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三国 走下圣坛的诸葛亮

　　首先，拙著并非急就章，而是我十余年来对三国史潜心研究的成果，大致由近二十篇发表在众多核心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组成。其次，我研究三国的方法、“路数”不仅与易中天先生的通俗性“讲史”大相径庭，迥然不同，甚至与传统的三国史学术研究也大异其趣。

　　为了使读者能开宗明义，故我在绪言中对本书的各个专题作一介绍。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经过历朝历代的颂扬，特别是小说《三国演义》的渲染，其足智多谋而“近妖”（鲁迅语），其忠于汉室之高风亮节，以及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更是被历代统治者以及普通民众抬到了“昆仑”般的高度。

　　然而，我通过多年对三国史，特别是对诸葛亮的研究，深切地感到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诸葛亮被后人大大地神化、圣化了。

　　近年来，我相继在《文史哲》、《史学集刊》、《东岳论丛》、《探索与争鸣》上发表了多篇评价、论述诸葛亮的论文，其中的观点确实是突破传统，发人之所未发的。例如在《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载《文史哲》2004年第５期）一文中，我对诸葛亮的忠君思想提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见解。我认为诸葛亮是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其秉政时，废黜李严，打击魏延，将蜀汉军政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将后主刘禅置于股掌之中。诸葛亮竭尽全力进行北伐，其目的并非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诸葛亮曾言：“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这番话实可视做诸葛亮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注:九锡是权臣夺取皇位的工具，自王莽迄五代十国，权臣篡位，必先受九锡，然后皇袍加身，此为改朝换代的惯例。）

　　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先主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又掌握了蜀汉的全部军政大权，刘禅昏庸无能，诸葛亮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天厌汉德久矣”，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了。在此背景之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不无可能。当然，“诸葛一生唯谨慎”，在功业未建的情况下，他断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轻举妄动。可以试想一下，倘若北伐成功，汉室“光复”，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极有可能凭借盖世之功，实现易代更祚，登上帝位。

　　我在《论诸葛亮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载《史学集刊》2004年第4期）中指出:诸葛亮投奔刘备，看中的正是刘备在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不是为了拥刘反曹。由于关羽的骄横跋扈，成了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因而他对兵败麦城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最终导致关羽丢失荆州，身首异处。诸葛亮又巧妙地运用权术，分割了法正的部分权力。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诸葛亮才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之位。

　　拙文发表后，《北京科技报》记者张星海先生为了吸引读者，将我的《论诸葛亮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一文易名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百度、新浪等网络媒体以及众多刊物纷纷转载。此后，山东电视台“放言天下”栏目邀请专家对此作了两次专题讨论，并对我进行了采访。由于网络等媒体的传播，有关诸葛亮的讨论引起广大三国史爱好者的浓厚兴趣，有大量读者在网上发帖与我商榷、探讨，有些学者则撰文提出了质疑。为了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我又相继在《探索与争鸣》上发表了《二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三论蜀假吴人之手除关羽——兼与盛巽昌研究员商榷》、《为蜀汉名将魏延正名》等文。

在拙著定稿的过程中，我对关羽失荆州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我感到“借刀杀关羽”一词殊为不妥，因为如果是“借刀”，诸葛亮就是整个事件的蓄意制造者，是一个阴谋家。然而，襄樊之战的爆发以及战役的嬗变过程有许多偶然因素，关羽“水淹七军”、“围攻襄樊”，曹操增派大批援军，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走麦城”，都是一步步发展而来的，谁也无法事先预料。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预测、把握战局的演变。襄樊之战的失利不是诸葛亮所导演的，他仅仅对整个战役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蜀中却无一卒往援。所以，我在书稿中对这一问题重新作了补充说明，并将原题改为《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

