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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竹林七贤看三国隐士

2014-11-23 11:03|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1236| 评论: 0

摘要: 隐与仕是相对而言的,有入仕就有退隐。隐是指有条件为官从事主观上不愿入仕。隐士与官司僚同出有知识、掌握技能之“士”的阶层。困而隐士与官僚是进退不同,行退各异的孪生兄弟,其历史与官僚一样久远。可以说有了官 ...
隐与仕是相对而言的,有入仕就有退隐。隐是指有条件为官从事主观上不愿入仕。隐士与官司僚同出有知识、掌握技能之“士”的阶层。困而隐士与官僚是进退不同,行退各异的孪生兄弟,其历史与官僚一样久远。可以说有了官僚就有了隐士。像传说中的唐尧时代,就有巢父,许由,王倪等著名隐士。
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以官场作为隐身场所的隐士,这种人身在其位,却不谋其政,对国家大事不表态,不关心,这种在秦汉时代会被骂为“尸位素餐”的行为,在魏晋及以后的特定年代,不仅不受斥责,反而被认为是一种清高,而那些操劳国家大事的人反而被认为是庸俗。他们声称自己是隐士,并说隐于山林的是小隐,因为他们经受不住红尘的诱惑所以才躲到了山林岩穴之间;而能于庙堂之上的才算是大隐,因为他们内心得好,不怕任何外界的干扰与诱惑。  
阮藉(公元210-263),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竹林七贤之一。父亲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丞相府僚属,擅长军书檄文和乐府歌辞。曹操还称他:“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但阮瑀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去世,阮藉仅三岁便成了孤儿。他是寡母养大的,对母亲感情至为淳厚。母亲去世时,他大哭吐血;灵枢下葬时,他只是说:“完了,完了”,又大哭吐血,“毁瘩骨立”,极为悲哀。史称他性至孝。
陈留阮氏是曹魏新兴贵族。阮藉早孤,家境不富裕,但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相貌出众,又勤奋好学。读起书来,倔关门在家,几个月也不出来活动;出门游玩,他喜欢独自登山临水,一天到晚不知回家。他兴趣广泛,什么书都读,“少年二四五,志尚好<<诗>><<书>>”。也爱读<<老子>><<庄子>>;什么技艺都学,并能长啸,善弹琴,还愛喝酒。每当学有所得,心有所悟,倔会高兴得忘了自己。这类表现,使他引人注意,觉得他有志气,多才艺,但是认为他独来独往,任性不羁,傲世不懂事,说他“痴”。然而当他的族兄阮文业指出,阮藉不痴,而是“异”,有不平常的才学,并说他比自己强,之后人们发现他越来越异,越来越摸不透他,因为他常常说话玄虚,不着边际,而且喜怒不形于色,显得老成,城府颇深。
魏文帝黄初年间,阮籍十几岁时,曾随叔父逛关东。至兖州时,刺史王昶是个大名士,听说阮藉博学多才,请来相见,面谈一天,始终没有听到阮籍说一句正经话,使这位很有见识的大名士,只得承认:摸不透倔,评价不了。当时,选举人才实行九品中正制,士人入仕必须获得士族名流吹嘘,以求品评上等高第,由朝廷和官府征召做官。在世士看来,倘能取得王昶一句半句奖誉,正求之不得。而阮籍却不扬才露己,不争取奖誉岂非太痴。不过,连王也承认摸不透,这便证明阮籍确乎奇异。所以,说他痴,说他异,说他不摸不透,其实都是着眼于世俗荣禄,看他能不能做官腾达。而他异乎世俗之常,却就在不做官,不肯做官。
阮籍生于曹操基本统一北方的年头,长于魏文帝,明帝朝三国鼎立相对稳定的时代。天下尚不统一,战争并未停歇,思想比较活跃。士族迅速得势,青年阮籍有过济世的雄心壮志。
但当阮籍走进社会、接触政治时,他痛心地看到。曹魏集团骄奢浮华,以致“战士食糟糠,贤者处嵩莱”;敏锐地觉察以司马懿为代表的老门阀士族集团的阴险,高唱礼法,老谋深算,逐渐控制军政实权。因而他虽出身于新兴士族,却对曹魏统治不抱希望,不想做官;但更不肯依附司马氏集团。他感到在这腐败险恶的官场里,自己无路可走。有时,他“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这个时世没有他实现壮志的道路,他也鄙视当时的名士显达。
