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出山从政的重大历史意义

　　出山从政，至今已经1800周年了。他在襄阳、在隆中生活了10多年的时间，在襄阳这块大地上，他从一个普通的青少年脱颖而出，逐步成长为一个识时务的“俊杰”。襄樊百姓怀着特有的感情，怀念他、纪念他是理所当然的。

　　一

　　诸葛亮出山从政后的治政、治军、治国、外交的实践及三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充分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证明了他的《隆中对》的确是“旷世奇策”、“千古绝唱”。是世界谋略宝库中的精华典范。

　　《隆中对》从东汉末年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全国的形势，为刘备提出了一套由“三分天下”逐步统一全国的战略计划。作为《隆中对》主要组成部分的战略构思，即首先夺取荆益二州，建立根据地以成霸业的战略目标，为什么能够从公元207年《隆中对》问世、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到公元214年刘备占据成都，仅仅8年时间就基本上得到实现呢？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个战略目标正确选择了军事进攻目标。

　　诸葛亮明知刘备的主要敌人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曹操，那为什么不把军事进取的目标首先确定为曹操呢？因为当时曹操经过官渡之战后，已拥百万之众，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北方霸主。他谋臣如云，战将如雨，实力雄厚，胸怀大志，虎视眈眈，时刻准备投鞭断流，一举踏平江南，统一全国。因此，面对强敌曹操，势单力薄、寄人篱下的刘备，在努力发展自己势力、攻城略地、建立霸业之初，应该避其锋锐，决不可恃匹夫之勇与之争锋，否则就将是以卵击石、以肉投虎。

　　对于占据江东扬、交二州的孙权为什么也不能确定为军事进取的目标呢？因为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一是他国力厚实，地势险要，有长江天险可依；二是他“招延俊秀，聘求名士”，“贤能为之用”，手下有周瑜、鲁肃等一批文臣武将；三是当时对刘备威胁最大的、最主要的敌人是曹操而不是孙权。因此，从前两者出发，对孙权“不可图”，从后一者出发，为了共同对付曹操，对孙权也只可为援，而不可争锋，以利于建立抗曹统一战线。

　　这样，就只剩下荆、益、凉、雍四州了。凉、雍既偏居一隅，又是马腾父子长期统治的基地。马腾“待士进贤，矜救民命，三辅甚安爱之”，其子马“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作为颠沛流离、频遭失败，最后不得不依附于刘表，驻在新野、樊城的刘备，他力单势弱，怎么能够远途跋涉，千里行军去攻取雍、凉二州呢？再说，即使能够攻取雍、凉二州，那偏远之地也不宜作为建立霸业，复兴汉室的基地。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刘备唯一可以进取的地方就只有荆、益二州了。

　　虽然，作为《隆中对》战略构思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计划，即在刘备占据荆益二州之后，“内修政理”，“外结好孙权”，“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安定边境，一旦天下有变即两路分兵，夹击曹魏，统一天下的钳形战略始终未能实现。那是因为：其一，《隆中对》中提出的占据荆州的基本方针与“结好孙权”的外交政策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其二，在对荆州重要地位的认识问题上，蜀汉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不一致；其三，荆州守将关羽自身弱点及其策略上的失误，失掉荆州也是钳形战略不能实现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其实，根本原因不在于个别人物的缺点和失误，而在于客观的历史进程是否提供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可能性。任何英雄豪杰都只能在历史进程已经提供的客观物质基础上促进和推动历史的发展，而决不能违背客观历史进程而创造历史。

　　在东汉末期那种客观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够实行钳形战略、统一天下、复兴汉室呢？关于这个问题在拙文《浅论诸葛亮北伐》中曾经有过论述：“三国时期，是东汉王朝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阶段，一般来说，三国中的统治者都还是处于雄心勃勃、奋发锐进的时期，没有哪一国存在着‘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情况。虽然，三国中，兵将多寡、幅员宽狭、国力强弱有所不同，但当时任何一方都不能灭掉其他两方或一方，完成统一的大业”。特别是在魏强蜀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尽管诸葛亮在力图统一天下，复兴汉室的道路上，用尽了心力，主观努力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仍然只能是一种主观努力而已，它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诸葛亮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提出《隆中对》的深刻历史意义。