　　由于受宋、元以来的“说书”及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受人关注、最为人熟悉，也最为国人所喜爱的一段历史，而诸葛亮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知名度的人物。诸葛亮的事功、智慧、德操均被后人无限夸大，在当今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称之为“诸葛亮文化”。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诸葛亮既非神，也非圣，长期以来人们却一直把他高高供奉在神坛与圣坛上。重新解读诸葛亮，就应该将他从神坛、圣坛上请下来，去掉其头上耀眼的光环，以理性的目光看待之。

经过小说《三国演义》甚至《三国志》的渲染，三国中的不少著名人物在世人的头脑中都已基本定型。

　　例如，魏延就被指天生脑后长有反骨，是蜀汉的叛贼。故成都武侯祠两廊的蜀汉文臣武将众多，而唯独没有魏文长之塑像。而事实上，魏延的形象被极大地扭曲了。蜀汉名将魏延文武兼备，勇略过人，其军事才能堪与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相比。魏延提出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之谋，看似弄险，其实奇妙无穷。诸葛亮对魏延处处掣肘，不肯大胆使用，故其北伐未能成功。魏延“谋反”说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虽是杨仪，但同诸葛亮的临终遗命亦有密切关系。

　　再如，吕布在《三国演义》中被诬为“三姓家奴”，但此说亦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吕布传》而来。陈寿对吕布的评价是“轻狡反覆，唯利是视”，如此评判与“三姓家奴”亦相去不远矣。我认为，陈寿所论较为偏颇，有失公允。吕布叛丁原投董卓，事出有因，应置于汉魏之际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吕布为人豪爽，性格直率，并无自立为王之野心。吕布还深得部下爱戴，例如，他战败后，手下大将高顺等不降，陈宫慷慨赴死，都说明他颇得人心。吕布在大难临头之际，“令左右取其首诣操”亦足以说明他并非贪生怕死之徒，不然就先降了曹操，何必要左右取自己的首级呢？至于他后来“下降”，是他相信曹操会需要他这样的豪杰来平定天下。吕布对操言道：“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可见其在言辞间还是有一股霸气的。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混战，他们之间只有利益，没有诚信。见利忘义、反复无常者多矣，岂独吕布哉！刘备、张绣、马超等哪一个不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与他们相比，吕布缺乏的仅是权术和战略眼光，所以才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至于对三分归一统作出巨大贡献的司马昭，更是被后世目为千古之“罪人”。魏晋禅代没有酿成社会动乱，完成了政权的和平交接，却被后人斥之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野心家、阴谋家。我认为这种评价实际上是基于儒家“君为臣纲”的传统理念，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因此有必要澄清事实，重新评价司马昭这个历史人物。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的分裂局面，司马昭为统一全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上的作用完全可以与曹操相媲美。实际上，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氏取而代之，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另外，司马代魏和曹氏代汉的性质是相同的，汉魏晋易代鼎革之际，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极其淡薄，旧的“两重君主观”影响仍然存在，在皇权极度衰落的境况下，大臣极易操纵和控制才具平庸之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取而代之，登上九五大位。司马昭之后，南北朝君主纷纷效尤，其夺位手法如出一辙。直至隋唐以降，莫不如此，甚至被誉为一代英主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弑君夺位者不可胜数。为何人们要单单怒斥“司马昭之心”呢？这显然是历史的不公正。所以我认为将“奸臣”这顶帽子扣在司马昭头上是不合适的。正如郭沫若先生为曹操翻案一样，本人亦为司马昭正名，称其为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1957年，郭沫若替曹操翻案，认定曹操是三国时期的头号大英雄，此说不无道理。然而，我觉得今人对曹操的评价似乎有过高之嫌。从曹操一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生涯来看，他一方面倡导“唯才是举”，使用了大批贤才；另一方面却又是求贤又杀贤，用才又弃才，纳谏又拒谏。曹操性格上的二重性、用人上的“二律背反”比比皆是，因此重新审视曹操的功过，给他一个确切的定位，仍是当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功盖三分国”是后人对诸葛亮的称颂，然用在陆逊身上也不为过。在历史上，“诸葛大名垂宇宙”，而陆逊的知名度则远不及之。汉末三国历史上，群贤云集，英才辈出，但真正才兼文武者仍屈指可数。曹操帐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贾诩临阵画计，算无遗策；典韦、许褚、张辽、徐晃武功盖世，勇冠三军，但皆非文武全才。蜀汉政权中唯有诸葛亮既能理政,又能带兵打仗,算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但诸葛亮北伐曹魏，未建寸功，故陈寿批评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陆逊在孙吴政权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他助吕蒙取荆州、擒关羽；夷陵之战，击败号称“天下英雄”的刘备；石亭之战，大破曹魏十万大军，为孙吴建立三分天下的王霸之业立下赫赫战功。陆逊反对孙权对辽东用兵，他主张吴国应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待机北伐，这是极具战略眼光的明智之举。陆逊的雄才大略与曹操、司马懿、诸葛亮、孙策、周瑜相较毫不逊色，堪称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之一。

