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十六国北朝疫病流行呈现出连绵不断的趋势。疫病流行大多发生在人口聚居稠密的地区，水旱灾害和战争之后也往往伴随着疫病流行；疫病爆发多在冬春季结交替之时。北方军队在南征的过程中因不适应长江流域的湿热气候，也经常发生疫病流行，疫病流行遏制了北方军队进入长江流域的势头。疫病流行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民众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的威胁。人们已经认识到疫病流行的危害，政府及社会各阶层开始采取诸如抚恤疫病死亡者的家属，医药防治等一系列的救助措施。 【关键词】魏晋；十六国；北朝；疫病流行
关于历史上的疫病流行及其危害，学术界曾经作过一些论述，但大多是从宏观上进行的。至于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病流行仅仅在有关论著中涉及过，没有专题进行研究。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除曹魏、西晋和北魏北方地区短暂统一外，总的形势是动荡不安，军阀混战、民族战争加上水旱灾害所引发的疫病流行，使复杂的政治形势风云诡谲、变幻莫测，有的政权就是因疫病流行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灭亡的。
一、疫病流行的大势
魏晋十六国北朝的疫病流行呈现出连绵不断的趋势。因气候突变、水旱灾害导致的疫病流行时有所见；因人口聚居而加剧的疫病流行更是触目惊心，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疫情发生，并因此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民众的生命财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曹魏控制的黄河流域，经过曹操所推行的屯田制，农业经济逐步恢复，但疫病流行给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黄河流域疫病肆虐，民众死伤惨重。曹操在次年所下的令中有“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之说，在“军兴于外”的特殊时期，因疫病流行，使“垦田损少”，动摇了曹魏统治的经济基础，所以他表露了“吾甚忧之”的心态。[1]（《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当时，曹丕被立为太子不久，“疫疠大起，时人凋伤”。这场疫病流行夺去了与他私交甚好的文友徐幹、陈琳、应瑒、刘桢等人的生命，遭受好友“一时俱逝”的变故，他感到“痛何可言邪”，甚至发出了“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的慨叹。[1]（《魏书·文帝纪》、《魏书·王粲传附应瑒、刘桢传》）从这次疫病流行的趋势来看，其影响的范围比较大，不仅普通的民众多有死亡，即使与曹丕交往甚密的社会上层也多染病而死。
曹魏政权建立后，见诸记载的疫病流行大多发生在京师洛阳。曹操死后，因“又有疾疠，于是军中骚动”。[1]（《魏书·贾逵传》裴注引《魏略》）黄初四年（223年）三月，“是月大疫”。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夏四月，大疫”。青龙三年正月，“京都大疫”。[1]（《魏书·明帝纪》）因此，《晋书·天文志下》云：青龙二年，“是年夏及冬，大疫。”曹魏时期爆发的这两次疫病流行，史书没有记述其危害程度。到齐王芳正始十年（249年）秋天又发生了疫病流行，其中声名显赫的王弼“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1]（《魏书·钟会传附王弼传》）可见疫病流行危害之惨烈。
西晋是疫情大爆发时期，危害大、波及地区广的疫病大规模流行。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太半”。[2]（《武帝纪》）《资治通鉴·晋纪一·世祖武皇帝上之下》“咸宁元年”条云：“大疫，洛阳死者以万数。”疫病流行迫使晋武帝在“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这次疫病流行可能也感染了晋武帝，史称“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寿”。在疫病被治愈群臣祝寿之际，晋武帝感慨万千，下诏曰：“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岂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艰邪？诸上礼者皆绝之。”[2]（《武帝纪》）这次疫病流行在民间为害甚烈。《晋书·孝友·庾衮传》云：“咸宁中，大疫，（庾衮）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炽，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如此十有余旬，疫势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无恙。”此虽是赞扬庾衮对其弟的友爱，但反映了疫情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之长。
