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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资治通鉴》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2016-12-15 15:26|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1810| 评论: 0|原作者: 关四平

摘要:   北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司马光修毕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其中的三国部分,是继《三国志》和裴注后又一座三国史的里程碑。它融陈寿原著与裴注于一体,而出之以编年,成为兼收严择集 ...
   北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司马光修毕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其中的三国部分,是继《三国志》和裴注后又一座三国史的里程碑。它融陈寿原著与裴注于一体,而出之以编年,成为兼收严择集前人之大成的三国编年史,是三国题材由历史到小说漫长演化史上的关键一环。人们论到《三国志演义》与史传的关系,往往只关注《三国志》和裴注的影响,认为罗贯中是“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1](P107),却忽略了《资治通鉴》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其实,最早“排比”《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的是司马光。兹就其“排比”艺术对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演义》(以下简称《三国》)的影响,谈几点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串珠成链的系统化

  陈寿以纪传体写三国史,其长处自不待言,但纪传体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短处,这正如史家刘知几所指出的:“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2](P21)此外,裴注虽说弥补了《三国志》简略的不足,但三倍于原文的宏富史料却游离于《三国志》正文之外,未能与原文融为一体,这为读者阅读与运用史料带来了不便。于是,集前代史料之大成,融陈著、裴注为一体的历史重任,就由司马光圆满地完成了。他既吸收了纪传体善于记人记事的优点,又克服了纪传体纪事重复互见和系年不够严密的不足;既努力避免编年体“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2](P21)等短处,又发扬了编年体“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2](P21)等长处,从而形成其既有编年体之善,又有纪传体之胜的“通鉴体”。若云陈寿的一系列纪传与裴注条条史料如盘中珍珠,那么司马光便以编年为线,将其串成了一条色彩缤纷的项链。这在历史流程、编年体例、思维方式、材料整合等方面对《三国志演义》的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为其扫除了许多融合、衔接上的障碍。试从以下几方面分别言之:

  1.融注入文。司马光多次谈到《资治通鉴》运用史料的原则,他说:“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与范内翰论修书帖》);“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进资治通鉴表》)。这种旁征博取,不遗巨细的原则态度,与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务在周悉”,“罔不毕取”(《上三国志注表》)大体相同。因此,虽然裴注所引有野史、杂传甚或小说家言,司马光也尽量甄别吸收,将其融汇入所采《三国志》正文之中,使二者浑然一体。这里可举四类情况,以见其一体化之概貌。

  一类是择人、事叙写入正文。人物的描写与事件的叙述在裴注中所占比例最大,故为《通鉴》选择入其正文者亦最多。兹举曹操濮阳战吕布为例以见其取舍融合之一斑。《三国志•武帝纪》曰:

  布出兵战,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阵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太祖上马,遂引去。未至营止,诸将未与太祖相见,皆怖。太祖乃自力劳军,令军中促为攻具,进复攻之,与布相守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已尽,各引去。

  裴注在“遂引去”后引袁《献帝春秋》曰:

  太祖围濮阳,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太祖得入城。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及战,军败。布骑得太祖而不知是,问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黄马走者是也。”布骑乃释太祖而追黄马者。门火犹盛,太祖突火而出。

  《通鉴》先择取《三国志•典韦传》中“吕布有别屯在濮阳西”至“常绕大帐”一段叙写作为濮阳之战的一个段落,然后接以裴注所引“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至“突火而出”这段精彩描写,(仅改动数字,改“太祖”为“操”,改“知是”为“识”,删“门火犹盛”四字),又加“至营”二字为衔接,连起所采用的《武帝纪》“自力劳军”至“各引去”一段,以作为此战役之收束。这样,《三国志》与裴注中的精彩段落被司马光巧妙地组接为一体,自然浑成。濮阳战役的叙写更为完整紧凑,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典韦的英勇雄壮,曹操的机智善变都跃然纸上,文学意味愈发浓厚了。与罗贯中《三国》对读之,其中典韦奋勇杀敌,田氏行反间计,曹操自吕布戟下逃生等情节的组接顺序,与《通鉴》相同。再如“闻雷失箸”的情节,《通鉴》是将陈著的“失箸匕”与裴注的“闻雷”合二而一。《三国》此情节的组合方式,也与《通鉴》一致。由此可见二者接受影响之关系。

