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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三国情结

2020-7-8 17:30|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1340| 评论: 0

摘要: 大家应该听说过“汉学”还有“中国学”这两个词,它们的意思相近,都是从海外看中国。所不同者,“汉学”侧重研究古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文字、文物考古,“中国学”则重点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 ...

大家应该听说过“汉学”还有“中国学”这两个词,它们的意思相近,都是从海外看中国。所不同者,“汉学”侧重研究古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文字、文物考古,“中国学”则重点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包括改革开放这种还在演进中的大事件。

汉学与中国学,都兴起于近代的发达国家,比如先进的英国与法国,后起的美国与德国。日本是绝对的后起之秀,时间上最后,因为日本到甲午战争后,才算得上列强之一。而日本由于地缘关系,加上日本人天生的好学与执着,所以日本的中国研究水平,公认是最高的。

《诸葛武侯》的作者内藤湖南就是个日本人,对普通人,这是一个陌生而有意思的名字。一个日本人,居然叫“湖南”,有人要问了,他这个湖南是我们中国的湖南吗?
 

内藤湖南其人

内藤湖南,本名内藤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1866年出生,跟孙中山先生是同龄人。在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他是名列前茅的大学者,他是“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

内藤出生于一个武士家庭,在德川家族三百年的统治时期,武士因为学习并实践儒学的忠孝仁义而备受尊重,虽然他出生的时候武士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可是旧有的习惯不会马上革除,所以他从小接触的就是正统的儒家教育,祖父与父亲都是儒家名家。

他天资聪慧,享有“神童”的美誉。明治维新后武士地位的下降,也让他的家庭经济情况一落千丈。以他的才学与才能,按部就班的接受教育,考上日本的顶级学府问题不大。最终他因为家庭经济问题,不得不就读于免除学费的秋田师范学校。天资聪颖与出身窘迫的矛盾,给他的人生造成了巨大的张力。

 

▲ 年轻时的内藤湖南
 

因为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内藤自然在精神上偏向于中国。钱穆大师的孙女钱婉约教授,对内藤素有研究,她说:内藤湖南喜欢中国的一切东西。

内藤湖南在家乡教了两年小学,然后就到大城市东京寻找他的远大前程。他先是做记者,接触各类精英与小人物,他的时政评论令他声誉鹊起,后来成为顶级媒体《朝日新闻》的主笔,这是他作为媒体人的巅峰。他吸引了政府与学界的注意。1907年,41岁的他,以非科班出身的寒碜学历,成为新成立的京都大学历史系教授,实现了一生的理想。

如果看到内藤的照片,我们会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典型的学者,体型健壮,眼神犀利,有一种睥睨天下的感觉。事实上,政论家的经历,培养了他的视野与抱负。看过他的代表作《诸葛武侯》,我断言,他要是晚生一百年,以他的气质,很难适应现在的大学。

 

▲ 内藤湖南(1866-1934)
 

公元1899年,33岁的内藤湖南终于梦寐以求坐上了赶赴中国的轮船,第一次踏上令他无限向往的国度。他从神户出发,在天津大沽上岸,游览完天津、北京,南下上海,然后游历了杭州、苏州,尤其是在苏州,他特意去了寒山寺,因为那里是日本人最喜欢的唐诗枫桥夜泊的古迹,也许他还在午夜聆听了寒山寺的那声钟鸣。

他在中国一共逗留了三个多月,不仅增长了见识,还和当时中国的众多学人笔谈,笔墨纵横之间,流露出对中国时局的忧虑和对未来的担心。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堕落,让中国文化忠粉的他,大失所望。

这种痛心可能就成为后来奠定他学术地位的两大见解之一——空间上的“文化中心移动说”——的最初原因。

关于中日文化关系的问题,可以说是内藤一生所要追求和解答的最主要问题。

内藤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属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文化,日本文化是在这个古老文化的刺激下派生、成长起来的子系统。他甚至说,从文化的关系上看,日本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内藤在解释中日文化历史关系时的“中日文化同一论”。既然“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所以,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这也可以说是内藤一生从事中国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问题,他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并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

 

▲ 《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美)傅佛果著

 

内藤的另一个见解就是著名的“唐宋变革说”。

在长期研究的过程中,内藤根据自己的认识将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了三段。特别是唐末到北宋初期是中古时期向近世时期变化的转折点,也就是“唐宋变革说”。

过去认为唐宋一脉相承,但是内藤否定了这个看法,唐代属于贵族政治,虽然皇帝专制,但是在世家大族和门阀势力面前,不得不让步,甚至皇帝也可以认为是贵族的一员。但是到了宋代,皇帝超越了一切贵族,不再受制于他们,而平民也得到了相应的自由,地位开始上升,平民地位上升这一因素的不断积累,在清末终于瓦解了中国帝制。

他的这两大观点虽然存在争议,但影响巨大,深受中日学界与社会关注。中国大学者王国维称赞内藤湖南为一代儒宗,综合他的学识与学风,完全匹配这一称号。
 

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诸葛武侯

内藤认为,要了解日本,先了解中国。这话没毛病,但要了解中国,要从哪里开始呢?诸葛武侯,是一把绝好的钥匙。武侯这个称呼,足以反映出中国人与日本人对他的高度尊敬。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就曾言道:“诸葛武侯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清乾隆在《日知荟说》中亦指出:“诸葛武侯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约其生平,亦曰公忠二字”。这种评价代表了中国传统的主流观点。

 