　　二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第一次提出了三分天下、三国鼎立的理论。可以说他是这种理论的创始人，也是积极的实践者，他对蜀汉的建立和维持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也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诸葛亮出山从政之后，大致可以分为荆襄、留镇荆州、拜将入川和出师北伐等四个时期。

　　从公元207年至208年约一年多时间，是诸葛亮从政后的荆襄时期。诸葛亮为刘备集团作出的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他向刘备提出的令在荆襄的游户自实(即落户口)，以增加兵力的建议。这个建议被采纳后对刘备扩充兵力起了很大作用。诸葛亮归附刘备之初，刘备从新野移驻樊城，所拥兵众不过数千人，当公元208年曹操南下，刘备撤离樊城时，仅关羽之兵众即得分乘舟船数百艘，“水军精甲万人”。有了一定数量的军队，对于他后来在赤壁之战中与孙权联合抗曹起了很大作用。二是他出使东吴，说服孙权联刘抗曹。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征，刘琮举荆州投降曹操，刘备弃新野，走樊城，过襄阳，败当阳，奔夏口。曹操从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意欲剿灭刘备、孙权，一举统一天下。在危难之际，诸葛亮与鲁肃同去会见孙权，说服孙权联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诸葛亮说服孙权联刘抗曹这一举措意义非常重大，它关系到孙、刘的存亡和三国鼎足之势能否形成。如果说服失败，曹操就可以顺利地各个击破，一统天下，那就没有后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那也就没有后来的三国之说了。

　　从公元208年12月至213年是诸葛亮主政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和留镇荆州时期。在这个时期，诸葛亮任职军事中郎将，主要任务是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军事中郎将是诸葛亮出山从政后第一次正式任职。此官职是刘备因一时军事所需而创置的，既可参与军事谋划，又有调动指挥军队的权力，官阶四品。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地处边鄙，其军政事务主要是收税征兵。

　　从公元213年至227年，共14年，是诸葛亮拜将入川、镇守成都时期。这个时期诸葛亮对创建和维持蜀汉政权的主要贡献有五点。其一，刘备外征，他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保证刘备外征之需。公元213年，刘备自葭萌还攻成都。成都平定后，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刘备外征，诸葛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其二，征求杨洪意见，发兵援救汉中。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攻不克，急忙写信给诸葛亮，要求成都发兵增援。诸葛亮采纳下属小官杨洪的意见，发了援兵，结果取得了汉中之战的胜利。其三，审时度势，以严法治蜀。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打败刘璋，夺取益州之后，诸葛亮任军事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在治理益州的时候，厉行法治，刑法峻急，严重打击了巴蜀豪强势力。军议校尉蜀郡太守法正对此有不同看法，提出“缓刑弛禁”，要求缓和刑法放松禁令，要像汉高祖刘邦入咸阳那样“约法三章”。诸葛亮不同意法正的意见，坚持要以严法治蜀。他说，汉高祖刘邦入咸阳时之所以要“缓刑弛禁”、“约法三章”，那是根椐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因为“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而今蜀汉的历史与刘邦入咸阳时则不同，故治蜀绝不能像汉高祖刘邦那样宽法，而要严法。因为从刘璋治蜀的经验教训看，“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糜，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正是按照诸葛亮的主张，严法治蜀，才使蜀国出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政治局面。其四，白帝城受命托孤。公元221年4月，刘备称帝，建立了蜀汉。6月，他不听臣下劝阻，亲率8万蜀兵伐吴，欲报东吴袭杀关羽之仇，夺回荆州。结果在夷陵被吴将陆逊打败，几乎全军覆没，蜀国元气大伤。公元223年，病卧白帝城的刘备，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把诸葛亮请到白帝城，托以后事。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诏敕后主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面语鲁王：“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对此托孤，诸葛亮感激涕泣地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其五，率兵南征。蜀国当时的南部地区叫南中，乃夷越之地，居住着叟、青羌、僚、濮等少数民族，西汉时称西南夷。南中的豪强大姓和夷帅，在刘备死后举兵叛乱。这些叛乱能否平定事关蜀汉政权的巩固与生存。公元225年诸葛亮在安排好内政外交之后，就亲率大军南征。对在南中各民族中有很高威望的叛军首领孟获采取了攻心战术，“七纵七擒”，孟获降伏。平定南中后，诸葛亮采取了“以夷治夷”的办法，“不留汉官，不留汉兵”、“即其渠率而用之”。从而达到了“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目的。从而维护了刘备死后、后主新立的蜀汉政权。

