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黄州的几位同仁彼此唱和，力主三国赤壁大战古战场遗址在黄州，而非古今公认的蒲圻“周郎赤壁”。其实也不是什么创见，只不过是将几百年前已被推翻的旧案重新提起而已。现仅摭“黄州说”立论要点，依据史实与前贤论断，以正视听。
曹军是否自江陵顺江东下
“黄州赤壁说”从托名王粲《英雄记》中“发现”，曹军与刘备长坂大战后，经汉津沿汉水抵夏口进占黄州，根本没有去蒲圻赤壁的必要。史实果真如此吗？请看——《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十三年秋九月，曹）“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曹操为什么要“进军江陵”？《三国志 ·先主传》已作了明确的解释：“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
陈寿，后人誉其为良史，更何况撰《三国志》时，与赤壁大战相去未远，既云曹操“进军江陵”，作史必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持“黄州说”者偏说曹军并未去江陵，而是去搞“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的工作去了，证据是：曹军至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的“将”，不是世人皆知的“率领”的含义，而是“把、派的意思”。并以此证明曹公未去江陵。为驳斥如此主观臆断，试看以下铁证——《三国志·武帝纪》明载（建安十三年冬）“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备……”。清人卢弼《三国志集解?武帝纪》亦曰：“据《三国志》载，曹操自江陵征刘备至巴丘，遂至赤壁。”进一步证实曹操不仅到了江陵，并且是顺江东下经巴丘抵赤壁。
另据唐人杜佑在《通典》中批驳《汉阳郡图经》所主“汉阳赤壁说”之误后指出：“曹公既从江陵水军沿流已经巴丘（则今巴陵），赤壁只在巴陵郡之下……”又据持相同观点的唐人李吉甫所言:“按《三国志》……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备先据得之，自当阳，倍道追备，一日夜行三百里，遂克江陵。又自江陵追备，至巴丘，遂至赤壁。”杜佑，唐初著名的政治家、地理学家，其专著《通典》被公认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故此说自当不诬。再如，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载：“备用鲁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将部顺江东下。”清同治《汉阳县志》云：“况操舟自江陵直下。周瑜自江州上逆，两军相遇，赤壁当临大江，……”也证实当年曹军到过江陵，且自江陵顺江东下。
不错，据《三国志·文聘传》记载，最先追及刘备至当阳的是文聘和曹纯。但是曹操于长坂击败备军主力后，并未继续追歼隐蔽“斜趋汉津”的刘备残部，而是率大军迅速占江陵以接收“军实”。因此，曹操兵出江陵顺流东下，史实昭然，千古同调，何探之有？既然无法排除曹军抵蒲圻赤壁、洪湖乌林的客观实事，李儒科先生否定“蒲圻赤壁说”的推论，自然是不攻自破了。
战场是洪湖的乌林和蒲圻的赤壁，还是黄州的团风赤壁
儒科先生之所以力主“黄州赤壁说”，说是探明了团风县团风镇就是乌林。既然有了乌林，下游不远处即“东坡赤壁”，对岸鄂州又有个三江口，似乎赤壁大战涉及的几个地名都有了，于是“力主黄州赤壁说”。其实团风“乌林”的发现，也不是儒科先生的功劳，而是贺亚先君之首倡。他于《周郎于此破曹公》（载《赤壁战地考》P3-P18）第二部分提供的依据是：
1、明人李维桢《官氏墓志》载有:“团风镇古时又名乌林。”
2、清光绪十五年团风树德堂石碑上刻有“窃团风地号乌林界临鹅渚”等字样。
3、据原团风镇码头管理所工作人员童梦林说，在民国二十年，修建镇商会拆毁财神庙时，目击有块石碑上刻有“乌林镇财神殿”字样。
我并不排除团风镇又名乌林的可能性，但此说最早出现在明代，而作为“此说极为可靠”的铁证并非官修史志，而是民间墓志。并且，墓志作者亦未标明古名来源，只凭亚先君谓“此人记忆力很强”。至于后两条，明显缺乏实物佐证。因此，如此便“当可断定”的“团风乌林说”，未免难以教人心服口服。最为重要的是，见于史志方乘的作为“当年周郎败曹公处”的正式地名只有洪湖乌林和汉阳乌林，决无团风乌林。试看前人对赤壁大战首战地乌林的确切记载与考证——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江水》中业已载明，长江在会合湘江以后，经右岸城陵山（今城陵矶）左岸白螺山（属监利）进入“乌林地区”，具体为江水“左迳上乌林南，村居地名也。又东迳乌黎口，江浦也，即中乌林也。又东迳下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而江之“右岸得浦矶口，即陆口也。”陆口，即流经蒲圻境内的陆水入江之口，与对岸之洪湖乌林隔江相望。《水经注》是我国古代最具权威的地理专著，所记水势地形，今人亦可一一指认，则“下乌林”即陆口对岸之洪湖乌林明矣。
