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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俊: “沈本《三国》”是怎样成就的?

2017-9-5 11:26|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158| 评论: 0|来自: 古代小说网

摘要: 自1981年秋天以来,我研究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已经三十三年了。沈伯俊先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先后出版了《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国 ...

 自1981年秋天以来,我研究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已经三十三年了。

沈伯俊先生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先后出版了《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11月)、《三国演义》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图说三国》(主编并撰文,成都地图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说三国》(中华书局2005年12月)、《赏味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游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国演义大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7月)、《你不知道的三国》(文汇出版社2008年1月)、《三国演义》(名家批注图文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多部著作,发表《三国》研究论文100余篇,随笔、札记160余篇,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专家”。

 在这些成果中,最具特色,最富创新意义,最有生命力的,我自己认为是以《校理本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它们已被称为“沈本《三国》”,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

《三国演义》,沈伯俊校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早在《校理本三国演义》问世不久,著名学者陈辽先生就撰写书评,率先称之为“沈本《三国演义》”,热情洋溢地指出:“这个沈本《三国演义》,是迄今为止《三国演义》版本中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最强的一个本子。”(陈辽:《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评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载《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第6期)

     此后不久,著名《三国》研究专家丘振声先生撰写书评,高度评价道:“沈本是近年来研究《三国演义》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沈先生对《三国》学的一个突出贡献。”“沈本辨伪匡误,嘉惠读者,功在千秋。”

     “沈先生校理出来的错误,为我们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这对于进一步深入地认识《三国演义》所蕴涵的深层意识与艺术价值,了解其成书过程,乃至版本衍变都是很有意义的。”(丘振声:《辨伪匡误,功在千秋——评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3期)

 著名的《三国》研究专家关四平教授称沈本为“《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充分肯定道:“沈伯俊的校理工作,从学术理论角度考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经得起反复推敲和时间检验。……校理工作既富于创造性,又具有科学性。”

《沈伯俊说三国》,沈伯俊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

 “毛本出现后三百多年来,再无人对其版本作过全面、细致的整理,因此说,沈伯俊的校理本在《三国演义》版本史上是一种开拓,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无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为学术界提出了新的课题,给人颇多启迪。”(关四平:《〈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评沈伯俊对〈三国演义〉的校理》,载《学术交流》1993年第3期)

 著名的古代小说研究专家郑铁生教授也高度评价了沈本的价值:“沈本《三国演义》是迄今校理最为精详也最为完备的版本,无论是这项浩翰的工程本身,还是对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在《三国演义》版本史上出现过两次飞跃,那么一个是毛本《三国演义》,另一个就是沈本《三国演义》。这将随着岁月的大浪淘沙不彰自明。” 

 “沈先生的贡献,不单是对四种主要版本的《三国演义》的校理和点评,而且在于其校理工作带来的学术走向产生的意义。即它为民族文化的大普及、大推动、大解放,为书斋里的学者们探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如何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可贵的先导和不懈的努力。……沈先生在《三国演义》版本史上开拓出的新路,其里程碑的意义正在于此:功在当代,泽被后世。”(郑铁生:《功在当代,泽被后世——评沈本〈三国演义〉》,载《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三国志通俗演义》,沈伯俊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日本著名学者、《三国演义》日文版翻译者立间祥介教授表示:沈本《三国》“注释也很周到,远远超过了迄今为止的诸种注释。今后我也打算参考您的注释,重新修改日文版《三国演义》。”

 日本《三国》研究专家上田望教授也曾在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1996年第2号上发表《排印本〈三国演义〉的新面貌——以沈伯俊校理本为中心》一文,对我的几种《三国》整理本和《三国演义》评点本作了介绍,并予以充分肯定(上田望:《排印本〈三国演义〉的新面貌——以沈伯俊校理本为中心》,载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二号,1996年)。

 上田望教授在其论文《三国说唱研究》(载《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言语文学篇》第23号,2003年3月)的注释中还特别说明:“凡引用《三国演义》,均据沈伯俊校理本。”

 美国著名学者、《三国演义》英文版翻译者罗慕士(Moss Roberts)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布法洛)董保中教授,欧洲著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等欧美学者,对沈本《三国》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国演义大辞典》,沈伯俊、谭良啸编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

 除了中外学者的肯定和推许,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上下五千年》专题节目,介绍《三国演义》时,画面上的三种《三国》版本,均为我的整理本:《校理本三国演义》、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三国演义》评点本。

 中央电视台、北京大学联合录制的大型系列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第104集《三国演义》,片尾展现的四种《三国》版本,有两种是我的整理本:《校理本三国演义》、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

 此外,还有多种学术著作把我的《三国》整理本列入主要参考书目。

 那么,“沈本《三国》”是怎样成就的呢?

