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晋南北朝之思

三国魏晋南北朝之思－－黄巾　

资料：太平道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

感思：黄巾起义之败，因固多也。但其组织形式和发展步绪是很值得可取的，首先区别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它是用宗教形式的精神力量来组织和发动群众，在组织性和稳定性要强于以往的起义。其次，它先派遣信徒分布于全国各地，建立了相当的民众基础，用宗教的精神力量来控制民众。如果聚于一地起义，起义力量是很集中，强大不少，但是作为起义军，相对于汉室的军事力量来说，仍然远远不及。特别是作为统一的封建政府，极易聚集大军围而歼之，而且农民起义军也缺乏和汉室进行持久战的力量和可能性。而将信徒步于天下的话，再同时举兵，虽然力量分散，但有若星星之火，绵延不绝。如有详尽和完备的战略部署，可以令得汉室无力进行有效统一的讨伐战，兵力调集势必难以周全，左右为难，举步维艰。故而黄巾之乱，扰乱天下，十余年而不绝也。唯独张角身死过早，起义军失去了其精神领袖，同时也失去了其有效的组织、领导者和战略规划者，之后黄巾军在汉室军事武装和地主武装的分化围攻下，逐步步入了消亡之路。黄巾者流动性过大，而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虽然其声势浩大，而下盘不稳，粮食军械战马等等供应无定，故其无法定于一地，也就易为地主武装和政府武装各个击破了。黄巾起义的起初与太平天国的颇为类似，以宗教控制信徒，广泛吸纳教众于各地，而后挥兵以起，但失败的原因却是各有不同。（济南人唐固告密于汉室，而令起义准备不足而提前起事，且损失了京畿方面的重要力量，不能乱汉室之根本，毁汉室之庙堂，引京畿之动乱，黄巾一大败因也。）

黄巾军起义后三个主要活动地带：河北冀州【张角】；广阳（郡治蓟）【沙也】；南阳【张曼成】、颍川【波才】、汝南【彭脱】。
　　 
以汉室而言，黄巾起义前，虽朝廷昏庸，宦官弄权，灵帝任用十常侍，卖官售爵；而州郡武装力量割据，地方世族力量盘踞郡府，中央集权统治无力。但仍可谓说是保存了“君尊臣忠”的礼式。而在经历了黄巾起义十数年的席卷和冲击，君权进一步的积弱，地方州郡割据形势已成，地方与中央的联系也仅仅局限于表面形式，州郡长官可以独自举荐良材，授以官职或引为幕僚，因此许多有野心的州郡长官往往大肆招揽人才，囤积兵力，也铺筑了中央集权的崩溃之路。此时，君主虚有实无，往往成为掌权者的傀儡。从何进为求独揽大权，消灭宦官武装力量，而调凉州董卓入洛，而后何进身死，董卓继而统权，董后而李郭，而后曹操，汉献帝终老一生，不过一辈子的傀儡木偶而已。此与唐安史之乱颇为相似，唐玄宗统治后期，藩镇割据格局初成，待到安禄山范阳出兵，而后中原大乱数十年，皆因中央集权不够稳固，地方州牧，藩镇势力拥兵而自重，不唯君权是从，待到乱世方至，小者割据州郡而望自保，大者盘踞数州而望登九五。而中央权力积弱，既缺乏强有力的军力支持，也缺少战略性人才，因此君权颓弱，王室可衰也。

而以唐安史之乱而言，肃宗为太子时，即对藩镇割据之趋势有所警惕。因此当安氏起兵后，而后玄宗退位，肃宗登基，便治兵于灵武，迅速地稳定了涣散的军心，也及时建立了临时行营，从而为最终平息安史之乱建立了前期必要的准备工作。尔后能效仿勾践，楚昭王般身处逆境而卧薪尝胆，内得李泌的辅佐，而外用郭子仪借回鹘兵平乱，故后方得平安史之乱，尚保唐室一脉。唯此时藩镇割据之势已成，虽后宪宗、宣宗曾有心平定藩乱，集权中央，无奈宦权为患，而君主大多有心无力，故后黄巢起义，天下大乱，而唐亦终为朱梁所灭。