阮籍三十三岁才出仕。魏正始三年(242年),曹魏老臣蒋济为太尉,开府征召幕僚,头一个就是阮籍,还担心请不来,可见此前阮籍曾辞谢征辟。不料阮籍这回亲自给蒋济送来一封委婉谢绝的奏记。大概在蒋济看来,婉辞就是半推半就,亲自来送就更意味着阮籍等着挽留,因而很高兴地派人迎接。岂知阮籍送上奏记就回家了。蒋济大为恼火,吓坏了阮籍的亲友,纷纷劝他就职。阮籍这才不得以地出仕,当蒋济的僚吏,但不久便托病辞职。之后,又曾经做了短期尚书郎。正始九年(248年)曹爽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斗争激烈。司马懿假装老病垂危,曹爽以为从此独揽大权,气势极盛,广招名士,请阮籍当参军。这回,阮籍托病谢绝,真的归田屏居,坚决不接受。一看后,曹爽集团更被司马懿阴谋诛灭,一网打尽。于是人们佩服阮籍大有远见,他的名望因而大增。
司马懿掌握曹魏政权,立即请阮籍入朝为从事中郎。这时阮籍已届四十不惑之年。他眼见司马懿排斥异己,杀害名士,残酷无情,于是从来不肯做官的阮籍低头就范,并从此留在官场。司马懿死后,他直接当了司马眧的从事中郎还封了关内候,升了散骑常侍。其间,他请求也任东平相及步兵校尉,所以史称阮步兵。阮籍不仅做了司马氏的官,而且凡司马府上宴集,他不请必到,到必痛快吃喝。他不做曹魏的官,是料定曹爽集团必败,而司马氏一篡权,他就出仕,并且不致仕。岂非太明显的怕硬怕死,殊 无士节,更有点势利了吗?后人多有评他为势利小人。但这是过分的苛求。同为竹林七贤的嵇康很理解阮籍,认为他是位贤者,“口不论人过”,“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只是喝酒太过分。他说,阮籍“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赖大将军保持之耳。”清楚说明,阮籍是司马氏党羽即那些伪君子的对头,并非同类。只是为了避免伪君子们阴险加害,他借助司马氏来保护自己。这确属于独善其身之一法,然而也是弱者全身的一条夹缝。其实,这条路是后来王维,白居易等许多正直而软弱的士大夫都走过的,这就是仕而隐,隐于朝。
阮籍做了司马父子两代文官僚属,既要借以保护自己,又要保持节操,言行必须十分谨慎。他曾在文章中说过,“一日复一日,一夕复一夕。颜色 改乎常,精神日消损”,“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司马父子也很了解他,司马昭便说他“至慎”。他们既要利用阮籍的名望和文才,又把握了他的软弱,所以乐得保护,显得器重,博得爱才和宽窄的美誉,有得于自己篡权。司马懿曾想与阮籍结为亲家,阮籍昏醉了六十天,借醉表明态度,拖了过去,司马懿也不再强求。司马昭要进爵晋王,加九锡之礼,口头上一再推辞,百官一再劝进,让阮籍写劝进表章。他也借醉拖着,等到使者
来取表章,把他叫醒,他才写了一篇文辞清丽的空话,敷衍了事,司马昭并不加罪。阮籍守母丧时期,司马昭请他赴
宴。宴席上,礼法名流何曾斥骂阮籍服丧大吃大喝,破坏司马昭以孝治天下的法制,要司马昭惩处他。他照吃照喝,不予理睬,倒使司马昭难堪,替他解围,说他守孝悲哀,身体虚弱,应该补养。大概被礼法之士纠缠不休,他请求到东平为相。这是个穷僻小地方,他骑驴赴任,天任就把衙门官署的围墙拆掉,使之“内外相望”,颁布了几条简单明了的
法令,十天就返京了。他写了篇《东平赋》,表明本意只是想过几天清闲的日子,并不真想做官
。他又听说步兵营厨师善酿酒,而且贮藏了三百坛好酒,就求去当步兵校尉。可见他对当司马氏的官司,并不是真心效劳,而是借以全身,实则以仕为隐。他对付办法就是醉酒和躲避,还有狂诞。抛却隐与仕的对立统一不说,单就竹林七贤所标榜的隐于朝来说,所谓隐于朝是魏晋时期及其以后的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嵇康(公元223-226年),原姓奚,字叔夜,竹林七贤之一,
祖藉会稽。后迁徒至谯国銍县。銍县有嵇山,奚氏世代住于山侧,后遂指山为姓,改为嵇姓。
