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课的时候，阎步克老师介绍过内藤湖南等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非封建的中世，是贵族政治时代。但我总体上认为，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与前后历史有继承发展关系，不宜过分突出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将它认作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面的论述从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讨论士族门阀阶层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通过一些简单的分析论证一下我所赞成的观点。 一，从三国两晋的建立看士族门阀阶层得以产生的条件。 一 ）关于魏蜀吴与各自政权中的士人阶层的关系。 1 曹魏支持者的来源。 曹操一跃成为北方的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之一是在取得州牧之实之后，而当时正是受兖州地主拥戴。在混战中依附曹操，助其平定三郡乌桓的田畴，“率宗族附从数百人”，谯国的许禇，“据宗族宾客数千家”。 2 蜀国支持者的来源 刘备得以有三分天下的地位，实赖占四郡，并从刘璋手中夺得益州。而在刘入蜀过程中，注意拉拢旧官吏和地方豪强。联络法正、张松袭取益州，招降李严，对主簿黄权很是重用，后来又因其计占领汉中。据说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京畿，内为谋主”并且是“睚眦之怨，无不报复”连诸葛亮也让他三分。诸葛亮领益州牧后继续搜罗当地的豪强之中有名望之人，如广汉名士秦宓等等。 3 孙吴政权支持者的来源 孙吴政权是靠南北世家大族的支持建立起来的。孙坚、孙策的创业核心中的张昭、周瑜、鲁肃等就是北方豪族，被拉拢的南方豪族有吴郡的顾陆朱张，会稽的虞孔李贺，丹阳的朱纪 4，晋的支持者来源。 西晋采取禅让制度，对旧世家大族总是采取优容甚至纵容的态度。这个从司马氏作出一幅礼贤下士的状貌招那些“傲然独得，隐身不交事务”的名士入仕途可见一斑。而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山涛等旧士大夫又在新政权中获得重用。钟会作乱时，司马昭亲自率军西征，留山涛镇守邺城，并说“西偏之事吾自了制，后事深以委卿。”足见其在晋地位之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旧士大夫在新兴政权中的地位。 5，南朝自不消说，田余庆先生说“五胡”的冲击使西晋崩解，晋元帝开启东晋，微弱的皇权只能依靠权臣和士族的支持。这样的话，自然免不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可以看出，三国两晋的建立都不同程度的仰仗了士族的力量。作为政治回报，统治者总要颁布各种于他们有利的措施，这就为这一阶层今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 二，）从三国两晋统治者的政策看士族力量发展的原因。 通过统治者所予的政治回报，世族门阀通过这些特权不断将自己的力量伸向各个方面。当统治者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时，他们也总能借助自己既成的优势化抑制为更大的力量。膨胀成为士人家族，官僚家族和豪强家族的三位一体。 1，魏晋采取的土地政策及其对士族的发展壮大的影响 曹操接受毛玠的“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的建议，实行屯田制度。招募田客专门从事农耕，来控制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但当时很多流民返乡都被当地的豪强地主收编为部曲。建安初年，卫觊镇守关中发现“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当时的情况是郡县招不过豪强，那么屯田给士族豪强带来的是土地兼并的恢复与劳动力的大量占有。说来可惜，曹魏的屯田一方面壮大了的实力，一方面成为三国归晋的重要条件，简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蜀，吴国也实行屯田，这些情况也没有很好地避免。 而吴对于有战功的士族豪强还赐与良田美宅，赐给大量田客。如蒋钦死后，孙权一次赐给其妻芜湖民二百家，田二百顷。而除此之外，士族豪强也私自招募许多田客。造成如《抱朴子》中所叙的“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野，田池布千里”的局面。 屯田无法维持后，西晋采取占田、课田和户调的制度，并依据“九品相通”执行户调。但同时又执行按官品占田和荫亲属，荫佃客的制度。使势家大族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占有合法化。 2，各国一些其他的政策造成的世族门阀势力膨胀。 诸葛亮在平定南中以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越西为云南郡，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启用汉族豪强与夷族首领共同管理。