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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的三公及诸卿

2016-10-27 15:08|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4239| 评论: 0

摘要:   前已叙及,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进爵为魏公,开始建立魏国政权,初设尚书、侍中、六卿。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操为魏王,进一步加强统治机构,以钟繇为魏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

  前已叙及,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进爵为魏公,开始建立魏国政权,初设尚书、侍中、六卿。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操为魏王,进一步加强统治机构,以钟繇为魏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钟繇因其所辟西曹掾魏讽谋反而免职。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操死,子丕继位为魏王,以华歆为相国,贾诩为太尉,王朗为御史大夫。同年,丕代汉为帝,复置三公官,改相国为司徒,名列太尉之后。改御史大夫为司空。以贾诩为太尉,华歆为司徒,王朗为司空。黄初四年(223年),贾诩死,仍以钟繇为太尉。从三公各自的职务言:太尉主兵事;司徒主民事,司空主水土事。凡国家有大兴造、大疑难事,三公共同讨论。国家有过失,三公共同进谏。在西汉初期,丞相的权力还是较大的:他上辅皇帝,下领百僚,可以推荐三公以下的官吏。丞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向皇帝奏请,辄诛犯罪官吏;丞相总领郡国计簿,负责对郡守、县令进行考绩。景帝、武帝不断削弱丞相权力。原先太尉官阶低于丞相,武帝废太尉,封外戚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是为最高武职。武帝临终,令外戚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佐昭帝。尚书原为少府属官,其长官尚书令的秩位亦不过相当于县令,职责是给皇帝管理文书。臣民上书,先由尚书拆阅,以决定是否上呈给皇帝。这样遇有重要事件,不领尚书事的丞相事先就不知道。说明外朝丞相的实权已为内朝领尚书事的大将军所取代。刘秀重建东汉政权后,鉴于权臣王莽篡夺政权的教训,继续削减相权,三公的权力更形下降,三公不领尚书事,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曹操迎献帝都许后,以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一些军政农经大事,曹操多与荀彧商议处理。荀彧推荐了许多人担任要职。曹操所以能独揽大权,并非由于他为司空和丞相,而是由于他手握强兵,这是权臣揽权的特殊情况,那时担任御史大夫的郗虑,亦不过处处秉承操的意旨办事而已。

  曹魏三公并无多少实权,《三国志》卷24《高柔传》言:

  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柔上疏曰:“……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

  以上是黄初四年(223年)廷尉高柔给曹丕上疏所说的话。自属可信。三公虽无决策大权,毕竟宫高禄厚,又有学行资望,且可辟用掾属,故仍为臣民所慕仰,也受到皇帝一定程度的尊礼。如曹丕有一次望见钟繇、华歆、王朗,而对左右日:“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那时,钟繇有膝疾,华歆亦高年疾病,朝廷即令二人乘舆上殿就坐。“是后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时人对物色三公人选亦持严肃态度。如散骑侍郎孟康推荐崔林任司空时说:“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诚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义之士,足为海内师表者”。徐邈因朝廷任命自己为司空,乃叹曰:“三公论道之宫,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贾诩足智多谋,又有拥护曹丕为太子之功,可是当贾诩被丕任命为太尉后,仍旧受到孙权的讥笑。说明当三公者仅有智能而无德望,仍受人讥议。《三国志》卷49《士燮传》载,当交州刺史丁宫被征还朝时,对其属吏士壹说:“刺史若侍罪三事,当相辟也”。后来丁宫当了司徒,果然辟士壹为掾属,说明三公有自辟用僚属之权。又如《三国志》卷11《袁涣传》载,陈郡袁涣为郡功曹,“后辟公府,举高第,迁侍御史。”按魏晋礼制,诸卿见三公,都要跪拜,桓范被任命为冀州刺史,他不愿受镇北将军吕昭的节制,谓其妻曰:“我宁作诸卿,向三公长跪耳,不能为吕子展屈也”。正因为三公位尊望重,所以当曹爽辅政时,吏部尚书何晏掌管用人大极,威势显赫,但他仍找管辂占卜,问己能否当上三公。由此可知在三国初期,三公虽无实权,但仍为时人尊重。不仅舆论界对之有较高的要求,就是被任命为三公者也往往严格要求自己,不改玷辱这样崇高而需符众望的职任。  曹丕代汉为帝后,先以夏侯惇为大将军,继以曹仁为大将军、大司马。黄初七年(226年)曹丕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曹叡。曹叡即位,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以上,太傅、大司马、大将军秩位均在三公上,唯骠骑大将军稍低于司空。曹叡临死,余人皆去世,只剩下了官为太尉的司马懿。曹叡用刘放、孙资议,特地提拔了曹真之子武卫将军曹爽为大将军,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少主曹芳。爽、懿共督中外诸军、并领尚书事。至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兵变,一举诛灭曹爽兄弟及其亲党。自是之后,魏政全归司马氏,于是往日皇帝成为傀儡的局面再次出现,三公亦惟司马氏之马首是瞻,谈不上有什么权柄了。

