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曹王时 , 曾作河内郡的典农中郎将 , 管理一郡的屯田事宜 , 亲自看到河内郡沁水流域的野 王县境灌溉渠道的 “木 门朽败 ” , 造成 “稻田泛滥, 岁功不成 ” , 他便改木门为 “石 门 ” , 以利水稻田的灌溉(《水经注》卷9沁水条注引《魏风土记》 ) 。 既然这里的渠道木门 , 在 文帝时便已朽败 , 可见这些用以灌溉水稻屯田的渠道修建于文帝之前 , 也就是说 , 曹操时期 沁水流域的屯田便有种植水稻的 。 由于水稻的种植以兴修水利为前提 , 又与屯田制的推行有关联 , 因此 , 凡有电田又兴建 了水利的地区 , 一般都可视为水稻的种植区 。 以汲郡来说 , 早在东汉顺帝时(公元12 6年— 1 4 4年) , 崔缓为汲令 , 就在这里 “开 沟造稻田 ” (《太平御览》卷26 8《职官 · 良令长》下 引《崔氏家传》 ) , 曹魏时 , 也在这里设置了典农中郎将管理汲郡屯田( ( (晋书 · 何曾传) ) ) , 可见当时的汲郡也有水稻田 。 至于邺郡 , 战国时便有水稻种植 , 巳于前述 , 曹魏时 , 同样在 这里设置了典农中郎将( 《晋书 · 石苞传》) , 还兴建了水利工程 , 如曹操在这里 “揭漳 水 , 回流东注 , 号天井堰 , 二十里中作十二澄 , 迢相去三百步 , 令互相灌注 , 一源分为十二 流 , 皆悬水门 ” (《水经注》卷1 0《浊漳水》 ) , 足 见邺郡也具备了种植水稻的条件 。 再由 此 向北的鲍丘水流域 , 曹魏的征北将军刘靖 , 曾在鲍丘水上 “立揭于水, 导高梁河 , 造决睦 遏 , 开车箱渠 ” , “凡所润合四 五百里 , 所灌田万有余顷 ” (《水经注 · 鲍丘水》条引《刘 靖碑文》 ) 。 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 , 为水稻的种植提供了条件 , 所以 , 当刘靖 “都督河北诸 军事 ” 时 , “修广决 陵渠 , 大揭水 , 溉灌南北 , 三更种稻 , 边民利之 ” (《三国志 · 魏志 · 刘靖传》 ) , 说明刘靖在鲍丘水上修建水利工程 , 确是为了种植水稻 。 依此而言 , 随着曹魏 屯田制的推广 , 不仅黄河以北的沁水流域有水稻种植 , 而且汲郡 、 邺郡及今河北地区也有水 稻的种植 。 此外 , 象凉州等地区 , 徐邀也在武威 、 酒泉等地 , “广开水田, 募贫民佃之 ” , 使 u 仓 库盈溢 ” (《三国志 · 魏志 · 徐邀传》 ) 。 由于水利工程的兴建和水稻种植的推广 , 带来了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 。 许 昌附近地区的 水稻田 , 一年可以 “得谷百万解” , 颖水下游到寿春一带的水稻田 , “水 丰常三倍 于西(指 许昌) ” (《三国志 · 魏志 · 邓艾传》) , 即每亩产量比许昌附近的水稻田高三倍, 萧 、 相 二县的水稻田 , “顷亩岁增, 租入倍常 ” (《三国志 · 魏志 · 郑浑传》) , 比旱田的产量高 出一倍 。 西晋傅玄 , 当他 回顾曹魏水稻屯田的情况时指出 :“ 近魏初课田 , 不务多其顷亩 , 但务修其功力 , 故白田收至十余解 , 水田收数十解 ” (《晋书 · 傅玄传》 ) 。 这一切 , 都说 明水稻的种植 , 带来了稳产与高产 , 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表现方面 。 正因为如此 , 所以 , 随着屯田制的推行与水稻种植的推广 , 在很短时间内 , 为曹操解决了军粮问题 , 保证 了统一战争的物质条件 。 水稻生产之所以在三国时期获得显著地发展 , 显然与曹操 的法家路线有密切关系 。 水稻 的种植 , 以兴建水利为物质前提 , 以敢于破除保守思想和发扬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 思想为思 想基础 , 特别在黄河流域推广水稻种植 , 尤其需要这种革新精神 。 先秦法家重视耕战; 西汉 法家 , 格外强 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 认为 “农, 天下 之大本也 ” , 以 “农本” 思想 作为巩固与发展封建经济基础的指导思 想 。 曹操继承了先秦 、 西汉的法家思想 , 也 重视水利 的兴建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 在社会生产遭到严 重破坏的东汉末期 , 如果不兴建水利 、 发展生 产 , 地主阶级的军队 , 就会 “瓦解流离, 无敌自破 ” , 若于割据势力因缺 粮乏食而迅速崩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