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孝献帝建安五年（200），“小霸王”孙策遇刺身亡，其弟孙权承袭父兄基业，成了江东政权的新任“话事人”。年仅十九岁的孙权初登大位，自然想大展拳脚；于是没过多久，这位少年主公就下达了一项命令：阅兵。
影视剧中，东吴军队阅兵。来源/电影《赤壁》截图
消息传出后，不少将领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在新主公面前好好表现一番；然而，刚刚升任为别部司马的吕蒙，此刻却犯了难。思来想去，吕蒙只好舍下面皮，向三两好友借了些钱，又赊账为麾下亲兵置办了统一的绛色服装与绑腿。功夫不负有心人。孙权阅兵时，见吕蒙的军队“陈列赫然，兵人练习”，非常高兴（大悦），乃“增其兵”。
主公给麾下将领增兵，即表示对他的器重；而吕蒙日后也的确成了孙权的心腹爱将。但孙权对吕蒙的器重，也可能是一份“负担”。对后者而言，他将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先前改良军备的钱，尚未还清；新增兵员的军费，又将是一笔巨大开销……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吕蒙也不例外。孙氏割据江东初期，其麾下将领有“养兵”的义务，即自掏腰包筹集军费与军粮。吕蒙初入官场，囊中羞涩，可为了让孙权高看一眼，他不得不以赊账的方式装备麾下士兵。而这种情况，在东吴也并非个例。据《三国志·朱桓传》记载：“（桓）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又据《三国志·陈武传》附《陈表传》记载：“（表）家财尽于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孙）登为起屋宅。”东吴名将朱桓“轻财贵义”，善待士卒，以致“家无余财”，身后事都没钱办；全靠孙权赐下的五千斛盐，其丧事才得以顺利进行。无独有偶，陈表为了豢养士兵，也散尽家财；结果他去世后，妻、子竟无处安居；太子孙登见状，亲自命人给陈家遗孤盖了房子。朱桓、陈表为了养兵，不惜“倾家荡产”，这固然与他们自身性格中的“善养士卒”有关；但更多还关乎到他们的政治待遇与未来前途。以吕蒙为例，他仅仅是为了讨好孙权吗？显然不仅于此。实际上，一旦孙权发现“兵少而用薄者”的军队，就会将这些不符合要求的军队打乱重组。这样一来，必然会有人失去领兵权，从而丧失征战、立功的机会。吕蒙在邓当去世后统管其旧部，这才升任为别部司马，拥有了领兵权；所以在得知孙权即将阅兵后，吕蒙借钱、赊账也要把军队给武装起来，从而避免了被“裁撤”的命运。由此可见，东吴草创之初，将领的政治待遇与养兵制度息息相关；一旦养兵不善，被主公裁减或夺走兵马，其地位就会大大降低；反之亦然，吕蒙、甘宁等人都曾在未升职的情况下被孙权“增兵”，以示破格重用之意。当然，东吴将领有养兵的义务与责任，也是出于领兵制的要求。从严格意义上说，养兵制正是对东吴领兵制的一个补充。那么，领兵制又是什么呢？领兵制，又称世袭领兵制。顾名思义，孙氏所授之兵，即将帅所领之兵，它能够像“家业”一样传给子弟。一般认为，世袭领兵成为常制大约在建安末黄武初年间，即孙权称藩王、建立吴王国前后。但在建安年间，世袭领兵的现象就非常普遍了。据《三国志·凌统传》记载：“（凌操）中流矢死……统年十五，左右多称述者，权亦以操死国事，拜统别部司马，行破贼都尉，使摄父兵。……（凌统）二子烈、封，年各数岁，权内养於宫，爱待与诸子同……及八九岁，令葛光教之读书，十日一令乘马，追录统功，封烈亭侯，还其故兵。后烈有罪免，封复袭爵领兵。”凌操为孙策旧将，在他战死后，其子凌统虽年方十五，仍被拜为别部司马，统其父旧兵；后凌统病故，其二子年幼，无法领兵；孙权便将凌统之兵交给骆统暂领；待凌统长子凌烈长大后，袭父亲爵位，仍领其故兵；不久后，凌烈因罪被褫夺了爵号、官职，其弟凌封又继续领兵为将。凌氏一门三代领兵，可见东吴的确存在“袭业为将”与“袭爵（侯）领兵”的现象。就士兵而言，从凌操到凌封，中间长达几十年，其故兵不可能没有变化，因而凌氏所领之兵，也极有可能具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兵特点。但这并不能证明：东吴将领所统之兵，就一定是私兵或家部曲。便观东吴诸将所领之兵，几乎都是“授”与“领”的形式，即经由孙氏“授兵”后，诸将方有“领兵”之权。如徐盛，“孙权统事，以为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再如步骘，“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领武射吏千人”，又如周胤，“初拜兴业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东吴将领的领兵权既然来自孙氏，便意味着他们所领之兵属于“官兵”。还需要注意的是，孙氏所授之兵的数量，如“五百”“一千”“二千”等，本质上是指官兵名额，而非实际授予的士兵数量。将领得了“指标”，就能光明正大地招募士兵。级别越高的将领，领兵数量越高，能招募的士兵也就更多。而从军职来看，别部司马、部曲督是授领兵的标准级别，如吕蒙、凌统以及黄盖、韩当等人，皆曾拜别部司马，始领五百士兵。至于校尉、都尉、中郎将、偏将军以及封侯者，则是较高级别的将领，一般可被授予一千、二千、三千乃至五千的名额。不过，因为“最终解释权”在孙氏手上，所以将领实际带兵的数量，未必会严格符合这个“指标”。