　　我在前人及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魏延等人作了重新评述，这些新观点、新看法有时会被视做对历史人物的翻案。对此，我并不认同。我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以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曾国藩而言，对他的评价不是被颠倒了数次吗？所以对三国人物的重新评价也是很正常的。当然，本人的分析评判是否公允，还请专家与读者批评赐正。

　自曹丕以魏代汉，“汉魏故事”便成了禅让的代名词。司马炎以晋代魏是“汉魏故事”的一次翻版。此后，南北朝及隋、唐、后梁、北宋各代帝王纷纷效尤，如法炮制，亦以禅位的形式完成易代鼎革。权臣既谋夺位，又欲逃避篡弑之名，于是便上演“禅让”的闹剧，胁迫傀儡皇帝主动逊位，然后故作姿态揖让一番，将夺位美化为禅让。帝制社会之禅让虽同上古唐虞时代不同，其目的是用以掩盖篡弑，但皇位与皇权的更迭相对比较平稳，一般都不会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故汉魏时期的禅让制颇有研究之必要。

　　更值得史家重视的是，历朝禅代都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为了效仿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禅让故事，使改朝换代能符合当时的法理观念，权臣在夺取帝位之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或封王，赐九锡，然后登上九五之位。曹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汉魏禅代，从此九锡成了权臣易代鼎革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九锡是汉魏晋之际权臣夺取政权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探索、改进与渐趋完善的过程。秦汉王朝虽然已经建立了皇权统治，但毕竟刚从三代社会脱胎而来，不仅皇帝独裁及忠君观念还未深入人心，而且其专制政体也不够完善，皇权的加强有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白钢先生认为：“划分中国皇帝权力形态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可以赵匡胤建立宋王朝为界，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赵匡胤以前我们姑且称之为皇帝的相对独裁时期，赵匡胤以后，可以称之为皇帝的绝对独裁时期。”在皇帝相对独裁时期，宰相受到皇帝的特殊尊重，可谓位高权重，在诸多方面享受崇高的礼遇。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皇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宰相、大将军，一旦出现昏君庸主，失去对兵权的控制，抑或天下动乱，名教式微，宰相或大将军就有可能成为权臣，其加九锡、夺神器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三国时期，帝王还利用九锡来笼络羁縻敌国或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九锡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的另一种特殊功能。九锡制从周代滥觞，汉魏之际形成，一直延续到五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开国之君的《本纪》中都有受禅前的“九锡文”，然而由于史籍记载极其简略、零星，故历代史家对九锡制甚少关注，仅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立“九锡”专条，作简要论述。当代史家虽偶尔提及九锡，然皆语焉未详，未有专文论列。本书详细考察了九锡制的缘起及其与汉魏禅代之关系，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皇权政治及易代鼎革的运作轨迹。

