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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东临”的“碣石”究竟在哪里?

2016-7-10 10:50|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975| 评论: 0|原作者: 董宝瑞

摘要: 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抚今追昔,吟出了脍炙人口的《浪淘沙·北戴河》,一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使被简称之为“碣石”的碣石山这个古今有名的观海胜地成为一个惹人注目的历史地名, ...

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抚今追昔,吟出了脍炙人口的《浪淘沙·北戴河》,一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使被简称之为“碣石”的碣石山这个古今有名的观海胜地成为一个惹人注目的历史地名,引起了学术界及各方面人士多年的密切关注。

关于碣石山,传统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沦于海说,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有关记述,以为古碣石山在六朝以后业已沉沦入海,其沉沦之地约在与昌黎县比邻的乐亭县附近的渤海海域;一是古今碣石为一山说,即认为古碣石山即今昌黎城北的碣石山,碣石山在近两千年从未沉入海底,一直巍然耸峙在渤海近岸。自从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谭其骧在1976年第2期《学习与批判》发表《碣石考》,断然否定传统的“碣石沦海”说之后,古今碣石为一山说已成定论,被《辞海》、《辞源》等辞书广泛采用。近30年来,碣石考辨在否定沦海说的基础上又出现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在碣石山一带沿海还有一柱被一些古人认为是“碣石”的峭岩;多年间,海内外报刊陆续发表有一定数量的碣石考辨文章及相关报道,碣石山邻近地区的一些秦汉建筑遗址发掘也直接涉及这一问题。近些年,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碣石”异说,山东省无棣县一些人士依据明、清时刘世伟、顾炎武等学者有关“碣石”的考证文章,认为《禹贡》记载的“碣石”当为无棣马谷山,并且提出新的见解,断定古今诸多学者所认为的曹操当年“东临”的“碣石”是今昌黎城北的碣石山,或曰在昌黎碣石山一带,是完全错误的,而曹操当年“东临”的“碣石”应在马谷山。他们的这一说法,集中体现在由郭云鹰主编的《禹贡碣石山》(济南出版社20029月第1版)一书的几篇文章之中。

郭云鹰作为《禹贡碣石山》一书的主编,在《禹贡碣石山》一书中亲自撰有《曹操东临之碣石在无棣》。在《曹操东临之碣石在无棣》一文中,郭云鹰为把曹操“东临”的“碣石”,说成是山东省无棣县距海有25公里,海拔63.4米,方圆0.39平方公里,号称“鲁北第一山”的马谷山,独出心裁地把曹操当年吟出的《碣石篇》(一作《步出夏门行》)的时间向前推了一年,认为《碣石篇》不是曹操在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九月北征乌桓凯旋归来所吟,而是曹操在东汉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八月“东讨海贼管承”时所作。辑入《禹贡碣石山》一书的徐景江《从〈步出夏门行〉探寻曹操东临之碣石》、刘玉文《曹操何处临“碣石”》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那么,“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果真众人皆醉我独醒,像《禹贡碣石山》一书中所说的,不是曹操在东汉建安十二年秋天北征乌桓归来途经碣石山所吟,而是在此之前一年的秋天到山东半岛“东讨海贼管承”所作吗?非也!笔者细细研读这几篇文章,发现曹操在“东讨海贼管承”时“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说法,是根本经不住推敲的,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翻阅《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不难发现,其中确实有关于曹操在建安十一年八月“东讨海贼管承”的记载:“公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遣乐进、李典击破之,承走入海岛。割东海之襄贲、郯、戚以益琅邪,省昌虑郡。”