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业
三国时魏之屯田事业最为发达，建安元年，曹操始兴屯田，募民垦於许下，
魏志武帝纪建安元年：「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注引魏书：「公曰，夫定国之术，在於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魏志任峻传：「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颖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军国之饶，起於枣祗而成於峻。」
於是推行各地，郡县例置农官，所谓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之属是也。
续汉书百官志注：「魏志曰，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
三国职官表：「正元元年、诏所在郡典农慰恤死事，毋丘俭传、臣辄移三征及州郡国典农安慰所部吏民，晋宣帝纪、景初二年敕郡守典农皆往会焉，是各郡皆有典农也。咸熙元年，诏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是典农中郎将校尉分列诸郡国、典农都尉分列诸县也。其或置中郎将，或置校尉，则郡国大小之别。」
魏志赵俨传：「文帝即王位，为待中，顷之，拜驸马都尉，领河东太守、典农中郎将。」
魏志裴潜传注引魏略谓黄朗「迁襄城典农中郎将。」
魏志管辂传：「辂至列入典农王弘直许。」
晋书博玄传：「转温令，再选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
载者甚众，略举数例以见其概。
诸典农与郡县守令不相统属，盖隶於大司农。
魏志贾逵传：「太祖征马超，至弘农，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领弘农太守。……其後发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
注引魏略：「达前在弘农，与典农校尉争公事不得理，乃发愤生瘿。」
三国职官表：「典农属大司农，见司马芝传。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日，……明帝从之。可以见当时典农之制。又曹爽传注魏略桓范传，桓范为大司农，谓爽弟羲曰，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而大司农印章在我，亦典农属大司农之证。」
典农所部农民最初多系募集而得定居之後，当遂世为「典农部民」矣。
魏志袁涣传：「拜为沛南部都尉，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魏志仓慈传：「仓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为郡吏，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於淮南，以慈为绥集邓尉.
魏志国渊传：「太祖欲广置屯田，使渊典其事，渊屡陈损益，相士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厦丰实。」
魏志邓艾传注引世语：「邓艾少为襄城典农部民，与石苞皆年十二三。」
诸典农所领部民之数目，及垦田面积，虽难确知，然就各郡国农部可通贡举一点观之，知典农部民必不甚少，
魏志裴潜传：「文帝践阼，入为散骑常待，出为魏郡颖川典农中郎将，奏通贡举，比之郡国，由是农官进仕路泰。」
更就何晏等所私割之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已达数百顷一点观之，知诸典农部之垦田必甚广也。
魏志曹真传：「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
诸典农所领者，尚不过民恳屯田，魏之军垦屯田亦甚发达，最著者莫如邓艾所建之准上屯田，田兵至五万人，垦田至二三万顷，规模亦可谓钜矣。
魏志邓艾传：「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於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准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体，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於准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晋书食货志：。遂北临准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馀里。（校注）通典二沘作泚。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准颖。大治诸陂於颖南颖北，穿渠三百馀里，溉田二万顷。（校注）通典二作三万顷（校注本卷二十六页十）
魏亡前一年罢典农官，
魏志三少帝纪陈留王奂成熙元年：「是岁罢屯田宜以均政投，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
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十二月，罢农官为郡县。」
案：晋武帝於成熙二年受禅，改元泰始，时魏已罢诸典农矣，晋书所记恐即咸熙元年事，兹从魏志。
然不过罢其官弗设而已，诸典农旧所领田，决不至随而荒废也。吴之屯田事业亦颇发达，於诸郡县间置农官，
吴志华窍传：「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
宋书州郡志：「吴省丹阳之江乘县典农都尉，时又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都尉。」
而新都及吴郡之屯田者各达数万口，
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权以融代表。」
惟较魏自应有逊色也。
蜀之屯田事业似远不及魏吴，虽有督农之官，当仅设於汉中一郡，
蜀志吕乂传：「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
三国职官表：「蜀置督农供继军粮，屯汉中，他郡无老。」
案：蜀志蒋功传有「督农杨敏」，当亦屯汉中。
诸葛亮之使军士杂耕渭滨，乃顿兵敌境时之权宜之计，
蜀志诸葛亮传：「亮每患粮不继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於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姜维之种麦沓中，欲避内遇故尔，
蜀志姜维传：「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又注引华阳国志：「後主敕（黄）皓诣维陈谢，维说皓求杳中种麦，以避内逼尔。」
盖蜀本天府，颇无屯田之必要也。
三国时之新兴水利事业亦以魏最为发达，其陂渠之著者，有太寿陂
魏志夏侯惇传：「复领陈留济阴太守，……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
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堨，
魏志刘馥传：「後孙策所置庐江太守李述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给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前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於时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
水经肥水注：「肥水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魏太尉王淩与吴将张休战於芍陂，即此处也。」
太平寰字记卷百二十七：「茹陂在光州固始县东南四十八里，刘馥兴筑，以水溉田。」又卷百二十六：「七们堰在庐州庐江县南百一十里，刘馥为州刺史修筑，断龙舒水，灌田千五百顷。」又卷百二十五：「吴陂塘在舒州怀宁县西二十里，有吴陂祠，刘馥开吴陂以溉稻田，功利及人，里人以潜山庙在陂侧，因指名以祀焉。」