  二类是选史家评论入正文。裴注引史家评论也为数不少,司马光选其精要者纳入《通鉴》中,如习凿齿、孙盛、鱼豢等人的评论皆有选入者,以习、孙二氏入选居多。罗贯中在《三国》中也采用了纳入习凿齿、孙盛等史家评论的写法。

  三类是采诏、疏、令、表入正文。裴注中皇帝的诏书、大臣的奏疏、表章、诔文、来往书信等也占有一定比例,司马光往往采摘其必要者纳入正文的有关部分,以与史实的叙述相得益彰。如裴注在《诸葛亮传》所引《汉晋春秋》中载有诸葛亮上给刘禅的另外一表,即所谓《后出师表》。虽表后注明“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但司马光还是将其纳入《通鉴》(卷七十一魏纪明帝太和二年)的正文中,并明确写道:“亮上言于汉主曰”,肯定其为诸葛亮所作。罗贯中也将此表纳入《三国》正文中,借以弘扬诸葛亮“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四类是取重要数据入正文。裴注中补充的一些反映当时历史情况的具体数据,颇为重要,《通鉴》也择其要者纳入正文。如裴注在《三嗣主孙皓传》中王浚“解缚焚榇,延请相见”语下引《晋阳秋》曰:“浚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通鉴》选取上文加点者入正文,将《三国志》语与裴注语自然衔接为一体(见卷八十一晋纪武帝太康元年)。再如裴注引蜀亡时的一系列数据,《通鉴》也择要纳入正文中。这些数据也被罗贯中纳入《三国》正文中。

  2.以事融传。编年体与纪传体都以叙述重大事件和表现重要政治人物为重点,但二者的着眼点则有所不同。编年体是以时代先后为序,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中心,事中见人。纪传体也要叙述事件的过程,但它是以人物为中心,因人设事。就三国史而言,作为以纪传体为材料来源而以编年体出之的《通鉴》,就必须将材料置于更广阔更复杂的背景下,去综合提炼、剪裁运化,将一系列纪传、裴注融汇到重大政治事件之中,以事统人,重新熔铸成一个个历史链条。比如《通鉴》中的“官渡之战”,它发生在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是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整个三国时期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它决定着曹操统一河北,奠定魏国基业,因此,它自然成了司马光浓墨重彩书写的重要段落。但有关官渡之战的史料却散见于与此战有关人物的传记中,《武帝纪》、《袁绍传》、《荀 荀攸贾诩传》、《郭嘉传》、《于禁张 传》、《李典李通许褚传》、《先主传》、《关羽传》、《孙策传》等篇及有关裴注中,皆有或详或略的此战史料。《通鉴》将其一一提取出来,巧为衔接,妙加组合,集散为整,结构成波澜起伏、首尾完整的故事情节。其中有事件的全过程的详尽描述(包括矛盾起因、发展、高潮、结局等诸多环节),有各集团之间及集团内部的复杂矛盾的充分揭示(诸如曹、袁的矛盾,袁绍集团内部主帅袁绍与谋士沮授、田丰的矛盾,谋士之间的矛盾,谋士与武将的矛盾等),有各阶层各集团共同活动场景的立体展现。在事件叙写与矛盾纠葛中,更充分地刻画出一系列人物的思想性格。从《通鉴》卷六十三所记袁、曹决战的演化过程便可以见其集散为整、重新熔铸的结构功力。与前面的各纪传相比,《通鉴》中的官渡之战情节更集中完整了,矛盾更激烈突出了,人物形象在同一事件的多层对比中,更鲜明生动了。其结构匠心所产生的艺术魅力,远大于各部分简单相加之和。这一战,正好占了一卷的篇幅,占了自黄巾起义至三分归晋这段史事总卷数的二十四分之一。《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官渡之战,自《曹公分兵拒袁绍》始,到《曹操仓亭破袁绍》止,共十九节,若排除《关云长封金挂印》至《刘玄德古城聚义》这虚构的五节,官渡之战占全书的比例也与《通鉴》接近。若将《通鉴》与《三国通俗演义》此段情节参照对读,便可发现二者在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设计与衔接等方面颇为相似。这样,一个事件牵起众多人物,构成一个情节环,一系列情节环由历史运行的时序串连起来,构成一环套一环的完整的大链条。罗贯中《三国》总体结构上用编年,局部章回用列传的结构方式,以及由大大小小的事件组成全书情节链,并在波谲云诡的历史风云翻卷中塑造人物形象的叙事方式与写人方法,显然受《通鉴》的启迪颇多。
二、叙事艺术的典范性