而《资治通鉴》亦循之记有:“曹操东讨海贼管承,至淳于,遣将乐进、李典击破之,承走入海岛。”“淳于”在何地?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不难发现原为古淳于国地的汉朝淳于县,故址在无棣县东南约200公里的今山东省安丘市东北某地。也就是说,在那一年春天结束刺史部设在今山西太原一带的并州战事的曹操,在那一年秋天的确曾经率领大军渡过黄河,进抵山东半岛西部的今安丘一带“东征海贼管承”;当时,曹操派大将乐进、李典击破了刺史部设在今山东临的青州沿海地区作乱的“海贼管承”布下的阵营,迫使管承率众退走“海岛”。关于管承,史书对其生平记述极少,现仅查到张作耀所著《曹操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10月第1版)有曹操在“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平定并州之后,自西向东长驱淳于(今山东安丘北),遣李典、乐进讨伐长广(今山东莱阳东)起义军管承”的记述。从张作耀《曹操传》的记述看,管承当是当时战斗在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另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紧接记有“割东海之襄贲、郯、戚以益琅邪,省昌虑郡”看,“海贼管承”作乱的地方,可能不仅在青州刺史部东部的北海国(淳于在占据山东半岛南部大部分区域的东汉北海国境内,在中部偏西部位)与东莱郡(长广在山东半岛北部的东莱郡与北海国东北部交界部位),还包括与这两个郡国毗连的徐州刺史部北部的琅邪国,即时称“东海”的黄海沿海一带,也就是如今的山东省东部沿海地区。不然的话,曹操是不会把徐州刺史部的东海郡的襄贲(今山东省郯城县东北)、郯(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时为东海郡治)、戚(地处微山湖畔的戚县)等县并入琅邪国(都邑在今山东省临沂市北的开阳),并废除昌虑郡(昌虑城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北偏南)了;而“海贼管承”退走的“海岛”,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渤海与黄海交接海域的长岛等岛屿,一种可能是青岛附近的黄海海域的灵山岛(当时正处于北海国、东莱郡和琅邪国交汇地区的附近海域)等岛屿,从当时的情形看,以后者的可能性为大(不然曹操就没必要“割东海之襄贲、郯、戚以益琅邪”了)。此外,台湾学者陈文德编写的《曹操》一书也有“建安十一年八月,曹操率张郃、乐进、李典渡黄河,向东征讨青州海滨郡县的海盗头目管承”的记述。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相当简约的记载中,是根本看不出曹操是用兵在古黄河口一带(当时的黄河口在今山东利津一带),特别是当时属于冀州刺史部的勃海郡(郡治在今河北南皮)的沿海地区的(当时今无棣县境分属在当时的黄河口北岸的青州平原郡东北角的厌次县和勃海郡东南部的阳信县,无棣县城和马谷山在阳信县境)。从地图上看,若是“海贼管承”在黄河北岸的冀州刺史部勃海郡的时称“勃海”的渤海沿岸地区作乱,率领精兵强将、精通兵法的曹操,就不会渡过黄河“至淳于”去建立“东征海贼管承”的基地,而是直接扑向黄河北岸的沿海地区去“击破之”了。那样的话,史书则不会记其“东征”,而是记其“北征”了。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绘制的东汉时期冀州刺史部图面上,不难查知,东汉末期的冀州勃海郡在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大本营——冀州魏郡的邺城(今河北磁县一带)的东北方向,且有点偏于北。曹操用兵“东征海贼管承”,主要是在青州东部的北海国(郡治剧县,今山东昌乐附近)腹部,在北海国境内汶水东岸的淳于安营扎寨,指挥军队与“海贼管承”交战于莱西、莱阳一带的黄海沿海地区,安定的是鲁东的沿海地带(包括南与北海国相邻的琅邪国等地)。战事如此,他怎么会由安丘往西北行三四百里,并且再次渡过黄河,到今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地带的无棣县境一座海拔60余米,如今距海25公里,当时距海至少5公里,时名“盐山”的小小山丘,去搞所谓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呢!若说曹操率领大军是先由邺城往东北行,经过冀州的清河国(亦当涉足青州的平原郡北部),先去勃海郡,再折向东南,渡过黄河,绕一个大弯子,抵达淳于,这样勉强可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可惜史书惜字如金,并没有这样记载,而是明明白白地记载的是“东征海贼管承,至淳于”,而“淳于”恰恰在邺城的正东方向。