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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扶助刘备父子治理蜀国数十年，陈寿《三国志》评价，“诸葛亮之为相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蜀地的百姓也在诸葛亮死后追思景仰，“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1)蜀汉在诸葛亮的治理之下， “田畴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2)由刘璋父子治下的“肌膏草野”，到刘禅降晋时仍然“百姓布野，余粮栖亩”，“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3)后来人们对诸葛亮的治国功绩给予的评价就更高了，并且由治国功绩上升到完善人格的称颂。随之又添人了文学渲染，迷信的色彩，从其人到其事都被神化了。从君主官僚、文人学士，到普通百姓，历代以来真正达到“众口一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奇观，形成了在中国古今社会所独有的文化现象——“诸葛亮现象”。 今天我们分析这一文化现象，就不能仍然沉缅于神话演义的层面，也不能为诸葛亮究竟是儒家、道家抑或法家而无谓地争论，而应用现代历史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法律哲学的方法来科学解读，总结、阐释这一人类文化的杰出遗产本文拟通过对建构“诸葛亮文化现象”基础的治国思想的分析并联系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先秦诸子的思想，对其作一不揣浅随的探索。 三国时期与春秋战国相似，社会处于文化转型期。(4)。地方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形成恶性膨胀的地方割据势力，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日益瓦解，两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学地位开始动摇。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纷起，这一切都使东汉社会处．在沉重的危机之中。由于社会动荡、群雄并争，社会思想从稳定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原来被两汉统治者罢黜的百家都得以复兴，被独宗的儒术面临着革命性的发展。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就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出来的人类文明的精髓。 一、明罚信赏的法治精神 法治在诸葛亮治国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法治思想贯彻于其治国思想的每一方面。诸葛亮法治思想的内涵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的法治思想与先秦申韩的任法思想和西汉奠其端、隋唐达极盛、历代延用的后来构成世界一大法系的中华法系的儒教下的“德立刑辅”思想截然不同他的法治的核心不是儒家以礼为中心的有等差的道德，而是适应于社会转型期的富国强民、有利于社会总体发展的价值原则是“昭平明之治”的法治。贺麟教授曾将诸葛亮的法治与申韩式的法治、近代西方民主式的法治并称为人类法治三类型，称是“诸葛亮式的法治或基于道德的法治”，虽然他这种区分未必科学，对所谓“道德”的含义也没有作详细的分析，但他指出诸葛亮的法治“有信赏罚，严纪律，去偏私，公平开明”的特点，有其独有的内涵，则是准确的。(5)诸葛亮的法治思想，试从以下分析其内容：(6) (一)将人类社会中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秩序稳定的一般价值原则“严、公、明、廉、信、忠”等范畴、原则置于法律规范之上，偶于其中，贯彻于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法律运行过程之中，使法发挥了最大的社会效用。这在古代社会特别是中国古代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之上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他治蜀得以成功的关键，也是“威畏而爱之”的根本原因。这一强调价值基础的法治模式自然与申韩式的法治截然有别。申不害、韩非子虽然也强调“有法必依、信赏明罚”，但却存在忽视法的人道主义价值的构建，“重法不人重人”，“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弊病，必然走向秦始皇式的暴政。而儒家的法制虽然“德主刑辅”，但其“德”是建立在“礼”也即宗法伦理之上的价值，公然强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使法在特定社会阶层面前失去了效用，必然阻滞法律的实现。(7) (二)主张“明法”，反对“滥刑”，刑罚讲求人道主义。诸葛亮认为“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8)， 如果赏罚不明，就会造成“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9)的局面，给国家带来危害。在刘备集团据有蜀地之后，为了让蜀地尽快得到治理，诸葛亮立即厉行法治，他亲自组织了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制定了蜀汉的重要法典《蜀科》，同时他：还相继制定了《法检》 、《科令》、《五惧》、《六恐》、《七戒》、《八务》等法规，作到上下“皆有条章”，“教令为先，诛罚为后”“(10)，俾使法制完备。 同时诸葛亮重视实法治的具体落实“决狱”，他说“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11)。强调决狱行刑要慎重，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掉坏的。在刑罚中讲求人道，纵观诸葛亮用法，虽“竣急”而不残酷，对李平、廖立等人的处理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刑事政策灵活，强调“教化在先”。