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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字孔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１８１年）生于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在人们心目中，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然而，作为一名理财家，后人对他却知之不多，甚至多所遗忘。其实，与诸葛亮在政治军事上创造的令后人景仰的辉煌业绩相比，他在财政经济管理方面的建树也毫不逊色。可以说，他在军事战略上取得的成就是以成功的理财方略作为坚实基础的。诸葛亮的一生，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因此，他的理财思想带有浓厚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色彩。其突出特点就是：围绕战争所需，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同时注重商品流通，壮大财源基础；在此基础上，实施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财政管理体制和货币政策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严格财政支出控管，倡导廉政俭约之风，压减政府开支，以适应北代战争和稳定蜀汉政权的需要。 （一） 蜀汉时期，魏、吴、蜀三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诸葛亮财政思想的主旨就是集中财力、物力满足战争所需。这也可以认为是当时蜀国最大的政治。适应这一要求，作为主宰蜀国政治经济大权的丞相，诸葛亮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集中财力－的政策措施，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一是增加货币总量，平抑市场物价，化解财政危机。 据史料记载，刘备进入益州，定都成都后，新生的蜀汉政权一度出现财政危机。造成府库空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刘备与刘璋之间争权益州之战时间近一年，使经济受到重创，加之军费开支巨大，消耗大量库银。二是刘备夺取益州后，纵容兵士将库府财物掳掠一空，结果导致新生的蜀汉政权陷入财政困境。 为了及时扭转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被动局面，诸葛亮采纳了刘巴的建议：“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蜀汉当时所铸货币，据清人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２４引洪遵《泉志》记载，主要有三种大面值的货币：一种是直百钱；第二种是直百五铢钱；第三种是传形五铢。这三种货币有两个与原货币不同的特点：一是面值高，相对传统五铢钱，都是以一当百。这样，在同样多的铸铜中，币值却增加了一百倍。二是货币的质量很规范，《旧谱》云：“蜀直百钱，建安十九年刘备铸，径七分，重四铢。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且大小称量如一。这说明当时蜀汉冶铸专营的技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规模化水平，且管理严格。 按照现代经济学观点，诸葛亮当时铸造发行大面值货币，属于超经济发行，实行的是一种通货膨胀政策，很容易导致物价飞涨。但是，从史籍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蜀汉地区由于大量增发货币而导致物价上涨的记载，这说明，蜀汉政权在增发货币的同时，采用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平抑物价。由于实施了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蜀汉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快速恢复与发展，也使得国家财力短缺的被动局面在短期内得以扭转。 二是集资借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缓解财力不济。 由于蜀汉政权在三国中统治的地盘最小，所辖区域人口也最少，加之连年战争，国家财力入不敷出的局面经常出现。为了解决军需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对财力的需求，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壮大财源外，诸葛亮还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社会各方面、多渠道筹集资财和粮谷以为国用。如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筹集大量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诸葛亮进驻汉中后，也进行过筹粮，“祁山万户，出租五百石供军”。在筹资的同时，诸葛亮对那些富商巨贾还定向发行国家债券。明代何宇度《益部谈资》记载：刘备“从南阻大姓晁氏货钱千万，以为军需。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犹存。”。还在荆州时，诸葛亮和刘备也多次向富民借金筹款。张献忠破荆州时，发现刘备“借富民金充军饷券”，债券上有“武候押字，纸墨如新”。当然，作为一代人杰，诸葛亮对这种超前消费国家财力的举措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可以认为这是他在国家财力难以为继的困难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从史料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蜀汉定都益州，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恢复发展以后，就再没有发行债券的记录。 三是强化监管，实行盐铁专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蜀地素产盐铁，煮盐、铸铁业在当时三国中相对比较发达。蜀汉建国前，虽然官府禁止私人煮铸盐铁，但在战乱年月，禁令名存实亡。蜀汉建国以后，诸葛亮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首先恢复了盐铁官营的政策，建安十九年公元２１４年 ，“先主定益州”，任命王连为“司盐校尉”，又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司盐校尉就是掌管盐府的最高长官。史载王连任司盐校尉后，“较盐铁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国用”。