一般认为这是对少数民族政权管理的一种保留，汉族豪强很难插手事务，但就当时君阀纷纷援引世族门阀为兵来看，我认为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地方豪强士人阶层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接触，成为其军事力量的构成要素之一。 东吴的世袭领兵制，担任将领的世家大族可以把士兵当作自己的私家部曲，父子相承，兄死弟继。这可能是世家大族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进而成为政治力量的一重保障。邓艾曾对司马师说：“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 3，九品中正制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的形成与发展。 曹操死后，子曹丕嗣位，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建立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在中央政府中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按照各自的籍贯，兼任本州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因长期战乱而散在各处而籍历本处的士人，采择舆论，根据家世和行状，定为九品。这些人任官时，政府就按照他们的品位予以除受，已入仕的人也要三年清定一次。这就是魏晋南北朝至隋的官员选拔的重要制度。到西晋，家世更成为论品的唯一标准。太康初年刘毅曾上书指出中正定品时“不顾才实，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托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根据世家兴衰“衰则削下，兴则扶上。”造成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格局。 关于这个问题，翦伯赞先生专门论述过，先生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实现并巩固豪门政治的一种制度。认为这种制度的产生是因为战乱之后，人物播越，户籍散亡，无法进行正常选举而导致，是权宜之策，西晋统一后豪强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不但没有废止，反而变本加厉。考察得出〈〈晋书〉〉中西晋人物世系中最显赫的人物三分之二以上是出自皇族、外戚和世家。所谓西晋政府不过是豫洲豪族集团，在九品中正制度之下，用身份把自己变成官僚，用官品把自己变成大地主，又用政治权利和封建剥削所的转化为商业资本。 而这些措施，又导致了新的统治中保留了太多腐化老化与贵族化的成分，皇权受制，整个政权颓废不振。这样也就缩小了皇权和贵族实力的差距，有可能形成士族门阀政治。 经过各种利益包括政治的参与，文化的垄断和土地的占有经过一段时期内的延续，士族门阀阶层形成起来。 二，魏晋时期的经济状况与士族门阀阶层产生和发展的关系。 何兹全先生的魏晋封建论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我认为这种情况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门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经济便利。 这一时期的很多史料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叙述一个同样的社会状貌：“计其口户，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长安“城中尽空，二三年间，关中复无行人。”洛阳“二三百里内无复孑遗。”当时的状况是：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城市萧条。到西晋，统一的三十多年内，流民暴乱就有二十余年。农业产量似乎也没有胜过曹魏时期。傅玄说西晋“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偿种。”而在曹魏时期是“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中夏荡荡，一时横流，百郡千城，曾无完者”这些状况下，商业交换无法进行，连之前的传统耕作模式也无法实现。人民流离失所，土地荒弃无主，士族门阀要招募佃客才能成为可能。 在这里，何兹全先生特别提出了这种现象时就北朝的发展而言的，南朝的社会另当别论。这样一来似乎不足以用以佐证上面的论点。但我认为：首先，这是世族门阀的得以吸附到众多佃客的重要也是基础性条件之一。而此后永嘉南渡，南方虽然是的商品交换经济有极大发展，但我认为交换经济的衰败与振新都是士族门阀发展的经济条件。除了交通线，移民，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外，我想也可以用我在上边的认识：世族门阀是官僚地主商人的三位一体。世族门阀阶层的三种身份的，只会让其存活与发展有更大的空间。而且之后江左的农业模式有很多也是承袭西晋时世族门阀形成期的模式。 关于士族门阀在这一时期得以产生的经济条件，也有部分现代学者用经济枢纽区域的理论界长期分裂的原因，认为几个产粮食的大地区内部交往就能解决生存问题不需要与外界有太多沟通。