晋惠帝以后，疫病流行呈蔓延之势。元康二年（291年）“冬十一月，大疫”。元康六年十一月，“关中饥，大疫”。元康七年，“秋七月，雍、梁州疫”。随后又发生了“大旱，陨霜，杀秋稼”的自然灾害。疫病流行和自然灾害的交替影响，使“关中饥，米斛万钱”。[2]（《惠帝纪》）《资治通鉴·晋纪四·世祖武皇帝下》“元康七年”条则径云：“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而此时关中地区又兵连祸结，“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而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在此情况下，朝廷允许人口“诏听相卖鬻”来缓解民间因疫病所造成的生存危机。[2]（《五行志中》）到了晋怀帝永嘉年间，疫病流行呈现出大爆发的态势。永嘉初年，“关中饥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疠，盗贼公行”。[2]（《高密文献王泰传附略弟南阳王模传》）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阳大疫，死者三千余人”。永嘉六年，“是岁大疫”。[2]（《孝怀帝纪》）因此，《晋书·食货志》云：“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由此可知，永嘉年间的疫病流行既有旱灾方面的原因，又有战争造成民众大量死亡的因素。
十六国时期疫病流行也不时发生。刘聪末年，荒淫无道，不恤民力，横征暴敛，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廷尉陈元达劝谏说：“陛下龙兴已来，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内兴殿观四十余所，重之以饥馑疾疫，死亡相属，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2]（《刘聪载记》）大兴土木与疾疫流行相伴，使民众大量死亡。而刘聪仍然一意孤行，结果朝政日乱，再加上“军旅在外，饥疫相仍”，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前赵光初三年（320年），刘曜左中郎将宋始、振威宋恕投降石勒。刘曜派遣广平王刘岳为征东大将军，镇守洛阳，“会三军疫甚，岳遂屯渑池”。而石勒又派遣石生策应宋始等人，刘岳只得退据陕城。次年，前赵境内发生了“疫气大行，死者十三四”的疫情。光初五年（322年）五月，刘曜又进攻仇池，“时曜寝疾，兼疠疫甚，议欲班师”。可能是刘曜也感染了疫病，最后派人劝说仇池归附才撤军。[2]（《刘曜载记》）前赵的三次疫病流行加速了这一政权的灭亡。
后赵时期疫病流行仍然非常盛行。东晋大兴四年（321年），祖逖病死，石勒开始进攻东晋，东晋的征北将军祖约退守寿春。适逢“勒境内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罢徽文殿作”。疫病流行遏止了石勒的军事进攻，但石勒仍然派兵驻扎在豫州前线以威胁东晋，“梁郑之间骚然矣”。此次疫病流行也波及到东晋占领的青州。东晋的青州刺史曹嶷据有广固，在石勒大将石虎大军的威胁下，准备逃往海中，“会疾疫甚，计未及就”，结果被消灭。[2]（《石勒载记下》）石虎死后，冉闵乘石虎子孙混战之际夺取政权，建立魏。冉闵又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矛盾颇深，“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而此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战争使疫病迅速传染，造成移民的大量死亡，出现了“诸夏纷乱，无复农者”的景象。[2]（《石季龙载记下附冉闵载记》）
