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治国思想溯源

诸葛亮的思想与理想主义的儒家学说，与虚无主义的黄老学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精于治国，疏于治道；长于理智，短于理性，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功利性，为实用主义的典范，是对齐文化体系的继承和发扬。在此，特从地理学、心理学的角度，理清诸葛亮与齐文化的关系，对诸葛亮治国思想的渊源，做一浅显的探讨，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
    诸葛亮祖籍汉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省沂南县砖埠乡)，阳都古为东夷之地，周武王“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分封诸侯一百七十余国，阳都处于齐、鲁、莒之间，国名无考，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弱肉强食，阳都属莒，公元前431年，楚国在吞并了费、郊之后，一举灭莒，对齐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前412—前386年，齐国连续发动了夺取鲁地、向南拓展的战争，以抗衡楚国，《续山东考古录》中考证：这时的“沂州府之莒州、沂水、日照、费县之南境，皆入齐境。”已出土的齐国货币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如1957年临沂兰山区水田村出土的37枚齐刀币，1978年临沂城内原地区粮食局门外出土的齐刀币11枚，1989年3月兰山区大城后村出土的齐刀币2100枚等等，表明齐国的势力已到达钙河以北，南涑河以东的广大区域，阳都当属齐国无误。从此被纳入了齐国的版图。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思想学术界十分活跃，百家争鸣的时代，长期的封建分疆，造成了地域上的割裂，形成了文化上的差异，使各地文化具有了自己的传统，齐文化是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定型于齐国稷下，依据齐国开国君主姜尚；“囚其俗，简其礼”的建国方针，兼收并举，造就了其开放型的特点。“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土治之不贯，此其所长也。” 《汉书·艺文志》。
    公元前284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燕联合韩、赵、魏、秦、楚，以乐毅为主帅，大举伐齐，攻占齐国除“莒”、“即墨”之外的七十余城。齐国的思想文化中心被迫东迁，莒地有聿成为了保存齐文化的最后堡垒。
    前221年秦灭六国，设天下为三十六郡， “莒”地(包括阳都、诸城一带)属琅琊郡。秦始皇为了实施“书同文，丰同轨”的统一政策，加强思想言论的控制，于前213年“焚书坑儒”，这对民间文化无疑是一场劫难。但秦始皇只是要消灭文化差异，并非要消灭学术，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明确指出：“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夫政斯焚书之意，但愚民自智，非欲自愚。”齐地的博士见于史书的就有淳于越、卢敖等人；加之秦王朝的短命，焚书之令贯彻的很不彻底，许多民间的诗、书、百家语被藏匿了起来，如孔子壁中书；还有一点，莒地一带地处边捶，统治相对薄弱，如卢敖得罪了秦始皇，隐居在琅琊郡的诸县故山，秦始皇就没有寻找到。上述一切都加大了齐文化存留的机会，使之文化传流不至于断绝。
    前202年刘邦灭楚兴汉，在行政区划上实行州、郡、县和诸侯国并存的制度，以战国齐楚分界为边界，以南分封其弟刘交为楚国，以北分封其长子刘肥为齐国，阳都为齐国领地。不久，汉惠帝取消了焚书令，各种文化潮流按照它固有的传统，重新滋延开来，这从临沂地区出土的汉初榆荚半两中可以看出，楚地出土的以中穿、较厚、隐起模糊的大篆字体为主，齐地出土的以广穿，薄片，小篆字体为主，应当与齐楚两诸侯国的不同文化有关。
    前164年，汉孝文帝将齐国一分为七，在原战国莒地新设城阳国，阳都为城阳国所辖。西汉实行郡国制，郡直接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控制，而诸侯国的王位则是世袭的。诸侯王全权负责本国的税收、防务，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具有很大的自主性、随意性。
    汉武帝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对齐文化的冲击并不是太大，这是因为汉武帝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方式，“废黜百家”主要是针对乱国政“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独尊儒术”只是表现在选官取士方面，这项政策的提倡者董仲舒本身就是齐文化的传人，而郡国对这一政策的执行，在力度上是有差别的。1972年长沙马土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竹简，与1974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入土时间同在“废黜百家”之后，却代表了齐楚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反映了地域文化上的差别。
    王莽篡汉，宣告了儒家理想主义的失败。公元17——18年，“莒”地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二次围莒不下，转向中原，临沂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免遭了战争的涂炭，公元32年，汉光武帝刘秀平定了城阳国的“新朝，割据政权，将城阳国并入琅琊郡，至汉终了。这一时期，学术界出现了大范围的对儒家思想的反思，思想文化政策进一步宽松，齐文化以它原有的姿态，继续发挥着它的影响和作用。