三国志旁证卷十三，「刘敞七门庙记云，嘉佑二年，予为庐州从事，始以事至舒城，观所谓七门三堰。考问於居人，其田溉几何，日二万顷。考於图书，则汉羹颉侯信始基，而魏扬州刺史刘馥实修其废。」
郑陂，
魏志郑浑传：「文帝即位，为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属水涝，百姓饥乏。浑於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日，地势洿下，宜灌溉，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鄢汝新陂、及小弋阳陂，
魏志贾逵传：「大军出征，……至谯，以逵为豫州刺史。……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
戾陵堨车箱渠，
水经鲍丘水注载刘靖碑文有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时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馀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馀万亩。至景元三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陆费不赡，遗谒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由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前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合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馀顷。
淮阳渠百尺渠及预水南北诸陂，
晋书宣帝纪正始四年：「帝以灭贼之要在於积谷，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於颖之南北。」
注：参看魏志邓艾传及晋书食货志。
成国渠临晋陂等。
晋书宣帝纪：「青龙元年，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焉。」又食货志：「青龙元年，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馀顷，国以充实焉。」
诸陂渠皆官所兴修，灌溉控制权握於政府之手，故邓艾省西方所需之水引溉东方，有若挹注焉。
注：参看魏志邓艾传及晋书食货志。
吴蜀之新兴水利事业并不足称，吴作浦里塘毫无功绩，
吴志濮阳兴传：「永安三年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调百官会议，成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兵民就作，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
吴志陆凯传：「建衡元年，疾病，昭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陈……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欢复严密故迹，亦不可听。……」
蜀不过守李冰之成业而已。
水经注：「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水旱从人，世号陆海。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发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魏诸陂多遏流水造成，颇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坚，常虞溃决，故虽收一时之利，渐则民苦其害。又诸陂积水所封掩之地，面积至广，在土旷人稀之时，自不患无馀地蓄水，而在户口渐增之後，则诸陂之封淹广土，资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归咎於兴治者之图近志远矣。
晋书食货志载社预疏有云：「自顷户口日增，而坡堨岁决，（校注）通典二引堨作堰，下文同。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业，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疗不下润，故每有雨水，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岱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馀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滀。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
案：杜预此疏上於晋武帝咸宁三年顷，疏上，朝廷从之。杜疏极言陂堨之害，系对兖豫诸陂而发，据水经鲍丘水注载刘靖碑文谓「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元康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馀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是晋惠帝时戾陵堨亦发生水患矣。又碑文谓景元三年，诏以民食转广，陆费不瞻，遗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盖以戾陵揭灌田仅二千顷，而所封地达百馀万亩，殊嫌太不经济故尔。（参看前引）晋书刘颂传：「除淮南相，在官严整，甚有政绩，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动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陂堨之岁劳民如此。
然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堨，至宋时濯溉之利尚溥，则魏之诸陂固亦有利及数百千年之後者矣。
注：参看前引太平寰宇记及三国志旁证。
三国时之耕种方法，较前似无若何之进步，而北部承丧乱之後，开辟草莱，喜火耕而水耨，是反较前退步矣。
晋书食贷志载杜预疏有云：「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
惟用耧犁下种之法，实较前更为普遍也。
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赵）基为（敦煌）太守。初，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滀水，使极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
案：用稷犁下种之法，始於赵过。齐民要术引崔实政论曰：「武帝以销过为搜粟尉尉，数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二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齐民要术注曰：「按二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耧矣。未知耕法如何？今自济州迤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两脚耧种陇穊，亦不如一脚耧之得中也。」崔寔所述赵过之法，乃种法，与汉书食货志赵过之耕法不同，故云日种一顷。下种须略深，庶免种子为雀鸟所啄食，故田虽已耕，下种时仍须起土。赵过用特制之犁（质当较耕犁为轻，故一牛曳之已足。）与耧合成一体，兼有起土下种之用，故但须一人将之。崔寔时辽东之人尚不知此种种法，下种时用耕犁起土，耕犁较重，须用二牛曳之，并须用二人牵牛以增牛力，（汉书食货志述赵过耕法，「用耦犁，二牛三人。」三人之任务，当即二人牵牛，一人将耕。）而耧与革又不合为一体，故另须二人挽耧，一人下种，共用二牛六人。二牛六人尚仅日种二十五亩者。过所制耧犁合为一体之下种器，应略如後世之耧车，农政全书卷二十一述耧钟车之制曰：「其制……两足中虚，关合一拢，横桃四匝，中置耧斗，其所盛种粒，各下通足窍。……」种随犁下，故其速度绝非辽东之拙法所能比拟，不仅所用人牛有多少之异，况辽东之耕犁转长四尺，回转相妨，自更废时矣。汉书食货志谓赵过之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足与政论参证。政论三犁共一牛，当系二犁共一牛，齐民要术误引作三耳。汉书食货志调过用耦犁，过所作下种器，其起土部分当仿耕犁为之，不至有三足也。齐民要术注谓二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耧，正足证要术引政论三犁为二犁之误。惟要术注三脚耧应为二脚耧之误，二脚耧却要术注之两脚耧也。皇甫隆时敦煌人尚不知用耧犁下种耳，非不知犁耕也。魏略所谓耧犁，即赵过所发明之下种器也。
