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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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批评陆绩之论为“小儿之见”,使陆绩也为之“语塞”。
这时,主降派阵脚已乱,但又不甘服输,只好又转移话题。严畯询问
“孔明治何经典”, 程德枢则指责孔明“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
耳”。对于这些无关和、战大计的问题,诸葛亮也不轻易放过。他指出伊
尹、子牙、张良、陈平等安邦定国的大贤,都并非寻章摘句,舞文弄墨之
徒。他把儒者分为“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指出前者是要建功立业,
利国利民,“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而后者“惟务雕虫,专工翰墨;
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实在毫无价值。
这番振聋发聩的见解,表现了诸葛亮高迈的胸怀和远大的目光,对那些不
明大义,沾沾自喜于一孔之见的“小人之儒”无异于当头棒喝,难怪严畯、
程德枢都“低头丧气而不能对”。
经过这几个回合的交锋,主降派的精神武器被一一剥夺,不禁“尽皆
失色”,诸葛亮取得了出使江东的第一个胜利。
本篇情节相当简单,却十分耐读。统观全篇,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论战双方都是谋士,论战主要围绕着谋士的志向、见识、才干、
如何辅佐其主等方面进行,而对于决定和、战大计的关键问题——曹操究
竟可不可怕,主战究竟能否获胜――则未正面展开。这不是作者的疏忽,
而是作者有意留给随后的“诸葛亮巧说孙权”一节的。 两节各有侧重,不
仅避免重复,而且有利于表现诸葛亮的智慧和辩才。由此可见作者构思之
缜密。
其二,诸葛亮的目的是要争取建立孙、刘联盟,所以在论战中只是在
精神上压倒主降派, 而不愿穷追猛打,可谓有理有节,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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