《三国演义》,沈伯俊评校,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自1981年开始系统研究《三国演义》以后,在反复研读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了书中的一些错误。

 例如:张飞本字“益德”,《演义》却误为“翼德”;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官至行都护、卫将军,《演义》却误为“行军护卫将军”;历史上袁绍曾封邟乡侯,《演义》却误为“祁乡侯”;曹操的重要谋士刘晔本字“子扬”,《演义》却误为“子阳”;曹操大将李典本系山阳巨野人,《演义》却误为“山阳巨鹿人”……

 像这些对情节发展、人物塑造毫无益处,只能给广大读者留下错误印象的问题,有没有必要继续错下去?我感到怀疑,认为应该予以校正。

 到1985年1月,我和任昭坤同志合写《试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从渭南之战说起》一文(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对《三国》中的地理错误作了初步归纳,明确提出:“应该对《三国演义》加以认真的校理,整理出一种新的本子。”

《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沈伯俊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986-1987年,我和谭良啸先生合作编著《三国演义辞典》,我对《演义》中的人物、情节作了大量考证,仅《人物》辞条就加了623条按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指出《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

 例如:毛本《三国》说董贵妃是董承之妹(第24回),我的按语是:“据《后汉书·伏皇后纪》,董贵人(《三国演义》作“董贵妃”)应为董承之女。”

 《演义》说曹宇是魏文帝曹丕之子(第106回),我的按语是:“据《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曹宇系曹操之子,为曹操环夫人所生。”

 我还用按语说明,东汉末有两个刘岱:一个是东莱牟平人,曾任兖州刺史,初平三年(192)被青州黄巾军杀死;一个是沛国人,系曹操部将,曾任司空长史,建安四年(199)奉命与王忠去徐州攻刘备。《演义》因二人名、字皆同,便将他们混为一谈,造成错误……

 通过这样一番扎实的工作,我对《三国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的认识更加全面,越来越感到重新校理《三国演义》是时代的需要,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于是,我毅然开始了这一浩繁的学术工程。

《三国演义》,沈伯俊、李烨校注,巴蜀书社1995年版。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片面重专著,轻整理的倾向。其实,学术史早就反复证明:整理一个好的版本,特别是整理难度大、方法有创新的版本,其价值绝不亚于写一部专著,甚至可能远远超过某些专著。

 把《三国》版本整理好,比之在若干问题上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对广大读者、对研究事业的实际作用可能更大,其生命力也可能长久得多。对此,我义无反顾。

 在校理过程中,我将自己的认识加以提炼深化,接连发表了两篇比较有分量的论文:《再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海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和《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

沈伯俊先生

 前一篇论文,进一步系统分析了《三国演义》中的地理错误,将其归纳为八种:政区概念错误、大小地名混淆、误用后代地名、古今地名混用、方位错乱、地名误植、地名混位、地名文字错讹。

 后一篇论文,则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从更广阔的视野观察问题,首次明确提出了“技术性错误”的概念:

 所谓“技术性错误”,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知识的局限,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

 它们与那些由于作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艺术观而产生的作品内容上的缺陷和艺术上的不足,完全是两码事。

 

 根据这一概念,我将《演义》中的各种“技术性错误”加以综合考察,概括为五个大类:

 1.人物错误。包括人名错讹、人物字号错讹、人物身份错误、人物关系错讹等。

 2.地理错误。共八种(同上)。

 3.职官错误。包括职官混称、随意杜撰、官爵文字错讹等。

 4.历法错误。包括引用史书而错写日期、干支错误、杜撰历史上没有的日期等。

 5.其他错误。包括历史人物年龄误差、名物描写前后矛盾等。这种种错误,总数多达八九百处,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这两篇论文,特别是《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社会科学报》介绍了此文的主要观点,《文汇报》、《文摘报》、《东方时报》、《工人日报》、《齐鲁晚报》等纷纷予以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2期又全文转载,引起了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

 在重新校理《三国》版本的过程中,我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作了积极开拓和艰苦努力:

《三国漫话》,沈伯俊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一)正确的校理原则

 1.明确工作的目标和范围。所谓“重新校理”,是说在传统的标点、分段、校勘异文等古籍整理方法的基础上,着重在“理”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说,针对《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特殊性质,充分吸收《三国演义》研究的成果,尽可能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

 其目的,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读本,并为专业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2.充分尊重作者的艺术构思。凡作者有意虚构之处,一律不列入校理范围。这一点与第一点结合,严格区分“艺术虚构”与“技术性错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在理论上立于无懈可击之地。

