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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是“愚忠”吗?

2016-7-10 10:45|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1311| 评论: 0|原作者: 沈伯俊

摘要: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在他的诸多优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智慧,二是忠贞。 多年来,一 ...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在他的诸多优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智慧,二是忠贞。
      多年来,一些人谈到诸葛亮的“忠”时,每每贬之为“愚忠”。我认为,这是一种片面之见。
      什么是“愚忠”?就是对国君个人盲目的、毫无原则、毫无主见、逆来顺受,因而是愚昧的“忠”。不管国君善恶如何,行事是非怎样,一律俯首帖耳,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不敢有任何怀疑,更不敢有任何违忤;即使国君荒淫残暴,滥杀无辜,也不敢谏阻指斥;哪怕毫无道理地杀到自己头上,也只知低头受戮,还要说什么“天子圣明,罪臣当诛”的昏话;甚至国君腐朽亡国,仍一味追随,以死效忠。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最高统治者为了一己私利,总是不断地集中权力,不愿受到任何制约;同时又总是要求臣民对自己无条件地效忠,鼓励愚忠。特别是专制主义恶性膨胀的明清两代,统治者更是以各种手段灌输愚忠意识,以至愚忠成为一般臣民普遍的道德信条,严重地阉割了民族精神,阻碍了社会进步。因此,现代人反对愚忠,批判愚忠,是完全应该的。
      然而,任何问题都必须具体分析。尽管封建时代国君通常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尽管封建统治者竭力提倡愚忠,但千百年来,总有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信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把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与对国君个人的盲从加以区分,在不同程度上摆脱愚忠的桎梏:或对国君的恶德劣行予以批评抵制,直言极谏;或勇于为民请命,不顾自身安危得失。即使在君权最霸道的明清两代,也有一些思想解放者,敢于贬斥和蔑视君权;甚至像黄宗羲那样,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君权。
      那么,《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怎样处理与其君主刘备、刘禅父子的关系呢?认真阅读作品就可以看到:诸葛亮确实忠于刘蜀集团;但这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愚忠”,而是以帝王师的身份,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自有其积极意义。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通过刘备“三顾”之诚和“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含泪恳请,才同意出山的。罗贯中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竭力突出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他既是刘备的主要辅佐,又是刘备的精神导师:“玄德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第38回)“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第39回)他出山不久,曹操大将夏侯惇便率领十万大军杀奔新野。在这初出茅庐第一仗中,刘备将指挥权完全交给诸葛亮;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调遣众将,甚至连刘备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烧博望后,诸葛亮在刘蜀集团的指挥权牢不可破,从未受到过质疑。每遇大事,刘备总是对他言听计从,文武众官也总是心悦诚服地执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战期间,他出使东吴达数月之久,刘备方面积极备战,一切准备就绪后,仍然要等待他赶回去指挥调度: 
  且说刘玄德在夏口专候孔明回来……须臾船到,孔明、子龙登岸,玄德大喜。问候毕,孔明曰:“且无暇告诉别事。前者所约军马战船,皆已办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军师调用。”孔明便与玄德、刘琦升帐坐定……(第49回) 
      诸葛亮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就连身份特殊的头号大将关羽,由于违背军令私放曹操,诸葛亮也要下令将他斩首;只是由于刘备出面说情,希望容许关羽将功赎罪,“孔明方才饶了”(第50回~51回)。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在刘备面前,诸葛亮总是直抒己见;如刘备言行不当,或正色批评,或直言劝戒,刘备则总是虚心听从,甚至道歉认错(惟拒谏伐吴是一例外,但随后便“吃亏在眼前”,刘备自己也承认:“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败!”)。在过江招亲这类大事上,他干脆代刘备作主,刘备尽管心存疑虑,也一一照办。如此举止,正反映了其“帝王师”心态,哪有一点畏畏缩缩的猥琐?哪有一点“愚忠”者的卑微?
      刘备临终,慨然托孤于诸葛亮,并遗诏训诫太子刘禅:“卿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即位后,谨遵父亲遗命,对诸葛亮极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应朝廷选法、钱粮、词讼等事,皆听诸葛丞相裁处。”(第85回)此后的十二年间,尽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张,却一直把军政大权都交给诸葛亮,十分放心。诸葛亮治理蜀中,发展经济,与吴国恢复同盟关系,他总是乐观其成,从不干预;诸葛亮亲自南征,几度北伐,他总是予以支持,从不掣肘(《三国演义》第100回写诸葛亮气死曹真,打败司马懿,后主却听信宦官传奏的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纯属虚构)。如此放手让辅政大臣行使职权,不疑心,不捣乱,不横加干涉,在整个封建时代实不多见。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他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诸葛亮推荐蒋琬、费祎为接班人,他又虚心采纳,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为执政大臣。当诸葛亮逝世的噩耗传来,“后主闻言,大哭曰:‘天丧我也!’哭倒于龙床之上。”(第105回)诸葛亮的灵柩回到成都,“后主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后主放声大哭。”(同上)不仅如此,刘禅对诸葛亮始终追思不已。诸葛亮逝世九年之后,他又招其子诸葛瞻为驸马,后来还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定军山前)。这证明他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崇敬诸葛亮。比之许多薄情寡义,功臣一死(甚至还没死)便翻脸不认人的统治者,这也是非常难得的。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既是支撑蜀汉政局的擎天栋梁,又是拥有“相父”之尊的刘禅的精神靠山。首次北伐前,他上《出师表》,谆谆叮嘱刘禅:“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第91回)而在《演义》虚构的那个刘禅听信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的情节里,诸葛亮面见刘禅后,先是戳穿“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的托词,指出:“必有奸臣谗谮,言臣有异志也。”接着不无愤慨地质问:“今若内有奸邪,臣安能讨贼乎?”对此,刘禅始则“默然无语”,继而赶快认错:“朕因过听宦官之言,一时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开,悔之不及矣!”最后,“孔明将妄奏的宦官诛戮,余皆废出宫外……拜辞后主,复到汉中……再议出师。”刘禅则恭恭敬敬地完全听其处置(第101回)。在这里,刘禅没有君主的威风和霸道,诸葛亮则有辅臣的自尊和“恨铁不成钢”的遗憾,这哪里像“愚忠”者在君主面前的乞哀告怜呢?
      诚然,诸葛亮最终为蜀汉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里当然有报答刘备知遇之恩的心愿,但决非不问是非的片面忠于刘备父子,其中更有兴复汉室,拯救黎庶,重新统一全国的宏图大志。正因为这样,千百年来,诸葛亮的忠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肯定和崇敬。综观他与刘备的关系,既有“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史实依据,又经过罗贯中的浪漫主义改造,寄托了历代志向远大的士大夫对“君臣遇合,谊兼师友”的理想关系和“帝王师”的人格定位的向往和追求。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君尊臣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奴关系的否定和批判,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由此可见, “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诸葛亮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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