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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人物论——论魏延

2015-5-23 21:39|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1140| 评论: 0|原作者: 沈伯俊

摘要: 魏延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他“身长九尺,面如重枣,目似朗星,如关云长模样,武艺独魁。”(《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则。下引此书,只注卷、则。》但他的经历却远不 ...

魏延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他“身长九尺,面如重枣,目似朗星,如关云长模样,武艺独魁。”(《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则。下引此书,只注卷、则。》但他的经历却远不如关羽顺遂,地位也远不如关羽显赫,更不像关羽那样深受后人尊崇。

    他与黄忠并起一时,勇毅相侔,勋劳略等,但他却没能像黄忠那样,留下“忠勇老将”的美名。

    恰恰相反,几百年来,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老幼妇孺皆知“魏延脑后有反骨”。恶名如此昭彰,不能不使人视之为悲剧性的人物,并进而探讨其来龙去脉。

    历史上的魏延本是刘蜀集团的重要成员。《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说他原系刘备的“部曲”,可见属于亲信将领。建安十六年(211),魏延“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此时,勇冠三军的虎将赵云亦为牙门将军,二人品位相当。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夺取汉中,称汉中王,准备迁治成都,行前要选派一员将领镇守汉中。汉中乃是益州的屏障,又是刘蜀集团北伐的前进基地,其地位至关重要,留镇者自然必须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当时,刘备手下的第一员大将关羽已经留镇荆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不料“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由此可见刘备对魏延是何等器重。其时,赵云为翊军将军,随刘备驻成都,其职责显然不及魏延重要。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准备大举北伐,以魏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而赵云则以镇东将军的身份,“随诸葛亮驻汉中”(《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显然,魏延这时已经成为蜀汉的第一员大将,其作用更在赵云之上。以后,在诸葛亮几次北伐中,魏延常负先锋重任,曾经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等,因战功“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而赵云至死未能进封为县侯(仅封为永昌亭侯),直到景耀四年(261),即他逝世三十二年以后,才被追谥为顺平侯。总之,在二十几年的三国纷争中,魏延长期肩负重任,出生入死,为蜀汉政权建立了累累功勋。作为历史人物,魏延多年独当一面,“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多谋善断,智勇兼备,确有大将之才;而赵云虽然忠心耿耿,英勇奋发,令人喜爱,却长期跟随在刘备、诸葛亮身边,从未独当一面。应当说,论才干,论对蜀汉政权的贡献,魏延都比赵云高出一筹。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小说中,魏延的形象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

    首先,魏延是在刘备势孤力薄,惶惶奔走的危难之际决心加入刘备集团的,决非那种趋炎附势,贪图利禄之辈。

    魏延在小说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则中第一次露面,就表现得不同凡响。当时,刘备在曹操大军追迫之下,带领大批百姓,撤离樊城,来到襄阳城下,打算与刘琮合力抵御曹操。“蔡瑁、张允得知刘备唤门,径来敌楼上叱之曰:‘左右与我乱箭射之!’城外百姓皆望敌楼而哭。忽后城中一将默然跳起,引数百人径上城楼,来杀蔡瑁、张允。”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将领就是魏延。他“大呼曰:‘刘使君乃仁德之人也!汝等何投曹贼,以图爵禄?非义士之所为!吾今愿请使君,入城诛贼!’轮刀砍死守门将,遂开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领兵杀入城,以讨国贼!’”由于刘备不愿乘机入城,转走江陵,魏延寡不敌众,只得逃离襄阳,投奔长沙去了。事虽不成,却表现了他的爱憎分明,见义勇为。赤壁之战以后,关羽进攻长沙,与黄忠交战,长沙太守韩玄因黄忠不肯射死关羽而下令将他斩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是魏延挺身而出,“挥刀杀入,砍散刀手,救起黄忠,大叫曰:‘黄汉升乃长沙之保障!韩玄残暴不仁,轻贤重色,今杀汉升,是杀长沙百姓也!愿随者便来!’”接着又“直杀上城头,一刀砍韩玄为两段,提头上马,引百姓出城,投拜云长。”(卷十一,《黄忠魏延献长沙》则)这两次关键时刻的“亮相”,一因刘备仁德,二为长沙百姓,都可以说是情词慷慨,正气磅礴,因而一呼百应,大得人心。读者从这里看到了魏延过人的见识和胆略。