                                          二
    所谓齐文化，是指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民的独特生活方式和对生活的理解，而我们现在只能从现有的文献、遗迹、文物等方面进行把握，1974年4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先秦古籍及古佚书竹简5000余枚，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曹氏阴阳》等，其中《守法守令十三篇》为文献汇编，收集了《管子》、《墨子》、《尉缭子》等人的著作片断。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内容集中再现了齐文化的特征。
    一是管晏的传统。管仲、晏婴均为齐国重臣，其思想对齐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二是兵家的传统。《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虽曾在吴国做官，却是土生土长的齐国人；《孙膑兵法》的作者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齐国的大臣，研究兵法当为家传；《尉缭子》的作者，李学勤先生考证：“或说也是齐人。” 《六韬》又称《太公兵法》，李学勤先生认为：“可能也出于齐人。”三是齐化了的儒墨传统。《守法守令十三篇》中的《守法》近似于墨子的《备城门》及《号令》等篇，是齐人依据《墨子》进行的一种再创造，就如齐人公羊高诠释的《春秋》一样。四是阴阳五行传统，如《曹氏阴阳》。银雀山汉墓竹简代表了战国到汉初齐文化的传统，反映着齐文化在西汉前半期的面貌。
    生于齐地，长于齐文化圈的诸葛亮先祖，不能不受这种“场”的作用。
    关于诸葛亮的身世，应劭《风俗通》、韦曜《吴书》中介绍：“秦未有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以为氏焉。”“诸葛氏，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
     诸县为秦博士卢敖隐居之地，诸葛亮先祖封侯之时，距秦灭亡不过二十余年，一为一县之长，一为大学问家，两人不可能不交往。卢敖又称卢生，所治当为齐学，诸葛亮家族不会舍近求远，不求其传授文化。诸葛侯子孙后由诸县迁徙阳都，郡国相邻，两地相距不足一百公里，而阳都距银雀山汉墓又不到三十公里，这也旁证了诸葛家族所习的当为齐文化。
    汉宣帝之时，诸葛亮先祖诸葛丰以文才出仕，范蔚宗《后汉书》载：“诸葛丰，字少季，琅琊人也。以明经为文学，名特立刚直。”汉代选拔优秀人才有三种名目，那就是明法、明经、道德。明经不能狭义的理解为通晓儒家的五经六艺。《通考·选举考》记载了西汉末的一次明经选拔，其中说：“孝平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这样诸葛丰以齐学为明经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时，在诸葛丰的作为中，也不难看出齐文化的烙印，他刺举无所避，冒死上谏，无疑是受晏子“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街伞”的影响。
    战国降至两汉，为了经邦国，干利禄，家人一人习经，遂传子孙，成为世学的屡见不鲜。诸葛家族传习齐学，居住环境稳定，未受大的动荡的波及，应该是承传有序，后继有人。韦曜《吴书》记载：诸葛亮的哥哥“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也反证了诸葛亮的家学与国学是不一样的。
                                   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自出生至十八岁，是人的思想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诸葛亮南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十五岁，一说是在十三岁。无论如何，诸葛亮思想性格骨架的形成都是在阳都，从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中，可以看出其对齐文化的深深眷恋。
    诸葛亮自幼受齐文化的薰陶，而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家乡的先贤管仲、晏婴，以至于诸葛亮自己经常以管、晏自比，这在《诸葛亮文集》中比较明显的反映了出来。《国语·齐语》记载鲍叔牙评价管仲说：“治国家不失其柄，”我不如他；诸葛亮《杂言》中则说：“吾心有称，不能为人作轻重。”鲍叔牙说管仲：“执桴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我不如他。诸葛亮《与先帝论刘巴》则说：“若提桴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之议耳。”
    《史记，管晏列传》评说晏婴：“既相齐，食不重妾不衣帛。”诸葛亮《又与李严书》中说：“今蓄财无余，妄无副服。”对晏婴的“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诸葛亮更是融会贯通，他的《街亭自贬疏》、《与群下教》等篇就反映了这个主题。
     诸葛亮长于乱世之秋，受任危难之际，以天下为己任，戎马一生。其治国思想的基本线索就是管晏的“富国强兵，争霸中原。”
     在治国方略上，他充分的汲取了齐文化的传统营养，兼收并举，为我所用。
    [一]审时度势，以权济变
    兵家对诸葛亮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以至于《将苑》一书，被南宋认为“考五十篇内之文，大都窃取利、子之书而附以迁陋之言。”诸葛亮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思想家，他面对复杂的局势，每天都要应付处理，没有时间遣词造句，关键得足他把握住了兵家的灵魂。那就是：审时度势，以权济变。
