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 婚嫁一旦涉及到政治领域就不再是单纯的感情问题，甚至感情问题已经居于次要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的地位，这一点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已经被多次证实过了，两汉时期的和亲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十分重视家庭伦理的社会中，“易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人伦之始，恩纪之隆，莫尚于此矣”，打好婚姻这张牌，对于醉心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来说是尤为重要的，有了一个强大的姻亲家族互相支持无疑可以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同时婚姻也是一个很好的投机，可以是关系进一步强化，给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掩盖上亲情的外衣，三国时期糜竺作为“祖世货殖”的大商人，为了追求更大的政治利益，投资正处于低潮时期的刘备，不仅“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与时困匮，赖此复振”一个不能忽略的手段就是“进妹与先主为夫人”，结果“待之以上宾之礼，未尝有所统御，然赏赐优宠，无与为比”，显赫一时，虽然有糜芳叛变，仍然是“子威，官至虎贲中郎将，威子照，虎骑监”。所以政治婚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笔者以三国时期蜀汉皇室的婚姻政策变化对蜀汉政治的影响来透视政治婚姻的作用。
二 与东吴的政治联姻
虽然在赤壁之战以后，三国已经形成鼎立之势，但是从综合实力来讲，刘备和孙权还是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面对强敌，再加上鲁肃等人的尽力维系，虽然在荆州的归属权上双方有根本的分歧，还是形成了一种政治联盟，而为了巩固这种联盟，进行政治联姻也就成了一种很好的形式和补充：
“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琦病死，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1]从中可以看出，因为刘备的势力逐渐增大而让孙权感到了威胁，同时也是为了巩固赤壁大战后的政治联盟，采取了政治联姻这一手段。而刘备也是审时度势，在自己羽翼未丰时不想破坏与孙权的战略伙伴关系，欣然同意。从当时的政治局势来看，双方的策略和态度都是很明智的。但是很遗憾，这一桩政治联姻最后却无疾而终，没有起到什么实质的政治作用，其原因在于从根本的利益角度来看，吴蜀联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荆州问题，在共同的敌人暂时消失的情况下，谁能控制这个四战之地谁就掌控了联盟的话语权，甚至是可以改变三国的力量对比。任何程度的谈判妥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实际上，纵观整个三国历史吴蜀联盟最为巩固的时期也就是东吴完全占有荆州，而蜀汉又无力反攻的时代。这并非是一种巧合。
但是政治联姻也是势在必行的，之所以完全没有起到作用还是和双方的心态有关，刘备虽然姿态较高“至京见权，绸缪恩纪”，但是还是把这次婚姻当作了工具而已，而孙权明显是有些操之过急“先主入益州，云领留营司马，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2]孙权以及其妹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加速了这一次政治婚姻的失败。其妹骄横的表现只能是让刘备讨厌的情绪增加，孙权未经允许突然将其接走，还想扣下后来的国君都是令刘备无法忍受的。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刘备忽视政治婚姻的重要作用，必要的情况下，这种婚姻模式还是可以巩固内部统治缓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不久之后，刘备就实行了他的第二次政治婚姻。
三 与益州大族的联姻
刘备在占领益州后并未高枕无忧，而是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在外患方面，先是“建安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接着又有曹操定汉中，对益州本土直接构成了威胁。虽然外在矛盾随着曹操的战略失误以及对孙权作出让步联合而暂时缓解，但是内在矛盾则是更大的隐患，初攻益州时就有“先主进军围雒，时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后来又是“进围成都数十日，吏民咸欲死战”。可见刘备虽然拿下益州但是人心是否真的归附尚难判断，究其原因，虽然刘璋“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加与百姓”，不过也是没有横征暴敛的行为。另一方面刘璋初纳刘备进川时，蜀中群臣纷纷阻挠说明了代表本土上层大族利益的益州集团害怕外来的荆州集团对自身既得利益构成威胁。所以刘备如何平衡两大利益集团的厉害关系是解决内在矛盾的重中之重，刘备的治国之策（操以暴，我以仁，事乃可成耳）以及当时的局势决定了他实行的是以安抚为主（当然，面对刘璋的长达二十年的松散管理，刘备与诸葛亮也颁布施行了较为严峻的法令和制度“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除了对原蜀人降臣大加封赏尽量和荆州人士平起平坐（以法正为蜀郡太守）外，政治婚姻成了一种体现这种政策精神内核的重要手段。