在有名的《答法正书》中诸葛亮阐述了建立蜀汉之后之所以厉行法治而且是严法”的道理，“君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荣；荣恩共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在这里诸葛亮一方面强调依法而治的重要?又指出法律要因时而制，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他比较了蜀汉与西汉初年的区别，认为汉初因为秦王朝有法无道”,“政苛民怨，急需缓刑息民，因此汉高祖“弘济”，废除了秦朝残暴的法律，只“约法三章”，却缓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权。而蜀汉由于此前刘璋父子统治时，昏庸懦弱，法纪不明，地方势力专权放任，致使一片混乱。在此时就必须制定严法，以打击豪强，制裁放纵。另外诸葛亮还强调将厉行法治与加强教育相辅而行，使法真正实现“赏以兴功，罚以禁奸”的目的。因此他主张“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12) 晋人习凿齿在评价诸葛亮的法治时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渚葛亮于是可谓能用法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13)这种赞许并不过分，事实上在三国以后的中国其他王朝也再未出现过象诸葛亮励行法治所得到的治国效果。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虽然充满了创造的智慧，但却并非无源之水。从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渊源上看，他主要吸收了《管子》法、礼合一的法律思想。《管子·心术》上解释礼说“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论义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同孔子讲的“礼”是有区别的。(同上文)解释法说：“法者，所以国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谬禁诛以一之也。”就是说法是人们共同遵守而带有强制性的规范。同时对礼与法都作了肯定，强调礼的社会价值内涵和法和统一规范性。诸葛亮就是对《管子》这种礼法结合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从礼的义、理、宜的价值中派生出一系列价值原则，并与法结合起采。 二、求道养德的知行合一哲学观 诸葛亮是政治家、军事家，不是哲学家，但却并不是说他没有哲学思想，他治国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是与其“求道养德”的知行哲学观分不开的。诸葛亮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文献，但从其文集中依然可以理出其哲学思想的线索。 (一)“循名求实”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辩证认识论。诸葛亮的哲学思想是在“广学精择”先秦诸子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他吸收了墨子、管子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并作辩证的发展。他认为“圣人则天，贤者法地，智者则古”，(14)人只有广泛认识自然、社会、历史的规律，才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而要认识这些规律就要耳听、目视、博学，广泛吸取别人的意见，前人的经验，“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见，声细而不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15)正因为“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16)所以“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17)通过感官与外物接触，使心与物接，才能达到“智”、“神”的境界。要正确处理政事“觉悟其意”就要做到不疑不惑，思近虑远。 (二)“修身养德”的知行合一实践观.诸葛亮在有名的《戒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才。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o ”在这里诸葛亮将其认识论与人生实践联系起来， 要“行”也即实践，就须“明志”，要“明志”，首先就要在主体环节“澹泊”，“静”，就是不要在外物到来接触之前就急躁妄动，而应在“静”观中修养自己的身心。同时要“俭”，用节俭来培养自己的道德操守，只有这样“静”而又“俭”，才澹泊于世俗名利，正确立志“明志”，才能“致远”，也就是担当天下大任，实现远大的报负。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诸葛亮受《管子》四篇中“静因之道”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他在“静”、“道”等哲学范畴中融入了“德”这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哲学范畴，“维贤维德，可以服人”，“善积者昌，恶积者丧”(18)。因此诸葛亮强调人要志存高远，强毅”，“意气慷慨”，从而“忍屈伸”，“除嫌吝”，才能不忧“淹留”，不患“不济”(19)，才能制胜于天下。这种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开放创造的信念，为其以后的政治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通达权变的谋略思想 三国时期社会动荡，“豪杰并起”，谋略家也纷纷涌现，谋略权术思想的发展也极一时之盛，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而在这些群星中最为璀璨的则非诸葛亮莫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葛亮之所以成为智慧的化身，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诸葛亮的治国思想，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其谋略思想。