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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龙司马懿给历史开了一个血腥的玩笑

2018-1-3 17:06|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255| 评论: 0|原作者: 桓大司马

摘要: 1社稷未知——司马懿的人心向背“人失去了自己”,这是《大军师司马懿》反复渲染的东西。上半部,荀彧对曹操说:“今日的明公,还是当初的明公吗?”下半部,司马孚问司马懿,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初心。而始终如一的诸 ...

社稷未知——司马懿的人心向背
 
“人失去了自己”,这是《大军师司马懿》反复渲染的东西。上半部,荀彧对曹操说:“今日的明公,还是当初的明公吗?”下半部,司马孚问司马懿,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初心。而始终如一的诸葛亮,则是全剧的道德典范。作者用意,可见一斑。
 
当垂垂老矣的司马懿依依东望,他望不见人心,只有一地的刀光血影。高平陵之变后,他彻底黑化,再不是当初的渡河才俊。那时候,年轻的他还和曹丕谈论青春理想,和乃父说起自己的一片忠心。但如今,他成为执刀者,俨然一位彻彻底底的马基雅维利信徒。
 
在《虎啸龙吟》里,司马懿有一个明显转变。转变前,他殚精竭虑,俨然魏国忠臣。转变后,他开始任你妄为,为了权力不择手段。让他转变的,是多年的压抑和权力对他的诱惑。当司马懿说自己不管身前身后名,他已经转变为一个赤裸裸的权谋家,建安风骨已成往事,历史,走向更加血腥无道的关口。
 
万幸的是,该剧是司马懿的人物传,却没有一昧为司马家唱赞歌。剧中,司马懿步步黑化,但当他走到权力巅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他却早已面目全非,成为一个阴鸷狠毒的野心家。该剧下半部通过诸葛亮“弈棋”、司马孚“质问”等情节,暴露出司马懿的表里不一。
 
但这部剧还是对司马懿有所贴金,其实,司马懿一直都是“利益第一,价值第二”的人。他像一只变色龙,随时根据形势转变策略。曹操时期,他收敛锋芒;曹丕时期,他鞠躬尽瘁,曹叡时期,他克制隐忍;而到了高平陵之变,他孤注一掷。由始至终,司马懿都以自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大军师司马懿》上下部的诸多情节都来源于《晋书》,但后者对司马家多有粉饰,这从司马懿出仕这个细节可以看出。

在魏国史书《魏略》中,当司马懿面对曹洪的征召,他杵着拐杖,托病不出,但当曹操下令征辟,他“投杖而应命”,这是典型的“出仕策略”。但到了《晋书》,就成了司马懿“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痺,不能起居”。

可以说,从小浸染于世家文化的司马懿,身处注重品评的环境里,他早已习得官场的处事策略,深谙“待价而沽”的一套。
 
到后来成为朝中重臣,他不忘记逢迎谄媚的一套。魏文帝时,他揣摩上意,献上祥瑞“玉印”助郭女王封后;魏明帝时,他又先后献《玄石图》、献祥瑞白鹿,作为示好曹叡及曹芳的礼物。

也是在明帝时期,明帝曾问大臣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答:“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朝廷之望,是在一时。社稷之臣,功在千秋。司马懿可得人望,但未必有心于社稷。
 
司马懿的圆滑从青年时期就表露了,在朝堂和乡里,他的确很有口碑,但那是因为他积极维护士族网络、发掘人才,通过“为我所用”,纵深自己的权力谱系。可即便如此,也很少人用“清直”“仁义”来恭维司马懿,因为司马懿和这两个词实在不沾边。
 
更多时候,他被视为一位隐忍的官僚,他隐忍,不为淡泊名利,为的是等待时机。高堂隆曾提醒曹叡提防司马懿,他是当时有名的谏臣,看法就很有参考价值。他说:“(陛下)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釭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而司马懿,恰恰有“鹰视狼顾之相”。
 
司马家不会为曹家倾心竭力,曹家也不会放任司马家,往深里说,双方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曹魏政权的根基是庶族、新兴地主和武人集团,从根子来说,曹操是“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掘墓人,他生在阉宦家庭,忌惮世家,于是“细政苛惨,科防互设”。他的出身和眼界都决定了他和儒家大族的距离。

但到了曹丕这一代,为了称帝和政治稳定,曹丕只能通过“九品中正制”给士族让利,表面上招揽天下人才,其实进一步固化了阶层差距,令世家大族渐渐抬头。而司马家就是世家大族的代言人之一。

更准确地说,司马家原本并非世家大族,但步步经营、逢迎儒门,一点点打入追崇儒家的大族网络中。到司马懿这一代,司马家至少看上去已经像一个典型的“儒家士族”,读儒家经典,学儒家礼仪,交往的也多是儒家大族的子弟。所以,司马炎才说:“本诸生家,传礼来久。”
 
