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读者分析

【内容提要】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直接阅读过其文本的人们不计其数，以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学者型读者、应用型读者、娱乐型读者。学者型读者主要从内容和艺术方面加以思想文化研究，应用型读者基于各自主观需要加以实用主义的应用吸收，而更多的读者是把它作为颐养性情的对象进行欣赏的学者型读者。以各自不痛的方式阐释小说文本，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对文本潜在意义的发掘，引导着应用型读者去寻找他们所需要的功利性价值，加强了小说文本与普通读者的沟通，为扩大和深化小说文本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具体的接受过程中，各类读者特别是专业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评价常常发生分歧，反映出审美情趣的变迁。读者审美变迁的背后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主要是受政治思潮、学术思潮、文化修养以及读者个体性的差异所制约。

【关键词】 三国演义:接受美学:学者型读者:应用型读者:娱乐型读者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必须诉诸历史的理解。作品的意义只存在于读者的阅读活动中。文学作品的意义依赖接受者的理解传导，“在这个作为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1]。《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就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进入了漫长的接受过程，从明清至今，直接阅读过其文本的读者难以统计。接受美学将一部文学作品的读者分为特殊读者和普通读者，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三国演义》的读者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学者型读者、应用型读者和娱乐型读者。　　一、《三国演义》的读者类型及其关系

　　1.学者型读者

　　学者型读者是《三国演义》的专收读者，包括明清时期的评点家，如李卓吾、李渔、毛宗岗等;现代学者鲁迅、胡适、谢无量等;建国后的学者和研究者如顾学颉、鲁地等;新时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队伍。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以来，先后吸收了3500多名会员。湖北省，四川的绵阳、广元、榟潼，江苏的镇江、邱州等地，也成立了《三国演义》学会。全国众多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和研究者对其文本进行学术研究，主要从内容和艺术两方面，包括题旨、版本、人物形象以及文化研究等。

　　2.应用型读者

　　王夫之云:“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三国演义》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读者，其中包括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以及文化领域的作家、演员、说书人、改编者、编辑以及讲授文学课的教师等。

　　明嘉靖皇帝为了尊崇正统，张扬忠义，新政一开始，就下令都察院刻印《三国演义》，颁行天下。清太祖努尔哈赤喜爱并通晓《三国演义》，皇太极效法周瑜赚蒋士的计策，利用反间计，假手崇祯帝，杀了可与满清对抗的明将袁崇焕。崇德四年(1631) ,皇太极命达海翻译《三国演义》，后来又将该书颁赐满洲贵族，作为“喻政规范”和“攻城略地”的“兵略”。康熙当政时，也曾下诏饬印满文本《三国演义》1000部，颁赐满洲、蒙古诸部统兵将帅，当作兵书。很多将士从《三国演义》中学习兵法而成为名将，如平藩时护军统帅希佛奇谋，被人称为“赛诸葛”。名将海兰察只读过译本《三国演义》，就从中大受启发，屡立战功。他授书部下额勒登保，额勒登保后来也成为名将，而被封为忠毅公。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李自成和洪秀全把《三国演义》作为帐下秘籍，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入佳境。毛泽东终生酷爱《三国演义》，善于在军事、政治方面灵活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对贺龙、徐海东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2]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3]贺龙在抗战期间，百忙之中也要抽出时间读《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空城计”颇有心得，并且运用于战争中。彭德怀也常将自己比作“猛张飞”。

　　经济领域的竞争与政治斗争有某种共通性。在市场经济中，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特别是企业经营的决策者，阅读《三国演义》从中获取经营谋略。他们从“隆中决策”学到了谋全局、谋长远的决策技能；从诸葛谨索要荆州的反复奔走中，学到了“踢皮球”的谈判术，在谈判中用模糊语言来拖延时间以达到谈判目的；从“内事不明问张昭，外事不明问周瑜”中学会了用人所长，科学分配人才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作用。更多的经营者、营销人员从《三国演义》中学到了处世交往之道。

