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一键登录:

查看: 1753|回复: 17

[转帖] 抗战之国际援助及其通道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9-2-14 15:52: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苏联各次援助



苏联对华援助:
  第一期贷款协定于1938年3月1日在莫斯科签订,数额为5000万美元:
  第一笔合同在1938年3月3日签订,自3月5日至6月10日履行。中方所得军火为:
  飞机 CB 62架(单价110000美元,总价为6820000美元)
  飞机 И-16    94架(单价40000美元,3760000美元)
  飞机 И-15    62架(单价35000美元,总价2170000美元)
  飞机 YTИ-4    8架(单价40000美元,320000美元)
  飞机 TB-3     6架(单价240000美元,总价1440000美元)
  预备发动机零件   6530000美元(含备用发动机、飞机及发动机之附件及零件暨特种器材,中方资料为653079美元)
  特种汽车      421000美元(原文为特种汽车,应为译文有误,中方资料为汽车运输起动装置器、汽油机器等)
  预备武器及全副弹药 6960437美元(中文称为备用武器及飞机上战斗设备40套,但亦为6960437美元)
  坦克T-26      82辆(连同无线电设备,坦克单价为21302美元,总价1746764美元)
  预备发动机、零件及修理车 374076美元(中方资料称为修理厂,应为修理车)
  高射炮及电引车及连接器材与各种高射仪器 374076美元
  ****高射炮  76mm   20门(中方称为76公厘1931式高射炮,单价20000美元,总价400000美元,中方资料另有备用炮膛40副,单价1500美元,总价60000美元,苏方资料中缺)
  ****反坦克炮 45mm   50门 (单价7000美元,总价350000美元)
  反坦克炮弹药箱   100个 (单价1425美元,总价142500美元)
  马具        182副 (单价198美元,总价36036美元)
  军用仪器      311800美元
  大炮及坦克弹药   3178810美元
  中方资料中有另有T26坦克牵引机及3A、3ИИ两种挂车582387美元。
  如外加上述器材组织费(各项器材组织使用费用,为总值2%)594533美元,合计为30321164美元。
  -------------
  第二笔合同于1938年3月11日签订,自3月15日至6月20日履行,中方所得军火为:
  马克西姆-托加莱机枪  500挺(单价180美元,总价90000美元)
  马克西姆机枪      300挺(单价600美元,总价180000美元)
  德克恰廖夫式机枪    1100挺(单价为225美元,总价为247500美元)
  机关枪枪弹       1000万发(每千发25美元,计250000美元)
  ****野炮76mm        160门(单价6580美元,总价1052800美元)
  ****榴弹炮115mm       80门(单价12000美元,总价960000美元)
  ****反坦克炮37mm      80门(单价1330美元,总价106400美元)
  76mm野炮炮弹      16万发(单价13美元,总价2080000美元)
  115mm榴弹炮炮弹     8万发(单价30美元,总价240000美元)
  37mm反坦克炮炮弹    12万发(单价3美元,总价360000美元)
  步枪子-弹        1000万发(每千发25美元,计250000美元)
  上述军火铁路运费202892美元,轮船装载费为40167美元,组织费仍为军火总值2%即159534美元,合计8379293美元。
  -------------
  第三笔合同于1938年3月22日签订,自3月25日至6月27日履行,中方所得军火为:
  飞机И-15             60架(单价35000美元,总价2100000美元)
  飞机YT-1              5架(单价19500美元,总价97500美元) 什么飞机啊?蛮便宜的
  飞机全副配件、预备发动机及各种零件 3642469美元
  汽车3ИC-5             400辆(单价1120美元,总价448000美元)

  外加铁路运费、轮船装载费、包装费、修理工程队派遣费计3443251美元。
  (中方资料更为具体,原文如下248架飞机之航运953724美元计、232架飞机整套武装设备及特种汽车运输工具与飞机发动附件等之铁路运输,共用货车1198辆计233247美元,汽车运送И-15式飞机特种包装费及由铁路运输其他飞机之包装费计749676美元、И-15式122架与零件及十大飞机上武装设备用汽车运输之运费1195489美元、400辆汽车开运费10416美元、129节火车运送坦克车之运费27967美元、炮兵财产由铁路运费计244节火车之运费计87932美元、飞机武装设备30套、坦克车及炮类各装两轮之搬运费40253美元,修理队派遣费54547美元,可以看出这是包括前二笔贷款的相当费用),组织费125759美元,合计9856979美元。

  三笔合同累计,中方实际用于购置军火费用计43991300美元。运费及行政费(组织费和派遣费)4406602美元。剩下1602098美元为苏联军事专家生活费。
  中方统计细致,象第二笔合同中马克西姆机枪800挺,但价格有两种,一种单价为180美元,另一种单价为600美元,中方单列统计,十分清楚,德克恰廖夫机关枪也有两种价格,同样是分开统计。另外中方验收人员亦多。王叔铭、蔡庆华、夏天、全铎、余人翰、刘唐领等人参加接收,杨杰又“详细核对无误”,故出错可能性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贷款包括了二十个苏械师的装备,每师装备每师115mm榴弹炮4门,76mm野炮8门,37mm反坦克炮4门,重机枪15挺,轻机枪30挺。

  这些武器实际上是先给军火后签订协议,大部分物资在合同签订前已运到中国。

  第一期贷款共动用48557436美元,剩余1442564美元转入第二笔合同动用。

  --------------------------------
  第二期贷款协定于1938年6月27日签定,数额也是5000万美元,第二期贷款协定是由2笔合同来履行的:
  --------
  第一笔合同于1938年7月3日签订,已待期限自7月5日至9月28日,总额为27172541美元,中方所得军火为:
  预备发动M-100 60个  (单价15150美元,总价909000美元)
  飞机CB     80架  (单价110000美元,总价8800000美元)
  CB飞机**装备  8套  (单价25314美元,总价273000美元)
  шKAC机枪    120挺  (苏方连同装备单价742美元,总价89040)
  机枪**配件  10套
  汽车M-25    46辆  (中方资料为M-15式飞机发动机46,单价6500美元,总价285200元)
  德克恰廖夫机枪  1500挺(单价225美元,实价337500美元)
  马克西姆-托加莱夫机枪 500挺(单价180美元,总价9000美元)
  ****反坦克炮37mm   100门(总价813400美元,另有工具零件修理工具及附件4900份,价格200000美元)
  ****野炮76mm     200门(单价6580美元,总价1316000美元)
  机关枪弹     2000万发(每千发25美元,总价509000美元)
  汽车3ИC-5    200辆(单价1175辆,总价235000辆)
  汽车3ИC-6  100辆(单价1470美元,总价147000)

  另有37mm炮弹490000发,单价3美元,总价1470000美元,76mm炮弹160000发,单价13美元,总价2170000美元,115m榴弹46861发,单价30美元,总价1405830美元,战斗机各项零件修理用具装备材料及甲板等758823美元,运输机各项备用零件修理用具装备材料1286755美元,达阿式、派凡式及舒卡司式机关枪在飞机上使用之子-弹连同子-弹带1140867美元。
  И-15飞机100架(苏方资料为120架),单价35000美元,总价3500000美元,И-15飞机附带装备10套,单价14300美元,总价143000,И-15飞机零件158296美元。
  -----------------
  第二笔合同签订于1939年6月20日,数额为19409773美元,履行期限自6月25日至9月1日,中方所得军方为:
  飞机дB3-2M87     24架
  дB3-2M87飞机**装备  3套
  飞机CB         36架
  CB飞机**装备     4套
  飞机И-15BИC     30架
  И-15BNC飞机**装备  3套
  飞机И-16(带4挺机枪) 20架
  И-16飞机**装备   2套
  飞机И-16(带炮)   10架
  И-16飞机**设备   1套
  飞机发动机       83个
  机关枪子-弹       510万发

  这两笔合同军火总价值为46582314美元。中方对此统计为51442564美元。其差额4860250美元,为运输、行政费用。



第二期合同共动用51442564美元(其中1442564美元为第一期剩余)。
  ---------------------------------------------------------------------
  第三期贷款协定于1939年6月13日签订,数额为1.5亿美元。第三期贷款由四个合同来履行:
  --------
  第一个合同签订于1939年6月20日,数额12936885美元,履行期限自6月25日至9月1日。中方所得军火为:
  各种型号的飞机炸弹  15370颗(中方资料为16500颗)
  高射炮弹          14400发
  飞机机关枪子-弹       191万发
  ****反坦克炮37MM        200门
  ****山炮76MM          50门
  马克西姆机枪        1000挺
  手提机关枪         3000挺
  马克西姆-托加莱夫机枪   400挺
  步枪            5万支
  步枪子-弹          1亿发
  各种口径和型号炮弹     50.2万发
  汽车3ИC-6         100辆
  汽车3ИC-5         400辆

  此批货物中方资料欠缺,只有杨杰将军提及为火炮250门、炮弹50多万发,机枪4400挺,子-弹1亿发,步枪50000支,卡车500辆,航弹16500颗,总价18622024元,远不如苏方详细。
  ————




第二笔合同在1939年下半年签订,数额为6860459美元。主要用于帮助中国建立航空战斗学校。其中3474459美元用来购置军事物资,余下3386000美元用于房屋设备、仪器、机场、射击场等。根据这笔合同运往中国的军火为:
  飞机YT-2、M-11     15架(单价39500美元,总价582500美元)
  YT-2M-11飞机**装备 4套  (中方资料为2套,单价22350美元,总价44700美元)
  飞机И-15BИC     8架  (中方И-15 Buc,单价35000美元,总价280000美元)
  飞机YTИ-4       4架  (单价40000美元,总价160000美元)
  飞机CB         10架  (单价110000美元,总价110000美元,中方资料另有飞机整套零件1套,总价15214美元)
  飞机P-10        8架  (单价81700美元,总价653600美元,中方资料另有飞机整套零件一套价值2350,CB机学习用之舱位2个,单价5000美元,总价10000美元)
  飞机И-16        8架  (单价40000美元,总价320000美元)
  飞机发动机       11台  (中方资料为M-103飞机发动机6台,单价15150美元,总价90900美元,M-11式发动机5台,单价4350美元,总价21750美元)
  载重汽车гA3-AH      8辆  (单价1710美元,总价13680美元)
  载重汽车3И-5       6辆  (中方资料为3uc-5载重汽车,单价1175美元,总价7050美元)
  小汽车M-1       6辆 (单价3060美元,总价18360美元)
  载客大汽车гA3-AH      2辆 (单价4465美元,总价8930美元)
  防疫车         4辆  (中方称救护卫生车,单价4400美元,总价17600美元)
  拖拉机         4台  (中方资料称CT3牵引车2辆,单价4190美元,总价8380美元,цT3牵引车2辆,单价6130美元,总价12260美元)
  起动车         2辆(中方称为汽车用始动车2,单价2800美元,总价5600美元)
  ---------------
  第三笔合同的情况下,当时手续未办,而先向中国提供了军火。提供时间自1940年11月25日至1941年6月。军火细目如下:
  勃郎乌格宁机枪   1300挺
  ****高射炮       250门
  ***76MM野炮 200门
  装甲炮拖 200套,
  炮弹 20万发
  子-弹        3700万发
  ****高炮 50门(其中76mm者20门,附炮弹3万发:37mm者30门,附炮弹7万发)
  高射炮弹      30万发
  拖拉机       20台
  飞机CB       100架
  飞机и-153 76架
  飞机и-16     65架
  飞机и-15     9架
  飞机**装备    23套
  炸弹        14600枚
  炮弹        18000枚
  汽车3иC-5     300辆
  石油产品      3313000美元

  该笔军火是1944年1月才由苏联政府交中国政府的。而合同是在1948年3月17日补订的,军火价格按合同签字时价格计算,为49520828美元。
  ---------
  第四笔合同情况与第三笔一样,因货单及认偿债务书迟送,手续当时未办,而先提供军火,价值为1123235美元。该合同在1945年3月17日签订,价格亦按当时行情定的。这笔军火提供时间在1941年6月以前。
  军火细目如下:
  飞机YT-2  2架
  飞机YTи-4 2架
  飞机发动机 21台
  机枪子-弹  16700发
  石油产品  107200美元
 楼主| 发表于 2019-2-14 15:58:20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tieba.baidu.com/p/3607304773?red_tag=2093912202

文/胡博
1938年5月3日,德国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正式下达了禁止对中国输送战争物资的命令,这使中国辛苦成立起来的调整师(即德械师)面临着武器补给断绝的尴尬境地。7月5日,在德国政府的不断催促下,驻华军事顾问团的最后27人起程回国,正式标志着中德军事合作的结束。
我国第一个机械化师诞生
失去了德国的军事援助,不少人因此担心国民政府能不能依靠原有实力继续坚持抗战。幸运的是,国民政府对此已有准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8月21日,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两天后,中方派遣以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出发前往莫斯科争取军事援助。经过洽谈,苏方出于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以中国牵制日本为目的,终于同意施以援手。中断逾十年的中苏军事合作再次成型。
经过中方的争取,苏联政府同意在援助飞机(包括飞行员)、坦克、火炮等重武器之外再以苏联装备武装起20个中国师,以此替代原本装备日益枯竭的德械师,使这些部队成为抗日战场上的新生攻击力量。对于购买所需的经费,和曾经支付德方的方式相同,用锡、铅、锑、镍、铜等金属原料,以及茶叶、生丝、羊毛、牛羊皮等来抵偿债务。中苏双方各取所需,对此结果都十分满意。
然而在如何装备这20个苏械师的问题上,中苏双方产生了分歧。中方认为,应该扩编野战师原有的调整师编制,尤其是各师都需配备一个足额的炮兵团,用来抗衡日军野战师团。而苏方认为,中方的这个设想并不适应新的战争需求,他们主张这20个师的装备应以苏联的轻装师为标准,使这些部队能在对日作战时发挥出足够的机动性。
中方经过讨论,谢绝了苏方愿意提供步枪的提议,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秉承国府意见,决定由中方自主步枪装备,将原计划购买步枪的经费改用到其他装备上。经过讨价还价,中苏双方各退一步,于1937年12月21日正式确定了20个苏械师的配备标准。具体情况如下:
每师装备76MM野炮8门(总计160门,附炮弹16万发)、37MM战防炮4门(总计80门,附炮弹12万发)、重机枪15挺(总计300挺)、轻机枪30挺(总计600挺),提供轻重机枪子弹1000万发。以上这些装备构成了苏械师的配备标准。从账面上看,苏械师将拥有德械师都不具备的炮兵团,这使同时期在抗日战场上的法械师都黯然失色。苏方当时并不知道,对于怎么装备苏械师,国民政府其实另有打算。
在1938年3月3日、11日和22日这三天,中苏双方接连签订了三笔军火贸易合同。在这三笔合同中,第一批和第三批主要提供的是飞机、车辆、坦克、高射炮、战防炮及其他相关军用仪器。计划用于装备苏械师的订单主要集中在第二笔合同中,计有500挺马克沁-托卡列夫轻机枪、1100挺DP27捷格加廖夫轻机枪、300挺PM1910马克沁重机枪、160门76MM野炮、80门M1930型37MM反坦克炮,并附有机枪子弹1000万发、野炮炮弹16万发、战防炮炮弹12万发,步枪子弹1000万发。
前三批装备于1938年3月到6月间经由新疆陆续抵达兰州。然而,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将这些争取到的火炮分散到各个苏械师去使用。首先,第一批运抵兰州的50门M1932型45MM战防炮被编组为炮兵第54团,第二批的80门M1930型37MM战防炮被编组为炮兵第52团和炮兵第53团。至于160门76MM野炮则陆续补充到炮兵第2团、炮兵第7团、炮兵第15团、炮兵第20团和若干炮兵独立营中。这些火炮还没同苏械师见面,就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1938年赴苏争取军事援助的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
对于剩下的轻武器,国民政府也不急于立即着手装备出20个师。军政部首先成立了一支新的部队,番号定为第200师。这个师是第一支获得苏械的部队,不仅如此,它还装备了第一批订单中的T-26坦克,炮兵第52团也奉命配属该师。第一支超越原定中苏协商方案的苏械师诞生了,这也是我国的第一个机械化师。
1938年7月3日,中苏两国进一步签订了第四笔合同。这笔合同,是经过中方争取、苏方同意新增的武器装备。其中用于装备苏械师的有1500挺DP27捷格加廖夫轻机枪、500挺马克沁-托卡列夫轻机枪、100门M1930型37MM战防炮,以及机枪子弹2000万发。
与此同时,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军政部开始筹组突击军,并选定第4师、第89师和第200师为该军的正式编制,由时任第20军团军团长的汤恩伯将军负责指挥。由于第200师已经完成了苏械的装备,所以这次变动,只是第4师和第89师两个部队里的轻重机枪换用了苏械。三个月后,由第200师抽调干部成立的新编第22师也装备上了苏式轻重机枪。上述三个师还装备上了第四笔订单中的37MM战防炮,使这些部队在缺编76MM野炮的情况下,成为第二、第三、第四个苏械师。然而,突击军并未编组完成,所属三个师即因任务有变而各往一方。
截止到1938年10月为止,苏方虽然提供了20个苏械师的装备,并增补了第四笔额外的2000挺轻机枪,但实际武装起来的苏械师却只有4个。
“天炉战法”源自苏联顾问提案
1938年7月5日德国军事顾问全部撤离中国后,第一批27名苏联顾问在苏联驻中国使馆武官M.И.德拉特温将军的率领下正式进驻重庆,这支顾问在此后的发展中逐渐扩大到300余人。继1925年之后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第二次在中国成立了。
对于苏联军事顾问团的首任团长,蒋介石属意由中国的老朋友布留赫尔元帅(在中国化名加伦)来华担任。但布氏实际上已经在两年前死于苏军内部的肃反运动,苏方对此不便明言,便改由曾在北伐时期当过通信顾问的德拉特温来担任首任顾问团团长。但蒋介石对德氏并不满意,苏方于是在一个月后又改派曾任布留赫尔助手的A.И.契列潘诺夫将军来华领导顾问团(此后继任顾问团长的还有К.M.科恰诺夫将军和B.И.崔可夫将军)。
在契列潘诺夫的建设下,苏联军事顾问团逐渐扩大,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宜昌战役等著名战役中也都有苏联军事顾问的身影出现。在对《武汉城市防御战斗指导计划》一案中,契列潘诺夫就提出“不应以泛滥为根据,应以工事及守兵为主。若防守困难,同时水位甚好时,可以泛滥。”契氏还提出,“攻者大部队来时,则相机撤退,小则歼灭之,此与防御列宁(格勒)城略相似彼时办法”。在说完自己的意见后,契氏主张“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只需避免各部队互相邻挨的情况发生,以一半以上部队向长江以北和以南集结,便于反攻时能够到日军的侧翼和后方去。要调动的是一段不大的距离,而在中国军队没有辎重的情况下,每条路都是方便的”。契列潘诺夫的这一提议对武汉会战的作战方案影响重大,但当时负责指挥的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没有完全采纳,反倒是后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契氏提案的基础上集合中国军队的自身特点,经过改良创造出了“天炉战法”,并以此接连取得了三次长沙会战的捷报。
苏联军事顾问在参赞机要的同时,各兵种及各战区的专项顾问也陆续得以设立,但在这些顾问中,真正与苏械师相关的只有坦克顾问别洛夫和炮兵顾问戈卢别夫、塔邦钦科、希洛夫。此外,契氏继续主张将第200师扩编为一个突击军,机械化部队则改由军部直辖。第5军(成立之初曾使用新编第11军的番号),这支在今后抗日战场上威名远扬的精锐部队就此诞生。
15个苏械师被保护起来
第5军成立时,第200师和新编第22师都已经装备苏械,新编入的荣誉第1师也随即换装苏械(换装武器为轻重机枪与战防炮,此后各苏械师也都以此为标准)。1939年初,国民政府又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在全国各战区寻找合适的战略攻击部队装备苏械。经过筛选,第1军、第2军、第71军、第74军和第85军所属各师在众多野战部队中脱颖而出。
由于第85军所属的第4师和第89师已经换装过苏械,所以这次实际换装苏械的部队计有第1军所属第1师、第78师、第167师;第2军所属第9师、第76师、第103师;第71军所属第36师、第87师、第88师;第74军所属第51师、第57师、第58师;第85军所属第23师。上述13个师加上此前已经装备完毕的第4师、第89师、第200师、新编第22师和荣誉第1师,总计18个师。这18个师,即为国民政府所装备的全部苏械师。但要指出的是,这18个师并不是中国仅有的苏械轻装部队。实际上与苏联政府长期往来的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早在1932年就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他的许多部队都在轻重武器上装备了苏械。盛氏于1944年下台后,这些部队由国民政府重新改编为第128师和暂编第3师等部,它们始终没有被派到抗日战场上与日军交锋,反倒是在新疆的内乱中被逐渐消耗。


经过1939年的对日作战,奋战在前线的第2军、第71军、第74军和第85军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为了补充这些部队在战时损坏的武器装备,国民政府除了拨补库存苏械外,还于同年6月20日与苏联签订了第六笔武器进口合同(同时期签订的第五笔和第七笔合同皆为空军专用)。根据档案记载,这笔合同中涉及用于武装苏械师的武器计有200门M1930型37MM战防炮、1000挺PM1910马克沁重机枪、400挺马克沁-托卡列夫轻机枪、3000支PPD34(波波德)冲锋枪、50000支M1891/30莫辛-纳甘步枪(俗称水连珠,配子弹1亿发)。

1948年11月,山西太原,国民党某部队大院里摆满了苏联DP27捷格加廖夫轻机枪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订单中的冲锋枪和步枪。前者虽为苏军量产装备,但实际使用份额小,截止到1939年底也只生产了4000余支。苏方在此竟将其中的3000支予以出口,当属大手笔。此外,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大量损失武器装备,使后方兵工厂的生产已达饱和状态,中方特从苏联进口5万支步枪专门用于装备苏械师,以减轻兵工厂的压力。
1940年11月25日,中方又与苏方签订第八笔合同,其中涉及用于装备苏械师的计有子弹3700万发和机关枪1300挺(根据档案记载,这批机关枪名为“勃郎乌宁格”,但笔者遍查相关材料,都无法对比出这是苏联的哪种机枪)。这是最后一笔与苏械师有关的订单,它们于1941年3月被全部装备给了当时由军委会重点建设的四个“攻击军”,即第1军、第2军、第5军和第74军。
苏械师的成立目的和德械师一样,都是为了能在战场上与日军正面抗衡,但在实际使用上却与当初的设想有所不同。国民政府对于苏械师是既想投入实战发挥效果,又想采取保护措施,以避免这些精锐部队像德械师那样在一到两次会战中就被消耗殆尽。
在1938年到1940年间,第2军、第5军、第71军、第74军和第85军这五个军都与日军有过交锋。其中第5军在昆仑关一战以惨重的伤亡代价取得胜利,这影响了军委会对此后苏械部队使用方针。从1940年开始,18个苏械师中,仅有第74军所属的第51师、第57师和第58师一直与日军保持正面交锋,这使74军在抗日战场上不断得到锻炼,日军甚至还将该部形容为“支那第一军”。对于其余各部的安排是:第1军在潼关依托黄河天险与日军对峙(事实上这一地区的战事仅限于双方的不断炮击,堂堂苏械部队因此不得不经常出动去修补被日军炮弹破坏的道路,俨然一支工程兵),第2军在湖北监视宜昌方向的日军,第5军因元气大伤调到后方长期整训(后在第一次远征时再次遭到重创),第71军调往晋南地区从事游击作战,第85军长期部署于河南与日军对峙(仅在1942年和日军有过一次作战)。
这种部署,很明显就是将15个苏械师保护起来,以作今后的战略反攻之用。然而,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致使中苏关系急转直下。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更使苏联政府无暇顾及中国战场,苏援也随之不再被提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再次寻找新的外援,并最终确定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随着美援的逐渐到来,苏械师渐渐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著名的“美械师”则应运而生了。
发表于 2019-2-14 16:56:13 | 显示全部楼层
支持老师,品读射声老师转载分享的好帖,涨了不少知识,感谢您的分享!
 楼主| 发表于 2019-4-1 16:34:18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始末
说人话的小记者


https://xw.qq.com/amphtml/20180406A1DWTD00

2018-04-06 22:55:03
美英等国在抗战中对中国的帮助,当然需要我们中国人民的感谢。但是,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在抗战开始最困难的阶段,愿意帮助我们的,不是美英法等西方国家,而是苏联这个被长期妖魔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前几天,陈纳德将军遗孀陈香梅女士逝世,关于70多年前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战之事,又被不少纪念文章提及。确实,70多年前的那场抵御外侮之战争之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既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结果,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援助分不开。正因此,我们应该感谢当年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中国抗战的支持。但同时,也别忘了,在抗战初期,帮助中国人民渡过战争最艰难阶段的,不是美英,而是苏联。