坦率而言,以陈群等为代表的儒门代言人并不发自内心欣赏司马懿,但在与宗亲的博弈中,手握兵权和人望的司马懿是他们可以合作的对象。而司马家尊崇儒家,更多是政治策略。

司马氏集团聚拢的人物,的确不能简单归为儒门或士族,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一群“实用至上”的人,看清了历史的大趋势,比起崇高理念,更信奉实际的权力和地位。这也决定了司马氏的变色龙底色。
 
曹魏根子里与世家大族不和,而司马家是后者的代言人之一,这是他们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便如此,曹魏政权也并没有对司马家做出什么极端之事,曹丕时期,前者甚至对后者礼待有加,终曹魏天下,司马家都是锦衣玉食的名门望族,是典型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曹氏的压迫逼得司马懿忍无可忍”这种艺术加工在正史里站不住脚。司马家和曹家,谁也不是大白兔。

2 步步压制——曹睿的政治理想

魏明帝曹叡在一天,司马懿忠心一天。
 
这个皇帝有点像青年嘉靖,聪明绝顶,私欲很强,并非仁主,却极有手段。收集女装、长发及地、口吃少言、起用女官,这是他的噱头。实际上,曹叡做了不少巩固权威的事儿——崇尚书、迎宗庙、严刑法、禁浮华、控中枢、修宫室等,曹叡主政期间,魏国皇权强大。
 
要知道,先帝驾崩,曹叡接手的是一个问题重重的大魏江山。对外,三国还未一统,魏国频繁面对蜀吴(尤其是蜀国)的骚扰。对内,宗室与士族的矛盾暗流汹涌,地方大族形成“国中之国”。主少寡弱,权臣环视,可曹叡很快就掌控住局势。从政绩上看,曹叡作为不小。
 
更重要的,是曹叡对世家大族的遏制。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朝廷的声誉跌到谷底,在朝廷,士大夫“目有长官而无君父”;在地方,世家大族有自己的独立武装,他们根深蒂固,积极培养自己的代言人,与朝廷对立。由此,国家公权力也伴随着皇权落到低谷。
 
早在曹操执政期间,为了统一事权,也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已经出台了许多打压世族的措施,而曹叡继承乃祖遗法,一方面,他改易正朔、严刑峻法;另一方面,他翻新各项制度,强化中央权威。

曹叡想建立一个外儒内法、中央集权的帝国,想像“秦皇汉武”一样为所欲为,这决定了他会与儒门合作,但却要遏制有权势的世家大族。
 
曹叡对世族的防备可以从“禁浮华”一事看出。
 
“禁浮华”在史书中记录较少,但它却是魏晋清谈玄学之风的前兆。太和年间,一些仕途受挫的贵族子弟云集于京师洛阳,他们聚众交游、品评人物,这股风潮受上流青年知识群体欢迎,但却遭到了曹叡的镇压,史称“太和浮华案”。
 
据考证,“浮华交会”的代表是“四聪”、“八达”,他们是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七人,而荀粲、裴徽、李丰、刘陶、傅嘏、司马师也参与其中。这些人大都是世家大族出身的子弟。
 
曹叡为什么要对“浮华交会”坚决镇压?一来,他担忧这些人像东汉党人一样反抗朝廷,二来,他要抑制世家大族子弟的势力。皇权社会,任何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势必引起君主警惕。终其一生,曹叡都对“四聪”、“八达”严防死守。
 
为了抑制世家子弟,曹叡还诏令刘劭制定考察官吏功过善恶的新规《都官考课》(又称《考课法》),但遭到不少士族官僚反对。设使新规有力执行,对世家大族就会是一个巨大打击。不过曹叡荒淫无度,死得太早,这个新规没有长久实施。
 
新皇帝动作不断,渴望占据政治主动权的士族不会束手就擒。他们好不容易熬到自己的春天,盼望有朝一日,能够掌控天下的话语权。
 
曹魏开国以来,曹魏宗室和儒家大族的对抗就是一条主线。

官渡之战前,儒家大族心向袁绍,曹魏主要由谯沛武人和新兴士族把持,但官渡之战后,曹魏集团吸收了大量儒家大族,到魏文帝实施九品中正制后,他们的势力进一步扩张。所以,曹叡即位前,儒家大族的前景一片光明,他们不会容忍少年天子的“盛气凌人”。
 