　　《三国演义》使当时的读者“争相眷录”，激发了小说家和书商继续编写和出版同类小说的激情。孙楷第《通俗小说书目》“明清讲史部”著录《三国》之外的历史小说共有163部。明酉阳野史撰《续编三国志后传》，明清小说家陆士谔撰写了续书《新三国》，珠溪渔隐的《新三国志》、烟霞山人的《绣像三国演义续编》也是此类作品。续书中的角色是原著中读者熟悉的人物，只是所写的事情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现实。当代小说家更是借用《三国演义》中读者熟悉的人物，创作出许多翻新作品来，如《诸葛亮求职记》、《三国外传》等许多网络小说。这些小说借用读者熟悉的名字来演绎当代生活，如杨超的《三国外传》开篇：“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狗熊，是非成败会议定，报告依旧在，几度酒味浓。”显然是讽刺会议多却不办实事的现象，从艺术形式上借鉴的小说家，无疑也是文本的忠实读者。戏剧家以《三国演义》为题材，对其中的故事再创造，加入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或深化或翻新。说书艺人以小说文本为底本，将其中的人物故事世俗化、大众化，以达到娱众的目的。由于职业的需要，戏曲、电影以及话剧演员等，也常常阅读小说文本。他们为了饰演好自己的角色，将小说文本视为艺术的源泉。

　　各种形式的改编者，包括出版编辑、影视剧的编辑以及电脑游戏软件的制作人，也属于应用型读者。编辑为了适应现代青少年读者的需要，对文本进行缩编。影视剧的编导以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对文本进行加工改造，融入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创作出多部电影、电视连续剧和大型广播连续剧。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电脑游戏软件中，著名的有日本光荣公司的《三国志》、台湾公司的《三国志富甲天下》，国内的《赤壁》、《官渡》等。游戏的制作者主要演绎了小说中的精彩篇章，如《三国英雄传》主要侧重于人物故事的演绎，整个游戏以刘备为中心，自桃园三结义开始，剧情依次展开，从张飞怒鞭督邮、汜水关温酒斩华雄、白门楼吕布丧命、千里走单骑、火烧新野、赵云截江救阿斗，到刘备进位汉中王、三国鼎立，共设了20多道关卡，每道关卡都有剧情介绍。

　　3.娱乐型读者

　　《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就成为读者不可替代的精神食粮，它所拥有的读者比其他任何作品都要广泛，从凡夫俗子、市井人物到文人雅士、朝廷重臣，都对它如痴如醉。“《三国演义》，在下等社会，最占势力，甚至负贩，亦皆知名。吾乡富氏子，偶至天津，乘兴游书肆，昂然而入，卒然而言曰：‘吾欲以一千元买书。’肆主恭候而问曰：‘先生欲购何书？’富氏子不意有此问也，遂嗫嚅久之，曰：‘有《三国演义》否？’”此虽是笑谈，却道出了读者对它的喜爱程度。明清文人以至朝廷官员都爱看《三国演义》，以至于将其中的俚语典故运用于他们的诗文信件中，甚至上奏的公文。一个诗才极佳的进士崔念陵，写了一首五言古诗，责备关羽不该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雍正间，札少宗伯因保举人才，因孔明不识马谡事，宪宗皇帝怒其不当以小说入奏，责四十，仍枷示焉。”现代消遣型的读者凭兴趣阅读小说文本，正如一位读者所言：“吾辈小民百姓、凡夫俗子只是把《三国》当作一部小说来读，而不是什么历史教材、百科全书，当作一部历史题材的连续剧来消遣。”

　　《三国演义》的读者大致上分为这三种类型，他们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学者型读者使《三国演义》与一般读者沟通，为扩大和深化文本的影响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他们从内容和艺术上引导一般读者去欣赏阅读文本，通过专业读者的解读，《三国演义》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文化精神和艺术魅力被越来越深刻详尽地展示在一般读者面前。不同时期的专业读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阐释小说文本，或偶有所悟，作只言片语点评，或长篇大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都是对文本的一种阐发，对作品潜在意义的挖掘。

　　专业型读者引导应用型读者去寻找他们所需要的功利性价值，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专业读者以敏锐的目光在文本中发现了应用学的渊源，他们从应用科学的角度审视小说文本，从中发现了人才学、领导科学、经营管理学、谋略学、人际关系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决策学等。1985年在镇江，1988年在海口，学术界着重讨论了《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潭洛非、胡世厚曾分别在成都、郑州的一些单位作《三国演义与领导艺术》、《三国演义的用人之道》等专题报告。企业领导人可能对文学作品不感兴趣，但经过专业读者的提倡引导，为在经营管理、用人等方面开拓视野，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他们会时常翻阅《三国演义》。

　　一般娱乐型读者由于学识、艺术修养等方面的限制，对精微奥妙之处不能充分领略。专业读者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宽阔的艺术视野和高品位的审美情趣，对普通读者有极强的影响里，引导普通读者由低浅的故事欣赏提升到体味作品的意蕴内涵和艺术价值，使他们获得多层次多角度的精神享受。　　二、读者审美情趣的变迁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在具体的接受过程中，即阅读过程中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评价发生了分歧，最明显的是对人物形象的解读。下面以历代读者对曹操的接受为例，勾勒出读者审美变迁的历史。

