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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吗?

2016-7-10 10:43|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1650| 评论: 0|原作者: 沈伯俊

摘要: 《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许多人认为,《 ...
《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
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擅长战争描写。全书以黄巾起义开端,以西晋灭吴收尾,反映了从汉末失政到三分归晋这一百年间的全部战争生活,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战役和许多著名战斗,大大小小,数以百计。接连不断的战争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占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战争描写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因此,虽写战争,却不见满篇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勒。可以说,千变万化的谋略确实是全书精华的重要部分。
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中精华的全部。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层次的东西。“道”有多义,首先是指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作为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罗贯中认为,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谋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而不义之徒害国残民的谋略只能叫做阴谋诡计。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穷的谋略大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曹操的谋略可谓高矣,但罗贯中对他却并不喜爱,而是有褒有贬:对曹操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谋略,罗贯中予以肯定性的描写;而对他损人利己、背信弃义的各种伎俩,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放弃道义的旗帜,从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各种阴谋权术,他总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对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聪明,他往往加以嘲笑。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倾向,而以民本思想为准绳。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鉴《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取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如果有人读过《三国演义》却喜欢搞小动作,那是他自己心术不正,与罗贯中无关;恰恰相反,那正是罗贯中反对和批判的。有人谈什么“厚黑学”,也硬往《三国演义》上扯,更是毫无道理的。
那么,《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什么呢?我认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对国家统一的向往。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伟大的聚合力,维护国家的的统一与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分”开,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清除了分裂的祸患,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在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汉末大动乱时期,以及罗贯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元代末年,广大人民对国家安定统一的向往更是特别强烈。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对汉末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达了广大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2.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选择。
    人们常常谈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有人还把这称为“封建正统思想”。事实上,“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贬抑和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屈奋斗,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同时,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军师诸葛亮的“智”、大将关羽张飞等人的“义”,也都符合罗贯中的道德观。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罗贯中把刘备集团理想化而予以热情歌颂。另一方面,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不仅不忠于刘氏王朝,而且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作品对其恶德劣行的描写大多于史有据,并非有意“歪曲”;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绩,对他在讨董卓、擒吕布、扫袁术、灭袁绍、击乌桓等重大战役中所表现的非凡胆略和智谋,罗贯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没有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对此不应作片面的理解,更不应简单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
    3.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三国演义》以很大篇幅描写了汉末三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总结了各个集团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董卓集团败坏朝纲,残害百姓,荒淫腐朽,导致天下大乱,完全是一伙狐群狗党,混世魔王,作品便不遗余力地予以鞭挞。袁术狂妄自大,轻薄无能,既不注意延揽人才,又无明确的战略目标,更不顾百姓死活,却急于过皇帝瘾,大失人心,作品也予以严厉批判。袁绍虽然颇有雄心,其集团一度声势赫赫,实力雄厚,但由于袁绍胸无伟略,见事迟缓,坐失战机;不辨贤愚,用人不当,以致关键时刻内讧不已;心胸狭隘,文过饰非,甚至害贤掩过,终于只能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相比之下,刘备、曹操、孙权三大集团在这三方面各有所长:刘备历经磨难,却始终坚持“举大事必以人为本”的信念,深得民心;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堪称千秋佳话;倾心信任诸葛亮,既有正确的战略方针,又有灵活多变的谋略战术。曹操虽然心术不正,却也十分注意争取人心,延揽人才,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在战略战术上,他也高出同时诸雄。孙权手下也是人才济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任统帅均为一时之杰,而且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因此,在众多政治军事集团中,刘、曹、孙三大集团得以脱颖而出,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
    4.对理想道德的追求。
    在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的历史,描绘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时候,罗贯中不仅表现了对国家统一、清平政治的强烈向往,而且表现了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通观全书,有许多讴歌理想道德的动人故事。为了忠于“桃园之义”,关羽不为曹操的优礼相待所动,毅然挂印封金,千里跋涉,寻访兄长;为了维护兄弟情义,刘备不顾一切地要为关羽报仇,甚至宁可抛弃万里江山;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托孤之重,诸葛亮殚精竭虑,南征北伐,不屈不挠,死而后已……当然,对“忠义”这一概念要作具体分析。作为封建时代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文人,罗贯中的“忠义”观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但也确实融合了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感情。他的所谓“忠”,常常指一心不贰地为封建王朝奔走效劳,甚至只是为某一集团的领袖卖命捐躯;但也常常指对国家、民族的忠贞不二,对理想、事业的矢志如一,鞠躬尽瘁。他的所谓“义”,用在政治原则上,有时是封建纲常的代名词,有时又是坚持真理、鞭挞邪恶的同义语;用在人际关系上,往往以个人恩怨为转移,但也常常指对平等互助、患难相依的真诚追求……这种犬牙交错的状况,使得《三国演义》的“忠义”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如此丰厚,那么,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参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收入沈伯俊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就这样,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坐标轴。罗贯中依靠这两大坐标轴,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作品达到了难能可贵的高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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