此乃由西而临淳于,或曰由西而临复zèng(淳于之西有山名“甑”),并非由南而临勃海,或曰“南临阳信”(时马谷山在勃海郡东南部的阳信县境),何以由此奢谈什么“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呢!这不能不叫人怀疑,立论者是否有点太痴情无棣马谷山为古碣石山之说,臆想和武断的成分太多了些。也许是为了自圆其说,徐景江在《从〈步出夏门行〉探寻曹操东临之碣石》一文,为强说曹操当时“必经冀州渤海郡和青州的北部,而在此范围(即现天津以南、济南淄博以北)内,唯有突兀于渤海边的无棣(汉时属冀州渤海郡)马谷山这一座山体”,甚至不顾史实地说当时曹操“率大军”是“自并州沿海岸征讨青州海滨郡县海盗头目管承”的。非常明显,在是年春天打败盘踞在并州的高干军队的曹操,是不会在并州滞留到秋天的,当早已回到邺城;退一步说,即便曹操在并州滞留到秋天,确实是由并州率领大军去淳于“东征海盗管承”的,也不会取道冀州的沿海地区,绕一个大圈,“到达时属冀州渤海郡的无棣县马谷山”,而再“至淳于”的,曹操的大军只会穿过并州与冀州交界的太行山,由邺城东行。何况,曹操的大军与高干军队交战的主要战场在邺城西偏北不到100公里的今山西省长治市一带的“壶关城”呢。地理形势摆在那里,一目了然,这恐怕不是谁用笔随便一写就可了事的。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是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春天由淳于回到邺城的(“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还邺”)。显然,曹操在淳于度过了一个冬天,在那一带先后逗留有四五个月。在此期间,他极可能在指挥乐进、李典等将领把在青州和徐州交汇的黄海沿海地区作乱的“海贼管承”赶到“海岛”以后,做了不少巩固“海防”的工作,如“割东海之襄贲、郯、戚以益琅邪,省昌虑郡”等。同时,鉴于盘踞在幽州刺史部塞外地区的乌桓作乱的局势,他开始着手做北征乌桓(史书又记作“乌丸”)的准备工作。这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他在返回邺城之前,有“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扨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的记述可知。在曹操坐镇淳于平息“海贼管承”之乱时,“数入塞为害”,“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幽州刺史部设在今北京一带;“略”通“掠”),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等勾结的“乌丸”,特别是在辽西郡塞外地区称雄一时的辽西单于蹋顿,已经成为曹操完成统一北方大业的心腹大患。曹操在平息东海的“海贼管承”之乱后,不得不厉兵秣马,准备大举北征乌桓。为了北征乌桓,他下令在冀州河间国与勃海郡的北部交界地带开凿平虏渠(由邺城流过来的漳水下游——呼沱河通往其北的泒水,在今河北青县至天津静海一带),又在泃河口凿入潞河,开挖今天津海河口内至宝坻一带的泉州渠,并在泉州渠北端开挖向东通向濡水(滦河)的新河,从而使这几段渠道连通成由邺城通往辽西郡西南部沿海地区的一条军运水道。这条沟通冀州和幽州沿海地区南北水道的浩大工程,当修于建安十一年秋后和建安十二年开春。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记载可知,曹操在返回邺城论功行赏之后,见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即将连通,遂准备北征乌桓(“将北征三郡乌丸”)。就在是年夏天,曹操准备发兵北征乌桓之际,不少将领认为袁绍之子袁尚亡命乌桓,乃“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并不会听从袁尚的蛊惑作乱的;而若深入辽河以西山地的乌桓后方大举征讨乌桓和袁尚兄弟,寄身荆州(今河南新野)的处心积虑、蠢蠢欲动的刘备就有可能说服刘表袭击汉献帝迁徙的国都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县)一带,危及社稷安全,“万一为变,事不可悔”。当时,“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备,劝公行”(谋臣郭嘉认为刘表是不会听从刘备的建议北犯许县的),曹操遂于“夏五月,至无终”,率领大军北征乌桓。是年,“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乡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觽甚盛。