  中国史传的叙事艺术是中国小说叙事艺术之源。先秦史传名著,为长篇叙事实践之肇始,《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纪传体史著又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叙事经验,将中国叙事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至《资治通鉴》出,又融汇前人以编年叙事与以纪传叙事二者之长,在叙事艺术上颇多创获,就对《三国志演义》叙事艺术的影响而言,不仅在串珠成链、剪裁运化、结构设计等宏观叙事艺术上有毕路蓝缕之功,还在具体叙事方法上着《三国志演义》之先鞭。试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1.主线贯穿,环环相扣。《通鉴》往往抓住一定时空矛盾贯穿起来,形成脉络明晰、环环相扣、人物突出的艺术整体。兹以赤壁之战为例说明之。

  赤壁之战乃是决定天下三足鼎立的关键大战,孙、刘联合抗曹便成为《通鉴》第六十五卷的主线。卷首所叙曹操平定并州,北征乌桓,既是六十三卷主线——官渡之战与六十四卷主线———平定青、幽州的尾声,又是本卷主线———赤壁之战的先声,征乌桓还邺后,曹操“作玄武池以肄舟师”,即是为南征作准备。接着又以此主线陆续引出诸葛亮、徐庶、司马徽、庞统等一批俊杰之士,引出三顾茅庐,隆中对策等著名情节,丰富刘备集团的组成,为赤壁之战的展开蓄势张本。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击刘表,赤壁大战的序幕正式拉开。接叙诸葛亮为刘琦谋自安之计,刘琮降曹,刘备败走江陵,张飞据水断桥,赵云救护刘禅等内容。曹操是步步紧逼,刘备是节节败退,情节紧张,扣人心弦。《通鉴》以此主线将《三国志》中散见诸人传记中的这些环节整然有序地穿连起来。转而写赤壁大战所涉三方之一的孙吴动静。战略家鲁肃先出场,他会刘备、诸葛亮于当阳长坂,共同的见识与利益,促使其定下联合抗曹之大计。诸葛亮随即与鲁肃赴江东,说服孙权。周瑜促使孙权下定最后决心,排除了投降派的迎曹主张,然后率军与刘备会合,与曹操遇于赤壁。情节环环相扣地发展至此,作者浓墨重彩铺写的黄盖诈降、火烧赤壁的高潮便水到渠成,曹操败走华容道的结局也顺理成章,势所必然。而本卷末孙、刘抢占瓜分荆州的叙述,则是赤壁之战的尾声。在此主线贯穿下,孙权击黄祖,曹操杀孔融等事件也顺带叙出,既主次分明,又不显散乱。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如诸葛亮、司马懿等初登历史舞台,崭露头角,曹操、刘备、孙权、张飞、赵云、鲁肃、周瑜、黄盖、甘宁、张辽、徐庶、刘琦等人物的思想性格也得到相应的刻画。曹操与孙、刘的矛盾,孙、刘之间的矛盾,孙权集团内部主战派与投降派的矛盾等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也在主要事件的激发下,充分地显示出来。若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赤壁大战情节与《通鉴》对读,便可清楚地看到罗贯中在整个主线的演进过程,各个情节环的衔接,主要人物的出场与活动,各种矛盾冲突的展开等方面,与《通鉴》有颇多相合之处。

