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谈借荆州
1、借荆州的背景。赤壁破曹周瑜功高震主，刘备因受庇护而成了他的附属。刘备打荆南实际上是清扫侧翼的工作，老曹下赤壁的时候，自己在江夏的势力也是这样撵过来的江来的。所以虽然老早就平定了荆南四郡，刘关张却一直待在江陵前线，而黄盖居然做了四郡之一的武陵太守。吴书关鲁两人扯皮的对话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吴书曰：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羽曰：“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邪？”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观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羽无以答。
关羽和鲁肃都提到一点，江陵打下来之后借荆州之前，刘备几无立锥之地。唯有周瑜划出来的江南“油口”。陈寿的鲁肃传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
2、划地油口。割地安置客军刘备这么大的事情，周瑜居然自己作了主，而孙权竟然没有过问，直接划给大耳朵就了事了。从周瑜的遗嘱来看，刘备当时应只有公安一角地，江夏荆南都不在他手上。要不然哪来“人多地少”？刘备能有多少部众要安置？荆南那大的地盘，刘备用得着“立营”于油口吗？“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刘备这个“当选荆州牧”管理的范围还真是有限。如果一切都成立那么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刘备只有那么一点地盘，也只有这样才存在“养虎”之患，才存在“笔落”之惊。连我们在千年后读史都会产生“东吴能不能取西蜀”的争论，老曹听到“借江陵”犯得着连笔都捏不住吗？老虎已经放出来了，笔早该掉了。（至于日后刘备领有部分江夏，那也是借来的赤壁成果）
3、孙权想啥呢？赤壁之后孙权权力欲急速膨胀。江陵还没打下来，自己就急着抽调部队打合淝，还让张昭打九江当途——当然，不排除老张主动请缨挽回威信。兵力严重分散，三个地方一处败，一处撤，一处惨胜的结果也是自然的。老孙至此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全面掌权的时机尚不成熟，咱还是玩阴谋吧。只可惜他没想清楚另一件事：大耳朵是刘季的“后嗣”，不是韩信的子孙。老孙对待周瑜尚且如此，他刘备还能有好果子吃？
老刘看人入骨，老孙“长上短下，难为下”岂能漏过。
蜀国不置史，后来赖着荆州不还又不光彩；而“借荆州”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吴国第一大阴谋，老孙遮掩这件事比老曹遮掩赤壁卖力多了。所以到处都没记载是正常的。但是，借荆州这件事的当事人都很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所以东吴总是理直气壮的要地盘，不全部拿回来决不罢休。所以当关羽坐下人耍流氓，会被关鲁两人呵斥——虽然动机不同；以陈寿之简而载江表传所未引，足见此事之明。
二、周瑜与其子侄的死是正常死亡吗？
三国志对周瑜的死有这样的记载：
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日：“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㈠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丧当还吴，又迎之芜湖，众事费度，一为供给。后着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初瑜见友于策，太妃又使权以兄奉之。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㈡
1、周瑜之死。对于周瑜死于心脏病的说法，南飞持保留态度。建安十五年公瑾正在积极准备伐蜀，孙权对此也表示支持；就算受到猜忌，也不至于郁闷到患病的地步，他可是一个“性度恢廓”的人。《三国志》所录的公瑾遗书与《江表传》虽然文意大差不差，但措辞和着眼点差异甚大。不可能都是原文摘录，引文如下：
三国志：
周瑜病困，上疏曰：“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愿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踣之日，所怀尽矣。”
江表传：