▲ 诸葛亮画像
 

关于诸葛武侯的史实、故事、传说与评价,他与刘备的君臣关系,他的战略眼光,他的治国方略,他的军事经验,他的道德高度,不要说是在后世,就是当时,都已经渊源超出同时代的人,成为举国无双的人物。

在当年诸葛武侯南征的故事发生地,各民族人民至今还在传颂着他的故事。云南的很多山水,都是因为他而得名,据传云南的茶因武侯而发明出来,云南傣族的房屋造型按照武侯的帽子的模型而造,云南姑娘的裙子因为武侯的扇子造型而有今天的款式,傈僳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都被说成因诸葛武侯而发生,云南各族的许多风俗与诸葛武侯相关。

这些故事,不胜枚举,诸葛武侯的事迹成为了各种传说的核心,也成为华夏文明的代表。
 

诸葛武侯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诸葛武侯在日本很有人气。

武侯的一生,与源义经、楠木正成、真田幸村这三位日本妇孺皆知的“悲剧英雄”高度相似。所以内藤这本书中,到处充满对他智仁勇三达德的高度评价。不止在内藤心中,在整个日本人心中,他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土井晚翠的歌曲《星落秋风五丈原》,足以反映出日本人对这位中国完人的崇敬。

诸葛武侯的故事千年不衰,有关他的论著、论说汗牛充栋,如山似海。在这么多的著作之中,有一种论著意味深长,这就是内藤的《诸葛武侯》。

 

▲《诸葛武侯》,内藤湖南著

 

我们看到的这部分《诸葛武侯》,只是正篇,作者原定还有与此差不多篇幅的续篇,其构想可以见于现存的续篇目次。遗憾的是,作者在六十八岁去世之前,并没有完成续篇的写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读到的《诸葛武侯》,只有正篇,没有续篇。

内藤所著《诸葛武侯》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即写实主义。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只要说起诸葛武侯,一般都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武侯形象。鬼策神谋,层出不穷,作战不费吹灰之力,百战百胜,完全是智慧的象征。这完全是戏说,事实上不可能存在的。

与此相对,内藤的《诸葛武侯》并非根据小说《三国演义》,而是基于正史《三国志》及其相关注释、史料,将史实娓娓道来。这是历史学家的态度,而不是小说家的笔法。

“事实即立场”是内藤湖南《诸葛武侯》的鲜明特征,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就是他着眼于人口的那部分。

魏、蜀、吴三国的对立纷争,其核心实际上是围绕荆州、益州(原注:长江上游地区)而开展的争夺战。为什么要争夺这些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沃野千里,非常富庶。

 

▲ 三国形势图
 

内藤湖南用人口的变化来证明这第一点。他所列的表格,直观地展现了各地区人口从西汉到东汉的消长,而从东汉到三国的情况,就更不待言了。

如:河南(原注:东汉都城洛阳所在地)人口从1740297人锐减到1010827人,京兆(原注:西汉都城长安所在地)人口从682468人锐减到28574人;而荆州人口由3597258人激增到6265955人,益州人口则由4548654人激增到7242028人。

由此可知,原为汉帝国统治中心地区的河南、京兆等地人口锐减,而相对偏远的荆州、益州地区的人口却得以大幅增长。刘备、武侯为何要以荆州、益州为根据地,就不言而喻了。

内藤在论证人口变动时,详细地罗列了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从全国总人口看,西汉有59594978人(原注:约6000万),而东汉仅有49150220人(原注:约5000万)。在大变动时代,数字以最冷严的姿态展现出来。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实证主义态度。

 

▲ 《隆中对》
 

我们读《诸葛武侯》,一定要注意到内藤对年轻的武侯挥洒自如的表现寄予了极大的关注。先是赤壁之战的时候,内藤指出当时的武侯年仅二十八岁,却受到如此的重用,内藤的注意点集中于此。当时的刘备已年近五旬,面对一个年仅二十八岁的黄口儒生武侯,却能“拜为宾师”,内藤湖南赞之曰“足为千古之仪范”。不,还不只是刘备。曹操在三十六岁时得到谋士荀彧,而当时的荀彧年仅二十九岁。内藤并说,提拔有才能者,是领导者共知的道理,但事实上能付诸行动的,却是凤毛麟角,“且观之今日之所谓元勋诸老”。

所谓“今日之元勋”,即明治三十年左右,我们马上就可以浮现出一个个熟悉的姓名:伊藤博文、松方正义、大隈重信、山县有朋等,那是他们相继为首相的时代。

内藤说:“彼等并无礼待后进、用其策画之意。”即使为其所用,也要到四十岁前后,对于那些二三十岁的“志壮其锐之士”,被认为是“白面书生、不谙世故”,因此而不为所用。内藤的攻击点其实是在这里。如果再作一点延伸,他实际上是在批判当时政治家不能像刘备那样以年长者重用青年才俊。

内藤学识渊博,且洞明时局,然怀才不遇,颇觉得自己就像是出茅庐之前的诸葛武侯。他期待着与自己的“其人其时”相逢,并将这种期待寄托在诸葛武侯身上,于是才有这部一气呵成的《诸葛武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作为政论家、历史学家、文人的内藤的立体原像:这是一个无学历、无人脉、无金钱,一心只想凭借自己的才干,坚信有朝一日终能出人头地的有志青年的热血自画像。

这本书不过100多页,正文差不多只有一半,但史料全面、视野开阔、观点新颖,至少在百年前无出其右。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着薄薄的一册书,不但可以高屋建瓴的观察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内心,还可以领会近代日本大学者的真实性情与明治之后的日本气质,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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