三国时衍溉之法亦较前更为普遍，
注：参看前引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魏略谓敦煌民常灌溉滀水，使田极濡洽，然後乃耕，当犹令人滀冬水田，其用水之量较多，自不甚经济也。
又翻车戽水之法，当亦於此时应用於农事，惟恐尚不甚通行耳。
後汉书宦者传谓灵帝令毕岚「作翻车渴乌，施於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
案：渴乌当即今所谓虹吸。
魏志杜夔传注：「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居京都，城内有坡可为囿，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异也。：．…」
案：翻车自非马钧所创，惟毕岚但作之以洒道路，钧则应用之以灌园囿，较毕岚更进一步矣。度必更有人应用之以溉田者，惟恐尚不甚通行可。
三国时稻田每亩之收获量，亦颇足言。南部之田，有亩收粟约五六斛者，
吴志钟离牧传：「少爰居永兴，躬自垦田，种稻二十馀亩。临熟，县民有认识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垦之耳。遂以稻与县人。……民战惧，率妻子耆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还牧。牧闭门不受。民输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发名。」
案：以六十斛米推计，共约收一百二十斛粟，平均每亩约收粟五六斛。
有亩收十五斛或三十斛者，
华阳国志卷三：「绵竹县，刘焉初所治。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十五斛。」
其在北部，亩收十斛者即为良田，
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
而通肥硗之率，亩约收三斛，
後汉书仲长统传昌言损益篇：「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人，令亩收三斗，斛取一斛，未为甚多。」（饶当为硗之譌。）
有亩收十馀斛或数十斛者，
晋书傅玄传载玄疏有云：「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馀斛，水田收数十斛。」
区种之地，亩可收至百馀斛，则每亩收获量之最丰者也，惟区种并非常法耳。
嵇康养生论：「：…．不知区种可百馀斛，田种一也，至於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谓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变者也。」
三国初期，北部受乱事影响，田多荒废，兴垦者多仅上田，放收获量较丰，厥後务广顷亩，田遂有所收不足偿种者矣。
後汉书仲长统传昌言损益篇：「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注：「上田已耕，唯中地以下未也」
晋书傅玄传载玄疏有云：「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
自犁耕发明，牛遂成为农业之原动力。三国时北部殊感耕牛不足之恐慌，盖初期饥荒之际，人且相食，牛自不能幸免，又战争频繁，需牛转运，牛之任重致远者多，曳犁事田者自少也。故卫觊建议官市犁牛以给民之归关中者，
魏志卫觊传：「觊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馀万家。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
杜畿之为河东太守，课民畜牸牛车马，
魏志杜畿传：「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走，少减耗，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由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劝农，家家丰实。」（郭璞尔雅注牝马为草马。）
颜斐之为京兆太守，课民畜猪狗以买牛，
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颜斐……黄初初转为黄门侍郎，复为京兆太守。始京兆从马超破後，民人多不专於农殖，又历数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为民作久远计。斐到官，乃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
至晋初，充豫之业水田者，尚多无牛犊，而其时种牛每头之价，竟约值谷二百斛焉。
晋书食货志载杜预咸宁三年疏有云：「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兖豫）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後，头责三百斛，是为化无用之宝，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此父数年後之益也。」
案：校注谓「头责三百斛当作二百斛」，是也。
以余揣之，北部因耕牛不足，对旧传之犁耕方式，应有变更。据汉书食贷志，赵过之耕法系用耦犁，二牛曳之，在牛少之时，农人得一牛已不易，安能必具二牛，当遂废耦犁不用，但以一牛曳一犁，而在南部则似仍用耦犁二牛之法，故孙权报陆逊之语，谓以八牛为四耦焉。
吴志孙权传：「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
三国时南部之果园业，似较前发达，甘橘千株，岁得绢数千匹，利亦可谓厚矣。
吴志孙休传入安元年注引襄阳记谓李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龙阳汎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馀日，儿以白母。母曰，此当是种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来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汝父恒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橘当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晋咸康中，其宅址枯树犹存。」
案：太史公但云江陵千树橘，今则种橘之利及於武陵之龙阳矣。
三国时魏之刺史郡守多有具振兴农业之功绩者，
魏志卷十五刘馥司马朗梁习张既温恢贾逵传评曰：「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於外，非若故时司察之而已。太祖创基，迄终魏业，此皆其流称誉有名实者也。……」
魏志卷十六任峻苏则杜畿郑浑仓慈传评白：「任峻始兴义兵以归太祖，辟土殖谷，仓廪盈溢，庸绩致矣。苏则威以平乱，既政事之良，：．…杜畿宽猛克济，惠以康民，郑浑仓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
案：前举十一人，除司马朗张既温恢仓慈外，其馀诸人振兴农业之功绩，皆见其本传。任峻虽未为太守，其典农中郎将之职实略同太守也。
刘馥诸人事迹多已略见於前，兹更学徐邈之事以示良吏与农业之关系云尔。
魏志徐邈传：「明帝……以邈为凉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
五、货币与物价
三国时钱法至为紊乱。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钱品恶劣，致物价踊贵，钱货不行，是为钱法破坏之始。
後汉书孝献帝纪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更铸小钱。」
