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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背景 三国不是一段孤立的历史，其前承东汉，后启两晋南北朝，要把前后的历史联系起来，考虑当时的社会实况，才能洞察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看清历史的真相。从东汉到南北朝，不论从政治、经济、社会风尚、文化艺术来说，都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世族的时代，世族在这个历史时期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一切重大的社会动态，无不围绕着世族展开。 但在这样一个世族时代中，却产生了一个庶族政权——曹魏。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曹操出身不算太坏，可当时的世族不是这样认为的。《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的父亲曹嵩“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也就是说，没有家谱，出身群众，平头百姓一个。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中骂曹操是“赘阉遗丑”，实为世族对庶族的傲慢嘲讽。与此相对，曹操自从征镇一方以来，一直实行抑制世族豪强的政策，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因为曹操的个人好恶，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东汉末年战乱，导致人口减少，陈群曾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蒋济也说：“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人口减少，是因为死于战乱吗？似乎不完全是。据《晋书·地理志》及《通典·食货》等载，西晋统一后，人口并未比曹魏有明显增加，可见人口剧减，只是统计数字上的剧减，实际上应称之为人口流失，即人口从国家的户口登记本中流失。流失到哪里去了呢？流到世族的荫庇之下去了。在唐朝中晚期实行两税法之前，历代所征皆为人头税，户口登记，实为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的凭据。世族私养人口，自然是不报、少报户口，这就导致国家税源、兵源大量损失，经济、军事实力受到削弱。为此，曹操实行屯田政策，给予屯民种种特权和优惠，除了积蓄物资之外，也是着眼于与世族争夺人口，从经济基础上打击世族实力。抑制世族，实际上是有利于国家的，有晋一代不识此理，放纵世族发展，造成数百年腐朽的世族政治，皇位亦操于世族之手，由此可反观曹操的先见之明。 抑制世族的政策，是曹魏的立国之本，所以曹操之后，曹丕、曹叡都在贯彻。曹丕多次自广陵征孙吴，但当时孙权建都武昌，且广陵江面宽阔，非适于渡江之地，可见曹丕意不在吴，而在于借机收夺青、徐世族豪强的兵力，解决曹操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曹叡热衷于征发人力修治宫室，除满足私欲外，也有在征发徭役之际清查户口，防止世族大户荫庇瞒报的意思。曹叡的皇妃虞氏曾抱怨“曹氏自好立贱”，这也说明曹氏三代都有意和世族保持距离，不与世族通婚，保持着庶族的特征。 对于曹氏的庶族政权，出身河内豪门的司马懿打心底里是不看好的。所以在曹操请他出来做公务员时，他“辞以风痹”，不去。司马懿打的什么算盘呢？很明显，他是想等袁绍消灭曹操，然后为大世族袁氏服务。但他失望了，曹操平定了北方，司马懿遂“惧而就职”。然而，他并不是真心为曹氏效力，他心里一直在另有所谋。所以他拼命地伪装，连曹操这样的骗人专家都被他骗了。于是，世族势力的定时炸弹就安放在了曹魏政权的心脏里，只要时间一到，曹魏这个庶族政权就要被炸得灰飞烟灭。 二、何晏是曹爽的党羽吗？ 前面谈了这么多，主要是做个铺垫，也就是在世族与庶族的复杂斗争中考虑何晏的死因。大多数人认为，何晏是曹爽一党，司马懿要除曹爽，自然要杀何晏，这也是陈寿的观点。但是笔者以为，陈寿编史，依据的是晋朝的官方资料，包括何晏一案的案卷材料，这既然是司马氏控制下的司法机关认定的结论，又涉及司马氏掌权的合法性问题，所以陈寿没有校正的余地，只能照录。现在我们看《曹爽传》中关于何晏的部分，多称“晏等”，将何晏与邓飏、丁谧、李胜完全混在一起，看不出何晏个人在这个团体中起到的作用，模糊了个人责任，只是将一群人作为一个集团来认定，这是陷人于罪的一种惯用手法，不足采信。如果我们多找一些《曹爽传》以外的材料，可以发现，何晏的政治立场与曹爽集团并非完全一致。 （1）曹魏的基本国策是抑制世族，这个国策到曹爽辅政的时候是否还在贯彻，史无明文，但我们根据史书上的一点蛛丝马迹，犹可作若干推测。