　　皇权政治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强调天下臣民必须无条件忠君，但忠君的伦理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稽考史籍，笔者发现，先秦社会士的忠君观绝非如此，甚至到秦汉时期大一统帝国局面已经建立，君主专制政体已相当完善，一部分士大夫还没有把皇帝奉为自己唯一的君主。他们的忠君观具有两重性，即不仅认为皇帝是君，举主、府主等人亦可作为“君”。君臣名分多元化是周秦汉魏时期的普遍现象。
　　东汉末年，“四世三公”的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在两重君主观的影响下，袁氏门生故吏皆奉袁氏为主，他们宁可不忠于朝廷，也要尽忠于袁氏，以致后来袁绍一度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阀。而袁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汉王朝尚未完全崩溃之时，仅据淮南一隅之地而自称皇帝。三国时期，士人为图富贵，或背叛朝廷，或弃旧主，犹如脱屐。正如赵翼所说：“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而转借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耆旧，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啧啧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由此可见，传统的“君臣大义”与“三纲五常”已荡然无存。

　　三国时期，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诸葛亮与司马昭，虽然都对历史作出杰出贡献，但后世却有截然不同的评判。前者因忠君“忠”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名垂宇宙，后者却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遭世人唾骂。千百年来，诸葛亮与司马昭几乎成了人们衡量忠良奸雄的典型人物。我认为所谓诸葛“忠”、司马“奸”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极为偏颇，是对古代社会的忠君观念以及皇权政治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跌宕起伏缺乏深度探究的结果。因此，本书就两重君主观的起源、嬗变、特征作一论述与辨析。

我不太同意近年来史学界比较流行的，所谓“南北经济均衡”导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观点。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得到初步开发，建立于长江流域的楚、吴、越等国还先后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一度问鼎中原，连北方晋、齐等强国都向其屈服。可见长江流域的开发并不始于汉代，所谓“南北经济均衡”才导致天下分裂的理论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那么，三国鼎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我在这里也不打算详细探讨。不过，我认为三分天下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谋”，“人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言：“曹操比之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很显然，诸葛亮强调曹操战胜袁绍的法宝，就是“人谋”。其实，不仅曹袁战争的成败取决于“人谋”，而且整个三国战争史都证明：凡善用“人谋”者就能克敌制胜，反之则必然失败。本章的三篇论文都与“人谋”有关，但又从新的视角探究了赤壁之战曹操失败、关羽失荆州以及具有超强战斗力的凉州兵团难成气候的原因。

　　赤壁之战胜败原因后人多有评说，几成定论。但鲜有从夏口的地理位置、战略形势的视角上检讨曹操失败之因。夏口“分荆襄之胜而压荆襄之口”，是荆、扬二州的“心喉”。曹操赤壁之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在夺取江陵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视了夏口的重要战略地位，不纳程昱之良谋，没有乘胜追击势单力孤的刘备，占领夏口这一战略要地，致使刘备得到喘息之机，并与孙权联合，大破曹操于赤壁。曹操亦因此丧失了统一天下的最佳时机。

　　三国时期，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致使诸葛亮《隆中对》规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天下之终归于曹氏”（王夫之语）。对此，历来史家评论颇多，一般多责备“关羽大意失荆州”。我认为，将荆州之失归于关羽的疏忽大意，实是皮相之见。其实失荆州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这是刘备集团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略、战术、用人等一系列问题上措置失当而造成的。王夫之认为，诸葛亮《隆中对》的两路北伐颠倒了军事上的奇正关系，是难以实行的。不少学者也表示赞同，我却不敢苟同。我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绝不能把失荆州的原因归之于《隆中对》。蜀汉丢失荆州既有关羽本人的责任，亦有刘备、诸葛亮的失策。把失荆州的原因找出来，不仅分清了刘备、关羽、诸葛亮的“人谋”失误，更可以使今人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东汉末年，冀州、兖州、荆州、扬州、益州等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中央政权及汉魏之际的历史影响，皆不及凉州军事集团远矣。以董卓为首、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曾一度席卷关洛京畿，对东汉帝国的中枢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汉王朝是被胡化、羌化的凉州兵团所灭亡的。董卓、李傕对二京的破坏，是反文明、反人类的行为。此风一开，影响恶劣，军阀屠城、滥杀无辜的现象层出不穷。凉州兵精悍，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然凉州武将性多疑忌，反复无常，不善“人谋”，其部又“莫相归服，军无适主”，缺乏凝聚力，加之“凉州寡于学术”，得不到士大夫的有力支持，故最终导致凉州军事集团的灰飞烟灭。

