍物;恢复新闻、广播、铁路、市内公共交通和水电等。接着，学校相继复课，商业复市，工厂开工。短短的十天时间，在军管会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军民共同努力，使百孔千疮的长春获得了新生。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哈尔滨公报》：

    于长春放下武器之蒋军第一兵团及新七军全体高级将领，近日已安抵解放区后方。其中主要者计有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陆军中将郑洞国、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新七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副师长彭立克，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参谋长刘大名，六十一师师长郑士富、副师长宁伟等将校军官百余名。人民解放军为欢迎他们放下武器，特派员沿途妥加护送并予以优待，其家属与所有随从人员及全部行李财产均一路同行。他们一路上看见解放军纪律严明，群众庄稼丰收情景，均感到极其新颖，大部表示愿在解放区参观。昨日路经我第一兵团司令部时，一兵团各首长均先后予以接见，并于今日上午设宴招待郑洞国等。新七军军长李鸿，因正在患病，昨日以专车送往后方医院休养治疗。


    据新华社沈阳1949年6月23日电如下：

    去年十月在长春向人民解放军集体投降的前国民党军新七军中将军长李鸿上月底已被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遣送回乡。同时被遣送的还有前该军少将高级参议李性常、六十一师少将师长邓长富、该师三团上校团长黄星、三十八师少将师长陈鸣人、少将副师长彭克立、该师一一三团上校团长曾长云等中校级以上军官十七人。在此以前被遣送还乡的有该军五十六师少将师长张炳言及其眷属。他们在临行前对人民解放军的宽待表示衷心感谢。东北军区自今年四月下旬至六月上旬，曾先后释放在去年辽西及沈阳等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四名。

射声

【新六军第十四师师长龙天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cfb6530102xdr7.html

                                                       编著 灵犀一指




                                                              一、



    龙天武(1906-1983)，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一个书香世家。

    龙天武字啸云,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毕业。后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中央军官训练团将校班第四期、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历任第十八军排长、连长、营长，参加北伐战争和“剿共”各役。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第五十四军第十四师第四十二团团长，第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第十四师独立第二旅旅长，第十四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新编第六军第十四师师长。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长衡会战和缅北会战、雪峰山战役。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龙天武在芷江参与接受日军投降。9月5日，龙天武随新六军由芷江陆续空运南京，担任南京警备任务，并参加日军投降典礼，在全国数百师长中，唯龙天武一人。1948年9月授陆军少将，任新编第三军军长。辽沈战役中龙天武所部被全部被歼灭，龙天武只身逃回沈阳，撤离东北。1949年到台湾，曾任第六军副军长。晋陆军中将。1964年退役，任辅导会主任委员，率荣工子弟，修河道、建水库，筑堤防。还曾任《湖南文献》社务委员。1983年3月12日，龙天武病逝，终年77岁。


　　龙天武，字啸云，1906年5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南圻乡一个书香世家。父子衡熟读经典，兼习歧黄，济世救人，母覃氏贤妻良母，相夫教子，邻里称颂。龙天武幼习孔孟，少怀大志，甫入大学，适革命风潮凤起云涌，龙天武毅然辍学，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后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中央军官训练团将校班第四期、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历任第十八军排长、连长、营长，参加北伐战争和“剿共”各役。属于黄埔系中的陈诚系（土木系）。

    抗日战争

　　1944年4月上旬，日军攻占科希马、英帕尔，印度和伦敦大为震惊。蒙巴顿向中国紧急求救，史迪威晋见蒋介石，请求蒋火速向印度增兵。并由远征军发动进攻，以解英军之危，乘机打通中印公路。蒋介石为了取得更多的美械装备，将第五十四军之第十四师（师长龙天武）、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于4月初紧急空运赴印，随后转运至缅甸密支那，对日军发动进攻。攻克了密支那。远征军乘雨季进行休整扩编，新一军扩编成两个军，即孙立人指挥的新一军和廖耀湘指挥的新六军，龙天武任新六军第十四师师长，下辖第四十团、四十一团、四十二团三个团，分由王起瑞、肖豪、宁蔚任团长。

    反攻缅北

　　同年10月，中国远征军由密支那、孟拱分两路强渡伊洛瓦底江，展开反攻缅北的第二期战斗。廖耀湘率新六军由孟拱直取史维古、围攻滇、缅、泰边区日军协同新一军合围八莫之敌，获颁美国“自由”勋章。11月，侵华日军大举进犯国内独山，贵阳告急，新六军奉令回国驰援，参加雪峰山战役。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龙天武在芷江参与接受日军投降。9月5日，龙天武随新六军由芷江陆续空运南京，在大校场飞机场着陆后，接管日军第六军十川次郎所属部队，担任南京警备任务。并参加日军投降典礼，在全国数百师长中，唯龙天武一人。
内战
　　内战爆发后，龙天武率部首克鞍山。1946年4月8日，国军兵分三路再攻本溪，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从抚顺西南直插本溪北端，在大田家屯东山和太平山北面与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的两个旅展开战斗，师长刘世懋被打伤，军长赵公武仓皇逃出战区。当龙天武率部来到后，受到解放军三纵主力围攻，龙天武部死伤惨重，撤至长岭，再遭重创，师部及一个团先后被消灭，龙天武受伤，副师长以下共伤亡一千三百八十多人，另有六百多人被俘。   
    1948年9月，龙天武新编第三军军长，下辖第十四师、第五十四师、暂五十九师三个师，分别以许颖、宋邦纬、梁铁豹为师长，归第九兵团廖耀湘司令官指挥。9月22日，龙天武晋升陆军少将。

    辽沈战役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至29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攻克河北省的昌黎、北戴河和辽宁省的绥中、兴城，切断了辽西走廊，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以华北和葫芦岛的四个军十一个师组成“东进兵团”，以沈阳地区的龙天武、潘裕昆等五个军十一个师和三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东西对进，以解锦州之围；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整二0七师和新一军暂五十三师、四个守备总队留守沈阳。　

　　10月15日18时，解放军攻克锦州城。廖耀湘率“西进兵团”出辽西后，于13日占领彰武，15日进占新立屯。10月20日，解放军由锦州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疾进，从两侧迂回包围廖耀湘兵团；解放军第五、六纵队由阜新、彰武地区南下，切断廖耀湘兵团往沈阳的退路；解放军第十纵队和第一纵队之第三师在黑山、大虎山布防。10月23日9时，廖耀湘以五个师的兵力攻击黑山、大虎山阵地，连续三天进攻受挫，遂于25日晚下令向营口撤退，行至台安附近便遭到解放军的阻击，廖耀湘回撤沈阳，却被黄永胜的第六纵队堵住去路。凌晨三点，解放军六纵向无梁殿附近的新三军发起攻击，至10月28日拂晓，廖耀湘西进兵团所属的龙天武等五个军十二个师十万余人全部被歼灭，兵团司令廖耀湘被俘，仅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和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只身逃回沈阳。随后，龙天武挤上的最后一架飞机，和卫立煌和赵家骥、潘裕昆等一起撤离东北。

　　不久，龙天武闲居香港，曾在在澳门与潘裕昆等一起打麻将，消闲度日。1949年秋，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胡琏邀龙天武任第十八军军长，龙来到台湾，唯其离军突围之举不为蒋介石谅解，竟三呈而不准。龙天武后任第六军副军长，晋陆军中将。

    1964年，龙天武退役，任辅导会主任委员，率荣工子弟，修河道、建水库，筑堤防。还曾任《湖南文献》社务委员。

    1983年3月12日，龙天武病逝，终年七十七岁。







                                                          二、





    飞赴兰姆伽





     1943年2月中旬，五十四军十四师奉命整训开赴印度。十四师集中云南陆良机场，进行体检，不合格的就留在国内。十四师奉命把全部武器留在国内，分乘五十架运输机分两批运送。飞机从陆良起飞，沿着驼峰航线飞往印度的汀江，飞机速度不快，从喜马拉雅山半山飞过去。遇到气流的时候飞机颠簸得很厉害。下飞机后全部消毒、打十二针预防针，然后全部洗澡。最后每个人领导一个大帆布包，装有外衣、内衣、汗衫、胶布、蚊帐、面罩、胶鞋、皮鞋、袜子、毛巾、洗澡巾、腰带、毛毯、水壶、饭包、饭碗等。十四师的训练是由驻印军的军官队训练，美军教官协助。训练期间部队配备了大批美式装备，兵员素质和士气都有了很大提高。

     1944年5月1日，龙天武接任阙汉骞的第十四师长，飞赴兰姆伽整训，一直到1947年11月10日出任新三军军长。
   


    激战滇缅


    龙天武的第十四师首战密支那。

    密支那战役从1944年5月17日一直打到8月5日。驻印军一共投入第十四师、新三十和五十师三个师以及美军“劫掠者”远程渗透特种团。

    第十四师下属三个步兵团，但是参加密支那战斗的是四十二团和四十一团第二营。

    5月17日，特遣队占领密支那北机场，随即美国派遣工兵和防空部队首先降落在此，修复和保卫机场。史迪威连续向密支那空运了第十四师的第四十一团、四十二团、新三十师的第八十九、九十团、第五十0师的一四九团。各部队不断向日军发动猛攻。但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固抵抗。

    5月18日，增援的步兵陆续坐飞机到达，其中就包括第十四师副师长许颖带领的第四十二团两个营，从第三十师八十九团手里接管了机场的防务。

    总部参谋长柏特诺代表史迪威在密支那设中国驻印军战斗指挥所，执行指挥，5月25日起不顾客观情况多次轻率地发动大规模进攻，致使中、美士兵伤亡惨重，每天只能推进五十至二百米。

    到了5月30日，第四十二团投入攻城战斗。中美军队转入坑道战，同时迅速增派援军，补充弹药。柯柏中校指挥四十二团第一营及各混成队，负责飞机场的安全，美军炮兵协助美军守机场。

    第十四师师长龙天武也来到密支那。南安抗战英雄洪鹭洲回忆：

    “我是在占领机场后的第二天，随新六军十四师师长龙天武及美国军事联络官纽曼中校由列多坐运输机到达密支那。这时机场四周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由于缅甸雨季提前来临，空中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飞机常被地面炮火击毁，导致弹药粮食等供应时断时续，再加上日军凭借坚固的立体工事死守待援，盟军屡次进攻，均损兵折将，无功而还。”

    这样，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和龙天武、胡素、潘裕昆三位师长都来到了密支那前线。

    四十二团一直在密支那西南和在密支那南部的第五十师一五0团担任从南向北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起攻击。

    由于这里是密支那城乡结合部，又有一条东南马路（也叫第一条横马路）突出地段屏障，所以这里的日军阵地异常坚固。

    第四十二团和第一五0团的攻击目标是第一条横马路、锯木厂、火车车站、“八角亭”、“天主教堂”、水塔、印度坟，印度寺庙等地。

    6月29日，美军第209工兵营派出一个连从北机场试图和四十二团联络而误入日军埋伏，生还者寥寥无几。由于美军加拉哈德远程突击团伤亡很大，一千四百只剩下三百人，史迪威把5月从美国送到印度的补充人员二千七百人编成两营，补充加拉哈德团，加拉哈德团原有人员另组成一营。

    十四师四十二团奉命增援北机场，伤亡巨大。

    同一天，第十四师第四十一团第二营从印度的雷多空运密支那，加入战斗，划归第四十二团由四十二团团长宁伟统一指挥。

    第十四师和第五十师在这一带战斗异常艰难。仅仅在车站和“八角亭”就胶着了两个多月。其中团长副团长营长连长多人在攻占被日军视为“坚不可摧”的八角亭被攻破的当天（7月7日）同时遭到日军炮火打击全部身负重伤。

    7月17日以后，包围密支那的各部队大都进入了夺取街市的战斗。右翼一五0团、四十二团、四十一团均已接近南端第一条横马路；左翼八十八团、八十九团第一营到达10日命令指定目标；八十九团(欠第一营)进入西郊缅宝塔以西村落一带。

    在中美军队优势空军和炮兵的轰击下，日军虽屡次补充，仍死伤惨重，只得逐步退守市区。北地区由一一四联队直属队及第三大队、十五机场守备队、气象分遣队担任守备。中地区以一一四联队第二大队及工兵一一二联队一小队任守备。南地区以一四八联队第一大队及第十五铁道兵联队一部、五十五联队及五十六联队伤愈官兵二百余人任守备。由于中美空军每天对市区轮番轰炸，日军为避免伤亡，将防御重兵由市区移向北面西打坡。

    7月20日，八十九团第一营占领了至孙布拉板公路，八十八团第三营占领公路以西。一五0团、四十二团攻克了密支那市米厂、足球场、天主堂、缅人寺及火车修理厂。

    7月21日，驻印军突破第二条横马路。美军战斗工兵第209营右翼与八十九团第一营也取得了联络。

    7月26日，新三十师八十八团与八十九团在铁路与公路的交会点会合。当时由俘虏的口供和当地居民的报告中得知，八莫日军约二千人，汽车二百多辆，正准备增援密支那。指挥部根据这一情报，即令龙天武和许颖指挥四十二团第二、三营，连夜强渡伊洛瓦底江，切断八莫到密支那的交通线，重新调整都置。

    7月28日，中美军队继续向日军发动猛烈攻击。

    7月31日，各部队虽未到达攻击目标，但潘裕昆第五十师攻势凌厉：一五0团已通过第六条马路，一四九团已将火车站全部占领，市区大部分已落入中美联军手中。日军失去大部分市区后，强迫市民到西打坡江边，制作竹筏，准备渡江。

    8月1日，沿江警戒部队，发现日军伤员开始坐竹筏或油桶顺江而下，当即予以击沉。各部队当即加强向敌攻击，以防日军撤退。当天晚上，一五0团到达第七条横马路，新三十师九十团占领了营房修械所，第十四师四十二团正在攻击婉貌，美军已攻占日军城北高地据点西打坡三分之一，包围圈逐渐缩小。

    8月1日，日军开始大规模渡江向荒芜的伊洛瓦底江东岸逃跑时，指挥部马上命令四十二团渡江切断密支那通向八莫的公路，围歼逃窜之敌。

    第十四师四十二团和四十一团第二营是参加密支那战役中国三个师投入兵力最少的一支部队，总数三千二百二十八人，可以理解为一个加强团。但是仅仅从一个团的情况来看，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阵亡：军官三十七人，士兵五百二十三人；负伤：军官二十九人，士兵六百六十四人，合计伤亡一千三百五十三人。伤亡超过三分之一。


    远征军十四师老兵韩灿如中校回忆：

    密支那战役期间，我被调去十四师，在师部参谋处人事科任少校副科长，科长是谭道中校。
    到十四师之初，因为经理部队的人事工作，所以对很多同事记忆犹新。我一翻阅人事档案，发现有好多军校十四期同学，赵振英就在其中，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有此人。时任师长龙天武，是“十四师的老人”。早在北伐期间，陈诚做十四师师长，他就是连长。而当时的副师长是许颖，宁伟任四十二团团长，参谋长梁铁豹也曾任过四十二团团长。
    我直接的上级主管——参谋处主任金幼榕中校，是云南人，家里条件很好。父亲是某地少数民族的土司，母亲是日本人。后来东北内战形势变化前，他去了美国留学。
    十四师调去密支那的时候，四十团和四十一团都没上，只是四十二团组织了一个加强营，由宁伟带领上去。这是为什呢？因为我们看到美军提供的航空照片，密支那已经被打得像蜂窝一样，日本人完全丧失了制空权。驻印军总部也有平衡各方的需要，让每支部队都得有些战绩。所以十四师调去密支那，算是清扫战场，已无需动用太多兵力。
    我们依靠飞机和滑翔机空降，没有实施伞降。部队强行着陆，落地就开始攻击。虽然日军败象已露，但是他们战斗力和意志还是很强，只剩一个人也要拼死抵抗，绝少投降。日军指挥官在树林里放了不少狙击手，大树上备好弹药和补给，就放一个兵。这种干扰战术的作用不小，我们部队就遇到过，狙击手枪法很准。枪一响，美式钢盔的正中被击穿。
    密支那战役期间，十四师师部在印度，距离史迪威总部一、二十公里远。战斗期间，四十团部、四十一团没参战的干部，也要去战地观察、学习。我记得，和宁伟一起带兵上去的四十二团副团长、政治部主任王竹章，负了重伤。还有位营长周士武，他的手指也负伤了。郑洞国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及：7月7日，驻印军总攻密支那。四十二团将火车修理厂全部占领。团长宁伟、王竹章、第三营长黄晋隆等均在激战中负重伤。
  
    ——驻印军并未能速战速决。原十四师四十二团第一营少校翻译官刘鸿允在他的《和十四师一起空降密支那》中回忆：“战后清点结果，我营七百多人伤亡达三百余众，其中包括两位连长阵亡。”不仅如此，郑洞国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及，四十二团不少团营级干部等重伤或牺牲。

    十四师从最初只抽调一个加强营，到8月持续3个月作战，付出了近50%的伤亡率。




    空运回国




    1944年的秋天，由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他年轻英俊，性情温厚稳健，早年在德国军校和参谋学院学军事，回到美国后又到参谋指挥学院深造，抗战开始后，他还做过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魏德迈甫到中国，发现史迪威并无任何交待甩手而去，此时正值桂柳会战中方处于劣势，日军步步紧逼，攻占独山，贵阳危急，昆明亦在威胁中。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即向蒋介石建议，将在缅甸作战的驻印军两师调回，用于正面阻击日军，并以何应钦驰赴贵阳，督率作战，迅速将战局稳定。

    新六军主力于12月1日奉命停止前进。

    1944年12月初，新六军新二十二师、第十四师奉命紧急空运回国，空运至云南沾益，只留下第五十师继续扫荡残敌。1945年元旦，第五十师主力由东瓜南下，连克万好、南图、细包、乔梅，拔掉日军在缅北的最后几个据点，凶恶的日本第三十三军宣告全军覆没，中国期待已久的国际交通线———中印公路全线开通。

    远征军十四师老兵韩灿如中校回忆：

    1944年底，我们奉令回师湖南（保卫芷江机场）。十四师是在八莫附近的瓦拉达机场集合，经云南沾益转运芷江的。当时，新六军军部就在曲靖，十四师师部在沾益。我记得，沾益机场很特别，是个椭圆形的机场。
    1945年的春节，我是在沾益渡过的。十四师的士兵们都发了新的罗斯福呢军装、美式军靴，丝光咔叽布的衣服。之后，我们先到了湖南怀化。那是湘西会战的末期，十四师抽调了一个加强营上去，由四十一团副团长张羽仙带领。
    那时，十四师的火力配备很强。每个班都有轻机枪、冲锋枪和掷弹筒，每个排配有两门六0迫击炮，每个连都有八一或八二迫击炮，每个营还配有一五0重迫击炮。我们为了迷惑敌人，把十四师胸章、臂章都撕去了，全部换成国内的军装。一交手，日军就惊了。因为装备相去甚远，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驻扎怀化时，师部就在榆树湾。陈诚时任军委会军政部部长，他都没去新六军军部，先来榆树湾视察十四师，他是“老师长”嘛。
    陈诚召见了所有中级以上的军官，他挨个握手，告诉我们：“你们放心去前方，不用担心后勤补给。”我们在印缅的时候，由英美供给后勤。回国之后，生活待遇和保障也没法“就低”。士兵每天都有三两火腿供应，这在国内部队中少有。



    南京受降



    国民政府立即准备接防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设立了临时派出的先遣机构“前进指挥所”，以陆军中将冷欣为主任。

    关于派遣中国陆军中的哪支部队正式进入南京接防，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并不统一。起初，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冷欣向何应钦提出建议，将陆军总司令部推进到上饶，并由第三战区接管南京、上海和杭州地区。何应钦表示首肯。但蒋介石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向美国军方的魏德迈征求意见。魏分析了形势，认为以新六军最为合适，因为新六军在缅北打败过日军精锐的第十八师团，在日军中影响很大，虽然南京的日军很傲慢，但新六军对日军有较大的震慑作用；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时间快。另以汤恩伯第三方面军空运上海，二方面军接收广州，四方面军接收长沙和武汉。蒋介石决定采纳魏德迈的建议，立即下令由新六军这支嫡系部队接防南京。巧的是，驻防南京的日军番号也是第六军，司令官是十川次郎。

    由于有了“周镐事件”，国民政府方面对接管南京更加慎重。在新六军到达南京之前，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下属的徐启明部一个团已从安徽先期抵达浦口，并于8月24日凌晨渡过长江进入下关。其时，日军尚未解除武装，大方巷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即冈村宁次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屋顶上，仍筑有工事，高炮、机枪荷枪实弹，门口的岗哨还持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看着这支中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进入南京，两军官兵均侧目冷对。中国军队在日军的“夹道”注视下，一直开到城东的原中央军校营房接防。这是自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后，中日两军第一次在南京正面相遇，也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支进入南京的中国军队。

    8月25日晚，何应钦在芷江总部收到冈村宁次发自南京的电报，内称冷欣中将及南京前进指挥所的住宿、办公地点及交通工具已安排妥当；大校场机场的布防也已移交中国军队孙桐岗上校的伞兵一营，指挥塔已被孙上校直接控制等等。

    8月27日晨6时，汤恩伯所部与美军伞兵，在上海机场空降着陆。

    8月27日下午2时，来自湖南芷江的第一架C46美式军用运输机，降落在南京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的跑道上。机上载有新六军前进指挥所吴传薪上校等五名军官，以及通信兵等。

    10分钟后，第二架飞机降落，机上载有陈应庄上校和部分宪兵部队，另有二辆吉普车。之后，每隔十多分钟，就有一架军用飞机降落，不一会功夫，就降下第三、四、五、六架飞机，每架载有新六军官兵五十二名，前进指挥所官员三十二名，以及宪兵三十名。

    从飞机上往下看，故都南京虽然河山依旧，却是满目疮痍。不尽长江依然滚滚东流，却不见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中山先生陵墓仍然雄踞钟山之阳，但是显得十分冷落。机场上荒草丛生，几架日机停放在凄凄荒草中，无人过问。偶有几名日本兵无精打采地在巡逻。但在附近劳作的村民们，看到了阔别了八年的中国飞机后，马上挥动着草帽毛巾涌过来……

    当时，中央社一名记者随机回到南京，他在一篇《随机进入南京记》中这样写道：下午，飞机抵南京长江江面，燕子矶到了，毓秀钟灵的紫金山上，壮丽如昔，一会功夫，就看到了中山陵闪闪发光的建筑，大家全部起立，肃然起敬。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十多分钟，大家涌到了窗口，国府、外交部、新街口、中山大道、博物院，都映入了眼帘。每个人都是热泪盈眶，难以自已。八年了，走的时候还是毛头小伙，如今已年届中年……

    下午2时40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南京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乘坐的第七架飞机，降落在机场跑道上。同机随行的有主任参谋陈倬、参谋宫其光等，以及参议顾毓琇、邵毓麟，设计委员龚德柏等人，还有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新六军十四师师长龙天武，海军少将陈容泰等人。随冷欣抵南京的官兵共一百五十九人。

    冷欣一行下机后，今井武夫等日军军官恭恭敬敬地列队走向飞机，在机舱门口迎候。此时的冷欣，只是对迎接者冷冷地略作表示，然后在机场上向中国军队官兵作了简短的讲话，又在日军临时准备的帐篷中稍事休息后，就将带来的国旗插上吉普车扬长而去，显示出战胜者的姿态。车队直驱位于城西北的铁道部一号官舍孙科公馆（今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冷欣及先期赴南京的先遣人员均下榻于此。休息十多分钟后，又赴东郊中山陵晋谒国父孙中山。这是国民党军政要员返回南京后通常的程序。随即，设在华侨招待所的南京前进指挥所即告成立。

    8月27日黄昏时分，又有五架中国飞机降落在南京大校场机场。这次主要运载的是军用吉普车和一些军用物资，同时带来了何应钦给冈村宁次的8--13号备忘录。备忘录的中心内容，就是“命令所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不得有一枪一弹落入共军之手；所有日军占领的土地，不得有一尺一寸让共产党占领。如有共军前来接收，应断然拒绝或击退，坚决保持原有地域”。

    冈村宁次随即复电何应钦请示，“为了不使土地和装备落入共军之手，拒绝共军的接收，日军应保持战斗状态，可否缴械从缓”。

    陆军总部经过讨论后认为，其他一些要求如越南、香港等地的接收不在冈村所指挥范围之内、清扫水雷任务无法按时完成等等，可以答应，但对武器装备和土地的处理则毫无商量余地，电报措辞极为强硬，称：凡正式奉命接收的中国军队，均须有陆军总部的正式命令，否则日军应严行拒绝，务必做到不使一寸土地、一枪一弹落入共军之手，否则日军当局负全部责任；中日军队在交接中发生共军扰乱袭击时，日军应受国军指挥，共同作战，击退共军；战略要点及交通干线，交接前被共军控制的，日军应协助国军夺回固守之。而对于冈村宁次要求延期缴械之事，则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态度，以至到10月份新六军调防、七十四军接防时，日军还没有完全缴械。

    从8月30日起，全副美械装备的新六军从芷江陆续空运南京，到达后即分批进驻各自的营房。

    其第一梯队是该军十四师四十团，由师长龙天武率领。部队在大校场机场降落后，即往“陆总”前进指挥所报到。9月5日，“陆总”立即电令日军冈村宁次转知南京日军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所属部队，及第三师团、三十四师团、四十师团、一六一师团、十三飞行师团八万余人，在南京就地集结，按计划克日交出南京城防的警备任务，次日（6日）必须交接完毕。

    新六军的另一个师新编二十二师，是从印缅前线归国的美械部队，师长李涛也于近日空运南京以加强警备力量。

    9月5日，新六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这支部队是乘军用卡车进入中华东门的，这座城门在八年前曾经遭到日军炮火的摧毁，一直没有修复，如今仍是断壁残垣，弹痕累累。这一天，南京市全城洋溢着狂欢的气氛，沿途南京市民举家而出，冒着酷暑争相一睹久别了的中国军队的风采，以致将道路完全堵塞。不少市民将家中的鸡蛋、馒头、老酒堆放在汽车头上，犒劳中国军队回到南京。沿途的商家纷纷打出了“欢迎国军凯旋”的横幅。

    新六军官兵身着美式茄克，白皮带，头戴锃亮的新钢盔，配备美式卡宾枪，全部用手作出了V字造型，以回应市民的欢迎。大喇叭中播放着进行曲，场面极为热烈。车队行进缓慢，一度在市民的围堵下动弹不得。

    有趣的是，一支徒步行进的新六军部队，在南京中山路街头与一支日军部队不期而遇。日军汽车上堆满了面粉，日军士兵们一个个衣衫不整，无精打采地低着头坐在面粉堆上，不敢正视中国军队和路边的老百姓，昔日的威风荡然无存，真如丧家之犬。与新六军崭新的军装和全副的美械装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新六军到达新街口时，鞭炮铺天盖地响起来，军队走过后，地上留下了厚厚的一层纸屑。

    新六军进驻南京后的部署是，十四师一个团驻浦口，另以一个加强营推进到六合，一个团进驻马鞍山之线；二十二师一部驻镇江、常州、扬州地区。9月5日，新六军全部空运完毕。廖耀湘等新六军军官，于午后1时飞抵南京。

    新六军进驻后，又重新进行布防。军部设在黄埔路原中央学校内，军直属部队则分驻马标和炮标。十四师师部先驻江苏路，后移驻中山北路华侨招待所。四十团驻岔路口，四十一团驻防南京城。新二十二师驻镇江，以一个团控制栖霞山至镇江的铁路沿线，另向扬州和常州派出必要的防守部队。

    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到南京后，立即派出一批谍报人员潜赴新四军活动地区进行侦察，严防该军人员进入南京城。另报何应钦批准准备成立南京警备司令部，由十四师师长龙天武兼任司令，一切工作均由该师兼管。

    新六军接管南京的警备任务后，南京的大街小巷已不允许日军携带武器单独外出。南京驻防的是全副美械装备的新六军，以后又由七十四军接防，也是美械部队，中国军队用枪全是自动枪，而日军却还是“三八大盖”，在装备上明显胜出日军一筹。日本军人还没有全部缴械，持械上街恐引起冲突。不少日本侨民躲在家中不敢出来，怕遭当地的老百姓报复，即使上街买菜，也多是些老年妇女。 所以新六军命令日军总部，自9月7日起，日军官兵一律不准上街，不准佩带军刀公出，公出必须佩带“公出证”。中国军人即日起亦不得无故外出，下班后不准进入公共场所，不准与敌伪人员私自交往等等。

    1945年9月8日正午12时，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蔡文治、钮先铭、张廷孟等人陪同下，由芷江飞抵南京。同机到达的还有谷正纲、李惟果、丁惟汾、贺衷寒、葛敬恩等政府要员。接着，美军少将麦克鲁，参谋长柏德尔等也相继飞抵南京。当何应钦的专机降落时，先期到达南京的军政要员萧毅肃、冷欣、汤恩伯、李明扬、郑洞国、廖耀湘、王懋功、彭孟缉等及各界代表一百多人，齐集大校场机场迎候，其规模之隆重，仅次于蒋介石到达南京时的场面。

    日本投降后，侵华日军从11月开始被陆续遣返回国，到1946年底遣返完毕。其中从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遣送回国的日军共一百二十三万余人，日侨一百七十五万余人。

　　赵振英回忆起那一天，重温胜利时光的情景仿佛仍然历历在目：

　　“黄埔路一路彩旗高挂，大门口里的广场道路两旁，每十步就竖有彩旗，每根旗杆下就有一名我营的警卫士兵肃立，我营担任整个仪式的警戒任务。我在前一天已经分别布置了任务给部下。我们营的士兵全部换上了吡叽呢的新军装，头上戴着美式钢盔，全部戴白手套，端美式冲锋枪，精神焕发，威武庄严。”

　　“我在会场里面，我肯定在会场里面，因为我营是十四师的第一个团的第一营，第二营是谢济踪，任务交给第一营完成，有点儿象征意义。我看见了各国的记者聚集在上面的记者席上，当然我亲眼见到了何应钦、顾祝同、冷欣等大人物，也看见了盟军的几位高官，我叫不上那些人的名字。还有，我们军长廖耀湘、副军长舒适存和师长龙天武也在场内。”

　　“受降仪式结束后没几天，南京举行军民大庆祝活动，倾城欢庆，军民上街游行，全南京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飘扬，热闹极了。我还记得，在游行的队伍中，我曾骑着一匹大马，那时营长配有座骑，走在第一营的队列最前面，非常威风，后来留有一张那时拍的照片，我一直视为珍贵纪念品珍藏，后来文革中我不敢保留，销毁了。”

    之后，“陆总”参谋长萧毅肃即宣布，“陆总”前进指挥所已完成使命，即日起正式结束归还原建制，同时撤销机构，驻防南京的新六军与原“陆总”前进指挥所并称为“陆军总司令前方司令部”。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结束后不久，蒋介石立即准备调新六军这支王牌前往东北内战前线，南京城防改由七十四军接防。随后，南京正式成立了警备司令部，由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达任警备司令。10月初，邱维达率该军五十一师进驻南京，正式全面负责南京地区的卫戍任务。

    1945年10月，南京的日军全部缴械完毕后，全部移驻中华门外，以及汤山等地，汤山集中营最大，汤山还接收了安徽等地送来的战俘。集中营的日俘每天定量十七两米，八两面，十六两菜。汤山是著名的温泉胜地，每隔一天，日军官兵就能洗一次温泉。部分战俘还被送去服劳役，如修建南京至汤山的公路，疏浚河道。看守的中国部队，只有一个步兵连。












                                                          三、





    出任新三军军长




   1947年8月初，陈诚带着从保定军校就一直追随他的亲信将领罗卓英到东北上任。8月12日正式办公。没有人认为在治理东北军政事务上，陈诚会比熊式辉和杜聿明干得更好，尤其是东北籍的军官和士兵们。

    陈诚到任后，以郑洞国、罗卓英为行辕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楚溪春为总参议兼沈阳防守司令，同时立即着手改编整补部队。

    首先撤销原有五个绥靖区.划分为沈阳、长春、松北三个绥靖公署，楚溪春、梁华盛、马占山分任绥靖主任，并将原十三个保安区所辖保安团队改编成十二个暂编师，分别拨归各正规军指挥。

    原第一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五十师，师长吴宝山；原第二、第九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五十九师；原第三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五十一师师长许颖；原第四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刘伯中；原第五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庚扬；原第六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五十四师；原第七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王天柱;原第八、第十保安区合编为暂编第六十师，师长李应华；原第二、第七、第九保安区各抽出一个团合编为暂编第三十师，师长刘德裕;原第十一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五十六师；原第十二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五十七师，师长陈天喜，参谋长李柳侠；原第十三保安区改编为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

　  整顿风气的同时，陈诚开始了整军。他砍了许多由被收编伪军组成的虚报编制坐吃空饷的保安队，把东北原有的九个保安司令部、十一个保安支队以及交警等部队扩编为新编第三军、新编第五军、新编第七军、新编第八军共四个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把青年军二○七师扩编为第六军（辖三个旅），并从苏北把第四十九军（辖二十六师、七十九师、一0五师）调入东北。这样，连同东北战场原有的八个军，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作战部队已达十四个军，而且经过大力抓捕壮丁，原来缺额的部队也基本满员。兵力总计约五十万。


    1947年8月，国民党军为加强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开始大力扩编正规部队，以新编第六军第十四师（第十四师,师长许颖），第十三军第五十四师（师长宋邦纬），新建的暂编第五十九师（由辽宁保安队编成,梁铁豹任师长）合编为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 参谋长黄福荫。

    1948年9月，国民党国防部统一全国军队番号，新三军改番号为第八十三军，隶属廖耀湘第九兵团。

    八十三军：龙天武任军长，杨琨任副军长，李定陆任参谋长。9月22日，龙天武晋升陆军少将。

    新三军虽然改为八十三军，但是国共双方习惯上还是称之为新三军，下辖：

    第十四师，许颖任师长；

    第五十四师，宋邦伟任师长；

    暂编第五十九师，梁铁豹任师长。

    东北国军十四个军分别为：

    新一军（辖五十师、暂五十三师、新编三十师）

    新三军（第十四师，师长许颖。第五十四师，师长宋邦纬。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

    新五军（四十三师、一九五师、暂五十四师）。

    新六军（一六九师、新二十二师、暂六十二师）

    新七军（新三十八师、暂五十六师、暂六十一师）

    新八军（辖八十八师、暂五十四师、暂五十五师）

    第六军（青年军二0七师）1948年5月，卫立煌以青年军第二〇七师、新编第五军第一九五师合编为第六军，罗又伦任军长。

    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九师、第一0五师）

    五十二军（辖第二师、二十五师、暂五十八师）

    五十三军（一一六师、一三0师、暂三十师）

    六十军  （一八二师、暂二十一师、暂五十二师）

    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九十一师）

    九十三军（辖暂编十八、二十、二十二师）

    对于陈诚的扩军，有不同的的评价。

    民国史专家司马戡则认为：

    陈诚的扩编与“战斗力下降”毫无关系。二战四平之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战役布置和指挥直插到师，以攻略临江为例，第一次攻势主力新二十二师、第九十一师和第一九五师，第二次攻势主力第一九五师、第二0七师、暂编第二十一师，均不属同一个军。陈诚所谓“拆开”，其实是把熊杜时期形成的状态加强固化，并没有改变指挥结构。如第一九五师从1945年11月到东北被指定为东保直接控制的部队，就没受过五十二军的指挥，新六军拆成两个军前就是新二十二师和第十四师各领一路带些二三流部队作战，拆分之后的依然如此，这怎么谈得上因拆分引起战斗力下降？
    其实从表面看，东北国军的扩充，也是不外以兵员补充野战部队进行拆分和地方部队升格为野战部队两种，仅论这种形式还难说是失败的因素。关内国军扩充和平衡战斗力的主要方式是插花改编，如整七十师交给邱清泉，整三师交给胡琏，都与原来的骨干部队整五师、整十一师进行了插花改编，实施团级的单位互换。东北国军的扩充只是增加了师级单位，似乎还没有什么团级互换的例子。

    十四师师史记载为：1947年11月10日，龙天武升新三军军长。许颖接任十四师师长，副师长董觉民。

    新三军由十三军五十四师、新六军的十四师及保安部队改编的暂五十九师组成，军长龙天武（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副军长杨焜（九兵团参谋长兼副军长），副军长许颖，参谋长李定陆，副参谋长黄福荫(黄埔军校八期毕业生)。

    第十四师师长许  颖，副师长董觉民，参谋长刘子高（原第十四师四十二团团长）；

    第五十四师师长宋邦纬，副师长易惠，参谋长杨齐（原第五十四师一六0团团长）；

    暂五十九师长梁铁豹（十四师参谋长），副师长李平（新二十二师六十四团团长），参谋长肖豪（第十四师四十一团团长）。

    第十四师师长许颖，师部驻黄堡、第四十团驻大窑，第四十二团驻前后黑英石，第四十一团驻松树嘴子。

    第五十四师师长宋邦伟，师部驻黄泥堡，第一六0团驻林台子，第一六一团驻大红土崖子，第一六二团驻大达连河。

    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师部驻东沙坨子，第一团驻下麦窝，第二团驻峨嵋庄，第三团驻张书庄。

    陈诚这一次新组建的四个军战斗力并不太强，尽管武器装备并不差，但是士气低落、兵无斗志。


    1948年9月，八十三军在参加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军长龙天武潜逃，八十三军参谋长李定陆、师长许颖、宋邦伟被俘。其残部在少将高参陈新、李景佑及军官训练班少将副主任姜明之的率领下，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东北的最后时刻





    10月25日一大早，新三军从新立屯出发，向营口方向撤退，撤至黑山以东绕阳河西岸地区。新三军副军长兼十四师师长许颖的十四师已随四十九军行动。

    新三军军部进至无梁殿附近，后尾受到六纵队的追击。此时，退往沈阳的公路被解放军截断，龙天武命令宋邦纬指挥五十四师进驻谢家窝棚与胡家窝棚地区，掩护军指挥部与兵团指挥部的安全，梁铁豹指挥暂五十九师在芳山镇掩护兵团侧背。当晚，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到新三军军部，奉命前来接防，部队及军直属队做好了南撤的准备

    接到廖耀湘撤到沈阳的电报之后，潘裕昆口头上虽然表示执行命令，但他仍认为此时向沈阳撤退，是走向毁灭的行动。他当即通知新一军与第七十一军等部副师长以上军官到新三十师师部紧急会商，要他们对廖耀湘的命令提出意见。

    他打算如果各部坚持不愿撤退，并提出有力的意见，他将请示廖耀湘，要求更改这一命令。

    但是与会人员议论各异，其中多数人表示应执行廖耀湘的命令，而不赞同就地抵抗。特别是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更是坚决反对继续与解放军作战。他说：“我军连日来与共军进行激战，不分昼夜，致使官兵生活失常，患传染病者甚多，尤以急性痢疾为重。现在，兵团已经陷于孤立无援之绝境，既无给养补充，更无部队增援，继续抵抗下去，只会使我们的处境更加危险。我认为，退回沈阳，虽不能算是上策，但也不失为兵团的一条出路。既然廖司令已经下达命令，我们应立即执行，迅速向沈阳撤退。”

    第二0七师第三旅旅长许万寿附合道：“我同意向军长的意见，我旅于10月21日起，连日攻坚，伤亡惨重，官兵皆疲惫不堪，如得不到休整补充，已无继续作战之能力，再打下去必将伤亡殆尽。因此，我认为应立即执行廖司令的命令。”

    第一六九师师长张羽仙，也主张迅速退回沈阳。该师虽然只对黑山以东高家屯一线阵地攻击了一天时间，但由于李涛和张羽仙求胜心切，指挥所部倾其全力，连续猛攻，伤亡也极惨重，何况廖耀湘是新六军的老军长，张羽仙也不能不听他的命令。

    新一军参谋长陈时杰和第五十师师长杨温则认为，各部队当前正与共军激烈对抗的情况下，骤然退兵，实不可能，应依托现占据之阵地，继续抵抗共军的攻击，才有一线生机。

    文小山倾向向凤武一派的意见，他颇为婉转地说：“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保全有生力量至关重要。现在我军虽处于重围之中，但还有退却的余地。如共军继续收缩包围圈，而我又无力予以有力反击，到时恐连退却的余地也没有了。”

    文小山的发言，使陈时杰、杨温也改变了主张。争论的结果，竟是一致认为应执行廖耀湘的命令，迅速向沈阳退却。

    此时，潘裕昆也不好再坚持己见，遂决定新一军等部于本晚开始，沿大虎山至新民铁路以南地区向沈阳退却，并拟定了撤退的计划。

    与会人员离开新三十师师部后，潘裕昆便开始以电话指挥新一军各部队进行撤退。按照撤退计划，各部应于晚11时开始先撤退阵地上所不必要的人员、马匹和粮弹，以及非防御上所必要的部队、马匹、火炮，以及重要器材等物。然后再撤退第一线部队。

    正于此时，失踪了一整天的第三军军长龙天武来到新三十师师部。龙天武愁眉苦脸，军装不整，裤脚与皮鞋上满是尘土泥迹，模样十分狼狈。随之而来的还有东北“剿总”高参郭树人及二十几个溃兵。

    10月25日晚上，潘裕昆还乘车到新三军军部与龙天武长谈至深夜，对兵团及所部的命运忧心忡忡，不料仅隔一日，龙军长竟变成了这副模样，令他十分惊讶。他不待龙天武坐下，便问道：“哎呀，天武兄，你怎么弄成这副样子？”

   “唉，一言难尽，一言难尽。”龙天武一面摇头叹气，一面自己动手，端过桌上的茶杯，仰脖牛饮，将杯中水一气喝光。

    潘裕昆见大势已去，“天下第一军”眼看就要全军覆没，心情十分沉重。但是，他为了活命，也顾不得担当什么“临阵脱逃”的罪名。

    潘裕昆待他喝完水坐下来，接着问：“这么晚了，你还往我这跑，难道你没接到廖司令的命令？”

   “命令？什么命令？”龙天武满脸疑惑地问。

   “廖司令已命兵团各部向沈阳撤退，你们新三军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裕昆兄，实话不瞒你，我们的军部被共军打散了，到现在我都没有掌握到我的一个师，也不知他们都在什么位置。”

    潘裕昆又问龙天武怎样脱险，怎样跑新三十师师部，龙天武支吾其辞，只说：“裕昆兄，我们一天没吃东西了，你赶快叫人给我们弄点吃的。”

    潘裕昆因要忙着指挥部队撤退，也无心细问，便叫勤务兵为龙天武等人安排食宿。

    原来，六纵接到的命令依旧在不断地更改：二十四日，命令在半拉门一带修筑阻击阵地；部队赶到预定地域后，又命令他们向台安前进；刚刚出发，又接到命令，让他们转向大虎山方向。二十六日凌晨，六纵十六师向大虎山以东、北宁线以南地域急行军，十八师向厉家窝棚和十七户方向前进。

    凌晨四时，部队到达指定地域后，与正向沈阳撤退的国民党军新三军十四师遭遇，六纵立即在一片没有任何遮拦的开阔地上展开并投入战斗。新三军被六纵截住，是国民党军内部混乱导致的：昨天黄昏，空军侦察机飞行员报告说，在彰武以南，发现了长达五里的大队伍，问是不是自己人，不是就开始轰炸。这本是个万分重要的情报，因为这一情报显示，通往沈阳的道路很可能将被截断。但是，廖耀湘的参谋长杨盤除了提醒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小心一下之外，并没有把情报报告给廖耀湘；更致命的是，龙天武军长竟然也没把这个情报当回事。晚上，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来到新三军军部接防时，提醒他赶快走，龙天武却坚持天亮以后再说，后来回忆：“兵团部而后与新编第三军失掉联络；新编第三军的三个师而后被分别包围、歼灭，就是由于解放军的这个纵队的深入造成的。后来知道这个纵队就是第六纵队。”

    六纵十六师四十六团在遭遇敌人的那一瞬间没有任何犹豫，尖兵班打死姚家窝棚村口的哨兵后突入村内，一个班受到村内敌人的围攻全部牺牲。在查明村内是新三军十四师的一个营之后，四十六团立即组织四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发起攻击，官兵们突入村庄与敌人展开逐屋争夺战，敌人利用优势火力拼死抵抗，四十六团的五个连苦战四个小时，付出了伤亡数百人的代价，才把村庄里的敌人肃清。

    四十六团前身就是著名的红二师，由叶挺独立团发展而来，在占领姚家窝棚后，位于附近的姜家窝棚、朱家窝棚和铁家窝棚里的国民党军开始猛烈反击，交战两方来回冲杀，在铁家窝棚方向的四十六团二连二排官兵全部战死，团政委张天涛，营长何仑元、贾连克，副营长李甬祥，连指导员孟宪章先后阵亡，但是四十六团的阵地稳固如山。与此同时，四十七团以两个连出击孙家窝棚，堵住了敌人的退路；十八师五十二团二营把厉家窝棚里的敌人赶了出去，五十三团在丁家窝棚与敌人形成对峙。

    已大亮，太阳半显半隐地爬出来了。我四十六团全歼姚家窝棚十四师一个营，四十七团占领东西双岗子，歼灭新一军一部，十八师攻占历家窝棚，部队正继续向前攻击前进，但敌人仍顽强抵抗，战斗愈来愈激烈。

    新三军十四师遭到阻击后，龙天武和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商量，决定绕道翟家窝棚向东北突围。六纵得到情报后，立即抽调十八师五十四团跑步前进，坚决把翟家窝棚的敌人堵回去。为了加强防线，黄永胜指定李作鹏统一指挥战斗，防守重点是北宁路上的厉家窝棚火车站。

    六纵还在修筑工事的时候，新三军强大的突围行动开始了。阵地上沙石腾空，弹片横飞，村庄里的民房和草垛被炮弹击中后燃烧起来，整个厉家窝棚烈焰熊熊。六纵所有阵地都进入了激战，五十二团二营打退敌人的十四次攻击，十六师的九个连打到最后只剩下不足十人，残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在六纵的阻击战打得最苦的时候，五纵赶到了半拉门一带，与新一军新编三十师遭遇，五纵队猛烈穿插，一下子就把新一军的序列打乱了。然后，五纵和六纵一起彻底堵住了廖耀湘向沈阳撤退的道路。


    新三军军部于拂晓时分遭到东野第六纵队黄永胜部的突然袭击，守卫村庄外围阵地的军直属部队毫无防备，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阵脚大乱，勉强抵挡一阵，便乱哄哄向后撤退。

    龙天武睡得正香，忽听村西面枪声大作，喊杀声阵阵传来，知事不好，急忙穿上衣服，走出军部，想观察一下情况，哪知他刚出院门，就见溃兵已蜂拥退入村内，满街乱窜，枪声、喊杀声已逼近村头。他顿时吓慌，急忙带着几个随从，分别跳上一辆吉普车和早已装好行李的卡车，向村头逃走。他于慌乱中，连参谋长李定陆都没打招呼，更别说军部其他人员。因此李定陆在向廖耀湘报告新三军情况时，只得说他去向不明。后来才知道，龙天武军长扔下部队独自一人逃出战场，一直逃到沈阳。

    失去指挥的新三军的三个师已被紧紧包围。

    汽车开到村外一条小河旁，龙天武见桥已被拆毁，便命汽车兵开车从河中冲过去，不料两辆汽车一开下河堤，便都陷在淤泥中，动弹不得。龙天武也顾不得天寒水冷，薄冰割脚，急忙跳下车，趟着没膝深的河水，向对岸跑去。

    这时，天刚朦朦亮，龙天武的随从及汽车兵只听身后炮声如雷，枪声疾如骤雨，回头看去，只见村中火光熊熊，浓烟滚滚，知道解放军已攻入村内，军部已经完了，于是便趁龙天武不顾一切地往前跑时一齐逃散。

    待龙天武过了河，回头找人时，见身后只剩下郭树人和一名贴身护兵。中将军长转眼间成了光标司令。

    龙天武等人不敢停留，继续逃走，只觉得透湿的裤管贴在腿上，冰冷刺骨，那情形、那滋味，和廖耀湘、李涛、周璞三人涉渠逃走时十分相似。

    黄昏时分，龙天武等人逃到一个村庄北面，在那里收容到新三军的二十几个溃兵。龙天武带着这帮人四处瞎撞了一阵，只见到处都有战斗，哪里不都安全。于是，龙天武只得带着他的部队来到新三十师避难……