《三国志》中常引人言，谓曹爽等人“多变易旧章”、“轻改法度”，但怎么变易、怎么轻改，却言之不详。从与曹爽亲近的夏侯玄痛斥中正流弊的议论来看，这些“变易”很可能是针对世族的一些新政策、新措施（例如后来东晋桓温、刘裕实行的排抑虚名、清查户口之类），故而引起大世族的反感。曹爽固然是个庸才，但他周围却颇有一些人材。《三国志》注引《魏略》称邓飏“少得士名”、丁谧“颇有才略”、毕轨“文雅智意”、李胜“雅有才智”，这些人享名一时，自然想要有所作为，实行社会改革，可惜领导人缺乏魄力，改革失败，这些人遂被官方文件描绘为结党营私、吹牛扯淡的政治流氓，留下种种悬疑。反观何晏，却是一整套的世族派头。首先，何晏系大将军何进之孙，出身国戚，《世说新语》载，何晏曾在曹操宅院内画地为庐，拒绝成为曹操的养子，《太平御览》引《何晏别传》载，何晏与曹氏诸子别席而坐，并声称：“礼，异族不相贯坐位”，可见，何晏颇以家世自矜，不屑于曹氏，这和司马懿的态度倒是很像的。其次，何晏的生活作风，涂脂抹粉、步路顾影、服药行散、谈玄论道，完全是魏晋世族派头，与曹操的“崇实”风格大相径庭。其三，何晏一向以“孝”标榜，所谓“孝”，在当时已沦为世族维护门阀的理论工具，所以曹操才会针锋相对地提出“唯才是举”，要求各地推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作为世族的司马氏恰恰相反，司马氏自称“服膺儒教”、“以孝治”，唐刘知几《上〈孝经注〉议》中说司马懿曾上奏曹芳，要求“诏令诸儒注述《孝经》”，而《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叙录》均载，在编著这个《孝经注》的“诸儒”当中，就有何晏。何晏的另一部代表作《论语集解》，也是和司马氏的亲信郑冲、荀顗一起合作的。这样看来，何晏与曹氏不无隔阂，与司马懿倒是更有一些相近之处。 （2）在曹爽辅政之前，何晏的地位远高于曹爽，而且从年纪、辈分等因素来看，何晏与曹爽手下的邓飏等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何晏不可能成为曹爽的“腹心”、“党羽”。何晏与曹家诸公子格格不入，曹丕甚至骂他是“假子”，到了曹叡时，因排抑“浮华”，“颇为冗官”，这里的“冗官”，大概是指《论语集解》上的结衔“驸马都尉”，没有实权，但地位还是很高的。新旧《唐书》均载何晏著有《魏明帝议谥表》，今已佚失，但据考证，《北堂书钞》引有佚文：“何晏《魏明帝议谥表》云：‘案外内群僚议，宜曰明’。余所执难，各不同。……今称‘明’者可谓众矣。”由此可见，曹叡死后群臣为其讨论谥号的会议，是由何晏主持并最后拍板定下来的，此时何晏俨然是曹氏皇族中的长者，非曹爽可及。从年纪上看，何晏应与曹丕、曹真等相仿，曹爽应称之为“叔”或“姑父”。《三国志》注引《魏略》曰：“（何晏）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从其表述来看，何晏是以长辈之尊，曲意迎合曹爽，才得以掌权的。而且，曹叡死于景初三年正月，曹芳即位后当年未改元，所以，“至正始初”一词，表明何晏至少犹豫了一两年才决定曲意迎合曹爽。何晏之于曹爽，尚需“曲合”，怎会与邓飏等小辈是一路人呢？ （3）《三国志·曹爽传》谓“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把何晏与毕轨、李胜拉扯在一起，含糊其辞，好像司马懿下野是何晏、毕轨、李胜三人造成的。这个述事方式并不十分严谨，可谓《三国志》中的曲笔、败笔。实际上，陈寿自己在前面已经说了：“丁谧画策，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司马懿下野，实为丁谧之谋，这已经很清楚了。何晏不久之前才刚刚“曲合”于曹爽，是不大可能参与这么秘密重大的谋划的。 （4）何晏任吏部尚书主持干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与邓飏等贪财好货不同。《三国志·傅咸传》载傅咸称赞何晏：“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但《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略》却说：“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两处记载矛盾，何者可信？笔者以为，《傅咸传》较为可信。前面已提过，《曹爽传》的材料可能来源于官方案卷，有出入人罪之嫌。而傅咸及其父傅玄、从兄傅嘏都是司马氏的亲信，他对何晏没有“虚美”的动机，所以，相对来说，傅咸的评价可能更接近于真相。同时，《魏略》本身也为何晏作了一些辩护，说“何晏选举不得人，颇由飏之不公忠，遂同其罪，盖由交友非其才。”这又说明，何晏的用人标准，不同于邓飏，其工作受到了邓飏的干预，两人越看越不像是一伙的。 （5）《昭明文选》收录有应琚的《百一诗》一首，李善注引《文章叙录》曰：“曹爽多违法度，琚为诗以讽焉。”《三国志·王粲传》注引《晋阳秋》说，应琚的《百一诗》有一百三十多篇，这在当时是影响很大的一部系列的政治文学作品，主要是批评曹爽的政策。