嵇康的父亲嵇昭担任地曹魏督军粮治书侍御史之职。昭有二子,长子名喜,次子即康。嵇康出生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但他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是在母亲哥哥的抚育下长大成人。
少年时代的嵇康,天资聪颖,颇有俊才。但由于严父早逝,无人管束,加上母兄骄惯,有慈无威,使他从小就养成了桀傲不驯、尚奇任侠 的性格。他常常以清高脱俗自居,旷迈不群,傲然自纵,在乡里不修声誉。又“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通过自学和博览群书,获得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到齐王芳正始初年(241年),嵇康已步入青年时代
。受当时盛行的玄学思潮影响,他崇尚老庄,卑弃儒学,他自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又说自己自幼“不涉
经学”,乃至“又读老庄,重增其放”。确立了他“托好老庄”、“养素全真”的志向,并向往成为以致成为一个具
有道家思想风骨的人物。由于嵇康对玄学悟性极高,而且风姿神韵,才气高逸,所以很快成为了继何晏弼之后的又一位玄学思想家和名士。
魏晋名士是道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和道德风范的具体体现,而美好的容貌,风度翩翩的举止则被认为是名士必备的条件之一。嵇康相貌器宇轩昂,英姿俊发,时人形容他“伟容邑,土木形骸,不加饰丽,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
嵇康卓然超群的名士风貌,不仅受到士族社会的赞誉,而且也得到皇室贵族曹林父子的青睐。曹林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明帝时封为沛王,死后其子曹纬袭爵。由于嵇康家居谯国銍县,而曹林父子封地也在谯沛,加之嵇康为当代名士,声誉甚高,所以曹林父子为结交名士,便将曹纬的女儿长乐亭主许配给嵇家。这样,出身门弟不高的嵇康,遂得以联姻成了沛王曹林的孙女婿。嵇康与长安亭主成婚后,曾以主婿的身份起家为官,先后担任过郎中,中散大夫之职,因此后人又称之为嵇中散。
高平陵政变发生后,不仅曹爽集团受到致命打击,何晏,邓扬,丁谧,李胜等人被杀,就是与曹爽集
团并无密切关系的名士亦多被枉遭牵连,同日斩戮,惨死于司马氏的屠刀之下。史载“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就是对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君不见孔文举,弥正平,杨德祖……面对正始末年的险恶政局,以及司马氏对异己后座力的血腥屠杀,嵇康内心充满了悲伤和愤怒。但是由于他的曹魏宗族有着乡里和姻亲的两重关系,再加上他的妻子是沛王曹林的孙女,与何晏妻即沛王曹林之妹亦有着血缘关系,司马氏的屠刀随时有可能向他砍来。这种情况下,他既不肯违背自己的心愿与司马氏合作,又担心公开反对司马氏会带来杀身灭族之祸,于是只有断绝仕途,弃官隐退,率领一家老小移居于河内郡山阳县,开始了隐居生活。补充一点:虽然嵇康弃官隐退,但是扔没有摆脱掉被杀害的命运,可见动荡的社会对软弱的文人来说,就像处在风暴中心一样永没有自己方向。
嵇康之隐与阮籍之隐有这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因为社会政治不清明而隐,不同的是阮籍之隐是一种消极的隐忍苟且的处世行为,虽外表放诞不羁,但是内心却是“终日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苦闷已极。而嵇康之隐是不得以而为之的,盖入治社会中,借以晋升保位的靠山失势后,不愿投靠人他人,退隐以保全身家而以。
隐士之流还有许多种,儒家思想中有:“邦有道则仕
,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像诸葛亮的以隐待机,曹操的难展抱负而隐,周瑜的欲有所为而迁,刘备在家种田,司马懿装疯卖傻大概也都算的上是隐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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