    龙天武跑了之后，他的十四师也很快就完蛋了。

    东野最精锐的一纵是从锦州以南面向黑山急行军的，因为路途长，他们连续走了三天四夜。部队没有时间吃饭，更没有时间休息，官兵们边走边啃干粮，一刻不停地往北赶。

    10月25日凌晨，没有休息的一纵官兵立即投入穿插作战，方向是自西向东，不管前面是哪股敌人，插进去将其打乱再说。三师向杨家窝棚和王家屯方向的穿插进展很快；二师在三师的左翼向东直插杨家屯，截住了新三军的一个炮兵营；一师在三师的右翼投入了战斗。

    一师三团插到大兴庄附近的时候，发现有一大股敌人正在修筑工事，同时还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重炮部队。团长王敬之和政治委员张集华当即决定：一营在右，二营在左，猛打猛冲。在突然的攻击中，国民党军混乱起来，纷纷向东猛逃，三团紧追不舍，歼敌两千多人。

    一师一团追到黄家窝棚发现了敌人。团长杜秀章和政治委员柴川若顾不得后面的部队没跟上来，立即命令二营从正面发动攻击，警卫连绕到敌人的后面进行堵截。

    两个小时之后，战斗结束，清查一千五百多名俘虏时才发现，他们攻击的是国民党军的新三军第十四师师部和一个团部，第一师一团把新三军副军长兼十四师师长许颖和十四师副师长董觉民捉到了。

    至此，血战滇缅的原驻印军主力第十四师宣告覆灭。第十四师残部10月28日回撤沈阳，途中被袭击溃散覆没，残部撤抵沈阳后，正好原十四师参谋长、现任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重建暂五十九师，把十四师残部缩编为暂编第五十九师第三团。

    10月26日黄昏，第十四师师部在黄家窝棚被十纵队二十八师和一纵队一师围歼，副军长兼十四师师长师长许颖被俘。

    新三军的另一个主力师师长宋邦纬也被俘虏。黄埔军校第六期炮科、陆军大学参谋班第一期毕业的宋邦纬在1947年6月率领十三军五十四师血战十几个昼夜，和陈明仁的七十一军坚守四平成功，也赢得解放军对这个强硬对手的尊重。

    新一军各部按照潘裕昆的计划，撤退还算顺利。只是第一线与解放军对峙的部队在撤退时比较困难。潘裕昆又对各部如何撤退前线部队，作了一些具体指示。

    午夜时分，前线部队开始撤退。掩护部队已提前进入掩护阵地，第一线部队对解放军阵地进行定时射击，每隔1小时放一阵空枪，然后各部队立即利用射击间歇，迅速撤退。官兵一律用袜筒套在鞋底上，沿着战壕边的松软积土行走，以免发出响声。所有电话线均改为由最后撤退部队撤收，并由一名营长在队尾监视。

    潘裕昆还命驻在孙家窝棚一带的第五十师于当夜向解放军发动两次袭击，以分散其注意力，掩护前线部队安全撤退。

    潘裕昆在撤退计划中还特别规定，军野战医院与最后一批撤退的部队同时撤退，以便在发生激烈战斗时，能及时救护负伤官兵。

    新一军将所有难以带走的重炮全部遗弃于前、后孙家窝棚地区，剩余炮弹及军用物资皆埋藏于地下，一些用不着的骡马、车辆，也被丢弃。

    10月27日拂晓，新一军各部分成数路，按照预定的路线向沈阳方向撤退。

    当各部先头部队刚走出三四华里时，解放军便发出攻击信号，按照廖耀湘明语无线电话指示各部撤退的路线埋伏在各条通道旁的解放军部队一齐杀出，发起了总围攻。

    解放军攻击部队发现了潘裕昆的突围企图后，即集中步炮火力，遮断包围圈外所有的突击。同时构成密集的火力网，阻断新三十师突围部队的前进道路，使其在未接近包围圈之前，遭到重大杀伤。

    新三十师突围部队官兵成堆地倒在冲锋途中，撤下来的人伤者极多。在发起两次反击之后，文小山已无法再组织有力部队出击。上至师长，下至士兵，充满了绝望的情绪，士气异常低落。

    骑兵团在包围圈外的突击，也以惨败告终。

    骑兵的攻击速度虽然大快于步兵，但骑兵团始终未能突破解放军的火力封锁。在攻击过程中，一些骑兵连同战马一起，被炮弹炸得肢体破碎，血肉横飞；在轻重机枪的猛烈扫射下，一些中弹的战马或猛然跃起，将骑兵甩出数米之外，或猝然倒地，绊倒了随后疾驰跟进的马匹。

    骑兵团团长尚其悦，见冲锋接连被解放军打退，骑兵团已伤亡过半，便不顾潘裕昆的命令，擅自率残部逃走。

    但是，他没逃多远，便被解放军包围，骑兵团遂被全歼。

    不久，解放军开始向新一军残部发起全线进攻，战况更趋激烈。

    新一军残部占据村落、高地在一个个减少，山坡上下，村内村外，到处都新一军官兵的尸体。数以百计的伤兵在断壁颓垣下，在田间道旁觳觫挣扎，哀号惨叫。军野战医院此刻已无力将这么多的伤兵收容治疗。

    潘裕昆见大势已去，“天下第一军”眼看就要全军覆没，心情十分沉重。但是，他为了活命，也顾不得担当什么“临阵脱逃”的罪名，只得恨下心，扔下新一军那些仍在作无望抵抗的残余官兵，与龙天武等人一道，由熟悉当地地形、道路的东北“剿总”少将高参郑敬庵为向导，于混乱中溜出战场，往彰武方向逃走。

    潘、龙两军长身边除郑敬庵、郭树人两高参外，还有几个护兵，总共不过十来个人，目标很小，行动倒还方便。但潘、龙二人总觉得不安全，一路上，又收容了四五百名溃兵，掩护他们逃往沈阳。

    哪知这一来反而弄糟。由于目标扩大，引起了解放军的注意，他们每经过一个村庄，驻扎在那里的解放军就对他们开枪阻击。后来他们一遇到村庄就胆战心惊，远远地从旁边绕过。为安全计，潘、龙两军长不得不忍痛甩了那身将军服，换上士兵装，混在溃兵中间。

    由于怕撞上解放军，他们不敢走大路，而是在田野里抱准方向往东逃。潘、龙两军长与二高参夹在溃兵中间，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不敢下令停下来休息片刻。直到天黑以后，他们才走一程，歇一程，减缓了逃跑的速度。

    潘、龙两军长带着一帮溃兵，从半拉门村背面绕道而过，于10月28日清晨逃到新民火车站，从那里乘火车回到沈阳，来到新一军驻沈阳办事处。

    潘、龙两军长逃回沈阳的第一件事，便是设法吃上一顿饭，他们已经一天多没吃什么东西了。

    一番狼吞虎咽后，两人刚填饱肚子，卫立煌便派人开车来接他们，要他们到“剿总”汇报辽西兵团战败的情况。

    潘、龙两军长这时才发现自己穿着一身满是灰尘污垢的士兵服，以这身打扮去见卫总司令，实在太丢面子。两人顿时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然而带有中将军衔的将军服一时间上哪里去找？两军长在来人的催促下，只得身着原装，前往“剿总”去见卫立煌。

    卫立煌在他的住处接见了潘裕昆、龙天武和“剿总”高参郭树人。

    潘、龙两军长生怕担临阵脱逃的罪名，两人一唱一合，绘声绘色地说共军兵力如何强大，攻势如何猛烈；无论是新一军、新三军还是整个辽西兵团，都是因为共军实在不可阻挡而战败。言下之意，他们已经竭尽全力，指挥战斗到最后一刻，才被迫逃回沈阳的。

    卫立煌一面听他们的汇报，一面不时扫一眼他们身上那肮脏不堪的士兵服。他那惊异而又有些厌恶的目光使潘裕昆觉得难堪。龙天武也已察觉，但他比潘裕昆机灵，待报告完辽西的战况，他嘿嘿一笑，解释说：“一路上到处都是共军，危险得很，我们那身军服太显眼，就化了装。”

    潘裕昆受到龙天武的启发，补充说：“是危险得很，我们要是不化装，恐怕半路上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使两人感到意外的是，卫立煌不但对他们未责一言，反而安慰了他们一番，然后命潘裕昆、龙天武分别在皇姑屯和沈阳铁西区收容辽西兵团溃兵，迅速加以整编，准备固守沈阳。

    郭树人明知潘、龙二人是放弃指挥，临阵脱逃，但不好当面揭穿，只准备待以后有机会再向卫立煌报告实情。哪知他以后再也没有报告的机会。

    潘裕昆逃离战场的当天下午，新一军的两个师及军直属部队被解放军全部歼灭。继第五十师师长杨温之后，新一军副军长、新三十师师长文小山也被解放军俘获。

    曾经的新六军军长、现今的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眼见着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袍泽兄弟如衰草如败叶一样被疾风吹得筋断体折，零零碎碎地随风翻滚，消失在田野中，消失在天际间，双手掩面，不忍再看，哀号一声:“十万精兵啊，老天!”

    被俘的高级将领百思不得其解，在缅甸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的远征军、驻印军为什么到了东北会如此不堪一击，仅仅两年多就全军覆灭?论装备，远征军使用的是最先进的美国武器，解放军使用的只是过时的日军枪炮；论兵员的战术素养，远征军的官兵是经过美国教官系统训练的，而对方大部分只是参军不过一两年的农民。尤其让他们不可理解的是，他们的士兵枪一响就想往后退，让人想起夹着尾巴的狗，可一旦被俘虏，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马上变得英勇无比，像被刺激出了血性的老虎、狮子。

    其中的道理，这些将官们在战犯监狱里面壁思索了若干年后才多少有些明白。不过，一个老兵却一语道破了“玄机”:“我们去缅甸打鬼子时，老百姓夹道欢送；从缅甸凯旋时，老百姓纷纷往家里拽，说要给我们包饺子。可到了东北就不一样了，老百姓看我们，那眼神儿就像当年看日本鬼子似的。哎，得人心者得天下啊!”

    大虎山的硝烟早已消逝，成千上万的远征军士兵被埋葬在陌生的黑土地里。这其中有不少同古城的幸存者、野人山的幸运者，他们没有死在鬼子的枪下，没有倒在黑蚂蚁、血吸虫的啃咬中。本来胜利了，该回家了，报平安的信也许已经到了家中，父母妻儿也许早已翘首以盼、倚门以待。然而，随着蒋介石的一声令下，他们漂洋过海地来到了东北，糊里糊涂地送了命。他们若地下有知，该作何想?


    1983年，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毕业的龙天武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七岁。晏欢说：

    1946年，新一军和新六军被老将调往东北，两人又都在东北升任中将军长。众所周知，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覆灭后，军长级的仅有潘玉昆和龙天武逃出奉天，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他俩又侥幸地挤上了同一架飞机（也是最后一架，只有八名要员，包括总司令卫立煌和赵家骥）撤离东北；

    东北之后，潘避居香港，脱离国民党，龙的去向一说是去了香港，另一说是去了台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听我的舅舅说，早年（五十年代初期），他随父亲和龙天武在港澳多有接触，舅舅还说父亲潘玉昆和龙天武的私交甚密。后来龙天武将军的去向就不明了了。

射声

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
姜明文 撰稿
                                                         一
    1925年12月，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平定了郭松龄发动的倒戈反奉战争。翌年（1926）又陈兵关内，企图用又拉又打的办法达到消灭其他派系、称霸全国的目的。
    郭松龄事件之后，张作霖非常痛恨冯玉祥对郭的支持，特别害怕冯玉祥国民军在北方的发展；于是和本为仇雠的吴佩孚顿释前嫌，联合起来（吴对当年冯玉祥倒戈反吴也早已怀恨在心）。他们以“讨赤”为名，与冯玉祥展开激战。冯部接连放弃大沽、天津、北京。吴佩孚进兵河南，占据了郑州；张作霖进军关内，占领北京。随后，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奉、直、鲁军事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并邀请孙传芳、阎锡山派代表参加，扩大联合，以对抗北伐军。在奉、直、鲁军将领军事会议上，张宗昌等公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
    基于以上的形势，张作霖认为：要想问鼎中原，称霸全国，非有雄厚的兵力不可。他的军队在物质装备方面，是较优于其他派系的，但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改善军队素质，非要多造就军事人材不可。当时由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军团长张学良、韩麟春拱卫京畿，同时决定先培训一批青年学生为候补军官。当时东北军的军事教育机构寥寥无几。黑龙江有一个黑龙江省军官养成所，吉林省有一个吉林省军官教练处，奉天省有一个讲武堂，而它们的规模都较小，教育方法不统一，教学内容不一致，还各有门户之见。奉天讲武堂招生对象，都是各部队挑选的粗具文化的现役排、连长及其他军阶相同的初级军官；每期只能培训三四百人，不敷使用，因而1926年在北京成立了讲武堂分校，扩大招生范围和人数。最初定名为东北陆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候补军官入伍生队，责成军团司令部上校卫队长王以哲负责筹备。
                                                         二
    1926年八九月间入伍生队在北京、沈阳两地招生，招生广告明确规定：入伍生队以培养初级军官为目的，凡年满18岁以上25岁以下的初中以上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身体强健。无嗜好的青年皆可报考；一经录取入伍后，服装、伙食均由公家供给，每月按士兵待遇发给薪响；六个月毕业，成绩优良者可继续深造，或以准尉军官任用。预定招考名额为一千人。广告贴出后，不到一个月，两地报名应试者已达一千数百名，经过考试录取成绩优良者一千人，遂在北京旃坛寺内成立陆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候补军官入伍生队。其编组人员、教育概况如下：
    上校队长 王以哲（兼）
    中校队附 刘多荃（兼）
    入伍生队共编组两个营，每营四个连，每连三个排，每连为125人。一至四连为第一营，中校营长杨林兰，连长有常恩多、高玉堂、高峻岭等人。五至八连为第二营，中校营长王秉钺，连长有高建勋、王景棠、沈景阳等人。
    教学内容分学科、术科、技术、体操。
    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阵中要务令，筑叠教范，陆军礼节，内务规则，卫戍勤务等。
    术科以制式教练为主，这是基本的动作，以后逐渐增加战斗教练，实弹射击。
    由于城内没有适当的地点，去城外又往返需时，故入伍生队在受训期间，只演习过几次。刺枪术和体操由专门教官担任。学术科的教授都由排、连长担任。连营长都是讲武堂前几期毕业的学员，课讲得还较明白。排长都是教导队毕业的，对学术科本身不十分理解，有的这样讲，有的那样说，口径很不统一；如有不明白提出问题时，他们也答不出来，反认为提问者调皮生事，说不定什么时候借机惩罚你一下。
    在生活管理方面：每天早晨5点起床，点名后跑步，7点早饭后出操，上讲堂；午后上课堂，出教练；6点晚饭，7点自习；9时点名就寝。每日三餐，大米、白面、高粱米兼而有之，但以高粱米为主。一天的刻板生活与部队士兵一样，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如果犯错误，或者罚立正，或者手向上举，两腿半分弯，这种体罚过10分钟以后很不好受，如果改变了姿势，排长看见，就加重处罚，也许要下跪，打手板子，毫不姑息宽容。这完全是取法于日本军队的法西斯式教育。在这种淫威之下，同学们表面上对他们是毕恭毕敬，背后却给他们起难听的外号。大家都知道，混过六个月就离开了，在这个期间只好小心翼翼，免得挨打受罚。
    1927年3月末，入伍生队学员经过考试都合乎标准，遂宣布入伍生队结束，转入陆军讲武堂继续学习。
                                                         三
    1927年4月，入伍生队全体学生由旃坛寺移到黄寺[注]，正式进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学习。这时奉天讲武堂的在校学员为第六期，北京分校即称为第七期。在入伍生队当排长的也都参加这一期学习，除了与同学们享有同等待遇外，他们还领一份排长的薪金。
    入学后不久即举行开学典礼。这个典礼的仪式很隆重，而且警备森严，各界来宾很多，驻北京的英、法、日等各国公使馆的武官也都应邀参加。日本武官最容易识别，他们的黄色军服和“红膏药”标志特别醒目。是日上午9时由安定门到黄寺校本部的马路上都以黄土铺道，“对子兵”林立。张作霖乘坐黄色装有机关枪的装甲防弹汽车，前面由坦克车压道，提前而来。陪同前来的有吉林督军张作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以及汤玉麟、阙朝玺等大员。讲武堂自监督张学良以下的全体教职学员等，都列队来到校本部大楼的后面广场上，站成“U”字形队伍相迎。张作霖身穿黄呢子军便服，没戴军阶，站在中央面南而立，开始讲话。大意是：本总司令为国家
造就人材，特在北京成立讲武堂分校。你们都是青年学生，希望好好念书、守规矩听话，将来学好以后，为国家效力。现在日本人欺负我们，你们要好好学本领，将来好和他们打仗……听到这里大家却有些悚然，觉得“大帅”此话说得太直率了，因为日本武官在场，他们是懂得中国话的。张作霖当时说了这样的话，日本人后来在皇姑屯用炸弹对他下毒手，这也不无原因吧！
                                                         四
    讲武堂北京分校的组织情况是：
    最高为堂长（张作霖兼），下设监督（张学良兼），教育长负实际责任。第七期的教育长最初是朱继先，朱是满族人（黄带子），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精明干练，学有专长，颇得张学良的倚重。朱同时兼任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预备军中将军长。1927年端午节那天，朱去花园饭店给张作涛“叩节”（张作涛是吉林督军张作相的族弟，在吉林当个挂名的旅长，经常住在北京，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酒席间为了一个妓女，朱继先和张作涛争风吃醋，张将朱打死。朱死后，教育长由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张厚琬接任，张系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嫡孙，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校本部设：
    教育处-处长杨正治，后改蒋希斌；
    总队部-总队长初为林家训，后改王静轩；
    技术处-总教官曹玉成，副总教官王德山；
    此外尚有军需、军医、兽医等各处。
    总队部下辖八个队。分步、骑、炮、工、辎五个兵科。每队三个分队，学生120人。第一至第五队为步兵科，第六队炮兵科，第七队工兵科，第八队是骑兵、辎重兵科联合队（因为辎重兵科也有马匹，与骑兵科合起来在饲养管理方面均称便利）。
    辎重兵科一个分队，骑兵科两个分队。兹将八个队的队长姓名列于下（均为中校）：
    第一队杨林兰；
    第二队阎克明，后改赵有耆；
    第三队唐宗信；
    第四队王秉钺，后改金典戎；
    第五队金锡珍，后改高峻岭；
    第六队刘焕章；
    第七队佟恩普；
    第八队王纯璋。
    队附中有常恩多、沈景阳、高建勋、王景棠、李紫贵以及由第六期毕业后派到本期当队附的黄炳寰、许赓扬等人。
                                                         五
    入伍生队是以培养军士和初级军官为目的，而讲武堂则以培养中级以上的军官为目的，所以教育内容也不一样。但对基本教育仍然是重视的。主要教学内容分为学科、术科和技术。体操等项。
学科有典、范、令（与入伍生队时同）；以后增加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交通学、军制学，统称为六大教程。另外有卫生学、军队教育学等，也都属于学科内容。典。范、令是术科教练的基础，由队职官讲授，并与术科对照示范讲授，较之在入伍生队时更为明了、深入，容易理解。同学们多有好高骛远的思想，希望早点讲授教程学，教程课都由专职教官讲授，全校各兵科的专职教官一百多人，都是当时的有名教官，对于教学既有深刻的研究，又有多年的经验。例如给我们这个教授班（一个队分成两三个教授班，每班四五十人）讲兵器学的教官叶秉甲（湖北人）年逾花甲，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开始一直到第九期（保定军校就办到第九期为止）都讲兵器学。每逢上课，坐下来先问上次讲到什么地方？我们告诉以后，他也不打开课本讲义，就接着讲下去，边讲边在黑板上画图或写字，课后我们与课本对照一点也不错。我们好奇地问他：“教官，你的兵器学记得这么熟，连书也不看，得下多大工夫啊！”他发牢骚说：“我这一辈子净吃‘粉条’（即粉笔）啦，保定军校由头到尾我都教兵器学，连唐生智都是我的学生（唐生智当时是湖南的军阀）。”其他讲兵器学的教官如李广琳，是留法学兵器的，以后当了奉天兵工厂炮厂厂长。担任战术学的教官如郭克兴、董志杰等都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总之，第七期教官人材之盛，为东北讲武堂各期所不能比拟。
    术科方面：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阵中勤务、筑城作业、通信作业等，均由队长、队附担任讲授。
    刺枪术、马术和器械体操（如天桥、浪木、平台、木马。大小双杠、障碍超越）等，由各专属教官担任教授。刺枪术完全是学日本的，操作时带有护具，如护胸、护面、护手等。单人刺、对刺都由总教官曹玉成、副总教官王德山亲自指导，由助教们示范。曹、王二人都在袁世凯的“模范团”和段祺瑞的“边防军教导团”跟日本人学习过，后来他们技术猛进，与日本人对刺时，日本教官也甘拜下风，因此，有“劈刺大王”的美称。尽管如此，在当时他们却不被人重视。
    有关训育事项不列入教育计划之内，由总队部下达到各队，由队长、队附利用早晚集合点名或其他课余时间做一般的训话（称精神讲话）或指示，把校内最近发生的问题和学校当局的决定与要求向学生宣布。其教育之中心思想是以师生、同学、同乡等封建道德观念来维护“团结”、巩固统治。当时的校训是：“良心血性。”
    生活管理方面：生活待遇、服装伙食均由学校供给。单。夹、棉衣按时发给，冬季还发一件紫色布面的羊皮坎肩。伙食以高粱米为主，大米、白面兼而有之，每逢节假日改善生活，每月发给津贴银洋三元，以资零用。
    学生的生活，由队职官负责严加管理。学生入校后一律住校，除节日、星期日放假外，其余时间都不准外出。平时一切行动都要符合内务规则和陆军礼节上的规定，如有违犯者则按陆军惩罚令惩处之，毫不姑宽。校内设有禁闭室。凡是放假外出，必须按规定时间回校，如超出规定时间，视误时多少来决定处罚轻重。如关禁闭、罚跪或打戒尺，体罚手段和入伍生队时一样，可说是一脉相传。例如，第二队有个同学在队附常恩多上课时犯了错误，在受到申斥时又顶撞了常几句，常即在课堂上当着同学们的面打他的手板子。常的打法很特别，把手放在讲台桌上，手心向上，手背下也不垫什么东西。这个同学被打得疼痛难忍，一再哀告求饶，常却不理；当时一板子打空，震痛了队附的手，这下子更使常怒不可遏，越打越狠。这个同学的手被打成了个血馒头，事后也没有得到很好治疗，结果毒气归心，一命呜呼。此事发生后，未闻学校当局对这位队附有什么表示。不久常思多却调到部队当营长去了。这种体罚，在军阀时代是司空见惯的，是为了养成学员绝对服从的奴隶性。
                                                         六
    1927年6月间，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套白色的料子较好的夏季外出制服，一个白帽罩（带红牙子的），一双青帆布胶鞋。这时候，张作霖当上了“陆海军大元帅”，校方组织我们穿上这套制服前往“祝贺”。我们从学校整队出发，进德胜门，经西四牌楼，过帝王庙奔向顺承王府（即今全国政协址），在顺承王府东墙外马路上列队肃立，由总队长林家训带头高呼“大元帅万岁”三声。这时张由内宅出来，身穿灰色春绸大衫，青图龙纱马褂，光着头，满面红光；寿夫人（五太太）站在左后方。林家训发口令，脱帽，向张行三鞠躬礼，然后又三呼“大元帅万岁”。张对林家训说：“他妈的！这大热的天把他们带出来干什么！快回去吧！不要往别处去啦，赏号随后发下去。”林家训连忙答应几个“是”，即令各队一直往南向彰仪门大街（即今广安门大街）前进，然后经骡马市大街、珠市口。前门大街到中央公园解散。大家饥渴交加，稍事休息，即整队回学校，时已晚上8点多了。次日放假一天，第三天每人领到牛肉罐头一盒，饼干一包，银洋三元，这就是所谓的“赏号”。
    1927年夏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北京各界在北海超度亡魂，燃放荷花灯，这本是封建迷信的“盂兰会”，我们讲武堂全体学员又穿上了这套白色制服前往参加。此外就是逢节假日外出时穿一穿。
    1927年8月间北京气温较高，每天上课时师生们挥汗如雨，不但年龄高的教官吃不消，就连我们上劈刺术教练时，穿上护具做几个动作后也有晕倒的。在此情形下，学校决定放暑假17天。放假期间，有的同学回关外探亲，有的就在北京亲友家住一阵子。
    暑假期满，准时开课。有很多同学在外边由于乱吃东西得了霍乱症，结果死了十个人。
    不久，全校师生到山海关作野营演习。如实地战术作业。测图实施、野战筑城及通信作业等，均由专属教官领导实习。至于战斗、行军、宿营及阵地彻夜等演习，则由队长、队附负责。历时三个星期才又回到北京继续上课。
    1928年6月3日东北军撤出北京，退回关外，讲武堂北京分校也随之出关。4月上午，我们乘坐的专列火车由永定门开出，到达天津时，传来“大元帅”被炸的消息。校方立即在火车上发了枪弹、给养（饼干、罐头）等，做好战斗准备。火车沿途除加煤加水外，一律不停，直开沈阳。我们在沈阳小东边门站（粮袜厂的专线）下车后，即直奔讲武堂本校（即今中捷友谊厂的位置）。
    此时第八期的学员已经离校，房屋都空了出来，但本校规模小，房屋少，设备也少，因此各队都挤着住，没有按时上课。本来按规定第七期是10月份毕业，由于以上原因，决定提前两个月毕业。
    8月初，举行了毕业典礼，张学良亲临主持，张夫人于凤至随同前来，均臂缠黑纱。首先举行阅兵式，然后进行分列式。张学良随即讲话，他面带笑容，嗓子有些喑哑，勖勉大家保卫国家，保卫边疆，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要骄傲自满，要跟上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不要忘记国家还在多难之秋，等语。这天还有很多来宾参加典礼，其中使人注意的是一位身穿白大衫、手持羽毛扇、年约五十多岁的人，也讲了话，操南方口音，听说这就是孙传芳。他的讲话时间不长，记得其中有八个字，叫作：“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典礼告成，全体照像，最后宣布分发名单。因东北军刚由关内退回，尚未改编，就按当时的番号分发。每人并发给服装费50元。讲武堂第七期至此便告结束。
                                                         七
    讲武堂第七期由入伍生队转到讲武堂时已不足千人了；又经过一年零四个月，到毕业时，除因病死亡、中途退学或被开除的之外，仅剩下八百多人。这八百多人分配到东北军队中，一般都以准尉军阶任用。我被分到第十九师（师长王以哲）司令部任上尉参谋（我入讲武堂时是卫队中尉文牍副官），驻防北大营。不久第十九师改为东北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仍驻北大营。
    1928年10月，东北军改编以旅为单位，开始整训。这期同学们在各自岗位上用其所学，颇得上级好评；但由于带兵的经验不足，更缺乏实战经验，以后多数调充参谋工作。
    1929年元旦，“东北易帜”以后有不少人考入南京国民党的陆军大学本班和特别班[注]深造（笔者就是其中之一）；有的到国外留学；有的考入当时东北自办的高等军事学研究班（与南京的陆大具有同等学历）；有的考入南京办的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专科学校深造；也有在黄埔军官学校（后改为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和队长等职务的。九一八事变后有了变化，有的人留在东北给伪满建军效力，干了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也有毅然投身到人民行列中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如任重（原名任域青）、赵光普、李泽民、于百思、慈续唐等，还有参加吉鸿昌抗日部队，后来当了营长，在察北抗日战场上光荣牺牲的战涛同学。这就是讲武堂第七期学员
的概况。
    总的来说，东北讲武堂由第一期开始到第11期止（九一八事变止），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除第七期在北京外，其他各期均在沈阳；除了第四、第七、第十期是学生出身外，其余各期均为部队保送的初具文化的初级军官。这11期总共毕业学员近万名。讲武堂是张氏父子用以训练部队、统治东北的有力支柱。它与保定军官学校、云南讲武堂以及后来的黄埔军官学校同为正式的中等军事教育机构，是当时有资格参与陆军大学考试的四个学校之一。

射声

陆军大学校发展始末  
戚厚杰 林宇人 撰稿
    陆军大学校创立于清末，到五十年代初结束，经历了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两个重要时期，历时近五十年的历史。它是当时培养军事参谋和指挥人才的最高军事学府，对中国近现代军事、政治均有较大的影响。
                                          一、初创时期（1905年—1913年）
    （一）始于清末编练新军的需要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清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编练新军，改革兵制。为此，清廷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始淘汰绿营，改革军制，设立练兵处，负责组建和训练新军，以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负实际责任，铁良为帮办大臣。各省也设立督练处（督练公所），由各省督抚兼任督办，新军各镇、协在全国各地逐次建立。其中，京畿各镇实为北洋新军的核心。早在练兵处设置之前，袁世凯就以“北洋军政司”督办名义编练“北洋常备军”、“京畿常备军”，后来演变成为新军的第一、二两镇。在编练新军的同时，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武备学堂，以德国人为教习，为新军培养干部。同此目的，张之洞先后在南京、湖北设立陆军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培养新军干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先后创建了北洋行营特务学堂、武备速成学堂、北洋陆军讲武堂、陆军师范学堂和宪兵、军医、马医、军械、经理各军事专业学堂，以加速培养新军干部及各项专业人才。但袁对此仍感觉不能满足日益发展壮大的新军的需要，且军事学校遍及南北，学制纷乱，不利管理，清政府乃命兵部会同练兵处参照外国学制拟定新的军事学制，在全国实施。大体有以下几种：
    陆军小学。各省设立，招收十五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具有高小学历的青少年入学，学制三年，以学习普通课业及初级军事知识为主，为陆军中学培养合格学生。
    陆军中学。在北京、西安、武昌、南京各设一所。修习高等普通课程及必要军事知识，学制二年。毕业后即按兵科（步、骑、炮、工、辎）分队，为“陆军入伍生”，准备升入陆军军官学堂。
    陆军兵官学堂。由练兵处（陆军部）直辖，为培养初级军官的场所。学生由各陆军中学毕业的陆军入伍生提升入学，学制二年，授以各种军事学术及课堂、操场、野外训练部队的方法，毕业后即分配到各部队担任初级军官。
    陆军大学堂。为培养高级参谋和指挥军官的最高学府。课业以讲授高级军事学术为主，学员由现职初中级军官中选送。
    大批初中级军事学校的开办，使清政府中的满族权贵也意识到军事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办学权成为满清权贵和袁世凯争夺的焦点。
    1904年3月，日、俄两国在中国的东北进行了战争，于1905年结束。这次战争给清政府企图改革、建立新军的人以推动。这时，围绕开办高等军事学堂的领导权，袁世凯和清朝权贵展开了激烈地争夺。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开办一所由满人控制的高等军事学堂；二是将高等军事学堂办在北京，便于控制。
    经过紧张策划，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24日，贵胄学堂在北京神机营旧址开办，以载润为管理大臣，冯国璋为总办，张绍曾为监督。首批招生160名，学生均为“王公大臣各遣子弟”，经费、待遇非常优厚，清政府企图用这所学校来垄断高等军事学堂的开办权，培养一批忠于自己的军事人才。
    对此，袁世凯不甘示弱，他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办法，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5月8日（农历四月十五日），以陆军随营军官班为基础，扩充成立了陆军行营军官学堂，暂在原有的保定将牟学堂内开课，形成既成事实；又于4月29日上奏清廷，陈述设立大学堂的必要性，佯称校址“论其章制，仍应设于京师”，同时又狡辩说学堂“……借才异地，在京延订亦多未便”，便“略事变通”。清政府无奈，迫不得已同意了这个要求。
    由此，中国近代最高军事学府在袁世凯的一手垄断下诞生了。它的创立，不仅使中国的军事教育比较系统和完整了，也使中国军队的军事学术、军事教育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二）陆大的体制和教育状况
    陆军行营军官学堂（陆大前身）由袁世凯包办成立，袁将其视为私有，派自己的亲信段祺瑞为督办，以张鸿逵为监督。袁为便于控制和教学，将该校附设于北洋军的大本营内。1907年陆军部军咨处成立，改隶于军咨处。1909年军咨处独立并改称军咨府，因而当时又称其为军咨府军官学堂。1911年又奉命改称为陆军预备大学堂。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2月，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朝皇帝退位。继而袁世凯依靠军事实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因而倍加重视培养军事人才。同年7月，袁世凯将该校由保定迁往北京西直门内原祟元观旧址，直辖于参谋本部。
    该校初办时，校内领导设督办、监督和提调各一人。督办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直属于北洋大臣袁世凯，总管校内一切事务。该职先由段祺瑞担任。段曾到德国学习军事，其教育方针和指导思想偏重于仿效德国。1908年督办改称总办，由张鸿逵担任。监督和提调是督办的左右手，分别负责学校的行政和教育事务。
    学堂创办时，一切无定制成规，因而教育制度、课程的设置以及考试和实习制度等，均大体仿照日本陆大的办法进行。
教育制度。学堂章程规定，总教官“总司教员之责”，其主要职责为“协同各教官厘定教程”，“划一功课，评定分数，考察品行”。同时规定，学堂内教学人员、翻译、编辑、绘图人员以及教学行政官，均听命于总教官。
    学堂的总教官，先后聘自日本陆军大学的现职教官寺西上校、樱井雄图中校担任，其余军事教官也都由日本的陆军军官担任。
    学员的课程设置分学期进行。速成科和深造科均分为三学期。速成科半年为一学期，深造科一年为一学期，两科所学课目大致相同。
    第一学期的课程主要有：各国历史、各国地理；军制学、军器学、筑垒学、地形学、交通学、卫生学、马学、教育军队法、各队战法、混成协标图上战法、就地讲演战法、野外战术实施、指挥各种队伍法、马术。
    第二学期的课程主要有：陆军经理、军政战史、混成协标图上战法、一镇图上战法、兵棋、野外讲演战法、参谋旅行、出师计划、辎重勤务、兵站勤务、输送学、地形侦察、兵要地理、要塞战法、海战要略、战略学、教育军队法、国法学、指挥各种队伍法、马术、见学旅行。
    第三学期课程有下列各项：野操计划、秋操计划、出师计划、作战计划、兵站勤务、创设军队计划、战略学、战史、一镇及一军团上战法、海战要略、兵要地理、教授兵棋法、参谋旅行、要塞战法、各队新战法、指挥各队伍法、图法学、国际法学、见学旅行。
    其中，现地战术作业和各种参观旅行，均在每年春秋各举行一次，每次二至三周。
    考试制度，按照原定的军官培养计划，军官的培养，先在各省办的陆军小学读三年，然后进入中学堂，大学堂，中间加上见习时间，这样十来年才能达到毕业的程度。陆大设立时，各级学校正在举办中，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新军中的军官就不可能升入。另外，该学堂实际由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创设，以培养北洋军阀的骨干为目标，所以在招生方向上受到限制。初创时招收的学员对象主要是北洋六镇的军官，不问出身，只要经过简单的入学考试，勉强合格者即予录取。所以在录取的人员中，军校出身的军官是有一些，但更多的是在军队中担任文职的书记官和军需人员，其中军队各级将领的子弟、亲属更不乏其人。
    学员入学均需参加入学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基本的图上战法、军制、军器、交通地形等基本文化学科，此外还有外语。由于学堂草创成立，该校初期学员的军事、文化素质是比较低的。
                                    （三）各期概况及毕业学员在社会上的影响
    军官学堂第一期分速成、深造两班。速成班学制为一年半，深造班学制三年。1907年冬速成班毕业。续招速成班第二朗，其学员来源，除北洋军各镇外，扩大到江苏、湖北两省编练新军之部队，学制改为二年。
    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深造班第一期毕业，计71人，以后被追认为陆大正则班第一期。同年农历9月，速成班第二期毕业，计72人，以后被追认为陆大正则班第二期。同年11月，正则班第三期入学，学员来自全国各编练新军，为普遍考选，学制固定为三年。第三期学员因辛亥革命爆发，中间停课，故延长一年，于1913年11月毕业。该校自创立到1911年，经六年经营，稍具规模，成为全国最高军事教育机构。
    至清末，陆大共毕业三届学员，人数虽不多，但都成为新军骨干，其中也有不少具有革命思潮的人献身革命，在反清和创立民国的政治斗争舞台上各显身手，留芳后世。
    第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参加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保定“各将校学生，亦纷纷南下，齐集于招贤馆，冀为同胞有所赞助”。时值第三期学生在校，许多学生纷纷回各省各军，或服务于南京临时政府，或直接参加推翻清廷的革命斗争，他们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例如一期毕业生韩建铎和二期毕业生李凤楼等人，就是云南首义的重要人物。一期毕业生马毓宝不仅参加了江西九江的首义，而且在江西独立后，被推为军政府的都督。第三期毕业生何遂等人，曾参与了组织“燕晋联军大都督府”的活动，从而推动了清廷内院的革命运动，以后何遂参加了孙岳领导的国民三军，在反吴佩孚作战中立了战功。第三期学员李济深等人还参加炸毁漕河和唐河铁桥，以阻止清军南下的革命活动。
    第二，有的在中国近现代重大的历史斗争中，为革命和正义的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24年10月23日，二期毕业生孙岳，时担任直系军阀京畿警备副司令，他与冯玉祥、胡景翼一道发动了推翻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宫的“首都革命”。在新成立的国民军中，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第三期毕业生李济深，自1922年加入孙中山的北伐军后，历任广州陆海军大本营师长、广州国民政府第四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等要职，1933年11月在福建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被推为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失败后一直从事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活动，曾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为“民革”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第三，有的毕业生在北洋政府的领导集团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成立之后，改清廷军咨府为参谋本部，在该部任职者，陆大毕业学员占了一半以上，并多为实权人物。如第三局局长张联棻、第四局局长姚任之，均为一期出身，第五局局长杨丙（后黄慕松继任）、第六局局长谢刚哲及参谋本部局长崔承炽和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瀚等人，他们的权力足以左右参谋本部。据不完全统计，在前三期毕业生中，曾担任陆军部总长和各省督军、省长者有吴光新、张敬尧、熊炳琦、陈调元、靳云鹗、孙岳、王承斌、王怀庆、齐燮元等人。担任过陆大校长、教育长的有：师景云、熊炳琦、胡龙骧、阮肇昌、张国元、刘光等人。在国民革命军中任军长、省主席以上职官的有：李济深、陈调元、袁绩熙、方本仁、周凤歧、李竟容等人。但也有的成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如齐燮元、张敬尧、鲍文樾等人。至于在北洋军阀军队中任军职及各级军事学校中任教官的人更不乏这一时期的陆大毕业学员。

