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罗贯中交游研究

【内容提要】

20世纪罗贯中的交游研究主要集中在“和《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和施耐庵的关系”、“和赵宝峰的关系”、“和高明的关系”以及“和农民起义的关系”五个方面。整理、总结其中的得失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深化21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

【关键词】 《三国演义》文献学/罗贯中/交游研究/《录鬼簿续编》/赵宝峰

【标题注释】该钞本由郑振铎、马廉、赵斐云三先生访书宁波时发现。但具体的发现时间，说法不一。《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十卷（1936年）第五号马廉校录的《录鬼簿·录鬼簿续编》之短跋（赵孝孟作）云发现于1931年秋。郑振铎藏本之长跋（自作于1946年10月）却说发现于1928年1929年间。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录鬼簿续编提要》（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则认同前者。

　关于罗贯中的交游情况，明清时期多为原生态的文献载述，几乎没有考证性的文字。直至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录鬼簿续编》等重要文献资料的发现，罗贯中的交游受到了鲁迅、郑振铎等现代学者的重视，成为《三国演义》研究的新开拓领域。但总体而言，现代时期的罗贯中交游研究材料爬梳罗列有余，而文献发覆考辨不足，因此在当时该领域始终没有形成研究热点。而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三十年，由于社会舆论及学术的关注重点主要在思想性方面，因此，罗贯中的交游研究一度沉寂。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学术研究的正常化、多元化，罗贯中的交游研究很快成为《三国演义》学术界的关注重点，论争平等激烈，探讨精细深入，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综观该领域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学术界的具体研讨主要集中在“和《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和施耐庵的关系”、“和赵宝峰的关系”、“和高明的关系”以及“和农民起义的关系”五个方面。兹要述如下。

一、和《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

　　关于罗贯中和《录鬼簿续编》作者关系的主要文献依据是明天一阁钞本《录鬼簿续编》中的记载：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虽然对于《录鬼簿续编》作者是否为贾仲明（一作名）(1343-1422)学术界目前仍有争议，但这寥寥数十字吉光片羽的记述，却为我们提供了迄今关于罗贯中生平最详赡最可靠的材料，同时也是关于罗贯中交游的最早记载，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线索。

　　认为贾仲明为《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学者，一般都肯定两人的“忘年交”关系。但也有学者对罗贯中与贾仲明这对“忘年交”的实际关系有不同看法。

　　周楞伽首先认为《录鬼簿续编》中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其不可信处有二：第一，一般公认罗贯中是东原人，连罗贯中在所著的书中也自署“东原罗贯中编次”，贾仲明却独说罗贯中是太原人，不知何所据而云然？第二，他既自称与罗贯中为忘年交，却根本不提缔交于何时，只说“至正甲辰复会”。而“其后六十余年”，正是罗贯中以作《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历史小说声誉鹊起之时，他却一无所知，而且竟不知罗贯中之所终。天下有这样的“忘年交”，岂不奇怪？进而他通过对《录鬼簿续编》中贾仲明传记的分析，认为贾仲明“品格卑劣”、“恬不知耻”，“罗贯中轻视他的为人”，“至正甲辰复会”以后，就和他断绝了往来，根本不愿告诉他自己的行踪，“贾仲明完全是谬托知己”，在对罗贯中踪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只好说‘竟不知其所终’”（《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我们认为，虽然《录鬼簿续编》钞本存在较多的疑点，但在提不出强有力的反证的情况下，应遵循一般的学术规范，对《录鬼簿续编》该记载的权威性予以肯定。另外，我们还应该始终明确交游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理解罗贯中的思想，进而为深入研究《三国演义》服务。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不管《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是否为贾仲明，贾仲明是否“谬托知己”，对我们就《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所透视出的罗贯中的为人、性情等的理解并无大妨。

二、和施耐庵的关系

　　早在明代就已有文献记载罗贯中乃施耐庵门人。明初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载“公讳子安，字耐庵。……盖公死之年，七十有五，而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灺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另胡应麟(1551-1602)《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云“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尽管前者之真伪目前尚有争议，但“罗贯中为施耐庵门人”的说法应该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在于，明代差不多前后的其他文献如郎瑛(1487-1566)《七修类稿》、田汝成（约1503-？）《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成书于1586年）、《稗史汇编》等都记载罗贯中作《水浒传》。至明末清初，周亮工(1612-1672)首先对两人之关系及《水浒传》著作权提出了异疑，他在《因树屋书影》卷一中认为“《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续作，因极口诋罗，复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由是，争衅遂开。