初瑜疾困，与权笺曰：“瑜以凡才，昔受讨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荣任，统御兵马，志执鞭弭，自效戎行。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谓若在握。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傥或可采，瑜死不朽矣。”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种记载最大的区别在于陈寿的没有周瑜伐蜀的计划！这个计划甘宁多年以前就考虑过了，冒险取夷陵的不就是兴霸他么？刘备亲自上京借荆州之际，周瑜也亲自找孙权陈说伐蜀大计，包括对刘备集团的处理。表面看来陈寿的删节是为了避免重复，但他这样一改，铁杆鹰派的遗书流露出了哀求的意味。
伐蜀计划乃是周瑜昼夜所思之事，所以他才会在短时间内两次将其作为主题论述。陈寿秉承孔子、太史公的叙史传统，自然深知详略叙述的不同，会直接引导读者的思路。他完全可以把伐蜀这件事留在周瑜遗嘱里，为什么老陈要删后面而保留前面？这就是史家对历史人物定位的大学问了。
2、周瑜子侄辈的命运。惜墨如金的陈寿，居然连篇累幅介绍周郎子侄的命运，相比之下夏侯渊那两个才华横溢的小孩，可没享受到这么好的待遇。为了求证长子周循的死亡时年龄，南飞搜查了一下资料。一般来说，血继遗传病亲属死亡年龄都差不多。周瑜死时三十六岁，而周循的死亡年龄远低于这个岁数。三国志对此用的是“早卒”，不到三十岁都可以用这个词。从他老婆孙鲁班改嫁的年龄来看（20余岁），周循死亡年龄应该不会超过二十五岁。而他老婆恰恰是三国第一毒妇人，再联系到孙权对周瑜子侄的待遇。南飞有充足理由怀疑这个少年英俊、“有瑜风”的周循是正常死亡。
周瑜的小儿子死于AD239，有史记载死时三十四岁。而周瑜死于AD210年，而当时小乔24岁（被周瑜迎娶于198年至200年）；这既是说，乃父去世的时候周胤大约四五岁。由此可以推算出周瑜去世时的大儿子周循大概是七八岁，不会超过十岁。诸葛赡尚公主的年龄是十七岁，与他身份相当的周循迎娶孙鲁班的时间，大概在217至220年。这一点可以用孙鲁班的年龄作为佐证。三国时期女子出嫁很早，通常十四五岁就嫁了。而孙鲁班在AD249年的时候不过四十余岁，她十四五岁的时候正好在这一个时间段。
公元229年，我们的孙权大帝将寡居的鲁班郡主嫁给全综。虽然229年同时也是孙权称帝的黄龙元年，但要糜乱如孙鲁班寡居很长时间，是不大可能的——或者说，老孙要称帝，这国之公主也不能太不像话吧。所以南飞大胆猜测，老孙做了票一石二鸟的买卖——全综领重任了。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在此基础上反推回去，周循死亡的年龄正是二十四五岁，大概在AD227至228年——这正是做为女人孙鲁班的思想开始成熟起来的年龄。
周胤的才华不如他大哥，老孙依然不放过，用了很卑劣的手段把他远徙拖死。这连诸葛瑾、步骘、朱然、全琮这些重臣都看不过去，虽然他们可能私底下有荣辱牵扯，但周胤有才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毕竟在乱世，人才不可或缺。只可惜有一种人的才华正是孙权所深忌之事，一如另一大辅臣张昭。说到子布，南飞突然想起了田丰临终前的遗言，真的如老易所说。
周瑜的侄子周峻以“瑜元功为偏将军，领吏士千人。”死后全琮想表他的儿子为将，孙权批示了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话：“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闻峻亡，仍欲用护，闻护性行危险，用之适为作祸，故便止之。孤念公瑾，岂有已乎？”以周瑜始，以周瑜终，“周瑜”才是用与不用的关键因素。老孙的官腔，确实不比常人。陈寿将他比为勾践，岂独能忍哉？
当全部事实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孙权对周瑜的真实态度，与这其中的猫腻，已不言自明。
三、三国志的特点
《三国志》有个特点，选材慎重精简：宁可一本书出现两种记载，也不改一个字。这其中的奥妙在于“保存”。老陈身处司马家“白色恐怖”的年代，想出这样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传载真实历史。吴蜀魏三国志多以官方资料为主，而官方记载的特点就是忌讳甚多，所以掌握这个规律一对比，真相立马出现。举个例来说，“赤壁疑云”便这样烟消云散——大家都知道东风火烧这个被曹魏刻意隐瞒的事实。南飞以为，此乃陈寿胜过班固之处——他懂得“自污”。
纪传体的好处在于不需要知道全部史实，也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历史人物；但是很难把握一个历史事件的全貌。因此，多看了几个人的传记，读者往往会觉得难以理解，进而怀疑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定位是否准确。南飞深信：一本有明显疏漏的史书，绝对不能让同时代的史学家烧稿子。因此，南飞以为《三国志》绝不会有大毛病；有矛盾的地方，必然有其时代原因，而作者对此作了巧妙的处理。南飞此文基本上把三国志里与此里面相关的内容都连成了一片，而用南飞的观点进行诠释。这种情况下，除非存在一个更广阔的系统——比如爱因斯坦修正经典力学，否则很难说南飞的结论讲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