  2。场景转换,对比鲜明。场面描写是叙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大的事件是由一系列相互连系的场面组合而成的,如何将这一系列场景衔接与转换,这是每个叙事者(无论他是叙述史实,还是叙述虚构的故事)所必须面对并妥善解决的问题。《通鉴》在这方面既继承前人的叙事经验,又有所创造,在每个大事件,每条主线的演进过程中,时时注意场景的精心设计与巧妙转换,并在各个场景的鲜明对比中突出人物性格,推进情节进展,表达文化寓意。如官渡之战,《通鉴》以精心设计的十余次场景转换来构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推动其向前发展。在场景的转换中,袁、曹两方构成了鲜明的全方位的对比,袁绍与曹操二主帅及双方文武人物的性格得到突出,战争的胜负结局也寓含在对比的场景之中了。赤壁之点所涉曹、刘、孙三方的场景交替转换及三方的交叉多层对比,比官渡之战更加精彩。夷陵之战中蜀、吴两方为主的场景转换中,又插以魏方的坐山观虎斗,三方的对比也煞是好看。《通鉴》的这种场景转换艺术及对比法,与其利用纪传体史料颇有关系。这一系列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场景,本存在于不同人物的传记中,显示着传主的人生历程及思想性格。《通鉴》将其提取出来,系于有关事件中,妙加组合,使这些场景转换自然流畅,对比鲜明,个中体现着《通鉴》作者的艺术匠心。这种艺术匠心为罗贯中所吸收,成为中国小说叙事艺术方法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种。

  3。追叙补充,针线绵密。纪传体史书写人主要是顺叙传主由生到死的主要事迹,描述其思想性格的成长历程。而编年体中人物的出场,则要根据编年叙事的需要在其人生的某一时段出现在史家的笔下,出场前需交代的情况,往往采用追叙法补充之。这样,既使人物性格完整,而又不打乱整个记叙的进程。《通鉴》吸收了纪传体与编年体写人方法之长,将叙事与写人紧密结合起来,在人物于恰当时空出场后,以“初”字(偶尔用“先是”等字样)领起的形式,追叙人物的过去,使其成为整体链条的有机部分。这种细针密线就将人物的过去与现在缝合成浑然天成的整体。兹举典型例证以说明之:

  刘备是在叙述公孙瓒与袁绍的矛盾中出场的,作者追叙了他的家世、性格特征、与公孙瓒、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交往等内容,并将其穿插在各路诸侯讨董卓的事件叙述之中,为以后刘备的展翅翱翔作好了铺垫。

  曹操是在皇甫嵩与波才大战时“将兵适至”,大破黄巾,登上了历史舞台。紧接着便插叙一段有关曹操家世、性格、时人评价等内容,使这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性格相对完整。孙坚死于《通鉴》卷六十所叙攻黄祖之战中,当时并未叙其子孙策的下落。直至卷,方以“初”字领子情况,重点追述交等“交结知名”的事迹,以为孙策坐领江东张本。

  这种追叙补充法有时也用于人物死后的总结,使形象趋于完整。如《通鉴》卷六十九叙刘备伐吴事件中,补叙了张飞“爱礼君子而不恤军人”的性格特征及刘备对他“鞭挝健儿”的劝戒,又引了陈寿对张飞的评语,这就揭示了他被帐下杀死这种悲剧结局的内在性格原因。再如:《通鉴》卷六十六周瑜死后,又以“初”字引出其当年对孙权“先尽敬”之忠心,补叙了他对程普“折节下之”的友情,这就使周瑜的性格更为丰富。