                                    二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4年—1928年）
    （一）陆大教育制度的改革
    1912年4月，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预备大学堂改隶参谋本部。1913年10月，正式命名为陆军大学校，学校领导由总办改称为校长。自1914年起，北京政府对学校的教育制度作了重大改革，首先是改总教官负责制为教育长负责制。
    民国成立后，陆大负责人和中国籍教官一致认为，陆大的教育计划和学员授课，为外籍总教官所把持，终非长久之计。它不仅不利于中国军事教育的发展，而且也有损于中国的主权，于是由校长胡龙骧提出报告，请求参谋本部与日本政府重新订立聘约。从此，陆大结束了由外籍总教官把持教育的局面。自第四期起，教育计划完全改由中国人充任的教育长主持，但仍聘任外籍教官担任重要课目；同时选拔本校毕业者，先入研究院，半年后充任兵学助教，试任半年后改充兵学教官。这是“本校外籍教官与本国教官并用之始”。
    为使陆大教育有章可循，参谋本部于1914年4月13日，颁发了《陆军大学校条例》，规定了陆大的组织原则和各项教育制度。
    总纲规定，陆大的任务：“为选拔品学卓越，才识优异之青年军官使修养高等帅兵必要诸学术原理，暨发挥其活用智能。”该校“属参谋本部管辖，校长直隶于参谋总长”。
    《条例》对学员的资格及入学考试均作了明确的规定。
    学员的资格，必须是现任陆军步、骑、炮、工、辎各兵科上校以下军官，曾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或与此相当之学校；服军职二年以上，身体强健、勤务热心、才学开展、操行高尚者。
    在符合上述条件的前提下，还须经所在团团长（独立营长或衙署局所、学校长官）附以意见书担保，于每年一月末呈报参谋本部，凡呈报上者方为候补学员。
    然后要经过初审、再审试验。
    初审和再审试验，均应经过以陆大校长为委员长的临时试验委员会的考试。
    初审试验于招生年6月1日在各省和各机关同时举行。试题由试验委员长拟定，由各省督军召集所管候补学员，在参谋长或各等参谋监视之下，严密实行笔试考试。考试既竣，由督军汇集答卷迅寄参谋本部交由试验委员长查阅。试验委员长督同试验委员查核成绩，再顺次调制候补学员的成绩名册呈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决定录取与否及再审试验日期，并通知陆军部及各省督军。
    再审试验于招生年11月中旬在陆军大学校举行，由试验委员长督同试验委员，对备取各员再进行考试，并将成绩呈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据报名册决定录取人员，移知陆军部及各省督军，再通知录取人员及入校日期。
    陆大学员在校学习期间的学年考试，由参谋本部派员会同校长共同进行，考试成绩平均在六成以上者，留学肆业，不及六成者，酌令退学，仍回原差。
    学员三年学成期满，由总统委上等军官施行毕业考试，毕业典礼时，总统或亲临，或派员代理，发给毕业证书及徽章，学员成绩平均在八成（80分）以上者，除发给毕业证书外，还呈由大总统给与优等名誉奖品。不及六成（60分）者，或留校补习，或发给修业证书。
    陆大学员的教育除了课堂学习外，还有队附勤务和野外教育。
    队附勤务，即是派遣学员赴各兵种军队中担任队职，作为一门必修课，同样有严格的成绩评定。
    野外教育，包括战术实施、参谋旅行和见学旅行。举行此种教育，使课堂学习和实地联系更为紧密，更为直观、具体。  
代理陆军大学校长-黄慕松
    （二）陆大的组织及人事变化
    陆大条例规定，学校职员除校长外，还设有教育长、副官、高等兵学教官、专任教官、兵学助教官、骑术教官、编译员、修辑员、军需、军医、兽医；中少尉准尉、上中下士及委任文官等。其中，校长统辖全校职员，综理全校事务。教育长禀承校长，督率各教官、助教官暨教育攸关之各员司等，整理教育一切事务，规划教育之实施并考核学员成绩。
    陆军大学校正式完善后，参谋总长黎元洪便呈派其湖北黄陂同乡胡龙骧为校长。胡毕业于湖北将牟学堂，后在黎元洪所属的第二十一混成旅中任四十标队官，很得黎的赏识，后被保送到陆大第二期深造。教育长为陆大第一期毕业的江寿祺。江是安徽潜山人，也是黎元洪的老下属，旧学颇有根基，但对陆大的教育并无多大贡献，仅仅创设了一个兵学研究会。该会为培养中国籍教官而设，挑选本校前三期优秀毕业生入会学习，由日籍教官指导。学员在该会学习半年之后，即在本校充任兵学助教，试任半年合格后，充任兵学教官。该合的创设，开创了陆大教育史上中国教官和外国教官并用的新时期。
    1916年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北京政府内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7月张勋复辟，黎元洪被迫出走，参谋总长一职由北洋系统的王士珍出任。由于中央政府的实权掌握在北洋派系手中，因而陆大的主官全部换成了北洋系统的人物，校长胡龙骧易为熊炳琦，教育长尹扶一易为张厚畹。熊毕业于陆大第一期，张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熊张二人均系北洋派，特别是熊，长期在冯国璋属下任职，很得冯的赏识。
    陆大的主官虽受政局的变化而更替，但其教育制度基本上沿袭旧制，很少变动。校长及所属教官的学历、水平，在当时仍是佼佼者，因而能维持基本的教学秩序。
    自1920年后，军阀混战频仍，国无宁日，北京政府总统、总理象走马灯似地更换。战局和政局的动荡也殃及陆大，学校财政日益支绌，几不能举炊，面临着停办的危险。为了维持生存，在校员工鼎力相助，各省学员也纷纷向各自的军事长官或各省督军请求援助。终因经费枯竭，陆大于1923年第六期毕业后被迫停办一年，校长时为贾宾卿，教育长先后由张厚畹、阮肇昌担任。
    1923年10月，直隶军阀曹锟贿选当上总统，为了骗取民心，笼络军队中各级陆大出身的军官，遂下令陆大复校，并派师景云为校长，张国元为教育长，继续招收正则班第七期入校。
    1925年北京政权由奉系掌握，师景云随着直系失败而辞职，陆大随即由奉系控制。张作霖虽系行伍出身，但对军事教育比较重视，他派张学良为陆大监督，韩麟春为校长，李端浩为教育长。韩麟春毕业于日本士官炮科，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失败后，为整理东北军队出力不少。奉系掌握陆大，为培养奉系军官而不惜财力，因而陆大的财政状况大有好转，并于1927年8月招集正则班第八期入学，学员绝大多数来自东北军各部队。
    1928年奉军战败出关，校长韩麟春亦随之退往东北，学员也纷纷回原部队，陆大一时陷于停顿。
    北京政府统治的十七年，经历了直、皖、奉三派军阀的统治，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陆大的重要人事也不断变换，各为其派系培养了维持政权的高级军事人才。
                                    （三）各期概况及毕业学员对社会的影响
    陆军大学从第三期起，即不分速成和深造班，而仅招正则班，学制为三年。民国前三年（1909年）在全国新军中，普遍考选学员入校。第四期学员招于第三期毕业之后，文化程度较为整齐，大多为各省讲武堂、将校讲习所、军官研究所和军官学堂的毕业生，经初试和复试合格后录取。该期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首次招生，同时又刚刚颁布了新的条例，因而学员的文化素质高，生源分布广，数量也比较多。
    正则班第三期毕业于1913年11月，共102人，第四期学员于1916年12月毕业，该期正式毕业学员为122人，副课学员3人，旁听学员8人。该期毕业学员中，不少成为北伐军中将领和高级幕僚，以及国民政府时期重要军政人物。较为著名的有曾任晋绥军军长、先后任山西、河北省主席、军令部部长和陆大校长的徐永昌；曾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以及国防部次长的蒋介石亲信幕僚林蔚；曾任参谋本部次长、陕西省主席的熊斌；曾任陆海空总司令部参谋处长以及军政部航空署署长的葛敬恩；曾任参谋本部厅长的姚琮；曾任军委会训练总监部副监、陆大教育长的周亚卫；曾任军事委员会驻川参谋团团长、军委会委员长西昌行营主任、重庆市市长的贺国光；曾任军政部军务司司长的王文宣，总务司司长项雄霄；桂系的主要人物之一、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曾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举兵倒戈反奉的名将郭松龄；长期任西北军参谋长的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刘骥；曾任冯玉祥西北军高级幕僚的刘汝贤；曾任东北军副军长、“九一八”事变后在辽西、热东举旗抗日、后被张学良委任为军团总指挥的彭振国等。此外还有在北洋政府时期任过参谋次长的段云峰，在北洋和国民政府时期任过军长的有王翰鸣、王普、许琨、黄胪初、霍原壁等人。曾任汪伪军事训练部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萧叔萱，也是该期毕业学员。
    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毕业的陆大五个班期中，该期毕业学员人数最多，发展面较广，因而在民国史上有一定影响。
    第五期于1917年1月入学。该期招生之际，恰逢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在部队服役期满二年之时，正好符合入学资格，此时又值陆大为直系军阀所控制，所以该期学员中，保定军校的毕业学生就占了90%，文化和军事水平都高于以往各期。
    该期于1919年冬毕业，共84人，肆业3人。该期较著名的人物有，曾任国民第四军总司令魏益三，国民政府骑兵军军长门炳岳，奉军军长刘伟、直系军长徐寿椿，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役署署长程泽润等人；军委会的高级幕僚晏勋甫、晏道刚、欧阳任、佘念慈、方策等人；此外比较著名的是万耀煌，他曾任第十三军军长、中央军校教育长、陆大教育长、湖北省主席、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本期还有曾任师长、后任陆大教育长的王泽民，曾任军长后任参谋本部厅长及陆大教育处长的龚浩等人。曾在东北军中担任过参谋长、后投敌做了汉奸的荣臻，也是本期毕业学员。
    第六期于1919年12月入学，该期学生来源同第五期，唯因财政奇绌，学校经费入不敷出，影响了教育，勉强维持到毕业。
    该期于1922年12月毕业，共l08人，其中肆业者4人，旁听6人。本期毕业学员中较为著名的人物有；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的秦德纯；曾任陆大教育长的徐培根。担任军长以上长官的有，吴尚、杨效欧、安锡嘏、韩全朴、张会诏、程汝怀等人，还有曾任战区参谋长的邹文华，任过陈诚部参谋长的施伯衡，以及其他各部重要幕僚张樾亭、殷祖绳、王恺如等人，有任马占山的参谋长、指挥军队在江桥抗击日军的谢珂；还有曾任东北军、西北军要职，后来投敌当汉奸的鲍文樾、郑大章等。
    陆大在停办一年后，于1923年8月招集第七期入学。该期生源同第五期。其间，校长由直系的师景云易为奉系的韩麟春。韩为办好陆大，“筹集经费，整理校务，不遗余力”，使学习顺利进行。
    该期于1927年7月毕业，共74人，肄业12人。
    本期毕业学员中较为著名的统兵将领有，孔繁瀛、吴化文、周嵒、张文清、彭启彪、黄永安、赵镇藩、斯立等人，高级幕僚人员有，廉壮秋、刘书香、王纶、王皞南、阮永祺、徐旨乾等人。
    第七期毕业后，第八期于1927年8月入学。此时，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抗拒蒋冯阎李联合的北伐。该期学员以奉系军官为主，招收的多为东北讲武堂毕业学生。因而学员中东北籍军人占多数，保定军校毕业生和其他各省军校毕业生仅占很小部分。
    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对奉系军阀的北伐开始，陆大学员纷纷退学，归回原部队，极少数参加了北伐军。校长韩麟春随张作霖退东北，学校因而停办。
    同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蒋介石即谋恢复陆大并亲兼校长，派本校第三期毕业学员刘光代理校务。经两月筹备，同年8月，招回离去的学员，第八期恢复上课。
    本期于1930年11月毕业，共89人。该期毕业学员，不少人成了东北军中的军事骨干，如王秉钺、甘登俊、金奎壁、黄师华、张纯玺、刘德浴、刘震东等。该校招收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不少人成为北方领军的负责人，如先后任过第三十二军军长的宋肯堂和傅立平，任过第三十二军副军长及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的周熹文等。本期毕业学员郗恩绥，后为陆大名教官，抗战中曾任战区参谋长；尹呈辅曾任参谋本部处长及军令部副厅长等职。
                                    三、国民政府统治初期陆大的发展（1929年—1937年）
                                        （一）教学内容的充实和提高
    陆军大学，虽泛指陆军一个军种而言，但陆军大学实为综合性军事学府，目的在培养对各军种都能指挥的人才。中国经济落后，陆大初办之时，海军很不发达，空军是空白，主要军种是陆军。初设必修课目，虽没有海战略要的内容，但由于陆海军军事力量悬殊，主要课目仍以陆军为主要内容。  
1936年陆军大学时的黄埔军校三期刘宗宽将军，注意刘将军身着的陆大校服
    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军事技术和战略战术的迅速发展。各国为加强战场攻击力量，创建了装甲部队，大量扩建空军，使战争由单纯地面发展到立体化。为适应世界趋势，国民政府对陆大的教学方针、内容、目的均作了修改和强化。
国民政府于1929年8月23日公布了《陆军大学校组织法》，并于1932年4月20日、1934年7月19日和1935年8月9日三次作了修正。
    关于教学目的，“组织法”规定：“陆军大学校为养成军事高等人才，选拔品学优越之青年军官，授以高等用兵学术”，“以养成健全之军事幕僚及指挥官为目的。”
    在教学内容上，首先充实了原教学的内容，并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了解本国军队的情况，而且要面向世界，了解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情况。
    军制学，不仅要通晓国民党军队自身的编制原理，军队编成要素和平时、战时编制方法，而且要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各国的陆军编制，以作借鉴。
    兵器学，不仅了解其构造效力、用途及其发展趋势，也要研究各国使用主要兵器及军事工艺之大要。
    交通学，不仅要了解交通通信机关之构成与技术上之概要，及其发展之趋势，还要对国外交通通讯机关详加研究。
    马学，除了原学内容外，要研究各国军马现状。
    其次，注重陆海空军联合作战以及兵种合成战术研究和大军统帅运用的教育。
    陆军大学于1930年公布的教育纲领中，关于战略战术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指出：战略战术的教育，在于研究用兵原理，运用陆海空军，养成其统帅上所需之素质，兼使其具备实际应用之能力，既须精通各种小部队之指挥，更要了解大军统帅之运用，其他如阵地战、要塞战之攻守亦予以研究。
    关于航空学教育，目的使学员明了航空机编制、种类、构造、机能、驾驶之大要，及航空战术、防空纲要为主旨，及其发达之趋势，航空气象之大概，作为研究空军之基础。
    关于海战学的教育，目的使学员具备海军知识，以便参划陆海两军协同作战。为此要求学员学习掌握海军兵器、舰艇编制、海军战史、战术战略与动员计划和陆海协同作战。对于世界及强国海军发展大势也应扼要研究。
    再次，重视战史研究。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和陆大都认为，战史是研究战略战术最良好的资料，通过战史可以了解战场无穷变化的状况、综合事态的发生及战区内各部队的心理等，由此可以察知帅兵机微。陆大选学战史战例，均为近代世界战争，为欧洲战史、日俄战史、普法战史、拿破仑战史等。战例方面有普英战役、俄土战役、英杜战役、中东战役、巴尔干战争、伊土战争、南北美战争等。
    通过战史、战例的教育学习，使学员了解关于战技原则之由来，政略与战略之关系和各国军队统帅之概要。
    第四，为了提高学员的文化水平和研究能力，陆大教育大纲注重了学员的文化学习。要求学员在三年学习期间还要学习历代兵略、历史地理、统计学、数学。为洞悉现今世界之大势，了解各国军事设施，交涉国家间的军事和参预枢密，陆大特设了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课，要求学员选学其中一门，并达到译解，默书（笔记）、作文、会话的程度。
    第五，重视政治训练。陆大在学员的必修课程中安排了政治训练，主要内容为：三民主义、近代中国史、各国革命史、外交史、政治学、国法、公法、经济财政学、社会学。其目的是为了了解三民主义精髓，培养学员为国家、为国民党政权效力的精神。
    陆大通过以上课程的安排和学习内容的增加，确立了在军事教育中最高的学府地位，也发挥了综合性的军事学术机构的作用。
                                            （二）较严格的入学考试
    南京国民政府接办陆大后，对考试制度进行了整顿。新的考试制度虽然仍分为初试和复试，但较过去要求更为严格。向全国招生，较为广泛。
    首先是初试。初试由参谋本部分别密令全国各军事机关及师以上各部队办理。参加初试人员资格除原来的标准外，还增加了毕业于国外同类步兵各类学校和国内外航空学校毕业者及现任航空军官。年龄限在三十五岁以内。参加初试的员额采取对各机关、部队分配的办法。各军事机关、部队根据参谋本部下达的数额自行选拔，但各部队、机关须按规定名额预选三倍以上人员参试。
    初试之后，各初试机关将初试录取人员，出据证明书连同初试人员试卷、初试成绩表及个人证件等送到参谋本部。
    参谋本部组织有关人员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报考人资格，然后将审查合格者招集复试。复试的一切事宜由参谋本部临时组成的复试委员会负责办理。
    陆大入学考试的课目和程序大体是：首先检查身体，身体不合格者，就通知退出不再与试。其次是笔试，先为普通科，包括党义、国文、代数、三角、几何、物理、化学和英、德、日外文中任选一种；次为军事学科，包括基本战术、应用战术、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筑城学等。笔试之后，还有口试，口试除注意仪表、语言外，还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等常识。自第十三期起，因发现前期中有文职人员冒考情事，最后增加“实兵指挥”一项，其方法是以实兵一排或一连，由考试官宣布课目，应考者以口令指挥并纠正动作。
    当时社会上颇重视学历，国民政府时期更甚，并出于派系利益，用人唯亲，故社会上流传着“黄马褂（黄埔），绿（陆之谐音）袍子（陆大）缺一不可”，所以考取陆大，就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气概。因而尽管陆大每次招收人员有限，军官们都跃跃欲试，趋之若鹜，认为职业军人不入陆大，难有前途。
                                   （三）教育课程渐趋完备，训练方法有所改进
    陆大自国民政府接办后，因人力、物力较前集中，且应形势的需要，教育课程渐趋完备，训练方法有所改进，为培养能运用诸军种、兵种联合及协同作战的指挥人材，突出战术教育的课程，几占全教育课程的2/3。在训练方法上，以应用战术为主。其进行步骤和方法大致为：
    其一是图上战术，即图上作业。由陆大教务处将全期学员区分若干战术学习小组（一般为14—16人一组），随着师、军、大军战程的转移，小组设固定的教官，担任每小组的教学指导。训练方法是由教员事先拟具想定和问题，上课时宣布和讲解想定并提出问题和交付答案时间，然后学员各自在课外作业，依期向教官呈付答卷（一般指定小组收卷人收集）。在下一课业时间，教官根据学员答卷及自己预定最合理的设想，进行讲评，学员也可陈诉不同意见进行讨论，同时答卷上教官往往评注上意见并存底，作为学期末战术成绩的评分根据。答卷的形式虽是根据军用地图进行作业，但可以文字表述或要图现示。图上作业是战术教育的基本方法，所占时间较多。
    其二是现地作业。现地作业是在战术图上作业的基础上，加深实战观念，锻炼对敌情、地形的判断能力。这是更深一步的战术教育方法，故亦称应用战术。应用战术为切合实际要求，宣布想定提出问题及学员作业，均就现地进行，作业时间因而较短，教官的讲评根据问题就现地进行后，逐次布置下一问题。现地作业一班也是分各战术组独立进行，但有时运用同一个战术想定。现地作业的另一种教学内容为参谋旅行，即到各军种、兵种学校、部队见学，到有战略意义的要地熟悉地形，以及重要战地熟悉战史等等。各期进行的情况不一，一般每期可能进行一至二次，有时是与战术现地作业合并进行的。到各兵种见学也称队附勤务。有的还以学员担任不同兵种的队职，以通晓各兵种性能和运用。陆大十一期在校时，适逢参谋本部的实兵对抗大演习，该期学员奉命参加，分别担任红、蓝两军各部队（连以上）的裁判官并为总指导提供讲评资料，从中得到实际的锻炼。
    其三是兵棋演习。兵棋演习主要用之于第三学年的高等司令部演习（简称高司演习），一般采用红、蓝两军对抗形式，学员分任两军各级指挥宫和幕僚，根据统裁官（教官担任）宣布的情况进行演习，红蓝两军各在一室，一方的决心、处置，即成为另一方的情况，由教官传达（有时利用通信），演习一般持续二至三日，以锻炼学员对大军统帅的指挥能力，以及战术运用和临机应变才能。此种演习，一般每期都进行。
    其四是课堂教学。课堂教学主要用于战史、军种战术以及军事、政治、经济各种理论性课程。在南京时期，每周上午实施课堂教学，下午一般为外文教课（两小时），每两周有两次马术教育，由骑术教官在马术教练场实施。其余时间，由学员自行分配，作为自习及作战术作业答卷时间。每星期一上午用两小时举行总理纪念周，多数由陆大单独进行，由校长（教育长）主持宣讲时事形势，进行精神教育，宣布规章制度等等。有时去中央军校礼堂参加在京各军事机关、学校联合纪念周，聆听蒋介石的讲话。
                                            （四）陆大的组织及教学情况
    南京国民政府接办陆大后，于1929年8月23日颁布了组织法，规定陆大直属于参谋本部，负责养成军事高等人才，选拔品学优越之青年军官授以高等用兵学术。其组织由校长、教育长、兵学研究院、教务处处长、教育副官、兵学教官、聘任兵学教官、兵学辅助教官、聘任政治、经济教官、编译处主任、编译官、副官处主任、副官、军需、军医室主任、军医、护士以及兽医、秘书和机要文书人员等组成。其组织系统如下：
    校长：蒋介石（兼），教育长 国民党特别党部：专职书记长一人，事务人员二人。
    兵学研究院：中、少将主任一人，中、上校研究员十余人。
    教务处：少将处长一人，上尉及少、中校教育副官四人，文书人员三至四人，专职兵学教官二至三十人，聘任外籍教官约十人，聘任兼职教官三至五人，国术教官一人。
    副官处：上校处长一人，中、少校副官各一人，财会人员三人，文书人员二至三人，勤务士兵若干名。
    编译处：上校处长一人，上、中校译员五至七人，聘任外语教官四至五人。
    骑术处：少将处长一人，上校骑术教官一人，上尉助教一人，马匹管理人员及饲养兵若干。
    医务室：上校主任一人，上尉、少校军医各一人，护士、司药各一人。
    印刷所：少校所长一人，绘图员四至五人，事务人员二人，印刷工人若干。
    学员班：每期为一班，不设专职管理干部，指定学员一人为学员长，负责与校各部门联系及维持课堂秩序。
    陆大月刊出版社。
    陆大函授处。
    校长承参谋总长之命综理校务（蒋介石兼校长时，校务实际由教育长负责）；教育长承校长之命督率各教官、编译官暨有关教育之各员，任教育上计划实施和有关军事学术的研究。
    1928年底，蒋介石因忙于编遣军队，乃命令黄幕松为副校长，代行校长职权。周斌任教育长。1929年6月，黄调走，周代理校长。黄、周二人皆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
    1930年冬，陆大第九期毕业出校后，蒋介石为便于对陆大的领导，以及同政府各部门联系，决定陆大由北京迁到南京，校址选在汉口路薛家巷妙香庵旧址。时代校长周斌调走，蒋介石于1932年初辞兼校长职务，任命杨杰为陆大校长，王泽民（本校第五期毕业）为教育长。
    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先后就读于云南陆军小学堂、保定北洋陆军学堂、日本陆军士官预备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1年以中校身份自费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第十五期，毕业时名列第一，日本天皇赐予宝刀，其军事才能受到国内外军学界的赞誉和尊重。
    杨杰对主持陆军大学引以为自豪。他认为，不独立的国家或没有国防力量的国家，是不配建立陆军大学的。中国能自主地办陆军大学是不简单的事。
    杨杰认为，陆军大学的教育宗旨应该是使高级指挥官及幕僚人员成为“智能兼备之士”，培养学员的目的是“为养成优秀将校与幕僚，以备国家干城之用，不特党国命脉所寄，而民族兴之与其负”。因此要求学员在学习中一定要完成“救国之签识，御外侮之本能”。
    杨杰对陆大的教育方法是采取“取化教育”，即是要教官去诱导学员自己去研究，使之彻底领悟，确有心得。他在教学中广引世界上各著名战例，又反对东施效颦，墨守前人阵法，他说：“我国如此趋势之下，非有一出自心裁之战术，必不能自适其生存。”他反对纸上谈兵，很重视对学员的实战训练。陆大每年的春秋两季的现地战术作业，他大都亲自参加指导。演习中他轮流到各战术班视察演习情况，然后亲作讲评。1934年12月，蒋介石又兼任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实际上仍主持校务，直至1937年8月全面抗战开始后以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苏联工作为止，他是陆大历史上主持校务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
    蒋介石兼任校长后，有时莅校主持纪念周及开学、毕业典礼并讲话。
    陆大自迁南京续办后，教官素质有所提高。兵学教官大都由历期毕业的优秀学员或留学国外学有专长的人员担任，如担任军战术的张亮清、何成璞、张秉均等，担任师战术的赵秉衡、郗恩绥、温鸣剑等都颇受学员欢迎。战术课业主要由本国兵学教官担任。此时，日本籍教官都已解聘，外籍教官只留了德国及流亡在中国的白俄军官担任战术、战史和军、兵种课目的教学。
    蒋介石认为德国是当时军事上最先进的国家，且与中国无利害冲突，政治上亟图效仿德国的法西斯统治，故聘任德国教官最多。其中，史培曼、古德威（十一期后改为史达开）教授应用战术，林德曼教授炮兵战术，哈德门、史太秋先后讲授空军战术，皮尔纳教装甲兵战术，麦次纳教授化学战，古西教授大军统帅、战史，王思瀚教授参谋业务、编制装备、输送动员、列强军备等。
    这批德国教官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取消军备，使得大批战术索养高，身经大战的高级军官失业。如史培曼、古德威、史达开、古西都是德国陆军大学毕业。有的地位很高，如林德曼即是德国陆军中将，余亦多为中高级军官。他们应聘来华后对教学都比较认真。
    德国教官担任的战术教学，从团、旅战术一直到师、军、集团军、大军战术，其战术思想基本体现在德国《军队指挥》一书中，他们比较注意战略战术上的态势，地形影响及时间、空间关系（远、近、险、易、广、狭），强调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坦克、大炮），彻底进攻，速战速决，并注意利用制空权，高速度进攻的原则。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给广大学员多少带来了世界先进军事战术技术的新信息，内容很是新鲜。但与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低劣的军事装备相比，又有些不合时宜，加上所讲内容要由编译人员口译，影响了效果。但史培曼、史达开讲授应用战术，无论图上或现地作作业，都是方法灵活，临机应变，不受预构想定限制，常常令学员“即题”（根据作业中发展）作业，颇受学员欢迎。因受教官人数限制，德籍教官指导的战术，全期分两个大组进行，为区别与本国教官所指导的战术作业，当时习惯称之为“小战术”，他们有时也以一个教官将本学习班区分红、蓝军进行图上或现地对抗作业，方法活泼生动，学员们颇受启发。  
1938年5月起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的蒋百里
    白俄教官也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实战经验，如白俄教员布尔宁教战略学和谍报勤务。战略学取材苏军条令，介绍了战略、战役法和战术概念。他教的谍报勤务，内容特别丰富，对于如何获取情报、传送情报、反谋、防谍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本国兵学教官以教授师、军级战术为主，其他即担任战史以及各种军事理论性课程。其中如中日战史、日俄战史、欧洲战史、拿破仑战史、世界大战等，一部分由本国教官担任，日俄战史、欧洲战史则分别由俄籍教官多马舍夫斯基及德籍教官史培曼、古西等担任。海军战术由海军教官姜鸿慈担任。担任辎重勤务、筑城、兵要地理、参谋业务的中国教官谭家骏、马龙文、游凤池、戴锡龄等均教学多年，颇具经验。其他如外文、骑术等均由本国或外籍教官担任讲授。
    战史，是陆大的重要课程。杨杰校长常说战史是战术之母，熟读战史，不仅可以敲战争双方的庙算谋议、战略决策，师法过去名将用兵，还可以找出一些战例，以证明战术原则，加深对原则的理解。所以陆大对战史的课程安排比较多。本国教官龚浩讲拿破仑战史，黄家濂讲日俄战史，杨杰亲自讲北伐战史，德国教官古希讲普奥、普法战史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史，都各有独到之处，颇受欢迎。
军种、兵种的理论教育，对增强学员对军、兵种认识和运用，颇收效果，也为学员所重视。法国以筑城驰名世界，故此期阀，陆大还曾聘请法籍教官讲授筑城，重点在解说马奇诺防线的构成和建筑。
    政治、经济课目时间不多，但所聘兼职教官马寅初、萨孟武、赵南坪均为著名政治、经济专家，讲课生动，深入浅出，很受学员欢迎。
                                                  （五）各期概况
    1928年6月，北伐完成，继而东北易帜，全国表面上宣告统一。国民政府为培养军事人材，完善学制，接办了陆军大学并加强整顿。在第八期复课的同时，于1928年12月招第九期学员入校，计132人。这期学员，北伐军中各部队的高级干部占很大比重，黄埔学生进入陆大也从此时开始，如九期的沈发藻、艾叆、姚国俊、陈素农、黄绶中、温鸣剑、戴之奇、韩文源、钟彬等，均为黄埔第一、二期学生和北伐军干部；於达、侯成、叶佩高、宗明、黄壮怀等均为其他军校出身的北伐军干部。当时，因崇元观校址不敷应用，第九期借原祖家街测量学校授课，特别班第一期则在航空署街原北京政府航空署旧址授课。此时，除本国及日本教官外，已开始聘少数德国人为教官。民国二十年（1931）10月，特一期毕业，第九期也于同年底相继毕业。
    甲、特别班的开办
    陆军大学特别班的设置，是国民政府北伐统一后为适应军队编遣编余的中、高级干部而设，但从此定为学制，作为高、中级军官深造之用。对未能考入陆大而又一心求学的高、中级干部，在招集特二期的同时，还举办过函授教育，内容大体与特别班相同，因效果不佳，不久即停办。
    1929年2月1日，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颁发了《陆军大学附设特别班条例》，规定了该班的性质、组织法和教育方针。
    条例规定，“在裁兵期间，为使品学兼优，著有勋劳之编余军官，为修习增进高等用兵学术起见，特予陆军大学暂设特别班”。
    条例还规定，特别班学员须具备下列资格方能入校深造：
    1．历经革命战役，卓著勋劳，现任团长以上之军官而系编余者；
    2．曾在国内外陆军学校毕业或具有与此相当之学识者；
    3．品行端正，热心向学，身体强健，确无暗疾嗜好者；
    4．年龄在四十岁以内者。
    条例同时规定，特别班每期考取学员120人，学期三年，其教学课程与正则班相同，该班“除设管理主任、聘任兵教官及专任职官外，其余职员教官等均由陆军大学原有职员教官担任之”。其中管理主任1人，由中将衔或少将衔军官担任；聘任兵学教官12人，均由少将衔军官担任。副官6人，书记4人，其他勤杂人员均由少尉以上军官担任。
    参谋本部于1934年2月对《陆军大学校附设特别班章程》又作了如下规定：
    1．将特别班作为正式的培训制度规定下来；
    2．学员名额定为60至100名；
    3．学员的军衔须少将以上（有特殊劳绩者须为上校以上军官）。
    特别班第一期的入学是免试保送的。这是由当时部队缩编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参谋本部向各集团军分配的名额大约各20名。
    第一集团军保送入学的有：卫立煌、黄维、夏楚中、陈铁、李树森、詹忠言、文朝籍、张秉均、涂思宗、余韶等。
    第二集团军保送入学的有：何基沣、过之纲、闻承烈、刘自珍、冯治安、关树人、童玉振、韩德元、张印湘等。
    第三集团军保送入学的有：张树帜、谢濂、徐子珍、孙福麟、王辅等。
    第四集团军保送入学的有：徐文明、周磐、贺维珍、陈孔达、周维寅、萧兆鹏、韦斌等。
    特一期于1931年10月毕业，共121人，其中肄业7人。该期的毕业学员，大都成为国民政府各系军队中的高级骨干。
    1934年9月，特别班第二期在南京招集入学。此时，特别班的招生制度已较健全，学员入学时，必须经过资格审查、初试和复试，其考试内容和进行方法大体和正则班相同。
    经过三年学习，特二期于1937年8月毕业，共133人。这批学员日后有的成为国民政府军队中有名的高级幕僚，如萧毅肃、王鸿韶、张世希、张知行、舒适存、刘广济、刘宗宽等；有的任军长以上各级指挥员，如王铁汉、成刚、胡临聪、袁朴、高卓东、曹日晖、陈烈、贺粹之、楚溪春、刘嘉树、鲁英麟等。更多的人担任了军、集团军等各级参谋长。有的在抗日战争中颇有战绩。刘家麒、钟毅在抗战中壮烈殉国。
    特别班第三期于1936年12月招集入学。在这批学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冯玉祥。冯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自愿进入陆大学习。在他的倡导下，原西北军高级将领鹿钟麟、石敬亭、孙良诚、张维樨、梁冠英、鲁祟义、张华堂等，也都请准参加该期学习。教官前来讲课时，先向冯行礼："报告副委员长开始讲课。"下课时照样行礼："报告副委员长讲课完毕。"冯在课堂上态度非常谦虚，认真听讲、作笔记。
    乙、南迁后正则班各期概况
    1932年1月，陆军大学由北京迁到南京。同年4月即招集第十期入学。该期适值“九一八”事变、“一二八”凇沪抗战之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青年军官都热心求学，以增强抗日本领，故投考者十分踊跃。
    该期于1935年4月毕业，共毕业98人，旁听学员钱卓伦（保定军校出身）、甘丽初、何绍周、李及兰（以上三人为黄埔一期毕业）、吴允周（黄埔二期）5人，合计103人。该期毕业不久，全面抗战开始，因而多数同学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了很好作用。担任过军长以上职务者有罗列、张克侠、郭汝瑰、甘丽初、李及兰、何宣、杜建时、侯腾、徐志勖、何绍周、黄翔、黎行恕、潘华国等。该期毕业生中有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夏国璋，有担任国民政府作战处长及空军第四路司令的罗机。
    第十一期于1932年12月招集入学，从该期起，陆大每年招考一期入学。该期于1935年12月毕业，共96人，另旁听生8人，合计104人。该期在抗日战争中不少人都担任了重要职务，如方天曾任师、军长、军政部军务署署长；盛文久任胡宗南部参谋长、军长；罗泽闿，久任青年军的师、军长等。此外，任至军长职务的还有吴仲直、沈澄年、李仲辛、刘云瀚等；充任军以上参谋长的以及长期从事军事机关重要幕僚工作的有：皮宗敏、车蕃如、吴鹤云、明玕东、洪懋祥、杨业孔、赵桂森等。
    第十二期于1933年11月招集入学，与该期同时在校的有第十、第十一、特二、第十三、第十四，共六个班期，另有兵学研究院，在校学员总计有600多人，是陆大创办史上在校学员和班期最多的时期。该期于1936年11月毕业，共64人，旁听学员14人，合计79人，是各期学员最少的一期。
    该期比较出名的人有，如曾任第一绥靖区司令官兼江苏省主席的丁治磐，曾任傅作义部军长的朱大纯，曾任胡宗南部军长的徐汝诚、冯龙，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的白天（即魏巍）等。借“曲线救国”打入汪伪的唐生明（唐生智之弟），也是该期毕业学员。
    1935年4月，第十三期招集入学。1937年7月，适值该期即将毕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少同学提前回到原部队参加抗战，其中尤以处于抗敌第一线的第二十九军选送的学员过家芳、蔡国华等人，提前返回部队。
    同年9月，由于凇沪会战正激烈地进行，为使教育正常进行，学校被迫西迁长沙。12月，该期毕业，共109人。从本期起旁听学员同样发给文凭。该期毕业后多数人走上抗日战场，有的不久即为国捐躯，如吕旃蒙、蔡国华、邓佐虞等，有的不久即担任军事机构重要职位，筹划作战，如冯衍、蔡文治分任军令部第一厅一、二两处处长。至于任职至军长以上职务的有陈明仁、沈策、曹天戈、唐云山、彭位仁、冷欣、王乾元、林森木、蔡文治、胡素、王文彦、张弥川、戴坚等。有的在解放战争中起义，为祖国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如陈明仁、杭鸿志、赵秀昆、过家芳等。
    第十四期于1935年12月，第十五期于1936年12月在南京相继入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学校西迁过程中，他们分别在长沙和遵义毕业。
    丙、兵学院的增设和旁听生设置
    陆大在北洋时期即设有兵学研究院，后因战乱和学校长官更迭曾一度中断。1932年8月，在校长杨杰的主持下增设了兵学研究院。增设该院的目的在于研究高级兵学及国防计划，以造就国防人材和兵学教官。研究员分为专任和兼任两种，两种研究员的候选资格均系国内外陆军大学毕业，并在部队服务二年以上，学习成绩优异者。
    研究课目分为主要课目、一般必修课目和自由选择课目三种，各研究员均须选择两门以上课目作为研究课目。
    主要课目包括：战略战术、战史、参谋要务、国防计划、后方勤务、国家总动员；一般必修课目包括：军政军令、军队机械化、化学战、阵地战、航空战术、海战学、要塞战术、战术教育法；自由选择研究课目内容包括：兵要地理之调查与研究、邻邦兵备及各国编制装备之研究、军队及学校教育之研究、各种特别演习及统裁指导法、各种新兵器之研究、典范令及军语符号之研究、历代兵略之研究、政治学、各国财政经济状况、各国社会状况、各国政治外交史等。
    兵学研究院学制为一年，由校长杨杰兼任主任，后为张亮清。
    陆大正则班旁听学员的设置，不是制度所规定，而是蒋介石为培养其亲信或人事安排的权宜之计。凡到陆大旁听的，均须蒋介石亲自批准，如李及兰、甘丽初、钱卓伦等均已任至师长。旁听生免考，其他与正式学员相同。
                                    四、抗战时期的陆大（1938年—1945年）
                                        （一）组织、学队教育内容改革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1938年初，军委会下设军令部，明令陆大由军令部直辖。为长期抗日作战，培养造就高级指挥和参谋人才所需，学校加强了对学员的管理。每期设期主任（少将），配以必要的事务人员。此外，学校组织体制和学制、教学内容等，也略有改革。
    1．修改组织体制
    在教育长直接领导下，为加强学术研究及对兵学教官的管理，将全校兵学教官分编为战术、战史、后方勤务和参谋业务四个系，每系设主任（中、少将）一人，设系办公室，配以必要人员，负责学术研究工作和教学实施。各系负责人为：战术系主任梅铸，战史系主任黄家濂，后方勤务系主任谭家骏，参谋业务系主任游凤池。
    在行政机构方面，充实了教务处、编译处。取消特别党部，改设政治部，撤销骑术处，改没汽车驾驶教练队，以训练学员驾驶技术；其余医务、军需机构也有所改变。以上这些改进，是逐步完成的。1945年，军委会明令陆大的组织系统和编制。如下：
军令部-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
    兵学研究院：主任中、少将，研究员
    战史系
    后方勤务系
    参谋业务系
    以上三系，各系主任为中、少将，兵学教官名额不等，一般为上校至中将。学术系统以研究主任为首席。
    教务处：辖第一科（教育计划）、第二科（教育行政）、第三科（教材及印刷所管理），教务处处长中、少将，副处长少将、上校，科长上、中校。
    编译处：处长少将、上校，下设编译官（上、中校），出版社，图书馆。
    总务处：处长少将、上校，科长上、中校，下设文书科、医务科（辖医院）、总务科（并管理马队）、管理科（管辖汽车队、驾驶教练队、警卫队、通信队）。
    以上行政系统及教务处处长为首席 会计室 人事科 政治部：主任中、少将，副主任少将，政治部人事及编制由军委会政治部规定和管理。
    各学员的期班
    军委合同时将陆大学制正则班由三年缩短为二年半，特别班则由三年缩为二年；并将学员入校年龄、级别作了修改。改为32岁以下中校至少将级军官。
    2．重修教学内容
军委会1945年颁布陆大组织法中规定，陆大学员应学习内容为：一般战术、步兵战术、骑兵战术、机械化兵战术、炮兵战术、工程战术、化学兵战术、陆地战术、空军战术、游击战术、通信战术、输送勤务、辎重兵站勤务、军制学、动员学、国家总动员、军队教育、参谋业务、谍报勤务、兵要地理、抗日战史、日俄战史、欧洲战史等。比过去更为明确完备。
    3．加强教官队伍
    抗战开始，德国教官都已撤走，师资力量有所减弱。军令部于1940年决定，派到欧美各国留学归国人员，一律先到陆大任教，这样不仅加强了陆大的师资力量，而且也将欧美各国最新军事学术思想介绍给陆大学员。同时，军令部还决定，如陆大需要某种优秀人才时，可随时优先由部队或其他军事机关调动。另外，为了广罗人才，加强教育队伍，军令部还采取了改善教官生活待遇的措施。各系主任和班期主任均增加一定的工作奖金。
    为便于教官进修和备课，军令部还将本部有关军事学术方面的图书拨结陆大，并要求各驻外武官尽量收集各国军事学校的教材、讲义，以解决陆大教育资料不足的问题。
    同时，还加强了兵学研究工作，为陆大培养高质量的教官，以加强教官队伍。
                                            （二）负责人变化和教官状况
    陆大校长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均由蒋介石兼任，但只是名义，而陆大的教育主要由代校长或教育长来主持。
    抗战开始后，教育长杨杰奉命出使苏联，教育长一职由训练总监部副监周亚卫兼代。周亚卫为日本士官出身，曾毕业于本校正则班第四期。陆大十期以后学员的入校考试，有几期均是在他主持下进行的。全面抗战开始后，陆大西迁长沙的搬迁工作也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陆大迁到长沙后，利用旧藩署驻地继续上课。
    1938年7月，学校奉令再次搬迁到贵州遵义，校址选定为遵义县城东北狮子山麓操场坝新营房。8月，著名军事家蒋方震奉令代理校长。  
1939年1月起任陆军大学教育长的万耀煌
    1939年1月，代理教育长周亚卫他调，万耀煌任教育长。万出身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在陆大第五期深造。万治校甚严，曾国有人不守课堂纪律而被开除，在陆大历史上是没有的。但学术上的声望远不及杨杰、蒋百里诸人。
    1942年5月，万耀煌改任中央军校教育长。遗缺调军训部次长阮肇昌继任。阮于陆大第三期毕业，过去曾一度任过陆大教育长。
1943年8月，教育长阮肇昌他调，以陈仪代理校长，徐培根继任教育长。陈仪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任师、军长，军政部次长和福建省主席等职。徐培根在本校六期毕业，还曾就读于德国陆军大学。他致力学术研究，因而颇有声望。
    抗战时期的陆大兵学教官，以中国人及本校毕业的学员为主，另有少数外籍教官。
    当时，担任大军战术讲授的教官如徐祖诒、沈静、宗明等，学术修养都比较深。徐祖诒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抗战初期曾任第五战区参谋长，有抗战的实际经验。兵学教官中本校培养出的杜建时、管长治、杭鸿志、王镇、曹跃祖、傅绍杰等，因教授有方，受到学员的欢迎。1939年，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副主任的叶剑英，曾来陆大讲授游击战的理论。叶剑英在政治军事上造诣高深，讲课时深入浅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人耳目一新，很受陆大学员们的欢迎。
    1938年德国教官全部撤走，当时在校的外籍教官有三个白俄人：史达维斯基担任要塞筑城课目，多马舍夫斯基讲授高等战术，布尔宁讲授情报业务。后苏联顾问团也派有教官来校讲课。
    1940年，陆大聘请了以柏尔社少将为团长的法国顾问来校授课，教官有雷诺和杜蒙中校。
    尽管如此，陆大的教材比较陈旧，教员的思想比较保守，联系抗战实际远远不够，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仍未摆脱战前的陈旧状况，因而影响了教学质量。
                                            （三）抗战中各期、班概况
    陆大第十四朋1938年7月在长沙毕业，共100人，其中在抗战中以及解放战争中任至军长以上的有赵子立、杨伯涛、伍诚仁、王甲本等人，赵家骧曾任东北保安总部参谋长。任师长的有王元直、何竹本、侯志磐、陈瑞鼎、何奇、张文心、梁立柱、盛超（盛文华）、孙明瑾等人。王甲本在第七十九军军长任内，在抗日战争衡阳防守战役中阵亡；谢士炎思想进步，在解放战争后期任保定绥署孙连仲部少将处长，参加了地下党，向我军递送情报，被发觉后遇害，人民政府追赠为烈士。孙明瑾在抗战中阵亡。
    1938年3月，特四期入校，同年5月正则班第十六期入校，9月正十六期、特四期先后迁往贵州遵义。10月，特三期在长沙毕业，共129人，其中以后担任军以上职务的有李振、李良荣、汪匣锋、沈久成、孙良诚、梁华盛、张维玺、鲁祟义、赵文焕、苏祖馨、唐永良、梁冠英、韩练成等人。
    1938年10月，正十五期在沅陵、芷江现地战术作业后，亦即迁往贵州遵义。1939年3月，该期在遵义毕业，共123人。自本期起，正则班即不再设旁听学员。该期毕业后，奉命前往重庆听蒋介石训话，过桐梓到钓丝岩时，发生车祸，死亡学员6人。十五期学员任至师长以上的有王晏清、王大均、王靖之、于厚之、吴永烈、周士瀛、郭吉谦、曹永湘、戴朴等人。李树正曾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及徐州“剿总”中将参谋长。罗友伦黄埔七期出身，抗战末期即被擢任为青年军第二○七师师长（相当一般部队军长），升迁较快。去台后曾任至陆军上将总司令。王晏清任第九十七师师长，警卫南京时，率部起义，著有功绩。
    乙级将官班第一期在遵义入学，共120人。1940年毕业。
    1940年初，陆大奉命迁至重庆西郊山洞续办。同年4月，特四期毕业，共135人。其中以后任至军长以上的有丁德隆、王锡钧、廖昂、董英斌、陈春霖等人。张鑑桂曾任第八战区中将参谋长。丁德隆曾任至集团军总司令、西安绥署副主任等职。
    1940年7月，在重庆招集特五期学员入校。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之前两月，招收正十六期学员，在南京及各地方军事机关分区举行初试，按照规定名额录取了初试及格军官。但因抗战爆发，初试录取者多在前方参战，乃延期至1938年2月在长沙复试，结果录取108人，于同年5月8日入学。
    正十六期于1940年9月在遵义授课完毕，迁到重庆后毕业，共113人。该期毕业学员以后任至师长的有朱元琮、马培基、程有秋、薛仲述等。个别人任至军长，如刘廉一。有的则成为高级幕僚，如许朗轩，在大陆解放前夕任至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幸理任至第二“绥靖”区王耀武部参谋长，秋宗鼎原在总统府参军处军务局任高级参谋兼科长，后出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正十七期于1939年2月在遵义入校，同年12月迁重庆。1942年7月该期学员毕业，共112人。该届毕业之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他们不少人分配到远征军服役，参加滇缅作战。该期敖明权曾任至师长、副军长。段仲宇在上海港口副司令任内起义，任过南京军械学校校长、总后军械部副部长。麻清江曾任铁道兵团团长，去台后任联勤副总司令。
    正十八期于1941年3月经过初试、复试考取学员共140人。该期学员以黄埔军校第十、十一、十二期毕业生为主，每期各约40人。该期于1943年7月毕业。学员王多年去台后，曾任至“三军大学”校长，官位上将。其他还有罗扬鞭、张国英，去台后任中将军职。一些人担任了师参谋长、团长、军委会或国防部处、科长等幕僚职务。
    1942年8月，第十九期入学，1944年1月毕业，共96人。学员毕业后，多分配在部队任师、旅参谋长，参谋主任或团长以及军事机关的科长、参谋等职务。
    正二十期于1944年1月入学，1946年5月毕业，共123人。该期毕业后，校址即由重庆迁往南京。该期毕业学员郝柏村去台后曾任至“参谋总长”、“国防部长”、“行政院”院长等要职，官位为四星级上将。
                                        （四）特别班、将官班及其他各班开办情况
    1．特别班在抗战爆发后继续入学。特四期1938年3月入校，1940年4月在遵义举行毕业典礼，共135人。
    特五期于1940年7月在重庆入学，该期于1942年7月毕业，共136人。其中张之江为原西北军名将，马瑛久任卢汉部参谋长。郝家骏任新疆供应局长，随陶峙岳起义后，先后任过解放军军事学院教员及安徽省建设厅副厅长。王启明原为地下党员，在第三十二军参谋长任内起义，先后任解放军副军长、省军区参谋长，1957年授少将军衔。其他任至军长以上的有陆军代总司令汤尧、“绥靖”区别司令官郭勋祺等。本期毕业的还有空军路司令晏玉琮、刘牧群、崔伦石等。
    特六期于1941年12月在重庆入校，1943年12月毕业，共134人。该期毕业学员任至军长以上的有王伯勋、邱维达、马师恭等。邱任至七十四军军长，马为伞兵司令。张言传曾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参谋长。
    特七期于1943年10月入学，该期于1946年3月毕业，共131人。陆大在招收本期时，军令部对学员的报考资格作了新的规定：学员必须受过一年半以上的养成教育，并经过国民政府承认的军事院校毕业（黄埔军校第四期以前的例外），但政治科不能报考；军龄必须满九年半，军衔为中校至少将级；必须任过排、连、营、团长等主队职的军官（师以下部队的参谋人员例外）；必须任现职二年以上。该期毕业学员任至军长以上的有于兆龙、王修身、安恩溥、陈长捷、曾甦元、黄士桐等人，其中陈长捷曾任过集团军总司令及天津警备司令。
    2．将官乙级班。1939年，军事委员会为充实军队战斗力，便于指挥，乃改革军制，对部队加以整编。
    首先废除旅的编制。为训练编余的旅一级军官，乃开办该班，学制一年。旋又召集少将以上正副部队长、高级幕僚及各军事机关少将以上正副主官加入，共120人。该期在将官甲级班召集开办后定名为将官乙级班。
    3．将官甲级班。1944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在即，为争取抗战胜利、准备接收和反共，为增加各高级将领之兵学修养与指挥能力，陆大奉命开办甲级将宫班，分批招集各战区将级主官及重要幕僚入班受训，学制三个月。其教育重点有三点：“一为一般战术之磨练，以统一战术思想；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抗日战争的经验与教训；三为新式武器的介绍与运用。”
    第一期于1944年10月招集入学，学员包括王敬久、宋希濂、孙震、孙兰峰、刘汝明等高级将领33人，1945年1月结业。
    第二期于1945年2月招集入学，学员包括李仙洲、孙蔚如、马步青、曾以鼎、董其武等高级将领部人，1945年6月结业。
    第三期于1945年8月招集入学，学员包括王凌云、田镇南、杜心如、马惇靖、张义纯、罗广文等40人，同年11月结业。 将官甲级班共办三期，培训学员132人。
    4．参谋补习班。为提高参谋人员的业务，陆大在1936年设立该班，学制一年。招收的对象主要是各军师在职的骨干参谋人员，由各军师保送，不须参加入学考试。初招收时每期100名，由于是在职进修，因而在部队的职务无需补缺。进校后的必修课程与初进校的正则班合班上课，战术作业则分班进行。
    抗战爆发后，由于交通不便，各战区的参谋人员不便集中，为继续培训教学，从1939年第四期起，经军令部批准，分别在桂林、西安两行营所在地设立西南、西北参谋补习班，分别以何成璞（日本陆大毕业、本校兵学教官）和金典戎（陆大七期毕业），后易陆权（陆大六期毕业）为主任。其中西南班召集江南第三、四、七、六、九战区参谋人员；西北召集江北第一、二、五、八和冀察、鲁苏战区的参谋人员。嗣后一度直接从中央军校和分校毕业生中择优选拔，直接入校培训，学制改为半年。
                                                （五）战术教官研究班
    1944年4月，军训部为培养各军学校战术教官：统一战术思想和教授方法，在陆大成立了战术教官研究班，共一期。1944年4月招集入学，至1945年4月结束。
                                                    （六）城塞班
    军令部为培训要塞工程人员，于1942年创设城塞班，名额为25-30名，学制半年。招考对象为各战区部队工兵军官。所学课目有筑城战术、国防永久筑城之原理与国防线编成、筑城要素、半永久筑城、野战筑城之研究，及与筑城有关的化学战、战车防御和测绘学等课目。该班只招集了一期。
                                                 （七）兵学研究院
    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共办了十三期，培养了不少兵学教官人材。
    1946年陆大随国民政府迁回南京续办，但仍留一部分教务和行政人员在重庆原地，于1947年2月，招集特八期入学，此时陆大校长蒋介石已不兼任，而以前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任校长，而重庆、南京两地校务，均由教育长徐培根负实际责任。1948年初，徐以不能及时到重庆处理校务，乃派兵学研究院主任杭鸿志（校正十三期毕业）到重庆负责。
                                     五、解放战争时期的陆大（1947年—1949年）
    （一） 陆大的改制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强化了军政建设的措施。
    在军事机构方面，改组原来的军事委员会，仿效英国军制成立国防部。
    在军事教育方面，仍保持了原来的养成教育、进修教育和深造教育三个阶段。
    养成教育。撤销原来设立于全国各地的中央军校各分校，继而改中央军校为新式军校，将该校建成美国西点军校式的现代化初级综合军校。
    进修教育。在原步、骑、炮、工、装等各兵科学校的基础上，增加特勤、经理、副官、情报等专业技术学校，以提高军队的技术水平和后勤供应能力。
    深造教育。将陆军大学一个学校，分为国防大学与参谋学校两级制，以培养高级指挥人才与高级幕僚人才。
    在陆大未改制之前，根据抗战胜利后整编军队的情况，仍办好培训教育，改革教学制度，以适应抗战胜利后的新情况。
    第一是改定编制。1945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了新的《陆军大学组织法》，扩大改革了陆大的组织，将原来设立的战术、战史、后方勤务和参谋业务四个系，扩大为战术、装甲战术、空军战术、后方勤务、战史、军制六个系，增加技术教育的内容和比重。
    第二是为辅助教学的进行，扩大了学校的行政机构。陆大原在校本部下设有编译、教务、骑术三处，各处下辖若干办事人员。新的组织大纲规定在校本部下，没有教务、总务、编译三处和人事科、政治部等机构，各处下设有若干科，并相应增加了办事人员。
    第三，改变学制，正则班和特别班均改为二年半。在举办将官班的同时，规定凡中将以上非陆大出身的军官，均须入校补训。各军事学校战术教官研究班学制为八个月，参谋补习班为半年，兵学研究院为半年至一年。
    第四，为适应整军后新式军制的需要，先后增设了将官特别训练班和参谋业务特别训练班。
    将官特别训练班创设于1946年，训练对象为各军师以上高级将领，每军轮流派将官一名到校训练一个月。主要课程为；抗战胜利后国内外的形势、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现代化战争的新趋势等等。
    参谋业务特别训练班创设于1942年，由国防部直接召集。1946年夏国防部成立之后，由于机构庞大，业务运转不灵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陆大奉国防部之命，召集国防部各厅、陆、海、空军总部和联勤总部中少校及少将级参谋人员，受训期为十个月。学员入校后，按其工作所在兵种分为六个陆军小组、一个海军小组、一个空军小组和三个联勤小组，进行参谋业务的训练。其教材均由美国顾问团派遣参谋人员编写而成。
    该班学员训练期满之后，以原来的分组为基础，组成了国防部巡回参谋业务教育视察小组，分别到陆军师以上、海军舰以上、空军大队以上、联勤局以上单位，对有关参谋人员进行参谋业务的教育、训练和实地演习工作，以提高基层作战单位的参谋业务水平。
                                        （二） 陆军参谋学校的举办和归并
    参谋学校为仿效美国军制，于1947年创立，为此，国防部制定了《陆军参谋学校第一期学员召集办法》。
    “办法”规定，该校设立的目的是，考选陆、海、空军和联助总部的优秀军官入校，“予以联合兵种及参谋业务等训练，使能胜任中级指挥官及幕僚”，学额为144名，其中分配给陆军122名，海军2名，空军5名，联合勤务15名。学期为一年。
    学员的报考资格，各军种不同。大体上，陆军和联勤总部由于报考人数多，在军衔、毕业文凭、服军职年限和年龄上，要求比较严。海、空军的入学资格由海空军司令部自定，只有服军职年限规定在七年半以上。
    学员的选拔同陆大一样，也分为初试和复试。
    其初试的步骤大致为：先由各主官（各师师长）根据名额负责保送，并将被保送人员的资格证件送初试主持机关审核。
    然后再划若干区进行初试。陆军和联勤总部的初试区域主考官分别为：南京区，徐培根；徐郑区，刘峙；西南区，朱绍良；华中区，程潜；华南区，宋子文；华北区，傅作义；东北区，卫立煌；西北区，张治中；迪化区，宋希濂；西安区，胡宗南；台湾区，彭孟缉。初试录取的名额按照复试录取名额的二倍确定。海军和空军分别由桂永清和周至柔为主考官。
    复试集中南京进行。由陆军参谋学校负责，并由国防部、陆海空军和联勤总司令部派员共同组成复试委员会办理。
    复试分为资格审查、第一试和第二试三个阶段。其考试方法和所考内容与陆大正则班学员入学考试基本相同。
应考学员被录取后，按其考前历属军种定为该总司令部入学附员，其原职由各保送单位开缺，毕业后由各总司令部统一分发各部队服务。
    该校于1948年10月14日开学，校长由陆大教育长徐培根兼任，学校聘有美国顾问多人协助教学，其教材亦采用美国防军指挥参谋大学的教材。
    陆军参谋学校开学之日，正是国民党在军事上崩溃之时，南京城里一片风声鹤唳之景象。12月20日，蒋介石下令将该校南迁到上海，1949年1月又乘船南下，2月到达广州，以原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校舍。3月开始上课。4月，将该校编并于陆大，改为第二十三期。
                                            （三）学校长官及教学情况
    1946年5月，陆大由重庆迂回南京。此时蒋介石忙于整军和准备内战，校务由军令部长徐永昌代理。但徐永昌也忙于军令事务，在校主持日常校务者只是徐培根一人。
    1947年10月，蒋介石辞去校长兼职，代校长为徐永昌。徐永昌于陆大第四期毕业，曾任军长、军令部长等职。教育长徐培根为陆大六期毕业，后又赴德国陆大留学深造。徐在任上曾为陆大校歌作词制调，歌词云：黄帝兵经，尚文阴符，韬铃一脉传隆古。秦汉隋唐奋雄武，军威耀远土。我辈同志应努力，寰宇喁喁待振哺。戢彼暴力，指兹衽席，戢彼暴力，建树大同，追绍先贤之宏图。1949年4月，徐培根出任参谋次长，教育长一职由司可庄继任，司毕业于陆大十一期。
    1946年国民党的军制改革之后，教材和各项规章又改以美国为蓝本，美国顾问团成员也常有人来校讲课。
    此时的战术、战史教官有宗明、司可庄、童翼、周羽皋、沈静、李凤起、郑长海、傅绍杰等人。教育长徐培根亦兼任兵学教官，也亲自上课讲授。从事历史、地理、外语、党义等课教授的有罗敦伟、王觉源、林桂圃、沈亮等。
    战史教育，适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陆大当局曾竭尽全力搜集资料，于是从1946年起，便有德波战役、德法战役、德苏战役、北非战役和意大利战役等战史课程的讲授，特别是诺曼底盟军登陆反攻作战，资料最为充实。在太平洋战争战史方面，其主力是海空军联合作战，陆军已降到次要地位。通过战例、战史讲授，学员们对于未来三军的联合作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四）各班期情况
    陆大由重庆迁来南京时，正则班第二十一期在校，到宁后，暂驻孝陵卫中训团一部分房舍继续授课。
    当时，陆大因无固定校址，影响教育的进展，经多方筹划，奉令在孝陵卫空地兴建校舍，于1947年12月设计，1948年1月动工，到同年秋大体建成，于是，校本部和各班期相继迁入。
    1948年4月，正则班第二十二期入学。7月，正二十一期毕业，计120人。
    1949年1月，正二十二朗、二十三期由南京迁往广州黄埔。再于同年5月由黄埔迁往台湾。7月到达台湾基隆，9月，移驻新竹。1951年3月，正二十二期毕业，计120人。第二十三期于1951年9月毕业，计137人。正则班教育到此结束。
    特别班。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特别班继续留在重庆从事教育。第七期于1943年10月招集入学，于1946年3月毕业，计131人。
    1947年10月，特别班第八期在重庆招集入学。该期入学后，陆大校本部由渝迁宁，在渝的学员由校务主任杭鸿志带领继续进行教学。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前夕，杭鸿志（时已升任兵学研究院中将院长）带领特八期学员和全校员工毅然起义，回到人民的一边。
将官班。1946年国民党整军之后，大批军官编余，国防部从编余军官中遴选150名编成将官班乙级第三期，于1947年2月入学。该期入校后，原计划入汤山炮校旧址，因炮校返宁后迁入，乃改以汤山陶庐为临时校舍，开始授课。同年6月，将官班乙级第二期在重庆山洞原校舍毕业，计132人。6月，校部购置南京户部街及升州路一带之泰包巷、船板巷、玉带巷等处民房，作为校部临时办公地址。11月，将官班乙级第四期入学。
    1948年4月，将官班乙级第三期毕业，计147人。同年12月，将官班乙级第四期毕业，计124人。至此，陆大除正则班在校外，其他各班期全部结束。
                                    六、陆大的校风、学风及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陆军大学生存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中。它一方面受到西方军事思想的影响，具有现代军事教育的某些特点，但它又带有较浓厚的旧军队的色彩。
    旧中国的军事院校由各派系军阀所学握，为一党一派培养人才。因而各个派系的军阀很注重培养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派系基础上的，它不同于单纯的政治关系和隶属关系。单纯的政治和隶属关系，在有权力地位之争时，可能会变化，而师生关系则比较稳定。蒋介石与黄埔师生之间，无论双方的地位怎样变化，见面总喜欢人称他为校长。所以蒋自1934年到1947年间，几乎兼任了所有陆军军事学校的校长。对陆大的领导权，更是抓住不放。
    从陆大学员的入学来说，尽管陆大的条例对学员入学的标准定得很高，要求也严，但由于学员的资格首先由各部队保送，那么与各部队长官有亲谊关系着势必捷足先登。甚至个别不是军人，因与部队长官有关系，搞个类似参议的头衔，再补习一点军事（特别班不考实兵指挥）。自然科学、几大教程和战术作业，均在纸上谈兵，对有点文化者是比较容易学会的。学历上找两位正式军校出身的朋友，写个假证明也就混过去了。
    另外，蒋介石为了培养亲信，也随意批准考生人数，对看上的认为可以深造的黄埔毕业生，几乎每期都有蒋介石特许入学的。
入学考试时，为杜绝舞弊，要求甚严，但违犯规定者仍不乏其人。正则班考生年轻，涉世不深，一般还不敢犯规。而特别班学员身为高级军官，社会关系多，考官即使不是直接亲友，也可找到间接关系，走门子，求帮助，设法搞到题目，或买通口试官预先约好回答的问题。
    开办特别班，一方面安排了编余的军官，为未进过院校或学历较浅的军官提供了深造的机会，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趁机以此来作为排除异己，剥夺杂牌军官权力的机会。如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犹国才，西北军宿将张之江等人，就被调到陆大特四、特五期学习，入学时已年近花甲，还和一帮中青年军官一块上课。毕业后也就不再担任有实权的军职。正则班的王家烈，被剥夺了在贵州的军政权力后，安排在正则班第十四期就读。
    陆大学员在学习期问，非常重视同学关系。旧军队派系颇多，同在陆大学习三年，毕业后，同学之间基本上一视同仁。每期百名同学中总有些飞黄腾达的，经其提携一下，总能谋个一官半职。退一步，也可做一个高参之类的官。假使不愿在官场应付，回到母校做教官，也可糊口。因此说，考上陆大，也就等于有了"铁饭碗"。所以许多人只要迈进了“铁门板”，学习就松下来了。用功的埋头读书，不用功的课余吃喝玩乐，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学员们对战术课比较重视，一向没有缺课的，有的课因教官不好，学员就任意缺课。所以学员中常以"这堂课上了几成座"来评价教官的好坏。同学之间拜把子换兰谱，聚餐拉关系的比比皆是，宿娼狎妓也大有人在。因而陆大学员把毕业文凭、同学通讯录和毕业证章作为“三件宝”。
    除了学员间的往来以外，陆大中的社团活动也很活跃。三十年代初，复兴社在学员中扩充组织，黄埔军校出身的学员尤为活跃，他们拉拢学员填表、宣誓，进行小组活动等。参加复兴社的学员还受命监视杂牌军队来的学员。另外，青帮也在陆大活动，收教门徒。
    陆大对学员的管理，各个派系掌管学校时要求不一样，即使同一派系掌管时，其管理也因领导而异。国民政府接管陆大之后，并无专职干部负责，仅由教务处会同教官考核课业。因学员都是带职入校，生活完全自理，偕有眷属的学员，都自租民房。对单身的学员，在北京（九期）和初迁南京（十、十一期）时期，学校曾供给宿舍。但十二期后，学校因房舍不足，规定学员一律自己解决住房。住在校外的，按上课时间表到校上课。杨杰自欧洲考察归来后，认为外国陆大同普通的学校一样，因此将门卫也撤除了，学员出入自由。由此，学员更加散漫，迟到、早退、缺课等现象很普遍。学员规定着军服，统一佩戴刻有“陆大”字样的领章，但由于军服规定自备，因而各取所好，质料、颜色又颇为杂乱。
    后来万耀煌任教育长时，对学校作风大加整顿，要求颇严，大有矫枉过正之势。但**术水平不高，只会抓行政作风上的小事，搞得怨言四起，甚至有人作对联讥讽之。
    陆大当局为鼓励学员认真学习，曾在特七期、正则班二十期时报请军令部批准，规定学习成绩在最后三名者淘汰。但学员提出反对，说每人一百分也有最后三名。后经特七期曾任蒋介石侍从参谋的学员到侍从室活动，改为凡不及格者一律淘汰。学校当局特别是教官们站在学员一边，不会使一个学员不及格。这样，上述规定又变成了一纸空文。
    从教学内容上讲，虽然安排有中国古代兵法、参谋旅行等内容，但由于照搬外国教材和教育大纲，部分主要课目由外籍教官讲授，因而陆大的教学对西方东西不易消化，教学内容多注重西方百余年来的会战方式，对其史实变迁、战术指导及技术应用方法，缺乏深钻细研。
    抗战中，陆大作为一个教学研究机关，荟萃了许多兵学人才，但对抗日作战中出现的问题，很少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没有在教学中进行总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陆大当局曾多方搜集欧洲战场上的德波、德法、苏德、北非等战役以及太平洋上美日作战的战例。遗憾的是，中国抗战八年，大小战役战斗不下数百次，陆大当局反而没有整理出一套战史资料，作为学校的教材。教学脱离中国实际，由此可窥一斑。
    陆大在中国近代军事舞台上的影响是颇大的。它给封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军事领域，带来了世界先进的军事学术思想和先进的军事技术知识，使一部分出身于初级军校的军人得以深造，也使一些行伍出身的军官开了眼界，使旧军队初中级幕僚人材开始由实践经验型向知识型转变，指挥由单一的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指挥转化，拓宽了军事研究的领域，开阔了中国军事指挥人员的视野。
陆大办学47年，共毕业正则班二十三期，共2438人。其中，在北京毕业第一至第九期，共871人；国民政府时期，从迁宁到抗战结束，毕业了十期至十九期，共十期1069人；解放战争到该校停办，四期共500人。特别班，共八期1018人。将官班甲乙两级，共毕业657人。
    陆大毕业学员，参加了辛亥革命以来历有的军事活动，有的纵横于军阀混战中，有的筹划于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中，近代中国几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陆大学员的表演。特别指出的是在抗日战争中，陆大毕业生中的2100人参加了作战指挥，有的担任了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师的主要长官，特别是从军委会到各军师参谋长中，几乎都由陆大毕业学员担任。抗日战争中，军委会曾先后在武汉、重庆两次召集全国军以上参谋长开会，一百多个参谋长全部到齐，报告战况，研讨决策，沟通战术思想。为了发挥陆大毕业学员的作用，军委会曾明令规定，军的作战命令下达时，参谋长须与军长联署，以系共同负责。军长下达作战命令，如违反上级意旨，参谋长可拒绝签署，以明责任。由此可见，国民党军政当局对陆大出身的人比较重视。有的陆大学员在抗日作战中，流血牺牲，为国捐躯。
    陆大毕业学员还参与了对外军事交流活动，尤其是驻外武官，这是中国除陆大毕业学员外，国内任何学校毕业学员所不能胜任的。直至今日，陆大十三期学员蔡文治还担任着美国战略顾问。在台湾，陆大毕业学员仍然掌握着军校。
    总的来看，陆大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不及黄埔、保定、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影响大。究其原因，首先陆大毕业学员在社会上没有形成一个派系集团。入校深造的学员大都是初中级军官，有的是高级军官，他们在入防大前已结成了一定的团体，对上有依附的对象，平行的有依靠的人，入学以至毕业后，虽然也以陆大同学的名义进行活动，但不过是加强、巩固了原来的团体。
    其次是中国经济落后，军队装备比较低劣，在作战指挥上，凭作战经验或一般知识即可应付。陈诚就看不起陆大毕业学员，认为他们光有理论知识，而缺乏实兵指挥经验。
    第三，陆大学员所学课目脱离实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解放以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中，党和政府特别重视陆大毕业学员的作用。解放后不久，在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大筹备处，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大学，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刘伯承院长兼政委特别重视起义、投诚、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陆大毕业生。他派人从华北、华东、西南挑选了大批人才来院担任教员，最多时有六七十人。其中有杭鸿志（十三期，陆大兵学研究院院长）、郭汝瑰（十期，陆大教官）、赵秀昆（十三期）、朱大纯（十二期）、沈澄年（十一期）、王晏清（十五期）等。军事学院的各个系中几乎都有陆大毕业学员担任教官，有的还成了骨干。如白天（即魏巍，十二期）任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王晏清任情报教授会副主任，赵秀昆任合同战术教授教学组长等。
    为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刘伯承院长提出尊师重教的口号，教育学员虚心学习。他指出：“旧军官是他们的过去，现在他们改变了立场，为我军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教授的是军事科学，尊重知识分子，不要骄傲，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工作....”同时又教育和激励学员：“过去走错了路子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我也是旧军人出身的，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旧军人半生革命，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同时也要求教员向学员学习，帮助学员总结作战经验，教员与学员互相学习，教学相长，共同提高。
    在刘帅的领导下，陆大出身的教员都大胆地工作，编写教材，参加各种实兵演习等，常常是废寝忘食。对此，刘帅曾嘉许说：“真可谓三更灯火五更鸡啊！”
    七十年代后期，在叶剑英元帅的鼓励下，原军事学院的郭汝瑰、赵秀昆、韦镇福（特五期）、陶文焕（二十期）、王晏清等编写了多卷本的《中国军事史》，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作出了贡献。