  底下,谈谈曹丕、曹叡统治时诸卿官职情况。

  太常秦时叫奉常,汉景帝改称太常,王莽称秩宗(秩,职也;宗,祖庙也。秩宗主要掌管有关宗庙祭祀等事宜)。东汉又恢复太常之名(常,是庙中引神的旗帜)。太常掌祖庙祭祀事。太常的主要职掌既是祭祀,故经常素食。《汉官仪》载谚语曰:“居世不谐为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既作事,复低迷”。  建安十八年(213年)魏国始建社稷宗庙。二十一年始置奉常、宗正官。黄初二年(221年),由于孙权遣使奉章表示归服,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太和三年(229年),洛阳宗庙建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大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青龙二年(234年)汉逊位皇帝山阳公薨,使使持节行司徒和洽吊祭。正始二年(241年)少帝曹芳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

  由上可知,太常的职务主要是祭祠祖宗、天地、圣贤及前往封拜重要属国之王等。太常的属官有太史、太祝、太宰、太药、太医、太卜六令丞及博士祭酒等。

  光录勋 秦称郎中令,汉武帝改称光录勋。王莽称司中。东汉又称光录勋。曹操为魏公后,设郎中令。黄初元年又称光录勋。

  光录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勋与阍同音同义,阍者掌守宫殿门。光录勋除守卫宫门外,还不时侍卫皇帝,有时给皇帝传送诏旨,备顾问及进谏。曹魏时担任郎中令或光录勋者有袁涣、王修、和洽、崔林、高堂隆、缪袭、卢毓、王肃等。从以上诸人传看,并未留下什么事迹,这是因为宿卫宫殿门户事情比较单调,且宫闱事密,鲜为史家所知。同时激循宫内者尚有卫尉,宫外则有司隶校尉担任监举犯法者,故光录勋的职务并非很重要。如卢毓原为吏部尚书,曹爽为了把用人大权收归自己,乃以其亲信何晏代毓,而出毓为廷尉,旋又转毓为光录勋。说明光录勋的权限不仅逊于吏部尚书,且也逊于廷尉。只是光录勋毕竟接近皇帝,故向皇帝进谏的机会亦较多。如高堂隆为光录勋时,向魏明帝上的谏疏即以深刻著称。

  光录勋所以又称郎中令,即因属下多郎,为郎者多由父祖荫庇,靠自己德行才力而进者是少数。郎是官吏的候补者,因郎常在皇帝左右,所以容易升迁,两汉时由郎出身的官吏甚多。

  光录勋的属官有谒者,掌宾赞受事,其长官称谒者仆射,亦名大谒者。

  光录勋的属官还有三都尉: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副车马匹(魏晋之后,尚公主者必拜此宫);骑都尉,领羽林骑。

  一些旧史书谓光录勋属下有大夫、中郎将等官,但从三国史笈观之,光录勋并无如此大的权力。如《三国志》卷14《蒋济传》言曹丕代汉后,蒋济“出为东中郎将……入为散骑常侍”,及统领诸军镇守合肥的大司马曹仁死后,蒋济复“为东中郎将,代领其兵”。手握重兵的蒋济,决非光录勋所能领导。至于前时五官中郎将的担当者乃是曹丕,这种五官中郎将乃系“为丞相副”,高出所有文武百官。《晋书》卷30《刑法志》言:  其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康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

  以上的常侍、侍郎、议郎等都是名臣硕儒,亦非光录勋所能领导。我们阅读古书,宜结合当时具体情况进行探讨,不可墨守书本上文字规条。

  卫尉 秦代即有是官,汉景帝一度改称中大夫令,不久即恢复原名。卫尉掌宫门卫士,徼循于宫中。卫尉寺在宫中,其属官较著名的是公车司马今,简称公车令,掌警卫司马门。经过司马门的人都要下车步行。公车是官署名,凡臣民上书和被征召者,都由公车接待。《史记》卷126《滑稽·东方朔传》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三国志》卷19《陈思王传》言:曹“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可见不得曹操特允,都不能私自开司马门及行驰道中。