本章名为三国政治文化散论，既为散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尽管笔者所涉及的内容仅为冰山之一角，但读者仍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解三国时期特有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风貌。

　　东汉末年，汝南地区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月旦评闻名遐迩，盛极一时，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选官制度以及稍后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均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月旦评评人之确、察人之准为世人折服。在曹操尚未入仕前，许劭便评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见其目光如炬，料事如神。月旦评的盛衰消长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东汉朝廷阉宦专权，皇权削弱，社会控制力下降，政治趋于多元化，这是包括月旦评在内的“清议”兴起的重要原因。到了魏晋时期，社会控制力逐渐增强，地方权力收归中央。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社会清议遂成为由官府控制的规范化的制度。这样一来，民间的、分散的人物品评逐渐湮灭，月旦评从此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月旦评虽为时不长，但在史坛和文坛留下了深深的烙痕。

　　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的产生绝非偶然，其与曹操用人政策紧密相连。前期他们共同辅佐曹操，开创基业，建立曹魏政权；后期两大派别矛盾加剧，党争愈演愈烈。汝颍与谯沛二大集团的斗争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党争，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魏晋禅代鼎革，从此庶族寒门淡出政治舞台，而世家大族左右政局竟达数世纪之久。

　　张角同张鲁、张燕分别领导的三支武装力量，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形同而实异，由于各自的出身、立场不同，三个人走的是两条路。以张角为首的广大黄巾军将领，前仆后继，慷慨殉难，显示了崇高的气节。张角不愧是杰出的农民领袖。五斗米师—刘焉部将—东汉郡守—曹操上宾，这是张鲁走的人生道路，他的一生与宗教领袖、割地称雄的诸侯是紧密联系着的。而张燕则经历了山泽群盗—黑山首领—曹魏功臣这样一个过程，游民意识始终支配着他的行动。张鲁与张燕一个是五斗米师，一个是游民首领，他们都以自己手中的武装力量为资本，先后投降东汉、曹操，拜将封侯，可谓殊途而同归。

　　三国时期，我国的航海在世界上已处于领先地位。向东拓展到日本，向北至朝鲜，向西远达印度洋，还建立了大陆和台湾的联系。当时大规模航海次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大，造船业之先进，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是我国古代航海和造船史上的辉煌篇章。后人对汉魏时期的航运作诗形容道：“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乃三国航运面貌的真实写照。

　　三国时期户口数量模糊不清，几乎成了中国古代人口史上的一个盲点。根据现存的、少量不完整的史料和不准确的户口数字，要确切地搞清三国时期的人口数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等于三国人口数就完全无从考证，如果把三国时期的部曲、佃客、奴婢等世家豪族的私家户口，由国家典农机构管辖下的屯田户，另立户籍的兵户、吏户以及仍保持其原有部落形式的少数民族的牧户与国家控制的编户统统加在一起，仍然可以得出一个大体符合实际的三国人口数字。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三国史研究的领域，前人辛勤耕耘，成果颇丰。笔者从事三国史研究有年，既对前贤高山仰止，又觉这一研究的诸多方面仍有商榷之必要，姑且大胆尝试，另辟蹊径。本书旨在为研读三国史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至于是否言之成理，还有待学界与读者的品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