苏联援华抗战政策的出台背景

抗战前夕,中日两国,一个是亚洲最早实现近代化的工业国,另一个则还是贫穷落后、军阀割据的农业国。不论从经济、还是军事上,两国之间都有巨大的差距。因此,要想抵抗日本对华侵略,中国人民除了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和正确的战略战术之外,也必须依靠外力来弥补军事上的差距。
按道理来说,作为对美英天然亲而一贯敌视共产主义的国民政府,在这时候,理应寻求美英的帮助。然而,可惜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绥靖主义和孤立主义盛行。虽然随着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政府侵华脚步已经加快,但是当时的英法等国并没有认清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本质,秉持着绥靖主义的思路,寄希望于通过满足他们对于弱国的领土需求,来寻求短暂的和平,甚至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在欧洲,他们在二战爆发前夕,牺牲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在亚洲,则是牺牲中国东北的利益。而对于美国来说,当时是孤立主义盛行,对于日本的侵略,也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甚至通过对日本输入大量的军用战略物资,来赚取巨额利润。所以,从主观上来说,英法美等国,在抗战前夕以及抗战初期,是不可能援助中国的抵抗的。
另外,从客观上来说,20世纪30年代头几年的英法美等西方社会,正经历经济大萧条时期,自顾尚且不暇,根本不可能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战略物资援助。
因此,早在抗战前夕,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将寻求援助的对象,锁定为刚刚完成两个五年计划的新兴工业强国——苏联。而此时的苏联,对于英法等国企图将战争祸水引向自己的企图,是看的比较清楚的,特别是在与英法等国的谈判失败以后。因此,感受到东西双线压力的苏联,也迫切希望中国能够独自拖住日本的侵略脚步,以缓解苏联在东线的战争压力。中苏双方战略利益高度重合,自然一拍即合。为此,在地方层面上,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就曾向马占山等部提供军火支援,以希望尚在东北坚持抵抗的东北军余部能够抵抗住日本的侵略。甚至,在这些抵抗力量失败后,还开放国边境,允许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部队退入苏联境内进行安置。苏炳文将军还应邀到过莫斯科,苏联政府甚至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国家层面上,1932年12月12日,中苏两国宣布恢复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一度中断的外交关系,并就对日双边军事合作问题开始进行接触。1935年10月9日,孔祥熙会晤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正式提出希望苏联能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的要求。1936年年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明确向国民政府表示:“苏联同意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根据这项条约,苏联将贷款给中国,用以购买苏联的军事装备。”那么,这笔贷款是多少呢?一开始是5000万美元。
所以,现在自诩为民主自由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们,在抗战前夕,根本没打算援助中国的抗战。反倒是苏联,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经在筹划支援并部分实质性介入中国的对日抵抗斗争。

低息贷款和装备援助

“七七事变”爆发后,西方列强继续坐山观虎斗,甚至纵容日本的侵略。当时的美国,通过向日本输出石油、废钢废铁等大量战略物资,大发战争横财。据统计,1932-1939年,日本年度进口铝的18%、铅的45%、石油与石油产品的75%、铜的90%、废钢铁的70%来自美国。此外,美国在1938年,还慷慨地给了日本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而英国,则将自己掌控的中国海关收入,转入日本人控制的银行,甚至默许日本租借本国船只,来对华增兵。
好在,今天在网络上被妖魔化为独裁可怕、民主公敌、赤色瘟疫、恶贯满盈的苏联,向中国伸出了援手。1938年3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5000万美元贷款。随后,在38年6月和39年6月,又分别向中国提供贷款5000万美元和1.5亿美元(最后一笔钱,随着卫国战争爆发,没有全部落实到位)。这些钱,被用来以低于市场价20%以上的优惠价格,购买苏联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包括大炮、坦克、弹药、飞机等。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对华贷款的年利率仅为3%,而抗战中后期美国对华贷款,年利率则高达5%至6.5%。另外,考虑到中国政府的财力有限,苏联允许中国以茶叶、桐油、矿物金属等原材料来抵债。可见当年苏联援助中国抗战之诚意。
可以说,在全面抗战头几年,苏联的对华援助,对于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迅速提高,起了很大的帮助。据统计,1937年至1942年这五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82辆T-26坦克,1526辆各种车辆,1190门各种口径火炮,9720挺轻重机枪,50000多把步枪,以及近2亿发机枪步枪子弹和187万发炮弹。现在网络上有人说,苏联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中国的,都是淘汰落后的残次品,这是不对的。就以T26坦克来说,这是20世纪30年代在苏军中大量装备的现役坦克,甚至一直到了卫国战争时期,还是苏联的主要坦克装备。还有大量提供给中国的伊-16战斗机,出自“歼击机大王”波利卡尔波夫之手,是1934年才问世的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型可收放起落架单翼战斗机,即使到卫国战争期间,仍然是苏联空军主力战斗机之一。而通过这些苏联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至少组建了18支苏械师,其中就包括1938年组建的中国第一个全机械化师——第200师。这支部队就是全苏械装备武装起来的现代化军队,甚至装备了不少苏联T-26坦克。另外,取得昆仑关大捷的第五军,也是大量装备了苏械武器装备的“苏械军”。还有,被日军成为“支那第一军”的74军,其下辖的第51师、第57师和第58师,全是苏械师。可以说,这些苏械部队,是抗战前期国民党军队中,为数不多的可以和日军正面硬刚而不落下风的部队,可见其战斗力之强悍。

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中国领空的保护神

除了提供武器装备,应中国政府要求,抗战时期,苏联还向中国派出了大量的军事人员。这些军事人员中,就包括了朱可夫、崔可夫、日列加夫等后来在卫国战争中大放异彩的苏联将领。而最值得一说的,就是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
中国抗战开始后,购买了大量的苏联战斗机、轰炸机和教练机。可是,由于缺乏飞行员,因此,苏联政府决定派出所谓的志愿人员(其实大多为现役军人)组成援华志愿航空队,直接参加对日作战。1937年10月,苏联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的航线通航。当月下旬,第一批苏联志愿航空队员,包括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共计254人到华。这些志愿航空队员到中国后,立刻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并先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等大中型战役25个。
1938年4月29日,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在武汉上空爆发。中国空军部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以19架伊-15战斗机和45架伊-16战斗机为主力,迎战日军28 架九六式舰上战斗机和18 架96 式陆攻轰炸机。经过近半小时的激烈空战,共击落日机 21 架,其中96 式陆攻轰炸机10架,九六式舰上战斗机 11 架。而我方也损失12 架战斗机,5名飞行员牺牲。
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另一次壮举,则是轰炸台北松山机场。1938年2月,我得到情报,日军从意大利购买的大量先进军机,正在台北松山机场进行组装。为此,我空军与援华志愿航空队经过周密安排,决定派出飞机,由苏联志愿航空队指挥官雷恰哥夫亲自指挥,于2月23日长途奔袭松山机场,创造了当时中国空军长途轰炸最远的纪录。关于这次战斗的详细内容,网络上有很多相关文章,再次不再累述。小记者只想介绍两点:第一,这次行动,是在无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进行的。稍微懂些军事常识的朋友就会知道,长途奔袭敌后方重要机场,而又没有战斗机护航,轰炸机很容易成为敌方飞机的活靶子。可见当时中苏两国空军飞行员冒着多大的危险,来执行这样一项任务。第二,这次行动,一共投下了280颗炸弹,炸毁日军12架飞机、10栋营房和3座机库,松山机场在一个月内无法使用,日军基地指挥官被勒令自杀。而我轰炸机队,没有一架被敌人击落。

当然,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辉煌战绩远不止这些,据统计,先后在中国参加过作战的苏联志愿飞行员有700多名,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539架,同时也有200多名志愿飞行员牺牲。
另外说句题外话,这些志愿队员们,并没有从中国这里领取一分钱薪水和奖金的。而另一支更加著名的援华航空队——美国飞虎队,则是定期从中国政府这里领取薪水——地勤人员是500美金一个月,普通飞行员是600美金一个月,小队长是650美金一个月,中队长则是700美金一个月。另外,每击落一架日本飞机,中国政府奖励500美金。当然,小记者在这里无意贬低飞虎队对于中国抗战的贡献,只是想说明,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保卫中国领空做出的贡献,不亚于飞虎队,我们不应该厚此薄彼。

结语

苏联对华援助,并没有贯穿于抗战始终。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中苏关系急转直下。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更使苏联政府无暇顾及中国战场,苏援也随之彻底中断,援华志愿航空队也被召回苏联国内参加卫国战争。
而纵观苏联对华援助,其意义主要在于两点:第一,通过接受苏援,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日两国之间,尤其是一线作战部队之间的实力差距,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对于中国熬过前期抗战最困难期,实现战略僵持的目标,是有巨大的积极意义的。第二,苏联在英美法拒绝对华援助的时候,就向中国伸出了友谊之手。姑且不论其目的何在,至少从客观上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典范,对于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楼主| 发表于 2019-4-4 16:42:50 | 显示全部楼层
千里关山夺路难——滇缅铁路的悲歌

https://www.sohu.com/a/168864025_658458



2016年底国内的一件大事就是号称"中国最美高铁"的沪昆高铁全线通车,从而1910年法国人投资修建的"滇越铁路"也浮出水面,于坚的报告文学《滇越铁路记:来自1910的列车》详述了这段历史。其实除了滇越铁路之外,在云南大山深处还曾经有一条在抗战时期先修建后炸毁的"滇缅铁路",去年在成都家中发现了200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荆风撰写的12万字纪实文学《滇缅铁路祭》,以及1991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由赵朴初题写书名的《忆念杜镇远》文集,方得知这段伟大而悲壮的史实。只听说过抗战时期与驼峰航线齐名的滇缅公路,而近30万人参与修筑、前后历时四年的滇缅铁路,其土石方数量超过滇缅公路一倍多,之前却从未有过详细的文字记载,在史学界对于滇缅铁路的研究也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是一条被遗忘的铁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为了赶筑一条铁路,数不清的人献出了生命。彭荆风在书中将滇缅铁路描述为"一段难以抚平的疼痛回忆,一部悲壮的关于路的历史,一项胎死腹中的伟大工程,一段永难消逝的铁路情结"。读毕此书、掩卷沉思,心情难以平静。滇越和滇缅两条铁路,一曰"记"、一曰"祭",令人扼腕,不免让人发出"成王败寇"的感叹!又从网上查找到一些相关文章,知道了许多滇缅铁路背后的故事,因此写出了如下的文字。

修建这条铁路的三位关键人物是时任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龙云(1884-1962,左)、交通部次长曾养甫(1898-1969,中)和著名铁道专家杜镇远(1889-1961,右)。龙云——最后的"云南王",彝名纳吉乌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炎山乡人,民国时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龙云先后主政云南17年,他努力革新、坚持抗日、支持民主运动,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被誉为"民主堡垒"。曾养甫,广东平远县人,192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后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回国后曾担任广东建设厅长、财政厅长、广州特别市市长等要职,在国民政府中素以干练著称,是一位学者型官员,被称为"中国土木水利(交通)建设之父"、"孙中山建国方略实践第一人"。杜镇远,湖北秭归人,1907年考入成都铁路学堂,1910年7月进入唐山交通大学前身——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攻读土木工程。在学期间成绩优异,被选为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1919年交通部总长叶恭绰遴选留学生,杜镇远被选中远赴美国信号公司学习信号专科,次年进入康乃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开始在美国德里铁路公司做助理工程师。1924年交通部派杜镇远考察欧美各国铁路号志工程及材料,由美国历经加拿大及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德国、前苏联等国。杜镇远1926年回国任北宁铁路京榆号志总段工程师,1928年任南京建设委员会土木专门委员,从1928年起进入铁路修建工作。他是继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之后,自力更生修建中国铁路的第二人,同时也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他曾担任杭江、浙赣和粤汉各铁路局局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就主持修建了3600公里长铁路、600公里长公路,被誉为"铁路巨擘"。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境内都是高山巨岭、大河深峡,交通极为闭塞。入川出滇的商旅世代都行走在古驿道上,修建铁路是云南人民魂牵梦绕半个世纪的梦想。早在19世纪中叶,来自英、法、意大利等国的传教士和探险家们就开始悄悄进入云南,认为那里"富饶但不贫穷,可惜交通太不方便"。法国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制服清政府后,于1889年派出驻越南总督杜美强行进入滇南红河流域调查了解锡矿分布和可修筑铁路的地段。1903年至1910年间,法国未经清政府同意,自行动工修建了中国西部地区第一条铁路——从越南海防到昆明的米轨"滇越铁路"。英国殖民者也不甘落后,向清政府提出从中国的滇西南进入修筑一条"滇缅铁路"。从1895年开始英国人戴维斯用了7年时间,走遍滇西南大小山岭村寨城镇,寻觅修筑"滇缅铁路"的最佳线路,了解云南边地的政治形势和民情风俗。但中国朝野上下深感这是国家主权沦丧,在云南人民的强烈抗议下,英国政府的这一计划才不得不流产。然而即使清末世事那样艰难、国力那样衰弱,众多有识之士还在大声疾呼、四处奔走筹建一条自己的铁路。辛亥革命后蔡锷将军就任云南都督的第一年,就与孙中山频繁地电报往来商讨铁路建设。云南人民这份浓厚的铁路情结也时时感染着省主席龙云,这位彝族将军作为后来的主政者也希望有所作为,只是缺乏庞大财力来修筑铁路。1935年38岁的曾养甫视察云南,正是精力充沛、思路敏捷的年纪。他认为云南应充分利用有着4060公里漫长国境线的优势,把铁路和公路修到中缅、中印边境,与国际交通线接轨。曾养甫和龙云就修筑铁路和公路之事达成共识,将其列入国家计划,由交通部报请中央拨款。龙云以军人作风,立即命令省公路总局约请以铁路总工程师吴锦清为首的专业技术人员,将英国人戴维斯踏勘的路线作为参考进行实地勘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1936年初吴锦清写出了详尽的《查勘滇缅西段路线报告书》,日后成为正式修建滇缅铁路的依据。上图为龙云(左二)、曾养甫(左一)与铁路工程专家在勘察现场,下图为滇缅铁路方案涉及的地名。

无论英国人还是孙中山,之前都是从经济角度提出修建滇缅铁路,曾养甫则是第一位从国防角度提出修建滇缅铁路的。1937年抗战爆发前曾养甫更加意识到,如果沿海口岸不保,中国将失去外援,陷入危险境地,必须尽早铺设一条从西南向外与国际联系的通道。因此他再三向蒋介石提出修筑滇缅铁路的计划,龙云也两次向蒋介石请示建议修建滇缅铁路。1938年正面军队在各个抗日战场上不断失利,华中南大部分城市沦陷,广州、武汉等战略要地先后失守,主要沿海港口逐渐被敌人封锁,开辟一条连接国际和滇西南便捷高速的铁路运输通道迫在眉睫。中央和地方几经洽商后,终于在1938年4月成立"滇缅铁路工程处"、后升格为工程局。曾养甫走马上任,成为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交通部部长兼军事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程局首任局长、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时任交通部公务司司长的萨福均及副局长、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张海平率领一批中国第一流铁路工程专家,用了九个月时间对线路重新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勘测,绘制了几万张图纸。当时的测绘工具十分简陋,只有罗盘、水准仪、气压表等,却要在深山密林中测出方位、距离、高差并绘制出万分之一的草测图。后在曾养甫的大力推荐下,时年50岁的杜镇远临危受命,接替萨福均担任滇缅铁路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早在1934年曾养甫担任浙江建设厅长时就担任"杭(州)江(西)铁路" (后来延伸为"浙赣铁路")督办,与杜镇远一起主持修建了那条全长1008公里的横贯东南的大动脉,那是当时中国人第一次自筹资金、自己设计和建造的铁路。杜镇远还约请从前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老同学、却从无实践经验的茅以升前来筹建了中国最早的铁路大桥——钱塘江大桥,大桥建成后茅以升从此也名声大振。后来为了抗战需要,杜镇远仅用一年时间主修了全长361公里的湘桂铁路,创造了中国铁路建筑的最新记录。只是那条凝聚了杜镇远和20多万筑路员工心血、包括钱塘江大桥在内的浙赣铁路,仅运行了一年多就不得不在日军入侵前忍痛破毁。杜镇远在接到修建滇缅铁路的调令后立即赶来,就连浙赣铁路的结束会议也搬来昆明召开,会后将这批铁路专家全部留在滇缅铁路。上二图为杜镇远签署的滇缅铁路工程局训令及工程局印章,下图为国民政府向海外华侨募捐的"救国公债卷"。

由于修筑滇缅铁路工程艰巨,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工,1937年年底国民政府决定先修筑昆明通往缅甸的滇缅公路,8个月后竣工通车。但很快暴露出公路运力不足的问题,1938年秋中英美三方会商,由美国贷款7000万美元,中英两国决定各在滇缅境内合作分段修筑滇缅铁路。滇缅铁路全长950公里,其中中国境内860公里,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投资修建的最大工程,起点在今昆明北站(时称昆明总站),经安宁、禄丰至祥云过临沧,由孟定的南定河口出境,接缅甸铁路支线腊戌站。滇缅铁路要穿越横断山脉纵谷和澜沧江、南汀河等,以祥云县为界,东段390公里、西段470公里。崇山峻岭、深峡河流大多在西段,而且该地区完全没有公路可通,其艰难险阻为测量施工带来巨大困难,远远超过了所有以往修建的铁路。云南省政府讨论西段时有南、北线两个方案,经实地勘测南线里程比北线短200多公里,工程容易且需费少,最终采用南线方案。交通部决定采用米轨方案,便于与东南亚铁路接轨。滇缅铁路工程局成立之初,除了局长杜镇远、副局长张海平和龚继成这批当时已在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外,交大校友、著名公路专家赵祖康在公路工程处任总管理处处长、康乃尔硕士汪菊潜和雷从民分别任路局工程师兼工务课长和工务课技术主任、"预应力先生"林同炎任桥梁设计课长、美国威斯尔大学硕士沈邵任西段工程处副处长、北大毕业的陶述曾任西段工程处测量队长。一批又一批专家随着筑路的需要纷纷涌来,工程局的正副工程师、帮(助理)工程师和公务员,几乎全部来自清华、北大、交大、复旦、同济、北洋等名牌大学的土木工程或铁道专业,许多人曾在津浦、湘桂、粤汉等铁路长期从事设计和施工工作。他们把全部心血倾注于这条铁路的建设,撇家舍业、离妻别子、栉风沐雨、饥寒交迫,数年如一日苦战西南。滇缅铁路施工设置工程总段和分段两层机构,分段又下设大队和分队。原则上一个县是一个大队,大队长由县长担任。铁路施工所需的劳力主要在沿线各县征集,隧道、桥梁等技术工程则由外省技工担任。右上图为滇缅铁路建设指挥部使用的电话,左下图为滇缅铁路使用的调车信号灯,右下图为滇缅铁路遗址——忙怀大隧道。

1938年12月25日滇缅铁路正式破土动工,曾养甫和龙云都十分激动,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滇缅铁路注定多灾多难。滇缅铁路全程要开凿43条隧道,76次跨过河流,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和三十万汉、彝、佤等各族民工不顾山高林密、风雨烈日、瘴疠疾病、饥饿艰困,义无反顾地深入于横断山脉深处,一步一步地掘开大山。没有起重机、掘土机、推土机、碎石机、锯木机等大型设备,就连风钻、夯土机等小型机械也少有,开山挖路和推土运石全部依靠人挑手挖。当时云南的青壮年多数被征兵到前方打仗,滇缅铁路开工前一年又赶上疟疾大流行,死者不计其数。因此规定除鳏寡孤独免征外,不论赤贫还是富裕人家,每户出工一名,机关公教人员准许请工抵替。家里没有成年劳动力的就由十几岁的少年代替,修铁路的民工中妇女和孩子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由于经费不足、粮食困难、民工体弱不支、路工待遇很差,因此施工效率极低。西线所经临沧地区管辖八个县中的云县、孟定、耿马等六个县是"高疟区"、其余二个是"中疟区",饮水和环境污染严重,疾病、饥饿及沉重的劳动使许多人丧失生命。当年倒在滇缅铁路上的大约有十万人,相当于每隔八米就有一具尸骨,没有名字、没有墓碑。 后来在曾养甫和杜镇远的奔走下,成立了由美国援建、中美专家合组的"抗疟团",各总段和分段分别设立了医院和诊所。许多著名医学专家和资深医生,如内科学家张孝骞、热带病学家应元岳、昆虫学家孟庆华等,都被请来云南投入医疗防治工作。曾养甫深知媒体的作用,除了要求各部门热情接受重庆、昆明报刊的采访,还特邀著名记者、原《大公报》采访主任顾建平前来创办了滇缅铁路印刷厂及抗战时期大理地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每日四开四版的《滇缅日报》,与1940年1月创刊的《滇缅铁路月刊》共同对外宣传报道国内抗战前线和国际反法西斯战况、滇缅铁路修建进展、铁路职工的生活情况及民工的重大活动。上图为风华正茂的滇缅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中图为浩浩荡荡的筑路民工大军,下图为由杜镇远题写刊名的《滇缅铁路月刊》创刊号。

1940年英国为全力对付德国,推行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政策,英日签订了"封闭滇缅公路协定",导致滇缅铁路的材料来源被截断,滇缅铁路东段施工放慢、西段则完全停工。同年10月国民政府追加工程经费8000多万元,还发行了1000万美元的"滇缅铁路金公债"向海外华侨销售,次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根据《租借法案》下拨付美金1800万美元,滇缅铁路得以再度开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驻华将军给美国政府发出提前完成修筑滇缅铁路的电文,国民党五大九中全会也作出相应决议。宋子文、曾养甫等又先后向国外筹集了约5000万美元的修路款,并指派杜镇远前往美、英两国购买修筑铁路用的钢轨等器材。1941年6月,"滇缅铁路工程局"升格为"交通部滇缅铁路督办公署"。曾养甫也借机将原来工程局的课全部升级为处、室,并请来各方著名专家担任主管,如首任工程局局长萨福均、铁道机械工程学家程孝刚,以及曾合作设计修建钱塘江大桥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和罗英等人。由于美援和财政部拨款先后到位,员工生活得到较大改善,滇缅铁路进入全面赶工阶段。1942年春天中国远征军第一批十万官兵开赴缅甸作战,滇缅铁路东段从昆明穿越了七条隧道铺轨到一平浪、西段470公里的铁路土石方也基本完成,一些车站和桥墩已建好并准备铺轨。正当滇西南民众翘首盼望火车开来时,日军在1942年3月8日占领了仰光,又于4月8日攻占缅甸北部掸邦的首府腊戍,英军一溃千里、远征军伤亡惨重、大批筑路物资落入敌手。为防止日军利用刚修好的铁路快速进攻昆明,蒋介石几乎隔天一至二封,共发出40封电报了解敌情,为炸路提供决策依据。5月10日腾冲沦陷,5月12日蒋介石给曾养甫下达炸路命令,次日曾养甫来到弥渡工程指挥部,含泪下令炸路。那一天,随着炸药的声声巨响,滇缅铁路西段已修好的桥梁与路基化成碎片,从而致使全线停工,滇缅铁路督办撤回内地,整个工程功亏一篑。从此世间再无滇缅铁路,滇西南民众的心灵也裂开一个血淋淋的巨大伤口。在当年的遗址上,残破的路基、塌陷的涵洞、倒废的桥墩还依稀可见,诉说着那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今天在临沧地区的土地上,滇缅铁路的路基已经修成一条柏油公路,当年三十万滇西南百姓和数万工程技术人员用血肉之躯铺就的道路,成了临沧百姓出入大山与外界相连的唯一通道。滇缅铁路现仅遗存昆明北站至石咀的12.4公里线路,即至今仍在运行的"昆石线"。上图为建于1938年的昆明北站铜黄色法式站房,下图为位于昆石线上全世界唯一的准轨铁路(1435mm)与米轨铁路(1000mm)的十字透轨铁道。

研制出中国首批青霉素的中央防疫处和滇缅铁路工程,是云南抗战时期的两大壮举。滇缅铁路虽然最终没有修通,却在人们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曾经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汇聚一起的火热场景,跨越时空历历在目。在战乱流离的年月,滇缅铁路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各地的铁路和医疗专家们克服艰难险阻,源源不断地从华北、华东、华中南等沦陷区前来。曾养甫和杜镇远等高层为了修好这条铁路,脚踏实地、刚正清廉、身先士卒、事必躬亲,还要与贪官污吏、奸商包工头们斗智斗勇。大敌当前,龙云将军领导的云南地方政府和朴实的边地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有参与滇缅铁路修建的人们,无论职位高低、为官为民,都有着一份难以释怀的铁路情结和家国情怀,不首其功、乃以其志。在抗战急需这样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通道时,他们将个人利益放在一旁,置生死于度外,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殷殷报国之情青天可鉴。杜镇远在刊登于《滇缅铁路月刊》上的一篇讲话中如此勉励同仁:"我一生成败的关键,把握着一定的宗旨,认清了一定的目标,不疑不惑不忧不惧,虽迭经失败,而不灰心,屡遭挫折,而不变志,坚毅忍耐,勇往直前,卒赖信心的坚定,目的的明确,而得到自助、人助之因,应倡我一帆风,以达彼岸,而转入康庄广大之坦途,在这初期区区成就的当中,甚深感觉到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可是要以坚定、忍耐、勇敢、负责、苦干为成功必要的因素!" 由于缅甸战场的大溃败,裁减员工和破路命令十万火急,工程领导层和专家们疲于奔命,筑路人员均被调离遣散,再加上接下来的三年内战,因此没有任何关于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的学术专著、技术论文和总结资料留存下来。这些当年滇缅铁路的建设者,很多日后成为享誉四海的学界泰斗、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的甚至身居高位,不少人在随后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中更是历尽艰辛。抗战胜利后的几年时间里,龙云、曾养甫、杜镇远先后避居香港。1950年1月3日龙云偕夫人及随员回归大陆,杜镇远在龙云的动员下,也于当年举家返回北京。杜镇远和龙云于1957/8年双双被错划为右派,分别于1961和1962年积郁而逝。曾养甫1962年定居台北,1969年病逝于香港,图为云南临沧的"滇缅铁路遗址园"。