三国魏晋南北朝之思－－曹操之崛起

资料：曹操，沛国谯人。祖曹腾，中常侍。

浅评：曹操之父曹嵩为曹腾之养子。东汉后期的中常侍以贪污弄权，干涉朝政而闻名于世。“党锢之祸”也是东汉后期一个宦官势力与士大夫 清流势力斗争的一个表现和缩影。曹腾虽然身为中常侍，但尚知韬光养晦，收敛声名，曾上书举荐荀爽等名士，与士大夫、清流多有交结，所以曹操在政治基础上不仅拥有宦官集团的支持，同时也可以轻易的打入士大夫官僚集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曹操个人也是下过一番苦心的，先交结太尉桥玄（“世名知人”），取得了他的赏识，再加上而后辗转相识的汝南许劭的高度评价：“治世之名臣，乱世之奸雄”。由此引起了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关注，因此以后也就轻易地进入了士大夫阶层的核心了。从其参与何进军事集团谋诛“十常侍”及其一系列军事部署便可一窥端倪。但是也应该从中看到曹操本身所具备的才能，“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籍，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可以看出，曹操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才能的。不论是作为讨伐黄巾军的骑都尉还是治理地方的行政长官，如果光凭借关系，而没有有效的手段，是难以服众，并取得政绩的。

说到曹操，就有必要谈到袁绍此人。袁绍籍汝南汝阳，自高祖父安下，四世三公，家门显赫。其父袁逢也曾位列高官，其族叔袁隗亦为当世之太傅，可谓“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三国志中有云“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因此也就可以理解袁绍与曹操之间的交情了。袁绍出身士大夫阶层，且是名门望族之后，而曹操不过一宦官之养孙，在东汉时期，门阀制度已经形成，此二人之出身可谓天壤之别。然而袁绍其祖曾与宦官袁赦攀过本家，而且加上袁绍能折节下士，因此三国志中提到“太祖少与交焉。”曹操与袁绍自少年时便是相交莫逆，袁绍并不特别排挤和歧视曹操，而后袁绍与曹操也在董卓乱政时能共起兵伐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建立了一种并不明显的盟誓关系，直到争霸中原的官渡之战。而且从曹操的家庭背景出身，也可以发现曹操以及袁绍能够加入“西园八校尉”这支新军建设而后官职扶摇直上的部分原因。

资料： 曹嵩曾出钱一百万，买得太尉一职。而曹识子曹纯，家亦“羡富”，“僮仆人客以百数”。曹鼎侄曹洪，其家资雄厚甚过曹嵩，“家兵”有千余之多。

浅评：乱世争雄，除却一定的政治势力，要维持强力的军事集团势力，必须要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汉末之时，十常侍弄权，统治混乱。而东汉时官员选拔制度仍然采取州郡长官举荐等传统制度，透明度甚低。而灵帝更开辟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授官方式，就是卖官授印:“灵帝宠用便嬖子弟，转相汲引，卖关内侯直五百万。令长强者贪如豺狼，弱者略不类物，实狗而冠也。”当然灵帝的昏庸暂不表过，曹嵩能够出钱一百万买官，其家资势必百万数计。其实商人阶层在汉代已发展壮大，西汉时有邛崃卓氏，而后程郑、宛孔等，都以“富庶”闻名天下。虽然汉室采取压制、钳制商人阶层的无限制扩大，并将其摒弃于统治阶层之外。但是商家势力却从未放弃过进入统治阶层，通过与官僚士大夫的联姻、交往，通过汉末时期的政治混乱，却成功地实现了自身的目的。特别是处于战乱时期，由于兵器、粮食、马匹等流通频繁，商人势力如想垄断其中一些暴利行业，势必需要依附于这些州郡割据势力之下。曹氏家族多为富殷之家，可以猜想其一定与商人阶层多有往来，甚至可能有从事一定的商业买卖，得获巨利。因此在曹操起兵讨董时，得到了商人阶层的大力支持，陈留孝廉卫兹便出资助曹，而黄巾起义时，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也曾出资助刘备起兵。商人之所以支持地主武装，一方面是希望能够迅速平息黄巾起义，以恢复正常的商业买卖往来，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进入统治阶层，能有一席之地。

资料：曹操初起时，并无割据地盘，故其部队给养上不得不仰仗陈留太守张邈接济，在其军事行动上也受到张邈的一定节制。
曹操攻徐州时，陈留太守陈邈联络驻屯东郡的曹操部将陈宫，迎吕布出任兖州牧，共拒曹操，立时“郡县响应”。只有鄄城、范、东郡为曹军所占，且鄄城中“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