魏志董卓传：「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外线，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廓，不磨鑢，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後钱货不行。」
太平御览卷七百一十二引三辅故事：「董卓坏铜人十枚为小钱熨斗。」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有无文小钱图，李佐贤调其钱疑是卓铸。兹摹於後以资参考。又袁宏後汉纪曰：「卓发洛阳诸陵及大臣冢墓，坏洛阳城中钟虡以为钱，皆不成文，更铸五铢钱，文章轮廓，不可把持，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百万。」愚谓更铸五铢下应脱「为小」二字；钱下应脱「无」字。
附图一：无文小钱图
及曹操为相，乃罢小钱还用五铢，惟少所增铸，仍不足以济当时之用。
晋书食货志，「至魏武为相，於是罢之，（指小钱）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後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更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附图二：蜀直百钱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图有蜀值百钱十二。面文为值百五铢四字者七，内背无文者二，背好上有二字者一，背好下有二字者一，背好上有*字音一，背好右有*者一，背好左有*字者一。面文为直百二字者五，内背无文者三，（有一枚面文直字在左百字在右。）背好上有*左有*者一，背文为五铢二字者一。兹择摹数图於前。蜀诸值百钱大小文字既不一致，自非一时铸成，亦不必尽为官铸。刘备最初所铸者当系直百五铢，值百五铢意犹谓直五铢钱一百，非谓直百钱而重五铢。旧谱云，径七分，重四铢。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直百。」余意初铸当百践，其钱自应较五铢为重，不得反轻於五铢，正犹当十铜元虽不抵制钱十枚之重，至少应略重於制钱一枚也。行之既久，续铸者乃更小更轻耳，正犹民国来四川初所行当百铜元，大若银元，质甚重，後所行新一百，大小轻重，仅略等於当十铜元也。通典及洪志均以刘备建安十九年所铸直百钱为文曰直百、径七分、重四铢者，是不必然。径七分重四铢之值百钱，盖後铸者耳。备最初所铸者，应为经约一寸一分、重约八铢、文曰直百五铢（不当读为五铢直百）者也。
曹操既复五铢，疑後更废之，故曹丕又复五铢，
魏志文帝纪：「春三月，……初复五铢钱。」
丕旋以谷贵复罢五铢钱，使民以谷帛为市，
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春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
晋书食货志：「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
曹叡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间有所改创云。
魏志明帝纪太和元年：「夏四月乙亥，行五铢钱。」
晋书食货志：「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增五铢钱，则国丰刑省，於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吴之恶货币殊足惊人。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
吴志孙权传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值，设盗铸之科。」
吴志朱据传：「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後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懿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於杖下。」
李宝全三国志平议曰：「吕懿疑据实取者，盖当时有当五百及实钱之别。」
通典食货志：「吴孙权嘉平（平乃禾之譌）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
案：古泉汇有吴当五百大钱图，兹摩於後以供参考。
附图三：吴当五百大钱图
赤乌元年复铸当千大钱，较蜀之当百钱尤为名不副实，
吴志孙权传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
通典企货典：「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图有吴当千大钱四，面文均为大泉当千，背均无文，大小不等。兹摹其最大者及最小者於後以供参考，最小者或系私铸也。泉布统志卷三图有吴当千大钱二，大小不等，孟麟谓小者疑孙皓铸，非是。
附图四：吴当千大钱图
至赤乌九年，孙权以民多不以大钱为便，乃下诏罢之云。
吴志孙1权传赤乌九年江引江表传：「是岁，权诏曰，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吴铸大钱至晋元帝时尚多被通用，惟其值远低於面文矣。
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
案：大者当指当千钱，中者当指当五百线。通典食货典「孙氏」下多「赤乌」二字，当系杜佑臆加。晋元帝时所用孙氏旧钱，应不仅赤乌所铸，即嘉禾所铸当五百钱，当亦通用也。
蜀自刘备於建安十九年始铸直百钱，续铸之直百钱甚多，其面文为直百五铢、背好右有为字者，当系犍为郡所铸，知蜀之铸钱不限在一地也。
注：参看前引蜀志刘巴传注後案语。
蜀又铸有传形五铢钱，则与直百钱并行者也。
钱录卷五：「顾烜谱谓昭烈铸传形五铢，盖五字居左，铢字居右，仿传形半两为之。」
古泉汇利集卷五：「传形五铢，顾烜董遹两钱谱俱言蜀汉铸。」
案：传形五铢不必为刘备所铸，当系直百钱行久多弊，故蜀铸此以救民困耳。五铢二字所以传形者，盖自值百钱行，五铢之观念不清，放变更五铢二字之位置，明五字在左铢字在右之钱，非仅直直百钱之百分之一也。古泉汇利集卷五有蜀传形五铢图，兹摹於次以供参考。
附图五：蜀传形五铢图
三国时金属货币似不甚通行，而非金属货币则反甚通用。非金属货币如丝织物、谷物、食盐之类，皆其甚著者也。
魏志曹洪传注引魏略：「文帝在东宫，当从洪贷绢百匹，洪不称意。」
案：贷绢百匹，非欲悉以制衣，盖欲以绢市易他物耳。
魏志田豫传注引魏略：「豫罢官归居魏县，……汝南为具资数千匹，遣人饷豫，豫一不受。」(资下，太平御览八百十七引有绢相字。)
案：汝南人以绢数千匹遗田豫，与馈以金钱固无殊也。
魏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护军总统诸将，任武官选举，前後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
案：千匹五百匹，谓绢也。
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质之为荆州也，威（质子）自京都省之，…．：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
案：绢安足为道路粮，质锡威组一匹，盖备其割截以易日食耳。
全三国文卷四十载毋丘俭报弟书：「今别致绢二百匹，可以供送葬之事。」
吴志孙皓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谓何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
吴志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又揭阳县贼率曾夏等数千人，历十馀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
案：侯爵及杂缯千匹，正犹所谓金千金邑万户矣。
吴志全琮传：「柔（珠父）当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珠至，皆散用，空船而还。」
吴志朱桓传：「赤乌元年卒，…家无馀财，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
丝织物中之绢，盖几取钱之地位而代之。故如人口价之变动，橘树之收益，均以绢匹计，