    其次,魏延出生入死,英勇善战,为刘蜀集团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蜀集团的全部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刘、关、张桃园结义,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到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为止,是其草创和奠基阶段。在这二十四年中,刘蜀集团虽然初露头角,但是,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可靠的战略基地,也没有总揽军政的帅相之才。因此,刘备虽枭雄而无所展其志,关、张虽骁勇而无所用其长,屡遭挫败,飘若转蓬,只得寄人篱下,依附刘表。从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大战,到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是刘蜀集团立国和发展的阶段。在这二十七年中,刘蜀集团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策提出的战略方针,夺荆州,占益州,力量大大增强,与魏、吴鼎足而立。虽然荆州得而复失,刘、关、张先后弃世,但由于诸葛亮的卓越努力,国力基本保持稳定,而且对强大的魏国一直保持进攻的态势。从建兴十三年(235)蒋琬为大将军,掌握蜀汉军政大权,到炎兴元年(263)后主刘禅投降邓艾,是刘蜀集团衰落和灭亡的阶段。综观这三个阶段,第二阶段显然是最有声有色的。而在这一阶段中,蜀汉的开国大将关羽、张飞、黄忠、马超、赵云,即小说中的“五虎大将”,都先后亡故,只有魏延一直奔走疆场,贯穿其始终。试看关系到蜀汉命运的几大战役——夺取益州之役,争夺汉中之役,南征之役,北伐之役,魏延总是甘冒矢石,奋勇当先。他或者与黄忠为伍,或者与赵云配合,或者独任先锋,总是冲劲十足,壮心不已。这里随手举出几个例子:

    (诸葛亮出师南征)令赵云、魏延为大将,总督军马……(卷十八,《孔明兴兵征孟获》)

    (诸葛亮出师北伐)唤诸将听令:前督部,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卷十九,《孔明初上出师表》)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乃令魏延、姜维作先锋……(卷二十一,《诸葛亮六出祁山》)

    魏延为刘蜀集团南征北伐,东挡西杀近三十年之久,确实可谓劳苦功高。

    第三,魏延颇识兵机,智勇兼备,在刘蜀集团出类拔萃。刘备手下的几员大将,关羽喜读兵书,颇有谋略;张飞粗中有细,时有妙计;赵云、黄忠用计不多,马超则只能算一勇之夫。魏延呢?在他年轻气盛的时候,也是以冲锋陷阵、斩将搴旗为能事;随着战争经验的日渐丰富,他对于战争艺术逐步加深了认识,用计献策的能力也就大大提高了。如卷十九《孔明祁山破曹真》则写到,诸葛亮骂死王朗之后,命赵云、魏延当晚去劫魏寨,赵云不假思索就要执行命令,魏延却提出:“曹真深明兵法,必料我乘丧劫寨,他岂不提防也?”当然,诸葛亮对此早有安排,但魏延的发问,表明他的确不同于一般的纠纠武夫,而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大将了。更为难得的是,魏延不仅能对战役性、战术性的行动思谋用计,而且能对关系全局的战略方针独抒己见。当诸葛亮出师北伐,魏国派驸马夏侯懋率领大军迎敌之时,魏延向诸葛亮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计策:

    夏侯懋乃膏梁子弟,懦弱无谋。可赐精兵五千,直取路出褒州,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十日之中,可到长安。夏侯懋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矣!所弃粮草,足可为用也。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若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而可定矣。(卷十九,《赵子龙大破魏兵》)

    这个建议,知己知彼,大胆精明,确实是一条难得的妙计,一个值得重视的战略设想。因为在魏蜀的抗衡中,蜀汉国小兵寡,力量单薄,经不起同魏国打消耗战;而且秦岭险峻,易守难攻,道路崎岖,粮食给养难乎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出奇制胜,才有可能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夺取根本性的胜利。相比之下,关羽、张飞等人的计谋仅仅是战役性或战术性的,只有魏延从战略的角度提出过如此重大的决策,这不能不说是他的过人之处。

    可惜的是,诸葛亮却以“此非万全之计”为理由,否定了魏延的计策,甚至连让魏延试一试也不干,而主张走陇右大路,“依法进兵”。这样,就放过了有利的战机,使本来手忙脚乱的魏军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得以调整部署,而蜀军则不得不在陕甘的山区地带与魏军打阵地战、消耗战,劳师数载,无功而返。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事后评道:“诸葛亮平素谦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地理;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由此可见,魏延的主张是正确的,至少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正因为魏延有上述这些长处,刘备对他非常器重。请看:

    (刘备进位汉中王以后)令魏延总督军马,守御东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卷十五,《关云长威震华夏》)

    (刘备亲率大军伐吴时)命丞相诸葛亮保太子,守两川;骠骑将军马超并弟马岱,助镇北将军魏延共守汉中,以当魏兵……(卷十七,《范强张达刺张飞》)

    看来,刘备这位“世之枭雄”一直把魏延当作方面之才来重用,不愧为开国之君,巨眼识人,善用其长。

    魏延的才干、智勇和功勋是无可怀疑的了,那么,他究竟背叛蜀汉没有呢?

