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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民族思想和政策

2014-12-10 21:21|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1668| 评论: 0|原作者: 凌治平

摘要: 探讨诸葛亮开发西南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一个很好的十分有意义的课题。本文拟从一个侧面略抒拙觅,就教方家学者,为此,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从古以来,各民族就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他 ...
探讨诸葛亮开发西南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一个很好的十分有意义的课题。本文拟从一个侧面略抒拙觅,就教方家学者,为此,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从古以来,各民族就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推动了并继续推动着社会和历史的前进,他们是中华大地的主人。
      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的不同,风俗习惯、语言、信仰、民族心理、民族感情以及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地域等的不同,各民族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是很自然的。这就是:“民族问题”产生的客观条件。
      历史上,凡是多民族国家,都曾面临过这个十分敏感的民族问题,并力图处理好。各个王朝都有自己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概括起来两个字:“和”(民族和睦团结,共同发展)与“讨”(民族压迫、讨伐、镇压、争战),或兼而有之,各有侧重。对于少数民族,不能只“拿”(赋税、徭役和贡献等)不“给”(给他们带来好处),或者拿多给少,而应拿的适度,给的实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的成功了或基本成功了,各民族就团结和睦,友好相处;有的失败了或基本失败了,民族矛盾就加据,激化,甚至兵戎相见。
    包括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的南中地区,自古以来被称为“夷越之地”,居住着夷、叟、濮、僚、羌、昆等多种民族。自秦开辟五尺道入南以后,秦始皇在南中置吏,是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开始。汉武帝时,在那里设置了越隽、益州、朱提等郡,即南中四郡。司马相如,司马迁先后奉使去南中,加强了对南中的控制与治理,又移民实边,修筑道路,带去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南中逐渐开发起来,各族人民都得到好处。东汉初期,南中一些部落首领纷纷要求内属,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另方面,封建王朝又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如东汉后期视少数民族为化外之民,用所谓“刑以威四海”的镇压手段,“殄尽遗类,以除后患”。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派往南中的官吏,差不多都是拼命搜刮,“侵犯蛮夷”的贪官污吏,“赋钦烦数”,“皆富及累世”,有的竟“富及十世”(均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这样便毒化了民族关系,加深了民族隔阂和矛盾,对立,对抗以至争战。
    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对诸葛亮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深刻的。他反复思考比较,记取前代尤其是东汉的教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和好思想,提出了体现其思想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并十分注重地方官吏的人选。
    刘备定蜀后,诸葛亮雷厉风行的实施和贯彻了和抚的民族政策。首先,利用马超同西北戎羌氐的良好关系,马超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戌羌氐的信赖,任命超为乎西将军,凉州牧,超果不负所望,很好的执行了和抚政策,得到诸戎的拥戴,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收复武都,阴平二郡时,又对那里的氐羌等少数民族做了一番安抚工作,改善了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基本达到“西和诸戎”的目的.与此同时,以更大精力注意“南抚夷越—的问题。
    南中,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少数民族族种既多,同汉人的联系又广泛,犬牙相交,声息相通,物产相资,有悠久的传统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蜀汉的后方。它的稳定,不但关系到诸葛亮的北伐大业,也对蜀汉政权的巩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诸葛亮坚定的实施其民族和好政策——和抚政策的同时。在总摄南中的“涞降都督”人选上.予以充分注意,先后任命“轻财果毅,夷汉敬其威”(《华阳国志·南中志》)的邓方和胆识过人,清廉刚正的李恢为都督。他们按和抚政策办事,实行廉洁政治,调和了南中民族矛盾,玫善了相互关系,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然而,一些蓄意制造分裂、妄图称王自雄的野心家,豪强地主与奴隶主贵族,趁陵战败,刘备新亡,蜀汉元气大伤之际,明目张胆的拉起大旗,“举郡称王以叛”(同上引),制造谣言,迷惑和煽动群众,裹胁下少人参力皈叛;除永昌郡外,南中回郡并皆叛乱。一时间狼烟滚滚,几乎席卷整个南中,对此,诸葛亮没有立即征讨,采取抚而不战的策略,让都扩李严书六纸,写信给反叛头子雍阍,晓以大义争取韧平解决。岂知雍阁仅答—纸,傲慢地说:“愚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之,远人惶惑,不知所为”(《华阳国志·南中志》)。割据称王之心暴露无遗。如果所其反叛势力继续猖獗下去,不仅和抚政策无法执行,更谈不上北伐曹魏,统一天下了,诸葛亮决定亲征,他的思想很明确:按马谡的“攻心为上”的策略,不单纯靠军事征讨,而靠智力和政策取胜,“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唐·裴度《蜀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和抚思想,《三国演义》有精采的描写,传为家喻户晓的千秋佳话。致使这位夷汉咸服的蛮王孟获感激零涕,垂泪言曰:“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遂同兄弟妻子宗族党人等,皆匍匐跪于帐下,肉袒谢罪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平南以后,诸葛亮从改善民族关系,增进相互了解,消除民族隔阂,方便夷汉交往,实施和贯彻和抚政策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推行民族自治,“即其渠帅而用之”。尽量任用南中各方面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只要拥护蜀汉朝廷,就用他们为各级地方官,县级县以下基本上全由他们担任,让南中各兄弟民族自己治理自己。形成了“纲纪粗定,真汉粗安?(《三国志·诸葛亮传》)的稳定局面。