注：参看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别传记人口价由十六匹涨至六十匹。又吴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记谓李衡估计橘树之利，每株岁可收绢一匹。
又如石崇奴券乃模拟王褒僮约之作，而其记奴价则与僮约有钱绢之异，
全汉文卷四十二王褒僮约：「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买万五千。」
全晋文卷三十三石崇奴券：「余元康之际出在荣阳东住，闻主人公言声太粗。须臾，出趣吾车曰，公府当怪吾家嘵嘵邪，中买得一恶羝奴，名宜勤，身长九尺馀，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言读书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问公卖不，公喜。便下组百匹。」
是至晋惠帝时，钱虽有神之称，绢尚不失为重要之货币也。
案：据魏志文帝纪明帝纪及晋书食货志，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民以谷帛为市，魏明帝太和元年更立五铢钱。实则在黄初二年前若干年中，谷帛之属已取得货币之资格，在太和元年後若干年中，谷帛之属并未失去其货币资格。魏志晋书所记不过官样文章耳。又解帛等之具货币功用，不仅限於魏之领域。
三国时金属货币之不甚通行，盖有二因：一由初期大乱中产业停滞，金属货币大失其交换效用，一般人有贱金钱贵实物之心理，而谷帛之属亦遂取得货币资格，
魏志后妃传文昭甄皇后：「彼天下兵乱，加以饥殣，百姓皆宝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后年十馀岁，白母日，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宝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举家称善，即从后言。」
一则由恶钱之滥铸，如董卓小钱、蜀吴大钱之类，使钱币本身之价值低落故也。三国时之物价，殊鲜见於纪载，兹略举於次以见一班云尔。
魏志董卓传：「更铸为小钱，……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袁宏後汉纪卷二十六谓谷一斛至数百万，误。）
後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
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王毅英雄记：「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人始知采耜，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瓒）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後汉书刘虞传谓幽部民悦年丰，谷石一千，当系溢美之辞。）
魏志武帝纪兴平元年：「冬十月，太祖至东阿，是岁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
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谓嘏「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被买卖之人口与物无殊）
水经颖水注：「汉以许失天下，及魏承汉历，遂改名许昌。城内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准价八百馀万。」
吴志孙皓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一犬至直数千匹，御犬率具缨，直钱一万。」
全晋文卷一百四十五载晋令日：「其上党及平阳，输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当绢一疋。」（魏时麻价当与此相差无几。）
六、交通与都市
交通之要件有三：一曰交通通路，二曰交通工具，三曰交通动力。
三国时交通通路之新辟，有足述者，即运渠之兴治是也。三国时所兴治之运渠，有睢阳渠，
魏志武帝纪建安七年：「遂至浚仪，治睢阳渠。」
淇水新道，
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
水经淇水注：「建安九年，魏武王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运。」
平虏渠及泉州渠，
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一年：「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魏志董昭传：「後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昭所建也。」
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稿本曰：「寰宇记卷六十三，深州饶阳县有州理城，晋鲁口城也。公孙渊叛，司马宣王征之，凿滹沱入泒水以运粮，因筑此城。盖滹沱水有鲁沱之名，因号鲁口。一清案：建安十一年，太祖凿渠自滹沱入泒水，名平虏渠，则不始於懿，特更修治之耳。」
案：徐绍桢三国志质疑卷二谓泒水应为汾水之譌，实未必然。曹操凿平虏渠盖备征讨乌桓蹋顿之用，蹋顿在辽西塞外，操引滹沱入汾水何为？裴注明谓泒音孤，足证泒字未误。徐氏谓裴氏误读汾为泒，说亦难通。
利漕渠，
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潭水入白沟以通河。」
三国志质疑卷二：「水经浊漳水篇，浊潭水又东北过斥漳县南。郦注，汉献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凿渠引潭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日利漕渠。漳津故渎水旧断溪东北出，涓流濗注而已。此利漕渠即引潭水入白沟之渠，其曰清洹而不曰白沟者，淇水篇云，淇水又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屈从县东北，与洹水合。郦注，白沟又东北迳罗勒城东，又东北漳水注之，谓之利漕口。自下清漳白沟淇河成得通称是也.」
讨虏渠，
魏志文帝纪黄初六年：「春……三月，行幸召陵，通讨虏渠。」
贾侯渠，
魏志贾逵传谓逵为豫州刺史时「又通运渠二百馀里，所谓贾侯渠者也。」
胡质所建诸渠，
魏志胡质传谓质为青徐都督时「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楫。」
邓艾所建漕渠，
魏志邓艾传：「正始二年，乃广开槽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采，泛舟而下，达於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破岗渎等。
吴志孙权传赤乌八年：「八月，大赦，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建康实录卷二赤乌八年：「八月，大赦，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
此等运渠虽大半供军事运输之用，固亦具有经济上之价值也。
三国时之交通工具，除舟车外，有新发明之木牛流马，
蜀志诸葛亮传：「亮性长於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蜀志後主传建兴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
蜀志後主传建兴十年：「亮休士劝农於黄沙，作流马木牛毕。」
蜀志後主传建兴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
蜀志诸葛亮传注：「亮集载作木牛流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於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尺寸之数，……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
通典：「亮集督运廖立杜叡胡忠等，从景谷县西南二十五里白马山推己意作木牛流马。」
元和郡县志：「木马山在景谷县西南二十五里，诸葛亮之出祁山也，作木牛流马以供运，於此造作，因以名焉。」