　　现代学者如鲁迅、胡适等循周氏思路而倡“托名”一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水浒传》“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周亮工闻于故老者亦第云罗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后人见繁本题施作罗编，未及悟其依托，遂或意为敷衍，定耐庵与贯中同籍，为钱塘人，且是其师”。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认为“‘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乃是明朝中叶一个文学大家的假名”（《（水淋传）考证》）。但关于谁是“托名”者的种种猜测，都绕过了罗贯中这个文学大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部分研究者继续沿此思路作了一些具体探讨。如1982年罗尔纲在《水浒真义考》（《文史》第15辑）中提出，《施耐庵墓志》不足凭信，而罗贯中确有其人，七十一回本《水浒》即出其手。《水浒》写了农民革命，罗氏“为了避祸，就捏造了一个乌有先生施耐庵为著者，而把自己放在‘编次’之列”。王晓家也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施耐庵”其人，而是《水浒》的作者为逃避文网虚构出来的人物，是罗贯中的化名《〈水浒〉作者系罗贯中考辨》，载《水浒争鸣》第二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水浒〉作者及其他》，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水浒传）作者非施耐庵系罗贯中补证》，载《济宁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

　　而顾文若、焦中栋则受《录鬼簿续编》“乐府、隐语极为清新”等语的启发，认为“‘施耐庵’是罗氏采用了谐音法，将‘是乃俺的本’（这是我的本）隐谐为‘施耐庵的本’”，“这是罗贯中为避文祸，根据杭州风俗做的一个隐语”（《“施耐庵”为罗贯中托名》，载《晋阳学刊》1999年第1期）。文章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思路，但就论述而言，尚显单薄。

　　当然大多数研究者还是力图证明两人的师生关系及之与《水浒传》的著作权的。但其中也有部分研究者对“师生关系”的实质提出了新的看法。如欧阳健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施廷佐墓志铭》、施耐庵遗曲《秋江送别——即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庵公生原迁籍志》等晚近发现的材料，认为二人“非师生授受关系”而是“罗贯中因年岁较小而自居门人”（《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上溯本论题的论争历程，可以发现端倪启自明代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因此，其真伪问题十分关键。在目前莫衷一是、驻步不前的情势下，刘冬等提出的开掘“施耐庵墓”以寻求地下文物参证的主张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参见黄俶成著《施耐庵与〈水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15页）。

三、和农民起义的关系

　　罗贯中与农民起义有关系的认识也是由来已久。明王沂《稗史汇编》卷一百三“院本”条载“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论者大都以为所谓罗贯中“有志图王”即罗贯中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另清代顾苓《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游图”说“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所作《水浒传》题曰《忠义水浒传》……至正失驭，甚于赵宋，士诚跳梁，剧于宋江，《水浒》之作，以为士诚讽谏也，士诚不察……”；清徐渭仁《徐鈵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成一百二十回”，则坐实了罗贯中与农民起义的具体关系。成为后世大多数研究者指认立论的直接依据。如王利器就认为，王圻《稗史汇编》所谓罗贯中“有志图王”，“当是指其客霸府张士诚而言”（《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又见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版《三国演义研究集》）。

　　也有部分研究者在认同罗贯中参加农民起义的前提下，对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刁云展认为罗贯中原籍东原，东原对罗贯中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农民起义对他的影响”。罗贯中可能参加过刘福通部将毛贵领导的红巾军，“可能当头头”。当张士诚的势力伸展到山东时，他才参加了张士诚的队伍。从此，罗贯中开始了客籍南方杭州等地，后半生专心“传神稗史”的写作生涯（《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周楞伽则认为，顾苓《跋水浒图》说他帮助过张士诚，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我倒疑心地依附的是陈友谅”，依据是《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陈友谅传》，记明太祖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康郎山大战：“友谅集巨舰，连锁为阵，太祖兵不能仰攻，连战三日，几殆。已东北风起，乃纵火焚友谅舟，其弟子仁等皆烧死……是战也，太祖舟虽小，然轻驶；友谅军俱艨艟巨舰，不利进退，以是败。”这一条记载何等像《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的火烧赤壁（《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9月版）。刁、周二氏所根据的显然均非强有力的实证材料。