孙策入会稽征讨山贼时，董袭斩贼首黄龙罗、周勃，因而被拜为别部司马，“授兵数千，迁扬武都尉”。须知，孙氏一直鼓励麾下将领征讨山越，董袭讨贼有功，在斩杀贼首后，得俘虏数千，这才被“授兵数千”。赤壁之战前夕，孙权令周瑜、程普领三万水军，与刘备并力抗曹，这显然远远超出了周、程二将能够统领兵马的数量。可见在应对重大战役时，孙权往往会为心腹将领增兵。但这毕竟是一种临时性质的权宜之计，不能一概而论。有超出规格的，自然也有不足的。据《三国志·甘宁传》记载：“（孙权）遂授宁兵……时手下有数百兵，并所新得，仅满千人。”甘宁领兵时，麾下士兵仅数百名，后来得了新兵才满员。众所周知，甘宁是益州豪强出身，其反叛刘璋、转投刘表时，是拥有私兵部曲的。不难看出，东吴将领所统之兵（即在孙氏授兵名额之内的所有士兵），是有 “官兵”与“私兵”区别的。前者是将领在背靠江东政权的前提下，通过征讨山越、敌军而获得的俘虏、降卒，后经孙氏允许，被正式“分配”给将领，名义上属于官方。但因为将领自费养兵，所以“官兵”也逐渐有了私兵属性，进而被默认为是可以传给子弟的。成当、宋定、徐顾三将死后，孙权欲令吕蒙兼并三将之兵。然而，吕蒙却固辞不受，云“子弟虽小，不可废也”。尽管，将领死后，其所领之兵被分给他人的例子已有不少；但在吕蒙的坚持下，孙权最终作罢，默认了成当、宋定、徐顾三将所领之兵应由其子弟统领。反观“私兵”，则是完全属于将领个人，他们可以被编入到正式军队中，也能够以相对自由的身份在外活动。将领需要钱养兵，便可令家部曲、私兵在外经商，赚取外快。东吴中后期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经商之风盛行，这便为日后的东晋南朝官员提供了良好的从商土壤（详见“自诩清贵不凡的魏晋名士，为何会放下身段积极从商”）。基于此，将帅所领之兵主要是“官兵”还是“私兵”，就成了判断其麾下军队是否满足“世袭”特点的一项重要依据。诚然，自孙坚崛起之初，有不少宗室率领部曲前来投奔。但孙策、孙权统事时，的确极少见豪强带领私人武装参与其中。关于孙吴政权的士兵来源，历史学者高敏先生认为其“大都来源于招募”。如孙策攻取江东期间，招募了“刘繇、笮融（刘勋）等故乡部曲（或旧部）”，得以迅速壮大。孙权初统事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于是他鼓励麾下将领征讨山越，并以实际战绩作为授兵与加官的评判标准。是以，孙权及其麾下将领之兵也“更多是来源于被征服的山越人”，据历史学者何兹全先生估算，这个数字约在13万人以上。及至东吴中后期，军队中山越或叛民占72%，召募占12%，收编占12%，豪强部曲约占4%。以将领而言，除了甘宁等极少数将领外，如鲁肃、吕岱、全琮、蒋钦、徐盛乃至是吴（郡）会（稽）大族出身的虞翻、朱桓、陆逊，皆无“私兵相从”的记载，亦可证他们非私有武装起家。当然，称东吴将领麾下没有一个私兵，也是不可能的。更恰当的说法是，在江东政权草创之初，吴将所领之兵的主要来源，就是通过征讨山越以及军事掳掠而来，其中大部分得到了孙权承认，贯以“官兵”之名，剩下一部分则以“私兵”“家部曲”的身份收为己用。故川胜义雄将孙吴政权（早期）概括为“武人领主制色彩极为浓厚的纯军事政权”是颇有见地的，只是这“领主”二字，仍有待商榷。孙氏与淮泗武将、流寓士人毕竟都是外来户，在江东未有根基。而为了站稳脚跟，孙氏也不得不与本地大族合作，历史学者田余庆先生称之为“江东化的道路”。及至建安末、黄武初，“江东化”基本达成，孙氏也拥有了立国之基础，这才建立起了一个孙氏与江东大族共治的孙吴政权，即历史学者唐长孺先生指出的以“孙氏为首的若干宗族联盟”。在此基础上，具有封建色彩的世系领兵逐渐成为常制，东吴将领才能算是真正的“武人领主”，他们所领之兵的“私兵属性”也远胜往昔。在世袭领兵成为常制之前，武将多出自淮泗武将与流寓人士，这显然是孙氏巩固自身地位的有力保障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老一辈如程普、韩当，中间一代如周瑜、吕岱，年轻一辈如吕蒙、潘璋等人，皆非本地望族，缺少家族财力的支持。这便意味着，老中青三代将领想要独立养兵，是远远不够的。对孙策、孙权而言，这些被统称为“淮泗集团”的武将们，其政治立场与孙氏保持一致，是后者必须拉拢的目标。所以，孙氏必须要对他们实施一些经济上的优待。于是乎，复客制与奉邑制便应运而生了。影视剧中，孙权封陆逊为都督。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所谓“复客”，通俗来说，就是“免去赋税、杂役的劳动人口”。其数量少则50家，多则600家。作为一种赏赐，这些“复客”纳税与服役的对象，则由官府转变为了被赏赐者。这样一来，“复客”就成了将领的“私兵”，为主人源源不断地创造经济价值。与之类似的还有“复田”，“复”即“免除”之意，将领所拥有的“复田”产生的价值，也不用向官府交税。至于“奉邑”，则是专门供养“领兵”的食邑。领兵的将领兼任地方郡守，还能任命奉邑内长官来收取赋税。如周瑜被拜为偏将军后，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那么下隽四县的县长均可由周瑜委任。又如徐盛领庐江太守，“赐临城为奉邑”。值此期间，将领即可享有其奉邑内的经济产出用来养兵，可谓“所在皆食其赋”。同样是经济上的优待，复客制与奉邑制又有哪些不同呢？首先，奉邑现象较为普遍。虽说不是每个领兵的将领都拥有封邑，但领兵多者与功劳大者的确更容易拥有它；与之相比，“复客”便相对少见了。