全三国文卷六十二载蒲元与丞相诸葛亮牒：「元等辄率雅意作一木牛，廉仰双轘，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
张澍诸葛忠武侯故事：「後山丛谭，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高承事物纪原，诸葛亮始造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民间调之江州车子。稗编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饟，盖巴蜀道阻，便於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按後汉书郡国志巴蜀有江州县，疑亮始作之於江州县，故後人以为名也。澍按：此说袭高承，其实非也。武侯作木牛流马在景谷县，景谷今之广元县地，非江州也。江州水路，运粮不必车，且蜀志引亮作木牛流马法綦详，与独轮车制绝不相类，是高陈唐三说皆误。」
惟木牛流马仅为蜀所利用，且诸葛亮死即无继作者，则亦不过历史上之奇器而已。
舟之舱容五百斛者即为大舟，
吴志孙权传黄武元年注引吴书谓郑泉「博学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闲居每曰，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覆没饮之，惫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减，随即益之，不亦快乎。」
全三国文卷七载魏文帝与孙权书：「知已选择见船最大樟材者六艘，受五百石，从沔水送付樊口。」
其曹丕龙舟王濬楼船之属，乃特制以应行军之需者，非日常转输之具也。车中有所谓鹿车，以人推行，殆若今之小车，惟不必为独轮耳。
魏志司马芝传：「以鹿车推载母，居南方十馀年，躬耕守节。」
三国时之交通动力，仍不外人力、畜力、风力、水力，无足述者。
三国时海上交通颇为发达，就孙氏与公孙氏及高句丽之关系，可见长江下游与东北海上交通之盛况，
魏志公孙度传注：「魏略载渊表……又曰，臣父康昔杀权使，结为雠隙。……」
魏志公孙度传注：「吴书载渊表权曰，…．每念厚恩，频辱显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执，拒违前使，虽义无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镇抚，长存小国，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圣旨弥密。……」
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国家（指魏）知渊两端，而恐辽东吏民为渊所误，故公文下辽东，因赦之曰，……逆贼孙权……比年以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赉以名马，又使宿舒随贺通好。……」
吴志孙权传嘉禾元年：「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於成山。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於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
吴志孙权传嘉禾二年：「三月，遗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宴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
吴志孙权传嘉禾二年：「举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遗吏兵数百护送舒综。权终不听，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
吴志孙权传嘉禾二年注引吴书：「初张弥许晏等俱到襄平，官属从者四百许人，渊欲图弥晏，先分其人众置辽东诸县，以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在辽东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赞，领户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饮食，积四十许日。旦与疆等议日，吾人远辱国命，自弃於此，与死亡何异。今观此郡形势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烧城郭，杀其长吏，为国报耻，然後伏死，足以无恨。孰与偷生苟活，长为囚虏乎？疆等然之。於是阴相约结，当用八月十九日夜发。其日中时为部中张松所告，赞便会士众闭城门，旦群德疆等皆踰城得走。时群病疽创著膝，不及辈旅，德常扶接，与俱崎岖山谷，行六七百里，创益困，不复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於是推旦疆使前，德独留守，群捕菜果食之。旦疆别数日，得达句骊王宫，因宣诏於句骊王宫及其主簿，诏言有赐为辽东所攻夺。宫等大喜，即受诏命，使人随旦还迎群德。其年，宫遗皁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举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鹖鸡皮十具，旦等见权，悲喜不能自胜。权义之，皆拜校尉。间一年，遗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宫为单于，加赐衣服珍宝。恂等到安平口，先遣校尉陈奉前见宫，而宫受魏幽州刺史讽旨，令以吴使自效。奉闻之，到还。宫遗主簿笞咨带固等出安平与宏相见。宏即缚得三十馀人质之。宫於是谢罪，上马数百匹。安乃遗咨固奉诏书赐物归与宫。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
魏志明帝纪青龙四年：「秋七月，高句骊王宫斩送孙权使胡卫等首诣幽州。」（青龙四年即吴嘉禾五年。）
案：吴与高句丽之关系，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及缪凤林评东北史纲卷首均未提及，傅固疏陋，缪亦失察矣。
而大秦贾人秦论之远来，足证吴与罗马之海上交通，亦甚盛也。
梁书卷五十四：「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於道病故，乃径还本国也。」
案：诸葛恪讨丹阳山越在嘉禾三年至六年间（二三四-二三七），梁书所记秦论至吴年代有误。
孙权尝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兵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虽未获至亶洲，卒得夷洲数千人还，
吴志孙权传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吴志陆逊传载逊疏有云：「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洲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
机又尝遗聂友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
吴志孙权传赤乌五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
吴志陆凯传：「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珠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
而扶南林邑堂明诸王皆入贡於吴，
吴志吕岱传：「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遗使奉贡。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
吴志孙权传赤乌六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遗使献乐人及方物。」
吴之海上发展，盖迈轶东汉矣。
魏与倭人之关系，亦远较汉与倭人之关系为密，综计景初二年至正始八年十年中，倭使四至魏魏使再至倭焉。