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陈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觽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从这些记载不难得知,曹操是在公元2076月至7月间到达屯军之地无终(今天津市蓟县)的,8月间正待进军时,恰逢“大雨落幽燕”,山洪暴发,沥涝成灾,途经碣石山的沿海道路已经不通(《三国志·魏书·田畴传》记:“时方夏雨水,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虏亦遮守蹊要,军不得进。”),“云行雨步”,颇有“越超九江之皋”之概,这使得曹操不由想起临行前的南征、北征之争来,心中充满了矛盾与焦虑。显然,曹操在到达无终之后,见雨后进军的艰难景况,胜过南方布满沼泽地带的“九江”(汉时认为《尚书·禹贡》所说的“九江”在洵阳,即今湖北武穴、黄梅一带,此处借喻荆州一带),北征乌桓通往碣石山的濡水下游沿海地带的道路泞滞不通,如同泽国一般,跟原来想像的大不相同,“军不得进”,真点后悔不如索兴挥鞭南征了。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当地名士田畴指引了一条“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三国志·魏书·田畴传》)的穿山越岭之路,遂引军出卢龙塞(燕山山脊,在喜峰口一带);大军“堑山堙谷五百余里”,顺濡水河道,经白檀(今河北滦平),历平冈(今河北省平泉县与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交界处),穿越鲜卑东部地区(即“鲜卑庭”),整整绕了一个大圈子才到达辽西郡西北部的柳城(今辽宁朝阳)。是年9月至10月间,曹操率领北征大军在白狼山一带(今辽宁省建昌县东北)与乌桓展开激烈战斗,获得大胜。“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在那年10月间,曹操在基本平息乌桓和袁尚、袁熙兄弟制造的祸乱以后,从柳城引兵凯旋而归,一路走走停停,至“十一月至易水”(今河北涿州一带);到“十三年春正月”,“还邺”。归来时,大军未再取道塞外道绝不通、苦不堪言的“回头路”,而是沿着有沿海通途的辽西走廊返回的。在返回途中,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碣石山位于辽西走廊的西口部位“东临”当为由东来到或到达意),吟出了千古绝唱《碣石篇·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后来,又吟出了《冬十月》、《土不同》和《龟虽寿》,组成被后人称作《碣石篇》的《步出夏门行》。在给《步出夏门行》作“艳”(曲引)时,曹操情不自禁地追述了此次北征的际遇和心迹:“云行雨步,越超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云行雨步”,是借用《易·乾·文言》中“云行雨施”句改字,描写出征时遇到大雨滂沱,面临的道路显得比南征荆州还要艰难的情景;不然,他就不会说“越超九江之皋”(皋,沼泽)了。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艳》中的“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句,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余冠英选注《三曹诗选》(1956年第1版、1979年第2版)一书解释,“异同”指南征和北征两种意见,“游豫”就是“犹豫”,言徘徊于两种意见之间,初意打算南征,等到临观异同之后便犹豫起来。这样解释,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余冠英先生把“游豫”解释成“犹豫”是无据的,也是不确切的。据《汉语大词典》,“游豫”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关于“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的记载,正由于此,“游豫”被古人用以指帝王出巡;显然,曹操的“心意怀游豫”,是指怀藏的“心意”是在汉献帝东迁的国都许县一带,惦念的是汉献帝驻跸的许县一带的安危(那里出了问题,他就很难“挟天子而令诸侯”了)。当然,出征时见到面临的“云行雨步,越超九江之皋”的困境,使得他的这种心思就更加沉郁,甚至有点后悔不如去南征刘表,也在情理之中。“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则是在说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之后遇到的另一件事。这从《后汉书·献帝纪》的有关记载中可以找到注脚。《后汉书·献帝纪》在记建安十二年“冬十月”的“辛卯”之日“有星孛于鹑尾”之后14天,即在“冬十月”的乙巳”之日,又记“黃巾贼杀济南王贇yūn”。也就是说,在“辛卯”日“有星孛于鹑尾” 之后14天,在 辛卯”日,汉末起义的黄巾军杀入青州腹地,在济南国杀死了济南王刘贇。