这些先贤当中,最令人唏嘘的是杜镇远这位当之无愧的中国铁路巨擘和功勋。在滇缅铁路工程后期,杜镇远还奉命赶修全长548公里、史称"史迪威公路北线"的西祥公路,仅六个月便建成通车。1942年初他又受命修筑中印公路以便打开新的交通线,在云南招募十几万民工,后因腊戍失守导致整个缅甸即将陷入日军之手而停工。抗战胜利后,杜镇远力辞国民政府的高官厚禄,带领一批工程技术专家,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将在战争中被严重破坏、大部分"化路为田"、全长1300余公里、贯通华中南的铁路大干线——粤汉铁路修复通车,再创铁路史上的奇迹。杜公对母校唐山交大一直怀有深深的眷顾之情,抗战期间交大被迫南迁,正在修建湘桂铁路的杜镇远,作为北平校友会交际股主任干事立刻致函各地校友,呼吁对母校南迁给予帮助。在"唐山五老"之一、杜镇远的另一位交大同窗黄寿恒教授遗作《复校经过》中列出的解囊捐资的20位校友中,杜镇远位列第二名。现仅存的杜镇远1938年1月25日致顾宜孙及1942年5月6日致茅以升的函电中,分别提及为交大筹措校舍及捐集资金等事宜。1946年为解决因连年战火交大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在粤汉铁路局任局长的杜镇远给辗转迁至四川璧山丁家坳的交大去电,"母校的土木、铁路管理及矿冶系毕业生,凡是找不到工作的,均可到衡阳来报到。"
1950年5月,杜镇远怀着为新中国铁路贡献力量的巨大热忱,力排港英当局阻挠回到大陆。初到北京时他还颇受礼遇,被安排为铁道部部长办公室顾问。年逾花甲的杜镇远深为感激,努力学习中共各项方针政策,认真钻研俄语和工程技术书籍。他将毕生的修路经验总结为八个字"先通后备、固本简末",为人民铁路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后来他被部里某些人视为不可信任、需要改造的旧时留用人员。除了少数几次考察外,杜镇远几乎没有再参与铁路建设的实际工作。1958年他在耳聋眼花的69岁高龄时还被补划成右派,并且遭到多年老同事的揭发批判,从此更与铁路无缘,只能在家闭门思过。他抱着真诚改造自己的赤子之心,口授请人代笔书写思想改造汇报,一月两篇地整整写了三、四年。《忆念杜镇远》一书中收录了1961年9月29日杜镇远写给侄子杜炳文夫妇的信,信中说,"今日在铁部开会摘帽子,办公厅只有我和同姓王的摘帽子已经上级批准。又宣布对已摘帽子的本人和家属不得再有歧视,并对已摘帽子的人要称同志。我每月写两篇改造思想文章汇报组织,经过四年之久使得党的宽大摘了帽子。" 摘去右派帽子后不到三个月,一代铁路巨擘杜镇远与世长辞,终年72岁。1979年杜镇远恢复名誉,骨灰改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那时距离他逝世已经过去整整18个年头!彭荆风在《滇缅铁路祭》中写道,"杜镇远死后的哀荣,以及这最后画上的句号虽然令人欣慰,但晚年坎坷,特别是他在旧中国费劲心血领导建成的几条铁路,因为当时国势太弱,在强敌入侵时逐一被毁,他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本可一展抱负却又被误解而遭遇不公,都令人长久叹息!"
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滇缅铁路所留下的,绝不仅仅是一段渐渐消散于时间长河中的悲壮历史,而是一种族群印记,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精神。《滇缅铁路祭》是这样结束的,"夕阳影里,河水呜咽,似乎仍在诉说'滇缅铁路'这一'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惨历史。...... 这也是一条能激励我们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的血肉筑成的长城呀!我们不能忘记它!" 是的,
我 们 不 能 忘 记 !!!
 楼主| 发表于 2019-4-13 17:57:47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ca566b0101hgwj.html

讲座主题:即将重新焕发生机的史迪威公路
主讲人:萨哈瑞尔、戈叔亚
主持人:谭云
主办方:云南省贸促会、云南省图书馆
地点:云南省图书馆一楼阶梯教室
时间:2008年6月6日晚上8:00—10:00
速录单位:昆明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昌吉职业培训站
(以下内容为语音实录)
提供:图书馆陈祖强
参加听讲的大约有100多人,其中包括印度驻华大使馆经济商务称赞Amit Kumar(艾古玛)先生。

主持人:
欢迎我们的戈叔亚老师给我们分享!
戈叔亚:
今天我很高兴做一个介绍,刚刚萨哈瑞尔先生介绍了史迪威公路的情况,我就不在重复了,我只是介绍一下,这些年我研究史迪威公路的情况。我到了印度、到了缅甸。上个月我还跟萨哈瑞亚先生一路去了“雷多”。“雷多”就是史迪威公路的起点,在“雷多”作了考察,刚才萨哈瑞尔说了有一个墓地,我想继续说一下这个墓地的事,这个墓地是在印度的“雷多”公路往边境走大概有10多公里的地方,这个墓地是中国军人的,其中有一块墓碑上的名字就是“萧竹青”。

我来说一说这个军人的故事。他是中国驻印军工兵独立第十团第一营第二连的连长,大概是在90年代初,印度报纸就报告说在密林当中有一些……印度的老百姓在无意当中就发现了一大块墓群,有些说是有1000多,有些说是有900多,在这些墓地当中只有一个墓碑,就是这个墓碑,我们可以看到这快墓碑上是“萧竹青”的名字,这个时候中国的报纸就把这个事情报道了,在90年代初报告以后有人告诉我,当时我就想今后我要去这个地方看一下这个墓碑就好了,去年,我和中国地理杂志一同去了这个地方,但是由于这个地方是印度的边境地区,边防军就把我们拦住了,我们跟他们很客气地说“我们要去这个地方”,他们按照他们的规定就没有让我们过去,回来后我就把这个消息放在我的博客当中,结果是南京的一个记者看到了就跟我联系说是这个军人的家人一直在找这个墓,他说这个人是在河北威县出生,名字正确也该叫“萧竹青”。也是在90年代初,我们工人日报转载了一个很小的消息,就是在印度发现了这块墓地的文字,他们的家人发现了以后就问这事“这个人是他们家的人,怎么名字不一样(《工人日报》翻译为“萧楚卿”)?因为这个人的名字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可能会有错误,比如说是像河北威县名字的发音可能都一样,他们家的人一直在找,找不到,报纸也一直在找这个人,后来报纸就发现这个信息就跟我联系,当时我看这个故事以后非常感动,我就跟这个家人联系了。这是一个很年轻很英俊军人,在抗战前夕他们家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但是萧竹青为了抗战就舍弃了他的家人,离开了他的太太和儿子出来参军,结果他到了这个地方就牺牲了。当时,他们家里人得到了这个通知说你“的丈夫在这个地方已经牺牲了”,其他的情况就没有。后面这个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了很大的打击,他的太太也失踪了,他的儿子已经过继给了别人,但是他们一直在寻找。今年我们再次来到这个地方向找这个人,还是因为印度的边境地区……经常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在边境搞一些爆破啊……当时我请凤凰电视台到他们家去采访过,说我们要去看这个人,萧竹青的儿子王云龙说是希望到墓地前磕头,要把他的父亲带回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过不去,我们就感觉到没有办法去跟人家家人交代,但是我们非常感谢萨哈瑞亚先生和两个年轻的志愿者,他们说“我们带你们去看。”就是萨哈瑞亚先拍的这张照片,并且在这个墓地上抓了一些土包好了回来,还在这个墓地前烧了香、磕了头。
我们就把这几个印度朋友带回来的东西就交给他的家人,家人非常非常感谢,因为这个是他们儿子几十年的愿望,他们说“要到墓地去看一看。”这件是最后是由萨哈瑞尔先生和其他的印度朋友帮助我们完成的。在这里我非常地感动。另外一个墓地呢,也是在印度边境的附近发现的,我想跟大家说前面的墓地还有这个墓地的发现啊……我在印度去了很多地方,在印度有很多中国人的墓地,但是很多墓地都消失了,在缅甸境内消失了很多,但是在印度保存了很多,所以我很感激。所以有机会我要告诉中国人,我们这些抗日的烈士在缅甸和在印度是不一样的待遇,在缅甸全部都是被别人破坏了,但是在印度却完全没有被破坏。这是我自己到印度亲眼所看见的,今天我要感谢坐作后排的一位印度的大使馆官员,还要感谢萨哈瑞尔先生他和他的女儿和他的助手,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抗战牺牲的这些烈士,在外国保留的很少……
  今天我想说一说到史迪威公路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史迪威公路的名字是1945年由中国政府正式命名的,史迪威公路主要是从滇缅公路再加上当时从印度到缅甸边境的“雷多”公路,加在一起叫史迪威公路。滇缅公路从中国到畹町的那段路今天不用说了,我今天主要说的是从中国云南瑞丽出境一直到印度的“雷多”这里。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的“雷多”公路,从“雷多”开到畹町这个地方的一张照片,他的时间是1945年12月28日,这段公路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它标志着日本人在地面封锁我们中国被打破,封锁了两年的时间,是从1942年5月切断了这条公路以后,中国所有的路都被切断了,只有驼峰航线,这张照片是美国的第一车队又开了云南开到了畹町。很有意思,照片上有一位老人他在北京,我也认识他,他跟我说他在这个地方无意中被美国军人拍照下来。



我们是从昆明到边境再到畹町,这是在瑞丽边境上“南坎”的一个医院,这个医生我们不太了解,实际上在国外是非常有名的,他就是西格雷夫(Seagrave)医生。在战争期间他带领了一个医疗队从我们云南开战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跟着我们中国人,一直并肩作战。一直到日本人被彻底打败以后,他又回到了这个医院。现在这个医院还在,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医院的情况(照片),这个医生在我考察滇缅公路的历史中,我们云南人好象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这样参加了所有的我们云南抗战,从滇缅公路开始修建起,就开始带着他的护士给中国的工人看病。在瑞丽的……一个唯一的飞机制造厂遭到飞机的轰炸的时候,他又带着这个护士去救受伤的人员,然后中国出战以后他又组织一个医疗队跟着中国第五军的官兵,中国军队失败以后他又跟着他们……后面到了印度,然后有跟着他们打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太太还活着,就是这个人(照片 Esther Po老太太,西格雷夫医疗队护士),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为我们中国抗战立下过功劳的人。在缅甸居住了几十年的中国老兵回到家乡,我在想:这个老人也可以说是为中国抗战立下过功劳的人。他们的名字都是可以在史迪威家族撤退的名单当中找到的,因为这些人跟史迪威撤退的114人中的一位,这个是当年修建公路的一些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修建,当时史迪威公路中路是有两条……瑞丽、畹町到八莫。



另外一条路是从腾冲到猴桥到密支那,这张照片是当时腾冲这条路修通的时候拍摄的……,


这是我们当时中国的一些助印军的坦克部队,这些坦克部队是在藍姆迦建的一些军营,这些军营还在,有很大的面积,这些坦克都非常的老了,这些老兵我见过很多个,他们一说起当年在缅甸作战的情形都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中印的油管(照片),萨哈瑞亚先生他的照片你面有几个,当年日本人把我们封锁以后,当时我们没有石油,中国当时是一个贫油的国家,


中国人和美国人开辟了这个史迪威公路,同时还修建了一个中印油管,这个油管也是从印度经过“雷多”到昆明的,这张照片是当时修建史迪威公路时的情况——非常的泥泞,是在原始森林当中,修建史迪威公路大概用了两年,最后是由一个美国非常出名的工程师叫做刘易斯的人,他采取了很多强制的措施才修好了这条公路,在当时,有一个出名的话就是“让泥泞见鬼去吧!”,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路是一个什么的状况。这是现在的史迪威公路(照片),是史迪威公路中比较难走的一段,这个位置大概是从“南坎”出去到畹町到“八莫”,这一段路比较难走,因为战争结束以后缅甸多年内战,国力比较贫穷,没有能力来修这段路。这条路我走过两次……“八莫”这个城市是缅甸北部比较重要的一个镇,这是在江边(照片)。战斗时期我国中国38师在这里浴血奋战牺牲了很多人,用鲜血才消灭了日本人,夺取了这个小镇。现在这个小镇还在……这是当年的一个墓碑。

  上面是曼德勒389英里,下面是密支那,现在在史迪威公路的缅甸部分我们还可以看见这些墓碑,



这是在八莫一条普通的街上(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日本人当年修建的碉堡,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老百姓家的围墙。这个是一个中国军人在八莫的一个墓碑,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全部被破坏掉了,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礼堂了,但是在印度全部都保存的很好。这是当年一个美国人修建的桥梁还在(照片)。

这个是密支那,密支那是缅甸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是史迪威公路上一个必经之路。在1944年,从5月份一直到8月份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经过了三个月的浴血奋战,牺牲了1000多人负伤了3、4千人才拿下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军队中,中国军队在海外最大的一次斗争,可能也是中国古今历史上中国军队在海外打的一次比较大的斗争。我到这个地方去考察一些跟中国抗战的历史,缅甸这个地方因为战争结束后没有多少新的建设,所以大概以前的一些遗迹都保留了下来,可以说他是一个考察历史的天堂,缅甸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二战的一个遗产,由于缅甸二次大战中是无意中被卷入了这场战争的,所以这个国家到现在还是比较贫穷。这个是缅甸……日本人战斗结束以后在缅甸修建的一些纪念碑,上面有日文的有英文的,它说日本人在战斗中很英勇。今天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史迪威公路的各个方面,这些情况是负面的情况。但是在缅甸我们中国军人的墓地就全部被破坏完了。这位老华侨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中国军队第50师作战后的一个墓地,现在这个墓地已经不在了。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上的标志,上面挂着一些钟给大家看,但是这是日本人搞的,日本人给了缅甸人一些钱,要他们在上面写上“慰灵塔”,下面写日本的第18师团,和56师团……还有军直属遣部队。


在缅甸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跟战争有关的和战争遗迹、战争纪念物。这是一个日本在江边最后被消灭的一个地方(照片)可以看到日本在这里摆放了许多墓碑,纪念他们的士兵。但是我们感到非常痛心的是我们……
我们明明是正义者我们是胜利者,我们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纪念物却没有。这是一个从腾冲到缅甸的纪念碑(照片)。现在我们感觉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腾冲已经开始修建这条公路,今天我们的标题是史迪威公路将焕发生机,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人带着大量的机械到印度去修建这条公路,我觉得中国工人带大量的机械,有上万工人到印度去修建公路,这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大概有60年的时间,第一次在公路上发现了大量的人在修建公路,因为在战争时间有一些美国的政客他们反对修建这条公路,他们用这条公路来攻击史迪威将军,后来这条公路战争结束后就荒芜的,美国的有一些政客就说“这条公路劳民伤财。当时修建的时候是得不偿失。”有一些老兵他们在跟美国记者说他们当时在修建这条公路的时候,他们流的血流的汗都白费了。我们想把这张照片给他们看,就是说他流血流汗并不是白费,修建这条公路并不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我觉得这是史迪威将军留给中国、印度、缅甸三个国家的一个遗产,这个遗产在战争中发挥了一些作用,战斗结束后仍然可以发挥一些作用。这是在腾冲县……举一县之力开始修通了一个从腾冲到米密支那200公里的这个史迪威公路,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因为仅仅是一个县的人。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照片)大象走在路的中间,然后工人停下来还要给大象让路,这种情况在史迪威公路是很少见到的。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况。这个是从腾冲到密支那的一段,这一段比较好(照片),这一段是从密支那出去以后往北的一段公路,这段公路尽管战争结束后没有什么修复,但是由于这个路途比较平坦还是保存的不错的。现在云南人民准备在继续往前修,我们云南的一些领导和人民觉得修下面的一段路大概还有4、5百公里,尽管觉得很长还是觉得不难……你看就是这个样子(照片),这是缅甸以北的几十公里,上面是一座军用桥,现在是由我们中国来修建的新公路,我觉得这张照片很有意义,是当年的老史迪威公路还有美国当年破破烂烂的军用桥,然后是美国当年破破烂烂的军用卡车。这样的情况是30年年前我在缅甸拍摄到的情况。这一段路就还没有修(照片),这一段路就显得比较破败了。这个是当年美国人纪念史迪威修建这条公路的纪念邮票……这当年从印度受过训练的大批的部队浩浩荡荡地要打过来的一些盛况,这个也是中印油管。这是我们到了印度、到了缅甸很远的地方看到的墓碑、路牌。这是在密支那以北100公里的地方,虽然我们看到路面没有怎么修,但是他们路面还是比较平整,到了要修复的时候也不是太难。我们介绍了史迪威公路的国外的部分大概是有700公里,在印度有40-50公里,刚刚萨哈瑞亚先生介绍了“雷多”公路的零公里处,每一个美国人到了这个地方,都一定要停下来拍照留念,这张老的照片和新的照片所标识的地名和公里都是一样的,可以看到他的终点都是我们的家乡昆明。这是在印度部分及印度人民已经开始修建这条公路,这条公路当时老百姓也修建的比较好,这是快到边境的一条公路。这是美国当时的15000名工兵,还有2、3千人中国的工兵,还有几万名的印度的缅甸的老百名从这里出发开始修建公路(照片),这是在雷多的一个机场,这也算是驼峰航线的一个机场之一,这张照片是我们一个月前到了印度,也看到了这个机场,跟以前的基本上一样,因为我研究历史20多年,是搞田野研究的,战争时期发生过的事件的地方,有老照片的地方,我一定要去看一看,看到这张照片原地的时候,我感觉到很激动的。也就是说你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一定要到现场,我就去了,这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些研究和学习,这样方法比在教室里面呆着比教科书要更生动一些,这些都是当年第一车队到了1945年从“雷多”出发浩浩荡荡开到我们昆明的照片,这是金马牌坊,昆明的老百名夹道欢迎,经过这条公路把我和萨哈瑞亚的家乡联结在一起,他们的家在雷多那里,我们的家是在昆明这里,这个地方可以肯到牌子上写着雷多,这个雷多是印度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在中国抗战中,在中国老一辈的抗战人的眼中,这个不是一个小地区,当我们坐萨哈瑞亚先生的汽车到这个地方我看到了雷多的字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我要拍摄很多的照片给中国人看,给史迪威的孙子们看,我要给很多老兵看,这些老兵告诉我一定要拍一个写着“雷多”字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萨哈瑞亚拍的,这是“雷多”现在的街道,当年有5万中国军人浩浩荡荡从这个小镇出发经过缅甸北部,也是有1、2万美国士兵从这里开始修建公路的,还有几万印度老百姓,我们可以想象都是在“雷多”,“雷多”去看过了是一个很少的地方,在印度你几乎找不能它的照片资料,你只要在“雷多”的字搜索的话,除了战争的历史,其他的文化没有任何的资料,这个雷多这个地区是跟战胜时期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雷多已经非常冷清,街道已经没有多少人了,但是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我也希望大家记住这样小镇,这个小镇是跟抗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是雷多的火车站这个地方写着雷多,当年这条铁道为中国运送物资不下几百万吨物资,美国把他的物资从“加尔可达(音)”运送到雷多,再用飞机空运到昆明,从历史上看,运送到昆明的物资驼峰航线的将近70万到80万吨,不过还有许多物资没有拉出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雷多”这个地方已经很荒凉了,我当时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很激动,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这些地方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这是当年美国人画的一张画,是雷多的小镇。这个是雷多现在的老百姓。这是雷多的茶园,印度最著名的就是“大吉岭茶叶”,还有“阿萨姆茶叶”,这是阿萨姆的茶园,这张照片是在萨哈瑞尔先生他的家族的一个茶园,他们家族的茶园很大,一望无际。这是茶园的工人……我们去拍摄的,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是一个旅游很好的地方,它保留了比中国更多的传统道德文化,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印度看看,我去给印度两次,印度人民是非常友好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和印度人都互相太不了解了,我们都没有怎么去过印度,到了印度你一问他们,他们也很少人去过中国。但是印度和中国都是发展中的大国。我觉得这个史迪威公路是一条生命线,是用生命来修筑的,这条史迪威公路跟我们云南跟我们中国是同命运共呼吸的,在战争时期我们用来打败日本人,中国站起来了,现在是一个比较伟大的时刻,战争以后,外国人封锁中国,还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封锁我们的时候,中国比较黑暗的时期这条公路也就被断绝,现在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这条公路也逐渐要开始恢复生机,这条路曾经是西南历史的丝绸之路,也是我们中国特别是云南通向西亚,通向外界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在解放前,这条路在开通的时候,特别是腾冲的马帮啊一些商人通过这条路到缅甸到印度,那个时候特别是我们云南不是很穷的,有历史记载腾冲的关税当时并不比广州差多少。特别是这几十年这条公路断了,我们云南成为一个边境上的小镇,我们云南已经被边缘化了,如果说我们云南要发展赶上其他的省份,打通变边疆是一条路,最重要的一条是跟史迪威公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其实史迪威公路到今天仍然应该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一条通道,特别是我们云南。今天我要跟大家说我在史迪威公路上看到的一些情况,就是这些。谢谢!
 楼主| 发表于 2019-4-21 22:17:27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战期间苏联援华武器 其中野战炮数量可武装30个师
http://wemedia.ifeng.com/37031434/wemedia.shtml


苏联援华的伊-16战斗机
30年代,蒋介石为了对付日本,到处在国际上寻求援助。但当时美英的态度较为冷淡,于是蒋介石又转向曾一度翻脸的苏联。苏联为了牵制日本,也想利用蒋介石。特别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和苏联更是急速接近。1937年9月,国民党派杨杰率代表团到苏联,商定军事贷款5亿美元。其后,大量苏联武器运到中国。
第一批装备于1937年10月到1938年初提供。总值3000多万美元。包括232架飞机(6架TB-3重型轰炸机、62架高速轰炸机、156架战斗机);82辆T-26坦克;20门76毫米高炮;50门45毫米反坦克炮。以及一些弹药和装具等等。考虑到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全部只有305架作战飞机,这批苏联物资的总额算是相当巨大。而苏联提供的T-26坦克,则是太平洋战争前国民党军装备的最好坦克。
第二批于1938年3月到6月提供。总值800多万美元。这批主要是陆战武器,包括1900挺机枪、160门76毫米野炮、80门115毫米榴弹炮、80门37毫米反坦克炮;以及大量的弹药等等(步枪子弹和机枪子弹各1000万发、各种炮弹36万发)。
第三批差不多和第二批同期提供,主要是航空物资。包括65架飞机(60架战斗机)。还有400辆汽车。

苏联援华伊-15战斗机
1938年7月到9月,第四批物资陆续抵达。包括:80架快速轰炸机、2120挺机枪、100门37毫米反坦克炮、200门野炮、346辆汽车。
1939年6月到9月,第五批物资履行。主要是120架飞机。同期抵达的第六批物资包括:200门反坦克炮、50门76毫米山炮、4400挺机枪、5万支步枪、500辆汽车、1亿发步枪子弹、50多万发炮弹等。
1939年下半年又运来一批航空物资,有53架飞机和一些机场设备等等。1940年11月到1941年6月,提供的军火物资有:1300挺机枪、250门高炮、100架快速轰炸机、150架战斗机、320辆汽车和拖拉机、3700万发子弹、30万发高炮炮弹等等。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此后苏联停止向国民党提供军火物资。但此前还运来了最后一批,包括4架飞机和21台发动机以及汽油等等。

苏联援华T-26坦克
在1937-1941年,苏联一共向国民党提供了:804架飞机、82辆坦克、1190门各种火炮(490门野战炮、430门反坦克炮、270门高炮)、9720挺机枪、5万支步枪、1548辆汽车、30辆拖拉机和辅助车。其中飞机数量相当于国民党原有飞机装备的近三倍。野战炮按国民党军编制,可以武装30个师。这些武器大都是按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交易。比如T-26坦克每辆只要21320元法币;1架飞机约折价3万美元;每个陆军师的装备约合150万法币。这些武器基本为蒋介石的军队所独占,但据说也有例外,比如蒋介石曾调拨一批苏联机枪给新四军(100挺左右)。有一张八路军使用苏联机枪的照片,是否是来自这批机枪,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发表于 2019-4-24 16:59:44 | 显示全部楼层
纵观滇缅路开放之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ca367d80102w0in.html

识别:@自强不息止于至善1230  校对:@Fyouth_不羁的青春


“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每每只是消沉的感慨,抑且未免无聊之甚。但如英国的屈从了日本,封锁了滇缅路的军需运输,约期三月,迨至今日,却也告了届满。回想当初情景:日本方面趾高气扬,好似扼人咽喉,胜算在握;英国政府含垢忍辱,议员在国会閧责外交当局“可耻,实属可耻!”法国苦笑,且以此为而后对于强暴继续让步,妥协,断送的口实;德意从旁冷笑,世界舆情哗然,多以为殆将促成不幸的后果;凡此种种,历历还在目前,而现在则滇缅路又似受了不可抗违的自然律的支配而终于恢复其机能了。自今日起,行见大量军需,蜿蜒万山丛中,连绵不绝而入华夏,这在中英两国人士以及中英两国的国际友好,自必为此欣然,然不能不叹息于时日驹驰而懊丧者,必有其人吧!制胜须借重时间,时间利于中国,属于中国!