北魏时期的疫病流行既有鲜卑族难以适应远征地气候的原因，也有水旱灾害的因素。皇始元年（396年），道武帝亲自率领40余万军队南下讨伐慕容宝，次年八月十五日，进攻常山九门（今河北藁城县西北），“时大疫，人马牛多死”。人畜共患的疫病流行，使军队遭受到非常大的损失，“在者才十四五”。而“是时中山犹拒守，而饥疫并臻，群下咸思还北”。为了稳定军心，道武帝将疫病流行归于天意，并在袭击中山后撤军。[3]（《太祖纪》）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年）四月闰月，北魏军队攻占虎牢关后，“士众大疫，死者十二三”。流行病的作祟，迫使明元帝率军退回晋阳。[3]（《太宗纪》）同年，明元帝派遣刁雍与叔孙建率领5万余人，共同进攻青州。因“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再加上宋少帝派遣檀道济等人所率救兵将至，最后只好撤军。[3]（《刁雍传》）显然，疫病流行大大降低了北魏军队的战斗力。和平元年（460年）六月，文成帝命令诸将讨伐吐谷浑什寅，八月，文成帝到达河西，“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行军还，获杂畜二十馀万”。[3]（《高宗纪》）同样是疫病流行迫使北魏军队撤军。到北魏进入中原后，所发生的疫病流行多与水旱灾害有关。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年）夏天，因为天旱和黄河决口，致使沿黄河27个州郡发生饥荒，不久就发生了“天下大疫”的惨象。及至次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3]（《灵徵志上》）在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夏四月，平阳郡之禽昌、襄陵二县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从上述两例数字，可知疫病死亡人数之多。
北齐时的疫病同样造成民众大量死亡。齐后主高纬天统元年，“河南大疫”。[4]（《后主纪》）武平年间，秦州刺史陆杳被陈朝军队包围百余日，“城中多疫疠，死者过半，人无异心。遇疾卒”。[5]（《陆俟传附杳传》）陆杳有可能是感染疫病而死亡。
综观魏晋十六国北朝的疫病流行，我们可以看出其所具有的鲜明趋势。其一，疫病流行大多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而这也与疫病流行的特点相吻合，一旦发生疫病，往往使人口大量死亡。其二，疫病流行与天灾人祸密不可分。在水旱灾害之后，或战争之后，常常发生大规模的疫病流行，这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之后的必然结果。其三，疫病的爆发时间有其规律可循，虽然说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疫病，但大多集中在冬春季节更替之时。
二、疫病流行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南北对峙的局面，使南北方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从总的形势来看，北方的封建王朝多处于攻势，这就使北方军队频繁地进军长江中下游地区。北方军队在南征过程中，因不适应长江流域的湿热气候，经常发生疫病流行，构成了这一时期疫病流行的显著特色。
从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后，曹操南进的军队因气候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疫病流行的事实频频见诸史籍的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十二月，曹操军队赤壁失利后，军人因不适应赤壁一带的气候，“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1]（《魏书·武帝纪》）裴松之认为赤壁之败，“实由疾疫大兴，以损淩厉之锋”。[1]（《魏书·贾诩传》裴注）而与此同时，孙吴的军队又乘机进攻合肥，曹操派遣将军张喜率领千余骑兵和汝南地区的军队前往解围，亦“颇复疾疫”。[1]（《魏书·蒋济传》）曹操在次年七月就曾感叹道：“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1]（《魏书·武帝纪》）赤壁之战的失败，使曹操深刻认识到疫病对战争胜败的影响。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讨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司马朗在临死前对将士说：“遭此疫疠，既不能自救，辜负国恩。”[1]（《魏书·司马朗传》裴注引《魏书》）很显然，江淮一带气候不但造成军队内疫病流行，而且还使主将司马朗也染病而死。
到曹魏政权建立以后，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环境依然是曹魏军队向南进攻的障碍。黄初三年（222年）二月，夏侯尚与曹真共同进攻江陵，“城未拔，会大疫”，为了避免军队因疫病造成更大的伤亡，魏文帝“诏敕尚引诸军还”。[1]（《魏书·夏侯尚传》）疫病流行迫使曹魏军队不得不撤退。即使到曹魏末年，长江流域的气候环境可能引发的疫病仍然制约着南北统一的步伐。景元四年（263年）夏司马昭在向众将士陈述之所以舍弃寿春而讨伐蜀地时，其中就有“南土下湿，必生疾疫”的原因。[2]（《文帝纪》）
