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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可传世的沈本《三国演义》

2018-10-23 16:48|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906| 评论: 0

摘要: 沈伯俊曾自我评价道:“在我的《三国演义》成果中,最具特色、最富创新意义、最有生命力的,我自己认为是以《校理本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东方出版中心的沈本《三国演义》,是沈伯俊最后的绝笔, ...

沈伯俊曾自我评价道:“在我的《三国演义》成果中,最具特色、最富创新意义、最有生命力的,我自己认为是以《校理本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东方出版中心的沈本《三国演义》,是沈伯俊最后的绝笔,代表研究《三国演义》的最高成就,是足可传世的善本。

《三国演义》有过多种版本,但从创造角度看,庞大的演义系列固系明人构建,但唯有经过清人的修订、新编、评点,方最终形成四大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东西汉演义》)的传世定本,形成了后来居上的局面。其成功的奥秘,实源于历史资源的共享性。罗贯中不写《三国演义》,人人都知道诸葛亮;曹雪芹不写《红楼梦》,读者就不知道贾宝玉。贾宝玉是曹雪芹的创造,《红楼梦》是曹雪芹心血结晶。唯此之故,《红楼梦》的每一个字,都不允许篡改。而毛本《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定”,关键恰在于对版本的修订,沈伯俊概括为修订文辞、修改情节、整顿回目、削除论赞、改换诗文、重作批评等六个方面,可以说是极其到位的。

毛本的成功,依恃于史学的阐释之力。它以“既包括南宋朱熹以来的以‘论理’为特征的封建正统观,也包括民间传统的以善恶仁暴为取舍标准的蜀汉正统观,还可能包含某种程度的反清悼明情绪”(沈伯俊:《论毛本〈三国演义〉》),堂堂正正地大做文章,声势自是不凡。毛氏殚精竭虑,探幽发微,全书二十几万字的批评,反映了自己的历史观、伦理观和文学观。如刘备的出场,嘉靖本作:“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毛本删去“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九字,是因为对刘备的形象有损;又将玄德幼时戏言“我为天子,当乘此羽葆车盖”之后,叔父责言“汝勿妄言,灭吾门也”删去,且加夹批曰:“汉高微时,见始皇车从,曰:‘丈夫不当如是耶?’正与此合。”而在曹操出场,将嘉靖本称曹操为“好英雄”、“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等,一概删去;表彰“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其曾祖曹节的“仁慈宽厚”、其父曹嵩的“忠孝纯雅”,更是一字不留,且加批语曰:“曹操世系如此,岂得与靖王后裔、景帝玄孙同日而语也!”《沈伯俊评点<三国演义>》的问世,距毛评已三百多年,其政治标准、伦理观念、审美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沈伯俊对《三国演义》重作评点,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

首先是有时代气息,不像有些新评,“自我作古”,充溢着陈腐的霉味。如第一回总评:

这是一个天翻地覆、风云变幻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灿若繁星的时代。这是一个饱含痛苦又饱含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变革创新、洋溢着阳刚之气的时代。这又是一个永远令人激动、令人缅怀的时代。杰出的作家罗贯中,以自己的艺术方式成功地再现了这个时代,更使它大放光彩,彪炳千秋!(第1页)

高屋建瓴,纵揽全局,从当代视角回望历史,以家国情怀释读经典,写得非常漂亮。沈本力图突破毛本“尊刘贬曹”的倾向,强调《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并未随意“贬低”,更未故意“丑化”。

沈本强调《三国演义》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这种尝试是有鲜明时代特色的。

在小说中,当天下大乱以后,那个时代的英雄们想的是什么?怎么做?我认为就是以曹、刘、孙三方为代表的英雄们,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民众的愿望,力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三方争天下,争的是什么?争的是重新统一的主导权……。(前言第7页)

沈本的创新之处,在于用现代文学理论评点人物事件,努力揭示情节单元的来历,启发读者了解其艺术特色,把握处理虚实关系的艺术规律。如第五回“温酒斩华雄”,总评指出,历史上的斩华雄本系孙坚的功劳,《三国演义》却虚构为关羽的故事,并运用侧面描写,步步铺垫,层层烘托,虚实结合,将关羽勇猛无敌的气概写得十分传神(第33页)。夹评评论“其酒尚温”道:

作品完全没有正面描写关羽与华雄交战的过程,只以众诸侯的听觉与表情来反映厮杀之激烈,以铃响、马到、掷头三个动作来表现关羽得胜而归的气势,以“其酒尚温”来印证关羽斩华雄之迅捷。寥寥数十字,写得干净利落,极为传神。(第38页)

做到了在艺术评点上出新,从而把《三国》的艺术鉴赏,提到了新的高度。

“沈本”《三国》的最大亮点,是校正了毛本《三国》中包括人物、地理、官职、历法等方面的九百余处“技术性错误”,且直接改正了原文的错误,而在书末附录《〈三国演义〉技术性错误校正一览表》,逐一说明错误之处和校改依据,便于读者对照查阅。

校勘学向有“校勘四法”之说,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是也。一般来说,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理校法。但《三国演义》大量“技术性错误”,纯由作者知识的局限,或一时笔误,或传抄刊刻之误,且存在于《三国演义》多数版本之中,无法通过对校、本校、他校加以改正。面对此种情况,校勘者的选择有二:要么以“尊重原著”为由,听任多达八九百处错误永远保留下去;要么出于有益于读者的动机,不仅指出这些错误,而且直接予以纠正。沈伯俊选择的是后一条。

沈本的理校,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如《三国演义》第十五回末,毛本写袁术急聚“长史杨大将,都督张勋、纪灵、桥蕤,上将雷薄、陈兰三十馀人商议”(第121页),杨大将曰:“孙策据长江之险,兵精粮广,未可图也。今当先伐刘备,以报前日无故相攻之恨,然后图取孙策未迟。某献一计,使备即日就擒。”(第122页)毛本中之“杨大将”,似非正常人名,沈伯俊细检《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发现原文作:“后(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孙)策……”。古书原无标点,《演义》作者漏看一“弘”字,复断句不当,将“杨弘”误为“杨大将”(第1004页)。这一“技术性错误”,从嘉靖元年本、“李卓吾评本”到毛本,竟然错了几百年!发现并校正这一错误,确实是有功于罗贯中,有益于读者的好事。

但对于人名的理校,有时也不能太拘泥。如张飞表字,毛本作“翼德”,沈本据《三国志· 蜀书· 张飞传》(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均作“益德”),改为字“益德”(第994页),自然有一定理由。但毛氏父子岂能未读过《三国志·张飞传》?未核对过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将张飞改字翼德,是不是考虑到名与字的互相表配?张飞名“飞”,配以那有翅膀的“翼”,不是也很好么?毛氏父子能将孙坚改为关羽,为什么不能将益德改为翼德?看陈玉堂编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一个人有好几个名号,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改成“益德”对的,但不要说“翼德”就是错的。“益德”“翼德”之别,恰好提供了简便区分非毛本与毛本的标志。

不过,这些都是白璧微瑕,大醇小疵,沈本《三国》不失为足可传世的版本。沈伯俊毕生沉潜《三国》,曾不无自信地说:“学术史早就反复证明:整理一个好的版本,特别是整理难度大、方法有创新的版本,其价值绝不亚于写一部专著,甚至可能远远超过某些专著。把《三国》版本整理好,比之在若干问题上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对广大读者、对研究事业的实际作用可能更大,其生命力也可能长久得多。”他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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