济南王刘贇分封的济南国都邑东平陵在今山东省漳丘县城西偏南,“黃巾贼杀济南王贇”,当是到处转战的黄巾军在这年冬天进袭青州的中心地域,在青州城附近的济南国杀死了济南王刘贇。“冬十月”从青州传来黄巾军杀死济南王刘贇这一震动朝野的消息,使“经过至我碣石”,继续行走在回师途中的曹操忧心纷纷,不由得不“惆怅”起青州一带的“我东海”来。这是曹操当时的思想与心境的真实写照与自然流露,怎么能像郭云鹰在《曹操东临之碣石在无棣》一文中说的那样,是曹操到青州“讨伐海贼管承,到达渤海郡碣石,还在酝酿是南征还是北伐,面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心惆怅’”呢!徐景江的《从〈步出夏门行〉探寻曹操东临之碣石》解释得似乎更加混乱:“此‘艳’的意思:曹操初意打算南征荆州,施泽惠给江南人民。面对北伐和南征两种不同意见,便犹豫起来,不知如何为好。到达碣石后,看到百姓所受的压迫,心情更加伤感。”“《观沧海》诗,多数学者认为是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伐乌桓得胜回师途中登昌黎碣石山所作。但《步出夏门行》‘艳’辞中描述的却是曹操徘徊于北伐、南征两种意见之间,犹豫不决,‘不知当复何从’。可见,这组诗应作于曹操北伐乌桓前。曹操经过至我的‘碣石’,也绝非是昌黎的碣石山。”徐景江在中华诗词论坛网站贴文《找到曹操东临之碣石》时又进一步说:“建安十一年三月,曹操打败高干。至此,北方四州(冀、幽、青、并)皆归曹操,北伐乌桓、南征刘表提上了议程,部下诸将多数主张南征刘表,惟有郭嘉主张北伐乌桓,曹操被是北伐还是南征所困惑,‘心意怀游豫’。此时,海贼作乱。曹操率大军自并州东征青州海滨郡县海盗头目管承,到达时属冀州渤海郡的无棣县马谷山,而此山既是突兀于渤海岸边的《禹贡》碣石,又是北京、天津以南,济南、淄博以北广大范围内惟一的一座山体。”对此,郭云鹰在《曹操东临之碣石在无棣》一文中也说:曹操“起初打算南征荆州,恩泽江南人民,但郭嘉认为先北伐为好。面对两种意见,犹豫不决。讨伐海贼管承,到达渤海郡碣石,还在酝酿是南征还是北伐,面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心惆怅’。”又说:“因为,当时整个北方四州(冀、幽、青、并)皆归操,只有幽州东部还为乌桓占领。‘经过至我碣石’,‘不知当复何从’,还末确定是先南征还是先北伐的战略方针,怎么能讲《观沧海》是北伐乌桓胜利回师时,途经昌黎碣石有感而发。由此可见,此诗为北伐乌桓前,即建安十一年东征管承,登临渤海郡之碣石时所作。所以诗中‘经过至我碣石’,应理解为到达曹操所领冀州牧的渤海郡之碣石。”这些话,看上去有些情理,似乎也有那么一点道理,可郭云鹰、徐景江等先生在行文时,却没有想一想,颠倒史书的前后记载,是犯历史考证大忌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记载的曹操“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即北伐乌桓,还是南征刘表之争,明明发生在“东征海贼承管”的第二年(建安十二年)夏天,怎么能被人轻轻易易地说成是“东征海贼管承”之前之事呢!这样考证曹操的行踪和思想,移花接木、强词夺理的痕迹是不是也太浓烈了些!

从《观沧海》描绘的诗境看,曹操显然是在“秋风萧瑟”的秋末时节到达碣石山的。在此之前,他们确实遇到了行军困难。关于“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曹瞒传》和《资治通鉴》均记有:“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关于这一记载,郭云鹰在《曹操东临之碣石在无棣》说:“假设确实绕道昌黎碣石,那么曹操看到的绝不是‘秋风萧瑟’的景象,而是‘北风徘徊’、‘繁霜霖霖’的‘冬十月’了。”持同一观点的刘玉文在《曹操何处“临碣石”》也说:“‘九月’深秋季节,曹操引兵自柳城班师,《阿瞒传》、《资治通鉴》都记载,此时‘时寒且旱,二百里无水’。从柳城到昌黎、乐亭千里迢迢,到达时已是寒冬季节,不会有‘百草丰茂’的景色,既使有海滨、碣石,又错过了季节。”首先应当更正一下,曹操由柳城回师,走的是去时未能走的沿海之路,并非“绕道昌黎碣石”,而是顺道“昌黎碣石”。还应指出的是,东汉时的柳城距离今昌黎直径为230公里左右,路程约为五六百里,并非“千里迢迢”,也就是10天左右的行程;曹操在“九月”,“引兵自柳城还”,沿辽西走廊走到昌黎碣石山时,尚未出“九月”,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再者,熟悉辽西山地地理环境的人都知道,两地虽然距离仅是四五百里,但“九月”的气候是大不相同的。到了深秋季节,在塞外的朝阳一带,天气已很寒冷,又遇上那一带秋旱,“二百里无复水”是很有可能的;但不能就此说塞内的碣石山一带也业已天寒,且无“复水”,曹操的大军一进入辽西走廊,吃喝问题就都能解决。而即使在暮秋时节,塞内的气候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正是农历九月初九之后的秋高气爽的登高望远的大好时机。