滇缅路恢复其活力之后,每日所得运入中国的军火总量约自三百吨乃至五百吨。三五百吨非小数,日积月累则更有可观,但在大规模的现代战争中,此数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数,中国抗战亦并非倚存之为独一无二的来源。吾人乃至一般世人所以异常注意于此路的通塞者,甚至旬日前美国方面有人且因此路复通关系而推论昨今两日有在太平洋爆发战争的可能者,总之,重视之至于极点,绝不为了每日三五百吨的军火运输量,盖别有其值得极度重视的意义在焉。举言其意义之最显著者:其一,有路而不通,是反常,是卑怯,是耻辱,是抑弱媚强的悖理谬举,是文明与道德逆转的动响,是强暴扬眉而正义沦亡的征象,故不必计较通量的巨细,所贵乎通,今则复通,何况日通三五百吨,为量自不算小数。其二,在滇缅路封锁的当初,乃至最近,英国方面不讳言于英日相约,由日本在这封锁的三个月内促成中日战争的和解,夫和解贵乎平等而相齐,若乃用片面的封锁来促成和解,则知其乞求的标的,在于独予另一片面获得强制其对方屈服的机会,中国有其自信,故自始未尝因此对于英国遽作无情的抨击,现在过如日蚀,更不必说,然以往日的企求之下缔约,复于今日的情状之下解约,即此一收一放,恰将中国抗战阅三四年,历无数劫而依然不屈不挠,又将强制中国屈服的阴谋之终归失败,俱在万目睽睽,极度重视之中,一正一负,作有力的说明。其三,英国当时屈从日本而封锁滇缅路,笑骂由人,强颜而为之者,事属帮凶,讵其素愿,亦无非慑于德国在欧洲大陆,连战连捷,英伦三岛,岌岌可危,虽英国当局大言炎炎,未尝示弱,然证以对日卑屈,可知其意怯矣,气馁矣,自虞其不克自保矣,遂惶恐而不敢坚拒日本的要挟,挡不住日本的恫嚇与胁迫,现在德国的攻势,以及日本的恫嚇与胁迫,不但依然存在,抑且再接再厉,而英国不但不再接受要挟,不但不续作别种让步,乃毅然决然,将屈辱的协定,及期废弃,可知英国对于战事前途,对于帝国运命,已能恢复其自信矣,英德两国之间由交战而分胜败存亡,原属局外人所不必十分关切,然自三国同盟成立之后,即不复能漠视其间的消长,故由开放滇缅路所映射的英国方面的信心,应该视为含着异常的意义。其四,英国所以恢复其自信的因素,当然不止一端,然美国国策由坚强而更趋明朗,由蕴藉而演为行动,由对英的同情默契而进为公开的无限制的援助,由原则上的力援而为每一个别问题个别项目的具体应付,有如国务卿赫尔氏宣称对于开放滇缅路的影响由美国担其责任,这是暧昧世界的破晓,这是有关大势的伟举啊!其五,恫嚇的虚声,胁迫的姿态,经此滇缅路开放的事实试验而成为国际术数中的陈迹了,辟除这一类术数,大可使国际的这一方面归于清澄,今后犹得成为问题的,必须是具有实际力量的实际新行动。虽恫嚇与胁迫的幻减并不限制了新行动的发端,然新行动必以恫嚇与胁迫的失效而谨慎考量其必然的反映与后果,因此之故,自滇缅路开放后,吾人得推想明日与后日以及最近的将来,或将反而获见表面上的沉静,亦即暂时不闻何种幼稚的大吹大擂,是亦可想而知的乃为各方从事于次一演变的安排与酝酿,以迄爆发何种突击。

  由此五端,开放滇缅路之为举世所重视。五端之外,吾人犹有以为别饶意义,但在今日不必加以论道而堪供默察者,即俨然为日本新型领袖的近卫,及其僚属松冈,在力竭声嘶,剑拔弩张,以冀阻挠滇缅路开放而卒归失败后,除了试行其炸不断交通的无效轰炸,固将何为?固将何以自维其尚未卓立的声望威信?
 楼主| 发表于 2019-4-24 17:03:17 | 显示全部楼层
敵寇在緬的鬼蜮伎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ca367d80102vz0u.html
撰文:金葉
正文:絞殺滇緬公路,不是偶然的!同樣情形,敵人威脅緬甸,也並非今日開始的。

识别:吴之茱萸  校对:远征军魂
  
鄉村裡來了牙醫生

遠在一九三一年,緬甸人口調查局的統計,據說全緬境內只有六百六十七個日本人,然而隔了八年,目前緬境的日僑總數,卻已超過四千人了。

這些不速之客的職業,也是非常奇怪的,大部分是操牙醫為業,在緬甸的鄉村裡掛著牙醫的牌子。有的還附設照相材料店,廉價的賤賣著風景照片和照相機,他們的分佈是很密的,今日的緬甸農村中差不多都有一個或兩個寄屬著。

緬甸的農村和農民是極貧窮的,他們的勞苦收入,完全在剝削的漏洞中漏去了,他們哪裡有富裕的經濟來惠顧現代式的牙醫和購置照相機和照片呢?

這許多牙醫生顯然也別有企圖,掛了牙醫的幌子,實則不是賣的牙醫藥。原來緬甸人民有一個茗茶閒話和聊天的特性,他們就針對緬民這弱點,散播出他們所需要的話題。——“...日本是命運注定了要擔負遠東解放任務的民族...啊!"你們是遠東需要解放的一部分..." "若政府繼續允許軍火經仰光運入支那內地,你們有受皇軍飛機轟炸的危險......."

在滇緬公路未完成以前,時適緬甸勞工問題十分嚴重的時候,他們又放出惡毒的謠言:“政府與支那合作開闢滇緬公路,這要使將來大批支那人向緬甸移民的!唉!危險......!"

威嚇,欺騙,牙醫生們無意中盡了親日反英排華的宣傳能事。
  
緬甸叛亂的創造者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尤其是因為緬甸的宗族複雜,語言錯綜(有一百三十多種),於是更促使日本間諜便宜行事,他們緊握了這種有利的社會組織條件,運用金錢,欺騙,誇張,挑唆,...種種的手段,來造成他們所預想的事件。

一九三八年初,日本間諜在仰光總督的指揮之下,花了很多時間和金錢收買了緬甸XXXX黨部份勞力,要挾著他們起來創造“既成事實”,指使其首先破壞緬甸各民族,各黨派間感情,仇恨的火燃燒后,日本間諜又運用另一種方法,把仇火集中在反英排華的運動上,一方面又表示說,他們要實踐過去的諾言,執行解放緬甸的任務。

而事實是怎樣的呢?牙醫生們何嘗不知XXXX黨的力量是不夠擔負他們所最理想使命的,他們僅僅希望用地方叛變,暴動,擾亂秩序來打擊由滇緬鐵路及公路輸送軍火到中國而已。

這是有事實可證明的:一九三八年末,當緬甸叛亂達於極緊張的時候,仰光報界公佈了日本政府致仰光日本領事館的一封極密訓令,公佈后,日本政府方面也從未加以否認。這訓令的要點是——緬甸叛亂的發生,可阻斷重慶政府所運的軍火經過該國山地輸往中國。叛黨應摧毀緬甸河道上的橋樑,使貨物運輸延遲與危險,甚至可截取此種軍火。

而最近——滇緬路尚未絞殺前,緬甸XXXX黨又對英政府及緬甸總督發出通告,要求終止軍用品由緬境運往中國。這也是一種有力的證明,證明是敵人在後面牽繩的,不然在全世界呼喊援華中,XXXX黨何以要做出這種極不友誼的行為呢?
  
上層份子裡的蛀蟲

牙醫生雖然名義上是替患牙痛這捉去牙蛀蟲的,但是他本身也即是緬甸牙齒里的蛀蟲,他們蛀壞了緬甸下層的人民,同時,卻又鑽在緬甸的上層份子裡。緬甸的上層份子,智識階級,官員,小企業者都是集中在少數緬僧群中,日本間諜們,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勾結這些緬僧。金錢統制了緬僧後,於是緬僧無意識中被利用了。他們在青年裡面,鼓吹日本的好處,勸誘緬甸青年去日本留學,受彼毒化教育。

接著,牙醫生們又間接在緬甸國會里伸張了。最明顯的成例,是牙醫生們用了一千五百萬緬甸幣津貼,收買了緬甸前任總理XX,組織了一個“青年大刀義勇軍”,代敵人在緬甸樹立了一支武力。一九三八年,正當緬甸XXXX黨高舉叛旗,起來擾亂秩序的時候XX卻還邀請日本某親王到緬甸遊歷,遊歷結果,組織了“日緬貿易協會”,是一個“集日本在緬買辦階級的大成”的機關。

日緬貿易協會的主要任務是:一,舉行日貨展覽,廣事日貨宣傳和推銷,二,誘買緬甸景來錫礦,三,在仰光瓦城各地收買白豆,以套取緬甸农产。

在文化方面,表現最尖銳的是新聞界,銷路最多的緬立《XX日報》以及《XX日報》《XX時報》《XX報》,《XX報》等都接收了日人的津貼,大肆作反華的宣傳。內中僅《XX日報》後經華僑股東的努力,反華論調才絕跡。


敵人專注緬甸,以及破壞中緬感情,從上面即可以知道它用心之苦了,然而緬民,有自覺的一天;罪惡的人有最後一秒鐘的到來,緬人和我們都不會忘記緬甸友人的名言:“要保衛緬甸,即需援助中國”!

小注:文中XXXX黨,為德欽黨或巴莫組織之貧民黨。緬甸共黨成立於1939年8月。
           XX總理應為巴莫,巴莫1937-1939任英屬緬甸總理。
           青年大刀義勇軍,查不到資料,應是青年義勇軍.大刀義勇軍應是口傳別稱。
            問號處表示不確定。
 楼主| 发表于 2019-4-29 19:44:2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射声 于 2019-4-29 19:53 编辑

滇缅公路修筑成功以后,就可以从缅甸的仰光港口卸货,通过铁路运输到缅北的腊戌,然后通过卡车运到昆明。滇缅公路虽然道路艰险,好在由于中国特别重视,运输量还是可以的。但好景不长,仰光失陷盟军失去局部制海权,缅甸被日本占领。唯一可行的,就是建立一条从印度到云南昆明的空中线路了。驼峰航线:汀江——葡萄——云龙——云南驿——昆明。航线距离820千米,航线最低安全高度4572米。但只要天气较恶劣,则必须改道,需从汀江经葡萄、丽江到昆明,航线最低安全高度6096米。驼峰航线的条件差得多,必须穿越可怕的喜马拉雅山,很多时候被迫要在要在山峰中穿梭飞行,是非常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出事。况且北线从汀江机场出发以后,直到云南腹地的丽江机场或者云南驿机场,中途都是毫无人烟的荒凉地区。不但没有机场,更连一块适合迫降的平地都找不到(不是连绵的山脉就是密林)。一旦出现险情,飞机基本死路一条,有去无回了。再来看看中印公路,对于开通中印公路的问题,盟军内修路,陈纳德则对蒋介石说,“史迪部的意见并不一致。史迪威力主威致力于驻印军的训练,即便打开中印通路,亦需时甚久,要在一九四五年后,始能运入物资”,而当时“太平洋与中国战区之战争将迅速发展,史迪威所练之陆军恐缓不济急”。因此陈纳德建议,“加强中印航运吨位较为现实”,“如中印航运每月保持一万吨运输量,则可以满足中国战区的补给。现美援物资在印度堆积甚多,如加强阿萨姆飞机场(中印边界的飞机场),中印航运增至一万吨,则毫无问题。”丘吉尔的意见同陈纳德不谋而合。1943年5月,丘吉尔告诉宋子文,中印公路开通后,每月最多也只能运送2万吨物资。因此在他看来,将驼峰航线的运输量增加到3万吨才更“切合实际”。
美国军方在经过评估后,也对修筑中印公路的必要性表示怀疑。作战科主张,只把缅甸通往云南的小路加以整修,使炮兵与卡车能够通过就足够了。美国空军则表示,向中国输送租借物资的任务,完全可以由驼峰航线承担。从1945年2月—7月,中印公路的货物运量分别为1111吨、1509吨、4198吨、8435吨、6985吨、5900吨,总计2.8万吨。这个数字显然与史迪威在筑路之初,预计的每月3万吨相去甚远。而驼峰航线的运量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不断增加,原因在于密支那被收复以后,驼峰航线就可走靠近缅甸这一边,就很安全。仅当年11月就为中国输送了3.5万吨物资。中印公路开通后,驼峰航线的运量依旧不断攀升,1945年1月为4.4万吨,6月增加到5.5万吨,7月更达到7.1万吨的顶峰。

https://tieba.baidu.com/p/3231846394?red_tag=3247252135

自印度利多至中国昆明的国际军用战略公路,即“史迪威公路”,曾被誉为二战最伟大工程奇迹。但其所发挥的战略效应,实在微乎其微。


丘吉尔、陈纳德反对修筑中印公路,主张提高驼峰航线的运输量
如《短史记》第172期所述,在日军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时,史迪威却将中国最精锐之驻印军、远征军投入缅甸战场。在付出巨大牺牲后,盟军终于收复缅北,实现了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的通车。事实上,这条被誉为“抗日生命线”的公路,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以说,修筑史迪威公路是得不偿失的。
抗战爆发后,日军封锁了中国沿海,使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获得盟国援助的唯一通道。为保持对外交通,早在1940年秋,国民政府就建议开辟一条通往印度洋的道路。但开工时间一拖再拖,至1942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中印公路的勘测被迫中止。
对于开通中印公路的问题,盟军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史迪威力主修路,陈纳德则对蒋介石说,“史迪威致力于驻印军的训练,即便打开中印通路,亦需时甚久,要在一九四五年后,始能运入物资”,而当时“太平洋与中国战区之战争将迅速发展,史迪威所练之陆军恐缓不济急”。因此陈纳德建议,“加强中印航运吨位较为现实”,“如中印航运每月保持一万吨运输量,则可以满足中国战区的补给。现美援物资在印度堆积甚多,如加强阿萨姆飞机场(中印边界的飞机场),中印航运增至一万吨,则毫无问题。”①
丘吉尔的意见同陈纳德不谋而合。1943年5月,丘吉尔告诉宋子文,中印公路开通后,每月最多也只能运送2万吨物资。因此在他看来,将驼峰航线的运输量增加到3万吨才更“切合实际”。②
美国军方在经过评估后,也对修筑中印公路的必要性表示怀疑。作战科主张,只把缅甸通往云南的小路加以整修,使炮兵与卡车能够通过就足够了。美国空军则表示,向中国输送租借物资的任务,






  •                                        

史迪威不顾反对,修筑成中印公路,但其总运量尚不及空运一个月
以上这些反对意见都没有动摇史迪威打通中印公路的决心。中印公路从1942年12月动工,到1945年1月最后开通。期间美国前后投入了1.7万名工作人员,花费1.49亿美元,使用中国、印度、缅甸、尼泊尔劳工12万余人。④
因为在筑路过程中,各国人员克服了当地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而使中印公路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工程奇迹”之称。只是这个工程学上的奇迹,并没能给中国抗战带来真正的帮助。
从1945年2月—7月,中印公路的货物运量分别为1111吨、1509吨、4198吨、8435吨、6985吨、5900吨,总计2.8万吨。这个数字显然与史迪威在筑路之初,预计的每月3万吨相去甚远。⑤
史迪威对中印公路寄予厚望,缘于他对驼峰航线的不信任。他在1943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说,“中国的机场很不错,而印度的机场却很糟糕”,中印间的“空运量从未超过3400吨,而且他认为以后也不会超过7000吨”。⑥让史迪威意外的是,驼峰航线的运量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不断增加,仅当年11月就为中国输送了3.5万吨物资。中印公路开通后,驼峰航线的运量依旧不断攀升,1945年1月为4.4万吨,6月增加到5.5万吨,7月更达到7.1万吨的顶峰。⑦
对于空运数量的增加,有人将之归功于史迪威。在他们看来,史迪威收复缅北,不仅使中印航运免于日机干扰,还缩短了驼峰航线的里程。这个说法固然是成立的,但忽略了两点事实:第一,为驼峰航线肃清敌机,不在史迪威发动缅北之战的战略目标之内,属于“意外收获”;第二,如果要为驼峰航线清扫空路,收复缅北即可,耗费人力、物力修筑中印公路是没有必要的。
更何况,即便没有肃清缅北,驼峰航线的运量同样可以增长。美国陆军航空队当时预计,如果增加150架C-54运输机,968名军官与4326名士官兵,每个月的空运量可以达到8万吨。正如学者齐锡生假设的那样,“若从1942年开始,美国就决定把同样的人力物力财力,投注在改善空运工作方面,得到的成绩是否将大得多?”⑧
蒋介石为改善与史迪威的个人关系,以纪念其功绩之名义,将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但其实正如近几期短史记所说,无论是史迪威本人,还是其主持修筑的史迪威公路,都没有为中国抗战提供实际的助益。
史迪威公路上运输物资的卡车。
注释:
①杜建时:《抗日战争时期蒋美勾结与矛盾》,《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8年,第200页;②③⑤⑦⑧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81—485页;④马建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军事合作》,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327页;⑥吴景平、林孝庭主编:《战时岁月: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新编(1940-1943)》,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






 楼主| 发表于 2019-5-3 16:46:12 | 显示全部楼层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对华作用之评价

http://www.cssn.cn/jsx/201405/t20140513_1157329.shtml



【作者简介】朱孔宝 山东省济南出版社 济南 250000;单卫华 山东公安专科学校 济南 250000
  【内容提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德关系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渐入高潮和步入“冰点”三个时期,而此时正值德国军事顾问受聘于蒋介石政权、活跃于南京国民政府之机。他们在华活动涉及领域之广、对南京国民政府影响之深,均超过蒋介石历任外国军事顾问。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虽然在名义上属军事顾问,实际上其在华活动不仅仅限于军事领域,还涉及中德经贸往来、中国国防建设和中德邦交。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在1935年11月27日曾写道:“她的(中国的)整个经济——商业上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对这里的德国人来说是了如指掌。”(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他们对蒋介石的影响极深,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够把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华的作用与蒋介石聘请德籍顾问的原因及其来华动机用同一尺度去衡量,而应当辩证地看问题,力求给予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In the 1920s and 1930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rman and china sucessively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preliminary development,climax and coming to a deadlock.Just during this three periods,German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was employed by Chiang Kai-shek and working actively in Nanjing KMT govemment.The field that they involved and their influenceon Nanjing KMT govemment far surpassed that of any other foreign military advisers during the reign of Chiang Kai-shek.
  【关 键 词】德国/军事顾问团/中国/国民政府 German/military advisory group/China/KMT govemment
  一、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国军事
  中国军队必须革新,这是历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的一致观点,他们先后上书蒋介石,阐明军事改革的重要性。1928年12月,第一任总顾问鲍尔为蒋介石起草了《改组中国军队的备忘录》。1933年2月,魏采尔呈递了《关于整理中国陆军的建议书》。同年6月,塞克特在总结前两位军事总顾问建议书的基础上,又替蒋介石拟定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在这些意见中,总顾问们依据中国现状,为国民党军队整编、培训提供了一系列指导性的建议计划和方案。
  鲍尔在其备忘录里力诫蒋介石整编军队,应“大量裁减过剩之部队,以便集中现有之财力与物力,使国军达到精练之标准。”(注:傅宝真:《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载《传记文学》(台),第24卷第1期,第95-96页。)魏采尔同样建议蒋介石集中全力把国民党军队编练成一支训练优良、兵种齐全、装备完善的精锐部队,并提出组建新式精锐军队的关键“在于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46页。)建议国民政府设立各类特种军事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提高官兵素质。塞克特则在其建议书里宣称:中国军队的根本问题“不在患寡,而在患多”,(注:同[2]《传记文学》(台),第26卷第5期,第57页。)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必须尽早建立确定数量的精良师团作为中国军队的核心”,(注:辛达谟:《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台),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使其中每个人都能起核心作用,以便必要时迅速扩军。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扩军的秘诀。
  德国军事顾问们的整军建议,与蒋介石裁减地方部队以剪除异己,建立嫡系武装以镇压革命、建立独裁的设想不谋而合。所以,蒋介石对顾问们的建议格外重视,其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书上多处批示,“中正以为其意见甚对,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此意见书皆应从速实施,而且可以实施,请速照此意见书督促进行为盼。”(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5/1100。)1929年、1933年和1934年,蒋介石连续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决定以顾问们的意见书作为改革整顿军队的蓝本,分阶段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预计1934年到1936年先编练、整建60个新式陆军师。1936年又决定在今后3年内编练、整顿20个新式陆军师,并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陆军整理处,负责此项事务。与此同时,确立了三级军事教育体制,健全了官长教育,增加了兵种教育。国民政府先后创立了陆军大学、中央军官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通信学校、防空学校、装甲兵学校等。这些措施的执行,有利于增强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有利于巩固南京政权的中央统治地位。
  蒋介石还授命德国军事顾问直接参与编练现代化部队和培养高素质官兵的实际工作。鲍尔领导的顾问们用德国兵器为蒋介石南京政府装备了一个教导队,该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一个士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该队成为国民党军队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魏采尔来华后,将教导队扩建成两个教导师,并施以德国的训练方法。1932年,又改编为第八十八、第八十七和第三十六师,成为蒋介石嫡系的中坚。法肯豪森任职时,直接领导参与了陆军整理处的工作。此外,德国军事顾问也将培训军官视为己任。鲍尔就很注意对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鲍尔任职时,每星期五夜里,鲍尔便和其他顾问一起,在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为数百名高级军官举办讲座,专门讲授德国的战略战术,介绍德国的军火武器和军事工业。除蒋介石外,国民党其他一些重要军事人物如冯玉祥等都曾听其授课。(注:周亚卫:《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幻想》,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魏采尔时期,几乎所有的军事院校都有魏采尔顾问团中的成员,魏采尔本人就是中央军校的总教官。塞克特和法肯豪森则主持了庐山军官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据统计,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团以下排以上军官几乎都参加了”各级培训班。(注:马骏:《二、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合作始未概论》,载《中德关系史文丛》,青岛出版社1991版,第238页。)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大力协助下,南京国民政府的整军建军工作取得成效,蒋氏军队装备优越,训练有素,实力大增。急欲建立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便有恃无恐,加紧部署旨在“削藩”反共的内战。在蒋介石反动的一系列内战中,蒋介石依仗优势兵力先后取得胜利。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即“命德顾问所训练之示范旅及新成立之空军开赴华南加入战斗”。“新成立之空军在波勒中校指导下,曾有效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并可向敌阵地投掷烧夷弹”,结果桂军“伤亡惨重,”(注:傅宝真:《抗战前与初期之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四)》,载《近代中国》(台),第53期,第238页。)大败而归。在随后的蒋冯之战中,蒋军动用了德国容克斯公司单翼及双翼飞机助战,依靠现代化德式装备,使以用大刀为主的西北军死伤累累。(注:陈济廉、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1930年的中原大战,蒋军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策划下,第一次采取了“大规模步炮与空军联合作战”的方式,(注:同[2]《传记文学》,第25卷第3期,第95页。)从而大获全胜。在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地位大为巩固,其矛头即刻转向中国共产党及民主势力。蒋介石对利用德国军事顾问为他整训的新式嫡系部队剿杀革命民主力量寄以厚望,他曾宣称:利用“武备一律、精锐能战之国防军力”,“必能促成中国政府继续消灭不断受外力培养之共产主义。”(注:同[2]《传记文学》,第26卷第5期,第56页。)于是,在国民党发动的“围剿”红军和“讨伐”福建革命人民政府的战斗中,由德国顾问一手训练并装备的国民党精锐第八十八和第八十七师均作为主力参战,并“多立有卓越之战功。”(注:同[5]《传记文学》,第42卷第3期,第86页。)德国顾问对之也是津津乐道。1934年12月25日,法肯豪森在一份发回国内的定期报告中,向外交部汇报:“当具有重武器装备的国军参与清剿(红军)行动后,江西共军立即集体流窜,不过已无大规模的战斗。”