他对先秦诸子及游士策士的思想广泛学习，结合实践斗争，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谋略思想体系这里限于篇幅仅从两个方面作一简要分析： (一)“三分天下”的远见卓识 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曹操已统一北方，傲视群雄，想尽快一统天下，孙权据有江东、三代经营，已有雄厚的政治基础刘表、刘璋、张鲁、马超等虽然势力不大，却也各有地盘，唯有他“智术短浅，遂用猖獗”(20)，身无立锥之地，依然寄人篱下。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诸葛亮以其超人的预测能力，在《隆中对》中分析了当时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后，提出了“三分天下”的科学论断，并为刘备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发展、壮大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策略。(1)消灭较为弱小的刘璋，刘表势力，占据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2)此后，对内革新政治，积蓄力量，改善同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稳定后方； (3)联合孙权，孤立曹操，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4)捕捉战机，从宛洛和秦川分兵两路，采取钳形攻势，北伐灭曹，收复中原，最终统一天下。终诸葛亮一生，都是按照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去执行的，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其深谋远虑确实无与伦比。 (二)以弱图强的赤壁决战 赤壁战前，曹操已占去刘表大半地盘，刘备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诸葛亮以其过人的胆识，去柴桑拜见孙权，说服孙权与曹操决战。在说服孙权的过程中渚葛亮充分运用其谋略，一方面欲擒故纵，在气势上降服了孙权，一方面又客观地分析了双方力量对比，阐清战而必胜的原因。赤壁之战决胜在于周瑜，可是最大的赢家却是诸葛亮，战后，刘备的势力不仅占据了荆州，又据有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兵力大为增强。 四、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 纵观三国各路诸候，政治、军事、外交常常结合在一起，任何一项成功的政治军事活动都离不开外交策略的配合。诸葛亮非常熟悉春秋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等人的外交谋略，并将这些前人的智慧灵活应用于自己的外交实践。在诸葛亮的治国思想中“联吴抗曹”的外交政策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后来虽然屡遇挫折，但他一生都在坚定地执行，为他治蜀，伐魏创造了条件。赤壁之战以后，孙刘联盟大为巩固，刘备集团“借得荆州”，取得益州、汉中、力量达到极盛。后来由于关羽大意失荆州，吴蜀关系急转直下，紧接着刘备意气用意，伐东吴而致夷陵惨败，吴蜀联盟破灭，孙权倒向了曹魏一边。在刘备死后，诸葛亮为了扭转国势大削的不利局面，着手解决了第一件事就’是与东吴修好盟约。为此他选派邓芝出使东吴，联盟很快修复，为国内“理政抚夷”，休养生息创造了极好的外部条件。后来’他又多次派费韪、陈震等人出使东吴。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这在蜀汉朝内引起了一番争议，有人从蜀汉的正统地位出发，提出与东吴“绝灭盟好”的主张。为此诸葛：亮以大局出发，作了一番详细分析，“权有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性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粳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仍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先帝优于吴盟，皆应权通变，致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辞，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来宜明也。(21)”从诸葛亮的这一番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诸葛亮在思想上也认为孙权称帝是“ 逆”行为，是对蜀汉正统地位的挑战，但他却并不因此就贸然主张与东吴．断绝联盟关系，相反，他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认为不但不能与孙权绝交，而且应继续保持，乃至加强孙刘联盟关．系。诸葛亮还特别引证当年汉文帝为与匈奴和亲，用很谦卑的言辞给单于写信；刘备为与孙权结盟，割让三郡给孙权订立湘水之盟。在他看来，这些“应权通变，弘思远益”的措施，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灵活策略。 五、教化和抚的民族政策 三国时期，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是指今天贵州、云南、四川的南部一带。这里自古被称为“夷越之地”，住着众多少数民族。历代统治着历来把这些少数民族视为“化外之民”，采取残酷的高压统治，常常激起激烈的反抗。蜀汉建立后，诸葛亮贯彻其既定战略，采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刘备死后，西南各夷反叛。诸葛亮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在不听规劝争取的情况下，诸葛亮把内政外交各方面安排妥当之后，于蜀汉建兴三年抓住有利时机发兵三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一举平定。无论是平叛中还是平叛后，诸葛亮都一直采用攻心为上的“和抚”政策，凡能争取的都是尽量争取。对南中地区如何治理一直是历代的一个难题。诸葛亮在总结了历代的经验教训以后，主要采取了这样几项方针：一是“即其渠帅而用之”，“不留兵，不运粮”（22)让各民族自己管理自己，即尽可能取用当地各方面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只要他们拥护蜀汉政权，就让担任南中各级政府的官吏，有的还选拨到中央任以要职。 