站在海拔695米的近海高峰碣石山上,展现在曹操眼底的,正是“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异常开阔、壮美的山海景象。“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絃,皆成乐章”的曹操的诗意由此迸发,当是当时的实际情况。随着回师的路途逐渐缩短,曹操一歌未尽,又把自己在沿途看到的北国景象和感受,一一化作诗意,相继吟唱出《冬十月》、《土不同》和《龟虽寿》,形成了脍炙人口的《碣石篇》。值得指出的是,《龟虽寿》虽然没有写景,却与他“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留下的感慨和沉思有关。碣石山在古代之所以声名显赫,除在远古时就已成为山之尽头海之畔的重要地理坐标和遵海入河的航行标识之外,与春秋、战国时就同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发生密切联系有关。在春秋、战国时,特别是在战国后期,既可隐于山,又可漂于海,大有虚无缥缈的文章可做的碣石山及其邻近海域,成了燕国方士耍神弄鬼、呼天唤地,故弄玄虚、欺骗视听的最佳选择之地,久而久之,产生了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等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秦汉的方士与儒士》一书中所说的“燕国的特产”——“仙人”,碣石山也由此变成了笃信“神仙”说的人们心目中的“神岳”。《汉书》的编撰者,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其名著《西都赋》中就吟有“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嶈嶈”句,注释《文选》的唐朝著名学者吕延济明确指出:“神岳,即碣石也。”正因如此,秦始皇、汉武帝相继到此求仙,在碣石山一带搞了一场又一场的大规模求仙闹剧,结果一一落空,仅在碣石山一带海边空留了不少祭神和求仙的建筑遗迹,还有荒诞无稽的种种传说。待曹操北征乌桓,凯旋回师,“经过至我碣石”时,秦皇、汉武等帝王在三四百年前在碣石山一带海边搞的大规模“求仙”建筑早已化为灰烬。“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的曹操登山观海,沉浸在山高海阔的壮美景色之中,对秦皇、汉武亵渎名山大海的荒唐举动不能没有一点感慨。他对生与死的沉思,待远离碣石山后,最终凝成了一首《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在诗中,直面人生的曹操,一语道出了这样一个以往的一些帝王不敢承认的事实:就连神龟、腾蛇等传说中的神物都有生命告终之时,何况人呢?人寿有限,即使贵为“天子”也无法万寿无疆,“求仙”又有什么用呢?“求仙”,不如长志,不如修心养身。在诗中,曹操不仅抒发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而且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成败夭寿并非全由天定,人大有可努力之处。曹操这首刚健清新、坦荡诚挚的诗在当时问世,不啻一声惊雷,令人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有生必有死,这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曹操认识了这一客观规律,并没因此而消极等待,而是拿出了超脱旷达的精神,积极乐观地对待人生,这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死后被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在作《龟虽寿》时,年届54岁,已为垂暮之年,但他毫不委靡,又奋战12年而终,奠定了魏王朝的基业。应当说,同样在碣石山上面对大海,秦皇、汉武留下的是求仙的建筑,而曹操不置一砖一瓦,却留下了高犷风标,留下了千古绝唱,这正是他的“遗篇”的“志深而笔长”、“慷慨独不群”之处。