　　新时期关于该论题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是李灵年对“有志图王”的新解。他在《罗贯中“有志图王者”辨》（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版）一文中不同意多年来流行的“罗贯中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的说法。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辨析：其一，根据元徐显《稗史集传》、《十药神书》、同治《苏州府志》、《明史》等资料考察，王圻《稗史汇编》中与罗贯中相提并论的葛可久(1305-1353)，“其政治立场是为元帝效命”，并曾直接参与对抗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元王朝亦曾发出征聘葛可久的诏令，因其病死而未成。罗贯中的思想似不当例外。其二，曾罗致罗贯中入幕府的张士诚，在起义过程中反复无常，并于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正式投降元朝，授太尉职。“一些地主士大夫投奔他，并不因为他是起义军领袖，倒是由于他是元朝的开府太尉”，因此，“即使罗贯中曾经参与张士诚政权，也与农民起义无涉”。更何况罗贯中作《水浒》以劝谏讽谕，是因为他“看到张士诚‘阳为元将，阴欲自图’，对元朝并不忠心”，故而“希望他不要做第二个‘跳梁’宋江”，这显然更谈不上与农民起义有什么关系了。其三，以赵宝峰为代表的浙东地主阶级士大夫是反对农民起义的，而“综观罗贯中现存的作品，没有一部不是否定农民武装斗争的”，“鼓吹匡济之志，宣传封建正统，讨伐乱臣贼子，正是罗贯中作品的政治倾向”，显然“罗贯中与其师友并没什么不同”。因此，所谓罗贯中“有志图王”，“其涵义不一定特指自立为王，而是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在国家‘多事之秋’‘奋臂而起’，涤荡海内，为朝廷建立功勋，以取得封王赠侯”。文章最后认为“罗贯中与元末农民起义没有什么联系，也不曾参加反元斗争”。结论自有可商榷之处，但文章在文献材料的寻绎考辨、时贤成果的去芜存菁、研究思路的不落窠臼等方面对学术界均有可资借鉴的重要价值。

四、和赵宝峰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书店于1959年收购到的《赵宝峰先生集》进入《三国演义》研究者的视野，关于罗贯中的师承及交游又有了新说。

　　《赵宝峰先生集》卷首有《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写道：“至正二十六年(1366)，岁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月己未，门人：乌本良、郑原殷、冯文荣、罗拱、方原、向寿、李善、乌斯道、王真、顾宁、罗本（表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翁旭、王桓、洪璋、徐君道、方观、裘善缉、李恒、翁昉、岑仁、王慎、童惠、王权、高克柔、顾勋、王直、叶心、裘重、周士枢、郑慎、茅甫生等致祭于故宝峰先生赵公之柩曰……”。这个名单，后来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相继纂修的《宋元学案》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即本之，另加“陈文昭”、“桂彦良”二人名。

　　周楞伽、王利器二先生根据上述记载，认为罗贯中就是宋末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王利器结合《水浒全传》描写陈文昭的内证，作了更为确定的论证（《（水浒传）是怎样纂修的？》，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周楞伽继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对该集的研究提出罗贯中为赵宝峰门人后（《小说札记·罗贯中的生卒年新证》，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于80年代末，又结合黄宗羲《宋元学案》卷23《静明宝峰学案》的记载和清人王梓材增补《宋元学案》时在“罗本”条下加的小字按“《戴九灵集》《书画肪宴集诗序》言：沈师程之友罗彦直氏。罗先生拱，字彦威，则彦直盖先生之字也”，考定罗本“字彦直，贯中乃是他作杂剧和小说时所用的别号，等于今人的笔名，他还有一个哥哥拱字彦威，早已拜赵宝峰为师，研究理学。”（《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2年版）周文所引材料皆确凿无疑，只是周文没能更进一步举出罗本以贯中为别号的实证材料或线索，这不能不影响他的结论的精准性，因此而为有的学者所诟病，认为不能排除同名同姓之可能（详下），亦未尝没有道理。