浅评：曹操堪称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且好读书，倡节俭，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知人善用。但是其为人好猜忌，性格反复。因其父曹嵩路过徐州，为陶谦所派护送曹嵩的部将张闿所劫杀，而勃然大怒，兴兵攻打徐州，屠杀徐州无辜人民数十万；官渡之战时，也曾坑杀袁绍降兵数万人。曹操还定下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条文，实在是过而甚也。另外在对待汉帝的态度和做法上，也可谓引人垢而不耻。杀董贵人、废伏后，都是“直入宫廷，持刃以胁帝”。虽然曹操是“胁天子以令诸侯”，但如此不顾君臣之义，持刃犯上，难得曹操还以文王自居，不肯与有生之年代汉而立，实在令人捉摸不透。而且曹操好猜忌，孔融、祢衡、杨修都不为其容，“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诛，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这是陈琳所作的《伐曹操檄》中的部分片断）。

张邈、陈宫皆为兖州士族，而边让是陈留人，自然边让被杀会令兖州士人产生唇亡齿寒之心。另外张邈本为曹操名义上的上官，但现在却反居其下，是故反乱之意早起，逆反之心长在。嘱眼古今，如是后来居上者多矣，而能自知而守成者实为少也。而且曹操伐徐州，几兴全国之兵，国内空虚，这点从战略上来说，是极为失策的，再加上张邈、陈宫本身是兖州土人，多与其郡守军曹，地主豪强相结纳，故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俱全。是故其“振臂一呼而百应”，一时间夺曹军之气，处于了极其有利的战略地位。但曹军留守的荀彧毕竟是个很有政治和军事才干的能吏，先调夏侯惇由东郡返鄄城，斩“通邈、宫者军吏”十数人，先安定军心，断其内应，闭关坚守以待援军；而后遣人赴范、东郡，鼓励两郡军民坚守。吕布虽屯重兵以围鄄城，但连年战乱，人民流失，土地荒芜，粮草不济，再加上吕布如兖州时日不多，割据地盘尚不稳固，重军力而忽内政，内部矛盾尖锐，且时有曹军反扑。加上吕布刚愎自用，不识忠言，故空得绝世武勇，终为曹军所败，退归徐州。如徐州陶谦能乘曹操回兵攻吕布之时，连淮南袁术、刘备等引兵配合吕布合围曹军，或可歼灭曹操势力。淮南袁术为人贪诈寡义，且与其从兄袁绍不和，若厚币以结之，或可行。

三国魏晋南北朝之思－－官渡之战

（一）
资料： “官渡之战”是三国早期以少胜多的典型战役之一，对于当时中原战局以及此后整个历史进程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时天下格局，袁绍掌冀、幽、青、并四州（今河北、山西全境，河南黄河以北地区及山东胶州半岛地区）。袁绍方灭割据幽州多年的宿敌公孙瓒，三军意气正盛，而南与刘表、刘备连结声气。手下猛将精兵层出不穷，智囊谋士亦为众多，带甲军士数十万，声势实压过曹操多矣。
而曹操在与袁绍决战官渡之前，先迅速地攻灭吕布，取得了徐州的控制权，而后再次派遣使者招降南阳的张绣势力，解决了后顾之忧，也避免了被袁绍、刘表南北夹击之虞。然后逼迫方据徐州为叛的刘备北附青州袁谭，继而联合袁绍。然后曹操以在青州有一定势力和威信的吕布降将臧霸入青州，平定齐、北海等郡国的叛乱，避免袁绍军自青州和官渡方向两路直下的可能性。
此时，割据淮南的袁术势力亦已覆灭，其地盘全数为曹操占据。而孙坚子孙策初步平定了江东地区，并接收了袁术的残余势力，隐隐有厉兵秣马，引军北上之势。荆州则仍然处于刘表的统治中，然其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但荆州地处要冲，且易攻难守，为周围势力虎视眈眈。而刘表亦无图天下之志，且对汉帝“不失贡职”，只想“保江汉间，观天下变”。而益州刘璋，昏庸无志，且时与刘表、张鲁征战，更无出师中原之便。而汉中则为五斗米道张鲁所盘踞。关中陇西地区也是处于割据分裂的状态。

浅评：纵观天下，是时唯袁绍、曹操争霸中原。江东孙氏，虽孙坚、孙策父子皆当世之豪杰，有吞天下之豪略；但江东久离战乱，富庶繁荣，民心思定，且江东的士族地主也苟安稳定，惧怕战事一起影响自身利益，故大都无心北上。加上官渡之战时，孙策有心北上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但事未成，就被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英年早逝。北伐的计略也就不了了之。孙策死前对其弟孙权的一番说话也可以看出孙氏军事集团后来的战略方针：“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故孙氏足可自守而无力北进。