这种说法是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可是这种独立与不交往现象不单单存在于战乱时代，倘若说封建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的话，这种独立与不交往少说也延续地存在了几千年。黄仁宇的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中国惯有的小农经济和汉朝的举孝廉在中国农村布下了简单和均匀的基础，和朝廷重文教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而这种组织与结构一旦被世族的土地集中以及皇族的分封所替代就要造成混乱。治世局面看来是文韬武略的君主的偶然出现而带来的暂时缓和或者干脆说是暂时掩盖，一旦他们崩薨了，后世子孙即使并非极度不肖之辈也就免不了混乱的重新凸现，我倒觉得这种说法还比较好地说明了为什么到朝代末期总是昏君迭出，战事不断。 三，关于兵制 我认为兵制是士族门阀阶层存在和发展的又一条件。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府兵之制，其初起时实摹拟鲜卑部落旧制。”而谷霁光先生在《府兵制度考释》中作过这样一些论述。认为府兵制度有两个来源，即前代汉族皇朝的兵制和鲜卑拓跋氏的兵制两个历史渊源。我认为作为府兵制一个渊源的汉族皇朝兵制是世族门阀阶层发展的武力基础。 在汉末中央政府衰微后，世家豪族的拥有了许多家兵部曲，与之相对，皇朝有兵户和士家。而魏晋以来，地方上多以刺史治民，都督领兵。都督的军衙成为军府，而军府的军队就渐成了府兵。谢玄在淝水之战时所用的军队就叫“北府兵”虽然也许当时没有形成府兵制，但我想可以认为世族门阀的家兵部曲与之的联系是可见的。而且唐朝时府兵制度瓦解，死而不僵的世族门阀阶层也终于在此时出现了刘禹锡所描写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烟消云散，不知道是否也可以通过这两个现象相继消亡证实它们的关系。 四，外部环境。 这个时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带有贵族政治色彩的政治形式？我想这和皇帝、士大夫阶层和边远民族三者相互作用有关。这个时期未形成的世族门阀的动员历力和威胁性的又是有限的。在中央政权，形成中的士族门阀,以及边远民族三者间的相互约束与牵制。 如果按黄仁宇说法，汉朝的政治注重与个人的自我约束，对人谦让以期自建立和谐的文治，再次时已经无法施展。所以这是要保持专治王权合同意识很困难的。但是外族的势力又经常侵凌未形成的士族门阀阶层，通过派遣监督取得其政权或强指令其盟主强索人员与补给。这样又导致未形成的士族门阀的地方自治权利不可能实现。 唐长儒先生的一个观点也很有启发性。他认为“贵族政权下，皇室作为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皇帝作为第一家族的代表君临天下，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唐先生的这一表述是在论述西晋的宗王政制时说的，这就反映王朝对于形成中的士族门阀阶层是采取了政治上的方式加以控制的，其控制方法之一就是分封亲王。只是这时候亲王又为了本集团利益的扩充而不断拉拢有一定实力的世族门阀阶层。导致制衡失效，并给了第三方势力——边远民族-——机会，这也许恰巧说明了在封建官僚制度存在发展的初期，还比较不完善，宗法家族因素还比较浓。而世族门阀与君主的结合应该是更有利于其政治权力的施展和对外抗争的政治号召力。但我想不能否认的事，这三者之间还是存在相互制衡的关系，进而维持住了“天子垂拱，门阀当权”，至少是并存的局面。 通过上面的一番粗浅论证，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似乎是历史的一段独立，但我认为无论从政治、经济和兵制上都可以找到他与前后历史的继承与发展。但是一些偶然因素的出现，经过随后的一系列连锁式发展，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之后历史的生长点了，特点就凸现出来。我记得我们的师爷田余庆先生认为：“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来自皇权，最终要回归皇权。“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参考书目： 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 阎步克先生，《乐师与史官》 人民出版社：郭沫若先生主编《中国史稿》 人民出版社：翦伯赞先生著《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何兹全先生著《读史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谷霁光先生著《府兵制度考释》 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 《三国志》、《汉书》、《后汉书》《晋书》相关内容。 |
小黑屋|三国艺苑
( 鲁ICP备2023037446号 ) 
GMT+8, 2024-4-20 11:43 , Processed in 0.138716 second(s), 25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0, Tencent Clou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