　　[明]蒋大器：“曹操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虽得之，必失之，万古贼奸，仅能逃其不杀而已，故不足论。”

　　[清]毛宗岗：“赵高以指鹿为马察左右之顺逆，曹操以射鹿验众心之从违。奸臣心事，何其前后如出一辙也！”

　　[近代]冥飞：“又曹操之机警处，狠毒处，变诈处，均有过人者：即其豪迈处、风雅处，亦有非常人之所能及者。盖煮酒论英雄及横槊赋诗等事，皆其独有千古也。”鲁迅：“《三国演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

　　[建国后]鲁地：“曹操的性格中还有一种超越一般人的品质，这就是表现了男性的乐观精神。他终年累月地出生入死、设计用谋，东奔西闯、南征北战，从来不曾流露出丧气和疲塌的情绪。得意的时候他‘许田射猎’、‘青梅煮酒’、‘横槊赋诗’、‘铜雀台大宴’，显得十分风流潇洒，放荡不羁；倒霉的时候，他并不心慌意乱，愁眉苦脸，而且往往能够在情势瞬息万变的危急关头，保持住最清醒的头脑，抓住那稍一迟疑变会放过的有利时机，反戈一击，扭转败局以至转败为胜。”

　　[文革期间]北大历史系师生协作小组：“当代最大的儒家林彪，在咒骂秦始皇的同时，也对曹操进行攻击。他不读书，不看报，不懂历史，什么学问也没有，却搬弄起《三国演义》来了。他把《三国演义》里赞扬刘备、攻击曹操的诗抄写下来，奉为座右铭。”

　　[改革开放之后]马雄光：“明辨本末，慧眼识才。如果说战略决策能够确定事业发展的方向，那么人才的多寡、得失和是否善用人才，则决定事业的成败。曹操谙知这一真理。”

　　以上几段材料是不同阶段的代表性读者对曹操形象的解读，基本上勾勒了曹操形象的接受史。本文试图以此为线索，探寻《三国演义》读者审美趣味的变迁，从而弥补文学史研究中读者这一方面的缺憾。

　　明清时期的解读，以道德评判为尺度，以儒家传统的伦理观念为具体的批评标准，曹操的形象定位于不忠不孝不义不善的“万古贼奸”，在对人物形象及文本意义的解读上充满了伦理色彩，是实用的社会批评。近代及建国前的读者对曹操形象的解读发生了一些变化，解读的重点转移到艺术层面上来。这一时期的读者处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处在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读者从审美的角度审视曹操这一人物形象。冥飞欣赏他的机警、豪迈、风雅，鲁迅认为他的“奸”等同于豪爽多智。建国后特别是50至70年代，读者对人物形象及文本解读的中心基本上放在了历史、社会的层面，充满了浓重的政治功利色彩。读者围绕着“人民性”和“为曹操翻案”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争带有很强的政治图解色彩、浓重的史学批评意识以及阶级分析观念。这一时期的读者，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上对人物进行褒贬，其重心没有放在文学美学的层面。在十年动乱中，在四人帮的“评法批儒”的阴谋政治环境下，认为《三国演义》污蔑了法家人物曹操，以至于否定整个文本的意义。改革开放之后的读者，重新将《三国演义》拉回到以审美为中心的层面上来，在对文本的解读上融入新的时代意识，从社会历史层面、文化心理层面、艺术美学层面等多个角度阅读文本，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读者审美趣味的演变，总体上沿着“政治功利——艺术审美——政治功利——艺术审美”的螺旋上升状曲线，从单一到复杂，有起伏，有跌宕。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同一时代不同阶层的不同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存在着同一性和差异性。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人物形象的理解也存在着某种稳定性或者某种意义上的共通性。例如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否定曹操的道德品行，但也不约而同地肯定他的某种才能。从政治观出发的“奸与雄”，从艺术观出发的“狠毒变诈与豪迈风雅”，从阶级分析出发的“反动统治阶级头子的丑恶形象”与“他的性格中有一种超越一般人的品质”等。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对同一文学形象的评价和理解是不同的。封建时代的读者与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的观点就显然不同，即使处在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对同一文学形象的理解和评价也存在着分歧和差异。文革前后的不同读者对曹操形象的阐释评价就明显不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林林总总的读者会对同一文学形象作出如此复杂多变的阐释，而且读者的理解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个点上，这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就作品本身而言，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而创作的，即使是“藏之名山”也是为了“传之后世”。接受美学认为，“在文学作品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头脑里始终有一个‘隐在的读者’，写作过程便是向这个隐在的读者叙述故事并与其对话的过程，因此读者的作用已经蕴涵在文本的结构之中”[4]，“当作品进入阅读过程后，隐在的读者便同现实的读者结合起来，赋予作品的接受以具体的外在形式，证实、补充或反驳作品原来的设想”[5]。第二，就读者本身而言，文学作品必须诉诸历史的理解，意义只存在于读者的阅读活动中。作者的意志不能穷尽作品的意义。对作品的解释离不开解释者的历史条件，总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受制于各自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每一个读者都生活在一个纵的文化历史发展和横的文化接触面所构成的坐标之中。这一坐标构成了他独特的由文化修养、知识水平、欣赏趣味以及传统文化习染和积淀所构成的“接受屏幕”。总的说来，读者审美变迁的背后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林林总总，但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政治思潮、学术思潮、文化修养、读者的个体性和差异性。