权力斗争,需要一呼百应的代言人,世家大族选中了位高权重的司马懿,最终将司马懿抬进了顾命大臣名单。
 
在这一过程中,儒门的态度是纠结的。他们当然不发自内心想让司马懿作为大族代言人,可时势使人低头,在真正的儒门拿不出有力竞争者的情况下,面对曹魏宗亲的步步压制,儒门默认了司马懿作为替其博弈的人选。
 
江山易主——历史的血腥玩笑

对于司马懿,曹叡很矛盾。他希望扩张皇权,压制世家大族,可受制于军事和政治压力,他又不得不倚仗。所以,我们读史书,会发觉曹叡对司马懿时而亲切,时而疏远,他对这位世家代表且用且防。用他的军事本领,但不让他进入权力核心。
 
早在曹叡即位前,司马懿已经位列中枢,他和曹真、曹休、陈群并列辅政大臣,但曹叡并不把司马懿当成真正的心腹。终曹叡一朝,他与陈群、陈矫等人达成默契,那就是不让司马懿回朝辅政,与之相对,陈群、陈矫、曹真才是曹叡更信任的人,而司马懿则被“拒之于外”。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军事压力和曹真的去世,曹叡不得不对司马懿受以要职,派他坐镇长安。司马懿渐渐做大,到平定辽东后,他在朝中的威望达到一个高点,儒家大族也与其合作。
 
为了牵制世家大族,曹叡曾有意壮大宗族、扶植武人集团。太和五年,他诏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领嫡子一人朝聘,表明自己的态度。
 
而在顾命大臣一事上,最初的大臣名单也没有司马懿。曹叡任命燕王曹宇为首辅,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辅助,行成一个宗室顾命集团。如果这份名单通过,皇权就会恶性膨胀,对儒门大族则是巨大的打击。
 
可是,曹叡却在临死前更改了名单,他将辅政大臣改成曹爽和司马懿,这一变动为“高平陵之变”埋下隐忧。
 
曹叡为什么要更改名单?有学者认为:这与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有关。他们与曹肇不睦,又和司马懿关系良好,是他们的进言影响了曹叡。

不过,以曹叡的“沉毅断识”,即便病重,他断难仅凭外人言行改变自己的意志,考虑到最终名单形成了表面上的宗亲与士族“平衡”,而非宗亲独大,曹叡的最后一变,极可能与世家大族的集体施压有关。
 
作为一国之君,曹叡不可能置世家大族意见于不顾,后者掌握权势和军队,一不缺兵马,二不缺舆论,三又在朝廷里网络纵深,哪怕为了魏国的政局稳定,曹叡也需要安抚士族。安排司马懿为辅政大臣,就是这一博弈的结果。
 
曹叡如果真的对司马懿完全信任,就不会久久让司马懿远离中央,以战事或整顿吏治的名义钳制他的势力。

天下三分,曹叡作为魏国这家合资企业的老总,他需要安抚司马懿与世家大族的联盟,也需要借助司马家抵御蜀吴的军事压力,却又不希望司马家威胁皇权,他小心翼翼拿捏着这“尴尬的分寸”,最后还是妥协了。
 
终曹叡一朝,魏国皇权强大,整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曹叡的个人意志。如果综合考虑曹叡的种种行为,便会发现他的内心隐藏有效法“秦皇汉武”的愿望。无论是行事风格还是政治理念,曹叡都与“秦皇汉武”保持高度的契合。

只不过,历史的时势与寿命的修短使曹叡短暂享受了一人独治,却还是倒在了通往“秦皇汉武”的路上,敌不过历史的滚滚洪流。

有人说,如果再给曹叡多一些时间,按照他的规划,曹魏的皇权将真正达到顶峰,而司马懿也只能匍匐在皇帝脚下嗫嗫嚅嚅。怎奈曹叡正值盛年就放荡至死,仓促的“托孤决策”给了士族政治复兴的机会,新君暗弱,辅政的宗亲曹爽又志大才疏、狂妄无能,一场高平陵事变,司马懿终成“执刀者”。
 
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以经典儒学取代了庶族名法派的政治路线,满足了儒家大族的实际利益。可在实际策略上,他背信弃义、屠杀宗亲、独揽朝政、架空皇帝,一边宣传自己的美名,一边为子孙后代窃国大事铺路。

这位儒家大族的盟友,却做出一系列儒家精神所不齿的事,而他的子孙创立的王朝,由于不得人心、自相残杀,支撑数十载,便以近乎荒唐的形式草草收场,最终只好偏安一偶。
 
仁义礼让的神话,转眼成为黄河两岸的修罗场,在血雨腥风中胜出的野心家,却也难逃转瞬倾颓的命运。可以说,历史辜负了寒门武夫,也给儒家大族开了一个血淋淋的玩笑。留下的,只是一江春水里的累累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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