  这种补叙法有时还用于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以使事件首尾完整,因果明晰。如袁绍死后,作者补叙了他在立嗣上的犹疑不决,这既揭示了他多谋而少决的性格,又为此后袁谭与袁尚兄弟相争作了过渡与铺垫(见卷六十四)。《通鉴》卷六十八在曹操立曹丕为太子后,补叙了曹操在立丕与植二子上的犹疑及听取臣下意见的最后抉择。这就既叙明了此问题的前因后果,又刻画了曹操父子的性格,还与袁绍立嗣构成鲜明对比。

  据粗略统计,《通鉴》三国部分共用“初”字135次,平均每卷有五次之多。其叙事功能值得细致研究。这种补叙法在《三国志演义》当中,虽已消去了以“初”字领起的形式,而代之以“昔时”、“先说”、“却说”等小说家的表达方式,但在思维方式与转换时空、缝合情节等叙事艺术方面的源流关系是无法否认的。
三、锦上添花的形象化

  从史家的语言风格说,大体有两种倾向:一是追求言简意赅,这以《春秋》为代表;二是追求文采生动,这以《史记》为典型。相比之下,显然后者的文学性更强,更有艺术魅力。就《三国志》而言,总体上应属于后者,但由于陈寿过分追求语言简洁,其文采稍逊于《史记》。作为史学“两司马”之一的司马光学习司马迁的语言风格,在辞能达意、准确洗练的前提下,讲求语言的形象化与文采化,形成自己个性化的语言风格。就三国史部分说,这种语言特点,对上为《三国志》锦上添花,对下为 
《三国志演义》添砖加瓦,其承前启后之功不应埋没。

  首先,语言的形象化用之于人物,有突出其神态、心理、性格的艺术功能。且看下面表中的例子比较:

  《三国志•董卓传》  遂废帝为弘农王。寻又杀王及何太后。立灵帝少子陈留王,是为献帝。

  范晔《后汉书•董卓传》百僚大会,卓乃奋首而言曰:“……”公卿以下莫敢对。卓又抗言曰:“……”坐者震动……卓大怒,罢坐。

  裴注引《献帝纪》 卓谋废帝,会群臣于朝堂,议曰:“……”尚书卢植曰:“……”卓怒,罢坐,欲诛植,侍中蔡邕劝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复大会群臣曰:“……”。

  《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卓大会百僚,奋首而言曰:“……”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对。卓又抗言曰:“……”坐者震动。尚书卢植独曰:“……”卓大怒,罢坐。将杀植,蔡邕为之请,议郎彭伯亦谏卓曰:“……”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于上谷。甲戌,卓复会群僚于崇德殿,遂胁太后策废少帝,曰:“……”袁隗解帝玺绶,以奉陈留王,扶弘农王下殿,北面称臣。太后鲠涕,群臣含悲,莫敢言者。

  《三国志通俗演义》 卓曰:“……”诸臣听罢默默无言,各低头觑地。……董卓与百官曰:“……”卢植立于筵上曰:“……”董卓大怒,拔剑向前欲杀植。侍中蔡邕,议郎彭伯谏曰:“……”卓乃止,但免植官,遂逃难而隐于上谷……卓按剑曰:“……”群臣惶怖,莫敢对。……卓掣剑在手曰:“……”卓叱左右曰:“……”少帝号哭,百官惨惨然。卓呼太后去服候敕,太后哽咽,群臣含悲。
   
  《三国志》只是史实的简约叙述,并未直接描写董卓的形象。裴注增加了“卓怒”的神态描写,但还过于简单。《后汉书》中的形象性又有所加强。《通鉴》则在吸取三者史料的基础上,把人物形象描写明显突出了。既描写了董卓“奋首而言”,“抗言”、“大怒”的神态,揭示了他暴虐横行的性格,又刻画了太后与群臣的惶恐悲伤神态,揭示了他们悲哀而又惧怕的心理。《通鉴》比前人所增加的形象化描写全被罗贯中纳入《三国》中。

  其次,语言的形象化用之于场面描写,有再现历史画面的艺术魅力。形象化愈强,场面愈真实可感,艺术魅力愈大。且看各书对写:

  《三;周瑜传》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烦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裴注引《江表传》、《山阳公载记》 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后,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 

  《山阳公载记》: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  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

  《三国志通俗演义》 船到操寨,隔二里水面,黄盖用刀一招,前船一齐发火。火趁风威,风趁火势,船如箭发,烟火涨天。二十只火船撞入水寨,所撞之处,尽皆钉住。隔江炮响,四下火船齐到,但见三江面上,火逐风飞,一派通红,映天彻地。……曹操当日引军走华容道。……此时军已饿乏,众皆倒地。操喝令人马践踏而行,死者不可胜数。号哭之声,于路不绝。  
  
  这里包括火烧战船与烧后逃遁两个场面。前者又可分为点火之前,火烧情景与烧之后果三个段落。总体上看,《周瑜传》与《江表传》皆注重了语言的形象性,但各阶段的描写又各有所长,各有其短,《通鉴》乃扬其长避其短。点火前的描写以《江表传》更形象更细腻,故为《通鉴》取之,又加“余船以次俱进”,以增强整体形象的前后呼应。火烧情景描写,二者各有所长:“火烈风猛”优于“时风盛猛”,虽同是四字,后者却含有火与风两种形象,且借助于火烈才能具体感受到风猛的程度,形成其画面感。“烟炎张天”优于“飞埃绝烂”,不仅绘出了江上岸边的壮丽画面,而且突出了烟火通彻天地的浩大气势。烧之后果以《周瑜传》为优,“人马烧溺死者甚众”一句,与火势描写相得益彰。《通鉴》择善而从,浑然一体,又妙加点化,一字千钧。“船往如箭”虽只改变一个词序,却凸现出船疾速前进的主动性。“雷鼓大震”虽仅改一“进”字,却渲染出了其巨大声势。烧后逃遁场面的描写以《山阳公载记》为更具体更形象,曹军狼狈之态,历历在目,故为《通鉴》所用。以“走”代“归”的改写,准确而形象地凸现了曹军奔逃的情状,引出后文的凄惨画面,并与之情调和谐一致。从比较中可知,《通鉴》更形象更生动更完整地再现了这壮观的历史画面。这又为三国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语言上的典范与描写上的基础。《三国志通俗演义》在两个场面的组接与具体描写上,得益于《通鉴》尤多。其“船如箭发”显然来自“船往如箭”。将华容道逃遁与火烧赤壁组成连续情节之构思,也是借鉴了《通鉴》的成果。

  再次,语言的形象化用之于事件叙述,有增强表现力与感染力的特殊效果。《通鉴》对《三国志》的锦上添花式的形象化改造,就具有这种奇妙的艺术效果。且看表中之例: 

  《三国志•董卓传》  长安士庶咸相庆贺,诸阿附卓者皆下狱死。 

    《资治通鉴》卷六十  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弟、璜等及宗族老弱在,皆为其群下所斫射死。

   三国志通俗演义•王允授计诛董卓 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头,至于碎烂。将李儒绑在街市时,百姓过者争啖其肉。城内城外,若老若幼,踊跃欢忻,歌舞于道。男女贫者尽卖衣装,酒肉相庆曰:“我等今番夜卧,皆可方占床席也!”卓弟、兄子璜等皆悬四足于城市。但是卓门下附势者,皆下狱死。