曹操究竟是在建安十一年八月“东讨海贼管承”时,还是在建安十二年九月“北征三郡乌丸”取得大胜“引兵自柳城还”时“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结论是很清楚的,历代学者从来没有把这一段历史弄错。问题的关键,尚不仅仅在于如何确切理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史书的有关记载和曹操的《碣石篇》诗意,还在于历朝历代的正史地理志记载的“碣石”,尽管郡、县设置不断变化,围绕的却一直是今秦皇岛市的滨海地区,没有一处记载的是在古黄河口一带。《汉书·地理志》记右北平郡骊成县:“大揭石山在县西南。”(《水经·濡水注》注云:“《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骊城县西南,王莽改曰揭石也。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汉书·地理志》又记辽西郡絫县:“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宾水皆南入官。”(《水经·濡水注》注云:“濡水东南流,径乐安亭南,东与新河故渎合。……新河又东会于濡,濡水又东南至絫县碣石山。文颖曰:‘碣石在辽西絫县,王莽之选武也。’”)《后汉书·郡国志》辽西郡临渝县注文记有:“《山海经》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水经》曰在县南。郭璞曰:‘或曰在右北平骊成县海边山也。’”其中“骊成”又写作“骊城”,故治约在今抚宁县境(后世有人误其为今乐亭县境,“碣石沦海”说由此而出);絫(音同“磊”)县故治约在今昌黎县城南的泥井一带,到东汉时因海浸毁失(这也是絫县在东汉时并入临渝的原因);东汉的临渝故治,约在今抚宁县榆关镇一带。《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所记的县名不同,实际都是指的是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濡水注》中所说的“濡水又东南至”的西汉时的“絫县碣石山”;另外,《水经·濡水注》在记“絫县碣石山”时,还特别注明:“濡水于此南入海,不迳海阳县西也”。显然,这些记载所记的“碣石之山”,都是指的西汉时的“絫县碣石山”。《晋书·地理志》在今昌黎隶属的辽西郡海阳县没有记载碣石山,却在《晋书·宣帝纪》记谥号晋宣帝的司马懿在曹操“东临碣石”之后31年,即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率兵奔赴辽东征伐公孙渊时,是“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的(其中“孤竹”指原为古孤竹国都所在地的今卢龙县境,其地在今昌黎城北碣石山之西)。非山不可用“越”也,这也足见曹操“东临”的“碣石”为必须跨越的山体,而非海边小丘或是礁石。而与古人这些记载名实相符的,惟有坐落在今昌黎县城北的“孤竹”之东的碣石山,在这一带近海平原上再也没有别的山可与之相混。相反,在《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中,根本查不到今山东省无棣县境当时隶属的勃海郡阳信县和平原郡厌次县有关于“碣石”和“碣石山”的记载,《晋书·地理志》也没有。徐景江在他辑入《禹贡碣石山》一书的另一篇文章《〈禹贡〉碣石在无棣》中说:“最早提出无棣马谷山为碣石的是晋人伏琛,他在所著《齐地记》云:‘渤海郡东有碣石,谓之渤碣’。他用‘渤碣’之名来区别燕东辽西等各处的碣石。”其实,这是在误读晋人伏琛《齐地记》“渤海郡东有碣石,谓之渤碣”的文义。细细查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3册绘制的三国和西晋时的地图,并不难发现,三国和西晋时在辽西郡境内的碣石山正在勃海郡的东北方向,既可称之在其北,也可称之在其东(唐朝著名学者孔颖达曾有“渤海之郡当以此海为名,计渤海北距碣石五百余里”的记述)。问题还在于,“渤碣”(又作“勃碣”)一词,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中的这样一句记述:“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汉书·天文志》将这句话明确记为:“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渤海碣石。”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故中国”的山川走向是“东北流”的,其“首在陇、蜀”(甘肃、四川一带),“尾没于渤海碣石”,即消失于渤海沿岸的碣石山。这也表明,位于渤海沿岸的碣石山是与“东北流”的“故中国山川”脉络相连的,这正合于《尚书·禹贡》导山有关“导及岐”之北中国山脉走势的记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很显然,碣石山乃渤海沿岸有特殊地理坐标作用的一座显要的山峰,它是众山入海之标识,既为遵海入河转航必望的航标,又为与渤海沿岸与“太行”、“恒山”等高大山峰脉络相连、形势相应的似楬峰峦。而这样一座山,绝非像马谷山那样一个海拔仅60余米、方圆很小,而且根本无法与“太行”、“恒山”等高大山峰接连的孤零零的小小山丘可以承当的。在秦汉时,马谷山根本不名“碣石”(传称“盐山”),曹操怎么会师出无名地到根本不在北征乌桓的路途之上,地处河水(黄河)入海之地,去循着秦始皇、汉武帝的故迹“东临”这样的“碣石”,“以观沧海”呢!这是从哪个方面也说不通的凿空无据的说法,何以算作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呢!

