谫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摘要：本文通过张思廉《玉笥集》、陶振《杀虎行》、瞿佑《乐府遗音》、《香台集》等文献，以及军备名称、《三国志通俗演义》痛贬扬雄和元末明初诸人的题画诗等文化现象，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明初时才开笔，至洪武二十九年后，最迟也不能晚于永乐十七年完成的一部巨作。

关键词：文献；扬雄；题画诗；成书年代

 

《三国演义》成书时间的研究，是关乎小说史历史定位和进程，事涉小说史诠释与内在结构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因此，学者们在七十年的现代学术研究中付出了种种努力，提出过各色关于《三国演义》成书时间的假说和论点，为解决这一世纪课题做出了巨大贡献[1]。在《三国演义》成书时间的五种学说中，“成书于元末明初说”渐为学界公认，成为小说史界的主流学说。

在“元末明初说”中，杜贵晨先生《<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一文，因为挖掘出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的新材料而为时所重。他认为瞿佑的解释之词，以及“白门东楼”、“戟尖不掉丈二尾”等，不见于正史，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认为“张诗用‘白门东楼’、瞿佑举‘布骂曰’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而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经明人修改过的，张、瞿见到的应当是它的祖本或更接近于原著的本子[2] 。”换句话说，杜贵晨先生认为元末明初的张思廉读过“更接近于原著的”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并在小说的影响下，写出了《缚虎行》一诗。

张思廉，名宪，号玉笥生，会稽人。少力学有志，既壮，负才不羁，薄游四方。慕鲁连子为人，不治产业，誓不娶、不归乡里，故年逾四十而犹独居。至正甲午（1354），以布衣上书辩章三旦公，公奇之，列置三军之上。出奇料敌，言一一中表。为某官，非其志，弗就。乙未（1355）春，冦复陷常、湖，又以书干苗部总兵，不能听，辄去。初士诚称吴王，不惜美官丰禄以招徕天下之士，凡前元不得志者悉投之。太尉张士诚闻宪名，辟以行人，兼国宝枢相宾卿客省。此即所谓“近报淮吴张柱国，楼船遣使聘嘉宾”及“军咨”之谓。至正丁未（1367）张士诚灭亡，其时思廉为张士诚枢密院知事[3]。吴亡，变姓名，走杭州，晚年，寄食报国寺以死。张思廉受诗法于杨维桢，维桢许其独能古乐府。故其乐府皆颇得维桢之体。其它感时怀古诸作，类多磊落肮脏，豪气坌涌，高古博洽，著有《玉笥集》十卷。《玉笥集》“其咏史诸作，上下千百年间，理乱之故，得失之由，皆粲然可见，而陈义之大，论事之远，抑扬开阖，反复顿挫，无非为名教计。至于乐府、歌行等篇，则又逸于思，而豪于才者。及观其它作，往往不异于此[4]。”张思廉咏史之作，集中于《玉笥集》卷一、二，凡百首，其中咏三国史事者，如《诛宦官》、《千里草谣》、《一栖谣》、《大砺谣》、《梁父吟》、《南飞乌》、《合肥战》、《缚虎行》、《猎许行》、《成子阁谶》、《费尚书》等，分咏陈蕃、董卓、郭汜、李傕、公孙瓒、诸葛亮、曹操、张飞、吕布、关羽、诸葛恪、费袆等人事。《缚虎行》见于《玉笥集》卷一：

 

白门楼下兵合围，白门楼上虎伏威。戟尖不掉丈二尾，袍花已脱斑斓衣。捽虎脑，截虎爪，眼中视虎如猫小。猛跳不越当涂高，血吻空腥千里草。养虎肉不饱，虎饥能噬人。缚虎绳不急，绳宽虎无亲。座中叵信刘将军，不纵猛虎食汉贼。反杀猛虎生贼臣，食原食卓何足嗔！

 

诗分三解，“白门楼下兵合围，白门楼上虎伏威”概述下邳之战；“座中叵信刘将军，不纵猛虎食汉贼。反杀猛虎生贼臣，食原食卓何足嗔！”叙吕布临刑之状；而中间五句当以虎喻人，分别叙述虎爪、虎尾、虎身（皮）、虎脑等。《玉笥集》卷三有《伥魂啼血行》二首以咏虎，第二首曰：“白面于菟行偃草，雄剑为牙戟为爪”，可见“戟尖”以喻利爪。

“戟尖不掉丈二尾”是形容猛虎之句，而非描写吕布“方天画戟”“丈二”之长，还可以从陶振《杀虎行》一诗中，得到旁证。陶振《杀虎行》，现存袁华《耕学斋诗集》卷三，诗曰：