不仅如此,德国军事顾问还直接参加了实际战斗,在蒋介石发动的一系列旨在独裁“安内”战争中,大献计策,充当谋士。他们在削弱地方军阀方面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镇压中国革命民主力量方面是“成绩尤著,无任欣慰。”(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鲍尔正是在参加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因赴武汉筹划作战染病而亡。在蒋冯战争中,柯利伯尔也曾受命携其作战参谋数名到武汉布防。魏采尔来华时,中原大战正在激烈进行。魏采尔行装未御,即下榻于蒋介石的专列上,参与制定战斗方案,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蒋介石每做一个决策,“无不先听魏采尔将军的意见与建议”。(注:王洽南:《德国顾问在南京时期的工作回忆》,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0页。)战争结束后,魏采尔“在以后三年内,曾随从剿共”,(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多次往来于南京与南昌之间,并直接参预制定了第三次和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塞克特和法肯豪森虽然在这些战斗中没能亲临战场,但在国民党为取得“剿共”胜利而特设的庐山军官训练班中,他们和其他顾问先后“担任剿匪战略与战术之讲解工作,”(注:同[13],第56页。)进行幕后策划。
  以上事实说明,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军事活动有效地加强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巩固了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堪称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帮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的客观条件下,德国军事顾问团帮助日本的侵略对象编练新军,培训军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法肯豪森任职时,日蒋冲突加剧,法肯豪森适应时局的需求,“着手装备八万快速国军机动部队,以便紧急之秋,可驰援各战线”,并协助蒋介石筹建“若干炮兵团及一个装甲兵旅,以便可支援步兵作战。”(注:傅宝真:《法肯豪森与中德军事合作高潮》,载《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第101页。)据统计,到抗战爆发前,约有30万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顾问们的这些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有利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耗、牵制日军有生力量,有助于中国人民摧毁日本速亡中国的狂妄迷梦。
  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顾问们还在提供抗日建议、协定防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甚至亲赴抗日前线督战。魏采尔任总顾问时,针对日军步兵在战车与飞机掩护下攻击前进的战法,他建议国民政府置办新式武器,“唯各师需有相当之新式兵器,施以新式训练,”才能对日军“切实抵抗或击破之。”(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150页。)塞克特则强调:“步兵与炮兵的合作是现代化战争的灵魂”,认为在将要发生的抗日战争中,“面对日军炮兵和飞机的优势,若无相对的炮兵与之抗衡,…获胜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9页。)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加紧对中国的蚕食鲸吞,局势严峻,法肯豪森疾书《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蒋介石。在建议书中,法肯豪森指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近切者,当然日本”,敦促蒋介石对日本进攻实行积极地抵抗政策,称华北事件是蒋介石当局“一味退让”的结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同时,他劝告蒋介石不要存有等待国际组织制止日本侵华的幻想,声明“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为)保全国土而奋斗,必须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在其建议书中,法肯豪森还提出了“可用持久战抗敌”的观点。(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他是最早提出持久抗战的一个外国人。总顾问们提出的抗战建议是符合中国实情的,对南京政府的抗战措施起着某种程度的影响作用,蒋介石对部分建议也持认同态度。所以,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便命德国军事顾问协定长江防务。为此,法肯豪森亲往镇海、乍浦、江阴、镇江等地视察,制订出一套整顿江阴、镇江和南京的江防计划,协助张治中将军在苏州和嘉兴间建立一道坚固防线。这就是著名的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南京失守后,所有德国顾问与国民政府一起撤往武汉,继续筹划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与沿长江各要塞的防务,直至离华返国。在身先士卒、亲临抗战前线方面,德国军事顾问中尤以魏采尔和法肯豪森为著。魏采尔参与指挥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法肯豪森及其属下时常出现在淞沪会战和台儿庄会战的战场上。当时帮助中国空军工作的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曾指出法肯豪森“是蒋介石很重用的军事顾问”,“参与领导上海抗战”,负责“指挥蒋介石的教导总队和空运中队。”(注: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抗战初期,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抗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英国驻华人员的报告曾指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不仅如此,它们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正指挥着战争。”(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244页。)因此,作为德国盟国的日本极为不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德国军事顾问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协助中国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日本军官们对德国的情感……德国的行为极大的危害了德日合作的政策。”(注:〔美〕约翰·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100页。)

二、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国经济
  蒋介石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不仅仅是为了编练一支现代化的嫡系部队,他还希冀仰仗德国的人才技术,建立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借军事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为了适应蒋介石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推销德国军火与生产设备,便于德国垄断资本占领中国市场、掠夺战略原料,德国军事顾问作为中德经济联系的纽带,积极地参加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当时法国一家报纸对之评价到:“彼等在华之出现,非仅置中国军事组织与制度于德国影响之下,且使其工业发展亦循德国之指导。”(注:傅宝真:《抗战前与初期之驻华军事顾问》,载《近代中国》(台北),第52期,第154-155页。)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工建设,一是中德军火贸易。
  首先,在中国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德国军事顾问提供了大量建议并参加了相关计划的制订及实施。鲍尔曾向蒋介石指出: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注:同[2]《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第92页。),因此建议“中国必须从经济建设开始,无论愿意与否必须从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4期,第121页。)塞克特在《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强调:中国军火工业不可长久依赖国外输入,必须在欧洲军火公司协助下,筹建足够的兵工厂,以维持武器弹药的自给自足。塞克特告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实为刻不容缓之急务。”(注:同[5]《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法肯豪森继任后,追循塞克特所立原则,极力督促国民政府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蒋介石对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大为赏识,责成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现代化工业。鲍尔曾奉蒋介石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建中国的计划,诸如中国铁路的发展、财政及航空制度、港口兴建等等(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22页。),并亲自策划在上海附近兴建一家生产硝化甘油和炸药的工厂(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柯利伯尔接任后“继续完成其工作,协助参与中国之建设和促进中德政经友好关系”。(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第119页。)塞克特做总顾问时曾与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一起制订了发展军火工业的计划,详细分列出6、12、18个师每月所需各种军火的产量、以及建立几家兵工厂、一家钢铁厂、一家机器制造厂和一家汽车厂的进度表。(注:吴景平:《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中国之行述评》,载《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101页。)。法肯豪森时期,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在短期内达到军火生产的自给,中德兵工专家于1935合作拟定了《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据此,南京政府从德国进口大批军火生产设备,由德国顾问负责技术指导。在南京、巩县和汉阳等兵工厂生产和研制德式武器装备(如马克西姆式机枪、八二迫击炮以及毛瑟步枪等,(注:同[21]第101页。)这些武器质量较好,其中一些已赶上西方的同类产品水平,部分满足了备战需求。1936年,德国军事顾问又帮助国民政府制订了一雄心勃勃的《中国工业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在华中、华南地区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抵御日本的入侵,并为未来中国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该计划的实际执行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


尽管由于战争的干扰,以上计划的推行并没有达成实现国防工业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但是,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德国技术的援助下,中国的国防工业有了一定起色。据统计,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步枪所用弹药有半数需要进口,不过到抗战开始时,轻武器及弹药生产已基本能够自给,这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是有一定关系的。
  其次,在中德军火贸易方面,德国军事顾问起了居间推动作用。帮助德国军火商推销军火是德国军事顾问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在上呈蒋介石的建议书中,大都提到军队应增加新式装备及弹药事宜,以提高军队战斗力。魏采尔指出,“新式战争之胜负,不在兵力之多寡,面以训练完善之部队善用良好之新式武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这恰好适应了蒋介石借德国先进武器装备增强实力的要求。于是,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牵桥搭线,中德军火贸易取得长足发展,德国军火充斥中国市场。仅1934年4月26日,孔祥熙一次就在德国洽购79步枪子弹1亿发、轻机枪5千挺、短枪5千枝(配弹5百万发)、79步枪1万枝、炮车32辆、坦克24辆(配弹1.32万发)、迫击炮240门、飞机炸弹215颗、坦克零配件421种。(注:《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第3分档,第22586号。)塞克特任职后不久,蒋介石便接受其建议,决定只买德式武器,并且由塞克特和俞大维决定武器种类和数量。(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3页。)1934年8月23日,由塞克特促成签订的《中德易货协定》则把中德军火贸易推向高潮。该协定的目的在于,以中国的原料与农产品交换德国的工业产品。协议的达成,不仅是由于双方经济互补,更主要的原因是,德国当时极端缺乏外汇,而重整军备又需向外购买大量原料,唯一补救的办法是能找到愿意以货易货的对象。而中国国民政府的处境与之相似。中国当时急需发展工业和军事的资金与设备,又富农矿产品,“正需有一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而又能处处满足其需要之国家,与之友好结合相依为助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8(2)/683。)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签署了《中德易货协定》。蒋介石政府对这期望甚高,认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抗战前夕和初期,透过《中德易货协定》,中德贸易剧增。从1933年到1937年,中国对德国进出口贸易都有增长的趋势。(见表一)德国在中国出口贸易上居第四位,而在进口贸易上,到1936年已超过英国,跃居第三位。同一时期,德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也处于持续增长的状况。(见表二)在其对华出口的货物中,军火是主要的,截至1937年10月为止,德国依约供给中国的武器5千万马克。(注:马文英:《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军火贸易关系的推展》,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台湾),第162页。)据台湾学者统计,抗战前中国80%外国军火武器输入系来自德国。中国也遂成为德国军火输出的主要国家。美国学者柯伟林在《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一文中指出,1935年德国输华军火值,占是年德国军火出口总值的8.1%,1936年即增至28.8%,1937年则高达37%。中国已由德国军火输出国的第二位跃居位首。(见表三)德国输华的军火不仅数量骤增,而且种类齐全,有战车、8.8公分及10.5公分重炮、高射炮连同探照灯、机枪、钢盔及机动通信器材、鱼雷、快艇等。(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注:王正华:《抗日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环球出版社1987年版(台),第61页。)于是,整师的中国军队用上了**德国装备,“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着德国式钢盔的中国兵操作的德国制8.8公分口径的高射炮。德国制7.5公分炮、克虏伯炮、奔驰M·A·N牵引车,以及其他德国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队行进。”[47]
  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建设,推动中德军火贸易,当然不是为了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化,为了帮助中国彻底击败其远东盟国日本,其在华经济领域的活动宗旨不变:占领中国市场和攫取战略物资。塞克特在劝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时,却又一再重申“中国目前不必自己设置国家工厂,最好委托‘欧洲武装公司’来华兴建此类工厂。(注:同⑤《传记文学》,第41卷第6期,第118页。)其目的显而易见。在攫取中国战略物资方面,由于总顾问们的极力撮合,德国通过“合步楼”公司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易货贸易协议,得以用军火换取中国的宝贵钨砂。中国输往德国的钨砂量与日剧增。(见表四)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活动的动机与其活动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他们的工作的确为中国抗战及未来中国工业发展打下了部分基础,但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所起的客观作用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德国军事顾问帮助国民政府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也助长了蒋介石开展内战、建立独裁的实力。1930年中原大战,蒋军以少制胜,正是动用德式自动武器装备的教导师参战的结果。当时,蒋军不仅步炮协同作战,而且引进德国侦察机,成立航空侦察队,监测敌情。(注:陈济廉、戚厚杰:《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蒋介石更是急于使用德式先进武器。法肯豪森致电德国外交部,报告有关中国政局时称:“江西剿共战役结束”,是因为“采用诸如迫击炮、轰炸机等现代化武器的‘全面进攻’”的结果。(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69页。)
  总之,在经济领域,德国军事顾问的活动的产生的客观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因其所起的积极作用掩饰他们相关活动带来的消极作用,也不能因其消极作用而否定积极的一面,应持全面、客观的态度。



三、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德邦交
  德国军事顾问大批来华服务促进了中德关系的迅速发展。其间,顾问们做了不少工作,成为中德双方首脑沟通信息、增进交往的媒介。1935塞克特由华返德后,希特勒予以接见。塞克特便提出“德国对华应有一固定之友谊与政策。”(注:页同②《传记文学》,第25卷第6期,第75页。)并向希特勒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希望中德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法肯豪森同时从中国致电希特勒德国,建议“在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应专注于德国对华政策,因为中国是长远看来世界上唯一和最后一个我们仍大有机会的大销售地区。”(注:〔德〕郭恒钰、罗梅君:《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178页。)在德国总顾问的积极推动下,纳粹德国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及本国需求出发,决定接受蒋介石中国的要求。1935年5月17日,德国外交部长通知国民政府:德国政府决定将北平的德国驻华使团升格为大使馆,陶德曼由公使升为大使。国民政府随即任命程天放为首任驻德大使。两国间正式大使级关系得以建立。
  1936年初,国民政府为巩固和加强与德友好关系,确保德国军事援助,决定派遣代表团访德。德国政府基于远东局势的恶化,为了避免激怒日本,使自己陷入德中关系和德日关系的危机之中,德国一再拒绝中国代表赴德。后经塞克特,克兰等多方活动,争取德国上层亲华势力的支持,1936年2月以顾振为首的代表团终于成行。最后,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936年4月8日签署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德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马克的优惠贷款(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此合同的达成,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不容忽视。代表团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就给以肯定:“此事塞克特及克兰竭力助成,故有良果。”(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了中德军事经济合作关系,这对与强国对峙的弱国——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抗战前夕和初期,国民党当局的军备和国防建设物资主要从德获取,中德邦交的发展及维系是确保德国军事援助的关键。特别是在英、美对日侵华采取“绥靖”政策,没有给中国以任何实质性支持的情况下,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仍依约向华输送大宗军火、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服务,是非常难得的。德国军事顾问作为沟通中德关系的桥梁,其间的作用不容抹杀。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的十年是中德关系史上最密切的一面。它在华活动的范畴涉及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外交领域,其在华活动的作用是比较复杂的,具有矛盾的双重性。在对其作用评价问题上,我们决不能一刀切,应抱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对其有利于中国抗日、中德经贸往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对其在蒋介石反共内战的反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加以揭露。
 楼主| 发表于 2020-1-4 18:01:41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anyingwang.com/news_c ... 36&infoid=10927






1937.9苏联援华航空队: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



苏联政府于1937 年9月开始运送第一批飞机来中国。随后,又选拔大批飞行员和航空地勤人员,以苏联空军志愿队名义来华。
苏联对中国空军的援助是多方面的,志愿队不仅为中国提供战机、人员训练,还出动优秀飞行员,直接帮助中国同日军作战。
   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娅金称, 自1937年10月—1942年1月苏联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 飞机炸弹215万颗。另外还供给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了对日作战中。          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地“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后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戈夫(后任苏联空军司令,空军中将)、波雷宁(后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空军上将)、赫留金(后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空军上将)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空军志愿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
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帮助中国在兰州、伊犁、绥宁和成都等地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四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万名相关技术人员。为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国内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即有中国飞行员1045人、领航员81人、无线电发报员198人、航空机械师8354人到苏联参加培训。


永远的纪念:苏联航空队 四年击毁日机539架
如果单纯对比歼敌数量和牺牲人数的话,苏联志愿飞行队比美国飞虎队的抗日贡献更大。苏联志愿飞行队在中国四年,牺牲200余人,击毁敌机539架。
从1937 年10 月来华到1941 年底苏联空军志愿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四年零两个月时间。苏联以空军志愿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国民政府方面统计,苏联志愿飞行队在此期间的战绩为:1937年12月击落91架,炸毁43架;1938年击落130架,炸毁136架;1939年击落33架,炸毁71架;1940年击落16架,炸毁14架;1941年击落5架,总计539架。如果再加上苏联援助的高射炮、高射机枪和中国飞行员击落的敌机,这个数字即达到1049架。
先后有2000余名苏联航空工作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打击日军,其中有200多名苏联飞行员牺牲。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苏联援华飞行队后来出了苏联英雄14名,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
 楼主| 发表于 2020-2-16 23:36:44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tieba.baidu.com/p/477986 ... 0239378#97752504842



自日本投降后,美军监管下所有物资遗留在西南者,悉数移交我方应用,除航空器材由航空委员会接收外,其余物资奉令由本部统一接管,当时时间匆促,指定昆明前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后勤部就近负责办理。自9月20日开始,至12月8日完毕。
嗣以物资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美军仓卒撤离,未及一一点交,且各种新式军械器材等,须有专门人才装置整理,故为慎重计,复经拟订美资接管办法,由本部各署司调派专门人员,组织接管美方移交物资特派员办公处,派员分赴各地,实行清点,期得详确之接收数字,以为一策定统筹运用计划之根据。
同时将各项物资分类整理,妥为保管,以利配运而免损失。该项工作,自本年一月开始,至五月中旬完成。各类点收物资之品种数量,详见清点报告册及统计表。
兹择其重要者,略述梗概如下:

甲、车辆
以卡车为最多:
美方原交7510辆,点收8387辆,超出877辆;
吉普车原交1170辆,超出1095辆;
军械车原交510辆,点收1070辆,超出560辆,连其它各种车辆全部共计原交11716辆,点收15432辆,超出3716辆(在印度直接装备辎汽第6团之各种车525辆未计在内)。
接收后已分别装配第1、5、6、7、9、10、12、13、14、15、16、17、18、19、20等15个辎汽兵团,另4个战车营及阿尔发部队,每军部卡车5辆、吉普车1辆。此外炮工兵部队亦已酌予配发。据后勤部表报,共计已配发各种车辆13224辆。

乙、油料
接收各地汽油总数为4373558加仑,附属油为264923加仑。
查油料一项,清点时缺少数量颇巨,除柳州超出550加仑外,其余各地均有亏缺。考其原因概由于:
1、美方于移交单签字后数日内,美军尚未全部撤离,仍继续使用油库油池;
2、油池新建易于渗漏;
3、 油管经过荒野地区,监护难周,常发见被人钻洞偷窃,而油管接缝处亦间有渗漏;
4、油池最低层储水量各有等差,难于精确估计。
存置滇省油料因疏运美资,已动用殆尽。

丙、配件
全部为5934.75吨,种类甚多,接收后,在昆明设汽车材料总库一所,霑益、贵阳各设材料分库一所,负责保管。因系运输必须器材,经常配发各汽车部队及各级修理厂使用中。

丁、修理工厂
各级汽车修理工厂共22所,计:
二级厂9所,内有3所已配属汽车兵第12、17、20团,改为修理连;
三级厂8所,担任车辆之小修理;
四级厂3所,可大修理;
五级厂2所,机作工具均颇完备,专修配引擎,并可制造零件。
该各级工厂,均经调整,仍在原地继续工作。


服装
全部为5474.4吨,计:
哔叽呢军衣裤原交58279件,点收94207件,超出35928件;
各式大衣原交9704件,点收17688件,超出7984件;
卡其布军衣裤原交87874件,点收157137件,超出69263件;
工作衣原交16979套,点收93014套,超出76035套;
蚊帐原交5665顶,点收215075顶,超出209410顶。
其中特种服装,如热带作战、森林作战、登陆战等用者,均可供我国军今后装具改进之参考。据后勤部表报,服装已配发者约占十分之一二。

以上各项物资总量,据美方签交单为71257吨,清点实收数,除油料军械配件及芷江汽车材料外,约为90338吨,远较原交数为多。按物资之来源,可分六大类:
1、阿尔发部队装备物资(ChineseArmy Program, C.A.P.);
2、C.A.P. 以外之租借法案物资(Lend Lease);
3、美军剩余物资(U.S. Surplus);
4、加拿大援华物资(Canadian Neutral);
5、英镑借款物资(British Sterling Loan);
6、美万国贸易公司输华物资(Universal Trading Company)。
前三类系由我国对美方价购,后三类则无须对美方出价。此项接收之美资,原分布于昆明、霑益、开远、云南驿、保山、陆良、罗平、贵阳、芷江、柳州、南宁、百色等地,现已整理移运,集中昆、霑、筑、柳、芷、穗等地保管。至利用办法,亦经拟订,并由国防部第四厅召集各有关单位商讨决定。
兹特附列接管美方移交物资清点统计表暨各项物资运拨及现存数量统计表各一份,以备查考。(略)

 楼主| 发表于 2020-2-29 16:08:35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www.quanxue.cn/LS_MinGuo/ShiDiWei/ShiDiWei19.html
《史迪威》第18章 云南整训



由于“黑色星期五”使反攻缅甸的计划搁浅,史迪威对蒋介石更为不满。但是,他接受了马歇尔要他“忍耐和宽容”的劝告,强压住心头的愤怒,继续全身心地投入了整编、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的工作。
他向宋子文递交了一份计划,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继续加强兰姆加尔的训练工作,包括再向中国驻印军增派1个师,组建装甲兵和无线电通讯学校等;第二,建立利多基地,以作为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出发地和后勤供应站,并为修筑中印公路做好准备;第三,向云南集结30个师的中国军队,并进行整编、训练和换装,以建立另一支重要的突击力量;第四,整编中国空军,并准备在桂林地区再装备第一批30个陆军师。史迪威关注的重点是云南部队的整训工作。
在部署原定的反攻战役过程中,中国方面已向滇西地区调集了部分部队,并已原则同意整训30个师的计划。这支部队的主力仍被定名为中国远征军。但是,这30个师究竟包括哪些部队,何时集结完毕,何时开训和具体的训练计划,都还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明确答复。
接受30个师的美械装备,对蒋介石无疑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其中也确有不少棘手问题。首先,从蒋介石内心来说,这30个师的美械装备最好是全部都交给他的嫡系中央军,但这必然会招致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因此,他必须既掌握住多数装备,同时又要摆平各方面的关系。其次,云南是地方实力派龙云的地盘,他历来对中央军入滇抱有戒心。这回,如此大批的部队集结于云南,龙云也不是很容易对付的。同时,远征军最高指挥官的人选也是个极为关键的问题。30个美械装备师对中国未来的军事和政治都会发生重要影响,大权旁落是不行的,即使嫡系之中也有亲疏远近之别。蒋介石最初仍想让杜聿明或罗卓英掌握远征军,被史迪威坚决拒绝。最后,他伺意了史迪威建议的人选,调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是蒋介石最信任的高级将领之一,他和何应钦可以说是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左右手,但两个人之间又存有很深的介蒂。何应钦在地位上和资历上都略高于陈诚,但陈诚却雄心勃勃,不断扩充实力,大有压过何应钦的势头。许多人只把参谋总长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看成是当家理事的“何婆婆”,而把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当作军事上的“第二号人物”。陈诚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又不像有些人那样唯唯诺诺,而是颇有心计和才干的一个人物。
史迪威和陈诚并无深交,只是1938年在武汉时看到了他指挥的武汉保卫战。当时史迪威即认为,陈诚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将军。史迪威了解到,何应钦对军队的整编十分消极,他曾在日记里把何应钦比喻为橄榄球赛中的“阻挡后卫”,似乎他的任务就是抱人、拉人、拖住人的后腿;而陈诚却是比较赞成实行军事改革的。因此,史迪威很希望由陈诚来执掌远征军,这一方面可以使整训较为顺利;另一方面又可以与何应钦相抗衡。
何应钦听到这一消息后如芒刺在背,若是陈诚掌握了这30个师,无疑将对他构成巨大威胁。他找到蒋介石,推荐由他的亲信刘峙取代陈诚。刘峙在抗战初期是著名的“长腿将军”,遭到全国舆论的唾骂,从那以后一直未受重用,此时正担任重庆卫戍司令。蒋介石并非不信任刘峙,而是深知此人的无能,他对何应钦的推荐十分恼火,斥责说:“怎么能拿如此严重的形势开玩笑?在这样的危机里你怎么还要玩弄手腕?”为了打消各种势力对远征军指挥权的觊觎,蒋介石还是决定选择陈诚。
由于这些复杂的背景和过程,史迪威对陈诚的任命感到非常高兴,把这当成了抑制何应钦的重大胜利。
1943年1月17日,陈诚从湖北前线回到重庆。第二天,史迪威便和宋子文一起,同陈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远征军的整编和训练计划。会议延续了4天,三人就一些主要问题达成共识。经过4天的会议,史迪威对陈诚有了初步了解,他认为:“这个人看起来是通情达理的,肯定将掌握指挥权。他对美国的援助表示称赞,同意采取行动,而且不做官样文章。如果陈诚确实接受我的观点,如果那些坐办公室的讨厌家伙只管他们自己的事而别来插手的话,我们就能干成一些事情。”