射声

黄埔一期张际春
杨家宏 撰稿

张际春，字童言，湖南醴陵人，生于1904年。
书香门第，家有地产，年收谷租约100石，生活较好。
早年毕业于县立高小、县立中学，再入衡阳第三师范学校。
据屈子健（时任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说，“1921年春开学，我到长沙聘请团员陈书农、黄和钧到三师当教员，这对充实三师进步教师的阵容、发展衡阳团的组织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接着，三师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学生有黄谦信、唐朝英、雷晋乾、赵楠、罗严、陈芬、高静山、杜家俊、曾克家、肖觉先、黄传琛、黄克诚、张仁山（经武）、雷腾宇、姜敬祥、伍永福（云甫）、曹亨灿、张际春、张平化、曾希圣等数10人。三甲种工校夏明翰、三女师朱舜华、三中李汉藩、成章中学刘泰、新民中学文焕然等人也入了团，并在各校发展团员，建立团的组织。”
1922年，由毛泽东、夏曦介绍，加入共产党。
1923年冬到广州，入军政部讲武学校（校长程潜）第一期。
1924年初，由毛泽东、夏曦（均为湖南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保荐，又考取黄埔军校一期第2队，所填家庭通讯处为“醴陵县城黄和盛号”。11月30日毕业，分至军校教导第1团（团长何应钦）见习。
1925年初，调任军校教导第1团连党代表。据王逸常（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见习干事、一期）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领导和主要成员》一文中说，“第一期学生毕业，分配到政治部见习和派到教导团任连党代表的人数较多，学兵连连党代表是曹渊（一期），蒋先云（一期）、谭其镜（一期）、许继慎（一期）、傅维珏（一期）、黄鳌（一期）、张其雄(一期)、杨溥泉（一期）、张际春等同志是在第1连到第9连党代表，他们任各连的次序记不得了。”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6月，随部回师讨伐杨刘。不久，升任党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第1团（团长刘峙）营党代表。8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所属部队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党军扩编为第1军，由蒋介石兼任军长，王懋功任参谋长。9月20日，由建国粤军第2军（军长许崇智）第4师（师长许济）改编的第3师成立，由谭曙卿任师长，隶属于第1军。据《蒋介石年谱初稿》一书所记22日，“呈请任命谭曙卿兼第3师第7团（第7旅改）团长，陆瑞荣为副师长兼第8团（第8旅之第16团改）团长，卫立煌为第9团（补充旅改）团长，补充团（张我东团）归陆副师长指挥。（令第9团集中石滩，第8团集中石牌，第7团集中新塘改编，补充团开赴深圳、宝安驻扎”。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先云为第3师第7团党代表，张际春为第8团党代表，王逸常为第9团党代表。”此时，第3师党代表为鲁易，政治部主任为林康侯。30日“上午，（蒋介石）检阅第8团。”同日，王懋功调任第1军第2师师长，所遗第1军参谋长由胡谦接任。10月初，参加第二次东征，第3师第7、8、补充团与第1师、第2师第4团（团长刘尧宸）、独立第1师（师长吴铁城）、建国鄂军（总司令何成浚）合编为第1纵队，由何应钦兼任纵队长，沿中路直扑惠州；张我东留守深圳，所遗第3师补充团团长由周保山代理；王逸常调任第3师补充团党代表。据刘骞（时任第3师第8团第3营第1连党代表、三期）在《第二次东征攻克惠州亲历记》一文中说，“10月11日，革命军未遇任何抵抗，即抵达惠州城郊......到了12日，各部队即分别进入指定阵地准备攻城，当时是以两个团围攻惠州城，（第2师）第4团（团长刘尧宸）担任攻北门，第8团负责攻西门，其余为总预备队。总预备队即控制在飞鹅岭后面。是日午后4时，第8团党代表张际春（共产党员、黄埔一期）奉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命令，命两个围城的团组织攻城敢死队，每队三四十人，挑选精壮士兵充当（或自动报名），10多个连党代表担任各个敢死队的队长，第8团的各个敢死队由张际春团党代表率领指挥。我当时自动报名参加敢死队。敢死队的编组每队120人，编为10个班，设正副班长各1人，每一个班携带一个梯子作为爬城之用，并带上两副门板，以便攻到城脚下铺在地上，以防五角钉戳穿足背（这些门板都是老百姓自动送来备用的）。张团党代表集合第8团的敢死队长讲了话，指示一切进攻爬城战斗和战术机宜，并发给每一个敢死队长一个固封的密件，叫我们听到号音时，当众拆开来看，遵照里面所说的办理......第二天（13日）早晨4时，就起来吃早饭，饭后奉到敢死队指挥官张际春的命令，敢死队即各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我们正在察看地形，冲锋号音忽然响起来了，我们马上拿出密封文件，当众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是一张油印纸，上面印着如下的字句：‘临冲锋时，率领队员高呼下面的口号毕，即行冲锋：攻打惠州城，大炮十二门，同志要奋勇，革命要牺牲。’这时，各队狂呼口号的声音，震动山岳；同时，飞鹅岭上的大炮惊天动地地怒吼。敢死队员手拿步枪，腰挂斧头，像猛虎般地向堤上猛扑。敌人的大炮、机枪、步枪亦打起来了。当敢死队冲到第一道栅子时，敌人的机枪对准第一道栅子交叉射击，‘集束弹道’构成很密的火网。凡冲到栅子的，无不中弹而倒，有些人未冲到栅子就牺牲了。同时，敌人又对准堤的西端入口，用火网封锁后续部队前进，我们增援很感困难。张际春指挥官看见这种攻法难于奏效，乃命人将小钢炮护板抬一副来，又提了几桶汽油来，由两人抬着护板前进，掩护着后面提汽油的人取低姿态跟进，去烧毁木栅。但因小钢炮护板短而窄，掩护得头部，就遮不住下身。湖面射界宽阔，敌人居高临下，侧射火力非常猛烈，结果未接近木栅，进攻的人又倒下了。同时，因敌人射击我后续部队，8团3营张营长（忘记了名字）亦被击倒，竹林中的隐蔽部队亦伤亡甚众。张际春看见这种情况，在长堤这条进攻路线上，不可能冲到城墙，徒消耗我军战斗力。到了午后，遂将敢死队撤下来整补休息，而飞鹅岭上炮声仍继续怒吼。”同日，刘尧宸阵亡。“14日清晨4时，天还未亮，我们忽然奉到命令，把我们敢死队调到北门......到上午11时，我们起来吃过午饭后，奉到团部命令说......（三）、攻城部署：（1）、我攻城敢死队由张际春指挥官率领，于午后1时进入攻击准备位置，隐伏于北门外石桥北端竹林下，待命攻击......张际春指挥官对我们队长宣读了攻城命令并加以讲解后，我们又将这个命令分别向本队士兵宣读解释一遍。各队员听了后，满怀信心地立待上阵杀敌。”当天下午，东征军攻克惠州。此后，东征军中路纵队继续前进。27日，第3师在华阳与敌发生激战。据包惠僧（时任第1师第3团党代表）在《大革命时代在黄埔》一文中说，“在华阳一战，第3师的三个团被敌人消灭了两个，打死了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谭曙卿仅以身免。”周保山在该战中阵亡，所遗第3师补充团团长仍由张我东担任。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第3师一部驻平海，一部驻梅县。据《蒋介石年谱初稿》一书所记，11月30日，“派（第2师）第5团缴张我东部（前粤军旧部，改编为第9师第27团）械。在淡水城缴一小部分，其余追至平海缴获。”此时，王逸常又调任第3师第9团党代表。12月3日，蒋介石“呈请任命......宋时忱为第3师第7团团长（因第3师谭师长辞兼职），徐庭瑶为第8团团长。”13日“上午，赴东陇检阅第3师第8团。”20日，蒋介石“呈请调任......陆瑞荣为第2师副师长......沈应时为第3师副师长，顾祝同为该师参谋长......”29日，“呈请任命......缪斌代理第3师党代表......”
1926年1月20日，蒋介石不再兼任第1军军长，遗缺由何应钦接任，何应钦所遗第1师师长由钱大钧接任。2月6日，钱大钧与第20师师长王柏龄对调职务。26日，王懋功因“图谋不轨”被免职，所遗第2师师长由刘峙接任；沈应时调任第20师副师长，所遗第3师副师长由顾祝同兼任。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4月，张际春退出第1军。5月27日，由总政训部（主任陈公博）举办的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周恩来）在广州大沙头开学，主要是训练自第1军、黄埔军校中退出的共产党员，由徐坚任副主任，李正韬（一期）、许继慎（一期）、傅维珏（一期）任第1、2、3大队长；张际春参加该班学习。6月底，该训练班学员结业，张际春被派任第1师（师长王柏龄）第1团（团长叶剑英）第2营营长。此时，第1师副师长为王俊，参谋长为郭俊，第2、3团团长为金佛庄、薛岳。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1师、第2师（师长刘峙）合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由王柏龄兼任指挥官；叶剑英调该预备队参谋长，所遗第1团团长由孙元良（一期）接任；金佛庄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所遗第2团团长由倪弼接任。30日，第4军(军长李济深)独立团(团长叶挺)第2营营长许继慎在湖北贺胜桥之战中负伤，遗缺由张际春代理。据韩梅村（四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片断回忆》一文中说，当时，“在蒋介石窃取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职务以后，第1军抽出6个团，编为两个师做北伐军总预备队。指挥官王柏龄，第1师师长王柏龄兼，第2师师长刘峙。第1师的第1团是由第3师第7团改编的，改编后的团长是叶剑英同志。张际春同志任这个团的第2营营长。但在北伐军出师前，他二人被调走，由孙元良继任团长。”此时，叶挺独立团中校团附为罗隆，少校团附为刘明夏（一期），参谋长为周士第（一期），党代表为余增生，所辖第1、3营营长为卢德铭（二期）、张伯黄（一期）。9月中旬，张际春因病请假，所遗第2营营长由谢宣渠（二期）接任。据谢宣渠在《叶挺独立团围攻武昌城的一段回忆――堵击敌人在通湘门地区的突围》一文中说，此时，独立团“在战斗的编制上，相当于5个步兵营。第2营（轄4、5、6连）营长许继慎在贺胜桥战役中负伤，尚住在长沙湘雅医院。代营长张际春，因病请假。第4连连长卢德铭接任曹渊（一期）任第1营营长，现在该连只有2个排长，其中1个还是刚升上来的副排长代理排长。第5连连长是刚由排长升上来不久的。第6连连长姓袁（也烈），是非党员。所以第2营干部是很薄弱的。现在决定由我去任第4连连长，代理第2营营长职务。”9月下旬，张际春被中共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党“，国共分裂。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些中国学生离校回国，张际春仍留校学习。据饶卫华在《组建叶挺独立团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我没有参加独立团，但由于当时的工作使我了解到有关叶挺独立团的事。我主要是通过这几个方面了解到的......二是1926年底我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和叶挺独立团的两个营长（一个叫张际春，一个叫贺声洋），还有独立团的党支部书记吴季严，一起在东方大学学习，和他们同在一个班，同住一个宿舍，同一个党小组过党组织生活。1932年我回国在上海被捕，后来在南京又同吴季严一起坐牢。他们也常谈起独立团的事情。”
1928年4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陈独秀蠢然思动”一文说，“柏林通信，陈独秀于3月17日由莫斯科乘国际快车去海参崴，同行者有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廖开（二期）、张童言、李太（均系译音）等。陈起身之前一日，曾由某外国税关转哈尔滨10余万。据云，此系第三国际最近新计划，拟乘张作霖抵抗革命军时，陈独秀混入东省北部，指挥共贼暴动，捣乱张之后防，掠夺东省民众，以再一逞其杀人放火之惯技也。”不久，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即陆军大学）学习。据高理文（时为莫斯科东方大学中文班翻译）在《难忘的历程》一文中说，国共分裂后，“由于在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生相继被送回中国，中大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校，故东大的中国学生于1928年年初，也都陆续编入中大上课。但原在东大的一班老学生，如罗汉、鲁易、朱代杰、严明杰（福建人，回国后投入戴笠部下）、吴季严、张际春（黄埔一期学生，后转入莫斯科陆大，与刘伯承等同期受训）等人仍留在东大。到了是年3月，这批东大的老学生或回国（如罗汉、鲁易、严明杰、吴季严），或送到列宁学院（朱代杰），或送到陆大（张际春），其余新来的学生则全部转入中山大学。”
1929年春回国，留在上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5月30日与8月1日，曾两次参与领导了上海各界举行反帝大示威。24日，因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四期）告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一起被捕。据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中说，“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之被捕，日期在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贴后，登楼捕人如象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5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5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25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26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彭、杨5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5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27日下午复开审，审问历四五小时......审问毕，5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第二审过后，公安局深惧有意外，至28日清晨即转解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于是5同志在押的三天中（28－30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叮铛，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在这三天中，5同志没放过一刻机会，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宣传......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在30日这天，临时法院忽又故意票传5人复审。司令部遂亦于当天午后，在形式上将5人严密地解送至法院......在临时法院审后，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至警备司令部。当由法庭回至囚车时，颜昌颐同志举手呼共产党万岁，5人相视而笑。至司令部，先回看守所，当即送进一桌酒饭，5同志都知是死期已届，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子‘赏饭’！约一小时，便提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行刑......死后，司令部又秘密地派人掩埋，以图灭迹。”因当时情况不明，8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说，“24日帝国主义国民党又拘捕中国革命领袖彭湃、（杨殷）、颜昌颐、张际春、邢士贞等5人，首先加以严刑拷打，继则于同月30日下午加以枪杀的极刑......张际春同志是现在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的副总指挥。今年八一，上海工人劳苦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大示威，他是示威的领导者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很老的党员，在过去的革命斗争历史上他是一个极英勇的战士！”此后，中共党组织搞清楚张际春并未被杀。9月6日，据晓云（不知是何人化名）在《为彭湃等就义前给党中央的报告所作的说明》中说，“这是彭湃（即孟字，中央委员、中央农委书记、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杨殷（梦揆、中央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颜昌颐（江苏军科）、张际春（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邢士贞（江苏军科做士兵运动之负责人）5同志在上海被难前几天向党的报告，内有张际春同志一人在9月6日前尚未被杀，余4人在8月31号下午被敌人枪杀于龙华。”14日，《民国日报》刊登“著名共党彭湃枪决”一文说，“本埠当局前据密报，有著名共党匿居本埠，发纵使指，阴谋暴动，当由军警前往拘捕。连日破获机关数处，拘获共党彭湃、杨英（殷）、白鑫在（四期）、张际春、颜昌颐、邢士贞等6人，解往警备司令部讯办。彭等初皆改姓易名，被讯时极端否认，后经熟人指认，方知无可抵赖，乃即哀求赦免，准其戴罪立功，以报党国。惟当局以彭湃等4人前在海陆丰组织苏维埃，公然残杀民众，罪在不赦，判处死刑，业已枪决。至白鑫、张际春2人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闻本埠共党机关自当局严厉搜查后，业已破获殆尽。”又据曾扩情（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一期）在《黄埔同学会始末》一文中说，“约在1929年8月的时侯，上海警察局（局长袁良）破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几处，逮捕了黄埔第一期同学张际春（与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不是一人）及其他共产党员如彭湃等多人。蒋介石想借此瓦解当共产党员的黄埔同学，特派我到上海警察局，将张际春同学保释出来，其余如彭湃等多人，一律令由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枪决了。”此时，张际春已身患重病，大口咳血。病情较为稳定后，仍回南京陆军监狱服刑，并填写自新书。
1932年初，张际春获释，被派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政训处(处长酆悌、一期)中校政治教官。
1933年4月，张际春病逝重庆，年37岁。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内还有一位湖南宜章出身的张际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1968年9月12日病逝北京。有不少人将这两人混为一谈，如邓文仪（一期）在大陆“文化大革命”初，曾通过电台给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一期)播了一封“策反信”说，“想念当年同期同学600多人，到现在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不足100人了，真是感慨万分。现在台湾的黄埔第一期同学，还有百多人，不知道在大陆的一期同学还有多少？陈赓（一期）同学是前年在上海病死的吧？张际春同学在北京，你们常见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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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声

德国驻华顾问团成员一览表（1938年）
摘自《抗日战争》第四卷 外交（上）原文引自《德国外交文件》，第4辑，第一卷，第854-855页
本表所列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德国顾问的人数和姓名，来源于国务秘书的一份题为“中日冲突”的档案。据推测，这份资料最初来源于国防军司令部的某个机构。
德国顾问团成员一览表
1938年4月26日
1935年10月人数 43名军官和若干文职官员
1937年8月总人数 30名军官和若干文职官员
1938年4月总人数; 24名军官和9名文职官员

1938年4月在华德国顾问名单

顾问是以中国政府与私人订立合同的方式聘用的。

军衔 姓名; 来华日期;; 合同期限 备注

退役陆军上将   冯·法肯豪森       1934               ？
          von Falkenhausen
退役中将       施特雷齐乌斯       1934             1940
            Streccius

退役少将       施塔克               1933             1939
          Starke
退役上校       诺尔特              1931             1939
          Nolte

退役上校       维尔克                1932             1940
          Wilck

退役中校     福格特-鲁舍魏       1933             1939
          Voigt-Ruschenweyh
退役中校     内维格尔           1935             1939
          Newiger

退役中校     阿德霍尔特         1936             1940
          Aderholdt

退役少校     鲍姆巴赫           1933               ？
          Baumbach

退役少校     布吕德尔           1933             1938
        Brundel

退役少校     海因里希斯           1934             1939
        Heinrichs

退役少校     林德曼             1934               ？
        Lindemann

退役上尉     克鲁马赫尔           1929             1939
        Krummacher
退役上尉     迈尔               1929             1939
        Meyer

退役上尉   巴龙·冯·施泰因       1931             1941
        Baron von Stein
退役上尉   施腾内斯             1933             1939
        Stennes

退役上尉   阿尔纳德             1936             1939
        Arnade

退役骑兵上尉 冯·博迪恩           1931             1938
        von Boddien

退役中尉   鲍尔               1930             1939
        Barer

退役中尉   伯格尔               1932             1938
        Bogel

退役少尉   胡梅尔               1928             1939
        Hummel

退役少尉   施托尔茨纳             1928             1939
      Stolzner
退役少尉   冯·施梅林-迪林斯霍劳     1934             1939
      von Schmeling-Diringshofen

退役少尉 博尔夏特               1935             1939
      Borchardt
此外，顾问团还有下列非军官成员：

  职务             姓名           来华时间       合同期限
退役军械师、技术员   鲍茨 Bautz                     1939
退役钉马掌师     伯恩哈特 Bernhardt                   1939
退役军需中士     海因里希 Heinrich                   1939

退休车间主管     库比克   Kubik                       ？
预备役中尉、工程师 洛曼   Lohmann                     1939

退役军械师、技术员 马丁   Martin                       ？

退役中士         波勒   Pohle                       ？

退役政府监察长     森泽克 Senczek                     1939

退役食堂管理军士   朔尔茨 Scholz                     1939
另外还有一人（不隶属于总顾问）：

预备役中校       勒布赞夫特Lebsanft       合同期限：1937年   “合步楼”公司
德国迫于日本压力，在1937年承认所谓的“满洲国”，国民政府对此表示抗议，但仍希望与德国保持外交关系，为此做了不少疏通工作。德国方面，似乎也希望保持对华关系，对来自日本的意见承敷衍态度。直到1940年，德国承认了南京的汪伪政权，国民政府始宣布对德断交。

观此表，似乎德国只是在驻华顾问团合同到期后，未在续派顾问团。
1927年至1938年五任军事顾问团团长
姓名                 军衔                     职务                   任职时间                     贡献
鲍尔                上校          第一任总顾问   1928年11月——1929年5月    成立教导队、储备编译人才、倡议中国军火工业的建立
柯利伯尔         中校         代理总顾问     1929年05月——1930年5月        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
佛采尔             中将         第二任总顾问   1930年05月——1934年4月    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担任中原大战“第五次围剿”的作战顾问
塞克特              上将        第三任总顾问   1934年05月——1935年3月     促进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增强陆军的素质与战力 
法尔肯豪森       上将        第四任总顾问   1935年03月——1938年7月     建立现代化的轻武装机动陆军、建立长江以南防御体系、大量引进德式装备与军事体系，奠立中国现代化军事的基础 

射声

刘劲持小传

刘劲持（1904.9～1988.4），浙江省青田县南田（今属文成县）人。黄埔军校南京第六期、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解放前历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作战科长、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上校作战参谋、军令部少将处长、新编第五师少将副师长、第二十四师少将师长、军政部军务署步兵司少将司长、国防部第五厅少将副厅长、整编第二十六师少将师长、第五十七师少将师长、第九十八军中将军长等军职。1949年在四川阆中县率九十八军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任南京军事学院战术教官。1955年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1956年4月加入民革。1957年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1982年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并先后担任民革浙江省委会副主委兼祖统委主任、民革中央委员、浙江省政协委员、常委，浙江省人大常委、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等职。
爱国一生
    刘劲持，1904年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九都南田外宅(今属文成县)，系明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刘基(字伯温)第二十世裔孙。1924年，受其父刘敬庵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考入厦门大学学习建筑工程学专业，未满一年，因父病逝，肄业辍学回乡。一年后去上海，在五叔刘凤威将军①影响下，转入军界。1926年10月，考取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军官团，并由军官团介绍考取军事技术学校，后被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原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南京第六期交通科，学习无线电专业②。毕业后，任职于国民党通信兵团，先后任通信兵团少尉、中尉通讯员、上尉分区队长。1932～1936年，又考入陆军大学正规班第十一期学习。1936年春毕业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六师师部中校参谋、参谋主任，军令部第三厅第四处中校处长。5月，调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参谋、作战科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即以中校作战科长的身份参加淞沪会战；1937年11月，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上校作战参谋及警卫执行部上校参谋，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8年2月任军令部第一厅少将高参、科长，又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1月升任军令部第一厅四处少将处长，1940年12月改任军令部第一厅二处少将处长，1942年任新编第五师少将副师长，1943年9月任第二十四师少将师长。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任国民党军政部军务署步兵司少将司长。次年6月，改任国防部第五厅第一处少将处长，12月，任国防部第五厅少将副厅长兼第一处处长。1947年5月，由陈诚保荐任整编第二十六师少将师长；9月，任联勤总部经理署少将署长；10月，任新编五十七师少将师长。1948年9月，新编五十七师改番号为第九十八军，刘劲持任少将军长。1949年4月，升为中将军长。12月26日，在四川省阆中县元山场率九十八军全体官兵二万余人起义。起义后任改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十八军军长，后参加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1951年，任南京军事学院战术教员。1955年复员，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6年4月，在太原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7年，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2年，任参事室主任。
    刘劲持自加入民革以后，积极参政议政。从1961年11月开始至1988年4月去世间，历任民革浙江省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1978年5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常委、对台工作委员会委员；1983年4月，当选为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3年12月，当选为民革中央第六届委员会委员；1985年3月，任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包括浙江、福建、上海两省一市）顾问。
亲历抗战
    1936年春，刘劲持自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后，即赴军中任职，先后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六师师部中校参谋、参谋主任，军令部第三厅第四处中校处长，均很短暂。至5月，即受同学朱侠（号尚毅）之邀，出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参谋、作战科长（朱侠任参谋处处长）。期间，刘劲持和朱侠及中校后勤科科长黄家桢（亦为陆大十一期同学）、上校情报科科长钟桓、工兵参谋罗崇典等人一道，志同道合，和时任上海市代市长俞鸿钧、市工务局局长沈怡共同合作，秘密地积极准备抗战有关工作，总计办成及未办成的有新修京沪间电报电话线路四条、新修南翔镇至沪西虹桥机场附近的可载五吨重卡车的苏州河木桥、绘制详细的上海日军据点位置及全市区交通路线图、增设浦东各县沿海观察哨、增设警察总队、增筑国防据点共计二十九处、作好南市黄浦江封锁计划、组织别动队、组织敢死队、计划修复吴淞狮子林炮台等③。这些计划中，除个别因尚未办妥而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外，大多数在随后爆发的上海“八•一三”抗战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这一战役的顺利进行和持续作出了很大贡献。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刘劲持因是作战参谋，又参与起草了淞沪会战作战方案。在随后的整个会战中，又亲身参与了其中的沪西战斗，其一方面坚守淞沪警备司令部，协助警备司令杨虎和沪西战役副总指挥黄琪翔，下达各种作战命令，负责往前线各部打电话垂询情况，接待来人，并送信传达；另一方面，还不时赶往前线各部队了解战况，回来报告。刘劲持几乎全程参与了整个淞沪抗战，一直坚持到1938年11月11日，因日军由金山卫登陆，上海南市沦陷后，才护送妻女搭乘英商太古公司的成都号轮船自沪西撤退至浙江温州青田老家。
    回到老家安顿好妻女后，因心系抗战，未几，刘劲持即于18日启程，先后借道金华、杭州，于22日到达南京抗战前线，并受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的陆大十一期同学谭道平之邀，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上校作战参谋一职，并挂名警卫执行部上校参谋，随即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在整个南京保卫战期间，由于谭道平的引荐，刘劲持主要在时任陆军一级上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警卫执行部主任、训练总监、军法总监唐生智身边工作，主要是协助唐及参谋科长谭道平起草下达作战命令、召开军事会议等，并向唐汇报各地战况及防务情况。期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即根据唐和谭的指示要点，具体负责起草了固守附廓阵地的命令，但由于唐生智的禁令，很少亲临前线各部队去了解情况④。同淞沪抗战一样，刘劲持亦全程参与了整个南京保卫战，直战至12月12日，南京卫戍战失败，才随军撤退至汉口。
    撤退到了汉口后，由于唐生智的推荐，刘劲持随即于1938年2月任军令部第一厅高参、科长，并升任为少将。6月12日，武汉会战爆发后，刘劲持随即又以军令部第一厅科长的身份参加了整个武汉会战。武汉会战失利、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刘劲持于1939年1月又升任军令部第一厅四处少将处长，1940年12月改任军令部第一厅二处少将处长。随后又于1942年和1943年的9月外调军中，先后任新编第五师少将副师长和第二十四师少将师长，开始带领部队。不过，由于其所率之部队被视为嫡系，受陈诚、胡宗南等的庇护，其所部并未真正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⑤。
    在整个八年抗战中，刘劲持尽管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参谋工作，并未率部亲临前线与日寇浴血奋战，但亲历了整个抗战过程，并作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为抗日战争最后取得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一份贡献。
率部起义
    同抗战期间主要从事参谋工作不同的是，在内战全面爆发后，刘劲持大部分时间则是在外率部参加内战。1947年5月，由陈诚保荐，原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下属第五厅少将副厅长的刘劲持任整编第二十六师少将师长，旋于10月，在重庆改任新编五十七师少将师长，开始精心负责起新编五十七师的重建事宜。由于国防部及陈诚的庇护，刘劲持并未立即率领该师前往内战前线作战，直至1948年9月，新编五十七师改番号为九十八军，刘改任少将军长，随后才奉命开赴陕西安康驻防，归胡宗南指挥。1949年4月，刘劲持升任为中将军长。
    1949年秋冬，随着解放战争的频频告捷，我解放军继续向西北、西南地区挺进，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1月3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妄想挽救西北败局，便部署陕南军队撤退，并拉拢黄埔同学，组织精忠报国会。由于刘劲持虽然和胡宗南有一些关系，但严格来说并不属于胡系将领，因此胡宗南除将刘劲持的九十八军归西安绥署副主任兼七兵团司令裴昌会指挥外，并命令刘部负责安康的守备全责，要求必须打到最后一兵一卒，同时还数次来电要其眷属飞台作人质，对于后者，刘劲持一直未予理睬。胡宗南的这一安排，实际上是等于将九十八军当作炮灰使。后经刘的顶头上司、第七兵团司令长官裴昌会的帮忙请求下，九十八军才得以从前线撤下来，暂时脱离了危险。这一经历加剧了刘劲持回避战争，以待机起义或和平解放的决心。
    11月25日，西安绥靖公署撤到汉中。次日晚，刘劲持即率全军向大巴山中前进。12月15日至17日，到达四川阆中县的南津关。23日，刘又率部撤离南津关，取小道到达元山场山区。26日下午，部队到达元山场宿营。此时，胡宗南来了紧急命令，命令刘劲持的第九十八军以及周文韬所率的第十七军、薛敏泉所率的第七十六军与逼近的解放军贺龙所部作最后殊死一搏。就在刘劲持为自己以及所部官兵的出路担忧时，当日下午5时多，刘劲持与副军长严呈收到了其顶头上司川陕甘绥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中将司令裴昌会的急电，要求刘劲持于27日前率部就地起义⑥。刘劲持在接到电报后，立即召开了师团长会议，先是宣读裴司令来电，接着又宣布刚刚制定的三个处理方案：1、打到底，既损害国家及人民利益，又背离全军官兵意愿，后果是全军被歼灭；2、放下武器听候整编，让官兵回乡做个良民；3、起义，弃暗投明，走向光明。刘要求全军官兵考虑后进行签名，结果，除了少数人在第一、二个方案笺上签名外，绝大多数人都在第三个方案笺上签了名。会议一结束，刘劲持就签发了由351团团长楼际霖拟就的致裴司令电稿，决定即日即进行起义，并请转呈贺老总。接着，刘劲持一方面指派其亲妹夫、参谋处处长傅维周，率传令兵一名，与解放军联系；另一方面立即集中军部与直属部队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九十八军全军今天起义了，并命令全军必须严格遵守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政策。宣布完毕后，刘即下令全军向升钟寺出发。次日，起义后的刘劲持等人即在解放军十八兵团政治处联络部长刘玉衡的带领下，晋见了贺龙司令员⑦。至此，九十八军全体二万余官兵在刘劲持的带领下正式宣布起义投诚，并加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
    刘劲持为早日结束内战，减少战争带来的伤亡和破坏，加快全国的解放，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具有积极的作用和重大的贡献，自己也成为了一位爱国的起义将领。
力促统一
    刘劲持于1955年从军中复员，先是在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后于1957年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并于1956年4月，在太原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解放后的刘劲持，一方面积极进行参政议政；另一方面特别关心两岸的统一事业，并为此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一国两制”方针。先后担任了民革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对台工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等与参政议政和祖国统一相关的职务，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统一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刘劲持敢于发表意见，在担任民革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浙江省政协委员和省人大常委等职务期间，提出了许多大胆却很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意见和主张。比如，1982年，浙江省政协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他提意见说：草案中的推翻三座大山已包括了推翻蒋家王朝，因此，“推翻蒋家王朝”一语可以删除，重复提不利于和平统一。这一重要提议最终被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在随后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4年）正式文本中，不再重提“推翻蒋家王朝”一语⑧。此外，其还提出应“迅即回复慈湖老人（即蒋介石——编者按）的一切应有名誉，如销毁、收缴‘人民公敌’、‘金陵春梦’、‘四大家族’等不利于和平统一的书报，使不再长期流传”⑨。这些建议随后也大多被中国共产党采纳或者部分吸收。
    晚年的刘劲持，患有严重的白内障疾病，但其仍特别关心两岸统一大业，经常一手持放大镜，一手撑开眼皮，阅读报刊文件。他还执笔给台湾的老同事、老同学和亲友们写信，积极阐述、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等方针政策以及家乡所产生的巨变，鼓励在台湾的亲友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经济建设作贡献，其中包括了他的老上级陈诚之子陈履安等人。台湾有亲友来看望刘劲持时，刘亦热情接待，并对他们积极宣传大陆和平统一的政策。1986年10月15日，刘劲持还以刘伯温后裔的名义致书时任台湾“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建议蒋经国当机立断，采取果敢行动，亲自到大陆来谈判，以迅速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国共再次合作，并具体提出了一个“忠孝两全”的办法：利用国父孙中山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和蒋介石的百岁诞辰纪念日这一契机，建议蒋经国以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飞回南京谒陵（即孙中山的中山陵——编者按）行礼，乘机择定日期，对等谈判，完成统一大业，方不愧尽到一个‘忠’字”；在台湾纪念蒋介石的诞辰典礼之后，“即飞回溪口，扫祭鱼鳞嶴王太夫人及摩珂殿毛太君两墓，在丰镐房老家邀请邓小平主任⑩、胡耀邦总书记会面谈妥两党合作和祖国统一，并商量好将慈湖老人遗体于明年满百周岁诞辰时奉安回葬南京紫金山正气亭下面，预先建造好雄伟大方的陵墓，……顺利完成奉安等工作，方是尽到一个‘孝’字”；并提示蒋经国：亲自飞回祖国，在丰镐房与邓、胡举行两党会谈，这完全是对等的、公平的，是其实现“忠孝两全”的最好办法{11}。此信最后通过香港原黄埔同学，辗转送到台湾总统府侍卫室，呈递到蒋经国手中。后来据转信人及台湾回来的亲友对刘劲持说：蒋经国阅后颇有同感，认为“言之有理”。不久，台湾当局即开放到大陆探亲{12}。不幸的是，蒋经国于1987年即突发病逝世，未来得及完成这一祖国统一大业，错过了这一绝佳时机，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历史遗憾，也成为刘劲持先生的一个永久憾事，即未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尽管最终并未如愿实现，但刘劲持在晚年心系祖国统一事业，并积极地为这一事业而奔走，尽己所能，从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一定的积极作用，成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的促进者之一。

参考文献：
1、刘劲持：《上海“八•一三”抗战及南京卫戍战见闻》，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文史资料》（一），杭州：（内部资料）1985年；
2、刘劲持：《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见《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3、刘劲持：《陆军大学第十一期内幕》，见文闻编：《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4、刘劲持：《刘伯温后裔刘劲持恭呈蒋总统书》，1986年10月15日，手稿；
5、刘国良：《父亲的遗愿》，1995年，手稿；
6、寒青：《我所知道的刘劲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编：《浙江民革五十年》，杭州：（内部资料）2000年；
7、留伯仙编著：《青田古今名人录》，西安：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5年；
8、浙江省民主党派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民主党派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9、李光魁口述，穆仕赟整理：《从国民党士兵成为解放军战士》， http://www.rh.gov.cn/html/jdwx/201007261104850.html；
10、蔡榆：《南北两古屋 纵横四将军》，http://www.66wc.com/9465.html。