所以，当王连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后，仍“领盐府如故”。在王连之后，诸葛亮又任命岑述担任此职。作为一国丞相，诸葛亮日理万机，在战争间隙，十分关心蜀国盐铁生产，曾亲自深入到临邛、长宁等地视察盐业生产。晋张华《博物志》就记载有诸葛亮视察临邛火井，改进工艺提高食盐品质的故事：“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 所谓火井，就是天然气井。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原来火井口较大，火势不集中，诸葛亮视察后，命人将井口缩小到用盆盖在井口上，这样火势骤增，煮出的盐品质也提高了。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诸葛亮对煮盐业的关注，也显示了他的聪明智慧。为了增加国家财力来源，诸葛亮对盐业生产加工还实行了较为灵活的政策，允许民间开掘盐井煮盐，但不论官营还是民办，盐井产品统一归司盐校尉运销、调拨，即实行盐业专卖制度，所得盐利亦归国有。 封建时代的手工业，往往是盐铁并称。盐是人们生活必须品，铁则是人们从事生产所必须的器具，更是战争武器所需要原材料。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战争和人民从事生产所需，诸葛亮对铁器生产也特别关注，他曾经勘探朱提山矿藏，亲书“朱提银、汉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另外，成都铁溪河、沪水西岸的打箭炉，陵州始建县、崇宁铁钻山等地都有诸葛亮当年冶铁的遗迹。由于实行盐铁专卖，加之诸葛丞相亲自过问督察，所以蜀汉盐铁业当时非常发达，不仅满足了军需民用，而且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二） 布衣出身的诸葛亮一生非常俭朴，因此，在他的理财思想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注重财源基础建设，强化财政收人监管的同时，严格财政支出管理。 一是强调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在《诸葛亮·文集·治人第六》中有这样的记载：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在这里，诸葛亮把“素有蓄积”也就是力求每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普遍性原则当作预防“凶年不俭”的一项措施，而且提高到“有国有家者”的“治人之道”，即维护国家政权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可见，诸葛亮理财眼光的深邃。与此同时，诸葛亮还主张“劝分务穑，以阜民财”，“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就是说要让老百姓家有余粮，有所积蓄。袁准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不醉人”。这充分说明，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期间，不光国家财政形势较好，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也相当稳定。 二是注重开源与节流并举。 有两个方面的措施最能说明这一问题。其一是颁布禁酒令，以节约粮食。蜀汉建国初期，有一年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出现了严重短缺，为了保证军需民用，诸葛亮宣布“酿酒者有刑”，并要求销毁酿酒工具，明确规定，凡发现谁家有酿酒工具，“与作酒者同罚”。由于采取了灾年禁酒的严厉政策，对节省粮食，克服自然灾害所造成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二是压缩军队和官府编制，节约财政支出。比如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后，为了压减军队开支，实行“减兵省将”的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军土轮换制，尽量压缩服役人数，以节约军费。同时，他还派赵云带领部属在赤岸屯田。在渭南实行“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令军队“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进行耕种，使“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由于诸葛亮实行了正确的分兵屯田政策，使许多荒地被开垦，并连年获得丰收，不仅保证了军队粮食自给，而且减轻了国家财政开支压力，真可谓“一举两得”。 三是崇尚节俭，杜绝浪费。 在开源节流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推崇过俭朴的生活，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杜绝铺张浪费。他提出：无论是国家公职人员还是军队将士都应当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凡超过庶人生活所需之物，都属于奢侈禁止之列。他说： 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壁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乡纂组，绮罗绫彀，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丈刻缕，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碍农事，辎 出入，袍裘索 ，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 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 从诸葛亮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官府用度超过老百姓生活水平的物质需求视为“不遂礼制”，是一种奢侈之风，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加以杜绝。蜀汉政府反对奢华浪费，还可以从诸葛亮倡导殡葬改革的举措中看出来。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在辅佐刘备定都益州后，一改“天下送死奢靡”之风，颁令“殡仪从简，实行薄葬”，主张“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由此可见，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代丞相，他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能够勇敢地革除时弊，没有巨大的政治智慧和胆略是不可能提出并实施这一主张的。 