马谷山在山东省无棣县(在明朝时因避讳明成祖朱棣的讳字曾改称“海丰”)城北30公里处,为鲁北地区惟一的一座山丘,俗称之“大山”。无独有偶,与无棣县相邻的河北省海兴县有一座“小山”。小山在大山北偏西约20公里处,在海兴县城东北10公里处,旧称马骝山。据介绍,小山南北长约7公里,东西宽约1.5公里,海拔36.18米(显然“大山”是相对“小山”而言的)。马谷山与马骝山,以往都建有一些庙宇,均堪称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名胜之地;只是,从地理位置和实地情况看,这两座山丘都无法称之系《禹贡》记载之“碣石”(《禹贡》记载的“碣石”是与“太行”、“恒山”等大山脉络相连、形势相应,且可作为“岛夷皮服,夹行”其“右”,可“入于河”的贡道航标的海边显要山峰),更不是秦始皇和汉武帝求仙和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之地。近几年,两地都在开发旅游事业,因“后代也有以马谷山为《禹贡》冀州之碣石”(黄盛璋《碣石考辨》语)的,马谷山祭起的是《禹贡》记载的古碣石山的旗号。应当说,在鲁北和冀东南的沿海地区,茫茫海滩上有这两处低矮的山丘,也算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了,利用其搞旅游开发,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旅游产品的“打造”是一码事儿,学术研究应当是另一码事儿。值得一提的是,对文史颇有研究的刘玉文先生在写《曹操何处“临碣石”》时,为了论证曹操“东临”的“碣石”就是无棣的大山,花费很多心血,查阅了不少史料和书籍,基本厘清了近些年一些图书有关曹操“东临”的“碣石”的混杂注释,并一一归类标出。应当说,近些年出版的涉及曹操《观沧海》一诗注释的图书,出现了多种情况,除了占主流的古今碣石为一山的说法外,还有因循固守早已被否定的“碣石沦海”说的,也有根据一些碣石考辨文章的观点和秦汉行宫遗址的考古发现,说是在北戴河海滨,或是绥中县海中的“姜女坟”礁石的;对于曹操吟出《观沧海》的时间,也有分歧,有人认为是在北征乌桓进军时或进军路上的“七月”的。不可否认,一些书中确实有一些不确切和混杂的解释,理应修正一些有错误和毛病的解释,更正比较谬误的说法,去伪存真,明辨是非。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一切,甚至另辟蹊径,不去指谬,反而以此做因由,简单地断然否定曹操的《碣石篇·观沧海》是在北征乌桓凯旋回师的途中,路经当时的辽西郡西部滨海地区所作,从而想当然地把曹操吟诗的地点南移六七百里(昌黎县城与无棣县城直径距离为254公里,但沿海边绕行就有360公里以上了),说是在勃海郡的南部沿海地带,并硬说《碣石篇·观沧海》是曹操在“东临碣石”一年前的“东征海贼管承”时所作。是不是也应当想想,即使曹操在“东征海贼管承”时果真闲暇无事,非得到淳于西北三四百里外的今无棣县境登登那座滨临渤海的小小山丘,那也只能说是“东临盐山”或“北临盐山”(刘玉文《曹操何处“临碣石”》有马谷山“周初为‘无棣’,魏晋叫‘盐山’,唐宋曰‘马谷’,明清名大山”句)。这是因为,即使古今的众多史学家都把《禹贡》关于“碣石”的记载理解错了,只有马谷山才有可能是《禹贡》所记载的“碣石”,曹操“东临”的“碣石”也不可能像一些人现在想像的那样是马谷山。理由很简单,那时,马谷山为“碣石”说,离产生这一说法的明朝还有一千二三百年,甚至还多;一世精明的曹操是断不会把“盐山”误作“碣石”的,乃至糊涂到在渤海沿岸随便登一座小的山丘,就自认为是“东临碣石”的程度。指误是为了求真,而不是为了别的。本身在辩解时生拉硬拽、南辕北辙,何以煞有介事地指责诸多史家“牵强附会”,“妄自穿凿”,这样落笔是不是显得有点轻率了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曹操“东临”的“碣石”,就是迄今依然高高矗立在昌黎城北的碣石山,而不是别处,这才真正是“于史,于实,于情,于理皆相吻合,顺理成章”。文中有不妥不当之处,恳望方家批评指正。

 

2006111日写就,15日改定于碣阳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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