根据会议纪要,史迪威与宋子文、陈诚“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完全一致的看法”。远征军将由中国将领指挥,美国人负责训练和装备。训练中心设在昆明,拟开办步兵、炮兵和通讯3个班次,每期训练时间定为6周,步兵班每班次450人,炮兵班300人,通讯班150人。他们还提出了4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准备交蒋介石尽早定夺:第一,陈诚对远征军是否有绝对指挥权?第二,蒋介石能否立即下达部队集结和开训的命令?第三,部队何时能够完成集结?第四,远征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如何解决?
1月28日,史迪威将会议纪要和训练计划送交蒋介石,并附上了一份备忘录。指出:“‘这是我们装备和训练一支军队的好机会,还将使中国更加强大和稳定。武器就会运来,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如果第一批30个师的训练计划能够完成,并将这支部队用于进攻,我就有充足的理由为第二批30个师请求装备。……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中国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蒋介石很快就大致同意了史迪威、宋子文和陈诚三人商定的计划。
史迪威对事情的进展比较满意,他也很乐意为中国战区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1月31日,他致电盟国军火分配部,提出了1943年中国战区所需物资的清单,包括2万挺轻机枪,1.35万挺重机枪,3650门追击炮,360门75毫米榴弹炮,360门105毫米榴弹炮,96门150毫米榴弹炮,300门40毫米高炮,120门90毫米高炮,2万辆卡车和每月3500万发弹药等等。
为了做好训练准备,史迪威将美军教官立即派往云南,并在昆明建立了驻华美军司令部的分支机构。跟随史迪威多年的多恩上校担任代理参谋长,主持那里的工作,阿姆斯上校负责训练计划,包瑞德上校负责美军人员的行政事务。
2月17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3月12日,史迪威和陈诚一同赶到昆明,按照他们商定的计划开始具体的准备工作。23日,中国方面确定了参加整训的部队番号,计有第2军、第5军、第6军、第8军、第52军、第53军、第54军、第60军、第71军、第74军、第93军,共11个军五个师。史迪威对此感到十分欣慰,他认为:“自从到中国以来,我第一次觉得我们正在进行真正的合作。”

但是,情况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确定参加整训的31个师,共有22.7万多人,按照每师1.3万人的编制,尚缺额18.5万多人。中国方面答应从4月份开始征募新兵,到5月底补充完毕,可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4月1日,昆明训练中心正式开训。同时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也在楚雄成立。中国方面把昆明训练中心称为: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蒋介石亲自兼任团长,龙云和陈诚兼任副团长,教育长和各训练班主任也都由中国军官担任。55名美军教官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教学。训练方法和兰姆加尔大体相同。
除最初拟议的步兵、炮兵、通讯班外,训练中心还开办了工兵、后勤、军医、参谋、情报等训练班。步兵和参谋训练班设在昆明近郊的里林铺,炮兵训练班设在干海子,其他训练班都设在北校场营房,训练的主要对象是团以下的营、连、排军官,他们毕业以后再去训练各个部队。团以上的军官要空运到兰姆加尔的战术学校进行训练。
在史迪威加紧对中国军队进行整训的同时,同盟国关于反攻缅甸问题的磋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1943年1月14日至2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摩洛哥的港口城市卡萨布兰卡举行首脑会议,两国的军事领导人也随同出席。会议期间美国方面提出了代号为“安纳吉姆”的反攻缅甸计划,这一计划是根据史迪威拟定的方案起草的。
当时北非战场的形势已大为改观。1942年11月4日,英军统帅蒙哥马利率第8集团军取得了阿拉曼战役的胜利,一举歼灭德意联军5万余人。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北非远征军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开始执行“火炬”计划,并迅速攻入突尼斯境内。美英两国军队已对北非的德意联军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
然而,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却不容乐观。美国虽然已在珊瑚海、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群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损失十分惨重。因此,美国积极主张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起反攻缅甸战役,以打通与中国的地面交通线,加强中国军队的对日作战力量,并把中国大陆作为对日反攻的主要基地。
英国人从其自身利益考虑,深恐美国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亚洲,因此对反攻缅甸采取了消极抵制。他们提出,如果抽调登陆舰艇去攻占仰光,必然会削弱英国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作战力量。马歇尔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对英国人施加了压力,同时也作出一些许诺。马歇尔表示,如果不能进行“安纳吉姆”战役,太平洋地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重的不利形势。这将会迫使美国不得不撤销在欧洲战场承担的责任。金上将提出,进攻仰光和安达曼群岛的登陆舰艇可以从南太平洋的美国海军中抽调。
由于美国人的坚持和努力,卡萨布兰卡会议就“安纳吉姆”战役达成了初步协议,并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批准。按照协议,反攻缅甸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将以1943年11月15日为目标时限;反攻的最后决定,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7月以前作出。为了使中国军队参加这一战役,会议还决定派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德上将、后勤补给司令索默维尔中将和英国元帅约翰·迪尔勋爵来华,向蒋介石通报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内容,并进行具体磋商。
2月4日,阿诺德和迪尔等人来到重庆,在史迪威的陪同下,前往黄山别墅与蒋介石举行会谈。阿诺德带来了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美国将在4月1日以前向中国战区提供137架运输机,用以增加驼峰空运;同时向中国派遣一支B-24型轰炸机大队。蒋介石并没对此感到满足,他向阿诺德抱怨说:“我曾经要过许多东西,但得到的却只是无法提供更多援助的‘解释’和‘借口’。”“经过反复交涉”,蒋介石终于在2月6日同意派中国军队参加“安纳吉姆”战役。但是,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三项要求”:第一,让陈纳德脱离第10航空队,成为中国战区一支独立的空军部队;第二,每月经驼峰空运的物资要达到1万吨;第三,在1943年11月以前,向中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他说,如果不能提供这些条件,就无法保证反攻战役的成功,并对阿诺德说:“告诉你们的总统,除非我的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否则我不能打这个仗,他也别指望我派中国部队参加这次战役。”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态度十分不满,他针锋相对地反问道;“如果美国方面只能提供有限的援助,那么中国军队是否还愿意参加秋季的反攻?”蒋介石顿时拉长了脸,他气急败坏地说:“我难道没说过愿意参加吗?”事后,他又让宋子文传话,指责史迪威当众让他难堪。史迪威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见他的鬼去吧!”阿诺德和史迪威有同样的感觉,他私下对史迪威说:“这些要求听起来有敲诈勒索的味道,我决不会把蒋介石的话转告给总统的。”
在得到蒋介石有条件的首肯之后,史迪威和阿诺德、迪尔等人一同飞往印度。2月9日,中美英三方代表在加尔各答召开军事会议,以落实卡萨布兰卡会议关宁“安纳吉姆”战役的决定,中方代表是何应钦和宋子文,英方代表是迪尔和韦威尔,史迪威和阿诺德、索默维尔、比斯尔作为美方代表出席会议。
三方代表一致同意于1943年11月发起“安纳吉姆”战役。
中国驻印军将出动2个师,从印度利多穿过胡康河谷,向密支那。八莫方向进攻;中国远征军出动11个师,从云南向景栋、腊戍、八莫方向进攻;两军会合之后,向曼德勒发动攻击。英印军出动9个师,以3个师从印度英帕尔攻占加里瓦,渡过亲敦江后与中国军队会攻曼德勒,并挥师南下;以1个师从缅甸酉海岸登陆,进攻阿拉干地区;以5个师在缅甸南部登陆,向仰光发动进攻。
会议预定盟军将在1944年1月攻占仰光,5月占领整个缅甸。
三方代表还共同研究了中国方面提出的把对华空运物资提高到每月1万吨的要求,因为这不仅涉及到驼峰航线,而且涉及到印度阿萨姆邦的空运基地和从卡拉奇到阿萨姆的漫长铁路线。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战场得到的美国租借物资,同英国和苏联相比确实少得可怜。到1942年12月,英国得到的租借物资达34.5亿美元,占美国租借物资总额的76%;苏联得到9亿美元,占20%;中国只得到1.2亿美元,占2.6%。这一方面是由于英美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和北非战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运输的困难。
要使每月的空运量达到1万吨,必须要有600架运输机,空运线两端必须各有12座机场,每个机场要容纳50架飞机,还要有必要的仓储设施和公路、铁路,同时每向中国空运1吨物资,就要消耗同样数量的燃料。史迪威和阿诺德都曾向蒋介石解释这方面的困难,但蒋介石总是不屑一顾。他对阿诺德说:“事情是必须做的,办法总会有的。”
中国代表在会上表示,云南方面的机场和其它设施可以保证予以解决。韦威尔也表示,尽管英国军队要用同一条运输线来保障前方部队的作战准备和后勤供应,但只要美国空运司令部能运送多少物资,他就保证把物资运到阿萨姆。
阿诺德等人的重庆之行和加尔各答会议的结果,使史迪威感到非常高兴。他觉得能说服中英两国接受“安纳吉姆”计划,就“如同翻越了驼峰”;同时,“阿诺德和迪尔开了眼”,他们见识了一下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蒋介石和何应铁之流,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物。阿诺德很理解史迪威的艰难使命,他对史迪威说:“亲爱的乔,你那份工作真不是人干的。……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的帮助,请尽管吩咐。”
但是,史迪威也并不感到轻松,蒋介石实际上是用新的“三项要求”投出了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他随时可能以此为借口收回自己的承诺。因此,要迫使蒋介石履行自己的承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答复蒋介石的各种要求时,必须以强硬的态度提出美国的附加条件。尽管罗斯福拒绝采取这种办法,但史迪威仍想让华盛顿认清国民党政权的现实,不能让蒋介石牵着美国的鼻子走。他给马歇尔发去了一封电报,再次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蒋介石变化无常,很难对付,无论我们给他什么,他总会不断地提高要价。除非我们用更加严厉的口气对他讲话,否则,他的这种态度还会继续下去。我们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应当从他那儿讨回一个保证。”
马歇尔希望总统能再次考虑史迪威的建议,他把这封信附在自己的报告里转给了罗斯福。但是,马歇尔的努力没有奏效,相反却招致了罗斯福总统一次严厉的斥责。
罗斯福虽然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批准了“安纳吉姆”战役,但他对陈纳德空中作战计划的兴趣,显然大大超过了反攻缅甸。会议期间,他曾对英美的参谋长们说,反攻缅甸固然重要,但这不会对中国人产生直接影响,而对日军的空中打击则可以提高他们的抗战信心。同时,美军在太平洋上的逐岛作战,花费的时间太长,付出的代价太大,必须寻求其他攻击日本的方法。他认为,增强陈纳德的空军力量,可以从中国起飞攻击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而且还能攻击日本本土,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会后,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赴华,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考察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并设法支援陈纳德。
阿诺德并不喜欢陈纳德,他非常了解这个前美国空军上尉的人品。还在中国战区刚刚成立的时候,陈纳德就通过蒋介石夫妇向美国方面游说,要求由他来担任中国战区空军的指挥官。阿诺德对此勃然大怒,坚持让比斯尔担任了第10航空队司令。因此,当蒋介石提出要让陈纳德独立组成一支空军部队时,阿诺德明确地表示反对。他在写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认为,尽管陈纳德作为一个战斗指挥官还不错,但在行政管理方面很差,因此他的部队不应脱离第10航空队的管辖而独立。陈纳德的空军部队确实取得了一些战果,但这支部队疏于管理,纪律松懈,作风放荡,为所欲为,也是出了名的。1942年,陈纳德手下的人,动用飞机从桂林和印度向昆明偷运少女充当军妓。当事情败露后,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曾就此事采访陈纳德,他竟堂而皇之地说:“我那个妓院太让我操心,大兵们总得要有女人,我得给他们弄一些干净的。”最后是在史迪威的严厉干预下,陈纳德才关闭了那所妓院。1943年又发生了从印度偷运和走私黄金的事件。事后查明,该案件与陈纳德有直接关系。这两件事都曾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
罗斯福对这些“军纪”方面的问题不感兴趣,他的耳朵里塞满了从其他渠道听来的一些情况。
1942年11月,宋美龄到美国访问并治疗她顽固的皮肤病。翌年初,罗斯福夫人邀请她住进了白宫。宋美龄利用这一机会,不遗余力地向罗斯福及其身边的要员们散布“对史迪威的厌恶和对陈纳德的敬佩”。
1943年2月7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直接向他提出了让陈纳德独立组织一支空军部队等“三项要求”,并称赞陈纳德是一位优秀的战斗指挥官,是他可以放心地与之合作的人。
3月,罗斯福的一个远房侄子艾尔索普通过霍普金斯一连给”他写了4封信。艾尔索普曾在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担任新闻发布官,不久前他通过霍普金斯的关系当上了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委员会驻重庆的代表。他在给罗斯福的一连串信件中,猛烈地抨击史迪威,说他轻视蒋介石和坚持军事改革的做法,只会招来中国人的敌意。他认为,国民党面临着国内共产党人的“颠覆”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华盛顿应当允许蒋介石保存自己的实力,并帮助他们设法“解散中国共产党”。他提出:美国应当给陈纳德以全力支持,并召回史迪威。
罗斯福虽然重视中国战场在战时的作用,但更为重视在战后的中美关系,他要把中国作为战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重要支柱。为了这样的目的,他必须紧紧地拉住中国,拉住蒋介石。史迪威的一套办法,虽能推动中国在对日作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确有触怒蒋介石、损害中美合作的危险;而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既能打击日本,又能满足蒋介石的需要,似乎成了最轻松的“两全之策”。
3月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让陈纳德的驻华空军脱离第10航空队,组成独立的第14航空队,并保证尽快向陈纳德提供500架作战飞机,至于空运物资也答应提高到每月1万吨。
同一天,罗斯福还写信给马歇尔,对他转交的史迪威的来信提出了严厉指责,并阐述了对中国的一系列政策。他在信中说道: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史迪威在与蒋委员长打交道时采取 了完全错误的方式。

委员长认为,必须保持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既是行 政首脑,又是最高统帅,我们不能用严厉的口气同这样的人 说话,或是像对待摩洛哥苏丹那样去逼迫他作出许诺。
在对缅甸战役寄予希望的同时,我仍然相信,我们在 1943年的重点应当放在陈纳德的空中作战上,发挥他的战略 作用。我希望看到这个问题得以加强。
更重要的是,必须在中国确立一项空中政策、保证陈纳 德在经过史迪威批准的情况下,对空军作战和战术有绝对的 自主权。
我们相信史迪威和委员长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同时我 希望不要妨碍陈纳德以适当的方式与中国人讨论空中作 战问题。
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希望你告诉史迪威和陈 纳德,他们作为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应当更清楚地意识到这 一点。他们应当成为我们在中国的最好的外交使节,这与他 们承担的军事任务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我希望通过你让陈纳德有机会去做他认为能做到 的事情。
罗斯福的信表现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错误分析和对陈纳德空战计划的过高估价,这与史迪威通过实际观察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罗斯福的这些观点,给史迪威造成了巨大压力。不过,马歇尔没有改变支持史迪威的立场,他一方面不得不执行总统的某些具体指示,把信中的部分内容转告了史迪威;随即又马上复信罗斯福,再次阐述了他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并为史迪威作了积极的辩解。
关于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马歇尔避开了罗斯福大加赞赏的蒋介石,他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何应钦等人。他认为,何应钦之流采取的政策是“等待和观望”,其目的是要让同盟国去作战,自己坐收渔利。如果不进行军事改革,就无法改变中国的这种状况。
马歇尔明确指出了陈纳德空战计划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第一是供应问题,单靠驼峰空运无法满足实行大规模空战的需要,只有收复缅甸、打通地面交通线,才能使这个问题得以根本解决。第二是如何保护空军的地面机场。如果不提高中国地面部队的战斗力,日军就可以轻松地摧毁这些机场。他举出了浙江的例子,那些准备用来停放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的机场,已经被日军摧毁,至今尚未收复。
在对史迪威的评价问题上,马歇尔指出:“毫无疑问,史迪威将军在许多问题上同委员长进行了非常直率的交谈,这是为了取得他的支持,以创造条件使我们的援助在对日作战中发挥效用。为此,有时会引起委员长的不快,这是令人遗憾的。尽管如此,我认为没有一个美国军官能像史迪威那样,既了解中国人和他们的语言,又具有一个军人和指挥官的能力。他是强硬了些,但是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缅甸战役取得成功,克服英国人对我们所有计划的消极抵制,并为整编中国军队取得一些进展。”
在给罗斯福的复信中,马歇尔又转去了史迪威的另一封来信。他丝毫没有向总统的压力屈服,继续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重庆在美国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宣传,给我的工作造成了日益增多的困难。在美国的舆论中,已经形成了完全虚假的印象。……一再的让步已经使得委员长确信,只要他坚持,我们又会妥协。”“如果我们能够训练和装备云南的部队,我们还能挽救形势,但是,我还要呼吁给我以支持,做好在必要时摊牌的准备。”
马歇尔和史迪威的信言之凿凿,但这都无法改变罗斯福的态度。他已经陷入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虚假表象的蒙蔽之中,沉醉于对战后中美合作的美妙幻想。
3月10日,第14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根据罗斯福的命令被提升为少将,并出任该航空队司令。尽管史迪威把每月空运到中国的4000吨物资,拨出1500吨归第14航空队使用,但陈纳德仍不以此为满足,频频制造麻烦。史迪威无法再作出让步,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必须用于装备云南的远征军部队,他不能用剜肉补疮的办法,为了支援陈纳德而妨碍整训工作的顺利进行。
蒋介石从罗斯福的允诺中看到了陈纳德的分量,他希望能利用美国总统对陈纳德的器重和对空战的偏爱,来为他争取更多的利益。4月10日,第14航空队成立一个月后,蒋介石又一次致电罗斯福,要求派陈纳德去华盛顿,越过史迪威直接向总统汇报他的空战计划。

罗斯福对这个要求很感兴趣。上一年12月,他的远房侄子艾尔索普离开华盛顿去重庆时,他就表示了想见见陈纳德的愿望。但是,马歇尔警告说,让一个盟国插手美国的指挥体系,将会造成一个危险的先例。他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写道:“召回陈纳德,而把史迪威甩在一边,将会导致中国战区指挥权的明显分裂,甚至会造成史迪威将被解职,陈纳德将掌握地面和空中指挥权的不良影响。这可能正是委员长建议的目的,而我始终认为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建议,应当让史迪威、陈纳德和第10航空队司令比斯尔一同回国,参加拟于5月举行的联合军事会议。
罗斯福勉强地同意了马歇尔的建议,但从名单上划去了比斯尔。4月23日,史迪威和陈纳德一同离开重庆,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出使中国一年多之后第一次回国的旅程
 楼主| 发表于 2020-11-14 01:12:28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www.sohu.com/a/428399428_120721259




关于抗战时期,苏联对华军援的武器装备数量,型号。国内有多种说法,最主要就是“七批”说,笔者早前也依此编写了《苏联援华抗战史》。

但近期,笔者发现李嘉谷老师在1993年发表《抗战时期苏联援华飞机等军火物资数量问题的探讨》中,使用了前苏联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杨杰档案》史料;提出“九批”说,并列出完整九批武器装备清单。笔者另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中,发现相关史料;部分佐证了李老师的研究成果。故公布苏联援华武器装备完整清单。期望官方能早日公布苏联对中共“秘援”史料,以弥补史学研究的空缺。

由于史料庞杂,包括大量数据;为方便大家观阅,特制作9张表格。并列明本文重点:

1.苏联援华装备总共9批,不是7批。全部通过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支付

2.苏联援华实际贷款金额为1.7亿多美元,不是2.5亿美元

3.苏联卖给中国武器价格远低于市场价

4.苏联买给中国飞机总数904架,不是1235架或1562架

5.苏联有卖给中国115毫米野战重炮

6.苏联卖给中国82辆T-26式坦克,不是90辆

欢迎转载!请支持原创,转载注明史料来源:抗战史记


一.史料来源

李嘉谷:《抗战时期苏联援华飞机等军火物资数量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

m.c.斯拉德科夫斯基著:《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年—1974年)》1977年莫斯科出版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关于运用苏联贷款向苏购买军火武器的帐略(1941年3月4日)》,1981年中国台北出版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杨杰档案》,全宗号3018,卷总74

A.R.卡利亚金:《在中国土地上》,载《援华回忆录1937年-1945年》,1989年莫斯科出版

《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

欢迎转载!请支持原创,转载注明史料来源:抗战史记

中苏军事合作推动者杨杰

二.国民政府通过信用借款购买苏援,优惠力度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苏两国虽未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但迫于抗战形式,蒋介石便已派人赴莫斯科紧急请援飞机;1937年8月20日,蒋介石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沈得燮处长想已到莫,请兄介绍其与俄政府洽商飞机交涉,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二百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一百架”。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9月初国民政府即派遣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以“实业考察团”名义赴莫斯科求援。

10月下旬,苏联志愿航空队首批254名飞行员,机械师和飞机已抵达中国。分别组成了轰炸机大队和战斗机大队。此时,中国空军已损失殆尽。但当时中苏并未签订信用借款条约。中苏商定第一个信用借款条约是在1938的3月1日。现在已知,苏联援华的飞机与其他军火物资,除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输华的一部分汽油,机油为以货易货的现贷交易外,均是用苏联的信用借款支付的。

整个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信用借款共三次:第一次1938年3月15日,5千万美元,第二次1938年7月1日,5千万美元,这两次信用借款条约的正式签字日期均为8月11日。第三次1939年6月13日,1亿5千万美元;三次总数2.5亿美元。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苏联必须全力对付德国入侵,中断了第三次部分对华信用借款的使用。因此三次苏联对华信用借款的实际动用数为1.7亿3175万810.36美元,不是国内长期认为全部的2.5亿美元。

苏联援华的飞机和其他武器装备价格优惠,大大低于当时国际价格;当然对于抗战爆发后,经济就崩溃的国民政府仍是笔不菲的开支。据顾维钧回记录记载:孙科第二次访问莫斯科归来后对顾维钧说’他从莫斯科得到一笔新的一亿六千万卢布的贷款。他说,在国际价格上,这实际是四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元仅三万元;装备每一个中国师的费用仅合法币一百五十万元。这些条件都是由斯大林元帅和蒋介石委员长互通电报商妥的’。也就是说,苏联援助中国武器装备的实际市场价格等于动用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数的2.5倍。

1937年9月11日,杨杰日记云:“晚拔也夫及拉宁来作第二次会谈,对于所需各物,尽量一次给与,且开价极低,一切愿望中国胜利之热诚处处表现。”可见,苏联卖给中国武器装备价格之低;当然这也是基于苏联自身利益,利用中国牵制日军主力北上。

苏联援华航空队

根据1941年3月4日《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关于动用苏联贷款向苏购买军火武器的帐略》中列有七批军火物资,其中五笔有详细清单。这五批军火物资是:

第一批(动用日期:1938年3月5日至6月10日)


六.第八,九批军火物资

又据1944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关于偿还苏联贷款的节略称:动用苏联信用借款购买苏联武器装备除上述七批外,还有两批。即第八批(动用日期:1941年6月1日),计4952万0828.85美元,第九批(未查到动用日期),计112万3232.51美元,两批共计5064万4061.36美元,但未发现详细的清单。这说明,苏联总共援助中国九批军火物资;不是国内长期“七批”说。

1945年9月28日,国民政府经济部在关于苏联驻华商务代表送交中苏第三次借款项下两批援华物资账单致行政院的呈文中说:根据中苏所订第三次借款条约,苏方曾于1940年至42年间向我方提出详细帐单两份,请为签认。经前对外易货委员会奉孔祥熙前副院长之命,商请何应钦总长召集各物资接收机关,对于所接物资,逐项查对,截止1944年10月为止,共查明货物总值4994万6780.29美元,所未能查明者仅69万7281.07美元,约占总数1.4%。这两批物资也未见清单。但1941年1月16日,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重庆会见蒋介石时说,一批援华物资已在1940年12月运华,尚未见此批武器运到,崔可夫所记此批武器清单如下:

一,飞机:最新出口快速中型SB式双发动机轰炸机一百架,最新E-16式驱逐机七十五架,153式驱逐机七十五架。以上三种机合共二百五十架,并附有十次作战用之装配,各种炸弹数量较少,只供三次作战之用,因中国已能自制。

二,大炮:七六毫米口径野炮二百门,装甲炮拖二百套,炮弹二十万发,高射炮共五十门,内七六毫米口径者二十门,附炮弹三万发,三七毫米口径者三十门,附炮弹七万发。

三,机关枪:轻机枪八百挺,重机枪五百挺,子弹共一千八百万发。

四,车辆油类:载重三吨之汽车三百辆,汽油,机(油)若干。
 楼主| 发表于 2020-11-26 17:57:30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族官兵返回朝鲜的历史考察