这样就在南中形成了“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局面。二是改划郡县，将原的四郡划分为七郡，加强了蜀汉政权的中央集权。三是削弱大姓、夷帅，收其俊杰。一面打击豪强分裂势力，一面将拥护蜀汉政权而享有较高威望的大姓和夷帅吸收到蜀汉中央政府中来，被“七擒七纵”的孟获就曾担任御史中丞，“威慑百僚”，掌管监察大权。四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发展农业生产。诸葛亮一方面对选任到南中的官吏精心挑选，一方面，帮助他们开发南中，发展农业、煮盐、采矿。 六、 “富国安家”的经济思想 诸葛亮在治国当中吸收继承了汉初黄老“休养生息”的思想和先秦法家奖励耕战的经济思想，一直主张“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24)“务农殖谷，闭关息民。”（25)他派秦宓、孟光担任大农司，又加设“督农”官吏，还在都江堰设置堰官，派1200名“征丁”专门保护维修都江堰水利 设施。通过一系列努力，蜀汉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给蜀地经济带来了繁荣的景象。在劝督农耕的同时，诸葛亮还非常重视发展手工业，增加官府和百姓的收入。丝织、煮盐、治铁，就是蜀汉最主要的三项工业，也是与东吴，曹魏进行贸易的主要物资。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还专设锦官负责组织管理丝织业的发展。他本人也“有桑八百株”，带头栽桑养蚕。东汉末年盐铁渐为富家豪门把持，诸葛亮立蜀不久，即恢复盐铁官卖，设置盐府校尉和司铁中郎将。通过一系列措施蜀汉的煮盐业和治铁铸造业日渐兴盛，诸葛亮的遗作里就留有《作斧教》、《作匕首教》、《作刚铠教》等有关制造兵器的命令。 七、广收博蓄、精心选拔、赏罚严明的用人思想 三国时期人才辈出，各个统治集团也都求贤若渴，广揽人才。谁能够广收人才并用好人，谁就能在军事政治斗争中获胜。因此而有曹操“唯才是举”接连发出《求贤令》、《论吏士行能令》等五篇求贤政令，诸葛亮也“筑高台于成都之南，以延四方之士”(25)，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才学专著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刘邵《人物志》。诸葛亮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26)，“举直措枉，其国乃安”(27)。诸葛亮的用人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广收博蓄。诸葛亮用人，不分派别，不论资历，即使有仇怨的人，犯过错误的人，只要有才干，一律加以重用。刘备集团本已“荆楚群士从之如云”，入蜀后，诸葛亮又广收蜀中人才，使之“皆处显位，尽其器能”(27)。吴懿、费观是刘璋的姻亲，董和、黄权、李严是刘璋的重臣，一样委以重任，豪无嫌隙o “犍为太守李严辟杨洪为功曹。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举门下书佐何祗有才能，洪尚在蜀郡，而何祗已为广汉太守”(28)。当年二十七岁的姜维，诸葛亮因其“忠勤时事”，“才兼于人”，降蜀后便提拔他做自己军事上的接班人，季以兴汉扶刘的重任。刘巴原为荆州士人，先是背叛刘备，投降曹操，后又依附刘璋，阻止刘备入蜀。诸葛亮不记旧怨，认为“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30)，继续任用刘巴，刘巴后来官至尚书令。 第二、精心选拔 诸葛亮对于人才，不仅能多方延揽，而且能精心挑选。在举贤任能方面，他既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有其深刻的理论。史传诸葛亮的《便宜十六策》中，就有治人、纳言、考黜、赏罚等篇，专门论述人才的考察识别与任用。〈〈诸葛亮集·将苑》中就有一篇《知人性》，提出“识人之道有七焉：一曰， 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日，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日，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观其性：六日，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日，期之以事观其信。”详细地论述了采用各种方法去考察一个人的志、变、识、勇、性、情、廉等各方面的修养。诸葛亮一生中不拘一格，选拨了许多贤能之士。费祚“识悟过人”，董允“秉心公亮”都被破格擢用：董恢因出使吴国显露才能，被任命为巴郡太守：出身低微的王平被封为讨寇将军。蒋琬担任小吏“从事不理”，差点被刘备杀掉，诸葛亮认为其“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31)”临终前向刘禅推荐：让其继任自己相职o (三)赏罚严明 ”诸葛亮在用人治吏中一直坚持“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32)的思想。他说“吾心如称，不能人作轻重.”(33)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34)，很受诸葛亮的赏识。但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纪，酿成大祸，诸葛亮并没有因关系密切而徇私情。李严是与诸葛亮同受刘备遗诏辅政的重臣，官职与诸葛亮同列私交很好，但由于北伐中“迷罔上下”，造成失去战机的恶果被撤职流放(35)。其他如廖立、采敏等人，也都很有才干，但因排斥异已被流放(36)。诸葛亮求贤用贤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他说“夫失贤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37)，认为人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特别强调“治实不治名”的吏治原则。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宫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因人设事然产生腐败。在著名舶《出师表》中，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同：时用人要掌握“任长之术”，用其长而避其短。他成功地使用魏延、杨仪与魏明帝曹睿使用司马懿而夺魏江山就是鲜明的对比。