从上述诸事例可以看出，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环境，使长期活动在中原地区的魏晋军队很难适应，因气候湿热、水土不服导致的疫病流行，使魏晋军队常常面临着不战而溃的窘境，这也可能是孙吴政权能够在江南地区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军队在南下过程中也同样遭受着疫病的威胁。永嘉五年（311年）正月，石勒的军队在南进过程中，因“军粮不接，死疫太半”。在这种情况下，他采纳谋士张宾的计谋，焚毁辎重，攻占江夏，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同年十一月，石勒进攻豫州诸郡，临江而还，驻扎于葛陂，准备进攻建康，“会霖雨历三月不止”，司马睿又汇集江南地区的军队于寿春迎战，特别是“勒军中饥疫死者太半”，最后只得退居河北。[2]（《石勒载记上》）咸康元年（335年）四月，石虎亲自率领大军进攻历阳，建康震动。晋成帝让王导督领诸军迎敌。石虎又派遣石遇进攻中庐，围攻襄阳，东晋令荆州附近的军队迎击，“（石）遇攻守二旬，军中饥疫而还”。[2]（《石季龙载记上》）从上述事例来看，十六国少数民族军队在长江流域所遭受的疫病威胁，遏止了其南侵的浪潮，使江南地区的东晋王朝赢得了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
北魏时期进攻江南地区的军事行动仍有许多重蹈前朝的覆辙。太武帝正平元年（451年）正月，宋魏双方在盱眙（今江苏盱眙）展开激战，面对魏军的进攻，宋军拼死抵抗，战斗持续了一个月，魏军死伤万人，尸体几乎与城墙平，仍无法攻占，“会魏军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军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断其归路”。[6]（《宋纪八·太祖文皇帝下之上》）将士大批战死，流行病的威胁使太武帝被迫退兵。这种情况到北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也没有改变。太和十九年（495年）三月，孝文帝到达邵阳前线，陆叡上表认为对于隔江的萧齐王朝“可以德招，难以力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土昏雾，暑气郁蒸，师人经夏，必多疾病”。[3]（《陆俟传附丽子叡传》）可以看出即使到了北魏末年，疫病流行仍然是南北统一的障碍。
三、对疫病的认识及社会救助
疫病流行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使人们开始认真思考、探索、认识疫病的危害，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救助染病的人群。
东汉末年的战乱使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疫病大范围的蔓延。潘岳《关中诗》第15首云：“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师旅既加，疫疠淫行，荆棘成榛。绛阳之粟，浮于渭滨。”就是对战争造成疫病流行的描写。
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由此段材料可知，建安二十二年的疫病流行中贫苦人家死亡者较多，而富贵之家相对少，疫情发生的原因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较之于落后的迷信看法前进了一步。
黄初四年（223年），魏文帝派遣大军分三路进攻孙权的濡须、江陵、南渚等地，但因害怕“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所以又下诏撤军，说明当时已经认识到疫病的传染性。[1]（《魏书·文帝纪》裴注引《魏书》）
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夏，汶山白马族侵掠其他少数民族，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讨伐之。典学从事蜀郡何旅等谏曰：“胡夷相残，固其常性，未为大患。今盛夏出军，水潦将降，必有疾疫，宜须秋、冬图之。”但皇甫晏不听，结果失败。[6]（《晋纪一·世祖武皇帝上之上》）晋武帝时挚虞被举为贤良，在答对晋武帝的策问时，挚虞曾经说：“日月错行，夭疠不戒，此则阴阳之事。” [2]（《挚虞传》）已经认识到是阴阳不调导致了疫病的流行。在西晋灭吴前，就有人指出：“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2]（《杜预传》）太康元年三月，王濬攻克武昌后，贾充遣使上表曰：“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2]（《贾充传》）出现如此多的反对向孙吴用兵的意见，除了西晋中央政府内部的斗争外，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认识到长江流域是疫病流行的重灾区。前秦苻坚执意南讨，道安在劝谏他的话中有“东南区区，地下气疠”一句，用来描述江南的气候可能导致疫病的流行。苻坚的太子苻宏也以江南地区“土下气疠，不可久留”来劝谏，但没有被采纳。[2]（《苻坚载记下》）