    众所周知,魏延是在诸葛亮去世以后,与丞相长史杨仪发生火并时失败被杀的。对此,《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得十分清楚:

    (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魏延的意思很明白:第一,诸葛亮虽然去世,但北伐事业不能中断,应当由他继续“率诸军击贼”。这虽然有自视甚高,对诸葛亮死后的困难估计不足的成分,但与“背叛”二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第二,论地位,论威望,都应当由他负责统率全军,现在却要他听从一向与他水火不容的杨仪的号令,他心中实在不服。但是,这与“背叛”也根本不能划等号。

    如果魏延当时真的要背叛蜀汉,他可以有三种选择:其一,率领本部在前线倒戈,投降司马懿,这是易如反掌的。其二,屯兵不动,等杨仪率大军撤退以后,割据汉中,独树一帜,观望形势,待价而沽,如同当年的张鲁一样。凭着他多年镇守汉中的威望和实力,这也是不难办到的。其三,重施刘备夺取刘璋地盘的故伎,制造借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回成都,篡夺蜀汉政权,然后再来对付杨仪一军,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魏延并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条路,他仅仅主张由杨仪等人护丧还葬,而由他率军继续北伐,不要“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其心洞然可见,哪里是要反叛呢?

    当杨仪不理睬魏延的主张,径自率大军南撤之时,魏延长期郁积的对杨仪的不满爆发了。在盛怒之中,他率兵抢先南归,与杨仪争相上表朝廷,互相攻击对方为叛逆。最后,双方在南谷口刀兵相见,魏延失败,被马岱“追斩之”。所以,陈寿在《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中做了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

    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但是,不管怎么说,像魏延这样一个身经百战,勋劳赫赫的大将,在矢石交飞的战场上迭经风险而不死,到头来却死于“自己人”的刀下;这还不算,当马岱提着他的头去报功时,狷狭阴狠的杨仪竟然“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这实在是一场悲剧!

    这场悲剧的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我认为,主要责任应该由魏延自己承担。对此,《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得也十分清楚:

    延每随(诸葛)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

    看来,魏延是一个刚强威猛,颇有点自高自大的人物,既有勇于任事、不畏艰难的优点,也有桀骜不驯、任性而行的缺点。在蜀汉立国之前和建国之初,上有刘备这个雄主统驭,左右有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大将并立,魏延还不可能目中无人,他的缺点较多地受到控制,而他的优点则较好地得到发挥,在无数次的拼杀鏖战中建立了累累功勋。随着刘、关、张、马、黄、赵等人相继谢世,诸葛亮独力支撑蜀汉大局,魏延成了开国元勋中硕果仅存的大将,地位越来越高,资格越来越老。这时,他那刚而自矜、目中无人的毛病就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了。他以西汉王朝的开国元勋韩信自许,一心要自领一军,与诸葛亮分道而出,建立吞强魏、复汉业的盖世奇功。而且,他也确实提出过直出褒中,奇袭长安的妙计。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他的妙计,对他分兵的要求也总是“制而不许”。这就使他常常感到不那么得志,对诸葛亮颇有牢骚,甚至认为诸葛亮过于胆小,“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只是由于对诸葛亮心存畏惧,他还不得不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同僚们对他处处让三分,惟独杨仪却偏偏不买他的帐,老是同他争长论短,这当然要引起他的不快,久而久之,双方竟“有如水火”。“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因此,当诸葛亮病逝,由杨仪统兵撤退,要他断后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不满的情绪,竟然失去了理智,忘记了大敌当前,三军新失统帅,亟需加强团结,稳定军心,却非要同杨仪见个高低。不管魏延可以举出多少理由,这种先小忿而忘大局的行为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当然也是不得人心的。所以,尽管他一向“善养士卒”,到了这个时候,却是“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魏延传》)魏延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带着儿子逃跑,终于丢了老命。半世威名,毁于一旦,铸成了千载悲剧。

    魏延死后七年,即后主延熙四年(241),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

    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

    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

    这段赞语,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惜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所以,人们有理由说魏延并未背叛蜀汉,但也同样有理由说他的悲剧是咎由自取。