 

停公射麋曲，听我杀虎行。逐虎虎不去，杀虎心始平。县官桑侯仁且明，贤哉贤哉非宁诚。高风不在宋均下，善政直与刘昆并。如何此物不出境，伤人害畜来纵横。梅山之南梅山北，大小人家争辟易。青天白日不敢行，何况黄昏山月黑。桑侯闻之怒且嘻，此物敢尔强梁为。为民父母不除害，百里赤子将焉依。遂令弓兵设陷阱，果见此物来投机。长戈如雨点，短锻如电挥。戟尖不掉丈二尾，袍花已脱斑斓衣。阴风一阵过墙去，但觉伥鬼嘤嘤啼，桑侯亦好奇，触眼见未有。急呼青衫史，来唤钓鳌叟。鳌叟走欲颠，惊看立良久。雄姿猛势尚依然，酷似天狼与天狗。想当长啸下南山，猨臂将军亦惊走。想当独立向西风，东海黄公方掣肘。重为告曰：“虎兮！虎兮！汝尝跳我墙，伤我羊，刮吾六畜为糇粮。又曾穿我壁，衔我鶂，惊动老夫眠不得。尔来胡为落陷中，百步可再生威风。桑侯尔嗔不汝容，汝恶贯盈殱汝躬。”于戏！猛虎不足言，桑侯良可数。前番曾传舒文虎，绝似白门擒吕布。今番又杀锦于菟，何异山嵎出冯妇。城隍庙前箫鼓鸣，纸灰飞雪梨花轻。桑侯长得谢山灵，山人把酒来相迎。酒酣拔剑飡虎肉，一方之民歌太平。

 

陶振，字子昌，自号钓鳌生，嘉兴陶庄人。元季徙金泽，赘于庞山谢氏，学于杨亷夫。治《诗》、《书》、《春秋》三经，天才超逸，吐语豪俊，少有神童之名。洪武间，荐授吴江训导，尝坐佃居官房，逮至京，进《紫金山》、《金水河》二赋得释。改安化教谕。归隐九峰授徒自给。长陵师起北平，作哀《吴王濞歌》，感慨悲壮。意当日定流播，燕王闻之，深怨私怒必甚矣。革除诗文，稍有忌讳者，悉焚弃，唯是歌存集中。一夕死于虎。著有《钓鳌海客》及《云间清啸》二集[5]。张思廉、袁华、陶振三人同出杨维桢之门，陶振之《杀虎行》作于洪武期间的安化教谕任上，而张思廉的《缚虎行》最迟也作于洪武六年前。因此，陶振《杀虎行》诗中所谓“戟尖不掉丈二尾，袍花已脱斑斓衣”“绝似白门擒吕布”等，当源出张思廉的《缚虎行》。我们对陶振《杀虎行》感兴趣，除了他引用张思廉的《缚虎行》的这两个诗句，更让人关注的是陶振“戟尖不掉丈二尾”，也是用来形容猛虎被困的窘态，而与兵器之“方天画戟”无涉。

杜贵晨先生认为元末明初的张思廉读过“更接近于原著的”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于史无征。但张思廉现存《玉笥集》中却有反证，使我们认为他可能根本没有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玉笥集》卷八《次韵海石上人书事二首》其一，曰：

 

张飞生冀北，关羽出河东。勇气迅雷黑，忠肝畏日红。

腰横小青剑，臂挂大黄弓。才力万人敌，惜今无二公。

 

诗中所言张飞或关羽“腰横小青剑，臂挂大黄弓”，在所有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传》中均无描写。又《玉笥集》卷九有一首题为《渡江怀宣元杰》的七律，诗云：

 

北固山前春水生，瓜州渡头人不行。火殃夜落金山寺，海气朝吞铁瓮城。

万古不磨青嶂老，六朝都逐大江倾。伯符公瑾今何在，狠石雄谈最忆卿。

   

这是一首咏史诗。此诗以北固山、瓜州渡、金山寺、铁瓮城、狠石等历史故迹为背景，寄托了张宪的历史感喟。诗中“狠石”，即《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五十四回《吴国太佛寺看新郎刘皇叔洞房续佳偶》中的“恨石”。金山寺是孙权、周瑜“失了夫人又折兵”的伤心之地，但张宪却于“狠石雄谈最忆卿”。此句如果不是反讽之语，则就不存在张思廉读过“更接近于原著的”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可能性。

    张思廉有没有读过“更接近于原著的”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实为悬疑，倒是瞿佑有可能真的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瞿佑《乐府遗音》有一首题为《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的词：