①乃光复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时期曾被特授予“五等嘉禾”勋章，北伐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少将督办、第二十六军少将总参议，后又任浙西清乡督办，由于政绩显著，被人尊称为“刘青田”。
②按，刘劲持与戴笠、廖耀湘等为同期，乃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国军名将之一。
③详见刘劲持：《上海“八•一三”抗战及南京卫戍战见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文史资料》（一），杭州：1985年，第4—9页；《淞沪警备司令部见闻》，《八一三淞沪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6—38页。
④详见刘劲持：《上海“八•一三”抗战及南京卫戍战见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文史资料》（一），杭州：1985年，第38—41页。
⑤按，刘劲持在从军之后，并未明确加入任何派系，但因缘际会，在其任职经历中，先后得到了唐生智、陈诚及胡宗南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赏识，尤因其黄埔六期和陆军大学十一期毕业的身份（陆大十一期学员曾被号称为“一百单八将”、“天子门生”，先后控制了蒋介石侍从室主管军事的第二组、军令部第一厅第四处、第二处、军政部军务署、国防部总共六个厅中的一至五个厅），并在陈诚、胡宗南、顾祝同、唐生智、阎锡山等实力要员下面当权，被陈诚视为嫡系，屡得晋升，一度被人诬称为陈诚的“十三太保”之一，详见刘劲持：《陆军大学第十一期内幕》，文闻编：《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37—153页。
⑥按，裴昌会，字同野，时任川陕甘绥署副主任兼七兵团中将司令，此时已于12月25日在四川德阳率领第七兵团向解放军贺龙所部起义，建国后曾任民革中央委员、名誉副主席。
⑦按，关于刘劲持率领九十八军全军官兵起义的情况可详见李光魁口述，穆仕赟整理：《从国民党士兵成为解放军战士》，http://www.rh.gov.cn/html/jdwx/201007261104850.html；蔡榆：《南北两古屋 纵横四将军》，http://www.66wc.com/9465.html。
⑧参见浙江省民主党派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民主党派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人物传略•刘劲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04页。
⑨详见刘劲持：《刘伯温后裔刘劲持恭呈蒋总统书》，1986年10月15日，手稿。
⑩按，此为刘劲持的原话，指的应是当时邓小平所担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于1982年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至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时完成历史使命后撤销）主任这一职务，时邓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等职务，乃当时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11}详见刘劲持：《刘伯温后裔刘劲持恭呈蒋总统书》，1986年10月15日，手稿。按，刘劲持曾于1931年清明回乡扫墓时，护送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萧萱（号纫秋）和其堂兄刘崧申（后亦升为陆军少将）到南京，共同为蒋介石选定了位于中山陵和明孝陵之间正气亭下的墓地，后又于1946年，在南京励志社曾受到过蒋经国的训话和接见。
{12}参见刘国良：《父亲的遗愿》，1995年，手稿。

射声

抗战前的第88师各级主官：
师长孙元良，副师长冯圣法，参谋长陈素农；

第262旅（旅长彭巩英），辖第523团（团长吴求剑）、第524团（团长韩宪元）；
第264旅（旅长黄梅兴），辖第527团（团长廖奇龄）、第528团（团长朱赤）。

射声

http://roll.sohu.com/20111211/n328591680.shtml

“朱将军，我来看你了……你的遗物已经捐赠给纪念馆了，不能再给你保存了。你的家人也没了……”跪在地上磕头的郭永柱老人泣不成声。

　　这是一个小山坡，就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江南第二泉”后面的小山上，人迹罕至，一条小径也被两边伸出的杂树枝掩盖了。郭老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带着他来这里看朱赤，朱赤是他父亲郭学礼所在88师262旅的旅长，但老人家从来没有透露过这个秘密。昨天，郭老不仅捐出了朱赤的遗物，同时还指认了朱赤的牺牲及埋葬地，时隔70多年，当年南京保卫战中朱赤将军的长眠之地，终于找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了11名中国将军，朱赤就是其中一名，但是关于他在雨花台如何英勇就义、遗体安葬地点及遗物一直没有细节描述，此次郭老帮助弥补了这个缺憾。包括朱赤将军在内的11名牺牲将军的名单，昨天首次公布，南京人也终于可以知道，在70多年前，是哪些将军为保卫南京英勇战斗壮烈捐躯。记者了解到，明年清明节，在雨花台内朱赤将军牺牲的地方，有望竖起一座新的纪念碑，以纪念包括朱赤将军在内的烈士。

　　历史时刻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

　　守城将领

　　朱赤（88师262旅旅长）

　　守城地点

　　雨花台右翼的丘陵地区

　　壮哉朱赤

　　一定要跟敌人拼掉最后一滴鲜血

　　把肠子塞回去，继续战斗！

　　这是一组照片：被大炮轰塌的城墙下，一队中国士兵排成排伏在一个缺口上，紧握着手中的枪；一队中国士兵在战旗下神情肃穆地列成整齐的队伍，士兵们头上的战旗只升起了一半，他们坚定的目光凝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悲壮……

　　昨天，郭永柱拿着这些照片告诉记者：父亲告诉过我，当时组织敢死队出征，都是把旗先升上去再降到一半，这是提前为敢死队员降半旗，这些壮士都不准备再活着回来了！

　　1996年2月22日，郭学礼去世，他留给了郭永柱悲壮的历史记忆：因为战功积累，父亲郭学礼已经升任特务加强连的少校代理连长，隶属262旅，全连被部署在雨花台右翼的丘陵地区构筑工事。12月10日，驻守在牛首山的58师阵地被日军突破，日军精锐的第六师团冲到了88师262旅的阵地前。黄昏时分，日军出动了20多辆坦克和大编队的飞机，阵地上硝烟弥漫，日军第6师团在谷寿夫指挥下，猛攻雨花台。南京西、南两个方向的小山丘很快失守，雨花台危在旦夕。日军头戴钢盔、手持三八枪，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山脚杀上来。而守卫阵地的262旅此时只有沟堑战壕和有限的武器用于防守。”在小小的山头上，朱赤的部队坚守不退，11日，日军再次发起猛攻，朱赤只剩一个特务连的兵力，突围无望。他命令士兵把几十箱手榴弹的盖子全部打开，用绳子把导火索串连起来，摆在阵地前沿，等到日军进攻到阵地前沿时，几百枚手榴弹全部爆炸，日军血肉横飞。

　　“在日军重炮轰炸中，朱赤被击中，肠子都出来了，但是他自己把肠子塞回，用弹夹的皮带勒紧后继续战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郭学柱说，1937年12月12日正午时分，88师雨花台阵地被日军突破，该师只剩下37人。“我父亲说，日本人用的枪，子弹穿过身体后，进去的眼小，出来的眼大。当年倒下来的战友，全部是背后的窟窿比胸前的大，他们全部是牺牲在冲锋向前的路上，没有一个逃兵，整个88师，几乎全部阵亡在了雨花台。”

　　“12月12日傍晚，日军在中华门城外发起了总攻，当天深夜，父亲奉命从城堡上撤退。历经千难万险，他终于跳出日军包围圈，步行至六合乡下，活了下来。”

　　寻找英灵

　　雨花台纪念馆的一座小山之上

　　这里就是将军牺牲长眠之地

　　“朱赤将军当年是在我父亲的怀里走的，那个地方就在雨花台纪念馆里，”郭永柱说，每年，他父亲还健在的时候，都要带他去祭拜一下。昨天，老人第一次带领大家来到了这个他熟悉的地方。其实就在“江南第二泉”后面的小山上，但由于山坡上并没有景点，几乎没有游人前往，通往山顶的一条小径都被杂枝掩盖。踩着厚厚的落叶，扒开挡道的枯枝，来到了88师当年死守的阵地。“就是这儿，88师的前沿指挥所，他（朱赤）就是牺牲埋葬在这里的。”郭永柱指着一块平地说。

　　环顾四周，都是一些小树，“以前这里什么也没有，树都被炮轰掉了。”郭永柱用手比划着，“这里原来是战壕，南北走向的，日军从东面攻过来……朱将军牺牲时头朝西……”郭永柱回忆：“我父亲讲，朱赤强行塞回自己的肠子后，血一直在流，脸色越来越苍白，头上的汗像黄豆一样直往下滚，我父亲扶着他，"我不行了，把公文包的作战地图和材料全部烧掉，然后把我的这些东西拿走，有机会给我家人，留一点念想。"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把我尸体覆盖，不要落入倭寇之手"……”郭永柱解释，之所以要掩埋，是因为不想给日军作宣传，说中国哪个将领又被击毙了。

　　郭学礼从朱赤身上找到了他的遗物：一个墨盒、一块怀表、两块银币，然后把随身带的军用毛毯覆盖在朱赤身上，接着在两侧挖坑埋下两枚手榴弹，手榴弹拉响后掀起的尘土很快把朱赤盖住了。

　　就在这脚下。”郭永柱愣了一会，然后长跪不起：“朱将军，我来看你了。”老人哭了，他告诉九泉之下的朱赤，朱成山馆长曾经派人到他老家去寻找过后人，从江西档案馆已经确认他没有后人了，他的遗物已经全部捐赠给纪念馆，永久珍藏。昨天，记者看到，朱赤将军留下的怀表是包金的，至今还能走，金属墨盒上写有“民国十年二月，伯恺氏送于京都”，反面刻有一个“还”字。郭永柱说，他父亲猜测，朱赤当年可能想刻上“还我河山”，但没来得及刻完就走了。

　　守城故事

　　伤兵身绑手榴弹炸掉日军坦克

　　昨天，经过雨花台内的“高座寺”门口，郭永柱老人突然停了下来。“这里，我父亲跟我讲过，原来是条土路，日军坦克就是从这边开过来的，有个"小山东"当时身上绑了手榴弹炸掉了一辆日军坦克。”

　　郭老口中的“小山东”就是朱赤的勤卫兵，牺牲那年仅有17岁。“小山东”名字叫于富贵，在日军的轰炸中，“小山东”受伤了，两条腿骨头都露出来了，“郭连长，救救我，要不补我一枪要不给我身上绑手榴弹去堵"王八的铁甲车"，郭永柱说，他父亲经常跟他聊到这件事。“小山东”称日军为王八，坦克为铁甲车，“由于当时没有任何止血的药，小山东流血太多也不可能活下来。最后我父亲在他身上绑了6颗手榴弹，然后两个人把他抬到日军坦克经过的路上，也就是这里，他炸掉了冲在最前面的一辆日军坦克，但是自己的身体也被炸得粉碎……我父亲说，当年，好多战士都用这样的方式保卫了国家。”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告诉记者，这些故事都将编到纪念馆的展厅里，把南京保卫战用讲故事的形式写下来，小朋友能看得懂，农民工朋友也能看得懂。”

　　链接

　　南京保卫战中

　　牺牲的11名中国将军

　　萧山令

　　1892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1937年南京保卫战时任代理宪兵司令，兼任警备司令部防空司令，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12月12日下午，奉命指挥宪兵部队由下关撤退至江北，因无船只，只好分乘木筏渡江。13日上午，日军先头部队已到达下关江边，他亲率残部阻击追兵，激战中身中数弹，以身殉国。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易安华

　　1899年出生于江西宜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后，被提升为第87师259旅少将旅长。1937年12月，他毅然写下“告妻儿书”参加南京保卫战，并奉命守卫光华门一带。12月12日，日军猛攻光华门，易安华壮烈牺牲，时年38岁，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1983年，国家民政部追认易安华为革命烈士。

　　朱赤

　　1904年出生于江西省修水，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12月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与第264旅共同扼守南京雨花台阵地，率领将士多次击败日军部队的集团冲锋，使日军伤亡惨重。他还亲率敢死队，振臂高呼杀入敌群。12月12日，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1983年，国家民政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高致嵩

　　1899年出生于广西省岭溪，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南京保卫战时任第88师264旅少将旅长，扼守南京雨花台阵地。从12月9日起，即坚守在雨花台防线上，亲自率领将士多次与冲入我军阵地的日军白刃格斗。在日军多次增援、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前来增援的朱赤旅长率领的262旅协同作战，坚守雨花台阵地至12月12日，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姚中英

　　1896年出生于广西省平远，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1937年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时任陆军第156师少将参谋长。12月12日，他率部与日军激战于太平门，宁死不退，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况惨烈。激战中，姚中英连毙数敌，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罗策群

　　1894年出生于广东兴宁，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时，任第159师475旅少将旅长。在上海淞沪抗战时晋升该师副师长，保卫南京时，任代理师长。12月13日凌晨，率第159师突围至太平门外岔路口时，与日军遭遇，在冲击中，中弹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司徒非

　　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平远，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随第160师开赴淞沪战场作战。随后，又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在战斗已发展到复廓阵地的紧急情况下，被任命为第160师少将参谋长。12月12日晚，奉命率部突围，与敌拼搏，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李兰池

　　1899出生于辽宁锦西，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1937年，以第57军112师少将副师长之职参加淞沪会战，驻防江苏南通、海门等地，守备长江左岸。11月，率部渡江据守江阴要塞。12月10日开赴南京前线，与日军激战，亲上火线督阵，击退日军进攻。12日，南京城破，奉命突围，率队冲锋时于太平门附近中弹阵亡。

　　谢承瑞

　　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南康，法国里昂中法大学陆军专业毕业。1937年时，任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率部守卫南京光华门。12月12日晚8时，日军由城外冲到光华门外城的城门洞内。他亲率敢死队，突然把城门打开，十几挺轻机枪一齐向敌人扫射，全歼日军。他战前抱病，又在光华门歼敌时被火焰灼伤，因体力不支，在通过挹江门时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少将。

　　程智

　　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时任第51师302团上校团长。率部先后参加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赛公桥的决战中，程智负伤仍然坚持指挥战斗。他右手三指被打断，血流不止，脸色腊黄，副官劝他退下，可他只稍事包扎，又回到阵地，大声呼唤全团官兵奋战，腹部中日军机枪九弹，肠断而出，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少将。

　　李绍嘉

　　广西玉林人，第83军156师468旅少将旅长，奉命于南京城阻敌。12月12日城陷，激战时中弹殉国。

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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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起廖龄奇其人，他的教育背景和作战经历都与张灵甫十分相似。廖龄奇毕业于黄埔四期政治科，入黄埔军校之前也读过大学，只是他比张灵甫多了一样学历，他在黄埔毕业后曾经到英国参谋学校留过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回国后他加入第88师，在当时的师长俞济时手下任职， 88师是当时中央军中少有的德械师，属于嫡系中的精锐。 1937年8月， 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在淞沪会战中阵亡，继任旅长高致嵩又在南京保卫战中战死，廖龄奇递升该旅旅长。半年后，继任的88师师长龙慕韩因兰封失守被蒋介石下令枪毙，廖龄奇到74军投奔老上司俞济时，在万家岭战役前不久，他接替邱维达担任58师172旅旅长，次年升任副师长，所以若论私人交情，俞济时与廖龄奇的关系比与张灵甫更早更亲近。后来俞济时和老资格的原58师正副师长相继调离，廖龄奇便顺理成章当上了师长。由于自恃学历高战功强，与王耀武素无渊源的廖龄奇，对顶头上司的态度相当傲慢。廖龄奇是一员勇敢的战将，他曾经多次负伤，身上疤痕累累，右臂在北伐中受伤致残。他认为王耀武没什么真本事，只不过机遇好罢了，以致善处人事的王耀武也觉得与廖龄奇不好相处。
　　骄傲的廖龄奇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不是作为抗日英雄光荣地倒在杀敌的战场上，而是以“永安市附近战斗，不能掌握部队，予敌打击，且离队至祁阳，致陷该师于散乱之境” 的罪名结束了生命。
　　二
　　1941年9月17日，第二次湘北会战开始。此时，廖龄奇正请假去吉安结婚，乘便转回老家祁阳省亲。副师长张灵甫率部队从江西新余，经万载徒步赶往长沙，不意日寇已于17日分五处强渡新墙河，58师陷入极端不利形势中。廖龄奇闻讯由祁阳驱车于途中赶上部队，遵令退守醴陵待命，而原驻防新墙河一线的部队，则按薛岳的部署早已向长沙东南撤退，日军乘虚直入，占领长沙。
　　1941年9月26日上午，廖龄奇与张灵甫一起率58师赶抵战场，原以为有友军在原地留守与58师换防，却是踪影全无，廖龄奇只得下令全师在永安市，东林寺，春华山一带展开，巩固长沙-平江大道地区，正面迎战由路口畲南进的日军。74军军长王耀武则执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命51师与军直属部队继续向黄花市推进。在此之前， 74军的先头部队57师一部已于25日午时许到达春华山附近，占领春华山到赤石河（春华山西北十公里）一线阵地，该师其余部分于二十六日黎明前后到达， 58师的蔡仁杰173团也随57师参战。
　　春华山距黄花市约九公里，离长沙市区以东约三十公里。最先与74军遭遇的，是日军的第3师团花谷先遣队。据日军战史称，第3师团原本并不担当围歼74军的作战任务，它是奉命经上沙市向金潭附近追击，并在该地渡过浏阳河向长沙南侧地区继续追击中方的溃军，它的行进路线是由北向南。当74军自东向西向长沙以东的黄花，永安地区挺进时，南下的第3师团恰好斜刺里撞上了74军的右侧，双方在春华山意外遭遇。
　　26日上午9时，正在春华山展开阵势的57师发现花谷旅团的一个先遣大队到达春华山附近，准备南进抢占金潭渡河点，便立即发动截击。日军起初还以为是溃散的中国残兵偷袭，当遭到重机枪连续猛烈攻击后，发现对方的抵抗意外强韧，才判断是遇到了中国军队的主力，先遣大队队长池边不敢恋战，乘守军尚未完全展开，伺机寻找薄弱处向西迂回南下。
　　接踵而至的花谷旅团主力就没那么幸运了，当他们在正午前到达时， 57师和58师正在春华山，永安市一线抢占要点，虽然是仓促应战，一旦开打， 74军还是抖出了王牌军的威风，南下的第3师团遇到了强有力的抗击，双方首先在春华山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敌花谷先遣队和随后赶到的第6联队先后向春华山东西两侧向74军进攻，遭到57师和58师第173团的猛烈反击。
　　74军在26日争夺春华山的战斗中虽然有所斩获，战局在傍晚却不幸开始恶化，受命截击74军的敌第6师团在连绵的山地昼夜急行军，于当天傍晚到达捞刀河畔，主力集结于大桥市-北盛仓附近准备攻击捞刀河左岸，与此同时，敌第11军军部再命第40师团进入北盛仓附近，准备参加永安市方面的战斗。 74军腹背受敌，陷于敌人将近三个师团的围攻之中，双方阵地犬牙交错。
　　58师的三个团的位置，蔡仁杰173团在春华山北与敌激战，在敌机的剧烈轰炸下，该团第1营，第3营连长伤亡殆尽， 172团和174团在永安市，伍家渡等一线，其中以172团在永安与敌第3师团石井信的第18联队的战斗尤为激烈。
　　26日下午15时左右，永安遭到日军急袭， 58师从西面迅猛反攻，将突向捞刀河桥梁的一个日军大队与其师团主力斩断，可是敌第18联队的主力很快赶到，入夜，敌第3师团的战斗指挥所也进入永安市。日军意图乘58师态势尚未完备之际将其击灭，双方在永安南方约一公里的147高地一带彻夜激战。廖龄奇和张灵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指挥部队顽强抵抗，凌晨二时许，凄厉的冲锋号在黑夜中骤然吹响， 58师竭尽全力向敌军连续发动三次猛烈反攻，敌人的攻势顿挫，敌森胁大队的两名中队长也战死。黑夜里，永安在燃烧，熊熊的火光在二三十里外也清晰可见。
　　一直以胜利者的口吻洋洋描述其长沙作战的日军战史，在叙述永安之战的时候，对日方的损失亦难掩痛惜之情：“到处展开手榴弹战，在燃烧的永安市中进行着凄惨的白刃战。森胁大队的两名中队长战死，攻击受挫... ...森胁大队长决心拼死战斗，亲自指挥第8中队的1个小队，并由正面部署中队主力潜入敌阵的间隙，一齐发起冲锋，冒着迫击炮的密集炮火潜入敌阵，突破手榴弹的火海。经过激烈的交手战后，于27日15时终于夺下147高地。重庆军勇敢进行了多次反攻，但在森胁大队长挥舞战刀带头冲锋下一一予以击退。石井联队长于6时继森胁大队之后攻击前面的敌军。并命令土屋大队（第7中队为基干，配属独立山炮兵第3联队第6中队），应尽量由东方联系第1大队攻击面前之敌' ，准备向永安市东南侧地区攻击的土屋大队，在山炮的紧密支援下，于8时39分向156高地北侧台地发起冲锋，当即占领该地。重庆军在大举进行猛烈掩护射击的同时，并以手榴弹反复进行肉搏攻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在此期间，得到山炮的紧密协助，过午才保住了该地。但第7中队一次丧失了中队长西谷诚太郎大尉以下全体干部，中队的伤亡达到60余名。（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85年）
　　随着日军第6师团投入战斗，敌人的兵力已经明显占居优势， 58师即使拼死反攻，要想凭一师之力挽回颓势是不可能了。 27日下午2时， 58师173团与174团虽然在伍家冲以北插入第6师团防线，但是在右翼的日军已经越过春华山，向黄花市以东的51师阵地进攻。
　　日军从侧翼突破春华山，第58师的部队开始被日军包围切割，部分溃兵一路退向长沙，出现在黄花市的74军司令部附近，令王耀武紧张得脊背发凉。日军继续以74军三倍以上的兵力猛攻黄花市，还以伞兵在黄花市以南空降，配合敌便衣队及汉奸四处活动，破坏电线，鸣枪扰乱。 27日，军直属部队遭到袭击，王耀武的军部险象环生，卫士排排长为保护军长而被日军用军刀砍死，近在咫尺的王耀武在黑夜中侥幸躲过一劫。薛岳得悉战况，知道再不让74军突围，这支王牌军将毁在他的手里，则罪莫大焉。 27日下午5时，薛岳发出命令： 74军转移到浏阳河以北。
　　三
　　第51师与57师摆脱了日军的纠缠，顺利撤出战场， 58师则因已陷入与敌混战之中，战斗激烈，难以迅速脱离战场，损失最重。 58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参战官兵为官兵约一万一千九百人，伤亡超过百分之四十，其中阵亡将近百分之十，难得的是，第58师在激战中伤亡近半，并且被完全优势的日军包围切割，但是大部分依然突围而出。在这样极端不利的态势之下能够将部队撤下来，避免全师覆没的命运，这在师长廖龄奇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但是他接下来的举动却铸成了不可挽回的大错。廖龄奇抗拒了战区要58师退往浏阳的命令，自行将一部由湘阴港渡浏阳河，集结于镇头市西南许家桥，土桥及南门坝，收容以团，营乃至连为单位突围的部队，收容完毕之后，廖龄奇强行拦下一列火车，将残部拉到株州整理，自己则顺道回祁阳探亲去了，没有再参加后期的会战。从廖龄奇以往的作战表现和他部下的评价，他不似一个贪生怕死的鼠辈，这次他何以擅自半途离队回家？是基于对上级对他的错误指挥而负气出走，是认为残部已无力再战，还是倦鸟返巢？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在回家的火车上，廖龄奇遇见了第九战区的一个高参，他直言相告自己是回家去探亲。高参回到战区司令部报告了此事，薛岳十分震怒。廖龄奇擅自将部队后运株州，不仅直接藐视了战区长官部的权威，也被认为是畏战逃跑行为，并使58师错失了与51师和57师一起在28日后发起的侧翼攻击行动。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期，薛岳在长沙东郊被攻破后打了一场艰苦的防卫战，陈诚在第六战区适时进行了宜昌反攻，策应第九战区的行动，使得华中日军不得不做出调动，多少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 9月底，第九战区的战况发生有利于我方的逆转，中国军队转守为攻，对撤退的日军围追堵截，至10月初，长沙近郊之敌开始全面后撤。 5日，敌军大部经湘阴，营田北逃， 7日正午，国民党军全部收复失地，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
　　四
　　战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由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南岳军事检讨会议， 74军虽然伤亡惨重，但是51师与57师在会战初期和后期的战绩还是得到了上峰的肯定，各获奖法币一万五千元，军长与两位师长获颁宝鼎勋章。 58师就没那番风光了，虽然在前期春华山和永安的作战中表现英勇，但是由于师长廖龄奇后期的行为， 58师前期的战功也不复提及，而第九战区对廖龄奇的抗命更是严惩不贷。
　　薛岳在会上点名把廖龄奇作为反面典型，直指某些将领居功自傲，抗命不从。廖龄奇不服，他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休会的时候径去找蒋介石评理。蒋介石因这个学生的行为扫了他的颜面，正在休息室里光火，廖龄奇不识相地闯进门来喊冤，正撞在枪口上，蒋介石喝令他“滚蛋” ，起身准备去会场，廖龄奇不辨颜色，仍然乞望得到申诉的机会，跟在蒋介石身后喊“报告” ，震怒的蒋介石拂袖而去，并当场命宪兵团长将廖龄奇扣押起来。廖龄奇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出了事，来自其他派系的将领们都等着看蒋介石如何处置，当会场里的将领们得悉廖龄奇被当场收押，很快墙倒众人推，有的趁此籍以打击蒋介石嫡系，有的虚构事实，为自己开脱罪责；有的鉴于国军将领抗日不力，大声疾呼，籍以惩一戒百。蒋介石迫于众议，故作姿态，以显示自己执法之严。即席手令：“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著予枪决”。大会秘书长贺耀祖，有意救廖，将手令暂时压下，拟俟蒋息怒后，再为设法。来自其他派系的将领们敦促薛岳将此消息立即见报，造成既成事实，以防止蒋介石反悔。第二天消息见报后，蒋介石在大会公开宣布廖龄奇已经枪毙。贺知事已无可挽回，才急交宪兵团执行。 
　　据行刑的宪兵第18团团长的报告， “廖龄奇在临刑前留下三份遗书，一份致其母处理家事，一份嘱其新婚之妻改嫁，一份致其表弟，嘱结算师部账目。”并要求将这三份信函抄呈蒋介石审阅，表示他至死仍对校长忠诚。蒋介石收到抄件后内心作何感想，外人无从知晓，但是在廖龄奇伏法之后，蒋介石指示让廖龄奇依阵亡官兵例抚恤，这意味着廖龄奇的遗属将获得政府的照顾并享受烈属待遇。如此看来，蒋介石杀廖龄奇，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是挥泪斩马谡了。
　　五
　　廖龄奇是否罪当该死，他的亲信下属显然与蒋介石和长官部有着不同的看法。廖龄奇被处决后， 58师原来的四个团长中，邓竹修(常宁)，何澜（道县）与王伯雄（记载湮没）悲愤地集体辞职，这明显是在为廖龄奇鸣不平，也是在给军长王耀武难堪。王耀武与廖龄奇的心节，第58师的军官们都清楚，他们公然为廖龄奇之死而辞职，也是对王耀武没有为保住廖龄奇的性命竭尽全力而表示忿满，总之是不愿意在王耀武手下继续干下去了参见邓竹修“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在南岳军史会议期间被治罪枪决之真相“ （政协湖南省祁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祁阳文史资料第2辑》 ） 。
　　58师三个团长的辞职，说明师长廖龄奇在该师官兵心目中的威望相当高。廖龄奇一案，副师长张灵甫有幸未受池鱼之殃，反而因祸得福，廖龄奇死后，蒋介石于10月24日即亲批张灵甫接掌帅印，任第58师代师长，着手收拾残局，张灵甫并于当年冬正式升任正职。

　　廖龄奇之死，是骄兵之死，是负气之死，是执拗之死。居功自傲，目无上级，军人性格，脾气使然。廖龄奇如与上司关系融洽，王耀武稍为其袒护，就不至于被当作替罪羊枪毙；廖龄奇如不负气对抗长官部命令并回祁阳省亲，就无“临阵脱逃”之嫌，胜败乃兵家常事，廖龄奇何罪之有？廖龄奇若不脾气执拗，强找校长分辨，委员长要他“滚蛋”，廖龄奇仍不识时务，认为错在他人，非要说清楚，就不至于被押，更无墙倒众人推之隙。不过，其亲属都说，依廖龄奇之性格，即使这次能逃过一难，后日在内战战场上也难免一死，其继任张灵甫命丧孟良崮就是最好的证明。

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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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淞沪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上海形势日趋紧张，战争已不可避免，廖龄奇乃将居住在杭州的家眷托人送回湖南祁阳（262旅参谋主任谢晋元中校的妻子凌维诚及谢维臣等三个孩子也在此时转至广西），一方面，最高当局的命令第二师补充旅（旅长钟松，后改称独立第20旅）和87、88师各一部，化装为地方保安队分批潜往上海，利用地方关系掩护，秘密接替防务，在民房中构筑战时工事；另一方面，由统帅部设在苏州狮子林的“军校野营办事处”统一组织各部队营长以上干部分期分批化装进入上海，侦察地形、认识尔后的攻击目标。廖龄奇有着1.28战役在沪对日作战的经验、又进行了此次秘密侦察地形的实地考察，为迎头痛击日寇的进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937年8月11日，88师接到进军上海的命令。8月12日，88师奉命开赴上海，由火车急运到上海真如，师长孙元良、副师长冯胜法当机命令262旅（旅长彭巩英）先行占领北火车站、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之线，廖龄奇率527团随264旅黄梅兴旅长随后跟进，从而在日寇仓促集结之时，抢先占领阵地，为日后使得闸北我88师阵地一直成为整个8.13淞沪抗战轴心阵地做了有力的准备工作。
　　88师所抢先占领的阵地前的“八字桥”，是1.28淞沪抗战的燃起点；巧合的是，五年后的8.13淞沪抗战，仍由八字桥点燃了此役的第一枪。
　　88师262旅在推进至北火车站附近后，以524团在右，523团在左，迅速展开，占领阵地，利用战前在民房中构筑的屋内工事，打开枪口清扫射界，构成坚固的街巷战阵地。这时，敌人也由虹口地区，沿吴淞路、北四川路正在行动。8月13日午后，我262旅523团吴求剑团长，率领第一 营（营长易瑾少校）向八字桥搜索前进，先头部队进抵八字桥西方时，敌人的前哨部队也正好到达此地，双方针锋相对，立即发生冲突，由易瑾营射出了淞沪战役的第一枪，时为8月13日午后三时稍过。
　　88师264旅于13日下午到达，为争取先机，决心不待敌海上增援部队到达，于14日展开攻击，由264旅为主攻部队，超越262旅，集中力量，攻击敌海军司令部。
　　8月14日拂晓，廖龄奇团长率527团，与528团一起迅速超越262旅向江湾路推进，262旅则以北火车站为中心，在右翼方面向当面之敌牵制拘束，英勇的攻击部队由爱国女校方面，自左翼旋回压迫敌军，逐次前进，敌军节节后退，日军自知兵力不足，利用特别的钢板防盾沿江湾路顽抗，等待援军。日军这些据点经营多年，坚固异常，一炮打上去，只能打落一些水泥散片。急不可待的中国官兵见炮兵无奈，便顶着枪弹硬往上冲，一拔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踏着尸体往上冲，攻击点一点点向前推进，伤亡极其惨重，每前进一米，都有中国官兵的尸体铺路。晌午时分，攻击　部队前赴后继，已经接近敌海军司令部附近。敌兵遗尸遍地，一部分退入其司令邵，其余沿北四川路狼狈南窜，正在此紧要关头，2 6 4旅旅长黄梅兴将军正立于阵前指挥，在爱国女校附近被敌迫击炮击中，当场壮烈殉国，同时成仁的，尚有旅部参谋主任邓洗中校及通信排官兵3 0余人，时为14日下午三时许。廖龄奇在黄梅兴旅长阵亡和全旅已经打残的情况下，战场接任264旅代旅长指挥部队继续对日作战，一直坚持到增援部队的到达。
    8月14日傍晚，钟松独立第20旅火速到达战场，归张治中第九集团军指挥序列，在88师观音堂司令部，钟松旅长、邓钟梅副旅长与孙元良师长、廖龄奇代旅长见面后，不稍停留，立即增援第一线，接替264旅防务。这一天的战斗，264旅伤亡黄梅兴将军以下1200余官兵，仅廖龄奇527团的12个连长就有7名连长阵亡，其战况之惨烈，我军将士之英勇，可以想见。
    根据德国顾问的意见和蒋介石的指挥，第九集团军司令张治中组织了连续进行的铁拳计划和攻击汇山码头的战斗，力图一鼓作气，拿下敌海军司令部，全歼敌海军陆战队。16日，铁拳计划开始实施前的准备，但是不巧的是，日军紧急调动的海军陆战队增援部队恰好也在此时到达上海。
    8月17日，铁拳计划按预定方案开始实施，张治中下令我军发起全面反击。作为主攻部队的88师264旅，以扫除爱国女校、鄂东中学、持志大学全部日军据点为目标，从北面和东面同时逼近日海军司令部、虹口公园和上海政法学院一线。部队呈一线展开攻击，两强相遇，双方死伤无数，廖龄奇身先士卒，指挥全旅奋勇杀，当264旅北线前沿攻击部队已经接近日海军司令部，稍作喘息，等待东线部队到达攻位置时，264旅全线向日海军司令部发起在这时，一颗炮弹飞来，廖龄奇不幸中弹负伤，部队暂时中断指挥，攻击日海军司令部的任务交由独立旅钟松旅旅长接替原264旅防线。
　　为达成铁拳计划和攻击汇山码头任务的顺利完成，18日，88师、87师第一批补充部队由浙江风程仆仆到达上海，由浙江省保安总队高致嵩团长带来三个团一次性补充到两个师，因264旅战斗减员太大，特别是基层指挥员减员更大，高致嵩团打破补无部队只补充士兵，不补充军官的传统和常规，成建制一次补充到264旅指挥序列，同时任命高致嵩为264旅旅长。
　　19日，36师从西安速运到达上海，加入到攻打汇山码头的战斗。赴上海参战的87、88和36师均是蒋介石的亲信部队，根据88师德军顾问的建议，其三个师已具备与敌作战的良好经验，伤亡虽大，但可以尽量保留老兵，同时，不断地补充新兵。因而88师从打出凇沪抗战的第一枪，直到全军撤退，打了三个多月。
　　8月22日，敌酋松井石根率增援部队在吴淞登陆，与此同时，我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我军改取战略持久的作战方针，闸北地区88师，遂成为全战线旋回的轴心。廖龄奇代旅长根据情况的变化，指挥官兵依托苏州河岸，努力加强工事，构成街巷战纵深阵地。
　　8月下旬，敌人曾多次攻击我闸北阵地，均遭我守军击退，迭予重创，敌在广播中公然称88师为“闸北可恨之敌”。
　　9月1日，88师扩编为第72军，9月初，从湖北省保安总队又补充了一批兵员到88师，其中保安5团一次性编入88师。
　　9月18日，日军再次向闸北及持志大学我防守阵地进犯，从两面向264旅阵地进攻，此时，廖龄奇已经伤愈归队，指挥部队沉着应战，等待日军靠近，率部跃出工事，同日展开肉搏战，将敌击溃。10月初同日，264旅奉命转守北站一带。当时，日军不断向北站阵地炮击，并经常进行偷袭活动，廖龄奇则挑选精锐部队实施夜间突袭，击毙日军甚多。
　　至此，敌在闸北正面，直到我军转进为止，不敢再作任何蠢动，遂转移目标于我左翼军（司令官朱绍良）方面，对我江湾以北的友军加强压迫，战线逐渐后移至江湾、顾家宅、刘行、罗店之线。10月7日，88师第5次补充兵员。至10月下旬，更移到小顾宅、大场、嘉定、走马塘、新泾桥、康家桥之线。
　　但我88师闸北阵地始终保持轴心地位，屹立不动，也没有换防过。从8月13日直到10月26日向沪西转移，血战两月又半，敌军未能越雷池一步，廖龄奇指挥部队昼夜鏖战80多天，常常在最前线指挥作战，几次中弹负伤，坚持不下火线。
　　1 0月2 5日，大场我1 8师阵地被敌击破，我左侧背受到威胁，2 6日晨，顾祝同用电话传达蒋介石意见，意留8 8师全师在闸北死守上海，孙元良师长根据当时的情况，命令524团（团长韩宪元）团副、廖龄奇黄埔四期的校友谢晋元中校和该团一营营长杨瑞符少校率“八百壮士”（实为410人）坚守88师司令部（“四行仓库”），抗击日冠，直到10月30日夜12日，全团奉命突围。
　　廖龄奇率领264旅随孙元良师长在“八百壮士”的掩护下，奉命转移到沪西阵地，继续打击敌人。
　　1 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对上海守军形成包围之势。孙元良率8 8师师部和2 6 2旅奉令从沪西
　　撤退，1 3日，部队停留在安亭附近时，孙元良师长才想起向264旅传达撤退令，但此时电话已经打不通，电报也发不出去，情急之下孙元良只得挑选了两个精干的传令兵，并委以重赏，限他们尽快找到264旅，传达撤退命令。一直到15日，264旅才与师部在青阳港附近汇合，与日军隔河相战，打了6个小时挡住了日军，部队遵照命令，缓缓向南京转移。
　　廖龄奇部被迫撤离上海，向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防御阵地转移，但由于既设防御阵地没有留守部队，也没有向导人员，军队进入时无法疏散，既设防御阵地未能发挥应有作用，264旅立足未稳，日军追踪而来，迅速突破既设阵地，廖龄奇率264旅再退南京，奉命防守中华门外雨花台左翼阵地，参加南京保卫战。
　　1 1月6日，中央社随军记者王晋琦发表在《上海新闻报》的“廖将军访问记”曾对廖龄奇抗战事迹作过如实报道。国民党军事宣传部门还拍过一个新闻记录片《廖龄奇保卫大上海》。
　　2．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底，廖龄奇率部随88师由上海撤退南京整补，并加入南京卫戍司令部唐生智的指挥序列，未待整补，日军分三路大军尾随而来逼近南京，廖龄奇率部即复投入保卫南京的战斗。
　　早在淞沪战役开始之时，88师已扩编为72军，军长孙元良自兼88师师长，实际上72军就指挥一个师，师长孙元良，参谋长张柏亭，该师辖262、264两旅。
　　南京的两个重要防御地点是紫金山面积大，雨花台面积小，防线不到二干公尺，比较难改，而立体战就不易守了。第88师奉长官部命令防守雨花台中华门一带。
　　廖龄奇率264旅527团奉命扼守雨花台，528团为预备队。归其指挥的还有炮兵两个连工兵一个营，通信营两个连，辎重营两个连，第一线总兵力为3500余人。
　　12月9日，日军完成对南京的包围，以大炮协同步兵猛攻88师守军，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主攻雨花台。上午，敌一个联队在久攻不下遭受惨重失败的情况下，又增加一个联队猛攻我阵地，廖龄奇在2000米的防线上，指挥部队抵挡敌第六师团的攻击，战至午后，廖龄奇所部527团众多官兵阵亡，部分工事被毁，这时，廖龄奇调用预备队528团二个营增援雨花台，两团同守雨花台，一阵猛打，敌人横尸六七百具，余部溃退下去。
　　10日，从早晨7时起，敌机和大炮轰炸扫射之后，即以两个大队分由两侧猛攻雨花台，廖龄奇率527团与528团部分官兵，视死如归，坚守阵地，双方多次展开争夺战，均死伤惨重。当时，雨花台阵地配属的山炮阵地设在己腹没有很好地发挥威力，不曾给敌军以破坏性打击。
　　11日，战况更加激烈，日军在进击光华门、通济门失利后，以谷寿夫第六师团和末桦茂治第114师团联合猛攻雨花台和中华门，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亲赴第一线指挥，第264旅全部上了火线，另附工兵一营也全部参加了战斗。敌人一次次地冲上山顶，又一次次地被打了下去，雨花阵地已是一片焦土，征2 0 0 0米的防线上，敌人付出数千具死尸的代价，雨花台守军伤亡惨重，工事全部被毁。是晚，在中华门城楼指挥的孙元良师长怕前沿阵地失守后，敌乘夜间攻破中华门，遂将原用沙袋大部堵死仅留一小通道的中华门全部堵死。
　　12日7时起，日军飞机、火炮和坦克轮番轰炸，两个联队的日军又与守军反复冲杀，整个雨花台战场烟火弥漫，死尸纵横，状甚惨烈，我守军官兵奋勇苦斗，上午，524团团长韩宪元，营长黄琪、周鸿、符仪廷先后阵亡，10时左右，我雨花台阵地部分陷落。战至下午，旅长朱赤、高致嵩、523团团长李杰、528团团长华品章、中校参谋赵寒星、营长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亦弹尽援绝，或阵亡，或被敌人分割惨杀，或自戕，悲壮惨烈，264旅几乎殆尽，88师6000英烈血染雨花台，皆壮烈殉国。下午5时左右，新任旅长廖龄奇率残部反复肉搏，奋勇冲杀，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在中华门已经被守城部队堵死，师长孙元良去向不明的情况下，绕城而走，到达下关，乘辎重营两个连控制的木船仓促渡江。
　　南京之战，孙元艮师长12日下午去长官部开完会后，就已经无法返回部队，遂脱去军服，换上便衣，到难民区躲了一个多月，后以日军疏散难民，才混了出来，此役之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将第72军88师列入王敬久的第71军序列，这时王敬久部仅存数百人。88师在徐州做短期休整后开赴洛阳整训。
　　3．兰封会战
　　1938年春季，侵华日军统帅部调动四路大军会攻徐州，另调土肥原贤二的14师团南渡黄河，截击国民党东进增援部队。5月11日，敌14师团在山东荷泽北的董口附近强渡黄河，5月14日，荷泽沦陷，敌分几个纵队分头南进，20日，窜集内黄、仪封、野鸡岗、楚庄寨一带地区。
　　蒋介石于此时急调薛岳为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第一兵团司令，指挥其在归德附近的第8军（军长黄杰）、64军（军长李汉魂）、74军（军长俞济时）、第3集团军（司令孙桐萱）、新编35师和廖龄奇的264旅。
　　88师当时为71军（军长宋希濂）建制，由蒋介石直接指挥，71军军部住兰封西北边的一个村庄里，按战前部署，88师准备全部东运至归德，加入薛岳的指挥系列，在东运中，88师廖龄奇264旅先期运至归德，但待师部及262旅（旅长邓经儒）东运去归德途中，内黄车站附近发生了情况，便临时在兰封下车了，这样88师师部和262旅归兰封城守军71军指挥，71军则直接受蒋介石指挥，而88师廖龄奇264旅直接受归德地区的薛岳指挥。
　　5月20日，当日冠14师团窜集风黄、仪封、野鸡岗、楚庄寨附近时，形成开封吃紧，危及郑州的局面，坐阵郑州指挥徐州会战的蒋介石急调李汉魂的64军，俞济时的74军和廖龄奇的264旅组成东路军，由东向西沿铁道两侧向野鸡岗、楚庄寨、马王寨攻击，急调71军、27军（军长桂永清）为西路军，由西向东，向仪封、内黄、马王寨攻击，形成东西对日军的夹击包围。
　　27军的46师和邱清泉的战车营到达兰封后，蒋介石命令71军向红庙方向集结，攻击敌侧背，兰封城由27军防守。88师（缺当时在东路军的廖龄奇264旅）本来是71军的建制，但被27军军长桂永清强行留下，结果几天之后，88师师长龙慕韩却成了桂永清的替死鬼，屈死在何应钦、桂永清刀下。
　　东路军廖龄奇264旅，由东向西，沿铁路率先挺进，面对日军强大的攻势，廖龄奇率部边打边进，为64军、74军开路，一路克复内黄、野鸡岗等地。21日晚，264旅先头部队与集结于红庙附近的71军自西向东沿铁路两侧搜索部队取得了联系。至此，经71军宋希濂军长与27军桂永清军长联系后，264旅归还71军建制，但88师师部和262旅却留给了桂永清。
　　22日下午3时左右，64军在铁路左侧，71军在铁路右侧继续向西前进，很快与敌接触，在仪封西南一带，与敌激战三个多小时，两军都有相当进展，双方伤亡亦颇大。
　　23日、71军、64军继续向西攻击敌人，而驻守兰封城的桂永清却向西逃窜，敌人于23日下午攻陷兰封城，使蒋介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计划彻底失败。
　　敌人攻破兰封城，蒋介石、程潜大为惊恐，薛岳急令71军限期夺下兰封城。按照部署88师负责西南面的攻击，87师（师长沈发藻）负责东北面的攻击。
　　攻城前，龙慕韩已革职查办，71军军长宋希濂自兼88师师长、71军参谋长陈素农自兼88师参谋长，邓经儒调任88师副师长，沈芝生调任262旅旅长。
　　兰封城并不大，城墙也不高，大部分都是用土筑成的，只有各城门附近有部分砖头，唯四面开阔，不容易接近。此次攻城，廖龄奇264旅又一次作为主攻部队，派出二个团于25日黄昏后接近南门及西南角，廖龄奇旅长亲率部队漏夜挖掘壕沟。262旅为师预备队。
　　26日拂晓，攻击开始，我先集中炮火射击选定的攻击点，摧毁敌军工事，随即集中火力掩护步兵爬城，激战至下午，前后冲击三次，由于敌军顽强抵抗，攻城部队伤亡忱籍，未能突破一点获得立足地。廖龄奇乃命暂停，重新组织力量。下午5时，我264旅又重新发起攻击，官兵前赴后继，奋勇杀敌，战至黄昏终于打破了几个缺口，在城墙上获得了二个立足点，廖龄奇旅长当即命令增加部队，扩张战斗，遂在城墙上和敌军展开了激战，敌军一再反击，企图消灭我登城部队，但均被我击退。与此同时，87师也在东北角攻破城墙一处，两师夹击，迫使敌人在晚上九时撤离兰封城，逃向三义寨，兰封克复。
　　兰封会战后，264旅廖龄奇旅长因功升任国民革令军第74军（军长俞济时）58师（师长冯胜法）副师长7月31日，廖龄奇以38年战功特著案获华胄荣誉奖章一枚。
　　4．万家岭战役
　　1938年7月，日军第106、101师团，配合其海军陆战队一部，沿长江溯流而上，向江西南浔线进犯，驻守德安近郊的74军58师奉命开赴黄老门附近，配合64军以堵敌南下。
　　5 8师辖172、174两旅。在进军黄老门的途中，因172旅旅长邱维达指挥不力，拦截174旅348团3营（营长黄剑峰）兵员，同时，本旅部队脱离掌握，致使该旅344团苦战一个下午，营长1伤1亡，连长阵亡3人，排长阵亡4人，邱维达被解除172旅旅长之职，廖龄奇兼任172旅旅长职务。
　　日军在南浔铁路受我5 8师及其友军打击，受挫后，不敢前进，只得暂时停止，籍以补充兵力。9月底第101伊东师团、106淞浦师团，又开始蠢动，一面佯攻南浔铁路及瑞昌，一面以主力从岷山沿瑞昌通南昌之大道直下永修，以截击南浔线以北我军后路，并伺机直犯南昌，配合进犯长沙的攻势，以断武汉的退路，我58师奉命调往岷山脚下，堵歼该敌。
　　10月2日，58师从德安乌石门附近出发，当天前进至张古山（万冢岭）附近时，立即和敌1 0 6师团遭遇。起初，淞浦1 0 6师团对我5 8师估计并不高，但两天以后，当淞浦发现伊东的101师团已被我友邻部队阻击在阵地前，我已完成对106师团的包围时，这才慌了手脚，急忙组织突围。淞浦的哭破口正好选在了58师坚守的张古山阵地，这一下子把冯胜法、廖龄奇的58师推进了油锅。
　　10月3日，自拂晓直至黄昏，敌集中火力，组织部队数次进行冲锋突围，均被我5 8师扎的结结实实，虽经反复冲锋，均未能突破我阻击阵地。
　　10月4日，敌人的攻势更加猛烈，冈村派来助淞浦解围的战机一批接一批怪叫着飞临阵地上空，炸弹、燃烧弹有如雨点般的往下落，横飞的弹片，熊熊燃烧的大火吞没了张古山下58师我守军的阵地，吞没了58师的官兵，整个阵地只剩下满目的焦土和光秃秃的山坡，工事早已无影无踪，廖龄奇副师长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在一片焦土中，一排排倒下，上一批，倒下一批．，难以支持，心情十分沉重。面对这种局面，廖龄奇协助冯胜法师长重新调整作战布置，成营成团的逐次往阵地上调，以确保阵地的守卫。
　　两天后的10月6日，58师守军能战斗的兵员加起来已不足五百人，阵地随时被夺，然而淞浦的第113联队却发起了最后的冲锋。倒塌的师部旁，师长冯胜法用电话向军长俞济时请求援兵，而此时此刻，俞军长手中已成光杆司令根本无兵可调，他沉思了片刻，把军部警卫营长叫来，命令军部留下一个班，要营长立即带警卫营仅有的二个连火速增援58师。这时的张古山阵地，几十名日军已冲入阵地，师部成了前沿阵地．我守军师部所有非作战人员，均与敌人撕杀混战在一起。警卫营的赶到，一个冲锋，几十名日军死在了阵地上。
　　这一天的战斗，58师伤亡殆尽，幸存人员大部有伤，淞浦师团伤亡过半，淞浦在无援军的情况下，向外突围已不可能，只能就地转为防御，固守待援。
　　10月7日，我增援部队赶到，在薛岳指挥下，一举反攻，将106淞浦师团全部吃掉。此役惊动了日本朝野，使武汉国民政府的“双十节”增添了无比的气氛，当时称为“小台儿庄”大捷。
　　万冢岭战役，由于我援军迟迟未到，我以正面58师一个师的代价，歼敌4000余人，守住了阵地，为围歼第106师团争得了时间。11月初，防务交由第19集团军罗卓英接替，58师开赴湘阴、长沙一带整训。
　　此役之后，51师长王耀武升任74军付军长兼51师师长，继58师师长冯胜法调任86军军长、继任师长陈式正调任军事委员会少将高参，廖龄奇升任58师师长。
　　5.高安、长沙之战
　　1938年11月13日，长沙大火期间，58师正驻长沙防守，此时抗战的炮火还未到达长沙，部队驻防的任务是社会治安等问题。1939年4月上旬，日军板垣师团所部向高安进犯，蒋介石急调第74军所辖51师（师长王耀武）、57师（师长施中诚）、廖龄奇58师和49军王铁汉师，统归俞济时指挥，直趋高安参战，当俞部到达高安城附近时，高安城已经失守。7 4军俞济时军长立即组织部队反攻夺城，以51师主攻高安城，57、58师各派突击队向奉新方向切断敌后，包围深入高安城之敌，4个师相互协作，奋勇苦战几昼夜，终于攻克高安城。58师战后得到国民党政府军委会的嘉奖。
　　同年7月，俞济时调任第5军军长，所遗74军军长一职由副军长并51师师长王耀武升任。期间，王耀武因58师的归属问题，不惜旧情，与自己的老上司俞济时顿时火迸，反目为仇，各奔东西，而时任58师师长的廖龄奇在58师的归属问题上，支持老上司俞济时的意见，与顶头上司王耀武埋下了深仇，从而导致了以后的悲剧。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湘北战役开始，日寇侵略军集中约两个师团（日第六师团、上村支队和奈良支队）的兵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分路向湘北进攻，为配合攻势，赣北日冠以第106师团，（师团长中井良太耶）主力和第101师团一部以及军直属部队一部大举进犯高安，廖龄奇58师防地正当要隘，师长廖龄奇督率全师予以迎头痛击，营长马文瑞、余冠英阵亡，战士伤亡数百拖住了敌人。9月18日，日寇主力部队在舰艇、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于鹿角、小青山等地强行登陆，夹击新墙河南岸的我防守部队。我各路部队按照薛岳的“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布置，未经抵抗，全部后撤，以致汩罗江、平江、永安市一带即长沙市以北60里国土，相继陷入日寇手中，人民饱受烧杀淫抢之苦。直到十月初，日寇自行退却，我各路驻防部队返回新墙河南原防地。又后，第九战区长官部大肆吹嘘“诱敌深入主力转移”“赢得了巨大胜利”等等实系自欺欺人之谈，所谓第一次湘北大捷，实际上只有58师与日冠打过一场硬仗。为了58师兵员的补充问题，廖龄奇与薛岳、王耀武之间产生了龃龉，导致了日后廖龄奇的悲惨结局。
　　1940年6月，58师驻防江西高安傅家圩贾村，与日军形成南北对峙状态，牵制日冠的活动。
　　6．上高会战
　　1941年春，廖龄奇率58师随74军参加了著名的江西上高会战。
　　在上高会战中，日军企图分兵三路，以分进合击的战法歼灭上高、高安地区国民党军队，打通湘赣公路，连接湘东日军，并以一部兵力窜犯樟树、丰城，巩固南昌外围。我19集团军计划先在第一线（靖安、奉新、高邮）和第二线（陶家、渣村、南岭、高安）阵地佯攻坚守抵抗，尔后诱敌深入，待日军进到第三线（上高、棠浦、泗溪、石头）阵地时，集中兵力，包围歼灭。74军作为决战兵团，负责正面防守，廖龄奇率58师负责在高安以西、棠浦以东一带牵制日军。
　　3月15日，北路33师团和南路20混成旅及赣江支队日军同时展开进攻，受到我57师坚决抵抗。20日晨，中路日军34师团，在飞机30余架支援下，不顾其南北两路的败退，仍孤军深入，向泗溪、官桥我58师阵地发起攻击，在流塘村附近突进一部，为避敌锋，当晚，廖龄奇令58师将阵地向后转移。21日，日军重新发起进攻，我57师泗溪阵地被敌突破后，57师死守云头山，廖龄奇率58师撤守猪姑岭。22日晨，57师云头山阵地又被敌突破，锦江军桥又遭日机猛烈轰炸，退路被切断，58师完全陷入敌包围之中，此时，敌人集中所有炮火和兵力猛攻5 8师固守的猪姑岭阵地。师长廖龄奇一面组织部属命令战士挖陷井，埋地雷，阻止敌人重武器的进攻，一面组织机枪火力网或白刃格斗，对付敌人步兵冲锋，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由于敌人飞机大炮甚多，攻势凶猛，第58师官兵伤亡众多。当夜，根据74军军部的命令，为集中火力，58师在锦江北岸占领简市至凌江口一线阵地，重点防守上高核心阵地。
　　3月24日，敌师团长大贺亲自督战，又调南路军3000名，以求最后一逞，  日军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反复轰炸58师即守阵地白茅山，投弹1700余枚，阵地大部被毁、人员伤亡惨重，情况十分危急。第172团团长明灿在被打得实在支持不下了，乃打电话请示停止时，廖龄奇指示副师长张灵甫命令：“那怕打到最后只剩你一个人，也必须守住阵地。”同时，廖龄奇又在电话中对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报告说：“人在阵地在，我廖某决心战至最后一人。”此时，58师已伤亡2000余人。军长王耀武指示军预备队投入58师阵地，反复冲杀及至内搏，王耀武亲自指挥预备队先后7次发起反冲击，为实施友军对敌包围争取了时间。
　　3月25日，廖龄奇配合51师（师长李天霞）、57师（师长佘程万）全线出击，锦江南岸之敌很快肃清，26日，我军完成对敌的全面包围。27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开始突围。我58师追至长岭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敌为掩护其主力东进拼命顽抗，至死不退，激战至中午，我51师援兵赶到袭击敌右侧，57师也形成对官桥镇的包围，日军被迫退官桥镇内，我58师官兵乘胜从正面对敌发起冲锋，与日军展开巷战，激战至下午，官桥镇全部收复，歼敌600余人，日军第34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被我58师击伤于官桥镇。此后，58师协同友军连克高安、奉新等地，与敌对峙于安义城附近。
　　上高会战至4月9日结束，历时25天，此役中国军队毙、伤日军岩永少将、滨田大佐以下15000余人，骡马2800余匹，俘虏日军300多名。何应钦称此战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战役指挥官罗卓英称赞74军为“抗日铁军”。战后，第74军获“飞虎旗”并通令嘉奖。
　　7．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17日，日冠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矶指挥第3、第4、第6、第4 0师团和荒木、早渊两支队向大云山进犯，揭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幕。
　　9战区部署在湘北方面的是：99军、4军、37军、26军；鄂南方面的是：第30集团军、58军、20军；赣北方面的是：72军、新3军、预备第5师和鄂赣边区挺进军。9战区2大主力部队即廖龄奇所在的王耀武74军和李玉堂第10军，分别驻守湖北的新余、分宜、上高和湖南的衡山作战区机动。
　　74军在第一次湘北战役后的两年多，一直驻防赣西北，51师驻防分宜，57师驻防上高，廖龄奇58师及其军部驻新余。一年前的1940年11月，廖龄奇的夫人张风清女士在生下一对孪生兄弟廖方吉、廖方安后不足满月于江西吉安市日本人开设的泰和医院去世（当时有传为日本人所害之说）。当第二次湘北战役开始之时，廖龄奇正请假月余去吉安结婚，并于婚后携新娘杨淑岚女士一同去湖南祁阳省亲。58师在接到远调湘北作战的任务后，部队由副师长张灵甫率领从江西的新佘经万载徒步赶往长沙。不料，日军在战役开始之前，已破译战区通信密码，我各军、师的调动均暴露在阿南惟矶的指挥部里。我北线之26军（军长肖之楚）从21日战至2 6日晚，在敌第6、第4师团合围下，全军覆没；第37军（军长陈沛）在第3、第4师团的打击下，节节溃退； 由衡山急调前前线的第10军（军长李玉堂）自22日至26日也全军覆没。敌4个师团合围，在浏阳附近与我急于北进的74军5万人马于26、27日激战两天，74军作为蒋介石的王牌军，在最关键的时刻，最关键的地方被敌予以重创，失去战斗力，未能达到薛岳歼敌于捞刀河以北之目的，使薛岳确保长沙的最后一线希望化为泡影。58师11907名参战人员，伤亡和失踪人员6352人，损失高达53070以上。58师到达接防地东林寺时，既未见到交防部队，也未遇到日军，只好自行布防。不想，敌已于27日占领捞刀河，当晚又在长沙郊外和东屯渡、洪庙、杨山等地空降伞兵。我军陷入极端不利形势中，经向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请示，电复撤往醴陵。此时，廖龄奇已闻讯由湖南祁阳驱车于途中赶上部队。10月1日，日军自长沙自动撤退。58师在驻防醴陵泗汾时，廖龄奇接到去南岳开会的通知，从此一去不复返，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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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竹修（1907—1990）
  生于1907年6月1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湖南常宁人，字乐吾。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五期步兵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研究班毕业。
  1928年12月考入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学习。
  1929年12月毕业后历任国民政府警卫第1旅（兼旅长俞济时）、国民政府警卫师（师长冯轶裴）、警卫第2师（师长俞济时）中尉排长、上尉连长等职。
  1932年1月所部改编为第88师（师长俞济时），仍任上尉连长。
  1933年9月升任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262旅（旅长冯圣法）第524团（团长张子鸿）少校团附。11月调任第264旅（旅长黄梅兴）第527团（团长廖龄奇）少校团附。
  1935年6月21日叙任陆军步兵少校。
  1936年10月升任第527团第1营中校营长。
  1938年7月调任第88师（师长钟彬）第264旅（旅长廖龄奇）第527团（团长吴焘）中校团附。
  1939年6月调升第86军（兼军长俞济时）补充第2团上校团长。
  1940年1月调任第58师（师长廖龄奇）第174团上校团长。
  1941年10月调任衡阳团管区（兼司令易龙）上校副司令。
  1942年2月调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薛岳）军官训练团上校中队长。
  1943年4月29日晋任陆军步兵中校。
  1944年9月调升湖南省祁东自卫区（总指挥蒋伏生）第2支队少将司令。
  1945年10月调任第88师（师长韩增栋）少将副师长。
  1947年6月调任国民政府主席特派战地视察第6组（组长王劲修）少将视察官。
  1948年5月所部改称总统特派战地视察第6组（组长王劲修），仍任少将视察官。11月调任总统特派战地视察第7组（组长李正先）少将视察官。12月15日在安徽宿县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时兵败被俘。
  1949年5月获释后返乡。6月出任常宁县自卫总队总队附。9月24日参与组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第1纵队第1支队（辖三团），任司令员。11月调任衡阳军分区（兼司令员王兆相）参议。
  1950年9月转业后历任衡阳区专员公署建设科副科长。
  1954年7月出任衡阳区专员公署农林水利局副局长。
  1958年6月改任农业局副局长。
  1960年5月调任水利水电局副局长。
  1963年8月改任水利局副局长。
  1966年10月被解职返乡。
  1968年3月被捕。
  1972年10月获释后被安排到水利水电局工作。
  1976年10月升任水利水电局副局长。
  1983年10月当选政协衡阳市（主席王文全）副主席。
  1990年4月3日在湖南衡阳病逝。