随着北魏军事力量向南推进，北方农业地区的自然环境对鲜卑族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北方地区连年旱灾，神瑞二年（415年）有人建议迁都于邺（今河北磁县东南）。崔浩与周澹认为迁都一方面可能暴露鲜卑族人口稀少，另一方面，“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新迁居民不服水土也可能导致大批死亡。故而他建议君民同心克服困难，受到明元帝的赞赏。正因为崔浩对鲜卑族难以适应南方气候有深刻认识，所以，宋文帝军队准备北伐时，有人建议派军队挫其锐气。崔浩认为“此不可从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土下湿，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师之时”。[3]（《崔浩传》）太和十九年（495年）正月，针对孝文帝所确定的是年夏将巡视三齐（今山东北部及中部地区）或者中山（今河北定县）的计划，韩显宗上书指出：“且向炎暑，而六军暴露，恐生疠疫，此可忧之次也。”[3]（《韩麒麟列传附子显宗传》）孝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而不再出游。诸多事例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长江流域夏季湿热的气候环境易致疫病。
面对疫病流行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政府及社会各阶层都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来救治疫病患者。首先，统治者多次颁布诏令对遭受疫病威胁的民众予以救助。建安十四年（209年）秋，曹操下令对遭受疫病死亡的将士家属进行抚恤，“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四月曹操所颁行的令中对于因疫病而死的民众给予更多的优抚，“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1]（《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较高的待遇了。晋武帝在咸宁二年，对于京城地区所遭受的疫病威胁，“赐诸散吏至于士卒丝各有差”。[2]（《武帝纪》）西晋末年，李矩在任河东太守时，面对“时饥馑相仍，又多疫疠”的局面，“矩垂心抚恤，百姓赖焉”。[2]（《李矩传》）北魏永平三年（510年）四月，平阳郡的禽昌县和襄陵县疫病流行，迫使宣武帝在五月“诏以冀定二州旱俭，开仓赈恤”。[3]（《世宗纪》）除了政府救助外，民间的救助也见诸记载。西晋末年由于战乱，韦泓“亲属遇饥疫并尽”，他后来到洛阳，依托应詹，“詹与分甘共苦，情若弟兄”。[2]（《应詹传》）还有用医药救助百姓的。北齐时，赵州人李士谦在灾荒之年全力救助民众，“凶年散谷至万余石，合诸药以救疾疠，如此积三十年”。[5]（《李孝伯传附谧子士谦传》）
人们对疫病流行也提出了一些防治措施。曹魏时期，华佗弟子吴普所述的《神农本草经》中记述了一些可以疗治疫病的药物，如“升麻”，“主解百毒，杀百精老物殃鬼，辟温疫瘴邪蛊毒”。[7]（《升麻》）“木香”，“辟毒疫温鬼，强志，主淋露”。[7]（《木香》）“徐长卿”，“主鬼物，百精，蛊毒，疫疾邪恶气，温疟。久服，强悍轻身。”[7]（《徐长卿》）北魏时期的相关著作中也涉及到疫病的救治药物，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耕田》云：“仲冬之月，……土事无作，慎无发盖，无发屋室，……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蟄则死，民必疾疫。”不懂得修建房屋过程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就可能引起疫病流行。人们还认识到小豆防治疫病的功用。《杂五行书》曰：“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二七颗，赤小豆七枚，置井中，辟疫病，甚神验。”这是在饮用水方面防治疫病流行。而且在农历的特殊日子里吞食小豆也可以防治疫病，“正月七日，七月七日，男吞赤小豆七颗，女吞十四枚，竟年无病；令疫病不相染。”[8]（《小豆》）这些方法极有可能是当时劳动人民的经验总结。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疫病的传染性和疫病爆发的自然原因，即夏季多雨和炎热有可能使人们水土不服而感染疫病。疫病的危害性是惨烈的，引起有识之士的深深思考，并采取多种措施来救助疫病患者，还总结出了一些医药救治的办法。
作者简介：薛瑞泽（1962-），男，河南灵宝人，河南科技大学河洛文化研究所、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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