　　从公元227年至234年的8年，是诸葛亮出师北伐，五出祁山(俗传六出祁山)时期。这个时期，诸葛亮的主要精力是用于北伐。当时蜀汉并不存在着北伐曹魏统一全国的条件，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还要多次进行北伐呢？除了北伐魏国、统一天下是他的生平夙愿，是为了实现刘备复兴汉室的遗愿之外，还得对诸葛亮一出祁山和以后的数次北伐的情况和原因加以区别分析。一出祁山是诸葛亮北伐中最关键的一次战役，诸葛亮作为一个足智多谋、精通兵法、熟娴韬略的军事家，他非常清楚地知道：“魏强蜀弱，蜀国要打败魏国，只能采取‘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的战术，并且计谋要保密，攻敌要快，‘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散’。否则，就会失败”(《中国古代史论丛》)。可以说一出祁山之战，是诸葛亮北伐的一个转折点，后来几次出祁山之战，已成了“强弩之末”，很难说是实现其统一全国宏伟目标之战了。连诸葛亮本人对北伐能否取胜也没有多大把握了。他在给后主刘禅上言要求再次北伐时只能说：臣只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既然如此，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还要在一出祁山失败之后，继续进行北伐呢？清朝刘献廷道破了其中的奥妙：“孔明之出祁山，以攻为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势终于三分矣。而出师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如弈棋。能侵入始能自治，否则坐而待之耳”(《广阳杂记》卷一)。这是颇有见解的论断。因为魏大而强，蜀小而弱，随着时间推移，魏、蜀两国的力量差距将越来越大。时间对魏国是越来越有利，对蜀国是越来越不利。诸葛亮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虽先帝“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可见，诸葛亮连年北伐不已，是为蜀国自身存亡计，不得不为之，是以攻为守，是维系三国鼎立局面的举动。统一天下，兴复汉室，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公元234年他病死于五原北伐前线，为蜀汉政权真正做到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三

　　诸葛亮出山从政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重要的“三国时期”。这个时期，对中国历史及其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影响。

　　这个时期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统治者的斗争异常激烈，战争连绵不断。据《资治通鉴》记载，从汉末军阀混战，三国纷争，至晋灭吴统一全国，期间发生的战役多达350余次，其中一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重大战役，诸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成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光辉范例。这些战役胜利的原因除了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因素外，起重要的乃至决定作用的是人谋，是战争指挥者的智慧、谋略、指挥艺术以及将士们的英勇奋战。这个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期，也是魏、蜀、吴三国统治者选拔、培养、使用以至争夺人才的时期。在三国统治者和灿若群星的众多人才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积极进取、奋力拼搏精神和传统美德与进步思想，例如崇尚勇武、颂扬忠贞、重视谋略、称赞智慧、尊重人才、求贤若渴、提倡奋斗、鼓励进取、虚怀若谷、谦虚谨慎、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忠君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这个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不拘一格的时期，儒、法、道，玄学，佛学和道教思想以及其他各种思潮，竞相争奇，各呈异彩；这个时期，是文学灿烂辉煌的时期。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尤其是当时文学思想和艺术有机结合而形成的被人称之为“建安风骨”的建安文学，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个进步传统；这个时期，是自然科学发达的时代。医学方面有名医华佗，以及张仲景和他的名著《伤寒论》，数学方面有刘徽以及他的名著《九章算术》注解，科技方面有马钧制造的浇水翻车、指南车、转轮式发石机等。

　　总之，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上承秦汉，下启两晋隋唐，灿烂辉煌，独具特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三国历史，三国文化，三国故事，三国名胜，三国遗迹，流传千古，经久不衰，一直为古今中外、仁人志士、达官显贵、黎民百姓所钟爱，所谈论，所评说，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