《文心雕龙》注引《楚国先贤传》云：“汝南应休琏（应琚）作《百一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当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当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对批评曹爽的《百一诗》，何晏觉得不奇怪，说明他赞同诗的内容，并不认可曹爽的改革政策。 （6）《世说新语》注引《名士传》云：“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返也。”并载何晏的言志诗一首，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罗网，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淁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表达了对政治前途的忧惧。如果何晏是曹爽的党羽，他需要这样担忧吗？我们应该看到的情形是，一方面，何晏是曹魏皇室近亲，不可能为司马氏所信任，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曹爽的政策，在思想上与司马氏接近，还在司马懿的主持下写了《论语集解》、《孝经注》等书。这样夹在两大势力之间，得罪了谁都不行。他能不怕吗？ 这样一个何晏，怎么会是曹爽的党羽呢？ 三、是谁杀了何晏？ 既然何晏不是曹爽党羽，司马懿为什么要杀他呢？看看《三国志》引《魏氏春秋》的记载，何晏被杀的过程极具戏剧性，甚至是很搞笑的。笔者以为这一段记载极不可信。推狱断案，在任何时代都是严肃的司法活动（即使是冤假错案，外观上也要保持庄重），何况是攸关司马氏执政前景的大案要案。按照《魏氏春秋》的说法，办案成了胡闹，像是淘气小孩作弄其他小朋友的恶作剧。这段故事，很可能是后人编造的谣言，就像现在社会上流传一些贪官被抓后如何如何表现的小道消息一样。 从政治上看，司马氏并没有一定要杀何晏的理由。何晏被杀，大体应该是出于私怨。何晏跟司马懿有私怨吗？看不出来。查遍各路史料，隐约可以看到，何晏与司马师的关系似乎不太友好。 司马师自视甚高，在其密友王弼死去时，司马师嗟叹累日，曰：“天丧予。”“天丧予”是孔子悼念颜回的话，司马师反复引此语，无疑是公开以孔子自比。孔子在当时可是至高无上的圣人，用现代俗话讲就是最“牛”的人，司马师的此种言行，表明其自我定位是极高的。而在当时，夏侯玄、何晏均与司马师齐名。何晏对自己和夏侯玄、司马师的评价是：“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司马师）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实际上，他是“盖欲以‘神’况诸己也”。“几”即“机”，解为心机、机谋，何晏是说司马师有智谋，能够筹策方略之类，表面上是在赞扬司马师，但他的真实用意却是以“神”自况，从他描述的“神”来看，显然比司马师的“几”要高明得多，这是以至圣孔夫子自比的司马师所不能接受的。人物评论在汉末魏晋是极受重视的大事，影响着被评论者的政治声誉，司马师对出言不逊的何晏痛下杀手，可能性是很大的。从另一齐名者夏侯玄的下场来看，最后也是被司马师杀掉，可见司马师对与其齐名者是很忌讳的，何况何晏还不甘与其齐名，还要高于其上。司马师岂不欲先除之而后快？ 最后补充一点，在高平陵政变的时候，司马师实为主持者。一方面，司马懿当时年事已高，另一方面，政变的主力，是司马师暗中收罗组织的“死士三千”。按史载，司马懿既为太傅，已无调遣兵马之权，但在政变时，司马懿却能“部勒兵马，先据武库”，哪来的兵马啊，恐怕大部分是司马师的那三千名恐怖分子吧。司马师父子策划政变，是极为隐秘的，连司马昭也是在政变前一天才知道。这也表明司马师和司马昭虽为兄弟，但声望、地位相差甚远。司马懿死时，群臣都以为“伊尹既卒，伊陟嗣事”，毫无异议地让司马师以抚军大将军辅政，但到了司马师死时，司马昭就没有这么顺利，当时司马师留下大军在寿春，曹髦使了一点手段，命令司马昭出镇许昌，让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好在傅嘏是司马氏的人，他和钟会合谋，让司马昭接管了大军，并带回洛阳，从而进位大将军。要是司马昭一念之差，去了许昌，那司马家的革命事业就完了，曹髦说不定也可以成为康熙那样的“大帝”了，呵呵。 扯远了，总之，司马师在高平陵政变时就已经拥有很高的名声和地位，他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杀掉何晏。如果是诉讼上的证明，光有行为动机和行为条件，并不能证明存在行为本身，但作为历史证明，我们可以说，何晏为司马师所杀，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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