在这一方面，刘备可以说是再次以身作则了，“先主穆皇后，陈留人也。兄吴壹，父素与刘焉有旧，是以举家随焉入蜀，焉有异志，而闻善相者相后当大贵。焉时将子瑁自随，遂为瑁纳后，瑁死，后寡居”[3]从中可以看出吴壹因为和刘璋之间的姻亲关系而成为益州集团的代表之一，在四川是具有深厚背景的，能够和他建立一种密切关系对于笼络蜀中上层豪族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穆皇后当时寡居以及刘备和刘瑁同族的背景是有违礼仪的，而刘备也是顾虑到了这一点，但是此举还是得到了诸葛亮和法正的支持，“于是纳后为夫人”，后来更是步步高升，“建安二十四年，立为汉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立为皇后”。其兄吴壹也是在这次政治婚姻交易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其权势在新主上台后不仅没有丧失，反而进一步扩大，“官至车骑将军，封县侯”，直至后主延熙年间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领汉中太守这一重要的职位。而刘备也以此为突破口达到了笼络了蜀中大族人心的目的。以这种政治联姻再加上对上层氏族，刘璋旧臣不计前嫌的使用，委以高官厚禄，使得益州集团的代表们觉得新主和本集团的命运紧密相连，既得利益并没有丧失，从而激发了他们的能量，蜀汉前期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国内政治的日趋稳固和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刘备这一次是把政治联姻的功效发挥到了及至。
四 后刘备时代的变化
但是这种皇室婚姻政策在刘备之后没有得到更好的贯彻和实行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失误，皇室婚姻除了具有扩大稳固统治作用外还是一种荣誉，是一种对功臣的褒奖，而在刘备之后，蜀汉皇室的婚姻更多的是体现在后者身上，前者则是不断的弱化。刘备白帝城托孤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一代贤相诸葛亮没有对这个问题有所兼顾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后主敬哀皇后，车骑将军张飞长女也，章武元年纳为太子妃，建兴元年，立为皇后”。“超女配安平王理”这两起宗族婚姻的对象都是非益州集团的代表：张飞和马超。此举可以看作是对两大利益集团的平衡。张飞与刘备“恩若兄弟”，“先主为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其地位仅次于关羽，“章武元年，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在刘备进川遭遇困难时，张飞“破巴郡太守严颜……所过战克，与先主会于成都”[4]，领巴西太守后又击败张颌，使巴土获安。而马超“为左将军，章武元年，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不仅进军成都直接导致刘璋出城投降，而且其世代与羌错居，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对于巩固蜀汉边疆有重大的威慑作用。由此可见，二人在刘备创业初期和平定四川期间均有重大的贡献，并且在边防重镇身居要职，尤其是在关羽死后成为了非益州集团军事方面的领袖人物，因此这两件宗族婚姻有着政治笼络和褒奖功臣的双重含义。而这一时期刘备尚在位，所以也可以看作是原来的皇室婚姻政策的延续。
但是之后蜀汉皇室婚姻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准确的说就是政治笼络功能弱化，地位开始边缘化。“后主张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兴十五年入为贵人，延熙元年春正月入为皇后”[5]，“诸葛瞻……年十七，尚公主，拜骑都尉”[6]，“关羽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7]。张飞次女入宫时正值敬哀皇后去世，张飞已不在人世， “诸葛瞻尚公主”时诸葛亮已死九年，而“关统尚公主”时关羽更是早已不在。荆州集团在诸葛亮谢世之后虽然还有蒋琬等一班旧人支撑，却已经不再具备整体优势。益州本土集团将成为蜀汉政权维持统治的阶级基础和主要依靠力量，但是这个时期蜀汉为数不多的皇室婚姻却都是对准了客家即荆州集团的后裔，虽然也是换来了其后人的战死沙场，但是和前期相比却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政治荣誉和对老臣的褒奖，从而失去了现实的政治意义。
五 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政治婚姻内容的空洞化其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在第一代益州集团代表或战死或病亡而退出历史舞台以后，新一代的本土官僚已经对蜀汉皇室的忠诚度渐次下降，这种危机在后诸葛亮时代逐渐暴露出来，无论是蒋，费还是姜维都不具备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和才干，使得他们无法具有诸葛亮那样的凝聚力。黄皓的逐渐得势是和周围臣子的趋炎附势分不开的，这就和当初蜀中人士对刘璋投降，对刘备东征的大规模苦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邓艾率军长驱直入，除了诸葛亮之后诸葛瞻，张飞之后张遵战死绵竹以外皆望风而降以至于兵临城下后群臣或主降或主逃，而在开城投降后也只有北地王刘堪自杀殉国的人心离散之景更是无法和当初夷陵惨败，蜀人冯习，张南，程畿等诸多人士殉国相提并论。
蜀汉政权对其统治的基础力量——益州本土官僚逐渐失去了驾御能力使得国小民疲的先天缺陷彻底暴露，兵临城下时束手无策。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也被削弱，反而成为了对自己的制约，只能坐守孤城，后诸葛亮时代的核心领导人们虽然是兢兢业业，甚至是死而后已，但是却没有修正对本土官僚集团的不重视，不扶植的错误政策思想，而是任其自由发展，以至于人才凋零并且对皇室的认同感忠诚度下降。利用皇室婚姻拉拢人心来增强凝聚力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其前期的作用说明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手段。所以说皇室婚姻政策的这种变化是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人才思想和统治政策出现了重大失误的一个缩影。后刘备时代的蜀汉政府发掘使用人才不利，甚至有严重的浪费现象，如魏延和杨仪等人，皇室婚姻政策的改变与这种人才政策的衰败相吻合也就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了。它折射出了蜀汉后期的种种政治危机，婚姻政策的不作为是政治上不作为，人才政策上的不作为的一种表象。
参考文献
[1]：《三国志先主传》 879页 中华书局
[2]：《三国志赵云传》 949页 中华书局
[3]：《三国志二主妃子传》 907页 中华书局
[4]：《三国志张飞传》 943页 中华书局
[5]：《三国志二主妃子传》 906页 中华书局
[6]：《三国志诸葛亮传》 932页 中华书局
[7]：《三国志关羽传》 942页 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