 3.《三国》的不同版本应当分别整理。

《三国演义新探》,沈伯俊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二)科学的整理方法

 1.如何校正书中大量的“技术性错误”,这是整个校理工作的重心,也是最为繁难之处。在传统古籍整理方法的基础上,我在不同的整理本中分别采取了这样三种方法:

 (1)对原文错讹之处不作改动,而在书末列出正误对照表,系统地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

 这种方法,丝毫不改变正文的面貌,同时又把书中的错误集中加以校正,使人一目了然,堪称最谨慎的一种方法,专家学者也最容易接受。

 但对一般读者来说,非得查看正误对照表,才能弄清那些“技术性错误”,显得不太方便。我最早整理的《校理本三国演义》,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对此,学者们评价很高。

 (2)对原文错讹之处不作改动,而加脚注指出其错误所在,提出校正的意见。

 这种方法,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面貌,同时又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学术上自然不存在问题,专家学者也很容易接受。

 但对一般读者来说,读到的作品正文仍然包含着种种错误,必须一一对照脚注方可明白,也比较麻烦。

 (3)直接改动原文,并加脚注列出原文,说明其错误之处和改动的依据。

 这种方法,校正了原文中的“技术性错误”,使读者直接看到正确的正文,对读者最为方便。同时,以脚注的形式保留了原文,在学术上也是十分严谨的。读者若有兴趣,可以逐条覆按,专家学者也完全可以放心。

 我后来整理的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和《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以上这几种方法,实质上是相通的。

2008年沈伯俊先生在南京大学做学术讲座。

 2.在加注释时,注意针对读者的需要,着重注释那些读者不知道或似是而非的地方,给读者提供新知。

 如《校理本三国演义》第6回注“荥阳”云:“荥阳:县名。属司隶州河南尹。治所在今河南荥阳东北。按:荥阳在洛阳以东,董卓西迁长安,不应经过荥阳。历史上曹操曾与徐荣战于荥阳,但未追击董卓。《演义》将二事糅合。”

 又如第120回写到西晋灭吴,君臣皆贺,骠骑将军孙秀却“向南而哭”,读者可能会不理解,我就在此处注云:“孙秀:孙策幼弟孙匡之孙。曾任吴国前将军、夏口督。建衡二年(270)投奔晋国。”这样读者就明白了:原来孙秀尚有故国之思。

 对此,许多同行颇为赞许。丘振声先生评道:“沈本的注释,深入浅出,释中有辨,为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意蕴,更好地进行艺术欣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沈注是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多情况下,两者互为表里,互相补充。……糅注释、考证、校理于一体,具有创造性。”


《三国漫谈》,沈伯俊著,巴蜀书社1995年版。 

   (三)严谨的学风和过细的精神

 重新校理《三国演义》,首先要以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泛泛的阅读、表层的接触,是不可能发现问题的。同时,还必须一丝不苟,细心检照;如果粗枝大叶,也会放过许多问题。

 例如,《演义》第15回写袁术的长史名叫“杨大将”,这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场人物,但仔细翻检史料,却发现这个名字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错误”。《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云:“(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孙)策……”《演义》作者漏看“弘”字,加之古书无标点,遂将“杨弘”误为“杨大将”。

 从嘉靖元年本、“李卓吾评本”到毛本,竟然错了几百年!今天,我们发现并校正这一错误,难道不是有功于罗贯中,有益于读者的好事吗?

《三国演义》,沈伯俊校理,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四)勤奋刻苦,勇于拼搏

 为了校理几种《三国》版本,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奋斗。多少年来,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连除夕之夜、大年初一也未遑休息。正是凭着这点苦干精神,才能战胜种种困难,有所前进。

 从1981年秋天开始研究《三国演义》,到1992年2月我的第一种《三国》整理本《校理本三国演义》问世,转眼之间,已是十年多的光阴!

 看来,在学术上要真正有所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十年辛苦”可谓寻常之事!

《你不知道的三国》,沈伯俊著,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

 辛勤的劳动,赢得了众多的知音。这些年来,国内外同行给予“沈本《三国》”的高度评价,远远超过我的估计。

 梅新林、韩伟表的《〈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一文中的这段评价颇有代表性:“沈伯俊以一人之力,穷近十年之功,校理刊行多种版本,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梅新林、韩伟表:《〈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当然,我清醒地知道,我的《三国》校理本还有一些需要改进之处。我愿继续努力,不断完善这些整理本,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贡献绵薄之力。

2008年4月成稿

2014年5月19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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