而荆州刘表，治世时或可为一方政吏，而乱世中却不能拓展疆土，图霸天下。刘表为人貌儒雅，然内猜忌，且树敌不少。孙策、刘璋皆图谋进犯荆州，而刘表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年衰后宠其幼子刘琮，而疏远其长子刘琦，废嫡立庶，舍礼祟爱。而且琮母族蔡氏以外戚擅权，刘表不加止，其内乱隐患未除，自然也无争天下之力。三国志中曾有一段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在官渡之战期间劝说刘表的说词，很客观的分析了刘表当时的处境和出路，只是刘表未曾采纳：“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称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故为将军计者，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刘表采取隔岸观火之策，但又阴与绍相结，可谓两面都不讨好，倒不如火中取栗，虽然冒着一定的风险，但一旦押定胜败，则可延福后嗣。只是刘表好谋无决，不能接纳忠言，这也注定了其后嗣颠蹶，社稷倾覆。

再以益州而言，地势险而田地富，民安定而不失彪悍。依地势而固守，外御敌而内修国力，实属易守难攻。占益州，效高祖出兵南郑而定关中，或以武侯隆中对言以汉荆而出，天下可图也。但是刘焉刘璋父子并非益州土族，以外郡人士治川，其势必会与益州土著地主势力产生直接的利益冲突。而刘焉虽有争天下之心，志中有云：“焉内求交阯牧，欲避世难。议未即行，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焉意渐盛，造作乘舆车具千乘。”但其结怨于荆州刘表，欲顺江直下而出定为刘表所阻。而焉死后，其子刘璋更是杀死张鲁之母、弟，遂成仇敌。于是汉中益州征战连连，更无出师定中原之途，难起争天下之心。

而关中之地此时，诸将马腾、韩遂等，各拥强兵相与争。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如同一盘散沙，对于曹氏军事集团并无太大威胁，只能时而侵扰之。曹操也表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委之以后事，特使不拘科制。是故关内大治，也进一步地稳定了曹操在关内和京畿一带的统治，也解决了曹操的后顾之忧。在官渡之战时，钟繇更是送马二千余匹给军。在袁尚所置河东太守郭援到河东之时，钟繇也遣张既成功的说服马腾合众击之，可谓成功的完成了曹操交给钟繇的战略任务。

是以观天下，争霸中原乃至天下者唯袁绍、曹操也。所以官渡之战成为了争霸中原，以至决定以后天下大势的一次重要战役。

袁绍，家世显赫，累世三公九卿，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可以说在中原一带乃至整个中国领域的世家大族心目中，袁绍是远强于“阉宦赘螟”的势力代表的。从一方面来看，袁绍为献帝所任命的大将军，在官爵上高于曹操的司空（行车骑将军事）之职，在汉遗臣和忠于汉的士族官吏中也是具有相当高的号召力的，特别是曹操在时事舆论上背负着“专行胁迁，当御省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见陈琳《伐曹操檄》）的恶名。另一方面，自诸侯起兵讨董卓，袁绍任渤海太守，而后吞并冀州牧韩馥的地盘，又东兼并州，向北通过多年征战，终于攻灭了公孙瓒。自此，经过近十年的经营割据，将并、幽、冀、青四州作为自己坚实的根据地。仅冀州一地就有民户百万家，倘征发全部及龄壮丁入伍，可得精兵三十万人。以军事实力来说，袁绍占有绝对的优势，取胜似乎唾手可得。

而反观曹操，出身“阉宦阶层”，但是由于曹操本身具备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自小便崭露峥嵘，也打入了士族官僚的阶层中。其为人能礼贤下士，虚心吸纳建议，而且志怀天下。在以兖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以后，东平徐州，西定司隶。特别是在击溃青州黄巾军后，收编黄巾余众百余万口，从中抽调壮丁数十万，号为“青州兵”，后成为曹氏军事集团的主要军备力量之一。另外在献帝逃离长安之后，听从荀彧、郭嘉的建议，迎献帝于许，拥汉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了不可忽视的优势，这也是整个三国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试想如果袁绍能在曹操之前恭迎汉帝，结局或不可知。此后曹操更以汉帝之名，行帝王事，奉社稷礼，在政治上取得相当大的主动，也为曹氏势力的发展和成熟铸就了坚实的铺垫。在军事上，曹操在大战之前，降服了南阳张绣，除却了后顾之忧；而在内政方面，一方面注重兴修水利，另一方面事实“屯田制”，招引流民，兴修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其根据地的建设和安定。