    二、削弱大姓,夷帅的势力,消除他们赖以坐大,分裂割据甚至称王自雄的基础。①调整郡县。把反叛虽久、为害最烈的孟获的根据地益州郡改名建宁郡.分出建宁郡、永昌郡各一部分设置了云南郡;又分出建宁、郡各一部分设置了兴古郡;加上朱提郡,南中由蜀汉初年的四郡五十五县,增至七郡六十八县。大姓、夷帅的势力地盘被分割缩小了;(见谭良啸主编《访古话孔明》),有利朝廷的控制。②“徙其豪帅于成都”(《三国志·李恢传》),使之远离南中,无法干预南中地方事务。(3)“牧其俊杰建宁习,朱提孟琰及孟获为官,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华阳国志·南中志》)。增强了民族团结和相互信任,体现了诸葛亮夷汉一家的和好民族思想。④“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同上引)的同时,推行了纳入地方军建制的大姓部曲家兵和夷汉部曲制,平时生产,战时当兵。既削弱了大姓豪强的势力,还起到不留兵而有兵可用的作用,有利于民族融和。
    三、对南中地方高级官吏的人选,诸葛亮特别重视注意。如前所述,在总摄南中的降都督的人选上,先后任命能员邓方和李恢为都督,李恢卒后,以蜀汉后期名将,诸葛亮北伐屡立战功的张翼为都督。翼为人刚直,持法严峻,原则性强,缺乏灵活性,未能顺其“殊俗”,夷帅刘胄趁机反叛,朝廷立即以马忠代之。马忠任职十七年,忠实地执行了和抚政策,因地制宜,颐其“殊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远能尔,甚垂惠爱”。受到南中各族人民的爱戴;“卒后,南人为之立祠,水旱祷之”(《华阳国志·南中志》)。
    四、发展生产,传授百工技艺,帮助他们逐步改变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①带去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铁犁牛耕,精耕细作,逐渐改变那儿的刀耕火种。还带去稻种,教民种稻。②兴修水利,相传保山城南曾修筑过三个大堰,称诸葛堰,至今还灌溉着千万亩稻田。③屯田,李恢、马忠先后在建宁郡昧县(今曲靖)屯田,“南人谓之屯下”。④教授百工技艺,发展煮盐冶铁,传授织锦技艺,使南中手工业得到发展。⑤对一些居住在深山老林,仍过着原始狩猎生活的“上方夷”,帮助他们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引导他们走出山林,变成“下方夷”。“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乎地?建城邑,务农桑”(杨慎语)。所有这些,促进了南中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改善了夷民的生活,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提供了物资基础。
    五、在生产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加强了南中与内地的交往。蜀国的织锦、盐铁、农具运往南中,南中的金、银、漆、朱砂、牛马、犀革、麝香等运往内地。蜀国的货币,“直百石铢,今黔地多有出上者,有钱背左有直书为字”(《贵州通志·金石志》,可作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交往频繁的佐证。越隽太守张又重开山邛都经旄牛至成都朗既平且近的“旄牛道”,扦修复古亭驿站,方便商旅往来,密切了南中与内地的联系。
    六、尊重南中少数民族的习俗,因势利导革涂陋习:如用“馒头”代替他们杀人用人头祭神的恶习。尊重他们的人格,不歧视;乎等待之,从不侮辱他们,无怪乎他们亲切的呼诸葛亮为“慈父”“孔明老爹”,表达了他们无限敬仰、崇拜的感情。
    七、汉末三国时期,战争频仍,大规模的伤亡,使汉族兵源逐渐枯竭。魏、吴均征少数民族青壮年入伍,蜀汉也不例外,把南中少数民族看作重要的兵源,“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王乎为参军,统五部。少数民族军队成为蜀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骁勇善战的劲旅。重用少数民族将领,中下级军官也有不少少数民族,高级将领中如五虎上将之一的马超及其族弟马岱,诸葛亮的接班人,蜀汉后期的统帅姜准等,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忠心耿耿,立下了汉马功劳,为蜀汉亩战终生。这样,会使少数民族很自然地感到他们同汉族兄弟是一家人,增强了民族团结。
    诸葛亮的民族和好思想,他的民族政策和措施,符台南中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是进步的,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像他那样在南中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所受到的敬仰、崇拜和爱戴,可以说前无古人,历史上没有那一个可以相比。当他逝世噩耗传来时,人们如丧考妣,西南戊夹野祀,纷纷为之建祠祭祀,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与怀念。至今那里流传许多有关他的美好故事与传说,寄托了人民的深情厚意与缅怀纪念。
    虽然,诸葛亮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有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性,但比起前代尤其是东汉末年的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和不把夷民当人看待的政治压迫,要好多了,不但拿了,而且给了,给的实在。
    三国时期,魏、蜀、吴境内均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政策,如果说曹魏实行的是民族“强制同化”政策,孙吴实行的是民族“高压掠夺政策”(见谭良啸主编的〈〈诸葛亮与三国文化》),都有程度不同的麻烦的话,那么蜀汉实行的诸葛亮民族和好政策是成功的。蜀汉人少地小兵微将寡,居然能同拥有九倍于已的土地和七倍于已的强大曹魏相抗而无后顾之忧,并多次北伐,打得曹魏疲于奔命,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后方稳定,这不得不归功于诸葛亮民族政策的成功。
     诸葛亮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体现了中国古代开明政治家的共识,蓄含着中国文化丰富的内涵,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也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遗产,我们应当珍惜它、研究它,必将从中获得教益,对今天西部大开发也将有许多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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