 

     争地图王，地老天荒，至今未休。记东都已覆，聊迁许下；西川未举，暂借荆州。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生子当如孙仲谋。三分鼎，问谁能染指，孰可同舟？    一时人物风流，算忠义、何人如武侯。看文章二表，心惟佐汉；纵横八阵，志在兴刘。底事陈生，为人乞米，却把先公佳作酬？千年后，有新安直笔，正统尊周。

 

词题《观三国志有感》中的《三国志》，有陈寿史书《三国志》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两种可能；但细读全词，尤其词尾“千年后，有新安直笔，正统尊周”一句，则完全排除了瞿佑所读《三国志》为陈寿《三国志》史书的可能性。一瞿佑所读《三国志》“正统尊周”，与陈寿《三国志》“其书以魏为正统”，“蜀为偏安”不同；二瞿佑所读《三国志》，是三国之“千年后”“新安直笔，正统尊周”的《三国志》。“新安直笔”，徐朔方先生以为“指朱熹（1130－1200）《资治通鉴纲目》以尊刘贬曹为主旨[6]”，但朱熹（1130－1200）的生活年代与“千年后”一句，在时间上相悖。又瞿佑《香台集》卷中有《孙妹握刀》一诗，曰：

       

       裙钗那得击英雄，吴国君臣枉用功。翻使蛟龙得机会，往乘云雨起池中。

 

徐伯龄注释曰：“《吴志》：‘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妹妻备。才捷刚猛，有诸兄风。侍婢百人，皆执刀侍立。备每入，心常凛凛。’[7]” 瞿佑此诗，似乎出诸史书。但权以妹妻刘备，事在建安十四年（209）十二月；周瑜上疏孙权，事在建安十五年（210），两者本不相联。且《三国志·吴志》云：“权以曹操在北方，当广揽英雄，不从”，并无“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之举，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当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瞿佑《孙妹握刀》一诗所咏之事，应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五十四、五十五两回。

瞿佑（1347－1433），字宗吉，一字诚斋，号山阳道人，晚年号乐全翁，浙江钱塘人。瞿佑才博学赡，风致俊朗，少时就负诗名，元末明初杨维桢叹为“千里驹”，而凌云翰则称为“小友”。瞿佑生长于明经世家，对《春秋》、《诗经》、《资治通鉴》等颇有研究。洪武初，钱塘县以“明经”辟举奏荐，任仁和训导，后传临安训导、河南宜阳训导。建文二年（1400）秋，由于明朝暂停江北五布政司所属府县学校，瞿佑赴南京礼部交纳学官印，而转授国子监助教，并因明经预修国史。永乐三年（1405），瞿佑任周王府长史，永乐六年（1408）以“屏藩有过”被逮锦衣卫。永乐十一年（1413）被编管至保安御边。瞿佑谪戌保安十年，宣德元年（1426）在英国公张辅的帮助下，才放归北京。在北京瞿佑当了三年英国公张辅的西宾，宣德四年（1429）才回到浙江杭州。死后葬于钱塘甘溪[8]。《香台集》是瞿佑早期诗集，《乐府遗音》虽刊行于天顺七年（1463），但至少在永乐十七年（1419）时已经编成[9]。而这也恰好是三国之“千年后”。又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以及任昭坤《从兵器辩<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也提供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的坚实证据[10]。小说中的“腰刀”、“连珠炮”等，也均是明初军备名称。

《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四十三《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中诸葛亮关于君子之儒、小人之儒的辩论：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为状元，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言“扬雄以文章为状元”自是讹误，诟病扬雄屈身事莽，也是士夫常态。扬雄虽遭物议，但一直从祀文庙，享受历代祭祀。将扬雄视为“小人之儒”，是扬雄在明初崇贬浮沉的综合体认。《太祖实录》：“杨砥，洪武中为行人，上疏言：‘扬雄仕莾，董仲舒有正义明道之言。今孔子庙从祀，有雄而无仲舒，臣以为宜退彼进此。’太祖从之。”《明史》卷五Ｏ言：“二十八年（1395），以行人司副杨砥言，罢汉扬雄从祀，益以董仲舒”，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五五《列传》曰：“杨砥，字大用，山西泽州人。洪武甲戌（1394）进士，授行人司右司副。上疏言：‘汉扬雄仕莽为大夫，剧秦美新之论取讥万世。董仲舒三策及正谊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子庙从祀，有雄而无仲舒，臣愚以为退雄进仲舒，庶合万世公论。’太祖高皇帝从之。”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一也云：“二十九年，黜扬雄进董仲舒从祀。先是，待制王祎建议，至是行人司副杨砥复请，从之。”可见扬雄之为“小人之儒”，是明初的“公论”。而赵弼《效颦集·三贤传》“且夫君子之学，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苟失忠孝之道，万事瓦解。虽有文章之美，乌足道哉！”，直似《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君子小人之儒的概括[11]。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痛贬扬雄的现象，当发生在洪武二十八年后。