　　（1）不同时代的读者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因而对作品意义做出不同的阐释，例如古代读者和现代读者对“拥刘反曹”这一主旨的理解就会截然相反。古代读者无疑是褒刘贬曹的，现代读者认为作者并不认真“反曹”，而且十分欣赏曹操的雄才大略和英明正直的一面；并不真心“拥刘”，而且骨子里是“反刘”的，他认真地揭示了刘备的伪诈和残忍。

　　（2）学术思潮的影响。例如明末清初中国思想界提倡实学，主张经世致用，掀起了具有批判精神的实学思潮，发展到后来的乾嘉考据学派，倡导事实求是、无征不信，不涉虚诞的治史方法，“咸以考据治史学，不言近世，但攻古代，利用辅助知识之广博，为古史定讹文、正误谬、补缺疑”。这种严谨的史学风气影响到读者对《三国演义》的接受状况，一部分读者对人物及内容做了辨伪式的事实考索，他们引用各种史料、稗史、碑志、府志、通志等去考证人物事件是否属实。如梁章钜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了《鲁肃传》、《汉寿亭侯碑》、《山西通志》、《顺德府志》及《秋灯丛话》来考证是否有周仓其人。

　　（3）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的影响。如在十年动乱中，四人帮将《三国演义》纳入“评法批儒”的阴谋政治轨道，认为作者丑化了法家人物曹操，而将《三国演义》视为谤书。即使同一政治立场同一阶级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上，也会出现争鸣，产生歧义。如解放后围绕“拥刘反曹”所产生的唇枪舌战，就是同一阵线内部发生的争辩。

　　（4）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的影响。一般说来，接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深度要优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读者又优于文化程度更为低下的读者。专业读者的理解程度又高于一般性的读者。对于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而言，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较高的读者，对文本的文化意蕴和艺术价值的认识程度要高于一般读者。一般读者可能只看故事，而专业读者从内容和艺术两方面关注文本。特别是现代专业读者注重从审美的角度来欣赏人物形象，力图多视角、多层面、立体地审视并揭示曹操性格的复杂性及其美学意义。比如，刘长荣、何光明认为，灰色本来是一种独立的色调，灰色应该是深谋远虑、审时度势。灰色又是调和补充的色调，不但使诸色毫不刺目，还给人以轻松愉快、自然和谐的感觉。曹操是灰色人物，从艺术美的角度看，曹操的形象比较真实、自然、可爱。

　　（5）读者的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影响。读者接受心理定向的影响，包括特殊的个人气质、心理结构、审美经验及接受心态的影响。接受心理的定向差异不仅导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作品的方式、标准和趣味，而且对同一艺术作品，不同的接受者所把握的总体形象、意义和审美价值是有差别的，作品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审美效果也各不相同。如一位现代读者所言：“我少时读三国，先是恶曹操而爱刘备，但是读到这一段，从此对刘备没有好感。刘安是无耻残忍的，但罪魁是刘备，刘安是为了刘备才杀妻的，况且‘饱食’人肉的是刘备。而且当刘备看到‘妇人杀于厨下’时也知道自己是‘饱食’了同宗友人妻子之肉后，只是‘伤感’而已，并没有大惊失色，更没有深咎自己，甚至没有去掩埋她的尸首。”[6]他是按照自己的好恶、自己的欣赏习惯去理解人物形象的，完全是个人化的。

参考文献

[1]　[德]H.R.尧斯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2]　董学文 毛泽东与中国文学[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

[3]　薄一波 回忆片段[N] 人民日报 1981-12-26

[4]　[德] 伊瑟尔 读者作为小说的重要成分[A]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　[德] 伊瑟尔 隐在的读者 [A]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6]　陈传席 明反曹，暗反刘——《三国演义》内容倾向新论[J] 明清小说研究 200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