将领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战绩，才可能被赐予“复客”。仅《三国志·吴书》中所见，也不过周瑜、程普、吕蒙、蒋钦、潘璋、陈表等寥寥几人；尽管有一些“复客”可能未见史书记载，但仍能证明其来之不易。若非如此，淮泗武将就更容易拥有较大规模的私兵、家部曲，进而建立起一个个地方性豪族；可事实证明，东吴中后期时的地方大族，仍极少见到江北、江西人士。其次，奉邑并不是某一个将领的私人封邑，它们都在驻兵当地，专门为“官兵”提供军费。如周瑜病逝后，其麾下“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皆由鲁肃代领；鲁肃之后，吕蒙又代其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余尽以属蒙，又拜汉昌太守，食下隽、刘阳、汉昌、州陵”。这个不仅说明了“世袭领兵”在东吴草创之初并非常制，亦足见奉邑只是用来补贴“官兵”军费的，而非为将领个人服务。反观“复客”，却是专门为将领服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吕蒙在世时享有六百余复客（因袭取南阳郡、击败关羽而立下奇功），其他几人几乎都是在去世后获得复客待遇。这里提到的“复客”，显然是孙氏对有突出功劳将领的优待，用以确保其家族（遗孤）的日常开销。上文所述朱桓、陈表为了养兵“倾家荡产”，孙权、孙登父子曾给予过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与“复客”的本质一样，只是赏赐的形式不同罢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表。其父陈武在合肥之战牺牲后，孙权下令给陈表“复客二百家”，用来维系生活。不料，陈表却散尽家财养士，导致“妻子露立”，并无持家之道。由此可见，奉邑制与复客制作为东吴草创之初的便宜之计，仍有很多漏洞。故孙权在位期间，常赏赐各种东西给麾下将领补贴家用。东吴政权正式成立后，中央集权进一步加深，奉邑制也随之被废除，将领们的奉邑也被爵位所替代。自此，“二代”们不仅能继承父兄所领之兵，还能继续领郡、袭爵，“世袭领兵”也就愈发成熟，沦为常制。但因为将领没了奉邑，缺少了养兵的重要经济来源；所以部分军团要通过负责管理军需物资的“节度”等官员，从中央直接领取军粮、军费。在此情形之下，不少淮泗集团出身的将帅自然很难独立化，也就缺少了转为地方豪门的积累；反观在文官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江东大族，仍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掌握着巨大优势，并逐渐压倒了淮泗集团。这般看来，孙权晚年对他们的打压，也并非无的放矢……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72、高敏：《孙吴世袭领兵制度探讨》，《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53、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64、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从》，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105、何德章：《三国孙吴兵制二题》，收录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22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2009.96、柿沼阳平：《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的中央集权化和军制》，收录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87、胡宝国：《对复客制与世袭领兵制的再探讨》，《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20.18、川胜义雄著，徐谷梵、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9、黄炽霖：《从中央文官之地域分布及政治派系看孙吴政权的江东化》，台中：天空数位图书，2012.710、陶元珍：《三国吴兵考》，《燕京学报》，1933年第13期11、严耀中：《东吴兵制补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12、何兹全：《孙吴的兵制》，《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13、高敏：《孙吴奉邑制考略》，《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14、刘汉东：《东吴领兵、复客、奉邑三制关系之研究》，《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15、陈金凤：《孙吴养兵制度略论》，《鄂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