    对于“时”与“势”，《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中都有论述，诸葛亮深刻的了解：“善将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所以，他把“知己知彼”，“因势而动”作为了毕生的工作方法。如《隆中对》中，对天下三分形式的正确分析，奠定了蜀国立国的基础；《绝盟好议》，“应权通变，弘思远益。”团结了盟友，解除了东顾之忧，为北伐争取了时间，赢得了回旋余地；《答法正书》，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失为上策。
    对“权”的运用，诸葛亮的作风与《六韬》里的“慎谋，用财”是一脉相成的。“诸葛一生惟谨慎，”他十分注重运筹，多次强调：“计谋与密”，“思近虑远”。至于用财，他与《六韬》里讲的“农不失时，” “薄赋敛”的思想完全吻合。
    [二]忠信爱民，节俭力行
    管晏学说“以人为本，”亲忠为上，提倡节俭力行。管子认为：“夫霸主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晏婴说：“诚于爱民，果于行善，天下怀其德，而归其义。”诸葛亮身有体会，一生“约已爱民”，面对残酷的战争，诸葛亮认为：“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 《谢贺者》
    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管子认为：“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诸葛亮进一步发挥说：“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  《治人》
    爱民亲忠是管晏学说之中对一个政治家的基本要求。晏婴强调：“事君忠，无悔往辞。”诸葛亮则认为：“人之忠，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并做到“许先帝以驱驰，” “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管晏忠君爱民，克守节俭，晏子说：“十总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诸葛亮《临终遗表》则是彻头彻尾的贯彻了这种精神。
    [三]从谏如流，举贤官能
    晏子倡导“中听任贤”，反对“愎谏傲贤”。认为：“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上，不强其拙。”只有举贤官能，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诸葛亮全盘的接受了这种思想，认为：“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这样才能做三军的统帅。“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诸葛亮最忧虑的是蜀地民贫国疲，人才难得而易失，以至于事必躬亲，一部诸葛亮集，相当大的篇幅都在谈论人才，评价人才，举荐人才。  “举直措诸枉”耗费了诸葛亮木量精力，也正是由于诸葛亮的求贤若渴，知人善任，才能使蜀国以一州之地与曹操、孙权抗鼎中原。
    [四]申明赏罚，加强法治
     管子之学杂糅了礼治与法治，偏重于法治。“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又说：贵于得齐，……齐之不得则治难行，”“法不一，者不祥。”
     诸葛亮对管子学说的实质，心领神会并有所发展。他在回答法正时说道：“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并告诫刘禅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法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行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为了实施以法治国，诸葛亮制定了《蜀科》，并源于管子“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引中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执法肃然，赏罚有信。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自贬三等，可谓杀一人而威震三军，其义自明。
     齐文化对诸葛亮熏陶之深，影响之大，反映在诸葛亮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许多人的共识，在此只能提纲携领理清些头绪和线索，详细的剖析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无须赘述。
     总之，诸葛亮是齐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者，也是齐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完全融合前的集大成者，他的治国思想是齐文化的结晶，在政治上，是爱国主义的；在哲学上，是实用主义的；在方法上，是民族主义的；在实践上，体现为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的中华美德。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参考书目：
中华书局《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上海书店《诸子集成》
(唐)杜佑《通典》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美>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
周谷城《中国通史》
任继愈《天人之际》
李学勤《失落的文明》
孙祚民《山东通史》
军事文献《孙膑兵法》、《六韬》
贵州人民《诸葛亮文集全译》
王汝涛《诸葛亮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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