射声

陈诚与张治中：长沙大火引起的一场误会
http://history.sohu.com/20160504/n447602703.shtml


辞修长官弟鉴：此次长沙大火，无论如何皆不能疑及于弟身，因此，更不必避嫌避责，尤其在此时，对于负责之朋辈，必须全力协助善后，不能抽手不管，甚至要为人分谤代过。如此，方是任大事成大业者之风态。中正手启。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南岳。
　　淞沪抗敌 人事风波
　　1925年1月，黄埔军校炮兵队改编为炮兵第一营，特别官佐陈诚调任第一连上尉连长。差不多时候，一位温文尔雅的青年军官也从桂军教育机构正式转入黄埔军校，最初担任第三期入伍生队上校总队附，不久代理总队长。这个人就是张治中。张治中，字文白，1890年10月出生于安徽巢县的一户普通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6月初，滇、桂军发动叛乱，张治中率领第三期入伍生参加平叛，留守黄埔的炮兵一举击毙滇军师长赵成梁。与此同时，陈诚指挥东征回师的炮兵连配合党军攻占瘦狗岭南北之线，及时压制了反动军阀的嚣张气焰。
　　张治中晚年回忆说：“在过去，我和陈诚虽是黄埔同事，但没有什么交谊，以后他常在外边，会晤的时间并不多。”千真万确，毕竟上校和上尉相差悬殊，陈诚后来忙于统兵打仗，张治中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交集机会少之又少。1935年4月，陈诚铨叙陆军中将，“军阶”持平张治中，慢慢跻身国民政府军事高层，两人交谊也就日久渐深。一次在给妻子的家书中，陈诚还说过张治中的笑话：“文白偕其夫人杭州照相，而照相馆伙计拿出一把椅子，对张夫人说，请老太太坐下来，请大少爷站着为好。”原来张夫人洪希厚是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颜值当然不比“戎装整洁、身材修长，戴一副无边白金架眼镜”的军官丈夫。
　　“八一三”淞沪会战，张治中作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首先督率中央军围攻上海日军。军政部次长陈诚建议中央突破，先把日军截成两段，再分别扫荡。张治中采纳陈诚的意见，下令扩张战果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络，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之”。但没有及时投入生力军，致使日军获得喘息机会，结果攻进去的部队仍是站不住脚。陈诚随即发表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会同张治中“重商总攻部署”。（《陈诚先生日记（一）》）令人不解的是，张治中似乎并不掌握战斗序列出现的明显变化，8月23日赶至嘉定，反而引起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的疑问：“张总司令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仔细一问，张治中这才知道“自蕴藻浜以北地区的防务，统归十五集团军，由陈诚指挥了”。于是前往苏州找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了解情况，岂料引来一场轩然大波。蒋介石在电话中质问张治中为何不在前线，跑到苏州后方？张治中本来一肚子气，声音也不小：“罗卓英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陈诚指挥了！”蒋介石越发厉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张治中再也按耐不住：“我到苏州与顾祝同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怀着委屈心情，张治中提出“引咎辞职”。9月4日，陈诚电呈蒋介石，替张治中说尽好话：“文白兄两旬以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异常奋励，夜以继日，至为辛劳。惟因一切后方交通通信等机关组织，未臻完善，种种准备，未能周密，而成现在之局。职意用人在用其所长，……（可否）使文白兄担任大本营总务部长。伏乞鉴核。”（《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日军当时听到一些风声，乘机四处挑拨：“张治中的建议不被采纳，而且与陈诚闹意见，所以辞职。”对此，张治中心里清楚得很，“我对于这些流言，始终不存芥蒂”。 22日，调令终于下来，张治中回南京述职，请求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蒋介石和蔼地说：“好，但你先就了职再走。”11月中旬，张治中重返南京，旋即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长沙大火 误会重重
　　1938年1月，陈诚奉派为武汉卫戍总司令。此刻，国民政府虽然迁都重庆，但重要军政机构驻足武汉，所以陈诚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长。6月下旬，日军溯江西上，陈诚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同时仍兼卫戍司令、政治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多项要职，可以说是红透半边天的实力人物。还在战前，李宗仁曾经提出“焦土抗战”一说，蒋介石表示赞同，主张“坚壁清野”和“将撤退的地方付之一炬”，以示抗战决心。10月25日，武汉撤退在即，蒋介石电令实施爆破，目的在于“不仅使敌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以同归于尽之决心，非此不能使敌有所感悟与痛苦也”（《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然而陈诚并未认真执行，蒋介石后来抱怨武汉警备司令郭忏“不奉命令，擅自先退，以致一切计划不能全部完成，飞机场破坏亦不彻底，乃被敌军即时利用”。
　　湖南成为抗日前线。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主要议题为“重定战斗序列，兵额补充方案，后方勤务制度改定，铁道运输改良及军事人事整理”。9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攻占临湘县城和羊楼司、云溪等地，国军退守岳阳、汨罗、平江一线，陈诚认为前方已趋稳定，遂把第九战区前进指挥所迁设长沙南门外章宅。11日下午，蒋介石启程粤北韶关。据张治中说法，翌日上午9时许，先是侍从室主任林蔚电话指示“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接着又有蒋介石的正式电文下达：“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证实确有此事，“十二日前十时，在郴州，委员长曾有电与张主席令长沙不能守时即放火烧毁之”。（《徐永昌日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张治中乃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会商，指定警备司令部筹备，保安处协助进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执行总指挥。酆悌叮嘱徐昆：“准备动手时，应以放紧急警报，奉主席最后命令，始执行。”张治中也强调“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
　　岂料阴差阳错，13日凌晨2时许，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警备第二团官兵以为行动开始，立即用煤油和木材点燃了焚城大火。陈诚适在熟睡，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冲进房内：“报告辞公，长沙大火！”陈诚懒洋洋地说：“叫他们救火就是。”张振国急了，“整个长沙大火呀！”陈诚急忙披衣下床，首先想到找来张治中问明情况，进而飞调第七十四军和宪兵部队入城维持秩序，动员各部政工和军医救治伤患。（张振国：《我所知道的长沙大火》，《长沙大火》，岳麓书社1997年版）张治中又何尝不是在睡梦中被副官叫醒，酆悌报告说：“各处起火，电话已断，究竟放火者何人？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下午，张治中来到章宅，陈诚忍不住大声怒斥：“敌人未有缴我的械，你把我的械都缴光了，你叫我这长官怎么当法？”张治中解释说：“辞修，不要说下去了，我是该死，大火的事我完全不知情。”蒋介石得知长沙焚毁，“闻之心痛”，有感于“地方人员之不力，殊为浩叹”，16日傍晚返回长沙，第二天登上天心阁，但见满城焦土，内心“更为悲惶”。（《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在对外宣示问题上，蒋介石“拟以汉奸纵烧为由”，陈诚明确反对：“此事系有计划之举动，不能认为无过，必须自己认错，方能对得起民众。”（《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中华出版公司2015年版）蒋介石真是煞费苦心，“第一须顾虑不为敌暴露我政府之弱点；第二不能使湘民反感，增加政府困难；第三不可使文白政治生命从此断送，而予以善后机会”。（《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当然只有弃车保帅一途，酆悌、徐昆、文重孚（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三人很快被判处死刑，张治中则由行政院予以革职留任处分。
　　长沙大火事件，蒋介石不满陈诚“厚于责人而不愿助人”，要求陈诚“不怨不尤”，与张治中“互相合作，共同肩负艰巨，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陈诚回电解释：“文白兄多年献身革命，且为领袖下共同奋斗之袍泽，今一旦疏忽，遭此巨变，吾侪除齐心共负艰巨外，更有何策？”同时强调自己是“只对事，不对人，明是非，负责任”，“以整个国家民族之立场为立场，在积极工作方面，努力求解决而已”。（《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很明显，陈诚话中有话，他在家书中完全持批评态度：“文白兄为人最爱好、最要面子，此次主湘确抱无限希望。惟可惜相助者不得其人，一切均重表面，而不切实际耳。”“我自问对于文白帮忙不少，但文白太无人了。”
　　尽释前嫌 分道扬镳
　　1939年1月，张治中辞去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带着疲惫的身心回到重庆，蒋介石和颜宽慰：“还是要做工作。”3月16日，张治中正式就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每天早上8时前准时步行上班，风雨无阻。张公馆就在侍从室斜对面的“桂圃”，有时碰上紧急公务，留守人员一个专线电话，主任总能及时赶到。“桂圃”也叫“桂园”，毛泽东重庆谈判时就住在这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诚和张治中之间的误会也在慢慢消失。“我到侍从室以后，与陈诚的友谊，显然在继续增进。几次战役，他去前方，我们常常打长途电话，一打就是几十分钟，有一次打到七十分钟，拿电话筒的手都酸了。”（《张治中回忆录》）笔者当日十分好奇，两个大男人的“电话粥”到底“煲”些什么内容，去年陈诚日记出版，总算得以窥探一二。比如4月18日，张治中悄悄告诉陈诚，川军王陵基电何应钦，“留该部任游击条件不够，希调后方”，何应钦已答应两师调后方，两师在前方游击。陈诚闻讯极不高兴：“岂有此理，如各部均如此，则不必抗日矣。如有一师长请求后调，不知是否准其调一旅至后方整训。”20日，陈诚请张治中转告何应钦：“希望对于整军原则，应以凡为国家牺牲者应设法充实之，不然即行解决，以明赏罚，以奖有功。”经过一年多良好互动，陈诚对张治中的看法彻底转变，认为他“无私心，无野心”。
　　1940年8月，陈诚专事第六战区和湖北省政，政治部长、三青团中央书记长这两个职务均由张治中接任。一个远在鄂西恩施，一个常留陪都重庆，但在许多问题上始终保持联系与沟通。第六战区实行军需独立，中央各部门均表赞成，张治中心里高兴，深夜还打电话给陈诚表示由衷佩服。1943年2月，任劳任怨的陈诚又远赴云南楚雄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直到1943年10月胃溃疡出血，获准回重庆近郊休养。张治中写信劝导陈诚：“兄一向肯负责，有担当，苦干，硬干，对领袖，对国家，贡献甚大！不过求治太切，不免操之过激，负责太重，往往超过其力量。吾兄今正可利用养息之闲暇，加以检讨省察，养成恬淡、和平、专一之性格，以辅弼领袖，完成革命建国之大业也！”恢复一阵，张治中上门探望，陈诚深为感动，此后几乎无话不说，一日谈起军队危机和军政部腐败现象，竟然从下午4时聊到午夜方散。
　　不过，私人感情再好，军政改革的意见再接近，陈诚和张治中在对中共问题上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张坚持联共主和，陈主张反共主战。1949年1月，在内战中接连败北的陈诚调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不久亦下野乡间。解放军渡江在即，代总统李宗仁授权张治中等北上和谈，谈判破裂之后，中共挽留代表团留在北平，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从此，张治中与蒋介石、陈诚分道扬镳，再无鸿雁往来。五六十年代，张治中撰写回忆录，洋洋洒洒60万字，专门辟出一节“一个武将——陈诚”，以此怀念他与陈诚长达二十余年的个人友谊。

射声

我所知道的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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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原名德，字辞修，出生于1898年。浙江青田高市人。父希文，清不第秀才，教读私塾，不善生产，常患贫乏。母洪氏。陈诚兄弟三人，陈诚居长，仲正修，季勉修。民国元年(1912年)陈毕业于当地小学，次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在处州府丽水县)学习，以学科成绩差复进浙江体育专门学校。在校时，同乡学友赵志垚(字淳如)、吴润玉(字子漪)多为资助，以是成密契。娶妻吴氏，子漪之妹也。但对外秘而勿宣，人皆以为陈尚未婚。
　　1918年，北洋军阀段棋瑞政权创练参战军，亟需下级干部，将陆军军官学校由陆军小学、陆军中学递次升学的制度改变，第八期生凭普通中学毕业生竞考。陈诚以同等学历赴北京投试。竞考揭晓，陈正额落选，但列备取第一，经央人说情，1919年春陈诚以备取生名义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钱大钧、黄琪翔先后任炮兵队队长，黄对陈颇为赏识，后陈赴广东投邓演达(择生)，就是由黄介绍的。1922年6月，第八期学生毕业，被分到各师旅见习。

　　陈诚和周至柔、黄复兴、李进德、周彭赏、张一能等六人，由陆军部分派至绍兴暂编浙江陆军第二师步兵第三旅第六团见习。我也是保定军校出身，时在该营一连任排长(连附)，是山团中尉旗官调任的，得团长的信任，特别照顾这些新来同学，于是陈诚等和我很接近。陈诚意欲另谋出路，赴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前期同学俱劝止，只有我敦促陈走，对陈云：“北洋军阀内困不已，民心压抑已久，中山先生革命必告成功。我以家累不能奔赴，你可先去。异日你我互相策应，一方有所成就，均可彼此提携。居者有守，行者有为。”1923年2月，陈诚见习期满，即告假回籍省亲，自行赴粤，不复回团。

赴广东参加革命

　　陈诚赴广州后，将原名德改为诚，以黄琪翔之介绍，投靠粤军李济深第一师邓演达团为上尉副官，为邓所倚重。

　　1923年夏，陈诚随军出征西江，与叛军沈鸿英部交战在肇庆，临阵负伤。返广州医治。斯时陈曾函告六团同期同学黄复兴等，云：“初上前线，即不幸负伤，殊为懊丧。此信对前期同学，除哲山兄(樊崧甫字)外，不可给看，恐被他们耻笑。”黄以信示我，我嘱代函慰藉。陈伤愈后，浪迹羊城，复潜行返浙，投谒青田乡前辈浙江警务处长夏超(定侯)，求充一警察总队的中队长。夏超以陈身材短小，年资太浅，不予录用。陈诚不得已归青田原籍。

　　陈诚回青田故里后穷途潦倒，妻亦不以为夫。陈乃大忿再赴广东，时为1924年初夏。适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邓演达为训练部副主任。陈诚贝J因邓演达之介绍而任炮兵队分队长及兵器教官。后逐级升迁，1926年11月任第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上校团长。邓与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立三)系保定军校之同学，极密契，陈因邓的关系亦为严所器重。1927年4月严重保陈为少将副师长兼六十三团团长。几年间，陈诚扶摇直上，由少尉跃至少将。

　　陈诚鉴于以前返浙的遭遇，在任黄埔教职后，改弦易辙，约束自己，再加上受邓演达、严重之熏陶，以及同期同学中共党员金烁之影响，一段时间曾较为进步。据其自述，他之所以得蒋介石信任，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渊源：1925年6月陈减任炮兵连长时，杨希闵、刘震寰乘黄埔军校假日，发兵大举进攻。那天陈未外出，正率队作战斗演习，见杨、刘部队猛向黄埔前进，大吃一惊，此时校中官佐多放假他去，无战斗准备。抵抗吧，未奉战令；不抵抗吧，又危亡顷刻。陈即当机立断决定向杨、刘部队袭击。蒋介石听到炮声，急集结队伍迎去，将杨、刘击溃。以是陈初获蒋介石赏识。在1925年lo月的惠州围攻之役时，陈率炮兵攻城，发弹准确，战功卓著，由此更得蒋的宠信。
出任第十一师师长

　　1927年初，浙江部队周凤岐、陈仪两师反对孙传芳而响应国民革命。严重部第二十一师由江西上饶入浙，集中衢州。周风岐部二十六军与孙传芳之孟昭月第—卜师，战于富阳汤家埠，败绩退衢州整编。时我任二十六军部警卫大队长，陈诚见战斗序列，乃侵晨访我。我见其蓑笠草履，精神焕发，朝气蓬勃，颇为心折。后我回访陈时，适陈正在召集部属开会，营、连、排长皆跑步来去，使我觉得该部革命气势非常旺盛，大加赞许。3月中旬，二十六军进至上海，二十一师由吴江进克昆山，驻扎南翔。

　　未料江南底定之际，蒋介石却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革命志士，其部队中和邓演达关系较深的如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等，均愤而辞职。陈诚以系浙江人，又以严重的保举，反于6月升代二十一师师长。陈乘机想培植一点个人势力，乃拨周至柔为补充团长，延罗卓英为参谋处长，拟调我为师参谋长，因宋澄代谢绝，未果行。后我路经南翔访陈诚时，陈告知此意，我表示愿干，而罗卓英已升充师参谋长，事过境迁，成为虚话。但原为陈所提携的保定同学，如黄埔系团长桂永清、黄维、李永安等，以陈别有居心及经济不清等为辞控陈于蒋，陈遂被蒋免职，其主要原因实际上还是以陈与邓演达关系密切见忌于蒋所致，“经济不清”不过是借辞而已。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严重被任命为军委会军政厅长。10月，严保陈诚任副厅长。后严调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陈于12月升代厅长。武汉政府垮台、邓演达失势出国后，陈诚与蒋介石渐次接近，积极拥护蒋之复出。宁汉合作蒋介石再度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即以陈诚接替姚琮的警备师师长(一说总司令部警卫司令)。该师因闹饷发生过内讧，陈受命整训。陈以警备职责关系，和蒋朝夕过从，遂成为蒋的亲信将领。陈乘机引进一批保定同学，如应振(山三)、周至柔、张谓行、罗卓英等，俨然成为一个新的势力。

　　此时，各方面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及时奋起，执掌兵权，举足轻重。蒋拉拢陈诚，颇起分化作用。而陈诚对人云：“保定同学六期以前的都落伍不革命了，六期的还勉强，最革命的是八期以后的。”“黄埔系”据此排挤“保定系”。有人叹息说：“一年以前北洋军阀说我们是小孩子，一年以后黄埔系攻击我们是老腐败。从小到老，只一个年头，过程是多么快呀。”于是六期以前的保定生，对陈诚多为不满。陈诚虽然得志，但也很少有人去找他。

　　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全国军队进行缩编，一个军或几个军被缩成一个师，陈诚的警备师和第十七军曹万顺部并编为陆军第十一师，曹任师长，陈为副。外间明知是过渡局势，但陈颇怏怏，不愿就。赵观涛和我特为此往防陈，劝其忍耐一时，务须屈就，转瞬间必然变副为正。蒋介石曲意扶植警备师，将其编成两个旅，以林蔚文、罗卓英分任旅长；曹万顺部却只编一个旅。但曹却大度得很，一切事权均委于陈，甘做傀儡师长。据陈诚自述，此时他和罗卓英还不会下作战命令。而林蔚文系陆军大学出身，在军事指挥上很有些名堂，陈等怕被其耻笑，只得效法蒋介石，告知各部队长，他们的电话就是命令，以电话指挥作战。

　　1929年春，蒋、桂两系争夺武汉，桂系以李明瑞、杨腾辉倒戈而崩溃。蒋介石调曹万顺为新一师师长，陈诚因此而扶正。林蔚文为陈所畏忌，亦内调；罗卓英升兼副师长。于是，陈诚、罗卓英完全掌握了十一师。

在新军阀混战中增强力量

　　桂系失败之后，蒋介石同冯玉祥之间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1929年5月中旬开始，冯炸毁了漳河桥、武胜关山洞等铁路桥梁，收缩战线、聚集兵力……10月，西北军宋哲元、孙良诚等由潼关出兵讨蒋。11月，当其南路总指挥张维玺进攻襄樊时，蒋介石即以第九师师长蒋鼎文为第二军军长率第九、第十一两师驰援。蒋鼎文以第九师守樊城，第十一师守襄阳，旋复命第六师增援、分任樊城守备。陈诚所部兵力只有四个步兵团，由于曹万顺旧属史文桂团人心不固，加上襄阳地形背河临山，攻守不利，故而成为薄弱环节。这时我任第六师步兵第三十三团团长，以负独立任务转战鄂东、皖西，最后到樊城。张维玺率兵5万以主力攻襄阳，一部佯攻樊城。陈师史文桂团一营叛变，以戒备严，当即解决。激战三日，襄城兀峙无恙。后以冯玉祥部孙良诚主力军为唐生智所击败，守樊城之六、九两师大举反攻，占老河口及均县，以一部反袭谷城石花街断张军归路，张维玺由襄阳撤退，陈诚部士气为之一振。

　　1929年12月，唐生智击败冯玉祥主力军后，急转直下，反兵倒蒋，石友三同时在浦口威胁南京，蒋方形势混乱。但是唐、石两方无坚决积极行动，蒋得间拉拢中间派，组成反攻军应战。蒋在京汉线集中第一、二、六、九、十一、十三师等共六个师，1930年1月同唐军会战于确山，双方在大风雪中相持了半个月。杨虎城袭击驻马店唐军总部，唐军全线崩溃，退漯河后全军缴械。陈诚师接收入械甚多，扩成六团，于是兵力壮大。

　　唐生智反蒋失败后，阎锡山与冯玉祥合作，津浦、陇海两线掀起战争。1930年秋，蒋介石用德国顾问建议，对陇海线冯玉祥部采取守势，集中重兵先攻阎锡山的晋军。陈诚部从陇海线转调津浦线反攻，晋军不支，退守黄河以北。12月(一说8月)，陈诚以战功升任第十八军军长。陈以罗卓英继任十一师师长，将独立旅扩编为十四师，自兼师长，以周至柔为副，代摄其职务。

　　陇海线战争初期，刘茂恩第十五师据宁陵抗拒蒋介石。陈诚衔蒋命攻宁陵，复以同学关系说降了刘茂恩，为蒋介石起了政治上的拉拢作用。
在参加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前后

　　1931年6月，陈诚率第十八军开赴江西，参加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受任进击军(又称“剿共追击军”)第二路总指挥。

　　红军用兜圈子的战术，使陈诚奔命扑空，有力无处使，转了两个多月不得一战。后因上官云相、蒋鼎文师惨败，第十九路军伤亡过半，陈遂退守吉安。蒋介石复以被红军击败之郭华宗第四十三师、韩德勤第五十二师，交陈指挥整训。陈自兼五十二师师长，降韩德勤为副师长，任刘培堂(绍先)为四十三师副师长，拉拢旅长孔令恂以控制郭华宗，让出—十四师由周至柔补实。每师复增编一个独立团，形成一个庞大的大军。当时在蒋介石所亲信的浙籍将领中，蒋鼎文战败，赵观涛内部涣散，我(时任十七旅旅长)也弃职还乡，以是陈诚遂成为唯一的宠儿。

　　陈诚在蒋介石的培养下，势力逐渐壮大，但蒋介石对陈诚和邓演达的关系还不释然。谭延闿逝世后，蒋认为有必要拉拢谭之部属，而谭之三女谭祥与宋美龄又系在美国之同学，于是遂由宋美龄作伐，将谭三小组介绍与陈诚相爱，二人于1932年元旦在上海结婚，蒋送礼5000元。于是陈诚对蒋更感激。陈原配妻子吴氏，被强与离弃，吴氏拒绝签字，由其兄代签，后陈给吴氏赡养费10万元。

　　1931年8月，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邓演达，11月在南京将邓杀害。陈闻讯后，甚为悲哀。

　　1932年1月28日，第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军侵略，第十八军官兵清缨援沪。陈诚与蒋介石密电协商。蒋电陈：“如全军援沪，则江西缩短围剿防线，放弃赣南，退守南昌、抚州；否则迅速进援赣州，先击破红军，再行援沪。两方案请兄择一实行。”

　　时赣州守兵旅长马昆连电乞援，行营参谋长贺国光、省主席熊式辉迭催第十八军援赣。陈窥知蒋意是要其援赣，但部属又不愿进兵赣州，为难之中乃商于我(当时我已以第八军参谋长调第十八军任总参议)。我说：“援沪与援赣，当然以抗日为主。但据我看，我军从陆路援沪，行程近月，未到而战事早巳结束，势必重新回转江西，重与红军作战。若是放弃赣南、赣州，红军乘势攻击南昌，南抚地处锅底，势难保守。援沪不成，丢了江西，前途不堪设想。我以为先援赣州为是。可集合军官训话，说明急于援沪抗日，无奈被红军围攻赣州，妨碍我军抗日。盼全体官兵共同努力，快点打垮红军，解除赣州之围后，随即起程援沪抗日。”陈诚采纳了我的意见，下了援赣命令。

　　陈诚自率十一、十四两师援赣州，留下四十三、五十二两师守吉安、吉水，预以四个独立团编成一个先遣纵队援沪，以我为司令。陈并命我代表他先赴南京谒蒋，报告决心与处置情况。2月初，我到南京，这时上海战局已以敌在我左后浏河登陆，经英使调解后我方屈辱求和，与此同时陈诚也解了赣州之围。陈诚、罗卓英、周至柔等三人由国民政府明令嘉奖，而抗战之第十九路军则在日、蒋双重压力下，于5月奉令移驻福建。

　　1932年春，陈诚唆使罗卓英、郭思演、邹洪等以广东同乡、保定同学的关系，把在广西和桂系战败之第四军吴奇伟(梧生)部接引到吉安，编为九十师，仍保持其第四军军长虚衔，增兵益械，恢复其势力。马昆旅调离赣州，由陈济棠派粤军第一军余汉谋部接防，陈诚对余积极拉拢。陈遂雄视赣江流域。其时赣东信水流域、赣东南抚河流域守军兵力薄弱，无机动部队，行营和省府虽极嫉视陈，但在红军进攻时又不得不仰仗陈支援。这一时期，陈城成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中心力量。

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

　　陈诚领袖欲很强，而在蒋介石的亲信之中他又是后起的人物，要跑到那些亲信人物前头，陈觉得只有靠打仗才能达到目的。陈诚认定他自己的羽翼已丰满，歼灭中央红军的任务可由他包办下来了，便秘密定了方案，于1932年12月中旬电请赴南京谒蒋，蒋允可，他就把部务交给我(时任参谋长)代理，自行赴南京了。

　　红军情报极其灵通，陈诚和蒋介石商定的第四次“围剿”计划完全为他们所侦知，遂乘陈赴南京和陈之部队未集中的时机，先发制人，大举进攻抚州。

　　1933年元旦夜，我打电话给十四师师长周至柔拜年，偶然问及有无新发现之敌情。周说，万年桥以东有敌军活动，有小部窜扰万年桥东村内，交了火退去。我大吃一惊，对周说：“据我看是敌主力绕过南城袭攻黄狮渡第五师周士达旅。周旅只三团兵力，且离各部队较远，地形又很复杂，很适合红军胃口。”遂命周士达旅向浒湾撤退，与二十七师池峰城旅并力据守，命二十七师驻龙骨渡之冯安邦旅接守宜黄，九十师回驻浒湾待命，并将处肾情况电报行营。谁知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不同意放弃黄狮渡阵地。4日2时，黄狮渡不守，周士达被俘，其大部被歼灭。8日，吴奇伟所部左翼被红军一、三军团击败，浒湾不能守，退保抚州。红军占领浒湾，一部进至抚州城郊，主力北攻贵溪周浑元部。抚州空虚，我急急布置二十七师炮兵团作步兵守城，撤回二十七师冯安邦旅，并由行营增派白天民独立三十六旅增援抚州。红军退回浒湾，抚州局势安定下来。

　　1月下旬，陈诚由南京回抚州，孙连仲亦同回，接着罗卓英率十一师亦到达。在陈外出期间，关于战况及重要措施，由于我随时电报他，一切他都很明白，回来也不再加查问。战败的责任问题，陈诚以嫡系部队周至柔十四师损失不大，不予追究。吴奇伟引咎自责，我亦自请处分，要求引退。结果谁都未受处分，周至柔部的旅团长还得了五枚奖章。

　　1933年农历除夕，陈诚派罗卓英率十一、十四、九十师出击，于春节拂晓，袭击浒湾。红军主动撤退，绕道资溪入建宁，赣东解围。

　　1933年1月底，蒋介石再次到南昌，发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陈诚趁此机会把十八军扩编为第五、第十八两个军，以罗卓英为第五军军长，萧乾为第十一师师长，陈自兼第十八军军长，以周至柔为副军长，升霍揆彰为十四师师长。陈诚改称中路军总指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部队悉归统率，行营等于给他办后勤。

　　蒋介石到南昌后改组了行营，以熊式辉兼参谋长，贺国光为第一厅长，杨永泰为秘书长兼第二厅长。这几个幕僚巨头，对陈诚的得宠专横极端嫉妒，以一睹陈部败衄为快。

　　2月26日，我在金溪暂领七十九师(4月末正式任该师师长)，接到陈诚“进剿”以来首次发布的作战命令，该命令竟全部推翻预定作战计划，反而以第一纵队先动。无目标地向宜黄以审地区挺进，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侧敌行进，向宜黄集中，犯了兵家大忌。第二纵队也不向南丰集中，而是由临川经龙骨渡在第一纵队后跟进，只第三纵队五、六两师向南城集中，形成陈嫡系部队单独作战的局势。28日五十九师陈时骥已在登仙桥附近隘路受截而侧面被围。五十二师李明在红军围攻时，直属部队哗变，五十二师全被红军歼灭，五十九师残留温良旅一部。军队还未集中，就断送了两个师，全军沮丧。

　　陈诚不甘失败，3月，以第九师李延年部加入第一纵队，第十师李默庵部加入第二纵队。调第二纵队为先锋，经东陂、黄陂、侯坊向洛口探进；第一纵队在后面跟进。不料，后来红军放过兵力强大的第二纵队，集中兵力截击第一纵队，把陈诚的王牌第十一师歼灭了。

　　蒋介石得十一师歼灭噩耗，特从南昌来到抚州看望陈诚，熊式辉偕往。熊式辉沿途挑剔，临下车时，一面双手扶着蒋下来，一面说：“委员长年纪大了，为了辞修兄措置失当，使委员长长途跋涉，真正该死!”谁知蒋只乐于施恩而耻受人恩，听了熊式辉的话后，勃然大怒，说：“谁要你来，你先回去吧!”熊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抱头回去，到家里把一桌饭碗摔了个粉碎。但战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陈诚只得把妻子谭祥请到抚州，到宋美龄处去替他求情，终以内助之功未受处分，而第五军军长罗卓英却在两个多月后被降为十八军副军长；第十八军副军长周至柔被派出国考察，而以薛岳继任第五军军长。
　
　　蒋介石在抚州西南的崇仁住了三天，即回南昌。陈诚接着举行作战会议，罗卓英力主南进求敌决战，我主张暂停进攻，编整部队，以图后举，争执激烈。会议以无结果结束。会后陈诚电请蒋介石定夺。蒋介石复电谓：“进剿有把握则进剿，无把握则分区清剿。”陈诚收电后说：“谁敢说进剿有把握?还是分区清剿吧。”翌日，陈诚便将部队调开，停止对红军“进剿”而开始实行“清剿”。

　　1933年7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创办了中央暑期训练团(习称庐山军官训练团)，旨在加强对军队指挥人员的反共思想教育。这次中央庐山暑期训练团办厂两期．每期时间为三星期，内容是提高对“领袖”的信仰，研究“剿共”策略。先调“剿共”部队营长以上将校官轮训，第二期推广到全国军队。蒋介石为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兼教育长，由陈以蒋的名义调老将宿儒及知名之士为教官。团务全由陈诚主持，这无形中增强了陈的政治地位，他俨然成为蒋的副手；另一面，陈诚战败的部队乘此时机补充训练，恢复作战气势，尤其是拉拢各派系将领，以为己用。
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中

　　1933年秋，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厂第五次“围剿”。由于陈诚的作为，引起了蒋介石手下一些人的不满。何应钦、熊式辉等不让陈诚伸头，怂恿蒋介石于9月份派任顾祝同为北路军“剿匪”总司令，陈诚为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陈只得忍气耐受。会山门、硝石间七十九师在行军中被红军袭击，以有准备而未遭受大损失，而第五军4000套棉衣全部丢失。行营抓住这个问题，欲给陈诚以处分。陈诚嘱参谋长郭忏电商我承担责任。给我记厂大过一次。行营以此大做文章，通令全军各师，大肆诋毁，打了丫头骂**。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独立，李济深组织人民政府联共反蒋抗日。蒋介石惊惶失措，调集军队入闽“讨伐”十九路军。陈诚在“讨伐”十九路军的战斗序列中，虽被列入第三路军总指挥，但终未入闽，却留在黎川，与红军作战。盖蒋介石左右目陈诚为第三党人，尚有戒心。12月间，陈诚在黎川的团城与红军主力打丁—仗，六十七师傅仲芳部损伤过半，红军如不引退，陈诚至为危险。

　　1934年3月初，我率七十九师开黎川归陈诚指挥，陈前部已进占樟村、横村，逼近武夷山麓。七十九师挺进建宁，战平寮，攻凤翔峰，突破王家山五都寨。事后，陈诚向蒋介石报喜，蒋对陈说：“辞修兄，你成功了，以后能守成不败就好了。”七十九师亦备受奖励，蒋介石亲函贺我，有“兄师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等语。

　　5月初，三路军攻占广昌后，蒋介石组织以杨永泰为首的军事参观团至广昌参观，陈诚回军招待。7月初，陈诚再次随蒋介石上庐山办训练团。这次庐山训练团的团长仍是蒋介石，副团长也还是陈诚。此次调训人员范围更广，并还在星子县开设特种训练班，以用来培养特务人员。斯时，陈诚的总指挥职务由罗卓英代理，至第二期时，罗卓英、汤恩伯均到庐山受训，乃改派我代理。
　　
　　庐山暑期中央训练团的两期毕业后，蒋介石、陈诚下山回南昌，于9月初召开军事会议。这时，陈诚开始提出“绝对拥护领袖”的口号，并要求今后无论在何种场合，凡听到“委员长”三个字应立即立正致敬。整个会议上只听到蒋冗长的训话及陈对蒋的吹捧，内容无非是“听领袖的话，万事成功：不听领袖的话，就会失败”等。所有将领只能频频立正．毫无讲话的权力。

　　会后(9月初)，陈诚回到驿前总部，我即去看望。陈诚问，前方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说：“仗打得不差，但有一件事非常痛心，那就是丧失人类同情心。前线病疫，汤恩伯部官兵随意在路旁空地大小便，倒毙了兵佚不管，留守处里健康的、病疫的、死亡的，隔间共处，趁夜把尸首向外扔，尤以八十九师王仲廉部为最坏，人道灭绝，至堪寒心。”陈诚即通知各师，定期他要亲自检查卫生。汤恩伯部各师不敢马虎，准备了三天，应付检查。陈减检查后，即电我说：“汤部卫生工作做得很好。”我问：“何以见得?”陈说：“伤病员均着白衣，官兵洗脸毛巾都是新的。”我愤慨地说：“这显然是假装给你看的，如平常是这样，就不会样样都是新的了。”陈问：“你师为什么不也装一装呢?”我才明白陈是喜欢表面奉承的。于是，一腔热血化为一盆冷水。

第五次“围剿”结束后陈诚的苦闷

　　蒋介石得到红军突围西走的确报后，不久即派薛岳而不是陈诚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蒋并把陈诚的基本部队编为驻赣第一预备军，由陈任总指挥，罗卓英为副；罗卓英和我兼任绥靖分区主任，归南昌绥靖主任直辖。陈落得一场空，大为失望。在这期间，陈诚曾和我谈对共产党的前途及个人的前途问题。

　　不久，陈诚对我说：“江西剿共的局面看来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后我们干点啥?”我说；“我们学问不多，局部事情还能勉强，如做全国事情就显得能力太差了，容易误事，最好乘此时机请求出国留学，看看世界，广识各国人才，为异日打好基础。你如去，我跟你去。”陈说：“你说的话也对，只是中国情况特殊，如把权位丢掉，留学回来，会找不到事做，只能不即不离地做。”我说：“有能力没有地位，这不要紧；有地位如没有能力，终坏国家大事，失败下来，后悔不及。”我想，陈诚这个人和蒋介石性情相近，必然会爬上去。

经营陆军整理处

　　蒋介石政权是建筑在平衡(矛盾)政策的基础上的，他左右产生了两类要人，一类是因循敷衍、仰承颜色、追润唾余的；一类是排挤同僚、积极摩擦、争取二把交椅的。陈诚是后一类的能手。他有一个要诀，就是每当遭蒋疑忌冷遇的时候，他就只身追随在蒋左右，揣摸蒋的意旨，献些对蒋个人极为有利的方案；蒋一点头，他就立假蒋意旨，交有关部门施行，连侍从室主任也不敢违背。陈见“围剿”红军的功劳落到顾祝同身上去后，就把军队交给罗卓英代理，自己跟蒋介石到南京去了。陈向蒋介石献上一个整理陆军的建议，而这又正合蒋介石想分何应钦军政部权力的意旨，蒋便立嘱陈诚筹设陆军整理处，成为全国陆军的最高组织机构。