魏志东夷传倭人：「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又：「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赉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又：「其四年（正始四年），倭王复遗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緜、衣、帛、布、丹木
、短弓矢。」又：「其六年（正始六年），诏赐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其八年（正始八年），太守王颀到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赉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卑弥呼以死，……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馀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四。」（「郡」指带方郡）
三国时中国与西域之陆路交通，亦颇发达。焉耆于阗大月氏诸王，均尝通使於魏，
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春三月：「濊貊扶馀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时曹丕虽尚未受禅，而濊貊扶馀焉耆于阗实系遣使至魏王国奉献。）
魏志明帝纪太和三年冬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
魏略西戎传记辽西诸国甚详，
注：参看魏志卷三十评後注，或张鹏一辑魏略卷二十二。
而西域杂胡籍名贡献至中国贸易者甚众，
魏志仓慈传：「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仓慈时为敦煌太守。）
皆足证中西交通之盛也。
三国时大都市如洛阳长安，因初期大乱之影响，均失旧观，
吴志孙坚传注引江表传：「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坚前入城，惆怅流涕。」
魏志董卓传：「天子入洛阳，官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
魏志锺繇传：「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
魏志傅嘏传：「曹爽诛，为河南尹。」注：「傅子曰，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贸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
魏略辑本卷五：「从兴平元年至建安二年，其间四岁中，国家东迁，三辅大乱，(张鹏一曰，以上八字书抄有)。咸阳萧条。後贼李堪等始将部曲入长安，居卓故坞中，拔取酸枣藜藿以给食，发冢取衣盖形。(御览三十五典略)」
魏志张既传：「（张）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
案：洛阳长安虽渐恢复繁荣，然实非旧观矣。
而成都则似殷富无减於昔，
华阳国志卷六：「建安十九年，先主克蜀，蜀中丰富盛乐，置酒大会，飨食三军，取蜀城中民金银颁锡将士，还其谷帛。」（蜀城中谓成都城中。）
案：刘备不过取民金银以赐将士而已，并未有焚杀之举也。据蜀志张飞传，诸葛亮法正关羽及飞各获赐金五百斤、银千斤，其他诸人获赐有差，则成都藏金银之当可知矣。
文选左思蜀都赋：「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市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於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闥，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晖，外则轨躅八达，里閈对出，比屋连甍，千庑万室。亦有甲第，当衢向术，擅宇显敞，高门纳驷，庭扣钟磬，堂抚琴瑟，匪姜匪葛畴能是恤。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
服靓妆，贾贸带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於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於大夏之邑，
酱流味於番禺之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叠迹，叛衍相倾，喧哗鼎沸，则咙聒宇宙，嚣尘张天，则埃壒曜灵。闤闠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侈侈隆富，卓郑埒名，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巨万，孤摫兼呈，亦以财雄，翕习边城。」
新兴之大都市有邺及秣陵。袁绍以冀州收治邺而据四州之地，邺乃为冀并幽青之中心都市，
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邺城，遂杀太守粟成。贼十馀部，众数万人，聚会邺中。……贼陶升者，故内黄小吏也，有善心，独将部众踰西城入，闭守州门，不内他贼，以车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捍卫，送到斥丘乃还。」
蜀志先主传：「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谭，先主故茂才也，将步骑迎先主。先主随谭到平原。谭驰使白绍，绍遣将道路逢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
案：续汉书郡国志常山国：「高邑故鄗，光武更名，刺史治。」是东汉末年邺乃为冀州治也。
曹操破袁氏，继领冀州牧，自许徙居邺，邺更成事实上之首都，
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邺定，……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又建安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冬十月，公还邺。」又建安十一年：「秋八月，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遗乐进李典击破之，承走入海岛。」又建安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还邺。」
案：自曹操居邺，许不过为名义上之首都而已。
及操为魏公魏王，均以邺为魏国国都，
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郄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又建安二十一年：「春二月，公还邺。……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又建安二十三年注引山阳公载记：「王闻王必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邺。」
曹丕受汉禅，都洛阳，邺仍列为五都之一云。
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注引魏略：「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
水经浊漳水注：「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
十七史商榷：「其实长安久不为都，谯特因太祖故乡聊目为都，皆非都也，真为都者，许洛邺三处耳。」
案：许都之地位，实远不及邺都。
曹操之於邺经营备至，
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冬，作铜爵台。」又建安十八年：「九月，作金虎台。」
文选左思魏都赋：「暨圣武之龙飞，肇受命而光宅，爱初自臻，言占其良，谋龟谋筮，亦既允臧，修其郛郭，缮其城隍，经始之制，牢笼百王。……
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遐迩悦豫而子来，工徒拟议而骋功，阐钩绳之筌绪，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庙，筑曾宫以回市，比冈隒而无陂，造文昌之广殿，极楝宇之弘规。……驰道周屈於果下，延阁胤宇以经营，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於是崇墉濬洫，婴堞带埃，四门