  太仆 秦汉皆有是官,王莽一度改名为太御,职务是给皇帝供应车马。有时太仆亲自为皇帝驾车。养马是太仆职务之一,《汉书》卷5《景帝纪》言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养马处)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曹魏养马情况、史书失载,然据《后汉书》卷84《列女·董祀妻》载蔡文姬对曹操说:“明公厩马万匹”,则曹魏养马当必不少。太仆既常接近君主,又执掌马政,故职位亦非无关紧要。

  廷尉 秦时即有是官,汉景帝改称大理,自后或称廷尉,或称大理。魏初称大理,曹丕改称廷尉。廷尉掌刑法狱讼,“廷”字系直、平之义,治狱贵直而且平,故以为号。古代凡掌贼盗及掌司察之官皆称尉。言以武力为后盾也。廷尉是各地上诉的最高司法机构。《三国志》卷24《高柔传》载: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归,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

  经过廷尉高柔设法断案,确定为同营士焦子文借钱害命。由是朝廷颁发“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同上传又载:

  (文)帝以宿嫌,欲在法诛治书执法鲍勋,而柔固执不从沼命。帝怒甚,遂召柔诣台(《资治通鉴》胡注谓:台指尚书台)。遣使者承旨至廷尉,考竟勋,勋死,乃遣柔还寺。

  以上材料说明专制皇帝可以枉法杀人(但此举失人心,后来司马氏专魏政,群臣反对司马氏者甚少,未必与此类事无关)。廷尉高柔能依法不从诏命,总算有一点护法行为。汉魏时,大臣有罪或皇帝有诏命,则“召致廷尉”,即被送到廷尉寺作最后处理,故大臣闻之多自杀。  廷尉的属官有大理、大理平、大理监,是为廷尉三官,廷尉对案件的判决,三官还可以提出驳议。如《三国志》卷12《鲍勋传》言:

  (文)帝从寿春还,屯陈留郡界,太守孙邕见,出过勋。时营垒未成,但立标埒,邕邪行不从正道。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勋以堑垒未成,解止不举。大军还洛阳,曜有罪,勋奏绌遣,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诏曰:“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驳:“依律罚金二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帝不许,遂诛勋。勋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莫不为勋叹恨。

  由上可知,法律并不能约束皇帝的淫威,然而,三官总算可以提出自己的异议,毕竟比世人皆钳口不言好一点。又如《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言:

  司马芝……迁大理,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赃物先得而后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诬服。诬服之情,不可以折狱。且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从之义,不亦可乎!”太祖从其议。

  司马芝的话,虽不合乎应把每一案件搞清楚的道理,但在专制法律动不动就酷刑拷打、每每冤杀无辜平民的残虐情况下,还是不无可取的。

  大鸿胪 秦称典客,汉景帝改称大鸿胪。王莽称典乐,东汉三国均称大鸿胪。大鸿胪掌与诸侯国及少数民族有关事宜。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因阴谋夺取荆州,遣使表示降操。及黄武元年(222年)孙权大败刘备后,又复叛魏。魏三公奏请“免权宫,鸿胪削爵土”。说明鸿胪是掌管属国和少数民族事务的。曹丕对兄弟诸王颇苛刻,“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对曾与他争夺太子宝座的曹植更“事事复减半”。还不时向藩国调发士息。后来曹植向曹叡上书言:“被鸿胪所下发士总书,期会甚急。”可知向藩国调发士息,亦属大鸿胪职责之一。“鸿”,大也;胪,传也。皇帝接见诸侯或属国酋长时,掌赞礼者大声传呼之,故称大鸿胪,又称典客。传呼声与乐声并作,故王莽名之曰典乐。大鸿胪最经常的职掌即典诸侯王等朝见天子的礼仪。 

宗正 亦秦宫,汉平帝时,王莽专权,改称宗伯。莽代汉,并其官于秩宗(太常)。东汉复称宗正。掌皇族与外戚事务。两汉皆以刘姓宗室充任。就史书所见,曹魏时任宗正者仅有曹恪、曹楷,分别见于《晋书》卷19《礼志上》及卷31《后妃·文明王皇后传》。未叙有具体事迹。魏既苛待亲族,又禁外戚干政,宗正之职自然处于无关紧要地位。司马氏专魏政之后,更以光录勋郑袤兼领宗正,表明宗正更不受重视了。

  大司农 秦名治粟内史,景帝改称太农令。武帝改称大司农。王莽先改羲和,继名纳言。东汉复名大司农。魏初设大农,黄初二年(221年)改大司农。蜀、吴亦各有大司农。《后汉书·志》第26《百官三》言大司农的职掌说:

  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又有廪牺令,六百石,掌祭祀、牺牲、雁鹜之属,及洛阳市长、荥阳敖仓官,中兴皆属河南尹,余均输等皆省。