　　1935年3月，蒋介石批准陈诚的条件，特派陈诚为陆军整理处长，陈同时推荐周至柔为航空学校教育长兼署长。何应钦窥知陈诚的攻势到了他的军政部头上来了，遂保了顾祝同为次长，以资抵制。陈诚的企图很大，想编训60个整编师，但事实上却办不到。这是因为非中央嫡系部队不听调整，嫡系部队又以“绥靖”、“追剿”、“围剿”之事而无暇抽调，再加上何应钦的军政部又随时加以掣肘，所以，设在武昌南湖的陆军整理处(旋改为署)，大有门庭冷落车马稀之感。当时被讥为是“非骡非马”的骈枝机关。见情况不妙。陈诚只得另作打算。7月，陈又追随蒋介石到四川创办峨嵋山军官训练团去了，同时并参赞“追剿”机密。他抓着机会，攻击政敌，为自己的基本部队找发展，为他个人谋出路。
压制两广事变

　　1936年夏，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以抗日号召联合反蒋，湖南省主席何键与谋拟迎桂军入湘。陈诚得报，急调孔令恂九十七师、周祥初四十三师由山西径开衡阳集中，威胁何键；派邹洪(若虚)勾结余汉谋倒戈；陈又亲率罗卓英等旧十八军部队径下广州。斯时，蒋介石也虽然亲自前往，但实际事·务大多由陈诚主持。蒋、陈得粤后仍拟攻桂，我当时电陈以“得了广西，失了河北，滋长日寇，请悬崖勒马，与李、白言和，以缓和局势。”蒋然之，遂派陈诚到桂林与李、白缔盟，广西战局才告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前后的陈诚

　　1936年秋，陈诚由广东凯旋回到武汉。是时他在山西太原，湖北武昌、广东广州都建立了据点；贵州、浙江分别有薛岳、周至柔支撑，此时陈诚企图建立武汉中心势力。这个时期，我由贵州回到武汉，往武昌访陈，获悉几个问题。

　　我曾问陈诚：“外界传说，CC、复兴社、政学系等各小派别，委座要把他们拼凑起来，由你领导，有此说么?”陈说：“有此说，你看怎样?”我说：“我的想法是小同害大同，这染缸我希望你不要落下去。”陈说：“我也如此想，立夫兄和我讲，这班人扶持大了，便分家去了，哪里能巩固?只因领袖觉得他们抵触得厉害，想拼凑起来，叫我来凋整，这也是没法推的事情。”事后陈诚果然接任了三青团的书记长。

　　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雪竹)是一个八面玲珑、专替蒋介石做拉线工作的人物。陈诚嫌他敷衍塞责，尤其对行营参谋长朱传经更不满意，以言于蒋介石。蒋嘱陈诚以武汉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并以郭忏为副参谋长。这样一来，武汉行营实际上是何成浚挂名而陈诚负实际责任，但陈诚仍怏怏不愿干，而郭忏极愿干。后郭忏盼我向陈诚讲话，希望陈能把这事肯定下来。

　　当时我任四十六军军长，向陈诚请示四十六军任务及驻地问题时说：“近年来我们部队开得散散的，离开你后碰到许多新上级，吃力不讨好，常常碰钉子。此次能靠得拢些才奸。”陈说：“大家老在一块儿不好，要做事就得在各方面都有骨干力量。你的军，委员长意思要调到西安去归张学良副司令指挥。”我听后很不高兴，对陈说：“你不记得张学良向老蒋告过我不听命令、进剿不力么?我本无罪，又何必假手张来杀掉我?我判断张必通共。他是命令我的，我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他把情况通知对方，扼我于险境而吃败仗，事后好法办我；我如不听他的命令，又可以违令杀了我。左右都是死路一条。硬要我去，我不会听他命令，逼得我会造反，那时可不能怪我。据我看，在今天这样复杂的政治军事情况下，共产党是剿不完的。现傅作义在百灵庙抗日胜利，我愿意率军出关，和他一道抗日去。”陈说：“你军先集中黄陂、孝感，我要到洛阳去见委员长，你同我一块去当面洽商吧！”

　　1936年11月中旬，蒋介石派容克机至武昌接陈诚赴洛阳，陈邀我同往。到洛阳时，钱大钧、祝绍周在机场迎接，我们被送至西面空军分校下榻，、蒋介石住在西宫军分校内—幢小楼门里。传达后，侍从即请陈入见，少时又传，“樊军长请”，我觉得突然，当随着侍从进去，见蒋还和陈立在会客室门外谈话，正欲退出，只见蒋说：”都是自家人，大家一块谈淡吧!”我见蒋如是说，便只得随他二人一起走进了会客室。分宾主坐下后，蒋便问陈：“武汉情况如何?”
　　
　　陈回答说：“行营尚未改组，军事无统一主持。”蒋对陈说：“还是依照原议以雪竹为主任，你任副主任兼参谋长，郭忏为副参谋长兼武汉警备司令吧、”陈说：“还是山雪竹先生于好。”蒋说：“就这样吧，赶快发表。”陈便在手簿上记了下来。蒋又问陈：“京沪一带有什么新情况?”陈答：“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勾结桂系，做文章攻击中央。”蒋嘱陈电上海市府将他们逮捕引渡法办。陈也记在了手簿上。蒋又告陈，胡宗南第一军在乎凉方面被共军打败，七十八师丁德隆部主力被歼，二人相对惋叹。再谈到对我所带的四十六军使用问题。蒋对我说：“你这军打久了，调到洛阳来休整一下，调万武樵(耀煌)部到西安去吧。”陈又在于簿上记下。最后蒋邀陈和我中饭时刻到他那里吃便饭。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赴西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拟把主张联共抗日的张学良和东北军调往福建，而以蒋鼎文所部在福建的中央嫡系部队调列陕甘。陈诚奉电召于12月初径由太原乘车至西安，受张招待和各巨头同住西京招待所。12日，“西安事变”发生，杨虎城派兵围所，诸将俱拘获，只陈诚未找到。上上下下寻觅，后发现一面柜门外露出呢军衣角，启门拖出，果系陈诚。只见其全身沾满面粉，白呼呼的一团。人讥笑他演了一出“打面缸”。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京后，蒋违背信约，不仅扣留厂张学良，并且组织五个集团军进逼陕甘。何应钦派陈诚为“讨逆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渭河以北冯钦哉、周碞两纵队，积极进攻杨虎城部队。西安开城，顾祝同与杨虎城、何柱国妥协后，唯陈减独自剑拔弩张，跃跃欲试。陈的参谋长刘耀扬、副官处长杜伟和我都劝陈勿再对张杨部队作敌对姿态。陈方命我代理总司令，自己回南京去了。

升兼军政部次长

　　1936年冬，我在和孔祥熙的一次闲谈中谈到：“陈辞修很努力，却得不到一实际地位，而顾祝同兼职甚多，军政部次长、省主席、行营主任一大串，实在使陈部下的将领灰心，为何不将顾的军政部次长腾出给陈，以孚众意?”孔说：“陈诚这位小老弟是努力的，不过脾气不好，得罪了许多人，我当设法将军政部次长安置他。”不久(1936年12月)，陈诚即被仟命为军政部次长，但陈迟迟不就。何应钦质问孔祥熙，孔很怪我。我的参谋长宋澄代我起一稿劝陈就职，我以该稿措辞锋芒太露不宜发表，宋则以少年知交，直言何妨，力主发出，终于投邮。后陈诚亲笔写了一封长为16页的回信，责备我多管闲事。几经敦促，陈诚终于就职了，但何应钦、陈诚二人作风迥异，合作很难。1937年6月，陈又上庐山办中训团去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6月下旬，庐山中央训练团开学。正在蒋介石大吹“仁智信勇严”、陈诚大唱“拥护领袖”的时候，卢沟桥枪炮声响，七七事变发生了。中训团因之变成了国策讨论会，一派主战，一派主和。陈诚积极主张抗日，何应钦极主慎重，汪精卫在训练团讲了焦土政策。蒋介石也在庐山开了不少次会议，虽也多次强调要长期抗战，但到7月厂旬他回到南京后还是狐疑不决。

　　1937年8月13日，国民党上海守军奋起抗日。部队初期是由张治中统一指挥的，旋蒋加派陈诚，副之以张发奎、薛岳，不久又陆陆续续加派顾祝同、冯玉祥等前往指挥。部队常常无所适从，只得择便而行；再加上蒋介石有时又在南京亲自用电话指挥，众将领更是感到难办。所以整个作战步骤较为混乱，以至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陈诚作为淞沪会战的多头指挥之一，自然也应承担一些这方面的责任。

　　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退都重庆，作战大本营退至武昌，陈诚所部由皖南退至鄱阳湖以西。1938年1月，陈诚被任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担负保卫武汉责任。2月，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6月，陈又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薛岳、罗卓英等则都升迁为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8月初，我从苏北率二十八、四十九、九十二等三个师归还武汉，升十二军团军团长。我在与陈晤面时，陈问：“四十九师(李精一部)经台儿庄战役后还剩多少人?”我说
“约6000人，但少训练且纪律不佳，应整训一时。”陈说：“兵力比别的师都雄厚，大可使用。”时张发奎行踪不明，陈诚遂请蒋派我前往代理指挥，何应钦极力反对，将十二军团全数调至岳阳监督构筑湘鄂赣边国防工事。在抗战紧张时期，陈、何的暗斗更为激烈。

　　10月下旬，赣北战线崩溃，各部队径自行动，陈失去控制力，长官部站不住脚，直退长沙。蒋介石和陈诚命令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将武汉夷为焦土，郭未履行。
　　
　　这一时期，陈诚同何应钦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从他们二人对我的不同态度上即可说明。先是，陈对我冷淡时，何特加青眼拉拢，后来更是如此。当我在武汉沦陷后奉命镇守岳阳城时，曾打长途电话找到正在衡山的何应钦，何立派我为陆海空军总指挥，给了我2万元特别费，增兵增械，命在嘉鱼、城陵矶一带布防抵抗；陈一到长沙，则大不以为然，在战火中调关麟征部接替了我，命我向通城前进，不发一兵，单一个司令部向敌前冲击，我走到板江，则日军早已攻陷了通城。

　　1939年秋，薛岳以诱敌深入包围歼灭之目的撤退幕阜、九宫守军，拟后退集中于衡山决战，作出作战新计划报准蒋介石和陈诚，蒋介石偕陈诚及白崇禧亲到南岳指挥。薛岳的司令长官部由长沙退茶陵，我接薛作战电令，当分电蒋、陈质问。原电无存稿，大意是：“抗战军兴，我军既不能攻，又不能守，而日寇攻必克，守必固。敌要的地方我不能守，不要的地方，我先自动放弃，中国虽大，然一退再退，其余又能有几?请速令薛长官岳即日回驻长沙，各部队返回原防，在湘北决战，以免三湘无端沦陷为幸。”蒋介石阅电后即递给陈诚看，并问：“辞修，樊崧甫意见，你看怎样?”陈说：“薛是司令长官，樊是总指挥，应听薛的话，樊崧甫喜欢多讲话，不必理他。”蒋又将电报给白崇禧看，白看后答复说：“樊崧甫的意见是对的。”
　　
　　蒋突然厉声对陈说：“辞修兄，你打电话给伯陵(薛岳)，要他在三天以内回到长沙，在湘北决战，过期不要他回来了，拿头来见。”陈碰了大钉子，面红耳赤，只好去打电话，把薛岳叫回长沙。日军不明就里，不向长沙前进，而东沿平江、修水，向湘鄂赣边区一带“扫荡”。薛岳的主力军与敌迄无接触，因长沙未曾沦陷，故捏称长沙会战大捷，宣传中外，薛岳不惟无罪而且有大功。薛以我“不听命令，擅调部队，骄傲狂暴，目无长官”罪控于蒋，请将我他调。蒋未允调。陈诚因我之电报致使内部发生裂痕，为政敌白崇禧所乘，颇感不快。

　　1940年初夏，日军西犯荆襄。5月，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宜城殉国。战地属于第五战区范围，由李宗仁指挥作战，蒋介石以敌叩陪都大门，特派陈诚去帮助指挥，蒋亦亲自用电话掌握，结果战斗失利，6月初旬，宜昌沦陷。

　　此后，参政会提出要惩办负责将领，原来陈诚素来攻击文官政治腐败而以致于军事挫折，此次党政人员乘机报复，要求处分陈诚。其实部队布置都是蒋自己制定的，李宗仁、陈诚不过转达而已。各界不敢攻击蒋，又不愿责怪李，结果战败责任就都落在了陈诚身上。蒋不得已免去陈诚所兼各职，让其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另议处分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郭忏以谢国人。

　　时我已卸任六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调充军委会中将高参，陈诚欲延置幕中。我心灰意懒，无意前往，赴南温泉游玩。陈派高参刘晓云前往，迫促上车，以致我行李都来不及带，就驰赴恩施。途次夜宿，陈和我及军委会第四军风化巡察团的正陆一闲谈。陈诚极力攻击孔祥熙贪污腐化，我插口说：“司令长官，你得罪人太多了，树敌太多，不是好事。”陈说：“你和孔祥熙有交情，我同样与他也有交情，但不能以私废公，你不能包庇他。”我说：“不是我包庇他，我是为你着想，免遭他人暗害……”

　　此后不久，我到重庆面见孔祥熙，要求孔缓和对宜昌沦陷事件的处分。孔说：“宜昌如此重镇丢失，不杀几个将领，那还了得?”我说：“这个仗是委座亲自布置打的，不关陈诚的事。”孔说：“他爱担，让他担一担吧!”我说：“陈守护长江大门，责任重大，如万一有差错，敌人打到重庆，那时万事皆休。为着国家着想，院长应体谅他，帮帮他，在财政上多拨给他一些款子，这也是为着自己。”孔说：“辞修这小老兄，我向来帮他，不料他夜郎自大，反攻击我们，他一得志便莫名其妙，自以为可为所欲为了。”后来我将陈诚和孔祥熙双方互相诋毁的话，一一隐瞒，从不传述，但到头来却是陈、孔二人都疑我帮助对方，我落了个两不讨好的下场。

　　在谈及处理郭忏的问题上，我对陈诚说：“悔吾兄缺乏作战经验．骤带大军，难免蹉跌，很可以理解。”不料陈将此话告诉了郭忏，郭气度狭窄，从此和我有芥蒂。后郭忏被送往重庆法总监会审，郭怕被扣押，不敢投到，托我做总监何成浚的工作。何允交保候审．郭始往报到。法庭拟判郭徒刑，蒋亦批“重审严办”。陈诚几次签呈请求从轻发落，被蒋置之不理。郭忏大窘，至我寓所告别，说他这次死定了。我问郭：“不但能免死，且将来能重用，你愿意么?”郭云：“免死尚无望，何能于重用，计从何出?”我告郭：“你把宜昌沦陷责任承认下来，就能起死回生。”郭说：“认下来杀之有名，死得更快厂。”我说：“不然，宜昌沦陷，国民参政会提出质问，要求惩办主要责任者，蒋不会惩办自己，李宗仁他不敢惩办，陈诚舍不得惩办，不得已而求其次，不惩办你惩办谁?但蒋也明白你是冤枉，你肯承认，他会放过你。替死有功，蒋、陈将来会重用你，至于承认也只承认一半，抽象的承队，不要具体的承认。辞意我替你拟，大意是：‘承蒙钧座不次提拔，委以江防重任，理应感恩图报，建树功勋，无如职能力浅薄，指挥乏术，致使宜昌名城沦陷敌手，树戾昭彰，百身莫赎。但职报国有心。尚欲再接再励，效命疆场。蒙承钧座俯念追随多年，不无微劳足录，发往军前，戴罪立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你看怎样?”郭说：“好，陈老总要给我上签呈，我就自己去起草，照你的辞意拟稿吧!”呈上，郭托我再见何成浚探询。何云：“批下来了，‘交军法总监核办’，有此七个字就好办了。我准备判他七年徒刑，发往第六战区军前效力，戴罪立功。”宜昌沦陷惩处有关人员一案，就此敷衍了事。

　　陈诚原遥领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以省府委员严重(立三)代理。1940年9月，陈解除一切兼职，专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并同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实际上此时，湖北省大部沦陷，仅剩鄂西一隅，财政上主要靠中央补贴。陈诚在湖北省主席任内做了两件差强人意的事情，一件是丈量土地，一件是对中学以上学生免费入学，兼资食宿。其他的政治廉洁，平衡物价，训练干部等，则是陈强自标榜，其实也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这一时期，陈诚的伙食是由战区长官部供应的，由于陈不了解当时鄂西的经济情况，曾闹出许多笑话。1941年初，陈诚叫副官处每月支付他伙食费8元，但到月底他一看帐本，上面支出额却是30元；便埋怨副官随从揩他的油，下月只准付8元。这样的饭菜当然难以入口，他又怪炊事员烹调不佳，参谋长施伯衡只好叫副官处暗给30元，明报8元。如此他便以为物价平衡。一次，朱怀冰等几个厅长对陈诚说，在咸丰吃小馆子真便宜，价廉物美。陈问：“吃几块钱?”朱答：“只十块钱。”陈听后即大加申斥，说：“你们在国难时期，如此大吃大喝，何以为民表率?”其实朱等吃的也只四菜一汤。朱怀冰等只好忍气听训，谁也不敢明言。此后不久陈诚在重庆宴客，来宾有周恩来、张群、卫立煌等，我亦陪席。席间，陈大讲恩施的物价便宜，说那里的鱼只卖五角钱一斤，肉也只卖到八角钱—斤。卫立煌反驳他说：“除非那些商家知道是司令长官来买，才会卖这个价，否则，恐办不到！”陈不太高兴地要卫向我打听他所说的是否属实。我说：“长官不可声张，如大家都知道恩施的物价便宜，跑到那里去吃，不就把物价抬起来了么……”总算替陈圆了半个谎。其实，当时恩施的物价很高，猪肉是三元钱一斤，鱼也是二元多一斤还不好买。

　　陈诚真正了解恩施的物价情况是在他从重庆回到恩施以后。有一天上午，陈和我参加干训团裁判战斗演习后回战干团，方下车时，见一炊事员手拎一篮粉条，我遂问陈：“你看这粉条要卖多少钱一斤?”陈说：“大概四五角吧!”我说：“我们问问看。”陈便向这个炊事员打听。炊事员不认识陈，便据实回答说要两元钱—斤。陈听后很为吃惊，说了句：”这么贵的东西，靠薪水吃饭怎么行啊！”我即接着．问陈：“不靠薪水吃饭靠什么吃饭呢?”陈语塞。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恩施的物价也不便宜。
1941年9月中旬，日军调动兵力进攻长沙，陈诚为洗刷宜昌沦陷耻辱，积极策应长沙作战以反攻宜昌。此议遭到军委会侍从室主任林蔚文、战区代参谋长郭忏的反对。陈又找我(时任陈诚的总参议)研讨。我极力主张反攻，说：“能否攻下来宜昌未可预料，但义应反攻，坐待敌军把各战区各个击破，不是办法。现敌抽兵进攻长沙，鄂北空虚，只留二十九师团担任守备，我军反攻即使不能消灭敌军，但也可长我军志气，灭敌人威风，牵制敌兵?策应长沙作战。”陈又电话与林蔚文洽商，决心反攻。因郭忏反对，此次行动，陈遂命其留守。陈邀我同去督战。

　　这一战役，敌以兵力少，在堡垒内固守了四星期潜伏不出。我军曾几次攻进宜昌，但最终以战斗能力弱，未能攻：克。敌由长沙撤回，增援鄂西。事后。薛岳大吹第二次长沙大捷，陈诚甚难过，和我及柳克述(六战区政治部上任)说：“伯陵兄他们能打退敌人，我们攻不下宜昌，真不中用。”我劝他说：“我们原为策应长沙，长沙胜利，目的就已达到了。放了敌人进来，再把他打出去，也不是办法，能反攻他一个月，叫敌人在堡垒里果四个星期，这还是第一次。我们战略战术是对的，未能攻克，是战斗力不强所致，此后加强训练是很重要的。”陈强颜为笑，但终不释然，对薛岳功；发生隔阂。
　　
　　长沙战役中，薛岳将乡人叶肇升为集团军总司令，而排挤陈诚之亲信傅仲芳，电陈要罢免其军长职务。蒋介石在祝捷大会上褒扬叶肇作战勇敢，陈大为愤慨。半年后，叶即以失律而被下狱。

　　蒋介石后来在薛岳召开的祝捷大会亡说：“对日寇作战，谁都不敢反攻，只有六战区陈长官敢反攻，宜昌虽未攻克，但牵制了敌军，使长沙获得胜利，实功居第一。”陈诚喜出望外。凭心而论，反攻宜昌战果并不辉煌，但由于陈诚耻于宜昌沦陷后所受到的责难，因此便借此大做文章。乃收集了少量的战利品在恩施开了“第六战区荆宜攻势战利品展览会”，大肆宣传。

　　1941年11月下旬，反攻宜昌的部队奉命撤回，改取守势。陈诚见反攻作战中，官兵缺乏训练，战斗力弱，攻守无能，乃决心乘喘息机会，积极进行作战训练。陈诚认为：战略错误，可由战术挽回；战术错误，可由战斗挽回；只要下级官兵战斗力强，就胜券可操。遂恢复第六战区战时干部训练团，以我为教育长兼高级作战训练班主任，抽调下、中、高级军官，授以战略战术及各兵科专业技术教育。此战时干部训练团共办过三期，为时l0个月。

　　战区战时干部训练团学员的伙食，军政部原先规定月支8元，1942年春又增为14元，实际上仍需30元。当时副司令长官以下的均要来受训，这些人平时养尊处优，30元菜钱对他们来说真是太少了，即使这样，也和规定相差数倍以上，这笔经费从何开支呢?我向陈诚请示，并言大家对此很有意见，陈诚向来都是害怕群起指责的，问我如何办?我说。趁着修建干训练团房屋的机会，提高预算，省下—笔钱来，补贴学员伙食；一面照实上报，批准的话，余款再移别用。陈答应照办。我当时向学员说明此举系违法奉公，不料此话被特务报告给蒋介石了，说我敢公开声明违法奉公。蒋究竟是庇护陈的，说违法奉公总比违法奉私好多于，这才堵住了特务的嘴巴。
　　
　　陈诚和我是府属小同乡，是贫贱的知交，最相密契。在陈盛怒欲杀人时，我可一言而解，但我放荡不羁，淡泊名利，主观性强，不迁就陈，更不愿为个人作工具。陈主张对上级绝对服从，我主张有条件服从；陈领袖欲极强，而我作清客思想；陈想系留我长在部下，而我要逍遥自在。陈曾批评我说：“做你的部下，你要求太严，不容易；做你的朋友，你不肯迁就人，不容易；做你的长官，反过来要服从你，也不容易。你和我在一起，老朋友，不在乎，别人不谅解，吃力不讨好，于你前途不利，也影响到国家。我盼你耐心忍性。”我虽觉陈批评得对，但对蒋、陈等的独霸行为有所不满，也不肯屈意迁就。1942年7月初，得悉郭忏暗中排挤我，干脆以料理家务为名，回到重庆，还干我的军委会高参，不复再往恩施了。

　　1942年秋，日军试攻第六战区江防正面，由长阳扑三斗坪。战斗近一个星期后。迫近三斗坪15公里，终以地势险峻而退去。事后，陈诚大肆宣传这一胜利，搞了一次庆祝大会。兼任长江上游江防司令的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吴奇伟被升为二级上将，参谋长郭忏的处分亦被撤销并升兼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以报酬其在宜昌失守后替蒋介石、陈诚代罪之功。

　　1943年初，日军由缅甸向云南进攻。2月，蒋介石派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由孙连仲代理。陈调其嫡系部队之一的第二十集团军跟着走，并调罗卓英为副长官。陈指挥三个集团军，只二十集团军是听他命令的，另外两个集团军总司令(其中一个是关麟征)都是靠近何应钦的，对他就不很顺服。关麟征还把陈诚手下的傅正模撤职送渝审办，以致陈、关互相控告，何助关而抑陈。陈诚电蒋推荐我为某集团军总司令。蒋同时召见了我和杜聿明及重庆卫戍副总司令胡伯翰，我因要求蒋派为川康边区屯垦督办而与蒋意相左，蒋因此选用了杜聿明。杜聿明也是靠向何的。陈诚气愤极厂，在宴请美军将领时，他碰杯狂饮，借酒消愁。陈原患胃病，这样一来，导致了他十：二指肠溃疡，只得回渝治疗。何应钦荐卫立煌代替了陈。陈诚这次回渝养病，在生活作风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讲究起来，一排美式装备的卫兵给他守卫，留美的医生住在他旁边给他治疗，药品食物概是从美国用飞机送来的。
1944年春，汤恩伯在河南战败，沿途被民众截击，溃不成军，参政会提出弹劾。陈诚胃病稍愈，蒋介石即命陈前往查办。陈诚后和刘茂恩一起回渝，我去看望，陈对我说：“河南战场的失败不能怪恩伯兄，这是蒋铭三(蒋鼎文别号)指挥不当。至于汤做生意，那是报过委员长的?利润补助军费。汤对我说：‘假使在长官领导下，我不会如此失败。不幸碰到无能的蒋鼎文长官，我吃亏了。如今好了，你来指挥，就有办法了。’”我对陈说：“恩伯兄这些话，我也听见他在蒋铭三面前讲过，他对蒋说：‘我归李宗仁：等吃尽苦头，如在老长官指挥下，那作战多么顺利啊!’今天他又给你说这番话了。”陈诚复又谈及蒋介石问他对在西安的胡宗南部队的看法，陈的看法是：“敌兵不西进还好，如打陕西的话，怕比河南更糟些。”

　　不久，陈诚保荐刘茂恩出任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和我是保定六期同学，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刘当时不愿担任此职，对我说：“我根本不懂政治，叫我当省主席，把我兵权削除了，这是明升暗降，我不干。哲山兄，我去同陈说，你去干省主席吧。”我说：“我和你一样，也不懂政治，更不想当省主席。想当省主席的人很多，偏你说什么明升暗降。陈老总还是善意，我想，你添个军衔还是可以商量的，包你带民又带兵。”刘说：“我对陈是疏的，你去绐我讲讲，让我兼带军队。”我说：“我晓得陈的脾气，这个面于不会赏给我，有恩惠他要自己给，我替你讲话会误事。你先去讲，如事不成，我再替你讲。”刘听了我的活，马上去找陈，不到两个钟头他就回来了，很高兴地对我说：“谢谢你，很成功。陈老总又给了我—个河南省警备司令的职务，仍带着原有部队。”

　　蒋鼎文免职后，蒋介石委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7月，陈诚上任，陈以汉中为司令长官的驻地。

　　汤恩伯河南败绩，特务头子戴笠积极在蒋介石面前为汤洗刷。汤的贿赂满天飞．连浙江旅渝同乡会也得到他的30万元的捐款。蒋为汤宴请参政员，把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身—上，并说军委会军风纪巡察团不负责任，嘱何应钦将第五巡察团主委成光耀调回另派，并修正巡察团组织条例，加重职权。何对继任主委人选安排上了三次签呈，都被蒋退回。何探知蒋要挑一个适合于陈诚的人选去充任，于是征求我的意见，我以为自己可起些小作用，答应去了。这次何一签呈，蒋当即圈定。

　　我于l0月初赴汉中，适陈诚正在召开军事会议。陈那时的参谋长是副长官郭寄峤兼的，秘书是颜逍鹏，施伯衡以总参议名义在左右。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汤恩伯、李鸣钟、高树勋等人，会议着重研究整顿军风纪的问题。相见后，陈问我打算怎样执行任务?我将对蒋介石讲过的“与各战区司令长官密切合作，弭患未然，搞好军民之间、军政之间、部队之间的关系，团结一致，努力抗战”之类的话告诉了陈。陈深以为然，并对我提了几点意见，大意为：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实事求是，勿道听途说；勿操之过急；说话要多用“领袖”训词以免人批驳等。陈间我：“你听说这方面部队有哪些问题?”我说：“问题还要实地去观察。就重庆所闻：第一是军队做生意，无心作战；第二是军队以解决副食为名，与民争地，种粮肥私。”陈说：“慢慢地纠正吧，不要操之过急，免得把事情弄糟了。”

　　开会时，陈诚邀我住在汉中，后陈在了解五巡团辖区有一、二、八各战区后，乃让我住在西安。会中陈邀我讲话。我作了军巡团职权的介绍后，陈才知道这军巡团不是他管辖的，而是平行的，以后就不来过问了。

　　1944年冬，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以陈诚为军政部长，何应钦专任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胡宗南代理。陈诚上台后，将何应钦所设置的军需局改组为后方勤务司令部，把经理权都抓在了启己人手里。
抗战胜利之后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年事渐高，急于要当总统，因而积极策划消灭其政治障碍——中国共产党。陈诚这时十分迎合蒋的意旨，极力主张对共产党作战，因此蒋对陈更加信赖。

　　陈拉拢美国顾问向蒋建议，改组军事委员会为美国式的国防部。陈并联合白崇禧排挤何应钦，陈对蒋说：“领袖抗战胜利，威望日高，政治外交，操劳甚多，军事部门可交晚辈负责，重要事随时报告。”蒋允许了。1946年6月，成立国防部，并任陈为参谋总长，把军事全交给陈负责。此后高级将领见蒋，统交陈诚代见。国防部设置在中央军官学校，隔壁军校内有蒋的别墅，陈每日到那里向蒋汇报情况，有事用专线电话接洽，把蒋的旧人和学生隔离得远远的了。陈虽然让白崇禧做了国防部长，但国防部组织规章却是陈自己起草的。部长只出席行政院会议，其余一切统归参谋总长负责。陈诚掌握了军令、军政、军训三大权力。对国防部设次长三，参谋次长三，按蒋、何、白、陈的亲信人员平衡支配；陆军、海军、空军、联勤四个总司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是陈的亲信，后勤总司令先为黄镇球，不久即为郭忏，陆军总司令让和蒋、何关系较好的顾祝同担任，海军总司令则拿一个不太懂海军的桂永清来充数。这一时期，陈诚一天到晚都很忙，向蒋汇报，接蒋电话，开会时代蒋见客……郭忏曾对我说：我当参谋次长的，想和陈个别说几句话，两个月都未找到机会。

　　1946年5月底，我以奉蒋命查办上海接收贪污案到南京。30日往访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姚告我说：军委会只有明天一天寿命了，6月1日就交给新的国防部了。我大惊，想自己本身地位都无所依附了，还查办谁?就打算在南京停留下来。我后回寓所一打听，一巡团张贞、三巡团倪弼、四巡团金汉鼎等各主委均在南京，遂分头前往访问，研究对策。大家以为军队纪律很坏，军巡团实有存在之必要，乃签呈蒋介石改为国府纲纪巡察团。各主委前往国府求见蒋介石，批复由参谋总长陈诚代见。张贞和我见于陈诚。陈说，巡察团存撤尚未决定，问我看法怎样?我说：“军队纪律败坏得很，巡察团有存在必要。”陈嘱我和郭忏谈谈。我见了郭忏，郭说巡察团没有什么用，他主张裁撤。我回后告知各团主委，方知一巡团张贞在武汉弹劾了郭忏的贪污，此时他在台上那能容许巡察团的存在?我也就不再请陈说话。后来，巡察团果然由于郭忏的提议而撤销了，并把12个巡团正副主委退役了11个，仅留我一个发到中训团受训，我亦不去报到，请求退了役。

　　1946年底，我以办军巡团结束到南京，在陈诚的寓所见陈。陈和我谈，在行政院会议，宋子文说陈滥用军费，行政院筹款大非容易，而国防部无限度地要，真是不讲道理。陈答复宋子文，国防部用钱，该不该用，是一个问题，但我们只能将需要报告你，至：于筹款问题，那是你行政院院长的事。双方意见闹得很深。

　　1947年夏，国民党军队进攻人民解放军，连战连败，东北亦危急，黄埔系高级将领要求蒋亲自指挥。蒋介石对陈诚说，你管了几年军事，结果一大半江山被你管掉了，再管下去，要弄光了，我不能不亲自来管了。8月，陈将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调回，由他自己亲自去东北指挥。后立法委员开会，以陈诚浪费物资对其提出弹劾，陈气极辞职，回上海江湾海军医院治疗胃病。顾祝同继任参谋总长，卫立煌继任东北行辕上任兼“剿匪”总司令。

　　1948年夏，陈诚在上海江湾海军医院治疗胃病，我偕妻子曾往访问。此时，陈与妻谭祥一同住院，随从简易，无着军衣者。我只劝陈保重身体，绝口不谈政治军事，陈亦一语不道及。陈说要回访我，但不见来。冬初，陈以去台湾就暖治病去了。年底，即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

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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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军事素养的细节（程光）
 
近些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风行“宜粗不宜细”，只要某一问题已“定了性”，有人便照着修一段史，然后搜集、引伸、移植出一些“资料”加以说明。这种注重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方式于历史科学的治学和研究是否有益？我一直心存疑惑。钻入史学海洋，我对当代革命军事史情有独钟，敬重创造那段历史的人们——人民解放军的将帅。《聂荣臻回忆录》于1983年发行，是元帅回忆录中最早出版的，尽管它与后来的《彭德怀自述》在史实上、价值上相差远矣，但还是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我相信用人的生命搏杀为代价换来的军事历史一定珍贵。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原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牵头编写了“红一军团战史（稿）”，参与者多为红军老人，是当事人回忆当年事。而《聂荣臻回忆录》为二十多年后部队政工干部组成“写作组”集体之作，说它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也许更为恰如其分，红一军团于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路上当先锋的光辉战绩，还有歌颂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大量篇幅自然成了重头戏。
一支英雄部队的战史融进了其领导人的个人的回忆录，就不得不提及红一军团创始人——军团长林彪。彼时林彪已经人去事非，回忆录无论写史还是叙事，内涵中都是对他“彻底否定”。关键的地方自不必说，就是一些无关大局的细节，也是挖苦口吻。比如其中说到：林彪从红军带兵时起，身上有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并为此沾沾自喜……它令人感到，此人素养如此糟糕，想得都是沽名钓誉。
过于政治化是上个世纪中国的思想禁锢阴霾还非常浓厚时该类作品均有的特色，这段描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质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瑕疵尽显。一篇气势宏大的中国元帅回忆录里出现这样的“细节”实在不和谐，因为彼时刚23岁的年轻军团长决不会因为这个“猥琐”小事就被年长他8岁的政委聂荣臻察觉出他四十年后会有“九一三”那样的结局，一看便知道那是“写作组”的捉刀之技。
类似情况还有多处，如写红一军团第一支骑兵连的首任连长梁兴初和副连长傅崇碧，对傅某之后加了“同志”，对梁某则是直呼其名（与书中那些后来成为“坏人”者待遇相同），只因出版此书时梁兴初还在株连的阴影中。这样强烈的政治化取舍，不像是如实记录过去的回忆，倒像“专案组”在下政治结论，一时间让人难以区分这些内容到底是“专案组”在审，还是“写作组”在写。
我对聂荣臻的敬爱发自由衷，红一军团的将领在人们眼里也许是传奇人物，可到了我这儿都是长辈至亲。我曾有机会走近聂荣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至1967年“一月风暴”时，我的父亲邱会作被造反派武斗打成重伤致残，在中央军委驻地西山养伤的几个月里，倍受住在那儿的聂荣臻、叶剑英关怀。老帅们对造反派的愤恨，对老干部的爱护，常常露于言表。每天清晨和晚饭后，住在西山的人有时和喜爱散步的聂荣臻、叶剑英不期而遇，说上几句话。在我眼里，聂帅双目慈祥，叶帅满脸福贵，他们待人随和亲切。
那情景虽已过去三十多年，至今于我仍犹如在眼前。但是当读到聂荣臻的回忆录时，我已不再仅仅是他的少年崇拜者，多的是“情”，心中是“敬”，而是一个历史钻研者，讲的是“理”，信的是“实”。我阅读许多相关聂帅的史料后发现，元帅也是常人，他为人忠厚，对毛泽东忠心，但有时过分有些“愚忠”。他和那一辈将帅们一样，受到了历史的局限，而这个局限又被“写作组”充分发挥，一心要塑造出一代“忠君”的名将。然而，历史不是政治，更不追求身后的“政治评价”（古称“谥”），而要留下真正的史实。《聂荣臻回忆录》过头地褒此，必将过分地贬彼。在“写作组”笔下，对林彪是按“三十年代悲观革命，四十年逃避革命，五十年代不愿革命，六十年代伪装革命，七十年代背叛革命”的“政治套路”作为潜台词在“回忆”叙述。
“九一三”以后那样说情有可原，那时谁敢讲真话？听一位老同志说，1972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会议，全国各地的大员参加，都说与林彪没有什么关系。但会议的组织者出了个阴鸷的“绝招”，让与会人参观林彪住处毛家湾。那一份份来客记录、一张张合影照片在那儿，让各位大员看了发怵，回来后争先恐后检讨，愤怒声讨批判，誓言彻底划清界限。那一幕人为导演的政治剧并非第一次，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会会、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对刘少奇、邓小平使用过。现在重读那些记载“共同声讨”的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记载每人发言的会议简报，还让人有如亲临其境。虽然那一次组织领导干部对林彪住处的“参观”少有人知，但它所体现伟人早年提倡的农民造反“痞子”作风，令人咋舌称奇。彼时政治气氛如此，老同志们作任何“揭发”都可以理解。然而，对封疆大员采用如此手段，实为古代帝王治吏之术在重演。但是，如果没有了合影相片之类的“细节”，怕是谁也无法唱出那出“好戏”。
《聂荣臻回忆录》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但也留下了遗憾。元帅和他战友们的功绩，我从老同志的嘴里，从一些部队的军史中知道不少，它们不仅详实，而且生动，甚至精彩，但是只要“沾了那个人的边”，就没有人敢采用。谁叫《聂荣臻回忆录》出的早呢？军事上的后发制人有时比先发制人要强大，撰写回忆录恐怕也是如此。离开思想禁锢的年代久远一些，会写得更加真实。评价回忆录，不在于回忆者的政治地位曾有多高（那怕是用他的名份），也不在于上面对它的宣传力度有多大，而要看它是否忠于史实。且不论你的观点如何，即便是对素材的选取和舍弃，也要接受这个法则的检验。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为民请命，毛泽东欲置彭于政治绝地。聂荣臻和叶剑英上门劝说彭德怀服软认罪，吞下那颗苦果。这段重要的史实在许多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回忆中被有意避去，但最终还是再现于世人面前。它来自于李锐写的《庐山会议纪实》，那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以科学的态度回忆历史的佳作。正是李锐所忆述的那些细节，才把尘封多年的历史真相说明。坚持真理有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彭德怀的悲剧不仅是毛泽东所为，还有几乎全体与会者的推波助澜。1989年庐山风云三十年过后，按法律规定，其档案应当解密，但许多老同志恳求中央不要那样做。因为在已经发表的众多回忆和言论里，他们称当初就抵制毛泽东，至少也是同情彭德怀。若是一旦公布了会议原始记录，那些凶狠咒骂彭老总的恶语将令他们无地自容。还是“宜粗不宜细”多讲政治，把责任加在林彪、康生，甚至是柯庆施等人的头上为好。
每当我和某些专家学者谈及新披露的重要史实时，他们总是先问“上面”的意见如何？现在它允许如实采用吗？就是很少有人问它来自何处，当事人是谁，可信与否？我看到那些鲜活的史实变成了死板的说教，珍贵的史料被人为地遗弃，发现“科学无禁区”的真理在某些文字审查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但是又一想，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和抛弃历史，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基础形成的科学，如同一条奔腾的大河长流不息，而你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沧海桑田中的一粒粟，切不可和历史“较劲”。
过度政治化的史学著作往往会失去它应有的作用，阅读彼时“写作组”为元帅和名将们打造的众多回忆和传记，居然很难从中看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道理——为什么他们率领的这支弱小军队能打败强大得多的对手？难道仅仅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如果我没有十多年的野战军生涯，或许相信那就是正确答案的全部。
我所在的恰好是一支以红一军团为源头的部队。现在流行的战争回忆堆积如山，多讲粗犷无比的革命气概，少了真实细腻的战斗经历，这和承载那段历史的部队实际情况相差远矣。某些“写作组”没有深入到将帅们曾领导过的部队体验生活，认真追寻战斗者成长的足迹，而更多地是在研究吃透上级文件，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力争向领导“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并没想到如何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们部队里保持着战争年代传下的作风，每当首长布置工作，干部们会从口袋里“刷”地一下掏出身上的小本子，就像战士拿起了自己的枪，记下任务的每一处细节要求，而向上级汇报时，又会拿出小本子，上面详细记着工作收获。
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林彪身上的小本子”那段话时，才有了不同的想法。用小本子“记载着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没有错，因为它对指挥员总结提高指挥艺术至关重要，何况没有正常武器补给的弱小红军的战斗力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斗的缴获。我曾想，随着历史的久远，再版《聂荣臻回忆录》时，一定会有人善意地建议去掉那段明显是“写作组”特意选出来的“多余的话”。可是我想错了！
不久之后我对一位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工作过的老同志寻访时发现，那段“多余的话”背后反倒是隐藏着闪亮耀眼的精华之笔！我听他说起了1948年秋冬之际发生在东北大地上的辽沈战役。
战役开始之后，在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里，每天深夜都要进行例行的每日军情汇报，由值班参谋读出各个纵队、师、团用电台报上来的当日战况和缴获情况，那几乎是重复着千篇一律的枯燥无味数据：每支部队歼敌多少、俘虏多少；缴获的火炮、车辆多少；枪枝、物资多少……司令员林彪要求很细，俘虏要分清军官和士兵，缴获的**要统计出机枪，长枪，短枪，击毁和尚能使用的汽车要分出大小和类别。经过一天的工作，人们非常疲劳，作战室那一屋子的人里恐怕只有定下这个规矩的林彪本人和那个读电报的参谋在用心留意。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了三十小时就攻克了敌人原以为可以长期坚守的锦州并全歼守敌十余万之后，出人意料地没有按毛泽东设想的方案顺势打掉南边便于歼灭之敌，而是不顾疲劳，挥师北上与从沈阳出援的蓄势多时的敌精锐廖耀湘集团二十余万在辽西相遇，一时间形成了混战。战局瞬息万变，谁胜谁负实在难料，在大战紧急之中林彪无论多忙，仍然坚持每晚必作的“功课”。一天深夜，值班参谋正读着一份并不起眼的某师上报的其下属部队的战斗缴获报告，那是他们偶然碰上的一个不大的遭遇战，歼敌部分，余部逃走，它与之前所读的其他报告看来并无明显异样。值班参谋就这么读着读着，林彪突然叫了一声“停！”他的眼中闪出了光芒，问：“刚才念的在胡家窝棚那个战斗的缴获你们听到了吗？”大家带着睡意的脸上现出茫然，因为如此战斗每天都有几十起，不都是几乎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枯燥数字吗？林彪扫视一周见无人回答，便接连问了三句，“为什么那儿缴获的短枪与长枪的比例比其他战斗略高？为什么那儿缴获和击毁的小车与大车的比例比其他的战场略高？为什么那儿俘获和击毙的军官与士兵的比例比一般歼敌的略高？”人们还没来得及思索，等不及的林彪大步走向铺满军用地图的墙壁，用长杆的尖头指在地图的那个点上说，“我猜想，不，我断定！敌人的野战指挥所就在这儿！”随后，林彪口授命令，追击从胡家窝棚逃走那股敌人把它打掉，各部队要采取分割包围的办法，把失去指挥中枢后会变得混乱的几十万敌军切成小块，逐一歼灭。东北野战军统帅的命令随着无线电波发向了我参战的各纵队各部队……
而此时的廖耀湘，正庆幸自己从偶然意外的遭遇战中安全脱身并和自己的另一支部队汇合。他来不及休息就急于指令各部队尽快集结，欲回师沈阳大本营或经营口港从海上突围撤回关内。可是好景不长，追击而来的解放军把他的指挥部围住。廖耀湘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脱下了将军服饰，穿上了伙夫衣服，由亲信保护，在乱中择机逃走。但是他们钻来钻去几天都无法脱逃，因为满山遍野都是解放军战士，不断有人喊着“矮胖子，白净脸，金丝眼镜湖南腔，不要放走廖耀湘！”把对方指挥官“细节”特征琢磨多时而编成的一句“顺口溜”居然有无比巨大的威力！穿着满身油渍伙夫服装的廖耀湘只好从俘虏群中站出来，无奈地说，“我是廖耀湘”，沮丧地举手投降。
廖耀湘对自己精心隐蔽的精悍野战司令部那么快就被发现、打掉，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当他得知林彪如何做出判断后，这位出身黄埔军校、曾留学法国著名军校的国军“五大主力”之首部队的高傲长官说，“我服了，败在他手下不丢人。”
辽沈战役胜利的重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毋容置疑，四十七万多国民党精锐军队弹指间灰飞烟灭，辽阔富饶的东北大平原和各工业基地尽收手中，人民解放军从此在数量上武器装备上第一次超过了自己的对手。有了关外这一大块完整富庶的战略后方根据地，有了东北野战军这支数以百万计、凭缴获配以先进美械装备的战略总预备队，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指日可待。但是人们可曾想过，取得这场战役巨大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居然出于胜方前线统帅对战斗缴获的留心，来源于他“从红军带兵时起，身上有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的优良军事素养。
到了这里，难道你还推崇“宜粗不宜细”吗，还能说“细节”和那些看起来仅是历史的“碎片”不重要吗？有时它能解析和折射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甚至改变一场大战役乃至一场重大战争的胜负！
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军事历史如此，研究经过亿万人民奋斗牺牲饱尝艰辛换来的中国当代史，何尝不应当这样？！
    ——作于1999年1月