三国故事，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有咏史诗、史评、三国“说话”、三国戏曲等不同的文化形式，从各自侧面丰富着三国故事传统。在明初，题画诗也介入其中。明初三国题画诗，主要有《二乔观书》、《三顾图》等。《二乔观书》题画诗作者颇多，胡斗南、王恽、凌云翰、髙启、徐贲、李昱、郑真、方孝孺、张天英、杨维桢、王恭、沈愚、王绂、瞿佑等，均有佳作传世。但二乔所观之书，上述文人或云“观史”，如王恽《秋涧集》卷三四《二乔观史图》；或云“观兵书”，如凌云翰《柘轩集》卷一、高启《大全集》卷一七、李昱《草阁诗集》卷二等，均题《二乔观兵书图》；或读诗书，徐賁《北郭集》卷三。而且，从所咏之事来讲，二乔实有火烧赤壁之功。如李昱《草阁诗集》卷二：

 

古来尤物多娇美，家国倾危始于此。绿珠楼前红粉空，马嵬坡下花钿委。何似乔公之二娃，髪云不髢浓如鸦。倾城颜色何足羡，过人才慧真堪夸。深院无人春日好，不绣鸳鸯被情恼。临风并倚双头莲，手把兵书细论讨。大乔已作孙郎妃，小乔又作周郎妻。设机制胜妙无敌，谁谓颇牧生深闺。曹瞒提兵来赤壁，千里旌旗蔽云黒。水军百万将奈何，吴下衣冠俱失色。小娃袵席能运筹，飘飘杀气横清秋。纶巾羽扇风采发，伟哉公瑾来舒州。北军怕见南风起，烈火齐烧舳舻尾。孟德零丁匹马逃，樯橹灰飞付流水。滔滔巨浪高如天，敌人不敢来戈船。乾坤从此限南北，盘涡鸥鹭成安眠。妇人自古无专制，画师故写图中意。赵括徒能读父书，堂堂八尺能无愧！

 

而现存《三国志通俗演义》之火烧赤壁，并无二乔之力。由此可见，在明代洪武时期，《三国志通俗演义》并无成书的迹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文本叙及到“今地名”耒阳和雒城，描写了“腰刀”、“连珠炮”等明初军备名称，元末明初诸人的咏史、题画诗，其内容也多与现存《三国志通俗演义》不同，而且小说对扬雄的责难，也是洪武二十九年之后的事情。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不可能成书于元代。与此同时，在永乐十七年（1419）前成书的瞿佑《乐府遗音》和《香台集》，则是我们所知《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最早记载。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明初时才开笔，至洪武二十九年后，最迟也不能晚于永乐十七年完成的一部巨作。

 

 

[1]沈伯俊.世纪课题：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A].三国演义新探[C].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3－14

[2]杜贵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A].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C].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183-190

[3]张思廉生平，见孙作沧螺集卷四、徐伯龄蟫精隽卷三、杨基眉庵集卷八、赖良大雅集卷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三、明史文苑传、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卷五四、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等。

[4] 戴良. 玉笥集序，九灵山房集卷十二，四库全书本

[5] 陶振生平，见王鏊姑苏志卷五四、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三三、钱榖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四、沈季友檇李诗系卷七、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二以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等。

[6]徐朔方.瞿佑年谱[A].小说考信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71但张仲谋却认为瞿佑“词题中所提到的《三国志》，肯定不是陈寿所作的《三国志》，而是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张仲谋.瞿佑乐府遗音：明词曲化之先声，明词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69

[7] 陈国军.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香台集考论[J].北京：文献，2001萧相恺.瞿佑妙集吟堂诗话考索[J].南京：南京师大学报，2003

[8]李剑国、陈国军.瞿佑仕宦经历考[A].古稗斗筲录[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363－367。李剑国、陈国军.瞿佑续考[A].古稗斗筲录[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373－397

[9]徐朔方.瞿佑年谱[A].小说考信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71

[10] 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A].三国演义研究集[C].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任昭坤.从兵器辩<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J].贵州：贵州文史丛刊，1986

[11]陈国军.明代四川文人赵弼及其效颦集[J].四川：中华文史论坛，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