　　李灵年针对“赵宝峰的学生罗本是否即罗贯中”的问题，提出：“关键在于作为小说家的罗贯中，他与理学家赵宝峰是否会有相同的旨趣”。文章考察了赵宝峰的思想，指出：“作为理学家的赵宝峰，在政治上有他落后反动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始终忠于元帝的立场上；同时，他在认识问题和处世态度上又有开明随时的一面，不愧为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赵宝峰这种复杂的思路性格，对罗贯中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李灵年还指出：“综观赵、罗二氏作品之间的血缘关系，最为鲜明的是民本思想和贤人政治思想。”“赵、罗二人都立足于元末动乱的现实……用不同的文字形式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其政治目的完全相同。”因此，“他们之间的师生之谊似无容怀疑”（《罗贯中为赵偕门人辨略》，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章培恒则对“罗贯中为赵宝峰门人”的观点提出怀疑，他认为“这篇祭文虽列有罗本之名，但既无字号，又无籍贯，安知这个罗本不是跟罗贯中同姓名的另一个人？先兄斯通《先兄春风先生行状》，这位赵宝峰先生是个理学家，并非一般的塾师。罗本若非服膺理学，是不会师事赵宝峰的。而罗贯中则大写通俗小说和杂剧，‘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又对曹操有所肯定，这都是跟理学家异趣的。因此，赵宝峰的学生罗本是否即罗贯中，实在也还是一个问题”（《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答周楞伽同志》，载《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应该说这样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若据此而否定罗贯中与赵宝峰的师生关系，论据也是不充分的。

五、和高明的关系

　　“罗贯中和高明是同学”的观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者是王利器。王氏认为《赵宝峰先生集》卷首《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名单中的“高克柔，当作高柔克”，即作《琵琶记》的高明高则诚。并进而认定罗贯中和高明是同学（《〈水浒传〉是怎样纂修的？》，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胡雪冈在此基础上对此说作了进一步补证。作者据《慈溪县志》、《温州府志》等材料中的相关记载，认为高明曾两次在四明（元时曾下领慈溪等四县）任过事，并且晚年也是在四明度过的。因此，两人成为同学应该是有根据的（《高则诚生平及其作品考略——高则诚与罗贯中是同学的一点补证》，载《温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王氏学问精微博洽，向以文献考据见长，但在这一问题上显然思虑欠周，失之臆断。胡文的补证也仅能说明高明在四明任事、生活过而已。因此，此论一出，驳难即起。金宁芬、欧阳健等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金宁芬从版本及《宋元学案》的记载体例出发对此作了详细考证。她首先查阅了四种版本的《赵宝峰先生集》（《四明丛书》本、两种知不足斋钞本及清潍高氏钞本），发现其中所收《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高柔克”均作“高克柔”。再查《四部备要》本、光绪五年长沙重刊本、上海文瑞楼石印本《宋元学案》，其中卷九十三“静明宝峰学案表”及正文，也一律是“高克柔”、“高先生克柔”。这说明赵宝峰的门人是“高克柔”，而不是“高柔克”。另外，同一部《宋元学案》卷六十九——七十“沧州诸儒学案”黄溍门下，录有“高明”其人并小传一篇。《宋元学案》中所录人物凡二见者，均注“别见”、“别为”、“并见”等。而“高克柔”和“高明”名下，均无此等字样，由此可见确系二人（《罗贯中和高则诚不是同学》，刊1983年4月19日《光明日报》）。行文细密谨严，考证笃实有据。

　　欧阳健则从古人尊师通例的角度提出异议：“按照尊师的通例，门人对师长应一律称名，如乌本良字性善，乌斯道字继善，向寿字乐中，王桓字彦贞，罗本字贯中，但祭文中一律署名。高明，字则诚，著有《柔克斋集》。如果他也是门人，在祭文中居然不署名，甚至不署字，却用一个别号，就实在太出格了。所以高克柔为高明之说，可以基本排除”（《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金宁芬、欧阳健二氏的反驳是有据且有力的。罗贯中与高明的同学关系可以排除。

【原载】 《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