   陈寿写应,用的是典型的史家叙述笔法,体现了他“意务简洁到了司马光的笔下,在吸收裴注引《英雄记》与范晔《6;董卓传》有关语句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番形象化、通俗化的再加工,同样的内容被描写成一幅幅气氛浓烈、可视可感的生动画面。《三国志》原文的“庶”被通俗化明确化为“百姓”,且提到了反应强烈者的首位,这正是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作史宗旨的具体表现。原文中的“士”又被扩大为“士女”,使欢庆的范围增加了一倍。“咸相庆贺”的抽象概括,被具体化为“歌舞于道”、“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填满街肆”等一幅幅画面,共同组成一整幅载歌载舞、举酒相庆、人流滚滚的欢庆图画,其表现力、感染力与文学性显然大大超过了《三国志》原文。到了罗贯中的笔下,一再突出百姓的情绪反应,一再强调男女老幼的欢庆范围,则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锺事升华。
四、结论和余论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是三国题材由历史到小说演化史中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在将纪传体的三国史料系之以编年且熔铸成完整的历史画面方面,为后代三国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思维方式上的启迪与宏观结构上的范例。而在熔铸过程中所运用的叙事艺术方法,丰富了中国叙事学的理论与实践,为后代三国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与具体操作的方法。它在语言文字上形象化、文采化与通俗化的艺术加工,增加了史书的文学性,为罗贯中创作《三国》提供了文学语言运用的典范,作好了细节上的准备。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说,司马光的思想文化观念对后代三国题材的创作尤其是对罗贯中之《三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司马光把皇帝分成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种类型的帝王论思想(见《稽古录•论序》),司马光把儒分成君子、小人,俗儒、真儒、大儒等层次,并举例论述的儒士论思想①(①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臣光曰”,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第2册,第881页。),对罗贯中塑造各色帝王形象与各种儒士形象不无启发意义。再如:司马光把人才从才德关系的角度分成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等类别的才德论思想①,对罗贯中为笔下群像从德、才两个角度定位的人才观,提供了理论的依据与双向观照的视角。《资治通鉴》成书八十九年后,袁枢编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袁枢按“司马公之微旨”,以“事”为经,撷取《资治通鉴》书中的重大事件,分门别类,“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宋史》卷三八九《袁枢传》),按事件的首尾始末,联为一体,独立成篇,定为239个题目,然后摘抄《通鉴》成书。就三国史部分而言,他将其梳理为19类,各立题目,在每个题目内依时间顺序系统叙述,简明扼要,眉目清晰,使之更加系统化、故事化。从而避免了编年、纪传二体的缺失,创造出与二者并列的纪事本末体②。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兼有纪传、编年二者之长的优点,尤其是在叙事方面的集中化、系统化、完整化、故事化等长处,对罗贯中创作《三国》也有一定启发与影响。

    此外,南宋理学家朱熹也利用《资治通鉴》的史料,自定体例,编成《资治通鉴纲目》,开创出新的史书体例——纲目体。纲者,乃用大字书写,既是史实之提纲,具有标题之功能,又表达出编者对人、事的看法。目者,乃以小字双行书写,以分注形式叙述细节。这种体例有纲有目,眉目清楚,也有自己的长处。它对罗贯中《三国》的影响主要是在以蜀汉为正统的尊刘抑曹方面。此外,在嘉靖本回目与《资治通鉴纲目》条目的比较中,也可看出在故事结构单元上二者的某种联系③。

    凡此,在《资治通鉴》问世后的南宋时期,作为《通鉴》支流的《通鉴纪事本末》与《资治通鉴纲目》,形成了双峰并峙的态势,各有所长,难分轩轾。就对后世三国题材的影响说,袁氏之作主要在叙事学方面,朱氏之作主要在思想倾向上。由于二者的取材范围没有超出《资治通鉴》,故对罗贯中《三国》的影响可视为《资治通鉴》之影响的延伸与强化。
注释:

  ①见《通鉴》卷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的臣光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第1册,第14页。 
  ②章学诚对此新体有全面的总结性的评价:“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文史通义•书教下》,见中华书局1994年3月第1版《文史通义校注》第51-52页。) 
  ③如嘉靖本卷十五“刘玄德智取江中”“刘备进位汉中王”等回目,与《资治通鉴纲目》第14卷“夏五月,操引还,备遂取江中”;“秋七月,刘备自立为汉中王”等条目,在用语上有相似之处。卢庆滨《史书中的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中有嘉靖本回目与《资治通鉴纲目》条目名称的详细比较,可参看。

[参 考 文 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刘知几。史通: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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