射声

韩子华：父亲韩复榘因何被杀


“韩复榘简历”中的关键词
　　韩复榘是令我疑惑的一位历史人物，一些颇具笑点的笑话和不战而退的污点让其“臭名昭著”，但是在民国乱世，这样一个形象的将领怎能坐拥一方，崛起于江湖之上？
　　2011年4月27日，我揣着好奇和不解在北京见到了韩复榘的次子韩子华先生（1923～2013）。此时，他虽已88岁高龄，但依然坐立挺直，面含微笑，声音洪亮，对与乃父的人生交集侃侃而谈，记忆犹新。作为唯一健在的韩复榘之子，他虽然只与父亲相处至15周岁，但生活细节和人物交集居然经历颇多。
　　2011年5月15日，北京万安公墓，韩复榘的后人们聚集至此，这天他们举行仪式为韩复榘墓换上了新的墓碑。我也受邀来到现场，吸引我目光的是墓旁的“韩复榘简历”，内容让我大吃一惊：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省霸州人。7岁入塾读书，20岁投笔从戎。在辛亥革命中，曾参加滦州新军起义，此后历经讨袁（世凯）、驱张（勋）、倒曹（锟）诸役。北伐战争时期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连战连捷，首占北京，始有“飞将军”之誉。38岁任河南省主席，40岁调任山东省主席，41岁授二级上将衔。七七事变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在鲁省英勇抗击日寇，所部伤亡过半。1938年1月，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被蒋介石谋杀于武汉，享年47岁。
　　“投笔从戎”、“飞将军”、“英勇抗击日寇”、“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谋杀”……在这个韩复榘后人达成集体共识的简历里，这些关键词足以激发非议，但其后人依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下了这些内容。
　　这是为什么？
　　“用治军的办法执政”
　　1930年9月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很快改组了省政府，提出“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称吏治要“务使人各清勤，事无拖沓”、清乡要“除暴安良”、禁毒要“密查严搜，有犯必获，依法惩治，期速肃清，以挽政风，而救民命”等。（《韩复榘公布治鲁纲领》，《中央日报》1930年9月19日）
　　在主鲁期间，韩复榘对教育颇为重视。他制订了《山东省各县强迫儿童入学办法》，将初小人数从1929年的50余万增加到1933年的100余万。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国立青岛大学，次年改名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名为国立，其实大部分经费由山东省库支付。以韩复榘为首的山东省政府大力支持该校的创办。他还增设了许多完全中学、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八所乡村师范和四所职业学校。
　　同时，韩大力支持并推行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他说：“中国紊乱至此，非从农村整理入手不可。余个人对此迷信甚深。”（《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3月1日）
　　“父亲对梁漱溟非常尊重，当面称之为‘梁先生’。凡梁漱溟所提建议，父亲大多采纳。”起初，韩复榘划出邹平、菏泽、济宁3个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以后扩展到菏泽、济宁两个专区共19个县，所有专员、县长和保安司令都由“乡建”派人士担任。乡村建设研究院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时人称其为“第二省政府”。但是，韩复榘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起到主观支持但客观破坏的作用，梁由韩延请到济南工作，但韩抗战期间在撤退正规军的同时，也下令正在抵抗的民兵进入河南。“看到自己的子弟和武装都被夺走，而这些正规军在日本面前不战而退，农民们感到自己被乡建工作者欺骗了。在一些地区，愤怒的百姓杀掉了乡村干部和学校校长并烧毁了学校”。此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暗杀过梁漱溟留下来的信徒”。〔（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有人在电视上说，我父亲刮地皮，金条装了一火车。这怎么可能呢？金条装了一火车，那是多少钱呢？”在韩子华的记忆里，“我们小时候穿新裤子，膝盖部位要预先打上补丁，以防磨破；布鞋前面，全部都是皮包头。”事实上，韩复榘还是在极力营造自己的清廉形象，如不准亲属在山东任职。“我二伯伯曾经担任过青岛市牛照局长。这是青岛市长沈鸿烈看我父亲的面子私下让他当的。父亲知道这事情后，立刻让他辞了。”
　　“军人出身的父亲用治军的办法执政，以带兵的手段管理公务员。父亲整肃吏治，首先从改变公务员形象开始，要求山东公务员的服装必须像军人一样简约朴素，整齐划一。
　　为严肃公务员风纪，山东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如县长以下公务员出入不准乘坐汽车或人力车；同僚之间不准称“老爷”、“大人”，要称官职或“先生”；不准“浮华”、“侈丽”，要崇尚节俭；不准年关节间馈送礼品；不准机关举行娱乐宴会；不准冶游饮宴；不准挟妓观戏或挟妓侑酒；不准在大街上边走路边吸烟；不准公务员家属佩戴贵重饰品；贪污500元以上即枪毙等。但是， 实际上山东同其他国统区并无本质区别，官员贪腐成风。在军队里， 他的师长、旅长等大小军阀竞相营私舞弊。韩复榘无奈地表示：“无奇不有，百恶具备；贪污、苟且……骄奢淫逸， 充满了整个社会。”（《山东省政府公报》第349 期，1935年8 月25日）
　　“韩复榘断案”
　　“父亲管理极其严格，以致人们都说父亲爱杀人。”这其中饱受诟病的就是“韩复榘断案”。
　　一次，山东省政府参议沙月波派一个名叫小道的听差去省府送信，正值韩复榘在审问土匪，出于好奇，便站在一边看热闹。审判结束后，执法队误将小道及被判处死刑的土匪一并拖到八号汽车上，准备拉去枪毙。小道连声喊叫：“我是送信的！”
　　韩复榘说：“送信的也不是好东西，也该枪毙。”原来他误认为小道是给土匪送信的。事后，沙月波带着小道的母亲去见韩复榘，问及小道被杀之事。韩复榘笑道：“现在他是小盗（道），将来就是大盗。”不过，1936年，在第三路军军法处任职的王慰农与沙月波同车由北平前往保定，王慰农问及此事真伪，沙月波予以否认。（参见韩宗《韩复榘与西北军》，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
　　也有过这样一个案例：有个妇女，已被判处枪决，她5岁的儿子抱住韩复榘的双腿大哭大闹，韩复榘只好将这名妇女释放了。（王慰农《韩复榘统治下的济南见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对父亲的“人治”审案不乏草菅人命，韩子华没有否认。“刚去山东的时候，父亲什么案子都审。父亲是穷苦人出身，觉得老百姓太可怜，他要像包公那样当一个清官，替天行道，为民做主。在他那里，老百姓和当官的打官司，当官的占不了便宜。他判案判得最重的两种人，就是土匪和吸毒贩毒的人。起先，他审讯的范围仅限于盗匪一类案件，到了后来，便发展到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民事纠纷等无所不包。他什么案子都审，法院就不干了：案子你都审了，还要法院干什么？”
　　韩复榘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县视察，经常亲自接案问案。他审理案件一般先听军法官念案由，然后三言两语即断一个案子，如以“打一百棍，罚苦刑两月”定案。这终究是一言堂的人治，难免主观武断。国民政府司法部出面干涉，审了一年多民事案子的韩复榘从此不审了。
　　但有三种案子，韩复榘还是要亲自审理：一是土匪案，当时山东土匪猖獗，匪患为全国之最，经韩复榘的严刑峻法，山东治安大好。二是贩毒案，那时只要卖大烟一律枪毙，无论数量大小。“对于抽大烟的人，父亲采取的是第一次抓着打一顿，第二次还是打一顿，第三次就枪毙，事不过三。贩毒的人抓住了，直接枪毙。有很多日本人贩毒，也被枪毙了”。三是贪官污吏案，韩复榘建立了高级侦探队。“这些侦探定期写密报，直接送到父亲那儿，贪污受贿的公安局长、县长常常被监禁或枪毙”。张守仁是韩复榘夫人高艺珍的干儿子，曾担任济南市公安局西南乡公安分局长，但此人在家里私立公堂，专门审问有关毒品的案件，罚钱私没，没收了毒品不向总局呈缴。后有人向韩复榘告发，韩复榘派人调查张的种种恶迹，均属实，坚决命令枪决张守仁。（闫润田《一个便衣外卫的回忆》，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汇编《一代枭雄韩复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韩复榘办案速审速决，他对案子的处理，一是枪决，二是释放，判刑的很少。既没有判词，也不大重视人证物证，一经判决，马上执行。
　　韩宗喆认为祖父不是审案而是判案：“审案其实都是军法处的事情，他们审过了，韩来判案。军法处报告案情，由韩做决定怎么判。韩跟冯玉祥的时候，西北军里有一个习惯，到一个地方，先去看监狱，发现监狱非常黑暗，如同人间地狱，韩对此印象非常深，就想将来做地方官时，一定好好解决监狱及司法问题。那个时候官员没有法治观念，全靠人治。地方官审案在当时也非常普遍，地方官审案甚至还被认为是亲民的表现。韩很热衷这件事情。”
　　韩复榘断案主观武断，感情用事，三言两语，粗枝大叶，从现代法治角度看显然是非常荒唐的，冤假错案肯定会有。韩子华说：“愿以韩复榘后人的身份，向韩复榘主鲁期间受到不公正处置、受到伤害的人及其后裔，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犯上”、不贪
　　西北军人都知道：韩复榘胆大包天。有人说：在韩复榘的字典里，没有“怕”字。韩子华说：
　　父亲当年发动“甘棠东进”，率领一万子弟兵，胆敢与十几万西撤的大军背道而驰，擦肩而过，令人瞠目。当冯玉祥雄踞北国，如日中天时，父亲敢于离他而去；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土崩瓦解，冯玉祥走投无路，父亲把他恭迎到泰山，完全不考虑蒋介石的感受。石友三被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联手打垮、通缉，只有父亲不怕结怨蒋介石、张学良，把落魄的石友三藏进山东省政府。七七事变后，当时备受官方与民间误解的张自忠逃离日本人控制的北平，首先想到的是去济南，而不是别的地方。因为他最了解父亲的性格。
　　父亲桀骜不驯，率性自由，从不轻易服从，对绝大多数国人早已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一种本能的抗拒。难怪西北军人都说：韩复榘有“犯上”的毛病。
　　傅瑞瑗于1980年代说过这样的话：“韩先生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能受一点气，不能忍，太容易冲动，‘小不忍，则乱大谋’，最终落一个悲剧的结局。”
　　父亲的座右铭是“不怕死，不爱钱”，应该说基本上做到了。父亲的个人收入究竟有多少呢？这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据何思源（担任过山东省政府主席，一直位居山东省最高权力中心。他不是前西北军人，不是父亲的亲信，而是蒋介石派到山东的人）说，他对韩复榘在军费方面的收入不了解，但韩复榘多次说过：“我不喝兵血！”就其行事看，是可信的。在省款方面，何思源是知道的：韩复榘每月薪俸675元，特别办公费1000元，特别开支费20000元，这些都是在预算以内。特别开支费包括支付顾问、参议的薪水、车马费以及馈赠、应酬等开支。另外如冯玉祥带一营卫兵在泰山居住两三年，亦由此款供给。
　　父亲不置房产、地产，这在当时的军政官员中也算是另类。那个时代的人一旦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就是买房子置地。父亲在河南、山东当省主席，一直住公房，母亲劝买房，父亲说：“有我在，不买房也有房住。我不在了，买了房也是人家的。”
　　父亲生前曾有三处房产；一处在北平，是张学良送的；一处在青岛，是沈鸿烈送的；一处在南京，人称“韩公馆”，只有这处房产是他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自己花钱建造的。当时各省疆吏为表示服从中央，纷纷在南京购置房产，他当然也不能例外。“韩公馆”建成后，冯玉祥一家搬进去住，直到南京沦陷，房屋毁于炮火，父亲及我们家人一天也没住过。
　　父亲不敛财，也不理财，究其原委，主要是没兴趣。在西北军时期，军中就流传“大大咧咧韩向方”之说。无论在西北军，还是山东，父亲即使算不得“穷人”，也决不是什么有钱人。父亲殁后，蒋介石念其“身后萧条”，发给我们家眷10万元抚恤金。
　　西北军解体后，前西北军人纷纷投资银号、银行、公司、货栈等，即使是副官、参谋也动辄入股几万、十几万，而父亲仅在东亚毛呢公司有股，折合人民币3万余元，纯属为公司董事长宋卿捧场，并非牟利。
　　父亲个人生活很节俭，但该花钱的地方，则出手大方，从不吝惜。一些前西北军袍泽、北洋政府时代的失意军人、下野政客找到济南来，父亲都冠之以顾问、参议的名义，按月送钱。这些钱同样来自父亲个人的“特别开支”。父亲个人还资助过不少家境贫寒的青年学子和军官到国外留学，每年按期汇款到国外，直至离世为止。
　　反之，父亲对某些南京政府大员的“敲竹杠”却一毛不拔。贺耀祖曾任蒋介石的参军长、徐州行营主任、军委会参谋本部第2厅厅长。一次，贺耀祖致信我父亲，说南京同事薪水皆不够开销，拟向父亲“借”18万元，以便偿还债务。地方官主动向京官“进贡”，本是官场约定俗成之潜规则。父亲不识时务，人家京官都放下身段张嘴 “借”钱了，他居然还不答应！孙桐萱劝他：“不能多借，可以少借，需要应付一下，敷衍敷衍面子。”他仍是不“借”。后来据孙桐萱说，“此事不但得罪了贺本人，当然也得罪了南京方面另外一些人。”
　　赛金花，又名彩云，晚清名妓，早年沦落青楼，后嫁入豪门，一生经历颇为传奇。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赛氏因略会德语，与德军统帅瓦德西有过一段交往，因此有了“彩云一点菩提心，操纵夷獠在纤手”之句。时至1930年代，有记者发现赛氏尚在人间，困居陋室，一时间，赛氏又成为新闻人物。
　　1936年秋，父亲从报上得知赛金花的消息，以其垂老之年，贫病交加，晚景堪怜，乃资助她国币一百元，由国文学校转交。赛氏感慨万千，说：“唉，回首可怜歌舞地，如今不似洛阳时！”当即手书谢诗一首，云：“含情不忍诉琵琶，几度垂头掠鬓鸦。多谢山东韩主席，肯持重金赏残花。”其后还有赛氏的一行小注：“彩云老矣，谁复见怜！昨蒙韩主席赏洋百元，不胜铭感。仅呈七律一章，用申谢忱。”此事公诸报端，一时传为佳话。这年12月4日，赛金花病逝。
　　并非“老粗”
　　饱经历史沧桑的百岁老报人、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官员陆立之，于1994年在其著作中回忆与韩复榘会面的情景：“凭我个人观察，根据其待人接物的各种姿态，其谈吐表白，其心态流露，我认为韩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有一天，韩忽邀我赴宴……饮宴中韩复榘不再木讷，而是侃侃谈笑，表露了他渊博的知识，使我当时就感到世人是误解了他……韩复榘的放言豪饮，谈锋犀利，似在表白其心胸坦荡，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面对方觉慧（中央监察院派驻山东监察使、元史学家）谈论元代史，不仅评说了成吉思汗的黩武主义功罪，竟也背诵了元好问的绝句，似又意有所指。绝句是：‘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韩复榘借酒论诗是宣泄着什么？恰又是面对正在撰写《新元史》的监察使，这可说是妙语双关，在当时的国民党所谓‘儒将’中，很难觅到第二人。其次，韩复榘与孔祥榕（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评论《水经》，诙谐幽默。孔体胖善饮，挥汗不止。韩风趣地说：‘您在治黄之前，先得治您这一身水。《水经》一书，连隋唐汉晋谁人所撰都搞不清，就不足为本。’这番话出语不俗，又显露韩复榘博古通今，并非一莽莽武夫。”“我从济南回南京前，韩复榘表示惜别，亲自题上下款，临时赠送了一张照片给我。当时他悬腕振笔，恭正地写了两行遒劲的楷字，我又看到了韩复榘的书法也有功底。”（陆立之《谁主沉浮》，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陆立之对韩复榘总的印象是：“韩复榘胸有韬略，机智过人，远非一般传说韩仅是‘略通文墨’之辈。”
　　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原名誉院长于植元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讲：“有一年，我和侯宝林先生在一起半个多月，我说：你那个相声《关公战秦琼》得改，为什么？因为韩复榘虽是军阀，但他是一位学者。他的古文字学、音韵学的修养很深，诗写得好，字也不错。记得黄侃先生有一次在北京讲学，回来很激动地说：‘我发现了一个人才——韩复榘，那么多人听我讲学，只有韩复榘全懂。他对古音韵学超出一般人的理解。他是大家，诗写得好，字写得好。’沈阳故宫里有他的字。写文艺作品的人误会了他，他们是把山东督军张宗昌的事给韩复榘安上了，相声上这么一讲，韩复榘就是鲁莽之人了，这个东西很可怕。所以我们现在不学历史，只看文艺作品，看电影，听相声，以后还不一定把人都教成什么样子了。”（于植元讲，于丹等整理《传统文化刍议》，《白云论坛》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在山东多年从事文史研究的纪慧亭老人断言：“韩复榘并非老粗，当属于旧知识分子范畴。”（韩宗《韩复榘与西北军》）
　　猝然被杀
　　第三集团军撤守黄河南岸以后，从1937年11月16日，到12月23日，在此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内，战事相对平静。日军偶尔隔河炮击，飞机也来过几次，在济南丢几枚炸弹就飞走了。日机还来过两次空投“通讯筒”，发动“政治攻势”。韩复榘将日人通讯筒内的劝降信挂在办公室内示众，以示抗战到底。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济南视察防务，韩复榘与他讨论时局及战略问题。当时南京刚沦陷半月，人们记忆犹新，因此黄河防线能否守住，对于李和韩来说已不是问题，他们讨论的关键是，黄河防线一旦被敌突破，第三集团军将撤往何处。李的意思是第三集团军应撤进沂蒙山区，准备打游击。韩不同意，反驳说：“浦口已失，敌人即将打到蚌埠。他们节节撤退，我们没有了退路，岂不成了包子馅嘛！”会谈不欢而散。
　　韩子华说：
　　在父亲看来，将第三集团军赶到山里去打游击的计划不仅是极其荒谬，而且是别有用心的。他认定这是利用日本人之手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一个阴谋。父亲在与李宗仁会晤之后，认为蒋介石既然不肯给他出路，他只有自己找出路了。
　　李宗仁回到徐州，数次派人到济南，要求调回原由大本营配属韩部的炮兵第一旅第一团。该团辖两个山炮营，装备卜福斯山炮24门，此山炮系蒋介石以重金从国外买来的。
　　第三集团军缺乏重武器，为加强黄河防线，父亲曾向大本营要求调配重炮。蒋介石准所请，将炮兵第一旅第一团调至济南，沿黄河南岸布防。父亲对李汝炯山炮团很重视。李宗仁欲将山炮团调走，父亲执意不放。他对李宗仁派来的人说：“这个炮团是我直接要来的，你们自己可以向中央要。这个炮团在抗战时期，绝对不能给你们调走。”但最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卜福斯山炮团还是被强行调往津浦线南段，先后配属第一二二师、第二十五师。
　　对此，父亲十分气愤。他对何思源说：“蒋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抵住日军，原说派重炮支持的，到快用的时候，忽然抽调走了。他们不守南京，却叫我们死守济南，叫我们用步枪跟日军拼么？”
　　李宗仁对此也十分气愤，认为是父亲没把他这位司令长官放在眼里。
　　经过历时一个半月的鲁北作战，韩复榘深感自己的部队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都与日军相去甚远，如继续与日军死打硬拼，只徒供牺牲，于事无补。在刚刚结束的淞沪会战与南京会战中，国军分别投入78个师及14个师，最终仍以失败告终，第三集团军的5师1旅能守住漫长的黄河防线吗？他认为，在长期抗战之大战略下，与其死守黄河，悉数被歼，不如有计划撤退，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实际上，韩复榘早就持有“中国抗日必须西撤而后反攻”的战略思想。他曾向视察山东防务的蒋百里明白表示：对日不求现在决战，但求能战能退，中国军队必撤至平汉线以西，待得到国际援助后，再反攻过来，方能取胜；如目前即进行决战，徒供牺牲，不如暂时保存实力，以待来日。”这一观点与蒋百里关于我们的国防线应以“三阳（洛阳、襄阳、衡阳）线”为准的理论不谋而合。
　　韩子华说：父亲离开济南后，李宗仁电令其死守泰安。父亲在来电上信手批了8个字的感想：“南京不守，何守泰安。”参谋处将父亲所批字句当作复电，直接拍发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李接电，又是大怒，将韩电转给蒋介石，指韩不听指挥，擅自行动。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韩复榘去了。从进入休息室，直至被绑架到汉口，其间都发生些什么事，由于没有目击者的第一手资料，因此都只是传闻，但有关蒋介石与韩复榘之间一段精彩对话却广为流传，其中以王一民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王曾任山东省政府参议、汽车路局局长，他写过一篇《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的见闻》的回忆文章，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文中说：“蒋质问韩：‘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是有胆量的，而且他是傲上的老资格。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负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未说完，蒋正颜厉色地截住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正想开口反驳，可是刘峙就拉着韩的手，说：‘向方，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于是他拉着韩从会议厅边门（王说这一幕发生在大会议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确有此事，也应发生在休息室——韩子华补充）走了出来。刘峙装着很亲热的样子，握着韩的手走进院内，早有准备好的一辆小汽车。刘峙手指着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韩先上了车。刘峙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说时就把车门关上了。在这个时候，汽车前座上有两个人爬到后车厢里来，分左右坐在韩的两旁，出示预先准备好的逮捕令给韩看，并对韩说：‘你已经被逮捕了！’韩起初还以为前座上两个人是刘峙的随从副官，看见了逮捕令，至此才知道两人是军统特务。”
　　1月21日开始审讯，问韩以下各条款：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强迫鲁民购买鸦片等。法庭上，韩复榘只昂首微笑，一句也不答复，也不请求宽恕。“为什么调鹿钟麟当审判官？是因为鹿钟麟是父亲的老上级，蒋介石故意派鹿钟麟来，告诉外界这不是在剪除异己，这是你们自个人审自个人。”不久，武汉的报纸根据法庭的公报，报道了大审韩复榘的消息。
　　鹿钟麟曾向人披露何应钦主审就三件事情问话：一、何问韩：“你有两个老婆，为何还娶日本女人？”韩愕然，说：“那是沈鸿烈（青岛市长）葛光庭（胶济路局长）他们与我开玩笑，叫过日本条子，逢场作戏。”二、何问：“政府三令五申禁鸦片烟，你为什么还贩卖烟土？”韩说：“那是宋明轩（宋哲元，字明轩）老早送给我的一千两，家里女人们存着的。”三、何问：“山东民团**，你为何擅自收编？”韩说：“那也许是民团指挥张骧武、孙则让、赵明远他们办的吧！” 鹿钟麟在说完这段问答后顿足叹息：“你看韩复榘，这不是逐条承认又是什么！真像小孩子一样！”（孙桐萱《韩复榘被扣前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冯玉祥在1月22日的日记中对庭审的细节也有所披露：“一时，孙连仲来会……谈及韩向方事，孙请便中设法，勉尽朋友之义。我告以向方平日所为，功过自有定论，吾人不能予之挽回……当审讯之际，鹿曾询以究以委员长据守济南之命令在先，抑或李司令长官令其退却之电在先。是本予彼以减轻处分之一线途径，而韩竟答以委员长命令在先。复询以声言将退汉中果有此事否？设彼如否认，当亦稍减罪名，而彼亦毫不隐饰，且谓彼仅戏言耳。似此，他人亦无能为其尽力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五册）》1938年1月22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确如冯玉祥日记所言，韩复榘案，众人已经无能为力了。1月25日，《扫荡报》再次发表了中央通讯社的一条消息：
　　韩复榘既于本月24日执行枪决，特将判决书摘录如下：
　　……韩复榘不奉命令，无故放弃济南及其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24日晚7时，一名特务上楼对韩复榘说：“何审判长请你谈话，跟我就去。”韩复榘起身欲走。特务问：“家里有没有事？你写信我们可以送到。”父亲说：“我没有家。”随即下楼。他走到楼梯中间拐弯处，发现楼下已布满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军警。他对前面领路的特务说：“我的鞋小，有点挤脚，我回去换双鞋……”遂转过身去，刚要上楼，背后枪声大作。（王一民《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杀的见闻》）
　　1954年，韩复榘的灵柩由其子女迁往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安葬。
　　与蒋介石、张学良、李宗仁的复杂关系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杀韩复榘呢？
　　韩子华的理解是，“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只是原因之一。“蒋介石之所以想杀我父亲，是因为我父亲一贯反蒋，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蒋介石认为我父亲不听他的话，早晚都有背叛他的可能，所以一直有杀他的意思。”在韩子华看来，西安事变时，父亲发出的两封电报已埋下了导火索。
　　1936年12月12日突然爆发的西安事变让韩复榘大吃一惊。当他连夜从北京赶回济南时，韩子华等家人都已经睡下了。在迷迷糊糊中，韩复榘笑着进来说：“告诉你们一个事儿，出了大事了。”
　　韩复榘一发话，韩子华等孩子们爬了起来。他说：“张汉卿把老蒋给扣起来了。”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山东民国日报》打来的。报社请示韩复榘：明天新闻见报，是否要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
　　韩子华听见父亲在电话里说，“你们打算怎么取？什么张逆学良、杨逆虎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不就完了吗？他们是不是将军，是将军不就完了吗？谁给他们起名叫张逆、杨逆的？”
　　这次的亲耳所闻，让韩子华坚信父亲是支持张学良的。“后来父亲发了两个电报，一个叫‘马电’，另一个叫“漾电”。‘漾电’是与宋哲元联名发的，而‘马电’是个密电，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漾电’我看过原文，电文是讲和的意思，‘马电’却没有看到过。全国的头面人物都一致声讨张学良、杨虎城，唯独我父亲拍了个电报，支持张、杨。这个电报拍出去就把蒋介石得罪了。”
　　韩复榘在电报里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马电”立刻被南京特工破译，一石激起千层浪，南京高层极为震动，立即派蒋伯诚飞济南晤韩，同时电询宋哲元意见。蒋伯诚对韩复榘说：“蒋夫人及宋部长正准备亲赴西安谈判，委员长脱险指日可待了，你怎么还发这种电报呢！”
　　为挽回局面，宋哲元、韩复榘于12月23日联名发表“漾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漾电”有悖于何应钦倡言的“军事与政治兼顾之解决办法”。“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至于具体有效办法，悉待诸公迅速洽议”。（《宋哲元先生文集》，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显然，这一“合谋”建议让南京方面仍然愤怒。
　　可以说，西安事变让蒋韩之间的嫌隙公开化，梁漱溟对其中的利害关系几乎脱口而出：“韩在无意中得罪了蒋，所以蒋把他枪毙了。怎么样得罪蒋呢？就是西安事变……韩答复一个电报到西安，他就提议说，怎么样处分蒋，我们大家开会商量。这样一个主张并不利于蒋——共同商量对蒋如何嘛。可是这个电报出去之后，蒋已经出来了，蒋看见这个电报……”〔梁漱溟、（美）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
　　对于引火烧身的“马电”，韩复榘曾向孙桐萱解释，不过理由让人大跌眼镜，“那是给张汉卿捧场的，因为他过去在我们打刘珍年时帮了很大的忙”。（孙桐萱《韩复榘被扣前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下午5时50分，获释的蒋介石抵达洛阳。据说，韩复榘正在山东省政府打麻将，听到这个消息后，当着南京方面派到济南的蒋伯诚的面，把眼前的牌一推，说：“这叫什么事嘛，没想到张汉卿做事情这么虎头蛇尾！”（王禹廷《西安事变酿成巨祸》，《传记文学》1986年第49卷第5期）
　　西安事变，韩复榘从中揶揄，只是蒋韩不和的插曲，其实两人矛盾潜伏已久。
　　此外，李宗仁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也推波助澜。1938年夏，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特别代表大会，何思源遇见何应钦，谈起韩复榘被杀之事。何应钦说：韩复榘被杀，主要是因为他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影响军心。“韩太刚愎自用，特别是得罪了李宗仁。李宗仁告韩不听命令。”何思源认为，“何应钦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何思源《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二何的谈话是两位国民党高层之间的私下交流，官腔应该少一些，何应钦又是韩案的审判长，他特别强调父亲的两个电报得罪了李宗仁，是他被杀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在开封扣韩前后都曾与李宗仁、白崇禧磋商，足见李确实参与其谋”。
　　韩复榘与李宗仁的冲突或有深层原因。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了四个对日作战指导方案，在第一号训令中宣布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五战区即苏北及山东省。在韩复榘看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非他莫属。但是，蒋介石却突然宣布长期反蒋的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不服李宗仁，对李宗仁的“全面抗战，何分彼此”、“南京不守，何守泰安”复电极具傲慢，其拒听指挥、刚愎自用的做派让北上指挥的李宗仁颜面尽失。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冯玉祥并没有对韩复榘进行积极营救。冯玉祥在1938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说：“余对此事之看法——韩既押解来此，多人即纷纷电余，请为之缓颊。然余皆置之不顾。因一则不可因私而废公，因小而失大。一则吾人固宜静候政府之处理，自知吾人之言不足为之助，反贻他人以口实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五册）》1938年1月26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这显然是托词。
　　事实上，冯玉祥与韩复榘的关系甚是微妙，亦敌亦友、亦父亦子，有恩怨、有依仗。及至韩复榘被扣，冯玉祥并未积极奔走。
　　那么，对于韩复榘案，其家族后人的看法又如何呢？韩子华等韩氏后代向笔者回应时的口径几无二致：“不管蒋介石出于何种动机，在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蒋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追究父亲的责任，应无话可说。判决书中把“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定为他的主要罪状，是没问题的。因为他的确没有遵照大本营的命令去‘死守泰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常识。‘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就是犯罪。”

射声

一、舒适存回忆远征印缅



    第八军驻防湘西，物资缺乏，生活艰苦，然而敌愾同仇，上下一心，军部也有一个具体而微的俱乐部，我曾题戏臺联云：「铁板铜琵，高唱大江东去；厉兵秣马，岂容小丑西来。」苦中作乐，更觉有趣。
   
    三十二年春，我奉命免除刑役，调任驻印新编第一军参谋长，於阴历元旦，由王家厂起程，翻山越岭，至三斗坪乘船前往重庆，我妻潘芝芬因為相去万里，人绝路殊，不免黯然，以后隻身回长沙，於风声鹤唳中带着不满两岁的铁汉孙儿，走桂林，奔贵阳，到昆明，极尽流离之苦，我到印度的明年，曾有元旦寄内诗云：「去年此际赋长征，饮罢屠苏仗剑行，一路平安卿祝我，三湘烽火我怜卿，衡阳有雁书频寄，佛国无亲岁又更，料得归期应不远，凯歌声裡好相迎。」这是后话。

    我到重庆，带了少数幕僚直飞印度，越过横断山脉时，高空飞行，氧气不够，四肢瘫软呈昏迷状，到丁江着陆，才恢复常态，丁江有招待所，食宿都很方便，次日续飞兰溪降落，改乘汽车至蓝姆加营地，着手组织军部。
   
    新一军是由入缅部对於英军撤退后，归路被敌切断，辗转入印之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和新编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编成的，此外有抱兵三个团，工兵两个团，战车七个营，汽车兵一团，骡马兵一团，及通信兵、宪兵等，均直属於驻印军总指挥，总指挥是由中国战区参谋美人史迪威中将兼任，军长是郑洞国。
   
    兵员补充，是由国内各管区徵调，选精壮者送昆明，再加挑选，空运丁江基地，着陆后，将国内穿去之全新布质军服棉毯等，付之一炬，换发美式服装，理髮、洗澡，经过体格检查，注射防疫针，然后用火车向蓝姆加营地输送。
   
    装备补给，概由美方负责，营养卫生均够水準，故士兵体力精壮，较之国内，眞不可同日而语。
   
    训练是由美籍军官按课目性质，分别设置固定场所与器材，受训部队，轮流演练，是為轮带式的训练。
   
    我们在滇越、滇缅的国际路线全被切断之后，驻印军的主要任务，是进出缅北，打通中印公路，在系统上属於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英人蒙巴顿爵士指挥。
   
    我们进出缅北的路线，是由阿萨密省之利杜，经新平洋至猛拱，崇山峻岭，原始森林，除少数野外人外，人跡不同，故又称野人山，使用大兵团在此地区作战，实為绝不可能之事，然而人定胜天，在不畏艰难的蛮干下，由利杜修筑公路，不分昼夜，悉力以赴，至三十三年秋，公路已接近新平洋盆地，驻印军攻击开始，一面前进，一面筑路，终於逐次击败敌之顽抗，进出密支那以南地区，打通中印公路，敌之战力渐成强弩之末。
    驻印军於攻击开始前，曾由国内加调两个陆军第十四师、第五十师，扩编為两个军。以陆军第五十师及新编陆军第三十八师，為新编陆军第一军，孙立人為军长。以陆军第十四师及新编陆军第二十二师，為新编陆军第六军，廖耀湘為军长。我在第一军参谋长任内，曾兼任驻印战车训练班主任，於攻击开始时，辞去兼职，於扩编时，奉调為新六军副军长，於缅战结束后，由猛拱率全军汽车三百餘辆，开回昆明。
   
    史迪威个性偏执，且受共党宣传影响，对我政府存有偏见，罗斯福总统终於尊重我最高统帅意见，将他调回。
   
    史迪威的偏见，影响中美国交及战后国际局势，至深且鉅，这是后话，他在中国战区任职期间，认為中国的兵是好的，军官是低能的，愈高愈低能，我认為我们的军官在抗战初期的作风，办事颇有官僚气，不免流於空疏，因此我们和友邦合作，定要有科学头脑，办事要讲求效率，不必敷衍门面，有时需要委屈求全，但应不卑不亢，愈能保持民族自尊的严正立场，愈能受到敬重。


    新六军於三十四年夏，缅北胜利之后，空运昆明，秋初空运芝江，进出於安江以东地区，迎击洞口方面之敌，正在準备中，爆竹之声，响遍大地，日已无条件投降。
   
    日据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部，派金井武夫少将飞芝江，向何应钦上将接受命令，并请示投降签字事宜，去后，我卽奉命率步兵一连，通讯兵一组及少数幕僚，随同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一行，由芝江直飞南京光华门外降落，金井武夫率总部幕僚在机场迎候，我们乘随机带来的吉甫车进城，暂驻华侨招待所筹备受降签字典礼，一切进行顺利，濶别八年的首都，一旦首先归来，兴奋不可言喩。
   
    受降典礼，於九月九日九时在陆军军官学校礼堂擧行，我方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最高统帅受降，日方由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寧次大将代表日政府无条件投降签字，我以担任警卫，躬逢其盛，為一生最感快意之事。
   
    日方在签字之初，尚欲保留其所佩军刀，我方认為军刀也是武器，且有武士道的象徵，乃予拒绝，又签字时原拟令冈村寧次在军校前门外下车，嗣又念其年老，前门至礼堂有一段较远的距离，乃改在礼堂大门前下车，这也是无条件投降的况味，然较隻古人肉袒牵羊，衔壁舆櫬，则又宽厚多了，至於豁免赔偿，遣返俘虏，保留天皇，不派占领军，尤為天高地厚，仁至义尽。
   
    此时新六军全部均由芝江空运到达首都，曾游行市区一週，以与濶别的父老同胞见面，市民见到八年抗战的国军，尚有如此精壮整齐的队伍，殊出意外，无论男女老幼，莫不欢呼讚美。
   
    京畿一带的日军，由新六军逐次缴械，我负责联合政党人员办理日侨俘的集中，逐日派兵在每一街巷监视并保护日侨用汽车送至挹江门外的集中营暂住，物件的携带，房屋的封存，都有详细规定，秩序非常良好，执行人员，秋毫无犯，事后曾获得众口同声的称讚。
   
    我於南京日侨集中完毕后，又奉命带兵一连至镇江接受日军第三师团之缴械，师团长辰已荣一曾将其所佩军刀献给我，说是七百年的家传宝刀，并对我国优待战俘，表示感谢，有人说：「接收」就是「刼收」我是一无所取，只有这把军刀，我曾带回长沙，原想永留纪念，以誌国家之盛，如今又不知流落何所了，惟盼望再有胜利还都的一日。

    新六军奉命移驻上海，我於镇江缴械完毕后，卽先行赴沪接洽兵力配置与驻地，汤恩伯将军曾作详尽指示，军部驻江湾，防务交接未久，又奉调赴东北戡乱。
   
    军以登陆舰运输至葫芦岛登陆，但现有服装不适於东北的严寒天候，我於耶诞之夜奉派先飞天津，接洽御寒被服，旋飞锦州与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商洽，（司令长官杜聿明，参谋长赵家驤）区处登陆集结诸事宜，时正大雪盈尺，白茫茫的银世界，蔚為壮观。
   
    部队陆续到达，我又奉派进至沟帮子，指挥盘山、辽中、新民、法库、黑山地区之作战。
   
    新二十二师进驻盘山、辽中间之沙岭，匪酋林彪欲乘我集结未毕，进出辽河西岸，切断锦潘铁道，在辽河以东纠集匪众，号称十万，围攻沙岭，以人海战术猛攻五昼夜，我军以其炽盛的火力，沉着的士气，屹立不动，匪死伤惨重，终於溃窜，事后据俘匪及当地居民声称，匪的伤亡当在万人以上，这是东北戡乱毙匪最多的一役。
   
     沙岭战后，我军顺利进入潘阳，我在沟帮子奉派指挥胡家驥、李则芬两师攻略营口、牛庄、海城各要地，胡师由盘山沿铁道直迫营口，李师则上级指定由三河口渡河向牛庄、海城前进，我率李师到达三河口时，正值解冻之期，河水汹涌，并无任何船隻，眞是望洋兴叹，我想此河上流一分為三，河面必窄，河水必浅，渡河材料也容易获得，经就地查询，确是如此，乃决心改由沙岭渡河，终於克服诸种困难，一天渡过三河，（辽河、太子河、猪婆河）进抵牛庄，匪已闻风逃窜，次晨继续东进，略遇抵抗，卽日收复海城，与营口、鞍山取得联络。
   
    我虽身居副贰，常被派担任一方面之作战，於收复海城后，又率陈林达及罗友伦两师，攻略西安、东丰、海龙各县，尔后进驻永吉，任前进指挥，旋升任第九兵团中将副司令官，晋授三等云麾勋章，驻长春。
   
     三十七年夏，戡乱形势，渐见逆转，我曾向上级建议，戡乱是世界性的战争，必须作长期的艰苦战鬪，在友邦未觉醒之前，更要趁早做更坏的打算，及时收缩战线，集结兵力，為确保江南之计，如此妄言，当然不被接受，此时我又奉命兼陆军第七训练处副处长，负实际编练之责，（处长由行辕主任卫立煌兼）由潘阳空运刘梓皋、黄建墉、黄文徽、张越群等四个师的干部至锦州，补充训练，此时东北形势更坏，我又建议长官部，应趁林彪匪军的大规模攻势準备尚未完成以前，断然放弃长春、潘阳，集结兵力於锦州、义县地区，在大凌河西岸，构成坚固阵地，一面肃清锦州以西之北寧路两侧地区股匪，使与平津联成一个整体，海上、铁路、空中交通无阻，补给容易，兵力集中，準播迎击西犯之匪，较有把握，但人微言轻，徒付空谈而已。
   
    我於四个师的补充训练，粗告完成时，奉令撤消训练处，调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服务，揣返南京。

    三十七年秋，我从锦州回到南京，杜聿明久病初愈，受命為徐州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刘峙）组织前进指挥部，负实际指挥之责，他右足不良於行，以其蹣跚的步履，爬上安乐酒店三楼邀我出任第二兵团副司令官兼前进指挥部参谋长，我以义不容辞，遂与同飞徐州。




    二、



    1932年8月21日，红三军团二师攻占江西宜黄县城。31日，敌人以优势兵力反扑，红二师被迫撤离县城，转移到宜黄与乐安之间的山区休整。此时，面对国民党大军压境，红军战斗异常激烈、生活异常艰苦的环境，郭炳生心生埋怨，对革命不满的思想开始流露。尽管红三军团在上犹、崇义、桂东、南雄、乐安等地打了一些胜仗，但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盛行，因而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当时部队又流行疟疾、痢疾等疾病，厌战情绪逐渐滋长。在这严峻的环境下，作为红二师师长的郭炳生进一步丧失胜利信心，乃至悲观绝望。

    稍后，国民党军队对红二师再次重兵围剿，郭炳生遂萌生叛逃思想，以“彭雪枫政委阵亡，陈毅司令员要部队向湖南转移”为由，率领红二师五团向抚州白区开拔。彭雪枫得报后，迅速带领几名警卫，追上了郭部。

    郭炳生见自己的行动已经彻底败露，无法继续掌握部队，便想杀掉彭雪枫继续裹胁部队西进，但一直没找着机会对彭雪枫下手，只有硬着头皮随部队一起向苏区挺进。没想到当晚大雨倾盆，夜黑雨大，又在深山里行军，郭炳生趁机带着特务连几个亲信逃往乐安投敌。　

    彭雪枫率领五团和特务连经过十三个昼夜的奋战，终于到达东韶地区与师主力会合。后来，为表彰彭雪枫飞骑追叛逆、舍身救部队之功，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全苏大会上，中央军委特地授予他一枚“红星奖章”。

    郭炳生叛变以后，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新编第三十七师师长的头衔。当时正值第四次反“围剿”的关键时期，国民党遂利用郭炳生叛变这件事大做文章，到处散发《郭炳生告红军官兵同志书》等传单，企图瓦解红三军团。

    据黄克诚将军回忆，红三军团当时确有个别干部受到诱惑而发生动摇，相继跑掉了几个人，一个是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舒适存，一个是军团供给部长陈宗实。这两个人跑到南京以后，蒋介石委任他们为上校参议。

    只是冤家路狭，没过多久，郭炳生就在1933年7月宁都与宜黄交界的一次战斗中被红二师的战士发现，异常痛恨叛徒的红军战士用步枪排射，集中火力把这个可耻的叛徒乱枪击毙。

    视若亲生的爱将郭炳生的叛变，使得彭德怀格外痛心，久久才从牙缝中吐出“叛变投敌，子不如父，甚为可耻！”气得几天都吃不下饭。

    舒适存原毕业于湖南讲武学堂，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团副，后来他参加红军就带有很大的投机性。舒适存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素质，又当过红军的高级干部，为蒋介石提供了不少红军的情况和材料，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解放战争时期，舒适存先在东北任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后来当了杜聿明的参谋长。因为以前是共产党而受过杜聿明的怀疑。淮海战役结束时，正赶上他奉杜聿明之命赴南京向蒋介石汇报而幸免被俘。国民党撤离大陆退守台湾以后，他曾任台湾警备副司令。



    三、





    8月25日晚，何应钦在芷江总部收到冈村宁次发自南京的电报，内称冷欣中将及南京前进指挥所的住宿、办公地点及交通工具已安排妥当；大校场机场的布防也已移交中国军队孙桐岗上校的伞兵一营，指挥塔已被孙上校直接控制等等。

    8月27日晨6时，汤恩伯所部与美军伞兵，在上海机场空降着陆。

    8月27日下午2时，来自湖南芷江的第一架C46美式军用运输机，降落在南京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的跑道上。机上载有新六军前进指挥所吴传薪上校等5名军官，以及通信兵等。

    10分钟后，第二架飞机降落，机上载有陈应庄上校和部分宪兵部队，另有二辆吉普车。之后，每隔十多分钟，就有一架军用飞机降落，不一会功夫，就降下第三、四、五、六架飞机，每架载有新六军官兵52名，前进指挥所官员32名，以及宪兵30名。

    从飞机上往下看，故都南京虽然河山依旧，却是满目疮痍。不尽长江依然滚滚东流，却不见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中山先生陵墓仍然雄踞钟山之阳，但是显得十分冷落。机场上荒草丛生，几架日机停放在凄凄荒草中，无人过问。偶有几名日本兵无精打采地在巡逻。但在附近劳作的村民们，看到了阔别了八年的中国飞机后，马上挥动着草帽毛巾涌过来……当时，中央社一名记者随机回到南京，他在一篇《随机进入南京记》中这样写道：下午，飞机抵南京长江江面，燕子矶到了，毓秀钟灵的紫金山上，壮丽如昔，一会功夫，就看到了中山陵闪闪发光的建筑，大家全部起立，肃然起敬。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十多分钟，大家涌到了窗口，国府、外交部、新街口、中山大道、博物院，都映入了眼帘。每个人都是热泪盈眶，难以自已。八年了，走的时候还是毛头小伙，如今已年届中年……

    下午2时40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南京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乘坐的第七架飞机，降落在机场跑道上。同机随行的有主任参谋陈倬、参谋宫其光等，以及参议顾毓琇、邵毓麟，设计委员龚德柏等人，还有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新六军十四师师长龙天武，海军少将陈容泰等人。随冷欣抵南京的官兵共159人。

    冷欣一行下机后，今井武夫等日军军官恭恭敬敬地列队走向飞机，在机舱门口迎候。此时的冷欣，只是对迎接者冷冷地略作表示，然后在机场上向中国军队官兵作了简短的讲话，又在日军临时准备的帐篷中稍事休息后，就将带来的国旗插上吉普车扬长而去，显示出战胜者的姿态。车队直驱位于城西北的铁道部1号官舍孙科公馆（今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冷欣及先期赴南京的先遣人员均下榻于此。休息十多分钟后，又赴东郊中山陵晋谒国父孙中山。这是国民党军政要员返回南京后通常的程序。随即，设在华侨招待所（今中山北路江苏议事园）的南京前进指挥所即告成立。

    8月27日黄昏时分，又有5架中国飞机降落在南京大校场机场。这次主要运载的是军用吉普车和一些军用物资，同时带来了何应钦给冈村宁次的8--13号备忘录。备忘录的中心内容，就是“命令所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不得有一枪一弹落入共军之手；所有日军占领的土地，不得有一尺一寸让共产党占领。如有共军前来接收，应断然拒绝或击退，坚决保持原有地域”。

    冈村宁次随即复电何应钦请示，“为了不使土地和装备落入共军之手，拒绝共军的接收，日军应保持战斗状态，可否缴械从缓”。

    陆军总部经过讨论后认为，其他一些要求如越南、香港等地的接收不在冈村所指挥范围之内、清扫水雷任务无法按时完成等等，可以答应，但对武器装备和土地的处理则毫无商量余地，电报措辞极为强硬，称：凡正式奉命接收的中国军队，均须有陆军总部的正式命令，否则日军应严行拒绝，务必做到不使一寸土地、一枪一弹落入共军之手，否则日军当局负全部责任；中日军队在交接中发生共军扰乱袭击时，日军应受国军指挥，共同作战，击退共军；战略要点及交通干线，交接前被共军控制的，日军应协助国军夺回固守之。而对于冈村宁次要求延期缴械之事，则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态度，以至到10月份新六军调防、七十四军接防时，日军还没有完全缴械。






    回到徐州后不久，黄百涛兵团就被歼灭，黄维兵团也被包围了。经蒋介石批准，杜聿明决定撤出徐州，撤至淮河，原定的是李弥负责掩护，各部队交替撤出，没想到命令一下，所有的人都争着往南撤，谁也不听谁的，把路堵的死死的，连杜聿明的车的开不动，只好下车由卫兵搀着往南跑。

    在路上，文强的手下抓到了七个共党的便衣人员，情况报告给杜聿明后，杜让就地枪决，文强觉得这样违反国际法，就自己做主关了起来，后被困陈官庄时，因粮食困难，军法处长埋怨说咱们粮食都不够吃，还要喂他们，文强就让手下把他们放了。

    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因为两条罪不能特赦，一条罪是放毒气弹，一条罪是杀了七个解放军武工队的人。北京去的人审查这件事的时候，杜聿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得不得了，文强就告诉他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

    已经过了十年了，如果这七个人还在，恐怕都升官了，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可以让北京的人去查。又说放毒气弹也没你什么事，陆军没有毒气弹，那是南京派空军来投的，这个罪可以归到南京，再说那天扔的也不是很毒的东西，只是催泪瓦斯。

    后来北京审查组专门寻找那七个人，七个人都在。


    杜聿明在1959年12月特赦，比文强早出来十五年，杜聿明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中共最后在对被俘人员定罪时，将文强定为甲级战犯，排名比杜聿明还高，搞的文强很不理解。

    1949年１月, 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四十多万人被包围在陈官庄，没有粮食，没有医药，完全指望南京方面的空投。南京方面也拼了命，每天空投达到120架次。除了空军的运输机连“中国”、“中央”两个公司的民航机，几乎都全部出动了。可是，收到的粮食和弹药只是投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多数都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文强觉得负责空投的人有问题，去找杜聿明，杜说：这是他的老部下，滇缅路打日本时就跟着他，不会有问题。

    后来才知道，那个空投司令真的是个共产党。文强被俘后，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来看他，文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你怎么把共产党的衣服穿起来了？”他说：“我不瞒你们说，你们要我当空投司令的时候，我早就是共产党了。”

    杜聿明让参谋长舒适存去南京求援，文强就让舒给他买几件老百姓穿的衣服，以方便逃跑，几天后舒回来给文强带来了一身高档西服。文强一见，气的大骂：我是要突围化装出去，这个衣服穿得出去吗？要是当个外交使节还可以。舒说：这套很贵的。文强说：贵？穿得出去吗？生怕共产党认不出来吗？

    舒适存后来又去南京和空军商量空投事情，去了后就再也不回来了，杜聿明也没办法，只好提文强做了参谋长。

    舒适存后来去了台湾，先后当上了台湾防卫副司令和国防部战略计划委员会委员，一直干到1967年退役，退役后改去学校教书，专教史记和吕氏春秋。

    解放军发动总攻后，杜给文强打电话，说午夜12点到邱清泉的第五军军部集合，然后随他突围。文强到了军部，发现杜早已经跑了，文强身边只有九个人，没有办法，只好换了身尉官的衣服往东南跑。差不多跑了二十多里地到了一条河边实在跑不动了，这时遇见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十五六岁样子，文强的副官问打不打，文强想打死他们也不一定能跑的出去，就让手下把枪都扔都地下，这些小孩上来就抢武器，把武器抢了，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收武器，忙着背枪回去报功，也不理睬他们。文强地手下说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你们各自逃命吧。当时文强身上还有一支戴笠送他的左轮手枪，就把手枪握在手里，准备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这时，一个卫士一把抢过手枪，丢到后面的地上去了，抱着他大哭，这时来了几个解放军的兵。把他们俘虏了，送到离陈官庄大约二十多里路的解放军的俘虏营。
   

    关于对廖耀湘的评价，他的同事，原新六军的参谋长舒适存，曾经写道——

   “廖氏秉性骨梗，不谙世故，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酒食征逐，更是外行。”

   “不逢迎上级，朋友之间，更少周旋，家中宴客六菜一汤，入席时每人斟酒一杯，不斟第二杯。”

   “惟一嗜好，就是训练，每逢军队驻定，即亲率连、排、班长，从事实战演习，亲身示范，乐此不疲。”

   “与人说话，喜直呼姓名，人以为忤，他则认为这是够朋友的亲热表现，说他骄傲，想是由此而来。”

    说到底，他也只不过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军人罢了，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