  大司农到东汉时,虽仍说掌钱谷,但也只掌国家钱谷的不大部分,且主要附属机构已不存在,故经济颇形拮据。

  三国为扰攘多事之秋,大司农的经济收入自然更差,因之只能供给一些如同水利工程之类的兴建工钱,如《水经注》卷9《沁水》注引《魏土地记》载魏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给魏明帝上表曰:

  臣被明诏,兴河内水利,臣既到检行……方石可得数万余枚,臣以为方石为门,若天亢旱,增堰进水……经国之谋,暂劳永逸,圣王所许,愿陛下特出臣表,敕大司农府给人工,勿使稽延,以赞时要。

  由上可知,大司农的职掌之一是为兴修水利等事业出雇工钱。我们前已言及,典农官并不隶属于大司农。假若大司农是司马孚的顶头上司,他就不会绕过大司农而请求皇帝转“敕大司农府给人工”了。据《后汉书》卷41《钟离意传》:

  钟离意……显宗即位,征为尚书,时交址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诏班赐群臣……时诏赐降胡子缣,尚书案事,误以十为百,帝见司农上簿,大怒,召郎(尚书郎),将答之。意因入,叩头曰:“过误之失,……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轻,咎皆在臣,臣当先坐。”乃解衣就格(榜床)。帝意解,使复冠而贳郎。

  由上可知,朝廷没收贪官赃物,交由大司农保管。赏赐少数民族的纺织品由大司农拨发。但这些物资的调入和拨发,都不由大司农作主,大司农的职责只是保管。至于把物资发放给谁及数额多少,均由尚书秉承皇帝的意旨行事。故数字有错,也只能归罪于尚书,而与司农无关。曹魏时,国有土地多由典农官管理和耕种,曹魏以谒者仆射监盐官,以司金中郎将掌制铁器,至于军粮调拨,特设有度支尚书管理。吴国亦设有节度官掌调拨军粮,所以三国时的大司农职权比东汉时还要缩小,自不待言。

  少府 秦和两汉均置少府,王莽称共工。少府与大司农同管财货。大司农管国家财货,少府管供养皇帝。《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言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后汉书·百官志》言:“少府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少府在诸卿中属官最多,机构庞大。其中最重要的属官是尚书、侍中及御史中丞,其权柄之大,超过少府本职,此容后再作叙述。少府属官见于三国史笈者有守宫令、尚方令、御府令等。守宫令掌御用纸、笔、墨、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荀彧于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即曾“拜守宫令”。尚方令,掌制御用刀剑弩机诸上好器物。《三国志》卷24《王观传》言:

  王观……徙少府,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村,及诸私用之物。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观守法,乃徙为太仆。

  御府令,《宋书》卷39《百官志》言御府“典宫奴婢作亵衣服补浣之事”。《三国志》卷55《蒋钦传》言孙权赞叹蒋钦“在贵守约,即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又《三国志》卷25《杨阜传》言:

  阜(时为少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闻而愈敬惮阜。

  由上可知,连身为少府的杨阜都不知后宫人数,而必须向御府吏询问。御府吏因常给后宫人员制作衣服,故能知之。御府吏连其顶头上司杨阜都不敢告知,说明皇帝对后宫人数的保密异常严厉。杨阜曾因年凶民饥,军用不足,而上书请曹叡“发明诏,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说明少府所属部门供皇室吃穿玩乐的珍奇宝物必然很多。

  以上太常、光录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九个职官通常称之为“九卿”。以上杨阜在责数御府吏的话中,也提到“九卿”。与九卿同级别的还有执金吾及将作大匠等。

  执金吾 秦称中尉,汉武帝改执金吾。王莽称奋武。东汉复称执金吾。魏先称中尉,黄初元年(220年),改称执金吾。职掌为宫外巡卫。吾当御讲,言执金革,以御非常。卫尉巡行宫中,执金吾则徼循京师。天子出行,执金吾为先导。《后汉书·志》第27《百官志四》刘昭补注引《汉官》曰:  执金吾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世祖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

  执金吾的属官有武库令,主兵器。司马懿发动夺权兵变时,先部勒兵马,占据武库。史书叙述曹爽的罪过亦称爽擅取“武库禁兵”。可见武库中所藏之兵器颇为掌权或欲夺权者瞩目。

  将作大匠 秦称将作少府,景帝改将作大匠,掌修建宫室。《后汉书·百官志四》言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本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注引《汉官篇》曰:“树栗椅桐梓”。可见统治者对自己生时及死后的享受都同样注意。广植树木既美化环境,也可增产建筑木材。曹魏直臣杨阜任将作大匠时,对明帝好治宫室等弊政,曾上疏谏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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