作者简介:金景一(1953-),男,吉林敦化人,朝鲜族,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朝鲜半岛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摘要: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中的一大批朝鲜族官兵先后返回朝鲜。这些官兵大都是自近代以来尤其是日本吞并朝鲜以来,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的朝鲜族。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这些朝鲜族具有双重国籍的特性,也构成了战后朝鲜族部队形成、改编和回国的复杂背景。他们返回朝鲜,看似孤立的历史事件,但它源于自近代以来朝鲜半岛向中国移民的历史,源于中朝两国人民携手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史,更源于战后初期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分别占领了朝鲜半岛,不久后便在东北亚形成了对抗格局。几乎同时,在中国东北,国共两党军队也展开了激烈的内战。战争的结局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也关系到与东北一江之隔的朝鲜半岛的发展。在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国民党政府与南韩李承晚政府相互建立了各自的关系。在这个历史的漩涡中,中国东北的很多朝鲜族居民加入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并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而在朝鲜战争前夕,中国军队中的数万名朝鲜族官兵①先后返回朝鲜,成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这段历史显然是战后中朝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研究朝鲜战争起源必然涉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些部队是何时形成的,主要人物为何人,他们是如何返回朝鲜的,这一事件与朝鲜战争究竟有何关联?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但始终没有一个较为详尽的说明。
朝鲜族官兵回到朝鲜的问题,看似简单,但渊源久远,涉及到“日韩和邦”以来朝鲜半岛向中国移民的历史,中朝两国携手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史,以及战后初期中共与北朝鲜的关系。本文从朝鲜移民史的背景入手,对中国朝鲜族所具有的双重特点、朝鲜族部队形成的历史背景、朝鲜族部队返回朝鲜的经过及其结局进行一番历史考察,以期回答上述问题。
①本文所述朝鲜族官兵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他们的称呼也有特殊性,即不同于现在的中国朝鲜族,又与当时的朝鲜人有所区别。
②在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档案文献对这一历史事件开始有所披露,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一课题,并取得一些成果。如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等,都涉及了这一问题,只是论述过于简单。

所谓朝鲜族部队的主体,自然是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族,而这些朝鲜族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的移民。
19世纪中叶以前,由于清朝政府实行200多年的封禁政策,直到1851年东北地区总人口仅290万。图们江和鸭绿江流域也为封禁区,不仅不许汉人进入开发,更是严禁朝鲜人越江进入。1869年,朝鲜咸镜北道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朝鲜灾民不惜冒犯重禁,越江越境,大量涌入中国东北,这是朝鲜人大批越垦之始,也是迁入中国的开端。到1881年,定居在延边地区的朝鲜移民已逾万人。此后清政府开始实行“移民实边”的边疆开发政策,实际上废除了封禁政策。1885年清政府为加强对朝鲜移民的管理,在烟集岗设立专管越垦朝鲜人事务的“越垦局”。其他地方也相继设立相应的行政机构,以便对朝鲜移民进行有效的管理。1885年与朝鲜缔结“吉朝通商章程”,在图们江北岸设立“朝鲜人专垦区”。这一时期朝鲜移民大量迁入。有学者认为,清朝政府面对俄罗斯南下中国东北的威胁,对朝鲜移民采取了宽容政策,目的是拉拢朝鲜一同抵抗俄罗斯。与此同时,朝鲜官府也曾多次私自派遣官员,借口管理越境朝鲜人,在鸭绿江流域私设行政组织,与清朝政府发生过一些矛盾。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沙俄乘机侵入东北,进入延边地区。沙俄欲利用朝鲜与日本的矛盾、朝鲜与清政府的矛盾,拉拢朝鲜,扩大自己的势力。这一时期也发生过朝鲜警官越界争管朝鲜移民事件。1901年11月,侵入延边地区的沙俄军官由沙俄驻朝鲜使节陪同会见清驻朝使节,建议中朝订立《中韩陆路章程》,并提出了章程草案。主要内容是按照开港口岸由领事管辖本国移民的惯例,使两国交接官行使领事职权,管理对方边境的本国边民。沙俄的用意在于,让朝鲜管理东北的朝鲜移民,借此向朝鲜索酬,从朝鲜夺取更多的权益。此提议自然遭到中国的拒绝。
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剥夺了朝鲜的外交自主权,并认定在中国的朝鲜移民是“帝国臣民”。1907年日本在延边非法设置了“统监府间岛(所谓间岛,是当时韩日对中国延边地区的称呼)派出所”,宣布朝鲜移民受统监府派出所保护(详见《朝鲜统治史料》第一卷,第101、150页。转引自泉丽:《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金钟国等:《中国朝鲜族史研究(1)》,首尔:首尔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对此,清朝政府针锋相对地提出,外国人在中国不能获取土地所有权,而延边朝鲜族已取得土地所有权,在所有方面与中国人并无区别(详见《吴协统意见书》,《东三省政略》附录。转引自泉丽:《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第5页。这实际上是认定朝鲜移民已成为中国公民。日本1910年吞并朝鲜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宣布不管“归化入籍与否”,延边朝鲜族“都是帝国臣民”。日本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第10卷,1973年3月,第39页。转引自泉丽:《论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第5页。1915年日本再次公然宣布,即便是加入中国国籍的朝鲜移民也不丧失帝国国籍。《朝鲜总督训令》,1915年10月8日。转引自泉丽:《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第5页)。
东北沦落为日本殖民地后,日本开始推行“日人移韩,朝人移满”的侵略政策,东北的朝鲜移民日益增长,1934年增至72万人,1935年更超过80万人。那时朝鲜和东北都已沦为殖民地,东北朝鲜族的称谓也变得模糊了,有“韩国民族”、“韩国人”、“中国韩人”、“中国朝鲜人”、“朝鲜民族”、“朝鲜人”、“高丽人”等。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认为朝鲜族具有双重国籍和双重使命,提出“朝鲜族要与中国民族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和完整,为争取朝鲜独立,收复朝鲜故土而斗争”。《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团关于接受中央及省委指示的决议》,1933年5月15日(转引自泉丽:《论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朝鲜族的基本政策》,第6页)。实际上,在中国的朝鲜族也确实带着这种双重使命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这便构成了战后朝鲜族部队形成的历史背景。
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朝鲜族约216万人,其中东北地区近170万。日本投降后约100多万人返回朝鲜半岛。到了1947-1949年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人口减至110万(参见许秀玉:《历来东北朝鲜族人口浅析》,权立主编:《中国朝鲜族研究(2)》,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1945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注意朝鲜族的问题,并初步认定除参加华北抗战的朝鲜义勇军外,在东北的朝鲜族居民一般应被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1946年1月1日,延边行政公署副专员董昆一在《新年献辞》中提出:“愿意加入中国国籍的韩国人可以入籍,可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这样朝鲜族可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1946年12月,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的周保中在吉林省民族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虽然中共还没有明确宣布朝鲜族的少数民族地位,但实际上对朝鲜族实施了对待少数民族的平等政策。但与此同时,并没有提出否认他们的朝鲜国籍。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延边地委书记的刘俊秀曾向吉林省委提议,承认朝鲜民族的双重国籍身份,让他们享受中国公民的权利,也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做出贡献。吉林省委表示认同,并向中央报告得到同意。
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正是这些具有双重国籍的朝鲜族,肩负双重的使命,在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组织和引导他们的骨干,则是来自延安的“朝鲜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中的一些朝鲜共产主义者。
一、在抗日战争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
在中国的朝鲜民族抗日独立运动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在上海建立后移至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及所属“韩国光复军”,二是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三是在延安活动的“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前者在战后全部返回到南韩,成为主导南韩政局的主要政治力量。而后两者,即东北抗联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延安的“朝鲜义勇军”,或返回朝鲜,或留在东北。与本文所述朝鲜族部队的形成有直接关联的,正是这些留在中国的官兵。
1.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朝鲜共产主义者
移民中国的朝鲜族以东北为舞台,展开了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如1920年以洪範图为首的各路独立军联合部队在今吉林省的汪清县凤梧洞和龙县青山里与日军展开激战,取得赫赫战果。不过,朝鲜族的斗争很快就纳入了中共的轨道。1925年朝鲜共产党宣告成立,其满洲总局设在黑龙江宁安,东满、南满、北满也建立了基层党组织。1928年共产国际确立“一国一党”原则,宣布朝鲜共产党解散,于是大量的朝鲜共产党人转入了中共。到1931年11月,东北的中共党员人数达2000多人,其中85%为朝鲜族。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在东满和北满、南满地区的各县建立了县委组织,很多朝鲜人担任县委书记。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中共领导下东北各地纷纷建立抗日武装,如在延边地区,中共东满特委于1933年初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东满游击队”。东满抗日根据地还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当时著名的抗日游击队有磐石游击队、东满游击队、珠河游击队、宁安游击队、汤原游击队、饶河游击队等。1935年,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成立后,这些游击队分别成为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第六军、第七军,拥有20多万人和各种轻重武器。这些队伍中便有大批朝鲜人,其中许多人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如抗联第一军参谋长李红光,原是磐石游击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后在与日伪军血战中牺牲。金日成也曾任第一军某师师长。抗联第二军的前身是东满游击队,其大部都是朝鲜人。在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军,金策任政治部主任,李福林任第一师师长。第六军第一师师长马德一,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也都是朝鲜人,他们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1942年夏日军大扫荡,为保存实力,坚持长期斗争,周保中与李兆麟共同做出了东北抗日联军撤入苏联境内轮流军训的计划。抗日联军三路主力,都先后转移到中苏边境地区,设立野营,集结训练。同年秋,经共产国际同意,将中国东北抗联部队改编为抗联教导旅(又称国际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即李兆麟)任副旅长兼政治委员,由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崔庸健出任参谋长。同时,崔庸健还担任教导旅的中共东北党委会书记。
国际旅汇聚了包括朝鲜人在内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骨干,1945年8月苏联向日本宣战后,这些人便兵分两路,随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其中一些朝鲜人,如姜健、朴洛权、崔光等被派到中国东北地区,任务是在朝鲜民族聚集的地区组织群众,迎接中共军队,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解放东北和全中国。
2.延安的“朝鲜义勇军”
1925-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搞独立运动的一些朝鲜人直接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随着国共两党分裂和广东暴动,一部分朝鲜革命者到了中共控制的根据地,一部分仍在上海、北京等地继续进行反帝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对外方针是团结东方各民族,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当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时候,活跃在武汉的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青年前卫同盟、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等举行联席会议,以朝鲜民族联合战线的名义组织了朝鲜义勇队。武汉沦陷后,民族革命党退至广西桂林,青年前卫同盟则分散在洛阳、陕北等地。来到陕北延安的朝鲜青年,也就加入了中共的抗日行列。1940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朝鲜青年已达40名。他们与在红军时代就同中共并肩战斗的朝鲜老战士携手,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抗日武装斗争。1941年1月,在华北、华中前线参加抗日的朝鲜青年组织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同年7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说,无论多么困难,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也一定会帮助朝鲜同志。(详见金日成综合大学编著:《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北京:东方书社1951年版,第133-135页。参见《晋察冀日报》,1941年1月28日)。
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不到半年,便吸收了大批从重庆、洛阳方面来的朝鲜革命团体的青年,于1941年7月组织了朝鲜义勇军,并与八路军、新四军建立了密切关系。朝鲜义勇军华中支队曾在致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书中称,他们要拿起武器,与新四军一起战斗,一同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因为在他们看来,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是新四军的国土,也是朝鲜革命人民的第二故乡。1942年7月,朝鲜青年联合会又扩大发展为朝鲜独立同盟,仍在中共的领导和支持下组织抗日斗争,其武装力量就是朝鲜义勇军(参见《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第133-135页)。
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指出,朝鲜义勇军是朝鲜革命力量的中坚,是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支新生的力量,其斗争给八路军、新四军以有力的配合。延安诗人萧三则称朝鲜义勇军可与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纵队”相互媲美。
在延安的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还积极参与边区的工作,边区也为朝鲜革命者提供了方便。1941年11月,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和赵一峰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参议员。朝鲜独立同盟书记朴孝三任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3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特制定了积极帮助朝鲜革命活动的四项办法:确认华北朝鲜独立同盟晋西北分盟和华北朝鲜义勇军之合法地位,欢迎朝鲜侨民进入根据地,朝鲜男女青年愿在根据地求学者,可免费进入各种适当的学校。其愿意参加朝鲜义勇军及八路军、新四军者,各级政府可予介绍,对朝鲜革命同志的活动,给以各种便利与帮助。同年4月1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还公布了“晋察冀边区优待朝鲜人民办法”,以保护“愿与中华民族联合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或因逃避战难而来边区的”朝鲜人民。1945年2月5日,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在延安开学,金枓奉任校长,朴一禹任副校长,旨在为完成朝鲜民族的解放培养干部。朱德、吴玉章、徐特立等参加开学典礼并讲话。
朴一禹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大,他说:朝鲜独立同盟的任务是加紧培养干部,组织朝鲜人民抗日武装部队,也就是组织朝鲜的八路军。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中将起决定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就是朝鲜人民的胜利。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在延安的朝鲜共产党人与中共亲密无间的关系。
二、中共军队中朝鲜族部队的形成
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向东北进军的命令,从8月中旬到11月底,开入东北的部队共达13万余人,干部2万名。在8月11日的第六号命令中,朱德宣布:“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11月4日,朝鲜义勇军历经两个多月的行军到达沈阳。在当天召开的全军大会上,武亭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派少数领导干部去朝鲜,大部分指战员留在东北,参加东北根据地的建设。他号召全体指战员,深入东北各地,广泛发动朝鲜人,扩编队伍,为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积蓄力量。接着,朴一禹宣布朝鲜义勇军总部的命令:全军暂分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留在南满,负责扩编第二支队;第三支队赴北满,负责扩编第四支队;第五支队赴东满,负责扩编第六支队。会后进行了改编。第一支队留在沈阳,到1946年2月兵力已扩大到5000余人,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李红光支队,归属辽宁军区,支队长金雄,政治委员方虎山。同时在南满地区组建的朝鲜义勇军鸭绿江支队,也编入了李红光支队。1948年4月该支队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独立第4师,师长王之任,政治委员方虎山。王之任又名王子仁,原名崔仁。独立第4师参加了四保临江的战役、四平战役和解放沈阳的战役,辽沈战役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6师。根据东北军区的命令,第166师在沈阳执行卫戍任务。此时,这支朝鲜族部队的兵力已达12000人。
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组建后,吸收了原哈尔滨保安总队朝鲜独立大队,成为松江军区直属部队,担任松江军区司令部的警卫任务。内战爆发时,随着朝鲜独立同盟加入中共直接领导的民主联盟,第三支队也改编成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独立8团。1948年1月,独立8团受命到吉林省烟筒山一带,与吉东警备司令部的朝鲜族部队和以朝鲜族为主的牡丹江军区14团合并编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11师。1949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后,第三支队又编入第四野战军独立164师491团,并参加辽沈战役。
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组建后,立即赴东满地区组织朝鲜民族武装并参加肃清土匪的战斗。第五支队由原太行山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干部和学生为骨干组成,政治委员为朴一禹(兼朝鲜义勇军副司令员),支队长为李益成,参谋长为全宇和李权武,政治部主任为朱爀。1946年1月,第五支队与延边警备1团、2团合并成朝鲜义勇军第15团和第16团。第15团后改称吉林军区独立3团,1948年1月被编入东北军区独立6师,成为该师第16团。1948年11月,独立6师改称第四野战军第43军156师,下辖第466团、467团和468团。其中468团警卫连为朝鲜族,而466团除两个连和两个排外,467团除一个营外,都是朝鲜族。原第五支队的第16团于1946年3月改编成东北民主联军吉东警备一团,后改编为东北军区独立1师1团,其后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0纵队第30师89团。该团参加黑山阻击战后改称第四野战军第47军141师422团,参加了平津战役,后随大军转战到重庆。
1945年12月,朝鲜义勇军又在吉林省保安纵队第七大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第七支队。原延安朝鲜义勇军的朴勋一和崔明分别担任支队长兼政委、副支队长兼副政委,其骨干大都来自河北的朝鲜义勇军。1946年3月末,第七支队改编为桦甸县保安团,后来又先后改编为民主联军第24旅72团、独立11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4师496团。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散建立的朝鲜族部队。日本投降后,国际旅中的姜健(姜信泰)、崔光、朴洛权等人随同苏军到了东北。姜健被任命为东北抗联延边分遣队队长、驻延边苏联红军司令部副司令员,9月5日,奉命从国际旅驻地出发,取道牡丹江到延吉,亲自做群众工作,组织武装力量,建立“民主大同盟”。11月初,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延安干部团到达长春。中共吉林省工委决定派雍文涛等33名干部和警卫人员到延边。抗联干部和延安干部一起,重点发展了一批朝鲜族武装力量。延边朝鲜族具有革命传统,参加共产党武装的热情非常高,有些青年自带武器、自备军装来参军,很快组成了军分区警备旅。警备旅下设6个警备团,共11000多人。1946年7月姜健辞去吉东军区司令员职务返回朝鲜,后来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从1945年9月中旬至10月10日,回到东北的抗联干部还组建了48500人的“吉合国民军”,周保中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支部队活动于牡丹江、吉林、合江省的部分地区。加上延边地区的一批地方部队和基层群众武装,到11月底,东北地方部队已经发展到26万人,其中朝鲜人也不在少数。
总之,到解放战争后期,朝鲜义勇军和其他朝鲜族部队已全部改编成解放军,其战斗序列为166师、164师、156师,以及第38军113师337团7连和8连,40军直属炮兵营,120师359团2营,118师山炮营,119师警卫2连和山炮营,第47军141师422团,铁道兵第4支队第24线路大队等。
三、朝鲜族部队回到朝鲜问题的缘起和经过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9月1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联合国安理会宣读麦克阿瑟有关朝鲜战争的报告,指责共产党中国向朝鲜送去“大批原籍朝鲜的久经战斗的军队”。报告说,“所得证据证明,1949-1950年期间,苏联人向北朝鲜提供了军火,而中国共产党人向他们提供了经过训练的士兵”。“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军队把许多此类北朝鲜士兵遣返回国”。而“从1950年初到1950年2月中旬”,朝鲜族士兵返回北朝鲜的行动“急速加剧”了。这份报告在美国舆论中造成了不小影响,使得反共浪潮更为高涨,也使中间分子更加犹疑。可见朝鲜族部队回国的问题,在战争爆发后已成为西方阵营攻击中国的“依据”。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9月22日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年中,确曾有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事实。……朝鲜人民牺牲他们的生命,流了他们的鲜血,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而斗争,中国人民对他们这种侠义行为,永远感念不忘。”“现在中国胜利了,这些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回去保卫自己的祖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和神圣责任,任何国家都找不到借口可以妄加干涉。而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参加保卫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英勇斗争,只有同情,只有拥护。”
在中国抗战和内战期间,中共与北朝鲜确有唇亡齿寒的依赖关系,因此需要互相帮助。一方面如金日成所讲,中共在抗日斗争中,为朝鲜培养了“革命干部和义勇军”,另一方面,在内战时期朝鲜也为中共提供了极大援助。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在蒋介石大举进攻东北的形势下,中共东北局确定了以北朝鲜作为支援南满作战的后方的方针,并在平壤组建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主要负责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质的转移工作;借道朝鲜做走廊沟通南北满,以及大连和其他根据地的物质交流,输送人员过境;向朝鲜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质等工作。还成立了图们办事处,建立了联系南满与北满的交通要道。后来,朝鲜确实成为了中共军队的避难所和物资通道。在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以7个师的兵力大举进攻南满解放区时,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主动撤出了安东(今丹东)、通化,先后有18000名伤病员及家属、后勤人员撤退到北朝鲜境内,有85%的战略物资转移到北朝鲜境内。当时陈云指示,“借道北朝鲜,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我物资运输燃眉之急”。通过朝鲜北部输送过境的物资,有据可查的,1947年的头7个月就转运了21万吨,1948年全年转运物资大约30.09万吨,此外还有数万过境人员。国民党184师在海城起义后,蒋介石下令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消灭起义军。后184师进入朝鲜境内进行整编,才得以摆脱险境。
至于朝鲜族官兵回国,早在内战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除前文提到的姜健外,还有原延边军分区司令员金光侠、原延边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林春秋、原吉林军区延吉警备第1旅1团团长朴洛权、朝鲜义勇队第七支队支队长朴勋日,以及崔光、金玉顺、石东洙、池丙学、姜渭龙等人。这些干部返回朝鲜时,大都随身带有一批部队。如崔光回国时就选拔了200名左右的人员随行,朴一禹也是率领所属部队返回朝鲜的。此外,还有通过别的途径返回朝鲜的官兵,如1947年8月东北局通知调出东北军政大学东满分校100名学员和干部支援朝鲜。这一时期,返回朝鲜的不仅是军人,还有一批朝鲜族工人和农民。1949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吉林省政府的指示,延边地区先后有1299户,4522名工人和农民前往朝鲜,支援朝鲜的经济建设。
¬部队整建制返回朝鲜是在1949年夏天。是年4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Kim Il)以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的名义访问中国,向毛泽东转交朝鲜劳动党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毛泽东在会谈时指出,在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师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师正在参加进攻战役。中共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毛泽东还提醒说,这些师都不是正规军,训练较差,并建议对军官加强军事训练。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在东北的两个师便是上述由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改编的166师和第三支队改编的164师。而在南方参加进攻战役的师则是第五支队改编的156师。
1949年7月13日,金日成决定将朝鲜师调回国,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同月,166师官兵在政治委员方虎山率领下从安东入朝,164师在副师长李德山率领下从图们入朝(笔者对当事者高判坤访谈记录,2000年7月29日于吉林省蛟河县)。这两个师编入朝鲜部队前,都加强了干部的军事训练。164师副班长以上官兵150名从新义州入朝,进平壤炮兵军官学校,学习两个月后,去罗南与大部队会合(笔者对当事人金治茂访谈纪录,2000年7月2日于吉林省磐石县)。此外,164师还于5月中旬选拔连、营、团级军事干部到东北军区接受军事训练。6月上旬,朝鲜人民军派教官到长春举办干部训练班,对班、排级干部进行正规化训练。临行前,这些部队又补充了大量兵员。1949年7月,吉林省政府和军区指示,补充部队里的朝鲜族战士,仅延边地区一周之内就有1390人报名参军(详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延边地区大事记(1945.8-1949.8)》,《延边文史资料》第2辑,第259页)。
164师返回朝鲜时,全师实有人员为10831名,长枪5297支,刺刀3456把,短枪588支,机关枪320挺,重机枪104挺,冲锋枪206支,战防枪8支,自动步枪一支,讯号枪14支,枪榴弹筒32个,掷弹筒67个,六零炮87门,火箭炮3门,迫击炮26门,战防炮12门,步兵炮1门,平射炮1门,机关炮2门,马734匹。166师返回朝鲜时,全师实有人员为10320名,长枪6044支,短枪722支,轻机枪281,重机枪91,冲锋枪878支,卡宾枪2支,讯号枪13支,弹筒69个,掷弹筒31个,60炮91门,迫击炮33门,战防炮10门,山炮3门,马945匹。[35](P76-77)到1950年,已经南下的朝鲜族官兵开始回国。
1950年1月8日,毛泽东还在莫斯科访问时,苏联外交部致电驻朝大使什特科夫(Shtykov):“林彪曾致电毛泽东称,在人民解放军编成内还有16000余名朝鲜族人,并有整建制的朝鲜族部队,总计4个营、27个连和9个排。在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指挥员,有师级2人、团级5人、营级87人,以及连长598人、排长1400人、班长1900余人。……人民解放军进军华南后,朝鲜族人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由于战争即将结束,林彪表示希望把朝鲜族人合并为一个师或4-5个团,派至朝鲜。”该电还指示什科特夫拜访金日成,了解朝鲜政府对林彪此件的态度。
1月11日,什特科夫回电称,金日成希望把这些部队调回朝鲜,近日内朝鲜将派3名代表赴华,就此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金日成的意见是:一、把中国军队中这些朝鲜族人按朝鲜部队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师。二、由于朝鲜驻地困难,金日成想请中国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这个师和两个团留在中国。同日,中共中央转告朝鲜,表示同意金日成的意见。中央军委给四野的电报说:同意四野所有朝鲜官兵返回朝鲜工作,“中共中央已与鲜共中央接洽好,他们即派参谋政治人员三人来中国把部队改编好,于四月间更换夏衣后开回朝鲜,并选一千人先回朝鲜学习机械化兵种”。
1950年1月,金日成派金光侠等人来中国接人,并提出希望能够配备武器。
1月底,中央军委下令四野各军和特种部队所属朝鲜族官兵在河南省郑州市集结。到3月初为止,除执行特殊战斗任务者,各路朝鲜族官兵已陆续集结郑州。3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了独立第15师,全宇任师长,池丙学任参谋长,杨根任政治部主任。全师下辖4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和工兵营、通讯营、反坦克营、警卫中队、野战医院,师级机关有政治部、参谋部、供给部。团级以上干部均由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任命。在郑州市广场召开了第15师成立大会,四野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参加大会并讲了话。会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独立15师战斗力较强,其中立大功以上者2000多人,授予“英雄”称号者100多人,且85%以上为中共党员。由于独立15师成立时在南方的部队未赶到,实际成立时只有3个团。后赶到的部队是47军中的朝鲜族官兵。
3月24日,这支部队到达元山。
据当事人回忆,朝鲜族官兵回国的要求十分强烈,他们多数人都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以后,自己应继续完成朝鲜的革命,解放还在美帝殖民统治下的半壁江山。笔者先后访谈了41名回国的朝鲜官兵,其中21人说当时回国的目的就是要去解放南朝鲜,32人认为李承晚就是朝鲜的蒋介石,必须打倒。接受访谈的大部分人都说,当时在朝鲜族官兵中要求回国去完成朝鲜革命的呼声甚高,还发生过一些集体要求回朝鲜的事件(笔者2000年对41名当事者访谈记录)。
四、在朝鲜人民军中的朝鲜族官兵
返回朝鲜后的官兵随即编入了朝鲜人民军。原164师返回罗南后整编为朝鲜人民军第2军团第5步兵师团,下辖第10、11、12步兵联队和1个炮兵联队,原164师副师长金昌德少将任师团长。原166师返回新义州后整编为第1军团第6步兵师团,下辖3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原496团、497团、498团分别成为第13、14、15联队,原166师政治委员方虎山任师团长。在郑州成立的独立15师(原156师),整编为第一军团第12师团,全宇任师团长,原15师下辖3个团分别成为人民军第30、31、32步兵联队和1个炮兵联队。原47军下属由朝鲜族官兵建立的独立团改编为人民军第1军团第4步兵师团第18步兵联队。此时,在朝鲜人民军中,师团、旅团长以上干部,全部出身于原东北抗联和延安义勇军(参见韩国国防部军事编撰研究所编:《6.25战争史(2)》,首尔:国防部军事编撰研究所2005年,第15-17页。金仲生:《朝鲜义勇军秘密入北》,汉城:明知出版社2000年,第174-193页。另参见笔者2000年对41名当事者访谈记录)。
回国后的朝鲜族官兵,随即被要求办理转党手续,即由中国共产党党员转为朝鲜劳动党党员。据一些当事者回忆,开始很多人对转党表示不理解,有情绪。后朝鲜中央请中共方面派人去做工作,才使转党工作顺利进行(笔者对李石勋访谈记录。李原是47军140师419团2营营部通讯班战士)。
朝鲜战争爆发后,由164师改编的人民军第5步兵师团沿东海岸南下,占领江陵后遭遇美海军舰炮阻击,损失重大。7月底进军浦项地区,与第12师团协同作战,同韩军3师和首都师展开了一个多月的激战。9月下旬美国仁川登陆后败退,剩下3000余人编入第4军团。原166师改编的人民军第6步兵师团,攻占开城、江华岛、金浦、金浦机场。后沿着西海岸经忠清南道西部占领全罗道的木浦、光州、顺川后,迂回南海岸进军庆尚南道河东、晋州地区。进攻马山时遭遇美军第25师的顽强抵抗,与美军对峙一个多月。撤退时兵力损失近半,后到慈江道整编,以该师为基础组编成第5军团。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41军联合作战。由独立15师整编成的人民军第12步兵师团,一部分参加攻占春川的战役,后进攻洪川、元州、忠州、丹阳,越过竹岭进军庆尚北道,7月底攻占安东。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所受损失重大。原47军辖下朝鲜族官兵组成的人民军第4步兵师团第18步兵联队,参加攻打汉城的战斗,并首先从北部攻入汉城的中心地区。三天后,该部渡过汉江经水源南下,在乌山歼灭美军史密斯大队,在朝鲜战场创下首次打败美军的纪录。其后又参加了解放大田的战斗,被人称为所向无敌。联队长张教德提升为师团长,但尚未赴任就牺牲在平泽。后来该部队参加洛东江战役,在战斗中损失惨重,撤退后编入南浦地区第4军团(笔者2000年对41名当事者访谈记录)。
这些在中国转战南北、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部队,在朝鲜战争中屡立战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7月5日,在占领汉城的战斗中建立卓著功勋的步兵第4师团被金日成命名为“汉城第4师团”。7月23日,金日成发布命令,特别嘉奖金雄、李权武所率部队的突出贡献。7月26日至8月29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近卫”称号的部队有7支,其中从中国返回的部队就有4支,即第18联队、第4步兵师团、第6步兵师团和第10步兵联队。
此外,方虎山于11月15日被授予共和国双重英雄称号,详见《朝鲜中央年鉴1951-1952》,第442页。而获此荣誉称号的包括方虎山仅三人。第12步兵师团被授予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1年5月2日)。
战争结束后,据不完全统计,回国的4万多朝鲜族官兵在战斗中牺牲的约30%,被俘的约20%,余下的约30%定居朝鲜,20%自战争结束至1957年陆续返回中国定居。举一例,1982年黑龙江省五常县共有45000多名朝鲜族,其中有209人为战争后返回中国的朝鲜族官兵。按人口比例估算,回到中国的朝鲜族官兵大概有10000人左右。1981年曾调查过返回中国的朝鲜族官兵,当时健在的大约有6000人(参见金中生:《朝鲜义勇军秘密入北》,第256-260页)。
据朝鲜目前已公开的资料,到战争后期和战后,从中国返回朝鲜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命运各有不同。除姜健(姜信泰)、张教德等在战争中牺牲,武亭因“不执行军令、战斗指挥不当、犯有军阀主义”,于1950年12月被撤职,1951年在平壤病故外(详见金日成:《当前局势和任务》,《金日成选集(4)》,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54年,第140页。有关武亭病故前的一些情况,参见《金日成同志回忆录》,第412-413页),金枓奉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昌德任总参谋部干部局局长、总政治局纪律委员长,全宇任第5军团长、副总参谋长,池炳学任军团长,朴孝三任第9师团师团长、副总参谋长,李益成任总参谋部队列补充局局长,朴勋一任党中央农业部长,王之任任第6军团长、副总参谋长。
朴一禹因“反党宗派活动”于1955年12月被罢免(《关于朴一禹的反党宗派行为》,1955年12月2-3日,《决定集》,平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1955年,第52-56页)。方虎山战后任人民军陆军大学校长,受朴一禹事件牵连而退役(详见金中生:《朝鲜义勇军秘密入北》,第195页)。原朝鲜独立同盟的崔昌益(时任副首相)、尹公钦(时任商业相)、徐辉(时任劳动相)等人于1956年因“宗派事件”被免职(《关于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李必奎(Lee Pil Kyu)、朴昌玉(Park Chang Ok)等的宗派阴谋》,《劳动新闻》,1956年9月5日)。  
从以上历史考察中可以看出,中国东北朝鲜民族的出现,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特别是日本在东北亚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历史遗产,而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东北朝鲜族双重国籍的特性,也构成了朝鲜族部队形成、改编和回国的复杂背景。在抗日战争和中国内战中,中朝已经结成革命纽带和情谊,这就使得朝鲜族部队在朝鲜需要的时候回国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况且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既然事实上具有双重国籍,那么他们在自己愿意的时候回到朝鲜也是合乎法理的。
目前披露的俄国档案证明,平壤第一次提出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是在1949年9月,但遭到莫斯科的严厉制止。1950年1月17日,金日成再次提出只能靠军事行动解决民族统一的问题,斯大林1月30日复电表示同意。
因此,第一次决定朝鲜族官兵回国时(1949年4月),无论金日成还是毛泽东都没有要向南方发动战争的意图(那时美国还在南韩有大量驻军),平壤加强军事力量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南方的北进。第二次朝鲜族部队回国是林彪提出的,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战事已经结束,军队将要面临大规模减员,而朝鲜族官兵多有思乡情绪。那时,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意见还是一致的,都认为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尽管不久后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但毛泽东直到5月14日,即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近1个月后,才知道斯大林已经同意了朝鲜的计划。
因此,以朝鲜族官兵回到朝鲜为根据指责中国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策划是毫无道理的。
 楼主| 发表于 2021-1-3 01:02:06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wtfm.exblog.jp/25517783/