从表面上来看，曹弱而袁强，袁绍挟四州百万甲士，遣颜良、文丑为锋锐，以迅雷之势南下，气势赫赫；而曹操则采取稳守避其锋芒，策谋以击奇，以逸而待劳，实施战略性的防守反攻之策。三国演义中曾有过一段郭嘉论及袁绍十败、曹操十胜之说，不可考其真假。但可以认定的是荀彧曾有云：“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土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袁绍为人好大喜功，表面能折节下士，但实则好谋少决，刚愎自用，缺乏用兵的战略眼光，虽然手下沮授、田丰皆当世之智囊，然不能听其忠言，用其策，甚至下田丰入狱，故而后无人敢进逆耳忠言，而顺其心，应其意，无运筹帷幄之主，再而颜良、文丑虽勇冠三军，但武勇有余而少智谋，可为冲锋陷阵之先锋，而不可为三军之帅。袁绍以颜良统军围攻白马，又缺乏掩护呼应颜良的翼军，故被曹操以轻骑突袭其后，然后乘乱阵斩颜良，正应了沮授前言“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而后文丑也是因为孤军深入，被曹军回军而击，破之，斩丑。一时间，损折袁绍两员上将，挫袁军士气，更迫使袁绍放弃了围击曹操，而以颜、文二人冲击南下的计划，丧失了开辟曹操势力后方第二战场的可能性，也逼使袁绍和曹操转入了面面相对的持久战中。

（二）
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十二里）位于黄河南岸，为渡河南下北上之枢纽。当时袁绍集“精兵十万，骑万匹”，而曹军最多不超过三、四万人，袁绍是企图以其的优势兵力，逼迫曹操决战，凭借兵力上的优势一举歼之，而后直击许都，劫夺汉帝，从而取得战略和政治上的主动权。其战略计划和意图都是深孚战理的，十倍于敌可围之，三倍于敌可战之。从某个方面来说，如果这个战略计划成功地实现，那么曹操将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但是分析时势，沮授和田丰都先后地劝谏袁绍，特别是在战前，田丰就有云：“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选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沮授也劝谏袁绍“慎而与曹决战”，应固根据地之根本，据黎阳而为前线，一方面“内修农战”，一方面以精骑不断南下扰曹，掠其“薄弱之地”，不出两三年，则曹军必疲之，而袁军兵强马壮，故可一击而溃之。另外，“外结英雄”，积极开辟第二战场，以外力牵制曹操之军力。其实这与春秋时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提出的“疲楚”战术大为相似，都有一些游击战争的痕迹。不同之处，伍子胥所处之吴弱于楚国甚远，然袁绍却强于曹操；但以弱吴尚能胜强楚，若以强袁击弱曹，用此战术，实可稳操胜券也。

（三）对于官渡之战中乌巢一役的感想
乌巢，袁绍大将淳于琼运粮囤积于此，离袁营四十里。可是袁绍忽视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驻扎地离大营尚有一段距离，并未防备曹军轻骑突袭乌巢的可能性。其实袁绍应该了解粮草在两军对垒中的重要性，但可能是过于托大，且乌巢守将淳于琼亦不堪重任，为曹操亲率步骑击破，袁军粮草尽数烧毁。粮草囤积远离大营，且不以重兵名将守之，一失也；曹军奔袭乌巢，必人少且兵精，此时以重兵阻击或可全歼，但袁绍却并未看到这一点，以至导致袁军军心涣散，“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郃等率其众降。”浩浩袁军此时如同一盘散沙，袁绍与曹操的这场争霸战由于袁绍的目光短浅和缺乏战略眼光，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成功的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也成就了曹操的中原霸业。

袁绍为人豪爽而能折节下士，但是曹操灭袁氏势力时，为其死节者寥寥无几，不过沮授、审配等三、四人尔耳。虽顺应天命，望风而降无可垢耻，但也可看出袁绍对人不能推心置腹，偏听谄媚之言而不纳忠言，是故忠臣智士远之而无谋小人近之。空拥四州之地，甲士数十万，而一败涂地，可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