这些思想无论何时都充满了深刻的哲理和伟大的智慧，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历代都称赞诸葛亮善于用人是决非偶然的。 八、虚心纳言，清正廉洁的为官作风 诸葛亮从早年起就不耻下问，虚心好学，他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喜听逆耳之言，后来还鼓励部下揭露自己的缺点、失误，挑自己的毛病。他曾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他认为领导者的正确决策至关重要事情的成败往往“在一人耳”，因此他说“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饶足而待矣。(40)”对曾共事多年，经常给自己提意见的参事董和大加保奖。他在丞相府专设参署，广泛听取意见，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行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41)”认为只有不计较个人恩怨，遇到难于处理的事情互相争论，相互质疑，错误和损失自然就少了。并且把适时提出疑问比作弃去烂草鞋而捡到珠玉一样。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中，由于政治结构呈现出多层次的金字塔式的官僚政治结构，各级官僚只唯上不唯下，只唯名不唯实，政治的成败得失往往最终决定于各层次官僚个人的品格修养，尤其是皇帝宰辅的品格修养，而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因此“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一直是社会政治运行的基本规律，官僚皇帝能否少开言路、开明政洽就成为克服这种政治模式根本性弊病的唯一手段。诸葛亮作为有史以来无出其右者的伟大政治家，对这一点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暴君昏君如殷纣、秦始皇、东汉桓灵都因闭目塞听，拒谏纳秽而亡国，周文王、汉高祖、光武帝包括刘备都不耻下问，从谏如流而由弱到强，据有天下。诸葛亮曾多次向后主刘禅进言诸事要向众人咨询垂问。他还在其《便宜十六策》中写有《纳言》 一篇，从理论上阐明听谏纳言的深刻道理。 他说“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颐，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教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言逊行。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著，后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不可居矣。”这样的真知灼见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是绝无仅的有。 前述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带来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官吏贪污赌赂的腐败，腐败就象恶瘤一样与专治政治相始终，而且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强，从汉唐主要还是皇亲国戚的高层腐败，发展到明清已呈从上到下的整体腐败。虽然说历史上也有包公、海瑞这样的清官，而整个社会官僚系统的腐败都日渐严重。相比之下诸葛亮的清正廉洁则较后人高远切实得多。从这个角度讲，历代人民敬之若神，最后上升为神，其中有着很深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 诸葛亮的清正廉洁作风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一是“为政以廉”有着深刻的政治人生哲学基础。我们在前面分析的诸葛亮的哲学思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俭以养德，静心求道继承了先秦墨家、道家无为、虚静、节用所包含的不为物欲所动的合理思想。诸葛亮剔除了道家虚静思想中消极出世的成份，继承和发展了其求真求实，不为虚名俗利所左右的合理内核，并同墨家兼爱节用思想相结合，从而形成淡泊于名利而清廉，内在心理宁静独立而无私的人格特征。使其能够在治国活动中，去除私欲物利的浸染，为实现政治使命置个人的名利得失于度 外，廉洁奉公，公正无私。在这种人生哲学与处世态度之下，为官清正、为政清廉就是理所当然了。二是以法养廉，用明确的制度规范约束官吏的行为，使廉政有了根本的保障，能够真正地去掉私心，作到“吏不怀私，人人自励。”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们的意识之中，法应用的对象往往仅是普通百姓，官僚贵族经常是超忽其外的。而在诸葛亮的法治思想中法既治民也治官，而且从一定程序上可以说，诸葛亮的法，主要是针对官吏的行为制定的，其“严法”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制止官吏的恣肆放纵行为。他制定“八务、七戒、六恐、五惧”，其日的就是为了“训厉臣子”。三是以身作则，率身垂范，从上到下形成风气。诸葛亮教育部下时曾说过：“昔孙叔敖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他本人就以古人为榜样，虽位至宰相，掌握蜀汉大政，却清贫廉明一生，“不置私产”，“妾无副服”，没有积财余帛，安排去世后“因山为故；冢妾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在诸葛亮的影响下，蜀国官吏清廉蔚为风气、费 、董和、刘巴、姜维等人均一心为公、不谋私财，不求名利。四是注重家教，训导子弟以勤俭为立身大德。诸葛亮写有《诫子书》、《诫外甥书》、《与兄瑾言子乔书》等多篇关于培养教育子弟的文章、书信、从中可以看出其对培养子弟是非常严格细心的。他教育子弟要谈泊于名利，虚心好学，胸怀大志，不要计较个人得失、挫折，要养成勤俭俭朴的良好品格。在实践中，又强调与他人同等相待，让他们在艰苦的条件里磨练。从史书记载来看，经过诸葛亮的严格要求和细心培养，他的子弟都继承了优秀的品德，没有官宦子弟的放纵恣肆和贪赃枉法，在蜀国将亡之际，他的儿子诸葛亮，孙诸葛尚均慷慨赴死，被后世赞称“三世忠贞”。 作者单位：天水市委党校 一九九七年九月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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