四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在诸葛亮任丞相的近三十年时间里，蜀国官吏全部实行低薪制，提倡“每从菲薄，以益国用”。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始终坚守着“宁静而致远，淡泊以明志”的人生信念。直到刘备去世，诸葛亮上表后主刘禅，报告自己家产“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此外则“无别调度，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在诸葛亮的带动下，蜀国的官吏大都清正廉洁。象诸葛亮亲自选拔的接班人费 ，在诸葛亮逝世后，官至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虽官位显赫，却“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还有蜀国大将邓芝任将军２０多年，“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还有董和，任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具有如此地位，清廉之质依旧，史载他“居官食禄，外牧殊城，内干机衡，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诸葛亮对他也很敬佩，曾两次下达嘉奖令，表示对董和的追思。 对清正廉洁的官吏，诸葛亮大加褒扬，而对待那些贪污腐化的官员，则施以重罚。据《三国志·蜀书》卷１５《赞》后注引《益部耆旧杂记》记载：建兴１５年公元２３７年 ，蜀汉蜀郡江原县长朱游“被上官诬劾，以逋没官谷，当论重罪。”县主簿功曹常播“诣狱讼争，身受数十仗，肥肤刻烂，毒痛惨至，更历三狱，幽闭二年有余”。这次贪污案件终因证据不足而平反，但从这件事本身却反映了蜀汉反贪刑罚十分严峻，说明诸葛亮对国家政权机关的廉政建设是十分重视的。 （三） 剖析诸葛亮理财方略，从中我们可以揭示许多闪耀着智慧之光的思想精髓，对于我们今天从事财经管理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国家公务人员都有着现实的启迪意义。 启示一：作为一代人杰，诸葛亮的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息奋斗，并且兑现了他向刘备所作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诺言。由于蜀汉在三国中是最小最弱的，以最小最弱的蜀国与最大最强的魏国对峙几十年，巨大的军事装备和士兵生活开支，消耗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使人民的负担不断加重。这恐怕也是蜀国长期实行低薪水政策，人民生活水平始终控制在低水平状态的最根本原因吧。这也给我们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启示，就是一个国家要想不断地增强国力，使国库充裕，不断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国家，必须尽可能避免出现战争；作为地方，必须尽可能避免出现动乱，只有保持国家的安定团结，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使国家逐步走上繁荣富强之路。 启示二：诸葛亮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掌握着蜀国军政财权，为了维护蜀汉统治，他实施了一系列稳根固基的政策措施，以造福人民，壮大国力，均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此外在蜀汉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生产，扩大政府财力，支持战争所需，诸葛亮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财政管理体制，增发货币，适时推行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这对于化解政府财政危机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理财思想至今仍不断被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所采用，充分证明这一理财思想的科学意义。 启示三：如前所说，作为三国中国力最弱小的蜀汉政权，之所以能够与其国力、军队数倍于己的魏国抗衡长达几十年，除了诸葛亮殚精竭力、运筹帷幄的军事智慧，源源不断的军费供给不能不说是保证战争需要的重要法码。而这项巨额的军费来源，仰赖于诸葛亮采取了开源与节流并举的方针。如果仅有诸葛亮注重发展经济而没有同步实施官吏低薪制以及压减财政支出的一系列配套措施，要保证庞大的军费开支是不可想象的。 启示四：纵览三国历史，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诸葛亮无愧于同时代最杰出政治家的称号。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三章中说：“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在三国中是最有条理的一个”。他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有两条：第一，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了。这说明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期间把强国富民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用到了极致，并争取到了最好结果。第二，诸葛亮个人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对蜀汉政治产生的影响，我们后人不应低估。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鞠躬尽瘁，笃志躬行，在所有封建政治家中，堪称是崇高品质和最完美人格的典范，也为我们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学习诸葛亮“躬率以俭”的优良品格，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尽职奉献，清正廉洁，时刻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间，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政通人和，经济发展，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可以说是探析诸葛亮理财思想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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