崔可夫的長沙作戰計畫
薛岳所謂的「天爐戰法」,是來自俄國人的主意~

崔可夫的長沙作戰計畫_e0040579_12434721.jpg從1937年開始除了空中有蘇聯飛行員保衛中國領空外~在各陸地戰區也多有擔任顧問主任的俄國人。

(謎之音:蘇聯軍事顧問族名不及備載~名字後面大多是XX夫或什麼基之類)

⋯⋯
其中以1940年派去接任繼帕維爾·費多羅維奇·巴季茨基、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切列帕諾夫(武漢保衛戰的計劃者),之後的蘇聯軍事顧問團第5任團長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Vasily Chuikov)最有名,他便是後來守史大林格勒之役的「蘇聯英雄」。


由於中國軍隊屢戰屢敗,蘇聯怕將有面臨東西兩面作戰的危險派崔可夫帶來大批蘇援,包含炮兵、航空和坦克顧問以及工兵、軍醫、通信、後勤、防空和情報偵察專家準備在重慶組總顧問室。並告訴蔣介石,史達林已決定增加軍援12個甲種師的裝備。


崔可夫在1941年新年來臨前一天才抵達重慶。

當天與蔣介石見面時就問道:「中國軍隊從數量上要遠遠超過日本軍隊,為什麼無法戰勝侵略者?」


蔣介石顧左右而言他::「日本是種疾病~而疾病是可以治癒的!」


1941年9月,中國指揮部付諸實施了軍事總顧問崔可夫提出的計劃,粉碎了日軍對長沙的一次進攻,同年12月,崔可夫派九戰區顧問主任阿利亞舍夫協助戰區長官薛岳制訂了聞名中外的「天爐戰法」,採用後退卻站的方法重創了入侵長沙的日軍。


中國宣稱是為「第三次長沙大捷」(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6日)


瓦西里·崔可夫在《在華使命》一書中寫道:「(1940)9月29日,我被緊急叫到蔣介石那裡,當時是一對一交流。蔣介石希望就如何抗擊日本進攻提供建議。蘇聯軍事顧問組整夜未眠,早上將保衛長沙計劃遞交給最高統帥。主要內容是,中國軍隊中央集團軍應從自己的陣地緩慢後退,將對手吸引到城市北部和東北部狹窄的山區通道處。在大山里,等待日本人的是蘇聯製造的火炮,且彈藥充足。」


「該計劃充滿了風險性。開始的時候,蔣介石不準備全部採納。後經說服和證明沒有其它方案,蔣介石最後同意了我提出的建議,並以他的名義下達了命令。」

由於圍攻長沙的日軍後路補給路線被層層切斷,而此次圍攻長沙是要掩飾日軍進攻香港的企圖~因此決定撤退~

崔可夫的長沙作戰計畫_e0040579_12444856.jpg

日軍撤退~依照俄國人作戰計畫成功的薛岳大喜過望~~~洋洋得意!!!


不過第三次長沙會戰時,薛岳軍擊退日軍傷亡不過6000人,其中死亡僅1591人,薛岳卻向蔣介石報告大捷,共斃傷日軍5.6萬人。


既然擊斃日軍高達5.6萬人,那日本38式步槍就應該有不少數量~但是薛岳從戰場檢的日本槍太少,把雜牌軍用的的38式推起來還是不能看~乾脆把自己的槍埋在38式裡面~冒充戰果!!


蔣介石查看繳獲日軍槍支,赫然發現竟然有「中正式」步槍,於是大罵薛岳「謊報戰績連臉都不要」。

徐永昌 (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日記也批評薛岳:「謊報(指大捷)看我國軍人無恥,達於極點」。


據時任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在其1942年2月25日日記中記述,薛岳在軍事會議上報告第三次長沙會戰的戰果時,受到在場諸人笑斥之。


1944年日本發動大陸打通作戰「一號作戰」,俄國人已經撤回國抗德~日本軍真的要打下長沙,日軍第34師団・第58師団・第116師団(3~4流師團,1~2流師團去抵抗太平洋美軍)兵臨長沙郊外丘陵上,薛岳在長沙被橫山勇擊潰落荒而逃,長沙失陷。
 楼主| 发表于 2021-1-3 02:07:28 | 显示全部楼层
1941年12月美國正式參戰時,飛虎隊有82名飛行員及79架飛機,但並非全部在作戰狀態。

當中一、二兩個中隊駐紮在雲南昆明,第三中隊在緬甸仰光附近,擔任保護直接通往中國的最後一個海運和公路運輸線的安全。

"志願"月領高薪

飛虎隊飛行員號稱「美籍志願大隊」,志願雖是志願,但也"志願"月領高薪600美元(1942年美國陸軍航空隊飛行員月薪最多347美元),小隊長月薪650美元,中隊長月薪700美元。

另外擊落每架日機有500美元獎金。

從中國退役後,中國將給予優厚退職金,並保障在中國軍務結束後回復原美國軍階與職務。

當時中國大學畢業生僅約20美元月薪,而能讀到大學不多,一般軍人薪資更是微薄。

二戰美國援助中國的極高薪飛行傭兵-飛虎隊(AVG)_e0040579_414117.gif
:「不給如NBA或大聯盟般的高薪,這些洋人誰會"志願"來中國賣命啊~XD」

原來計劃的志願航空隊分3個大隊,包括兩個戰鬥機大隊及一個轟炸機大隊;但至偷襲珍珠港時只成立了一個戰鬥機大隊。

志願航空隊面對的問題並不少。

部份招募的飛行員作戰經驗不多,空中射擊技術不佳,亦有人借故離隊。由於運輸困難,各項設備及戰機很遲才到達前線。

志願航空隊最多時只有約62架戰機及飛行員處於作戰狀態。

在陳納德的指揮下,將能力較低或者是拒絕執行戰鬥任務的飛行員轉至文職,並使其中一至兩個中隊在備戰狀態。

在1940年底至1941年從租借法案替中國爭取到英國不想接收的Hawk-81A2(P-40戰鬥機外銷型),這批戰鬥機約100架,

沒與零戰交手過

許多人至今還是認為當年在中國與緬甸上空與志願隊作戰的為海軍的三菱零式艦上戰鬥機,不過事實上那大多是志願隊飛行員將與零戰外型極為相似的陸軍中島一式戰鬥機(日軍別稱隼,盟軍暱稱Oscar(奧斯卡)/Jim(吉米)。)誤認為零式機的緣故。

出於戰爭宣傳的考慮,飛虎隊(AVG)被吹捧是極自然的事,直到現在人們還認為他們一開始就擊落了日軍最出名的“零式”戰機。

而事實上,那個時候他們根本就沒有見過“零”式戰鬥機。最初飛虎隊駕駛的也不是大家認為的P-40飛機(機身上鍍的出廠名可以讓我們確認他們駕駛的應該是Hawk81A-2,而不是P-40,這種飛機也可以叫做Tomahawk IIB。

1942年3月,AVG才獲得了少量的P-40E Kittyhawk)。

日本海軍航空隊於1941年8月到12月之間便開始陸續將零戰撤出亞洲大陸戰場以支援太平洋戰場,僅管日後零戰確實有於1943年返回中國戰場,駐防於廣東,上海以及海南島等沿海基地,飛虎隊早已在零戰回到中國之前面臨了解散的命運。

1941年12月20日,空軍前敵總司令部電訊監察臺偵測到日本82中隊10架九九式輕轟炸機在毫無護衛下由越南起飛轟炸昆明,監察臺總薹長陳一白將軍急告陳納德所有戰機都升空迎擊,入侵日機10架,被飛虎隊攔擊,倉皇丟棄炸彈返回。

飛虎隊號稱「擊落5架」,不過日本戰報確認損失的只有第二編隊的3架轟炸機,其它飛機中陣亡2名機組員,而飛虎隊1架P-40因燃料用盡在機場迫降損失。

飛虎隊擊落日機受到美國與中國的大力宣傳。

P-40型的運動性優於日本一式戰鬥機,但真正空中格鬥戰則不如日本戰機。

故飛虎隊便採用從上空降下、近距離射撃然後加速離脱,再加速爬昇,打了就跑,日本譏諷稱之為"一撃離脱戦法"。

而這是在南京的陳納德回憶中對於當時幫助中國的蘇聯航空志願隊的俄製I-16採高速俯衝的混合動作甩開日軍戰機有著深刻印象,這個回憶經過整理成為日後訓練飛虎隊時重要的空戰技巧。

這種戰術常使用於居劣勢的飛虎隊在以3機一組非正面而從上方急降"一撃"偷襲日機後趕緊離脱,特別有効的「偷吃步」攻撃方法。P-40C武装主翼有7.62 mm機關槍4挺與機首有12.7 mm機關銃2挺、對付防御薄弱日本軍機是有効的。

加藤隼戦闘隊

二戰美國援助中國的極高薪飛行傭兵-飛虎隊(AVG)_e0040579_1554899.jpg使用陸軍中島一式戰鬥機為主力日本加藤隼戦闘隊(64戦隊)是飛虎隊主要對手。

陸軍中島一式戰鬥機與零戰外型極為相似。

1942年3月24日飛虎隊昆明第一戰隊的P-40奇襲清邁(Chiang Mai)機場,駐機中加藤隼64戦隊隼3機被擊破、10機受到損傷。

日本加藤隼64戰隊於30日展開報復,飛虎隊自行放火燒燬22架P-40,往昆明撤退。

到了1942年5月1日,盡管飛虎隊竭力進行地面火力支援,但日軍陸空並進攻來,這一天在靠近火線的一個基地中,飛虎隊不得不自毀多達24架的戰鬥機,這些飛機都正在修理並且匆忙中沒有運輸工具運送它們離開。

保山機場也遭到日機毀滅性的轟炸,使得這個重要的基地幾乎不能繼續使用,飛虎隊不得不再次轉移。

隨著時間的推移,飛虎隊盡管在天空激烈戰鬥,但在地面上內部正在微妙的起著變化,1942年6月陳納德為迎接美國國慶衝「業績」,一直安排飛虎隊隊員“士氣任務”出擊,而他們抗拒了。

這讓飛虎隊的老隊員們認為上級沒什了不起,更糟糕的是,在他們看來,他們不懂為什麼國民黨官員老是貪污戰爭物資,以至於很多補給並沒有發到他們手上。

這種不滿情緒爆發了,23名飛虎隊飛行員交出了辭職書-雖然在他們的“雇傭”合同中沒有任何一條寫了他們可以以任何理由退出。

這些辭職書中提到了許多問題。幸運的是,陳納德和蔣介石達成了妥協,飛虎隊的待遇又提高了,蔣也更換了一批同飛虎隊打交道的官員……最終,這些得到加薪的飛行員們重新返回到了他們的工作崗位上。

由於美日太平洋戰爭,日本軍節節敗退,日本在中國制空權改採守勢,飛虎隊只好去專心管「駝峰航線」的中緬物資運輸線。

美日正式宣戰後,不需要再用偷偷摸摸的「義勇軍」名義,1942年7月3日,美國高薪來華飛行傭兵AVG飛虎隊被告知於7月4日正式解散。

陳納德獲恢復美國陸軍現役上校,之後升為准將及中將。

1942年7月4日,飛虎隊由美國第10航空隊之下的第23戰鬥機大隊取代。

飛虎隊除少數飛行員繼續留在中國兩個星期,大部分的已拿不到高薪的飛行員則選擇回去美國。

陳納德在昆明正式成立組織中美混合團的「第14航空隊」,更少數的飛虎隊飛行員加入了「第14航空隊」。

二戰美國援助中國的極高薪飛行傭兵-飛虎隊(AVG)_e0040579_2315331.jpg


1943年9月,日本在太平洋戰局惡化,日本開始抽調在中國精銳部隊機甲師団前往太平洋戰場,9月27日,日本大本營為引誘緬甸戰線的中國軍轉移回中國,下達「大陸令第853號」命令,爆發常徳會戰。是為「よ号作戦」。

常徳會戰中「第14航空隊」各種軍用機200機轟炸日軍與空投補給常徳城中國軍隊。

引發日本大陸打通作戦

1943年11月25日,第14航空隊從江西遂川基地以7架P-51A戰鬥機,7架P-38G戰鬥機及17架B-25轟炸機低空飛過台灣海峽空襲台灣新竹,號稱炸毀「50架日機」(日本海軍的紀錄則僅有4架被擊墜、13架被破壞)。

由於這次新竹空襲行動,大大衝擊日本大本営。日本停止「よ号作戦」。

日本為加強台灣空防,調來飛行第246戦隊主力(伊丹飛行場)與第18飛行團的司令部偵察機中隊、翌年1944年(昭和19年)1月下旬又增派独立飛行第23中隊來到台灣。

而日本為報復新竹空襲是開始計畫「大陸打通一號作戦」(豫湘桂會戰)原因之一,為避免東南亞的海上運輸線甚至本土遭到盟軍空襲,中國因「大陸打通一號作戦」遭到慘重損失,一開始防守河南的湯恩伯所部37天內就丟了38城。

二戰美國援助中國的極高薪飛行傭兵-飛虎隊(AVG)_e0040579_503888.png


空襲台灣新竹的結果,日軍連奪146城,中國從河南、湖南、廣西、廣東及貴州大片國土被日本占領,7個空軍基地、36機場被毀,短短的8個月中,國民黨軍在戰場上損兵50萬人。

美英看破了蔣介石的手腳,決定拉蘇聯對日本宣戰。

療癒系的飛虎隊戰績並不突出

太平洋戰爭初期受到美國與中國的大力灌水宣傳,表示一共有「299架至1000多架數量不等的日本飛機」在與AVG交手時遭到擊落或在地面上被擊毀。

飛虎隊空戰戰果報告比實際高出3~4倍。

1942年4月28日緬甸臘戍雙方空戰,飛虎隊宣稱撃墜22架日機,其實只是因為隔日是日本天皇生日(4月29日)而大大唱衰,日方只被擊墜隼1機,空中互撞損失1機。

尤其特別誇張的是後期1942年11月2日・桂林空戰,中國宣傳又擊墜22日機,其實1架也沒打下來。

1944年12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批準陳納德將軍使用B-29轟炸機空襲漢口的計劃,對日軍占領下的漢口進行的是3次輪番的「地毯式轟炸」,80%使用燃燒彈,20%使用爆破彈,目標是日軍存儲在漢口倉庫中的物資。

第14航空隊出動16架P-51戰鬥機護航,但是漢口被美機轟炸傷亡在2萬人(當然絕大部份是中國人民)以上,房屋被毀15 611棟,市街地燒毀面積達全體50%,日本航空機 損失23架。

這也是B-29轟炸機美軍「高高度精密爆撃」轉換成低空夜間「地毯式轟炸」的實驗,東京大空襲的前奏鳴曲。

根據當時日本陸軍航空隊在緬甸戰場上的部署以及日方的戰損資料來觀察,飛虎隊所取得的戰果不會超過115架以及400多名日本陸航的空地勤人員。這115架其中還包含英國人的戰果。

二戰美國援助中國的極高薪飛行傭兵-飛虎隊(AVG)_e0040579_240395.jpg


推測飛虎隊摧毀的日本飛機戰果應在100架以下。

飛虎隊戰績並不突出,但帶給中國人民感覺到「中國仍有空軍」有其心理安慰療癒系的作用。

AVG飛虎隊、90名隊員空戰陣亡13名、因飛行事故死亡9名、3名被日本捕虜

飛虎隊裡有6名中國人,這是在轟炸機上配備了中國人,因為飛虎隊飛機掉下來的時候,老百姓不明白情況,會把美國人當敵人打死。

飛虎隊就在每個飛行員的衣服後面掛一面小旗子,寫著「來華作戰洋人,請軍民救護」。

這塊被飛行員們稱為“血幅”的綢布,幫助許多因迷路、事故和被日軍擊落而迫降、跳傘的美國飛行員得到中國軍民的救護。

與陳納德的美國“飛虎隊”相比,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的名氣或許要小得多。

但後者早在1937年對抗日本戰爭之初就來到了中國戰場,無論從那方面講,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的功績都要強於美國人的飛虎隊。

從1937年到1941年,蘇聯總共派遣3665人參加中國抗日,包括1091名飛行員。

他們帶來的飛機,共有1250架戰鬥機,222架轟炸機,以及100架教練機。蘇聯援華志願航空隊在中國四年中,日軍損失飛機986架,蘇聯援華志願隊犧牲211人。

1950年2月6日,臺灣空軍30多架轟炸機狂炸上海楊樹浦工業區,令上海停電斷水。

駕駛這批轟炸機的主力是侵華日本空軍。這又是陳納德「人力仲介」居間穿針引線,使這些失業的前日本空軍打扮成臺灣空軍樣子去空襲上海。

1992年,美國政府宣布承認於志願航空隊服務等同於在美軍服役,飛虎隊的老兵亦可得到退役軍人待遇,並於1996年獲頒發獎章。

飛虎隊則獲頒『美國總統勳獎部隊』。根據當年部分美籍飛行員的著作所述,他們確係「奉命退伍」,以便以平民身份加入飛虎隊。

現在飛虎協會因台北新公園的陳納德銅像移出(而後遷移至花蓮基地安置放至於「飛虎紀念館」館內收藏。),而紛紛開始與過去勢不兩立的中共接觸而「投共」,現在飛虎協會的成員選擇前往中國參加相關的紀念活動。
https://wtfm.exblog.jp/10389847/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Archiver|三国艺苑 ( 鲁ICP备14028466号

GMT+8, 2021-2-28 08:46 , Processed in 0.484375 second(s), 76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0, Tencent Cloud.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