至于确认洪湖乌林与蒲圻赤壁大战遗址，最早的是成书于唐贞观年间李泰的《括地志》。该书云：“鄂州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杜佑《通典》亦承此说。后有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说：“赤壁山，在今蒲圻县西八十里，一名石头关，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操舟船败走处。”《湖北通志》载南宋人谢叠山的《赤壁诗序》云:“予自江夏溯洞庭，舟过蒲圻，见石崖有‘赤壁’二字，其北岸曰乌林……至今土人耕地得箭镞，长尺余，或得断枪折戟。其为周瑜破曹公处无疑。”《明史·地理志》亦云：“赤壁，北岸对乌林，西北滨大江，有陆水流入焉，曰陆口，曰蒲圻口。”今之《辞海》则曰：“乌林，古地名，即今洪湖县东北长江北岸邬林矶，与南岸陆口相对。”总之，历代典籍、史志方乘，均以确切的口吻，不容置疑的地理方位，令人信服的记载，论证了乌林、赤壁就在隔江对峙的洪湖和蒲圻，并明确标记三国赤壁大战的真正遗址。
由于早已成为历史定论，作为当年血染江水的“乌林赤壁事已陈”了，所以连黄州“郡人始以孙曹赤壁归之嘉鱼（今属赤壁市），而以黄州赤壁属东坡”。也许是东坡居士旷世奇才及二赋对黄州产生的巨大影响，才使得“黄州赤壁天下闻”（宋?王炎《题徐参议赤壁图》）。尽管如此，文武赤壁早已成为历史定论。因为，正如团风早已不叫“乌林”一样，黄州赤壁也改称“东坡赤壁”了。唯有蒲圻“周郎赤壁”，自唐迄今，依然如故。
华容道究竟在何处
持“黄州说”的几位，有人总算还承认赤壁大战后，曹军是沿着“乌林—巴丘—华容道—江陵”路线溃逃；但有人则置史实于不顾，臆断地划了一条近似现在汉沙公路的所谓“团风—夏口—潜江—华容道—江陵”线；还有人竟错误地提出“鄂州华容道说”，即“团风—三江口—黄柏山—段店—华容—白浒山—葛店—武昌”之所谓古“华容道”。诸说并存，足见“黄州说”内部自相矛盾，也就难以自圆其说。
姑且退一步讲，就算赤壁大战是在黄州、鄂城打的，则长江南岸是孙刘军的大本营，黄盖从南岸出发驶往北岸曹军水寨纵火，周瑜也是从江南率主力水师漫江出击，致使烟炎张天，且“悉延及岸上营落”。试想，身在北岸的曹操不尽快组织部队阻击，以掩护大部队向夏口方向撤退，反而面对漫江涌来的得胜之师，冒万死向孙刘联军的大本营突围。我以为，即使是宋襄公，也不至于会愚蠢到如此地步吧！
儒科先生所谓的古华容道，其实是一片随湖泊塘堰略有起伏的平原，虽说距葛店4公里江边的白浒山、樊口东侧的西山确实是山，但其间并无山形成山脉。至于说到黄柏山，确切地理位置在三江口至临江之间，只是一片平缓的小土坡，根本无险可据，更谈不上“宛若江南屏障，俗有江南天堑之称”。殊不知，解放战争中的渡江战役，四野的一部就是从团风——三江口突进江南的。鄂州华容区境内是有不少湖泊，因为河流湖泊多注入长江，不可能滞积成沼泽，更何况是在长江水位下降、水冷草枯的冬季。那么，据史载赤壁大战时并未下雨，所以鄂州“华容道”不可能“泥泞，道不通”，除非地处云梦古泽的监利华容道，无雨也需“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笔者原籍鄂州华容镇人，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个春秋，此说当为不诬。
据陈寿《三国志》之《武帝纪》、《先主传》、《吴主传》、《周瑜传》、《郭嘉传》等史料证实，曹操溃军在撤离乌林之后，虽说“烧溺死者甚众”，但是还有力量进行撤退，并且是从水陆两路沿江撤退，欲“还保南郡”，只是船行至巴丘，由于北人不习舟楫，加之寒冬“遇疾疫”，不得已“烧其余船”改行旱路，这才有曹操“引军从华容道步归。……军既得出，公大喜”。从上述陈《志》裴《注》等史料看，华容道是曹军于巴丘（今岳阳市）“烧其余船”之后登北岸从华容道出，“喜”乃近江陵。如此，则古华容道当在监利明矣。
其实，民国十年版《湖北通志》早就对“武昌华容道”亦即“鄂州华容道”予以过驳斥。该《志》云：“黄州之说，盖出于《齐安拾遗》，以赤石鼻山为赤壁，以三江下口为夏口，以武昌县华容镇为曹操败走当在樊口之上。今赤石鼻山在樊口对岸，何待进军而后遇之乎？又赤壁初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而后又有乌林之败，自华容道走。汉南郡即今江陵，华容今监利也。武昌华容镇岂亦南郡路乎？”
另外，力持“黄州说”的几位作者还忽略了一个起码的军事常识：即曹军从团风溃逃，为什么不沿夏口经汉水北上襄阳、樊城归许都，况且，当时江夏太守文聘已控制江夏郡的江北地区，完全有条件阻击孙刘联军追歼，掩护曹操沿汉水撤退。可是还有人为了自圆“黄州说”，却人为地让曹军越夏口沿夏水过潜江“华容道”，绕老大一个圈子趋赴江陵，难道江陵比襄阳、樊城更接近许都、安全系数更大吗？史书记载曹操溃军自洪湖乌林经巴丘过监利华容道“还保南郡”，那是万不得已。其时，曹军南方、东方皆有劲敌尾追不舍，北面则是百里洪湖，且洪湖古时属云梦泽，河网纵横，极难通行。当此之际，曹军后退无路，北撤不通，唯有西进巴丘，沿当日东下路线迅速“还保南郡”，接受距离最近的曹仁部队的救援，况且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监利华容道正好成了曹操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黄州说”之谬，诚如卢弼在《三国志集解·武帝纪》引尹民昭之驳语所指出的一样：“操既败走华容，北归之路，黄州直通汝颍，最为便捷，安得复经华容也？则赤壁非黄州明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