    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魏延善始而不能善终的悲剧,身为统帅的诸葛亮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首先,诸葛亮对魏延的使用确实不像刘备那么放得开手。刘备在世时,虽然手下良将众多,却一直把魏延视为特达卓异之才,委以方面之任,让他长期镇守汉中,屏障益州,可谓用之不疑。而诸葛亮呢,尽管北伐时良将寥寥,可与魏延颉颃者几乎没有,但他对魏延总是不那么放心,既不认真考虑魏延的重要建议,也不愿让魏延分兵而进。这种颇有保留的用人态度,自然要使心高气傲的魏延感到不快,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可悲的是,诸葛亮与魏延并无私怨,他的忠诚勤谨、光明磊落、严于律己、赏罚公平,都是举世公认的;他也比较注意选贤任能,培养了一些人才。但是,可能正是由于他律己甚严吧,他在衡量和使用人才时,不知不觉地比较偏爱那些稳重温驯、谨言慎行的人;而对那种颇有才干而锋芒毕露的人,对那种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对那种好提意见时有牢骚的人,总是不那么喜欢,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长处,对魏延就是如此。对于最高统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性,也是诸葛亮不及刘备之处。

    其次,在处理魏延与杨仪的矛盾问题上,诸葛亮虽然“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三国志•蜀书•杨仪传》),却一直未能采取妥善措施,眼看着二人由日常意气之争发展到尖锐对立,“有如水火”的地步。尽管他在主观上“不忍有所偏废”,但由于魏延常在前锋迎敌,而杨仪一直在身边办事,对二人倚重的程度实际上还是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临终之时,如果把魏、杨二人叫到一起,晓之以大义,托之以后事,二人的矛盾即使不能涣然冰释,至少也可以暂时缓和一下。遗憾的是,诸葛亮仅仅把杨仪、费祎、姜维等人找来安排后事,却把魏延排除在外,只是留给他一个“断后”的命令。既然魏延身为第一号大将,这样做显然是不大妥当的。魏、杨矛盾的激化,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今天,我们越是敬佩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就越是为他没有处理好魏延问题而惋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魏延的悲剧多少反映了蜀汉政权人才不盛,难乎为继的悲剧。

    罗贯中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时候,以大开大阖的气魄,雄健恣肆的笔力,立主脑,理线索,“据正史,采小说”,刻意经营,从容布局,完成了这部划时代的巨著,表现出极高的才能。

    但是,在塑造魏延形象时,罗贯中却陷入了难于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必须真实地再现历史上的魏延形象,既不掩其大功,也不隐其过失;另一方面,作为诸葛亮的热烈崇拜者,他又实在不愿意表现诸葛亮在处理魏延问题时的失误。通观全书,我们时时可以感觉到罗贯中左右为难的心理。

    在《演义》中,对魏延的描写大部分符合史实,而且比史书记载更丰富,更具体,更生动。书中有关魏延的许多情节,或者是历史上的魏延实有的,或者是魏延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有的,作者一一写来,把魏延的形象塑造得比较丰满。如像书中对魏延加入刘备集团的经过的描写,就是史书上所没有的;罗贯中通过魏延襄阳斥蔡张、长沙救黄忠这两个虚构的情节,较好地表现了魏延爱憎分明、敢作敢当的性格。又如书中叙述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曹)操令来日进兵,出斜谷界口,再复中原。忽当道一军摆开,为首大将乃魏延也。操招魏延归降,延恶言大骂。操令庞德战之。……延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马。……操带伤,又折却门牙两个……(卷十五,《曹孟德忌杀杨修》)

    魏延严词拒绝曹操的诱降,表现了他对刘备集团的忠诚;一箭射伤曹操,这个功劳更是非同小可,刘备集团还没有其他人直接杀伤过曹操呢!其实,这段绘声绘色的描写也不见于史书,但它却有助于表现魏延的英勇善战。

    再如,当诸葛亮病危时,司马懿命夏侯霸去探虚实,诸葛亮命魏延退敌,书中写道:

    魏延遂上马,引兵出寨时,夏侯霸见了魏延,慌忙引兵而退。延奋赶二十余里方回。(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

    这说明,即使在这样危急的时刻,魏延压根也没有想到背叛蜀汉,投降曹魏。

    类似的情节还可以举出一些。这些描写,充分表现了罗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

    可是,且慢!这样写下去,读者岂不是会觉得魏延最后被杀太可惜了吗?岂不是会认为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够妥当吗?罗贯中对诸葛亮实在太热爱了,他一心要把诸葛亮塑造为十全十美的完人,决不愿意让诸葛亮形象蒙受任何损害。于是乎,他煞费苦心地虚构了许多情节,以便说明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具有先见之明。然而,这些情节往往不合情理,非但不能给诸葛亮增添光彩,反而有损于他的形象。试看:

    当魏延救了黄忠,献出长沙以后,“玄德敬之”,诸葛亮却“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卷十一,《黄忠魏延献长沙》)。刘备急忙劝阻道:“诛降杀顺,大不义也。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何故杀之?”诸葛亮便说出了他的理由:

    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卷十一,《孙仲谋合淝大战》)

    诸葛亮这段话影响很大,其实却是似是而非之谈。在那个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兵微将寡,又没有地盘的刘备,要想成就帝王之业,必须延揽天下英雄,包括欢迎从对手营垒投顺过来的文武人才。如果把投奔自己的豪杰斥为“不忠不义”,岂不是闭塞贤路,自陷孤立?按照诸葛亮的这个逻辑,法正食刘璋之禄,居益州之地,却背弃刘璋,千方百计地帮助刘备夺取益州,其“不忠不义”之“罪”比魏延大得多,岂不更该杀头?但法正却被刘备倚为谋主,后又任尚书令,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这该如何解释?此外,老将严颜不仅自己投降了张飞,还招降沿途关隘四十五处,比魏延献一个长沙厉害得多;张翼在雒城绑缚刘璝,迎降刘备,比魏延杀韩玄做得更绝;益州将领归降刘备者还有不少。请问,他们该不该全部斩首?诸葛亮对这些人一概欢迎,为什么对魏延却要特别苛刻呢?至于所谓“反骨”云云,更是荒诞不经之言。通观《演义》,诸葛亮并无相面之术,为何一见魏延便可断其忠奸?而且关羽引魏延来见刘备时,并未免胄,诸葛亮怎么能从他那戴着铁盔的头上一眼就看出“脑后有反骨”?离开了细节的真实,这句话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尽管魏延并无二心,诸葛亮却一直想除掉他。当诸葛亮在上方谷埋下地雷,布下干柴时,命魏延将司马懿父子诱入谷中,又叫马岱垒断谷口,企图将他们全部烧死。由于天降大雨,司马懿父子得以逃出,魏延也幸而不死。这时,诸葛亮却翻脸不认账,反而责怪马岱把魏延堵在谷中,要将马岱斩首(卷二十一,《孔明火烧木栅寨》)。这些情节,把诸葛亮写成了心术不正,坑害部下的小人,更是大大的败笔。

    最后,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情沉重时,祈祷北斗以求延年益寿。这本来就是徒劳无益的事,罗贯中却把它写得煞有介事,使不忍心看到诸葛亮去世的读者产生几分希望。眼看只差一天就要成功了,哪知魏延却入帐报告军情,因“脚步走急,将主灯扑灭。”(卷二十一,《孔明秋夜祭北斗》)这样一来,诸葛亮之死也成了魏延的罪过,不要说“姜维大怒……欲斩魏延”,就连热爱诸葛亮的幼稚的读者也不禁会将满腔愤怒倾泻到魏延头上,认为魏延确实该死。罗贯中写到这里,可能自认为是得意之笔,而今天的许多读者却反而会替魏延抱屈。

    由此看来,在描写诸葛亮与魏延的关系时,罗贯中摇摆于两条原则之间:一条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另一条则是“为贤者讳”的儒家行事原则。遵循前者,他的笔通常是婉曲自然,游刃有余的;而囿于后者,他的笔有时又运转不灵,力不从心,苦心虚构的某些情节并不具备浪漫主义想像的美感,反倒是违背现实主义的败笔。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罗贯中创作思想中的矛盾。

    总之,我认为,罗贯中在塑造魏延形象时,其创作意图是游移不定的,倾向性也是不够鲜明的。他似乎是在按照两条平行线来描写人物的:一条是用大量情节表现魏延的智勇功勋,另一条则企图证明魏延确实背叛了蜀汉和这背叛的必然性。罗贯中无法使二者水乳交融,因此,他笔下的魏延形象,尽管在某些方面是丰满的,但其性格却显得不够统一。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乃是他对诸葛亮形象的某种绝对化。

    诚然,罗贯中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从总体上看是相当成功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在处理魏延形象时,罗贯中对诸葛亮的失误也是处处回护,苦心文饰,这样就使他在某些地方离开了清醒的现实主义,不能像塑造曹操、关羽、张飞等形象时那样,在忠于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取得较大的创作自由,多侧面、多层次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其结果,欲益反损,产生了一些作者始料不及的副作用。从这一创作上的成败得失中,我们不是可以领悟到某些艺术的辩证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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