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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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反对派”对曹操的认识比较一致,认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
成功的典型形象(注:参见刘知渐《罗贯中为什么要反对曹操》 (1959 年 5
月 25 日 《光明日报》 ) 等文。 ) 。 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反对派”
认为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并非只是指的历史事实的内容,它是更为广泛
地包括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以此来分析《三国演义》里的曹
操形象的历史价值,那么它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一致的(注:参见李
希凡《历史人物的曹操和文学形象的曹操》 ( 《文艺报》1959 年第 4 期)等
文。 ) 。总的看来,这一阶段的讨论明显带有浓重的史学批评意识和典型理
论的图解化色彩。
以上两次论争形成了前后相继而逐步深入的两次高潮,不仅对于《三
国演义》 的思想性认识较之前 50 年已有了较大的深入, 而且对 《三国演义》
的作者、渊源、成书过程、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艺术价值、历史真实与
艺术真实的关系等问题也都展开了有益的探索,对深化《三国演义》的研
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左”的形而上学僵化思想的影响,兼
之客观上没有划清史学批评与文学、美学批评的界限,甚至史学标准至上,
结果给《三国演义》以及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甚至走
向学术泛政治化的歧路。十年动乱中, 《三国演义》研究更被“四人帮”纳
入“评法批儒”的阴谋政治轨道,学术研究的独立地位完全丧失,因而也
就没有什么学术研究成果问世和传世。
三
80 至 90 年代是《三国演义》研究的多元发展阶段,也是 20 世纪研究
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经过 70 年代末的反思矫枉之后,以 1982 年 7 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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