，隆厦重起，凭太清以混成，越埃壒而资始。…．设官分职，营处署居，夹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闾。」
邺中记：「铜爵金凤冰井三台，皆在邺都北城西北隅，因城为基址。……金凤台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台则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铜爵台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间，周围弥覆其上。金虎台有屋百三十间。冰井台有冰室三，与凉殿皆以阁道相通。三台崇举，其高若山云。至後赵石虎，三台更加崇饰，甚於魏初。」（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又多徙他地人居邺县，
魏志梁习传：「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干荒乱之馀，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东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邺凡数万口。」
魏志杜袭传：「後袭领丞相长史，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馀口。」
而操部下多举家居邺，有同质任，
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谓杨沛从徒中起为邺令，「未到邺，而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各遣家驰骑告子弟，使各自检敕。」
魏志臧霸传：「太祖破袁谭於南皮，霸等会贺，霸因求遗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太祖曰，诸君忠孝，岂复在是，昔萧何遗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纯焚室舆榇以从而光武不逆，吾将何以易之哉？」
李典至徙宗族部曲万数千口居邺县，
魏志李典传：「典宗族部曲三千馀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幕耿纯邪？典谢曰，典驽怯功微，而爵宠过厚，诚宜举宗陈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实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幕纯也。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馀口居邺。」
吾人就邺县户口之多可知邺城居人之众也。
全三国文卷二载魏武帝令日：「今邺县甚大，一乡万数千户，兼人之吏未易得也。」
魏志贾逵传：「文帝即王位，以邺县户数万，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为邺令。」
魏制，凡边剧郡守须进任子，任子多居邺为质，
魏志王观传：「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者，主者欲言郡为中平，观教曰，此郡滨近外虏，数有寇害，云何不为剧邪？主者曰，若郡为外剧，恐於明府有任子。观曰，夫君者所以为民也，今郡在外剧，则於役条当有降差，岂可为太守之私而负一郡之民乎？遂言为外剧郡，复送任子诣邺。」
案：观时为涿郡太守，涿郡不隶冀州，而观送任子诣邺，知邺为诸边剧郡任子聚居之地也。
司马师为政，复聚魏诸王公居邺防其生变，师弟昭因仍师策，无所改易，
魏志毋丘俭传注载俭及文钦等所上表数师罪有云：「合聚诸藩王公以著邺，欲悉诛之。」
魏志三少帝纪高贵乡公髦：「使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北迎常道乡公璜嗣明帝後。」
晋书曹志传：「武帝为抚军将军，迎陈留王於邺，志夜谒见，帝与语自暮达旦，甚奇之。」
晋书文帝纪：「咸熙元年春正月，槛车徵艾。乙丑，帝奉夭子西征，次於长安。是时魏诸王侯悉在邺城，命从事中郎山涛行军司事，镇於邺。」
皆足保持邺之繁荣也。左思述邺都之盛，虽多溢美，然固可由见邺之经济地位，
文选左思魏都赋：「内则街冲幅辏，朱阙结隅，石杠飞梁，出控漳渠，疏通沟以滨路，罗青槐以荫涂，比沧浪而可濯，方步櫩而有踰，习习冠盖，莘莘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让衢。……廓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班列肆以兼罗，设闤闠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抗旗亭之嶤嶭，侈所兆之博大，百隧毂击。连轸万贯，凭轼捶马，袖幕纷半，壹八方而混同，极风采之异观，质剂平而交易，刀布贸而无筭，财以工化，贿以商通，难得之货，此则弗容。器周用而长务，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贾，著驯风之醇醲，白藏之藏，富有无隄，同赈大内，控引世资，賨幏积墆，琛币充牣，关石之所和钧，财富之所底慎。」
厥後後赵前燕东魏北齐之建都於邺，非无故矣。
秣陵初不过一小县，
吴志张紘传注引江表传：「紘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
汉书地理志丹扬郡：「县十七，宛陵、於 、江乘、春谷、秣陵、…：．」
续汉书郡国志扬州丹阳郡：「秣陵南有牛渚。」
孙权从张紘计，徒治秣陵，改秣陵为建业，秣陵乃为江东六郡之首邑，
吴志孙权传建安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
吴志张紘传：「紘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
及权讨禽关羽，自公安下都鄂，秣陵仍为重镇，
吴志孙权传资初二年：「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
吴志吕范传：「权破羽，还都武昌，拜范建威戕军，封宛陵侯，领丹阳太守，治建业督扶州以下至海。」
黄龙元年，权既即帝位，自武昌还都建业，秣陵遂为吴之首都，迄吴之亡，中间不过孙皓曾一度迁都武昌耳。
吴志孙权传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有黄龙凤皇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秋九月，权迁都建业，因故府不改馆。」
吴志孙皓传甘露元年：「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都武昌」，又宝鼎元年：「十二月，皓还都建业」
案：孙皓之都武昌，历时仅约十五月耳。（二六五-二六七）
左思叙秣陵商务发达之情况甚悉，可知秣陵虽由政治之原因成为大都市，而人口集中之後，亦遂在经济上占重要之地位矣。
文选左思吴都赋：「开市朝而并纳，横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坒，紵衣絺服，杂咨
萃，轻舆案辔以经隧，楼船举而过肆。果市辐凑而当然，致远流离与珂珬， 贿纷纭，器用万端，金镒磊砢，珠琲阑干，桃笙象簟，韬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罗纨， 言
，交贸相竞，喧哗喤呷，芬葩修映，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泞。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强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
三国时新兴之次等都市有鄂，
案：自孙权於黄初二年都鄂，改鄂为武昌，鄂为吴之首都者八年馀（二二一--二二九），黄龙元年，权还都建业，鄂遂为吴之陪都云。
江州，兹不备述。
蜀志後主传建兴四年：「春，都护李严自永安宫还住江州，筑大城。」注：「今巴郡故城是。」
华阳国志卷一：「刘先主初以江夏费瓘为太守，领江州都督，後都护李严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